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么绝妙的自白!既感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愿意帮政府的忙，给他做面子，又要保留着“独立”的面具。这便是过河卒子特别聪明的地方!胡适终生未参加国民党，大约也与此有关罢。
胡适不入政府作官，仍留北京大学当校长，但北大已不是当年的中国公学，更不是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了，时世的变化，使北大真成了一副乱摊子。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北大、“国大”两副乱摊子（2）
当时，蒋介石政府政治黑暗腐败，贪污贿赂公行，加上内战军费开支浩大，便滥发纸币，引起通货膨胀，物价暴涨，把老百姓推到了饥饿与死亡线上。教育界人士的生活也是朝不保夕，诸多困难与忧虑。大学里正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的年月。胡适出长北大，本来也想学习蔡元培的作风，把北京大学建设成为现代学术的重要中心。1947年，他曾提出一个《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即发展高等教育的十年计划，建议政府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在第一个五年之内，办好北大、清华、浙大、武大和中央大学等五所重点大学，使它们成为学术研究的大本营；第二个五年再办五所，以求“建立起中国学术独立的基础”。⑨应该说确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宏伟设想，也反映了胡适作为一位教育家执着教育学术事业的见解与态度。但是，当他在北大召开教授会，讨论这个十年计划的时候，他的梦想却在现实面前碰碎了。到会百余位教授，大家想的，谈的，“都是吃饭”!一位教授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这是实际情况。胡适当校长，为师生的粮食，教员薪水，以致冬天取暖用煤等奔走，竟花去不少精力。素以乐观著称的胡适也难免悲观起来，说：“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⑩这年5月，国民党统治区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展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北平的学潮，以北京大学为重要中心，更是来势不凡；也弄得胡适校长应付不暇，处在既不敢得罪政府又不能对不起学生的两难境地。
他虽然拥蒋反共，其实面对时局，内心也很矛盾，而对学生运动也大致还抱同情态度。1947年5月，他在答《经世日报》记者问时，仍说：
二十年来我发现一个通则，古今中外均可应用。即凡一个国家政治没有走上轨道，既不满人意，又无合法代表民意机关监督政府改善政治，干预政治，提倡改革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青年学生的身上。
胡适主张“疏导”的方针，反对武力镇压。他曾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奔走于行辕市府之间，希望避免惨案的发生，并极力阻止“军警入校捕人”。谈到南京学潮时，胡适还公然说“学生与政府双方均动了感情”，且批评蒋介石告全国同学文内“显受反动共产党直接间接之策动”的说法，“立言不太公道”。以胡适之聪明与阅历，岂不知道当年反内战反饥饿的大规模学生运动，与中共的领导和影响分不开，但他仍扬言“不相信学潮为中共煽动”，而强调是“由于客观环境所造成”。由此可见他心境的矛盾。
当年还有一桩美国水兵皮尔逊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案，轰动全国。对于此案，胡适也非常愤慨，曾对记者说：“此次美军强奸女生事，学生、教授及我自己，都非常愤慨。同学们开会游行，都无不可，但罢课要耽误求学的光阴，却不妥当。
”他以北大校长作为学生监护人的资格，聘请著名法学教授燕树棠、费青、蔡枢三位为沈崇的法律顾问；并亲自赴美驻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军事法庭旁听审理。
法庭判皮尔逊强奸已遂罪，胡适对记者谈话时，肯定“此案判决极为公正”。后皮尔逊上诉，美海军部军法检察官长，取消其罪状，胡适曾对英文版《时事新报》记者发表谈话，说“余对此新发展，表示不满”，并“希望美海军部长不会批准”。然而后来竟经批准，将皮尔逊无罪释放，胡适也便无可奈何了。
蒋介石鉴于政治局面不可收拾，后来又想请胡适出来当行政院长。胡适为此甚为焦虑，且数度失眠，仍坚辞，抱定不入政府的主意，以在野的独立身份，为政府说“公平话”。他作为学者和校长，曾邀集京津各大学的一些教授及名流，组织“独立时论社”，对“重要的时事问题”，各人发表所谓“独立与公正”的意见，将文稿寄发国内外各地报馆同时发表，在舆论上给蒋介石政府以帮助。
对学生运动，胡适所主张的“疏导”方针，反对军警入校捕人等，固有同情爱护学生的一面，但也是为国民党政府当局着想。他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联合致朱家骅电，说得最明白：
若以军警入校，则适、琦以为不可行，行之必致学校陷入长期混乱，无法收拾，政府威信扫地，国内则平日支持政府者必转而反对政府，国外舆论一致攻击政府。论者或以为美国亦有清共法案，必能谅解。殊不知美国清共全用法律手续，决不能谅解军警入校捕人等等现状。试设想最近云南大学的怪象若重演于北大、清华等校，国家所蒙有形无形损失固不可胜计，而全校学生骚动，教员解体，适、琦等亦决无法维持善后。故敢本平日忧虑所及，以去就谏阻此事。
胡适不像蒋介石及其他官僚一样，简单地说学潮是共产党煽动的，赤裸裸地责骂一通，甚至武力镇压，造成流血惨案。他主张“疏导”，一方面劝导学生，反对罢课；一方面奔走于行辕和市府之间，尽力避免惨案发生，果然也收到效果。以至有的学生竟相信“胡校长已渐渐接近青年了”，相信他是“爱惜学生”，“和学生站在一起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也致电胡适，说“主席(按，即蒋介石)对兄竭力安定北方教育，极表感佩”。如果胡适进政府当了官，能发挥这种作用吗?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北大、“国大”两副乱摊子（3）
6月2日，北大工学院学生邓世华写信给胡适，信中表示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尤其恨蒋介石“一味迷信武力统一，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及民意，一味地进行残酷的内战”，说他是“国父的叛徒”。但邓缺乏政治头脑，对共产党也不了解，对国共两党都恨都骂，以致感到悲观、苦闷、彷徨。胡适觉得这个青年的苦闷悲观有相当的代表性，便于当天深夜给他回信，劝他不要悲观，要谅解国家的困难，说“悲观是不能救国的，叫喊是不能救国的。责人而自己不努力是不能救国的。
易卜生说过：‘眼前第一大事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此外都不重要。’”胡适又特别为蒋介石辩护，说：
蒋介石先生有大长处，也有大短处。但我在外国看惯了世界所谓大人物，也都是有长有短，没有一个是天生的全人。蒋先生在近今的六个大巨头里，够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环境比别人艰难，本钱比别人短少，故他的成绩不能比别人那样伟大，这是可以谅解的。国家的事也不是一个人担负得起的。
胡适就是这样给蒋介石吹嘘“做面子”，为蒋政府帮忙，他对蒋介石是何等体谅忠心!随后，胡适又根据复邓世华的这封信，引申改写成《青年人的苦闷》一文发表，希望把一切苦闷的青年，都“疏导”到脱离现实政治，只关心“把自己铸造成器”的道理上去。蒋政府的官僚政客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吗?
