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的老兵故事》 作者：王外马甲
第一章
中国的老兵，与西方意义的老兵是有些不同的。
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在美国国会的最后一次演讲中，极为煽情地这样表述自己几十年军旅生涯之后的引退——“老兵永远不会死，他们只是悄然消逝”（Old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 ）。
麦克阿瑟的这段话，已成经典，没有人记得它的出处是一首西点军校军歌的歌词。
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位将军虽然虚荣、傲慢、缺乏政治头脑，却无疑当得起自己这段话。在莱特岛，老兵麦克阿瑟在第一线的战壕里漫不经心地行进，对面日军狙击兵的子弹只是运气不佳才没有打中这个“最大的目标”；在菲律宾，日军的自杀飞机撞中麦克阿瑟身边的军舰，爆炸和惨叫混成一片，正在为他测试心律的医生却感不到他脉搏的一丝变化。
出身名门而又忠诚地步入战场，在血迹中建立自己的功勋，而后可以挂着国会勋章在别墅中回忆杀伐的荣光，麦克阿瑟是西方军人的典范。在大腹便便的国会议员们中间，老兵麦克阿瑟的这段话，带着沙场的浪漫，也带着男人的自豪。
然而，假如你带着这样的印象，去看望我们自己的老兵，你会感到自己的感觉被刺痛。
我曾接触过许多老兵，有红军时代入伍的，有抗日时期参军的，还有抗美援朝战场下来的。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当年血与火的战场保持某种沉默。
许多次以后，我渐渐理解他们的心灵。
在他们的心中，功勋、奖章、英雄、荣耀，不过是过眼云烟，在他们的心中，自己并不是战争的胜利者，而是战争的幸存者。
“打仗不好，真的，打仗不好。不管什么事，再难也难不过打仗，再狠也狠不过打仗”——作者采访的中国老兵老邓这样开始他对战场的回忆。
我也曾在河北烈士陵园和一个守陵的老人倾谈良久，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块墓地，如数家珍地回忆着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老战友们。“如果不打仗，我媳妇本来是他的。”老人指着其中一块墓碑，微笑着略带哀伤。
老人的唐山腔柔柔的，怪怪的，让人想起赵丽蓉老太太。他戴着一顶褪色的绿军帽，帽檐已经软了，左手提着一只水桶，腋下夹着一把铁锹，浑身上下看不出一点军人气概来，我甚至有点儿怀疑他是否真是这里威名赫赫的英雄们的战友。
当要回去的时候，我伸出手去和老人告别。老人友好地放下桶和锹，伸出手来。
这时，我才忽然发现，老人右臂的袖子，在肘部以下空空荡荡。
“您……您的手？”
“在冀中十八团的时候，大清桥伏击战，鬼子砍的……他砍了我的手，我砍了他的头……”
依然是柔柔的唐山腔。
当老人和我告别，走回陵园的时候，那身影和街上任何一个普通河北汉子没有任何两样，悄然消逝在人群里。
那一刻，我忽然惊醒，就是这些出身于贫瘠的土地上，世代贫穷，梦里也不曾见过别墅和国会勋章的中国老兵们，在抗战中用自己的身躯筑起了血肉的长城，也是这些叨念着“打仗不好”的中国老兵们，把美国老兵麦克阿瑟将军像赶鸭子一样赶过了三八线。
他们都是最普通的中国人，一如我们的父兄。
普通的中国人不喜欢打仗。
他们没有读过多少书，参军也不是为了功勋和荣耀。
他们在放下枪以后，几乎是以欣喜的心情奔向自己的土地，他们本来就是老百姓。
他们为什么而战？
在这部书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一个大胡子日本兵拿着根硬木秤杆，见人就打。那时候，豫中的男人大都剃着光头，秤杆敲在脑袋上“噼啪噼啪”的响，逗得其他鬼子哈哈大笑。打到罗大扁担头上，秤杆断了，鬼子兵就端着刺刀在他头顶上来回猛挫，老头的头皮刺烂了，鲜血顺着脖子往下流。人们又气又怕，可是谁也不敢反抗。
舞阳县“慰安所”里有四五十个慰安妇，大多是从北平、保定抓来的女青年，日军强迫她们穿和服、说日语，所以外人还以为她们是日本女子。
……
可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年年养的、政府养的兵呢？
平时成天把“民族大业”、“抗日救国”挂在嘴上的舞阳县长禹升联，遇到日本飞机扔炸弹，立刻就跑不见了，临走时还带走了政府的公款，搞得公务员的薪水和死难者的抚恤金都没有办法支付（1948年，禹升联曾经再度担任舞阳县长）；同样，成天标榜“救国”、动不动就威胁要“处置汉奸”的民团团总关震亚、尚振华，一见到日本人立马就投降了，当上“绥靖一师”的正副师长，自己先做了汉奸。
所以，当王三官被汉奸带着给一个个日本兵敬酒的时候，他终于放声大哭。
酒桌上的人都以为他是喜极而泣，纷纷开怀狂笑，可是，只有王三官自己清楚，他是为了亡国奴而哭。他哭被打死在炕头的新婚妻子是亡国奴，哭被烧死在家里的金豆、铁豆、土豆是亡国奴，哭被刺刀捅死的罗小扁担是亡国奴，哭在慰安所里受侮辱的说日本话的女学生是亡国奴，哭这个没羞没臊的俞大算盘是亡国奴，更哭自己也成了个亡国奴。
实在是被欺负得太狠了。
被外人被自己人欺负得太狠的中国普通老百姓，终于拿起了枪，来保卫自己的国，来保卫自己的家。
于是，没了“好人王三官”，有了大别山根据地“累死也不丢下一个伤员”的模范管理员“王干劲”……
有了抵抗者潘秀辉
有了抵抗者潘晓
有了抵抗者潘命
有了抵抗者潘让
有了抵抗者蒙老拉
……
他们未必是纯粹的军人，有的甚至干脆不是纯粹的好人，他们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父兄。他们拿起枪，没有麦克阿瑟的浪漫和对功名的渴望，只是为了和平而战，为了保护我们的子孙不受欺负，我们的姐妹不受凌辱。
在中国最为贫穷危难的时刻，他们做到了。
在北京木樨地的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宽敞的大厅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发色已白，腰板笔直的老人，他们略带迷蒙的目光，常常让我们猜测那背后的故事。
我曾目睹这样一个老人，在留言簿上匆匆挥毫，而后蹒跚而去。
留言簿上墨迹未干的是四个苍劲的大字——“和平万岁”。
我们不喜欢打仗，我们只是为了不受人欺负。
也许，这就是黄晓峰先生这本书的真谛。
写到此处，夜已苍茫，在和平的夜空中，或许可以看到中国老兵们悄然隐去，只留下我们父兄明亮的眼睛，在灿烂的群星之间。
谢谢，和平的守卫者，谢谢，中国老兵
第二章
小时候爱听故事，尤其对打仗的故事感兴趣。那时候左邻右舍的老兵多，有的抗日战争扛过枪，有的解放战争渡过江，有的抗美援朝负过伤，有位同学的父亲还是董存瑞的战友，参加过解放隆化的战斗，于是我们全体小孩一致认为该老头儿错过了大好机会：“真傻，怎么不去帮董存瑞举炸药包？”搞得那同学也十分沮丧，回家责怪老爹没给自己挣面子，却浑没想到如果他爸爸当初真的去抢了董存瑞的光荣，以后就没他们几兄弟什么事了。
小孩子关心打仗，大人们却不大乐意说。即便好不容易开了口，也是才讲了三分钟就把话题从战场转到了学校，“我们解放军打仗靠的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所以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听老师的话，不许调皮捣蛋……”。哎呀呀！我们只好扭头就跑，一边跑还一边埋怨大人不开窍——要是我们打过仗，一定能当战斗英雄，把奖章挂在胸前，见人就讲自己的事迹，那是多么的威风。
那时候我们真的很盼望打仗。成天惦记着解放台湾、消灭帝国主义、把红旗插遍整个地球，即便是牺牲了也不在乎。
离我们学校三十公里远的小山村里有个红军坟。有段时间，我们每逢清明节的时候都要到烈士墓前献花和宣誓，既接受了革命教育，也相当于搞了一次春游。可突然有一年学校就不让去了，原来那坟墓里不仅埋着红军的遗体，还埋着白军的尸首。事隔多年，墓里的骨头混成了一堆，分不清谁是红的谁是白的，弄得上级领导十分难堪。
但这件事情却让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发现：“原来敌人也是有坟墓的。”以前在电影里看打仗，解放军一端枪，国民党就被放倒了，等到胜利的时候，战场上干干净净，只瞧见成群的俘虏，死人都不知跑到哪儿去了——闹了半天，他们的尸体也是需要处理的呀！
再后来，我们就长大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组织部门开展对“冤假错案”的善后清理，审查“平反人员”的档案、将其中的诬陷材料和交代材料撤除销毁。我参与了这项工作，并因此知道了许多从前闻所未闻的故事，知道了胜利背后的代价，知道了阵亡者不仅有尸首，还会有亲属，知道了战争的伤痛不会因为枪声的平息而停止，知道了战争带给人们的不仅有辉煌的荣耀还会有痛苦的记忆。
于是，我有点明白了那些经历过烽火硝烟的老人们为什么不太愿意宣扬自己的经历，也有点明白了刻在成都武侯祠廊柱上的那句话——自古知兵非好战。
如今社会进步了，现在的孩子们已经不再向往着“把红旗插遍全球”，即便在打闹的时候也懂得要装扮成超人，把口号换成了“维护世界和平”。但军事题材的故事依然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毕竟，人类的历史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与战争有关系；毕竟，千古文人侠客梦，读书的脑袋里时常会有仗剑走天涯的冲动；毕竟，理想的热情之中总有一种蓬勃积极的东西，鼓励着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雪暗雕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有关战场和英雄的传说，永远会给人们的心灵带来莫名的冲动。
时代进步了，互联网的普及丰富了人们了解战争的手段，现在的我们已经用不着守在老兵的身边等着听他们回忆往事，只要把鼠标移动几下就可以查寻到各国军队的历史和现状；并且，电脑也方便了人们的战争观的表达，坐在书房里面就可以对着全世界高谈阔论，过去需要经过无数次演讲才有可能传达的呼声，如今轻敲键盘就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于是，对战争资料的判读不再是某些专业人员的特权，在网络上涌现出大量的军史爱好者，其涉猎范围之广、理论水平之深，都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
