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两位指挥员——不论是普霍夫，还是列柳申科——都不闲心，不回避上级的不满，不企图悄悄地行动。不管他们怎样不高兴，还是以绝对公正的态度向方面军首长报告了一切，从而使我们迅速采取了力所能及的措施，其中包括广泛使用航空兵。天气变好了，因而，我们的飞行员对敌人实施了密集突击。
与此同时，在方面军最右翼，戈尔多夫的近卫第3集团军大胆坚决地实施进攻，合围了格洛高要塞相当大的敌军集团。封锁要塞只用了不大的一部分兵力(这样做很重要、很正确)，而主力则向西北推进，于2月15日前出至博伯尔河口。这样，虽然传来了出乎我们意料的不愉快消息，但方面军右翼还是在向前突破。
而在中央，我军的态势越来越使我不安。德寇在布雷斯劳要塞地域的顽强抵抗，阻止了近卫第5集团军和第21集团军向西继续推进。而且，В·А·格卢兹多夫斯基将军的第6集团军分散了自己的兵力，该集团军曾直接进攻过布雷斯劳，并且，开始时，特别是突破敌防御时打得很好。司令员将其一半兵力派去掩护右翼，而剩下的兵力显然不足以完成主要任务。结果，该集团军止步不前。
我们左翼的第59和第60集团军，未能突破敌防御，敌人在其当面集中了相等数量的兵力，因此，按照我的命令，他们于10日转入了防御。情况因此而变得严重起来。
这个决心是正确的，而且是唯一可行的。当进攻已不能继续下去，实际上已经停止，而且，为了重新恢复进攻，需要新的兵力和兵器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比装样子在那里继续进攻更坏。然而，方面军左翼集团军转入防御，
自然就使中央的集团军(近卫第5集团军和第21集团军)陷入了困镜。他们稍微向前推进一下，就不得不吸引住自己左翼更多的兵力。
希特勒匪徒觉察到布雷斯劳面临的威胁，采取了一切措施，不断加强布雷斯劳集团，使该市不被合围。开始派来的只是一些独立部队和开赴前线的补充兵员。后来，敌人从其他方向往布雷斯劳地域调来了坦克第19和第8师，步兵第254师。
敌人开始发起疯狂的反冲击。仅在一天时间里，敌坦克第19师和步兵第264师，便对第6集团军的战斗队形进行了12次冲击，每批都有50—60辆坦克和强击炮。
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处镜也不妙。它从西面实施的迂回，越来越明显地威胁着敌布雷斯劳集团，因此，敌人在其正面也加强了抵抗。
在道路泥泞不堪的条件下，争夺居民地的战斗也是沿道路进行的。为了夺取支撑点、庄园和石头围起来的农场，需要消耗大量的重型炮弹。而第5集团军的重型炮弹却严重
不足。我被迫从方面军预备队将近卫重型火箭炮第3师交给泫集团军，这个师在很大程度上能以其突击，弥补重型身管火炮火力的不足。
方面军右翼也需要预备队，右翼每前进一步，同样也很困难。总之，到了这种时候了：在方面军部队行动的几乎所有的方向上，都要充实力量。
必须认真分析形势，权衡利弊，以便正确确定只要抓住一环就能带动整个链条的关健环节。而迅速粉碎布雷斯劳集团，就是这样的一个关健环节。
我很清楚，在我们没有封闭布雷斯劳周围的台围圈之前，我们的3个集团军将困在这里，构成几乎200公里长的一个弧形。顺利完成这一任务，就会立即使近卫第5集团军和第21集团军迅速前出至与方面军右翼平齐。假如不仅能迅速合围，而且能迅速夺取布雷斯劳的话，那么，整个第6集团军就可编入方面军预备队，尔后根据情况使用它。
为了消灭布雷斯劳之敌，我还在该市以北展开了科罗捷耶夫的第52集团军部队，令其在利格尼茨地域从第6集团军抽出一个步兵军迎近卫第5集团军投入战斗。作战隶属于近卫第5集团军的有近卫坦克第4军，该集团军还加强有坦克第31军。
为了使敌人既不能从里面，也不能从外面打开布雷斯劳周围业已闭合的合围圈，我决定再次调转在主突集团编成内作战的雷巴尔科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的方向，使其由西向东来个180度的大转弯；派他的2个军去支援近卫第5集团军和第6集团军。当时，这两个集团军已抵达本茨劳(库图佐夫心脏停止跳动的地方)。
根据过去一系列战役，我十分了解雷巴尔科的快速机动能力，因此，我相信，只要有帕维尔·谢苗诺维奇，事情就不会停顿。
13日，配属给第6集团军和近卫第5集团军的坦克和机械化军，相互迎向进攻，在布雷斯劳以西会合。
而这两个集团军的步兵则利用坦克部队的战果，不断收拢合围圈，建立绵亘的正面。雷巴尔科各军也赶到了那里。他们在完成快速机动后，在布雷斯劳以西直接前出到敌坦克第19师的翼侧，从行进问实施突击。这大概是合围最紧张的时刻。因为合围圈刚刚闭合，而为了保证不致从外面突破它，应首先消灭开进中的德国法西斯军队的预备队。
两个集团军在被合围于布雷斯劳的德寇后方会合的消息，的的确确只过了几小时，整个方面军就都知道了。大家盼到了这一时刻，都轻松地嘘了一口气。
而当时，在合围圈里一切都很紧张。被围的守备部队左冲右突，寻找出路。有时，他们进行绝望挣扎，而更多的时候则是投降。
在布雷斯劳西南的道路上，拥挤着大量的汽车和载人的大车，在这里，他们没有希望找到任何缺口，现正掉过头来往市里开。
德国法西斯“中央”集团军群司令舍尔纳上将，也企图在这些天往布雷斯劳西南集中兵力，从外面实施突击，突破我们的正面。可是已经晚了。我们已坚实地台围了布雷斯劳，现在的问题仅仅在于，我们将于何时，以怎样的代价去夺取它。
我决定在这里只留下第6集团军，当时，该集团军不算大，其数量没有超过布雷斯劳的守备部队。
说起来，守备部队的人数不算少，甚至在5月6日投降之后，在里面还俘虏了4万名官兵。然而我坚信，第6集团军不会放跑被合围于布雷斯劳的法西斯匪徒，而且，最终必将歼灭他们。该集团军也的确完成了这一任务。
近卫第5集团军撤出了布雷斯劳的战斗，并转向合围的对外正面。其任务是不让敌人突破，当时敌人已调来新锐兵力，援救其被围集团。我们的侦察发现，在布雷斯劳附近，出现了3个新的敌军师：第8、第19和第254师。
稍微早些时候，我称赞过近卫第3集团军司令员В·Н·戈尔多夫。他在合围格洛高要塞后，没有为了立即夺取它而耽搁，且只用部分兵力封锁它，并大胆地继续推进。
在维斯瓦河一奥得河战役过程中，希特勒匪徒仓卒沿奥得河加强自己的防御，但是，由于没有时间和能力建立数道绵亘的成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地区(像他们在维斯瓦河建立的那种防御地区)，因此，他们把主要赌注押在支撑点上，押在有内、外两道环形防线的要塞城市上。配置在那里的守备部队，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应丢掉这些筑垒支撑点。在一整套惩罚措施的威胁下，要求他们守在合围圈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这是希特勒的直接命令。因而不能将其只看作是狂热的表现。
敌人是有目的地、按明确的计划行动的。他们尽量根据我们向德国纵深推进的情况分散开兵力，以大大小小的筑垒支撑点，牵制住尽可能多的苏军，从而尽快迫使我们精疲力尽。
在下西里西亚战役的日子里，我们又碰到了敌人的这种战术，当然，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无权陷入这个圈套。同布雷斯劳集团的战斗，就是这样迫使我们把战线拉得过长，从而延缓了我们的进攻速度的。
我们正是为了尽快以断然措施解决这一难题，腾出兵力，使敌人的希望落空，才对布雷斯劳实施坚决突击的。
现在，正当布雷斯劳被合围起来的时候，希特勒匪徒装出一副样子，似乎他们在收集兵力后，将要突入市区。这样做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想迫使我们在该城周围保持大量部队，使这些部队排除在积极行动的兵力之外。然而，这种不高明的计谋是不难识破的。
乌克兰第1方面军在布雷斯劳周围只留下人数较少的第6集团军之后，继续对合围圈外的德军实施一连串的突击，并坚决向西、向尼斯河前进。
当然，在我们第6集团军官兵的身上，担子是不轻的。他们稳住了留在我们后方的布雷斯劳守备部队几乎3个月。他们对布雷斯劳的最后突击是在5月6日实施的，当时柏林已经陷落，希特勒也已自杀。由于第6集团军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从而保证了方面军其余兵力能毫无顾忌地、毫无耽搁地向西进攻。
这次进攻的最后结果是什么呢?2月8—15日，方面军右翼部队推进了110公里，前出至博伯尔河，并夺取了西岸的登陆场；夺取了下西里西亚的一系列行政和工业中心，以及勃兰登堡区，利格尼茨区，本茨劳区，索劳区，和其他数十个区。敌坦克第4集团军被击溃，而幸存的所有人员，都仓皇逃往博伯尔河和奎斯河对岸。我们后方只剩下被合围于布雷斯劳和格洛高的两支德军守备部队。
简言之，在这进攻的8天里，我们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战果。但是，应该坦率地讲，这些战果都是从士兵到将军所有战斗的参加者，以极大的体力和精力代价换来的。经过从1月12日在维斯瓦河开始的、并且从那之后从未停止过的不间断的战斗之后，到2月15日，每个步兵师平均只剩4，500人。坦克和机械化部队损失了一半以上的车辆(说实在的，不仅是由于战斗而且还有技术上的原因——用完了摩托小时)。
修复铁路的速度仍然落后于部队进攻的速度。从前进阵地到先头仓库和方面军基地的距离在不断增加。部队的弹药和燃料定额，不客气地讲，是“不够吃的”。汽车在极其繁忙地工作，可是，在道路泥泞的条件下，怎么也不能将进攻前线需要的一切都运来。
我要强调指出，当时，我们的军事工作能够提供、而且完全提供了我们所需的一切。只是由于交通线过长才未能保障部队所需数量的一切物资。
不利的气象条件，极大地限制了我们航空兵的战斗作业。几乎所有的野战机场地面部发泡，不能使用，混凝土起飞跑道在深远后方，向当时准备的飞机，又只能在最大的活动半径内行动，并且，远非全部飞机都是如此。
编入我方面军的空军第2集团军，当时共有2，380架战斗机，而一昼夜平均只能出动546架次。该集团军在正面宽520公里的情况下，实际上只是完成侦察任务。
我们左边的乌克兰第4方面军仍然毫无进展。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在波美拉尼亚进行着激烈的战斗，而在与我们沿奥得河的接合部，暂时转入了防御。敌人有了向我进攻地带增派大量援兵的机会。兵力对比一天天变得对敌人有利。
所有这些情况总合起来，使方面军首长在战役的第八天得出结论，在最近期间，我们不会达到我们最初计划规定的目标，向柏林进攻暂不可能。
我们向大本营报告了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而确定的今后行动的意见。
新计划是2月16日呈报大本营的，我想列举其中的某几点。
在评价当时的局势时，我们指出：方面军左翼过于落后；部队远离供应基地几百公里，因此，要供给他们“不够吃的”弹药和燃料定额，将是十分紧张的；方面军部队的人员遭到很大损失，这时，平均一个步兵师只有4，600人，而在1月12日前拥有的3，648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中，在维斯瓦河一奥得河战役开始前，还有战斗力的总共只有1，289辆；森林沼泽地条件下的泥泞道路，限制着坦克部队的机动，因此他们不断遭受损失：机场地面发泡，冈而航空兵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使用；由于从其他战场增派预备队，敌人不断得到加强，因此，战斗越来越顽强。
在客观地评价所有这些事实后，我们向大本营报告：我们认为，在最近时期内，我方面军完成以下任务是可能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的主要集团，前出至尼斯河，夺取尼斯河西岸的登陆场，并在此固守；方面军左翼各集团军在得到加强之后，应将敌人击退到苏台德山脉；第6集团军的任务是夺取布雷斯劳。
同时计划修复和延长通往部队的铁路和供应站，往部队运送和储备弹药、燃料，修复战斗兵器，使整个军队后方处于正常状态。
这份文件是由我、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К·В·克赖纽科夫和方面军参谋长В·Д·索科洛夫斯基签署的。
为了明确起见，我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给自己提出的那些刻不容缓的任务，打算以现有兵力去完成。而我们关于将方面军部队补充到具有完全的战斗实力的请求，则是与准备柏林战役的远景相联系的，柏林战役同样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十分清楚的，而问题仅仅在于，我们离柏林之间的间歇有多长，到这一间歇之前，我们应到达什么地区。
大本营同意了我们的计划。这一消息是总参谋长А·И·安东诺夫用电话通知我的。而且我们也没有期待别的。因为在此之前的整个战役过程中，不论是总参谋部，还是大本营，一直都庄收到我们详细、真实的情报。实际上，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是唯一继续向西推进，并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敌预备队的一个方面军。