然而，历史的车轮并不因少数人的阻拦而停止转动，它总是碾碎了一切障碍，滚滚向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1947年7月至9月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也不断高涨。到1948年，国民党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连美国也对它失望了，总统杜鲁门说：“中国政府是一自私自利者的集团，所以美国无法帮忙。”
蒋介石无可奈何，心急乱投医，企图再祭起“民主宪政”的法宝，来挽救行将坍塌的政权，便匆匆忙忙在南京召开所谓行宪的第一次“国民大会”。胡适又是“国大代表”，又匆匆忙忙飞赴南京。3月27日在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经5轮投票，选出第一届院士81人。3月29日，国民大会开幕。第二天下午，王世杰来见胡适，转达蒋介石旨意，谓“蒋公意欲宣布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议胡适做总统候选人，蒋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并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4月4日，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央全会，蒋便声明不候选，而提议由国民党提出一个无党派的人来做候选人，并说此人须具备五种条件：
（1）守法，（2）有民主精神，（3）对中国文化有了解，（4）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5）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
蒋介石没有说出姓名，但大家都清楚明白，指的就是胡适。而胡氏初听此言，很觉惊异，自认“实无此勇气”，却又觉得蒋的想法“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胡适倒也想试一试，但没有自信心。3月31日，他与周鲠生、王世杰商谈了很久，直到晚上8点一刻，竟决定接受；到4月1日又“还是决定不干”。4月4日国民党的临时中全会开了六个多钟头，会场上乱成一锅粥，中委们七嘴八舌都不赞成蒋的提议，有的竟痛哭流涕劝蒋介石作总统候选人。
其实蒋的提议只是一个政治上的花招，他怎么会让别的人凌驾于自己头上来当总统呢。而胡适却实在书生气十足，还以为“蒋公是很诚恳的”，被蒋玩弄于股掌之上犹不自知。最后，他还是高高兴兴地帮着蒋介石登上了“总统”的宝座，并以大会主席团主席和民意代表的身份，向蒋致送当选证书。这次大会原来不过是为国民党政权尽送丧的礼仪了，胡适却还要为这次丧礼式的大会吹嘘，说是什么“真正自由意志的表现”。然而，他们的“自由意志”表现之后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发起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便风雨飘摇，土崩瓦解了。
1948年12月15日，因北平已被我人民解放军围困成了孤城。胡适见大势已去，便同他的夫人江冬秀乘蒋政府专机，仓皇飞往南京，做了北京大学的一名“不名誉之逃兵”。临行时，东西也来不及收拾，只捡了他父亲的遗稿和他自己的著作手稿，及一部甲戌本《石头记》。真是凄凄惶惶，好不惨伤。17日，自身也难保的蒋介石，特邀胡适夫妇晚餐，在惶恐中为胡适做58岁生日。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北大、“国大”两副乱摊子（4）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告“引退”。4月，胡适也乘船逃亡美国，踏上了他晚年飘零而凄惶的途路。
①参看叶由的《我对胡适的印象》，载《胡适研究丛录》，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2月版，第22～28页。
②周炳琳1946年11月9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1版，下册，第140页。
③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41页。
④见1946年12月18日天津《大公报》。
⑤《宪法与宪政》，见1947年8月15日天津《大公报》。
⑥参看傅斯年1947年2月4日，2月22日，3月28日，4月7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68～170、174～175、190～192、195～196页。
⑦蒋介石1947年4月2日致胡适电(抄件)，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93页；并参看同书第179～180、196～197页。
⑧胡适1947年2月6日致傅斯年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73页。
⑨见《独立时论集》第1集，北平独立时论社1948年4月版，第143～145页。
⑩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15册，1947年9月23日。（三版注）
见1947年5月20日《经世日报》，转引自《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同年5月18日后所附剪报；引文中“发现”二字系胡适所改。（三版注）
同注。
参看北京大学学生高炳生等致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300～303页。
参看《申报》1946年12月31日，1947年1月7日，1月17日，1月19日，1月25日，6月22日，及天津《大公报》1947年10月29日有关沈崇被污辱案的报导和胡适对记者的谈话。
参看《独立时论》第1集(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4月印行)《序》，署“独立时论社同人”，疑为胡适所作。据该书卷末所附之《作者介绍》陆续参加独立时论社的作者，列名的共有42人。
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417～418页。
可参看胡适6月3日致北京市长何思源信(稿)，6月1日《华北日报》所载《胡适赞扬“疏导政治”》，及高炳生等致胡适信，分别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03～206、300～303页。
朱家骅1947年6月19日致胡适电(抄件)，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10页。
胡适1947年6月2日复邓世华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01～203页。
《青年的苦闷》一文发表于1947年6月21日，后收入次年4月出版的《独立时论》第1集。
转引自高宗武1948年4月6日自美国致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375页。
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6册1948年3月29日至31日、4月1日至8日。（图文版注）
胡适1948年5月10日对记者的谈话。转引自1955年5月4日《大公报》所载胡华的《批评胡适派为封建买办统治服务的“民主”“自由”论》一文。
胡适于1948年12月17日参加在南京的北大同学会举办的“北大五十校庆大会”，在会上致辞，一再说“我是一不名誉之逃兵”，“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危，实在没有面子在这里说话”。见1948年12月18日《申报》所刊《胡适自认逃兵》一文。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纽约公寓（1）
1949年4月6日，胡适从上海乘克里夫兰总统号轮逃离祖国。21日抵美国旧金山，27日到达纽约，便住进东城81街104号他原来租住过的公寓里，开始了他在纽约的流亡寓公生活。
纽约，这个世界最大的都会，对胡适来说，是那么熟悉，然而又那么陌生。纽约，已不再像胡适留学时代那样富于魅力，令人神往；也不再有他任大使前后那种战争年代的特别气氛，令人振奋。现在的纽约，只是冒险家的乐园，百万亿万富翁的天地。胡适逃亡出来，既不挟巨资，只带着一点有限的存款；又无冒险的本事，只是一个年老多病，手难缚鸡的书生。在那绝情寡义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谋生乏术，一时找不到职业，他能不着急吗?而随着国民党政府垮台，逃亡美国的党国要人和败阵将军，在纽约街头随处可见，那一个个沮丧潦倒的模样，更使胡适绝望烦恼。在华盛顿，那些国民党的美国朋友们，也一个个充满失败心理，对蒋介石政府怨恨不休。胡适感到无脸面见人，于是取消一切约会，关起门来继续考他的《水经注》。
第二年，夫人江冬秀也到了纽约，胡适的幽居生活才算有了一点慰藉。他们租赁的公寓，虽然已经破旧，毕竟也能蔽风雨。雇不起“下女”，便一切自理。夫人打扫厨房，胡适整理内务；夫人烧饭做菜，胡适便洗碗放筷子，饭后又把剩饭菜和器皿搬回厨房，随手带来抹布，拭几擦桌。生活是相当清苦的。然而在国内鼎鼎大名的胡适，平常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在纽约竟也学会了种种家务劳动，他的老来勤快，也正是“老来穷”所逼出来的啊!
在米珠薪桂的纽约市，没有固定收入，坐吃山也空，他一点有限的存款，怎够填那流亡寓公生活的无底深渊!胡适虽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面对晚年凄清困窘的现实，也难免悲从中来，以致多次对他那时结交的少年朋友唐德刚说：“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①这发自内心的诚挚话语，既是对晚辈的关心和劝勉，更流露出对自己凄凉晚景的深沉叹息。
纽约的寓公生活，不仅清苦，连日常的安全保障也没有。唐德刚写道：
他们所住的是大使级的住宅区，但是他那所破烂的公寓，却没有大使级的防盗设备。在这盗匪如毛的纽约市，二老幽居，真是插标卖首!
一次胡先生外出，胡太太一人正在厨房烧饭。一个彪形大汉的窃贼，忽然自防火楼梯，破窗而入。幸好胡太太没有学会一般美国女人临危时的尖叫，她老人家只是下意识地走向公寓大门，把门打开，反身对那悍贼，大叫一声“GO!”真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那位大黑贼，看了胡老太太一眼，真的从门口“GO”了。她老太太把门关好，又径地回厨房烧菜去了。②
幸好江冬秀女士颇具男子气概，胆大而有魄力，喝退了黑贼，否则后果就难以设想了。
1950年5月，胡适终于在普林斯登大学谋得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管理员的职务，9月到职，合约两年。
普林斯登大学在纽约附近的新泽西州小城，为美国东部常春藤盟校之一，颇有声望。校中图书馆建筑精美，藏书丰富；葛斯德东方图书馆，是其独立的一个分馆。它由创始人葛斯德所收藏的中国图书为基础，逐步发展成以中文图书为主的东方图书馆，包括汉文、满文、蒙文、藏文，以及日本、朝鲜、印度和泰国的出版物，总计约有近30万册。其中最大量收藏的是中国医药学书籍及成套丛书。③但这个图书馆刚刚成立的时候，普大当局对葛氏这一大批古色古香的中国线装书，究竟有何价值，完全不了解。他们知道胡适是中国的大学者，又正流寓纽约赋闲，便聘请他来校主持清理并经管这批图书。胡适当时无事可做，读书人也大约只能与书打交道，竟屈就了这个小小图书管理员的职务。④
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那时在美国不仅一般人不知道，连美国的汉学界、华人学者也很少有人知道。馆里的工作人员也总共只有两个，除胡适外，另有一名助手童世纲。胡适上任之后，便呕心清点整理。1952年2月，他为普大筹划举办了一个以“十一世纪的中国印刷术”为题的特别书展。胡适亲自撰写了几篇介绍文章和书展目录。展览历时两个月，颇为轰动。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被埋没多年无人知晓的藏书，便不胫而走，引起了美国汉学界及海内外华人学者的重视。
这个书展结束后不久，两年合约期满，胡适便推荐童世纲担任该馆职务，他自己应台湾大学等校的邀请，于年底飞返台湾讲学去了。
在纽约的寓公生活，除了考《水经注》，管图书之外，胡适其实还负有特别使命。在离开大陆之前，1949年1月8日晚，胡适去蒋介石官邸晚餐，即将“引退”的蒋介石劝胡适去美国，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⑤话虽如此说，事实上蒋对胡适这位“美国通”是抱有希望的。胡适离开祖国后不久，蒋介石于5月28日写有一封密信给胡适，明确交待了此行的任务。信中说：
此时所缺乏而急需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对于进行方法，行政与立法两途，不妨同时并进，但仍以行政为正途，且应以此为主务。望先生协助少川(按：顾维钧字)大使，多加功夫为盼。⑥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纽约公寓（2）