谈兵论史的朋友，有的善于考证细节，有的乐意“揭秘翻案”，有的崇拜英雄、时刻为自己的偶像呐喊摇旗，也有的在烽烟里寄托个人愿望、恨不能穿越时空去称王称霸。人各有志，这都无可非议，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愿意把所谓的“战史”当作政治史、社会史，甚至思想史来看待，我更关注战场环境中人的思想变化以及战争压力下社会矛盾的冲突，因为我觉得，虽然战争的胜败早已过去，但隐藏在以往那些战争中的社会规律却依然存在，说不定能够影响现在和将来。
如今，有关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汗牛充栋。英雄的事迹在人们的传唱中充满了传奇色彩，铁血豪杰的光辉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宛如天神，于是很多人愿意相信英雄天生就是可以适应战争的，相信只有战争才能够使英雄的性格得以张扬。很多人以为勇敢的战士就一定会喜爱战场，就像优秀的演员一定会眷念舞台一样……但我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至少我所知道的老兵们都从内心里深爱着和平。战争对他们而言只是人生历程中的一段插曲，他们更看重生活本身，看重贯穿生活之中的诚实、认真和公平的理念。
在我的眼里，英雄原本只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从来就不是水火不侵、刀枪不入的战神。
诚然，战争需要神话，但研读过历史的人就会知道，神话和谎言一样都会掩盖真相本身。所以我想把自己知道的几则老兵的故事告诉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英雄们非凡业绩背后的平淡心境，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只有真正珍爱生活的人才能够勇敢地面对战争。
战场和英雄的传说永远会给人们带来冲动，但是，当我们崇敬烽火中的勇敢和光荣的时候，请不要忘记了诸葛亮祠堂前的那句话——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第三章
马甲小时候，爹妈是修水电站的，家就住在工地上。那时候的住宅都是一溜平房，中间的住户房间少，两边的住户房间多。马甲家住的那排房子，左边尽头是老邓家，右边是老王家，老邓头和老王头都是老工人，都参加过抗美援朝，还都立过功。
老邓老王都挺能生孩子，只不过老邓家生了六个儿子，一个闺女也没有，老王家却是清一色的五个丫头，气得老王经常打老婆。老邓和老王关系极不好，彼此争吵打闹频繁（老邓太瘦，打不过老王），可邓家孩子却和王家孩子关系极好（王家老四后来还嫁给了邓家老二），所以老头打架，两边子女从不帮忙。刚开始的时候，书记还来劝架，说你们都是复员军人应该有觉悟什么的，老王眼一瞪回答：“觉悟？老子揍他就是帮他提高觉悟！”书记以后就不露面了。
马甲小时候也不喜欢老邓，觉得他不仅小气而且爱占小便宜，比如他拿公家的红油漆去和农民换鸡，然后又把鸡卖给马甲家，比如马甲亲眼看见他在玉米地里偷粮食……现在马甲成家了才明白，三十多块钱的工资，农村老婆六个儿子，不这么做真会饿死人的。
老王头的形象则光辉得多，他是起重工，体格强壮嗓门洪亮，他的老婆不但漂亮而且有文化，是技术科的描图员。
老王老婆有文化，自己却没文化，他是要饭的出身。在当时，复员军人、立过战功、要饭出身，这都是响当当的红色招牌，所以有次学校里搞忆苦思甜，就请老王做报告。
会场上，老王站直身体、手抚话筒、山东口音、声情并茂：“在万恶的旧社会，俺们渔民穷啊，天天吃鱼、天天吃鱼，俺腿脚利索，就去济南要饭了……”天啊，马甲家想吃鱼，得凭票，还得排队，可人家老王解放前就能天天吃鱼了。当时底下就有人嘀咕“敢情老王要饭不是因为饿，是想换换口味啊。”王家老五是马甲的小学同班，小丫头本来就不乐意她爹宣布她家要饭的事，现在再听别人这么议论，登时就气哭了。在那天的忆苦思甜大会上，高呼口号、情绪激动的人很多，但真正流出热泪的，估计就她一个人。
老王家虽然只生产闺女，但老王却很喜欢别人家的小子，所以马甲得以时常出入王家，混吃混喝。老王盲目崇拜知识分子，对马甲爹妈这样的穷酸老九卑躬屈膝，却很少讲自己打仗的事，若是问他，也只是说“老子是皮定均的队伍”。碰巧有次老王饭后得意，才讲到他立功的经过。
那是在西方山战役中，老王他们连奉命去攻击一个山头阵地。“说是一个连，其实比现在两个连的人还多。而且那个山头已经争夺过好几次了，所以虽然是晚上，大家也知道往哪里冲。”
“怎么冲锋？就是跑呗。使劲跑，也不打枪，打枪打炮是后面部队的事，我们就是跑，先跑到山上再说。”
在接近敌方阵地之前有一个火力封锁区。“在那里死得人最多了，子弹扫过来像刮大风一样，前前后后的人不断地倒，也没功夫去看是死了还是受伤了。”
“有没有假装受伤趴在地上的？”马甲厚颜无耻地问。
“我不知道，那时候当兵的人不聪明。反正我没事，跑过去了，跑到了再一看，冲过来的人只剩下一半。”
事隔多年，马甲体会到当时自己的问话其实很无聊。在激烈的战斗中，出现一时的惊慌是可以原谅的，在枪林弹雨面前，能奋勇向前冲锋的当然都是英雄，但一时慌张趴下的，却也可以在以后的战斗中成为好汉。
“冲到跟前敌人就慌了，枪也打得不整齐了，我们就开始喊。我不会喊口号，什么缴枪不杀、举起手来，我不会，我就是叫，乱喊。”呵呵，马甲想起老王和老邓打架的时候，也是不喊口号，抱在一起“呀呀”地叫。
敌人阵地前沿虽然火力弱一些，但地形却更险恶。“坡陡，有铁丝架子，有地雷还有炸弹。”
在复杂的地形面前，老王头摔了一跟头，“嘴摔破了，满脸血，枪也掉了，枪滚到坡下面去了……我不敢去拣枪啊，战场上往回跑是犯纪律的，我就拿帽子做了个记号，抓着手榴弹接着冲”。
“为什么要做记号啊？”马甲傻乎乎地问。
“天明了还得来找枪啊，枪不见了是要罚做检讨的。”
“冲上去以后看不见我们班的人，我就顺着沟往里跑（老王把战壕叫做沟），那时候到处都响枪，也不知道哪里有多少敌人，反正我就是往里跑，也不是瞎跑，跑的时候还是勾着腰。”（“勾着腰跑也是瞎跑”王家小姐如是说）
“跑不多久发现前面黑糊糊猫着几个人，再走几步就看清是鬼子在安机枪，我就丢手榴弹了。”
“没炸着，手榴弹扔沟边上滚外面去了。但他们看见就跑开了，三个人，跑了两个，我追上去按住一个。”
“那家伙不行，我一按着他，他就坐地上。我就揍，把他揍哭了……”（真的哭了？）
“真的哭了，抱着脑袋哭呢，我闹不清该怎么跟他说话，就把他扯回到机枪那里。”
“抓了他，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先把机枪搂下来，我不会用机枪，就这么抱着，他蹲着，我站着看”（忆苦思甜大会后，王家五小姐回家哭着指责老王，理由就是“你连机枪都不会用，还好意思去忆苦思甜”，嘎嘎）。
“后来某某某（老王说了名字，马甲忘了，应该也是马甲爹的同事，只是马甲年纪小，不认识）来了，我问他怎么办，他说交给连长，连长在后面。我带着俘虏往回走，这才知道大家都在后面，刚才是我一个人冲上来了。”
“后来？再后来就是鬼子跑了，我们守阵地呗。”
“哦，还有，我把俘虏交到文书那里的时候，才发现这家伙还挂着把手枪呢。先前黑糊糊地没注意，还真他妈危险。”
“手枪？那俘虏是个军官了？”
“不是，是个兵，美国小兵也有手枪，真阔气。”
“王伯伯你真勇敢”，马甲小小年纪就很会拍马屁。
“呵呵，老子是皮定均的队伍，打仗么，不勇敢还行？”
正当这时候，马甲娘来了，“马甲，你缠着王伯伯干什么？回家写作业去！”
“我在听王伯伯讲英雄事迹呢。”
“呵呵，我有什么英雄事迹”，老王头一见到臭知识分子就特别谦虚，“我打了两年仗，连伤都没有受过，得个二等功算是拣便宜了，像那边那位（老王指指左边），才是真正受过伤、立过一等功的呢”。
什么！搞错没有？那个偷农民包谷的老邓，那个被老王一把就推到水沟里面去的老邓头，居然是个一等功臣？
我顿时来兴趣了。
第四章
马甲很早就知道老邓也是个复员军人。但马甲对他从来不感冒。
马甲很少去老邓家。在马甲的印象中，老邓家的门口永远是乱七八糟的，干干瘦瘦的老邓和模样有些吓人（脸上有块大疤）的老邓的老婆就忙忙碌碌地穿梭于各种杂物之间。
老邓家的孩子无论大小，一律外战外行、内战内行，从不在外惹事，专门在家练拳，所以不管什么时候经过他家，都可以听到打闹和哭喊的声音。尤其是邓家老五，这倒霉孩子好像成天不是被他哥揍就是被他爹打，反正一年四季都坐在门口哭，从来就没消停过，直到现在，马甲闭上眼睛使劲想，也想不出他不哭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模样。
老邓和老王都有使用“家庭暴力”的毛病。只不过老王是专打老婆、不打孩子；老邓是专打孩子、不打老婆。所以，老王家的闺女见了老王可以揪耳朵，老邓家的儿子见了老邓只会打哆嗦。
马甲家人对老邓的评价各不一样，各有各的道理。马甲的观点在上一段里已经说了，是“小气而且爱占小便宜”，马甲爹的观点是老邓“老实、正派”，而马甲娘的观点却是他“心好、重感情”，这就和马甲我的直观感受完全相左了。
马甲爹的观点主要来源于工作。
比如有件事是这样的：老邓头是木工。水电建设的木工分好几种，有什么内木、外木、细木、大木等等，具体的界限不大清楚，大概细木是做精加工的，在屋里干活，有技术；外木是搭建筑架子的，在工地上干活，比较苦。老邓属于细木工。
1974年夏天，工地抗洪的时候，脚手架被冲倒了几座，外木班二十六个人死了十七个。这时候需要再调人干外木，可没有人敢去了，于是就开会动员。书记在会上说，党员要带头，有经验的老同志要带头。老邓不是党员却是老同志，他看书记说了一两个小时还没人吭声，就举了手。书记问：“老邓你要去？”老邓说：“我原先是从外木班出来的。”他就讲了这么一句，原来在外木班干过的人都坐不住了，都举手。结果调回到外木班的人比原来的编制还多了几个。后来有个也回到外木的师傅不甘愿，认为是老邓害了他们，马甲爹一反平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作风，严厉加以反驳，并且评价老邓“老实、正派”。
马甲娘的观点则主要来源于对其家庭生活的隐私探密了。
老邓的老婆，马甲叫她“邓妈”（那时候我们工地上的习惯很怪，有正式工作的女士就有名有姓，没工作的女士是“家属”，其称呼是在丈夫的姓后面加“妈”或“姐”，不知其他地方有这个情况没有）。这个邓妈身体不好、人也丑，很少出门，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和马甲娘关系比较亲密，时而在一起嘀嘀咕咕，马甲娘也因此知道了邓家的一些历史情况。
老邓和邓妈都是山东一个什么地方的人，同乡。老邓祖上是开车马店的，邓妈家则开木材铺，俩人的爹是拜把兄弟。邓妈很小的时候，她爹就把她许给了邓家，但不是许的老邓，是老邓头的哥哥大老邓。快解放的时候，邓妈家的木材铺遭了场大火，家人死了好几个，东西也烧光了，只好回到乡下种地。邓妈虽然没死但受了伤，脸上也落下好大一块疤。
解放以后，老邓的爹老老邓头安排大老邓娶邓妈，大老邓一想到姑娘脸上的大疤就头痛，干脆报名当军工，去帮志愿军搞运输，没想到半年后牺牲在朝鲜了。老老邓头是个守信义的汉子，大老邓死了，他就命令其弟弟继续娶邓妈，这下该老邓着急了。
老邓比邓妈还小两岁，他那时的惶恐是可想而知的。情急之下，他也想起用大老邓的办法。可是，当时家乡又没有招录军工的，一咬牙，老邓就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反正老老邓再霸道，他也不敢反对抗美援朝。
