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第38集团军和捷克斯洛伐克步兵第1军部队，继续顽强战斗，以牵制住敌人的大量兵力，不让其撤往苏德战场的其他地段。
雨期的进攻，减缓了我们推进的速度，又赶上斯洛伐克起义者处境的恶化。
德国法西斯军队在波兰、匈牙利和喀尔巴阡山脉被粉碎后，对于法西斯德国来说，斯洛伐克的意义更加增大了。10月下半月，希特勒匪徒集中4个师、4个战斗群和10个警卫营，对付起义的爱国者。10月18—20日，敌人从各个方向对解放区转入进攻。尽管起义军战士，以及和他们在一起的游击队员英勇作战，但是，敌人仍然得手，夺取了一系列地区。10月22日，P·维埃斯特将军召集各部队指挥员开会，会上通过了停止保卫起义地区的决定。这使战斗中的起义者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10月25日，兹沃伦地域起义者的“三棵橡树”机场停止工作。10月28日，法西斯军队占领了班斯卡一比斯特里察。就在这一天，P·维埃斯特下达了停止继续抵抗、解散军队、转入游击战的命令。然而，却没有采取将军队转入游击状态的任何组织措施。因此，这就彻底地使起义地区的防御陷入混乱。
根据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游击运动总司令部的指示，起义者和游击队转入了山区(维埃斯特将军和戈利安将军产后来被德寇俘获并枪决)。
11月10日，捷克斯洛伐克游击队在向山里撤退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英雄扬·什维尔马牺牲了。
作为建制战斗部队的空降兵第2旅，也转入山区。捷克斯洛伐克歼击航空兵第1团于10月25日返回苏联。
我在给最高统帅的报告中写道：
“在我们部队前出至边境之前，东斯洛伐克的局势已发生急剧变化。
斯洛伐克各师已经瓦解。
关于乌克兰第2和第4方面军的任务，现在，第38集团军的战役性质已经改变——已转为同乌克兰第2和第4方面军协同作战。
因此，第38集团军在斯洛伐克的作战，因下列原因而将是持久的：
1．用于作战的兵力和兵器数量不足。由于考虑到要派两个步兵军和两个坦克集团军到大本营预备队，以及争夺维斯瓦河登陆场战斗的紧张程度，方面军已不能派出更多的兵力。
2．山地地形特点不允许在战役开始阶段完成突破后，最有效地使用坦克和骑兵部队，因而，对敌防御的最初突破，不会得到深入的发展。
战役中，第38集团军部队在向纵深推进50公里后，不得不一边紧张战斗，一边通过与我军进攻正面垂直的三座山岭(喀尔巴阡山脉的支岭)。
3．……战役中，第38集团军损失了约2万人，每个师只剩下3，000—3，500人。坦克很少。用于作战的3个坦克军，平均每个军只有60辆坦克，补充的几乎都是修理过的坦克，它们在山地条件下，很快就失去了战斗力，并被敌火力击毁。坦克的损失约150辆。
在这种条件下，要么停止第38集团军的作战，要么，如果您定下了决心，就继续作战，但必须拨出必要的兵力和兵器：给第38集团军及其加强兵器补充两个步兵军，补充兵员，3个基数的弹药，300辆坦克以弥补3个坦克军的损失，以及4，000吨航空燃料。
H·科涅夫
K·克赖纽科夫
B·索科洛夫斯基
1944年9月27日4时40分。”(苏联国防部中央档案馆档案)
1944年10月底，为了准备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我从第38集团军回到了方面军在登希的指挥所。
在大本营讨论这一战役计划时，斯大林不顾我的反对，命令将非常熟悉山地特点的第38集团军，交给乌克兰第4方面军作为加强，并且补充说，方面军将得到4个齐装满员的集团军作为替换：В·А·格卢兹多夫斯基的第6集团军，Д·И·古谢夫上将的第21集团军，К·А·斯罗捷耶夫上将的第52集团军和И·Г·科罗夫尼科夫中将的第59集团军。我从莫斯科给К·С·莫斯卡连科打电话，将最高统帅的决定通知了他，并谈到了我由于第38集团军从乌克兰第1方面军编成内调出而产生的不快心情。
喀尔巴阡山脉一杜克拉山口战役，是在红军将希特勒占领者驱逐出我们祖国之后，完成将欧洲人民从法西斯桎梏下解放出来的伟大历史使命的时候实施的。对斯洛伐克人民反对希特勒占领者的武装斗争，给予兄弟的战斗支援，是这一战役的主要任务。这次战役有很大的军事政治意义，是解放捷克斯洛伐克斗争中一个重要阶段。
这次战役的特点在于，它表明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为新捷克斯洛伐克，为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的平等权利而斗争的开始，—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的军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兵团和游击队里共同战斗，这次战役用鲜血巩固了捷苏人民的友谊。Л·斯沃博达将军指挥的捷克斯洛伐克步兵军参加喀尔巴阡山脉一杜克拉山口战役，是在我们部队编成内作战的爱国武装力量，同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的民族解放运动联合的开始。捷克斯洛伐克步兵军在这里成了共和国未来人民军队的基础。
第38集团军，捷克斯洛伐克步兵第1军，近卫第1集团军，以自己英勇的进攻，迫使德国法西斯统帅部，将重兵调往东贝斯基迪山区。1944年9—11月，敌军指挥部在第38集团军的进攻地带内，拥有13个步兵师和3个坦克师，近5个独立团和9个独立营，总共约18个师。
由于我军部队解放了斯洛伐克的相当大一部分土地，并将敌重兵吸引到了自己这里，因此，直接支援了斯洛伐克民族起义。
苏联政府和军事指挥部，经常帮助斯洛伐克的爱国者，往起义地区调遣人员，提供装备、弹药，药品、通信器材等。
到1944年10月下半月，希特勒匪徒在斯洛伐克没能取得具有决定意义的成功。直到10月20日，他们才开始向解放区实施新的进攻。当时正值喀尔巴阡山脉的雨季，第38集团军和捷克斯洛伐克步兵第1军的行动遇到了极大困难。
斯洛伐克民族起义，是奋起进行反对希特勒占领者武装斗争的人民历史上光辉的一页。这是欧洲人民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伟大壮举之一。共产党人领导了这次起义。
这次起义就其内容而言，不仅具有民族解放的性质，而且具有阶级性。它显示了人民反法西斯压迫的情绪和怒潮的极大高涨。
它的特点还在于，就在这时，为了赶来支援斯洛伐克的起义者，红军部队和在其编成内的驻苏捷克斯洛伐克步兵第1军的部队，越过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境，开始大规模地从捷克斯洛伐克的土地上驱逐希特勒匪徒。忠于自己国际主义义务的苏联，为了履行自己的解放使命，使捷克斯洛伐克完全摆脱希特勒的奴役，对起义者给予了全面的援助。这是一个鲜明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榜样。
喀尔巴阡山脉—杜克拉山口进攻战役，具有重大的政治和战役意义。
在战略战役方面，在喀尔巴阡山脉一杜克拉山口战役中，乌克兰第1方面军左翼部队——加强的第38集团军和捷克斯洛伐克步兵军，与近卫第1集团军协同，打败了阻挡我们往东贝斯基迪山脉去路的庞大的敌“亨里齐”集团军群；夺取了喀尔巴阡山口，使希特勒匪徒失去了从东面掩护斯洛伐克的战略地区。同时，“亨里齐”集团军群遭到了重大损失。很多师被击溃，它们的残部编成了战斗群。
9—10月，在喀尔巴阡山脉作战的时候，我军部队抓获31，360名俘虏，缴获了912门火炮和迫击炮，40辆坦克和强击炮，以及许多其他军事装备。
第38集团军和近卫第1集团军从克罗斯诺地域向普雷肖夫实施进攻，以及乌克兰第2方面军部队在德布勒森和克鲁日方向上同时发展进攻，造成了合围和消灭整个喀尔巴阡一特兰西瓦尼亚敌军集团的威胁。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军在巴尔干山脉的进攻。
德国法西斯统帅部明白，苏军部队在东贝斯基迪山脉的进攻，正在构成对他们战线整个南翼的威胁。因此，它被迫从“北乌克兰”集团军群所拥有的有限的兵员中，往杜克拉地域调集一切可能调动的兵力。
我应该说，在喀尔巴阡山脉牵制住希特勒军队的大量兵力，不是乌克兰第1方面军左翼部队的主要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快速进攻，并与起义者会合。但是，复杂的山地条件和敌人激烈的抵抗，大大降低了我们的推进速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独立的方向上实施的山地战役，是很少的。
在山地实施进攻，没有相邻平原区域作战部队的支援，是困难的。因此，只要有可能通过广泛的机动完成战略和战役任务，我们总是尽量绕过山地。1944年9—10月，乌克兰第1方面军第38集团军在独立战役方向上的进攻，大概是一次例外的情况。然而，战役的政治日的证明进攻是正确的。战役过程中，出现了部队在山地战斗行动的困难。进攻带有持久的性质，然而，战役没有停止，因为10—11月，敌人往这里调集了大量兵力，而牵制住他们是合理的。
喀尔巴阡山脉—杜克拉山口战役，是在山地条件下战斗使用适于平原条件作战的技术装备和编制的一次少有的例子。
1944年9—11月，参加第38集团军进攻的，共有5个步兵军，1个突破炮兵师，3个坦克军，1个骑兵军和4个航空兵军。
在喀尔巴阡山脉一杜克拉山口的战役中，仅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第38集团军作战地带内50—60公里宽的正面上，双方投入交战的就有30个师，近4，000门火炮，500多辆坦克，约1，000架飞机。在山地条件下，部队如此集中，在战争史上是没有的。
喀尔巴阡山脉一杜克拉山口战役的经验表明，通常的，可以说是平原编制的部队，在喀尔巴阡山脉这样的山地条件下，能够进行顽强的战斗。喀尔巴阡山脉的军事行动，为在新的复杂情况下合理运用各种部队，提供了许多新的经验。与此同时，山地战经验清楚表明，应该根据山区特点训练部队，应该给他们配备登山装备，轻便的战斗技术装备，山地器材，特别是输送工具，火炮牵引车和通信工具。
在准备和实施喀尔巴阡山脉一杜克拉山口战役的时候，有许多复杂之处：用于准备战役的时限非常紧迫，在胜利完成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后，我们部队很疲劳，面临着在不习惯的山地条件下作战。这次战役的特殊性在于，在战役实施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步兵第1军作为大的联合兵团，首次在苏德战场投入战斗。除此以外，这次战役的特点还在于，它要求与起义者和游击队协调和配合行动。
所有这些困难和特点，方面军和集团军首长，既要在战役准备时，也要在战役实施时节加以考虑。
我们的部队，无疑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善于有组织地、巧妙地实施机动，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打击敌人，但是，在山地条件下，这种经验还不够。
因此，在训练部队的时候，特别重视在短期内掌握山地部队指挥的组织和战斗的实施方法，学会在山地条件下使用步兵、炮兵、坦克和航空兵的战术。
在使用炮兵中，我们遇到了特殊困难。请看突破炮兵第17师师长С·С·沃尔肯施泰因是怎样描述使用炮兵的问题的：
“炮兵第17师，是配属给第38集团军的唯一的一个炮兵师，它不仅装备有曲射弹道的榴弹炮，而且有低伸弹道的加农炮兵连。我们马上发现火炮的最低表尺(遮蔽角加上对自己军队的保险系数)与确定目标表尺距离时得到的射角极不适应。
通常，解决这种不适应的办法是·：将炮兵连移到较高的新阵地上去，以此来减小它的遮蔽角。但是，解决这个问题也并不容易，因为不仅轮式火炮牵引车爬不上山的陡坡，而且连一台火炮牵引拖拉机也爬不上去，只得每两台拖拉机牵引一门炮，而加农炮的轮子，则由炮班的士兵用手去推，因而炮兵连的转移就很慢。士兵们常常自己将炮弹用背囊背到这种新的发射阵地上去。为了取得良好的射击条件，顺利完成自己连的射击任务，连的所有炮手都要紧张地工作。
加农炮兵连尽管实施的是低伸射击，但很快学会了从遮蔽阵地消灭敌火力点……”
我们——方面军司令员和集团军司令员、军事委员会、兵团司令员和参谋长——在组织指挥时，应该找出进攻速度慢的原因，及时纠正缺点，在具体了解和考虑山地战斗行动特点，以及军人的精神和体力紧张程度的基础上定下决心。
同军长、师长和团长保持经常的联系，这是集团军司令员指挥山地战斗行动的行动准则。准确了解各支队、步兵营、坦克部队、炮兵营、工兵和航空兵的行动，这是指挥战斗成功的保证。
因此，在这次战役中，К·С·莫斯卡连科、我、军事委员会委员，经常同军长、师长，政治工作人员，而有时同团长和营长见面，交流经验，就地找出战斗的失误，采取适时的措施。通常，日终前，我和К·С·莫斯卡连科到军和师里去，在那里分析战斗情况。失败的原因以简短命令的形式，传达到分队。成功的战例予以广泛推广。
我们以高昂的代价，取得了喀尔巴阡山脉一杜克拉山口战役的胜利。这次在山区进行的残酷会战，落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编成内的第33集闭军，近卫坦克第4军，坦克第25、第31军，近卫骑兵第1军，突破炮兵第17师，空军第2集团军的航空兵和捷克斯洛伐克步兵第1军部队的身上。
乌克兰第4方面军编成内的А·А·格列奇科上将指挥的近卫第1集团军部队，也和我们一起，进行了最顽强和紧张的战斗。
我高度评价这次战役中所进行的大量的组织工作和战役、战斗工作，肩负这种工作重担的有：集团军司令员К·С·莫斯卡连科上将，军事委员会委员А·А·叶皮谢夫少将、Ф·И·奥列伊尼科夫，集团军参谋长В·Ф·沃罗比约夫少将，军长Л·斯沃博达将军，А·Л·邦达列夫将军、С·М·布舍夫将军，М·И·格卢霍夫将军、И·С·什梅戈将军，坦克兵指挥员П·П·波卢博亚罗夫将军、Ф·Г·阿尼库什金将军、В·Г·彼得罗夫将军、В·Е·格里戈里耶夫将军，近卫骑兵第1军军长В·К·巴拉诺夫将军，航空兵军军长В·Г·梁赞诺夫将军、И·С·波尔宾将军、П·Г·阿尔汉格尔斯基将军、М·Г·马钦上校，师长Л·Д·华西列夫斯基将军、И·П·戈沃罗夫将军、И·А·古谢夫将军、П·М·多岑科将军、А·Я·基谢廖夫将军、С·И·姆拉坚采夫将军、В·В·斯克雷加诺夫将军；Т·А·安德里延科上校、А·Ф·瓦西里耶夫上校、А·С·加利采夫上校、И·П·叶林上校、П·П·科索拉波夫上校、Г·С·托米洛夫斯基上校；突破炮兵第17师师长С·С·沃尔肯施泰因将军。
1944年秋季发生的事件，是苏捷友好关系发展的伟大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共同战斗，为战后我们两国人民的合作和友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这种台泎和友谊在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不断得到巩固。这完全符合我们两国和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根本的重要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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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从维斯瓦河到奥得河
1945年1月12日，我荣幸地指挥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开始进行维斯瓦河一奥得河战略性进攻战役。
在这次最大的战役中，和我们并肩作战的是由Г·К·朱可夫元帅指挥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但是，在我回忆那段时间的时候，自然，我将主要叙述直接发生在我的视界内的事情，即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行动。
我从1月12日，即战役开始之日说起。但是，为了真正从最早开始讲述这次战役，我不得不回到一个半月以前——1944年11月底去。
那时，我应召带着方面军指挥部制定的战役计划到莫斯科去。我在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向斯大林报告了战役计划，当时在场的有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们。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斯大林详细地研究了这一计划。他特别仔细地查看了西里西亚工业区的地图。这里集中了大批企业，地面建有大型设备的矿井，各种工业建筑物。所有这些总合起来，对于进攻时部队的机动，是很大的障碍。
西里西亚工业区的巨大规模和能力，甚至在地图上也能看得出来。我清楚地记得，斯大林在强调这种情况的同时，用手指指着地图，围着该工业区画了一个圈，说道：
“宝地呀!”
