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兵平常有工作，当不了长工，也不能满足大佃户“二地主”的劳动要求，所以就经常租不到地，个人收入大为减少。按说，像葛二蛋这样的人在村里算是“有名声”的了，可是却没有面子，真正有脸面的是那些地主、富户。农民不仅种人家的地，遇到难处还得求别人，平常农户紧巴巴买个农具、牲口要借钱，青黄不接、衣食不足的时候还要借粮食，这都要找“老东家”帮忙。葛二蛋的合作社虽然可以优先借粮款给民兵，但一则本身底子薄，整两下就掏空了；二则这样下去民兵也还不起。要想腰杆子硬、说话管用，还得有地种、有经济基础。
葛二蛋要当西口二十多晌地的“二地主”，大伙都说干不得。种地的天天都守在地头上，而小鬼子又不定时地来，哪一趟运气不好就报销了，当佃户能把命当丢了，划不来。葛二地主找不到“下家”，说出去的硬话兑不了现，很不甘愿。于是就借着送粪肥的机会去了趟“休养站”，探探虚实。
葛二蛋以前经常到“休养站”卖柴火，那里的几个人都认识。伪军的站长（班长）撅着屁股烧水，对葛二蛋爱搭理不搭理的。
“班长，站外面的这些地今年归我种了。”
“哦……”
“今年能不能不往地里打枪了啊。”
“那是日本人打的，没办法。”
“你给日本兵说说呀，都是种地的老百姓。”
“要说你自己说去，我管不了。”
切！这么跟本队长说话，什么态度嘛？！葛队长恼羞成怒，他手里正拎着个草袋，里面还装着几块剩下的粪肥饼子，趁班长不注意，就顺手扔到人家水井里去了。
回到村里，实在想不出招。感觉当“二地主”的希望即将破灭，葛二蛋气急败坏，破口大骂：姥姥！你们会打枪，我就不会啊。我也搞几枪试试，不给你点厉害，还不知道马王爷长了几只眼。
吸取上次部下不听指挥的教训，葛队长决定这回自己一个人去。
黄昏时候，又来到“休养站”附近。这黄昏行动，是葛队长早年偷鸡摸狗时总结下的经验——天黑了自己看不清、天亮了容易被发现，这黄昏最好，办完事情正好借夜幕逃跑。
找个地方趴下来，看见营房里出来一个人。原来站里面的水井被扔进大粪了，现在吃水要到几十丈外的泉眼边去舀，葛二蛋架起枪，搂头就打，“啪”的一声，打飞了。再来一枪，“咣当”，打在桶上了，挑水的伪军丢下家伙就跑。
想吃水，没门！晚上再搬来一袋粪肥，塞在泉眼里。第二天拂晓，伪军班长想出门买菜，劈啪又飞来两枪，连卖菜的贩子都吓跑了。伪班长躲在房子里骂：“葛二蛋，你狗×的缺德吧！”葛二蛋趴在外面笑。回来以后发命令：不许卖给“休养站”一根草一颗菜，谁在站外面转悠，枪子不长眼！
隔天，小鬼子进站休息，没水喝也没饭吃，一巴掌煽过去，打得伪军班长哇哇哭。
镇上派人来问葛二蛋：“是不是你在休养站捣乱。”
“不是不是，我二蛋哪有那本事，别是八路武工队吧。”
新民协进会的会长家里也有地在那一带，巴不得休养站搞不成，不但帮着葛二地主开脱，乐得看热闹，还对伪军班长说：“你惹谁不好，怎么敢断了葛二蛋的财路，犯在他手上还能有好啊？”
人家这班长是搞伙食的，最怕打仗，图的只是吃回扣搞贪污。现在没早没晚地被人打冷枪，吃不成睡不好，还找不到“凶手”，弄得这么狼狈，实在不值。于是和县长亲戚商量，一把火烧了营房，谎称被八路军袭击了，换个地方发财去。日本人也从此撤除了这个据点。
一个人驱逐了一个据点，这功劳可不小。县长连声说要嘉奖！可一转身，又听说了一件事：葛二蛋给佃户开的地租条件是对半分，少一成也不行！要知道，那时候共产党搞“二五减息”，地租最高也不许超过三七五，这葛二蛋比正宗的地主老财还要狠。
派人下去做工作，二蛋死活不肯改，说：“我这是好地，五成租子不算高。租地的全是民兵，我是民兵队长，收多收少全是民兵的。”于是县政府又开会，这回，没胡子干部说不像话，白胡子老头说可以理解，研究结果：这块地就叫“民兵互助地”，今年就算了，明年一定要把地租降下来。
区长来找葛二蛋，说：“你小子真能耐呀，搞得县领导为你开了两次会。这次区里开民兵会，你也讲讲话吧。”
会上，葛二蛋同志发言：“谁说干民兵会影响生产生活，扯！你们瞧我，凭着一杆枪，当上了二地主！”
区长气得差点没晕倒……
第二十七章
打仗的年月，路边的土地容易受祸害，所以一般农民种的都是懒庄稼，比如高粱玉米大豆之类，可葛二蛋不怕，把合作社里的种子拿出来，让民兵们种棉花。他盘算着下半年再种上一岔麦子，五五分成，一年的积蓄就够得上一份中农的家当了……心里得意极了。
心里得意，就又想起了孟喜子，有人说孟喜子的模样像极了在天津卫演《扈家庄》的旦角儿言慧珠，葛二蛋不认识言慧珠，可他知道孟喜子是个大美人。
葛二蛋惦记孟喜子已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在去年打短工的时候，就和孟三说过想娶他姐姐，小孟三拍着巴掌叫赞同，连说好喜欢好欢喜。不过，这傻小子虽然自个乐意当二蛋的小舅子，可他的表态却不管用，还得回家做工作。
孟三回家就嚷：“葛二蛋是条好汉，把咱家孟喜子给他吧。”他爹爹跳脚、他姐姐瞪眼，大家都说“呸呸呸”，孟三只好回来报告家里人太没眼光这事不好办了。葛二蛋说不急，再等等。
等了些日子，孟三回家又嚷：“葛二蛋是民兵队长了，把咱家孟喜子给他吧。”他爹爹跳脚、他姐姐瞪眼，大家都说“呸呸呸”，孟三只好又回来报告家里人太没眼光这事不好办了。葛二蛋又说不急，再等等。
又等了些日子，孟三回家再嚷：“葛二蛋当上二地主了，把咱家孟喜子给他吧。”他爹爹跳脚、他姐姐瞪眼，大家都说“呸呸呸”，孟三只好再回来报告家里人太没眼光这事不好办了。葛二蛋还是说不急，再等等。
再等等，几场春雨过后，高粱玉米都拔节长高了，区里面就号召民兵开展“打冷枪运动”。
打冷枪是针对日伪“治安促进队”的。那时候，八路军经常依靠青纱帐打游击、破坏交通线，鬼子于是就恨透了路边的高杆植物。日本兵和伪军们换上便衣，领着城里“志愿参加”的汉奸财主、地痞流氓，组成“治安促进队”，扛着枪拿着镰刀，沿着公路“割青”，想把正长得半高不高的高粱玉米毁掉，他们还到村里抢东西搞破坏。共产党政府为了保护青纱帐，就号召民兵打冷枪，主要目的是要把那些个贪小便宜的尾随汉奸吓唬回去，这样，只剩下日伪部队，敌人“割青”的人手就不够了。
拔节长高的高粱玉米全是庄稼，乡下的农民无论贫富都痛恨“割青”，也就很支持民兵打冷枪。可是，下乡的“治安促进队”都有日伪军护着，民兵不敢靠近，远远地东放一枪西放一枪，打着没打着只有天知道。
有一天，村民发现了一个掉队的治安促进队员。这家伙大概是不小心踩到了泥坑里，于是跑到水沟边洗鞋子洗裤子，结果就掉队了，葛二蛋闻讯带着几个民兵赶过去的时候，他正急急忙忙赶路呢。二蛋让大家趴好，说“我喊开火就一起打”。
那家伙一路小跑过来，看见路边“埋伏”着的民兵了，就站住不敢动，葛队长于是命令“开火！”结果，就他一个人扣了扳机，其他人都没反应。
伪治安促进队员一个跟头栽倒在地，民兵们都盯着看，紧张地说：“二蛋二蛋，你打死人了哟……”葛二蛋心里也有点发怵，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过了一会才壮起胆子走到尸体边。这家伙看上去是个小财主，戴着青缎子小帽，穿着洋斜布褂子，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把铁公鸡（只能装一颗子弹的手枪，也叫“独角龙”）和一块仿绸手帕——鹅黄色的底子，上面绣了白色的牡丹花。汉奸的镰刀和其他一些鸡零狗碎的东西被其他民兵瓜分了，孟三拎着双湿淋淋的硬梆子布鞋也很满意。大伙横着肩膀回村，好像打了大胜仗的样子。
回去就死气白咧地找孟喜子，想把仿绸手帕送给她，没想到人家大姑娘往地上一丢，说“死人的东西我才不要”。不要就不要，葛二蛋转身就把“铁公鸡”卖给了村里的地主，换了二十块大洋，改天进城买胭脂花粉去！
当面打死了一个汉奸，胆子顿时练大了，再遇到“治安促进队”，也敢凑近一点开枪。
不仅如此，民兵晚上还摸到敌人住宿的地方，瞄着外面站岗的打。有时候放哨的不出来，葛二蛋就想办法，抓上十几个癞蛤蟆，朝肚子里塞辣椒胡椒什么的，然后丢到寨子外的壕沟里。蛤蟆们满肚皮的不合适，于是一个劲的叽嘎怪叫，里面的人弄不清怎么回事就出来查看，立刻挨了冷枪。搞了几次之后，晚上你即使是在外面敲锣打鼓，“治安促进队”的人也不敢出来了，士气大为低落。
晚上打了白天也打。有一天，治安促进队在公路边割青，葛二蛋让孟三偷来他姐姐的衣服穿上，再戴上花头巾装女人，花枝招展地在远处的庄稼地里瞎晃悠。一个傻小子看见了，“花姑娘啊”，兴高采烈地追过来，被葛二蛋一枪撂在道沟里了。缴获一杆三八枪，再一搜，有钱包、手表，还有个绣着日本字的布垫子，原来是个鬼子兵呀！
不过这“美人计”只用了一回。孟三回家就让他爹给胖揍了一顿，他姐姐也怪葛二蛋出馊主意作践她，弄得葛二蛋好久没敢再登孟家的门。
过了一阵，青纱帐长高了，敌人也就不敢再割青。葛二蛋被县里评为“冷枪模范”，被派到路西根据地去交流学习。开会的时候，人家讲政治葛同志不爱听，讲造地雷的方法他又说：“我们那里没有硝，学这玩意没有用，到县里领几个就行了。”于是自己就上街闲逛，发现这里的人都穿得破破烂烂的，集市上布匹的价格也贵得吓人，问了以后才知道，原来豫西和晋南这边不产棉。葛二蛋顿时有主意了。
山东曹县是华北棉花的重要产地，葛二蛋回去以后就通知有民兵的各户人家出布匹、凑份子，由他带着几个光棍运到路西去卖。那时候搞这种买卖可不容易，从曹县到晋南要过延津、汲县敌占区，还要越铁路、渡卫河，穿越层层封锁线，最后再从林县翻山进入山西。饶是葛二蛋去过一趟根据地，知道怎么走，这一路也是凶险万分。
走第一趟还不行，过卫河死了一个又被抓了一个，后来就摸到门道了。葛二蛋自己有个“模范民兵”的招牌，把奖状揣着，走到哪里都先找当地民兵骨干帮忙，再打着“给根据地送物资”的旗号，事情就容易多了。先把布匹卖到太岳根据地，那边很欢迎，再买些铁制农具运回来（当时山东这里的铁器被日本人搜刮得很厉害，农具价格高）。一来二去，武装贩运的买卖越做越大，到后来葛队长自己都不用去了，由村里民兵雇着脚夫挑夫上路，业务都熟练得很。
