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国民政府将这些抗日战死将士安葬在大青山，建立公墓，树碑纪念。傅作义将军特意请胡适为公墓撰写碑文。胡氏欣然允诺，并为抗敌将士“最壮烈的血战”所感动，以极端敬仰的深情，写了一篇白话碑文，由钱玄同书丹，刻石建碑在大青山麓，这就是大青山《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碑文中愤怒谴责《塘沽协定》是一个耻辱的“城下之盟”，是“国耻”，热烈歌颂抗敌将士的壮烈血战和英勇殉国的精神，说“一千多个中国健儿用他们的血洗去了那天的‘城下之盟’的一部分耻辱”，“用他们的血染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页”。最后的铭文写道：
这里长眠的是203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①
碑铭所表达的，正是我中华子孙的民族大义和对殉国英雄的无限敬仰之情!
但是，到了1935年，日本侵略者阴谋吞并华北五省。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军的压力，6月初，由亲日派大将何应钦出马，与驻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秘密谈判，签订卖国的《何梅协定》，断送了华北的大部分主权；又取缔反日运动，“何应钦将军有命令，一切抗日的纪念物都应掩藏”，连大青山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也在“取缔”之列。胆小的何应钦“打了几个电报给傅宜生(按：傅作义字宜生)，叫他消灭一切‘抗日’的标帜，尤其是这里的阵亡将士公墓。傅不得已，把塔上‘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的‘抗日’二字挖改成了‘长城’二字”，碑文也蒙上了一层沙石，另刻上了“精灵在兹”四个大字。全国送来的匾、联、铭、赞，凡有刺激性的，都设法迁毁了，只剩林森题写的“河山壮气”一个匾。7月5日，胡适曾随同傅作义将军同去绥远看大青山“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墓地离车站不远，在车上可望见墓碑塔。胡适原来曾说，“这碑不久会被日本毁灭的”，但没有想到日本人还不曾占据绥远，这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碑竟被国民党政府自己先“埋葬”了!胡适站在这203个国殇的墓前，真是不胜感慨，悲愤交集，援笔写下了《大青山公墓碑》一诗，词云：
雾散云开自有时，暂时埋没不须悲。
青山待我重来日，大写青山第二碑。②
胡适虽然长期唱低调，不主张：“提起铁匠铺的大刀”去和那些“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因而不主张对日作战；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汉奸，却也饱含着不满与悲愤。他血管里流的毕竟是炎黄子孙的血，还保存着中华民族子孙的民族气节。
他对中国外交方针的见解，便明显与亲日派的汪精卫有别。胡适是英美派的知识分子，对日本侵略者的认识，还是很鲜明的。他曾在《独立》论外交政策说：
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原则应该是：我们必不可抛弃那国联的大路。在不放弃国联与国际的原则之下，我们可以和日本作种种事实问题的讨论，但我们必须认清：今日军阀统制之下的日本，决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今日的情形，老实说，只能是多交朋友，谨防疯狗。我们若因为怕疯狗，就连朋友都不敢结交了，那就不够资格做朋友了。③
胡适在外交上主张“多交朋友，谨防疯狗”，即是与苏、美、英交朋友，共同对付日本这条疯狗。汪精卫却不赞成胡适的主张。他在给胡的信中说，即使苏、美、英幸而战胜日本，但“我国已成一团糟，除了化做苏维埃，便是瓜分或共管”。
④汪氏散布这种悲观论调，是为他的亲日降日方针张目的，在当时的一些亲日派里颇有市场。胡适不能同意这种悲观估计，认为对国际要有“一点信心”。他指出：“我们若先疑虑乙、丙、丁(按，指苏、美、英)来瓜分或共管，那么，除了投到甲国(按，指日本)的怀抱去做朝鲜，还有何路可走呢?”胡适的调子明显比汪精卫要乐观一些，他自己说：“当举国唱高调之时，我不怕唱低调；今日举国好像要唱低调了，我不敢不唱一点高调”。⑤他的所谓“高调”即是反对亲日派的投降外交，但也并非主战，而是寄希望于国际，主要是美、英、苏的援助。胡适后来也一再强调国际路线不可抛弃，要充实欧美方面的外交人才，并说：“我们必须抓住苏、美、英三国，万不可贪小便宜，失去世界的同情”。⑥从以后世界反法西斯大战的实际发展情形来看，胡适所论外交方针的这一点，应该说是基本正确的远见卓识。
第十部分："独立"的诤臣 1930-1937大青山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的遭遇（2）
1936年5月间，华北局势“曾有很大的混沌酝酿”，投降气氛颇为浓厚。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本侵略者订立了秘密的《华北防共协定》。但宋哲元统率的二十九军，毕竟是曾经在长城奋起抗日过的军队，5月30日夜的干部会议，便决定方针不变，不脱离中央。胡适得知此情，于31日作《敬告宋哲元先生》一文，进一步晓以民族大义，其中说：
我们深信，在这个时候，国家的命运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凡是反对中华民国的人，凡是有心破坏中华民国的统一的人，都是存心遗臭万年的人，我们决不可姑息这种人，必须用全力扑灭这种卖国求荣的奸人。不如此的，在今日是汉奸，在中华民族史上永远是国贼。……熙洽，张景惠，殷汝耕都没有力量，因为他们都脱离了国家的立场，所以永远成了汉奸国贼，他们不能不托庇在敌人的铁骑之下，做了受保护的奴才。这些奴才将来都有在中山墓前铸长跪铁像的资格。我们这个国家现在虽遭厄运，是决不会灭亡的。我们不可不明白这一点：一切脱离国家立场的人，决难逃千万年的遗臭!⑦他对汉奸国贼的斥骂，对卖国行径的谴责，都是正气凛然啊!胡适又亲自去拜望过宋哲元，为宋陈说“不丧失主权”和“服从中央”两大原则。⑧自然，他所竭力维护的“国家统一”，“服从中央”，都是指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但是，在那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却也只有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可望勉强统一中国，统一全民族，来共同抗战，这不是中国当日的现实吗?
同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和平解决，逼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终于使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迅速建立起来，使全国进入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
①碑文全称为“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有拓片，收入《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之《尝试后集》中，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1版。
②同见上书。该诗有跋，云：“公墓碑刻成建立后，何应钦将军有命令，一切抗日的纪念物都应隐藏。于是傅作义将军在碑上加一层遮盖，上面另刻‘精灵在兹’四大字。”《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2册，1935年7月5日(误记为6月5日)有详尽的记载。该诗文字稍有不同，第二句为“埋藏隐晦不须悲”，第三句为“山灵将待我来日”，一、四句同。（三版补注）
③《世界新形势与中国外交方针》，载《独立评论》第78号，1933年11月20日出版。
④汪精卫1933年11月22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220～221页。
⑤胡适1933年12月20日致汪精卫信(稿)，同上书第225～228页。
⑥胡适1936年6月9日致翁文灏信(稿)，同上书第322页。
⑦《敬告宋哲元先生》，载《独立评论》第204号，1936年6月7日出版。
⑧参看胡适1936年6月9日致翁文灏信(稿)。同注⑥。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白话文与“大众语”（1）
在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是胡适生平最引为得意的事业。他一生常以白话的布道者、护法神自居，始终关注着白话文的发展和命运。
南京国民政府初创，胡适因学生罗家伦在政府里当了官，便致信罗氏，希望他提出建议：“由政府规定以后一切命令、公文、法令、条约，都须用国语，并须加标点，分段”。他又盼望党政要人吴稚晖、蔡元培、蒋介石、胡汉民诸公，也能赞助此事。①但那些要人们未理胡适这一套，政府的一切公文，各种报纸，依旧是文言、骈文满天飞。胡适心想，这不是连北洋军阀政府都不如吗?1920年，徐世昌做总统，傅岳芬当教育总长时，还下令废止小学的文言课本，改用国语课本呢。但报纸和公文依旧用古文，学了白话文而不能看报，不能在社会上应用，谁还肯热心去学呢?因此胡适一直希望政府公文和报纸改用白话。等了十多年，连国民党的新政府也不能实现。他有些生气了，便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里，尖锐批评道：
国民党当国已近两年了，到了今日，我们还不得不读骈文的函电，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报，文言的法令!……一个革命的政府居然维持古文骈文的寿命，岂不是连徐世昌傅岳芬的胆气都没有吗?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②
为了推行白话文，不惜冒犯“党国”，给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可见他对白话的关切和热心，到了何等程度!