话说得如此清楚，实际上无需更多的评论了。
对于我这个方面军司令员来说，实际上已经很清楚，解放栋布罗瓦一西里西亚工业区的问题，应按特殊方式解决。
应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地保存它的工业潜力，尤其是解放之后，这块历来属于波兰的土地，应该转交给波兰。因此，按照我们的计划，部队突击绕过了这一地区，在它以北和以南地区进行。但是，我不隐瞒，在斯大林如此有力、如此意味深长地说“宝地”的时候，我就想了一下，不仅要更周密深入地研究解放栋布罗瓦一西里西亚工业区的一切可能性，而且要更仔细深入地研究拯救它的一切可能性。
我当时的设想是怎样在战役中实现的，我后面再讲。但是，不管怎样，这些设想使部队的战斗行动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大本营没有反对这一计划，而且完全赞同。我不失时机地返回到方面军，开始战役的准备工作。
首先，我们要在维斯瓦河西岸的桑多梅日登陆场上，组建一个强大的突击集团。根据企图，我们正是要从这个登陆场对敌组织良好的牢固的防御实施突破。
当时，桑多梅日登陆场，是我们在维斯瓦河所有登陆场中最大的一个登陆场。它的正面有75公里多、纵深55公里。这使我们有可能在那里配置足够强大的兵力。
显然，德寇也懂得该登陆场的意义，因此，在一段长时间里一直力图将我们从这里挤走。同时，使用了—卜分强大的坦克部队。
我们计划从这个登陆场宽约40公里的正面上实施突破。这本身就说明了预定战役的规漠。突破正面一开始就很宽，使大部队能立即运动，不会在翼侧碰到麻烦，而在较为狭窄的正面上突破时，这种麻烦必然是难免的。
突破德军防御后，我方面军部队要经拉多姆斯科和琴斯托霍瓦，而部分部队则经克拉科夫向布雷斯劳(弗罗茨瓦夫)总方向实施进攻。
此次战役中，我们要与在右邻进攻的白俄罗斯第土方面军部队协同行动。
协同的目的是，合围并消灭敌凯尔采—拉多姆集团，该集团处在两个方面军的结合部——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右翼和白俄罗斯第)方面军左翼的当面。后来打算，在越过战前的德波国境线时，我方面军部队主力强渡奥得河，而左翼部队则夺取西里西亚工业区。
于是，乌克兰第1方面军面临的战略战役任务是巨大的，但我们有足够的兵力去完成它。此时，我们约有110万人，3，244辆坦克和自行火炮，16，000多门火炮和迫击炮，2，582架飞机。由于方面军拥有这样强大的力量，因此，它能完成方面军所面临的战略战役任务。
为了使读者了解方面军的规模，我将列举其编成内的一些部队，尽管有可能由于长串的列举使读者感到累赘。
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开始前，我方面军编有8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А·С·扎多夫上将指挥的近卫第5集团军，Д·И·古谢夫上将指挥的第21集团军，К·А·科罗捷耶夫上将指挥的第52集团军，Ц·А·库罗奇金上将指挥的第60集团军，Н·Д·普霍夫上将指挥的第13集团军，И·Т·科罗夫尼科夫中将指挥的第59集团军，В·Н·戈尔多夫上将指挥的近卫第3集团军，В·А·格卢兹多夫斯基中将指挥的第6集团军，2个坦克集团军：П·С·雷巴尔科上将指挥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和Д·Д·列柳申科上将指挥的坦克第4集团军；С·А·克拉索夫斯基上将指挥的空军第2集团军。此外，我们还有独立坦克机械化第4、第7、第31和第25军，骑兵第1军，几个突破炮兵军、师和一系列其他兵团，难以在这里一一列举。随着事件的发展，其中许多部队以后我还会提到。
在准备战役时，我们尽力创造性地理解战场经验的意义，竭力避免我们牢记不忘的错误，以少量血的代价去换取胜利。这一点之所以很重要．还因为，在过去的战役中，老实说，有不少突破敌防御时遇到很多困难和付出很大伤亡的情况。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进攻速度太慢。
因为我们是从桑多梅日登陆场实施主要突击，所以，我们所采取的一些主要准备措施，首先是与它相联系的。登陆场事先可以说是挤满了部队。
当然，这对敌人来说已不是秘密，也不可能是秘密。谁都清楚，如果一方占领了这样大的登陆场，而且是维斯瓦河，这种大河上的大登陆场，那么，由此应预料到将有一场新的强大突击。既然要夺取登陆场，那么，就是为了从这里采取下一步的进攻行动。所以，对敌人来说，我们未来的突破地点已不是秘密。而这点，我们是应该考虑的。
我们预料到敌人将进行最激烈的抵抗，并且，为了既使我们的突击集团，也使以后用于发展胜利的兵团迅速避免遭到两面火力的侧射，决定在宽大正面上突破敌防御。
接着，我们规定突击集团的编成应使我们的首次突击具有最大威力，保证第一天就迅速突破敌防御。换句话说，我们要打开一个缺口，以便坦克集团军通过它立即进入交战。
借助坦克集团军的帮助，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我们将越来越大地发展战役胜利，将坦克集团军投入战役地区，既向纵深，也向翼侧扩大突破。
从登陆场进攻，还包含有制定大的战役计划时不得不考虑的一系列其他特点。进攻要求大量的工程准备：足够数量的渡口，良好的部队掩蔽工事；要求组织对空防御，以便使尚处在出发地位的突击集团免遭敌航空兵的突击。
在这里，在桑多梅日登陆场，采取一切战斗措施特别必要，因为桑多梅日登陆场位于柏林这个最重要的战略方向上，形象地讲，它是直接瞄准敌人巢穴的一只手枪，那时，我们大家从士兵到将军都把柏林叫做敌人的巢穴。
德国法西斯统帅部十分清楚这一点，严密警惕地注视着桑多梅日登陆场，采取一些措施，阻止我们顺利实施进攻行动。这一点在其一系列文件中都有记载。例如，在我们进攻之前，敌人便往登陆场调集了大量的预备队，其中一部分——坦克第16和第17师、摩托化第10和第20师——配置在登陆场的直接邻域，换句话说，配置在敌防御的战术地幅内。后来查明，这是德国法西斯统帅部的失策。
战役应于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精确规定的时限土月20日开始(实际上是于1月12日开始的，但是，关于这个问题，以后将要讲到)。气象预报几乎排除了在第一天使用航空兵的可能性，因此，我们计划在没有空中支援的情况下，以强大的炮兵集团和大量坦克实施突破。在登陆场，不仅集中了用于发展突破的坦克集团军，而且还集中了大量直接支援步兵和在第一梯队编成内参加战斗的坦克。
当然，这并非某种发明，以直接支援坦克充实步兵战斗队形，是完全合乎规律的事，并经受了战争的多次检验。不但如此，在我们战前的条令和教令中早有规定。但是，愿望和可能，是两码事。过去有个时期，我们的步兵只能单靠炮兵的支援去进攻，根本没有坦克；有时坦克不够，因此，不得不在每种具体情况下，去决定如何使用坦克的问题——是作为直接支援步兵的坦克使用，还是更集中地作为发展突破的突击兵团使用。而现在又到了这种时候，由于我们的后方，我们的工人阶级忘我顽强地工作，使我们有了足够数量的坦克，既可用它充实步兵战斗队形，又可将其作为强大突击兵团(能向大战役纵深发展突破的坦克集团军和军)使用。
在准备突破时，我们也很重视强大的炮兵突击。为了周密地准备突破，方面军首长、各集团军司令员、军长和师长，以及有关的炮兵司令员，对整个突破地段进行了周密勘察。我们方面军首长，集团军司令员，军长、师长、团长，和炮兵及空军一起，简直是爬着察看了整个前沿，标出了主要冲击目标。
在这里，我不禁要说，我坚定地认为，有时不得不爬行着进行的这种现地勘察，丝毫也不与战役学相矛盾。一些想提高战役学地位的历史学家认为，现地起草作业是下级指挥员的事，而不是战役首长的事，而我则认为，现地的周密准备和随后的理论设想在实践中的实现，应很好地结合起来。在这一点上。我所描述的这次战役正好是一个典型。
经过一系列周密的勘察以后，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认真地审查了炮兵进攻的整个计划。一批卓越的炮兵军官参加了会议，既有我们方面军的炮兵，也有配属给我们部队的炮兵。他们中有这样一些年高望重的将军，如突破炮兵军军长П·М·科罗利科夫和Л·И·茹霍夫，他们具有良好素养和丰富经验，以及在多次进攻中得到锻炼的突破炮兵师师长В·Б·胡西德，С·С·沃尔肯施泰因，Д·М·克拉斯诺库茨基，В·И·科法诺夫等。
在回忆这次会议的时候，我自己都很惊奇，在一天的时间里，我们竟能讨论这么多极为复杂的问题。其实，那时我们并不知道七小时工作日，如果按现在的工作日讲，那么，我们的会议实际上开了大约三天。
在计划炮兵进攻的时候，我们尽量以强大火力不断压制敌防御的整个战术地幅，和实际上配置在18—20公里纵深处的敌浅近战役预备队。在此之前，我们已搜集到准确的侦察情报，敌人的整个防御，事先经拍照，而那里最近发生的变化，又立即作了标记。简单地讲，在敌人占领的区域内，我们划定了一个纵深为18—20公里的区域，作为全部炮兵对敌压制区域。
为了可靠地压制某个区域，需要多少发某种口径的炮弹，我们有个计算，但我不想以此麻烦读者。所有这些，我们是完全根据炮兵的深奥道理计算的，无疑，后来德寇在这方面是吃够了苦头的。
但是，会议就是会议，它好像提出了计划的一个总的轮廓。然而，该计划还要传达到最下面，直至团炮兵群。我们没有放过研究所有细节，我们认为、既然上级炮兵首长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就应该使这些经验为炮兵营、连所接受，应该像通常说的，使它传达到基层。同时，它不是作为一般的指示，而是作为具体的实际经验传达到基层。为此，在进攻准备过程中，上级炮兵首长要在具体条件、具体地形的发射阵地上去教会战士，不要对此不好意思。我们不能认为，这是某人不合理地代替某人：这里指的不是指挥的替换?(战斗中要由应该指挥的人挥指)，而是指科学地——我不怕在战争条件下运用这个词——运用积累起来的集体的全部经验。
在组织良好的炮兵进攻中，我们看到了我军强大威力的具体体现。我们认为，我们在以炮兵代替步兵方面所做的一切，将是我们的巨大优势，将会避免军队不必要的损失。也就是说，其直接含义是，要毫无怠倦地、不惜时间、不惜气力地研究炮兵的进攻准备。归根结底，如果从道义方面讲，那么，在战争条件下，这种工作是最大限度地关心人的一种特殊表现，一般来说，“关心人”这个词组与“战争”这个词是并行不悖的。
在谈到炮兵进攻的准备时，我不能不提到方面军炮兵首长在这一工作中发挥的良好作用，特别要提一下方面军炮兵参谋长斯克罗博夫上校。战争开始时，他是炮兵营长，后来成长为优秀的计划工作者、参谋人员，他以其处理事务的才干，良好的司令部工作素养，赢得了所有同他共过事的人的尊重，他那良好的司令部工作素养是和军人的精确性融为一体的。
集团军制定的炮兵进攻的所有计划，都由我审批。我总是以我一切可能的谨慎态度，去研究炮兵问题。或许，这里还表现了我对炮兵职业的依恋(在旧军队里，我曾当过炮兵)，但是，主要的当然是平时和战时的经验。在评价我们炮兵的巨大能力时，只要可能，我总是尽量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能力。
为了使读者了解炮兵进攻前准备工作的规模，我要补充交待一下，在即将突破的整个地段上，给每个炮兵连长和步兵连长准备了专门的素图，图上标有关于敌人的侦察情报。素图是地图的复制品，只是它带有一系列补充的详细情况。现在，每张这样的素图上，都标上了敌人的一切工程构筑，整个火力配系和该地段上的所有冲击目标。
原则上，这样能使炮兵在射击时连一发炮弹也不会耗费在空地上。步兵连长同样也能准确地了解他可能碰到的工程障碍物和火力障碍物。素图是按敌人防御战术地幅的全纵深绘制的，这就既可使炮兵，也可使步兵看到他们前面大约10公里处敌人的一切东西。
关于登陆场的工程准备问题，也来谈几句。它花费了方面军所有部队的大量人力和器材。为了说明这一工作的规模，不妨列举几个数字。
在登陆场，挖掘了1，500公里长的堑壕和交通壕；构筑了1，160个指挥所和观察所，修筑了11，000个炮乓阵地，1万个土屋式掩体和各种部队掩蔽工事；重新铺修和整修道路2，000多公里；以便进攻开始前，每个师和每个坦克旅有两条道路。这样就可、避免交通阻塞。此外，工程兵在维斯瓦河上架起了13座桥梁，还准备3处大载重量的门桥渡口。还应加以补充的是，为了进行我们预定的佯动机动，工程兵制作了400个坦克模型，500个汽车模型和1，OOO个火炮模型。
毫不夸张地讲，指挥这一切的方面军工程兵主任伊万，巴甫洛维奇。加利茨基将军，是一位真正的行家里手。他以灵感和真正革新者的勇气工作着。
战役的准备在所有方向上进行着。我和各集团军司令员、军长和师长，进行了司令部导演演习；为了明确参加突破的各集团军今后的协同问题，方面军参谋长瓦西里·丹尼洛维奇·索科洛夫斯基组织了携带通信工具的专门的司令部演习；各集团军、军和师进行了部、分队指挥员的集训；在部队，进行了实弹战术演习。还专门组建了强击营，装备有突破敌防御的一切必要装备：坦克、火炮、迫击炮。强击营配属有许多工兵组。
强击营从一开始就应对冲击产生影响，为此，要挑选有经验的，果断的军官作为指挥员。问题是选谁。到1945年年初，我们的营长几乎都是战时的军官。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伤愈后重返前线的士兵和军士成长起来的。他们经历过多次战役。没有丰富战斗经验的营长，当时在我们这里基本上是没有的。
我认为，营长和团长这一级，是军宫中基本的一级，它决定着冲击的成败，面冲击营则是冲击的主力。因此，我们尽量特别认真地选拔这一级(在这里，我说的不仅仅是强击营，而是讲整个营长这一级)干部。
应该指出，根据我的观察，我们的军事机关干部在战争条件下的作法，也值得平时学习。这里我不是谈战争本身能选拔干部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我回头还要谈。
炮兵在准备、步兵在准备，坦克兵和航空兵也都在准备。坦克部队进行了乘员射击训练，研练从行进间射击，研练战斗中行动的神速性、灵活性和机动性。
