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们的快速进攻在继续着。突击集团各部队击溃了鲁德山脉地区的敌人。在那里，敌人曾企图抓住时机进行抵抗，并越过鲁德内山脉。我军部队一支又一支地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领土。捷克人民以极大的喜悦、加盐面包和鲜花欢迎他们。人们用牛奶，个别地方甚至用酒招待苏军士兵。到处都传来了激动的欢呼声：“苏捷人民的永恒友谊万岁！”，“俄罗斯万岁！”“万岁!”5月8日，不仅是进攻的决定性一天，而且是整个战役的决定性一天。
就在这天，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在戈尔多夫、雷巴尔科集团军和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部队的协同下，完全占领了德累斯顿，并从行进间又推进了25公里。晚上，为夺取德累斯顿，莫斯科鸣放了战争期间最后几次中的一次礼炮。
作为方面军司令员，我知道，就在那时，当我军向前推进、去解放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在柏林正在进行签署德军全面投降书的准备工作。我正好收到总参谋部关于那里发生的全部情况的通报，当读到这一通报时，我似乎感到很奇怪：凯特尔元帅在准备签署投降书，而在我们前面，舍尔纳元帅(更确切地说，是舍尔纳的残部)却还在作战。
20时，为执行大本营的指示，我命令用电台向驻在捷克斯洛伐克西部领土上的所有德国法西斯军队广播，敦促他们无条件投降。同时，也给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所有集团军司令员下达了指示：假如再过3小时，也就是说，到5月8日23时前，希特勒军队还不投降，就继续军事行动，对敌实施坚决突击，彻底消灭他们。
为防止法西斯将领和其他纳粹战犯从空中逃跑，我要求我军部队，在进攻中，首先占领机场和起飞场，为此，还派出了由坦克、装甲车和乘坐汽车的步兵组成的特种快速支队。
3小时的间歇开始了。我待在德累斯顿西北郊自己的指挥所里。我军部队刚一夺取这座城市，我就迁到了这里。同我一起来的人都守在各自的位置上。正如通常说的那样，用所有的前线之耳——所有电台全神贯注地收听着，等待着敌人的答复。但是，德国法西斯指挥部一直都没有回音。
23时整，方面军部队按照命令，对德寇进行了猛烈射击，并恢复了进攻。向前推进的不仅有主突集团和辅助突击集团的各集团军，而且还有方面军的全部12个集团军，直至最左翼的集团军。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发起进攻，但到日终前，方面军中央和左翼的7个集团军都前进了20—30公里。
到5月8日早晨，斯维尔切夫斯基将军的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和科罗捷耶夫、沙夫拉诺夫、古谢夫、科罗夫尼科夫等将军的各部队，推进了15—20公里，肃清了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及其境内许多城市里的敌人。
从发起进攻起，我航空兵共出动飞机4000架次，其中三分之二是5月8日出动的。主要对企图从布拉格向西撤退的敌军部队实施了空中突击。航空兵的行动制止了德寇沿尚未被我坦克兵切断的道路的运动。
这紧张的一天发生的事情看来就是这样的。囤为我们正是那时夺取了德累斯顿，而这座城市的名字又是和世界闻名的德累斯顿绘画陈列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我就在这里讲述一下搜寻和抢救这一宝库的事情。
我们眼前的德累斯顿已是一片可怕的废墟。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英美空军尽管没有任何战略上的必要，但却对它实施了轰炸。当我们看到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中心遭到残酷无情的破坏时，我们立即关心的是，闻名的德累斯顿绘画陈列馆在哪里?现在怎么样?当时我听到一些传说，说该馆的珍品被藏到某处去了，而绘画陈列馆的建筑物己被破坏到不可辨认的程度。我乘车绕城走了一遍，事实证明，那些传说是真的。
我将不把搜寻德累斯顿绘画陈列馆的某种特别主动性归于我，伹是，在那紧张的时刻，我对此事给予了我所能给的重视。我关心的是搜寻工作是否在进行?谁在进行这项工作?我得知，在近卫第5集团军的战利晶搜寻队里，有一位艺术家拉比诺维奇，在搜寻绘画工作中，他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他碰到了许多困难，必须帮助他：给他一个专业搜寻小队，并从侦察机关抽出一些对他有用的有经验的人员。
Л·Н·拉比诺维奇从职务上讲是战利品搜集队的一名军官，从所受的教育讲又是一位艺术家，应该说，他确实花费了许多精力，也想了许多办法。他一边从一团乱麻中理出头绪，一边不断扩大自己的搜寻范围。我同意他直接向我报告事情的进展情况。于是，他每天定时地向我作了报告。在这之前，参加搜寻的已有不少人，其中有以莫斯科的艺术家纳塔利娅·索科洛娃为首的一个专家小组。纳塔利娅，索科洛娃是位精力十分充沛的妇女。
有一次，无比喜悦而又十分激动的拉比诺维奇来到我的指挥所，向我报告，德累斯顿绘画陈列馆的珍品找到了。它们是在易北河对岸一个采石场的坑道内找到的。他补充说，现在还说不出油画保存完好的程度，但是，画是在那里，是他亲眼看见的。
我马上驱车前往采石场。
现在，我还记得当时展现在我眼前的情景。
从采石场深处外运石头的铁路支线还保存着，但看起来，好像这里早就被人们扔下不管了。在坑道入口处，停着两节毁坏的车厢，但没有完全挡住入口。周围一片荒芜，你就好像是站在一座破旧的，被废弃的农村场院里。到处长着杂草和荨麻。
谁也不会想到，在这里会藏着什么宝贝，尤其是著名的油画。作为一个军人，我认为，它伪装的是很好的。简直没有丝毫痕迹会引起一点儿的怀疑。可是，在那里面，在这一切迷彩的背后，在这一切可见的荒废景象后面，出现了一道门，接着又是第二道门，后来又发现了电灯光，甚至还有维持坑道恒温的专门设施。
坑道有点象个大地洞。往这里藏油画的人大概以为，这个石洞里会是干燥的。可是，唉，这里个别地方正沿着石缝滴着地下水，看来里面的气温波动很大，当我们找到油画时，里面的空调设备已经坏了。
油画(在该洞约有700幅)放得很乱。有些用羊皮纸包上了，有些装进了箱子里，还有些是直接紧靠在墙上的。我走遍这整个地洞，并第一次看到了许多写生画杰作，现在，其中的许多写生画在己修复的德累斯顿绘画陈列馆的大厅可以看到。那里还有一幅《西斯廷圣母》油画。我在她前面站了几分钟，还是没有完全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我们真的找到了她。
潮湿和地下水使我不安。当我得知，我们的工兵在坑道内发现地雷时，更使我不安。虽然这些地雷的危害性已经排除但是要知道，除了这些地雷以外，可能还有别的地雷。
我命令立即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并叫来了一个营保护艺术珍品。几小时后，以纳塔利娅·索科洛娃为首的一批莫斯科的专家来到坑道，在他们的指导下，所有找到的东西都被转移到德累斯顿效区萨克森国王的一座夏宫里。在这座很大的宫殿里，专家们晾干油画，为抢救油画做了他们应做的一切。
但我们很快发现，此处不是它们陈放的地方。在一座遭到破坏的城市里，不可能对这大批珍品组织绝对可靠和正确的保存。应将它们用专列在加强警卫和专家护送下，运往莫斯科。