虽然部队有很高的进攻锐气，但他们十分疲劳，因此，超出2月16日的文件规定之外去计则某事，是完全不现实的。不管我们暂时放弃1月底经大本营批准的最初计划中提出的目标是多么痛苦，但我们认为，正视现实，并在变化了的情况下，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在现阶段确实可以完成的任务上，是自己的天职。
当我们的计划正在用电报发往莫斯科的时候，2月16日，在方面军右翼又恢复了激烈的进攻战斗，在敌人配置有一系列大型军工厂，其中包括地下工厂的古本、克里斯蒂安施塔特、扎甘、索劳等城市地域，战斗尤其顽强。
这时，坦克第4集团军已到达尼斯河东岸，尽管是在一个不太宽的地段上。紧接它之后，近卫第3集团军和第52集团军部队，也突到了尼斯河。这就迫使敌人开始沿我们突击集团的整个进攻地带，从河口到彭齐希市，仓卒向尼斯河对岸撤退。
我们立即进行了从行进间克服水障碍，并像计划规定的那样，夺取河西岸的登陆场的尝试。但是，这要求部队如此紧张，以致为了避免过大的和不必要的伤亡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这一尝试。被我们夺取的儿处小登陆场，本身不解决任何问题，因此，我下令放弃它们，而在尼斯河东岸设防固守。
为了休整、补充部队，我坦克第4集团军立即编入了预备队。很快，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也编入了预备队。可是，在此之前出现了一个不愉快的插曲，在这里应该说一下。它最有力地说明了情况的复杂性，以及敌人准备利用我们的任何失误，使情况变得有利于他们。
经过成功的机动和对德国法西斯坦克第19师的翼侧实施毁灭性突击后，П·С·雷巴尔科使各军恢复了原态势。在去本茨劳地域的路上，其中一个军与敌人的一个新锐坦克师即坦克第8师遭遇。当该军在进行战斗的时候，集团军司令员由于有前出至尼斯河和夺取格尔利茨的任务，决定用他掌握的两个军，对敌整个格尔利茨集团，实施大胆的双重包围。
应该承认，这一决心并不是帕维尔·谢苗诺维奇的最好决心。问题是，在此之前，近卫坦克第6军就已在这一方向上进行紧张的战斗，并且未获成功。现在在他面前重新提出的实际上是同一个任务，但是不得不以较小的兵力，被减弱了的编成去完成它，因而，我们指望成功的理由当然就更少了。
而另一个军、即第7军，司令员已命令其强渡奎斯河，夺取劳班城。
好在雷巴尔科很快明白了自己的错误，并开始重新部署兵力。但是，这时该地域的局势已急剧恶化。坦克第7军的先遣部队，被迫直接从行进间投入了同开进中的敌坦克预备队的战斗。而该军其余部队由于在渡口遭到敌强大的抵抗，未能渡过奎斯河。
在最近两天里，德寇调来了坦克第8师、步兵第408师和摩托化第10师，并前出至我第了军和近卫坦克第6军(部分)的后方和翼侧，开始从东面迂回雷巴尔科集团军。总之，局势非常紧张。直到三个军在科罗捷耶夫第52集团军部队的支援下，实施共同突击，帕维尔·谢苗诺维奇才最终粉碎了突到劳班东北的敌军集团，并将其击退至南面。
这几天，我在К·А·科罗捷耶夫将军的前进指挥所里，有机会亲自评价雷巴尔科那里局势的复杂性。大家都知道，而我也知道，当时，在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的许多旅，每旅总共只有15—20辆坦克。
该集团军司令员终究摆脱了这种困境。应对他作出应有的评价：虽然起初他有些头脑发热，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过低估计了敌人，但后来，他却既表现出了冷静的计算，又表现出了难得的沉着，从而终于挫败了德寇极其危险的阴谋。
在两三天里，情况如此复杂，以致既引起了我们的不安，甚至还引起了大本营的不安。
在德国法西斯军队开始向坦克第3集团军后方前出的那一天，斯大林打电话给我，表达了他的担忧：“你们坦克第3集团军那里出了什么事?它在你们那里的什么地方?”
我回答说，雷巴尔科集团军正在劳班地域进行十分激烈的战斗，然而我认为，该集团军没有发生任何特殊情况，它是在复杂条件下作战，而这对坦克部队来说，是一种正常的事情。
我是在距劳班不远的第52集团军指挥所里接到斯大林打来的电话的。我向最高统帅保证，如果情况变得复杂，我们将就地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直到22日，当企图合围我坦克兵的敌军集团被粉碎，并被击退到南面去之后，危机才算过去。但是，就在第二天，在这里，在格尔利茨和劳班方向上，我军部队和德国法西斯军队之间，还在继续进行遭遇战。遭遇战斗过程中，敌我互有胜负。某些居民地、高地和地域多次易手。
经过所有激烈的战斗，虽然双方态势没发生重大变化，但在那些日子里，这儿是方面军最活跃的一个地段。
下面，我们将作出几点结论。
下西里西亚战役是从1945年2月8—24日进行的，历时17昼夜。战役远非一切都是按最初设想的那样进行的。遭到重大失败的敌人，得以在一个短时期内在奥得河地区设防固守，整顿了被击溃的部队，调来了预备队，组织了指挥机构。
我们绝不应当轻视希特勒统帅部在其危急关头所表现出的组织能力。不过，还必须指出另外一点：大量的俘虏口供证明，整顿这种秩序的手段是极其残酷无情的，是纯粹法两斯式的。
但是，第三帝国的垮台确定不移地临近了。尽管法西斯匪徒全力抵抗，我军也疲惫不堪，尽管我交通线拉得太长，尽管在整个战役期间只有4个飞行口、步兵几乎完全依靠炮兵支援，加之炮兵还缺少弹药，方面军右翼部队仍然突破了敌奥得河防御，克服了博伯尔河、奎斯河一带的中间防御地区，并前出至尼斯河。
向尼斯河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阵地一线的前出，正是二月进攻的主要结果，它具有重大的战略战役意义：两个最大方面军的部队占领了在柏林方向上实施突击的最有利的地区。与此同时，我方面军南翼已给敌上西里西亚集团造成威胁，而且我们已就如何将其围歼的问题进行了筹划。
在叙述下西里西亚战役过程时，我曾指出，经过一系列战斗，我们不得不放弃向柏林进攻的深远企图，而满足于十分有限的成果。
但是，世界上一切都是相对的。我们下一次突进的距离(从奥得河至尼斯河)与从维斯瓦河至奥得河的迅猛突进的距离相比，似乎要小得多。
然而，在这方面至少不能忘记两点：第一，第二次突进是在连一天喘息时间也没有的情况下，仍然由那些刚刚从维斯瓦河开进到奥得河的部队来实施的；第二，在17天的下西里西亚战役中，这些部队虽然疲惫不堪、体力殆尽，但仍然又向柏林挺进了100—150公里。
有这样一种意见(我知道这一点)：或许，本来就不应当实施下西里西亚战役，若在奥得河停止前进，积蓄兵力，尔后突破德国人的防御，一举克服从乌克兰第1方面军到柏林的距离，大概更为合适。
我在考虑这种意见时也要提出一个问题：倘若我们不预先付出巨大的努力和超人的毅力，从奥得河推进到尼斯河，那么，卫国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即柏林战役又会怎样呢?那样，我们进行这次战役将会十分困难，最终会大大推迟尔后攻克柏林和解放布拉格的日期。
还有这样一种意见：早在2月就应该开始直接进攻柏林。但是，下西里西亚战役的经验教训完全驳倒了这种肤浅的意见。
在回忆这次艰苦的战役时，我只想补充一点，就是对于我们的指战员，我内心始终充满了无限感激、十分敬佩之情。他们虽然在维斯瓦河向奥得河的进攻中竭尽了全力，但仍旧于次日以同样的大无畏精神投入了新的激烈的17天战斗，战斗将他们带到了法西斯柏林的接近地。
第十一章 所谓的间歇
从2月24日(下西里西亚战役结束日)至4月16日(柏林战役开始日)，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出现了所谓的间歇。各部队都在补充人员和新的兵器，整顿后方，修复铁路和机场，运送弹药及战争结束阶段的各大战役所需的一切物品。
在整个方面军范围内，下西里西亚战役和柏林战役之间的一个半月，确实可以说是间歇。但是，对于我南翼在这一个半月间发生的事态来说，这一定义却大不相符。
我已经说过，方面军南翼(或左翼)于2月间发起的进攻，由于兵力不足，未获成功，到第三天就暂时停止了进攻。可是，由于方面军中央和右翼向尼斯河的推进，我左翼结果更加靠后，位于苏台德山真脉山前地带一线。
要是看一看方面军那些日子的工作图，你眼前便会出现非常有趣的情景：我们从北面对奥珀伦一拉蒂博尔地域的敌集团已构成威胁，而敌人同时也给我们造成威胁，使我们大伤脑筋。因为敌人有可能从这里向西北方向实施翼侧突击，以便解除布雷斯劳之围，一旦得逞，甚至可能试图恢复其原先的奥得河防线。
我们深信，我们是不会容许敌人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
然而，我们也考虑到，如此有利的翼侧态势会诱使敌人向布雷斯劳方向突击，可我们并不希望这样。
但是，这看来不是主要的。更令我们不安的倒是，德国人在失去西里西西工业区之后，在我方面军南翼当面，拥有一个相当庞大的军队集团，而这一集团最近又得到了明显的加强。这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征兆，说明敌人还没有放弃从我们手中夺回“第二个鲁尔”的念头。
斯大林也产生了同样的担忧。他在出席克里木会议时，显然是由于从盟国那里获得了某些补充情报，因而多次给我打电话，坚决要求我注意，希特勒匪徒正准备在南面拉蒂博尔方向对我实施突击，企图夺回西里西亚工业区。关于这一点，А·И·安东诺夫也多次提醒我加以注意。
斯大林洵问道，谁在我的左翼，是哪些集团军，由谁指挥(在同我们的谈话中，他通常不说集团军的番号，而说集团军司令员的姓名)。
“请注意，”斯大林在一次电话谈话中对我说，“德国人不会甘心失去西里西亚，可能要从你们手中把它夺回去。”我表示坚信，敌人是无法从我们手中夺回西里西亚的，并报告说，我们正在加强自己的南翼，准备在这里实施一次局部战役，将敌逐出拉蒂博尔地域。
斯大林吩咐我们呈报一份详细的作战计划。
于是，上西里西亚进攻战役就这样产生了。虽然这次战役的规军比较小，但是日期正好与其他方面军的战役日期相同，那几个方面模在柯尼斯堡地域、东波美拉尼亚、喀尔巴阡山脉、奥地利和匈牙利各自完成自己的任务。这次战役的时间只有半个月，即3月15—31日。战役的目的是，粉碎德军奥珀伦—拉蒂博尔集团，使整个方面军取齐，以便将来我们具有更加有利的条件，在主要战略方向——柏林方向上转入进攻。到3月初，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当面作战的仍是舍尔纳上将(在叙述布拉格战役时，我还要谈及他)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
根据我们的侦察情报，希特勒匪徒用来对付我们的有43个师。此外，“中央”集团军群的预备队还编有了个师和60个补充营。在面向我方的奥珀伦突出部上，敌人有十分严密的战役布势：每个师的正面约为8公里。据我们计算，敌人在这里总共可集中约25个师。敌人继续加强奥珀伦方向。例如，我们认为党卫军坦克第6集团军有可能开到这里(后来发现，法西斯德军统帅部的确把该集团军从其西部战场调到了匈牙利)。
2月间，敌人几次试探我南翼的兵力。在许多地点，敌人企图转入积极行动，并一直继续不断地改善其防御地区。
在5个星期中，德国人除了在其前沿构筑野战型工事和工程障碍物之外，还在自己的后方建立了一些相当牢固的抵抗枢纽部，对大部分居民地乃至一些独立家屋都做了长期防御的准备。密如蛛网的工事使敌人实际上可以用炮兵和步机枪火力封锁所有(或几乎所有)工事之间的空间。在个别地点之间的间隙地，控有堑壕，构有备用发射阵地。根据我航空侦察情报，德国人在这里的防御纵深达20—25公里。
在这次战役中，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歼灭敌非常密集并预先做了防御准备的集团。
在计划上西里西亚战役时，我们打算首先合围配置在奥珀伦突出部和直接配置奥珀伦城内的那部分法西斯德军。顺便说一下，这个城市从前几次战斗以来就一直处在战线上——敌我双方各占一半。
为了达到预定目的，我们建立了两个突击集团，北突击集团和南突击集团。北突击集团编有近卫第5集团军的1个军、整个第21集团军、近卫坦克第4军和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南(或拉蒂博尔)突击集团下辖第59和第60集团军。这两个集团军是从方面军预备队调来的，配属有步兵第93军、近卫坦克第7军、坦克第31军和独立坦克第152旅。除此以外，两个集团还得到足够的炮兵加强。
战役的准备期限是相当紧迫的，但我们还是妥善地把一切组织就绪了。我们特别注意战役的工程保障。在我们面前，遍地是地雷。凡是能布雷的地方，德国人都敷设了地雷。另外，加上春季道路混泞。地形起伏，地雷障碍物是进攻的严重障碍。因此，不论是诸兵种合成兵团还是坦克兵团，都预先配备了携带有相应工程器材的工兵。