周边村子原本只有三台织机，一年下来扩增为三十七台。葛队长封孟喜子为织布组长，这小妮子每天到各村视察，看见家家户户纺车、织机忙个不停，一片繁忙的生产景象，心里十分得意。
年终结算，民兵的收入大增长，葛二蛋本人运输收益一万多块（边币），当个富农都有余！村里人看见当民兵就能参加分红，都纷纷求人情说好话要求入伙，甚至连外乡的民兵都有“倒戈”过来的，葛队长更是拽极了。
1945年春节一过，葛二蛋成亲了，新娘当然就是大美人孟喜子。
他结个婚也特别，派民兵轮班出去放哨，自己在家陪上级领导和各界代表看大戏，柳子戏、四评调，一出接一出。乡亲们好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都开心得很。有人担心这样不安全，葛队长说：“扯！我葛某成亲，谁敢来添不痛快？”
有个唱大鼓书的，现编新词把葛二蛋吹捧得天花乱坠。葛二蛋乐坏了，连听三天也不够，把唱大鼓累得差点没趴下，连说：“葛司令的钱真是不好赚。”
民兵葛二蛋，现在可阔气了。当新郎官，头戴栗色的呢子礼帽，身穿羊皮毛的大袄；皮袄外面再套黑蓝色暗花纹绸布大褂，高领子、大斜襟，上钉九个布扣子；大褂外头再套褐色短马褂，马褂也用绸缎料，还是双层的对襟子；下身是狗皮裤，舒筋活血；脚套棉线袜子，足踏长筒兔子毛毡鞋，鞋子的后面钉上掌子，前面缝上个大包头，百般的结实耐用。如果能找到副水晶墨镜戴上，这份打扮，走到济南府大街上也不丢人。
他媳妇孟喜子也不简单。拆了辫子梳起盘头，用丝网子罩住，再把各式簪子、钗子插在头发上，九凤针、七凤针，做成各样花朵。耳朵、脖子、手腕、手指头，满是些金的、玉的、银的宝贝，还要戴上些小铃铛。远看像朵牡丹开放，走起路来叮当乱响。
第二十八章
唱大鼓书的称葛二蛋为“葛司令”，他也乐于接受。因为葛队长也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别的队长只能管基干民兵，而他是男女老少、战斗生产、经济外交，样样都管，而且自成体系。
先说民兵。1944年，随着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共产党提出民兵要普及化（扩大民兵基层组织和民兵数量）、素质化（注重民兵出身成分，提高觉悟）、多样化（能战斗、能支前、能生产）。对此，葛队长当然欢迎（他是雇农出身嘛），并根据自己的理解贯彻执行。
上级规定：“年十六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男子应登记当民兵。”到葛二蛋这里就改成了：年纪小的无所谓，四十七岁以上都免谈。为啥？因为葛队长他爹今年四十八，你总不好意思让儿子指挥爹吧，所以，比葛老爷子年岁大的人就别来了。
年纪小点倒没关系，葛队长有事情派给他们做。除了参加站岗放哨，还可以跟着老民兵砍柴割草种蔬菜。那时候有些小户人家为躲避战乱，跑到外地去了，土地就撂下。这些地七零八散、不多不少的，荒了太可惜、想租一时又找不到地主，葛二蛋就发动民兵都种上蔬菜，地主回来了由他说话。为此，葛队长张贴了第一个告示（由他的助手秀松同志起草），命令：“各位务须耕耘在前，倘有自由抛荒，察觉难免责罚。”这告示写得有学问，无论共产党政府或是日伪政权地主老财坏分子，谁看了都找不出毛病来。
砍柴割草种蔬菜，这事老的小的都能干，一年下来，民兵砍柴草八万多斤、种蔬菜十多万斤。葛二蛋派人经营，既卖给八路军也卖给伪军，得来的钱全部分红给三十六岁以上、十六岁以下的老少民兵。区里面批评他违犯了边区的经济政策，他却说：“扯！这是老人孩子的辛苦钱，和政策没啥关系。”这么一来，大一点的孩子全进了民兵，儿童团就散伙了。
原先，女民兵的事情由区妇救会领导，工作开展得还不错，但她们只吸收大足和半大足的妇女，拒绝小脚女人参加。没想到，葛二蛋搞了个“织布组”，委派孟喜子担任组长，只看手上能不能干活，不管脚是什么模样，这样一来，凡是有脚的女人们就都跑到织布组去了。孟喜子顿时人多势众，从小姑娘到老太太全听她的，而她又只听葛二蛋的。弄得妇救会要办什么事，还得请二蛋哥哥先点头，真是气得要命。
上级要求民兵实现多样化，能战斗、能支前、能生产，葛二蛋觉得办不到。“扯！样样精通、样样稀松”，于是就决定把民兵分组。
先成立“快枪组”，把所有的好枪集中起来，由枪法好的民兵使用。有人不同意了，说枪杆子应该掌握在贫雇农手里，这是民兵素质化的原则。葛二蛋哈哈一乐：“扯了，杨大迷糊是雇农，把枪交给他，哪头朝前都分不清，行吗？”名单列出来，头一位，当快枪组组长的秀松就是富农，可是，秀松他哥哥、妹妹都是共产党干部，他本人不仅枪打得最好，还是葛二蛋前任的民兵组长。区干部想了想也就没反对。
没得到好枪的青壮年全进了“做事组”，跑运输、支前、搞抢种抢收……除了不用参加站岗放哨，啥事都做。有人偷懒？别急，有“棒子组”呢。
扛棒子的都是四十多岁的老民兵，组长是孟喜子他爹。这“棒子组”平时的主要任务是管理地道。
抗战的时候，曹县这里也挖地道，但这地道不能打仗，只能用来隐蔽和撤退。地道修得很长，从村里的家家户户通往村外野地的十几个出口。老百姓从炕头一钻，就能跑到道沟里；从庄稼地里一猫腰，又能从邻村的院墙边出来，到处跑。
刚开始，老百姓图省事，地道挖得既矮又窄，还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搁在地道里，一遇到情况，更是把家当几乎全搬进来。猪、鸡、农具、炕柜、纺车，堵得是水泄不通，连路都走不动。最可气的就是民兵事先统计有多少粮食要往地道里藏，家家户户都往少里报，结果紧急时候要抢藏了，却又发现多得没时间运。
区政府号召改造地道，不仅扩大空间，还修了水窖、粮食窖、杂物间、通气口，不允许把柴草之类的东西带进来。可群众以往都把地道当做个公共地方，很不自觉，这就需要有人监督管理。
“棒子组”的老民兵都是一家之主，检查别人够严格，可如果自己家被发现什么缺点也丢脸，所以都很认真。打下的粮食早早藏进了地道，遇到情况，家家也都有个明白人，知道该怎么样不该怎么样。
棒子民兵办事认真，葛二蛋就凡事高抬老民兵几句，依靠“棒子”进行管理。有一回，他想在村外的几条道沟之间挖地道，这样野外游击时更能够隐蔽机动。就先对老民兵说：“对不住了，要请你们多照看几条地道。”老人们很高兴：“你们小伙子流血流汗，只要能保安全，我们多费点心思不算啥。”
可这挖地道的活是要让“办事组”去干的，宣布的时候，有个愣小子犯懒，刚嘀咕了几句，葛队长的脸就拉下了。看见队长脸色不对，几根棒子立刻就抡了上去。站在旁边的村长连忙制止：“不行不行，怎么能打人呢？”葛二蛋笑笑：“没啥，你看，揍他的都是他爷爷辈的。”村长突然想起自己的辈分也不高，就不敢再吭声了。
葛二蛋越来越霸道，惹得区干部到县里面告状，说葛二蛋总犯错误，不能当骨干了，要撤了他。没胡子的县领导说：“不对不对，葛二蛋战斗勇敢，成绩显著，当民兵骨干完全合格啊。”白胡子县领导说：“不急不急，葛二蛋的错误是否严重，要先问问群众，要讲民主。”
于是到各村调查，老百姓们都说：“葛二蛋好样的呀，葛二蛋领导得好！……”县领导哈哈笑，区干部无可奈何，葛队长也就安然无恙了。
葛二蛋觉得这“民主”救了他一把，真是好东西，就拉着区长问：“啥是民主？”
“民主，就是凡是要先问问大家，征求大伙意见，按大多数的办。”
“噢，有道理，有道理，这个办法好。”
“哼，好是好，可党中央也说了，反对绝对民主。”
“那啥是反对绝对民主？”
“就是也不能全听群众的，原则的问题还是干部说了算，重要的事情按干部的意见决定。”
“啊，有道理，有道理，这个办法更好。”
塔湾这里是游击区，所以也免不了日伪方面的征税，对于这些税收，村里采取的是一瞒、二拖、三藏的办法，很少硬抗。镇上的伪政权一般也只是叫得凶，到最后敷衍一点粮食也就是了。毕竟这村子周围有不少地是镇上财主家的，把农民惹急了他们也捞不着什么好。这应付伪政府的事情都是由村长去干，葛二蛋很少过问。
其实，镇上的人对葛二蛋是不是真的“自警队长”或者是不是民兵并不感兴趣，他们倒清楚葛二蛋是搞走私的，因为都知道他卖农具，货色明显和当地的不一样。只是，从来就没有人过问，兵荒马乱的，谁也不愿意找这不痛快。
可偏偏就有人不识相。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伙人，领头的是个税捐稽征处的录事，他大模大样地训了一通话，说什么牙税、牲畜税、屠宰税，还讲什么“督征旧欠”、“积赋并征”，反正是要钱。村长说实在没钱呀……那个录事就喊人搜村子，没找着粮食，发现两头没来得及藏好的牛，就牵走了，村里人说尽好话也拦不住。
葛二蛋在边上对伪军保安队长说：“李大哥，真把牛拉走了，可要出事的。”保安队长咧着嘴笑：“葛二哥，我知道，要出事。”
稽征队出了村，葛二蛋带着“快枪组”也出去了，先到路边埋伏好，等了好久，看见那伙人过来了，稽征处的人走前头，保安队牵着牛、驮着一些不知道从哪里抢来的东西走在后头。
队伍到了跟前，排子枪响了，伪军保安队立刻跑得没了影。稽征处的人当场打死了一个，其他四个全被抓了。
把俘虏和追回的财物带回村里。东西好办，可人咋处理呢？想了一会，葛二蛋有主意了。
召开群众大会，四个坏蛋跪在前面，葛队长先揪起那个录事，问大家：“乡亲们，这家伙到咱们村里来祸害人，还抢牛！大家说，是砍了还是放了？”
“砍了！”
“好的，来人！”于是立刻拖出去砍了。
再揪起一个已经完全吓傻了的，问：“这家伙到咱们村里来祸害人，还抢牛！是砍了还是放了？”
“砍了……放了。”由于已经看到血淋淋的场面，有些人心软了。
“还是喊砍的人多，好的，砍了。来人！”于是又砍了。
第三个已经瘫了，揪起来再问大家：“这家伙到咱们村里来祸害人，还抢牛！是砍了还是放了？”
“……放了吧。”老百姓终究是善良的。