胡适也颇为尽忠。他曾几次去华盛顿会见美国政界人士，但“许多同情于中国的朋友，如Hornbeck,如Bullitt,如Pros.GeorgeH.Blakeslee,都觉得‘一筹莫展’!第二次去时，见着Wedemeyer，他也是‘有心无力’”。⑦事后胡适回忆说：“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于说话。”所以他通知中国驻美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和国会的领袖。因为大家成见太深，使我处处碰壁；也因为局势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⑧由此可见，胡适的使命完成得并不怎么好。刚好这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更使胡适失望和丧气，有五个月不曾去华盛顿。直到12月8日，胡适才找到一个机会，又赴华盛顿，在“东西协会华盛顿分会”上，演讲《中国历史上争取自由的奋斗》，鼓吹“西方国家不应贸然承认中共，共产主义同政治自由绝不能相容”。⑨虽然没有什么影响，毕竟是在为逃踞台湾小岛上的蒋介石政府说话了。但胡适在纽约的寓公生活“精神上十分苦闷”，读了“WhiteBook”(白皮书)之后，更不愿久居美国，想回去做点事。⑩
在胡适流居纽约，思想苦闷的日子里，大陆的朋友们并没有忘记他。这年4月29日，胡适的老朋友、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教授，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胡适，信中介绍解放后北京各学校和学术界的良好情况，“很诚挚的”劝告胡适“正视现实”
，“幡然觉悟”，“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批判“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这封信最先刊登在5月11日《人民日报》上，应该说反映了中共对胡适及其他在海外知识分子的统战意向；不久，又转载于香港报纸，6月间便有英文译本传到各地。胡适得读以后，发了“考据癖”，考来考去，陈垣“从来不写白话文”，信中有关书信日期又有错误，故断言此信百分之一百是别人借用陈垣的名义假造的。于是1950年1月9日，胡适作《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
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发表在台北的《自由中国》上，文中说，“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现在已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胡适的小儿子思杜，追求进步，不愿跟他父亲逃跑，留在北平。解放后，他进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精神面貌更不同了。1950年9月，思杜发表文章，批判他父亲，声明与胡适脱离父子关系。胡适说，知子莫若父，硬说那篇文章一定是别人逼迫思杜写的。后来，连他内弟江泽函的信，他也疑心是“他受人逼迫，抄了别人拟好的信稿，寄出来向我作宣传的。”显然，大陆朋友的规劝并没能改变胡适的政治态度。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胡适听到消息，颇为高兴，他认为“美国领导出兵制裁共产党对韩侵略”是一件大好事，是“东亚的命运的转机”，也是整个“自由世界”和“自由中国”难得的一个“转机”；并希这场战争能够“逼迫自由世界走上援助自由中国恢复中国大陆，拯救中国四万五千万人民的一条大路上去”。
这也正是当年蒋介石政府许多人士的幻想。
这年七八月间，胡适花了40天工夫，写了一篇英文文章，题为“ChinainStalin’sGrandStrategy”(《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登载在美国的《外交季刊》(ForeignAffairs)10月号上。文章三万余字，主要针对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要人知道中国的崩溃不是像Acheson(艾奇逊)等人说的毛泽东从山洞里出来，蒋介石的军队就不战而溃了”，而是“经过25年苦斗以后的失败”；并且指出，罗斯福总统在雅尔达受了斯大林的欺骗，出卖了中国，以致“中国东北，整个中国，韩国(虽则此处没有提到她)甚至于整个亚洲大陆的命运都已经被确定了，而历史也被拖回去了40年”。这是一篇为蒋介石政府失败辩护的皇皇大文，故台北的《中央日报》很快就翻译连载，又收入1951年国民党编印的《本党与匪党搏斗史实》一书。胡适总算是给逃踞台湾而且惊魂未定的国民党政府说了“公平”话，为他们的失败找到了借口，也算是对发表《白皮书》的美国政府发泄了一点怨气。
1952年底至次年春，胡适在台湾“讲学”一个半月，主要讲“治学方法”、“杜威哲学”之外，又突击作反共宣传，给逃踞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打气。
1954年2月，胡适又专程回台湾，参加19日在台北开场的“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帮助蒋介石政府维持所谓“法统”。开会那天，他作为大会临时主席，开宗明义即说：
今天的第一届国大的第二次会议的召开，是继续维持宪法的法统，依据宪法第25条，第27条，第28条，第29条的规定，举行第二任总统副总统的选举。
胡适这几句话获得了阵阵掌声。但是，这个要维持“法统”的会本身就有个合法不合法的大问题。筹备期间，台湾各界及海外人士多有议论，认为按照“宪法”
规定，第一届的“国大代表”六年任期已满，代表资格即已经没有法理的依据了，怎么可以再选第二任总统副总统呢?逃到台湾的“国大代表”们自然多盼望继续当代表，盼望开会，却也心存疑虑。虽经“大法官”解释，台湾政界笼罩着的法律危机的乌云，并没能驱散。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适作为台湾人士眼中“民主自由”的象征人物，能从美国专程来出席会议，本身就给人们不少安慰；而且，他还煞费苦心，想出了一个“扣足日期的算法”，为这次会议的合法性辩护。他以考证家的身份，振振有词地说：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纽约公寓（3）
有人曾提出疑问，第一届的国民大会，可以两次选举总统副总统吗?我们可以毫不迟疑的答复，正因为我们是行宪的第一届国民大会，所以可以选举两次总统副总统。假如每届国民大会的任期是扣足六年计算的，那么就是在国家太平时期，第二任的总统副总统好像还是应该由第一届的国大选举出来的。第一届国民大会是民国卅七年三月廿九日开会的。国大代表的任期从卅七年三月廿九日开始，扣足计算，要到四十三年的三月廿九日，才算六年任满，而第一任总统副总统，是卅七年五月一日由国民大会公告当选，至五月廿日才就职的。依据宪法第廿九条，国民大会于每届总统任满前90日召开。第一任总统任满前90天，就是今天，正是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六年任期之内。所以我觉得第一任总统“任满前90日”或“任满前60日”，都在第一届国民大会六年任期之内，所以第二任总统副总统的选举，是第一届国大代表的任务。……所以我们今天的集会，是完全合法的，是完全有宪法的根据的。
胡适演说时，时而两拳高举，时而拍案，时而击桌，情绪异常激动。这“扣足六年任期”的算法，竟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国大代表们听了觉得比“大法官”的解释更加有力，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有的甚至老泪纵横，钦佩不已。有人事后还写了几首竹枝词，其中一首云：
民主象征一言重，任期扣足细推求，阽危法统艰难甚，万众闻言泪迸流。
这次会议居然顺利进行，选出蒋介石和陈诚为第二任“总统”、“副总统”。胡适还代表国民大会把“总统当选证书”送给蒋介石哩。
胡适这次回台北参加国民大会，总算为台湾当局出了大力。返美以后，台湾当局便聘请他担任所谓“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的副主任。他也果然帮助“设计”起来。在所作《“司徒雷登回忆录”导言》中，胡适便指责美国不仅“在雅尔达出卖了中国”，又“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停止了对华的有效援助”，致使国民党政府垮了台；而美国却又发表“白皮书”，推卸责任。这是胡适感到最伤心和最为不满的。他为台湾当局设想，要求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说：
美国为了赎罪而应该做到的起码事情，就是继续拒绝承认中共政权并继续反对这个政权在联合国里取得中国的席位。
1957年9月，胡适又奉蒋介石政府的委派，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反共演说，题为《匈牙利叛乱在中国大陆的反响》，极力攻击人民中国，并要求联合国大会拒绝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
胡适在纽约如此种种的表演，让人们看到了这位流亡寓公，既可怜又顽固，在凄清飘零的异域，顽固坚持着做蒋介石政府的孤臣孽子，当一名人民中国的反对派。
①参看唐德刚《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载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2期。
②同注①。
③关于葛斯德东方图书馆及胡适在该馆工作的情况，可参看陈纪滢的《胡适、童世纲与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7卷第1、2期)，及庄申的《记普林斯顿大学葛斯特东方图书馆追悼胡适之先生著作展览会及其相关之史料》(载台北《大陆杂志》第24卷第10期)。
④关于胡适在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的职务，大陆和台湾的研究者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诸如馆长、主持人、管理员等等。胡适自己按照聘约说得很明白，1950年5月15日他致赵元任夫妇信中说：
Princeton的事，昨天(5月14日)正式发表了，名义是FellowoftheUniversityLibraryandCuratoroftheGestOrientalLibrarywithRankofFullProfessor。(见《胡适给赵元任的信》，台北萌芽出版社1960年6月版，第36页)
据此，译为馆长或管理员均可，相当于正教授职务。
⑤《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6册。（三版注）
⑥此信保存在台北胡适纪念馆，转引自陈漱渝《飘零的落叶》一文，载北京《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三版注）
⑦胡适1949年5月22日致赵元任信，见《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第25页。
⑧《在北大同学会欢迎会上讲词》，收入《胡适言论集》，台北华国出版社1953年7月版，乙编。
⑨见台北《中央日报》1949年12月11日；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6册1949年12月8日（三版注）。
⑩胡适1949年8月16日致赵元任信，见《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第29～30页。
胡思杜的文章披露于1950年9月16日《文汇报》，9月22日香港《大公报》转载。胡适得知后曾答记者的访问说：“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的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见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6册，第2152页。
）
胡思杜后来分配至唐山工业学院任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自杀身亡。1980年11月平反昭雪。（参看石原皋著《闲话胡适》，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53—55页。）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7册，1951年2月24日。（三版注）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纽约公寓（4）
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6册，1950年6月25日；1952年11月《在台北市记者招待会上答问》、《在国大联谊会欢迎会上讲词》、《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均载《胡适言论集》乙编)，及《东亚的命运》一文(载台北《自由中国》第8卷第1期)。（三版注）
