《黄书》七篇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首篇《原极》为全书之纲，论圣王严华夷之辨是效法天则；其余六篇，分题论述，《古义》说立国遵古；《宰制》讲军区设置；《慎选》言慎重选举；《任官》明任官勿疑；《大正》申廉正之风；《离合》阐治乱交替。七篇相合，成为一套完整的治国方略。
船山之作，向称古奥，《黄书》之晦，又居诸书之冠，译此典籍，颇感吃力，笔路蓝缕，疏漏必伙，切望海内外方家指陈得失，幸甚至哉。
（万意）
华夷有别［原极第一］
圣人审物之皆然而自畛其类，尸天下而为之君长，区其灵冥，湔其疑似，乘其虫壤，峻其墉廓，所以绝其祸而使之相救。故曰，圣人与天地合德者，岂虚获哉。
且让我们看看天地最初生成的场面，实在是极其伟大的啊！浩浩荡荡，产生了金，用以为凿；产生了木，用以支撑；用土厚载，用火焚烧，用风吹拂，用水浸润。这些元素彼此孕育繁衍，成就万物，有时它们相连相聚，有时它们解散分离，因此，天地之德畅行在空间上没有疆界，畅行在时间上没有穷尽。
然而，天地却要自然万物清理各自的族系，区分彼此之间的界限，建立它们的等级，各自回到自己的区域，由此可知，天地的思虑是多么的周到，防范又是多么的严密！所以，山中的鸟类脚趾之间相隔得比较宽，水中的鸟类脚趾有蹼，飞乌惯于横向仄击，走兽惯于纵向用力，水田耕作宜在南方，带霜耕作宜在北方，这并不是要它们分散，故区别为大的类别，而是自然的情势使它们不能相济，才断绝它们的互相残害。
所以，圣人洞悉万物都是如此，才对天下人也采用区分种族的方法，限定自己种族的生存区间，主宰天下，成为君长。区分臣民的聪颖和愚钝，清除那些不可靠的分子，修治被破坏的屋字，加高城防，以此杜绝外来的灾祸，同时使自己种族内部可以相互救护。所以，我们说“圣人的品德和天地相合”，这哪是一句空话呢？
人和万物，都有阴阳，都有饮食、起居，但是，人不能不隔绝万物。□□和□□（当为“华夏和夷狄”，此类缺文还有多处。因为此书虽写于明，却在清朝流传，因此，刻书人不得不有所避忌），都有骨骼和耳目鼻口等七窍，都有群处者和独居者，华夏之人不能不隔绝夷狄，这是为什么呢？——人类如果不能自防以绝万物，那么上天的纲纪（天维）也就破坏了；中国如果不能自防以绝异族，那么大地的纲纪（地维）也就破坏了；天地给人判定界域，人如果不能自防来排摈奸党，那么人的纲纪（人维）也就破坏了。所以，天维、地维、人维，是天地之间的三条最高原则。
当初，周朝衰败的时候，君臣的告训被废弃了，讽刺世道的国风雅诗渐渐产生，镐京（陕西西安）被异族攻陷，王室被迫迁徙到东部（河南洛阳），周天子的名号和祭把的仪式虽然存在，但是纲常秩序却被破坏了。诸侯为私利而结盟，小国渐渐被兼并；因此，各小国的臣民，每天都为亡国而忧愁。
但是，孔子所深刻考虑的却不在诸侯的兼并，他撰为《春秋》，阐明王道，视中原华夏为一家，戎狄则为外邦异族。对怀疑华夏正统地位的人，要使他们改变态度，最终招附他们；对居处边远的外族，则把他们看作地位低下的人加以摒斥。
周朝的衰亡，并不是因为匈奴、吐蕃、契丹、鞑靼等大种族从外部进逼，像陆浑（春秋时迁居河南伊川县的民族）、吾离（古部族名）、允姓（古部族名）、侨如（古部族名）等小种族，远抵不上中原地区一座大都市的人口。燕地的北部边疆，秦地的西部边陲，也 并非从早到晚都忙于防御外族的入侵。
齐桓公（名小白，春秋齐国国君，五霸之一）为了葵丘（河南兰考）会盟，称霸诸侯，而责楚国进贡包茅；晋文公（名重耳，春秋晋国国君，五霸之一，在位九年）与楚国争霸，而有隧道之请，周天子的地位权柄已受到威胁。但是，孔子始终不忧虑这些，而以明王道、内中夏、外夷狄作为重心，其原因是什么呢？
周文王、周武王的兴起，早上还是诸侯，晚上就成为君王，沿着唐尧、虞舜、夏朝、商朝的旧制，建立了许多诸侯之国，各国树立了君长，其山河关塞与蛮夷相接的地方，仍然是天下从前的情况，始终关注着夷狄的发展壮大，怕它们进行挑衅。一些处于荒远地区的诸侯国，以弱小抵御强大，总会遇到被形势所迫、独力难当的情况，这些问题，未尝不在君王的心中时时系念着。
一位君王，统治万国，挥动手中的鞭子，即可役使整个天下，却无人敢和君王分享功名，圣人难道没有这种人之常情，不愿意达到这一目的吗？但是，华山、黄河以西由周公姬旦（周文王之子，辅佐武王灭纣建立周朝）分管，函谷关以东，由召公（姓姬，名奭，周的支族，因封地在召，故称召公）代治（译者按：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载：“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疑船山所言有误）。五等诸侯（公、侯、伯、子、男），九州（冀、豫、雍、扬、衮、徐、梁、青、荆）长官，军政首领，纵横交错，分区治理，使他们能控制大国，扶助小国，互相牵连，所以即使是偏僻荒远之地，也没有被孤立的危险。君王调动国家，如同活动自己的臂膀、灵活自如，因而，周朝的圣德之君，能有效地保护神州、排除异族干扰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思想没有松弛，权力也没有削弱。
周夷王（姓姬，名变，周朝第九代君王）、周厉王（姓姬，名胡，周朝第十代君王，为政暴虐，在位三十四年被逐）以后，诸侯首领不眼节度，王朝法纪遭到破坏，同姓诸侯连年开战，对外防御大大削弱。因此，孤竹国（古国名，在今河北抚宁到辽宁朝阳一带）逼迫燕国，淮夷族（古族名，周朝淮河南北近海的夷人）困扰杞国（周朝诸侯国，似姓），瞒（春秋夷狄国名，今山东济南一带）、羲渠（古西戎国名，在今甘肃合水，泾川等地。译者按：羲渠侮齐，不见上书记载，且西戎与齐，相距甚远，疑船山所记有误）欺侮齐国和宋国（子姓，都城河南商丘），进而侵凌黄河、渭水一带。
虽然此时天子衰弱，不能命令诸侯，但诸侯中的强者仍能奋然而起，南征北战。齐桓公斩杀令支（春秋时西戎的属国，今河北迁安一带），践踏卑耳山（山西平陆），秦穆公讨伐西戎（古中国西北异族的总称），拓地千里；晋国消灭潞氏（春秋时赤狄别族建立的小国，在今山西潞城县），戚震一方。他们公开宣扬自己的武力，张扬赤系神州的大旗，左征右伐，开疆拓土，虽然不能和周朝圣王把握三维（天、地、人）总揽天下的魄力相提并论；但是，孔子还是要褒扬奖掖他们，为的是逐渐控制住灾祸的蔓延，避免天下败亡。因此，周天子把盛祭品的俎、雕饰彩绘的彤弓赐给齐桓公和晋文公；任命随会（春秋晋人士会，受封于随、故称随会）做官，颁发给他祭祀时穿的礼服礼冠；祝贺秦穆公的功业，送给他可以号令三军、吊民伐罪的金钲和战鼓——周天子这些逾礼的做法，并没有受到孔子《春秋》的讥讽。因此，《孟子·离晏》说：“春秋时代圣王的业绩消歇了，所存的只是齐桓公、晋文公为首的五霸的业绩，这段历史的赏罚褒贬本应由周天子做出，但是孔子已将它蕴含在《春秋》这部书的文字中了。”这段话实际上肯定了五霸（齐桓公、晋文
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的贡献。
奠定三维的基础，推尊中国的核心地位，智慧可以通达天地，心中思考着未来。秋天的寒露刚刚凋落树叶，就要保护好场圃的庄稼、蔬菜；少许云朵在秦山上空聚集，就要筑牢大堤以戒备洪水；一向不喜欢戴帽子的吴国一谈起喜欢帽子，晋国就忙于戒备吴兵的入侵中原；杞国人一用夷礼，就会忘记自己是神禹的子孙……这些故事没有一件不是说要预先警惕事变的萌芽，率先安定自己周围的环境。因此，以个人的智慧征服天下，保护同类的人可以做君长，能护卫好群礼的人可以任高官。
因此，圣人首先号召百姓以显示自身的尊贵，并且要始终保持住这种独尊的地位，匡正和防备最终的紊乱，以使把独尊之位传给子孙，等待着后来的圣贤，或用禅让的方式，或用父子直接继承的方式，或可用取代昏君的革命方式，转移王位；但是，唯独不能让夷狄介入其中。圣人获得独尊地位后，才可能培植弱小，搀扶冻馁，表扬高尚的品德，贬斥败坏的渣滓；并且用加冠、成婚、饮酒、射箭等一整套礼仪教化百姓，用丧礼祭祀的仪式悼念死者，用等级制度区分尊卑，用刑法杀戮、征战讨伐整肃天下。这样，清明之气就会充溢，血胍就会强盛，外物不能冒犯人类，凶邪不能侵犯吉祥。再用宏亮的音乐使人和悦，用嘹亮的歌唱使人舒畅，于是，礼乐并兴，神人相和，麟凰龙龟同时来臻，朱草（红色的瑞草）醴泉（甘美的泉水）相继出现。
黑蚂蚁也是有君长的小动物，蚁后会下令加固洞穴口的土壤，如果红蚂蚁、白蚂蚁窥视它们的洞口，它一定会率领部属，咬死来犯者，直到来犯者远离其洞穴、互不干扰时为止。因为，统治蚁群的蚁后，也要有办法保护蚁群才行。
做君王的没有对王位能否代代相传的危机感，没有对华夏居中原和夷狄处八方的明确区分，却只知道自身的尊贵，惹得天下怨愤，属国叛离，相互猜忌，中原疲弱，仍然要保其尊贵，苟且偷安，贪天之功，灾难临头无法阻止，外物威胁无法抵挡，不能给子孙以生存的幸福，不能给臣民以有效的保护，这就是王道的泯灭断绝，也是孔子《春秋》中最为痛心的事情。
治国有道［古仪第二］
若乃天命去留，即彼舍此之际，无庸置心，要以衣冠为带之伦，自相统役，奠维措命，长远丑孽者，实以为符，得人而遂授之。