然而，趁绘画尚在德累斯顿夏官的机会，我和伊万·叶菲莫维奇．彼得罗夫去看了一次，顺便提一下，И·Е·彼得罗夫是位写生画的酷爱者和鉴赏家。也许，正是在经历了四年战争之后，我是带着一种特别满意和喜悦的心情来欣赏这些有幸保存下来的伟大艺术作品的……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对德累斯顿居民给了很大的帮助。由于英美空军大规模的空袭，使德累斯顿市中心变成了一片废墟。著名德国作家格哈特·高普特曼后来证实：“在英美飞机极端嘈杂混乱的轰鸣声中，我亲身经历了德累斯顿的毁灭。”
我们知道德累斯顿居民的处境，他们的房屋和电车道，电站和煤气设施、自来水设备和下水道等均遭破坏。
我们已不是第一次看到废墟。遭受法西斯占领者蹂躏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城市和村庄，以及遭到希特勒铁蹄践踏的波兰土地，我们还记忆犹新。我们清楚地知道，莫斯科和列宁城也曾面临过变为废墟的危险。苏联士兵不能不产生复仇感，神圣的憎恨感。但是，我们从不把德国人民和法西斯战犯集团混为一谈。在被我们占领的德国土地上、苏联士兵表现了真正的人道主义和光明正大。我军官兵在德累斯顿的所做所为，就是突出的例子。
德累斯顿解放后，我军和当地居民一起，立即开始了它的恢复工作。我们拨出了必要的物资、运输汽车和燃料。而最主要的是采取措施，组织供应德累斯顿居民的食品。方面军军事委员规定了高于法西斯制度统治时的供应标准。重体力劳动工人每天可得到450克面包和50克肉。科学，技术、文化和艺术工作者的食品标准，也和重体力劳动工人的一样，即最高定量。工程师、技术员、教师，以及在医院就医的公民，按工人标准供应。各地方政权按等级去分配定额。
德累斯顿人民以无比感激的心情，报答我军的关怀。我认为，德国人很快就明白了，在我军到来之前，每每印入他们脑海里的戈培尔之流的宣传是多么虚伪。戈培尔之流曾宣传说，苏军士兵将要复仇，要惩罚和平居民。大批居民从西方迂回德累斯顿，就是此事的最好证明。每天从美军占领区迂回该市的有2，000—3，000人。他们说，美军绐他们提供的是难以忍受的条件，首先是完全不给他们供应食品。
而我们，为了尽快给居民创造正常的生活条件，的确动员了所有的汽车司机、粮食采购员、工程人员和后方机关。
顺便提一下，既然在这里我谈到了我们后勤人员的各种工作，那么，我想着重谈谈医生，这倒并不是因为其他后方勤务起的作用无关紧要；在战役的准备和实施中，许多事情取决于每种勤务，取决于官是怎样提出和组织的。但是，我要毫无保留地讲，显而易见，医生拽救最宝贵的东西——人的生命的劳动，是高尚的。而在死亡不加选择地夺走许多人的生命的战争中，医生的劳动尤其高尚。
我们方面军的医生不论在战场上，还是在医院里，都立下了很多功劳，使成千上万的士兵和指挥员重返前线。在这里，我可以恰如其分地说，例如，百分之八十的伤员都从医院里返回了各自的部队，分从，这是多么了不起啊I
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柏林战役和布拉格战役中，在战役空间大、战斗紧张、部队进攻速度快的情况下，轻一点说，医护人员不得不承受的负担也是很重的。医生、护士、卫生员都是忘我地、竭尽全力地工作着。而高级和上级医疗首长，在组织伤员后送和调配医院及运输工具时，也表现了随机应变的能力。在交战的各个阶段，都保证了后送的快速性和可靠性，使伤员得到了及时的医疗救护。我对方面军的全体医生，首先是外科医生，表示最真诚的感谢，看来，外科医生遇到的困难比所有人遇到的都要多。
当时，当医生的主要是妇女，更不必说护士和卫生员了。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那么，我那感激的话语就更有特殊的意义了。我们的妇女，不仅在后方，而且在前线，都为胜利的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为表彰医生给方面军作出的巨大功绩，在柏林战役结束后，许多卫生勤务将军和军官，护士和卫生员荣获了勋章和奖章，方面军卫生都部长、卫生勤务中将Н·П·乌斯季诺夫和方面军外科主任、卫生勤务少将М·Н·阿胡京荣获了苏沃洛夫勋章。
授勋是在德累斯顿，方面军的指挥所里进行的，授勋的情景是激动人心的。远不是所有应授勋的人都出席了授勋仪式。但是，这个相对来说并不太多的一批医生，对我们来说，却是勇敢的战争劳动者整个光荣队伍的化身，因此，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热烈欢迎他们，并祝贺他们获得奖赏。
必须指出，方面军、集团军后勤机关之所以能顺利完成我军的物质技术保障和医疗保障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红军总后勤部长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赫鲁廖夫大将和总军事卫生部长、卫生勤务上将叶菲姆·伊万诺维奇·斯米尔诺夫的精确领导。
在回到1945年5月发生的事件上来时，我满意地回想起我同G·马特恩同志和其他德国共产党和民主党人的会见，他们都是抵抗运动的参加者。在供应德累斯顿居民食品和恢复城市的工作中，在组织地方管理的工作中，他们积极协助我们。在战争年代，他们的名字并不为我们所知。但我们知道，德国人民的优秀儿子，现在无愧于受到苏联战斗勋章奖励的、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伟大事业而奋斗的不届不挠的战士们，经过多年最困难的考验，在自己的心中，充满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故乡的爱。
神奇的反法西斯组织的英雄舒尔采一博伊森和哈纳克，乌里希小组，泽夫科小组和雅各布小组，英勇的阿尔贝特·黑斯勒和伊尔莎·施特贝，德共老战士舒曼、奈鲍尔、波泽尔，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伟大军队的许多其他光荣战士，不怕牺牲地勇敢战斗，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坚信红军的胜利和自己人民幸福的未来。
德国共产党领袖恩斯特·台尔曼的光辉榜样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在我们部队的战斗行列里，有他的许多追随者和学生。我还记得在1944年寒冷的二月，在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战役中，我会见了“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领导人。该委员会的核心成员有В·皮克，В·乌布利希、В·弗洛林、Г·马特恩同志，以及德国杰出的诗人Э·魏内特。“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及附属于它的“德国军官联盟”的代表决定向被合围的敌军集团的全体人员发出号召。在“德国军官联盟”里，还有被俘的德军将领塞德利茨、丹尼尔斯、科尔费斯。他们的号召促进了敌军官兵的觉醒。德国共产党后来在战俘中所进行的顽强工作，使其中的许多人变成了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真正战士，变成了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杰出活动家。
5月9日
谈这天的事情之前，我想简要地谈一下布拉格起义。现在，战后二十多年了，与这次英勇起义有关的事件己众所周知，在许多文章和专著中都已有描述。