1934年5月间，汪懋祖、许梦因等人重谈“复兴文言”的老调，提倡中小学生普遍学习文言，反对白话文；吹捧湖广军阀何键、陈济棠主张尊孔读经，“可谓豪杰之士矣”。这就是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③进步文化界对这种迷恋古文的论调，给予了严厉的批评。《独立评论》也发表了任叔永的《为全国小学生请命》，胡适的《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和《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等几篇文章。
④胡氏在分析批驳了汪、许的文言主张之后，指出：
我深信白话文学是必然能继长增高的发展的，我也深信白话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一天会比一天抬高的。在那第一流的白话文学完全奠定标准国语之前，顽固的反对总是时时会有的。对付这种顽固的反对，不能全靠政府的“再革一下命”，——
虽然那也可以加速教育工具的进步，——必须还靠第一流的白话文学的增多。
至于读经，胡适同意傅斯年的观点，认为“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东西”，拿这些来教儿童，教员不是浑沌混过，便是自欺欺人。因此，“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读经的论调，本是沉滓泛起，进步文化界稍加批驳，便又沉落下去了。论争便很快转为“大众语”的讨论。这是关于文艺大众化讨论在语言问题上的继续。人们提倡大众语，是“为了要纠正白话文学的许多缺点”
；要做到“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而且还要成为“大众高兴说，高兴听，高兴写，高兴看的语言文字”。⑤可见这场讨论是为大众着想的，对于促进新文学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具有积极的建设性的意义。但讨论中，也有人借“大众语”来否定“五四式白话”，要把白话与文言文一起抛弃。⑥因而被鲁迅斥为“狗才”，“虽然好像很激进，其实是在替敌人缴械”。⑦鲁迅认为，提倡大众语，应该做“更浅显的白话文”；而关键在于作者须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⑧
胡适也参加了大众语的讨论。他针对一些人把大众语同白话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指出“大众语不是在白话之外的一种特别语言文字”，所谓“大众化”，是指“能够把白话做到最大多数人懂得的本领”。他说：
现在许多空谈大众语的人，自己就不会说大众的话，不会做大众的文，偏要怪白话不大众化，这真是不会写字怪笔秃了。白话本来是大众的话，决没有不可以回到大众去的道理。时下文人做的文字所以不能大众化，只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大众的存在。因为他们心里眼里全没有大众，所以他们乱用文言的成语套语，滥用许多不曾分析过的新名词；文法是不中不西的，语气是不文不白的；翻译是硬译，做文章是懒做。……这样嘴里有大众而心里从来不肯体贴大众的人，就是真肯“到民间去”，他们也学不会说大众话的。
因此，胡适认为提倡大众语的人，“都应该先训练自己做一种最大多数人看得懂，听得懂的文章”。既要为识字的大众着想，也要为不识字的大众着想。要做到“用一个字，不要忘了大众；造一句句子，不要忘了大众；说一个比喻，不要忘了大众。这样训练的结果，自然是大众语了”。⑨胡适的这些见解，批评时弊，深中肯綮；又将大众语，归结为作者对大众的责任心和思想感情问题，无疑是很实际而且深刻的，与鲁迅的观点也颇为近似。胡适在文化上，毕竟还有一点民主主义的精神。
①胡适致罗家伦信(稿)，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上册，第502～503页。此信未注时间，约写于1928年。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白话文与“大众语”（2）
②该文作于1929年11月29日，原载《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后收入《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2月出版。
③汪懋祖的《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中小学文言运动》，许梦因的《告白话派青年》等文章，分别载南京《时代公论》第110、114、117号。④任叔永文章，载《独立评论》第109号。胡适的文章，原载《独立评论》第109、146号，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
⑤参看陈子展《文言——白话——大众语》，陈望道《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陶知行《大众语文运动之路》，分别载《申报?自由谈》1934年6月18日、19日，7月4日。
⑥在大众语问题的讨论中，《申报?谈言》1934年6月26日、28日、30日先后发表了垢佛的《文言与白话论战宣言》，家为的《历史固会重演的吗?》，白兮的《文言，白话，大众语》，又《大晚报?火炬》7月6日发表了霓璐的《大众语问题批判》。这些文章认为“‘白话文’正潜伏着封建意识的妖孽，和含蓄着帝国主义毒素”；并说“目前提倡建设大众语，是必然的要把文言文跟白话文完全抛弃。”
瞿秋白在《学阀万岁》、《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大众文艺的问题》等文章中，混淆文字改革与文学革命的关系，片面强调只有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实行了“文字革命”，才算真正实现了文学革命，才算有真正的大众化的文艺。从这种形式主义的观点出发，瞿秋白就几乎全盘否定了五四文学革命及五四以后新文学的成就。他说“这次文学革命……差不多等于白革”，“是失败了，是没有完成它的任务，是产生了一个非驴非马的新式白话”；他把新式白话的新文学说成是一种“‘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瞿秋白的这种观点，实质上只不过是五四文学革命中的形式主义理论从“左”的方面的一种发展罢了。
⑦参看鲁迅1934年7月29日致曹聚仁信，同年8月3日致徐懋庸信，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卷，第495～496页、500页。
⑧参看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及《门外文谈》(十一)，载《鲁迅全集》第6卷，第76～78页、101～102页。
⑨《大众语在那儿》，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第548～551页。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孔子的再评价（1）
“打孔家店”，这个体现五四时代精神的口号，曾不胫而走，影响中国思想界数十年。胡适当年，也曾以反孔战士的姿态，驰骋在新文化的战阵上。
但当年反孔的战士，陈独秀鲁迅也罢，吴虞胡适也罢，他们所追求的是思想的解放，就不能不反对历代专制统治阶级几经改造加工的孔教，不能不打倒那愚弄和禁锢人民思想的孔丘偶像。他们并不是与孔丘本人过不去，自然也不是对孔丘本人作科学的历史的评论。即如陈独秀，即指出孔子之道“已不适于现代生活”①，揭露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另一方面又说“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惟自汉武以来，学尚一尊，百家废黜，吾族聪明，因之锢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又孔子祖述儒家阶级纲常之伦理，封锁神州：斯二者，于近世自由平等之新思潮，显相背驰，不于报章上词而辟之，则人智不张，国力浸削，吾恐其敝将只有孔子而无中国也。”②吴虞也说，“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持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③可见他们对孔子并非全盘否定，评价还是相当客观理性的。
就胡适来说，他对孔子和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对宋代理学的开山宗师朱熹，还加上一层徽州乡谊，更是十分崇敬。他后来甚至有些后悔，觉得自己不应笼统地去打孔家店，而应该给孔子以正确的评价。
1934年3月至5月间，胡适写了一篇《说儒》，④长达五万字的皇皇大文，便是要给孔子作一历史的再评价。
这篇论文，其中有不少“大胆的假设”，如断言商、周各为一“民族”，未免臆断；但也有明显的长处，为他人所不及的，这就是历史的观点和比较的方法。胡适将孔子摆在殷亡以后五六百年间，殷周文化逐渐混合同化的广阔文化史的背景下来考察。他认为，儒本是殷的遗民，以治丧相礼为职业的教士：
此种遗民的士，古服古言，自成一个特殊阶级；他们那种长袍大帽的酸样子，又都是彬彬知礼的亡国遗民，习惯了“犯而不校”的不抵抗主义，所以得着了“儒”的浑名。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逢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那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人生观。⑤
他们的宗教，也就是一种亡国遗民柔顺取容的殷商老儒教。
殷商虽然被征服了，但他们的文化比西来的征服者周部族高，周朝也就大体上因袭了殷商的制度文化。孔子有很透辟的历史眼光，他认识到“周监于二代”的历史事实，代表现代文化的“周礼”，乃是几千年的古文化逐渐积聚演变的总成绩，其中含有绝大因袭夏殷古文化的成分。因此，他在这个民族文化大融合的过程中，能大胆地冲破部族的界限，以“吾从周”的博大精神，领导一个革新儒教的新运动：打破殷周文化的藩篱，打通殷周部族的畛域，把殷“儒”的范围扩大，“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放弃那传统“儒”的保守主义和部落性，在六百年殷周人民共同生活的新基础之上，重新建立起孔子以“仁”为中心的新儒教。胡适总结了孔子的伟大贡献，是：
他把那有部落性的殷儒扩大到“仁以为己任”的新儒；他把那亡国遗民的柔顺取容的殷儒抬高到那弘毅进取的新儒。这真是“振衰而起懦”的大事业。⑥
胡适又将孔子摆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历史背景上来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尽管各民族具有不同的历史，但一般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几种历史形态。而人类的活动、社会组织、思想感情，也莫不有相近和相通之处。正是在这个前提下，胡适把亡国的殷人儒教的柔逊遗风，与亡国的犹太民族的基督教不抵抗主义相比较，认为两者之间“似有同样的历史原因”；又把孔子与耶稣相比较，认为都是亡国之民梦想的“救世圣人”的预言。胡适说：
犹太民族亡国后的预言，也曾期望一个民族英雄出来，“做万民的君王和司令”
……但到了后来，大卫的子孙里出了一个耶稣，他的聪明仁爱得了民众的推戴，民众认他是古代先知预言的“弥赛亚”，称他为“犹太人的王”。……孔子的故事也很像这样的。殷商民族亡国以后，也曾希望“武丁孙子”里有一个无所不胜的“武王”起来，……果然，亡国后的第六世纪里，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圣人。这一个伟大的人不久就得着了许多人的崇敬，他们认他是他们所期待的圣人；……他做了那中兴的“儒”的不祧的宗主；……⑦胡适的这种中西文化比较法，有人夸赞，也有人觉得不无可议之处。但无论如何，总不失为胡氏的一种创见。他对孔子的评价，是以极富想象力的笔墨，描绘出了一幅伟大革新者的形象。
《说儒》确是一篇尊崇孔子的皇皇大文。后来胡适便据此说自己五四时期“并不要打倒孔家店”；⑧台湾的一些拥胡者也以此来否认胡适打孔家店的事，或者说他的反孔言论跟《说儒》比较，就算不得什么了!总之是否认胡适反孔。结果他们都不能自圆其说，胡适自己也处在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这原因就在于：他们把对一个历史人物孔子作客观的历史评价，与打倒那“孔家店”作为偶像的孔子，混为一谈了。
其实，当年胡适自己倒没有这个矛盾。他在写《说儒》的前后，在给孔子作历史评价的同时，照样直认不讳自己打孔家店的业绩。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里，胡适理直气壮地说：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孔子的再评价（2）
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⑨
这就把五四时期“打孔家店”的意义说得很透彻，不仅不是什么需要遮掩的过失，而且是反对偶像，解放思想的大功业。没有当日“打孔家店”，哪来今日的新文化?稍后，在《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一文里，胡适又说：“人才之缺乏，不自今日始，孔家店之倒也，也不自今日始也。……我们打孔家店，及今回想，真同打死老虎，既不能居功，亦不足言罪也!”⑩他也没有否认“打孔家店”的事。
胡适作《说儒》文后不久，国民党政府明令规定8月27日孔子诞辰为“国定纪念日”，全国奉命举行规模盛大的“孔诞纪念会”。政府中人说，“这是倡导国民培养精神上之人格”，以为如此可以“奋起国民之精神，恢复民族的自信”。胡适对政府的这一措施十分反感，专门作《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篇大文章，斥责国民党当政的领袖是“做戏无法，出个菩萨”，是一种可怜而不可恕的“愚笨”行径。
《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可以说也是一篇反对尊孔的皇皇大论。胡适先举出明清三五百年的历史来作证，“那些时代，孔子是年年祭的，《论语》、《孝经》、《大学》是村学儿童人人读的，还有士大夫讲理学的风气哩!”但是，祭孔尊孔，究竟“何补于当时的惨酷的社会，贪污的政治?”接着，他又举出最近二三十年比那拜孔夫子的时代高明、进步的事实，如“废除了三千年的太监，一千年的小脚，六百年的八股，四五百年的男娼，五千年的酷刑”；还有帝制的推翻，教育的革新，家庭的变化，社会风俗的改革，政治组织的新试验等五个大方面的成绩。这些，都是“不曾借重孔夫子而居然做到的伟大进步”。胡适指出，“这20年的一点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了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如果在这样的进步面前，反而开倒车，——
反倒唉声叹气，发思古之幽情，痛惜今之不如古，梦想从那“荆棘丛生，檐角倾斜”的大成殿里抬出孔圣人来“卫我宗邦，保我族类”!这岂不是天下古今最可怪笑的愚笨吗?
写于同一时期的两篇文章，《说儒》和《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篇尊崇历史人物孔子，给孔子的思想事业以客观的历史评价；一篇反对以孔子为偶像，抨击国民党政府尊孔祭孔的开倒车行径。尽管两文都不无可议之处，但又都是同一个胡适的，也并非矛盾的认识；而且，这样把历史的孔子和偶像的孔子，分别对待，也许更实际，更有益罢!