自从炎帝的德政衰败之后，轩辕黄帝的时代就开始了。他忧虑天下面临的危险，铸造了戈、殳、戟、酋矛、夷矛等五种兵器，诛杀铜额、甭除飞沙（铅额、飞沙，指蚩尤兄弟）。在涿鹿山（河北涿鹿县）擒杀蚩尤（古中国九黎族部落首长）后，黄帝封存兵器，创造文字、音乐、巡狩迎瑞，定都建国，凤凰来集，良臣人梦，建立上万个诸侯国，他的子孙陆续登上帝王之位，到刘邦建立汉朝，一共经历了五姓、一百一十七位君王，这实在是极其伟大的功业啊！他何尝有把帝王之位当作私有物以留给子孙后代之心呢？
但是，上天仍不停止这种恩赐，继续给予神灵的维护，这是因为黄帝立下的良法美意，留传后代，一直没有丢掉，天下百姓衷心拥戴，一定要得到这种君王才感到有所依靠。所以，尽管多次遇到改朝换代，但最终却不能丢掉炎黄子孙，到外族去寻求宗主。追寻一下炎黄子孙长期统治天下的道理，是建立了中国，以阻止异族的干扰。
至于遇到天命改变、帝位交替，舍此就彼的时候，就不要放到心里，而要让中原文明之族自己统治自己，奠定天下的大纲，保住国家的命运，永远排斥恶孽的异族，以实印作为信物，得到合适的人选就授给他。但是，天帝之所眷顾，百姓之所怀念，如同游丝，如同胶汁，绵绵不绝，长久保持这种情况，实在是民意所求而天意暗助的缘故啊！
到了孤立的秦朝，君王治国的法度沦丧，秦王只想把整个天下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时时猜忌，唯恐强悍有力者早晚崛起，仿效自己，抢夺君位。因此，他对有能力的人一律剪灭，有机谋的人一律打击，有实力的人一律削弱，君王之下的大臣不能拥有一点土地，亭长（秦汉时掌管十里地治安诉讼的下级官员）、邑宰（县令）等官员不能私藏一点财富。秦王想用这种方法巩固自己的大业，长久保持一姓的至尊地位，但是失败却随即到来。由此而言，见识浅薄，不立藩国，拱卫中原，辅助华夏，岂不是错误的吗？
汉朝有鉴于秦朝的弊端，兼用古制与秦法，为百年大计建立强干弱枝的藩国，虽有自创之特色，却大都暗合古制，受封侯王及封邑贵族，兼有几座城市和大量户籍，他们铸造兵器，储备粮草，不受中央禁令和约束。因此，长沙王可以对付三粤（广东、广西、福建）夷族侵扰，而燕王旦（汉武帝之子）受封的诏令中，对防备遏制薰鬻氏（古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即匈奴）之事再三叮咛，汉景帝、武帝以后，用推恩法（即把诸候王的封地分给没有继承王位的子弟，明施恩惠，暗削实力）削减诸侯王的实力，借口耐金（汉代宗庙祭祀，诸侯助祭所献的黄金）不纯，免去大量侯爵。虽然诸侯辅佐中央的力量削弱了，但是，任命大将出征，派遣使者，却可以随意增减，控制军队。而且，调兵的虎符（古代调兵的信物，汉代用黄金铸造）、铜竹（铜制的竹管形信物）虽然掌握在皇帝手中，但是却特别看重刺史（督察郡国的官员）、太守（管理一郡政事的官员）对军民的部署。所以，元帝（刘奭，宣帝子，开汉代宦官干政之先河，在位十六年）、成帝（刘骛，元帝子，在位二十六年）之际国运衰退，安帝（刘祜，章帝孙，在位十九年）、顺帝（刘保，安帝子，在位十九年）之时国势日弱，但远能斩楼兰（汉西域城国，在
今新疆罗布泊西，昭帚时传介子杀其王安归）、郅支（匈奴单于名号，名呼屠吾斯。元帝初叛汉，反被陈汤攻杀）国王之首，击败乌桓（中国古代民族）、羌部（中国古代西部民族）。即使是王莽（字巨君，元帝皇后的侄子，篡汉自立，在位十五年被杀）篡夺了西汉，曹丕（曹操次子，代汉称帝，在位七年，庙号文帝）在许都（河南许昌）篡了东汉；但是，继承两汉正统的仍然是南阳的刘秀和益州郡（即益州，在今四川）的刘备，他们都是刘氏的子孙。
西晋司马氏失算，让羌胡居于塞内，召来他们造成祸乱，中国颓堕，井非没有自身的原因。而八王分治各州，各有自己的君长，各有自己的百姓，根基犹在，所以琅琊王司马睿（东晋元帝，早年袭封琅琊王，在位六年）仍然能延续下去。假使本身涣散疲弱，州郡没有可以凭借的力量，五胡十六国的兵马精强，绝非江东所能匹敌的。
六朝（东吴、东晋、宋、齐、梁、陈）文弱，全不值得记载、凭借遗留的法令、国力，仅能支撑六朝政权在江东一隅存在二百七十年。如果六朝懦弱的君主），时时害怕自己孤立衰弱，把大权旁落作为自己最大的忧虑，那么用不到十年，石勒（十六国时后赵的创立者，在位七年）、苻坚（十六国前秦世祖，在位三十三年）、拓拔焘（北魏太武帝，庙号世宗，在位二十八年）等异族就早已横渡长江了。
因此，天下的形势，有合的时候，也有分的时候；有扩张的时候，也有收缩的时候；有放任顺应之时，也有强彼固此之时。所以说，大一统不能分割，只能因势利导。天下有乐于成功的趋势就使它成功，天下出现有利的趋势就利用它的大势。如今，天下让强悍的勇士柔弱下来，将纵横八方的人才聚集起来，迫使他们统统去务农，那么国家的实力就没有了；扶持老实谨慎的人，帮助软弱的人，让他们去当兵，那么军队只有个名义，而没有实际的战斗力了。只有其名，而无其实，则会忘掉自身的脆弱，也丧失了自己的立足点。宰割万物，专营私利，放纵自身，大权在握，不给臣下权利，也不强化地方力量，这样，一些可以用来治理天下，拯救灾难的措施，便已荡然无存了。这是仁人所以痛心，而俗儒用以欺世盗名的事啊！
唐朝没有夏、商、周三代的方伯（一方诸侯之长）、连帅（十国诸侯之长）对中央政府的援助，也没有仁爱百姓的重大谋划和组织百姓、巩固国家根本、清洹族类、抵御外侮的重要谋略。他们窃取了寓兵于农的旧制，强行合并兵农，分设府兵（一种兵役制度，创于西魏，盛行隋唐），出征作战和守卫京城，只听中央命令。这种府兵制的弊端，本来只要经过几代君王，就会迅速导致国家的败亡；可是，一直到了天宝（唐玄宗年号）年间，祸乱才爆发，这难道是因为府兵制败亡的时间来得特别晚吗？
追溯府兵制残存的轨迹和它的兴衰，盖府兵制之坏自藩镇之祸起。原来从西州（唐州郡名，约在新疆吐鲁番和鄯善一带）沿着北庭（唐代六都护之一，辖盐、治等府州）直到辽河以东，都设置了都护（唐代统辖边远诸国的官员）、都督（官名。唐代边防重地的都督加赠旌节，称节度使），他们都可不按内地的方法，可以根据边地具体情况独自采取相应措施。因此，唐代前期的一些功臣名将，如李勣（唐曹州人，原名徐世勣、功封英国公）、薛仁贵（唐绎州人，骁勇善战，封平阳郡公）、王忠嗣（唐代郑人，屡立战功，任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节度使）、郭元振（唐贵乡人，武后时任安西大都护、金山道行军大总管）等人，率皆擅专赏罚，不必受朝廷制约，精选兵马，审察用兵时机，大量搜刮民间财富，待部下犹如奴隶，直至侵吞公物，
也不加追问。
这种局面发展下去，节度使的权力便不可控制。他们倒行逆施，割据称霸，导致五代（唐宋之间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形成，则是事情发展的必然趋势，如同回旋的水流，受阻后腾涌飞溅，反而倒流起来。然而闰位（古人指非正统的帝位）交替，图识（符命占验之书）屡改，石敬瑭（后晋的建立者，他原是后唐明宗之婿，后引契丹兵灭后唐，受契丹册封为晋帝，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自称“儿皇帝”，在位七年）的后晋向北方契丹献媚，妄图依靠契丹丑类，称霸中原；但是，并州（古州名，据今山西大部地区，治晋阳）的晋阳却久攻不克，契丹多次失利，最终仍归中国统属，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强大的凝聚力了。
北宋凭借臣子之位，陡然兴起国运，由于所得出乎意外，因此君王常常惊恐难眠。赵普（河南洛阳人，辅佐赵匡胤建立宋朝，官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器量狭小，窃居相位，鼠目寸光，得过且过，猜疑大臣。于是，他纵恿赵匡胤借杯酒以解除石守信等大将兵权，说是维护君臣之间的和睦；借《论语》以装潢门面，托孔子之言讨好下属；削掉藩镇权力，中央执掌重兵，改变节度使设置，建立文弱的文官制度；由皇帝总领禁军，老弱充斥兵营，孤立在强敌身边，没有使帝位十世相传的高瞻远谋，宋代就这样放纵文官因循度日，又用繁琐的法令严加防范，结果是一代而衰弱，再一代就要倒下。赵保吉（西夏人，原名李继先，宋太祖时他起兵反宋，被辽册封为夏国王。宋廷招降他，赐姓赵保吉，但他时降时叛）忽降忽叛，刘六符（辽人，庆厉年间，他出使宋廷，越宋廷忙于对西夏用兵，要挟割让关南之地）恫吓割地，他们戏弄宋室朝廷如同牵木偶，却没有人洞察反省。宋真宗在澶州城下，接受盟约（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军深入宋境，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定真宗亲征之策，在澶州立盟，宋每年输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年年增加送给辽国的金银、绢帛。宋廷苟且偷安，推尊大将，建军强国的遗风丧失无余。