1956年，当老邓再回到家乡的时候已经是复员军人，有正式革命工作的人了。面对曾经扛过枪、打过仗、受过伤的儿子，老老邓头也不敢耍横再要求什么。探亲假快满的时候，老老邓头说，咱们不娶人家了去看看人家就当走亲戚吧。老邓说可以啊，拎着盒点心就下乡准备住一晚就走人回单位继续美好人生。
邓妈这时已经是农民。她家解放前在乡下有几块地，因此解放后就评了个地主。可她家偏偏又没当过地主，在城里开了两三代木材铺，家里几乎没有人懂得怎么种地了。这么一来，在贫下中农监管下自食其力，其艰难困苦自然就可想而知。老邓去走亲戚的时候，邓妈家已经知道这件婚事不可能了，人家也没说什么，吃饭客气几句天黑各自睡觉。
寂静中，邓妈想起往事，想到现在、再想想将来，不禁泪下，不知觉里竟哭了一夜。隔壁，老邓听见哭泣夜不能寐，夜不能寐翻身坐起，翻身坐起听见哭泣更加夜不能寐，夜不能寐听见哭泣不由得思绪万千……
天还没亮，老邓去敲邓妈爹的门，进门就说：“让她跟我走吧。”
于是邓妈就跟着老邓走了，于是老邓就有了六个儿子。
马甲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很好笑。老邓为了躲邓妈宁愿去打仗，连死都不怕，结果别人哭了一晚上他就投降了，这不是没出息嘛。
马甲娘于是批评马甲小孩子不懂事，并说人家老邓“心好、重感情”。
马甲爹和马甲娘无论怎么评价老邓，马甲都不感兴趣。可是，自从老王头透露老邓居然是个一等功臣，马甲就不得不注意老邓了。
注意了半天，马甲还是没有办法对他感兴趣。俺马甲虽然年纪小没参过军，可打仗的电影毕竟看过不少，对于如何正确辨认红军和白匪军、如何正确识别一般战士和战斗英雄还是很有经验的。比如老王那般满面红光、孔武强壮的形象，说他是黄继光的战友都没问题，可看看老邓，面黄肌瘦、愁眉苦脸，连走路的姿势都是鬼鬼祟祟的，这样的家伙别说是英雄，就是当个志愿军战士也给中国人民丢脸。所以，马甲很怀疑老王头是不是又在骗人（这老头经常拿小孩子开心）。
于是决定再次去找老王核对一下。
为防止老家伙耍诈，聪明的马甲采取了迂回询问的方式：“王伯伯，问你个事。”
“啊？”
“那个邓伯伯和你都是志愿军吗？”
“啊，是。”
“那他和你是一个部队吗？”
“啊，是。”
“那他也是皮定均的队伍，也和你一样勇敢喽？”
“啊，勇敢。啊？……哈哈哈，他不是皮定均的队伍，他是朱正常的队伍……哈哈哈……”
这时候，老王的老婆出来了：“别胡说八道，小心人家老朱听见不高兴！”
“怎么是胡说。他就是朱正常带的兵嘛，朱正常就当过他的连长嘛……哈哈哈……”
朱正常？那个修理汽车的老工人朱正常？那个经常来找马甲爹下象棋的老头朱正常？他还当过志愿军连长？他原来就是军官怎么现在反而成了兵了？
看见马甲茫然的样子，老王老婆笑着说：“别理你王伯，回家吧，问你爸爸就知道了。”
看来，真的只有去问马甲爹了。
第五章
朱伯伯比老王、老邓的年纪大，是个挺温和的老头，喜欢看报纸也喜欢下象棋。记得当时他有句名言：“看报嘛，要懂得看《参考消息》；下棋嘛，要懂得边路马。”所以马甲爹下棋的时候，总是对他马的去向十分紧张。
老朱走路慢吞吞的，什么时候手里都端着个大号的搪瓷茶缸，浑不像当过兵的人。他儿子朱小明倒是参过军，海军。记得当时陆军还是在穿两个兜、四个兜时，马甲我看见朱家哥哥的无檐大盖帽，简直激动得要命。朱哥哥后来上了大连海军学院，再后来又去了美国。上大学以后去留学的人马甲见得多了，可上过军校再去留洋的，马甲还只听说他一个。老朱头现在跟着女儿定居澳洲，估计再想下象棋就难找到对手了。
在当时，马甲爹对老朱的事不大愿意讲。好在马甲娘倒不在乎什么，痛痛快快地就说了。
老朱的前半生是由两次稀里糊涂决定的，第一次就是他当兵。
老朱是徐州人，他的家乡在解放战争的一段时期内属于国共双方的拉锯地带。当时老朱中学还没毕业，放假的时候，他跑到乡下的同学家玩。玩了没多久，国军来抓丁，两人赶紧到柴房里躲起来。老朱腿勤点，爬柴堆顶上趴着，同学腿懒点，钻柴堆后面藏着。国军进来，两刺刀就把他同学给捅了出来，老朱却没被发现，躲过去了。可老朱这位同学后来当了什么军警，欠了血债，解放后被镇压了，临了时，为证明自己当初是被迫的，就把老朱给供出来当证明人，弄得老朱自己好久都说不清楚（比如老王头就说过“老朱是混进革命队伍的”之类的话）。
当时听说国军还在附近抓丁，老朱一时就不敢回家，继续在同学家呆着，反正国军刚刚来过不至于马上再来。
呆了两天，国军没来，共军来了，老朱连忙又跑回柴房的柴堆顶上。这次共军倒没有去搜查柴房，可他们挑水、担柴、扫院子，住下了。一来二去，大家就发现了老朱，一来二去，大家也就认为应该给这小伙子做做工作……于是乎，老朱在躲过了反动派军队之后，稀里糊涂地参加了解放军。
老朱也立过功，但那不是在战场上。渡江战役时，老朱是营部的文书。部队解放南京后，老朱也跑进城里逛，逛来逛去就发现问题了。那时候进城部队多住在旧官邸、资本家公司或者教堂寺庙内，于是有人就把门窗拆了做床铺、有人随地大小便，还有人放任老百姓乱拿东西乱抬家具……老朱觉得这样不好，就写了封信交给军管会。没想到军管会很重视，不仅给老朱记了三等功，还把他调去参加纠察工作。
1952年的时候，老朱回到家乡（那时候徐州归属山东），在军管会从事征兵工作，老邓他们这批人就是老朱后来招的补充兵，兵龄比老王头他们晚。等他们到朝鲜战场，皮定均已由军长升任志愿军副司令，军长也换人了。因此，老王头才会说“老邓不是皮定均的队伍，是朱正常的队伍”——现在想起来，我明白老王头之所以做如此声明，其实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工龄比别人长。毕竟在那时，工龄是个很重要的标准。
老朱把老邓这些补充兵带到朝鲜，顺便也就把自己补充成了连长，这是他这一辈子唯一一次担任主官。但也许他确实不是当主官的料，所以没多久就到团部去当参谋了。按道理，这“参谋不带长”虽没什么大权力，却也不容易捅啥漏子，可老朱这参谋却稀里糊涂犯了个大错。
金城战役前期，需要部队进行战术穿插。事前，师、团各级开会传达作战意图，老朱都参加了，并且还跟随朝鲜向导去观察了穿插线路及参照物，回来制作了沙盘。战役开始前，朱参谋被分派到穿插部队，负责给一个经过加强的营级单位带路。这本是小事一桩，可到了晚上，部队出发了，在山里面转了两圈以后，平原地里长大的老朱就迷了路。他还不好意思说，闷着头边走边琢磨，部队也就跟着他瞎跑。就这么跑了大半夜，连带队的那个营长都觉得不对劲了，扯住老朱问怎么回事，这位带路的参谋才说：“可能走错地方了吧。”
这下可把营长吓坏了，赶紧命令停止前进、就地隐蔽，派人原路返回报告情况。要知道，穿插行动走错了位置，不仅穿插部队被消灭是理所当然，还有可能提前暴露战役意图。后果很严重啊！结果，老朱带领的这支部队没有能够参加战斗，退回出发地域了。
这件事如果处理得严肃点，枪毙了老朱都不冤枉。可大概因为金城战役各部队后来打得都不错，再加上老朱多少是个知识分子，最后只是把他的职务撤了，让他去给伤兵上文化课，朱参谋就成了朱教员。等到部队回国，老朱又碰上反革命同学的事，于是教员也当不成了，复员，修理汽车去。
老朱其实是个极富智慧的人，还记得每当夏夜纳凉，听老朱讲史论文、谈天说地的人总围了一大圈；也记得老朱家的各类书籍报纸比马甲家要多得多。但老朱的智慧和知识与军队无关，在战争面前他永远是笨拙的。试想，如果当年的暑假，他没有跑到同学家的柴房里面去，如果当年他能够继续完成了自己的学业，他也许会是个优秀的文人吧。作为军人或者工人的老朱，与作为文人的老朱，哪一个的生命会更丰满一些呢？
老朱并没有选择军队，是军队选择了他。他参加解放战争，是胜利者的一员，参加朝鲜战争，仍是胜利的一员，作为军人，他是幸运的。但是，马甲却总是在想，今天，当年过古稀的朱正常先生在异乡的星空下追忆往事的时候，是会更多地庆幸战争给了他胜利者的光荣、亦或是遗憾战争割裂了他人生的轨迹呢？
如果军队是个熔炉，那么战争就是这个熔炉冶炼精品的过程。并不是所有的材料都适合丢到炉子里去的，比如老朱；但有些材料却可以在熔炉中焕发光彩，比如老王。军队给了老王头机会，战争使他的一生都充满了轻松与自豪。
那么，同样的这场战争，带给老邓的又是什么呢？
第六章
马甲从朱伯伯那里得到确认：老邓确实是个勇敢的志愿军战士，受过伤，是残废军人，也立过一等功，并且他立的功还是双料的，既有中国的证书，还有朝鲜的勋章。这顿时让马甲产生了无限的崇拜。
但是，与老邓头交流却是件十分困难的事。一则是因为老邓内向，平时话就少，很少搭理我们这些小孩；二则是他打儿子打出了名，弄得周边的小子们都有点怕他。所以有好多次从老邓身旁经过，马甲我只是站着张了张嘴，却始终没有敢问什么。
就这么过了几个月，机会终于来了。
那一天，马甲爹到野外搞测量，遇见山上两头牛打架，打着打着，其中一头牛就被顶到坡底下去了。不久，生产队长赶来，看看倒在坡下的牛，发现腿摔断了。那时候当地的老百姓是不吃牛肉的，所以生产队长吩咐：“把牛杀了，皮剥了，埋掉。”马甲爹认识这个队长，立即上前去套近乎，结果商量下来，用两件棉大衣（灰黑色的劳保服）换了整头牛肉，这可真是天大的便宜了。
到现在也不清楚那些牛肉到底有多重。马甲只记得放学回家时看见好多人围在家门外的公用水龙头旁边等着分肉，住在附近的人家基本上都来了。说是分肉，其实也没什么标准，就是胡乱地把牛肢解了，大家根据自己家庭人口情况随便拿走一块两块的，无论多少与好坏，一切凭自觉。结果这样拿到最后，竟还剩下一大堆，马甲娘就做主送到老邓家去了。老邓很感激，晚上就端了一锅煮好的牛肉送来，马甲爹推辞不掉，只好去邀请了几个同事一起来会餐，朱正常伯伯也带着一塑料壶白酒来了。
大人们谈论什么，马甲不关心。可是，等他们海阔天空聊得差不多的时候，马甲就希望听战斗故事了。
“邓伯伯，讲个打仗的故事吧。”
“打仗有什么好讲的，打仗不好。”
“哎呀，小孩子爱听，你就说说嘛。”马甲娘总是护着马甲的，看见马甲失望的样子，她便帮着求情。于是，片刻之后……
“打仗不好，真的，打仗不好。不管什么事，再难也难不过打仗，再狠也狠不过打仗”。马甲记得非常清楚，老邓的讲述是由此前言开始的。
参军之前，我也不知道打仗是什么样，可1953年到朝鲜，还没上战场我就知道了。
那时候，还是由朱教员带着我们（老邓头一直都称朱正常为朱教员），徒步行军到常德里，一路上美国飞机经常来轰炸，飞机一来我们就隐蔽，有时候敌人飞机飞得很低，机枪能把地上的树都扫断。记得那天是白天行军，当时公路已经被敌人炸坏了，有许多朝鲜老百姓在抢修，我们的队伍就挨着他们旁边走。就在这时，美国飞机突然来了。
我们的部队已经发警报了（就是急促地敲锣），可朝鲜同志却没有及时隐蔽。据说朝鲜方面有规定，与志愿军同时遇到袭击时要先掩护志愿军。当时我们不知道，还以为他们不懂防空，有的人就去拉他们，结果他们反而跑开了。
空袭过后死了不少朝鲜人。要知道，他们都是住在附近的老百姓，死掉的都是彼此的亲人。可是，在现场，没有人哭，一点哭声也没有。离我不远有个女同志，背上背着个一岁大的孩子，当妈的没事，可孩子被弹片打死了。她解下孩子，抱着看一看，放在路边上，然后就拿着锄头继续修路——那是很年轻的一个妇女啊，把脸都憋青了，可一滴眼泪也没有流出来！你相信吗，这时候要是冒出来个美国鬼子，大伙都能把他吃了！战争呀，把人的心都练狠了。