①陈独秀《答佩剑青年》(1917年3月1日)，见《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1版，第660页。（三版注）
②陈独秀《再答常乃德》(1917年2月1日)，见同上书第649页。（三版注）
③吴虞《致陈独秀》，载《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2月1日出版。（三版注）
④《说儒》原载1934年出版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本第3分，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本节所引文字，系根据1937年4月3版。
关于《说儒》一文，胡适在给陈之藩的一封信里说：“关于‘孔家店’，我向来不主张轻视或武断的抹杀。你看见了我的《说儒》篇吗?那是很重视孔子的历史地位的。”(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下册，第352页。
)（三版补注）
⑤同上书第18～19页。
⑥同上书第66页。
⑦参看上书第38～52页。
⑧参看《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第12章的“并不要打倒孔家店”一节，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8～263页。
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作于1929年11月29日。引文见《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8月4版第124页。
⑩此文作于1932年9月7日。引文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第522页。
据1934年8月30日《申报》记载：“廿七日本市各界在文庙举行孔诞纪念会，到党政机关，及各界代表一千余人。有大同乐会演奏中和韶乐二章，所用乐器因欲扩大音量起见，不分古今，凡属国乐器，一律配入，共40种。其谱一仍旧贯，并未变动。聆其节奏，庄严肃穆，不同凡响，令人悠然起敬，如亲三代以上之承平雅颂，亦即我国民族性酷爱和平之表示也。……”
此文作于1934年9月3日，距《说儒》写成仅三个半月。载《独立评论》第117号，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第506～512页。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南游的风波（1）
1935年1月，胡适因接受香港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到南方游历讲学。
1月4日早晨，船到香港时，天还未明。胡适站在甲板上眺望。他是第一次来南方，又是平生第一次接受荣誉学位，自然心境很好。看那晨雾中满山的灯火，真像一天繁星在闪烁，清朗而又宁静。登岸以后，驱车住进香港大学副校长韩耐儿(SirWilliamHorell)的家；又有港大文学院长佛斯脱(Dr.L.Forster)代为排定日程，陪同游览，胡适颇为惬意，对香港的海光山色也颇多赞美。他写道：
韩校长的家在半山，港大也在半山，在山上望见海湾，望见远近的岛屿，气象比青岛大连更壮丽。香港的山虽不算很高，但几面都靠海，山和海水的接近，是这里风景的特色。……阳历的一月正是香港最好的天气。满山都是绿叶，到处可以看见很浓绝的鲜花；我们久居北方的人，到这里真有“赶上春了”的快乐。①
胡适喜欢演说，朋友们常笑他“卖膏药”。这次在香港，因心情快慰，演说“卖膏药”便更起劲，一共只住五天，便讲演了五次，三次用英文，两次用国语。演讲的内容，也还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谈教育，谈新文化，提倡白话，反对文言，反对尊孔读经。他列举了五大理由，劝告香港的教育家“一致的改用国语课本”
；他也很关切香港大学中文教学的改革问题。
胡适这次到香港，还准备去广州。南下之前，广州的中山大学、岭南大学都邀请他去讲学；他也曾函请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吴康先生代作“广州总指挥”，代为排定日程。除中山和岭南各两次讲演之外，还有第一女子中学、青年会、欧美同学会等，计划四天中差不多要讲十次。中大校长邹鲁还专门出了布告，全校停课两天，以便学生去听胡氏的演讲；青年会出卖听讲券，一个下午便卖出了两千多张。
不料，胡适竟因讲演惹来麻烦，使他的南游发生了一点风波。1月6日下午，他在香港华侨教育会演讲，公然攻击广东当局尊孔读经的主张，说：
现在广东很多人反对语体文，主张用古文，不但古文，而且还提倡读经书，我真不懂。因为广州是革命策源地，为什么别的地方已经风起云涌了，而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尚且守旧如此。②
读经是广东军阀陈济棠的政策，并且曾经西南政务会议正式通令西南各省。因此，胡适的讲话记录在广州报纸上登出以后，便引起了风波，可胡适自己还蒙在鼓里。
1月9日早晨，他高高兴兴由香港来到广州，住进新亚酒店。一看广州报纸，他才知道西南政务会议开会，已经有人提起他在香港演说反对广东的读经政策；不一会，又接到吴康送来的信，说“此间党部对先生在港言论不满，拟劝先生今日快车离省，暂勿演讲，以免发生纠纷”。这一天，中山大学邹鲁校长又发布告，停止胡适在该校的演讲，学校照常上课。
党部不满，演讲取消，还要胡适“快车离省”，风波来势不小呢!但胡适是第一次来广州。吃了闭门羹，又遭逐客令，实在不甘心。他心里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却偏要去拜会这位“南天王”陈济棠总司令。一见面，陈济棠便很不客气地对胡适说：
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③
陈济棠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生产建设可以用外国机器，外国科学；但“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这就是他主张读经祀孔的理论。胡适当面即很客气地批驳了陈济棠的主张，说：
依我的看法，伯南先生(按，陈济棠字伯南)的主张和我的主张只有一点不同。我们都要那个“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
生产建设须要科学，做人须要读经祀孔，这是“二本”之学。我个人的看法是：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这是“一本”之学。④
“南天王”听了很不高兴，严厉地睁着两眼，大骂“你们都是忘本”!又骂教育“都是亡国教育”。胡适又平心静气地说了他的意见。陈济棠虽然生气，却不好发作，谈话自然不欢而散。
胡适在广州不能“卖膏药”了，便索性玩玩，游览黄花岗、观音山、鱼珠炮台、六榕寺、镇海楼、中山纪念塔和纪念堂等，广州的名胜都游遍了。恰好这时得到广西当局白崇禧、黄旭初的“专电欢迎”，⑤胡适便乘飞机离开广州，到广西游览讲学去了。
胡适走的那天，有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直及教员李沧萍、钟应梅等三教授，联名致电广东省党、政、军、警、宪各首脑，要求将胡适截回，“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诛少正卯可也”；他们又致电广西省党、政、军、学首脑，要求将胡适“截留，径付执宪，庶几乱臣贼子，稍知警悚矣”。如此杀气腾腾，竟是文人的手笔。但事情也极富有戏剧性，电文中列名的李沧萍教授，事前并未与闻，事后曾发表谈话否认列名的事。可见是别人冒名拉，以壮复古派的阵势。不料弄巧成拙，倒被胡适奚落了一番，并记在《南游杂忆》里，成了复古派的一桩笑柄。⑥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南游的风波（2）
1月11日下午，胡适飞抵广西。他在广西受到的接待，与广州的冷遇，恰成鲜明对照。不仅广西大学的校长马君武先生，原是胡适在中国公学的老师，校中还有许多教职员是中公的老同学，罗文干、罗隆基等是谈“好政府”和“新月”的好朋友，他们都自然热诚欢迎；就是白崇禧，也礼贤下士，多次力劝胡适改船期，在广西多玩几天。胡适便痛痛快快在广西游览了十四天，坐飞机飞来飞去，游遍了梧州、南宁、武鸣、柳州、桂林、阳朔等处的名山胜水；沿途又大“卖膏药”，讲演十余次。他对广西的印象极好，自己的心情也极好，故大赞广西山水，也大夸广西的政绩民情，说：
广西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全省没有迷信的，恋古的反动空气。广州城里所见的读经，尊孔，祀关岳，修寺，造塔，等等中世空气，在广西境内全没有了。当西南政务会议的祀孔通令送到南宁时，白健生先生(按，即白崇禧)笑着对他的同僚说：“我们的孔庙早已移作别用了，我们要祀孔，还得造个新孔庙。”⑦在夸赞广西时，胡适没有忘记报广州那一箭之仇，批评陈济棠治下迷信、恋古的反动空气。他也没有忘记表彰广西军阀“剿共”的业绩。最后，他也没有忘记向李宗仁白崇禧进言：“凡不能实心助成国家的统一的，总不免有为敌人所快意的嫌疑”，希望他们适应国难的局面，维护国家的统一。
1月26日，胡适赶到香港，乘船北上，结束了他的第一次南游。在船上，他翻开朋友送的一册《粤讴》，读得颇有兴味，便用学来的广州话，仿《粤讴》写了《黄花岗》一诗：
黄花岗上自由神，手揸火把照乜人?
咪话火把唔够亮，睇吓倒大将军。⑧
胡适信仰自由，以为“自由神”可以吓倒大将军。他这回南游的一点风波，在顽固跋扈的武人面前，确也显出自由派新文化人的一点个性和力量。然而，胡适所赞颂的“自由神”来自美国，而他所生活的是武人统治的中国，自由神即使手揸火把，又怎可奈何呢!
