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鲁迅的作品，就便是胡适的优美散文，对学生大概也不无益处。至于课文中文天祥的《正气歌》、古代诗词、历史故事《史可法》、《阎典史》、《张巡与许远》以及《柏林之围》、《最后一课》、《流星》和《卖火柴的女孩》等，则竟强烈而顽固地影响了我一生的思想与信念。(见北京《鲁迅研究》1984年第3期)
其中《柏林之围》、《最后一课》，最初的译者便是胡适。中杰英的经验，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胡适的散文和译文对于青年的影响。
⑥　胡适的这次讲演，由傅斯年记出，题为《论短篇小说》，连载于《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22至27日，约三千字，甚粗略。经作者修改，扩充近一倍，载《新青年》第4卷第5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
⑦　载《每周评论》第32号，1919年7月27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造一个中国的“娜拉”（1）
对于戏剧，胡适也热心改良。他少年时代，爱看徽戏，还和儿时的朋友，在田里扮演“三国”、“水浒”之类的旧戏。但到五四时代，他和文学革命的许多朋友一样，对中国旧戏也很反感了。
1918年10月，胡适轮着编辑的《新青年》第5卷4号出版，提出戏剧改良问题，集中发表了一组关于戏剧改良的文章。计有：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欧阳予倩：《予之戏剧改良观》(附录一)
张厚载：《我的中国旧戏观》(附录二)
傅斯年：《再论戏剧改良》宋春舫：《近世名戏百种目》这一期的《新青年》便俨然成了“戏剧改良专号”。
胡适的论文，猛烈地攻击了中国旧戏的“团圆迷信”，提倡“悲剧观念”，前面已经说过。对旧戏的形式方面，胡适也有激烈的批评；他特别反对旧戏的“连台本”和表演的程式化，说：
我们中国的戏剧最不讲究这些经济方法。如《长生殿》全本至少须有四五十点钟方可演完，《桃花扇》全本须用七八十点钟方可演完。有人说，这种戏从来不唱全本的；我请问，既不唱全本，又何必编全本的戏呢?那种连台10本，20本，30本的“新戏”，更不用说了。这是时间的不经济。……再看中国戏台上，跳过桌子便是跳墙；站在桌上便是登山；四个跑龙套便是一千人马；转两个弯，便是行了几十里路；翻几个筋斗，做几件手势，便是一场大战。这种粗笨愚蠢，不真不实，自欺欺人的做作，看了真可使人作呕!①胡适的批评，确有中旧戏肯綮的地方。他认为，要改良中国的戏剧，应该虚心去研究西洋的戏剧，学习西洋的戏剧，“取人之长，补我之短”。只有“采用西洋最近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使中国戏剧有改良进步的希望”。②
胡适对西洋的文学，西洋的戏剧，确曾做过一番研究，觉得它们足够做我们中国文学和戏剧的模范。1918年4月，他在一篇文章里曾说到：
最近六十年来，欧洲的散文戏本，千变万化，远胜古代，体裁也更发达了，最重要的，如“问题戏”，专研究社会的种种重要问题；“象征戏”(SymbolieDrama)，专以美术的手段作的“意在言外”的戏本；“心理戏”，专描写种种复杂的心境，作极精密的解剖；“讽刺戏”用嬉笑怒骂的文章，达愤世救世的苦心；……我们如果真要研究文学的方法，不可不赶紧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③
果然，这年6月出版的《新青年》，便向中国读者介绍了第一位西方大文学家，戏剧大师易卜生，出了个“易卜生专号”。那阵势是颇为雄壮的：以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为先锋；胡与罗家伦合译的《娜拉》，陶履恭译的《国民之敌》，吴弱男译的《小爱友夫》三个剧本为中军；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为殿军。④这样勇壮的阵势，也是对中国旧戏的一次严重攻击。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这篇重要文章，大量介绍了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娜拉》(今译《玩偶之家》)、《罗斯马庄》(《社会栋梁》)、《雁》(《野鸭》)、《博克曼》、《国民公敌》、《海上夫人》、《群鬼》等等；并且给易卜生以很高的评价，着重宣传了所谓“易卜生主义”，即易卜生的写实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后来，胡适把它称为“健全的个人主义”。他说：