狄青（宋汾州西河人，字汉臣。初为卫士，后因骁勇善战，升枢密副使）任枢密副使的重要职位，稍稍有所作为，座位未热，则被指控有叛逆之嫌。因此，天下英雄，个个驻足，世间豪族，人人寒心，不敢再有作为了。
南渡以后，宋室仍然遵奉北宋对武将压抑猜忌之策，蕲王韩世忠（宋延安人，字良臣，屡立破金奇功，孝宗时追封蕲王）、循王张俊（宋成纪人，字伯英，数建抗金大功，死后追封循王）仅能悻存于财货美酒之中，岳飞骤然被害于风波亭（宋大理寺监狱，今杭州小车桥附近），自古以来自折栋梁、自毁藩篱，没有比这一次更厉害了。
无人效力，是宋朝最大的内伤；自相猜疑，给外族以可乘之机。终于使中国败落，大势解体，先是被女真（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吞并，然后被鞑靼（蒙古族之别称）攻灭。中国人拥有着三皇、五帝、大汉、盛唐的疆土，却沦落到被蓄长辫、戴斗笠的异族所统治，政权丧尽，百姓受难，华夏堤防，全部崩溃。百姓经受着空前未有的灾难，这是秦朝首开恶例，而宋朝加以完成啊！秦朝把天下当作私人财产，却有力量控制它；宋朝也把天下当作私人财产，却无力控制它。灾难来得快则灭绝其子孙，灾难来得慢则丧失立国的纲纪，这不仅丧失了自身，也丧失了天地分区建国的最高原则。唉！这是多么可悲啊！
石守信（宋浚仪人，宋太祖即位，任归德军节度使）、高怀德（字藏用，
宋太祖即位，任殿前副都点检）等人，事实上并没有韩信、彭越那种倔强的秉性；他们所拥有之土地，统率之军民，也不及战国齐秦的实力。迫使他们在谈笑饮酒之际，立即交出兵权，也并没有田承嗣、王武俊、李纳（三人俱为中唐叛将）等人的骄横跋扈、不可改变的顾虑。
如果宋朝能够优待这些旧将，同时再培养一批新秀，让他们驻军各地，星罗棋布，犬牙交错，充实内地，连结边地，一方有警，各方救援。这样，即使到了王朝衰落之际，仍可像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至于逃亡海滨，苟延残喘，向海潮乞求福佑呢？皋亭山（浙江杭县东北，宋末，元统帅伯颜驻军于此）赵显（宋恭帝，在位二年）向元军投降；惘州（在广东广州湾口外海中）海中，陆秀夫背著小皇帝赵（宋末帝，在位二年）投水自杀。最终让奇渥温氏（元代帝室之姓）吞并中国，华夏大地成为黑暗地狱，达百年之久！唯其采用愚民之策，私有帝位，只有瓦击那样的狭小器量，装满了就昏然陶醉，如同婴儿极力护卫一块小糕饼，又像是只需灌满肚子即饱足的小堰鼠（田鼠）。傻瓜的愚昧，实在让聪明人感到可笑。
《周易·否卦》说：“时刻想著危亡，要把命运系在根基稳固的桑树上（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有所寄托，国家就可以巩固了；但是，这种寄托，必要选择根基稳固的桑树上。秦朝、宋朝只把国运系在芦苇上，却不知其根已被拔出。所以说：“前事的失败，就是后事的鉴戒（前事之失，后事之师。”）这就是为将来的人说的吧！
地理划分［宰制第三］
圣人坚揽定趾以救天地之祸，非大反孤秦，陋宋之为不得延，固以天下为神器，毋凝滞而尽私之。故易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财。”
要想取得天下而统治天下，必有圣明的君主，使三维各居其位，起用居官任职的贤臣。但即使这样做了，过不了十几代君王，又会有□□□□等少数夷族，凶狡地想毁掉三维，窃取帝王之位，如□所做，他们本来就习以为常，无足责难。而天下人往往安然处之，不觉得奇怪，天地正气遂受到干扰，有时会枯干衰亡，甚至无法挽救。圣明的君王以坚定的立场拯救天地之难，非大反孤立的秦朝和鄙陋的宋朝的旧规恶习，否则不能延续文化的慧命，要把帝王之位作为神宝之器，而不要把它凝滞起来完全视为个人的私物。所以《周易·系辞》说：“君王最宝贵的是王位，守住王位必须善用人才，聚集人才的最佳方式是创造财货。”不能理解天地贞观之道（贞观，澄清宇宙，恢宏正道）的人，是不能懂得这个道理的。
天地的化育生产，人才智勇、物力富饶，二者均足以资助中国的生存，提供足够的防御力量。圣君设立官府治理，以天下为公而私利自在其中，凭借天下的财力而大用天下。所以说：“天不私覆，地不私载，圣人不以一己之私意治理天下。”就是这个道理啊！
如今想统治天下，不如把士兵和百姓分开，专一管理；同时安排藩王辅臣的封域，并予以妥善的节制。
现在从县一级向上，进三级就到了布政使司（官府名。朱元璋分全国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作为总管一个省的最高行政机关），这种用郡县制治理百姓的制度，自秦朝以下就无法加以改变。县隶属于府，府隶属于司，司直接受皇帝之命，上呼下应，就不会产生不协调的毛病。
一府的主管官员，治理他的下属，却不能独自裁决，遇事处理，他会受到同知（太守的副职）、判官、推官（主管一府刑狱）的干扰，而巡抚、总督（俱为一省军政首脑）安处上位，又控制了府的命脉，因此，分司的建置，应当革除。
山东六个府，但分司却有十六个；山西五个府，而分司却有十三个；陕西八个府，而分司却有二十四个；四川九个府，而分司却有十七个，有的是一府的一倍，有的竟是一府的三倍。分司过府则设，有的设的比府还多，没有一个道（古代行政区划）可以兼管几个府的政事。因此，多方制约知府的做法，可以说太紧了。而一府下属的几个县，太守却不能充分加以控制，早晚遇到意外变故，百姓看待太守，如同逃命的兔子对待受惊的牡鹿，根本不会受其约束，这哪能指望他们为天子防守疆土，与城池共存亡呢？魏尚（汉槐里人，文帝时为云中太守，匈奴不敢入其郡）治理云中郡，李广（汉武帝时为右北平太守，匈奴不敢犯境，号称飞将军）驻守陇西（疑当作“右北平”），都能以一郡之地，抵御匈奴单于，是因为他们被赋与重任，均有战守大计的专责与决断权。
因此，革除分司制度，加强知府权力，使知府能完全治理郡务，设推官辅佐太守管理官吏，设武监管理军政。军政和赋役，由府统筹。遇有征发，府按布政使司的计划进行。法令、钱饷、驿站、屯田、水利等事，向布政使、
都指挥使报告结果即可。牵制知府权力，位于知府之上的官员，原是太守的补充，由于形势隔绝，却造成了相互推诿、政事败坏。这犹如厚睫毛、大耳朵，无益于视听，却有损耳目功能。
从府一级以上，管理政务受布政使司领导，管理军务仍为巡抚之责，但要免去巡抚的京官之衔（明代巡抚按惯例兼都御史或副都御史），确定他们的镇守之地，修建驻守要塞，强化他们的威信，挑选劲锐士卒，配置文官武将，资助财物。上述七条具备了，才让他们作为国家的屏障，各自在辖地中作战，邻境相互支援，如此执行百年，再加调整，中国便可回归汉、唐疆界，而根除孤秦、陋宋之大祸。
中国的地域，四战之地用文，山河之塞用武，沙漠用骑兵，竹树茂密的蛮区用步兵，江海用船舰；食麦者勇敢，食稻者聪慧，食杂粮者耐劳；宽阔之土争高地，山区守险；盐碱之地供食盐，水泽之地供米粮，水乡供鱼，赭山供应铸造，山林供给茶叶，边地互卖马匹，运输通道设关收税。其他物产，如连锡、丝（，麻也）、筋鳔（鳔、鱼胶）皮革、蒲条（条，小竹，）、硝黄、翎毛、杉楠、罔桐、拼榈、漆林、苎絮等产地，都应互通有无而各尽其利。大司农（中央政府掌管租税钱谷事宜的机关）没有登记在征收的簿书之上，又不是宫中使者采集的物产，都被恶霸、贪官、豪富所夺，应当把这一切统统征收起来。其中贫瘠穷困不能供应物产之地，也不过占全国的百分之四、五。所以说财物可以资助，劲锐之卒可以挑选，要塞可以修建。
应在河北、山东设一专使，江北、济南设一专使，河南、荆北（荆州以北）设一专使，燕南（河北省南部）、河东（山西省东部）设一专使，关陕（关中、陕西）秦（陕西南部）、陇（甘肃陇山）设一专使、荆南（荆州以南）、江右（江西省）设一专使，江南、福（福建省）、浙（浙江省）设一专使，巴西（四川巴江以西）、泸南（四川沪水以南）专设一使，南赣（江西省南部）、领海（广东省、广西省）专设一使，岭西（五岭以西）、桂（桂林郡，治所今桂林市）、象（象郡，属广西）专设一使，滇（云南省）、黔（贵州省）、洱海（云南大理县东）专设一使。这十一个区域，用武之地有六个，用文之地有四个，当地的犬牙交错、地势险要之地，有的区域占十分之六、七，有的区域占十分之三、四。按照地势的舒缓、曲折、高旷、低湿，各自固守边界，就地取材，搜集军用品，以待边关不时之需。
又，应在畿辅（京师地区）设一专使，左辅（京师左方）设一专使，右辅（京师右方）设一专使，大同（山西大同）设一专使，延绥（陕西延安至山西绥德一带）设一专使，宁夏设一专使，河西（黄河以西地区）设一专使。这七个区域，作战之地占十分之九，内地占十分之一，由大司农用漕运（水道运输）输送内地十五个布政使司的粮食来接济他们。
滑州（河南滑县）靠近黄河，右边是太行山，左边是矩野（山东钜野），俯临河南省的心胸，是一重要地区，河北、山东行台（在地方上代表朝廷执行尚书省政务的机构）应设在这里。它的地域，起自大名（河北大名），北边有广平（河北永年）、顺德（河北邢台），南边有彰德（河南安阳）、卫辉（河南汲县）、封邱（河南封丘）、延津（河南延津）、阳武、原武（今河南原武）；东边有东昌（山东聊城）、济南（山东济南），再向东靠近海，有益都（山东益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乐安（今山东博兴）、博兴（山东博兴）、寿光（山东寿光）、昌乐（山东昌乐）、临朐（山东临朐）、高苑（今山东高青），再向东有登（登州府，治山东牟平）、莱（莱州府，治