对敌防御的突破是在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突破速度有些缓慢。我北突击集团在战役的第一天中，突破了8公里的正面，并向纵深也推进了8公里。现在，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够的。一天突破纵深达8公里被认为是辉煌战果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例如，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中，我们在第一天就突破敌防御纵深15—20公里，很快同坦克一道进入了战役地区。在这之后，古谢夫和列柳申科的集团军在上西里西亚战役一开始只前进了8公里，自然已不能令我们满意了。
其实，这里却有其特殊性。这样评价军队的行动也是不十分公道的。我军在坚固设防、居民地稠密的地区通过敌密集战斗队形，推进了8公里，是付出了很大气力的。这是一次良好的、值得称赞的战斗作业。
当然，我作为一个方面军司令员感到不满意的是，通过的距离比预定的距离要小，但是我心里明白：尽管推进速度比较缓慢，但全体官兵仍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我甚至不想去责备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古谢夫。他是一名最有经验、最有学识的集团军司令员，但在这次战役开始时也无意中失算了。
清晨，当第21集团军务先遣营发起冲击，迅速通过了第一道堑壕，而在许多地段上已经突入第二道堑壕的时候，古谢夫觉得似乎可以把炮兵火力的强度减小一半。在他看来，即使炮火护送减少到最低限度，希特勒匪徒也将被逐出他们占领的阵地。集团军司令员决定节省弹药，因为我们的弹药仍然很紧张。”他打算在尔后的进攻阶段更有效地使用弹药。
应当说句公道话，集团军司令员定下这种决心是有根据的。最初，无论是他还是我，都以为这个决心是正确的。
要知道，第21集团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占了敌阵地。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进攻就开始缓慢起来了。后来查明，我炮兵远远没有压制住敌所有发射点，尤其是反坦克发射点。其中有许多发射点，如埋在土中的坦克，自行火炮和隐藏在居民地内的反坦克炮，都使我们猝不及防。从空中是难以发现它们的，而地面军队侦察在短促的战役准备时限内也未能详细查明敌人的火力配系。
而这个时候还想节省弹药呢!就因为这一点，不仅我们的进攻速度受到损失，而且协同古谢夫集团军作战的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的兵器也遭到了不必要的损失。
在战争中，类似这种无意中的、起初非常不明显的失算，即使对于了解情况细致、战斗经验丰富的干练军事首长来说，也是时有发生的。我一直认为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古谢夫就是这样的军事首长。即然这里谈到了他的个人失误，我想至少再简要地大体上说明一下这位杰出的苏联将军的个性和活动。
古谢夫是从列宁格勒方面军调到我们这里来的。在列宁格勒方面军，他先后任方面军参谋长和第21集团军司令员，作战出色。在我们乌克兰第1方面军，他是从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开始其战斗活动的。他指挥的集团军肃清了西里西亚工业区整个北部之敌。在这次战役中，古谢夫指挥作战出色，组织纪律性很强，行动巧妙，时刻把保护西里西亚工业区免受破坏的要求放在心上。
在上西里西亚战役期间，古谢夫也同样如此，认真作战，英勇顽强。他依靠自己训练有素，配合默契的司令部，出色地指挥了集团军从上到下的战斗行动。
就其性格而言，他是一个积极主动而沉着镇静的人。审慎坚定是他的一大特点。他审时度势，以冷静全面见长。他从不放过那些特殊的、对于某个战役或战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细枝末节。他很尊重自己最亲密战友的意见，尤其是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们的意见。
我到第21集团军去过不止一次，不管哪次去，总是可以高兴地看到该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工作齐心协力，团结合作。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同各军军长和各师师长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同他们一道走过了漫长的战斗里程。他相信每一个人，一向可以信赖他；们绝对执行自己的任何命令，不光从字面上而且从内容上。
这里不妨补充说明一下，这个和睦相处、团结协作的集体，来到我们方面军后，对情况十分生疏。我们这里的情况与列宁格勒方面军的情况不同，它具有战役地区无比宽广、战役正面宽、纵深大、机动性强等特点。但是，第21集团军司令员及其所属部队很快就熟悉了这里的一切情况，并能胜任工作。
自从我们一结识起，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就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好感。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里，记忆犹新。
我还是再来讲述上西里西亚战役第一天的情况。
那天，我们的坦克兵不论是在北突破地段还是在南突破地段，都遭受了严重损失。与第59、第60集团军一起作战的机械化第7军和坦克第31军，推进了10公里，分别损失了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一的坦克。其原因就在于，对北面的侦察不够仔细，因而对孜反坦克防御缺少猛烈的精确的炮火准备。第一天的坦克损失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尽管我们也推测到损失会不小。
战役的企图是，我两个合围德军的集团要尽快会合，将盘踞在奥珀伦突出部的法西斯德军的5个师赶入合围圈。
由于指望两个集团能迅速会合，我定下决心，将坦克兵和进攻步兵同时投入战斗。
这是否也是一种失算呢?我深信不是。倘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只把步兵派到前面去，那么进攻速度就会更慢，我们本来就已严重减员的各步兵师所遭受的损失也会大得多。作为一名司令员对不必要的人员伤亡要负纯道义上的责任，这姑且不论，就是出于十分认真的考虑——预见到象柏林战役这样重要的大规模战役，我当时也无权去冒险。
我也一直认为，在1945年不用坦克兵把步兵投入进攻，在原则上是不容许的。这是倒退。当时我们已经习惯于在各兵种十分紧密的协同下组织现代进攻，而且坦克在战场上已起着主导作用。
一个司令员即使预见到困难也必须迎难而上，这是常有的事。脑筋不应用在如何回避困难上，而应用在怎样用最好的方法去克服困难，不能向困难低头，而应做困难的征服者。在战争中必须如此。
上西里西亚战役第一天，我们坦克兵损失严重，这是令人痛心的，但也是不可避免的。极端的必要性迫使非这样做不可。在当时的条件下，倘若没有坦克，我们根本不能前进一步。
在分析当时给我坦克兵团造成大量杀伤的原因时，不应当忘记，正是在上西里西亚，我们在整个战争中头一次遇到敌防御中备有这样充足的长柄反坦克火箭弹，而我们对付它的方法还不够成熟。
由于春季道路泥泞，情况发生了恶化。坦克兵们不得不沿着道路和在道路两边作战，穿过居民地实施突破。而敌长柄反坦克火箭弹射手恰恰在这里最容易从房屋和掩体里给我以杀伤。
尽管困难重重，但在战役的第一天仍然实现了突破。鉴于我们万万不能拖延合围奥珀伦集团，我要求各集团军司令员夜间也不得停止进攻。
3月15日夜间，各团和各师的第二梯队投入了战斗。应当说，我们预先就预见到这种可能性，并让每个师各抽一个加强营做好夜间行动准备。
我认为，这次战役的夜间行动特别值得注意。这一次，我们依然预先作了准备，做到了切实可行：我们没有要求各师都成功地实施夜间战斗，而是挑选一些最合适的人员，编成特种营进行夜间战斗。这些营只在夜间作战，昼间休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夜间战斗中，特种营的行动主要由直瞄炮兵支援。担任支援的火炮还在天黑前就向前移动，一直到不能再前进为止。
在上西里西亚战役中，修复工作总是安排在夜间进行。修理工整夜忙于从被毁坏的道路的烂泥中拖出受损的坦克。修路工作也在夜间进行。我们在夜幕下继续进攻，同时还排除自己后方一切妨碍昼问进攻的障碍。
3月15—16日，敌人开始从纵深抽调预备队。近卫第5集团军遭到了十分猛烈的反冲击，它根本不是完成合围敌奥珀伦集团的任务，而只是从北面掩护我主要突击。但是，希特勒匪徒显然还没完全搞清情况，一直顽强进逼近卫第5集团军的左翼。
还有一个情况可以部分地说明这一点，即在这里从我前沿至布雷斯劳的距离最近，因此敌人预先准备了一个集团，应付我对布雷斯劳可能实施的突击。
我们预料到事情会这样发展。希特勒的将军们惯于对突破的军队死命地实施反冲击。因此，我们在这个方向上专门配置了两个特别能打仗的军——Г·В·巴克拉诺夫的步兵军和П·П·波卢博亚罗夫的坦克军。这些部队早在桑多梅日登陆场就经受了严峻考验，所以他们抗击反冲击的技能，正如常言所道，是富富有余的。
德军顽强冲击这两个军，但未能奏效，根本就没有影响到我继续更深地合围奥珀伦突出部的基本突击集团。3月18日昼间，Д·Н·古谢夫的集团军在新施塔特地域与Н·Т·科罗夫尼科夫的集团军会师了。完成对敌的合围后，这两个集团军的Д·Д·列柳申科的坦克部队立即向西调去部分兵力，于晚间在20公里地带内将法西斯分子的奥珀伦集团同其主力分割开来。陷入合围的有党卫军步兵第20师，步兵第168和第344师，党卫军摩托化第18师一部和几个独立团，营。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尽快歼灭被围集团。
3月19日16时45分，我在古谢夫的观察所签署了一个非常简短的命令，要求传达到每一个士兵。看来，这里有必要将命令全文转抄如下：
“第21集团军第225、第285、第229和第120师师长，各团长、各营长：被围之敌企图向施泰瑙方向突破。敌人士气沮丧，丢盔弃甲，分散突破。我命令：
1．在夜间之前，消灭和俘虏各批突破之敌。全体官兵要奋勇杀敌。不得玷辱第21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的荣誉，不许敌人冲出合围。
2．命令传达到各兵种全体官兵。”
我为什么下达这样一个命令呢?这是过去历次战役和战斗的经验。我十分清楚怎样才能消灭陷入合围的敌人。我们既有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合围的经验，又有布罗德合围的经验，还有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期间一系列较小合围的经验。
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彻底粉碎被围集团，每个军人都必须真正懂得随机应变的全部含义。任何一次合围要取得圆满结束，这不仅决定于指挥员的创造力和意志，而且还决定于各连、营、团、师全体人员能否有条不紊，积极主动地执行指挥员的意图。
在同被围之敌的战斗中，会出现特别多的意外情况。敌人陷入绝境，不是死亡，就是被俘，所以总是要挖空心思地竭力寻找出路。如若台围部队缺乏准备、不明情况，那就会铸成带来巨大不幸——被突破的错误。因此，每个人都应当熟悉情况，随时准备应付不意，勇敢顽强地作战。
我下达命令的时候，正值希特勒匪徒以刚刚到达这里的“赫尔曼·戈林”坦克师，从合围外侧发起第一次猛烈的反突击。然而，我近卫坦克第10军在Е·Е·别洛夫将军的指挥下，顽强坚守，打退了这次猛攻。
次日(3月20日)，德军又从合围圈外侧实施新的反突击。这一次，参加反突击的已不只是“赫尔曼·戈林”坦克师的部队，还有步兵第10军、坦克第20师和步兵第45师。但是，敌人的这一尝试也未能得逞。反冲击之敌受到我3个军有组织的迎击，他们是步兵第118军(第21集团军)、机械化第6军(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4军(近卫第5集团军)。
当敌人从合围圈外侧的两次反突击被击退的时候，第21集团军主力于3月20日傍晚实际上已歼灭了被围集团。
据我们统计，敌官兵仅被击毙的就有约3万人，被俘的有15，000人。我不再一一列举战利品，因为它们太多了。我们在这个地域缴获敌弹药库、军械库和给养库75座，这一点足以说明问题。
这些天，我一直待在作战地域。和我在一起的有方面军作战部部长В·И·科斯特列夫将军，以及一个工作能力很强的参谋小姐。往协调担负围歼敌人的复杂任务的军队力量方面，他们绐我以很大帮助。
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К·В·克赖纽科夫中将，在这些日子里也做了许多工作。他下到第59集团军，并通过И·Т·科罗夫尼科夫的指挥所与我保持联系。