易卜生最可代表19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故我这篇文章只写得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铎曼医生。……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铎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⑤
胡适如此推崇易卜生的个性解放和个人主义，对于当时反对宗法专制主义传统势力的束缚，是有积极意义和冲击力量的；而对于中国话剧的发展，则又有非常深刻的广泛的影响。易卜生的戏剧，有许多被陆续翻译成中文；在创作方面，有些剧作家，不仅把易卜生剧中的思想搬过来，甚至连戏剧冲突的组合，故事叙说的形式等等，也都一起摹仿了。胡适写的独幕剧《终身大事》，便是仿效易卜生的最早和最突出的例子。
《终身大事》作于1919年，原来是用英文写的。有一天，几位美国留学的朋友来找胡适，说北京的美国大学同学会要开一个宴会，中国的会员想在那天晚上演一出短戏，请胡适编一个英文剧本。他一天之内便写成了这个独幕剧。但因为找不到女角色，戏没有演成；剧本被朋友拿去，发表在英文的《北京导报》上。随后，有一个女子学校要排演这出戏，胡适便又把它译成了中文。⑥这便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个白话散文剧本。
剧本明显地汲取了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的思想和手法。剧中女主角田亚梅，简直就是一个中国的娜拉。她与陈先生曾经同在东洋留学，是多年的朋友，正热烈地自由恋爱。田女士的母亲也见过陈先生，知道他是一个很可靠的人；但她还不放心，便向观音菩萨求“神签”，请张瞎子算八字，菩萨和瞎子都说这门亲事对不得。田女士的父亲，倒也不相信泥菩萨与瞎算命，对陈先生也很喜欢，却又谨遵祖宗定下的祠规，相信族谱，说二千五百年前田陈是一姓，不能通婚。田女士勇敢地冲破这些封建迷信和传统习俗的阻挠，留下一张字条，说：“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便离开家庭，坐陈先生的汽车走了。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造一个中国的“娜拉”（2）
胡适自己说，这出戏是“游戏的喜剧”(Farce，一般译为“滑稽剧”)。剧中的田太太与田先生两人，“性格描写”很有些夸张和可笑。田亚梅却是五四时代的现实人物；剧本所反映的，也是富有时代特色的婚姻自主问题，因而它正是易卜生类的社会问题剧。内容虽然比较单薄，表现却还是比较集中而有风趣，写出了反宗法传统的有积极意义的主题。原来打算排演这出戏的那个女学堂，因为戏里的田女士是跟人跑了的，觉得“不道德”，竟没有女学生敢扮演田女士!她们生长在宗法传统势力仍很强大的中国，有哪个女子敢来做离家出走的“娜拉”呢?这没有人敢演田女士，本身就说明了《终身大事》这出戏的社会意义。
胡适后来再没有写过剧本。而他对于中国旧戏，却始终抱着几乎全盘否定的态度。这也是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倡导者们几乎一致的态度。就胡适个人来说，情况自然也很复杂，但是与他当时对于整个民族文化抱有某种虚无观念及“全盘西化”
的主张，也是分不开的。他在谈到学习西洋戏剧的时候，曾经这样说：
大凡一国的文化最忌的是“老性”，“老性”是“暮气”，一犯了这种死症，几乎无药可医；百死之中，只有一条生路：赶快用打针法，打一些新鲜的“少年血性”进去，或者还可望却老还童的功效。现在的中国文学已到了暮气攻心，奄奄断气的时候!赶紧灌下西方的“少年血性汤”，还恐怕已经太迟了；不料这位病人家中的不肖子孙还要禁止医生，不许他下药，说道，“中国人何必吃外国药!”……哼!⑦针砭痼疾，自然该下猛烈的药石；汲取西方文学的有益成分，也是必要的滋养；
然而不承认以至鄙弃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也许，这也是胡适“创作无力”的一个重要根源罢。
①　《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见《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一，第210～211页。
②　同注①，第206页。
③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见《胡适文存》，卷一，第94～95页。
④　《新青年》“易卜生号”是1918年6月出版的第4卷第6号。《娜拉》全译载第一至三幕；《国民之敌》、《小爱友夫》均只译载一幕，后在第5卷续登完。
⑤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第634页。
⑥　《终身大事》，英文题作“TheGreatestEventinLife”。随后译为中文，载《新青年》第6卷第3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其创作和翻译过程，可参看该剧本的“序”和“跋”。