本文台北《中央日报》译文题为《史达林征服世界战略下的中国》，连载于1950年10月19日至21日；另有云轴译、毛子水校的译文，载台北《自由中国》第3卷第10期。（三版注）胡适在这次会议开始时的演词，曾刊载于台湾各报。此处是根据台北《畅流》半月刊第9卷第2期载罗敦伟作《胡适之先生新五四精神》一文所记抄出。
同注。
竹枝词系陆少青作，共五首，载罗敦伟《胡适之先生新五四精神》文中。此处所引为第二首。参看注。
本文原题“IntroductiontoJ.LeightonStuart’sFiftyYearsinChina”
，NewYork,RandomHouse,1954.由李宜培、潘焕昆合译为中文；后收入《胡适选集》“序言”册。
胡适1957年9月26日，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说，题为“RepercussionsofHungavianUprisingonMainlandChinese”，载1957年10月出版的“重要演说集”(Vitalspeehes)第24卷。台湾有关胡适的论著中，多译为《中国大陆反共抗暴运动》。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自由中国》的风波（1）
胡适逃离大陆的时候，眼看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势不可挡，他无可奈何，满腔怨愤。在上海登上海轮，便想起与雷震等一些朋友筹创出版社和刊物的事。他觉得，今后“与共产党作思想斗争必须以‘自由’或‘自由主义’为惟一的出发之点，亦必须以‘自由’或‘自由主义’为惟一的归宿处”。①因此，他给将要创办的刊物命名为《自由中国》。他于是拧亮台灯，抽出钢笔，在船上写下了《自由中国社的宗旨》一文，作为《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发刊词。文字不算长，全录于下：我们在今天，眼看见共产党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层十分严密的铁幕。在那铁幕底下，报纸完全没有新闻，言论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无法存在。这是古代专制帝王不敢行的最彻底的愚民政制，这正是国际共产主义有计划的铁幕恐怖。我们实在不忍坐视这种可怕的铁幕普遍到全中国。因此，我们发起这个结合，作为“自由中国”运动的一个起点。
我们的宗旨，就是我们想要做的工作，有这些：
第一，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按，指蒋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
第二，我们要支持并督促政府用种种力量抵抗共产党铁幕之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政治，不让他扩张他的势力范围。
第三，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按，指解放了的地区)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
第四，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②
这就是胡适为《自由中国》杂志定下的调子：反共、鼓吹民主自由。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这个政论性半月刊，便在台北创刊了。刊物封面上印着“发行人胡适”赫赫五个字。他所起草的上述“宗旨”印在创刊号上，作为这个刊物鼓吹反共和民主自由的宣言；而且以后每期刊物上都不厌其烦地重复刊登这四条“宗旨”，作为他们坚持反共与民主自由的旗帜。
《自由中国》创刊的时候，胡适远在美国，“发行人”其实只是挂个名；实际负责的是雷震(儆寰)。那时，逃踞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惊魂未定，人心惶惶，胡适的名字在混乱的逃台人员心目中，仍不失为“民主与自由”的象征，有他挂名的杂志刊行，似乎也可以起到一点安慰的作用，因而《自由中国》办得倒也顺利。但胡适向来信奉孔夫子的话：“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既然挂了名，怎能不实际干呢?他从纽约邮寄了几篇文章给编辑委员会，都是反共宣传文字。③到1951年6月，刊物第4卷11期上发表一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虽然也持反共立场，却对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亦有所非议，于是遇到麻烦，遭到政府干涉，台湾军政当局竟下达逮捕《自由中国》编辑人员的公文，后虽因故未执行，却给刊物同人以极大压力。4卷12期上，便又在各方的压力与劝说下，被迫发表《再论经济管制的必要》一篇屈服于政府，为政府讲好话的软弱文字。这使胡适很生气，便写了一封信给雷震，要辞去“发行人”名义，也向台湾政府表示抗议。信中说：
《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有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
④
《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会没有接受胡适的辞职，“决议请求胡先生继续领导”。
胡适致雷震这封信在《自由中国》刚刊出，刊物又遭禁忌。9月1日台湾当局议决：1.全部收购(该刊)；2.令港停止出版；3.令停寄美国西部。至4日才又开放。⑤
此后一年多，胡适竟没有给《自由中国》写什么文章。
1952年11月19日，胡适应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的邀请，自美国经日本飞抵台北讲学。那天上午，到台北松山机场来欢迎胡氏的有文化教育界人士数百人，《自由中国》杂志社的雷震、台湾省主席吴国桢也到机场欢迎，场面颇为热烈。因为胡适从美国来，台湾局势虽然渐趋稳定，但政府当局及各界人士都特别关心美国的对台政策，特别关心国际局势及台湾的前途，都想听听“美国通”胡博士的意见。所以各方人士对胡适的台湾之行都寄予极大希望，都想请他演讲，或请座谈，或拜会。除了在学校讲学之外，公开演讲也不少，几乎没有间断的讲演，有时一天连讲几场。素来声音爽亮的胡适，嗓子也沙哑了，不得不去请教喉科大夫。他的这些讲演，内容虽各有不同，但概括起来，不外三个方面：(一)鼓吹反共反俄；(二)鼓吹民主自由；(三)提倡治学方法。胡适在台湾一个半月讲演讲学的纪录，后来由自由中国社汇编为《胡适言论集》，交台北的华国出版社印行，⑥版税收入便全部捐赠给了《自由中国》杂志社。
胡适这次台湾之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即主持《自由中国》创刊三周年的纪念。又是讲演，又是题辞，又是合影、座谈。胡适乘机再次请求辞去“发行人”名义，因为他远在美国，不能负起言论的责任。编委会这时才接受胡适的意见，从第8卷3期起改由编委会任发行人，后来又改为雷震。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自由中国》的风波（2）
1953年1月，胡适晋谒了逃踞台湾复任“总统”的蒋介石，便取道日本去美国。这次台湾之行以后，他对《自由中国》杂志的支持更积极了。不仅自己不断航寄文稿，还鼓动当年留美的文法科学生“替雷儆寰写写文章”。《自由中国》从此又颇为兴旺活跃，在台湾香港及海外都颇有影响。
但三四年之后，《自由中国》又遇到麻烦了，而且是由胡适惹起的，比前次的麻烦更大。1956年10月31日，为蒋介石先生的70寿辰。事前蒋曾表示谢拒祝寿，希望大家提示问题，他愿虚怀纳言。于是《自由中国》出了一期祝寿专号，刊登胡适、雷震、徐道邻、徐复观、毛子水、陶百川、蒋匀田等所作献议祝寿的十多篇文章。胡适文章的题目是“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叙说艾氏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自知无专门知识，而大胆信任各部门负责人；当总统以后，遇自己一时无法决断的事，不轻易下断语，而将自己签名“可”“否”两个批件，请副总统尼克松挑一个。最后结论说：
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御众势的元首呢?⑦
这一期《自由中国》，因为发表了这些研究、讨论、建议和批评的文字，言人所不敢言，在台湾异常轰动，连印七次以上。但也引起了“军方”、“党方”和“团方”的围剿。⑧他们给《自由中国》加上种种罪名，如“思想走私”，“分化国人团结”啦，为共产党“统战工作铺路”啦，“企图打击国军士气，破坏国民团结”啦，等等。还说《自由中国》宣传民主自由，是共产党“进行思想统战的手法，把共产主义掩蔽起来，而以伪装民主自由的面貌出现”。又说胡适的祝寿文章，叫蒋做“无智无能无为的总统”，是企图削减“领袖对于反共抗俄的领导力量”，说他造出所谓“三无”的谬论，即是“不反共，不革命，不负责；无领袖，无国家，无政府”。总之，认为《自由中国》的祝寿专集里面，包含了共产党的“最大阴谋”，是“企图制造颠覆政府的条件，摧毁反共抗俄的根基”!蒋经国控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还发出“极机密特字第九九号”《特种指示》，指责《自由中国》是“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歪论调”，是“毒素思想”。1957年1月，该部又印发《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谓胡适“三无”总统是“荒谬绝伦的言论”，“名为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由此可见，反共的胡适和反共的《自由中国》，为了讲一点自由民主，争一点言论自由，也被台湾当局当成了共产党一样的洪水猛兽!这就是台湾著名的围剿《自由中国》事件。
这时，中国大陆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刚刚过去，而在台湾又围剿胡适，持续了大半年。1957年，胡适曾给赵元任写信说：
这大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所以我当初决定要回去，实在是为此。(至少这是我不能不回去的一个理由。)
我的看法是，我有一个责任，可能留在国内比留在国外更重要，——可能留在国内或者可以使人“takememoreseriously”。
我underscoredtheworld“more”，因为那边有一些人实在怕我说的话，实在havetakemeseriously，甚至于我在1952—53年说的话，他们至今还记在账上，没有忘记。⑨
第二年4月，胡适便果然回到台湾省，就任台北的“中央研究院”院长。
胡适回到台湾不久的一天晚上，自由中国社举行宴会，欢宴该社朋友。胡适在宴会上演说《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公开主张由知识分子来组织一个在野党，并极力表彰雷震为民主自由所作的贡献。他说：
这几年来，如果说言论自由格外普遍，我觉得雷先生的功劳最大。我说台湾应该替他造一个铜像，以表示他是真正争取言论自由的英雄、好汉、斗士。⑩
随后，《自由中国》便大力鼓吹胡适的倡议，宣传积极展开“新党运动”。雷震要求胡适出来领导，做党魁，实际工作则由雷负责。但胡适只同意担任顾问，却极力鼓励雷震出来组党。到1960年，筹组新党的活动颇为热烈。8月13日，在中坜举行竹苗桃三县座谈会，雷震宣布新党将于9月底或10月初正式成立。
然而，当新党积极准备组成的时候，9月4日，雷震便被捕了，同案被捕的还有《自由中国》编辑兼新党秘书傅正，《自由中国》会计刘子英、马之三人。经军事法庭审判，雷震以“为匪宣传”与“知匪不报”两项罪名判刑14年，刘12年，马5年，傅正被判感化3年。胡适当时正在美国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曾为雷案致电陈诚，希望由司法审判，不要军法审判；回台湾后，雷案已经宣判，他接见记者时说：
十一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已经成为自由中国言论自由的象征，我曾主张应为他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十年坐监，这(胡适在桌子上一拍)是很不公平的!
雷震被判刑后四天，中国民主党便正式成立了筹备委员会，但终于因雷案受重大打击而胎死腹中了。《自由中国》也因雷震被捕而停刊，历时11年，共出260期。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自由中国》的风波（3）
为在台湾争取一点民主和言论自由，雷震付出的代价是：锒铛入狱，坐了十多年牢!而胡适呢，总觉得“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对雷震事件始终是内疚弥深，却又莫可奈何，以至于愧憾终生。
①这是雷震解释胡适的《“自由中国”的宗旨》的话，见他所作《创刊“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载台北《自由中国》半月刊第16卷第6期，1957年3月16日出版。②该文载《自由中国》创刊号，作发刊宣言；以后每期都登载这四条宗旨。题下署“民卅八，四，六，船上。”而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系于四月十四日，不知何据?