①《南游杂忆》“(一)香港”。《南游杂忆》共五节：(一)香港；(二)广州；
(三)广西；(四)广西的印象；(五)尾声。分别载《独立评论》141、142、145、146号；1935年10月，由国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本节引述文字，均据《独立评论》。
②胡适在香港华侨教育会的演讲记录的全文，当时曾登载香港各华文报纸，各地报纸也有转载。1964年2月24日《香港时报》所刊林伯铭作《胡适与香港》一文中，曾抄录胡适这次演讲记录的全文。
③《南游杂忆》“(二)广州”。
④同上。
⑤1935年1月8日，白崇禧、黄旭初致胡适电，云：“急，广州转胡适之博士鉴：久慕鸿名，未亲雅范，关山迢递，仰为劳。顷闻文旆远游，已抵羊石，粤桂相距非遥，尚希不吝赐教，惠然来游，俾得畅聆伟论，指示周行。专电欢迎，伫候赐复。白崇禧、黄旭初叩。庚印。”今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第267～268页。
⑥中山大学古直、李沧萍、钟应梅三人联名致广东、广西二省当局的两个“真电”(1月11日)，后来古直钟应梅二人为李沧萍否认列名而发表的启事，原载1月16日《中山大学日报》。胡适作《南游杂忆》时，把这三篇“很有趣的文字”，都全文抄载在“(二)广州”一节里。
⑦《南游杂忆》“(四)广西的印象”。
⑧黄花岗，在广州东郊白云山麓。1911年4月27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攻打两广总督衙门。起义失败后，收集到此役死难烈士72人的遗体，合葬于黄花岗。1918年由华侨捐款建成墓园，即称为黄花岗72烈士墓。当时曾仿纽约自由女神像，在墓后树一自由女神。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全盘西化”与“充分世界化”（1）
1935年初，萨孟武、何炳松等十位教授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①很引起国内文化人士的注意，由此而展开了关于中西文化的讨论。
2月间，《独立评论》刊出吴景超的文章《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②吴氏把对于东西文化的态度分为折衷派、全盘西化派、复古派。他自称折衷派，着重批评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而认为胡适与十教授一样，也是折衷派。不久，陈序经先生也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也说胡适是折衷派。但他认为，胡适的整个思想，“虽不能列为全盘西化派而乃折衷派中之一支流”，可是若以为胡氏的主张，是与回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十教授宣言一样，也“未免有点冤枉”。因此，他“希望胡先生来给我们一个解答”。③
其实胡适对这个问题早有主张。1929年，他为英文的《中国基督教年鉴》(ChristianYear-book)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TheCulturalConflictinChina)。在那篇文章里，他使用了两个意义不尽相同的词，一个是Wholesalewesternization，可译为“全盘西化”；一个是Wholeheartedmodernization，可译为“全力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这两个词意义虽然不尽相同，但胡适的态度却是鲜明的：既反对“抵抗西洋文化”的复古派，也反对“选择折衷”的变相保守论。而现在，吴景超、陈序经两位都说他是折衷派，甚至说他是与十教授同调的折衷论者，他自然有些不服气。于是，便立即回答陈吴两位，表明他对这次东西文化问题讨论的态度。他说：
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现在的人说“折衷”，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阙而已。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④
胡适虽然声明：“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反对折衷论；但他的认识，事实上却倾向于一种历史的自然折衷论。
十多天后，胡适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⑤申说的也是这种反对折衷，却承认自然折衷的历史见解。他相当尖锐地批评十教授的宣言，指出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是清末洋务派维新派那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翻版；“也正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最时髦的表现”。十教授笔下尽管宣言“不守旧”，其实，“他们的保守心理都托庇于折衷调和的烟幕弹之下”。胡适不赞成十教授宣言的折衷论，一方面是因为它完全可能给主张祀孔读经的何键陈济棠等顽固势力作烟幕弹；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绝大的保守性(即惰性)，无论怎样激烈的变动，“绝不能根本扫灭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那“中国本位”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动摇的。因此，他的结论说：
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他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挥光大的。
总之，在这个我们还只仅仅接受了这个世界文化的一点皮毛的时候，侈谈“创造”固是大言不惭，而妄谈折衷也是适足为顽固势力添一种时髦的烟幕弹。
他反对妄谈折衷，只是为了反对极端保守的顽固势力。他自己明确主张的仍是历史的自然折衷论，在实质上与折衷论相接近，却与“全盘西化”相矛盾。因此，在这篇文章里，胡适便不再使用“全盘西化”的口号。
这年6月，胡适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⑥便说“全盘西化”确有语病，干脆放弃“全盘西化”的提法，建议改用“充分世界化”。他说：
我们不能不承认，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这就是我从前说过的文化惰性。你尽管相信“西菜较合卫生”，但事实上决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这些问题，说“全盘西化”则都成争论的问题，说“充分世界化”则都可以不成问题了。
从此，胡适便公开与折衷论妥协了。在“充分世界化”的口号下，他明确宣布：
“吴景超，潘光旦，张佛泉，梁实秋，沈昌晔……诸先生当然都是我们的同志，而不是论敌了”；甚至也“可以欢迎‘总答复’以后的十教授做我们的同志了”。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全盘西化”与“充分世界化”（2）
无论是“全盘西化”，或是“充分世界化”，都是与胡适的中西文化观分不开的，是他对中西文化认识的一个具体反映。两个口号并没有实质上的太大的分别。
如何评价胡适的中西文化观，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学术问题，可以写成一本专书。
我们在这里只能指出与本文有关的几个要点：第一，胡适作为资产阶级学者，能以世界文化的眼光，观察比较东西文化，认识西方近代文化的优胜先进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落后，因而“很不客气的指摘我们东方的文明，很热烈的颂扬西洋的近代文明”，并积极倡导文化革命，主张自由输入西方文化，以打掉我国传统文化的惰性和暮气。这显然具有反宗法专制的革命意义和进取精神。
第二，胡适又是一个历史学家，能以历史的观点，认识文化发展、交流、演变的复杂性和民族性的特点。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态度，主张“整理国故”，分清“国粹”与“国渣”。他攻打旧文化的衰颓朽腐，不遗余力；而对老子、孔子的评价，对宋儒清儒治学方法，及白话传统小说等，也不乏肯定和赞扬。对西洋文化有时也能看到它的“历史因袭的成分”。这就使他的认识比较能切合实际，比较科学。
但是，第三，胡适囿于资产阶级的偏见，束缚了他的世界眼光，因而只颂扬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而拒斥西方科学思想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束缚了他的历史眼光，因而否认宗法专制主义、帝国主义同中国人民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认为中国文化的落后只是祖宗造孽太深，中国人自己不争气，不能把罪过“归到洋鬼子身上”，自然也不可能认识反帝反宗法专制的人民革命是解决中国文化问题的根本途径。
第四，胡适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中西文化问题上主张“拼命走极端”：颂扬西洋文化，便一切都好，过分美化；指摘东方文化，便一切皆坏，“百事不如人”。这是五四时代形式主义向右发展的一个具体表现。
胡适的中西文化观的上述优点与缺点、正确与局限，也基本上决定了“全盘西化”与“充分世界化”这两个口号的长处和短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民族虚无主义倾向。胡适极端崇拜以至迷信西方文化。1928年6月，他写《请大家来照照镜子》，看到中国和美国的差距，中西文化的差距，主张国人要觉悟，要责己，要发愤图强，学习西方的长处，反对“夸大狂”的偏向，自然都不错；但胡适在美国的文明面前，显出了极度的民族自卑感，不免言词过于偏激苛酷，他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社会道德都不如人。”⑦胡适的这种民族自卑观念，曾有多次表述，而最典型的莫过于《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那篇文章，中说：
东方人在过去的时代，也曾制造器物，做出一点利用厚生的文明。但后世的懒惰子孙得过且过，不肯用手用脑去和物质抗争，并且编出“不以人易天”的懒人哲学，于是不久便被物质战胜了。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
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树砍完了，只好烧茅草；山都精光了，只好对着叹气。这样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⑧
尽管这里抨击的求神、迷信、逃荒、瘟疫、破坏山林等等，都是事实；我们民族文化的落后，民众的愚昧和麻木，也是事实；但是胡适不分析造成这种愚昧落后的复杂社会根源，却笼统轻浮地嘲骂我们整个民族“又愚又懒”，是“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这就太出格，会伤害中华子孙的民族自尊心。
但是，胡适常使用一些过分苛酷的言辞，似乎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其实多是愤激之词，骨子里是要提倡一种反省责己的态度，反对国人浮躁懵懂的“夸大狂”倾向，并不能因此认定胡适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他曾致书吴稚晖，说“先生对东方民族的悲观，我深感同情。五六年前，我也曾发‘中国不亡，世无天理’的感慨。此次绕地球兜了一个小圈子，——不曾观看印度洋、红海一带的不长进民族，——更深信一个民族的兴亡强弱决非偶然徼幸的事；回头看看咱们这个民族，实在只有低头叹气!”这是何等的民族自悲和虚无倾向!然而胡适对民族前途还是抱有希望的，他其实并不完全同意吴稚晖的悲观论调和虚无主义，故又说：
然而我终不忍不作一点“好梦”。我深信有一分努力，终有一分半分效果，也许有五分十分的效果。“白吃辛苦”不算什么；我们自己看得见与看不见收获，也不算什么。⑨
在胡适看来，世界上一些幼稚的民族，根行浅薄，往往当不起环境的逼迫，往往成为环境的牺牲；而像我们这样“向来有伟大历史的民族，只要有急起直追的决心，终还有生存自立的机会”，“这是使我们对于前途最可乐观的”。⑩这样的认识与态度，显然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所能具有的。
①见1935年1月10日出版的上海《文化建设》月刊。列名的“十教授”是：王新命、何炳松、武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墉、樊仲云、萨孟武。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全盘西化”与“充分世界化”（3）
②载《独立评论》第139号，1935年2月24日出版。
③见《独立评论》第142号，1935年3月17日出版。
④见《独立评论》第142号《编辑后记》。⑤《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原载1935年3月31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独立评论》第145号转载；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本节引文据1937年4月3版，第552～557页。
⑥原载1935年6月30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下面的引文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第561页。
⑦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一，第47页。
⑧同上书，卷五，第638～639页。
⑨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上册，第468～470页。
（三版注）
⑩《读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二，第84页。（三版注）
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4册，1940年5月25日所附剪报，6月2日，12月17日等的记载。（三版注）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一二·九”运动（1）
1935年秋冬，日本侵略者策动亲日派汉奸搞所谓“华北自治”的阴谋活动。而国民党政府却也酝酿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并继续钳制抗日言论，取缔抗日运动。以致爱国有罪，大小汉奸弹冠相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青年学生在沉默中爆发，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队伍在天安门集齐，经新华门，绕什刹海，到王府井大街，秩序很严整，沿途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等口号。他们赤手空拳，迎着凛冽的寒风，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呼号。沿途遇到的却是“上了刺刀的步枪，大刀，横冲直撞的摩托警车，落地即成冰的自来水激射”。结果，学生有的受伤，有的被捕。第二天，全市学生总罢课，接着全国各地学生也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抗日民主的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各界同胞中。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胡适怎样看待“一二?九”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呢?12月15日，他在《大公报?星期论文》发表一篇《向学生运动进一言》的文章，①其中确也赞扬说：
12月9日北平各校的学生大请愿游行，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一件最可喜的事。
我们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何况这些血气方刚的男女青年!……人数不算多，队伍不算整齐，但我们望见他们，真不禁有“空谷足音”之感了。
还说那天的学生运动，“是天下皆知的壮举”，也肯定这次运动反对华北“自治”的傀儡丑戏的功绩。
但是，胡适的赞扬仅是一点表面文章。他向学生运动“进言”，主旨不在于赞扬，而是反对学生罢课。他一再说“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是“很不幸的”，“会导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胡适大约也知道，这次学生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进行的。因此，他指责鼓动罢课的“少数人”，是“播弄一些无根的谣言”，是少数人“把持操纵”，是“浅薄的煽惑”；又指责广大学生是“轻信”“盲动”，“一群被人糊里糊涂牵着鼻子走的少年人”。胡适摆出一副青年导师的架势，教学生要认清这，认清那，真意却只有一点，即是要青年们不顾当前的国难，埋头读书，“决心向图书馆实验室里去寻求他们将来报效国家的力量”。
他一概否定“口号标语游行示威”，说是“空虚无补”，“绝对无力”的。他甚至还亲手撕掉北大爱国学生贴在一院的通告。②
胡适的这种既表面赞扬，却又否定指责的态度，显然有些自相矛盾。他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显然是随着他的政治地位的变化，一步步变得保守起来了。五四时期，他对学生运动是鼓励的，认为“学生干政的运动为‘变态的社会里不得已的事’”；1921年纪念“五四”，他还借明末大学者黄宗羲之口，肯定学生运动是“三代遗风”，“是保国的上策，是谋政治清明的惟一方法”!③“五卅”运动时，他一方面仍然承认“青年学生的爱国血诚”是可爱可敬的，又指责政府“不但不能用民气，反惧怕民气”，或者“只会利用民气来便利他们自己的私图”，但另一方面，他又开始指责学生运动“不能持久”，是“跟着人家乱跑乱喊”，特别反对学生罢课，放弃学业。他一再劝学生学习歌德(Goethe)和费希特(Fichte)
，不受“外界的扰乱”，安心坐在图书馆里读书，“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④到了30年代，胡适又要广大青年学生学法国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⑤从这种“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出发，反对学生罢课，荒废学业，而主张学生应专心学习，把自己造成有用之才，这可以说是胡适一贯的认识和态度，本是出于一位学者、教育家对青年学业的诚恳关心，也是为国家民族长远利益作“百年树人”
之计。但胡适完全不审时度势，在国家民族存亡危机之秋，仍固守着教育、学术一端，阻抑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便使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变得越来越保守；甚至偏向国民党政府，站到了青年学生群众爱国斗争的对立面。
12月16日，北平学生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又遭到国民党政府军警的残酷镇压，被大刀砍伤、刺伤、棍棒打伤的学生达二百多人。反动军警的野蛮行径，激起青年学生的更大愤慨，全市继续罢课，斗争更深入了，也进一步促进了全国的抗日民主运动。胡适这时又写了《再论学生运动》和《告北平各大学同学书》。⑥他虽然也指责“当局的处置是错误的”，谴责军警用武器打伤刺伤徒手的学生，是“绝对不可恕的野蛮行为”；但他的主旨，仍是反对学生罢课。胡适假冒“全国舆论”，说“对于他们的罢课是绝对不表同情的”；劝学生“即日复课，勿再虚掷光阴”，并说：
诸位同学都在求学时期，有了两次的抗议，尽够唤起民众，昭告天下了。实际报国之事，决非赤手空拳喊口号发传单所能收效。青年学生认清了报国目标，均宜努力训练自己成为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以供国家的需要。若长此荒废学业，今日生一枝节，明日造一惨案，岂但于报国救国毫无裨益，简直是青年人自放弃其本身责任，自破坏国家将来之干城了!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一二·九”运动（2）
胡适的这种论调，似乎倒是学生无理取闹，自生枝节，自造惨案，自坏国家之干城，简直与党国当局同一口吻——以为爱国有罪了!