我回忆起坦克第4集团军司令员柳列申科上将组织的演习。演习中研练了坦克从行进间射击和消灭敌人坦克。射击不是对着模型进行的，而是对着真正的、就在桑多梅日登陆场这里的战斗中缴获的“虎”式坦克，和甚至称作“虎王”式坦克进行的。
在这一时节，无疑，不少的事情落到了政治工作人员的身上。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К·В·克赖纽科夫和Н·Т·卡利琴科，方面军政治部宅任Ф·В·亚舍奇金经常待在部队，不仅参加直接与战役的军事方面有关的训练，而且就地解决了有关全体人员精神政治训练方面的大量问题。
我们考虑到，战役过程中，我们将进入敌国领土，敌人曾给我国人民带来那么多的苦难，曾在苏联领土上犯下那么多的暴行。因此，在教育工作中，出现了特殊性，而忽视它是缺乏理智的。
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各兵种的物质技术保障问题。军事委员会委员Н·Т·卡利琴科和方面军后勤部长Н·П·阿尼西莫夫，中将一起，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战役开始前，方面军后方的铁路已经修复，并且，运行完全正常；在修理技术装备和汽车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部队运来了必要数量的弹药、油料和食品。我们有4个弹药基数的各种口径的炮弹和迫击炮弹的储备。汽车汽油有5个多油料基数，航空汽油有9个油料基数，柴油有4.5个油料基数。所有这些物资器材，加上以后还会进一步补充，对于实施一次大纵深的大规模的战役，是够用的。
考虑到将物资渡过维斯瓦河的困难，以及计划中的战役第一天大量的弹药消耗量，因此，近一半的弹药已集中到了桑多梅日登陆场的野战仓库里。
回忆中，我还要讲到几个大规模的进攻战役。那时，我将不去详细叙述战役准备的经过和规社。而在这里，在讲述其中的第一个战役时，我简要地向读者说明一下准备工作的规模和繁重性。完全有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种叙述有点枯燥无味，但是，要知道，战争不光是由一些交战和战斗组成的，战争中还有战役间歇。这种战役间歇的内容(既指战役间歇中做过的事，也指还没有做的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战斗行动的结局。
现在我回过头来连贯叙述这一事件。
进攻日期临近了。我们要从维斯瓦河走向奥得河，纵深近500公里。敌人事先在这条道路上构筑了7道防御地带。防御地带的大部分是沿尼达河、波利察河、瓦尔塔河、奥得河河岸构筑的，而这些河流本身就是一大障碍。敌人占领了其中的3道防御地带。敌人的背后就是柏林，已经没有选择余地。如果敌人坚守不住，就意味着宣判自己的死刑。我们懂得这一点，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也要以消灭敌人的坚定决心去进行进攻的周密准备。
已经到了1月9日，离战役开始还有11天。所有主要的事情都做了，然而，象通常面临重大事件一样，要做的事件当然还很多。
1月9日，代理总参谋长А·И·安东诺夫通过高频电话向我通报，盟军鉴于在西线阿登地区出现的严重局面，请求我们尽可能提前发起进攻。在盟军提出请求之后，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重新考虑了进攻开始的时间。乌克兰第1方面军应于1月12日(而不是20日)开始进攻。安东诺夫是代表斯大林讲的。因为这次战役已获大本营的赞同，并且完全做好了计划，因此，在这次通话中，除了日期以外，没有出现任何变化和任何其他原则问题。
我回答А·И·安东诺夫，方面军将在大本营规定的新期限内，准备好进攻。
我不想事后去夸大或缩小当时由于日期变更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困难。我们基本上做好了战役准备，因此，我也就这样毫不犹豫地回答了安东诺夫。然而，我们应以最紧张的工作来弥补一瞬间就失掉的八个多昼夜的时间广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在剩下的两个半昼夜里。为了将准备工作进行完，要求各级指挥部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
最近几个月，我们得到了兵员的补充，他们是在进攻之前受训的。整个演习计划已经展开。现在，在演习结束阶段，不得不压缩。缩减这一计划，这无疑是不容易的。还有许多其他未办完的事情，也得在最短的期限内完成。
总之，从我们手中夺走的那八个昼夜，说实在话，对于我们是非常需要的。但是，从我们手中夺走的这一必要的时间，是为了帮助盟军，而且，我们身临前线的人(我说的是我们方面军，但是，我想，这种情况到处都一样)都知道，进攻日期的变更，是由总的战略态势决定的，也就是说，这种变更是应该的。我作为一个方面军司令员，从内心里同意大本营作的这一决定。
除此以外，气象预报也使我们对进攻日期的变动感到不高兴。1月中旬的气象预报比近几天的还好些。在准备1月12日开始进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由于不利的天气，只能单靠炮兵、而不能用航空兵去压制德军防御的现实。
在回忆这些的时候，我不能不指出，我们的盟军，在自己的计划中，将气象放在多么重要的位置上，又是怎样视天气情况而决定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的。对比地回忆一下就很清楚。至于我们，在大本营已作出决定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考虑气象条件。
我想在这里指出，伟大卫国战争的经验表明，在不利天气的日子里，其中包括在春季泥泞道路情况下，实施大规模战役的实例也不少。在一系列条件下，恶劣天气甚至还帮过我们的忙。
实际上，复杂的气象条件，不仅会给我们带来困难，也会给敌人带来困难。不妨以乌克兰第2方面军1944年春季在右岸乌克兰进行的乌曼—博托沙尼战役为例。当时，到处是一片泥泞，道路难以通行，甚至连坦克也难以前进。履带陷进很深的泥泞里，搞得浑身都是泥，以致后来一层层地往下掉。实际上，坦克底部在擦着泥爬行。无论y—2教练机怎样不问断地工作，但仍无济于事。战役初期，我曾坐过它，而后来改乘坦克，因为坦克不论怎样慢，它还是在向前运动着。所有技术装备都无法运行。人们用手搬运炮弹。然而，就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进行了战役，没有减低进攻速度。在这次战役中，德寇不仅被击溃，而且是“赤条条地”从乌克兰逃走的——丢下了大炮、坦克和车辆。他们有的骑着牛，有的步行逃离我们这里，丢弃了一切。
我甚至不知道，怎样说更准确些，是我们适应这种气象呢，还是不适应这种气象。更正确地说，我们是适应了它，并且，不论是冬季还是春季，不论是阴雨天，还是坏天气，我们都进行了战役，而且照例取得了胜利。
顺便指出，对此希特勒有个有趣的见解。它记载在西德出版的在他主要住所进行的谈话速记里。1942年12月，有一次，约德尔向希特勒报告东部战线南段的局势，以及我空降兵在克里木机降的危险性。在回答希特勒提出的是否可能机降的问题时，约德尔声称，在这样的天气情况下，机降根本是不可能的。然而，希特勒本人却怀疑起来。他反对约德尔的意见，说：“而俄国人会这样干，也会干得成。在下雪和其他情形下，假如说我们不能机降，我是同意的。而如果是俄国人，可能办得成。”
其中的意思说得相当明白。
现在我回过来回忆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
离进攻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除进行其他准备外，我们采取了迷惑敌人的严密伪装措施，决定在方面军左翼显示出有大规模坦克集团的集结。为此，我们往那里调去了前面曾提到过的那些坦克、自行火炮和火炮的模型。他们全都集中在维斯瓦河东岸，库罗奇金将军指挥的集团军里，德寇可能预料，我们将从那里向克拉科夫实施突击。
我不能断言，由于采取了这一战役伪装措施，我们就成功地保证了桑多梅日登陆场这一真实主突方向上的整个战术突然性。但是，我们所进行的佯动机动，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敌人的侦察航空兵，不顾恶劣的气象条件，向假集结地域，进行了许多次飞行。在我们进攻前两昼夜，德寇恰恰对我们火炮模型的配置地域，进行了220多次火炮急袭射击。
在后方，德寇重新部署了笫17集团军的兵力，第17集团军的若千兵团被调到南面。即使在进攻过程中，希特勒分子也没决定将第17集团军的部分兵力从南面调往北面。大概，他们认为我们可能从南部方向实施补充突击，这是后话。
1945年1月12日终于来临了。
我乘着夜色来到登陆场，来到方面军的观察所。这是一座不大的庄园，坐落在林缘通往前沿的逼近处。在一个房间里，窗户直接向西，从那里可以进行观察。除此之外，旁边还有一个小高地，我们在上面建有观察和指挥系统。在射击的情况下可以搬到那里去。但是，当时正值冬天，没有任何必要一直待在观察所的堑壕里，何况庄园本身就具有很好的视界。
炮兵突击的开始时间定在早上5时。我们估计，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敌人可能在我们进攻开始前，将军队撤往防御纵深，在实施炮兵火力准备时，在前沿只留下薄弱的掩护，这在战争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因此，我们决定以先遣营的兵力进行战斗侦察。
战斗侦察，是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并不新鲜，因为在其他许多战役，进攻开始之前都要进行战斗侦察。但是，我们考虑到，这已经成了一种死板的公式，敌人也习惯了这种公式，找到了对付这种公式的“解毒剂”。这种公式是，通常在进攻前——昼夜进行战斗侦察，然后搜集和综合所得的情报，根据所获情报占领出发地位，于次日开始进攻。
这一次，我们决定不这样干。在我们进行战斗侦察后，不让敌人重新组织其防御。首先对敌实施猛烈的短促炮火突击，然后紧接着将先遣营投入战斗侦察，如果发现敌人留在原地，没后撤自己的军队，则立即将炮兵的全部火力倾泻到敌军阵地。行动方案就是这样。而如果发现希特勒匪徒撤走了自己的部队，那么，我们就不在空地上浪费炮弹，而是立即向纵深转移火力，袭击从第一阵地或第二阵地撤下来的敌人停留的地方。
我到前线观察所来，除本来想亲眼看看进攻开始外，还要在当无遣营的行动证明敌人已经后撤的情况下，就地定下必要的决心。
敌人可能撤往不同的纵深，直至更大的纵深，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部分炮兵群转移，也就是说，需要某种间歇。总之，可能出现二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方面军司令员，我不得不作出紧急的决定，最好现地检查，以便立即正确地下达相应的指示。
观察所是最适合这样做的地方，它前移至战斗队形的逼近处，并得到了各种通信和指挥器材的保障。我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克赖纽科夫将军、卡利琴科将军，以及方面军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将军一起，来到了观察所。
5时整，经过短促的，但是强大的炮火突击后，先遣营转入冲击，并很快攻占了敌第一道防御堑壕。根据最早的报告，我得知，敌人哪里也没撤离，就呆在原地，在我们事先计划的所有炮兵突击的有效范围内。
在极短时间内，炮兵突击如此猛烈，以致使敌人产生了已开始炮火总准备的印象。法西斯匪徒将先遣营的行动当成我们部队的总进攻，企图以其全部火器阻止它。
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先遣营占领第一道堑壕后，在第一道堑壕和第二道堑壕之间隐蔽下来。正在这时，开始了炮火准备。炮火准备持续土小时47分钟。它是如此猛烈，以致从一系列缴获的文件判断，敌人似乎觉得这次炮火准备持续了不下5小时。
炮火准备开始后，我们破例地没有后撤已占领敌第一道堑壕的先遣营。每个炮兵连都根据总的大地坐标网的坐标，进行了现地连测，因此，我们是经过周密计算后行动的，正如人们所说的，力求发发命中目标。在所有炮兵观察员和炮兵连指挥员的地图上，都精确地标示出被我们攻占的第一道堑壕，以及还有德国法西斯军队的第二道堑壕酌位置。
对炮兵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精确地操作。而他们连一次错误也没出。不管怎样，这次在进攻部队的整个正面上，谁也没有发出过“快停止，你们打着了自己人”的警报信号。
气象员的天气预报，得到了完完全全的证实。不论在夜暗中开始炮火准备的时候，还是在后来天亮以后，实际上都没有任何能见度。天空大雪纷飞，老天爷好象有意关照我们，为我们作进一步的伪装。当过了几小时，进攻开始后，雷巴尔科的坦克集团军从我们观察所旁边经过，进入突破口，坦克在地形概貌的映衬下，被大雪伪装得很好，只有在它们运动时，才能辨认出它们来。
无疑，这种天气也有其弱点。对伪装有利，对观察则不利。但是，一切都已事先周密准备就绪和标定，所以，不论是在炮火准备时，还是在突破时，或是在坦克集团军进入突破口时，都未出现过混乱。这一天，我们的全部计划，都完成得十分准确。应该说，在战争中，这种准确性不是常常能够做到的。正因为如此，我才特别满意地回忆起实施突破的那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
在我们进行炮火准备的时候，敌军部队，其中包括配置在防御的战术地幅内的，或简言之，已推进到离前线很近地方的预备队，已陷入猛烈的炮兵突击之下，全部士气沮丧，失去了完成其任务的能力。