山东掖县），直到海滨。西边有怀庆（河南沁阳）、潞安（山西长治）、泽（泽州、治山西晋城）、沁（沁水，山西沁水），控制太行山，窥视冀州、晋地（山西省），附着太行山。
洛阳据中国中部，左边是京、索（河南荣阳一带），右边是潼关、三涂（山，在河南嵩县西南）之山脚，是一神圣地域，河南、荆北行台应设在这里。它的地域起自河南，东北有汝州（河南临汝）、开封（河南开封）、许（河南许昌）、禹（河南禹县）、郑（河南郑州）等属县，一直到荥泽（河南荥阳）。东南有南（河南南阳）、汝（河南汝阳）、南边有襄阳（湖北襄阳）、郧（湖北郧县）、承德（河北承德。辨其方位，似船山所记有误），西南有兴安（陕西安康）、平利（陕西平利）、石泉（陕西石泉）、洵阳（陕西洵阳）、紫阳（陕西紫阳）、白河（陕西白河）、汉阴（陕西汉阴）；滨临汉水（源出陕西宁强县蟠冢山，东南流经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中部，至武汉市汉阳入长江）、沔水（在今陕西勉县境），隔着■水（河南鲁山、叶县境内的沙河）、济水（汉水支流，河南省白河），承接着楚地的脊梁，控制着函谷关以南的地域，东凭汝水（源出河南鲁山县大盂山，经宝丰等县至汝南入淮河），直贯淮河。
徐州凭靠黄河，斜视大江，披带淮河，东枕琅琊（山东胶南、诸城一带），地处南北交通咽喉，是一重要地域，江北、济南行台应设在这里。它的地域起自徐州，东南有凤阳（安徽凤阳）、淮安（江苏淮安），南边有庐州（安徽合肥）、安庆（安徽安庆）、黄州（湖北黄冈）、滁（江苏滁县）、和（安徽和县）、直到长江边。东北有衮州（山东昌邑）、安邱（山东安丘）、诸城（山东诸城）、蒙阴（山东蒙阴）、莒州（山东莒县）、沂水（山东沂水）、日照（山东日照）；北边受大岘（即穆陵关，在今山东临朐县东南）的阻隔，东边靠海；西边有归德（河南商邱）、大康（河南太康）、陈州（河南淮阳）、商水（河南商水）、西华（河南西华）、项城（河南项城）、沈邱（河南沈丘），直到汝河（北汝河，源出河南嵩县外方山，经汝阳等地，合于颖河）、颖水（源出河南登封县西南，经禹县等地入淮）交汇之处。
太原原来是晋国的都城，左边是太行山，右边是汾河，北边受忻州（山西秀容）、代州（山西代县）的阻隔，兵马强劲，险山重叠，是一重要地域，燕南、河东行台应设在这里。本区应在晋阳（山西太原）另设治所，与藩司有别，开势不要相互妨碍。它的地域起自阳曲（山西阳曲）、太原、榆次、太谷、祁（山西祁县）、徐沟（今山西清徐）、清源（今山西清徐）、交城（山西交城）、文水（山西文水）、寿阳（山西寿阳）、盂（山西盂县）、静乐（山西静乐）、平定（山西平定）割取雁门要塞作为大同防线；西南有汾州（山西临汾）、平阳（山西平阳）、辽州（山西晋阳）；西以黄河为界，向南不到太行山，以强化泽州（山西晋城）、潞州（山西长治）的力量；向东出土门（不详），经过常山（即恒山）到真定（河北正定），一路连绵不绝，以承接右辅力量的不足。
咸阳（陕西咸阳）位于渭水（源出甘肃渭源县鸟鼠山，东至潼关入黄河）北岸，和长安（陕西西安）相对，秦川（从大散关以北到岐雍，夹渭川南北岸的千里沃土，称为秦川）八百里，是一关河环绕、土地平坦肥沃的地域，关陕、秦陇行台应设在这里。此外，在渭北应另设立治所，与藩司有别，又不相互妨碍。它的地域起自西安，北到北洛（不详）。和梁山（陕西吕梁山）交界；西南有凤翔（陕西凤翔）、汉中（陕西南郑）、宁羌（陕西宁强）等
地，割兴安（陕西安康）给河南为右翼；西边有巩昌（甘肃陇西）阻隔着阴平（甘肃文县）之道，控制着蜀汉（蜀郡、汉中）；北边有平凉（甘肃平凉）、华亭（甘肃华亭）、镇原（甘肃镇原）、崇信（甘肃崇信）、径州（陕西泾川）、灵台（陕西灵台）、安化（陕西庆阳）、合水（甘肃合水）、宁州（陕西宁县）、真宁（陕西正宁）、狄道（甘肃狄道）、渭源（甘肃渭源）、庆（夫阳府，治甘肃庆阳）、洮（洮州卫，治甘肃临潭）、平凉（甘肃平凉）等地形势险峻的县城，用以充实边地力量，为保疆守土，有秦川的人力、物力供应边地军队；再向西有岷州卫（甘肃岷县）、洮州卫；向北阻于萧关（甘肃固原县东南）；西边戒备黄河、湟水（源出青海海晏县包呼图山，东南流经西宁、乐都，与大通河汇合，注入黄河），以管理茶叶专卖、买马事宜；再向西即是深居山中的生番。
武昌（湖北武汉）地区，长江向东流去，汉水自南而来，雄居大江中游，控节蛮族，是江南一重要地区，荆南、江右行台应设在这里，此外，应另于鄂城（湖北鄂城）设立治所，与藩司相别，互不相妨。它的地域起自武昌，过江有汉阳（湖北武昌汉阳），阻涢水（源出湖北大洪山，北流经随县向南、经安陆分为二水、分入汉江和沔水）；南边有岳州（湖北岳阳）、长沙、衡阳、安仁（湖南安仁）、衡山（湖南衡山）。郝县（湖南郝县）、耒阳（湖南耒阳）、常宁（湖南常宁），一直到南条（在南郡临沮东北）；西南越过洞庭猢，有荆州（湖北江陵）、辰州（湖南沅陵）、常德（湖南常德），沿着沅水有黎平（贵州黎平）、平溪（贵州玉屏）、清浪（贵州青溪），一直到偏镇（即偏桥卫，今贵州施秉），中间包括施（施秉县，地在今贵州黔东南自治州北部）、撒（撒吕城，在今云南路南）、永定（在湖南湎州）、永顺（湖南永顺）、保靖（湖南保靖），兼有汉地；西南方向有邵阳（湖南邵阳）、新化（湖南新化），分资水（又名资水）作为南部边塞；东边有南昌、瑞州（江西高安）、九江、袁州（江西宜春）、临江（江西清江）、饶州（江西鄱阳）、广信（江西上饶）、南康（江西星子），包括彭蠡湖（又名鄱阳湖），拥有江西大片土地；一些相连的山领成为闽、广二省的高山地带，可以划为江西南部防区。
镇江凭靠京岘山（在江苏镇江），缘着扬子江，西接汉水、岷江（在四川中部，源出岷山北部羊膊岭），北面直抵淮河、泗水，漕运可守山东，下望建业（江苏南京）也是一重要地区，江南、福建、浙江行台可设这里。它的地域起自镇江，有苏州、”松江、常州、广德（安徽广德），沿江西上可以来辅应天府（南京市），沿江还有宁国（安徽宣城）、池州（安徽贵池）、太平（安徽当涂）；东边有徽州（安徽县），倚着三天子鄣（黟山脉的率山，在安徽黟县南），沿着渐江（即浙江），东面拥有整个浙江；顺海向南，有福州、泉州、兴化（福建蒲田）、福宁（福建霞浦）；渡江向北可直达海门（江苏海门）、狼山（在江苏南通），锁闭长江，拥有扬州，尽占淮东（今安徽淮河南岸一带），控制长江和沿海，收取充足的赋税，休养兵马，装备战船，扎根南国，防备倭寇，并资助山东的军需。
合州（四川合川），三江会集于此，鱼复（四川奉节）、棘道（四川宜宾）、褒骆（四川褒城和陕西骆谷）、武都（四川绵竹）、严道（今四川荣经县）、夜郎（古郡名，辖境约相当云贵两省境内的北盘江上游地区）会合之地，也是一重要地区，巴西、沪南行台应设在这里。它的地域拥有整个四川，从威州（四川汶川）、茂州（西川茂汶）、杂谷（四川理县）、天全（四
川天全）、黎（四川荣经、汉源一带）、邛州（四川邛崃）、昌州（今四川雅安一带），跨过大渡河，越过相岭（即相公岭。在四川汉源县大关山西），向右绕过东川（云南会泽）、乌撒（云南威宁）、乌蒙（云南昭通）和水西（贵州黔西）交界，完全控制着当地少数民族；南渡乌江（贵州大江，上游为七星河，源于威宁，至涪陵入大江），有平越（贵州平越）；东北方向上行，有清平（贵州炉山）、兴隆（贵州黄平）、思南（贵州思南）、石阡（贵州石阡）、思州（贵州思县）、铜仁（贵州铜仁），尽于五塞，南到沅水（源自贵州，入湖南洞庭湖）为止。
赣州（江西赣州）临近梅关（在江西大庚县北大庚岭，为江西、广东的分界处），绵延五岭之塞，直到海边。连接着大帽山（在江西寻乌县南二百里，和广东平远，兴宁等县相接）、俐头山（在广东和平县西北、接江西界）、东乡山（在广东广宁县）的主脉，为兵家注目的地方，是水军、步兵的要冲。也是一个重要区域，南赣。岭海行台应设在这里。它的地域起自赣州、南安（江西大庚），西边有郴州（湖南郴县）、桂州（湖南桂阳）、临武（湖南临武）、蓝山（湖南蓝山）、嘉禾（湖南嘉禾），直到楚地瑶人聚集的地方；向北有吉安（江西吉安），东北沿山有建昌（江西南城）、抚州（江西抚州），这是过去盗贼出没之地；下了杉关（在福建光泽县西北杉岭上，与江西黎川县接界，是江西、福建来往的通道），有延平（福建南平）、邵武（福建邵武）、建宁（福建建瓯），向南绵亘到汀州（福建长汀）、漳州（福建漳州），直到海滨；沿着海滨，有惠州（广东惠州）、潮州（广东潮安）、广州蔓延到连阳（连州和阳山，今广东连县、阳山）和临桂（广西挂林）相会，向西则止于漓水（桂江上游，源出广西兴安县苗儿山、西南流至阳朔、自此以下称桂江）的交界处。