这样的谬论，理所当然地立即遭到了青年学生的斥责。为此，周作人曾写信劝慰胡适，说“平常以为青年是站在我们这一边”，估计是不对的，劝胡适“少管闲事”，“汔可小休”，专门讲学论学。胡适的复信绝不认输，他虽然无可奈何地承认这十年中，“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却又辩说自己是“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才不受青年的欢迎。⑦
然而，全国的新青年岂是时髦、假话、低级趣味所能哄骗的吗?关键还在于谁手里有真理。胡适的葫芦里有些什么呢?青年们已经多次领教了。
①该文曾转载于《独立评论》第182号，1935年12月22日出版。
②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2册1935年12月11日所附信稿。
③参看《黄梨州论学生运动》，原载1921年《晨报副刊》“五四纪念”专号，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1929年3月6版，卷三，第11～15页。
④参看《爱国运动与求学》，原载《现代评论》第2卷第39期，1925年9月5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九，第1145～1153页。
⑤参看《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原载《独立评论》第7号，1932年7月3日出版；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卷四，第524～529页。
⑥《再论学生运动》，载《独立评论》第183号，1935年12月29日出版。《告北平各大学同学书》(稿)，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292～293页。
⑦参看1936年1月9日胡适致周作人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96～300页。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与苏雪林论鲁迅（1）
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新文学的开山和奠基者鲁迅在上海逝世。全国人民立即沉浸在深沉巨大的悲哀里。人民大众为鲁迅举行了极隆重的国民葬，在他的棺上覆盖着“民族魂”白底黑字的旗子。对鲁迅先生的评价，这三个字也许比千万言的论文更实际，更崇高，更有份量。鲁迅的伟大思想和精神，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将永远放射不灭的光辉。
然而，当时武汉大学有苏雪林其人者，于鲁迅逝世后不久，即致书胡适，宣布要“向鲁党挑战”，恶毒攻击鲁迅。她简直像一个没有教养的泼妇人那样，破口谩骂鲁迅是什么“刻骨残毒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①苏氏还将她写给蔡元培先生的一封信稿寄给胡适看，征求胡适的意见。这封信埋怨、指斥蔡先生，不应该参加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不该主持鲁迅的葬仪，不该担任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筹委。其中，公开攻击共产党和左翼文化，为国民党政府辩护，为被鲁迅批评的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和胡适抱不平。而对于鲁迅的攻击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什么“腰缠久已累累”，“身拥百万之产”啦；什么“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啦；什么“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啦；甚至把处在国民党压迫和“围剿”之下的鲁迅，说成是什么“盘踞上海文坛时，密布爪牙，巧设网罗”，“文网之密，胜于周来之狱，诛锄之酷，不啻瓜蔓之抄”。凡此种种，无非是造谣、毁谤、谩骂，实为稍具良知的文人所不耻的下流行径。②
这年12月初，胡适从美国回来。过南京时，便听人说起苏雪林给蔡元培先生写的信。回到北平后，才捡出苏氏的这两封长信来，细细读了，也写了一封长长的复信。胡适想起近十年来，鲁迅对他常有批评，心里自然很不愉快；特别是鲁迅斥骂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向侵略者“出卖灵魂”，他更觉得有些冤屈和愤慨。③因此，对于苏女士的愤慨，便也引起共鸣，很表同情。但胡适却又是个很讲个人修养的人。他觉得不应该攻击对方的私人行为，因此在信里批评了苏女士谩骂鲁迅的态度。他写道：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④
胡适不仅自己一直没有发表过攻击鲁迅的文字；即使在这封私人通信里，他也只用了“狺狺”一个意气词语，而且着重的还是责备苏氏的“恶腔调”，劝她客观地持平论人。
论及鲁迅，胡适想起了自己一直佩服的鲁迅的创作小说和小说史，也想起了陈源诬鲁迅的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一桩公案。⑤他虽然认鲁迅为“敌党”，但觉得立论也应“持平”，说：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按，即陈源)
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
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绅士)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⑥
一般说来，私人通信比较能反映人们的真实思想和情感。胡适在鲁迅逝世后写的这封信，对苏雪林的批评，对鲁迅的评价，虽不脱官方学者的见识，却是诚恳的。作为资产阶级的学者，他的个人修养确有令人佩服的地方。
对胡适先生自称“受业”的苏雪林，即使在这一方面，也不如乃师远甚。虽然也承认她致蔡元培先生的信，“诚如胡适之先生所言，多‘旧文学恶腔调’”；但她还是固执己见，将这信在杂志上公开发表，还悻悻地辩解说：“然指斥鲁迅罪恶，自问尚属切当。”既为“恶腔调”，何切当之有呢?后来，苏氏逃亡台湾岛，治古文学，俨然学者风度；独于论鲁迅，却脱不了30年代的恶腔调，⑦岂不有负于胡适之先生的教诲!
①苏雪林1936年11月18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325～331页。
②苏雪林致蔡元培信，初稿作于1936年11月12日。给胡适的一份信稿上，苏自注云：“此信文句尚须改动，盖初稿也。”(见上书第331至335页。)修改稿载《奔涛》半月刊第1卷第2期，信末有苏的自跋，云：“此书乃去冬11月间所作，因不知蔡先生上海通信处，托南京某先生代转。某先生以书中措词过于狂直，恐伤蔡先生之意，抑压月余，及蔡先生生病，乃来函劝余慎重考虑。不久西安变作，余亦浑忘鲁迅之事，故此书始终未入蔡先生之目也。此书诚如胡适之先生所言，多‘旧文学恶腔调’，然指斥鲁迅罪恶，自问尚属切当，故刊残稿于此，聊存当日一段公案云尔。”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与苏雪林论鲁迅（2）
③鲁迅晚年对胡适的批评，有正确并含规劝的，也有片面的或不对的。如1931年10月，胡适奉召谒蒋，鲁迅曾作《知难行难》一文，把胡适见蒋介石与见废帝溥仪联系起来，谓一个“称皇上”，一个“称主席”，于幽默风趣中含有警醒规劝之意。而1933年3月的《出卖灵魂的秘诀》一文，斥骂胡适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向侵略者“出卖灵魂”，则完全是断章取义，错误的攻击。此文系瞿秋白所作，借鲁迅的笔名发表，虽经鲁迅看过，却明显是瞿氏思想政治上极左路线的产物，自然也可见鲁迅多少亦受瞿氏思想的影响。（三版注）④胡适1936年12月14日致苏雪林信(稿)，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39页。
⑤陈源(西滢)在《现代评论》第2卷第50期(1925年11月21日出版)，发表《闲话》说：“可是，很不幸的，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躯，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吗?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见《西滢闲话》，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2月3版，第210页。
后来，陈源又在《致志摩》里说：“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载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鲁迅写了《不是信》给予驳斥。见《华盖集续编》，《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卷，第229～230页。
⑥同注④。
⑦苏雪林致蔡元培信，于1937年2月发表于《奔涛》半月刊第1卷第2期，题为《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文字有较多改动，而谩骂的态度和词句不仅不改，犹有过之。逃亡台湾岛后，又出版了一本《鲁迅论》，继续她的反鲁事业。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由低调到抗战（1）
1937年7月7日深夜，黑暗笼罩着多难的华北平原。在古都北平的西南，永定河幽咽泣诉着，从卢沟桥下流过。桥两边石栏上精刻的485只狮子，瞪着大眼凝视着：
日本强盗的铁蹄踏上了卢沟桥头。中国守军实在忍无可忍了，奋起反击，揭开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第一幕。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胡适离平南下，去庐山参加蒋介石、汪精卫邀集的谈话会。16日谈话会开始，蒋介石致辞谈到这次事变，还在说：
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外交方法来求得卢事的解决。
同时，讲话也号召全国人民：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①
蒋还徘徊在和战二策之间。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也于19日返回日本，发表谈话说，中国政府对卢沟桥事变，坚持“不扩大”与“外交解决”两大方针。这就是蒋介石定下的调子。他从不抵抗转到了“应战”，但仍幻想对日妥协，希望“和平”。
胡适在谈话会上，便也慷慨激昂大谈教育问题，提出“国家高于一切”和“教育独立”的主张。在山上，蒋介石请吃茶，冯玉祥送煎饼，汪精卫邀聚餐，又与陈诚、卫立煌、胡宗南等武人会见，与陈布雷、吴铁城等文官晤谈，又到庐山暑期训练团讲演颜习斋的哲学。他的应酬颇多，高兴之余，还写了一首诗：
那有猫儿不叫春?
那有蝉儿不鸣夏?
那有蛤蟆不夜鸣?