这次起义有它的特点和矛盾。参加起义的有各种社会力量。起义加剧了驻捷德军本来就很危急的处境。法西斯当局和德军指挥部，在同起义者进行流血斗争的时候，同时机动部队，为自己寻找有利的迂回道路。为赢得时间，他们开始了谈判，而到最后阶段，他们甚至同意解除自己部队的武装，其条件是，准许他们武装通过布拉格、直到过了布拉格之后，再解除武装。
布拉格起义的领导者，对此建议态度各异。因此，很难说，这一切会怎样了结，也许，现在似乎准备解除武装，但仍处于全副武装的法西斯军队，还会再搞一次残酷的流血事件。
现在，无须对这一点进行猜测，因为整个这一团乱麻已被快刀斩断了，我们的坦克兵于5月9日晨3时突入了布拉格街道。此时，在布拉格各区，起义者同党卫军分子之间，还在继续进行流血冲突。当在一些街道上，我们的坦克兵受到兴高彩烈的布拉格市民欢迎的时候，在另外一些街道上，特别是在城边街道上，我们的坦克乘员却被迫从行进间投入战斗，从布拉格驱赶进行抵抗的法西斯匪徒。
在布拉格的奥尔尚基地，安葬着我们士兵和军官的遗体，他们是在布拉格战役的日子里牺牲的。当我在那里逗留的时候，我总是以悲痛的心情，默念着用鲜花装饰的墓碑上“5月9日”这个日期。实际上、战争已经结束，而这些人却牺牲在这里，牺牲在布拉格郊外，当我们全国欢庆胜利的时刻，他们在同敌人的最后一战中牺牲了，英勇地将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
我将不去分析布拉格起义整个复杂变化的过程。只想谈谈布拉格起义中最重要的东西，即反法西斯占领者的全民总爆动、夺取武器、不怕危险和牺牲，不惜一切代价帮助我们尽快战胜法西斯主义的渴望，起义的英勇本质就在这里。
那时，二十年前，当我们为了从法西斯分子手中拯救布拉格，从很远的地方向布拉格突进时，我们就感觉到了这一点，并以很快的速度前去支援起义的布拉格市民。因为根据自己的经验，我们深知，只要法西斯匪徒还有力量，他们就会到处犯下残酷的暴行。
我们非常担心布拉格，我们迫切希望在法西斯分子用自己的优势兵力对布拉格人民进行迫害之前，尽快赶去支援自己的兄弟。我们普遍都有这种心情。这种心情既支配着我这个方面军司令员，也支配着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集团军的坦克兵们。为了在早晨突进布拉格，他们在5月8日液间，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奔袭80公里。为尽快赶到布拉格，我们当中的每个人，都尽我们的能力做了应做的一切。但是，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性，我想按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列举首先到达布拉格的那些部队。
Д·Д·列柳申科集团军的近卫乌拉尔第10志愿军(军长是Е·Е·别沃夫中将)的坦克，首先从西北进入布拉格。紧随其后从北面进入该市的是П·С·雷巴尔科集团军机械化第9军(军长是И·П·苏霍夫中将)的坦克兵。而总共只过了几小时之后在布拉格郊区已出现了诸兵种合成第13和近卫第3集团军的先遣部队。近卫第5集团军部队的主力，在消灭了布拉格东北的敌军集团后，其先遣部队也前出至布拉格北郊。上午10时前，布拉格被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完全占领，并肃清了市内的敌人。
13时，乌克兰第2方面军部队向我迎面开来。这是А·Г·克拉夫琴科将军的坦克第6集团军的先遣部队。他们在布拉格东南35公里处与列柳申科的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的部队会合。
乌克兰第4方面军的快速集群，快速追击退却之敌，其主力部队于5月9日18时前也抵达了布拉格。
对拒绝放下武器的驻捷德军集团的合围圈合拢了。陷入这次，而且也是最后一次大包围中的有混乱和失去指挥的舍尔纳集团军群的50多万名官兵。现在，他们除了投降之外，已无别的出路，然而，同不愿放下武器的法西斯匪徒所进行的小规模零星战斗在各地还是持续了几乎一星期。
顺便指出，在这一星期里，我们还抓住了祖国的叛徒弗拉索夫。事情发生在比尔森东南40公里处。福米内赫将军的独立坦克第25军部队，俘虏了布伊尼琴科将军的弗拉索夫师。当坦克兵开始解除该师武装时，发现在一辆小汽车里坐着用两床被子裹着身子的弗拉索夫。他自己的汽车司机帮我们找到了这个叛徒。坦克兵和这位司机一起，将躲在被子里的弗拉索夫施了出来，将他装进坦克，随即直接开往第13集团军司令部。这就是这个叛徒整个前途的可悲的、完全合乎规律的结局！
弗拉索夫从第13集团军司令部被带到了我的指指所，我命令不要耽搁，立即将他送往莫斯科。为迅速和不流血地俘虏弗拉索夫师而应采取的坚决行动，是由坦克第162旅旅长И·П·米先科上校直接指挥的。而抓住弗拉索夫本人的是该旅摩托化步兵营营长М·И·亚库舍夫……
……现在，我回过头来叙述5月9日昼间发生的事情。
关于列柳申科和雷巴尔科的坦克兵出现在布拉格的情况，我是在他们到达那里后不久得知的。我几乎同时收到了雷巴尔科司令部作战处长和第13集团军马兰金有关这个问题的简短报告。可是，好像故意与人为难似的，同解放布拉格的各集团军司令部的有线通信都突然中断了。在许多小时里，无论通信兵怎样设法修理、都既不能同列柳申科集团军、也不能同雷巴尔科集团军，以及戈尔多夫集团军沟通联络，而在此之前，却一直同列柳申科集团军保持着顺畅的联络。同第13集团军，即同马兰金的通信没有中断，可是后来，他自己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同自己的先遣部队联系上。
虽然我也相信，以后事态的发展是会顺利，而且也得到了布拉格已经解放的初步报告，但是，所有这一切还是使我不安。因为要向大本营报告，仅有一些初步的报告是不够的。
有线通信中断后，当然，也可以试着通过无线电用明语报文询问几个司令部，可是，我不想这样做。而且，遥远的距离加上山地，也难以保证成功。
当时，我从方面军司令部航空通信大队派出了一架飞机。我扳着指头计算着。无论怎样，两小时后，它是应该返回的。可是，过了三小时，飞机还是没回来。我不得不往第13集团军打电话训诫马兰金。他回答说，他已向布拉格派出了一辆汽车，上面坐着几名军官，可是，还没得到他们的报告。我命令他按这个办法，再派几名通信军官坐飞机去布拉格。
时间不断流逝，而派出的飞机又没回来，照样没有新消息。我又派了方面军司令部作战部的一名军官，乘坐通信飞机，同时命令克拉索夫斯基，起飞一个战斗机群，并让飞行员们从低空查明布拉格的情况。当他们回来后我们才得知，市内已看不到任何战斗，大街小巷到处是人群。
布拉格已获解放，已经清楚了。但是，始终都没有从任何一位集团军司令员那里，得到一份明确的报告。
后来才搞清，这种情况是由于布拉格市民的狂欢引起的。一支又一支游行队伍行进在大街上。当苏联军官出现时，他们立即被友好地包围，人们拥抱他们，亲吻他们，把他们抬起来往上抛。我派出的所有通信军官，都这样一个一个地被亲吻、款待、鲜花所包围……
后来，几位高级首长——如列柳申科，雷巴尔科，以及后来乘车去的戈尔多夫，也一个一个地陷入了这种友好的拥抱之中。他们谁也没能从布拉格脱身，迂回到自己的指挥所，返回到自己的通信枢纽部去详细报告情况。
情况不时通过电报到我这里，但是，我可以说，它们全都特别短：“布拉格夺取了”，“布拉格夺取了”，“布拉格夺取了”……而我不但要向最高统帅报告布拉格夺取了，而且要报告，是在什么情况下夺取的，在何地碰到了何种抵抗。有没有有组织的敌人，假如有，那么，他们在往什么方向撤退。
总之，布拉格解放的这一天，对我来说是极不平静的。通信军官找不到了，旅长、军长找不到了——所有去的人都找不到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们高兴到了发狂的程度!
后来，人们不止一次地问我，特别是在庆祝庄严的周年纪念日的时候问我，最后一天的战斗情况怎样?关于战争的最后一个战役，我有什么感受?你们可以看得出来，问题绝非这样简单!