突破初期俘获的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指挥官供认，他们的官兵完全失去了控制，他们擅自(应该坦率地说，对德军来说，这并非普遍现象)脱离自己的阵地。通常，德军士兵——这种习惯表现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呆在上级命令他们呆的地方，直到允许其撤退时为止。然而，这一天，1月12日，炮火如此无情和具有摧毁力，以致剩下的活人，都已经不能控制住自己。
敌部队和兵团的指挥与通信，已完全瘫痪。然而，这是我们意料中的事情，因为我们早已计划到这一点，事先查明了敌人的全部观察所和指挥所。而在炮火准备和航空兵突击开始时，我们专门瞄准它们，对整个指挥通信系统，进行了复盖射击。我们的航空兵还对德军坦克第4集团军的指挥所进行了突击。该集团军在突破地段上与我们对峙着。
在分析这次战役时，西德的军事历史学家，其实也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有意将自己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希特勒一个人。他们指责希特勒命令将预备队，其中包括坦克第24军，配置到战线的逼近处，结果，这些预备队似乎立即陷入了我们强大火力的突击之下，遭到了重大损失。
我认为，在这种场合，军事历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既然坦克第4集团军在一个重要的战役方向上实施防御，该方向掩护着柏林的远接近地，因此不能排除，希特勒从保证军队稳定性的个人看法出发，的确曾要求预备队向紧靠战线的地方推进。不管怎样，根据我在战争过程中的观察看，像这次战役中这样外行地配置战役预备队，对于德国法西斯将军们来说，并不是个别的。从军事学术的起码要求看，这纯粹是对军事学术的亵渎。
但是，希特勒只有一部分错，其余的所有“罪责”在我们。德军预备队毕竟没配置在前沿，而是在后方。假如不是我们的炮火准备如此密集，纵深不是如此大，那么，他们就不会在一开始就遭到灾难性的损失。
为了延缓一下我军部队的继续推进，哪怕稍微延缓一下也行，希特勒指挥部开始匆忙往第二防御地带后撤其被击溃的残余部队。后撤是在我军炮兵不断射击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敌人又遭到进一步的损失。说真的，希特勒指挥部迅速定下后撤一切幸存人员的决心，是正确的。然而，在第一防御地带的突破地段上同我们对峙的部队中，被其成功地救出的人是很少的。
大约过了2小时，在炮火准备结束后，当步兵和随伴坦克一起向前突进的时候，我乘车巡视了突破地段。周围的一切简直就象又耕过一遍一样，特别是在扎多夫、科罗捷耶夫和普霍夫集团军的主要突击方向上更是如此。到处都是横七竖八、杂乱无章，支离破碎的东西。真的，在这里的每公里正面上，对敌人进行射击的火炮，不算小口径的加农炮和迫击炮，就有250—280门，而个别地方甚至有300门。“威力无比！”士兵们这样说。
战斗第一天，戈尔多夫的近卫第3集团军(部分兵力)，普霍夫第13集团军，科罗捷耶夫的第52集团军，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向纵深推进了15—20公里，并在突破德军主要防御地带后，分别向左右两翼将突破白扩大了40—60公里。
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的成功推进，及其进一步扩大突破口，使我们能在第一天中午前，将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的坦克集团军投入已打开的缺口。决不能让敌人用其预备队中的两个坦克师和两个摩托化师组织反突击。他们部分地陷入我远程炮火的杀伤之内，然而，他们是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
还在我坦克部队进入突破口之前，敌人就打算对我各进攻集团军的第一梯队实施突击——打击它，击溃它，阻止其进入突破口。但是，我们计划的核心就在于，不让敌人这样做。就在此时，在德国法西斯的坦克师和摩托化师准备突击时，在其配置区域内，出现了我坦克集团军的先遣部队。
坦克集团军平静地、毫不费力地、有组织地进入了为其打开的巨大的大门。当敌坦克部队从凯尔采以南地域钻出来时，突然碰到了我军的坦克。
关于将坦克兵团投入突破什么时候是适时的，什么时候为时尚旱韵问题，在军事历史科学中，打破了许多框框。即使在战争时期，关于这个问题，也有各种不同的见解。我也有自己的见解。不论是在1947年、1944年，还是在1945年，在我所指挥的方面军编成内、都编有坦克集团军，坦克和机械化军，根据经验，我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的看法。
我认为，当涉及到坦克集团军进入突破口的问题时，在某些坦克兵首长的压力下，大本营表现了不应有的动摇。这样做的理由是害怕——我补充一句，有时是特别害怕——在争夺前沿和敌主要防御地带的战斗中，使坦克部队遭到重大损失。
有时，大本营直接干预并亲自指定坦克进入战斗的时间。这样，无疑什么好处也没有，因为当上面开始硬性地指示，你应在哪一天，娜一点钟将坦克投入突破的时候，这往往并不符合前线的具体情况，往往致使上面下达的工作计划有变为失败的危险。
实际上，战役中出现的情况极其复杂多样，因此，在定下决心时，不得不就地考虑那些事先和从远处无法估计到的因素。这里实在不能容许，也不应容许存在死板的公式。
在我的记忆中，最有意义的一次坦克部队进入突破口，是在1944年7月的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中。当时，炮兵和步兵打开的突破口，整个正面只有6—8公里宽。但我还是将雷巴尔科的坦克第3集团军投了进去，并且，这一决心后来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假如我们没有勇气采取这一措施，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在利沃夫方向上对德军精心构筑的防御啃一段肘间。在那里，步兵没有足够数量的直接支援坦克，因此，进攻必将非常迟缓。而当你不是突破防御、而是啃敌人的防御时，那就很难指望成功。啃防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方法，是没有充分利用自己全部能力的一种方法。而在伟大卫国战争后期，我们有这种能力。这时出现了威力强大的坦克和极好的自行火炮。有这样的教术装备，又不去利用其全部的突击力、火力和机动力，而打算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办法去突破，把坦克闲置起来，从头至尾都让步兵去啃敌人的防御，我总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办法。
因为考虑了我们的现实能力，因而当时在科沃夫战役中，我决定将雷巴尔科的坦克集团军投入突破。而这样做被证明是正确的。
再谈谈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当时，坦克面前打开了一道大门，简直连三驾马车也能进去!这时，就像古语说的那样，上帝自己吩咐将他们就在第一天立即投入突破。
我们突破的这天，俘虏了几名德军指挥官和参谋军官。可是，我没时间同他们淡话。因此，我不能讲述。敌方是怎样看待战场上发生的一切的。但是，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弥补。库特·蒂佩尔斯基希将军在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一书中，很客观地写到了这次突破。我觉得，他的供述在我试图描绘的所发生的事件的画面上，完全不是多余的线条。
关于1月12日这天，请看蒂佩尔斯基希是怎样描写的吧：
“突破是如此猛烈，它不仅打退了第一梯队的师，而且打退了很强的快速预备队，预备队是按希特勒的绝对命令调至离战线很近的地方的。快速预备队由于俄国人的炮火准备已受到损失，而后来，由于总退却，他们根本未能按计划使用上。深深楔入德军战线的兵力如此之多，以致要消灭他们，或哪怕是限制一下他们都已不可能。坦克第4集团军的正面被撕裂成数段，没有任何可能去制止俄军的进攻。俄国军队很快将其坦克兵团投入了打开的缺口，其主力开始向尼达河推进，而同时，其北翼则向凯尔采实施包围机动。”(库特·蒂佩尔斯基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508页。)
在通往凯尔采城的接近地上，德军顽强战斗，因而在开始的时候就减慢了戈尔多夫的近卫第3集团军和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的推进速度。得到这一情报后，我立即掉转运动中的列柳申科的坦克第4集团军，使其从西南方向迂回凯尔采。由于实施了这一机动，于进攻的第四天，即1月15日，攻占了凯尔釆城，在该城接近地上抵抗的大部分德国法西斯军队被击溃，其残部逃到了凯尔采以习匕的森林中。后来，他们与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猛攻下败退下来的其他被击溃的集团军残部汇集到一起，形成了由几个师组成的相当大的一个集团。它处在我们的深远后方，乌克兰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相邻翼侧之后。
这就是维斯瓦河一奥得河战役的显著特点，而且基本上也是战争后期的显著特点。我们并非力图非要在每个这样的敌军集团周围建立双层正面——对外正面和对内正面不可。我们认为，并且合乎规律地认为，如果我们相当迅速地发展进攻，那么，被割裂开的，并仍处于我们后方的敌军兵力即使很强大，对于我们来说，也并不可怕。因为他们早晚是会被我军第二梯队粉碎和消灭的。
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强大敌军集团，也终于这样被歼灭了。它曾两次企图突围，但均遭失败。后来，尚未完全被打败的该集团，利用我军后面的森林作掩护慢慢行进，结果经过几次小的交火，便被彻底消灭了。
留在我们后方的敌人快速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的情况比较复杂。在进攻最激烈的时候，我来到了位于琴斯托霍瓦郊区的前进指挥所，听取了自己一位邻居不安的报告，他说，敌军一个坦克和摩托化部队重兵集团，正从我们的后方，径直向琴斯托霍瓦，向我们运动。
当时的态势不太有利，前面是向西开去的夺取琴斯托霍瓦的我军部队，中间是方面军前进指挥所，而在后面，却是敌人的一个坦克军。不管怎样，这一点在最初的报告中已看出来了，尽管在报告中，同往常在类似情况下一样，有些夸张。当时，的确有一个敌军坦克师向我们开来。它还收拢了几支向其靠拢的零散部队。但是，应该说，为了对我们的后方实施坚决的突破，敌坦克师的开进组织得相当好。
当然，消息是不好，可我对这并不感到意外。我们曾推测，在我们向前高速运动的情况下，在我们的后方，是会出现这种个别的游动包围的。并且，在现代条件下，军队实施机动时，相互间存在缺口，进攻军队的正面不是绵亘正面，而且，也不应是绵亘正面，因为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没有丝毫必要胳臂靠胳膊，肩并肩地行进，因此，这种游动包围的出现是合乎规律的。而重要的问题是，要在我们各部队和兵团内部，组织好协同，保持顺畅的通信联络，并使其在战斗的任何时刻都能接受指挥。
我在此概括地阐述的这些意见，当时就为我们所认识，并成为习以为常的现实。因此，还在维斯瓦河一奥得河战役开始前，我们就将近卫机械化第7军留作方面军的预备队，该军由经验丰富的军事首长И·П·科尔恰金中将指挥。它根据进攻的进程，跟在进攻军队之后，从一个地区运动到另一个地区，我始终都同它保持着联系，因此，它一直处于我的控制之下。
就在这个军也受领了一项任务：以其部分兵力消灭向琴斯托霍瓦运动的敌军机械化集团。这项任务由军参谋长Д·М·巴里诺夫少将负责完成，他迅速、准确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由于他行动果断，使被围敌军集团大部被俘。没有经过持久的歼灭战，问题就解决了。
当方面军部队后方还在消灭企图突围，或者沿森林徘徊的敌军集团残部的时候，方面军主力正以高速度继续进攻。主力部队迅速克服了沿尼达河构筑的敌人中间防御地带，并从行进间强渡过皮利察河和瓦尔塔河。进攻如此神速，以致我们先于退却的德国法西斯军队。到达和我们的运动方向垂直的河流一线。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只要我们让敌人占据了预有准备的地区(尤其是占据了具有河流这样一些天然障碍的地区)，那么，整个战役的速度就会马上减下来。
这一旨在超越退却的德军，并夺取敌防御纵深内水域的平行方向(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上的运动，也是我们事先规定的。我们清楚地知道，前面有许多具有泥炭沼泽谷地，和特别不利于坦克部队行动的泥泞的粘性土壤的河流，而且正值变化无常的波兰冬季——今天解冻，明天又有点上冻，然后下小雪，接着又是一片泥泞。
我们预见到这一切，因而周密研究了在为渡往登陆场而实施突破之前，不使用任何移动渡河器材的问题。我军部队，特别是坦克机械化部队的第一梯队，都携带全套渡河器材，甚至超额的渡河器材向突破口开进。这样就很快在敌防御纵深的河流上架起了浮桥。
这种准备，加上从一开始就具有的进攻的高速度，以及各集团军司令员、军长、师长，旅长的果断和指挥才干，保证了我们能快速前出至这两条河流，并在敌军到达之前渡河。
在突击集团的中央和右翼，战争发展特别顺利。在方面军左翼，大的行动业已成熟。科罗夫尼科夫的第59集团军和库罗奇金的第60集团军，利用我军在主要方向上的胜利，向克拉科夫迅速推进。克拉科夫地域，敌人已经事先设防完成了防御准备。这是一座特殊的要塞，封闭着西里西亚工业区的接近地。