梧州（广西苍梧）控制着楚地的山岭，向南延伸到琼州（海南琼山）海滨，这是漓潭（广西桂林县南有渐山，下有深潭，或即指此）牂牁江（今名蒙水）的下游，逆截江水的去处，是当地土著和汉人的咽喉要地，岭西、桂、象行台应设在这里。它的地域起自梧州，东有肇庆（广东肇庆），直到漓口（疑即渐水入海口）；东南有罗定（广东罗定）、高州（广东高州）、雷州（广东海康）、廉州（广东合浦），向南直到交趾（今越南），濒临大海；渡海有琼州（海南海口）；向西溯流三江（黔江、郁江、桂江），拥有整个广西；向北越过秦城（广西兴安），顺着湘水源头，有永州（湖南零陵）、武岗（湖南武岗）、城步（湖南城步）、新宁（湖南新宁）、靖州（湖南靖县）通往东西延（今广西资源）、古泥（在广西三江县）的道路；顺着左江（即白江是郁江上游二江之一），向西逆流而上，有都匀（贵州都匀），和楚地、黔地犬牙交错，交界于播州（贵州遵义）夷人居住之地。
大理（云南大理），是叶榆（泽名，即今洱海）的支流，连络着金沙江、澜沧江，向北抵御着西南少数民族，向南控制着老挝、缅甸（今缅甸）、六沼（今云南及四川西南地区），这是长江上游的一个雄边，是一重要区域，滇、黔、洱海行台应设在这里。它的地方拥有整个云南和西南夷的各部，向东经过县度（即悬度，因其地多山，绳索相引而度，故名），出了竹林遍布的山道，可以到达贵州的西部边境；东边有贵阳，还可到达新增设的北缘（不详）、陆广（河名，在贵州修文县境。源出普定县，入乌江）、赤水（在今贵州毕节县境）、乌撒（贵州乌撒），而和泸州（四川泸州）南部交界；沿着于伐（土司名，在今贵州贵定）、镇宁（贵州镇宁），召募民工，开凿新
路，可达泗城（广西凌云），向西南直到交趾。官府应在此训练甲兵，制定律令，公布赏罚，主管任免，宽其指使，加强联系。如有盗贼占据山谷，府官以本部兵马讨平，向台（省级行政机关）报告。如果盗贼占据名城，蹂躏附近县邑，以及异族叛乱，台官应以本部兵马征剿，并向司马报告。边疆告急，大兵入侵，应以紧急军书飞报司马，下檄文给台使（巡抚、总督），根据形势变化，奔走疾呼，响应邻省；并按照部队劳逸，边关强弱，掌握战斗进退。
滑台（在今河南滑县东），经过矩鹿（河北平乡）通往天津（天津市）以环卫左辅地区。徐州沿着淮河、泗水，下通盱眙（江苏盱眙），以巩固江南，并可东进琅琊（今山东胶南、诸城一带），以接应登州。莱州力量的不足。河南在内地操练兵马，开通花园（花园口，在河南郑州北，为黄河渡口）、党子（党子口，在湖北光化县均水南岸，接河南浙川县界），西南连接上庸（湖北竹山）边界，萦绕秦地、蜀地，控制山南（唐贞观初置十道之一，因在华山、终南山之南，故名，辖境包括今湖北长江以北，汉水以西，陕西终南山以南，河南嵩山以南，四川剑阁以东，长江以南的地区），往北可防守黄河，与京师以南形成犄角之势，并可补足其不足。
太原居西，可援助河曲（山西蒲州），遇有急事可向东环卫右辅，也可出雁门要塞以接应大同。关中、陕西之地，受四面关山阻隔，可以自保，凭借山河声势，以其人物繁富，川河相连，可以纾解绥宁、河曲的紧张情势。江南、两湖、江西、岭南、巴蜀、云南、贵州等地，可随蛮夷和海防需要而分其守卫，就近声援而调遣军队，溯大海，沿淮海，以援山东；入武关（在今陕西商南县西北），过松潘（四川松潘）、洮州（甘肃临潭），以援关外；或驰驱大道，经由冥厄（即河南信阳东南之平靖关），直奔大梁（河南开封），渡黄河以卫京师。调动自带粮食的士兵，从十五个布政使司获取给养，透过大司农经由朝廷裁决，都是为了拥戴根本的需要。
布政使的管辖范围，有的千余里，有的二三千里，直到蛮荒之地，如果容受不法之徒，最终他们会进行煽动，禁制必须及时。
河北东有登州、莱州，临海通往海州（辽宁海城）、盖州（辽宁盖县），西有泽州（山西晋城）、潞安（山西长治），太行山有潜伏的戎人。河南襄阳（湖北襄阳）地处沔水（汉水上游）下游，控制郧阳（湖北郧县），并可西受州（四川奉节）、上庸而来的转进部队。江北安庆（安徽安庆）是以名城阻断江苏和楚地。江南温州，总领海路，控制海岛夷民。芜湖面对濡须（水名，今称运漕河或裕溪河），当江北要卫。荆南有沅州（湖南常德）统领苗夷（苗族各部），控制黔道。关陕阶州（甘肃武都）、文州（甘肃文县）控制生番，防备川北不测事变。巴西有马湖（四川雷波）、逼近沪水（今雅砻江下游及全沙江会合雅砻江后一段江流），控制南中咽喉。威州（四川理蕃）孤悬乌道之上，远制江外。南赣、潮州承接闽江而与海汛相连。岭西（五岭以西）有雷州阻隔交夷（交州夷部），处在穷发。庆远（广西宜山）南阻田州（广西田阳）、泗州城（广西凌云），西连那丹（不详），通往都泥（江名，即黔江下游）。滇黔有贵阳，总管山路，连接荒远。楚雄（云南楚雄）处六诏之中，右面是哀牢（云南保山），左面是特磨（云南广南），直下车里（云南景洪）、老挝以拒南方部族。
凡是各分司所镇辖地，要受台使命令指挥。武监管理，要看兵赋多少而定。弱郡当合，强都专管，并向知府报告，而受台使命令指挥。这样，就如
同手指和手臂相互配合，运动起来，即很方便。
那些在边地领重镇的官员，辖地贫于内地，但粮草兵马、符节旌旗、各级部属，都不亚于中原，或有增加，视其任务而定。这种封疆大吏，有的是以卿相大臣的身分出任，有的是富有声望的台使；有的大将虽出身偏将，而其威信值得信赖。出任的大将要看他们的才力。
昌平（河北昌平）屏拥翠微山，覆盖京师，左边是古北口（长城隘口，军事要地，在河北昌平），右边是居庸关（在河北昌平），畿辅行台应设在这里。这个地区起自喜峰口（河北迁安），出定州（河北定县），西到延庆（北京延庆），是其防地；北抵滦平（河北滦平）西部的兀良哈（明代蒙古东部地）要塞。永平（河北卢龙），东北极边，环海循山，外有三坌（不详）、白狼（辽宁凌原）险塞是东部异族出入之地，左辅行台应设在这里。当地连接喜峰口（河北迁安），以滦水（在今河北东北部，源出丰宁，至乐亭、昌黎之间入渤海）为界，东到山海关，沿海而下到天津，是它的防地；东北出三卫金人旧地，直到兴中（辽宁朝阳）、大定（辽宁平泉），东边直捣开原（辽宁开原）、铁岭（辽宁铁岭），平定其地。
宣府（河北宣化）有偏岭（在辽宁在溪）和飞孤关（在河北蔚县）的关隘，物产富饶，人民勇猛，面对开平（辽宁多伦）咽喉，右辅行台应设在这里。其地起自怀来（河北怀来），直到桑干河（即永定河，源出山西马邑县北雷山，东流入沽河），西抵广昌（河北涞源），是其防地；北出兴和（河北宣化），广设堡垒，开拓沙漠。
大同原野平坦，内受句注（雁门山）护卫，是一散战地区，大同行台应设在这里。其地内连广昌，北出天城（山西天城）、阳和（山西阳高），绕过黑河（呼和浩特市东南大黑河）向西，到东胜（内蒙东胜），沿浥河（源出甘肃成县、西南入西汉水），下偏关（山西偏关）。到河曲（山西河曲）、保德（山西保德），以大河口（在山西壶关县）为防地；渡过黑水（甘肃甘州河），可攻击云内口（在山西忻县），进军集宁（内蒙集宁），拔除丰州（内蒙托克托）要塞。
葭州（陕西佳县）向外控制榆林（陕西榆林），左靠西河（自边外经榆林注于无定河），护卫着甘泉（陕西甘泉）的外部，延绥行台应设在这里。其地东起黄甫（即黄甫川堡，在陕西府谷），沿河向西，到达花马池（在甘肃盐池）右方，怀抱环县（陕西环县）、庆阳（陕西庆阳）为其防地；向北直达清河（河北清河），向南可修治受降城遗址。
宁夏左边有省嵬山（甘肃平罗），右边有贺兰山（主峰在宁夏贺兰县境），是赫连（匈奴族刘去卑的后代）兀卒（西夏部落首领称号）称雄的旧部，也是灵武（宁夏朔县）能收取关中、洛阳的基地，宁夏行台应设在这里。修整杨制使（杨延昭）当年的要塞，东起花马池，最东到兰州（甘肃兰州）是其防地；向北越过贺兰山，直到燕支山下。
甘州（甘肃张掖）连接新秦（陕西神木），土地数千里，一城独峙控制着西部异族的生命，河西行台应设在这里。它东起庄浪（甘肃庄浪），西到嘉峪关（甘肃嘉峪关市），向南绕过西宁、归德（甘肃贵德），渡过碛石（不详），直到河州（甘肃临夏）都是它的防地；出酒泉，修整瓜州（甘肃安西）、沙州（甘肃敦煌）边塞，横向自保，以维持西部边陲；有余力可蓄养兵马，投入其他边邑以解决急难；其相附郡县，则分属各自台府。
畿辅有保安（陕西延发）、延庆（北京延庆）、顺天（北京），可献出
拱卫京师的余力。左辅有永平（河北永平）河间（河北河间）、天津，右辅有保定万全（河北怀安）。大同有大同、忻（山西忻县）、代（山西代县）、岢岚（山西岢岚），保德（山西保德）等地。延绥有延安。环县（甘肃环县），宁夏有六卫（不详）、中卫（宁夏中卫）、靖虏（宁夏靖远）、固原（宁夏固原）。静宁（甘肃静宁）、隆德（宁夏隆德）、兰州金县（甘肃榆中）。河西有甘川（甘肃张掖）、凉州（甘肃武威）、肃州（甘肃、酒泉）、庄浪、西宁。镇番（甘肃民勤）、永昌（甘肃永昌）、河州（甘肃临夏）、以资助其牧、工匠、给养、铸造之用。民夫的运输。筑城修堡。疏浚河道、征调巡逻、花费较中原要高。司农应当放宽此地的赋税徭役，使他们得到休养生息，极度疲劳之地，也可不向国家贡赋。藩司（布政使）登记这些地区的收入，只按藩司每年总支出的十分之三四征调上交，不足之处，仰仗中原供给。
漕运和开中（商人运粮入仓后，凭证到各转运提举司提取食监，叫开中）的粮食，京师用不完的，便可送往边塞。胶州和莱州负责关东（山海关以东）、汴渠（汴河）、屯氏河（黄河下游故道这一）的漕运。沽河（蓟运河，源出河北遵化）、潞河（今潮白河，为北运河上游）负责京畿地区的漕运，分出一部送往万全（河北怀安）。桑干河负责大同漕运。淇水（源出淇山，南流至河南汲县入黄河）、沁水（源出山西沁源，南流至河南武陟入黄河）漕运大行山，行于黄河。黄河漕运延绥、行于渭水到达陕西，接济宁夏。河西地区，粮食不能漕运，要靠牛车、驼驴运输。