“好的，民主，放了。”虽然放了，可这小子已经走不动路了，只好架出去。
第四个顿时觉得自己运气来了，满脸鼻涕眼泪地望着大家。葛二蛋揪着他问：“这家伙到咱们村里来祸害人，还抢牛！是砍了还是放了？”
“放了吧，放了吧。”
“好的……哦，也不能太民主，这回该听我的了。来人！把这家伙拉下去打五十军棍。”
可怜的家伙，不知道应该喊幸运还是该喊倒霉，反正也是被打得走不动路，抬了出去。
区长听说这事，说：“怎么能这样，既不查清罪行又不请示，乱杀人乱放人。”
葛二蛋不以为然：“我又民主了，又反对绝对民主了，难道还有错了不成？”
区长县长哭笑不得。
不过，税捐稽征处的人是再也不敢到塔湾来了，都知道这里有个二百五活阎王，简直吓死人了。
眼看要到麦收了，村里接到了两张缴纳粮款的告示，一份是冀鲁豫第十公署的专员张耀汉签的，另一份是伪曹州道的道尹朱经古签的。村长照着念了一遍，葛二蛋把朱经古扔一边去，开始琢磨张耀汉的条子。
1944年以后，天公作美，华北粮食收成逐年看好，军粮收购也就不太困难。共产党政府为了减轻根据地边缘地区的运输压力，允许一些地方用货币或者其他军需品抵充公粮，棉花布匹、铜片子弹壳都可以，如果是弹药就更好了，一枚迫击炮弹能够顶一千二百斤小米呢。葛二蛋和秀松算了半天帐，觉得还是交弹药最合算，可这些玩意上哪儿去弄呢？
隔天下午，有村民回来说，二十多里外的公路上，停着一辆拉军火的马车，马匹被路沟崴断了腿，只有几个伪军守着。葛二蛋一听来劲了，招呼快枪组就往那地方奔。
到了跟前一看，可不是，三个伪军正在马车上打盹，车边上摆着好些个弹药箱子。秀松提议是不是等天色晚点再打，二蛋说：“不行，你没看见他们正等人呢，再晚点就没戏了。”
于是就开打。一排枪过去，一个家伙栽倒了，另两个抱头滚到了路边，民兵们兴奋地从高粱地里冲出来，嗷嗷叫着往前跑。突然，公路两头都打向他们打枪，当场就有一人被击中头部牺牲了，还有俩人受伤倒地，大家被打蒙了，左右一瞧才发现，坏了！敌人在前后都放了警戒策应，民兵没经验，根本没注意到。
队伍呼啦一下就溃散了。葛二蛋和秀松喊住孟三，三个人拼命把伤亡者拽下来，钻进青纱帐里开溜。走到半路，肚子上中枪的民兵就死了（大腿受伤的那位，日后也成了个瘸子）。这下可麻烦了。
回到村里，死者的家属哭着喊着找葛二蛋赔人。还有几个老太太抱着儿子的枪还回来，说是他们家孩子要退伙了，再跟着葛二蛋瞎整，早晚会送命。葛队长垂头丧气地说：“我这也是为了让大家少交点粮食么……”
区干部到村里来给群众做思想工作、发抚恤金。他们在肯定了葛二蛋斗争意志的同时，也批评他“盲动”的失误，并且指出：民兵队胜利时一哄而上，失利时一哄而散，说明平时思想教育不够、军事训练不够，需要改正领导作风。从此以后，葛队长的“高参”秀松同志改任副队长，什么“师爷”、“先锋官”、“护兵”之类的职务也统统取消了。
葛二蛋受了挫折，可并不灰心。过了两天，他又到镇上去找保安队长做生意。
保安队的李队长住在孟二财主家，葛二蛋熟门熟路。这孟二财主和孟喜子娘家是本家，算起来也是葛二蛋的亲戚。二财主在镇上开染房开商号，买卖做得挺红火，他哥孟大财主在村里有三百多亩地，葛二蛋就是大财主的“二地主”。
葛二蛋和保安队长关系不错，以前就曾经用蔬菜和猪肉同他换过三十发手枪子弹。这会，俩人在一起喝酒，葛二蛋又提出买子弹的事。李队长龇着牙笑：“卖子弹给你干啥？还拿来打我啊。”
“哪能呢，哪能呢。李大哥，咱俩好兄弟，亲热都来不及，打谁也不能打你呀。”
保安队长就接过清单来看。这是葛二蛋让秀松写的，他说不能光给钱，要不然李队长觉得咱们是个财主，肯定得敲竹杠。先开个清单，伪币、光洋、粮食、蔬菜，什么都列上，再写上一头猪、两只羊、几只鸡，好像把家底掏空了似的，这就好说多了。
李队长指着清单说：“这里面有些东西你得先送来。”
“为啥？”
“过些天我们要去你那里清乡收粮，白拿走的东西可算不了账。”
“不能不去我们村吗？”
“不行，这回曹州道派人下来，到你们那里督征旧欠，收粮队是一定要去的。”
葛二蛋怒了，抓过清单就往外走：“姓李的，子弹买不买再说，先告诉你，要是敢去咱们村抢粮食，我非打你不可！”
“自警队敢打我保安队？你不要命了。”
“扯！粮食就是我们的命！”
第二十九章
回到村里就把男女老少召集起来，开始搞坚壁清野，抢收、抢打、抢藏。快枪组带上武器，轮班警戒，民兵和村民们天不亮就下地，白天抢割、夜晚打场，把粮食都藏到地道里去。周围的几个村子也都照着样子学。
果然，过了两天，镇上转来了日伪粮库的命令（菏泽曹州道的粮食仓库分设在曹县、濮县、成武、定陶），要求村里三天内缴纳麦子六十担，筹款三万元，“违者严加惩办”。
葛二蛋到区政府领了七八个地雷，他对区长说：“反正这回我是要跟鬼子抢粮队拼了，帮不帮忙就随便你了。”区长连忙报告到县里，县长说：“民兵同志斗争意志坚决，我们一定要支持，到时候派县大队去支援他们！”
粮食陆续收藏起来，葛二蛋却还有些不放心：这鬼子抢不到东西，会不会烧我们的房子呀？于是，又指挥“棒子组”把麦秸、柴草都运到村外，再把房上的木梁、木掾都糊上了泥土。这次村里人十分心齐，全都听从葛队长的安排。
缴粮期限一过，三百多伪军携带着几十挂马车下乡来了，这时候，民兵们早已经做好了准备。
周边的三个村子都实行了民兵联防，各村划定警戒范围，设置瞭望哨，规定了联络信号。一旦发现敌人，夜晚升灯、白天鸣钟。大家得到消息后按照统一方案行动，“一村退、二村顶、三村打”。也就是：首先遇到的敌人的村子先撤退，民兵组织着群众拿上贵重物品（粮食大多早已经藏好），赶紧往地道里躲。这叫“一村退”；另外两个村的民兵加强警戒、迟滞敌人，指挥村里群众把所有吃的、喝的和值钱的东西都藏起来，甚至把井上的辘轳都拆走，不让敌人喝水，再在村里埋上地雷，让敌人呆不住。这叫“二村顶”；等群众都藏好了，部分民兵在地道里维护秩序。各处快枪组的人都集中起来，绕到村外打冷枪、打马车队、打落单的，把进村的敌人再引出来。这叫“三村打”。
当初县武委会的主任来指导工作，教育民兵开展地道战、地雷战，葛二蛋有的听从了有的却没照办。比如地雷，一开始也在路上埋了几颗，可结果是还没炸着敌人，反而弄得大人不敢出门、小孩不敢放羊，群众下地干活都要来找民兵问情况，整天战战兢兢的。葛队长觉得这样搞没意思，就不干了。
挖地道时，葛二蛋也不主张在村里打仗。因为地道若要设枪眼，就必须挖得浅，还得修假墙、损房子，既费事又危险。把枪眼设在碾盘下？上面碾子一走下面地道就掉土，随时都可能垮了，实在不牢靠。并且葛队长还觉得在村里打仗“不吉利”，他宁愿到村外面去打。因此，村里的地道都挖得挺深，直通村外，主要是用来藏人藏东西和跑路，敌人在上面刨不出地道，即使发现了洞口也不敢下来。
收粮队到塔湾村的时候，快枪组已经埋伏在村外。路边上有相隔十来米的两个坟头，葛二蛋和秀松躲在后面放冷枪。秀松一枪打倒了一个，立刻猫腰转身跑了，二蛋开枪却没打着，他觉得没面子，于是接二连三地再搞几枪，结果就被伪军发现了。敌人很快就围了上来，远处的民兵们都急了，纷纷开枪掩护他，葛二蛋这才往回跑，跳到道沟里以后还探出头来大骂保安队（道沟下面有地道）。那个李队长骑着马哈哈笑：“这狗×的葛二蛋，还真的要打我呢。”
秀松埋怨葛二蛋撤退晚了，太危险，二蛋一边在地道里爬，一边满不在乎地嘎嘎直乐：“扯！能打死我的人还没生出来。”
收粮队进村了，看见房内无人、囤内无粮、院内无鸡、圈内无猪、栏内无牛……连件衣服被褥都找不到。他们断定粮食和物品是被藏起来了，就用刺刀和几把破撅头到处乱刨，折腾了一阵却又把地雷给弄响了，轰！轰！轰！被炸得直叫唤。
村里的伪军被炸得哭，村子外面也热闹。民兵们又打枪、又敲锣打鼓，还使劲喊：“打呀！别让兔崽子们给跑了啊。”枪声、杀声和咚咚锵锵的锣鼓声把拉车的马惊乱了套，汉奸们也吓得心慌意乱，一心想撤退了。
敌人跑到村口，看见了外面的麦秸堆，就过去乱翻，结果翻响了几颗手榴弹，正在慌乱间，野地里突然飞来一排枪，当场打倒了两个。保安队李队长骑马出来看情况，又踩着一颗雷，被炸掉两个马蹄子，他摔得鼻青脸肿，爬起来冲着“催粮官”直嚷：“撤退了吧！葛二蛋这小子太邪门了。”
的确，伪军们不撤也不行了，因为八路军县大队赶来了。
县大队来了近二百人，痛击了在外面找牛的一群伪军（老百姓的大牲口进不了地道，只能藏在野外窑洞或青纱帐里），当场击毙十个、俘虏了三十多个。村里的抢粮队得知情况，连忙撤退。
葛二蛋躲在离路边不远的“掩体”里。先前民兵在野外道沟之间挖地道时，一不小心就把顶上弄塌了，因此在这里形成一个小“旱井”，大家怕孩子或牲口不留神掉到“井”里，就在边上垒了圈石头。这会儿，葛二蛋和孟三这时就趴在“井沿”边，隔着石围子往外张望。
马路上的抢粮队正在往回撤，有走路的也有坐车的。保安队李队长蹲在马车上，连声喊着快走快走，一副猴急的模样。另一辆马车上坐着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穿着便衣挎着包，这俩人好像很不愿意撤退，一个劲地嚷：“弟兄们别走呀！那只是些刁民土包子，跟他们打啊。”
孟三说：“这家伙坏，二蛋哥，打他。”
“好！”
葛二蛋瞄准射击，“啪”的一枪正中眉心，那瘦子应声手一扬就从马车上栽了下来。路上的伪军顿时更加慌乱了，葛二蛋和孟三也赶快跳到“井”底，顺着地道转移。
孟三的心里实在佩服葛队长：“二蛋哥，你这一枪简直神了，打得可真准。”
“扯！我瞄的是那胖子，怎么打到了瘦子头上？”
“…………”
爬出地道，从道沟里探头望。只见伪军们都跑光了，路上只有那瘦子还躺着，两个民兵就跑过去翻他的包，发现这家伙还是个“总催”。
那时候，无论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或是日伪政府，谁也弄不清农村有多少人、多少地，收税征粮都是凭估计。上面定一个基数，然后交给承办人去办，多收的部分就作为雇差的兵饷和管事者的回扣。