由于布拉格发生了导致通信中断的对我军的隆重欢迎，我实际上砒搁了最高统帅发布布拉格解放的命令几小时。我催促自己的部属，要他们提出详细报告，而这时，莫斯科又接连不断来电话：“您听着，要知道，今天应呜放庆祝完全胜利的最后一次礼炮：您的报告究竟在哪里?您在哪里?您那里出了什么事?全面投降书早已签字，而您那里还是什么也没有。”
总参谋长至少给我打了十次电话，要求提出最后报告，而我自己也没得到这样的报告，于是一拖再拖报告的时间。直到终于收到令我满意的报告，并加以核实后，我才写出了自己的报告。报告说，上午9时，布拉格完全解放，敌人已肃清。我重复一下，虽然我们的第一批坦克是夜间3时进到那里的……
在结束叙述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最后一次战役时，我想谈谈一名军事记者。他是第一个乘通信飞机到布拉格，并第一个写出有关布拉格解放的消息的人，而在此之前，他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一起，渡过了他整个的战斗历程。他就是的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列沃伊。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战争初期，在加里宁方面军。后来，从1943年起，他作为《真理报》的一名优秀记者，先后在草原方面军、乌克兰第2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进行采访。
我个人认为，他最熟练、最客观地说明了战斗事件的经过，因为他本人就是这些事件的见证人和参加者。一方面，他描写了战斗生活中那些通常鲜明的，原则上有教育意义的事实。在他的通讯报导中，可以找出数十个真实可信的战争中的英雄形象。另一方面，他始终了解发生在前线的所有事情的规模，常常拥有一切为他所用的情报，在事件的高潮中，总是出现在关键性的地段上，并在战争过程中，向《真理报》提供了不少有关前线最大战役的有益的、总结性材料。
他的军事通讯报导是很有学识的，都是用平静的、并非大吹大擂出语气写成的。它们在我们繁重的工作中，帮了我们的忙。
很遗憾，有些新闻工作者和作家，却不能这样表现战争中的人。读到他们的通讯报导，有时我就有这样的感觉，好象我首先看到的是一部大机器的轮子，而在那儿某个地方，在这个轮子的旁边，人还没有蚂蚁大。轮子，当然是一个重要的部件，特别对于战争这部机器来说，更是这样。可是，不管怎样，战争中主要的还是人，是人想出了这个轮子，并使它转动。
此，依我看，一个作家不去努力表现人的心灵美，其中包括战场上的人的心灵美，就不能给苏联报刊和它的读者，其中包括军人读者带来很大好处。
而我喜欢波列沃伊的通讯报导恰恰在于，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对人的尊敬贯注到作品里了。后来，就因为这点，我喜欢上了他的《真正的人》这本小说。该书好像是战争期间他在前线所做的一切的继续。
战争的后三年，我同波列沃伊并不经常见面，而且，通常见面的时间也很短，因为自己总是忙。
在宽大正面上、司令员工作中的间歇是很少的，因为通常时而在右翼，时而在左翼，时而在中央——也就是要在某个地方采取积极的战斗行动。不知是进行局部作战，还是调整部署，还是改善态势。在大的战役进入高潮时就更不用说了。
然而，波列沃伊是个很了解前线情况的人，我要补充说一句，他是个对情况很敏感的人，他总是找到能在我这里拿到登报消息的时机。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乐意同他交谈，因为，我知道，他同我见面是为了事业，他可以在报纸上真实地、毫不歪曲地、不加任何臆断地介绍前线发生的事情。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经常待在部队，总是毫不犹豫地乘车或坐飞机到战斗最激烈、最危险的地段去，及时获取前线发生的全部情况。依我看，他可以说是战时我所碰到的苏联报刊许多真正代表中最讲时效的一个人。这个词符合我们的军事术语，于是，我用它来作为对波列沃伊完全应得的称赞。就是在战争的最后一天，他仍表现了这样的时效性——他是所有记者中第一个出现在解放后的布拉格的人。
由于结束了战争的最后一个大事件，解放了布拉格，并完全合围了舍尔纳集团，乌克兰第1、第2和第4方面军的部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具有重大政治和战略意义的任务。
柏林战役和布拉格战役的进程和结局，是苏联军事学术完全成熟的又一证明，是我们指挥干部高度的组织能力和苏军部队高超的战斗技能的又一证明。
为庆祝解放布拉格而鸣放的礼炮是战争的最后一次之前的一次礼炮。在此之后几小时，在莫斯科以一千门大炮鸣放了最后一次礼炮一胜利的礼炮。
我在自己的前进指挥所，通过收音机听到了最后的礼炮声。当时和我在一起的有我的许多战友——军事委员会委员克赖纽科夫和卡利琴科，方面军各兵种司令和勤务主任、政治部、作战部军官。从各个方向响起的自行礼炮，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增加了隆重的气氛。先遣部队向前开去很远了，他们当然也会在那里用各种武器齐放礼炮，但是，我们听不到。然而，此时第二梯队正不惜一切地在我们周围鸣放起来。用冲锋枪、卡宾枪和手枪向空中齐放的既有信号弹、也有空包弹、还有实弹。总之，每个人只要能放的都放了……
现在，我已记不清这一晚上的所有详情。我只记得那天晚上举行过一个时间不长的聚餐，我还记得，大家都以特殊的感情唱了很多歌，但当晚我对大自然的感觉记得最清。当时，春意正浓，一切都散发出香气并且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你重新看见了大自然似的。
胜利的喜悦当然是欢畅的，但是，起初我们甚至仍然没有充分感觉到这种喜悦。我老实地讲，这天我最大的一个愿望是睡个好觉。我想，看来，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即使不是今天，那么，也是很快的事了。
在那天夜晚，我自己还是没能睡个够。那么多刻不容缓的事几乎马上涌了过来！其中第一件事是，收到了一份出人意料的报告，在梅尔尼克地域，仍有相当数量的德寇在抵抗。我不得不立即下令派出坦克部队，前往消灭这一尚有一定力量的有组织的集团。
后来，别的事情也挤了进来，应该说，当时我简直没有领略到胜利日的整个欢乐。我想，不仅是我，而且还有其他方面军司令员，直到在莫斯科举行胜利阅兵和接着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招待会上，才真正感到了胜利的节日。在那里我才感到，一种担子真正从我肩上卸了下来，我感到了轻松，并允许自己为胜利干杯。
5月9日，我一直忙到深夜，而10日早上，就动身去布拉格。我所经过的道路，被堵得严严实实。好像有三支互不相混的人流在路上走着。第一支，也是最大的一支，是舍尔纳集团的战俘纵队。它的先头已经接近德累斯顿，而尾巴却还在布拉格附近。第二支，是被捷克人逐出捷境的苏台德区德国人。
第三支巨大人流是由从法西斯集中营返回家园的人们组成的。在这一地区，这样的集中营有不少。这里分布着许多军工企业，德寇利用从欧洲各国逼迫来的劳动力在这些企业里干活。从集中营返回家园的人们的样子，使我产生了双重感情——既高兴、又痛心。高兴的是，他们正在重返生活、重返家园。痛心的是，看到他们，简直使人难过，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那样虚弱和令人可怕地消瘦不堪。
后来，我又多次到过布拉格，而且很喜欢这座美丽的城市，但是，自然，对它的初次印象简直是不可磨灭的。该市在继续欢庆自己的解放，而且，这种普遍欢庆胜利的场景，这些旗帜和鲜花，使它变得更美丽，充满了节日气氛。仅管在途中的某个地方，我们碰到了废墟和火灾遗址，这些遗迹是在布拉格起义的日子里，法西斯分子的扫射和轰炸造成的。
5月10日这一天，我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下布拉格。这时，我总的感觉是愉快的，因为布拉格受到的破坏比较小，我们完好地保住了这座城市。