⑦　同注①，第213～214页。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为无名青年立传作序（1）
五四时代的胡适，翩翩年少，自然也能理解青年人，爱护青年人。他与北大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等一群学生，关系亲密，自不待说。对于一些素不相识的无名青年，他也时加爱护、鼓励和帮助。
1919年冬，胡适曾经为一个可怜的短命女学生写了一篇传。传主李超，是北京国立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广西梧州人。家中财产颇丰厚。父母早死了；一个过继的哥哥，全无心肝，待她很不好。李超因不满于封建旧家庭的生活，发愤出门求学，辗转来到北京。但因此也更遭到旧家庭和传统势力的迫害，后来竟完全断绝她的学费用度，“一钱不寄”，更使她忧愤与贫病交加。这年8月间，20刚露头的这个青年女子，终于短命而死了。李超的一生是很平凡的，又是很悲惨的。她死以后，家中继兄连信也不寄一封；棺材停放在北京的一个破庙里，家里也不来过问。后事都亏她的同乡和朋友料理。他们整理李超的遗物时，寻出许多往来的信札，经过分类编记，送到了胡适手里。
胡适并不认识李超，大约也从未见过面。但他读了这些信稿以后，对这个无名的短命女子，产生了无限的同情和痛惜。他觉得李超一生的事迹很有作一篇详传的价值，“不但他个人的志气可使人发生怜惜敬仰的心，并且他所遭遇的种种困难都可以引起全国有心人之注意讨论”。因此，胡适说：
我觉得替这一个女子做传比替什么督军做墓志铭重要得多咧。
于是，胡适以当年北大知名教授和新文化倡导人的地位，为这个素昧平生的不幸女子作传了。①他凭着李超生前的往来信稿作素材，平实铺陈点染，便把她“一生所受的艰苦，所抱的志愿”，都一一的分明表现出来。写到李超病中，她姊夫写信劝她排解心事，说了一句极伤心的趣话：“吾妹今日境遇与兄略同。所不同者，兄要用而无钱，妹则有钱而不得用。”胡适大为不平，并借此评论与质问道：
李超“有钱而不得用”，以致受种种困苦艰难，以至于病，以至于死，……这是谁的罪过?……这是什么制度的罪过?
为李超及无数中国女子的不幸遭遇和命运，胡适向整个“宗法社会制度”，向“家长族长的专制”，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1919年11月29日，北京教育界召开了李超女士追悼会。北大校长蔡元培及胡适等出席，并在会上演说，于致哀追悼之外，也都谈到了解决像李超这样不幸的社会问题的方法；只是局限在教育和有产儿女的求学问题罢了。②
胡适的这篇《李超传》，是他在文学革命期间所写的白话传记之一。此外，还有《许怡荪传》，《吴敬梓传》两篇。③胡适早年写的传记，都有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文字清新晓畅，不假雕饰，具有一种冲淡自然的风格。而《李超传》，乃是为无名青年所作，包含着胡适对青年的爱护，及对他们不幸命运的怜惜之情，表现出相当强烈的反对宗法传统的精神。
对那些致力于新文学的青年，胡适更是多方爱护、关心和支持。康白情、俞平伯刚在《新潮》上发表几首新诗，胡适很快就在他的长篇论文《谈新诗》里给予充分肯定，夸赞他们的诗，“是诗体解放后最足使人乐观的一种现象”。④他们的诗集《草儿》与《冬夜》，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胡适又作评论文章，予以批评和介绍。⑤他肯定康白情的《草儿》，是早期新诗的“一部最重要的创作”，说：
白情在这四年的新诗界，创造最多，影响最大；然而在他只是要做诗，并不是有意创体。我们在当日是有意谋诗体的解放，有志解放自己和别人；白情只是要“自由吐出心里的东西”；他无意于创造而创造了，无心于解放然而他解放的成绩最大。
对俞平伯，则肯定他“最长于描写”，却也不满于他“偏喜欢说理”的毛病，以致“越说越不明白，反叫他的好诗被他的哲理埋没了”。这具体而诚恳的评论，对青年人是很有益处，很有帮助的。
胡适为青年人的书写序，是从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开始的。
汪静之，是绩溪余村人。余村与上庄，只隔一条小小的常溪河，相距仅数百步，鸡犬之声相闻。他与胡适不仅是同乡，且是邻里。1920年秋天，汪静之转学到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读书，受“五四”新文化的熏陶，为文学革命所激荡，开始写作白话新诗。当时胡适已是新文化的名人，又是新诗的始作俑者。年仅十七八岁的汪静之，对这位大名鼎鼎的同乡，自然十分崇拜。那时的许多青少年诗人，都仿效“胡适之体”，汪氏也不例外。他初学作诗，甚至还模仿胡适早年的某些诗歌的口吻。例如1920年写的《怎敢爱伊》云：
我本很爱伊，——
十二分爱伊。
我心里虽爱伊，面上却不敢爱伊。
我倘若爱了伊，怎样安置伊?