③从《自由中国》创刊，到1950年初，胡适在该刊发表的文章有：《“自由中国”的宗旨》，《民主与极权的冲突》(均载第1卷第1期)，《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第2卷第3期)。
④此信写于1951年8月11日，载《自由中国》第5卷第5期，同年9月1日出版。
⑤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17册，1951年9月24日记所收香港来电报译文。（三版注）
⑥《胡适言论集》分甲乙二编，甲编为“学术之部”，1953年4月出版；乙编为“政治问题及其他”，同年7月出版。台北华国出版社，由王云五主持，王系胡适在中国公学求学时代的老师，故获得印行此书的优先权。
⑦此文作于1956年10月21日，载《自由中国》第15卷第9期，同年11月5日出版。
⑧参加这次围剿《自由中国》的报刊，如《军友报》、《国魂杂志》、《青年战士报》等属“军方”；《中华日报》、《政论周刊》等属“党方”；《幼师》杂志属“青年反共救国团”。下文所引围攻《自由中国》的言论，均见这些报刊，不另注。
⑨胡适1957年7月26日致赵元任信，见《胡适给赵元任的信》，台北萌芽出版社1970年6月版，第128～129页。
⑩胡适的这次演说，由杨欣泉记录，载《自由中国》第18卷第11期，1958年6月5日出版。
胡适于1960年10月23日返台，当晚接见记者，表示愿意为雷震作“品格证人”。
此处引文，转引自文德《雷震、胡适、中国民主党》一文，载《八十年代》第1卷第3期，1979年8月出版。又上文雷震判刑14年（原作10年），系根据《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8册1960年11月18日所记改。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热闹背后的孤寂（1）
国民党政府逃踞台湾，虽然只剩下弹丸小岛，却仍维持着旧日在南京的门面，五院各部俱全。也有一个“中央研究院”，算是最高学术机关，直属“总统府”。
1957年秋天，中研院原来的院长朱家骅辞职。11月3日，评议会选举胡适为院长候选人。4日，蒋介石便圈定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胡氏正因台湾围剿《自由中国》事件，决心回去；加上那时台湾局势暂趋稳定，他已年老多病，想回台湾过几年安定日子，了完学术上的旧债，便欣然应命。不久，胡适给陈之藩写信，即说到他已决定回台北去。信中写道：
我的打算回去，是因为我今年66岁了，应该安定下来，利用南港史语所的藏书，把几部未完的书写出来。①
这年4月6日，胡适便飞离美国，结束了在美国整整九年的流亡生活，于8日下午飞抵台北机场。
那天到机场欢迎胡适的，有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副总统”陈诚及各机关官员、友好和青年学生，据说有五六百人。连八十高龄的于右任老先生，也拄着拐杖，坐在机场进口处等候。胡氏被围堵在飞机的舷梯旁，与官员友好一一握手，又在一些学生社团的旗下照相，又对记者谈话，闹腾腾的。第二天，又是宾客盈门，应接不暇。生性好热闹的胡适，自然很高兴。
4月10日，胡适就任中研院长，并主持第三次院士会议。这天，蒋介石以“总统”
之尊，亲临致词，对胡氏恭维颇多。胡适则忙着握手，致答词，接着又选举新院士，热热闹闹，忙得他满心欢喜，满脸微笑。
从此以后，胡适在台湾生活的近四年时间里，当局和朋友都要借重他来点缀“民主自由”，他也诚心希望台湾当局多搞一点“民主自由”，因此，令他高兴的热闹事也便接连不断。例如：这年11月，胡适搬进了当局给他专门拨款在南港建造的院长住宅。1959年初，胡适所拟定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正式通过，并成立了以他为主席的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这年7月，胡适接受夏威夷大学赠送的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这是他一生获得的35个荣誉学位的最后一个。1960年6月，他所崇敬的原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胡适参加了欢迎宴会，并与艾氏同到圆山饭店晤谈。1961年10月，夫人江冬秀终于告别了纽约的牌友，回到台湾，家人团聚。四年间，他主持的三次院士选举，选出了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袁家骝、杨联升、任之恭、梅贻琦等30名新院士；
他的许多旧著在台湾重印，还影印了他心爱的宝书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此外，更有经常的演讲、宴会、拜访应酬，以及献花祝寿等许多热闹事，报纸上也不断有关于他的“花边新闻”。1960年12月17日，是胡适的70大寿，祝寿的更是“你方唱罢我登台”，热闹了好些天；蒋介石也赠以亲书的“寿”字镜框，还特意在官邸设宴为胡适祝寿。②凡此种种，似乎可以说是知遇特隆，应该满意的了。
然而，胡适在台湾这最后几年的生活路程，是并不平坦的；在知遇和热闹的背后，许多不愉快的事竟彼此牵连，接连发生。
首先是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他本是有心脏病的人；在台湾的几年间，先后四次住进台湾大学附属医院，每次都是心脏病复发，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这自然是老年人所难免的；但若干不快意的事件和环境，往往是他旧病一次接一次复发的直接根由，又往往引起病情的恶化。
其次是他的经济状况，也使他不能不忧虑。当年在胡适身边工作的杨树人先生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他在四十九年最后一次赴美以前的某一个晚上，我亲记得他对我说：“我不在美国，我的太太一人要计划自己出资，借南港一块小地，建一所小屋，身后即送与研究院。我想，在那一晚对我说话时，那一笔钱是没有了。听说，他曾退而求其次，打算筹集一点小款，在台北市内顶一所小房子，备胡夫人回国居住。据王志维先生(他受托处理胡先生私人收支)告诉我，少数版税(胡先生在台印书，多半不收版税)的收入，经他尽量设法积存，付一所15叠席房屋的押租都不够。我想，其余就不必深问了。
后来胡夫人是回国了，我想胡先生的经济情形并没有什么改善。连一次一次进医院的医药费都感觉困难。医师每次都说他需要在医院多住几天，他的朋友也劝他，而他自己总是坚持提早几天出院。③
“人怕老来穷”，人们由此大约也不难想见胡适晚境的凄凉罢。
而最让胡适感到困扰和难堪的，是社会上牵涉到他的许多风风雨雨的事件。
最先的一件，是《胡适与国运》。④据杨树人先生的文章说，胡适回到台湾的第二天，即有人送给他一本《胡适与国运》的小册子。这是一本滥用“学术研究”
之名，对胡适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的书，共收四篇文章。有的说胡适自己想当领袖，他的公式是：
理想的胡说的领袖=无智+无能+无为+外国大学生=胡适。
有的攻击胡适当年打孔家店，“是攻破民族精神堡垒”；而今提出“三无”总统，“何尝不是要撤销今日台湾的国防呢?”很明显，这些是对胡适那篇为蒋介石祝寿文的反攻。有的则说胡适当年反孔，反文言文，把大陆的人心搞乱，为共产党铺路，因而使国民党丢了大陆。而作者认为——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热闹背后的孤寂（2）
不料有人说胡博士要到台湾讲学，我想大陆已经给他讲掉了。倘使他不肯饶在台湾避难同胞的命，还要把复兴基地台湾讲掉，那我们黄帝的子孙就真正万劫不复了。
这就把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也归罪于胡适了。书末还附载“寿联”几副，说是“转载社会公论”，实在都是肆口谩骂的无聊文字，笔者不屑于引录，以免污了读者的视听。《胡适与国运》的文章，显然没有什么学理可言，胡适本来也不必理会。但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发行却十分诡秘，成了台湾现实政治风雨中一本神秘的怪书，又难免引起胡适的烦忧。这书的出现，恰恰是在胡适返回台湾的前夕，显然是要给他一个警告；而书刚一出现，台湾的行政院秘书处，便立刻函请治安机关予以查禁，台湾各报也一致谴责，算是给胡适一点面子。但后来事情愈演愈迷糊，台北市政府甚至也避免对这书的作者执行罚款的措施，而把案子送到法院去，便没有下文了。到“五四”这一天，台北各处的书报摊上忽然又出现了《胡适与国运》这本“禁书”!第二天，《联合报》第一版又登出大幅广告，由“学生书局”出名，声明“印行本书，俾免以误传误，影响胡适博士的声誉”。居然大量公开发售，每册定价五元。⑤这还不是对胡适的一个打击吗?