我历来认为，在决定关头，尤其是在情况时常发生突变时，方面军司令员(集团军司令员也一样)——定要离部队近一些，就地定下必要的决心。下部队时间有长有短，视需要而定，但这在我看来从来就跟诸如个人勇敢乃至英勇义举的高尚范畴毫不相干。依我看，这不过是现代指挥军队机动作战的一个不可分割的要素。
……消灭奥珀伦集团之后，当务之急是夺取拉蒂博尔——敌人手中的最后一个大支撑点和上西里西亚的工业中心。这项任务交给了П·А·库罗奇金将军的第60集团军。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该集团军配属了4个坦克和机械化军、1个(后增至2个)突破炮兵师。
我前面已经谈到过炮兵只在夜间战斗中突施直瞄射击。可是现在，我们不仅在夜间而且昼间也实施这种射击。并且各种口径的火炮，203毫米火炮也不例外，都进行直瞄射击。我们用203毫米火炮摧毁那些其他口径火炮穿不透的建筑物——德军支撑点一米厚的砖墙。为了节省重型炮弹，炮兵们开始采用所谓的大小口径火炮搭配射击。小口径火炮进行试射，尔后重炮再十分有把握地轰击试射目标。在围歼奥珀伦集团时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在争夺拉蒂博尔的战斗中也同样如此。
到3月22日，天气终于好转了。因此，向拉蒂博尔和雷布尼克进攻的集团军不仅得到炮兵的支援，而且还得到了强大的航空兵支援。
但是，德军抵抗得很顽强。进攻头一天，我军只推进了8公里。尔后，敌人将从其他方向调来的坦克第8、第17师投入了战斗，从而更加加强了抵抗。我进攻部队一步一步地缓慢向前推进。
这样的进攻速度我们是决不会满意的，于是我从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抽调两个军，前去支援第60集团军。坦克兵们应从北面实施补充突击。
德军也向这里调集了一些新锐坦克兵团。我们继续推进，但仍然十分缓慢。每天都要为攻占小居民地、道路交叉点、高地和小高地而进行顽强的战斗。我们部队损失不小。这自然使我们感到不满。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刚刚经历过的战斗，有权希望士气、速度、水平要高一些，可这次战役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
但是，就在3月24日，经过一段间歇之后，第38集团军在英勇善战的К·С·莫斯卡连科司令员的指挥下，在我左翼乌克兰第4方面军地带内恢复了进攻。该集团军以自己的坚决行动，改变了第60集团军左翼的态势，在雷布尼克和拉蒂博尔地域给敌人造成了合围的威胁。而我们这里出现了强击这些城市的有利先决条件。第60集团军攻克了雷布尼克，并有一个军于拉蒂博尔以南渡至奥得河左岸。
3月29—30日一连两天，我航空兵对拉蒂博尔周围的德军阵地实施了不间断的密集突击。为了以最小的兵力和坦克损失尽快攻占拉蒂博尔，我命令将刚归我指挥的突破炮兵第25师和突破炮兵第17师大部兵力向这里集中。
经过一小时猛烈的炮火准备之后，第60集团军步兵第15、第106军同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的坦克一起，向拉蒂博尔发起了坚决的强击。敌人经不住我军的猛攻，开始向西南方向退却。
拉蒂博尔被攻占了，它是我们预定在上西里西亚战役中攻占的最后一个大居民地，我们的尔后进攻到此告一段落。
乌克兰第1方面军左翼的上西里西亚战役结束了，它持续了16个昼夜。这次战役粉碎了德军夺回西里西亚工业区、向布雷斯劳突破的企图。从3月31日起，降临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已不是所谓的间歇，而是真正的间歇。那天我们还不知道间歇仅仅延续了15天……
第十二章 柏林战役
1945年4月1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苏联元帅Г·К·朱可夫和我，被召到莫斯科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斯大林和往常一样在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宽敞办公室里接见了我们。办公室里摆着一张长桌子，墙上挂着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画像。除斯大林之外，参加接见的还有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们、总参谋长А·И·安东诺夫和作战部长С·М·什捷缅科。
我们刚互致问候后，斯大林就问道：
“你们知不知道现在的形势?”
我和朱可夫回答说，根据我们两个方面军掌握的情报，我们是知道的。斯大林转向什捷缅科说：
“请给他们读一下电报。”
什捷缅科大声读完了电报，其实质可简略地归纳如下：英美联合指挥部正准备柏林战役，其任务是先于苏军攻占柏林。建立了由蒙哥马利元帅指挥的主要集团。主突方向选在鲁尔以北，位于英军主要集团和柏林之间的一条最近道路上。电报列举了盟军指挥部预先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组建集团，集结军队。电报最后说，根据全部情报，盟军司令部认为先于苏军攻占柏林的计划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并且正在竭尽全力准备付诸实施。(现在已经知道，正是在1945年4月1日，英国首相邱吉尔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明了如下见解：“柏林的陷落对于德国一切抵抗力量所发生的一种绝望的心理影响是没有其他事情可以比得上的。对于德国人这将是战败的最高信号。相反的一面，如果让它在废墟之中抵挡住俄国人的围困，那么只要德国国旗飘扬在那里，它就会鼓舞一切武装的德国人进行抵抗。还有一点也是你我所应当考虐的。俄国军队无疑将踏遍奥地利全境而进入维也纳，如果他们又拿下了柏林，他们的脑海中会不会形成一种不正确的印象，以为是他们自己对我们的共同胜利贡献最大；这会不会使他们由此而产生一种情绪，绐我们增添严重而可怕的困谁?所以我认为从政治的观点来看，我们应该尽量向东深入德国，柏林如果入于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当然应该把它拿下来。从军事上来看，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什捷缅科读完电报之后，斯大林转向朱可夫和我说：
“那么究竞是谁将攻占柏林呢，是我们还是盟军?”
结果，我只好头一个回答这个问题，于是我回答说：
“我们将攻占柏林，也一定能先于盟军攻占它。”
“真有您的！”斯大林微微一笑说，紧接着就直截了当向我提出了实质性问题：“为此您如何组建集团?您的主力位于您的南翼，看来您必须进行大规模变更部署。”
我回答说：
“斯大林同志，不必担心：方面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我们将在柏林方向上及时组建进攻集团。”
第二个回答的是朱可夫。他报告说，部队已做好了攻占柏林的准备。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部队和技术装备得列了充分的补充，当时已经直接对准柏林，而且距柏林最近。
听完我们的回答，斯大林说：
“好吧。你们俩必须直接在莫斯科总参谋部这更准备各自的计划，根据准备情况，过两昼夜左右将计划呈报大本营，以便带着已经批准的计划回到自己的方面军。”最高统帅要求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攻占柏林，因此战役准备的时间是十分有限的。
我们工作了一个昼夜多一点的时间。有关当前战役的所有基本设想，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已经考虑好了。我在召到大本营前也准备了一份报告，内容是乌克兰第1方面军如何从南部方向向柏林方向变更部署和计划战役。
我们俩在总参谋部各自单独研究自己的计划，但一些需要协调的问题要同总参谋部的领导共同讨论。自然，这指的并不是一些细枝末节，而是纯原则性的东西：主要方向，计划战役的时间和战役开始的日期。我们对战役开始的日期特别感到不安。
斯大林关于谁将攻占柏林的问题和有关盟军正抓紧准备柏林战役的电报提醒我们，应当最大限度地提前完成战役准备的时间。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主要集团业已基本准备就绪，并且对准了敌人，而我这边的情况暂时还比较复杂。上西里西亚战役刚刚结束，我的大部分兵力尚集结在方面军左翼，需要进行紧急调动。
4月2日晨，我们携带准备呈报的计划来到大本营。总参谋长А·И·安东诺夫报告了柏林战役的总计划。在这之后，研究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计划。斯大林没有发表任何实质性的意见。尔后我报告了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战役计划；他们对计划同样也没有特殊意见。
我们对战役的开始日期也进行了十分认真的讨论。我从自己这方面提出了对我方面军来说是最硬性的日期，同时也考虑到我方面军要进行重大的部署变更。
斯大林同意了这个日期。我在提出自己的建议时，请求大本营给乌克兰第1方面军补充一些预备队，以便向纵深发展战役。斯大林作出了肯定的答复，他说：
“由于波罗的海和东普鲁士的战线开始缩短，我可以从诸波罗的海方面军给您拨去两个集团军：第28和第31集团军。”
我们马上大略计算了一下，这两个集团军能否在我们确定的战役开始日期之前归属乌克兰第1方面军。看来，这两个集团军无法在这个日期之前到达，因为铁路来不及运输。
于是我建议，不等这两个集团军到达，就以方面军的现有兵力开始战役。这一建议被采纳了。最后，经我和朱可夫商定、大本营批准，日期确定在4月16日。
计划获准后，宣读了大本营给两个方面军的训令草案，草案是在我们的参与下拟制的。
顺便谈谈拟定计划和大本营训令的实际方法。通常，方面军司令员不光要按地图报告自己的计划，说出自己的意见，而且在这之前还要和自己的司令部准备大本营的训令草案。
根据最高统帅部的总的战略企图，方面军首长就有关战役实施的所有方面的问题，充分计划战役，同时专门找出超出方面军职权范围的、必须由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帮助解决的问题。
训令草案也在同时准备，它首先要反映出本方面军对实施当前战役的观点，并且要求得到最高统帅部的相应帮助。对该训令草案的修改补充的数量和性质，取决于大本营讨论方面军建议的情况如何，以及这些建议是否符合最后的决心。
这种在战争中产生的计划方法，不论当时还是现在，我认为都是合理可行、卓有成效的。
给方面军的训令规定：由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担负攻占柏林，乌克兰第1方面军应粉碎科特布斯地域和柏林以南之敌。训令要求我们向西和西北方向实施进攻，在10—12天之内攻占贝利茨、维滕贝格地区，即桕林以南和西南一系列居民地，前出至易北河。
方面军应以3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两个坦克集团军的兵力实施主要突击。
在方面军右翼，即主要方向上，计划在突破地段上构成每公里不少于250门火炮的密度，为此方面军得到了了个突破炮兵师的加强。
在中央，我们应以两个集团军的兵力向德累斯顿实施突击，也前出至易北河。
在左翼，方面军应占领防御阵地。左翼库罗金的第60集团军转隶给在捷克斯洛伐克方向(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上作战的乌克兰第4方面军。
除了这些有关突击方向，集团编成和炮兵密度的基本的原则性决心之外，大本营没再讨论其他问题。一切有关战役物质技术保障的问题，都按通常的方法得到了解决，没有经过专门的讨论。况且方面军拥有足够数量的所有必需的东西。
整个来说，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任务是：在柏林以南进攻，协助攻占柏林，将法西斯德军的战线分割成两半，并与美军会合。
在柏林战役过程中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乌克兰第1方面军各集团不仅协助攻占柏林，而且还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部队一起，直接积极参加了对柏林的强攻。
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大本营拙准柏林战役计划时是否想象到会有这种可能性，如果想象到了，那么是谁想象到的，想象到何等程度呢?