“朝鲜人民的确很坚强”，朱正常接着老邓头的话说，“都说朝鲜电影哭哭笑笑，其实战争期间我很少看见朝鲜同志哭。即使是在医院，我们的新兵也有哭的、有闹的，可就没见朝鲜同志哭叫过。说起来，哭得厉害的就两次，一次是1953年停战，医院里所有人都哭，战士哭老百姓也哭。再一次就是1955年我们回国，头一天，人民军的李团长说要把我们抬着送出营地，我们团长说，你一个团我也是一个团，你怎么抬我？李团长说你就是一个师我也要抬。结果第二天人家真来了两个团，加上老百姓，人山人海啊，愣是把我们一个个从军营抬到了火车站。大家舍不得啊，哭啊，人民军的小姑娘，围着火车车厢唱歌，哭了唱，唱了哭的……那都是真感情啊。”
说到这会，马甲想听的打仗的事还没开始呢，这怎么行。“邓伯伯，你还是讲你打仗的故事吧。”
“我打的仗少，春节过后上前线，端午节就下来了，没什么好说的……”
“哦，可不能这么讲”，朱伯伯又插话了，“老邓你第一次作战受奖，最后一次作战立功，很勇敢的嘛”。
据老朱介绍，老朱老邓他们于1953年2月到常德里集结，那时候二十四军正担任上甘岭地区的防御任务，春节过后，他们这批人员被补充到七十师。老邓到一线连队，先是在下甘岭二号阵地，后来又转到上甘岭的东南阵地；老朱则到团部任参谋（敢情他这个曾经的连长是从来没带队打过仗的），到团部先熟悉了几天业务，第一次看战报，老朱就在各营上报的嘉奖名单中看到了老邓的名字。
“其实，那天我什么也没听见，我都冻木了”，老邓开始叙述他的第一次战斗，“那天我跟着魏班长他们放观察哨……”
1953年上半年，上甘岭地区的作战方式主要是坑道防御。据老邓描述，坑道是建在山背后的，有大有小，大的能藏一个连，小的只能躲几个人。平时部队都在坑道里，山脊的阵地上只留几组观察哨，除了固定观察哨，还有流动的侦察小组（这“流动侦察小组”或许就是现在所宣传的狙击手？）。放观察哨的一般都是有经验的老兵，老邓这样的新兵能参加这个任务，是因为他“有时间”。那时候全连上下谁都没有手表，连级干部掌握时间要也靠闹钟，而闹钟就装在个木盒子里，由通讯员挎着（连长问：“时间？”通讯员就赶紧往木头盒子里看一眼）。通讯员的另一个宝贝是手电筒。所以他日常三件事就是擦枪、检查电池、给闹钟上发条。老邓说，当通讯员的最怕摔跤了，因为一个跟头下去，人伤了没什么，闹钟和电筒可都是带玻璃的宝贝，摔坏了可不得了。
各观察哨位需要掌握时间，由于老邓这时已是指导员的通讯员，于是他就带着盒子闹钟参加值班了。
老邓当通讯员的原因有两个版本。以老朱的说法是，他们这批补充兵四川人多、山东人少，而70师的连营级干部大多是山东人，所以老邓当通讯员是因为了老乡的缘故。可按老邓自己的说法，他当通讯员是因为他会用留声机。原来，老邓到连队报到的时候，连长和指导员正在为一个洋玩意伤脑筋。前几天，兄弟连队搞了次成功的夜袭，弄回不少好东西，他们连长跑去“分浮财”，别的没要，就抱回来一台留声机。连长和指导员都知道这是个能唱歌的机器，可就是怎么摇它也不响。老邓毕竟当过车马店的少掌柜，见过世面，在旁边看了一会，忍不住告诉长官，留声机是需要唱片配合的，没有那个圆盘盘，这台机器唱不了歌。连长和指导员一听恍然大悟，连夸老邓聪明，决心把他留在身边好好培养。于是乎，老邓就当上了指导员的通讯员。
那天晚上，老邓参值的观察哨在2号阵地的最西侧，差不多相当于下甘岭与上甘岭的结合部。哨位上除了老邓，还有一个姓魏的班长以及另外一个战士。
朝鲜的2 月份是很冷的，夜里4点20分，就在老邓被冻得木头木脑、不知所措的时候，魏班长忽然悄声说“注意听，好像有动静……”
第七章
1953年，在上甘岭地区与志愿军二十四军对峙的联合国军始终保持有三个师以上的兵力。美军和南韩军队虽然时有换防，但在下甘岭方向，七十师的正面一直是南韩的首都师。
据老邓说，不同的部队有不同的作战习惯，区分美军和“李伪军”也很容易。比如夜间，美军有打“值班炮”的习惯，美国坦克冬天不熄火，隔一会就往我们这边打几炮，这种炮发射位置不固定、间隔时间不固定、弹着点目标也不固定，很麻烦。有一次，祖国慰问团的一个团员就不幸被“值班炮”击中牺牲了。在上甘岭，由于敌我双方阵地较近，美军还打“值班机枪”，打照明弹，时不时用大口径机枪通通通地扫射我方阵地。所以，我军在做前沿运动和军需运输时都必须十分小心。相对而言，“李伪军”在这方面就安静得多了。但“李伪军”会搞夜间袭击，甚至能把手雷甩到坑道里来，而美军一般不会这么干。
敌人进攻的时候，美军火力又猛又狠，步炮协同得好，动作快，反突击能力强，他退下去的时候你还不能追，一追准吃亏。击退美军进攻很不容易，但美军很少连续攻击，像那种一上午就进攻十多次的，都是“李伪军”的做法。所以美军一退，我们马上就防炮，而“李伪军”一退，我们得抓紧修工事，因为他们紧接着就又要来了。“李伪军”动作慢，但一波接一波的，怎么打人也不见少，等打完了，满坡都是血印子，他们死的人多。
我军进攻敌人都是在晚上，敌人火力配置好，白天不好弄，有次老王他们团没弄好，白天强攻，一个营上去没拿下来，结果换老邓他们团，到晚上一个连就完成任务了。
老邓说这番道理时已完全是老兵的口吻了。可当1953年2月的那个夜晚，面临第一次战斗的新兵老邓绝不会有如此丰富的经验。当时，他只觉得天气寒冷、只觉得昏昏欲睡，他只感觉到周围的黑暗中隐藏着莫名的危险。
其实老邓那天的任务很简单，他每隔一个小时左右到阵地各观察哨位走一遍，通知时间，再到坑道口向值班排长报告，然后回到魏班长的哨位（当然这个过程时间不能长，否则连里就要派人找他了）。干这个活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时不时地走动一下，有抗冻的效果。
夜里4点20，就在老邓正琢磨着再出去溜达一下的时候，魏班长忽然说：“注意听，好像有动静。”老邓吓了一跳，赶紧支楞起耳朵，可他还是什么也没听见。这时魏班长又说：“听见了吗？有石头响。”另一个战士接着回答：“对，坡下面有人。”发现魏班长正看着自己，稀里糊涂的老邓也连忙跟着乱答应：“是的是的，坡下有声音。”于是魏班长就命令：“准备战斗。”
观察哨的侧面是个很陡的坡，坡对面是二十四军另一个师防守的上甘岭侧翼阵地。夜里，坡下面的谷地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魏班长上哨时带了半麻袋手榴弹，这时他命令两个战士把手榴弹盖子都揭开，等他一发信号就开打。班长爬到坡沿上继续听动静，隔了不一会，他的冲锋枪响了，老邓和另一个战士在他身后抓起手榴弹就往坡下面扔，战斗开始了。
老邓他们一开打，对面的上甘岭侧翼阵地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也就跟着打，他们那边还有门六零炮，咣咣地直往山谷里炸。可奇怪的是，山上打得这么热闹，山坡底下却一点反应也没有。不一会，老邓他们连长跑来了，问是怎么回事？魏班长回答说坡下面有敌人，连长说先别打了我看看情况，于是大家都住了手，趴在坡沿上树起耳朵。听了半天，没发现异常啊。魏班长说刚才是有敌人的有动静的他们俩都听见了的，老邓一面跟着点头一面心里犯嘀咕。连长说，刚才有动静现在怎么反而没有了？难道敌人都被你消灭光了？
正说着，指导员来了，说指挥部在电台里问情况呢。连长说：“什么情况？八成是这几个二百五搞错了！”等到天亮，山坡下面果然什么人也没有，连长火大了，把魏班长臭骂一顿，老邓也就只好窝窝囊囊地回坑道睡觉去。
一觉醒来，老邓看见指导员笑嘻嘻地坐在旁边，隆重地端过来一杯糖开水，并且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夸奖说：“小伙子，不错，不错啊。”把老邓闹了个莫名其妙。
原来，昨晚山坡下确实有一股敌人，他们原本是准备袭击对面上甘岭侧翼阵地的，没曾想却被下甘岭二号阵地的老邓他们发现了，观察哨一开打，对面上甘岭方面也有了防备，敌人见无机可乘就撤退了。守备上甘岭侧翼阵地的是24军的另一个师，他们的侦察小组看见撤退的敌人有两百多，还拖带了十几具尸体，那边的部队把这个情况通报给了七十师，师长很高兴，当即表扬了老邓他们连。
三个“二百五”给连里增了光，连长指导员自然十分欢喜，结果是，魏班长记功一次，老邓和另一个战士各得一个大表扬（据老朱介绍，这表扬分大表扬和小表扬，小表扬是开会表扬，不记入档案，大表扬则要上报嘉奖，差不多就是立功的意思了）。
呵呵，老邓第一次打仗，连敌人是什么样都没看见，就立了一功，不能不说是个福将啊。
冬天过去，天气逐渐变热了，到端午节的时候，老邓已在上甘岭前线战斗了四个月。这期间老邓又打了多少仗，他没讲，马甲也不知道，不过据老邓说这四个月他们连队曾经换下来休整了两次，那个魏班长也牺牲了，可见战斗是十分残酷的。
端午节的时候，老邓他们防守的是上甘岭的东南阵地。那一天，祖国慰问团送来了好多东西，除了苹果，还有日记本、针线包、毛巾。大家都乐意要笔记本，因为那里面一般都有封信，闹好了还可能有张照片什么的。“我分了条毛巾，上面绣了个红五星。日记本没得到，要的人太多。也是怪呢，越是不识字的人越是喜欢那本本，拿着封信到处求别人念”，老邓如是说。
在坑道里天天吃饼干，缺维生素，所以苹果是好东西，一人分一个，剩下的由指导员统一管理，保管苹果的任务自然就落到指导员的通讯员老邓的头上了。
端午节中午，老邓正在坑道里忙着往弹药箱子里收拾苹果，这时候炮响了，密集的炮火震得坑道里尘土飞扬。打了几个月的仗，老邓当然知道这是敌人要进攻了。可是，当时他并不知道，这将是他参加的最后一次战斗。
第八章
1953年的6 月，正是朝鲜谈判谈谈停停的时候，双方在板门店桌子边争吵得越热闹，三八线的战场上打得也就越激烈。
在坑道里，老邓他们得到的消息是这样的：“美国的无产阶级是反对侵略战争的，想扩大战火的是杜鲁门和资产阶级一伙。”因此“反动派不肯认输，我们就把他打回谈判桌去”。根据这个原则，从5 月份起，阵地上就配置了高音喇叭，由会说英语的广播员负责给美军中的工人阶级士兵做思想工作，而老邓他们则专门负责消灭属于资产阶级的那部分坏蛋。
英语广播有多大效果不好说，反正敌人进攻的强度不见减弱，密度倒还有所增强。
这一阶段的战斗都是围绕着阵地的争夺与反争夺而展开的。“连长和指导员每天都不停地说要坚守阵地坚守阵地，一步也不许退。我们的部队是渡江英雄营，连长和指导员都是最勇敢的人。”
说是要坚守阵地，可是坚守也不容易。阵地上的土早被炸弹犁松了，“不能挖战壕，坑挖深一点，炮弹一震就把你埋到里面去了”，“只挖个膝盖那么深，前面用土麻袋挡着，能趴下就行”，“我使步枪，步枪要掩护机枪。敌人进攻，在前面跑着的那些我不管，那些归机枪打。我们打蹲着的和趴着的，蹲着趴着的家伙你不打他，他就瞄着我们机枪干了”。老邓还说：“我们当然也打敌人机枪，但敌人机枪的打法和我们不一样，我们的机枪手都是好战士，摆在前面，打得最狠；他们的机枪躲在老后面，胆小。” 2
1953年端午节的中午，老邓听见炮响，赶紧把苹果放好，再往自己脖子上挂了个铜喇叭，拎起枪就站到指导员旁边。按以往习惯，指导员负责机枪组，所以这时几个机枪手也跑了过来，可指导员一摆手，让他们跟连长去。
原来这天坑道里有客人。从6 月份开始，二十四军在上甘岭战区逐渐转入进攻态势（老邓他们这个阵地就是不久前才占领的），当时部队的口号是“一鼓作气，消灭美三师”。为了配合这个形势，朝鲜方面也开展了宣传活动，这天正好有一个人民军的政治军官和朝鲜青年团的一个同志来连队采访，现在战斗打响了，指导员先要把他们送回去。
指导员让老邓帮朝鲜同志把采访包背着，一边坐着谈话，一边等炮停。