晚上，在布拉格近卫第3集团军的司令部，我和军事委员会委员М·В·克赖纽科夫一起，会见了我们的勇敢作战的集团军司令员——雷巴尔科、列柳申科、戈尔多夫和这几个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我们向全体军事首长衷心祝贺胜利。他们也同样祝贺我们。
然而，没有时间去长时间地互相祝贺，必须考虑恢复正常生活的问题，居民的供应问题，还要考虑任命布拉格卫戍司令和城防司令的问题。在这件事上，也出现了人们生活中常有的事，即使现在，过了二十多年，这些事还使我发笑。
我坐在戈尔多夫的司令部里，谈着刚刚结束的战役的结局时，当了一次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激烈争论的见证人。他们争论的问题是谁先进入布拉格。按照从苏沃洛夫时代开始的我们俄国的军事传统，形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哪位将军先进城，通常就任命他为城防司令。由于这一原因，使这场争论变得激烈起来。
两位英雄的坦克将军，无论如何也不相让第一的荣位，听到他们之间的这场争论，我认为，不应加深他们的“内讧”，于是，我当即任命近卫第3集团军司令员戈尔多夫上将为卫戍司令。这样，一下于就使两位坦克集团军司令员的希望失去了意义。接着我又任命一位可以说是中间人物的人为城防司令，他就是近卫第5集团军副司令员帕拉姆津将军。
就在这天晚上，在我用高频电话向斯大林报告任命戈尔多夫为布拉格卫戍司令的时候，我遭到了意外的反对。斯大林不明白，为什么要说卫戍司令，而他比较喜欢“警备司令”这个词。我只好在电话里向他解释，按照条令，在相应区域内的所有部队，都隶属卫戍司令，而警备令司则听命于他，主要负责卫兵勤务，维持内部秩序。
听完我的解释，斯大林才批准戈尔多夫为卫戍司令，并指示我，对贝奈斯总统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从科希策迁回布拉格，给予必要的协助。
我执行了这一指示。贝奈斯总统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希望坐飞机从利希策飞回布拉格。我们派了接运他们的飞机。
那天，当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成员到达布拉格时，在布拉格机场上，列队站着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的仪仗队。装甲坦克兵上将雷巴尔科、城防司令帕拉姆津少将和其他官员——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将军和军官，代表了我们军事当局。
第二天，我又去布拉格，在那里会见了捷克斯洛伐克部长会议主席兹德尼克·费林格，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和政府其他成员。在友好气氛中，讨论了布拉格和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生活正常化的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我们给了捷克斯洛伐克朋友们尽力的援助。
我特别亲切地回忆起当时我同我的战友卢德维克·斯沃博达将军的会见，他曾领导过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我第一次认识他是在1944年喀尔巴阡—杜克拉战役的时候。当时，我们实施该战役的目的在于支援斯洛伐克的民族武装起义。战役初期，斯沃博达是一名旅长，后来开始指挥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军，取代了因不称职而停止了指挥的克拉托赫维尔将军。
在残酷的流血战役中，卢德维克·斯沃博达表现突出，他是一位具有组织才能而又十分勇敢的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战场上，他决不会在敌人面前屈服。可是，有时他简直是太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了。我甚至不得不多次指示斯沃博达同志，让他不要经常出现在自己部队的战斗队形中，并请他即使在紧急时刻也还是不要成为一名冲锋枪手，因为作为一名军长，他对我们来说是很宝贵的。
战争期间，当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驻在伦敦的时候，正规地讲，斯沃博达对于我们，只是一位外国的代表，而且是一位资产阶级国家的代表。我正式称呼他为“将军先生”，但在内心里，我无论怎样也不习惯这样对待他。对我来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同志和战友，因此，在非官方和非外交需要时，在战斗情况下，我总是称他为同志。实际上，是和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所有其他军官一样称呼的。而只是在少数情况下，当我对他的行为不太满意时，为了强调我的不满，才改称“将军先生”。可是，当他的事情进展顺利时(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我就称他“将军同志”或“斯沃博达同志”。
在许多战斗中，我真正了解了斯沃博达将军这个战斗的组织者。斯沃博达走过了从独立营长(1943年春在哈尔科夫)到军长的道路，他符合对战场上带领大兵团的人所提出的要求。他很坚定，能坚持执行自己的命令，但这并不妨碍他谦虚地对待部属。
在同苏军首长的关系上，斯沃博达总是坦率、友好、真诚的，我们也是同样对待他。
经过战争的考验表明，表现在共同的战斗事业中的那种友谊比任何口头上的东西更可靠。这种友谊是在完成重要的、需冒生命危险的复杂任务中形成的。我们同捷克斯洛伐克步兵军的军人们及其军长斯沃博达将军的战斗友谊，正是这样诞生和形成的。在战斗过程中，特别是在喀尔巴阡山脉的战斗中，这种友谊真正是以鲜血凝成的。由于在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中表现了勇敢和英雄主义，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些军人O·雅罗什，A·索霍尔，C·瓦伊达，P·捷萨尔日克，游击队长Я·涅列普卡，和后来当上将军的众所周知的卢德维克·斯沃博达都荣获了苏联英雄的崇高称号。
我要以美好的语言，去回忆捷克斯洛伐克步兵第1军的军官、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光荣儿子们。
斯沃博达将军坚信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相信新诞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他是这支军队摇蓝边韵守护人)能够而且必将巩固。在战争年代，他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是二名真正的爱国者，是带着本国人民美好追求和愿望的进步人类中的一员。他相信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相信他们都是以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人，因而坚定地、毫不退缩地同他们一道，去经受各种考验——战争的和政治的考验。
斯沃博达是位真正的人民英雄，是我所知道的最勇敢的人之一，是一名最优秀的战士。
因此，可想而知，当我在终于从法西斯手中获得解放的他的故乡布拉格同他相遇时，我是多么高兴地拥抱了他。
第十四章 代结束语
本书第一部分讲述的所有进攻战役，一个战役与另一个战役，不论就其完成的任务，还是参战部队的数量，不论是战役的规模，还是它的空间范围，都是不同的，就连它们实际完成的战役战术任务，也是不同的。
每个战役究竟有些什么特点呢?