我当时有下述考虑。
按照最初的草案，柏林应由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攻占。然而，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右翼集中了一个主要突击集团，就在桕林以南，紧挨着柏林。当时谁能说出，战役将如何展开，我们在各个方面会碰到什么不测，根据事态的进程必须如何定下新的决心或者怎样修正原先的决心呢?
不管怎样，我认为情况会有这种巧合，在我方面军右翼部队顺利推进时，我们会处于有利的态势，从南面向柏林机动和突击。
这些意见我认为说出来为时尚早，但我有一种印象，斯大林虽然也没有事先言及这一点，但认为会有这种方案。
斯大林批准了集团编成和突击方向，用铅笔开始在地图上标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之间的分界线，这就更加加深了我的这一印象。在训令草案中，这条分界线经过吕本，往下到柏林稍南面一点。斯大林用铅笔画着这条分界线，画到位于柏林东南60公里处的吕本城就突然停止不画了。他不再往下画了，并且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我想来可夫元帅也知道这有一定的含义。分界线大约在我们应当于战役第3日前出到的地方突然中断了。往后(显然视情况而定)，就要静看各方面军首长表现主动精神的能力了。(С·М·什捷缅科大将在《粉碎希特勒德国的最后一次战局是怎样计划的》一文(载《军事历史杂志》1965年第5期)中写道，稍晚些时候斯大林直截了当地表示：“谁头一个突到柏林，就让他攻占柏林。”)
不管怎样，对我来说，分界线停顿在吕本意味着，我方面军右翼的迅猛突破，行动的快速性和机动性，可以在尔后造成有利于我从南面突击柏林的形势。
分界线到吕本的中断，是不是不公开地号召两个方面军竞争一下呢?我认为有这种可能性，无论如何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如果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想象一下当时柏林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所有人——从士兵到将军何等强烈地充满了要亲眼看到柏林并用手中的武器攻占这座城市的愿望，就更可以看出这一点是可能的。
当然，这也是我的热望。今天我也敢于承认这一点。若是把自己描写成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是没有激情的人，倒是令人奇怪的。恰恰相反，我们每个人当时都激情满怀。
其实，战役计划工作到规定了分界线就结束了。大本营的训令被批准了。
顺便说一说，后来在报刊和一些在斯大林还在世时拍摄的故事片中，都犯了一个不符合史实的错误。在这些日子里，只有我和朱司夫被召到大本营，而指挥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的К·К·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是晚些时候，即4月6日来到大本营的。
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于北部滨海方向参加了粉碎柏林集团的战斗，从而对夺取柏林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柏林战役计划涉及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行动的部分是晚几天批准的，当时我和朱可夫已经不在大本营了。
……大本营训令宣布后的第二天早上我飞离了莫斯科。会后剩下的一天一夜，都用于完成一系列有关当前进攻，首先是涉及航空兵、坦克、弹药、燃料及其他许多急待解决的事情。此外，我还忙于与31和第28集团军即将调向我们方面军有关的一些问题。不论是调动的规模本身，还是部队转移的遥远距离，都要求注意这些问题。
朱可夫元帅和我，两人都急忙从莫斯科中央机场飞往前线，先后起飞间隔只有两分钟。现在，我们两人面临的任务是，各自在自己的方面军实施大本营训令批准的那一部分的柏林战役。
天气不利于飞行。四月的浓雾低低地笼罩大地，没有任何能见度。
整个航程都是盲目飞行。日没时分，当看来已经没有希望在天黑前到达时，飞行员还是驾驶飞机冲出云雾，降落在布雷斯劳地域方面军指挥所附近。
当你面前摆着一项极为重要的艰难任务时，当你着手考虑如何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时，自然，非常重要的是首先冷静地判断会遇到什么样的障碍和困难。
我回到方面军后也在考虑这一问题。我考虑这一问题的方法，想必同所有其他人——每个在各自岗位上的人一样。方面军司令部进行着紧张的工作。
柏林战役的目的在于，消灭在柏林战略方向上作战的德军集团。苏军面临的任务是，粉碎“维斯瓦”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的基本兵力，尔后攻占柏林，前出至易北河同盟军会师。
按照我们的看法，完成这些任务就能使德国无法再继续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因此，战役的最后结果关系到胜利结束欧洲的战争。
在准备实施这次最大的战略性战役时，应当考虑到许多特点，首先是敌人的可能抵抗力。为了对付苏军，希特勒统帅部集中了重兵来防御帝国首都及其接近地，在奥得河地区，施普雷河地区，柏林的所有接近地——东面、东南、南面和北面，都构筑了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并配有完整的工事和各种障碍物配系。
而且，柏林四周的地形特点，造成了不少的补充障碍——森林，沼泽，大量的河流，湖泊和沟渠。
也不可不考虑到这种情况，即希特勒统帅部和德国法西斯政府在顽固推行分裂反希特勒同盟的政策，而最近则直接寻求与我们的盟国单独媾和，希望在这之后将其军队从西线调往东线，来对付我们。
现在历史已告诉我们，希特勒及其同伙要与我们的盟国单独媾和的企图未能得逞。我们在那个时候，即战争时期，也不愿意相信我们的盟国会同德国法西斯统帅部进行任何勾结。但是，在当时事实充分，传闻盛行的环境中，我们也无权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认为，这种情况使柏林战役具有特殊的尖锐性。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注意到，法西斯头目们由于最终必然要尝尽军事失败的苦痛，宁愿将柏林交给美国人和英国人，为他们开辟道路，也要同我们进行激烈的战斗，直到剩下最后一个士兵。
在计划当前战役时，我们清醒地考虑到这种可能性。附带说一说，后来我们亲眼看到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例如，德军芬克将军第12集团军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该集团军干脆从对付盟军的西部战场的正面地段撤了下来，转向对付我们，以图解除柏林之围。
凯特尔元帅在纽伦堡审判招供时，对此供认不讳。他说，从1944年起，希特勒统帅部就着手拖延战争，因为统帅部认为事件最终会有利于他们。统帅部指望在几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军事同盟内部迟早会产生磨擦和分歧的不测情势。而利用这一点是有好处的。
那时候，即1945年4月初，德国法西斯统帅部尚未摊牌。但是，我们已清楚地看到，法西斯分子要竭尽全力使苏军在柏林城下滞留的时间尽量久一些。
希特勒分子的政治打算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纯军事观点和希望上的。希特勒统帅部做了大量工作，来加强柏林的接近地，并且认为，我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通过所有兼有天然障碍物和严密防御的强大屏障。
柏林接近地的确难以通行。譬如说塞洛高地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很难通行的地区，即使不去考虑德国军事工程师们在那里设置的一切障碍。柏林本身也是一座最大的花费大量资金建起来的城市。实际上，那里几乎每幢房屋都是现成的支撑点，砖石砌成的墙壁有一米至一米半厚。总之，防守柏林的法西斯德军还想使人们相信，他们将象我们把其阻止在莫斯科城下那样，把我们阻止在柏林城下。戈培尔之流的宣传也千方百计地鼓动这种信心。
因此，我们知道德国人为了防守柏林将会不惜任何代价，寸土不让，将进行最顽强的抵抗。苏军统帅部认识到，柏林战役对我们来说将是十分激烈的。
我们面临的任务是，摧毁柏林东北和东南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当面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当面之敌的防御，即歼灭德军野战第9集团军，以及坦克第3、第4集团军。根据战役的进程，注意切断坦克第4集团军与第9集团军的联系，把敌人的战线截成两个部分，以便使敌人无法实施机动，无法从南向北调集预备队，即向柏林和从柏林调集预备队。
希特勒分子指望拖延作战。而我们恰恰相反，力图最大限度地加快作战。战役的持续时间计划为12-15个昼夜，以便使敌人无法喘息，无法拖延战役或者避开我方的突击。
我们准备迎接的未来就这样出现了轮廓。而完成战役准备的时间只剩下12个昼夜，在这一期间应当进行大规模的复杂的军队变更部署。
显然，读者已经发现，我尽力不去引用文件。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谈及像柏林战役这种战役时，必须引用某些文件，来说明对乌克兰第1方面军计划的相应补充，它是怎样产生和何时产生的，这在后来，即随着战役的进程，对攻占柏林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下面是斯大林和安东诺夫于1945年4月3日鉴署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给乌克兰第1方面军训令的内容。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
1．准备和实施进攻战役，以粉碎科特布斯和柏林以南地域的敌人集团。
不迟于战役第十至十二日攻占贝利茨至维滕贝格，尔后沿易北河至德累斯顿一线。在攻占柏林之后，拟向莱比锡进攻。
2．以5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2个坦克集团军的兵力，从特里贝尔地域向施普伦贝格、贝尔齐希总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将6个突破炮兵师调至突破地段，建立每公里突破正面不少于250门76毫米以上火炮的炮兵密度。
3．为了从南面保障方面军主要集团，以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和第52集团军的部分兵力，从科尔高特地域向包岑至德累斯顿总方向实施辅助突击。
4．在突破敌人防御之后，第二梯队诸坦克集团军和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应投入扩大主突方向上的战果。
5．在方面军左翼转入顽强防御，要特别注意布雷斯劳方向。
6．1945年4月15日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分界线规定如下：原先的分界线至温鲁炮塔特保持不变，然后向下至恩斯多费尔湖、大加斯特罗泽、吕本……
7．按照您亲自接到的指示开始战役。”
即1945年4月16日开始战役。
为了把大本营给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训令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收到的训令加以比较，我现引用后者的第一点：
“准备和实施进攻战役，以攻占德国首都柏林。不迟于战役第十二至十五日前出至易北河。”
因此；从两个训令的内容上可以得出结论，兵临柏林城下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担负直接攻占德国法西斯首都的任务。但是，两个方面军之间的分界线有意识地画到吕本不再往下画了，这表明——我前面已经说过——根据战役的进程，若情况需要的话，大本营会默许两个方面军帆断行事，以利于战役的胜利。
在判断当前战役的前景时，我认为在顺利而迅猛地实施突破后，乌克兰第1方面军将比直接进攻柏林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更具备进行广泛机动的有利条件。
根据大本营训令并为了发展这一训令，我们方面军已经比较洋细地计划了当前战役，当时我就认为必须从一开始就使我们的计划具有可以这样机动的思想。我在计划中重复了大本营训令的第一点：“不迟于战役第十至十二日攻占贝利茨至维滕贝格，尔后沿易北河至德累斯顿一线。”之后，我补充道：“拟以方面军右翼的部分兵力协助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部队攻占柏林。”
后来，这一补充完全得到了作战进程的证实，并且我们转向柏林的不是部分兵力，而是几个集团军——近卫第3和第4集团军，第28集团军，以及近卫第3集团军和第13集团军的独立部队。
在方面军计划中，协助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攻占柏林的任务是以概括的形式提出来的，而在给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下达的命令中，这一任务得到了具体化：
“战役第五日，应攻占特雷宾至曹希维茨地域、特罗因布里岑、卢肯瓦尔德……拟以一个加强坦克军和近卫第3集团军的一个步兵师从南面冲击柏林。”
因此，还在战役开始前，就专门派有一个坦克军和一个步兵师从南面冲击柏林……
分界线在吕本中断似乎在暗示和提醒柏林附近行动的主动性。事实—卜也只能如此。实际上，沿柏林南部进攻，分明是右翼不去触动柏林，而且还是在预先不知道尔后事态发展的情况下进行进攻，这似乎是奇怪的和不合情理的。而准备好这种突击的决心则是明确的，合情合理的、理所当然的。