这征粮的粮长叫“总催”，收税的钱长叫“总兑”，一般都是有点能耐的财主，他们承办这事，弄好了能发财，可收得不好也会亏本。本来到游击区收税征粮是件挺麻烦的事情，可由于鬼子把这里的基数定得很低，“利润”空间大，有些想钱想疯了的家伙也就愿意来试一试。比如这位“总催”，就把小命丢在这儿了。
葛二蛋从“总催”的挎包里翻出笔墨账本以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居然还找到一个东洋罐头，上面有个“菜”字还有个“仙”字，乖乖不得了，拣到宝贝了。
兴高采烈拿回去，让家里人尝尝鲜。打开罐头一瞧，里面装的是竹笋子，试着吃一口，呸！什么菜仙，一股怪味。
孟喜子恍然大悟：“难怪日本人要到咱们这里来抢粮食，原来他们国的东西真是难吃。”
日本国的东西难吃，日本国发动的战争也支撑不下去了。1945年8 月，日本鬼子投降，八路军大反攻，占领了曹县县城，过去在城里当汉奸的财主们吓得到处躲，有的就跑回了乡下。
跑回乡下也不行，共产党组织群众开展“反奸清算”运动，先清算汉奸罪行，再清算汉奸财产。新民会的那个会长被枪毙，土地也被分了。不仅如此，以前在本地、外地当过汉奸的，甚至一些跑到外地去不知干了些什么的人，全部进行了清算，土地和房产都分配给了贫雇农。穷人们十分高兴。中农和富农在这次运动中没得到什么，大多持观望态度，地主们则十分紧张，生怕把火引到了自己头上。
葛二蛋当然是这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虽然名义上是个“二地主”，可自己却实实在在没有一分地。这回分到了八亩六分地，开心极了，乐得天天到地里走几趟，觉得共产党对穷苦人真正是好。
过了没多久，国民党来了，还有许多过去逃往外地的地主也回来了。他们不同意共产党的政策，不承认“反奸清算”的结果，于是就联合汉奸家属和反革命分子成立什么“复仇队”、“难民还乡团”，叫嚷着要“把天变回来”。共产党和民兵队伍当然就要和他们作斗争，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到1946年，曹县这里虽然叫新解放区，实际上还是国共双方的拉锯地带，山东的伪军和地方势力也是今天服从共产党、明天又投靠国民党的，摇摆不定。于是八路军就打伪顽，出征解放巨野、嘉祥和济宁，并要求民兵积极支前。
这次支前和以往不同，一是距离远，战场在二百多里地以外；二是时间长，前后要近两个月时间。所以，参加支前的民兵要重新组织，要训练。
部队行动强调协同一致，可庄稼汉哪里懂什么协同，各人有各人的习惯。有的人晚上非要靠墙睡，铺位安排在中间他就宁愿一直坐着；还有的人睡觉磨牙打呼说梦话，其他人就不耐烦，最后竟打起来；行进的时候有的人猛跑一阵再歇一阵，有的人慢悠悠地晃着；发烟卷的时候，会抽烟的人要，不吸烟的人也抢，乱成了一团；等听见了枪炮声，装病、掉队、偷跑回家的，更是屡见不鲜。这就需要训练，需要有经验的人压阵。
葛二蛋搞过长途武装贩运，有经验，因此就当上了民兵“野战队长”（每个区两个队，全县两个大队，轮班支前）。手下有三个分队，每个分队三个班，每个班三个组，每个组五个人。每个小组一杆枪，人手一根粗木棒子，运物资、抬伤员、押送俘虏，样样都能干。
葛队长一般是不干活的，他的工作是指挥。监督着民兵不逛集市、不起哄打架、不拣洋落、不买便宜东西；每天晚上检查洗脚，每天早晨叫起集合。民兵大多没走过远路，休息的时候叫他们洗脚，都不愿意，葛二蛋就拎着棍子，挨个检查；早晨有些人赖床，照旧拎着棍子敲，这边起来了那边的又倒下去，葛二蛋急了，在一个懒家伙耳朵边放了一枪，那小伙睁眼一看，黑洞洞的枪口就在面前，立刻吓得尿了炕。
不过葛队长也有干活勤快的时候。上级派他们去修桥，把一座窄木桥改建成能过人、牲畜和车辆的大桥，原本两天就能干完的工作，弄了四天还没结束。不过木桥建得确实结实漂亮，本来应下一根桩的下了两根、应铺一排料的铺了两排，还在两侧装上了木栏杆。别说过牲畜车辆，估计过坦克都没问题。葛队长住在桥头的一户人家里，屋里屋外地两头忙，不仅修桥，还安排民兵给别人家割草打柴、修锅灶、起猪圈、推碾子、扫院子、担水、起粪、编筐、编席……他本人还亲自动手，做了一个锅盖、两根扁担、四条板凳。简直是除了不会治病，别的全包了。
县干部觉得很奇怪，跑到他住的地方去看一看，才发现那户人家里有个漂亮大姑娘，正眼热热地想跟着葛队长走呢。县长闻讯吓坏了，急忙命令葛二蛋的队伍撤退。
第三十章
忙了两个月，支前的任务完成了。回来经过镇上，葛二蛋遇到了孟二财主，二财主请葛二蛋喝酒，还告诉他：孟大财主有几十亩地想转让给葛二蛋，价格低得几乎就是半卖半送。二蛋一听乐坏了，心说天下的好事怎么都让我碰上了。于是就喝醉了，在镇上歇了一夜。
第二天回村，在路口见到孟大财主正坐在地上等他，手上腿上全是伤。葛二蛋连忙背起老财主，问是怎么回事，老财主说：“他们说我是汉奸。”
“胡说，你藏粮食和我们一起，钻地道和我们一起，又没出去做过事，怎么能成了汉奸？”
进到村里，葛二蛋背着老财主往他家里送，一路嚷着：“孟大财主是我老东家，谁再敢欺负他，小心我葛二蛋的厉害。”
孟大财主老泪纵横，连说：“义士，义士啊……”
回到家，区长已经在屋里等着了，见面就说：“你葛二蛋真的要当地主的义仆吗？你要当反革命，我们就镇压你。”
“怎么回事？孟大财主不是汉奸呀。”
于是区长就给葛二蛋讲形势。
就在民兵支前的这段时间，解放区为进一步发动群众，调动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在“反奸清算”的基础上，深入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这次“减租减息”是按照1945年下半年制定的租息标准实施的，但更关键的是，清算时间并不限于1945年，而是往前倒推八年，从37年抗战开始算起。这么一来，农村地主就基本上破产了。
贫雇农是最大利益获得者，八年来多交的租、息，外带这笔“欠债”的利息算在一起，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中农也能够得益，因为他们以往也租种地主的土地，所以十分支持这个运动；富农的土地以自耕为主，被清算的量不大，损失也不大；反而是土地越多的“欠账”越多，像孟大财主这样地多人少的地主，算下来就欠了全村的债。
村里人一开始也不明白人家大财主怎么会欠自己的债，等干部们解释清楚了，才知道八年的租子、利息都是多交了，是受剥削了，当然得要回来！地主没那么多粮食还账怎么办？不许拖欠，用土地偿还。土地的价格是政府定的，平推下来，差不多正好能把地主的土地分光。
运动一开始，有的地主跑了，有的地主顶不住就把地契交了出来。可孟大财主，这个全村最大的地主却是性格死倔，一个人留在家里硬扛，就是不肯把地契交出来。区里组织了几次控诉大会，把大家的火气引上来了，就把老财主吊起来打，逼他交出财产。
就在这当口，葛二蛋回来了。村里人听说他买了孟大财主几十亩地，都有些害怕这个厉害角色，于是今天就不敢再吊打老财主了。区长正是闻讯赶来给群众撑腰的。
“我明天还要组织斗争会，你作为民兵队长，必须在场表明态度。”
“区长，这太狠了吧。”葛二蛋有些不忍。
“不放手发动群众，就不能粉碎国民党对解放区的进攻。地主压迫农民几千年，其手段何等毒辣，农民大翻身，出出气还不应该？反奸清算斗争，要转到减租减息斗争上来，斗争的目标就是整个地主阶级——这可是中央指示的。”
葛二蛋没话说了。区长走了以后，秀松和孟喜子都劝二蛋这回可不能胡来了，全村的大部分人都和几个地主干上了，非分了他们的财产不可。你小子要是帮孟大财主，可就是犯了众怒了。
“那孟二财主比他哥还有钱，咋就活得那么滋润？”
孟二财主不同，他是买卖人。起先，政府也是号召雇工找老板算工钱的，可商人们一看生意要亏本，就都关门逃跑了。搞得镇上、县城里的商店、饭馆、作坊、集市全部关张，商业停顿，有钱都没地方用去。政府一看这样不行，就决定保护资本家，不斗争他们了。
葛二蛋想了一夜，想通了。
第二天，区长组织开斗争会，又把孟大财主给吊了起来。老财主望着台上的葛二蛋喊：“二蛋！我以往待你不薄……”
所有人都看着葛二蛋，他必须表态了。
“我葛二蛋也是穷苦人出身，现在翻身了，更不能忘了本。如今减租减息，穷人要向地主讨还公道。孟大财主，你赶快把地契交出来吧。”
台上台下的人们都鼓掌，掌声中，只有孟大财主还在嚎叫：“不交！祖宗的产业！就是不交……”
老财主不交地契，葛二蛋有办法，毕竟他当过他家的二地主，知道他的情况。他让民兵把孟大财主家的厨子和老妈子捆来，吓唬一通，那俩人看葛二蛋不跟老财主站一边了，也就没了主张，带着民兵去把一个大坛子挖了出来。
地契烧掉了。孟大财主哭喊了一夜“对不起祖宗”，上吊死了。
1947年，减租减息运动发展成为土地改革，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正在广大农村兴起。这一年初，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葛二蛋依然带领着民兵支前，带领民兵打游击，还组织民兵干农活。
国民党“复仇团”、“还乡团”，跟随着整编第五军一路烧杀过来，其残忍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日本人。林泉庄有七十五户全家被杀；小朱洞村仅三十户人家，除了三户地主，二十七户被杀绝；滕县一天被活埋三百多人，蒙阴三天被杀一千二百人……秀松他们劝葛二蛋回家干活时小心点，要不然，干脆参军去算了，可葛二蛋舍不得老婆和土地，大大咧咧地还是那句话：“扯！能打死我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4 月的一天，民兵队长葛二蛋被黑枪打死在自家麦子地里，发现他的时候，身上的血已经干了。