库尔斯克会战——就其规模和参战兵力而言，是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大交战。这次会战不仅给我们的武装力量带来了军事上的胜利，而且带来了精神上和政治上的胜利。
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战役出色地表明，战略预备队及时投入交战，会发挥多么大的作用。此次战役以其复杂紧张程度和坚决性而著称，以我军部队勇敢而巧妙地夺取像哈尔科夫大型防御枢纽一类的现代化工事而著称，当时，哈尔科夫大型防御枢纽阻碍着苏军部队进入乌克兰。夺取这些工事就摧毁了德寇在东方的防御棱堡。
第聂伯河会战——对于方面军部队从行进间克服大的江河的能力，是第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考验。
后来所有进攻战役都与克服大的江河有关，所以，强渡江河后来成为被研究的一切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
强渡第聂伯河，是苏联军事学术在部队行动中的光辉体现。克服诸如南布格河、德涅斯特河、普鲁特河、桑河和维斯瓦河等等河流，都有不小的意义。和强渡第聂伯河一样，在各级指挥机关的熟练组织下，部队都很巧妙地、英勇地渡过了所有这些河流。
基洛夫格勒战役的目的是，夺取基洛夫格勒，快速突破、短促突击、合围，从一个方向往另一个初步取得胜利的方向机动部队。我这里指的是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机械化第8军为迂回基洛夫格勒而从主要方向向南部方向实施的机动。
科尔孙—舍夫琴科夫斯基战役，是合围和消灭处于攻势并正运动着的德国法西斯重兵集团，抗击前来救援施特默尔曼的被合围部队的敌坦克的密集冲击。此次战役的特殊性在哪里呢?首先在于机动坦克集团军，以及从未受冲击地段机动兵团。这种机动不仅是由坦克部队实施的，而且是由诸兵种合成兵团和部队、炮兵兵团和部队，以及工程兵实施的。战役中巧妙地运用了炮兵和工程障碍器材，建立了反坦克防御。
该战役是在恶劣的气象条件下进行的。在克服恶劣气候条件的时候，部队表现了吃苦耐劳精神、英雄主义和坚定性。
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战役与斯大林格勒战役相比有着重要的区别。这种区别在于，从第一天起，被围集团就在变换自己方向的同时，不断地向我们实施冲击。为解救被合围的敌军集团而实施进攻的是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装甲和步兵集团。
乌曼—博托沙尼战役的特点是分割突击。我军在两翼的强大集团，像把大锤一样，击破了敌人的防御。部队在宽大正面上从行进间强渡春汛泛滥的南布格河，水流湍急的德涅斯特河和普鲁特河时，表现出了高超的艺术。进攻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是在泥泞中进行的，但是，不论条件怎样，进攻仍是以机动兵力兵器高速度地进行的。
由于我们在乌克兰的顺利进攻，粉碎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南方”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从而预先决定了后来的战役中南部希特勒匪徒的彻底溃败。
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尤其值得重视和研究。就集结在我们方面军的军队、各种武器和技术兵器的数量而言，它都是伟大卫国战争过程中的一次突出的事件。方面军独自完成了消灭“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最重要的战略任务。类似的情况在伟大卫国战争的历史上是没有的。在这次战役中，对于战役机动来说，有着广阔的地区。战役机动样式的多样性，正是这次战役的特点。所有战役法样式在这里都得到了发挥：突破、合围并迅速消灭布罗德集团，快速机动坦克集团军，方面军部队向维斯瓦河前出，在宽大正面上从行进间强渡这一大河，并夺取大的战役登陆场。
争夺和巩固桑多梅日登陆场，抗击敌反突击和密集的坦克冲击，使部队特别紧张。应该指出，恰当地选择将近卫第5集团军投入交战的时机，保证了登陆场的扩大和巩固，并为展开以后的战役创造了条件。
喀尔巴阡—杜克拉战役，是一个尽管在规模上并不算大，但在战略和政治方面却很重要的战役，它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进行的。这是一次“未经计划的”和困难的山地战役。实施此战役的唯一目的是，支援斯洛伐克的民族起义。从此诞生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两国人民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兄弟战斗友谊。
战争期间，我参加过许多最重大的事件，我看到过并了解许多事情，但是，就算我讲述了我所经历的四年战争，这也只不过是伟大卫国战争巨大编年史中的几页，这部编年史是我们大家为我们的国家和历史而集体编纂的。
在本书中，我讲述了1943—1945年间一些最重大的战役。但是，众所周知，我们的战史不是从胜利开始的，而是从痛苦的失利和艰苦的考验开始的。我们通向最后胜利的道路是漫长而艰巨的，它几乎占了四年的时间。因此，依我看，每一个参加过战争的人，每一个写战争回忆录的人，只有在阐明了战争的全过程之后，才有权进行总结和得出结论，因为只有这种全面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
所以，我不想急于得出普遍的结论。为了以高度的责任感去推论，我必须重新回忆战争中所经历的一切，必须回忆战争的所有阶段，而不仅仅是最后阶段。我暂且只谈几点看法，主要是涉及我们指挥干部、涉及战争对他们提出的严格要求，以及他们在这些要求面前所经历的成长和完善过程。
前面我已提到过一些人的名字。他们主要是一些集团军和兵种司令员，集团军和方面军的政工人员，方面军参谋长和冬集团军参谋长，军长和少数几位师长。
然而，我的回忆录将交给我所描写的那些事件的所有参加者，其中包括我的战友——草原方面军、乌克兰第2、第1方面军从士兵到将军的各级军人去评论。我的战斗经历使我能回忆起许多事件，这就是与我直接处在前线有关的。我本来可以讲述许多分队、部队、兵团和军团的战斗行动，不仅可以讲述一些师长和团长的战斗行动，而且可以讲述一些营长，连长、炮兵连长的战斗行动，讲述战时情况下在初级指挥员和士兵中的多次谈话。
为什么我又回避描述这些留在我记忆中、并且在我心中珍藏的事件呢?那是因为，我认为，再现整个方面军范围内，战役全过程范围内发生的事件的情景是重要的，因为，在这些范围内，按自己当时的地位我有可能做到这些。
我详细叙述这一点，是因为我认为，对待事件的这种态度很重要。我想，写战争回忆录的人，如果他首先描写的是自己直接碰到的，自己负责的那些事件和事情，才能对回忆战争的整个情景带来最大帮助。从你曾经所在的指挥所，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去看战争的事件才是最正确的。
只有从许多回忆中，才能形成一幅总的宽阔的战争画面。这幅画面将由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员的回忆，师长、团长、营长、连长、初级指挥员和士兵的回忆所组成。只有所有这一切，总括起来，才能给人一个从各个角度看到的有关战争的完整印象。但是，无论在谁的回忆录里，要把所有这些都综合到一起，恐怕是不必要的。
依我看，以上所述，不仅适用于写回忆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写战史方面的著作。
我们必须有集团军、师、团战斗行动的历史。在历史著作中，应该记下饱含于战争之中的事件和英雄功绩。
编纂整个伟大卫国战争的综合性历史，目的在于从一个大的范围去阐明战争中的事件和总结整个战争的经验，没有任何必要用局部的事件去堆砌它，顺便指出，这些局部事件，在类似的著作中，可能只是根据地点条件而草草地加以阐述，因此，它们既不能给人以有关功绩性质的概念，也不能给人以有关建立这种功绩的人的概念。
战史不应在一般著作中被支离成单个的事件。这些单个事件应在部队史和兵团史中去找自己的应有位置。不要将此事束之高阁，要趁战争的参加者尚在人世的时候，去编写这种历史。