他不许我爱伊，我怎敢爱伊?⑥不仅内容的浅露，而且文字的缴绕上，都可见《尝试集》的明显痕迹。
1921年7月，胡适应高梦旦的邀请，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考察，代筹改良的计划。住在同乡余村人汪惕予先生在上海建造的“余村花园”。刚搬进去的那一天，汪静之等几个绩溪少年人，便来拜访胡适。⑦从此，胡适便认识了汪静之，并把他看作“我的少年朋友”了。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为无名青年立传作序（2）
这年秋天，汪静之与潘漠华、冯雪峰等20多人，组成“晨光社”，课余进行文学创作。第二年4月初，他们又与从上海专程赶来的应修人，同游西子湖。四位诗友，在“白堤上散步，桃树下写诗，雷峰塔旁吟诗，诗文唱和，快乐无穷”，结成了“湖畔诗社”。从此，四个年轻人，“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自成一个流派。而他们又很幸运，得到了当代文坛上许多知名作家的爱护和支持。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等浙一师的老师，当他们的顾问；鲁迅、胡适、周作人等，都为他们看稿，指导和支持这些年轻人的创作。因而“湖畔”在当时的中国诗坛上，也就颇有成绩，颇有影响。
汪静之在上海拜访胡适后不久，便把他的诗稿集成一本，取名《蕙的风》，寄给了胡适；以后随时做的诗，也都陆续寄去。后来，《蕙的风》居然要出版了。朱自清、刘延陵都写了序；胡适也写了，是三序中最长的一篇。⑧他对这位“少年朋友”的诗，作了非常热情中肯的批评和鼓励。他说：
我读静之的诗，常常有一个感想：我觉得他的诗在解放一方面比我们做过旧诗的人更彻底的多。当我们在五六年前提倡做新诗时，我们的“新诗”实在还不曾做到“解放”两个字，……直到最近一两年内，又有一班少年诗人出来；他们受的旧诗词的影响更薄弱了，故他们的解放也更彻底。静之就是这些少年诗人之中的最有希望一个。他的诗有时未免有些稚气，然而稚气究竟远胜于暮气；他的诗有时未免太露，然而太露究竟远胜于晦涩。况且稚气总是充满着一种新鲜风味，往往有我们自命“老气”的人万想不到的新鲜风味。
如此热情的鼓励，亲切的体谅和关怀，对青年人的成长该是多么有益!