从炮一开始响，连长就守在坑道口，看见炮火延伸，连长手一挥就带着一个排冲上去了。接着，指导员、老邓和朝鲜同志也来到坑道口，准备等我军的反击炮火开始之后，沿着运输线返回到团部去（师、团的前指离阵地不到三百米，但真正的师、团部离一线却要远得多）。就在这时，敌人的炮又响了。指导员赶紧指挥战士退回到坑道里，不一会，阵地上抬下一个人来，是连长。
连长的背被炸开了，像血糊的一样，抬进来后只动了几下就咽了气。指导员当时眼睛就红了，他和连长是老乡、老战友，年纪差不多，平时点一根烟都要两个人分着抽的，关系极好。指导员不让别人插手，自己找了床棉被把连长裹上，然后问上面的情况怎样？连长的通讯员哭着回答：“美国人，人很多。”指导员于是对朝鲜同志说：“对不起我不能送你们了。”
指导员安排老邓把两个朝鲜人送回去，并且让他把一个包交给团政治部，那里面有连队的战斗日志和全连战士的决心书。决心书的事，老邓知道，那是指导员写的，分苹果的时候还张罗着大家签名字。每次祖国人民送礼物给志愿军，前线部队就用决心书当作给慰问团的回礼。
指导员话还没有交代完，那个人民军的军官就把照相机挂到了老邓的脖子上，并且说“不用送我，我必须留下来”。旁边的那个朝鲜青年团的同志也坚决要留下。
这个军官姓洪，是人民军报的记者，他小时候在中国东北读书，能说很流利的中国话，抗战胜利后随金日成打回了朝鲜，在战斗中负过重伤，是个老兵了。这些情况当然是老邓日后听介绍才知道的，当时他甚至还不知道那个青年团员原来是个女同志（其实，坑道里的人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听到人民军洪军官的话，老邓说指导员当时就愣在那里了。洪记者先问清楚老邓的名字，掏出个信封刷刷写了几个字，要求老邓必须把他的信和文件转交到人民军政治部，然后转身就往外走，指导员这才想起阻拦他，可洪军官大声说了句“我级别比你高，听我的”，人就出去了。指导员没辄，只好带着部队顶着炮火冲了上去。
老邓说，当时他就觉得这个洪军官很了不起。因为头几天连里的副指导员牺牲了，副连长受伤还没有回来，而现在战斗才刚开始又损失了连长，连级干部只剩下指导员一个人，大家心里都有些发慌。洪军官一定是发现了这个苗头才决定挺身而出的。老邓说，朝鲜政治军官的军衔标志和其他军官的不一样，他看不懂。但是，“真正的政工干部就应该像他那样做”。
老邓一面赞赏着一面往团部跑。这时他还不知道，在他兜里装着的那封洪军官的信将会给他带来一枚朝鲜勋章。
洪军官不久就牺牲在阵地上了，他双腿被打断，手雷扔完，在敌人冲到跟前时仍从容地用手枪还击。战友们说，直到最后一刻，他都在大声地唱歌，虽然唱的是什么大家听不懂，但是很好听。
洪军官后来被朝鲜授予国家英雄的称号。由于他是牺牲在志愿军阵地上的，所以中国方面也给予他一级战斗英雄的表彰。同时，朝鲜方面还给了老邓一枚“三级国旗勋章”。这勋章马甲见过，镀金的，很大也很漂亮。
老邓到了团部，把东西交给政治部主任，主任一听说情况就急了，怎么能让人民军的同志留在阵地上呢？团长也马上呼叫阵地，可阵地上无线电员说找不到人了。确实，从团部这里探头看出去，密集的炮火打得山头上烟尘弥漫。老邓知道，在那样的情况下，阵地上的能见度不会超过5 米。团长马上命令两个作战参谋带领从警卫连抽调的30个人增援阵地，政治部主任也派出一个通联干事，要求他一定把朝鲜同志带下来。
在团部外边等人的时候，老邓遇见了后勤处的老乡。那老乡送给老邓一个急救包，这也是慰问团的礼物。和普通急救包不同的是它里面有个瓷瓶装的云南白药，而且瓶里居然有5 粒“回命丹”，老乡说“这可以救你五次命”。老邓一听当然很高兴。
增援部队集合完毕，老邓带着人就往阵地上跑。这时，敌人正不停地往交通线上打“干扰炮”，大家只好分散开来，一边躲炮一边前进。快到阵地的时候，一个参谋叫住老邓，他说刚才在团部时听见阵地上在喊“要炮！要炮！”估计当时敌人是冲上来了，现在阵地情况怎么样可吃不准，看见老邓脖子上挂了个铜号，他就让老邓先联系一下。于是老邓摘下喇叭就开始吹，吹了几遍，阵地上有回音了，大家就朝着回信号的地方摸上去。
到了地方一问情况，这才庆幸那个参谋有经验。原来这时候表面阵地已经被美军占领三分之二了。如果事先不联系一下，稀里糊涂跑上来真不知会发生什么事。
老邓找到指导员，把政治部主任的命令告诉他。指导员说洪军官已经牺牲了，只有那个青年团员还在，让老邓和通联干事去动员他下阵地。可那青年团员坐在地上不说话也不走，两人只好去拽，七拽八拽地才发现她竟然是个女的，弄得大家十分尴尬。
青年团员见自己的性别暴露了，这才哭着跟通联干事下了阵地。老邓跑回到指导员那里报告这桩新鲜事，正在琢磨问题的指导员一时都没回过神来，瞪着眼张着嘴傻了好一阵才冒出一句话：“俺的娘诶，这是个花木兰啊。”
这时候，由于表面阵地局势不明朗，敌我双方的炮火都只是在干扰对方的补给线。阵地上反而出现了暂时的平静。老邓也着手修整工事、收集整理弹药。
正忙着，听到指导员问：“山下面有两辆坦克，你敢去把他炸了吗？”
“敢啊，这有什么不敢的”，老邓答应得很痛快。
第九章
上甘岭防御地带的主阵地是两个主峰，在主峰前端及两侧有一些大小不等的山包，一条从南至北的公路就穿绕于这些山坡之间，公路在这里要经过一个叫“上甘岭村”的村庄，因此所谓上甘岭战役，实际上就是为了在“上甘岭村”截断这条公路而展开的一系列战斗。
老邓说，除了上甘岭两个主峰外，其他附近的山头我军和敌人差不多各控制一半，并且不断易手。老邓他们的阵地位于主峰的东南，公路经过他们所在山头的左侧，通往两个主峰之间的“上甘岭村”。也就是说，我军一旦彻底控制了这个山头，敌人的车辆及重型装备将无法到达主峰阵地前沿。
当时，志愿军并没有完全控制这个山包，前些天，24军进攻时，只是占领了山包右边以及中段的大部分，而山坡最左侧，靠近公路边有两个敌军堡垒，由于得到了公路对面美军的强大支持，始终没有能够拿下来。端午节这天，美军就是从这个左侧发起进攻，在占领了大部分表面阵地之后，又把志愿军压制到了右边角上。
形势对老邓他们很不利，敌人随时可以沿着山脊的表面阵地发动新一轮攻击。这时候，弃守阵地当然是绝不允许考虑的。虽然志愿军也可以退回到坑道里，倚据坑口工事进行防御，但那样一来，坑道很容易被敌人封锁，再要想进行有效反攻就困难了。“从一上阵地，连长指导员就讲了，我们的任务就是守住阵地，阻止敌军通过公路，以实际行动支援主峰。”因此，如果退回坑道，虽然名义上我军在这个山头还保存有力量，但在战术作用上，却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了。
基于这个原因，师、团首长给老邓他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直到天黑。
“天黑了就好办，我们的大部队从坑道那边上来，马上就能把敌人再赶回去。”眼前的这一小块阵地，不仅是掩护坑道和后方交通线的屏障，也是实施下一步反击的跳板。
说到反击作战，马甲听老邓头和老王头介绍过美军的一个特点，很有意思。美国人的工兵很厉害，修工事麻利。他们的部队一旦在前边占领了阵地，后面的工兵马上拖来各种各样的材料，几个小时就能把大大小小的工事、堡垒和障碍物建好，把枪、炮火力点、铁丝网探照灯什么的，布置得规规矩矩。如果工事修好了，美国兵防守得就很认真，可如果没有工事，美国人可不愿意像志愿军那样硬着脖子干，一般马马虎虎顶一下就跑了。针对这种情况，上甘岭战役后期，志愿军在与美军进行阵地争夺时，就十分注重使用炮火对敌人运输线实施干扰。这样，美军即使占领了阵地，他们的军工物资一时也上不来，接着，我们则马上利用敌人立足未稳，迅速展开夜间反击，争取夺回阵地。仗打到这份上，大家都精了。
反击是晚上的事，老邓他们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能把阵地给守住。
从增援部队一上来，指导员和两个参谋就开会琢磨防守的事。志愿军目前所在这个“右边角”的正面，坡很陡，敌人步兵不大可能从这里进攻，因此，防守的重点无疑是左面方向的表面阵地。但是，在正面仍存在着一个隐患，据指导员说，敌人在公路边有两辆坦克，能对我军阵地进行直射，在刚才的战斗中，我们的重火力点都被它打掉了，而由于坦克位置太靠近山坡，我们的大炮又打不着它。如果等会敌人再进攻，这俩铁家伙肯定会顺着山沟开过来，那时候威胁就大了。
那个年轻点的参谋说：“不要紧，我带人干了它。”这时，指导员转头问老邓：“山下面有两辆坦克，你敢去把他炸了吗？”
“敢啊，这有什么不敢的”，答应得很痛快。
年纪大一些的魏参谋（就是提醒吹联络号的那位）站起来喊：“高大炮，高大炮！”于是，高大炮跑过来了。这个高大炮老邓认识，他本来就是连里的兵。上甘岭阵地防御的方针是“前轻后重”，担任防守的一线连队，干部保持满员，但要抽出二三十个士兵补充到警卫连，扩充前指的预备队。高大炮就是从老邓他们连抽出去的。他是个老兵，姓高，可个子不高力气挺大，能把手榴弹扔得好远，就像开大炮一样，所以得了个外号叫“高大炮”，真名反而没多少人知道了。
向高大炮交代了任务，魏参谋又说：“这次炸坦克得把它炸得不能用才行，要是光炸了履带，它还能朝我们开火，得先想清楚怎么弄。”老邓寻思，都知道坦克后面有油箱，扔准了能把坦克烧了，要不然掀开顶上盖子往里扔也行，可谁有那个把握啊。于是没敢吭声。
“我有办法”，高大炮说，“拿带子把两个手榴弹连着，扔到炮管上这么一搭，就能把坦克炮筒给毁了”。
“能成吗？”
“能成”，高大炮力气大，自然也就信心足。
于是拿来苏联手榴弹（反坦克手雷），解下腰带一头拴一个，弄了三组，挂在三个人脖子上，说好了由高大炮负责扔，年轻参谋和老邓配合掩护。爆破小组从侧面溜下去，到了坡底就沿着沟边往左侧公路方向爬。
老邓说，电影上的志愿军总爱弄个草帽子戴在头上当伪装，可他们没有搞这个。上甘岭上面连石头都打酥了，到哪里找草去。
“山上光秃秃的全是土，只有些树桩子，被炸得横七竖八的。”
“1955年我们回下甘岭收容遗体（战役期间烈士遗体都临时埋在下甘岭村，后来分别移到了几个公墓），看到山上的树居然都活了，花也开了，红的绿的。可是人却烂得只剩下骨头了……心里难受啊。”
老邓他们三个下到坡底，每人披了一块阵地上装土的麻袋片，主要是为了遮住身上武器的反光。高大炮在前面爬，老邓跟着，参谋在最后。原本的计划是找个合适的地方设伏，等坦克来了再开炸。可爬着爬着，高大炮越爬越快，老邓都要跟不上了，参谋也连忙在后边小声喊“慢点慢点，别太远了”。可高大炮却仍旧不停地爬，还说“快快，我看见坦克了”。老邓急忙抬头张望，可不是么。
敌人的两辆坦克已经离开公路开进了山谷，可不知为什么，他们刚拐进来一半就不走了，一前一后斜斜地停在那里，像是在等人似的。三个人从侧面爬着接近坦克，距离还有四十米左右时，山上的阵地突然开打了，坡上面的石头沙子被震得直往下滚。
老邓正准备问参谋怎么办，前面的高大炮就已经窜了起来，拎着手榴弹冲上去了。
“要说他胆子也真够大，就那么直着身子从坦克侧面跑到正对面，一扬手就把手榴弹往炮筒子上甩。”
“可是，那带子没挂上炮管，手榴弹砸在炮塔上落到地下，咣地炸了，坦克没有什么事，倒把高大炮给震倒在地上。当时我还以为他完了呢。”
高大炮一倒，老邓和年轻参谋就都冲上去了。老邓首先接近高大炮没炸成的第一辆坦克，可他没再乱甩手榴弹。“我想人家那么大力气都不行，我就更不成了。”他老老实实地爬上坦克，把两颗苏联手雷搭在炮管上，拉着火再跳下来跑开。