1959至1960年间，胡适又被卷进了总统连任问题的政治漩涡之中。蒋介石自1954年当选第二任“总统”以后，年事渐高，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宪法，不能连任三任。而蒋的长子经国颇有才干，在国民党政界也颇有影响，于是便有推经国继任总统候选人的舆论。1959年1月中旬，胡适与陈诚、王世杰、蒋梦麟等一道，去台中台南旅行游览了六天，便有人说他们是“商山四皓”，是蒋经国的羽翼。这所谓“商山四皓”的话，后来在台湾引起了几个月的政治风潮。⑥胡适也确乎不赞成蒋介石连任，曾请当时总统府秘书张群向蒋转达他的意见，主要是希望蒋“明白表示尊重宪法，不做第三任总统”；这同样的意见，胡适多次向黄季陆、王云五等友人和政府要人说过。⑦又多次对记者发表“反对修宪”，“反对三度连任”的话，都在报上刊载出来。⑧但是，由于蒋介石还不想退位，1959年年底，便有人提出“修改临时条款”案，为蒋连任三任造舆论。胡适对此很不以为然，曾说，当领袖的人应该培养继任人，到了适当的时候，便推选这个人出来，还应全力支持他。这才是大政治家的风度。他认为美国的罗斯福，没有培养继任的人，只有他个人一再的当选下去，这是罗斯福的错误。可见胡适是明显地不赞成蒋介石连任。⑨到了1960年年初，“国民大会”临近，“总统”连任或继任的问题更为突出，台湾报纸上甚至报导说胡适“可能以不出席会议来作消极的抗议”。⑩
2月20日，“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台北召开，胡适还是出席了，并且又当了大会主席团主席。在蒋介石宴请国大主席团的宴会上，胡适又特别大讲“无记名投票”的历史和优越性，说它可以避免投票人受威胁，保障投票的自由，微露一点不愿受人操纵选举的意向。但他的话当场便遭到国民党人士的反驳，他们说民主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要维持党的纪律，无记名投票自然要不得；黄季陆甚至竟说美国宪法也是记名投票的。受到这种无知而又蛮横的围攻，胡适很生气，曾对人说：“我现在倒希望他们用记名投票。记名投票，我一定去投一票”。但是，他又担心“他们可能用举手，不用记名投票”。后来，修改临时条款案三读通过，在报上公布了，为蒋介石连任三任办妥了法律手续。有人来问胡适有什么意见，连任三任是不是蒋介石自己的意思?胡适回答道：
如果不是他自己的意思，我想人家不会这样做的。他老先生觉得他对国家的责任未了，身体还好。年纪大的人都有他的信心，像韩国的李承晚，大过蒋先生十岁，像西德的艾德诺(按，通译阿登纳)，像英国以前的邱吉尔，都是年纪大过他的。凡是做过大领袖的老一辈的人都是如此，不能说是错的。问题是在修宪，尤其是为了三任连任问题而修宪，这是把大门打开了，现在大会出席的人数是合法了，以后随便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了。你既然为连任三任而修宪，他们就为创制权、复决权等问题而修宪了。宪法并不是不可修宪的，大门一开了，给一班争权的人来要求创制复决权，就无法再关上了。
过不几天，胡适便因心脏病进了医院，但还是去“国民大会”参加选举。自然是蒋介石又连任第三任“总统”。这一次，胡适却没有去给蒋致送“当选证书”。
在总统连任事件前后，又有组织新党的事件；接着又有雷震被捕判刑14年的事件。这一连串事端所引起的风暴，以及间接由此而发生的许多小漩涡，把一个想在台湾过安静生活，想以余年偿清笔债的老胡适，几乎是弄得坐卧不安，透不过气来了。
笔债无法偿，“民主自由”也难谈，胡适便只好“容忍”，谈“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自由的根本”!而且说，他的提倡容忍，“不仅是对压迫言论自由的人说的，也是对我们主持言论的人自己说的”。实际上，他的重点是希望“拿笔杆写文章的朋友”，要存一种“容忍的态度”。据他说，拿笔杆的人，虽然受到种种“不合理的压迫”，甚至于“围剿”，但也还是“有权有势的人”，因而“绝对不可以滥用我们的权利”。谈“言论自由”谈到了这样的程度，胡适的心境该是何等凄凉，何等悲哀啊!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热闹背后的孤寂（3）
因此，有人这样评论说：
这几年来，别以为有那么多人围在他的身旁搅什么献花祝寿的热闹事，也别以为有那么多的男记者女记者把他当作“花边新闻”的采访对象，而我却体会到胡先生的心之深处，一直是孤寂的!一直是忧愤的!……近几年来，胡先生固然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象征，但他也日益成为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可悲人物!他的声誉，也正渐渐地为点缀这点可怜的所谓“自由民主”，糟塌得不成样子了!君不见许多怀抱自由民主理想的青年人，在他们的谈话中，充分流露出他们“对胡适的失望”。虽然如此，可是，发自“威权领导中心”及其“文化打手”的“围剿胡适”
之浪潮，却仍是一波一波地涌过来。……胡适先生怎么会不觉得心灵孤寂而忧愤呢?
评论是相当客观的。在热闹的背后，胡适的心灵孤寂而忧愤，达到了难于忍受的程度。
①此信写于1958年1月11日；一说写于1957年。原信未见，转引自韦政通《胡适小传》(《现代中国思想家［七］》，台北巨人出版社1978年版，第7页)。同样的意思，在给李济的信中也说过，他想自己出钱在南港借一块地，造一座小房子，以便利用史语所的藏书，继续他的研究工作。(参看李济《故院长胡适先生纪念论文集序》及《胡先生对中央研究院的贡献与影响》二文，分别见台北《传记文学》第2卷第3期，第28卷第5期)
②参看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印行，第9册，第3402～3420页。
③杨树人先生当时任台北中央研究院秘书和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执行秘书；他所写《回忆一颗大星的陨落——记胡适之先生最后的三年》，载台北《文星》杂志第13卷第4期(总76期)，1964年2月1日出版。
④《胡适与国运》，台北“学生书局”1958年印行。收文章四篇：(一)《胡适的领袖欲》，作者诸心，系化名；(二)《请看空前的胡博士和我怎样佩服他的理由》，作者朱光汉；(三)《敬以“无为”为胡适之先生寿》，作者李博爱，大约也是化名；(四)《拜伦哀希腊诗的汉译》，作者王爱维。作者是否一人，真实姓名，均不得其详。一说，经政府调查，该书出自几个人之手，其中一人为徐子明，威斯康星大学毕业，在北大时是胡适的同事。
⑤参看杜蘅之《人性与自由——再论胡适与台湾》，载香港《自由人》1958年5月14日。
⑥参看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56页，1960年3月15日”所记。
商山四皓，原是指秦末隐居于商山的东园公、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等四位八十余岁的长者。传说西汉初，刘邦曾去聘请他们，但他们都不肯出山。而吕后用张良的计谋，令太子卑词安车，把四位长者请来。刘邦见了，认为太子羽翼已成，便打消了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的企图。台湾政界借指陈诚、胡适等四人为蒋经国的羽翼，自然是把经国当作“太子”。
⑦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18册，1959年11月15日、23日。（三版注）
⑧参看上书第18册，1958年12月25日、1960年2月21日所附剪报。（三版注）
⑨同注⑥第37页。
⑩参看台湾《自立晚报》1960年2月7日“星期专栏”载《国民大会幕前幕后》一文所记胡适的谈话。
参看同注⑥第53页3月14日所记。
参看同注⑥第52页3月5日所记。
同注⑥第53页3月12日所记。
参看《容忍与自由》(《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原载《自由中国》第21卷第11期；后收入《胡适选集》“演说”册，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出版。
胡虚一译《民主政治底两种观念》一文的译后记，载台北《民主潮》第12卷第6期，1962年3月16日出版。译文题下有副标题：“敬悼胡适之先生”。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学者与小贩
在胡适晚年的孤寂境遇里，有一位卖麻饼的小贩，竟做了他的朋友，给他带来一点意外的安慰和快乐。
这个小贩名叫袁瓞，江苏清江人，原在上海一所私立中学念到了高中二年级。1949年流落台北，卖过豆腐，做过小店员，后来以卖麻饼为生。他做饼卖饼之余，还爱读一点书，喜欢与人讨论英美的政治制度。到底英美政制哪个更好一点?他比较倾向于崇拜美国，但理论上说不明白，一直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于是，便贸然写了一封长信，向大学者胡适请教。这是1959年10月间的事。
胡适接到这封信，一看寄信人姓名地址，素不相识；读完了信，才知是一位卖芝麻饼的小贩，竟能在业余勤奋自修，精神可佩；问的又是胡博士最热衷的英美政治问题，更觉十分高兴，便亲笔写了一封回信，全文如下：
袁瓞先生：
谢谢你10月23日的长信。
我细细读了你的信，很诚恳的感谢你在辛苦做饼、烤饼、卖饼的生活之中，写这一两千字长信，把“积在心中多年的话，一直没有向旁人提起过”的话写出来寄给我。
你提出的问题太大，我很惭愧，我不能给你一个可以使我自己认为满意的解答，我只能说，你说的英国制度和美国制度其实没有什么大分别。你信上叙述的那个“杜鲁门没有带走一个人”的故事，也正和邱吉尔在1945年离开顿宁街10号时没有带走一个人，是一样的。
我还可以说，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
如有我可以帮你小忙的事，如赠送你找不着的书之类，我一定很愿意做。
祝你安好。
胡适。四八，十，廿五夜。①
从此，小贩袁瓞便成了博士胡适的“我的朋友”了。
一天，胡适邀请袁瓞到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去做客。见面的时候，胡适拉着袁瓞的手，高兴地说：“你这么年轻，出乎我的意料，从你的来信中，要看你40岁以上啊!”
袁瓞把带来的一个手巾包打开，里面是10个芝麻饼，黄灿灿的，散发着新烤芝麻的清香。他捧到胡适面前，说：“先生，这是我亲手做的，送给您吃，表示我对您的敬意。”
胡适接过芝麻饼，笑眯眯的，拿起一个来便吃，嚼得支咯支咯地响，脸上现出近几年来少见的欢愉。
他们一老一少，谈得很畅快，谈了近两个小时。胡适仍不忘对他的年轻朋友宣讲杜威哲学和改良主义，他重复几十年前的老话说：
社会的改进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只能有零售，不能有批发，只有共产政权才相信社会改进是可以批发的。许多人做事，目的热，方法盲，……我们过去有许多人失败的原因，也是犯了有抱负而没有方法的毛病。②
随后，他们又谈到幼年生活。胡适说，他小时候最喜欢和别的小朋友一起游戏，后来到美国进康奈尔大学，喜欢游泳，可是鼻孔里长了一个小瘤，水中呼吸不方便。袁瓞听了，觉得很巧，告诉胡适说，他的鼻孔里也长了一个小瘤，恐怕是鼻癌。袁瓞听说台大医院里新到了一批钴六十，可是太贵，诊治不起!胡适听他说，便立即给台大医院的高天成院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用由我负担。③
胡适尽管经济并不是那样富有，甚至连自己住医院也常提前出院；但他诚心给一个好学的年轻人以帮助，在他的心灵上是一种极好的安慰。
那一天，胡适本想留袁瓞好好玩一玩。却恰巧有外宾来访，袁瓞怕耽搁了胡适的公事，便告辞了。临行时，胡适赠送他五本书，每一本上都亲笔题名留念，并说：“你先拿去看，以后需要什么书，尽管随时来拿。”
后来，袁瓞去医院检查，并非癌症，也就放心了，但他却十分感激胡适对他的关切和帮助。
胡适呢，也常记着这位小贩朋友。有一次他心脏病复发，住进台大医院。他的朋友梅贻琦也正住院，就在隔壁的一间病房。一天，梅夫人拿了一个芝麻饼送到胡适的病房来，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我相信你没有吃过。”
胡适接过来一看，见是麻饼，便笑了，说：“我早就吃过了。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老胡适也够天真，以为那大一个台北市，芝麻饼都是“我的朋友”袁瓞一个人做的!