关于我们战场上的指挥干部，我想从团长开始，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在本书中没有描写团的行动，但是，就在战役准备和实施过程中，我总是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团长，不论平时，还时战时，都是军队中的主要人物，是战斗的主要组织者。像团长这样无所不管的首长还没有。他是单一首长制的指挥员，在他手中集中着一切权力，从而直接关系着战斗和军人的日常生活，关系着人员的训练和教育，关系着纪律的维持。如果一位团长不称职，那么，不论你给他多少强大的兵器和战斗技术装备，反正都一样，都不会有什么用。因为它们得不到真正的使用。就拿团支援炮兵群为例来说吧，战争越是向前发展，我们越是有可能使其变得更强些。但是，该炮兵群只有掌握在一个有见识的团长手里，它们才能真正变成这样。而假如这个团长不懂得炮兵在战争中的特点和作用，那么，他就不能有效地发挥炮兵的威力。
坦克也是一样。我们给了各团和营一些支援坦克。毫无疑问，支援坦克的位置是在营的战斗队形里。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团长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如果在战斗中他能正确使用坦克，那么，坦克就会打得好，就不会盲目地，而是根据地形和敌人防御特点投入战斗。由于自己手中掌握着支援炮兵，团长就能用它为坦克开辟道路，压制德军反坦克配系，组织步兵和坦克同炮兵的协同，组织从战场上后撤毁坏的坦克。
总之，在战场上，团长是一名工长，离了他就任何事情也办不成。任何车间，没有工长不行，在战争的“车间”里，没有团长更不行。没有工长——精通本生产部门所有因素的人，就像在战场上没有团长——精通组织诸兵种合同战斗的所有因素的人一样，事情就办不成。应当爱惜这些指挥员，关心他们的命运。我们尽力地这样做了。在战争过程中，师长、军长和其他高级首长正是从团长中成长起来的。
和平时期，我就很了解团长的作用，那时，我当了五年团长。我是真正地当一名团长，既不想尽快往上升迁，也不想改任他职，相反，我尽量在那里，在团里，熟悉军队勤务和生活的全部奥秘。我以满意的心情回想起这团长的工作给了我许多东西。
后来，我经过了从师长开始的所有职位。在师长职位上，我也干了六年。并且，每个职位都教会了我一些东西。伏龙芝军事学院也教会了我不少东西。但是，对我来说，团仍然是最主要的军事学校。正是在团里，我迷上了教练场和最大限度地接近实战条件的演习。我总是以极大的热情对待演习，那时我认为，现在仍然这样认为，没有灵感，就没有演习。而这一点在战争中给了我很大的用处。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表达清楚这一点。但是，我想说明，指挥战斗行动，这首先就是灵感。团长在定下最复杂的决心之前，除了所有其他因素之外，恰恰需要灵感。
至于谈到苏沃洛夫“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一句话，那么，对我来说，这句话一直是我生活和活动的基础。有一次，我带着我的团参加在莫斯科军区举行的演习，由于分不清遭遇战斗中“敌人”的意图，我就直接前出到“蓝军”师长的指挥所，当时的莫斯科军区司令员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称赞我打了一个漂亮仗。这种幸福时刻我记得特别牢。看起来这次战争过后又发生了多少大的事情，而我直到今天，还是激动地回忆起В·М·沙波什尼科夫对我，一个团长，差不多四十年前所说的赞扬的话。
我不能不引用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关于团长作用的一个最重要的看法。他认为，一个尊重自己和自己部属的首长，为了关心团长的威信，任何时候都不要在团长不在的时候去检查该团。他自己总是严格遵循这个原则，并经常提醒别人。
有一次，В·М·沙波什尼科夫来到我们团。当时，我在射击场。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出现在我们右翼。当值班员向他们报告了团的情况和团长在哪里后，沙波什尼科夫就停在那里等我，一直等到我应召来到。他认为，不能在团长不在的情况下，去视察该团。
在伊耶罗尼姆·彼得罗维奇·乌博列维奇的领导下，我担任了很长时间的团长和师长。在我的所有老师中，我最感激地回忆起的就是他。他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也像在我的其他同事的成长中一样，起了很大作用。
乌博列维奇不仅仅是国内战争时期的一位杰出的军事首长。在以后的年代里，当他处于军区司令员岗位的时候，我要说，他都悉心地，能干地、有头脑地致力于战斗训练和战役训练，致力于干部的培养。伊耶罗尼姆·彼得罗维奇能高瞻远瞩。许多指挥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向他学习，并学会了这位卓越的军事首长所具有的丰富的现代经验。他在部队的组织和教育问题上，在首长和司令部工作问题上，在战役战术训练问题上特别内行。
关于师长的作用，我也想讲几句。正像团长一样，他也是诸兵种合同战斗的主要组织者。如果师长不能在战斗中正确使用兵团编成内和配属给他的各兵种，那么，他就不称职。师长善于正确理解和估价其部队作战时所处的总的战役局势是很重要的。在自己的司令部里，师长拥有一批专家，但是，如果不能依靠他们，不运用他们的知识，那么，他自己就不可能胜任向他提出的要求。作为一长制首长，如果不依靠自己的副职，不依靠师政治处主任，不善于在战斗中正确运用政治工作人员这支巨大的力量，那么，他也不称职。
当然，在战争中，师长的职责不能像有些人做的那样，归结为只到所谓“眼睛”——前进观察所去，而忘记了对全师的指挥，把所有应办的事统统交给司令部。这种愚蠢的错误，有时使我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只有在解决主要的，或者说，无论如何也是重要的问题时，师长才应到观察所去。比如，战斗开始时，突破时，或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时。
应该认为，有些师长甚至在战争结束时也没有完全明白这一点。有时，当你顺路去某师，如果你问他们：“你们的师长在那里?让他亲自报告情况。”他们就会回答道：“师长到‘眼睛’那里去了。”而这时，他们的“眼睛”却什么也看不到，因为天已经黑了。傍晚和夜间，师长的位置显然不要在“眼睛”那里，而应在司令部，他应在那里组织师作好第二天的准备。通常，在战争中，师制定战斗命令的时间为一昼夜，这样，师长应从晚上起，就下达任务，组织第二天的战斗，没有权利将这项工作转交给任何人。他应和司令部一起——司令部在他的领导下，而不是相反——准备战斗。
我总认为，假如一个师长不参加组织侦察，而完全将它推给师侦察主任和司令部，那么，这就是他的弱点和不足之处。战争中的许多痛苦教训的例子提醒我们，如果一个师长不深切注意侦察工作，不给侦察提出明确的任务，那么，他本人以后就会陷入困境——不能评价在其地段当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当你要求这样的师长报告情况时，那么，你就会听到这样公式化的回答：“请允许我向您报告，司令员同志。敌人正在进行有力的抵抗。”这种回答不需要多大才智。应当少报这样的事实，而应该把它搞清楚，研究并运用自己的一切手段，去对付与你对峙，挡住你的敌人。关于敌情报告的水平、对敌兵力和可能进行的抵抗的分析水平，对我来说，经常是评价某个师长，及其适应本职程度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我回忆起近卫第6集团军里发生的这样一件事。当时，该集团军的一个师在主要方向上无论如何也不能向前推进。师长在某处观察所里，并接连几次从那里报告说，该师被德寇打得抬不起头来。我对这种千篇一律的报告很反感。正好我在该集团军驻地，离那里又不远，于是，我亲自来到这个‘眼睛’里。
原来，师长的报告又真又假。他的确从早上起，就坐在村子最边上一所房子顶楼上的观察所里，并且，德军的自行火炮在狠揍他。他待在那里，被打得抬不起头来。然而，假如他不受个人印象的支配，而是对整个局势加以研究和评价的话，那么，他就会明白，他的师早就可以击迟德寇弱小兵力的抵抗。两小时后，他也这样做了，只是在我把他拉到野外的一个高地上，让他用自己的眼睛看一看真实情况，让他在全师范围内组织战斗的情况下才办到的。
我举这件事为例子还因为，战争中指挥员的个人勇敢问题，不是象人们有时想象的那样简单。上面所讲的这件事中出现了什么呢?好象也不能否认师长的个人勇敢，但整个师却由于他的过错，这一天都行动得胆小，不坚决。他自己全天都处在猛烈的火力之下，他显然认为，他自己是勇敢的。而实际上，由于他将他在所在的地段上形成的个人对战斗的感觉，扩大到了全师范围，并相应地报告了上级机关，因而，他不能大胆指挥自己的师，并且，由于不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而欺骗了我们。试问，这样的勇敢谁需要?