“我看着炮管子炸塌了，行了。”老邓挺开心，回头看见高大炮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蹲在他的身边，一副还在犯迷糊的样子，身上倒是一点伤也没有。
年轻参谋那边的任务完成得更容易，也许是由于天气热，美国兵打开了炮塔下面的盖子，参谋顺手把手榴弹扔进去就是了。
炸完坦克，三个人赶紧往回跑。
“感觉到身边子弹在飞，也顾不上看是从哪里打来的。反正任务完成了，猛跑，能跑回阵地就算拣了条命。”
老邓跑前头，高大炮最后，刚跑到坡跟前，年轻参谋一个跟头栽倒了，“看不出子弹打在哪里了，身上没看见血，可人就是不行了”。老邓和高大炮架着他接着跑，没走几步，高大炮说不用架了，人已经完了。“的确是完了。死人和活人扛着不一样，也说不清哪里不同，反正感觉得出来。”“可惜了啊，军政大学的学生，高个子，比我年纪还小……也不知道他家是哪里的。”
老邓他们跑回来时，阵地上正打得激烈，高大炮一声没吭就冲进硝烟里去了，老邓则去找领导报告情况。他先遇见魏参谋，问：“我们指导员在哪呢？”魏参谋指着前面回答：“他在组织反突击，你先在这里等等。”
老邓不干了，“我是通讯员啊，我得跟着我们指导员”。说着，端着枪就往最热闹的地方跑去。
第十章
老邓他们据守的“右边角”阵地，面对左侧的纵深不到八十米，由于山脊中部和“右边角”这边的高度基本上是平的，因此敌人的步兵火力能够贯穿我军阵地。基于这种形势，指导员和魏参谋决定的战术是：在阵地表面保留一部分防守兵力压制敌人，其余人员埋伏在侧面的坡上作为反突击力量。
在阵地前沿（“右边角”的左侧）有一处七八米宽、很浅的山沟，表面阵地的我军首先力争把敌人压制在沟里。如果敌人冲出了沟面或者试图从侧面攻击，我军就实施反突击，与敌人搅在一起打。由于山坡侧面面向敌人的一方（就是刚才坦克来的方向）坡很陡，敌人难以仰攻，而面对我军后方的一侧虽然坡比较缓，但敌人又不能实行火力支援，因此，反突击战术能够产生很好的效果。
老邓顺着魏参谋指的方向往前跑，山脊上敌人的火力很猛。我军在阵地上挖了几组T 字型的战壕，战壕只有齐腰深，人在里面必须趴着运动才行，志愿军战士正冒着弹雨拼命还击，把美军一直压在坡底。老邓瞅了个空子爬出战壕，接连打几个滚，就翻到了山坡侧面。远远就看见指导员带着人在前面开打了，他赶紧跑到跟前，和大家一起把从侧面露头的敌人给打了回去。接着，突击组又爬到坡沿往沟里扔手榴弹，敌人无奈，撤退了。
“打倒了七八个，我们一个受伤的也没有，敌人打枪打炮只能打到坡顶，对我们没有多大影响。”
“我也不知道我打到了没有，大家都在打，谁能保证是你打中的。当然也有人会说他打着了几个几个，那么，连里有时候会问问当时的射击位置和角度，有时候也不问，反正都算是大家打的，那时候没有谁计较这个。”
敌人撤退后，指导员先安排大家维护工事（突击组在侧面坡地上的单人掩体），然后就往坡顶阵地上走。老邓知道他是要去查看上面的伤亡情况，于是也就跟着。路上，他顺便就把炸坦克的事汇报了。指导员听了以后分析说：“你要感谢高大炮啊，他那两个手雷虽然没把坦克炸了，但肯定是把鬼子给震蒙了。要不然你们也不能弄得那么顺当。”
敌人火力压制着坡顶阵地，我军有一些伤亡。卫生员劳君冠（外号“老军官”。四川人，后来在马甲爹单位的职工医院当医生，该大夫打针的动作极生猛，马甲小时候生病最怕见到的，就是他）在阵地上爬来爬去，不停地叫“哪里有情况？”把嗓子都喊哑了。
老邓见劳君冠居然挂着把冲锋枪，就提出和他换枪，“咱们参加突击组的人才应该用冲锋枪啊，你这个小卫生员有个药箱子就足够了嘛”。劳卫生员无话可说，于是换枪成功。接着，邓通讯员又不失时机地掏出一个小瓷瓶子，向他炫耀“可以救五次命”的云南白药。卫生员当然大为羡慕，希望利用专业优势将这个宝贝据为己有。通讯员自然不肯，于是劳君冠恼羞成怒，一直到二十多年后还在骂老邓小气，把老邓弄得十分狼狈。
两个小“员”正在这边扯皮，指导员却在那边忙着作政治动员，无非是“英雄部队、光荣任务、钢铁战士、消灭美三师”之类的话。正说着，敌人又攻过来了。美军第二次进攻来得这么快，连指导员都没有料到，他赶紧离开战壕，回到反突击部队那里去。老邓记得，这时候，我军阵地上的战斗人员（包括先前增援上来的三十二人）一共还有八十五个人。
由于不清楚我军的防御情况，美军的第一次进攻带有一定的试探性质。在明确了志愿军的力量配备和防守决心之后，美军第二次的进攻的强度明显增强了许多。由于阵地狭窄，敌我双方距离较近，美军的重炮没有能够轰击我方阵地。但他们在山脊中部设置了多门“阵前炮”，还垒筑了重机枪工事。战斗一开始，敌人的各种炮火和机枪子弹就铺天盖地打了过来，燃烧弹把阵地打成了一片火海。接着，美军以两个连的兵力实施了攻击。
凭借着强大火力的掩护，第一波美军迅速冲到了那条浅沟，他们知道我军在侧面准备有防御兵力，所以不再从侧面山坡出击。相反，他们用火焰喷射器进行吊射，在坡侧和坡沿上打出了一道道火墙。等第二波进攻开始时，前面的敌人冲出了浅沟。
这时，阵地上的我军集中火力顽强地进行阻击，但美军的“阵前炮”也立即实施炮火压制，打掉了我们的火力点。于是，敌人逐渐在沟沿上站住了脚。同时，他们又用机枪向阵地侧面疯狂扫射，用弹幕封锁我军的侧翼突击方向。就这样，美军在冲出浅沟后又前进了约四十米，攻入了我军第一道战壕。
“当时我们趴在坡边上，前面全是火，敌人的子弹就从火墙那边呼呼地扫过来，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去。”
“其实什么也听不清，我们就看着指导员，看他把手榴弹举起来，就知道准备要冲上去了。”
“拉燃手榴弹，数三下，第四下丢，这样落地就炸，有时候还没着地就能响。”
“大家扔了手榴弹，爬起来就往上冲，火也不管了，子弹也不管了，反正只要你这一下搞不死我，我就叫你死。”
“火当然大了，眉毛都烧光了，衣服着了都不知道，看见别人帽子着火了还告诉人家，没觉得自己身上火更大呢。”
就这样，四十个满身烈火的战士，呐喊着冲入了敌阵。看见侧翼的突击组冲上来，战壕里的战友也跃出来冲向敌人，美军的进攻阵形顿时乱了。
事先，指导员给老邓说过：“突击的时候别瞎站在中间，横着冲过去，到那边坡沿看看有敌人没有，再横着冲回来。跑的时候眼睛机灵点，别傻站着谁打你都不知道。”老邓当然要忠实地执行领导的教导，他冲过火墙就往对面跑，迎面碰上了个美国兵。由于距离太近来不及开枪，他就一头撞过去，把鬼子撞倒了，自己也摔到了一边。老邓的冲锋枪就挂在脖子上，他手快，人还趴在地上就搂了扳机，一梭子过去，正准备爬起来的美国兵又躺下了，肚子上一个眼，头上一个洞。
打倒了美国兵，老邓想接着跑，可是找不到北了。头撞晕了，这“坡对面”，应该是在哪个方向呢？
从地上爬起来，老邓看见了指导员。由于刚从火墙里冲出来的战士大部分都还有点蒙蒙的，所以指导员就站在火墙跟前，一边打枪一边指挥大家冲锋。
老邓跑过去冲指导员喊“你帽子着火了！”指导员一把拽下帽子，带着老邓和几个战士往对面冲。“一路上乱极了，到处都有敌人，我就不停地打，五十来米的路，打了两个弹匣子。”跑到对面坡沿上，刚好看见几个美国兵正准备往坡下面出溜呢，志愿军一打枪，他们立马都滚下去了。
这时，指导员推了老邓一把，叫他在地上滚几下。老邓才发现自己衣服着火了，脖子上烧起了好大的泡。他在地上滚，几个战友也过来帮他灭火。弄了一会，听指导员说：“快，我们再冲到前面去。”老邓赶紧爬了起来。可边上的几个战士却蹲着没动。
阵地上弹雨横飞，敌我双方已混战到了一起了。这时候，蹲在坡沿这儿打冷枪无疑是要安全得多的。刚才大家凭着一股子猛劲从火墙那边冲到了这里，可现在要再回到战场中央去，不免就有些犹豫了。指导员不知什么时候已受了伤，右肩膀上全是血，他用左手拎着枪，心平气和地说：“同志们，再加把劲吧。我们现在必须把敌人赶回去，不能让他们集结起来啊。”说完就往前走。老邓回头一看，战友们都跟上来了。
指导员带着他们直接冲向了阵地前面的那道浅沟。这时已经有好几个志愿军战士在这里与敌人开打了，看见老邓他们冲过来，美国人忽拉一下就开始逃跑。
美军想往回跑，而志愿军也紧接着追过来，于是这条七八米宽的浅沟顿时就成了敌我双方混战的肉搏场。
根据战后的总结分析，指导员实施的这次冲击，目标和时机都是十分正确的。如果稍有延误，敌人就可以在这道浅沟完成集结，稳住阵脚再度进行反扑，那么，我军阵地就难保了。
老邓跑到沟边的时候，一个美国兵正端着机枪在沟沿上趴着。看见老邓，他竟莫名其妙地放下机枪站了起来。“我不知道他是想干什么，说是要投降吗？也不像啊。反正我一梭子给他打过去。”
接下去冲进沟里，老邓就没有机会再开枪了，肉搏战开始了。“就是抡着枪托子砸呀，见人就砸，也被别人搞倒了好几回，爬起来再接着砸。砸到后面没力气了，趴在地上吐清水……”
老邓没力气了，敌人也丢下四十多具尸体跑了。战友们把他拖回工事里躲避美军的报复炮火。“劳君冠还以为我骨头断了呢，结果起来一看，一点事没有。”
老邓没事，指导员却身负重伤。“头盖骨裂开了，眼珠子挤出来一个，脑袋伤得像个血葫芦。”老邓把宝贝云南白药喂到指导员嘴里，虽然他此时已经无法咽下去，但老邓仍然坚持认为“回命丹”是起了作用的，是它保住了指导员的命。指导员伤好以后就复员了，但从此不能流利地说话，1966年，病逝于自己的山东老家。
到这时，阵地上的战斗人员只剩下二十三人，老邓连里原来的连、排级干部全部损失，腿部受伤的魏参谋成为阵地上唯一的军官。而这时，距离上级任务要求的“防守到天黑”至少还有三个小时。
形势严峻了……
第十一章
老邓坚持认为是他的“回命丹”保住了指导员的命。朱正常刚接了一句“头骨受伤也不一定致命”，老邓立马就急了：“不致命？把你脑袋敲开看看要不要命？！”在场的大家谁也不愿意做这个试验，因此只能一致服从老邓的意见了。
朱正常后来说，在指导员受伤的这件事上，老邓一直十分内疚。指导员是带伤参加肉搏的（右锁骨击碎），作为通讯员本应该保护好领导，结果他光顾自己打，最后连指导员是怎么受伤的都不知道。因为这一点，战后给老邓授一等功时，一开始政治部也有不同意见，后来是团领导表态才平息了争议。1956年转业的时候，立过战功的人都上台发言，老邓当时说到指导员这事，哭得一塌糊涂。
其实，在马甲看来，指导员能够活下来，很大原因是运气好，送医院及时。当时阵地上的重伤员都是临时转到坑道中等军工来的时候再分批抬下去，敌人的干扰炮火很猛烈，军工经常上不来，时间一长，许多伤员就牺牲在坑道里了。而这次，当老邓他们把伤员送进坑道的时候，朝鲜军工竟然冒着炮火送弹药上来了，指导员是第一个被抬下去送医院的。
说到朝鲜军工，老邓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女同志。“头上垫个圆盘盘，多沉的箱子、袋子都往脑袋上搁，爬坡、跑步头上的东西都不会掉下来，可有能耐了。”朝鲜人的衣服宽宽大大的，里面能藏不少东西，可是，老邓一直纳闷他们的口袋到底是安在了什么地方。
老邓送走指导员回到阵地工事，前指已增派了八个人上来（本来是十二个，路上伤亡了四个），还带来一门迫击炮。老邓听见魏参谋在电台里对前指喊，要求敌人进攻时我军一定要实施炮火压制，特别是要压住敌人的支援火力。前指却反过来要求阵地“大胆坚决地进行反击、用迫击炮消灭敌人火力点”，还说“要敢于战斗、敢于胜利”。魏参谋放下话筒转身一问，才知道副团长不在，是参谋长在前指指挥。魏参谋就不说话了。