解放后证实，葛二蛋是被孟二财主雇佣的枪手偷袭而牺牲的，当时，他正想给自家的麦子地上粪肥。
葛二蛋死后，孟喜子改嫁给一个商人，离开家乡，以后不知所终。
讲故事的时候，曾经有朋友希望我给二蛋同志一个比较壮烈的牺牲场面，可惜我不能，这个故事最终还是成了一个略带喜剧色彩的悲剧，因为这就是“另类民兵”葛二蛋的结局。他是一个烈士、是民兵，更是一个农民，农民倒在自己心爱的土地上，正如将军死于沙场一样，应该无憾。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在西西河的朋友瑞兄写的一段话，他说：“农民不用交地租了，都吃上白面馍馍了，家家都有吃不完的粮食了。作为农民的后代，这就是我心中的太平盛世。”当时有的朋友觉得他的标准太低了，不过马甲我倒挺同意瑞兄的感受。我觉得，在中国，只要能要让所有爱护土地的人, 都得以安详从容地守护土地和家业、并能够从土地中收获应有的幸福和尊严，那就可以算是我们的太平盛世了。
农民和土地是密不可分的。有朋友说，葛二蛋若生在红军时期的苏区，日后能成为将军；有朋友说，葛二蛋若生在上海滩，能成为黑社会；还有朋友说，葛二蛋若活到解放后能被枪毙了……这些都有可能。但我还想假设，如果葛二蛋能活在今天，或许，他也会高兴的。
第三十一章
二十年前，马甲还是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愣头青，常年在乡下转悠，没事就和少数民族朋友“拼酒”，总是弄得醉熏熏的。
有一天，马甲在岑巩（属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一家路边小店吃狗肉，照例是喝酒划拳。
这时候，店里来了一位卖野菜的苗族老头，他和店家谈成了交易，一边等着老板付钱、一边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厮闹，好像很愿意参加的样子。
老人家身形瘦小、步履蹒跚，黑黑的脸上满是皱褶，看不出有多大年纪——苗族老汉都是这样，从六十岁到一百岁似乎没有多大区别——所以刚开始，他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兴趣。可是，当店家介绍说“这位老人家参加过南昌起义”，就不能不叫人惊异万分了。
马甲们的第一个反应是：“这老头在吹牛，想骗酒喝。”但这牛皮吹得实在够大，所以让他骗一点吃喝似乎也是值得的。于是，大家就抱着随便听听的态度，把这位瘦小的苗族老人请上桌来。
几块狗肉下肚，苗老汉就开始“编聊斋”了：
想当年，南昌暴动的时候，我在二十军一师二团当兵，军长是贺龙。我们是1926年跟着欧师长编入贺龙的部队的，当时在二十军里面，我们一师是“票子兵”（金钱招募的士兵），各方面的技术比较好；二师是“绳子兵”（抓壮丁捆来的）、三师是“学生兵”，他们都不行。
暴动的当天，我们并不知情。团长只是宣布“加强戒备、不许外出”，营房值勤的力量增加了，整个班整个排的上去站岗，其他人睡觉的时候也不脱衣服，把子弹带系在身上，抱着枪打瞌睡。
战斗是半夜里打起来的。先是二师的部队进攻朱培德（江西省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的警卫团，死伤了很多人，打不进去，他们就来请我们一师增援。我们出动了一个营，任务是攻下朱培德指挥部的大门。
到那里一看，敌人在大门口摆了六挺水机枪，子弹顺着街道猛扫、就像刮风一样，根本冲不过去。
军长和师长都来了，非要拿下阵地不可。欧师长叫我们五个人六个人一组、抱着枪往前面滚。他说：“水机枪的枪口不灵活，平射还可以、朝地面打就打不准，我们滚着前进，可以避开敌人的火力。”
我滚的是第几排记不清了，反正两个连的人都在打滚，二百米长的街道滚了快一个钟头。到最后，冲锋号一吹，大家就爬起来往上冲，敌人连机枪都来不及扛，掉头就跑了。
于是，我们就占领了朱培德的指挥部。
第二天，开大会，很多人发言讲话，我们都不认识。我当时没觉悟，听不懂那些，只知道是暴动了。上面给每个人发了一根红布条子，挂在脖子上，当作识别标志。我们的步枪也换成了“三八式”，这是新式武器，扛在肩上十分神气。
开完会，我们被指派去保护长官的家属。当时从外地来了很多共产党领导，有的带着家眷，上级派我们充当临时的马弁。我跟的那位夫人姓赵，她的丈夫是个党代表（马甲我查了查资料，吓了一跳：该“夫人”应该是赵君陶，也就是赵世炎的妹妹、李硕勋的妻子、李鹏总理的亲娘）。
8 月5 日，我们奉命开拔。
共产党在南昌城里到处贴布告，宣布“通缉蒋介石”。离开了南昌，我们才发觉城外头到处是蒋介石的布告，写着“通缉贺龙”。于是就有人开始逃跑，当官的带头跑，当兵的也跟着跑，逃走的人越来越多，三天不到就跑了四五千。到后来，二十军的参谋长，还有些师长、团长什么的都跑掉了。
我也想跑，因为二十军有一年多没有发饷了，当兵的穷得连补衣服的针线都买不起，上面还命令“不许扰民”，拿老百姓的一个鸡蛋都要被枪毙，真是苦得不得了。
后来，逃跑的人多了，纪律就放松了。当官的允许我们“打土豪”——规定有一百亩以上土地的人家可以抢——实际上差不多五十亩的就抢了，当兵的穷疯了，管不了那么多。
行军的时候，我们一师二团跟在教导团（属于第三师）的后面。教导团都是学生兵，还有些女的，走不得路，一路走一路哭。我们喊：“大姐，走快些，后面敌人追来了。”她们就说：“没办法呀，老虎追来了也走不动。”
走不动就丢东西，先是丢书、丢雨伞，后来就丢衣服和被褥，到最后连子弹也丢了。他们在前面丢，我们就在后面拣，也算是发了财。
离开南昌之后，我们一师在瑞金打了一场硬仗，团长被打死了。后来在会昌又打了一仗，部队就差不多被打散了。当时，上级的命令是向广东走，说是到海边坐船去打广州，还说有外国兵舰配合我们作战，消灭蒋介石。
我没见过大海，也不知道到海边还有多远，反正就是跟着乱走。
9 月份，走到福建的长汀。有一天，听见山坳里有人在吹召集号，我就跑过去集合。一个营长问我们还走不走，大家累惨了，都说不愿意走。于是就把脖子上的红布条扯掉，到县政府把枪一缴，自己宣布暴动结束了。
过了几天，来了个国民党官员，写了张证明，给了点路费，请大家吃了一顿大鱼大肉，就打发我们回家了。
回到家乡，我找不到饭吃，别人一喊，只好又去当兵，搞来搞去还当上了连长。后来，解放军打进贵州，我们听说共产党来了，把枪一举——老子们又起义了……
听完苗老汉的故事，大家哈哈直乐。有人打趣说：“老人家，你吃亏了。当年要是再坚持一下，现在恐怕能当上中央领导。”
老头一边喝着狗肉汤，一边谦虚：“啥子领导，我不识字也没有觉悟。前几年才知道那叫做南昌起义，当时根本就搞不清暴动是为了哪样。”说着，老人又嘿嘿笑了起来：“文化革命的时候，我只交代自己当过国民党兵，后来才知道，老子还当过几天红军呢！”
众人大乐，纷纷吹捧他说：“不错不错，您老人家也将就可以算得上是位革命前辈了。”
马甲趁机问老汉：“南昌起义的时候，贵州人多不多？”
“多得很！参加暴动的二万多，起码有八九千贵州兵。当时的南昌城，走来走去，说的都是贵州话！”
很长时间里，苗族老汉的故事都让马甲觉得半信半疑。
直到后来，查阅了一些资料，我才渐渐意识到：这位老汉也许并没有吹牛，他说的话有可能是真的。
提到“黔军”，稍通军史的人都立刻会想到“双枪兵”——尽是些一手拿步枪、一手拿烟枪的家伙，听见枪声就逃跑。
很多人都是通过长征的故事知道黔军的，书上说他们是红军的手下败将，这当然没错。可是，很少有人知道，更早的时候，黔军与红军的创建有着直接的关系。
1927年8 月1 日，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主要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的二十四师，其中以二十军的人数最多、力量最强。正因为如此，二十军的军长、当时尚未入党的贺龙同志，担任了起义的“总指挥”。
从起义当天的战斗过程来看，第二十军负责进攻江西省政府、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和“进贤门”兵营，其当面之敌为五个团；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则负责攻击天主堂，当面之敌为一个团；而朱德的军官教育团只担任了警戒任务。
起义后，贺龙担任了“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团总主席”。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下辖三个军，贺龙是“总指挥兼二十军军长”，叶挺是“代理前敌总指挥兼十一军军长”，朱德是第九军的副军长（军长是韦杵）。
根据以上情况分析，说“二十军是南昌起义的头号主力”，应该没有问题。
那么，贺龙的这个“第二十军”是支什么部队呢？
二十军的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而第九军（军长是贵州省长彭汉章）是地道的黔军。
1924年，贺龙从川军那里得到一个“川黔边防军第九混成旅”的番号，随即带领着自己的湘西弟子进驻贵州的铜仁、松桃，这里是贵州苗族、侗族、布依族居住区，毗邻四川和湖南。两年时间里，贺龙的部队在这一带收编各类武装，从保安团到警备队，大小通吃，很快扩充为六个步兵团。1926年8 月，贺龙宣布率部参加北伐，并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黔军欧百川部又随即加入该师……可以说，这几年，贺龙的部队是通过兼并黔军武装发展壮大的。