那有先生不说话?②胡适是当教员的人，以说话为职业，平素又喜好演说，他在山上自然也到处说话，锋头十足；只是在抗日问题上仍唱低调。
7月28日，胡适下山去南京，又做过不止一次的所谓“和平的大努力”。他与高宗武、周佛海、陶希圣等人过从甚密，据说他们都是当日南京“低调俱乐部”的成员。③7月30日，胡适与高宗武等人“深谈国事”，决定由高宗武去打通与日本“和平”交涉的路线。第二天，蒋介石发表了《告抗战全军将士书》。这天中午，他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等人吃饭。席间，蒋宣布决定作战，张伯苓头一个慷慨陈词，举手赞成。胡适对蒋的抗战决定仍持怀疑态度，但又“不便说话”，直到告辞的时候，他才向蒋进言，说“外交路线不可断”，并推荐高宗武去负责进行。他一直在做着“和平”交涉的迷梦。④
但是，卢沟桥事变以后，局势是一天天紧张了。日寇的猖獗侵略，大片国土的沦丧，全国军民各界抗日运动的高涨，也使胡适的和平梦想逐渐动摇了。7月31日，他复蒋廷黻的信，中说：
你说的话诚然不错。苏俄预备了这么久，还不能不以避战为外交方针，何况我们这个国家呢?但事势虽如此，其中有一点重要区别：苏俄可以有避战的资格，而我们没有避战的资格。苏俄所以能避战，第一因为对外有抵抗力量，第二因为对内有控制的力量。我们这两件都没有。对外力量太弱，故不能阻敌人深入，六年的避战只见敌氛日深，受逼日甚，结果是因为无力抵抗，故终不能避战。第二个因素更重要。我曾说过，只有强固的政府能忍辱，能接受屈辱的和平。……今日政府比二十四年更强了，但恐怕还没有强到一个可以忍辱避战的程度，——又无政治家能担负大责任，——故至今飘泊(drifting)，终陷入不能避免的大战争。⑤
胡适的思想开始有些转变，他看到了避战只是梦想，不抵抗所得的只是“敌氛日深，受逼日甚”；然而以乐观主义著称的胡适，在抗日问题上却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悲观论者。他并没有从“和平”迷梦中完全醒来。
8月2日，胡适记下了他还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的方案，如下：
回寓见蒋先生约谈话的通知，先作一长函，预备补充谈话之不足。
主旨为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理由有三：
(1)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
(2)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
(3)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
和平外交的目标：
(1)趁此实力可以一战之时，用外交收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
(2)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
步骤可分两步：第一步为停战，恢复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状况。第二步为“调整中日关系正式交涉”——在两三个月之后举行。⑥
8月13日，上海战事爆发，对日全面抗战开始。胡适等人的和平幻梦便彻底破灭了。到9月初，仗打了一个多月，胡适的思想也逐渐乐观一点。他离国赴美前，去看汪精卫和高宗武，还劝他们“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哩。他对高宗武说：
我们8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⑦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由低调到抗战（2）
从此，胡适抛弃了和平的梦想，走向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倾向于支持政府抗战了。
①蒋介石的这篇谈话全文，载1937年7月19日《中央日报》及各报。
②转引自胡健中在台北传记文学社召开的“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我和适之先生诗文上的交往》。其中说，庐山谈话会上，他和胡适坐在一起，听了胡适的发言，即席写了一首打油诗送给他。诗云：
溽暑匡庐胜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
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
胡适的诗乃是和胡健中的。见《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
③参看J.H.博伊尔著《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JohnHunterBoyIe:“ChinaandJapanatWar,1937—1945”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8月出版)
一书第9章“低调俱乐部”。
④参看胡适1937年7月30、31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下册，第576页。
⑤胡适1937年7月30日致蒋廷黻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363页。
⑥胡适的这个方案，据台湾《中国时报?人间》1979年6月16、17日所载后羿的文章《残存日记中的爱国者》看，似系胡适8月2日的日记。查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胡适的日记》，胡适留存北京的1937年日记，8月2日无此记载，这天日记似不全；8月3日至9月6日原缺，胡适当另有所记。现据后羿文录存。
⑦胡适1937年9月8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下册，第581页。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赴美欧作国民外交（1）
1937年9月，胡适受命以非正式使节赴美国及欧洲，进行国民外交。
9月8日，他便乘船西上汉口。在船上，给北京大学秘书长郑天挺写了一封信，并请转告校中各同仁。那时北京已沦陷，故信以一个商人的口吻，隐喻说：
弟与端、缨两弟拟自汉南行，到港搭船，往国外经营商业。明知时势不利，姑尽人事而已。……故半途出家，暂作买卖人，谋蝇头之利，定为诸兄所笑，然寒门人口众多，皆沦于困苦，我实不忍坐视其冻馁，故不能不为一家口之计也。①
胡适的思想虽仍不免有些悲观，“明知时势不利”，但还要去“尽人事”，努力为国事奔走，爱国之心，抗战救国的责任感，跃然纸上。
9月13日自汉口乘飞机，经香港、菲律宾、关岛、中途岛、夏威夷，于26日上午10时飞抵旧金山。
到了美国，胡适便大忙起来。当天午饭后，他便到大中华戏院演说，讲题是“CanChinaWin?”(中国能战胜吗?)30日，又出席加州大学校长的招待会，并有演说。10月1日晚，又到哥伦比亚电台作英语广播演说，题为“WhatChinaExpectsofAmericainthePresentCrisis”(中国在目前的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当时美国正处于孤立主义时期，全国上下厌恶战争。因此胡适婉转地批评了他们的孤立主义，并说：
中国对美国所期望的——是一个国际和平与正义实际与积极的领导者。一个阻止战争，遏制侵略，与世界上民主国家合作和策划，促成集体安全，使得这个世界至少可使人类能安全居住的领导者。②
这次演说，还发生过一点波折。胡适9月30日晚上从加州大学回寓所，已经半夜了，匆匆吃了一点宵夜，凌晨一点开始写广播演说稿，直到天明才写完，交给了电台。那时美国的新闻似乎也要检查。下午，有人来转告说，电台嫌胡适的演说词太厉害，要他修改。胡适听了大为生气，告诉电台中人说：“宁可取消广播，不愿修改。”这样一坚持，电台中人反而更客气了，稿子也不要求修改了，按时于晚上7点45分播出。当他10点回到寓所时，便收到了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和美国朋友布朗(M.I.Brown)夫妇的贺电，祝贺他演说的成功。③
10月8日，胡适到达华盛顿。12日，便与王正廷去白宫谒见罗斯福总统，报告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实际情况，希望得到美国的同情和支持。罗斯福对战局甚为关心，问中国军队能否支持过冬。胡适答以定能支持。罗氏又说到九国会议及美国中立法案的困难；临别时，嘱胡适不要悲观，态度很诚恳。从此至第二年7月，胡适即在美国、加拿大各地作巡回演讲，说明日本侵华的暴行及中国抗战的决心，争取美国朝野和世界公论的同情与支持。
胡适在美国的演说和活动，颇有影响。据那时住在日本的杨鸿烈致胡适信说：
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按，指胡适)是他们的“侵略主义”的大对头，……先生在美的一言一动，日本的报纸都详为揭载。日本人或以为先生故意诬蔑他们的皇军在我国施行武力的假“王道政治”；或以为先生们善于为有组织的宣传，而同时政府又肯拨给巨万的宣传费，不似日本代表宣传技术既已拙劣，政府又过于小气(器)，故使美国排日的空气甚为浓厚，云云。④
1938年7月，胡适又往欧洲游说，对英、法、瑞士诸国说明中国抗战的意义。8月4日，他住在伦敦的旅馆里，突然想起国内的好朋友周作人，尚陷身在日本侵占的北平，甚是放心不下，便写了一首诗，其词云：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⑤
胡适对周作人，可以说是很讲友情的了，君子爱人以德，劝他要识得“重与轻”
，勿为日人所利用。但那时的周作人，“事变未久，即借口于米盐蔬笋诸事而向人宣称‘准备出山’了”。⑥收读了胡适寄赠的诗，似亦有所愧悔，曾略仿藏晖体作答诗一首，其词云：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话，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个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⑦
周作人虽然在诗末作了这样的声明，并把他与胡适的赠答诗，竭力向友人间传播，似乎也想借此表示忏悔；但他仍借口米面问题，未能听从胡适的诚心劝告，终于附逆当了汉奸!历史竟是这般严厉，毫不容情啊!
①胡适此信作于1937年9月9日，曾载《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转引自吴相湘著《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载《民国百人传》第1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第175～176页。
②这篇演说，载《远东杂志》第1卷第1期(TheFarEasternMagazineV.1,N1.)，有郭博信先生译文。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第1619页。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赴美欧作国民外交（2）
③关于这次演说的事，参看胡适1937年9月30日及10月1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下册，第591～592页。
④杨鸿烈1937年7月16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375～376页。⑤此诗当时曾在一些友人中间传观；后收入《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及《尝试后集》(台北胡适纪念馆1971年2月印行)，均题为《寄给在北平的一个朋友》。
⑥参看邓广铭1938年11月30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88～389页。
⑦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4年出版)第161则“北大感旧录(七)”；其中也录存有胡适寄赠的诗。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书生大使（1）
正当胡适赴欧洲游说期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连续致电胡适，敦请他出任驻美大使。胡适颇有些踌躇。他曾经打定主意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入政界。他的夫人江冬秀也总是劝他不要走上政治的路上去。这一年恰恰是他们结婚20年。这20年中，胡适早谈政治了；政界虽然也沾些边，却始终不曾正式出山做官。现在出山，觉得对不住妻子；但是国难当头，眼见民族危机，炎黄子孙能不勉力奔走吗?经过反复考虑之后，胡适还是复电政府，答应出任。电文略谓：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唯自审廿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恐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①
同时，给夫人写信说：
那20年中“不谈政治”一句话是早就抛弃的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今日以后的20年，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20年吗?……我只能郑重向你再发一愿：至迟到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②
9月17日，国民政府发表特任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10月5日，胡适赴华盛顿就任。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当官，是在国家民族最困难的时期，当最困难的官。他曾作白话小诗一首，其词云：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③
当时正是广州陷落，武汉失守的危急时刻，胡适以一介书生，担当驻美大使的重任，就任后即致电行政院长孔祥熙，表示“外交至重要，当以全副精神应付”。
后来，又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④这种以国家民族为重，拼命向前，吃苦效力的精神，自属难能可贵。
就职伊始，国内因战事节节失利，和战问题又起，主和派大有市场，并且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出面“主持和平”上。10月18日，胡适收到蒋介石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内称：
日本似知武力无法解决问题，一再央请德意调停和平(按，此是面子话)；但中国人民深信惟有美国政府为惟一可以为获取公正和平之领导者；如美国有意发起邀集有关国家举行谋致远东永久和平之会议——如华盛顿会议之先例，此正其时。