①此信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8册，第3006～3007页。
②此处引文转引自吴相湘《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见《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206页。
③参看何索撰《胡适这个人》，见《寂寞的狮子》，台北香草山书屋1977年版，第31～35页。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在“围剿”与欢会中倒下（1）
1961年2月，胡适又因心脏病发作，住了两个月医院。逐渐脱离危险后，到4月便勉强出院；因南港附近没有医院，只好暂借福州街26号台大招待所房屋，疗养了两个月。7月间又患急性肠炎，大闹水泻。真是多灾多病，衰老不堪了。①10月间，夫人江冬秀从美国回来，家人团聚，孤苦伶仃三年半的老胡适，毕竟也稍添些慰安。可是到11月，又因发表一篇演说，竟招来狂风暴雨般的又一次“围剿”。11月6日，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举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台北开幕。胡适却不过洋人的纠缠，应邀赴会，作了三十分钟的英文讲演，题目是“Socialchangesnecessaryforthegrowthofscience”(《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
这次演讲的内容，其实仍是他几十年前的老调子，颂扬西方的现代文明，攻击中国的古老文明，以致苛酷指责我们民族的固有文化。他批评说：
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thecastecystem)到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祸，又有什么精神价值可说?……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②
胡适否认东方文明的精神价值，spirit，当时有人译为没有“灵性”，此话传出，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徐复观教授首先出马，指责这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斥骂胡适“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③于是，引起了关于中西文化的一场论战及对胡适的暴风雨式的围攻。胡适也因此而心脏病骤发，于11月26日，最后一次又住进了台大医院。
论战先后在港台的一些报刊上展开，如《自由报》、《自立晚报》、《民主评论》、《政治评论》、《中华杂志》及《文星》杂志等，都发表过文章；有人竟至于还在国民党政府的立法院提出质询。
作为论战的两个营垒，一方的主要人物，是自称独占“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的青年学人李敖。他先在《文星》上发表《播种者胡适》一篇长文，④批评那些“乱骂”胡适的人和“乱捧”的人一样，“通通抓不到痒处”。李敖极力推崇胡适，认为他是中国新文化和现代化的“播种者”，说：
这才是胡适的真精神!能够抓到这种新精神而加以肯定，我们才能肯定胡适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真价值和真贡献。我们只消肯定他在文学革命的贡献，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民主宪政的贡献，学术独立和长期发展科学的贡献，我们就可以“论定”
他对于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贡献了，除此而外，一切都是余事!
文末对胡适也有所批评，主要是指责胡氏在“全盘西化”上还太保守，太不认真，竟去搞什么“整理国故”那样“开倒车的学术”，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把文史学风带到了迂腐不堪的境地。因为有这点“批评和讥讽胡适的话”，故李敖在分“捧胡”和“骂胡”的六派⑤时，便将自己超乎捧骂之外。其实他基本上还是属于他所分的“捧胡”一方，但“捧”得胡适本人也很不开心罢了。⑥
论战的另一方，人物颇多。除了首先出阵的徐复观以外，胡秋原也在《文星》上发表长文《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前进》。⑦文章标榜“超越”，似也批评传统派，实则重点在批评西化派，批评胡适。接着有叶青(任卓宣)和郑学稼参战，针对李敖的文章，分别写了《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和《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⑧他们一方面否定或贬低胡适，说他“未曾在十年代中对思想运动吹过什么风”，不是什么“播种者”；而他侮蔑中国文化，则“是文化买办在洋大人面前讨好的表现”，因而骂之有理。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力推崇陈独秀，认定陈独秀才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他们自然也抓住了历史事实的一些片面，而与他们各自的历史因素大约也是不无关系的罢。
这场中西文化论战的暴风雨，在胡适进了医院以后愈演愈烈，双方都写了不少文章，气氛相当紧张。胡适虽然素来号称修养好，毕竟也具七情六欲，也难于抑制心头的愤懑与烦忧。他甚至病也懒得养了。12月17日，他在病床上度过71岁(实足70岁)的生日。次年1月10日，他便出院了，仍借住在福州街26号，以病老残年，经受着残冬的暴风雨的袭击。
据杨树人回忆，有一天下午，胡适叫他去福州街26号，商谈一件公事。事毕之后，胡适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杂志，翻开来给杨看，并且拿起圆珠笔指着那篇文章说：
你看，这说的什么，这样的轻佻浮薄!再看这儿，简直瞎闹。这还算是捧我的一篇!
胡适一面说，一面用笔把他批评的地方画出来，已是很不开心。他再翻开另一长篇，更不断的说，不住的画，脸色苍白，心情更为激愤。末了，他指着这文章说：“真是下流!”⑨旧历春节以后，他又一次愤愤地对杨树人说：
他们要围剿我胡适，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在“围剿”与欢会中倒下（2）
我不懂，我胡适住在台北，与他们有什么坏处!⑩风烛残年，心脏病尚未痊愈的胡适，怎么经得起这样的风雨，这样的激愤啊!
1962年2月24日上午，胡适离开福州街，去南港中央研究院，主持将在蔡元培馆召开的第五次院士会议。这天，他心情颇愉快。因为这次到会的院士比较多，在国外的吴大猷、吴健雄、袁家骝等，也都陆续到达。吴女士是他任中国公学校长时的学生；吴大猷则是他的学生饶毓泰任教南开大学时的弟子，而杨振宁、李政道两位院士又是吴大猷的学生。胡适尽管主张“全盘西化”，而他自己却实在不脱中国士大夫的习气。教书几十年，桃李满天下，他还喜欢拉点师承出身的关系哩。海外几位知名的学人，回台湾参加院士会，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想看看胡适先生和其他朋友；而胡适又怎么能不高兴呢?
上午，胡适主持院士会，进行完了全部议程，选出了七位新院士。中午，他又招待院士们午餐。下午五时举行酒会，欢迎招待新、老院士，原定胡适不参加。但他兴致甚高，喜欢热闹，愿意亲自招待客人。他很早就到场了，忙着和院士来宾谈天，与记者们打趣，大家还趁机与他合影一张。有人便因此同他开玩笑，说院长成了“明星”啦。胡适便也很开心地大笑起来。在酒会上，他又轻松愉快地致辞，说：
几年前我就对朋友说过，自己虽然对物理学一窍不通，但是有两位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位是吴健雄，一位是饶毓泰。我虽不教他们物理，他们自己努力成了大名。可是今天几位海外院士中午相聚时，两位吴博士谈排行，吴健雄说：“我高一辈，该叫师叔。”原来吴大猷先生还是饶毓泰的学生，而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这么一来，我的第二、第三代是三位物理学家，我的第四代还得了诺贝尔奖金呢。我虽然对物理不通，但是非常得意。
胡适讲话时，人们看到他似乎有些疲乏；然而他是那样快活，微笑一直挂在他的嘴边，以致都忘记了他是刚出院不久的患着心脏病的老人!
接着，胡适请院士们讲话。有人涉及到科学能不能在中国生根的问题，有的悲观，有的乐观。持悲观论的人顺便提到胡适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招致围剿的事，使欢快的酒会顿时笼罩了无形的阴霾。胡适是赞成乐观的；然而对于“围剿”，他难免又生气，却尽量抑制着情感，说：
我去年说了廿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他，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说这番话的时候，胡适显得很激动。他已经感到不适，还勉强支持到酒会结束。
他正移步往会场外边走，又与宾客、记者寒暄了几句。走到会场中部的时候，他忽然脸色变了，倾身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医生急救也无效。在这欢乐的酒会结束时，胡适竟因心脏病猝发而与世长辞了。终年七十有二。
①胡适1961年9月3日致李书华信，叙他这年病况颇详，中说：
我是2月25日夜抬上汽车，抬进台大医院的急救处的。我在医院住了56天，出院后就在台北借房子住了两个月(因为南港附近没有医院)。到七月初又因肠炎，大闹水泻，泻的水分干了，影响心脏，血压低到74，半天上不去。……总之我们都老了，机件都不够完好了。
由此可见他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已成问题了。见李书华作《胡适之先生生平及其贡献》，载台北《大陆杂志》第24卷第10期。
②胡适的这次演说，有自写的英文稿，未见。当时台湾各报的译文，未经胡氏校阅，难免挂漏和歧异。后经徐高阮译为中文，经胡适校过，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2期，1961年12月出版。
③见徐复观的《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一文，载香港《民主评论》第12卷第24期。
④李敖的《播种者胡适》，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3期，1962年1月出版；
后收入他的《胡适研究》一书，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3月初版。
⑤李敖在《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一文中说：
谈到目前捧胡和骂胡的人，可分六派：在捧胡的人中有(1)文章派，毛子水是也；
(2)诗歌派，劳干是也；(3)行动派，某校长夫人是也；骂胡的人中也有三派，(4)叫骂派，徐复观是也；(5)栽赃派，《胡适与国运》作者是也；(6)翻案派，本文所拟答复的两位先生是也。”(按，指叶青［任卓宣］与郑学稼)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5期，1962年3月出版。
⑥李敖自己在《胡适研究前记》中说：“我知道我这篇《播种者胡适》会三面不讨好：骂胡的人会说我捧胡，捧胡的人会说我骂胡，胡适本人也会对我不开心，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见该书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3月版；又载《文星》杂志第13卷5期，1964年3月出版。
⑦胡秋原的文章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3期，1962年1月出版。
⑧叶青的《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载台北《政治评论》第7卷第10期，1962年1月25日出版。郑学稼的《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4期，1962年2月1日出版。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在“围剿”与欢会中倒下（3）
⑨参看杨树人《回忆一颗大星的陨落——记胡适之先生最后的三年》，载台北《文星》杂志第13卷第4期(总76期)，1964年2月1日出版。杨文并未指明胡适所批评的是何种杂志，何人文章。而李敖在《文星》第77期刊登的《“胡适研究”前记》一文里，却承认杨文“里面有一段写胡适先生对《播种者胡适》的不高兴”
，承认胡适指为“轻佻浮薄”的一篇是他李敖的文章。可见胡适也认为李敖是“捧”胡的，但捧而不得其道，故又说他“轻佻浮薄”，“瞎闹”，用语相当严厉!据此，则可知胡适指为“下流”的长篇，便是胡秋原的文章了。
⑩同注⑨。
参看吴大猷先生1962年2月24日在台北中研院欢迎院士会中的讲词及后记，载台北《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3期；讲词题为“胡适之先生和中国科学的发展”，系该刊编者加上的。
胡适在这次酒会上的讲词，有几种记录，均不及经胡氏校正了。此处引文是根据《台湾新生报》记者所采写的《最后的酒会，光辉的终结——记胡适院长最后主持的院士欢聚酒会》一文的记录，载该报1962年2月25日。这个纪录也许难免有误，不及后来整理的完善，但较接近口语，很少修饰加工的痕迹，又是最早的记载，可能更接近真实一些。
另有吴相湘作《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民国百人传》第1册)所录胡适的这段讲词，修改痕迹较明显，也不像讲话的语气了。已引录在本书第9章47则注⑩里，读者可以参看。另有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书所引胡适的这段讲词，虽经修饰，还比较完善，引录如下，以供参校：
我今天还可以讲一个故事。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0册，第3898～3899页)
见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第3901页。
第十四部分：传　余丧葬
胡适去世的当天晚上，即组成治丧委员会，陈诚为主任委员；张群、王云五、朱家骅、蒋梦麟、王世杰、黄季陆为副主任委员；于右任、蒋经国等为委员，共103人。
灵堂设在台北市极乐殡仪馆。胡适的遗体安放在冷杉木特制的灵柩里，身着蓝色长袍，黑色马褂，脚穿布鞋。遗体上覆盖着北京大学校旗。蒋介石亲往祭吊，并亲书挽联一副，辞曰：适之先生千古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中正敬挽这确切地概括了胡适一生复杂思想和经历的挽联，悬挂在灵堂中央。治丧委员会收到各界人士送的挽联挽幛八百余件，其中如：
微老夫子，倡白话；此日儿童，仍须皓首穷经，从字纸堆中，去埋头嚼句。
无新文化，主改革；长兹华裔，安能小心求证，到科学园里，来植树生根。
先生去了，黄泉如遇曹雪芹，问他红楼梦底事?