1927年8 月，“第二十军”下辖三个师，共计一万二千多人。这其中有多少个贵州兵，没有确切的统计，但有个证据可以说明问题：二十军的三个师，一师师长是贺锦斋（贺龙的堂弟，1928年9 月在“湘鄂边”为掩护贺龙突围而牺牲），副师长则是欧百川，贵州松桃人，苗族；二师师长是秦光远，贵州镇远人；三师师长是周逸群，贵州铜仁人。
欧、秦、周三人都是1925年以后才结识贺龙的，彼此共事的时间并不长。按照当时地方军阀的惯例，再考虑到贺龙的起兵方式，三个贵州人能够在军中担任如此要职，只能说明黔军人数在二十军中已占据了绝对比例。
事实上，三个贵州籍师长也很对得起贺军长。离开南昌后，欧百川始终担任“前敌司令”，带领第一师的两个“贵州团”冲锋陷阵、一路打到广东汕头，一师的二、三团团长都在路上战死了。二师秦光远和三师周逸群也都冲到了海陆丰，直打到部队解体之后才各分东西。他们的表现比个别“红色骁将”还要好一些。
欧百川和秦光远都不是共产党人，起义失败后，他俩经贺龙同意，单身离开军队回到贵州，后在黔军中继续担任军职。秦光远于1940年病死，欧百川则活到解放后，还曾经当过贵州省的副省长。
至于周逸群，就不用马甲我罗嗦了，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贺龙元帅的革命引路人。有评价说：“没有周逸群就没有贺龙，没有贺龙就没有南昌暴动。”当不为过。
值得一提的是，“八一起义”时，南昌城里的敌军主力为：朱培德的直属警卫团、第三军第七师（军长朱培德，师长王均）的两个团，以及第九军二十八师的三个团。起义当天，“直属警卫团”被消灭，七师的两个团长被朱德请去吃“鸿门宴”，群龙无首，结果被缴械。而九军二十八师的三个团却保持了“中立”，没有做认真的抵抗，这对促成起义成功是有积极意义的。
前面说过，第九军是道地的黔军，二十八师的师长是韦杵（贵州安龙人、布依族）。面对二十军的贵州老乡，同为黔军的二十八师持“袖手旁观”的态度，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八·一”当天，韦杵本人并不在南昌（他在九江养病），所以没有参加起义。起义成功后，“革命委员会”整编部队，除原有的第二十军外，把十一军二十四师升格为“第十一军”（叶挺为军长），还把第九军二十八师升格为“第九军”，宣布韦杵为军长（朱德为副军长）。这样，起码从“账面”上看，南昌起义的三个军，有两个军是黔军。
共产党送给韦杵的这个“军长”头衔，当然是空头支票，目的是想把二十八师带走，但由于韦杵本人不在，朱德副军长（朱德与韦杵是好友）最终只带走了一个营。可是，共产党的这张“军长支票”却把韦杵给害惨了，蒋介石愣是把“韦军长”降为旅长，搞得他再也没当过比师长更大的官。1950年，韦杵当选为云南省政府参事，1951年病死于昆明。
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黔军占了差不多一半，可翻开解放军的军史看一看，贵州籍的将领并不多。这是因为，当时争取二十军兵变的关键是贺龙本人，所以共产党把工作重点主要放在贺军长极其亲属、亲信身上，对基层士兵的政治教育很不重视。
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从张国焘、周恩来、林伯渠、恽代英、周逸群到朱德、叶挺、刘伯承、聂荣臻、贺龙、陈赓、蔡廷锴、周士弟……（还不要说在大队人马里跟着跑的林彪、陈毅等人），几乎集中了共产党当时的党政军全部精英人物。但是，起义旋起旋败，两三万正规军、一大帮声名显赫的将领，不到三个月就灰飞烟灭，败得连还手的力量都没有。其影响力不如以工人纠察队为主的广州起义、其生命力甚至还比不上由一伙农民搞起来的“海陆丰暴动”。现在看来，原因就在于领导者忽视了与基层士兵的团结和沟通——以旧军阀哗变的方式对抗新军阀，结果是必败无疑。
比如，二十军的一师和二师都没有建立党组织，而第三师则是把积极分子集中在一起，不仅没有对外开展政治工作，反而与其他部队的关系格格不入，动辄就批评其他军官“很坏”、“贺军长很卤莽”。所以，像“苗族老汉”那样的士兵，从头到尾也没弄清为什么要暴动，这样的“起义部队”，一遇到挫折，岂有不落荒而逃之理？
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领导者，就如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具有“战无不胜”的先天优势。在共产党组织武装斗争的初期，出于幼稚，领导者过多地把希望寄托于“精英”的“惊世之举”、忽视了争取基本群众的支持，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当然难以取得好的结果。
因此马甲认为，三大起义中，秋收起义的领导水平是最高的，毛泽东对政治的理解远远高于当时的其他人。政治的目的，归根结底是由少数人导演、请多数人唱戏，而不是自己入戏、让别人看热闹——得不到民众的参与，无论再伟大的“精英”、拿着再漂亮的剧本，也非演砸了不可。
参加“八一起义”的贵州人，大多不是被打死了、就是跑回家继续当黔军，但也有坚持走正道的。
比如二十军一师三团的营长罗统一（贵州镇远人，侗族），参与创建了湘鄂西根据地，还成为红军的师长，可惜，1932年被左倾分子错杀了。
说到错杀，被张国焘杀害的旷继勋也是贵州人（思南人，布依族），他当时的地位更高一些，红二十五军军长。
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混得最好的贵州兵应该算是杨至成（三穗人，侗族），1955年的开国上将，军事科学院的副院长。1927年8 月的时候，杨上将是二十军三师的连长（也就是“苗族老汉”说“走不得路”的那类人），但人家杨连长终究还是坚持走到底，并且走到了开国大典的礼堂上。
其他人还有很多，有的参加了红军、有的搞兵运工作、还有的当了地下党，个别的活到了解放后，大部分都牺牲了。关于他们的情况，马甲我也说不大清楚了。
一般情况下，地方军阀在保护自己领地的时候，都会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勇猛顽强，湘军如是、桂军如是、川军如是、青马如是，滇军、晋军亦如是。
可黔军却颇为不同，任凭红军在贵州往来纵横。共产党在黎平开会、在遵义开会，黔军概不打扰；红军把娄山关登了两次、赤水河渡了四次，着急上火的始终只有川军；黔军守着“乌江天险”、却没有派多少兵力抵抗，基本上采取的是“避战”策略，比起他们先前与桂军、川军、滇军的几番恶战，黔军此时的态度真是有天壤之别。
这当然是因为黔军的战斗力太差。可是，差不差是一回事，打不打又是另一回事，黔军固然挡不住红军，但黔军主力也并没有受到红军的重创啊。
由此，马甲猜测：莫非黔军已然知道，红军并不打算在贵州停留（甚至也不准备在当地发展红色武装）。所以他们的任务只是让红军休整一下，开个会、拨乱反正，然后就礼送红军出境。
黔军与红军有那么多的关系，双方沟通起来应该不会太困难吧——当然，这只是我的瞎猜，一点证据也没有。
说到底，马甲只是因为在贵州生活过多年，想替黔军找回一点面子罢了，呵呵。
第三十二章
1944年秋，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中国战场和东南亚战场联成一片，相继攻占了湖南的衡阳和广西的全州、桂林、柳州。
11月26日，日军第三师团（代号“山”部队，师团长山本三男）越出广西、向贵州南部发起进攻，荔波县长陈企崇闻风而逃，当地士绅只好推举本地人周继武组织临时政府、收拢各乡的保警队。
周继武这人挺聪明的，他随便找了块烂木头刻了个“代理县长”的印章，表示自己并不想“篡权夺位”。果然，木头公章用了没几次，国军就回来了，国民政府于是没有追究他“自任县长”的责任。
当时，负责防守黔南的是杨森的部队。12月3 日凌晨，国军二十七集团军第二十六军（军长丁治盘）撤离荔波县，他们向上级报告说“本部苦战不敌，被迫放弃阵地”，于是，各大报纸随即刊登了“荔波沦陷”的消息。但其实，日军这时离县城还远得很，杨司令和丁军长根本就没有见到日本兵。
12月8 日上午，荔波“代理县长”周继武在县城的中山公园组织集会，发动群众维护治安、救济难民。
这时候，天上飞来一架美国侦察机，民众看见是盟军飞机就没有在意，而侦察机却以为下面的人是日本军队、回去报告了。过了一阵，来了三架轰炸机，在县城里扔下三百枚杀伤弹和五枚燃烧弹，正在举行集会的中山公园中弹三十五枚。荔波城被炸成了一片废墟，死伤的全是老百姓，那景象真是惨不忍睹。
杨森和丁治盘以为日军“攻势犀利、进兵神速”，生怕撤退晚了跑不掉。可是，他们没想到，日本鬼子居然被难民给挡住了。
抗战时期，广西聚集着许多从各沦陷区流落而来的难民，日军占领桂林和柳州之后，不愿受日本奴役的人们再次举家向贵阳和重庆方向逃亡。桂北和黔南的公路本来就简陋、狭窄，几十万拖家带口的难民拥挤成一团，立刻就把道路堵了个水泄不通。日军追到这里，不仅辎重车队动不了，就连战斗部队也过不去。
刚开始，担任前锋的“竹部步川部队”试图开枪驱散民众。谁知道枪响过后，成千上万的民众惊慌乱跑，不但没有让开道路、反而把日军的队伍冲散了，还踩死了几个日本兵。
鬼子军官发觉硬冲硬闯不是办法，只好另打主意。
进入荔波的日军主力为第三师团的第六联队和第三十四联队，各有三个大队。
三十四联队有两千多人，联队长二神力大佐想了个办法：让士兵们穿上老百姓的衣服，混在难民里一起走。这个办法的好处是能够不引起骚乱，可以保证部队在主干道上前进；缺点是行军速度很慢，而且无法征集粮草、无法携带辎重。所以，当三十四联队经过荔波到达独山的时候，中国军队的各路人马也赶到了，二神力大佐的军需断绝、后继无援，第六联队又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只好沿着原路撤退。