（马甲觉得，朱正常和老邓对这个团参谋长都不太感冒，但具体是什么原因却不清楚。部队里的军官素质是有差别的，比如，魏参谋和朱正常当时都是团里的连职参谋，可如果这时阵地上换成由朱参谋指挥，呵呵，谁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样呢？）
这当口，高大炮跑来找老邓，他先问了问指导员的伤情，然后打听说“你没有把我们炸坦克的事告诉指导员吧？”老邓回答：“告诉了啊，没说你不好，指导员还夸你呢。”高大炮于是明显放心多了，接着，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个玩意，悄悄问：“通讯员，你说这东西要交公吗？”老邓一看，是一副眼镜。
按当时的规定，缴获敌人的战利品，包括手表、钢笔、笔记本都是要交公的，可高大炮不知从哪里找来的这个眼镜是否也应该交公，老邓就有点把握不住政策尺度了。老邓说，当时他们不知道眼镜是有不同度数的，还以为眼睛不好的人随便带上副眼镜就管用呢。
两个人正在那里讨论眼镜的事，魏参谋过来了，问老邓熟不熟悉山脊中段那边的地形。老邓说熟悉，部队一上阵地他就转遍了，前几天还在那边值过观察哨。魏参谋就说，根据现在的情况，敌人很快就会发动新一轮攻击，我军光靠表面阵地很难坚持住，必须“大胆坚决地进行反击”，考虑到敌人这次一定会用相当力量保护其进攻的侧翼，所以我们如果还像原来一样在侧面作反突击，将会遇到很大困难。所以，魏参谋计划，用一部分兵力穿插到山脊中段，当敌人发起进攻时，穿插人员直接攻击敌炮兵阵地。一旦消灭了敌人的火力支援点，我军就能够打退敌人的进攻。
“你带5 个人去，摧毁敌人的直射火炮以后原路返回”，魏参谋问，“有问题吗？”
“没问题。”
老邓说，当时他一听就知道这是个“要牺牲”的任务，可在战场上，这都无所谓了。自从一上前线，每个人都清楚自己最后是会死的，只是不知道哪一天轮到自己。“这下知道该轮到我了，那就准备牺牲呗。别人能牺牲，你为什么就不能呢。”
魏参谋点了五个人，其中就有高大炮。据老邓说，本来应该不会有高大炮什么事的。因为刚经过肉搏，大家都太累了，所以魏参谋选的其他四个都是新补充上来的兵。高大炮是因为眼镜的事情没弄清楚，自己蹲在那里没走，领导布置任务时他又特意凑过来听，所以魏参谋顺手就点了高大炮。
六个人，每人都是冲锋枪、四个弹匣、四颗手榴弹、一个苏联手雷。由老邓带着，先从我们这边下坡，再沿着坡底向前运动，估计接近山脊中段位置了，就开始往山上爬。
“我们分成两个组，我们三个靠前一点，他们靠后。在山坡下也弄不清敌人的炮阵地应该在哪个位置，估摸着差不多就是了。说好了两个组分开上去，找着炮就炸，炸完了各自跑，没炸了以前谁也不能跑。”
“高大炮没有和我一组，他有个老乡，愿意在一起，他们都是警卫连的，我不认识。”
“爬到一半不敢再往上了，怕被敌人发现，找个地方躲着。”
等了好一会，敌人开始进攻了，山顶上枪炮声响成了一片。我军也开始炮击敌军阵地，趁着混乱，老邓他们爬上了山脊。到坡上一看，才发现敌人的炮阵地距离他们至少有一百米，山坡上有一些用沙包临时垒筑的简易工事，敌人的火炮和机枪就从这里向我军阵地射击。值得说明的是，这时候，志愿军的炮火仍在轰击美军阵地，敌人也是冒着炮火在支援攻击部队的（由此，马甲对美国兵怕死的观念有了些许改变）。
“唉，我们走过头了，如果少走几十米，爬上来冲两步就能扔手雷了。”由于没看见另一组人上来，老邓他们三个掏出手榴弹向炮阵地冲过去，结果刚开始跑就被发现了，各种火力横七竖八地打过来，老邓跑没几步就被击中了。
“打脚上了，一家伙摔在地上站不起来，当时只觉着腿肚子痛，可看一看脚，鞋子破了个洞，血从洞里往外冒，后来才知道是腿肚子打穿了，半个脚掌也打没了”。老邓趴在地上向两侧扫射，掩护战友接着往前冲，其中一个跑了二十多米就中弹倒地，另一个都快冲进炮兵工事了才被打倒。“他应该早点扔手榴弹的，可他偏偏就只是那么跑，也不知道是怎么个回事。”
炮兵阵地没炸掉，老邓很着急，他趴在个土坑里，美军的机枪子弹打得他头都抬不起来。可他还是拿手榴弹往外乱甩。“我当时就想，打我没关系，就不能朝我们阵地上打。”
就在这时候又有枪声响起，打掉了敌人机枪。美军不知道我们上来了多少人，顿时乱了。可老邓知道，这是高大炮他们。
高大炮那个组比老邓他们还多走了一段，因此爬上来时离炮阵地就更远，甚至根本就看不到火炮在哪里。他们一开始还沿着坡向左面继续找，过了好一会才想明白搞错了方向，赶紧折回来。半路看见前面坡上有一圈简易工事，三个美国兵正用两挺机枪把老邓往死里整，高大炮他们从后面兜上去，两梭子就把美国兵撩倒了。
美军的这个机枪阵地离我军“右边角”很远，肯定不是敌人进攻的支援火力点，并且这个工事建在靠近我方一侧的一个土包上，可以清楚地看见我军通往阵地的交通线，所以这应该是个美军的一个固定观察哨。有趣的是，这个观察哨的哨兵也许是被我军炮火吓蒙了，志愿军的两个小组一个从他左边上来、一个从他右边上来，他们居然都没有发现。等好不容易找到了受伤的老邓，却又没注意后边来的高大炮。三个糊涂鬼死得也叫活该了。
高大炮他们压制住敌人，老邓连滚带爬地也到了工事里面。看见老邓受伤了，高大炮的那个老乡就问：“你会使机枪吗？”
“会啊。”
“那么好，你掩护，我们去炸炮！”
老邓虽然腿受伤，可脑袋变灵活了，他赶紧说：“不用去炸炮，过不去的。我们在这里，可以扫射敌人的炮阵地和机枪阵地，守住这里和炸炮一样管用。”
高大炮的老乡一听觉得有道理。“那么你指挥吧，我们听你的。”
“好，高大炮给我当助手，你们俩防守侧翼”，老邓说着，就把重机枪扯了过来。
第十二章
老王头不会用机枪，老邓头却会用！马甲对老邓的敬仰之情顿时又增添了许多。
“我们指导员以前就是机枪手，打仗的时候也是他负责机枪组。他最喜欢弄机枪了，我也就跟着学了一些。”
“我跟着指导员，见过的机枪比我们连里机枪手见的还多，除了我们自己的重机枪马克沁，还有老苏联的郭留诺夫机枪、美国人的强生机枪，再就是勃朗宁。”
老邓在美军工事里扯过来的就是勃朗宁重机枪。“那个枪比我们的好，枪筒子能散热，不用加水的，子弹链子也长。”3
“那机枪带个枪架子，得站着打。我腿有伤站不了，高大炮就拉了个沙包来，让我跪着打。”
高大炮给老邓递子弹，其他两个战士在工事两侧，利用沙包做掩护，一个用轻机枪、一个用冲锋枪，配合着老邓，大家开干了。老邓的重机枪只管打前面的炮兵阵地和机枪阵地，轻机枪和冲锋枪负责打试图接近工事的敌人。他们四个人不用担心背后，因为身后的山坡面对的是我军阵地。
老邓一开打，敌人的后方就彻底乱了。子弹洒向敌阵前炮，炮兵立刻丢下炮躲了起来，子弹洒向敌机枪工事，敌人抱着头趴着，不知道该往前开枪还是往后开枪。老邓的机枪就这么挨着几个重点目标来回地扫。“250 发的子弹链子打了不知道多少条，打得地上子弹壳老大一堆。”敌人被打糊涂了，他们不明白怎么阵地后方被志愿军占领了，于是，在前面进攻的美军开始往后退。
可志愿军这边一时也糊涂了。高地上的炮兵观察所首先发现新情况，搞不懂，立即通知前沿指挥部，可前指也不明白啊，又赶紧询问阵地上的魏参谋。大家一碰情况，这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团长这时候正好在前指，他当机立断，命令附近的两个志愿军阵地各派出一个排火速支援魏参谋进行反击，命令在团指待命的两个连直接进攻中央山脊。师前指也随即命令炮兵炮火轰击敌左侧阵地和后方交通线，阻止敌援军接近山脊中部阵地。原本准备在夜晚实施的反击作战，就这么突然改在白天开始了。
战场上的战机是瞬息万变的，好的指挥员能够迅速地感觉到信息，并抓住机会。魏参谋后来告诉老邓，幸亏当时团长正好在前指，要还是那个参谋长指挥，老邓的这条命就算完了。
作战意图改变了，但老邓他们却已成为了新作战意图能否顺利实施的重点。前指无法了解老邓他们现在的具体状况，所以要求炮兵观察所密切注视阵地上的动向，一旦发现老邓他们没动静了，攻击部队就立刻停止前进、撤出战斗。结果，一直到我军冲上了中央山脊，炮兵观察所的呼叫都是：“机枪还在射击！机枪还在射击！”
老邓当然不知道我军前指正发生着什么事，他玩机枪正玩得开心呢。敌人的炮兵阵地早就没人了，并且，有很长一段时间，美军的机枪也都是哑的，高大炮只要看见敌人工事上有人露头，就会大叫“这边这边、那边那边！”老邓跟着把枪口甩过去，那刚露头的敌人就立马又趴下了。到后来，向我军“右边角”阵地进攻的美军退下来了，看见成群的敌人涌进自己的射程，老邓忍不住掉转枪口，把他们打得东滚西爬。
许多年以后，老邓仍在后悔当初自己的冲动。本来，如果敌人不接近工事就不去管他，如果有人试图接近，就由两个防守侧翼进行阻击，重机枪则保证压制住敌人火力，这是个很稳妥的办法。可现在老邓一转头去打远处的步兵，敌人的几处机枪就趁机抬头了，这么一来，火力压制立刻变成了火力对射，老邓他们的处境顿时就难过了。
“至少有三个点在对着我打，没办法，我打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后来敌人也冲过来了，我都听见甩手榴弹了，知道已经离得近了，我不能打敌人机枪了，先对着步兵打，高大炮这时候也顾不上帮我，自己端着冲锋枪打。”
就这么打了好一阵，敌人的一发炮弹击中了工事。老邓说，他当时已经看见了准备射击的敌人，但等他把枪口转过去的时候，晚了一步，敌人的炮弹已经出膛了，老邓说是“肩扛炮”，实际上应该是火箭筒吧。
炮弹打在工事前的沙包上，老邓被掀到工事外面去了。他一时喘不出气，动不了，也听不见，过了好一阵，才又听见轻机枪还在响。他立刻跃起来奔回工事里，把重机枪扶起来接着打。“也奇怪呢，炸了一下，脚也不痛了，能走了也能站了。”事实上，这颗炮弹使老邓的五根肋骨骨折，右前臂骨折，只是高度兴奋中的他没有意识到罢了。
但老邓却看到了受伤的高大炮。他倚坐在工事一角，胸、腹部全是血，右臂被炸飞了。他那只力气很大、能把手榴弹扔得好远的右手没有了。老邓说，他当时听见高大炮在后面嚷：“通讯员，你说我这个样子怎么回家啊，我这样子怎么回家啊？”说了两遍。而正在前面拼命地打枪的老邓根本没顾得上理他，等战斗结束，高大炮已经因流血过多而牺牲了。
“那是个好人啊，人老实，最肯帮忙的。他是解放战争的老兵了，可从来不欺负人。我们后来在朝鲜搞建设，遇到力气活，就经常有人说，要是高大炮在这就好了……”
老邓打完了一条子弹带，伸手去换弹药，却感觉自己抓不住弹链，仔细看看手臂，才发现右手臂弯了，中间鼓出来一大块。只有一只手，重机枪就不能打了。这时，左右两侧的枪声也突然停了，老邓意识到情况不妙，跑到工事旁边，果然看到两个战友都牺牲了。“那时候也没别的办法，只要还有口气就得接着打。”于是他趴下来又操起轻机枪继续射击。
幸运的是，敌人这时候已经开始撤退了。美军撤得很快，老邓打着打着，就发现没有敌人还击了，再打一会，他看见自己的战友了。听见劳君冠“有情况没有？”的喊声越来越近，老邓全身都瘫软了。“当时连喊句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就只是想，好了好了，又拣了一回命。”
据朱正常介绍，团长后来特别表扬了老邓的战斗意志，说正是由于他们打得坚决、打得顽强，才使得美军无法判断他们的实际兵力。结果是，美军甚至没有能够组织起对他们的有效进攻，就丧失了战斗的决心（美军撤退时，我军负责主攻的两个连才刚到达山脚下，收复中央山脊阵地的是魏参谋他们）。反过来，如果老邓他们稍有畏难思想，整个战斗的结局就有可能逆转。团长说，仅凭这种大无畏精神，就应该给老邓记一等功。