这一点在战役计划中得到了反映。根据这个计划，雷巴尔科的集团军应于右翼戈尔多夫的近卫第3集团军地段进入突破。列柳申科则应于中央，在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地段进入突破。这都在柏林以南很远的地方，如果看一看地图，就会知道，应当攻占尼梅茨、维滕贝格、阿恩斯多夫、登内维特地域的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也要转向西北。这是符合方面军主要集团突击的总企图的。该集团在突破之后有转向西北的趋势。
所以，实际上，当后来我们面临诸坦克集团军必须向柏林转弯的问题时，我们实际上已无须进行转弯，只须作“补充转弯”就行了。
我们准备战役的时间勉强够用，所以我们所有人——不论是在方面军司令部还是在下级司令部——的工作都多得很。正象俗话所说，连找帽子和手套的时间都没有。
我们有意识地做到，战役应在参与柏林战役的全部兵力完全集中前就开始。我这里指的是第28和第31集团军，这两个集团军的部队在前沿已经进行炮火准备时，才刚刚到达我们方面军。
天气预报的情况多少有些有利，这可以计划广泛使用航空兵。С·А·克拉索夫斯基将军的空军第2集团军应从空中掩护我各突击集团特别是诸坦克集团军的集中；以密集突击协助地面部队强渡尼斯河并突破敌防御的整个战术纵深；帮助各坦克集团军以最快的速度通过施普雷河(我很担心，这条河流将是一个严重障碍，对坦克部队来说尤其如此)。其次，航空兵要防止敌预备队从柏林和德累斯顿方向开近战场。尔后，歼击航空兵、强击航空兵，必要时轰炸航空兵也出动护送诸坦克集团军向全纵深推进。
最后，飞行员们还受领了一项特殊任务。在突破的当天，我决定不仅在准备强渡尼斯河的那些正面地段，而且在几乎整个正面一线都施放烟幕，以便迷惑敌人。施放这些烟幕既要迷盲敌人的观察所，又要迷盲敌人最近的发射阵地地域。
我曾听到西方报刊的一些不正确的说法，即在柏林战役第一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是按统一计划实施冲击的。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两个方面军的行动是由大本营来协调的。而方面军照例相互交换情报和作战侦察汇报。当然，在战役第一日，每个方面军都是根据自己对情况的判断来选择各自的冲击方法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决定，于夜间实施猛烈的炮火准备并在探照灯的照明下发起冲击。
乌克兰第1方面军选择了完全另外一种方法。我们计划实施比友邻时间更长的炮火准备，用来保障强渡尼斯河和突破河西岸敌主要防御地带。为了更隐蔽地进行强渡，照明突破地带对于我们来说是完全不利的。相反，延长黑夜倒是有利得多。整个炮火准备应持续2小时35分钟，其中1小时40分钟用于保障强渡，还有45分钟用于尼斯河西岸上的冲击准备。
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希望压制住德军的全部指挥系统和观察系统及其炮兵和迫击炮阵地。航空兵则应向更大的纵深行动，集中突击敌人的预备队，完成歼敌任务。
在进攻开始前的夜间，我从布雷斯劳附近来到第13集团军普霍夫将军的观察所。观察所(小避弹所和掩壕)位于老松林边缘，在它的下边，一条陡岸直接呈现在我们眼前，陡岸那边是尼斯河和也可以了望到对岸很远的地方。通过炮队镜，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前方所发生的一切。
的确，在战争中为了得到这种方便，必须付出代价。这个观察所的观察效果特别好，因为它距敌人很近，同时这也使它无法避开河对岸步机枪的射击。但是，整个来说，一切都顺利地对付过去了，如果不算从炮队镜架穿过的那颗子弹的话。
可是，我当时由于忙碌不了解这一详情，直到不久前阅读己故的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普霍夫的回忆录《考验的年代》时才了解到这一点。
到炮火准备第一阶段结束时，施放了烟幕。在可以观察到的地带，烟幕施放得非常成功——又厚又浓，高度正合要求。
强击机飞行员们巧妙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快速地超低空飞行，没有“带走”烟幕，而是准确地将其施放在尼斯河地区。而应当指出的是，施放烟幕的正面宽度不多不少正好是390公里。这样设置烟幕的正面在一定程度上迷惑了敌人，使其发现不了我们强渡尼斯河的各渡场。
强大的炮火准备和烟幕给敌人指挥军队造成了巨大的困难，破坏了敌人的火力配系，削弱了敌防御的稳定性。到日中时分，从俘虏的口供中查明，德军的零散士兵和小分队别出心裁地利用了我们的烟幕：他们干脆丢下自己的阵地，跑到后方去了。
烟幕没有妨碍我方的炮火准备。射击是根据对地形的全面连测实施的，所有基本目标都预先进行了测定。
后来，在渡河时又施放了几次烟幕。河上风平浪静，风速只有0.5米／秒。烟幕缓慢地向敌防御纵深移动，遮蔽了尼斯河整个河谷，这也正合我们的要求。
从观察所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全景。在尼斯河的那边，直接对着我们的是一片幼松林，但已长得相当高大和茂密。在松林的许多地方着起了大火。我们不是这次火灾的有意肇事者，因为大火对于我们来说只能是一个障碍。很显然，松林起火，一部分是由炮弹爆炸引起的，一部分是航空兵突击造成的。
某些地方的大火也是由于烟幕冲击本身而引起的。整个松林被三种烟雾所笼罩——爆炸的烟，烟幕的烟和大火的烟。它遮掩了我们的推进行动，但也造成了一些困难。在树林里作战本来就不容易，更何况是冒着大火。然而，正如事件后来表明的那样，我方的炮火准备相当有效，我们迅速地突破了尼斯河西岸德军的主要防御地带，随后向纵深挺进。
经过40分钟的炮兵突击，各先遣营在烟幕的掩护下，于6时55分开始强渡尼斯河。
主力的第一梯队在一小时内就迅速完成了渡河。在夺取尼斯河西岸各登陆场后，立即开始在整个突破地段上架设桥梁。各先遣营是乘船渡河的，船后拖着强击桥。这种强击桥的末端刚一固定在河对岸，步兵们就跑步通过桥梁。
各轻型浮桥在50分钟内架设完华。载重量为30吨的桥梁架设用了2小时，载重量为60吨的桥梁用了4—5小时。后一种桥梁可以通行各型坦克。在各先遣营渡河的同时，部分野战炮兵用缆索牵引涉水过河。
在首批士兵到达尼斯河西岸之后不过10—15分钟，第一批用于直瞄射击德军坦克的85毫米火炮也拖到西岸。这马上就在最先攻占的几个小登陆场造成了一种稳定感。
除架设桥梁渡河外，还利用门桥渡河。第一批直接支援步兵的坦克就是通过门桥渡至对岸的。
我们应把强渡尼斯河的胜利归功于工程兵有效的忘我工作。他们英勇无畏，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仅在主要突击方向上，他们就建立了133个渡口。在近卫第3集团军和第13集团军的进攻地带内，有20座桥梁，9节门桥，12个登陆渡场和17座强击桥。
考虑到各坦克集团军在尔后进入突破时还必须通过许多河流，所以我在进攻前就提出严禁使用各坦克集团军的任何渡河器材强渡尼斯河。按照我们的计划，各坦克集团军应用他们的特制渡河器材强渡尼斯河，而他们在接近下一个地区——施普雷河时还要使用自己的全套器材乃至加强器材。保障强渡尼斯河的任务完全落在了方面军工程兵的肩上。
从一开始，我们就打算以诸坦克集团军实施迅速的深远推进。其突击的远战性(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得到了全面保障。
不论是在主要方向上，还是在德累斯顿方向上，方面军的突破都很顺利。经过激烈战斗，近卫第3和第5集团军、第13集团军强渡过尼斯河后，在29公里的正面上突破了敌人的防御，推进纵深达13公里。
在战役第一日，我辅助突击集团——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和第52集团军，在德累斯顿方向上也进攻顺利。这两个集团军强渡过尼斯河后，击退了敌人的几次猛烈的反冲击，向西推进了6—10公里。
主要集团的部队于第一天就已接近敌人的第二防御地带，并展开了争夺这一地带的战斗。但是，在这一树林稠密的地域发展突破存在着许多困难。法西斯德军几乎立即发起顽强的、有时是疯狂的反冲击。战役第一日，敌人不但调集了战术预备队，而且调集了战役预备队来对付我们。
根据一切迹象可以看到，正是在尼斯河这一主要防御地区，德军打算跟我们展开决战，企图把我们往回赶过尼斯河。
还在4月16日，敌人为了守住阵地、恢复态势，向我主要突破方向投入了几个坦克师、一个反坦克歼击旅和许多其他部队。
我们事先知道，希特勒统帅部认为尼斯河防御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且料到在突破第一日就有可能遇到激烈的反冲击，其中包括激烈的坦克反冲击。因此，各坦克集团军的先遣旅也和各步兵师一道渡过了尼斯河。这些旅仍然归有关的坦克军和坦克集团军首长指挥，在突破的第一阶段与步兵一起作战，在敌坦克反冲击时使步兵具有附加稳定性。同时，这些旅也是各集团军的先遣支队，任务是为尔后投入和展开坦克主力创造条件。
为了使读者对进攻第二日(4月17日)我突破地域的情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应当介绍一下在向敌防御纵深越来越远地实施机动和突破时，大量部队，其中包括坦克部队作战的复杂性。
德军防御地区的第一地带位于尼斯河一线。这一地带于4月16日晨和昼间被突破。与此同时，在突破的两翼还在进行激烈的战斗。我们力图扩大突破口，而德军不断发起反冲击，并调来预备队迎击我们，日终前，我突击集团第一梯队各军已经在敌人的第二防御地带进行战斗，这一地带大约位于尼斯河和施普雷河之间的中间地区。
4月17日，在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的地段上和扎多大的近卫第6集团军的右翼，德军的第二防御地带也被突破。我军向第三防御地带，即施普雷河勇猛前进。
日中时分，战斗已经在所有三个地带及其之间的间隙地敌防御纵深展开。我们在第一地带继续扩大突破口。在第二地带进行着争夺许多尚未攻占的地段的战斗。凡是被突破的地方，部队都在迅猛推进，不断抗击竭尽全力要阻止我军前进的德军的反冲击。同时，第13集团军和近卫第5集团军的先遣部队同各坦克部队一道，在击退敌人的多次反冲击后，已经突向施普雷河。
在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连续取得胜利的时候，不能把这些战斗行动看作是全正面的。在迅速机动的条件下，部队的进攻远不是在所有地方都齐头并进，而常常会出现大缺口。因此，在敌人第一和第二防御地带、第二和第三防御地带之间，我军同德军的撤退部队和企图对我实施反冲击的部队还进行着激烈的战斗。这一情况之所以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原因在于战斗是在大火还在继续熊熊燃烧的树林里进行的。
近卫坦克第3、第4集团军及其先遣旅于16日晨就已通过尼斯河，主力于当日晚间开始渡河，一夜之间就完成了渡河，并于17日晨全部进入突破，向施普雷河大胆猛冲。
在介绍这次战役的独一无二的特点时，我想提出，强渡尼斯河，攻占河西岸各登陆场，突破敌第一防御地带，进攻并突破第二防御地带，继续向施普雷河前进，强渡施普雷河，突破敌第三防御地带，这一切都是作为一个统一的不间断的过程加以实施的。
毫无间歇地强渡河流，随后紧接着突破敌设有完备火力配系、工事和地雷场的防御；尔后突破第二防御地带和第三防御地带——再强渡河流，这种情况我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无论如何还是第一次遇到。我认为，这个统一的连续不断的发展战役的过程，从战役学的角度是值得注意的。
部队的战斗热情非常高昂。官兵们必须克眼许多难以置信的困难。但是，在这最后一次付出巨大体力和精力之后，我们一定能最后彻底战胜敌人，这种想法的确加倍增添了士兵们的力量。士兵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们这一次将结束……
现在该来谈一谈敌人的情况。在突破时节，在我们当面担负防御的是敌坦克第4集团军。通过在基本方向和辅助方向上的突击，该集团军被分割为3个孤立的部分。它的一个集团于我右翼科特布斯地域被切割(我们后来就把这一集团称为科特布斯集团)。第二个集团，即中央集团，继续在穆斯考地域的森林地带同我作战，而第三个集团在我左翼格尔利茨地域也被切割。我们后来把这一集团称为格尔利茨集团。
因此，敌人规定有相应预备队的严整防御配乐全被破坏了。这是非常主要的。敌集团的完整性和指挥系统遭到的这种破坏，恰恰是向大纵深胜利发展战役的重要条件。
我暂时还要谈一谈进攻第二日(4月17日)的情况。4月1了日日终前，我各坦克集团军先遣部队已接近施普雷河，而傍晚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一些分队涉水渡过该河。各坦克集团军的主力则于4月17日夜间通过了该河。但是，为了不回头评述敌人的行动和这一可悲行动的某些结果，我们还是先来研究头三天而不是头两天的行动。
在三天的战斗中，防守尼斯河一线第一地区的德军4个师——步兵第342、第545、第615特种师和“勃兰登堡”摩托化师被击溃。实际上，这几个师所剩无几。
为了阻止我军的进攻，希特勒统帅部于4月16二诣日从其预备队抽调了6个坦克师、1个摩托化师和5个步兵师，派到第二和第三防御地带参加战斗。这些情报驳斥了某些作者关于对乌克兰第1方面军作战的敌人兵力薄弱的看法。
战斗是激烈的。法西斯匪徒每次反冲击都要投入60—70辆坦克，并动用自己的所有兵力兵器来对付我们。这毫不奇怪。我们是向敌人最薄弱的地方实施突击的，敌人虽然没有完全预见到大祸临头，可是至少已预感到有不祥之兆。
最激烈的战斗，其中包括坦克战斗，在德军第二防御地带展开，并且在这一地带被突破后，紧接着又在下一个地带展开。双方的坦克部队在森林地没有条件进行象库尔斯克会战中我们见到的那样密集行动。但是，双方的坦克密度却是很大的。在对尼斯河三个防御地带实施突破的时节，方面军部队的平均进攻速度结果要比计划低一些。然而，战争中的计划意味着什么呢?计划是我们单独制定的，而我们执行自己的计划，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却是和敌人一起，即考虑到敌人的对抗行动。交战进行得越久，对最初计划的修正就越大。在制定最初计划时，既要考虑到克服各种各样的，其中包括无法预料的困难和障碍，又要考虑到敌人的举动，而首先要考虑到的是，敌人何时、怎样和以何等规模投入战役预备队，我们应当在继续推进之前同故预备队展开交战并将其歼灭。
当然，在交战过程中，一般都希望执行最初计划，其中包括保持计划的进攻速度。然而，在战役高潮我处于全神贯注时，我军进攻速度有些缓慢并没有使我产生不顺利或开始形成失利的感觉。为什么呢?