在战争中的另一个时期，我同一位集团军司令员打过交道，他也是特别喜欢待在最靠前沿、村子最边上的农舍里。他经常处在敌人的火力之下。而且他还带着司令部。他把司令部配置在邻近、也是最边上的农舍里。他们遭到了一个又一个的损失，更不必说这样一来，就打乱了军队的正常指挥，不能清醒地、正确地评价总的局势。
我补充一点，关于个人的勇敢问题，是一个微妙的、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上述情况下，我所提到的那个集团军司令员，是一位非常勇敢的人。他将自己的指挥所和观察所急急派到鬼都不知道的地方去，我被迫同他斗争了好长时间。但是，勇敢是这个人的主流，因此，我不认为自己可以嘲笑他，或者硬性地制止他。这样做会使他沮丧，失去灵感。由于方面军司令员在战争中具有不小的权力，因此，他很容易动摇部属的威信。而后来你还得去恢复它。
真正的勇敢在战争中是非常宝贵的，对于高级首长来说也是如此。当然，这不应是他们唯一的优点。
然而，当我们谈论要求军事首长在战争中具备的素质时，那么，不论勇敢多么重要，也不是首先由它去确定军队指挥人员具有的战斗素质。胆量、勇气和个人勇敢，是我们指挥干部，其中包括高级指挥干部，从战争一开始就具有的特点。军事首长主要的战斗素质，是要会指挥军队，要经常准备既为已经做过的事，也为将要做的事承担责任。决心为部队的全部行动，为你下达的命令的全部后果承担责任，——不论有多危险，也不论结局如何——这就是指挥员坚强意志的首要的、也是主要的标志。集团军、方面军司令员，在战争过程中，应承担这种责任、尤其应在战争初期最困难的条件下承担这种责任。而这是他们作为一个军事首长成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有些人片面地、机械地理解对交办的事情所负的责任，有时又极简单地执行命令，从而遭到失利，战争逐渐使这些人离开了指挥岗位。
战争过程中，那些认为投入战斗的步兵越多，取得的胜利就会越大的首长逐渐被淘汰。战争证明，他们的根据是不足的。他们不了解在战斗中火力起决定作用，应该首先将火力前推，其后才是步兵。当然，数量是个重要的东西，但是，正如人所共知的一个真理，在数量之后永远应该具备率领军队、坦克、步兵和炮兵的能力和艺术。
而这一点我们也是在战争过程中学会的。是在严重的错误，失算和失利中学会的。是在付出很高代价而取得的初步胜利中学会的。是在起初并非总是善于将其贯彻到底的初步胜利中学会的。
我试图描述许多在战争结束前处于高级指挥职位上的军事首长的战斗素质和道德品格。如果要在某种程度上去总结战争过程中我们军事干部在军事艺术方面有哪些最重大的好的质变，那么，可以简单地这样说，战争本身会显露和选拔干部。战前，无论是干部部门，还是高级首长在提出某人任某职方面会犯某些错误，而战争局势会比所有子都部门更好地纠正这些错误。
如果说战前在安排军队干部时犯了不少错误，而且，这种错误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就已表现出来的话，那么，战争已逐渐将这些不适应战争复杂情况的干部推到了一边。首先是将那些在自己的个人心理上不能进行转变、并且不能按照现代战争的要求去履行自己职责的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员抛到了一边。
在这方面，就是方面军司令员的例子也不少。在和平时期任命到这个职位上，以及战争初期处于这个职位上的人，都没有指挥过方面军。所有方面军司令员都是在战争过程中显露的。也许，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恰当，但是，我要说，他们是在战争中产生的。作为一名方面军司令员和集团军司令员能够达到结束战争这一步，大多数不是由于许多偶然事情凑合的结果，而是由于自己的行动，由于自己的才能，知识，意志，由于表现出了正是在战争中最清楚地显露出来的所有东西。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高级指挥员集团，他们曾承担过战争的重担。由于在战争中对他们中的许多人了解很深，
由于和平时期同他们的接触，由于分析了他们的行动，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丰富的全面的知识，在军队连续的、一级一级的，不是跳越几级的长期服役的经验，是使他们能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在战场上驾驭军队的战斗素质的基础。这些人了解军队，了解士兵的本性。他们还在和平时期，就坚持训练军队，学会战争所需要的东西。他们自己和部队一起学习，我补充一下，也向部队学习。他们从部队那里获取当时的经验所提供的一切好的先进的东西，并积累起来。在战争时期被推上军事首长岗位的人中，我发现，他们通常几乎毫不例外地都是那些在和平时期就以极大的兴趣，忘我地在军队工作的人，都是那些不安于以往的功劳、经常把自己训练成适应战争要求，不是因循守旧，不是向后看，而是向前看，看到未来的人。
柏林战役和布拉格战役的进程和结局，是我们指挥员高超的组织才能和苏军战斗技能的明显例证。他们积累了在各种条件下组织和实施战斗的大量实际经验。
而最值得称赞和加倍感谢的是苏军士兵，最沉重的担子落在他们肩上。他们无限忠于自己的祖国和共产党，英勇地坚持同法西斯作战，由于作战勇敢，战胜了强大的敌人。
红军士兵在战场上的这种坚定性，不屈不挠精神和刚强精神是从哪里来的呢?
列宁主义思想，伟大十月革命的思想，注入了劳动人民的心灵，决定了苏联士兵的品格。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他们受到革命的锻炼，培养他们准备为捍卫自己的祖国和革命成果去建立功勋。
还是在国内战争的年代里，红军——新型的军队的士兵在同革命出内部敌人和外国武装干涉者的斗争中，就曾为了每一寸土地而战斗到最后一淌血。在那严酷的岁月里，列宁曾号召：在战争的考验中，“坚持到底！”列宁的这一要求成了苏维埃士兵的行为准则。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在苏联军人中发出了这样的誓言：“宁死也不后退一步！”
严峻的考验落到了同法西斯德国作战的人的身上。希特勒提出了消灭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铲除社会主义和奴役我国人民的任务。但是，红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顾战争初期的不利情况，没有动摇，经受住了考验，粉碎了法西斯军队，赢得了胜利。
我们的胜利来之不易。敌人曾经是强大而狡猾的。苏联军人——神奇的勇士，我们的胜利应归功于他们，他们理应享有更高的荣誉。
“军人”这个词，是个集合名词，它既是指列兵，又是指军士，既是指挥员，又是指将军、元帅——所有前线的军人和游击队员。苏联军人在战争中表现出的精神力量，是非同寻常的。这种力量具体体现在他们的忘我精、勇敢和英雄主义之中。我们的士兵，为了开辟胜利的道路，为了人类的生存、勇敢地向敌人进攻，坚定地投入殊死的战斗。在战斗中，他们勇敢、无情而又宽宏大量。我们的士兵在解放的进军中，在从法西斯桎梏下拯救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德国等各国人民的时候，表现出了多么崇高的忘我精神和人道主义啊1柏林特雷普托公园中由苏联雕塑家Е·В·武切季奇雕塑的纪念像，以惊人的力量，反映了苏联士兵胜利者的高尚形象。
А·В·苏沃洛夫的一句成为俗语的名言“每个军人都应懂得灵活机动的战术”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获得了新的内容。我们的军人，不仅懂得在战场上灵活机动的战术，而且懂得他们的将军给他们提出的战斗任务。这里表现出了首长和士兵的相互信任和不可动摇的一致性。他们两者尽自己的全部力量和智慧，去执行祖国的命令。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人在战场上能积极主动、时刻准备建立功勋、克眼任何困难和危险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军人技能方面超过敌人的原因。
在战斗和行军中，列宁主义的旗帜，指引着苏联军人。列宁的形象活在从元帅到士兵的每个苏联军人的心中。列宁主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战斗在前方和后方的苏联人民集体英雄主义精神的基础。所以，当苏联土兵在训练或行军中，在战斗或检阅中列队行进的时候总是使我国人民激动和敬佩。我国人民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力量和精华，并为自己的儿子们感到骄傲，相信这是社会主义祖国不可动摇的威力。
光荣属于苏联士兵，他们为祖国而进行的战斗中建立的功勋永垂不朽!
我再一次向在战争中牺牲的所有军人致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