第六联队有一千五百多人，联队长是松山良政大佐。这家伙不愿意和老百姓一起走，拿起地图一看，发现除了主干道之外还有一条岔路，心里顿时充满了喜悦，举起指挥刀一指——“开路开路的”。
于是，第六联队就成了抗战史上在贵州境内行进距离最长、走路最辛苦、损失最惨重的日军部队。而且，他们到最后也没能到达独山。
说来有趣。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日本学界出现一种学说，认为日本的人种和中国的“夷族”有关，具体的说，就是日本人的祖先也许和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有点血缘关系（这种观点现在还存在，有些媒体还拿它当“新闻”炒作）。因此，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一些日本的社会学者纷纷跑到中国的西南地区来考察，除了写论文、还绘制了地图。
这些日本学者是来研究古人类学和“夷族文化”的，当然就喜欢往蛮荒的村寨里跑。他们对地名的标注也十分细致，贵州的偏远地方的一些山路，中国自己的地图上没有记号，日本的专业地图上却有标志。
日军的军用地图显然也参考了这些学者的科研成果。于是乎，松山良政大佐的军刀一挥，就把第六联队带进了“苗人”的地盘（水族、布依族当时都属于“苗人”）。
石板寨（贵州叫这个名字的地方很多）原先属荔波县的佳荣乡，现在属三都水族自治县的九阡乡。这是个有着一百多户人家的水族村寨，在“苗人”聚居地，这么大规模的寨子是很了不起的，一般没有人敢来欺负他们。
可是，日本鬼子却稀里糊涂地摸来了。
石板寨的村民中，最先遇到鬼子的是潘让。
那天上午轮到潘让在鸡贾河边“看船”。
鸡贾河其实是可以涉渡的。但因为是冬季，河水比较冷，所以村民们准备了一只小船，免得过路的人因为趟水过河、被冰凉的河水弄湿了衣裤。渡船很小，每次只能运送两三个人，渡口也没有固定的梢公，由各家各户轮流“看船”。如果遇到当值的人家不会划船，可以说几句好话，请个热心的小伙子帮帮忙。
潘让就是这么个热心人，他已经是连续第三天看船了。虽然北风吹过河面冷飕飕的，但他的心里却十分得意，“我是全寨子最会划船的人”，他自己表扬自己。
上午十点过钟，河对面出现了四个人。表现能力的机会来了！潘让赶紧把渡船划过去，可惜渡船太袖珍，四个人要分成两趟送。
上船的人都不说话，还端着枪。端枪的人潘让见得多了，那年月，“办公事的”到苗寨的时候都拎着枪，步枪、手枪就是他们的工作证，不稀奇。潘让奇怪的是这几个人的帽子，那帽子的两边就像绵羊耳朵一样耷拉下来，风一吹，“扑楞楞”的响，真是好玩得很。
“办公事的”不说话，潘让也就没说话。当时，他并不知道日本人已经打下了广西，也不知道日军已打进了贵州，更不知道眼前的这四个人都是鬼子兵。
四个鬼子过了河，向石板寨方向走了。坐渡船是免费的，但最后的一个鬼子兵却给潘让鞠了个躬，潘让也赶紧鞠躬还礼，还高兴地笑了起来。
为了这个动作，潘让后悔了一辈子。
第三十三章
事到如今也没人知道这四个日本兵到底是执行什么任务的。从他们前出大部队的位置来看，可能是侦察探路的尖兵，但是从他们的所作所为来看，又像是寻找食物的搜查队。
几个鬼子兵先是在石板寨外的坡地上站了十多分钟，观察了一下环境，然后就肆无忌惮地进了村子。进村以后不说话也不打招呼，两个人一组的分成两队、到各家各户东翻西翻。
“苗寨”的建筑是人畜混居的。条件好一点的人家楼下养牲畜、楼上住人，而一般人家就没有牲畜圈棚，猪啊羊啊之类的动物，白天在院坝里逛来逛去，晚上就和人一起睡觉（当初的目的是为了防范野兽，这当然很不卫生，现在已大为改善了）。
鬼子一进门，就在“桃屋”（供奉牌位的正房）、卧房、厨房、谷仓以及各“家禽活动场所”里窜进窜出，整得鸡飞狗跳。
村民们很生气，他们弄不清这几个“拿枪的”是什么人。
那时候，包括水族在内的各类“苗民”很少主动向政府纳粮交税，通常都是由“公家人”下乡强行征收。因此，寨子一年当中被政府抢几次也是“为国家尽义务”的一种方式，没有什么稀奇。可是，以往“征粮”的时候，“公家人”都要与寨子里的头面人物客套几句、先讲讲礼节再动手，像今天这样不打招呼、闷着头乱翻的情况还真是少见。
村民之中，最生气的是姓潘的人家。
潘姓是水族的大姓（这个“潘”是根据水族语言的音调翻译过来的，和汉族的“潘”姓没有关系），水族村寨的头面人物几乎都姓潘，石板寨也不例外。看见几个“拿枪的”这么不给面子，一帮姓潘的小伙就围住族长的儿子潘发，商量着怎样才能出口恶气。
正商量着，两个鬼子兵从屋子里出来了。这俩小子东张西望，发现寨子边上有一口鱼塘，顿时高兴坏了，找来一把锄头扒开塘坝，开始放水抓鱼。
鱼塘是潘让家的。潘让有个姐姐叫潘傲，据说非常漂亮、非常能干。水族女子是负责管家的，所以她们的社会地位比汉族女子要高一些，也比较泼辣。潘傲看见鬼子扒鱼塘，连忙跑过来、比划着说“你们可以抓几条鱼去吃，但如果把水放光了，塘里的鱼就都活不成了……”。讲了好半天，鬼子也不理睬，潘傲急了、就去抢小鬼子的锄头，推来扯去，三个人都跌进了水塘。
围观的人们都哄笑起来。鬼子恼羞成怒，从腰间拔出刺刀，当场把潘傲给捅死了。
看见这情形，村民们愤怒了。潘发首先冲了上去。爬上塘坝的一个鬼子刚端起步枪，就被潘发揪住枪头向上一托，“啪”的一声，子弹打飞了。其他伙伴立刻涌了上来，锄头、石头一阵猛砸，当场打死了鱼塘边的两个坏蛋。
这时候，另外的两个鬼子正在潘锦老汉的家里喝“棒棒酒”。
在贵州的“苗区”，小康人家的屋里都有个小酒灶，自家烤制米酒或者包谷酒。自酿的酒没有经过勾兑，酒精度数说不准，刚喝进嘴里很温和、多喝几口就上头，贵州有句俗话说“棒棒酒，打脑壳”，意思是喝多了这种酒、脑袋就像被棒子敲过一样，疼得很。
两个鬼子进屋的时候，潘锦老汉正在给新酒装坛。看见来了客人，他就很热情地邀请“公家人”品尝品尝。这俩鬼子也不客气，尝了一口觉得没什么劲道、还有点甜，于是就以为“棒棒酒”和日本国的清酒差不多，左一杯右一杯地“米西米西”起来。
正喝得高兴，外面响了一枪，屋里的人都站起来四处张望。小鬼子喝高了、没看清楚，潘锦老汉却看明白了，一转身，抱起鬼子兵的两杆大枪就跑出了门。两个鬼子这才反应过来，“叽哩哇啦”地怪叫着追下楼，追到场坝上，看见一大帮手持猎叉、大刀的村民围了上来，顿时酒都吓醒了，“哇啦哇啦”嚷了几句，转身朝寨子外面逃。
直到这时候，石板寨的村民也没弄清这四个“拿枪的”是什么人，所以并没准备赶尽杀绝。他们心想，杀了两个罪魁祸首已经够意思了，剩下的两个跑掉也就算了。没想到，两个鬼子“咿哩哇啦”地一通叫唤，却让潘秀辉听明白了。
潘秀辉是石板寨里为数不多的见过世面的人。他曾经在外面贩卖生漆，东边去过洞庭湖、北边去过重庆府，能够识汉字、懂汉话，见多识广。鬼子一开口，潘秀辉就听出他们不是中国人，立刻喊道：“是日本人，不要放跑了！”
寨子里的人一听是日本兵，顿时来劲了。这时，抗战已经持续了七八年，大家都晓得全国人民都在打鬼子，都知道杀日本鬼子是蒋总裁批准的事情，合理合法，而且杀得越多越光荣。
于是，全村老少精神焕发、士气高昂，分成几路追赶上去。
两个鬼子兵落荒而逃，跑到鸡贾河边就分开了。一个趟水过河、另一个顺着河岸往前跑。村民们一边追、一边拿石头砸他们两个。岸上的那个鬼子先被砸中了脚踝，“扑通”一下摔倒在地，立刻被赶上的人群打死了。
河里的那个鬼子淌水走到一半，看见河对岸已经站满了人，就只好站在河中间连连叫苦。两岸的人都拿石头砸他，这倒霉的家伙想了想，脱下衣服捂住头、又一步一步的走了回来。回到岸上，鬼子先去摸了摸自己的同伴，发现他已经死了，就咧开嘴巴哭了起来。
鬼子只是哭、不反抗，村民们就下不了狠手。过了一阵，河对岸的人也涉水围了过来，大家守住这哭哭啼啼的家伙，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时候，在远处渡口“看船”的潘让跑来了。他还弄不清出了什么事，挤进人群看热闹，见到哭鼻子的小鬼子就笑了起来：“呀！这个人是我划船接来的，我们还鞠过躬的！”
潘发听说这话，气得直骂：“你这个憨猪，接过来的是日本鬼子！他们把你姐姐害死了，还不赶快替你姐报仇”，说着就递给他一把猎叉。
潘让猛地听到这个噩耗，一时间还没有反应过来。接过猎叉、犹犹豫豫地向日本兵捅去，那个小鬼子本能地攥住叉头、使劲往回推，两个人就这么僵持住了。
看见潘让畏畏缩缩的样子，旁边的潘发急了，嘴里骂着“笨蛋”，拎着锄头就冲上去帮忙，其他的人也跟着乱打。鬼子兵的双手抓住猎叉不敢松开，根本没有办法保护自己，三两下就被打死了。
四个鬼子全都被干掉了，村民们回到寨子里。潘让看见了姐姐的尸首，这才跺着脚大哭起来，他责怪自己刚才没能亲手把鬼子杀死，更责怪是自己把鬼子兵运过了河，还给他们鞠了一个躬。
这时已到了吃下午饭的时候（“苗民”每天只吃两顿饭，上午九点一顿、下午四点钟一顿），潘秀辉端着碗，越想越不对劲，他对潘发说：石板寨距离大路很远，既然能有四个鬼子窜到这里来，说不定就还有别的鬼子在其他地方，应该做好防备才是。
潘发听了，也觉得有道理。他连忙派潘命去底鸭寨、拉鲜寨打探情况，又叫潘神通知姓潘的小伙子到他家的田坝上集合、商量对策。潘发知道，“调兵布阵”的事情必须瞒着自己的父亲，因为老族长十分反对石板寨参与外界的争端，“石头难做枕头，汉人难做朋友”，根据老人的经验，水族人每次帮汉人打仗，不管打赢打输，到最后总是水族人吃亏。
吃过饭，潘姓的年轻人借口“帮族长翻犁冬田”，纷纷聚集到潘发家的田坎上。潘秀辉负责统计各家的兵器，潘发负责把三十多个人分成四个小队，请大家商议对付敌人的战术……商讨了没几句，小伙子们的兴趣就被两枝三八大盖吸引过去了，你抢过来我抢过去，都想放两枪过过瘾。
大家说：“潘锦老汉独吞了两杆日本枪，真是不合理。”潘发于是提议：“如果潘晓能把他爹手里的日本武器偷出来，我们就委派他当小队长”，大家都表示赞成。