收复阵地以后，老邓他们连被换了下来，老邓也被送进了医院。在医院，老邓切除了半个脚掌，取掉了两根肋骨，成了残废军人。他没有能够参加24军以后的战斗，却在伤愈出院后随部队在朝鲜进行了两年的战后重建工作。
想到老邓的半个脚掌，马甲才知道他为什么走路总是“鬼鬼祟祟”地不大正常，也才明白了为什么当老邓首先提出要回外木班时，其他职工会因感动而纷纷响应。试想一下，以半个脚掌在脚手架上长期工作，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啊。想到这里，马甲大着胆子问：“在医院给你的脚动手术时，你难不难受啊？”
“哦，也不算难受吧。”
老邓刚进医院，就知道他的脚掌要被切掉半个。但在当时，少了半个脚掌是什么滋味，他还不知道。因为脚被包着，他看不见；还没有走路，他也体会不出。而就在他对自己的伤残程度颇有些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遇见一个病友。
这病友是个排长，大腿受了伤，却是整天乐乐呵呵的。直到有一天，医生告诉他，原先的保守治疗失败了，必须给他截肢，乐呵呵的排长才着急了。他哭啊、叫啊的，看见医生就喊：“医生、医生，别锯我腿吧。”看见护士就喊：“护士、护士，别锯我腿吧。”看见老邓他们就喊：“朋友、朋友，别锯我腿吧。”看不见人了，就对着天花板喊：“老天、老天，别锯我腿吧。”看到他可怜的样子，老邓觉得自己才少了半截脚掌，简直是拣到大便宜了。排长终究还是被截了肢，手术过后两天，老邓听见他在床上又嘻嘻哈哈地开乐起来了。老邓于是领悟到，不管多难的事，只要当时能挺住，世上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老邓在病床上的时候，天天有各路人马来医院慰问，他很开心。当他下床学走路的时候，朝鲜人民军给他送来个“三级国旗勋章”（志愿军给的一等功是张奖状，而且要晚两个月才发）。顿时，每天老邓的床头都摆满鲜花，每次出门都有朝鲜姑娘前来搀扶，把老邓感动得恨不能马上重返前线奋勇杀敌。所以，老邓说他在医院时没觉得自己的伤残有多难受。
宣布停战的那一天，老邓还在医院。听到这个消息，他先是有点不敢相信。毕竟，这之前他听毛主席说过：帝国主义要打五年我们就陪他五年，要打十年就陪他十年……作为战士，他已经做好了长期战斗的思想准备。当确信战争已经结束的时候，老邓说，他也哭了。
虽然当兵的时间不长，但战争已经教会了老邓一个概念，即：这个世界只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前方，一个是后方；一个比较安全，一个绝对危险。而你只能选择注意一个方向——那就是前线。现在，前线突然没有了，到处都是后方，到处都有安全，世界也突然有了许多方向，人也突然可以有了很多选择，这是多么奇妙的变化啊。老邓说，当他确实相信和平是真实的时候，他看周围的一切风景就都和原来不一样了。他的心，也立刻就从一个战士，重新变回了一个普通老百姓。
讲故事的那天，喝了酒的老邓话越来越多。但马甲记得，他最后的话还是那句：“打仗不好，真的，打仗不好。不管什么事，再难也难不过打仗，再狠也狠不过打仗。”
是的，打仗不好。如果能够避免战争的话，谁会愿意去打仗呢。
第十三章
我是在山沟里、工地上长大的，不曾认识什么威风赫赫的大人物，我所介绍的老王头（王福贵）、老邓头（邓九龄）和朱正常伯伯，都是原水电部第八工程局的老工人。他们在部队是小兵、在社会是草民，他们的言行比较简单，刚好是我所能够理解的。我尊敬他们和他们的生活，并且我认为，悉心体会、分享平头百姓的快乐，是件幸福的事，也是件重要的事。
朱伯伯现在国外是我已经介绍了的，老王头已于2004年过世了，他的女儿们则都在国营基建企业中承受下岗的尴尬。老邓头不同，他的景况要好一些。
老邓从1981年就带促使我说老兵故事，是由于两个月前的一件事。当时我和母亲在电话里闲聊，不知怎么就聊到了老王头身上。我于是问母亲：“小时侯记得老王和老邓经常打架，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啊？”母亲说，是为了工资补调的事。
那时候工资调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普调”，人人有份，不会引起矛盾；另一种是“补调”，有名额限制，这可就是“挑起群众斗群众了”。老王和老邓基本条件差不多，老王的工龄大概长一些。于是老邓事先去找了领导和工会代表，说了一些家庭困难的情况，结果是老邓调级了，而老王却没有。这样，老王当然对老邓极为不满，彼此的矛盾也就因此升级了。
我问，那一级工资有多少啊？母亲回答：还不是一级，是一档（一级的一半），七块钱。我顿时乐了，两个英雄为七块钱打架，这不是滑稽嘛。
母亲不高兴了，说这就是生活。英雄怎么了？英雄也要生活；为七块钱又打架怎么了？认认真真生活的人都是英雄！
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我开始思考老王和老邓，在他们的人生中，战争的时间其实是短暂的，漫长的是和平岁月（其实绝大部分英雄也都是这样），对他们而言，战争的回忆只是人生历程中的一个插曲，他们自己似乎并不十分看重。他们重视的是人格，是贯穿于他们生活始终的诚实、认真和公平待人的理念，在战争中，他们以这样的人格对待自己的战友和自己的任务，于是，勇敢无畏就成为了他们的“英雄本色”；在和平时期，他们以这样的人格对待自己的家人和自己的事业，含辛茹苦又何尝不是他们的“英雄本色”呢。
因此，我想讲讲他们的故事，讲他们平民生活的可爱和战斗精神的可贵。我还想说，战争只是生活的极端形式，并不是只有战争才能创造英雄的。从更普遍的意义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英雄本色。因为，每一个认认真真生活的人都是英雄！
毕竟，在生活中，有什么比生活本身更加伟大呢。着儿子们自力更生。从帮别人做家具、做沙发开始，到现在，他们家已开了家具厂、超市、煤矿、水泥厂等五花八门的公司，老邓头也已经是住洋楼、坐轿车过上了剥削阶级的生活。我父亲曾经开玩笑说，是什么样家庭出身的人，最后多半会回到什么样的路上去。老邓和邓妈祖上原来就是做买卖的，现在看来，这个“出身论”还真有点道理。我比较惊奇的是邓妈，许多年前她就成天抱着个药罐子，病秧秧的样子，可许多年过去，她依然还是成天抱着个药罐子，病秧秧地享受着生活。我真心希望她老人家能让我的惊奇永远继续下去。
第十四章
太阳从三官庙的窗外透进来，照在凹凸不平的砖地上、照在红漆斑驳的供桌上、照在人们木然的脸上。明晃晃的光线里，无数白色的小点子七上八下，撩得人心烦。用拂尘拍打一下，细小的灰尘却更加热闹了，纷乱地飞舞着，直往人的眉毛和鼻孔上扑过来。
王三官只好叹了口气，不再理会这些恼人的尘埃。
这是民国三十二年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王三官忘不了这个日子。
这一天，是“地官”清虚大帝的生日，也是俗称的“鬼节”。每年的这个时候，四周的乡民都会聚集到三官庙，超度亡灵、送鬼魂回阴间，今年就更是如此了。
1943年，豫中的人命比蝼蚁还要贱，田野上布满了新起的坟茔。大家一边祭奠着逝去的亲人，一边望着飘动着的招魂幡，心头都在想：今年的冤魂野鬼一定格外的多，再这样下去，人间也快要变成鬼的世界了。
这一天也是舞阳县发布“乡村选举结果”的日子。中午的时候，县里的告示贴到了大洼村三官庙的墙上，榜文上赫然写着王三官的名字——他当选了“河南省舞阳县保和乡第十六保”的保长。
这个消息使人们忧伤的面孔上浮起了一丝欣慰的笑容：“好了，好人王三官当上了地保，日子要太平一些了。”
可是，王三官却有点做梦的感觉。
老王家祖宗三代没有出过秀才，也不曾有人当过官。今天，自己忽然成了县政府任命的“保长”，见到盖着县长手印的委任状，王三官心里的惶恐远远大于愉快。
说真的，要不是因为乱世灾年，王三官是不可能当上这个保长的。
王三官本名王缘道，字慕仙。他是河南省舞阳县大洼村人，家里有三十几亩旱地、还雇着长工，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地主。
王三官的父母先前生过六个孩子，除了一个女孩，其他的都夭折了，到了王家老汉四十五岁那年的正月十五，才终于又得到一个宝贝儿子。算命先生看过相，说这孩子和“上元天官”紫微大帝同一天生日，必是天官赐福，与仙道有缘，需要多亲近寺庙、多行善举，而且还不能太早成家……如此这般，方可以安享天年、长命百岁。
因为这个，孩子起名叫“王缘道”。从小到大，事无巨细，他始终保持小心谨慎、与人为善的态度，时刻躲避是非、保命养生，是个处处殷勤客气的老实人。
王缘道也曾经读过几年书。
在学堂里，教书先生摇头晃脑地念经：“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先生照例是不做任何讲解的，学生也只好稀里糊涂地跟着背诵，背不出来的时候就打手心。
有的小孩被戒尺打了几顿，忽然间明白这些莫名其妙的话是什么意思了，于是就算“启蒙”成功。而有的人，挨了打以后只会哭，越哭越不开窍，那就说明“没被孔老夫子看上眼”、不赏他读书做官的饭。王缘道就属于后一种人。
四书五经念了一遍，王缘道只记住了一句话——“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教书先生对王家父母说：孩子没开化不要紧，只要记住这段话，就可以一辈子做好人了。
于是，王缘道就回家做好人去。
根据算命先生的指示，王缘道是命中注定要“亲近寺庙”的。
大洼村附近有个三官庙，庙宇不大，只有一院一殿，也没有专门的庙祝。王缘道从十四岁就义务承担起这座小庙的杂务，打扫卫生、整理香烛、印制木刻神像，过年的时候还挨家挨户送一张“天官赐福”的年画——雍容华贵的天官神仙穿着大红袍、拿着玉如意、带着五个吉祥童子，一副长寿多福的模样，十分惹人喜爱。
时间长了，人们也就习惯了王缘道在三官庙里的角色，干脆称呼他为“王三官”，他原本的名字反而渐渐被大家淡忘了。
王三官二十七八岁也没有成亲，这倒也不能怪他。按算命先生的吩咐，他必须满了二十五岁才可以谈婚论娶。可到了二十五岁那年，豫中遇上了大灾荒，先是洪灾，然后是旱灾，再接着又是蝗灾。乡村田野满目疮痍、饿殍四地，在这样的情形下，规矩本分的人家也就没有了娶亲的兴致。
当时，随处可见外出乞讨的灾民、经常有人饿死在路上。王三官心善，总是把荒野里的无名尸骸收回来，烧几张黄裱、念几路“度人飞仙”的名号，然后草草加以掩埋。庙后的空地填满了，他又把自家的两亩地捐出来当“义地”——王三官的父亲去世了、姐姐出嫁了，家里只有一个成天烧香拜佛的老娘，这些事他自己就能够做主。
到后来，其他各村都流行起瘟疫，死了不少人，而大洼村却得以幸免。大家都说这是王三官看管庙宇、收埋弃尸的功劳，“好人王三官”的名声也从此传了出去。
1943年6 月，灾害最严重的时候，河南省政府开展了“撤镇设乡”的政务改革。这项改革的初衷是为了“精简行政机构、减轻民众负担”，但这么一来，先前掌管赈灾款项的官员就借机纷纷跑掉，那些说了半天的赈灾粮食也就统统没了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