做整河道，灌溉土地，筑仓储粮，大司农要供应畚锸，并供给一些牛具、金铁等物品。
凡军队士兵，中原的厚土、烈风、山箐、水国之人能当兵者，数量很少。
边地先向土著百姓征兵，检阅他们的子弟，蕃息收养，不足者，请国家跨省调济。
中原地区对于士卒的调治不要逾限，十八岁入伍，六十岁退役，残疾、得病兔其赋役。子弟青年从军，经过检验，武艺娴熟、矫捷勇猛者，派人训导。
榆关（山海关）向西，直到大同，百姓比较勇猛。延绥、灵州（宁夏灵武）、朔州（山西朔县）、环卫（宁夏中卫）、庆州（甘肃庆阳）地区，百姓十分勇猛。从庄浪越过河州、甘州、凉州、洮州、岷州之间，百姓较勇猛，都以家丁子弟的强悍闻名天下。泽州、潞州、太行、河北、山东则长于弓马。登州、莱州的海船，冒着砍头的风险贩运私监谋利。南阳的毛葫卢兵（乡兵）以桑弓、毒箭闻名。郧阳人口繁杂，依大山，沿汉水上行，南通上庸（湖北竹山）、蜀郡（四川成者一带）流民的后代。庐州、凤阳的民风仿效江北，轻生乐祸。舒州（安徽怀宁）、皖城（安徽潜山）、六安（安徽六安）茶山猎手，善用强弓药箭，人体中箭，则穿孔糜烂。木陵关（在河南光山）、黄土关（在河南信阳）、新市（湖北京山）一带的山脊，是兵家必争之地，依托山寨步战者，能以寡击众。太原、汾州、辽西（河北阳乐）、易县（河产易县）、定襄（山西定襄）之间，是古代赵国、代国旧地，百姓比较勇猛，京口军士剽悍凶猛，沿着江海的以浙江为弱，义乌（浙江义乌）的步兵，青溪（浙江青溪）的亡命之徒，后代尚存。徽州的行商，善于击剑，宣州、径县喜爱用弩射猎，在江东最为强悍。福建、广东，临海者习惯用船，靠山者习惯步行，如猿猴跳跃，飞瓦爬竿。赣州、抚州、汀州、建昌依山者贪利轻生，抚州、建昌，表现尤甚。辰州、沅州向西，起自永定（湖南大庸）、竿
子（硝南凤凰），直到云南、贵州、宋江（四川古宋县内）、蔡山（四川雅安县）、乞猡（不详），是西南地区特别强悍者。蜀地沿江有巴郡、渝州的遗风，汶州、黎州、松潘一带，山岭高耸天际，东绕马湖（四川屏山）。沪州，直到黔江、西阳土司，各有标枪、利箭、火器、皮革等武具，耐劳走险，乐死好斗。南宁、太狼家（不详）到泗城州再向西，兵员不下数十万，各地自保，是一个不到外地作战的兵员区。
其他零星的一县一乡，颇有强劲凶悍之徒。各府太守、武监、应据人数多少召募，不像府兵、纩骑（唐代宿卫乓）、厢军（宋代城市周围的禁军）、卫所（明初军队编制，一郡设所，连郡设卫），用额定人数签调，老死子孙而诛及疲劣，那么，上下几百年，中国的人才，则可根据时间推移而派上用场。
士卒弃父母、冒霜露、踏尸骨、入水火、不顾生死作战，乃因为其上司是清白廉洁将领，使其吃粗粮青菜，终年不能喝酒吃肉，又没有赌博、骑马、射箭之乐，不能携美女、听音乐、靡滥柔暖。妖娈弦索之戏，那么，情懒离散的状况就不能禁止。所以，常设牛酒，多发金钱，才能收买桀骛不驯者死心效力。何况旗帜、帷幛、弓矢、刀矛、火器、马匹、鞍鞯之精铣，一般不到第二年就坏了呢？
间谋、侦探、游宾、说客、敢死之士的往来费用，国家不能在经费中支出，可把权力下放给各布政使，放宽上报尺度。如果像往昔那样烙守司农规定，前方将帅不能申请，申请又得不到回答，或回答得不及时，那就先失处理军务的时机，再加上死守法令的文官加以掣时，这只能约束庸人愚夫，而犯了削弱自己力量的错误。
如今，中国产地可分八块，得到的粮食可以不上交大司农，其滂溢横射，有天下全利的，只有盐政最高。淮安、通州、秦州隶属两淮监田，北边供应陈州、汝州，南边供应长沙，获利占天下三分之一。长芦（河北沧县）统领北方海滨盐田，供应京畿。山东统领胶州、滨州（山东滨县）、乐陵（山东乐陵）盐田，供应徐州、邳州。解池三场（山西运城监池，明代分其为中、东、西三场）供应两河（河东、河西），和泽州、沁州。陕西有灵州盐他和西和井（甘肃西和县盐井），供应陇石（陇山以西到黄河以东）。河西山丹（甘肃山丹）红盐、居延（甘肃额济纳旗）白盐，供应本地。浙江统领许村（浙江海宁）、仁和（在今浙江杭州市）、嘉兴、松江、宁波、绍兴、温州、台州盐田，供应吴会（今江苏东部，浙江西部），福建供应本省。广东供应岭东、南海北，同时供应广西，向北供应衡阳。实庆（湖南邵阳）。云南黑白井盐供应本地。四川统领成都、富顺（四川富顺）、育川（四川长宁）、荣昌（四川荣昌）。大昌（四川巫山）。开县（四川开县）、盐亭（四川盐亭）等地盐吉，供应本地。它们有的凭借盐产。有的凭借转运，隶属于台府，转运所得和产盐所得，除去杂税，几乎要把太仓（京城粮仓）的一半，划给各布政使掌管了。开中的商人，听任他们自买煮盐器具，随用随取。
四川、两湖、六安、霍山，是茶叶产区，同时还出产铅、铁、铜、锡炉、柑橘、苎麻和竹木。吴松（即吴淞，太湖最大支流，又名苏州河，源出太湖东北，至上海嘉定入海）的蚕茧，沿江的芦苇、鱼利，山后的石煤，边地和外国通商，福建、广州有外船，浒墅（在江苏吴县）、临清（山东临清）、九江（江西九江）、芜湖、梅岭（大庚岭）、钱塘（在今浙江杭县）等地，都是开放关市，买卖船只繁多，如棋布丝萦，时被强取豪夺。
让布政使统一管理各项收入，汇集余额，以助其他边镇财政歉缺。布政使不向中央报告其经济收支，各部也不向布政使限定应交的数额，一切等到九年奏明出纳以上缴财政节余。这样，即可凭借财政赢余，整顿军队、精制武器、扩建城堡、增加奖赏，鼓励智勇之士奔走边地、效命疆场、听天子使令。如此，中国的财政便足以自供、兵员足以自强、智慧足以自名了。不要因一人怀疑天下人，也不要以天下为个人私有物，休养生息，励精图治，兵精粮积，威震天下，洗秦愚、刷宋耻，以此保证国运长久，宽衣、冠冕、受仁义养育培植的士民，足以卫家卫国而无所忧虑了。
慎选人才［慎选第四］
德未至不敢干，德已至不敢越，井井然犹墙堞阶之上。故奇杰意消，聪明思返，卒以奠大实而徕尊亲矣。故同异责贱差辨，此六数者，圣王所以正天下之性，效阴阳之全也。
万族繁盛，皆有生命，皆显本性，所以能够这样，难道不是天意吗！
有饮食然后有血气，有阴阳然后有生死，这是天让人和万物相“同”之处。拂去尘土闪露光芒，漂去轻滓留下重实，以临事变不变判断是否信智，以临敢不敢检验是否仁勇，造物者选拔万类生物的灵性而授予人类，又选拔人类的智慧而授予圣贤人，这是天让人和万物、圣贤和普通人相“异”之处。与万物相同（只有气血、生死）的为“贱”（普通人），与万物相异（有信、智、仁、勇）的为“贵”（圣贤），以有特别优异之德行者为君王统治天下，没有“同”就没有生命，没有“异”则泯灭本性。所以圣王对人类万物一视同仁以使他们生养，这是顺从天使人类万物相“同”之意，圣王又单独对人类施以教化，是尊崇天意使人类万物相“异”之意。
顺从天意使人类以与万物有“差”的适宜方式生养，尊崇天意对人类施教化使他们明“辨”，清除丑恶渣滓，选出清明善性，分出各种不同的“命”，理出各种不同的“性”，选出德行优异者崇置于万族之上，让他们帮助上天促进太平，为人类万物造福，这是从大公出发而以至正为最终目标的。
《尚书·虞书》上说：“人的行为表现有九种美德：宽大而能敬谨，柔和而能自立，谨厚而能供职事，有治才而能审慎行事，温顺而能坚毅，正直而能温和，简易而能严守分际，刚正而能充实，强勇而能好义；表彰有常德的人，予以禄位，那就完美了。为政者每天能宣扬明示其中三项美德，早晚敬勉，便能劝化那些有身家采邑的士大夫们；如果每天能够谨勉地实践其中六德，去辅导政事，则能完善地治理邦国。”以此类推，则若能力行九德之人，必定能够奄有天下，不失其位。那时候，诸侯卿士大夫都在君王的手下供职，依他们所能礼行九德的程度，使爵禄有所区划，才俊秀异之人都贡献出自己的能力，共同来报效天子。
天下是如此的广大，人口是如此的众多，仔细研究天地自然的规律，考量人心事理的归向，都指明人臣是不愿空享尊贵的，君主也不是平白无故称王的。那么，身居万民之上，有权主宰万邦的，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未能具备九德的人，不敢奢望；德行已至的人，不敢逾越。人类社会的结构，应该象城墙阶梯一样层层而上，井然有序，如此，豪杰秀异之人便会消弭野心，聪明睿智的人行事都能内省，所在的人均以勤慎立业来告慰自己的尊视。
所以，同、异、贵、贱、差、辨这六个观念，圣王用来正天下的心性，顺阴阳的序位，而唯一的目标是使天下和平。尊敬值得尊重的人；以鼓、钟之乐取悦他们，则上下之间便会和睦；鉴视细民才能的短长，让他们植桑种田以安居，则能使人平服。好的措施不会产生仇恨，暴乱反叛之类事情自然就平息了。
夏、商、同以后，汉代选举是靠郡县州长官的推荐，曹魏、六朝是以九品中正来举荐评议。起初还能择优汰劣，后来却陷于浮滥，亵辱轻慢了有德之人，下贱钻营之人因而猖獗，凡此弊端，常常是先出自在上位的为政者，
然而当其选举方法严整之时，差别分明这一点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隋朝继承了梁朝、陈朝的遗风，宫体诗文盛行（宫体诗是南朝盛行的一种以描绘宫廷生活和男女爱情为主题的诗歌，形式上追求词藻华丽，而内容空虚），选举中更多的是比赛文章，所谓曼声、曳趾，挑绮、拾英之类华丽词藻比比皆是，泛滥天下。科学制的兴起，是要恢复古代选举，然而受当时社会风气的抵制，却无法逆流而上啊！沿用竞赛文章的方式，以图借此平息天下的奔竞侥幸之心，固然应该从大公出发，重视天职。虽然选出的不是原先所要选拔的德行优异者，而所谓贤能者亦不是真正的贤能，但还能借此慢慢和合阴阳，归附人心，并区别才愚贵贱等级。