正嬉笑着，去底鸭寨打探情况的潘命连滚带爬的回来了，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日本……来了好多日本兵……”
“有多少人？”
“不知道，好长的一路队伍，多得很……”
一帮小伙赶紧往寨子里跑。潘发一边跑一边喊：“吹牛角！报警！关寨门！”
“嘟嘟”的牛角响起来，石板寨的大门关上了。
第三十四章
和其他的水族村寨一样，石板寨也是有寨墙的。这种围墙的底座是一米左右的石垛子，石垛上插着几排丈把高的木栅栏，木棍的顶端是削尖的、栅栏上缠绕着带刺的荆棘，整个寨墙还有一个向外倾斜的角度，使得敌人（或者野兽）不容易攀爬。
石板寨有四个寨门，分别叫做“幸劳”、“惰底”、“姑登”和“姑依凯”，这些名称都是水语，代表着镇守各方的神灵，有点类似汉族的“青龙”、“白虎”或者“朱雀”、“玄武”。
先前，潘发把伙伴们分成四个小队，原本就是准备分兵把守四个寨门。但仅靠三十来个潘姓男子组成的武装，力量明显不足，于是，又有一些“好事”的年青人主动参与进来，使潘发能够再组建一个“机动小队”，也使得“护寨队”的总兵力达到了五十一个人。
潘晓扛着潘锦老汉的两杆日本枪、乐滋滋地跑来了，他并没有胆量从自己老爸那里“偷”武器，这都是老族长发话的结果。老族长虽然不大同意年轻人的打打杀杀，但事情既然闹到了这一步，他也只好支持“护寨队”的军事行动，号召全寨人都做好战斗准备。
潘发言而有信，当即委派潘晓担任小队长。其他三个队长是潘秀辉、潘神和潘比，潘发自任总队长、兼掌“机动小队”。
忙乱了一阵，日本兵来了。
山道上出现了一路蜡黄色的队伍，见头不见尾，弄不清有多少人。鬼子兵一手扶着枪、一手拄着拐棍，步履蹒跚、行走艰难，他们的军服被荆棘挂破了，有的身上还沾着泥土和血迹，好像摔了不少跟头，样子显得疲倦而且狼狈。
走到寨子前，看见寨门紧闭着，日本人就东倒西歪地坐在地上休息，一个军官回过头“哇啦哇啦”地嚷着什么。不一会，队伍后面出现了一群背竹篓的老百姓，有男有女，领头的是拉鲜寨的潘茂。
潘茂是个劁匠，经常敲着小铜锣走乡窜寨的骟鸡骟猪，还爱唱些荤段子什么的，所以石板寨的人都认识他。潘神隔着寨墙对他喊：“喂！潘茂，你的小铜锣在哪里？唱个段子来听听。”
大伙都笑了起来。
潘茂也笑，他对着寨门里面说：“这些兵不知是从哪里来的，想进寨子找点饭吃、找个住处，请你们开开寨门。”
潘神回答：“好办啊，你把这些兵阉了，我就让他们进来。”
寨内寨外又是一阵大笑。
嬉笑了一通，潘茂又说：“这些兵说的话我们听不懂，人很多，还有一些古怪的大马（骆驼），都在后面，你们最好不要惹他们……”
这时候，日军部队陆续开过来了。村寨四周的田坎上满是黄衣服的东洋兵，足有三四百人，而且后面还有人马源源不断地向石板寨走来。先到的这伙鬼子属于第六联队的第三大队（大队长筑场市郎门大尉），他们或站或蹲或者坐着，莫名其妙地望着说说笑笑的老百姓。
石板寨的村民没有想到敌人的数量居然会有这么多，顿时止住了嬉闹，神情紧张起来。护寨队的队员们也议论纷纷：“好多兵呀，还打不打呀？”
潘发说：“他们从旁边过路，我们不管；要是想进寨，我们就打！”
潘秀辉和潘茂是好朋友。看见潘茂还在寨子前罗罗嗦嗦，忍不住探出头来喊：“这些人是日本兵，我们不会放他们进寨的。茂，你少在这里吼，赶紧闪开些，不然等会连你一起打倒了。”
潘茂一听这话，转身就往回走，拉鲜寨的其他百姓也跟着朝后面躲。
日本鬼子见劝说无效，决定强行攻寨——他们拆开田坝上的稻草堆，拔出支撑谷草的杉木条、扎成一架长梯子，准备从“幸劳门”的旁边翻墙进来。
看见敌人准备进攻，潘神迅速钻进了“碉堡”。
这“碉堡”其实是个一米多高的木笼子，外面蒙着几层牛皮，一般的枪弹无法穿透它。守寨的时候，用滑轮把“碉堡”吊到寨门边的大树上，就成了一个空中坦克，里面的人通过预留的射击孔向外开火，杀伤范围比较大。
潘神的武器是一杆“牛尾火炮”，这种铁炮的内径就跟牛尾巴一般粗细，一次能装一两多火药，是石板寨火力最猛的重型装备。
碉堡升到半空中，潘神看见一帮日本兵正在寨墙旁边搭梯子、准备往上爬，当即装药点火，居高临下瞄准开炮。“轰”的一声，当场就打趴了六个鬼子。
鬼子这才知道“空中碉堡”的厉害，立刻集中火力向潘神射击。三八大盖的穿透力很强，打了几枪就把厚实的牛皮击穿了。树底下的人们看见“碉堡”上面直滴血，赶紧把木头笼子放下来，发现牛皮碉堡已经被打成了筛子。潘神牺牲了。
瞧见被打得稀烂的牛皮，潘秀辉惊叫一声：“糟糕，鬼子用的是穿甲弹！”
其他人也有些慌张。只有潘发不服气：“什么穿甲弹，不怕。老子就不信穿甲弹能把石头打穿。”
大伙趴在寨墙边上观察了一下，发觉基座的石垛子虽然被打得火星飞溅，但鬼子的枪弹确实不能打穿石头，心里顿时踏实多了。
鬼子再度发起进攻。这次他们准备了两架梯子，从“幸劳门”的两侧同时向上爬。
潘发随即集中全寨的三十多杆火枪，轮番开火。日本人刚从寨门上露出脑袋、就被打了下去，十来分钟的时间就被打死了八个，其中包括日军的著名“勇士”渡边总一郎中尉。
鬼子看看采取爬墙硬冲的战术不行，就换了个办法。他们把三匹大马拉到石板寨对面的山包上，把机枪架在马背上，居高临下，向寨子里扫射。
三挺机枪的子弹铺天盖地洒过来，把寨里的人打惨了。
石板寨的村民和护寨队的战士被扫倒了好些个，寨子里变得一片混乱。除了潘发和潘秀辉还在防守寨门，其他人都忙着东躲西藏、找地方隐蔽，根本顾不上开枪还击。
潘发气得直吼：“快打枪啊！朝坡上打枪呀！”
队员们被总队长骂了个狗血淋头，这才惊魂稍定，七手八脚地向山坡上还击。
可是，土枪的射程不够，打不了那么远，“乒乒嘭嘭”的整了半天，对鬼子机枪一点儿威胁也没有。
小队长潘晓一着急，从身后拖出一杆三八大盖，嚷嚷着说：“我来试试这个！”
以前，寨子里的人都没有摸过日本枪，今天是头一次接触这种新式武器。潘发担心大家弄不清其中的机关奥秘、操作不当反而伤了自己人，于是吩咐队员们仍然使用自己习惯的火药枪。所以，开仗以来，下午刚缴获的这四杆洋枪就一直没用过。
现在，潘晓被搞急了，再也顾不了那么多。他端起三八大盖，上膛、举枪、搂扳机就打，“叭勾——”一声，这小子乐了：“潘发！可以哦，这东西的力量好猛哟！”
听说日本枪好用，潘发也来劲了，赶紧去拿自己的洋枪。
不一会，四杆三八式全都响了，“叭勾——叭勾——”，子弹直往山上飞，虽然没有打中日军的机枪手，却把驮机枪的日本马儿打死了两匹。鬼子一看情况不好，赶紧把剩余的一匹马牵下山保护起来。
日军指挥官发觉寨子里有三八大盖，顿时有点弄不清石板寨的虚实，于是下令暂时停止进攻。
枪声平息了，村民们以为鬼子认输了，高兴得不得了。家家户户往寨门口送茶送水、送酒送菜。潘秀辉赶紧跑过来阻拦：“仗还没有打完呢！姨妈伯妈们都回家去，不要到这里捣乱！”
潘发队长也骂骂咧咧地上窜下跳，看见有谁偷着喝酒、上去就是一枪托。
老族长趴在寨墙上，隔着缝隙往外看，发觉鬼子虽然后退了一百多米，却没有要撤走的意思，于是断定敌人“肯定是要搞火攻”。他回头招呼各家主事的人，收拾贵重物品，提高警惕、准备救火。
各家各户都把重要的东西打成了包裹，又忙着预备水桶、木盆之类的灭火家什。
这时候，大炮响了。
不知道日军的炮兵阵地设在什么地方，炮弹是从很远的地方飞来的，有些落在了寨子外面，有些落在了寨子里头。石板寨的几栋房子被打中了，潘锦老汉的五间楼房被炸的粉碎，潘发家的谷仓也被打垮了，“惰底门”旁边一棵两抱的大树被轰得四分五裂。
有颗炮弹落在潘命家门前的泥潭里，没有响。潘命咋咋呼呼地问潘发：“发呵，我家的那个炮弹怎么办？”潘发气急败坏地回答：“鬼才知道怎么办，难道你想把它搞炸了不成？”
两颗炮弹落在“惰底门”附近，气浪把寨墙上的木栅栏掀翻了，只留下一米来高的光秃秃的石头基座。四个护寨队员不顾一切的冲上去、努力想把栅栏支撑起来，结果，鬼子机枪一通扫射，几个后生全被打倒在石垛子上。
老族长看见这情形，知道寨子守不住了，他果断下令：“打开‘姑登门’！全村人都到山洞里避难。”战乱的时候，族长的意见就是山寨的“最高指示”，村民们听从号令、扶老携幼，以最快的速度向山里奔逃。
“姑登门”外有几棵大树，能够暂时遮挡住日军视线，出了寨门、翻过一道坡坎就能进入大山。水族人一生都与山林打交道，对爬坡越坎早已习以为常，寨门一打开，男女老少立刻蜂拥而出，使出全力向山上跑去。
村民一爬上坡坎，就被远处的日军看见了，他们迅速追赶过来。但是，鬼子和“姑登门”之间还隔着一大片水田，冬天，稻田里的水放干了、新近又被翻犁过一道，于是就变成了一块块的烂泥塘，日本兵不善于在田埂上奔跑，跑没几步就滑倒在水田里，摔得浑身都是稀泥巴。如此折腾了几番，给老百姓的逃亡争取了时间。
但是，石板寨毕竟有着一百多户人家，全村人口弃寨而逃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按水族的规矩，逃难的时候，老人和小孩先跑，年轻男人负责断后，阻击日军的重任就落在了护寨队员们的身上。
“惰底门”的寨墙被敌人的炮火轰塌了，一群群的鬼子向这段光秃秃的石头垛子冲杀过来。
负责守卫“惰底门”的是潘比的小队，他们堵住缺口，先用土枪打、再用“青冈炮”轰，硬是用原始的武器打退了日军的一次进攻。
“青冈炮”是用青冈木做成的土炮，弹药是火药加上毛铁砂子，用这样的兵器轰一炮两炮还可以，遇到敌人连续进攻就不行了。潘比他们打了一阵，冲进寨子的日军越来越多。
看看守不住了，潘小队长就跑到“姑登门”求援。瞧见潘发总队长倚着大树向水田里的鬼子射击，身边也没剩几个人，他问：“发啊，人都跑上山了没有？”
潘发朝山坡望了望，说：“还没有，你再去抵挡一下。”
潘比叹了口气、带着哭腔说：“妈也，老子今天活不出来了”，拎起猎叉、又带着伙伴们跑了回去……
随后，潘比和他的小队，十一个人全部战死在了“惰底门”。
日本鬼子终于追上了山坡。而这时，石板寨的村民已经钻进了“梨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