后辈知道，今世幸有胡适之，教人白话做文章。
孟真死于闹，今公死于，行在纵多才，何堪如此?
共党既骂之，国人又骂之，容身无片土，天乎痛哉!
前往灵堂瞻仰遗容的市民络绎不绝，殡仪馆前几天内人流不息。
3月2日，陈诚率治丧委员会全体委员举行公祭，参加公祭的有75个单位；此外，有各界名流、军人、学生、平民、家庭妇女及驻台外交人士等前往致祭，瞻仰遗容，与胡适博士告别，总计达38000余人。下午2时大殓。3时启灵出殡。从台北市到南港的马路两旁自动来送殡者多不胜计。灵车开至松山以后，沿途居民家家燃香，户户路祭，直到南港，一路鞭炮声不断。据目击的记者估计，自胡适逝世到出殡，前往祭吊和路祭送殡的市民，总计达10余万人。①
10月15日，安葬胡适于台北南港旧庄墓园。他虽然未能回到美丽而且富饶起来的黄山故乡，却总算长眠在自己祖国的泥土里。墓门上刻着蒋介石书写的“德学俱隆”四字。右首高坡上，有北京大学校友会建造的纪念亭；左首有中国公学校友会建造的半身铜像。墓碑上刻着：
这是胡适先生(民前二十一——民国五十一年)的墓。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迁，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中央研究院胡故院长适之先生治丧委员会立石10月18日，“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决议，以胡适生前住所作为“胡适纪念馆”
，并成立管理委员会。1964年8月，美国美亚保险公司负责人史带先生捐赠美金25000元，1970年5月，史带基金会又捐美金25000元，为胡适纪念馆基金。
胡适生前留有英文遗嘱，其主要内容有：一、请求火葬(按，后改棺葬是胡适夫人江冬秀的意见)；二、遗留在北京的102箱书籍、手稿、文件，捐赠北京大学；三、留存在纽约寓所的书籍、手稿、文件，捐赠台湾大学；此外还有遗产处理等项。但清点胡适在南港的财物时，除了书籍、文件之外，余款仅135美元。
①关于胡适丧仪的情况，主要根据台北《青年战士报》记者周啸虹的报导《万人悲悼胡先生》(1962年3月3日)，及香港《工商日报》记者黄铭黄仰山的报导《一代哲人，盖棺论定》(1962年3月6日)。
第十四部分：传　余遗著
胡适一生著作等身，除生前版行的外，尚有大量散见于报刊杂志的文章未经编辑印行；另有大批手稿、资料等，亦待整理。
生前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尝试集》(1920)
《胡适文存》(1921)
《章实斋先生年谱》(1922)
《胡适文存二集》(1924)
《戴东原的哲学》(1927)
《白话文学史》(1928)
《人权论集》(1930)
《胡适文存三集》(1930)
《淮南王书》(1931)
《四十自述》(1933)
《胡适论学近著》(1935)
《藏晖室札记》(1939)
《胡适的时论一集》(1948)
《胡适言论集》(1953)
《丁文江的传记》(1956)
《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1961)
胡适逝世后，经胡适纪念馆及其他单位、学人整理编印的，主要有：
《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1964)
《胡适手稿》(1966—1970)
《尝试后集》(1971)
《中国古代思想史长编》(1971)
《胡适来往书信选》(1979)
《胡适口述自传》(1981)
《先秦名学史》(1983)
《胡适的日记》(1985)
《胡适作品集》(1986)
《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1987)
《胡适诗存》(1989)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90)
另有书信数千封，英文著作若干种。《胡适全集》正由有关方面整理，准备出版①。海内外学者为胡适所撰传记若干种，年谱若干种。
①《胡适全集》已于2003年9月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共44卷。
第十四部分：传　余跋
《胡适传》终于完稿，即将付印。欣喜之余，还想在这里补叙一点写作的经过和甘苦。
我也许孤陋寡闻，总觉得中国现代文化思想领域，像胡适先生这样一位名震一时的风云人物，至今没有一部较详尽而完整的传记，实为憾事。曾见过台湾学者毛子水先生撰写的几篇胡适传，包举一生，文字简约，却也难免粗略。李敖先生的《胡适评传》，规划十大册，写的颇为详尽生动，可惜只见到第一册，其中偶有戏谑笔墨，难免轻浮之诮。胡颂平先生所编胡适年谱(简编和长编)，收集整理了相当详尽的资料，为我们作传记的人提供了许多方便。至于胡适本人的《四十自述》、《我的信仰》和口述自传，也都是没有完成的自传。于是，我便决心来写一本完整叙述胡适生平思想事业并且比较详尽的传记。经过几年的资料准备，访问胡适的故里亲朋，为大学本科及研究生开设胡适研究课程，并编写了年谱、书目及几本专题资料之后，于去年炎夏动笔，今年炎夏杀青，预计在胡适诞辰95周年的时候，大约可以奉献给读者这一本《胡适传》。
我国从来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一些优秀的传记，往往也是上等的文学作品。这是我们史传文学的一个好传统。这本《胡适传》，也把文学性作为追求的目标之一，力求写得具体一点、生动一点、可读一点。成绩如何，当由读者来评判。
作为史传，我所追求的另一个主要目标，是真实性。一切以事实为准的，力求据事直书，作一信史。材料主要采自胡适本人的著作、日记、书信、自传，及当时报刊和当事人的记载。至于亲朋、故旧、门生的传闻、回忆和纪念文字，则准情酌理，旁稽参校，务必令人确信可靠者，方才选用；一切溢美、谀颂、应酬及诬谤、诋毁等不实之词，自当摒弃勿用。然而，做到一个信字，并非容易。即以胡适晚年亡命美国，客死台湾的一段来说，海峡两岸隔绝30余年，近来书刊资料虽间接有所流通，毕竟难于齐集，因而事多疑阙，便只好从简以求信。至于笔者识见受的限制，必须努力去克服，就更不待说了。
史传之有褒贬评赞，自古而然，也是今日史学工作者的职责。评论的关键，在于“出以公心，实事求是”八个字。须以传主行实为脉络肌肤，做到理由事生，浑然一体，不谀不诬，公允精当。笔者有志于此，对胡适一生的思想业绩，褒其所当褒，贬其所当贬，惟求按实而论，析理居正，作客观公允的评价。但实际做起来，也绝非易事。这本《胡适传》与公允精当的要求肯定还有不小距离。这不仅与笔者的识见和能力相关，也说明克服忌讳和偏见的不容易。像台湾的某些胡适传记及论胡文字，满纸褒扬，而无一字之贬，难称公论；尤其是政治的偏见，更显出长期僻处孤岛的某种小家器识。我泱泱五千年文化的中华学人自应具有更恢宏的气度。
传记正文共72节，与胡适先生享年之数偶合。每节正文后的注脚，有的文字颇多。除注明史料来源之外，大多是为了避免正文过于沉闷，而将可资参证的各种史料、异闻、掌故，必要的考证辨析，及疑阙备考诸项，移在注文里，以供研究者的参考。一般读者如嫌烦复，也可略而不读。
在紧张的教学之余，居然写成了这本《胡适传》。趁付印的机会，谨向支持我、指导我、帮助我的师长和朋友们，向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而在艰难的条件下担当这件为胡适作传的艰难工作，自己实在感到识见和能力均不相称，粗疏和错误定所难免，衷心希望批评指正。
1986年9月19日，易竹贤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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