解放克拉科夫有重要的战役意义，我们决定用方面军第二梯队部分兵力，在克拉科夫方向上建立一个新的突击集团。它由第21和第59集团军组成。我们之所以对克拉科夫感兴趣，因为它不仅是通往西里西亚工业区的咽喉，而且是一座大城市，波兰的第二古都。
起初在克拉科夫方向上，而后在西里西亚方向上形成了顺利进攻的有利态势。在琴斯托霍瓦方向上作战的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和雷巴尔科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部队，已从北面对克拉科夫地域构成威胁，而位于我们左侧的乌克兰第4方面军已于1月15日转入进攻。
乌克兰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4方面军对德军第17集团军两翼的突击，从本质上讲，构成了对它的合围威胁。在乌克兰第4方面军编成内的С·К·莫斯卡连科将军的第38集团军的猛攻下，法西斯匪徒开始从克拉科夫以南向西撤退，我左翼部队于1月17日日终前，前出至克拉科夫的接近地。当时，指挥乌克兰第4方面军的是И·Е·彼得罗夫军。
在叙述维斯瓦河一奥得河战役中克拉科夫一段情节之前，看来，有必要从总的方面了解一下1月17日日终前，即进攻开始后的五天半，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内形成的整个态势。
在此之前，在250公里的正面上，突破了敌防御，突破纵深达120—140公里。方面军部队粉碎了敌坦克第4集团军、坦克预备队第24军的基本兵力，并重创敌野战第17集团军。该集团军当时属于哈珀将军指挥的UA-集团军群。这既在为布雷斯劳主要方向上发展尔后的进攻，也为向敌克拉科夫一西里西亚集团的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创造了有利条件。
希特勒匪徒利用手中掌握的全部力量——既有退却部队的残部，也有从纵深增派的预备队，企图无论如何也要阻止我主突集团向奥得河的继续推进。同时，他们继续顽强防守克拉科夫，并从一切迹象看，还会不顾其北面出现的危急情况，准备在西里西亚工业区进行最激烈的抵抗。
假如他们不准备在这里作战，那才是奇怪的。西里西亚工业区在产品的产量方面，在鲁尔之后，居第二位。顺便提一下，当时，鲁尔也陷入我们盟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显然，法西斯匪徒打算依靠坚固的克拉科夫要塞地域阻止我们，尔后，视机会向北，向在布雷斯劳进攻的我主突集团的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挫败我整个进攻，守住整个西里西亚工业区。
无疑，有必要在此说一下整个战役中敌人抵抗的兵力。战役开始前，德国法西斯各师(特别是柔多梅日登陆场当面的师)都得到了补充，每师编有近12，000名官兵。换句话讲，从数量而言，敌人的一个步兵师大约等于我们的两个步兵师。敌人的兵力是很强的，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预料到法西斯匪徒会顽强战斗，何况已显示出了我军部队将直接在第三帝国的土地上作战的前景。
远非所有德国人都看到了第三帝国的末日，因此，严重的形势尚未给希特勒的上兵在战场上的行动性质带来任何改变，他们仍像以前那样继续作战，特别是在防御中，他们是以坚定性出名的、有时甚至到了狂热的程度。军队的组织是健全的，各师都得到了补充，装备了全部，或者说几乎全部按编制应该有的东西。
关于希特勒军队精神上的折磨也无须多谈了。关于这个问题，只补充这样一些相当重要的事实：一方面，戈培尔之流的宣传吓唬士兵，要他们相信，俄国人将彻底摧毁德国，并把所有德国人都赶往西伯利亚，而另一方面，则加紧对这些士兵的残酷镇压，这种镇压在战争结束前夕，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阿登进攻战役引起德军士气的明显高涨。从俘虏的供词看，当时在德军官兵中，很普遍地流传着一种看法，即在阿登粉碎盟军，并迫使其单独媾和后，德国指挥部将把各战场的兵力转向对付苏联。甚至使德军在阿登发起的进攻战役遭到彻底失败时，这一传闻还在流行。
然而，我们现在还是转到叙述克拉科夫的战斗上来。
1月9日清晨，我来到了第59集团军科罗夫尼科夫将军那里的观察所。为了从北面和西北面直接对克拉科夫实施突击，由第二梯队扩编的集团军进攻部队已经调拢。从观察所已经看到了城市的外貌了。
我和该集团军司令员一起，研究了当时现地的形势，决定派配属给该集团军的波卢博亚罗夫将军指挥的近卫坦克第4军，从西面迂回克拉科夫。这一机动，配合此时向克拉科夫东南和南郊前出的第60集团军的行动，给敌克拉科夫守军构成了合围的威胁。
第59集团军部队，已做好强击准备。其任务是，从北面和西北突入该市，夺取维斯瓦河上的各桥梁，使敌人丧失在市区延长抵抗的能力。
达成所有参加进攻克拉科夫部队行动的神速性，对于我们非常重要，只有我们行动的神速性，才能拯救克拉科夫免遭破坏。我们希望夺取一座未遭破坏的城市。方面军指挥部放弃了对该市的炮兵突击和航空兵突击。然而，那天早上，我们对该市已经设防的接近地，进行了猛烈的炮火射击，当时，敌人正是依靠这些设防的接近地进行防御的。
在观察所作好当前突击的计划后，我和科罗夫尼科夫乘“维利斯”牌汽车，直接来到他的部队的战斗队形中。波卢博亚罗夫的坦克军正从西面进入该市，而北郊的战斗在全力进行。
推进是顺利的。希特勒匪徒用步骑枪、冲锋枪、机枪、大炮，而有时也用坦克向我军部队射击。然而，尽管有些嘈杂声音和噼啪声，可还是使人感到，这种射击已渐趋稀疏，实际上，敌人已经衰弱无力，合围的威胁动摇了敌人顽固坚守该城的决心。波卢博亚罗夫的坦克军很快就能切断通往西面的最后一条道路。此刻，敌人只剩下一条南面通往山里的道路。于是，敌人开始匆忙撤退。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给自己下达切断希特勒匪徒最后一条退路的任务。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以后就不得不因此而长时间地同他们纠缠，这样，无疑我们将毁掉这座城市。不管构成合围圈有多大的诱惑力，尽管我们也具有这种能力，伹我们还是没有这样做。在给敌人造成合围的现实威胁后，我军以步兵和坦克的直接突击逐出了市内的敌人。
傍晚，科罗夫尼科夫将军的部队，在猛攻敌人后卫的时候，穿过了整个城市，而在敌人从克拉科夫退出时和退出之后，近卫坦克第4军的部队从西北，第60集团军部队从东和东南，又使敌人遭受重大损失。由于科罗夫尼科夫、库罗奇金和波卢博亚罗夫部队的巧妙行动，使波兰这座最古老、最漂亮的城市，被完整无损地夺取了。
据说，由于长期的战争，似乎士兵的心习惯了破坏的场景。但是不管他们怎样习惯，也不会对二片废墟心安理得。因而，当我们完整地解放像克拉科夫这样的城市时，我们感到极大的喜悦。
顺便说一下，在这座城市里，法西斯匪徒在所有主要建筑设施下面，在许多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下面，都埋没了大量地雷。但是，他们未能炸毁它们。就连延时自爆地雷也没来得及爆炸。第一昼夜，不论是集团军属工兵，还是方面军属工兵，简直是不住手地干了整整一昼夜。
那天战斗时，我只顺路到过该市北郊。而第二天，即整整一昼夜后，我就看到了清除过障碍物的行军路线，路边挂着工兵的名片：“地雷已排除”，“没有地雷”，“地雷已清除”。
部队在向前推进，1月20日，我和方面军司令部的参谋们一起，经过克拉科夫到新的前进指挥所去。我们兴致勃勃地仔细看着从车上能看到的一切。然而，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停下来参观一下克拉科夫的名胜古迹。每分钟都是经过计算的。我们又面临着一个新的战役——夺取西里西亚矿区。
也许，这在现在看来有点奇怪，但是，直到十年之后，当我前来参加该市解放十周年庆祝活动时，我才真正参观了克拉科夫。我参观了著名的瓦维尔宫，其他宫殿和大教堂，还在新胡塔这个波兰最漂亮的欣欣向荣的新兴工业中心逗留过。
说来也巧，我们正是从那里，从现在的新胡塔所在地域，向克拉科夫发起进攻的。这些地方正好是当年的战场。
1月20日，当我乘车西去的时候，在前线，一个重大事件已经迫近。前面在进行新的战斗，我们到了希特勒德国的大门口了。
我们的部队愈接近奥得河，我们愈是更坚定地相信，敌人将会不惜任何代价坚守西里西亚工业区。德国法西斯往西里西亚调集了第4和第17集团军被击溃的部队和兵团的残部，以及预备步兵师。
早在1月19日傍晚，即夺取克拉科夫的那天，我们在评价西里西亚工业区的战斗前景时就巳明白，敌人能在这里集中一个重兵集团：除许多独立部队和专业部队外，约有10—12个师。
我们面临着三项任务，归结为一点就是，以我方较小的牺牲，粉碎敌西里西亚集团，应在最短时限内达成这一目的，并尽可能地使西里西亚工业免遭破坏。
于是，我们定下如下决心：首先，以各坦克兵团对西里西亚工业区实施深远迂回，然后，与从北面、东面和南面向西里西亚进攻的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协同动作，给希特勒匪徒造成合围的威胁，迫其退往城外，在那里歼灭他们。
根据这一目的，1月20日，雷巴尔科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从方面军指挥部受领了变换进攻方向的任务。在此之前，雷巴尔科的部队是指向布雷斯劳(弗罗茨瓦夫)的，但是，根据当时西里西亚的局势，需要将他的集团军沿奥得河由北急转向南。对于雷巴尔科来说，这项任务不仅是突然的，而且是很复杂的，因为要使一个已经指向另外一个方向并处于运动中的整个坦克集团军进行急转弯，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同时，也给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下达了相应的号令。得到В·Е·格里戈里耶夫将军的坦克第31军和В·К·巴拉诺夫将军的近卫骑兵第1军加强的Д·Н·古谢夫上将的第21集团军，应向比托姆实施突击，从北面和西北包围西里西亚工业区；得到П·П·波卢博亚罗夫近卫坦克第4军加强的И·Т·科罗夫尼科夫的第59集团军，应继续向卡托维采进攻，П·А·库罗奇金的第60集团军应沿维斯瓦河实施突击，从南面包围西里西亚工业区。
这就是夺取西里西亚工业区的总计划。
后来的事态表明，我们所采取的机动符合当时的情况。当时，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在敌防御纵深内运动，当其改变方向由北向南沿奥得河行进时，德国法西斯军队还在向他们实施进攻的近卫第5集团军当面继续进行抵抗，没有预料到这样大胆的机动，他们害怕被合围，便急急忙忙将自己的军队向奥得河对岸撤退。
利用这一机会，近卫第5集团军部队于土月22日日终前向奥珀伦西北的奥得河突破，渡过奥得河并夺取了西岸的登陆场--我们正面上的第一个登陆场。
在雷巴尔科转向南方的时候，第21、第59和第60集团军部队，在攻占成百个居民地之后，前出至西里西亚工业区的接近地，进入了激烈的战斗，战斗有变成持久战的危险。
1月23日晚，根据我们的侦察情报，查明了西里西亚工业区守巩的军队集团编成。它辖9个步兵师，2个坦克师，数个所谓战斗群，2个独立旅，6个独立团，22个独立营，其中包括几个机枪教导营和一个惩戒军官营。并且，根据所有情况判断，预计近期可能调来2—3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师。
后面，读者还将不止一次地碰到“战斗群”这个术语。这一概念出现在战争后期的德国法西斯军队中，那时，在我军打击下，他们的许多师、团不复存在，于是，便出现了战斗群，它是军队编制中迫不得已的一种措施。战斗中，如果被击溃的部队损失了半数以上的员额，那么，它就不能看作是原战斗单位，在文件中，它就有了新名称——“战斗群”。
1945年，又出现了由数个被击溃部队的残部组成的混成战斗群。通常按指挥官的名字称呼它。这种战斗群人数不定，要看它们是在什么基础上组建的，是团、旅，还是师。有时，一个战斗群有500—700人，也有时有1000—1500人。一般情况下，战斗群作战十分顽强。一些十分熟悉自己下级的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指挥战斗群。
这种战斗群的产生，当然不是正常的。然而，我们还得重视它。总之，在危急的情况下组建战斗群，从德国法西斯统帅部方面来说，是一项必要的措施。
因此，尽管西里西亚工业区的敌军集团主要是由战斗中受重创的部队所组成，但它毕竞是一支可观的力量。
然而，雷巴尔科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完成了90度的转弯，于1月27日前出至指定地域，以先遣部队给敌西里西亚集团构成了威胁。
我不能不对帕维尔·谢苗诺维奇·雷巴尔科给予应有的评价，由于他具有实施机动的丰富经验，因而这次他以最快的速度精确地实施了机动，毫不耽搁地边战斗边向南运动。与此同时，第21和第59集田军已直抵西里西亚工业区。他们已位于比托姆附近，正进行着争夺卡托维采的战斗。在南面进攻的第60集团军，攻占了奥斯威辛。
在这座可怕的集中营被解放后的第二天，我来到了离它不远的一个地方。现在，这座集中营在全世界变成了法西斯野蛮行径的象征。有关这座集中营是个什么样子的最初情报，已有人向我报告过，可是，我非但没想起要亲眼看看这座死亡的集中营，而且，简直是故意不让自己这样做。战斗正处于高潮阶段，对战斗的指挥要求高度紧张。所以我觉得无权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个人的感情上。在那里，在战场上，我不属于自己。
我驱车前往部队，并思考着下一步的决心。第60集团军从南面，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从北面的不断进攻，已明显地在敌人周围形成了钳形之势，剩下的只是合拢它，从而在西里西亚工业区合围集结在那里的整个德国法西斯集团。我们也具备这样做的实际能力。可是，在我这个方面军司令员面前，又出现了一个问题：需不需要这样做?我知道，如果我们合围这个不算加强部队就有10—12个师的敌军集团，同它进行战斗，那么，它的抵抗可能会拖延很长时间。特别应注意到敌军集团将进行抵抗的那个地区。整个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