⑤
16日，蒋介石又致电胡适，希望美英“合作干涉”。翁文灏致胡适的信中则说，“言和之事不但孔王二公(按，即行政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宠惠)对合众社记者谈话盼美总统调停而已，且闻某要员(文官)已派人在上海与日人板西谈判”，翁自己也认为：
盖目前仅赖“抗战必胜”之信念实犹不足。……实际出路，似又莫如由美国严重压迫日本，联络英法，召开会议，共图解决。国命存亡，关系至巨，兄能否与美国要人面商具体办法，以达救国目的。⑥
由此可见国内主和空气之一斑。
自日本侵华以来，胡适对国际局势十分关心。他多年主张和平交涉，是希望得一个喘息备战的机会。1935年6月，他曾与友人通讯，评论形势，估计两种情况以为决定国策的方针：
(一)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唯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裁判。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
(二)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惨的国际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⑦
以这种分析和预见为前提，故胡适主和以待变，应该说是有他的理由的。而他审察世界两三年来的情势，已经完全改变了主和的立场。7月30日在伦敦，他曾给傅斯年一信，已经提出“国事至此，除‘苦撑待变’一途，别无他法”。⑧10月20日，他便向蒋介石电陈“和谈比战争更难百倍”的意见，反对和谈，指出：
美苏两国均不愿中国讲和。就目前情形论，此言已得印证不容再有存疑。苏俄不愿我谈和，故以武器助我。美国不愿我溃败，故愿经济援助。故就我国现状言：
惟有等待时势演变。⑨
他所提出的“苦撑待变”的主张，对世界形势及我国抗战前途的分析，大致是切合实际的，对国内和谈妥协的空气有所抑制。12月29日，胡适又致电汪精卫，反对他的和谈路线。电文如下：
铁如兄亲译请转汪院长：上月曾由翁咏霓兄详陈和战问题之鄙见。此时国际形势果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18个月的牺牲。适6年中不主战，公所深知。
今日反对和议，是为国家百年设想，乞公垂听。适。⑩
但这时汪精卫已经秘密离开重庆，潜往河内转香港，已发表了向日寇投降的“艳电”，无法挽救了。
胡适接任大使时，既无外交经验，也无外交天才，他又是一个最不愿意向任何人或任何方面作任何请求的人。他只是一个书生，主张一种“诚实与公开”的外交，或所谓“水鸟式”外交，却居然以他的诚恳态度和学问声望，受到美国朝野的敬重，完成了他肩负的外交使命。
他所完成的第一大使命，是在武汉沦陷后不久，促成美国政府给予我国2500万美元的第一次借款，即“桐油借款”。现在看来，这数目不算大，但在当时却是国际间相当大的一笔贷款了，而对于当时万分困难的国民政府，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对我国的士气民心也起了相当的鼓舞作用。那时的美国政府，受中立法案的限制，我国原任驻美使节是一位老外交家，曾多次向美交涉借款，迄无成就；而胡适就任短期内便告成功。后来又签订了“滇锡借款”的合同。由此可以想见，他配合专责谈判者作了何等艰难的努力，也可见美国政府对这位“书生大使”的相当尊重。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书生大使（2）
那时，罗斯福总统昼夜忙碌，许多盟国大使很难有晋见的机会；而胡适却得到他的相当敬重与信赖，晋谒晤谈也颇多便利。1941年10月，日本东条内阁成立，派野村、来栖赴美国，以谈判遮人耳目，实则加紧对美作战的准备。在这紧急时刻，胡适多次拜谒罗斯福，就远东局势的最近发展情形交换信息。12月6日，他在纽约演说，得到华盛顿电话：罗斯福总统约见。胡适当晚返回，7日上午至白宫，罗斯福见面便说：美国已拒绝日本的要求，从此太平洋上随时有发生战争的可能。胡适回到双橡园中国使馆，刚坐上饭桌，电话铃又响了，罗斯福亲自打来电话，告诉胡适说：“日本飞机已在轰炸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胡适闻讯，真为国家民族松了一口气，他提出“苦撑待变”已经四年，至此总算实现“变”了。
胡适作大使，最大的努力，还是坚持到各地巡回演说。他熟悉美国的历史，了解美国的民情，又颇擅长演说，所以能赢得美国朝野的普遍同情。如有一次，胡适在纽约市哈摩尼俱乐部演讲，讲题是“北美独立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他根据美国的历史及康奈尔留学时游览独立战争战场的经验，把美国的独立战争与中国的抗日战争相比较。他说：美国的成功，一方面是由于华盛顿领导军民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誓达独立目标的决心和行动；一方面是得到了法国对美国的精神和物质援助。中国的抗战与美国独立战争，在历史的背景上虽有若干不同，但两者艰苦奋斗的精神与誓求独立自由的目标却是相同的。因此，中国期待美国友人的援助，而美国也有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义务。胡适又说：华盛顿当年在佛尔居山谷苦战，需要用七辆车满载钞票才可换得一车麦粉；而中国今日情形还未有如此恶劣!如有美国的援助，中国抗战必定胜利成功。他这篇演说，后来又在别的重要场合讲过，被人称之为“佛尔居山谷”演说。这佛尔居山谷的演说，还有一个中美人民友谊的动人故事：1938年12月5日，胡适在一个午餐会上演说，讲到美国独立战争最初的困难，说1777年12月17日，华盛顿领导的军队退至佛尔居山谷时，兵士衣履皆破，往往赤脚赶路，流的血洒在雪地上。他怕人家说他卖弄自己的记忆力，故解释说：“我记得这个日子(12月17日)，因为那是我的生日。”当日演说后，胡适因心脏病住进医院。而当时在座的客人Ylayier，回家对他的夫人说，“中国新大使的生日和我同一天。等他生日我们送点花去。”后来听说胡适病了，到生日的那天，托李国钦送了一张百美元的支票，由胡适把这钱捐给美国的“医药助华会(ABMAC)”，胡适自己也捐了一百元，李国钦也捐了一百元。不幸第二年这位Ylayier死了。到12月17日，他的夫人又送一百美元来，纪念她丈夫的生日，胡、李二人也各捐一百元；第三年四年亦如此。连续四年中，ABMAC共收得一千二百元。这是胡适演说中一句闲话引出的一则佳话。
后来，胡适又因心脏病住院70多天，体质转差，却仍经常赴外地演说。1942年5月17日，胡适致王世杰信说：
今年体质稍弱，又旅行一万六千英里，演讲百余次，颇感疲倦。六月以后，稍可休息。我在此三年，不曾有一个周末，不曾有一个暑假。今夏恐非休息几天不可了。
四个多月里，“演讲百余次”，差不多每天有一次演讲，由此可见胡适为国拼命效力精神之一斑；而中国抗战的决心和意义，得为美国朝野所了解，并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应该说与这位“书生大使”的演说也是分不开的罢。
但是，胡适又毕竟是个书生。且不说在强权外交及尔虞我诈的国际交往中，他那书生式的“诚实与公开”的外交，难以对付；即就国内来说，自胡适任美使以来，便有各种议论，反对和责难，也是书生胡适颇难应付的。据他的学生和好友傅斯年归纳，当时熟人中之传说，有可注意的几点：
一、馆中staff(职员班子)始终未曾组织好，凡事自办，故efficiency(效率)难说。……又言馆中纪律亦缺乏，先生看到人家打牌，自己也加入。此事似值得考虑也。
二、对介公(按，即蒋介石)未能“奉令承教”，去年说是介公有一电，先生回电径告以不可行。当然介公的想法不见得做到，然此等对付法，非其习也。
三、近日高贼宗武夫妇常住大使馆，此则此间友人大有议论。
这些确是书生的见识与行事，被人议论，怎可奈何?傅信还说，反对者又有指责“先生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的，这也不无根由。胡适任大使以后，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大学慕名趋奉，请演讲，赠学位，胡适也素好虚名，乐此不疲，4年间竟领得27个荣誉博士学位，占他一生所受荣誉学位的70%以上。正如傅斯年所说：“此自非坏事，但此等事亦可稍省精力，然后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胡适不如此想，被人当作话柄，岂不是好名太甚之过吗?
国内对胡适使美的议论，在1940年达到高潮。这一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去世，评议会推举胡适等三人为继任院长候选人，供蒋介石圈定。因之谣言纷起，美国的《中国日报》上“中国要闻”栏登出重庆航讯：“最近我驻美大使易人消息，此间又有所传”，谓胡“患失眠症甚剧，有回国暂事休息之意”，将任其为中研院长，而以颜惠庆继任美使。胡适看了这条消息，在报纸上划了许多“?”，实为不满。他自己说：“以私人论，中研院长当然是我国学者最大的光荣；但为国事计，我实不想在此时抛了驻美的使事。”胡适还想为国效力，但政府却派来了宋子文等一群“太上大使”，使胡适的使事增加不少困难，也受了不少闲气。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书生大使（3）
到1942年8月15日，胡适收到免去他大使职务的电报。他本来无心作官，是为国家民族的危难才勉力出来任事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便想寻一个机会，决心求去。收到免职电报的当天晚上，即复电中枢，表示感谢。9月8日，便交卸了差事。18日便离开双橡园使馆，告别华盛顿，移居纽约，重新开始他的学术生涯，打算留住美国续写《中国哲学史》。
①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3册，1938年7月27日。（三版注）
②胡适1938年7月30日致江冬秀信。1948年12月，他逃离北平时，留在寓所的大批书信、电稿、笔记、文稿和日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曾经“中华民国史组(研究室)”整理出版了部分“往来书信”和《胡适的日记》；尚有一批重要文稿书信未刊。此信转引自耿云志编《胡适年谱》，附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的耿著《胡适研究论稿》一书。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函电，均据此。
③此诗作于1938年10月31日。作者在华盛顿，题在照片上，送给当时也在华盛顿谈判借款的陈光甫先生。后收入作者1952年9月初步选编的《尝试后集》，题为《题在自己的照片上，送给陈光甫》，诗后有跋云：
光甫同我当时都在华盛顿为国家做点战时工作，那是国家最危急的时期，故有“过河卒子”的话。八年后，在卅五年(1946)的国民大会期中，我为人写了一些单条立幅，其中偶然写了这四行小诗。后来共产党的文人就用“过河卒子”一句话加上很离奇的解释，做攻击我的材料。这最后两行诗也就成了最著名的句子。
按，1946年重题此诗，情过景迁，自有新意，共产党的文人解释是否离奇，将在本书67节里再说。1964年12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一书，所收作者手迹已有跋，大约便是1952年编《尝试后集》时写的。诗的一二句为“略有几茎白发，心情已近中年”。此处引诗，据作者1939年题在照片上的手迹，诗后署有“去年11月自题小照”一行字。
④此信写于1939年9月21日，参见注①。
⑤此电文转引自吴相湘撰《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见《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178页。
⑥翁文灏1938年10月21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383～384页。
⑦同注①第12册，1935年6月19日后所附胡适致王世杰(雪艇)信。（三版注）
⑧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5册第1640页。
⑨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第1620页。
⑩转引自台北《中央日报》记者李青来采写的《当国家艰危时的胡适先生——
罗家伦讲的三个故事》，载1962年3月2日该报。
当时王世杰致胡适等信中说：“罗总统复介公函(即7月23日函)于适之兄信赖倍至，弟阅之不胜快慰。”又朱家骅、顾翊群致胡适信，都说到美借款对国人和战事的鼓舞，感谢胡适之功绩等，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中册，第449、498～499页。又可参看李青来采写的《王世杰谈胡适与政治》，载台北《中央日报》1962年3月1日；又载台北《中国一周》第620期。
这篇演说，曾译载重庆《大公报》1939年2月10日、11日，改题为《日本在中国之侵略战》，曾经蒋介石阅过。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181页，曾引雷格曼(HaroldRiegelmam)先生回忆当时胡适演说的情形，说：
他(胡适)将中国当时情形比作美国革命战争中美国军队在佛尔居山谷的处境，他以充分的信心预料美国之参战和中国的最后胜利，以后的演变果然如此。在哈摩尼俱乐部宴会演说后，他和我同到东70街，我已故的法律事务所伙伴摩利斯?古柏第二世的家中和几位朋友宵夜。我们同坐在一张小沙发上，他忽然站起来说他身边感觉到剧痛，他的脸上汗流如注。有人递给他一杯威士忌苏打酒，他一饮而尽。我劝他离开，并且委托在座的彼德?格林顺路亲送他回到大使饭店去。这是胡适第一次患心脏病。他此后在医院住了99天。但是他不肯遵守医师的命令，在发心脏病的第二天，他还坚持在另一个重要场合再度发表他那篇“佛尔居山谷”
演说，然后才进医院。他的医生告诉我：人家好意递给他的那杯威士忌苏打酒，也许救了胡适的命。
雷格曼是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同学，当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馆法律顾问。
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1942年1月22日记。（图文版注）
此信未见，引自王世杰在台北传记文学社“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胡先生的政治人格与政治见解》，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
傅斯年1940年8月14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477～478页。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旧金山--伦敦--北平（1）