延续到宋代，皇帝唯恐天下人不忠，仍采用武则天开创的殿试方法，大力笼络人心，广开进士、明经、学究诸科，以下又有七科、乙等之类名目，“还实行每到郊祀官僚可恩荫子弟、异姓甥婿、门客入官等制度，以此引诱动摇天下人于年幼微贱之时。而当时的奸滑之徒，似乎也很明白皇帝的意图，也采用各种手段钻营于科场以求荣官，目的达不到时，如李巨川、张元、吴昊之流便愤而作乱了（李巨川宋史无传，或为唐人季巨川之误。张元、吴昊，北宋人，因连举不中而投西夏，曾引起边乱），虽然是君臣之间，尚且要采用窃贼、市侩之类的方式相互约束，故和平之心丧失，贤能者也失去粹白本性，整个中国沦于残暴无仁的风气之中，并不是没有原因而自己产生的啊！
近代当权者继承宋代的科举，又增加文学诸科，增加各地乡贡参加省试的人数，加倍录取皇帝特别招考的科制举子，又把宋代的乙等待奏名之类升格，推恩于乡贡举人。官职不足以安置，便安置为冗员闲官，又以加快官员的升迁来安置每科新取的士人。但天下人的怨恨，也因此而产生。就整个天下来说，施恩是没有穷尽的，取怨也是无有止境的；施恩到哪里为止，怨愤立即就在哪里产生，这就是所谓的“平息大怨时必然会有其余的怨恨产生”。而盗取天地之恩贩卖给人发——来迷惑收卖人心；以私心对待天下，而要求人们报以至公，就好像给敌人枪剑，希望他们降伏一样，这样还不使自己受伤受害，恐怕是很少的吧。
《诗经》中说：“桑树上的布谷啊，对待子女多么公平！”善人君子以待人均平专一为美德，所以用初生小鸟为喻，都是为了说明无私这个道理。因此，孔子在矍相的园子里令人比赛射箭，自动弃权者占十分之九。使他们早知道自己不行就自动退出竞争，所以法虽严却不生怨。如今科举的科目这样多，人人都希望侥幸得中，而能录取者只能占百分之一，这是第一个产生怨恨的原因。加快官僚升迁以安置新官，人人都希望升迁，却只能有十分之一的官僚如愿以偿，这是产生怨恨的第二大原因。两者都是因为要施恩于天下而取怨。所以，士人从能读经书，还不知偏旁不懂语助词者，到一直考到老年仍考不中的老“童子”（考不中举人则一直称童子），都有怨恨之心，至于能当上六卿高位的人，登黄阁，直到白发退休，皇帝赐银子和旅行驿券，饯送的帐篷辉耀于沿途驿亭，却经常因指斥皇帝而激愤得怒发冲冠，连话都说不出来。那些经常在皇帝身边的人，往往对皇帝横加中伤，像对待奴隶、俘虏和市侩小贩一样，其他逼上欺下，窝藏奸心而窥伺机会，悦见翻覆而幸灾乐祸，争尺权夺寸利，沉他人于泥淖者，更不知达到什么程度。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起初引诱他们科举时说得很容易，而当他们投身科场和当官以后，考中和升迁都显得很难啊！
一张弓如果坏了，胶湿弦松，则需用火烘干，重新绷紧弓弦。在如今这
种弊病下，要提出良好的救弊之策，最好是先让天下认识到当官极难，而后授官给他让他觉得容易。先让人们知道当官很难，则会有许多人知道自己不胜任而退避，就像孔子在矍相之园中射箭一样，虽然使他们退避，却使他们没有嫉妒怨愤之心。所以说，以贤能者掺杂在无德无能者中间，则无德无能者嫉妒贤能者，以无德无能者掺杂在贤能者中间，则贤能者会感到羞渐。羞渐之感出于贤者，就会退隐林下，愤而不为国事忧虑。而嫉妒出于无德无能的人，则会老羞成怒，恶性暴发，以不共戴天之心来仇恨君王，严重颠覆朝纲，不把国家搞得灭亡就不肯住手。
《易经·坤卦》所称“履霜”，就是指不肖者的嫉妒；“括囊”，就是指贤能者的羞惭。贤人隐退，犯上作乱之类出现，君臣上下的体制，渐渐就没人理解，这都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
所以说，顺从上天对人类万物的异、同之意，建立差养、辨教之法，以小民供养君子，是天道自然的法则。注意拣选得受百姓供养的人，这样既能长期养士，又不致使百姓困穷。
今一县之内，百姓要奉养那些补为生徒者，又要奉养那些参加岁贡的，奉养那些乡绅，奉养那些进士，奉养那些职官。这五种负担之中，越往上费用越多，越往下被养活的人数越多，又无法细察这些为民所养者的德行，博泛丛杂，苟且升迁，所作所为，和市井无赖、军队士卒没有什么差别。他们的户籍是上等户，可以免除瑶役。公私请托，终日欢宴，却把持民众的生死大权。民众一旦得到机会，能不撕碎他们的衣冠而发泄愤怒者，恐怕是极少的吧。
裁减州县生徒人数，减少贡举，减少进士录取人数，严格官僚升迁资格，使科举变得很难，选举录取的方式很慎重，天下人才能知道皇帝尊尚选举的本意。只有能这样不容许苟且之徒，才能使天下乐意奉养长吏和贤能优秀之人，而且永远不对入官产生奢望。以此为基础，当君王居天位者，不是比费心费力以取得天下的推戴更简捷吗！所以，使人民有适合的生养环境，对智愚不同的人进行不同的教化，是相辅相成的。
君王遵循天道而为万族首领，顺天之所从，珍天之所宠，则万命万性归于正途，越往上越受人尊重，天位就更加稳固；忘掉施恩以减少民怨，则和平就容易实现；省官以减轻民众的负担，令不适合当官的人回家务农，则民心自然安定。革除宋朝贩官职以求笼络人心之私欲，则大公之风可行于天下。要在百年之内革除一千年以来的弊病，可以先继续采用科举方式而减少录取人数，严格官僚资格以使升迁变得难一些，从而打下革除弊病的基础，然后抑制浮华藻采，以德行为选举标准，建立学校，讲习正学，激励廉耻之心，改变科举科目，选忠孝德行优秀的人当官。待到数世之后，自然会天气清明，人纲巩固，恶念平息，恶行泯灭。圣德远扬，君子和乐，阴阳和复。
《诗经》称：“周文王当君子，他的功德昭著于天下。”就是说他能赞助清明之性，像日光天地一样，谐和于天道啊。
任用官史［任官第五］
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事其事，难其选举，易其防闲，公其心，去其危，尽中区之智力，治轩辕之天下，族类疆植，仁勇竞命，虽历百世而弱丧之祸消也。
董子（仲舒）说：“仁指的是对待别人，义指的是对待自己。”就是以仁心爱别人，以大义来约束自己。以仁爱人，不约束别人而让人尽其所能；以义律己不因我之偏爱而增加对别人的猜疑。身为一个君王，自私自利，精制别人，却可以宰制九州，建立千秋的社稷，天下没有这个道理，况且这样也不能达到自爱的目的。
大自然有春夏秋冬四时，金木水火土五行，东西南北四方，各有其方位和时序。上天不会因为冬天寒冷，就在期间中安排一段温热的日子；也不会因为夏天酷热，就安插短暂的寒气；不因西北有昆仑之山，崇峻高耸，阻挡天日就削平它；也不因东南有尾闾之豁，大水浩森，浸没天日而填干它。四时、五行、四方各行其职，成为一体，因为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诗经》中说：“你给我木桃，我敬你美玉。”说的是齐桓公为巩固统治，以诚信对待处于困境中的卫国人，卫国人虽曾两次遇到灭顶之灾，却仍不相疑，因而卫国人以投桃报玉来表达感激之情。当君王者拜受天命，统治中州，感应天河流光，以宝剑、吉符传给后世时，总是反复叮嘱，才郑重地交出信物，亦是这个原因啊！
然而，三皇五帝时代，根据天命的兴废，君王或是本身便实施禅让，或者是几十代之后才禅位，都不外是神明的后代，没有像赵宋王朝那样自去中国之援，削弱华夏之族，把国家送给夷狄的。辽耶律氏、金完颜氏、元奇渥温氏初兴时，也曾分居一小块领土，统治少数臣民，混身草莽之中，希冀啮坏长堤，以此作为颠覆中国的资本。
晋、宋、梁、唐这些王朝的后期，臣下逼孤儿寡母，大权落在高官手中，当时政权的交替都很简慢随便，近臣对这种现象耳濡目染，垂涎重宝大位，政治的混乱是用不着奇怪的。这种流习沿续下去，猜疑官僚的风气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宰辅之类的论道职，台谏之类的喉舌之职，六部官长，巡宣使臣，下至郡县之官，即使城墙上的女堞还不足百个的小城，户口还不足三千人的小县，全天下没有不被猜疑之处。在此情形下，主政者认为任官不可怀疑，即又心中严加提防，不惜为了一个小水疱而将手腕割去；认为任官可以猜疑，却又好像将自家的钥匙交给盗跖之流，而希望他们慢一点下手洗劫；认为此处值得怀疑，则又有怕狸偷鸡，却让狐去看守鸡舍的弊病。
舜当初在任命官长时，让禹当司空，总理百政，让弃当司农官，让契做司徒，让皋陶做司法官，让伯管理郊庙，让掌管音乐、教育后代，让龙当纳言官，各专其长。虽然他们从容推让，舜则更勉励之，若任用别的人，舜必然不会同意。舜之所以说：“去吧，你能胜任！”是因为舜相信共工能治理百尺之泽，相信益能管理名山大川之蓄养。因而慰劳致谢都是舜专门主持，以体现对他们宠爱，支持他们的工作以免去对他们的约束，这样，仁义树立起来，而天下之百工才得以完成。
天地之气，刑罚和恩德相互依存，灾祸与喜气互相感应。甘草是丰收的预兆，苦草是荒歉的预兆。酒泉和甘露，都不会流入夏桀的池塘；日珥时的