第一，因为在战役的头三天中，我步兵和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第一梯队的坦克在各坦克集团军第一梯队部队的支持下，突破了敌防御30公里的全纵深。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第二梯队各军以及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的坦克集团军第二梯队暂时尚未投入战斗。指挥部手中还掌握着几个新锐步兵军和机械化军，也就是说还有庞大的力量。正是这一点给我们尔后的胜利提供了保障，使我们在投入新锐兵力寸可以在战役纵深自由机动、
第二，我深知故人的预备队是有限的。在接连不断收到关于敌新步兵和坦克部队出现的情报时，我更清楚地看到德国人全指望他们了。但是，由于敌军是一个帅接一个师逐步投入战斗的，所以在同我第一梯队部队的战斗中其兵力逐渐地消耗殆尽。由于我们已击溃第一地区的敌预备队，所以当敌战役预备队行将牦尽和被歼时，我们能够使
自己的第二梯队向前推进。
结果的确如此。由于德军企图非把我阻止于第二防御地带不可，致使后来已经没有足够的兵力在施普雷河防守第三防御地带了。第二天日终前，我们从行进间楔入了德军第三防御地带，而于第三日在相当宽大的正面上突破了该地带，并紧随敌撤退的残部强渡过施普雷河。敌人从其预备队调来对付我们的所有12个师，部分被赶过施普雷河，部分被逼至我方面军右翼——科特布斯和左翼——施普伦贝格。
应当赞扬我航空兵的作用。它在攻占施普雷河地区的战斗中对地面部队给予了巨大援助。进攻第二和第三日，天气好转，于是航空兵加紧工作，对施普雷河主要抵抗枢纽部和我突破两翼的筑垒地域——科特布斯和施普伦贝格实施轰炸。航空兵经常寻找森林中的敌各坦克集团，并成功地从空中对其进行轰炸。在进攻的头三天中，共出动7，517架次，空战击落敌机155架。这一损失对于希特勒分子来说是很惨痛的，因为当时他们的飞机已经很少了。
在后来分析我军进攻头几天的事件进程时，我不止一次地考虑，为什么德军还在尼斯河防御地区第二地带就如此匆忙地动用自己的战役预备队直至统帅部预备队的若干兵团。我认为，给他们产生心理影响的是，柏林已经近在眼前了。德军还可以企图阻止我们前进的空间越缩越小。
此外，德军将军们都在猜测，我军在柏林东南的胜利突破会有个什么结果。这样的重兵集团，其中包括诸坦克集团军向战役地区前出，并有可能向柏林机动，必定会使他们害怕。
不论我们在那里怎样施放烟幕，尽管烟幕在战役开始时十分浓厚，可敌空中侦察仍然会测定出我坦克的集结地点。
这种危险性，以及希特勒无论如何要守住尼斯河的命令，也促使德军还在第二防御地带就使用了主要战役预备队。实质上，敌人减轻了我们完成尔后任务的负担。
在我看来，尽管希特勒的将军们很难觉察到危机已经来临，实际上已陷入绝境，但他们当时已处于精神沮丧之中。同时，他们的困难行了一场大交战，双方都投入了大量坦克和机械化部队。
从我要去的前方和左右两侧，即我们开辟的走廊两侧不断传来枪炮声，这说明交战还在进行。可以毫无阻碍地前进了，因为同先遣部队一起前进的工兵已在地雷场中开辟了通路，把许多树干鹿寨中的地雷都排除掉了。
我顺便要说一说，每个部队只准按规定的、为其开辟的路线前进。各部队都自觉地遵守纪律。
伟大的事业——战争的经验。那些在1941—1942年间在莫斯科城下，乌克兰草原、斯大林格勒城下开始战斗里程的士兵们，现在正向柏林挺进。他们应得到苏沃洛夫的神奇勇土的荣誉，甚至可以说超过了这些神奇的勇士。当然，他们的兵龄没有苏沃洛夫时代的兵龄长，但如果考虑到他们是苏军的士兵、自己社会主义祖国的忠诚儿子，考虑到他们这三、四年间的全部战斗经历，了解他们所看到和经历的一切，数一数他们所经受的全部磨难，那么和这样的士兵在一起不仅可以夺取柏林，还可以上天摘星。
在回忆战争并把其不同阶段加以比较时，我认为似乎我们对在整个战争年代为掌握军人技能所走过的路程估计不足。如果把一些战斗任务放到战争的第一阶段去的话，那会被视为是非常难以完成的，而在战争的第四年，完成这些任务则看来是不成问题的了。在回顾战争初期和估计兵力对比时，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这样一个当时对德军来说是重要的因素，即他们对战争的习惯及其由于两年来在欧洲战场的节节胜利而形成的进攻锐气。
现在，1945年4月，我们把这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几乎逼退至柏林城下。而一切尚须完成的任务对我军来说已不是无法克服的困难。我军已经成熟起来，进攻精神倍增，充满了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把欧洲各国人民从希特勒的枷锁中解救出来的决心。
我急着向前方的施普雷河赶路，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正向那里开进。我想亲眼看到渡河将怎样开始。各坦克集团军和尔后备诸兵种合成集团军渡河的快速性，不仅决定着我军尔后机动的速度，而且还决行了一场大交战，双方都投入了大量坦克和机械化部队。
从我要去的前方和左右两侧，即我们开辟的走廊两侧不断传来枪炮声，这说明交战还在进行。可以毫无阻碍地前进了，因为同先遣部队一起前进的工兵已在地雷场中开辟了通路，把许多树干鹿寨中的地雷都排除掉了。
我顺便要说一说，每个部队只准按规定的、为其开辟的路线前进。各部队都自觉地遵守纪律。
伟大的事业--战争的经验。那些在1941-1942年间在莫斯科城下，乌克兰草原、斯大林格勒城下开始战斗里程的士兵们，现在正向柏林挺进。他们应得到苏沃洛夫的神奇勇土的荣誉，甚至可以说超过了这些神奇的勇士。当然，他们的兵龄没有苏沃洛夫时代的兵龄长，但如果考虑到他们是苏军的士兵、自己社会主义祖国的忠诚儿子，考虑到他们这三、四年间的全部战斗经历，
了解他们所看到和经历的一切，数一数他们所经受的全部磨难，那么和这样的士兵在一起不仅可以夺取柏林，还可以上天摘星。
在回忆战争并把其不同阶段加以比较时，我认为似乎我们对在整个战争年代为掌握军人技能所走过的路程估计不足。如果把一些战斗任务放到战争的第一阶段去的话，那会被视为是非常难以完成的，而在战争的第四年，完成这些任务则看来是不成问题的了。在回顾战争初期和估计兵力对比时，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这样一个当时对德军来说是重要的因素，即他们对战争的习惯及其由于两年来在欧洲战场的节节胜利而形成的进攻锐气。
现在，1945年4月，我们把这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几乎逼退至柏林城下。而一切尚须完成的任务对我军来说已不是无法克服的困难。我军已经成熟起来，进攻精神倍增，充满了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把欧洲各国人民从希特勒的枷锁中解救出来的决心。
我急着向前方的施普雷河赶路，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正向那里开进。我想亲眼看到渡河将怎样开始。备坦克集团军和尔后备诸兵种合成集团军渡河的快速性，不仅决定着我军尔后机动的速度，而且还决定着德军的尔后抵抗。我们的战果越小，敌人的战果就越大，反之亦然。
我一直注视着渡河情况。一旦需要，我准备利用一个方面军司令员所掌握的打击措施和支援兵器，以便部队在施普雷河上连一个小时也不过多地耽搁。
我驶近河边，根据侦察兵的报告和直接观察，了解到情况总的来说还不错。但是，因为我们突破到这里经过了不断的战斗，所以未能抢在敌人前头渡河。希特勒匪徒得以在施普雷河沿岸部署了某些部队并实施射击。但给人的感觉是，火力分散，缺乏组织：在我们面前没有严密而有威力的火力配系。确切地说，暂时还没有。若送给德军时间组织火力，那倒是我方的一个不可宽容的错误。
我把雷巴尔科叫到自己跟前，便和他一起随着先遣支队一直来到河边。我觉得，在我们来到的地方稍往下一点，根据一切迹象表明，似乎原先有一个徒涉场。雷巴尔科也有这种看法。
无论如何要争取时间的愿望迫使我们定下了决心：不等架设桥梁，就试着直接搭乘坦克强渡施普雷河，因为坦克可以防护西岸德军的冲锋枪和机枪火力。选入先遣支队的是最优秀的乘员组，他们胆大无比，技术娴熟。接着向先遣支队发出了命令：“直接从行进间涉水到对岸！”
这里河宽约40—60米。我们眼看着坦克开进河里，向对岸冲去。原来，这里河深不超过1米。
凡事开头难。坦克一辆接一辆开向对岸。敌人的火力被压制住了，法西斯匪徒被驱出了自己的阵地。过了2—3小时(在第一批桥梁架好之前)，几个先遣坦克旅已经位于施普雷河对岸。
这时，雷巴尔科的一个军在右侧找到了另一个徒涉场，并且也在全速渡河。列柳申科的近卫坦克第七集团军于南面前出至施普雷河，遭到了德军的顽强抵抗，因而转向这里，又找到了一个补充徒涉场，开始强渡该河，
有人向我报告，前进指挥所已经设在一幢男爵的房子里，比我和雷巴尔科、列柳申科一起站着观察渡河情况的地方稍微众后。这幢房子非常明显。敌炮兵从纵深某个地方向它射击，但准确性很差。看来，德军是通过已经在那里展开工作的无线电台来定向射击的，或许，只是对树林中可以看见的独立建筑物进行射击。
我没有急着去前进指挥所。吸引我来到岸边的不只是迅速而成功渡河的可喜场面，桥梁架设完毕，已经开始全速前进。我还必须留在岸边同各坦克集团军司令员商量一下，因为各坦克集团军在渡河之后要对敌后方实施坚决的，深远的机动。
我想象中的这一机动的终点在柏林南缘和西南缘。当前的情况就是这样暗示的。当然，现在下令让各坦克集团军随后转向柏林敌防御纵深还为时尚早，因为条件还不成熟，而且还应得到大本营的批准。但是，我想让两个坦克集团军的司令员都体会到我的心情，感觉到我的信心，即尔后在他们眼前展现的正是这种前景。
我们站在施普雷河岸上讨论着形势。前面燃烧的树林使集团军司令员们感到不安。大火对坦克威胁很大。坦克在战斗条件下本来就视度不良，现在就更差了，况且通过大火区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投入深远突破的坦克上携带的强击渡河器材，应有尽有，而在更有远见的坦克上用油箱或特制桶连补充储备油都带上了。
但是，使我们担心的主要理由当然不是大火。主要问题在于，应当前进，可在很近的两翼还进行着激烈的战斗。不论是集团军司令员还是我都了解这一问题的尖锐性。坦克兵们在第13集团军正面投入了深远突破。而右侧戈尔多夫的近卫第3集团军和左侧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击退了两翼德军的连续不断的猛烈反冲击。
我们谈论的基本上也是这一情况。不管坦克转向西北，转向柏林与否，我反正赞同它们大胆地脱离渚兵种合成集团军向大战役纵深开进。
自然，坦克兵们会产生这样一些问题：对不起，你们就这样把我们投入到这个口子，叫我们脱离联军地一直前进，可走廊两翼还进行着激战。敌人会不会前出至我们后方，会不会切断我们的交通线呢?