《蕙的风》对旧礼教、旧道德的抨击是异常猛烈的，胡适估计到也许有人会“觉得静之的情诗有不道德的嫌疑”，用旧道德来责备青年人“不应该做这种呻吟宛转的情诗”。因此，他预先警告人们，不要“戴上了旧眼镜来看新诗”，“不要让脑中的成见埋没了这本小册子”!他以新诗最先尝试者的身份，呼吁社会给这些少年诗人们“一个自由尝试的权利”。
果然，《蕙的风》出版后不久，东南大学便有一位少先生胡梦华，发表《读了“蕙的风”以后》一篇文章，攻击其中的爱情诗“堕落轻薄”，“有不道德的嫌疑”，科以同《金瓶梅》一样的罪名；遭到别人批驳以后，他又发表《悲哀的青年》一文进行答辩，却又说不出多少道理，只是说什么“我对于悲哀的青年底不可思念的眼泪已盈眶了”。
对于这位“含泪的批评家”，鲁迅和周作人等都曾作文驳斥。⑨鲁迅的文章，题目就叫《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他指斥胡梦华一类的“道德家”说：
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净；……⑩鲁迅还鼓励汪静之，不必顾道德家们的议论，“还不妨做‘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的诗”。
围绕着“湖畔”诗人的成长，在我国新文学史上留下了“老带新”、“老帮青”
的一段佳话，充分体现了“五四”文学革命和我国新文学先驱者们爱护青年，奖掖后进的优良传统。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为无名青年立传作序（3）
①《李超传》，原载《新潮》第2卷第2号，1919年12月1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出版。文末注“民国八年十二月”，显然是编集时按《新潮》出版时间添上的，有误。据《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9月出版)所收《在李超女士追悼会上的演说词》，注明追悼会是1919年11月29日召开的，蔡先生演词中提到胡适所作的“李女士传与演说”，可见此前《李超传》已经写就，蔡先生也读到过的了。
②蔡元培的演说词，曾刊载于1919年12月8日《北京大学日刊》，今收入《蔡元培全集》第3卷。
③《许怡荪传》和《吴敬梓传》，均收入《胡适文存》卷四。
④《谈新诗》，载上海《星期评论》1919年双十节纪念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其中引述并评论了康白情的《窗外》、《送客黄浦》，俞平伯的《春水船》及《深秋永定门晚景》(《深秋永定门城上晚景》)等几首青年人的诗。
⑤《草儿》与《冬夜》，均于1922年3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的《评“草儿”》，作于8月30日，载《努力》周报副刊《读书杂志》第1期；《评“冬夜”》作于9月19日，载《读书杂志》第2期。后两文合并为《评新诗集》，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四，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11月出版。
⑥汪静之的这首诗，在胡适的《蕙的风序》中曾引述过。1957年9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蕙的风》，是经作者淘汰过的《蕙的风》(删弃三分之二)和《寂寞的国》(删弃三分之一)的合集，《怎敢爱伊》这一首诗被删弃了。
⑦《胡适的日记》1921年7月17日有“是日来访的有汪静之、胡洪钊，皆绩溪人；曹□□，歙县人，皆少年。”
⑧胡适的《蕙的风序》作于1922年6月6日，原载《蕙的风》上海亚东图书馆同年8月初版卷首；又载《努力》周报第21期，题《蕙的风》，署名“适”，同年9月24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四。
⑨胡梦华，也是安徽绩溪人，当时是南京东南大学学生。他的《读了“蕙的风”以后》，载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年10月24日)。接着，章洪熙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同年10月30日)发表《“蕙的风”与道德问题》，加以批驳。胡梦华又写了《悲哀的青年——答章洪熙君》(载《觉悟》同年11月3日)进行答辩。以后，周作人便写了《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载《学灯》11月5日)；鲁迅写了《反对“含泪的批评家”》(载《晨报副刊》11月17日)。后来胡梦华还写了《“读了蕙的风以后”之辩护》(载《学灯》11月18至20日)；于守璐又写了《答胡梦华君——关于“蕙的风”的批评》(载《学灯》12月29日)。这场关于《蕙的风》的辩论，持续了一个多月，方才结束。
⑩《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卷，第403～404页。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国粹”与“国渣”（1）
1919年初，作为新文化运动大本营的北京大学，革新与守旧的斗争异常尖锐，出现了“新潮社”与“国故社”的对立。一方响应《新青年》，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一方则反对《新青年》，维护旧文化、旧思想，壁垒分明，两相对峙。国故社出版的《国故》月刊，第1期就亮出“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旗子，以“保存国粹”为宗旨，向新文化运动挑战。
那么，新文化要不要“国故”，怎样对待“国故”呢?这是新文化倡导者们当日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是新潮社的毛子水和傅斯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新潮》第1卷5号上，发表了毛子水写的《国故和科学精神》一文。作者指出，近来守旧派研究国故，“既不知道国故的性质，亦没有科学的精神”，只是“抱残守缺”而已；他认为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精神”，将国故加以“整理”。傅斯年在这篇文章末尾写了“附识”，进一步明确指出了研究国故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是“整理国故”，一是“追摹国故”；正确的态度是“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来整理国故。于是，《新潮》与《国故》之间，展开了关于“整理国故”的一次小小的论争。①