阴风，不会笼罩尧的屋宇。诚信是由诚信换来的。猜疑是用猜疑换来的。所以五臣、十乱（五臣：指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十乱：指周武王的十个治国平乱的大臣：周公旦、召公、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阖禾、散宜生、南宫适、文王母），萧何、张良、冯异、邓禹等人，呕心沥血而毫不在乎，是因为诚信召唤他们。汉将军李广射石，虽然不是真的老虎，箭枝却完全射入石中，这也是李广射虎之诚心所致。
以诚待人，则小人会洗心革面；以疑忌任官，则会使君子感到寒心。所以，豫让在赵国都城吞炭变哑，以图刺杀赵襄子为主人报仇。百里奚行哭于秦国，刘越石坚守于并阳；袁乐、刘秉牺牲于台下；杨业单人匹马战辽兵而牺牲；余阙（元末人，死于抗击陈友谅之战）守城而溅血，以上这些人，或背叛旧君主，或与匪类为伍，或在伪朝当官，并没有白日清水一样的往昔，而一旦慷慨赴死，大变其过去的狂妄之心，难道不是君主对他们信任得使他们难以推脱，以诚推心置腹感动得他们一定要报答吗？所以说信任并不图回报却能得到回报，猜疑并不希望得到欺瞒而欺瞒必来。
如今的任官制度，在地方任官者，堂堂县令管不住县丞、主簿；一州之郡守管不住同知、判官、推官；一司之权，公为左使右使，而本司的二参知、副使、佥判也不听令。公文印信封掌和签发，都要求本卫官吏共同办理，唯恐长官徇私舞弊，约束长官象约束胥吏一样。这种制度施行不到百年，法度已大坏，却使得人人都借口公座共议共办，以推脱自己的责任，这种猜疑官僚之任官制度的弊病，已经可以清楚看出来了。朝廷又将地方的行政分出屯田。水利、钱法、驿传、临政诸权，又分为几道以限制诸司的权力，各道又设立各种分司，督察巡守兵粮之类事务以限制郡的权力，在驰道上，巡按之使络绎不绝，循环差遣，无时无刻都在约束着郡县。以此限制地方，可谓不遗余力。在朝廷之内，把过去的都督府一分为五，又各设同知、佥判。六部卿，副卿，常各设七八名。政事堂、大理寺、通政司、太仆寺之类，虽设有长官副长官等，却将事权分散出去，谁也不听他们的裁判管束。三公三师，这类黄扉论道之官，也明令废除，永不再设。朝廷的各种公文印信，封掌签发，全像地方官府一样由朝参官共同办理，再让给事中、谏议大夫、御史巡视；刷上封记以防有私。遇到有差任大官边关军情或地方盗贼、设置州县、河患漕运、朝廷大礼之类有疑议之处，有关部门不能决定，又设各种会议、抄参、私揭以约束，以此约束朝官也是不遗余力啊！以一个人力量来应付天下各种力量，以一代之力来应付几百年之力，力尽法坏，私弊成灾，然而却使人相互推卸责任，说不是自己一人负责。以此开辟了逃避责任的途径而断绝了他们争取功名的道路，岂不与本意大相径庭吗？
一个职务分由几个官员来主管，让几个官僚连衔署名以相互统辖，是为了以鲭疑约束不肖无德之人。对于人才来说，有贤、不肖、中等人三种，以贤者约束不肖者，则不肖者恐惧；以不肖者约束贤人，则贤者忧虑；以中等人约束不肖者，则邪恶不会消除；以中等人约束贤人，则善行不会增加；以贤人约束中等人，则疲于奔命，以下肖约束中等人，则会产生朋党；以贤人约束贤人，则会出现意见分歧；以不肖约束不肖，会使他们沆瀣一气。不肖者恐惧时会撕破脸皮而伤害贤人，贤者忧虑时会自动引退以避祸，恶行不消除，则恶人会更加肆无忌惮，善行得不到助长则无助于进步；疲于奔命，则事情会办坏，朋党作祟，则媚上欺下之风兴起；意见有分歧，则会离开正道而折衷；不肖者声气相投，则会使他们狼狈为奸。这种以猜疑为出发点的任
官制度，只有以不肖约束不肖，才能相适应，这也与建立这种任官制度的本意大有违背。
天本于道，君本于天，相本子君，百官本于相，这才是最好的啊！天下万事万物，只要握住尺纲寸纽，就足以统治天下，造福万民。如今在这样广大的天下里，选贤拣德的方式这样繁多，时间这样长入，不能选到一两个心腹大臣，任以国事，便愤然废去丞相之职，唯有开国于风雨中的英敏明神之君，总理万机，统一上下，才能无所阻滞。过此之后，朝中奏报一天比一天多，陈案的时间越来越长，太平观念越来越强，乐声女色，禽戏纪技，靡靡之音，天天进入宫里供皇帝享乐，外事劳碌而内受蛊毒，大权能不落到宦官手中者是极少的。故胡惟庸、汪广洋（胡惟庸、汪广洋皆明初重臣、先后被诛）之类的大祸，虽从朝堂中消失了，却移到太监聚集的地方。如万安、焦芳、黄立极、丁绍轼（万安、焦芳、黄立极、丁绍轼、皆明朝奸臣，以钻营而得宠）之徒，秉承大宦官的脸色唾遣，奉密令于皇宫北门之类，像波溶于水，瓦碎于地一样不可挽救。国家元气日渐萎靡，大政无人认真办理，民愁于乡村，士叹于家园，田野里没有粮食，钱币却被藏得蚀坏，公务你推我让，晋□□而□之大□，真叫人痛心啊！这就是不讲仁义，而实行猜忌之任官制度的恶果。
《左传》说：“以卑贱妨害尊贵，以新进离间旧臣，以小官加于大臣，都是悖逆正理的。”所以当君王者设立职名，天下尊崇职名，百官服从职名。职名设立颠倒，天下玩忽职名，百官混淆职名，必将使人们看不起爵禄而看重实权。爵禄是上天安排的秩序；事权，是皇帝的意图，不重爵禄则士人看不起功名，只尊重皇帝的意图则人会丧失廉耻之心。所以，杰出的君王对于“名”是很慎重的，名正则任务沉重，任务沉重则权高势重，权高势重则政事能办理得好。
如今当学士的，官秩只有五品，却立于九卿之上。以贱妨贵，以小加大，违反阶序者莫过于此。这将使天下小人投机钻营以争取事权，而天秩之序，遂荡然无可依凭了。
不设一品官，则吝惜所爱以限制权臣的，为了自私的目的，而想约束住所有的人，这与仁义背道而驰，想以此求得天下大治，不亦难哉！给事、御史的官秩只有七品，给事由巡视差任，御史由巡按差任，他们却主掌着六卿、两司大臣的审评大权，这也是不合历代典制的。而他们担任此职数年，就能升迁高官，做钦差，做民牧，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也和前述一样显而易见啊。
如果早知道六卿之类大臣不称职，废除他们就行了。反而用新升迁的小臣去翻查趾时，使白发大臣被呵斥得畏畏缩缩，蹑手蹑脚，端坐在墙角遭受给事、御史们的呵斥，不是很不对吗？
所以说，君主重视“名”，则天下都重视名，君主不重视“名”，则天下就都把名看得很贱。设立“名”是为了差任贤能的，猜忌“名”便会尊崇旨意，使浮薄之人大进，借权推诿，偶然间有效的措施却变为法制，故纲纪残缺而秩序紊乱，不是有助于治国的正确法则。
唯有废除以猜疑为基础的任官制度，让该居尊位的居尊，该居卑位的居卑，该设什么官就设什么官位，该负什么责的负什么责，增加选举的难度，减少对官吏的防戒，树立至公无私之心，除去猜忌，竭尽中国的智力，治理轩辕黄帝开创的天下，民族富强，仁勇尽力，就是百年千年，也不会出现弱国丧权之祸。
廉正士风［大正第六］
王者养贤以养民，□□以配天，继于其乱，先以刑禁，继于其治，终以德化，相因小民之疾苦，则焦额焚灼，妖怨亟起，而欲望建淳和以迓祥吉者，是孳息螟而冀登嘉谷也。
古代三皇五帝王天下的时候，推重五德，终始相承。当他们遁相禅让之时，如同白天接替黑夜，像虞渊（虞渊，是古代神话中太阳落入之处。见《淮南子·天文训》）接受白昼一样自然。后世不讲五德了，治国没有崇尚，全凭君王随意处置。至于除恶俗，拯救民难，创业中兴，则莫不有上古圣王五德终始的遗意。
自商汤代替夏朝以承天命之后，在伊尹、仲虺两人的辅佐下，重视以德化民朝野面貌大变。然而不过几十代时间，故家贵族遍占良田，积累巨资，混乱了天下国政，所以盘庚的诰书告诫：“不要借财富求晋官职，应当靠功德升迁。”由此可见，害民营利，继承于治世也会出现变乱，这是明君非常忧虑的事情。《左传》说：“国家败落，是由于官员不正，官僚的失德，是因贿赂贪污太过猖獗。”这难道不值得警诫吗？
天以金木水火土五行生养万民，食于阴，饮于阳，穿着华美的衣服，用甘酣美味佐餐，水滋润之，土敦重多，木宝成体，火调化性，这样，百姓得到上天的照料，不需要君王的治理，即能生死繁续，曲折往来，善用愚强之力，供养文弱之人。五行中金的作用，是君王外加于天的，以其害民而增加在水土木火之上。水德润物，木德成器，土德安民，火德化民，金德害民；因此，圣人对金特别惧重，只有万不得已时，才用它有利的一面，同时又在消除灾祸的前提下，防范和限制不利的一面；愚强者珍爱金，借以勉力求得成功，文弱者贱视金，希望避免使用过滥。多给他们所珍爱的东西，则小人和平；教育那些文弱者不重金，则君子能借以强固。这就是节宣五行而避免受其所害。如果有不可教化者，则当众呵斥使他们感到羞辱，或把他们远置边疆，或以牢房锁链禁固他们，或以刑杀以威服他们。
君王对于万姓，好像是父亲对待子女一样，那些聪明智敏、有德有才者，就好像一家中治家当户的长子一样；对于结果悲惨的刑罚、杀戮，岂有不感到凄惨、伤痛的呢？而对于那些受五行恶气之害，触犯君王的法令，破坏纲常秩序，坠入罪恶之渊，伤害百姓，欺压孤寡的人，又怎能忍心坐视不顾呢？《诗经》中说到：“除去田野里吃庄稼芯干和叶的螟和食根食茎的其他害虫，不要让庄稼受害，明君为政，把害虫都拿到火上烧死。”说的就是要除去灾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