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可两个集团军司令员并没有直接向我提出来。但是，方面军首长认为有义务说，他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和自己的前进观察所也在这里，在被突破的走廊的正中间，以便控制我突破口受到威胁的左右两翼，这可谓是我自己应尽的职责。我甚至拍了拍自己的肩膀，好比是做了个直观示范动作，我要亲自在突破口中央把两翼往两边挤：我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你们可以大胆、迅猛地向全纵深行动!
我还想说一下前面业已谈到的互相信任。我和雷巴尔科、列柳申科一起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战役，他们两人都信任我这个方面军司令员，而我也信任他们。当我说他们集团军的后方会得到保障时，他俩知道我这不是瞎说，知道我会亲自在这里采取一切措施，做到言行一致。
战后不久，П·С·雷巴尔科在自已的回忆录《从南方的突击》中写道：“当还没有被击溃的德国法西斯师落在我们后面时，我们仍然继续前进。我们并不为自己的交通线担心，因为我们知道，上级首长会采取一切措施来消灭这些残存之敌。在整个战役期间，两翼和后方都得到了可靠的掩护。”П·С·雷巴尔科的这些话公正地对自己柏林战役中的战友、诸兵种合成第5、第13、第3集团军司令员作出了应有的评价。
谈话是在4月17日，进攻第二日进行的。而在第二天，即4月18日，坦克兵们也证明，他们的言行也是一致的。
到4月18日日终前，雷巴尔科的坦克集团军在施普雷河对岸又前进了30公里，而列柳申科的集团军那天遭到敌人不那么强大的抵抗，推进了46公里。尽管情况十分尖锐，可两个集团军司令员依然对自已的后方很放心，根据我自已的经验可以说，这对集团军的推进速度起了不小的作用。
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也于18日全部渡至施普雷河对岸。该集团军右接戈尔多夫的部队，左邻扎多夫的部队。敌人耍在施普雷河地区给予我们以有组织的抵抗的尝试被彻底粉碎了。
但是，在科特布斯地域戈尔多夫的集团军左翼和施普伦贝格地域扎多夫的集团军右翼，仍然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正是敌人在我方还相当狭窄的走廊南北两翼的这一强大的压力，最使我感到不安，迫使我们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来缓和态势。
我现在再回头谈谈17日发生的事件。
我在渡口一直待到大约晚上6时。我在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出发前同他们两人的最后一次谈话，似乎从我们所讨论的一切问题中得出了一个简明扼要的结论：更大胆地向战役纵深挺进，不要顾及后方，不要同希特勒匪徒进行争夺其支撑点的战斗，决不能去正面攻占这些支撑点，要迂回机动，要爱护技术兵器，要时刻牢记你们必须保存兵力去完成最终的任务。这是个什么样的任务，还是没有直接说出来，但他们两人清楚地知道，他们显然必须攻打柏林。
临走时，我使他们两人保持着良好的情绪。当时我的情绪也不错。
到达城堡后，我同所有还应当交谈的人都通了电话。从战役一开始就对方面军部队实施着不间断的指挥，各种通信器材都在稳定地工作。这里应当对方面军通信兵主任布雷切夫将军给予应有的评价，他在这次战役中表现极为突出。在这些日子里，各集团军司令员，军长、师长及其作战组通常从设在战斗队形外面的观察所对军队实施指挥，他们都没有遇到过通信中断的情况。
我同方面军司令部进行了通话，听取了几位集团军司令员的报告，再次同坦克兵们进行了通话(他们报告说，现在正从施普雷河顺利地向西推进)，随后，为了呈报发生的全部情况，我通过高频电话给大本营通了话。我向斯大林报告了方面军进攻的进程、渡河情况，以及诸坦克集团军开始脱离渚兵种合成集团军，正向西北方向不断深入等情况。
德军的一个值班炮兵连从远处某个地方继续向城堡射击，他们仍像在此之前整天进行的那样，均匀地盲目地射击着。而我却坐在城堡里跟莫斯科通话，声音非常好。
应当指出，这种高频通信，正如常言所道，是老天爷给我们带来的。它可帮了我们的大忙，在最复杂的条件下都工作得如此稳定，真应当给予我介1的技术装备和通信兵以应有的赞扬。他们专门保障这种通信，在任何情况下都形影不离地伴随着那些应该使用这种通信的人。
当我已经要结束报告时，斯大林突然打断了我的话，说道：
“朱可夫那里的情况暂时还很困难。直到现在还在突破防御。”
说完这句话，斯大林不作声了。我也没作声，等待不久。突然斯大林问道：
“能不能让朱可夫的快速部队通过你们方面军地段上的突破口突向柏林?”
听完斯大林的问题，我报告了自己的看法：
“斯大林同志，这要占去很多时间，造成很大的混乱。没有必要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坦克部队调刊我们开辟的突破口来。我们这里的战事发展顺利，兵力充足，而且我们也能使我们的两个坦克集团军转向柏林。”
说完这些话后，我进一步明确了各坦克集团军将要转弯的方向，并把措森作为方位物。它是柏林以南25公里处的一座小城市。我们都知道这是法西斯德军总参谋部大本营的所在地、
“您是按多大比例尺的地图报告的?”斯大林问道。
“二十万分之一。”
经过短暂的停顿之后(斯大林显然在这段时间里在地图上寻找措森)，他回答说：
“很好，希特勒总参谋部大本营设在措森，您知道吗?”
“是的，我知道。”
“很好。”他重复说，“我同意。请把坦克集团军转向柏林。”
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认为定下的决心是唯一正确的。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从东面进攻柏林，正在艰难地突破敌人周密准备的纵深梯次配置防御。在这种条件下，若放弃各坦克集团军从南面经过我们已开辟好的突破口向柏林突击这一大有希望的机动，倒是令人奇怪的。
斯大林提出的让一个方面军的坦克集团军通过另一个方面军开辟好的突破口投入战斗的设想，是一项繁重而费力的任务，而且难以完成。这不仅仅是由于会浪费时间，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出现混乱。白俄罗斯第土方面军本身在另一方向上突破敌防御后可能需要(后来确实需要)坦克集团军。而我们方面军的各坦克集团军在投入突破时，实际上就已经做好了向柏林突击的准备。他们只剩在需要的方向上转弯，或者如我前面所说的“补充转弯”。现在，当他们已经进入战役地区时，这种“补充转弯”已没有什么困难，何况各坦克集团军的首长准备遂行的正是这种任务。
早在战役开始前我就认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向柏林的突击将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进行，而且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应当直接在柏林的前面，即在其逼近处突破敌人的防御。希特勒分子预料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对此他们作的准备最多，可他们对这种情况的可能发生又最心惊胆颤，因此尽一切努力去避免它发生。
我们的突破是在柏林东南较远的地方进行的。在这里，敌人拥有的集团也是强大的，但毕竟没有屈斯特林登陆场前的集团那样强大。我们在突破防御后以各坦克集团军实施的机动，对于敌人来说仅仅是一个可能的方案。
在我们实施出敌不意的迅猛突破，立即把各坦克集团军投入突破之后，我们从南面对柏林的突击给法西斯德军造成的威胁便大大增加了。
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这给希特勒大本营造成了严重影响。但是，敌人剩下的时间太少了，来不及重新部署部队，尤其是来不及在尼斯河地区和柏林外廊之间建立阻止我们前进的某些补充地区。
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当我们从东向两突破敌人防御，接着向北，向柏林急转的时候，在我军前面的许多地方已经没有新的防御地带了，遇到的防御地带都是正面向东设置的，于是我们的部队从它们旁边和之间平安地北进，但是只前进到整个柏林四周的外廊。
斯大林刚一放下话筒，我马上就用高频电话同两个坦克集团军司令员通了话，向他们下达了关于转向柏林的指示。尔后这些指示比较详尽地写进了方面军的训令。该训令大约在3小时后发往大本营和部1人。
在训令起草、下发和收到之前，坦克兵们不能耽误时间，应当不等把收到我的指示写成文书，就争分夺秒地彻夜作战。
在同坦克兵首长谈完话之后，我亲自写好了这份训令。阅为训令对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来说，是柏林战役中的一个转折点，我现在把1945年4月17日夜下达的训令全文抄录如下：
“为了执行最高统帅的命令，我命令：
1．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司令员：于1945年4月17日夜间强渡施普雷河，向费特绍、戈尔森、巴鲁特、泰尔托、柏林南缘总方向发展迅猛进攻。集团军的任务是于1945年4月20日门夜间从南面突入柏林城内。
2．坦克第4集团军司令员：于1945年4月17日夜间在施普伦贝格以北强渡施普雷河，向德雷普考、卡劳、达内、卢肯瓦尔德总方向发展迅猛进攻。集团军的仔务是，于4月20日闩终前攻占贝利茨、特罗因布里岑、卢肯瓦尔德地城。于4月20日夜间攻占波茨坦和柏林西南部。在集团军转向波茨坦口才，特罗因布里岑地城由机械化第5军保障。要向森夫腾贝格、芬斯特瓦尔德、格尔茨贝格方向实施侦察。
3．坦克突击兵团在主要方向上要更大胆更坚决地向前突破。城市和大居民地应当迂回，不要卷入持久的正面战斗。我要求你们清醒地知道，坦克集团军行动的胜利取决于大胆的机动和迅速的行动。
将命令的第三点传达到各军军长和各旅旅长。
4．报告下达号令的执行情况。
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
科涅夫
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克赖纽科夫
乌克兰第1方面军参谋长 彼得罗夫
4月17日第00215号。
4月18日2时47分发布。”
4月17日夜间，乌克兰第1方面军近卫坦克第3、第4集团军转向柏林。这一行动经过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共同作战，后来导致了希特勒分子整个柏林集团的被围和柏林的陷落。乌克兰第1方面军各坦克集团军从南面转向柏林，在我看来是一次理所当然的正常机动，它的目的在于，要将敌人歼灭于对它最为不利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乎意料的态势之中。
我相信这次机动一定会成功。
4月18日，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的部队离开施普雷河后，继续向柏林进发。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于我突击集团中央进攻，在当日内渡过了施普雷河，而在该集团军的左右两侧，戈尔多夫和扎多夫的集团军分别于我突破口两翼进行激烈的战斗。
……在叙述战役的尔后进程之前，我想就在这里，在讲完坦克集团军的机动之后，回顾一下过去，认真研究一下我们的坦克兵在战争中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的趋势如何，有哪些现实条件。
在战争过程中，我们实际上不得不几乎重新建立自己的坦克部队。战争前夕，我们拥有一些编制为3个师的机械化军。按照计划，这些机械化军应当是一支强大的力量(每个军满编时为1，000多辆坦克)。但是，在战争初期，这些军的实际情况却非常不利。我们新型的现代化坦克才刚刚投入生产。战前不久，第一批新坦克才部分配齐了几个机械化军。可是，来不及掌握它们，而旧兵器--主要是老式轻型坦克，都处于机械磨损和无形损耗的状态。况且，几个机械化军当时才刚刚组建起来，还没有全部配齐技术兵器和装备。
战争一开始，事态的发展相当清楚。在同优势之敌的头几次交战中，我各机械化军损失了几乎全部技术兵器，更为严重的是，我们的指挥干部损失重大。
无论是重新整编还是组建新的机械化军，我们都已经没有必要的兵力兵器、干部和技术装备了。足以说明问题的是，1941年9月底，在德国法西斯军队开始进攻莫斯科的前夕，我们整个西方面军只有45辆现代化坦克。这个事实特别具有代表性，它说明我们当时在前线不得不经受许多困难情况。
1941年夏秋，在严重缺少坦克的条件下，我们自然没有重新组建机械化军，而是组建了一些独立团和坦克营，并且逐步摸索到一种最正确的组织形式——坦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