新潮社最早提出了“整理国故”的问题，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在很不圆满；他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显然还缺乏认识，以为整理国故“没有多大的益处”。真正看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和必要性，并把“整理国故”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的，是他们的老师和顾问胡适。
这年8月，胡适写了关于整理国故答毛子水的一封信。②他一方面赞成并支持毛子水提出的用科学精神来整理国故的主张；另一方面又批评了他们从“有用无用”
的狭隘功利主义出发，不重视整理国故的缺点。胡适指出：
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我们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致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
他主张“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甚至认为“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胡适充分估计到了整理国故的重要性和学术文化价值，却显然又过分夸大了它的社会意义。
到了11月，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③一文中，便把“整理国故”作为一个口号，正式提出来了。这篇文章的标题下，排列着四句口号：
研究问题　输入学理整理国故　再造文明这便是胡适所理解的“新思潮的意义”的全部内容。别的我们暂且不论，只来看看他关于整理国故的观点。他说：
新思潮对于旧有文化的态度，在消极的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
胡适很明确，是把“整理国故”当作新思潮的一个口号，当作对于旧有文化的一种积极态度，当作“再造文明”的一种手段，因而与守旧派的“保存国粹”论有着根本的不同。
对于国故，胡适认为不仅有“国粹”，也有“国渣”。所谓整理国故，就是要分清“国粹”与“国渣”；不了解“国渣”，也不会懂得“国粹”。他曾经嘲笑那些国粹党，其实并不懂得什么是“国粹”，说：
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论古文之不当废，他说“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现在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
怎么整理呢?胡适提出的总原则，便是“评判的态度”。他借用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一句话：“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即是说要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进行研究整理，来重新估定一切旧文化的价值。具体的方法和步骤也提出来了：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第二步是寻出每种学术思想的前因后果；第三步是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弄清古人的真意义；第四步才是综合，“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
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这些意见和方法，显然与守旧的国粹家们分道扬镳；而且，也是新潮社毛子水诸人所望尘莫及的。
但是，胡适对整理国故的艰难，这一工作的分量，开初也是估计不足的；他本人也并未打算具体来做这件事。他在1922年9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
从前我们以为整理旧书的事，可以让第二、三流学者去做。至今我们晓得这话错了。二千年来，多少第一流的学者毕生做此事，还没有好成绩；二千年的“传说”(Tradition)的斤两，何止二千斤重!不是大力汉，何如推得翻?何如打得倒?④他这时已经认识到，整理国故是要与历史的因袭和传统作战，非大力汉担当不起；他自己决心做这样的大力汉了。
这年秋天，北京大学议决要办一种《国学季刊》，胡适被举为编辑委员会的主任。10月审稿，11月付印，次年1月创刊号便与读者见面了。这是一本研究国学的刊物，却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出现：版面是由左向右横排，文章全部使用新式标点。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国粹”与“国渣”（2）
在当时的确使人耳目一新。创刊号登载的《发刊宣言》，是由胡适撰写的。其中首先总结了清代三百年间汉学研究的成绩和缺点；在这个基础上，对研究国故的原则和方法，作了更深入系统的阐述，可以说是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一篇完整的宣言。他特别进一步发挥了“还本来面目”的观点，说：
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⑤
胡适说这是一种“历史的眼光”，它要求既尊重历史，“还他一个本来面目”；
又要把历史文化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去评价其是非功过。这是一种历史主义的科学观点，并吸取了清代汉学家们的治学经验，和复古派“保存国粹”论，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了。
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胡适在《宣言》中提倡“比较研究”，反对学术上闭关自守。他说：
向来的学者误认“国学”的“国”字是国界的表示，所以不承认“比较的研究”