西里西亚工业区是一个大坚果，它宽70公里，长110公里。整个这片土地，都盖满了主要是一些钢筋混凝土建筑物和厚实的民房。在我们面前，这不是一座城市，实际上是一个总面积为5，000—6，000平方公里、相互连结的城市体系。如果敌人驻在这里不走，进行防御，那么，攻克它将极其困难。也难以避免重大伤亡和破坏，整个工业区可能成为废墟。
总之，我清楚地知道，我们要消灭被合围于西里西亚工业区的敌人，得花多大的代价。然而，要放弃合围，也并不那么简。单我不隐瞒，我曾在内心里进行过斗争。事情还因下列原因而复杂起来。几天前，在战役开始阶段，在我们接近西里西亚工业区之前，没有完全体会到在这一地区进行长时间的战斗会有多大牺牲和破坏时，我就下达过合围的命令。
我驱车前往从北面开来的雷巴尔科集团军，脑子里酝酿着一个想法，我们一定要完整地夺取西里西亚工业区，也就是说，应将希特勒匪徒从这个陷井里放走，以后在野外将其彻底歼灭。从另一方面讲，合围正是战役学的最高形式，是战役学的皇冠。怎么刚刚采取的办法，立即又放弃了呢?我是一个职业军人，形成了一种力求在一切情况下都要合围敌人，前出至敌人的交通线，不让其从合围圈中逃脱，而是消灭它的思想，而一下子要改变这一切，要一反已形成的理论、已确立的观点(我本人也是信奉这些观点的)而行事，这对我来说是不容易的。
雷巴尔科的集团军，正是带着合围敌人，封闭合围圈，不放走敌人的心情开向这里的，而在定下不合围敌人的决心之后，我要再次改变该集团军的进攻方向，因此，使本来就不适应当时情况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起来。而我必须与所有这些完全合理的愿望相反，给该集团军及其司令员重新下达另外的新的任务。
我尽量冷静地权衡整个利弊。
那么，好吧，那我们就合围希特勒匪徒于西里西亚工业区吧。他们大约有10万人，其中一半将在战斗中被消灭，而其余一半将被俘。实际上，这就是整个有利的一面。虽然有利的一面也不小，但仅此而已。
而不利的方面是什么呢?封闭合围圈后，经过交战，我们将被迫破坏这一整个工业区，给最大的工业综合体造成巨大损失，而它却应成为新波兰的财富。
此外，我军也将遭到重大损失。因为在这里作战，意味着对一座座工厂，一处处矿场，一栋栋楼房进行强攻。即使你占有技术兵器方面的优势，在这种争夺城市的战斗中，也得一栋一栋房子地攻占，不得不付出高昂代价，造成重大牺牲。
其实，在战争的四年中，我军人员伤亡是很惨重的。胜利结束战争的前景不远了。在一切可能的地方，都要尽可能地保存人员、同他们一起，活着到胜利。
在这种情况下，我有很重大的责任，我不是一个天生的不果断的人，但我不隐满，我是长时间地动摇过，权衡过到底怎么办。
在去巴雷巴尔科集团军的路上，我左思右想，终于定下了最后决心：不合围敌人，给他们留下一条撤出西里西亚矿区的自由走廊，在他们来到野外时，再彻底消灭他们。后来事实证明，这一决心是正确的。
为实现这一决心，一方面，必须再次在行进中改变雷巴尔科坦克集团军中准备切断这条走廊的那些兵团的进攻方向。另一方面，必须使直接进攻西里西亚工业区的部队加紧行动。只给希特勒匪徒留下一条撤退走廊还不够、还要使他们感到这条走廊是其得救的唯一道路。为此，必须向为其留下的这条走廊的方向(向西南)冲击和逼退敌人，向他们显示我们的实力和将其逐出西里西亚工业区的决心。
由我的作战组的军官给第59集团军司令员科罗夫尼科夫和第60集团军司令员库罗奇金送去了指示。而我则在去雷巴尔科集团军的路上，亲自到第21集团军司令员古谢夫那里去了一趟。按照最初方案，他的集团军在进行正面战斗时，同时应从西北迂回西里西亚工业区。而现在给古谢夫下达的命令是，尽快从正面冲击敌人，不断地将其逼退并逐出。
我事先说一下，在这一天和以后的日子里，第21集团军都出色地完成了赋予它的任务。
而雷巴尔科的情况又怎么样呢?读者已经知道，在定下自己的决心时，我曾担心地想过，我的下级，特别是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司令员将会怎样看待我。因为几天来，该集团军边战斗，边进行最复杂的机动，其目的正是为了封闭敌西里西亚集团的合围圈。
根据记忆去恢复二十年前的一次对话，是件困难的事。可是，恰好同雷巴尔科的这次交谈，我没有遗忘。如果记忆是可信的话，那么，这次谈话大概是这样的：
他：元帅同志，为了执行您的命令，我必须再次变换集团军的进攻方向。
我：没什么，帕维尔·谢苗诺维奇，您早就习惯这样傲了。您的集团军刚刚进行过一次出色的转向，让我们再来一次转向吧。刚好您还有一个整军没转向，作为第二梯队向前开进。让我们立即将其引向拉蒂博尔方向，而令另两个军停止前进，何况，据我所知，您与各军的无线电联络是畅通的。
他(不满地，我还感到，他内心抵触地)：是的，大概这是可能的。
我：您的无线电联络是顺畅的，我没搞错吧?与各军都保持着联系吗?
他：是的，与所有军都保持着联系。电台在不间断地工作着。
我：那么，您现在就给这两个军转达“停止前进”的命令，而给另一个军转达“向拉蒂博尔前进”的命令。
电台就在这里，在我的车上和雷巴尔科的车上都有。于是，他立即用电台下达这一命令。
顺便提一下，这次谈话在场的还有雷巴尔科的战友、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С·И·梅利尼科夫，他习惯于大部分时间呆在部队，呆在进攻军队的战斗队形中。
当你回忆战斗往事时，为了便于别人更容易理解，你会希望直观地转述一些情况，尽量在读者面前再现自己当时见到的情景。
整个这次谈话是在坦克第3集团军的前进观察所进行的，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它既不是一栋房子，也不是一个避弹所，而只是一个适合观察地形的小高地。我随集团军司令员来到了这个小高地。
这里视界特别开阔。前面就是战场，因此，我们两人看得一目了然，看到了雷巴尔科各坦克兵团的运动。他的各旅在我们面前，就像在一个很好的练兵场上机动，冒着敌人的扫射，向西里西亚工业区，向格莱维茨运动。在远处，我们看得见工业区，工厂冒烟的烟筒。在我们的左边，在古谢夫的第21集团军战斗的地方，听得见不间断的大炮射击声，看得见步兵的推进。而在后面，大量新的坦克部队正从纵深开来，他们就是雷巴尔科通过电台调往拉蒂博尔的那个军。
现代战争与距离密切相关。大量部队的行动，在人的视野内往往看不到，即使是在观察所里也是如此。它们多半只能在地图上体现出来。而当我能观察到坦克旅的战斗队形不顾敌人的射击和抵抗，大胆、坚定。神速地向前推进时，我感到了更大的满足。在坦克上，有搭载兵和摩托化步兵，而且，其中还有人背着小手风琴和巴阳风琴。
顺便说一下，在这次战役中，许多坦克都是以网状纱伪装的。坦克和网状纱，初看起来，这种结合很奇怪，可其中有它的道理。
当时正值冬季，地上铺着一层薄雪，坦克兵正好前一天攻占了某纺织厂的一仓库。他们在那里找到了许多网状纱，因此，伪装得很不错。
于是，在我们眼前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各种景物互相映衬：有西里西亚浓烟滚滚的烟筒，有大炮的轰鸣，有履带的铿锵声，有坦克上的网状纱，还有演奏着的，然而听不见声音的搭载兵的小手风琴。
在叙述方面军后两个战役(柏林战役和布拉格战役)时，我不得不再次提及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司令员帕维尔·谢苗诺维奇·雷巴尔科的名字及其战斗业绩。我想较详细地叙述一下这位杰出的人物；按照战斗行动的经过来叙述，就能做到这一点。他在我的印象中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想如实地介绍给读者，使人们得到一个类似他真人的形象，而且，无疑将是一个军人的形象。
我在战场上第一次遇到雷巴尔科是在1944年。在此之前，他作为坦克第3集团军司令员，曾参加过一系列重大战役，如解放乌克兰，强渡第聂伯河，解放基辅，进攻西乌克兰等。我是在1944年5月接任指挥乌克兰第1方面军时遇到他的。
这次战场上的头一次见面，并不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同他见面。我认识他是从二十年代开始的，当时，我们在伏龙芝军事学院高级首长进修班学习。实际上，当时该院还不是这样称呼的，当时，伏龙芝还活着，而且，正是他派了一整批老政治委员(30人)到进修班学习。我说“老”，可当时这些政治委员都只有二十六、七岁。这一批中就有我和雷巴尔科。
进修班毕业后，帕维尔·谢苗诺维奇没去担任政治委员职务，而是担任指挥职务，当了一名团长。他先后指挥过团和师，后来，还当了一段时间的驻波兰武官。以后，再次从事指挥工作。战争过程中，成为一位坦克集团军司令员。我碰到他担任这一角色，是在军事学院毕业后差不多二十年。
不论从总的方面看，还是从军事方面看，帕维尔·谢苗诺维奇都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他不仅毕业于高级首长进修班，而且几年后又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在那里，我们又一次在一起学习。不论是在进修班，还是在军事学院，他都学得很好，名列前茅。这是他的本性决定的。
高深的理论素养，多方面的指挥经验，使雷巴尔科成为一位成熟，懂行而自信的军事首长。他有非凡的自制力，而这种自制力又是与毅力和坚强意志结合起来的，这些都鲜明地表现在他的整个行动中。
在友好的交谈中，他表现的机智灵活，喜欢并善于争论。但是，我以为，善于团结他所指挥的，紧紧围绕在他周围的集体，是雷巴尔科的主要优点和高尚品格。
雷巴尔科办事从不采取退让、安抚、奉承或原谅的办法。相反，往往给部属提供出最严厉的要求(在军队中，这是必要的)，但同时又很公正无私和对人关怀备至。他具有一种远非经常可以碰到的军人品质，而这种品质是我特别珍视的。他虽然对部属的任何过失总是全力追究，但过后不让部属受到体罚，折磨和感到无地自容，而且往往自己为部属的那些过失承担责任。
他非常正确地建立了自己同军事委员会的关系。在近卫第3集团军里，军事委员会是一个优秀的、团结的领导机构，工作齐心协力，当然，司令员具有毋庸争议的优先地位。军事委员会委员С·И·梅利尼科夫，前面我曾提到过他，出色地弥补了П·С·雷巴尔科的不足之处。公平地讲，这是他们双方的功劳。
梅利尼科夫不仅研究全体人员的政治思想状况和政治教育问题，而且深切关注本集团军其他方面的一系列事情，例如物质技术保障等。在战场上，物质技术保障的意义向来是重大的，而在坦克集团军里更是如此。他经常和雷巴尔科一起待在先遣部队里，在必要的时候，总是善于以自己的勇敢去影响下级。在这方面，他们两人彼此相似。
帕维尔·谢苗诺维奇·雷巴尔科是个勇勇的人，然而决非故意装出勇敢的样子。他善于区别真正的关键时刻和表面上的关键时刻，并很清楚，到底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需要他。而这对一位司令员来说尤为重要。他不像其他某些人那样瞎忙，从一个部队跑到另一个部队。然而，一旦情况需要，他又会不顾一切危险，在需要的时刻，出现在需要的地方。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什么都不能阻止他。
我们有不少优秀的坦克兵首长，但是，我不是过低估计他们的功绩，我还是要说，根据我的看法，雷巴尔科最了解大坦克兵团的特点和能力。尽管他并非从小就是坦克兵，可是，他热爱这一技术装备，珍视它，非常了解它。他知道，从这种技术装备上可以得到什么，这种技术装备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并在给自己的部队下达任务时，总是牢记这一点。
伟大卫国战争后半期，坦克兵是一个先进的兵种，在战役中居主导地位。而雷巴尔科善于运用自己的部队的力量，发挥坦克宾决定整个战役速度的决定性作用。当然，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此，他总是十分周密地准备自己的每一个战役。
当他在沙盘上，或在地貌图上，或在大比例尺地图上，同自己的指挥员们一起，事先推演军、旅的战斗行动，推演完成同一种任务的不同方案时，我不止一次地待在他那里。当他在集团军范围内准备利沃夫战役的时候，我也在他那里；在准备维斯瓦河一奥得河战役时，我也在他那里。
精心训练指挥人员，虽然是雷巴尔科的一项极重要的事情，但毕竟只是他操心的一部分。他还同样精细过问工程技术人员，密切关注一切与坦克的技术保障、修理、抢救、修复有关的各种问题，因为他懂得，只有在技术上正确使用坦克，才能在战斗中收到最大效果。
毫不奇怪，这样一位坦克将军，在战场上对我们来说，是特别宝贵的。因此，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成为一个优秀的集团军，并不是偶然的。它以自己的行动表明，在大规模的运动战条件下，只要正确地、有远见地指挥我们的坦克兵团，就会得到很多东西。
至于我同帕维尔·谢苗诺维奇的私人关系，简单地讲，我们是朋友。因为讲的是战争所以更准确地讲，我们是战友。
在战争中，方面军司令员同他的集团军司令员之间的友谊的可贵之处是什么?首先是信任。我们俩是互相信任的。而信任，这是指挥员之间关系的原则基础。
我与帕维尔·谢苗诺维奇的信任是逐步形成的，它是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共同进行大量工作的结果，是在服役期间的相互往来过程中产生的，而且，从一开始，这种信任就是相互的。
正是这种相互信任有着特殊的价值，因为它不只是局限于两个人的关系，还会通过各种环节传到下面，传给部属。这就产生了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中，部队就会感到：上级相信我们，信赖我们，信赖我们团、我们师，我们军，我们集团军。这种气氛在战争中是特别需要的，它影响着战斗的进程。