1944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夜。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和英美联军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在亚洲，中国艰苦地坚持了对日抗战，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也占了明显的优势。这年秋天，便由中、美、英、苏四大国在华盛顿郊区乔治城敦巴顿橡树园召开会议，为发起建立联合国做准备工作。1945年2月，雅尔塔苏、美、英首脑会议决定，于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由美、英、苏、中四发起国，于3月5日向已加入《联合国家宣言》的反法西斯国家，发出了参加旧金山会议的邀请。3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名单，包括顾问共11名，其中有中国共产党的董必武；胡适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①
4月25日，正当美苏两国军队在德国领土会师的这一天，胡适出席在旧金山开幕的创建联合国的会议。会议开了整整两个月，于6月25日在旧金山歌剧院召开全体会议，无保留地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第二天又在退伍军人纪念堂会议厅举行了签字仪式。然而胡适却借口反对极权政治，不同意《宪章》中五个常任理事国有一票否决权的规定，而没有在《宪章》上签字。
旧金山会议期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英美集中力量在太平洋对日作战，6月22日美军攻克冲绳，并于8月6日和9日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中国军民转入全国规模的对日大反攻，苏联也于8月8日对日宣战。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于是胜利结束，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战胜利前后，国共两党之间，在关于战后和平、民主问题上，斗争复趋激烈。
胡适使美以来，仍始终抱着反共立场，曾为国民党发动的皖南事变辩护，说“新四军之解散，为军纪上必需之举动”。②1944年9月，美国赫尔利以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的名义来华，调处“国共关系”。他与蒋介石一唱一和，提出要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换取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的阴谋计划，抵制和反对中共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945年8月中下旬，蒋介石又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去重庆举行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当时任驻华大使的赫尔利也为此专程飞到延安。
胡适自然也十分关注“国共关系”。③旧金山会议期间，他曾与董必武讨论战后政治问题，也劝中共放弃武力，从事“和平奋斗”，遭到董必武的驳斥。8月24日，胡适又致电毛泽东，电文云：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
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18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销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50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
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谈话要旨，今托王雪艇兄代为转告，用供考虑。胡适，八月二十四。④
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内战，争取国内和平，决定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等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后，便收到由王世杰面呈的胡适这个电报。重庆谈判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正是胡适电报所说的“武力”问题。在谈判中，毛泽东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坚决拒绝国民党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政权的无理要求，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也作了一些让步。经过43天的谈判，达成了《双十协定》。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于17日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其中谈到关于军队“武力”的问题，说：
国民党宣传说，共产党就是争枪杆子。我们说，准备让步。我们先提出把我们的军队由现在的数目缩编成48个师。国民党的军队是263个师，我们占六分之一。后来我们又提出缩编到43个师，占七分之一。……这样一来，他们无话可说，一切谣言都破产了。是不是要把我们的枪交给他们呢?那也不是。交给他们，他们岂不又多了!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⑤
这是对蒋介石的答复，也可以说是对胡适电报的答复。
这时的胡适，又成了文化教育界名声大噪的风云人物。人还没回国，舆论却造得很响了。8月30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电告胡适，拟请他出席将在伦敦召开的世界教育会议(即后来的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9月，国民党政府任命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返国就任前，由傅斯年暂行代理。9月13日，蒋介石致电胡适，希望他“早日回国主持校务，并图良晤”。10月10日，国民政府明令颁给胡适胜利勋章一座。11月1日至16日，胡适作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⑥在伦敦出席创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参与制定了该组织的宪章。会议期间，他曾提议于1949年纪念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周年；并往牛津大学接受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旧金山--伦敦--北平（2）
直到1946年6月5日，胡适才由美启程返国，在海上航行30天，于7月5日抵达上海。他在南京、上海勾留20余日，会见了许多朋友、政客和名流，京沪两地住所都积有两寸厚的名片。月底才到北平，住进东厂胡同1号一所十分阔绰的宅院里。9月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胡适回国的这段时间，蒋介石正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破坏停战协定，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部署并发动全面内战。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又被推进了战争的深渊。国民党政府又在全国加强法西斯特务统治，镇压爱国民主运动。就在胡适回抵国门十天之内，知识界著名的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二位先生，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一般有良心的人都感到失望苦闷乃至忿怒，盖原意中事”。⑦而胡适却与“一般有良心的人”
都不同。7月20日，他在上海文化教育界名流举行的欢迎茶会上，还劝人不要悲观，说：
我们文化界，教育界，应当在这五年十年之间，咬紧牙关，尽力挽救和改善目前的局面，如果我们自己先就悲观，觉得世事不可为，那末国事真更将令人悲观，令人觉得不可为了。⑧
如果说这是胡适的“乐观主义”，那么，他在北平对记者谈话，竟宣称“中国民主有了进步”!⑨这样颠倒的“乐观”，不迹近阿世吗?
10月10日，北京大学举行复员复校后的开学典礼。胡适以校长身份首次对全校员生讲话，便抬出南宋理学家吕祖谦的两句话：“善未易明，理未易察”，要大家深省；他提倡所谓“独立的研究”，要大家——
不盲从，不受欺骗，不用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用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用别人的头脑当自己的头脑。⑩
可以说这便是胡适给“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加的注脚，并无甚么深意。而当内战硝烟弥漫，青年学生向往民主自由进步，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广泛开展的时候，胡校长却反复申说这些人所共知的道理，用意还不明白吗?
①中国代表团成员，除董必武、胡适外，还有宋子文(团长)、顾维钧(副团长)
、王宠惠、魏道明、吴贻芳、李璜、张君劢、胡霖、顾问施肇基。
②胡适1941年2月在纽约的演说，曾载2月8日重庆《大公报》。
③参看胡适1944年12月8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版，下册，第605页。
④胡适致毛泽东电曾载1945年9月2日重庆《大公报》。又附见胡适致王世杰(电稿)，《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1版，下册，第26至27页。
⑤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4卷横排合订本，第1106～1107页。
⑥中国代表团成员共五人，其他四人是赵元任、罗家伦、程天放、李书华。
⑦周炳琳1946年7月9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12页。
⑧胡适在上海文教界欢迎会上的讲辞，载7月21日《申报》；又载南京《教育通讯》复刊第1卷第11期。
⑨见1946年7月30日北平《华北日报》。
⑩见1946年10月11日天津《大公报》。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北大、“国大”两副乱摊子（1）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蒋介石以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于是国共两党和平破裂，全面内战爆发了。
战争初起的时候，国民党在军事上、经济上都占着显著的优势，又仗着美国援助的大量飞机、大炮、坦克等现代化装备和作战物资，所以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叫嚷3个月至6个月即可消灭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避开优势敌人的锋芒，曾主动放弃一些地方和城市，以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10月11日，国民党军进占张家口市，达到了他们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高潮。蒋介石兴高采烈，于当天下午下令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想借民主宪政来做面子，掩盖发动内战的罪责。
胡适当了这个“制宪国大”的代表。参不参加?他原也有些踌躇，曾对当时的《中央日报》记者又是绩溪同乡的叶由说过，一是因为“国内这个局面，闹不清”，想再等一等，看一看；二则是北大也离不开身，“到北大才几个月，复员以来，北大还是个乱摊子，非常复杂，要花大力气整顿。”①胡适心情又很矛盾，他觉得这是实现美国式民主宪政的一个机会，不可错过，准备去参加。但是，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都坚决抵制，并声明它违背政协决议，是非法的；只有青年党、民社党几个小党派追随国民党摇旗呐喊。北京大学的同事周炳琳也劝胡适不要出席，说“此时赴会，是否为贤智之举动，琳以为尚值得考虑一番。”②而蒋介石却切盼胡适这位“社会贤达”出席，给他做做面子，故亲自电邀，电文云：
国民大会准于文(十二)日开会，先生为当选代表，德望允孚，举国景仰，务希即日命驾，莅京出席，藉慰众望，并盼电复。中正，蒸(十日)，府交。③
胡适便只好于11月11日飞南京，出席于15日开场的国民大会，还当上了大会主席团主席。大会的任务是“制宪”，胡适知道宪法草案早就有了，这种堂而皇之的文件，有各国的蓝本，不会有大问题。他便抱着厚本厚本的《水经注》出入于国民大会；又趁机去国学图书馆和中研院史语所看各种版本的《水经注》。12月25日，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都发表声明，不予承认。只有美国的马歇尔、司徒雷登大加捧场。胡适也对记者说：“余对此次中国实验民主政治认为一大成功”；④又著文称赞大会通过的宪法“包含最高最美理想及35年来若干人的梦”。⑤
在南京开会期间，胡适与闻人名士、阔佬政客往来频繁，应酬颇多；还有些人请他题字。在为人写单条立幅时，他挥笔重题旧作“做了过河卒子”一诗。这首旧作原来没有发表过，当时被记者传抄出去，在报纸上刊登了。时过境迁，当日为国家民族拼命向前的卒子，现今却是为国民党蒋政权卖力了，旧作新题，也正好表达胡适为国民党政府卖力的心愿。
果然，国大开过不久，蒋介石准备“改组”政府，要倚重这可贵的“卒子”了。
1947年初，蒋氏多次约请傅斯年谈话，提出请胡适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⑥又在南京两次接见胡适，多次亲致函电，说“中正对于延请先生参加国府，固出于平生向慕之忱，亦实以国家与政府殷切之需要为前提。”⑦实际上却正如傅斯年所说，乃是出于“美国之压力”，想借胡适这块“社会贤达”的牌子，为独裁政权涂饰一点民主的油彩。所以蒋介石曾坦白地说，是“撑面子，要如此”。胡适经过反复思虑斟酌，力陈衷曲，说：
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蒋先生的厚意，我十分感谢，故此信所说都是赤心的话。
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30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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