可以说，方面军司令员与各集团军司令员之闷，集团军司令员与各军军长之间，等等，无论哪一级，彼此是否信任，是很重要的。战争是与预见不到的一些情况相联系的，经常有必要对某些东西作若干修正，并寻求新的决心，因为不论事先怎样计划，也不可能把一切都部署好，都指示清楚，而且，也不可能根据每条理由，都事先作出全部指示。这样，信任问题就上升到了首位。
帕维尔·谢苗诺维奇·雷巴尔科是我完全信赖的人。在谈到他的时候，那么，我知道，在我这个方面军司令员没有完全预见到的地方，他都能预见到。
当我看到某个职级高的首长，给自己的部属形式主义地下达任务，像个冷酷无情的人，不知道他面前坐着一些活生生的人，也不了解这些人的时候，我的内心里总有一种反感情绪。这样的首长通常甚至也不扫一眼周围的人，就口授起来：“第一点，关于敌人……，第二点，关于我军……，第三点，你们的任务是……，我命令你们……”等等，等等。形式上好像一切都是对的，可是没有灵魂，同自己的部属没有联系。我是用反衬法回忆这种首长的，因为雷巴尔科正好与这种人截然相反。他在提出任务，下达命令时，当然，是按照军事科学的一切规则表述的，但同时往往从中可以感觉到人的因素。而且，他把人看成是另一种人，不只是机械的执行者。
在你有时让部属担负繁重的担子时，你不是用命令的语气，而是用信任的语气，人道的态度对他讲，这是很重要的。“彼得罗夫同志，您的任务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这是一项艰巨而责任重大的任务。但是我相信，彼得罗夫同志，您一定能完成它，我了解您，我和您一起战斗已不是第一天，也不是第一年。但是，除此以外，您还耍记住，困难时您随时可以指望我的支持。虽然我相信，即使没有这种支持，您也是能够胜任这一任务的。您应于日终前前出至那里，夺取那个地方。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将在您的右翼行动，而左翼则是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他们都不会使您感到为难的人，这一点，您比我知道得还清楚。因此，您可以不必担心自己的两翼，尽力快速前进。”
我不是要在这里准确地再现某次具体的谈话，而是要说明对待部属的一种作风，这种作风是雷巴尔科一类的军事首长所特有的。同时，我要重复一句，这种作风绝不排除最严格的要求。
帕维尔·谢苗诺维奇·雷巴尔科正是这样的人。在我叙述过程中，还要对他的战斗业绩，不止一次地加以回顾。这里只是对其形象补充几笔。
战后，当我担任陆军总司令，再次同他一道工作时，我还是坚信我对这个人的高度评价。当时，他指挥我们的坦克兵。
军队正在向平时状态过渡，在自己新的、十分重要的岗位上，雷巴尔科要解决许多问题，总结装甲兵在战斗年代积累的全部战斗经验，根据未来发展远景，拟订这支部队平时的发展规划，正确制定坦克制造方面的一整套技术政策。因此，那时我就认为雷巴尔科是一位天才的、有远见的、果断的军事首长。
担任苏军坦克兵司令员，是雷巴尔科的最后一任职务。他在这个岗位上去世了。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去世了，因此，这不仅对他的所有战友，而且对我们整个武装力量，都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放弃合围敌西里西亚集团的决心，产生了自己的效果。在苏军正面猛攻下，由于担心深远的迂回，希特勒匪徒被迫匆忙地从我们为其留下的缺口中撤走了。
到1月29日，整个西里西亚工业区的敌人被肃清，整个工业区完好无损地被占领。当我们进入那里的时候。许多工厂都在全面开工，而且，后来一直都在继续开工和出产产品。
当德国法西斯军队企图摆脱我们，从工业区撤向我们为其留下的那条走廊的那段日子里，就遭到了重大损失。可是，他们的主要损失。当然是在撤出之后，在一片开阔地上，由雷巴尔科的坦克兵和库罗奇金的第60集团军的密集突击造成的。
从我们掌握的资料看，在开阔地对敌实施一系列突击之后，西里西亚集团剩下不到2.5—3万人，这批人包括各被击溃和打散的部队人员。这就是他们从我们原计划的大合围圈中撤出的全部人员。而建立这种大合围圈的企图，我们是在最后时刻放弃的。
此外，显然，我们放跑了几名本来可以俘获的希特勒的将军。然而，我并不对此十分惋惜。我们得到的东西无论如何不能与我们失去的东西相提并论。
到目前为止，我主要讲的是方面军南翼的行动。然而，尽管夺取西里西亚工业区的战役意义重大，但我们的作战行动并非仅限于此。方面军左翼与乌克兰第4方面军相邻，右翼则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相接。从左翼到右翼，宽约500公里，在这一整个广阔区域，都在进行战斗。
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那样，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在方面军中央地段，利用雷巴尔科集团军转向造成的有利态势，夺取了登陆场，这些登陆场在后来实施新的战役(下西里西亚战役和上西里西亚战役)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扎多夫的右翼，列柳申科的坦克第4集团军也渡过奥得河，并前出至施泰瑙地域。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和戈尔多大的近卫第3集团军在列柳申科的右边行动，可是进展缓慢。部队在同政坦克第24军和步兵第42军残部，以及野战第9集团军的部分兵团进行激战。过去，所有这些部队都在白俄罗斯第土方面军当面，可现在，在他们的打击下向南移动，并前出至利萨以东地域，戈尔多夫集团军的行动地带内。
由于情况极其复杂，我不得不到列柳申科那里去。他的指挥所已开设在奥得河对岸了。
我赶到那里。听取了集团军司令员的报告，然后，我向他下达了在奥得河两岸进攻的同时向西北方向实施突击，以帮助戈尔多夫的任务。这两个集团军应共同努力，合围并消灭被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逼退的敌军集团，不让它渡过奥得河。
然而，我回忆这一点时实感痛心。必须承认，近卫第3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最终未能完成这一任务。法西斯匪徒随机应变，从我们预定突击的北面穿过去了。可是，我军还是在利萨地域合围并消灭了15，000名敌人。其余部分虽然也遭到重大损失，但仍渡到了奥得河西岸。如果说在方面军左翼，我们的一切都是按预计的那样进行的话，那么，右翼的行动就不是这样的了。
战争，是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总结。总结出来的并被认识了的经验，极大地影响着部队以后的行动，影响着今后战争的进程。正卤为如此，所以我想在这里淡一个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最重要的总结。
这次战役是从突破开始的，突破的主要特点是，我们保证了对敌大纵深的火力压制，实际上是全炮兵距离的火力压制。对于重炮兵来说，纵深为20—22公里。
我们初期的胜利，也应归功于正确确定突破地段宽度。近40公里宽的正面突破，立即保证了向战役纵深和两翼发展突击。
这次战役的特点是部队推进的高速度。在战役的头一天，扎多夫、科罗捷耶夫、普霍夫各集团军，经过战斗，就前进了15—0公里，而在以后的几天里，每昼夜的进攻速度都是20—30公里。坦克兵一昼夜前进40—50公里，有时60—70公里，并在行进中消灭了从纵深开来的敌预备队。
此次战役过程中，坦克集团军是大胆、快速机动的榜样。雷巴尔科集团军从北向南预先决定了敌西里西亚集团命运的机动，列柳申科坦克集团军的机动，都属于这种机动。在战役一开始，由于坦克第4集团军前出至凯尔采以西地域，从而保障了戈尔多夫和普霍夫的部队迅速攻占该市，消灭整个德军凯尔采一拉多姆集团。
不仅坦克兵团，而且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实施广泛机动，也是此次战役的一个鲜明特点。当时，部队不以绵亘的正面，而以断裂的正面大胆向前推进，已成常规。
胜利夺取西里西亚工业区也具有原则性的意义。但是，要知道，在战争中常常有这种情况，从战役学的观点看，最有效地结束某个战役是可行的，但又不符合最高的政治战略利益。
在研究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时，既可以碰到合围敌人的典型样式的例子，也可以碰到进行合围的例子，还可以碰到消灭在我军后方运动的敌集团的例子。在选择某种战役机动样式的时候，我们每次都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的。而情况又有着多种多样的特点。由于双方都在机动，所以，在战场上常常出现一些完全意外的情况，要求迅速，大胆、创造性地定下决心。
这次战役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在河流几乎没有结冰、少雪、温暖的冬季条件下，迅速强渡大的水障碍。应该说，我军部队较好地掌握了基本的战役要求——以宽大正面前出至河边，并在敌人沿河岸占领防御阵地之前，从行进间强渡这些河流。通常，这都会产生良好的效果。
如果就整个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来说，那么，在进攻的23天时间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在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和乌克兰第4方面军部队的积极配合下，向纵深推进达600公里，扩大突破近1000公里，并从行进间强渡过奥得河，占领了河上的一系列登陆场。并且，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在占领屈斯特林登陆场之后，出现在距柏林60公里处。
在战役过程中，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肃清了波兰南部及其古都克拉科夫的敌人，夺取了西里西亚工业区，并在奥得河西岸夺取了战役登陆场，既为以后突击柏林方向上的敌人，也为以后突击德累斯顿方向上的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
根据我们的统计，在23天的战斗中，乌克兰第1方面军打败敌21个步兵师，6个坦克师，27个独立步兵旅，9个炮兵和迫击炮兵旅，至于大量的各种专业分队和独立营就更不必提了。
据我们统计，此次战役中，俘敌官兵43，000人，歼敌15万余人，在缴获的战利晶中，计有5，000多门大炮和迫击炮，300多辆坦克，200多架飞机，以及大量的其他装备和技术兵器。
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一切胜利，是由于我们的士兵，军官和将军、在这长期的、紧张的、有着巨大空间的战役中，表现了极大的勇敢、沉着、不知疲倦的精神和高超的军人技能。而在这一切的后面，是全体人员对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无比忠诚，是对已经临近的、取得对法西斯的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
这次战役中，有许多群众性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例子，有许多不惜一切，决心彻底履行自己义务的例子。现在，在战后又过了许多年之后，我作为原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再次向在这些战斗中流血牺牲的所有人致敬。我们蒙受的牺牲是重大的。
然而，如果以整个战役为例，把我们受到的损失同取得的胜利相比，那么，我可以大胆地说，比起早些时候的其他一些战役来，我们酌胜利是以较少的流血换来的。这不仅是由我们不断增长了的技术装备实力决定的，而且也是由我们日益成熟了的军事技能决定的。
请看西德军事历史学家、前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一名将军F·梅伦廷后来是怎么写的吧：“俄国人的进攻以前所未有的威力和速度发展着。很清楚，他们的最高统帅部，完全掌握了组织大量机械化集团军进攻的技术。1945年头几个月在维斯瓦河和奥得河之间发生的一切是难以描述的。欧洲自罗马帝国灭亡后，还没有过任何类似的情况。”
其实，假如在军事历史方面不是越来越多地出现杜撰品，在这里是可以结束这个战役的叙述，而转入其他战役的。可是现在，在西方，一年比一年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进行这种杜撰。
苏军在东线比预定日期提前8天开始了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目的在于帮助盟军。当时，新年前夕，盟军陷入了困境，后来，虽然情况有所改善，但盟军1月初仍在继续惴惴不安地估计着当时的同势。在某些历史著作中，甚至在象美国历史学家F·波格和英国军事历史学家D·富勒的这样一些似乎内容很丰富的书籍中，要想找到哪怕是捉一提这些事实的话，都是枉然的。
我想举出两份众所周知的文件引文来说明：
“西线正在进行艰苦的战斗，并且随时都可能要求最高统帅部作出重大决定。根据您自己的经验，您会知道，当暂时失去主动权之后，不得不保卫很宽的正面时，情况是多么使人忧虑……如果您能通知我们，在1月份，我们可以寄希望于俄国人在维斯瓦河的正面或某个其他地点发起强大进攻的话，我将不胜感激……我认为情况是紧急的。”(《伟大卫国战争期间(1941—1945)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与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下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通信集》)，莫斯科，1976年，俄文版，第1卷，第348—349页)
上面是1945年1月6日邱吉尔给斯大林的信。
“我们在准备进攻，但现在天气不利于我们进攻。可是，考虑到我们盟军在西线的处境，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决定，加快结束战役准备，并将不顾天气情况，不迟于1月的下半月，在整个中部战线，向德寇发起全面进攻。”(下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通信集》)，莫斯科，1976年，俄文版，第1卷，第349页)
这是斯大林于次日，1945年1月7日写给邱吉尔的信。
这次通信的结果，大家是知道的。不是在1月的下半月，而是在斯大林复信后不到6昼夜，即1月12日拂晓，发起了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
因此，某些西方军事历史学家对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采取隐瞒不说的任何做法，客气地讲，都是不稳重的。
然而，有一部分这类历史学家走得更远。他们企图证明，似乎在西线阿登地区发起的十二月进攻，迫使希特勒统帅部不仅往这一地区投入了他的全部预备队和开赴前线的补充兵员，而且从东线撤回了相当数量的兵力，似乎这一惰况大大削弱了德国法西斯军队在东线的兵力，从而导致苏军在1945年1-2月的进攻中，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
隐藏在这些活后面的用意是很清楚的。但奇怪的是，有些人明明知道，德军总参谋部的正式文件仍存于世，以前没有藏到什么地方去，今后也不会藏到什么地方去，只要拿这些正式文件一对照，那么，所有这些虚假的构想就会原形毕露，但他们却还是如此轻率地进行这种杜撰。
自然，阿登地区的进攻，迫使德军统帅部往这一地区投入了自己的预备队和开赴前线的补充兵员，任何一次大的进攻都会导致这种结果。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希特勒总参谋部的数字，那么，我们就会发现，1944年10-12月，也就是在准备和实施阿登进攻战役期间，德军统帅部从东线往西线只抽调了5个半师。而与此同时，就在这期间，它却以25个师另11个旅，加强了自己东线的作战部队。他们是从各个方向调来的，确实是到处收集起来的。
如果以总的数字为例，那么，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开始前，在德军“加强”了的西线作战的是75.5个师，而在他们“削弱”的东线，对我们作战的有197个师。数字是最有说服力的。
最后，为了完全说清这一点，我们还是以德寇自己的话来作结束晤吧。
“苏军从维斯瓦河地区发起的一月进攻，立即对西线产生了影响。我们早就以不安的心情，期待着将自己的军队调往东方，而现在，它终于以最快的速度实现了。”
这段话是阿登战役的参加者，前德国法西斯坦克第6集团军司令冯·曼陀菲尔将军说的。
……1945尔2月就这样开始了。希特勒匪徒以“最快的速度”，从西线往东线调动部队，援救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中被击败的部队。而我们则在准备新的战役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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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从奥得河到尼斯河
我在本章中将要讲到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下西里西亚进攻战役，实际上是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的继续。从时间上讲，它是紧接着这次战役之后进行的。
2月初，在方面军右翼，属于维斯瓦河一奥得河战役结束阶段的最后激烈战斗还在继续。在这些日子里，戈尔多夫的近卫第3集团军部队和列柳申科的坦克第4集团军各兵团，进行了消灭吕特岑以南德国法西斯军队被围集团的战斗。在这些战斗中，消灭敌军官兵13，000名，俘虏约3，000名。
就在这些日子里，在布里格市地域也在进行激烈的战斗。该市位于奥得河西岸，实际上已被希特勒匪徒变成了要塞。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和古谢夫的第21集团军，在夺得了布里格以北和以南奥得河上的登陆场之后会师了。他们先是合围，而后攻占了布里格，并在奥得河对岸建立了唯一的一个大登登场，这是我们在未来进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登陆场。
布里格地域的战斗于2月5—6日结束，8日，下西里西亚战役开始。
我只举那期间我们行动最典型的两个例子。这种例子本来还可以举一些。
在我方面军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在右翼，这些日子都在进行维斯瓦河一奥得河战役未竟事情的扫尾工作。扩大并加深登陆场，消灭和俘虏被围集团和战斗群，以及相当一部分没列入新闻局通极的(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战争的其他日常事务，要求我们作出努力和牺牲。
下西里西亚战役是我们于1945年1月底，当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利胜在望的时候，作为它的直接继续而计划实施的。我们早在1月28日就向大本营送去了最初计划，大本营未作任何修改便同意了该计划。
但是，应当指出的是，我们建筑在这一计划基础上的企图并非注定能实现。我们曾打算进行比实际上已达到的纵深要大得多的战役。
计划从布雷斯劳以北和以南奥得河上的两个大登陆场实施主要突击。而后，应接着合围这座坚固设防的城市，然后，我们打算夺取或将其留在后方再以基本集团直接向柏林发展进攻。
与此同时，乌克兰第1方面军左翼部队，面临着粉碎德累斯顿方向上的敌人。同时，我们希望得到自己左邻乌克兰第4方面军的支援。
事实上，在2月24日前的16个昼夜的战斗中，我们只完成了赋予我们的一部分任务。在合围布雷斯劳和格洛高的守备部队后，我军在主要方向上几乎推进了150公里，右翼前出至尼斯河，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左翼平齐，并在此设防固守。
为了以后的进攻，需要有个间歇。因为在我们方面军，本来就是一个进攻战役(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实际上未经任何间歇就发展为另一个进攻战役(下西里西亚战役)。我们不停顿地进攻了44天(从1月12日到2月24日)，通过战斗，前进了500—700公里。部队平均每昼夜推进16公里。他们无须对这种结果感到脸红。但是，这种结果迫使我有必要解释，为什么我们计划的下西里西亚战役要达到的是一种纵深，而实际上实现的却是另一种要小得多的纵深。
我把比较次要的许多情况放在一边，在此只讲三条主要原因。
第一，1月底，在计划这次战役的时候，我们曾以为。我们向西的尔后进攻，会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4方面军部队的继续进攻同时进行。可是，实际却不是这样。
正好在批准我们的进攻计划和开始实施该计划之间的一段时间，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面前，出现了一项紧迫的任务——消灭威胁着方面军的德国法西斯军队东波美拉尼亚集团。因此，按照大本营的指不。它被迫放弃了在柏林方向上的尔后进攻，并在前出至奥得河之后，在已占领的地区设防固守，同时准备在波美拉尼亚实施突击。
在我们左邻，指向捷克斯洛伐克的乌克兰第4方面军那里，情况也变得复杂起来。该方面军遇到了敌人极为顽强的抵抗，几乎毫无进展。
第二，早在战役过程中，我们就己确信，1月底，我们过低估计了敌人在恢复其部队和兵团的战斗力方面的能力，这些部队和兵团是在维斯瓦河一奥得河战役中被我们打败的。故人干得比我们预料的要快得多，果断得多。
最后，第三，最初设想范围内的进攻，由于我们的交通线拉得太长而变得十分困难。
修复铁路的速度大大落后于部队进攻速度。在下西里西亚进攻战役开始前，即2月8日，最近的供应站离第一梯队各师有500公里。这严重限制了我们在弹药和燃料方面的需求。而日益增强的敌人的抵抗，又需要消耗更多的弹药和燃料、需要量大大超过了进攻开始前计划的指标。
对于我们来说，战役将在复杂的情况下进行，早在战役开始前，就出现了这种情况的早期征候。但是，征候还不是全部情景。只有我们对敌人实施的新的坚决的突击，才能使其完全明朗。
而另一方面，即使根据这些早期征候，也完全清楚，如果我们放弃在最近实施新的突击，那么，我们今后将不得不在距柏林南郊296—300公里的奥得河地区，去应付敌人再次稳定下来的战线。
情况迫切要求我们利用一切机会，去打败在我一月突击之后尚未清醒过来的敌人，并紧追退却的敌人继续向西推进。
1945年2月8日前，抗击我军的敌人具体有多少兵力呢？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当面，敌人有16个步兵师，2个轻步兵师，1个滑雪师，4个坦克师，2个摩托化师，7个战斗群，1个坦克旅和“布雷斯劳”军级集群。
这时，每个师平均不超过5，000人。同时，我们还掌握有情报，一系列新的兵团和战斗群正在紧急向我们的行动地带运动。其中，从西线正在调来敌坦克第21师和摩托化第18师。
我军也相应变更了部署。从1月29日至2月7日的9天里，我们在布雷斯劳以北的登陆场，建立了一个突击集团，由近卫第3集团军，第13、第52和第6集团军，以及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组成。
在第二登陆场(布雷斯劳以南)，集中了近卫第5集团军和第21集团军，以及配属给他们的2个坦克军。
而在方面军左翼行动的是第三个集团，该集团由科罗夫尼科夫指挥的第59集团军，库罗奇金指挥的第60集团军和巴拉诺夫指挥的近卫骑兵第1军组成。其任务是从奥伯伦西南的登陆场，沿苏台德山脉北坡实施突击。
我主突集团的所有4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的战役布势为一个梯队。
为了从一开始就增强他们的突击力，在战役初期达成坚决消灭敌人之目的，我命令两个坦克集团军在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之后鱼贯集中，同第一梯队一起，共同突破敌防御，然后，发展胜利，在步兵前面，向前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一决心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不这样办，那么，尽管从总的方面看，我们在突破地段上倒是建立了兵力上的优势，可是，经过长期战斗而疲惫不堪，并已十分孱弱的各步兵师，就会完不成他们面临的任务。
在布雷斯劳以北的集团中，我们同德寇的比列是：步兵2.3∶1，炮兵6.6∶1，坦克5.7∶1。在布雷斯劳以南，我们的优势也十分明显：步兵1.7∶1，炮兵3.3∶1，坦克4∶1。只有在方面军左翼进攻的我军辅助集团，同敌人的兵力对比几乎是相等的。
进攻于1945年2月8日早上6时，经过55分钟的炮兵突击之后开始。
我们没有弹药去进行更长时间的炮火准备。然而在此时，尽管恶劣的天气妨碍了我们航空兵的行动，但主突集团仍在80公里的正面上实施了突破。步兵楔入敌纵深10—15公里，而各坦克集团军在第一昼夜则向前推进了30—60公里。
初战告捷。可是越往后，发展胜利越困难。在以后的一个星期里，到2月15日为止，方向军左翼各集团军，通过战斗，只前进了60—100公里。进攻是在沿春季泥泞道路的条件下进行的。沿途是森林地，有的地方是沼泽地。希特勒匪徒一边撤退，一边进行顽强的抵抗。
我军士兵体力上的疲劳也表现出来了。他们的确表现了惊人的顽强和坚忍不拨的精神。然而，现在步兵平均每昼夜进攻速度只有8—12公里。老实说，也不可能要求他们更高的速度了。
部队抵达博伯尔河，在许多地段上渡过了该河，并展开战斗以便扩大已占领的登陆场。而Д·Д·列柳申科将军胜利地突到了奎斯河，而且，坦克集团军主力渡过了该河。
遗憾的是，我们的第13集团军没有利用上展现在它面前的机会，没有尾随坦克兵之后急速前进。当时，他们的行动不够坚决，其原因的确是因为全体人员极度疲劳。该集团军没有达到尼斯河，而德寇却成功地在列柳申科集团军后面闭合了被突破的正面。这里，步兵的战斗具有持久性质，而坦克兵的交通线有几昼夜被切断。
这种情况迫使我不得不驱车前往第13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那天，我未能到坦克兵那里去。同丑·丑·列柳申科只保持着无线电联系。我在Н·П·普霍夫的集团军里停留下来。我们一起努力改善已出现的态势。第13集团军参谋长Г·К·马兰金也积极地参加了这件事情。有几个师怎么也不能摧毁中间地区敌人的抵抗，他亲自下到这几个师，帮助他们组织进攻。第二天中午，我们终于以普霍夫部队的正面突击和列铆申科集团军迎这一突击进行的反转冲击，粉碎了敌人切断已突至尼斯河的我军部队的企图。
这再次表明，在战争中协同是多么重要。因为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整个战役进展似乎顺利，坦克兵在勇猛地往前运动，可是诸兵种合成兵团本身却在按自己的速度继续进攻，结果产生不良后果。而在这种情况下，后果可能是很严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