的功用。……附会是我们应该排斥的，但比较的研究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有许多现象，孤立的说来说去，总说不通，总说不明白；一有了比较，竟不须解释，自然明白了。⑥
他主张“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存比较研究的虚心”，向西方学习科学方法，博采欧美学术的成绩作参考比较的材料。这种见解，不仅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今天也不失其参考的价值。
自从胡适号召整理国故以后，几年之内，几乎形成了一种运动。中国传统小说和古代史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开创了以近代科学方法研究国故学的新局面。在具体实践中，自然也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出现了不少问题和弊端。原因自然很复杂，而与胡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一些弊端也是分不开的。他和新潮社的人们提出整理国故，正当五四运动的高潮。胡适在这时候，竟说什么“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未免过甚其词，蛊惑人心；他又给青年人大开“国学书目”，演说《中学国文的教授》，要求青年学生读大量的古文，写作文言文。⑦这就难免在客观上引诱一些幼稚青年脱离现实斗争，踱进研究室去钻故纸堆。这却是胡适始料所不及的罢。
①　毛子水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发表后不久，《国故》第3期(1919年5月出版)即发表张煊的《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于是《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出版)又发表毛子水的《“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
②　胡适的这封信，原附载于《新潮》第2卷第1号毛子水的《“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一文的后面；后收入《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版，卷二，题为《论国故学——答毛子水》。
③　《新思潮的意义》作于1919年11月1日，原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同年12月1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
④　《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一版，下册，第445页。
⑤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作于1922年11月5日至16日，18日改定(据《胡适的日记》)，原载该刊第1卷第1号；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11月版，卷一。引文据1929年3月6版，第12～13页。
⑥　同上书第23～24页。
⑦　1920年，胡适演说《中学国文的教授》(稿载《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主张中学古文教学的时间为国语文的三倍，要求中学生“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选读《老子》、《论语》到桐城派古文二三百篇，还必须“自修”读完史书、子书及文学专集等15种，约计1050卷。胡适自己也承认古文功课“竟比从前增多了十倍”!
1923年初，胡适又给青年学生开一个“国学书目”，多达158种，仅其中“文学史之部”所列78种书，估计总数在一千册以上。胡适还说是“最低限度的”。连梁启超也说“叫人从何读起?”(《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原载《读书杂志》第7期，1923年3月4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一)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疑古精神（1）
胡适号召整理国故，影响颇大；而他带头整理国故的实践，比理论号召的影响更大。
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也可以说是一部“专史式”的整理国故的著作，前面已经说过。这里要说的是胡适对于中国古史的考证及“疑古精神”的提倡。
1919年7月，孙中山先生及其助手们在上海筹创《建设》杂志，廖仲恺先生曾接连寄书胡适，一再“企候鸿文”，很希望胡适“赏光寄篇大文”。10月，胡适为上海的《星期评论》写了一篇整万字的《谈新诗》，《建设》的廖仲恺便有些羡慕，又驰书催胡适寄稿。①11月8日，胡适就写了一封讨论“井田制度”的信，寄给廖仲恺。于是，在《建设》杂志上，他与廖仲恺、胡汉民、朱执信、季融五等人书信往还，展开了一场关于“井田制度有无”的专题讨论。②
井田制度，是传说的我国殷周时代的一种土地制度，最早见于《孟子?滕文公上》：
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孟子关于井田制度的这段文章，近千年来的一般读书人都记得滚瓜烂熟，也大多相沿不疑。可是，胡适提出了怀疑。他把这方面的种种传说，依出现时间的先后，排列成一个井田论演变的沿革史，指出，“战国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制”，到孟子才“凭空杜撰”出一个整齐的“豆腐干块”的井田制度，却还很不完全，很不清楚。以后经《公羊传》、《谷梁传》、《王制》、《韩诗外传》逐渐补充详明，到后来的《周礼》、《汉书?食货志》及何休的《公羊解诂》等书，才有了详细、整齐而又烦密的井田制。这样便“以讹传讹，积讹成真”了。
胡适说，他的《井田辨》，是对井田制度的一种“怀疑的挑战”，他所提倡的是一点怀疑的精神，即所谓“疑古的精神”。那时，他对清代学者姚际恒敢于怀疑前人不敢怀疑的经书，对崔述敢于怀疑古史古事，都十分佩服。曾经称赞崔述为“科学的古史家”，为崔述作年谱，支持顾颉刚整理汇印《崔东壁遗书》。③他曾经打算继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做一部《古今伪书续考》，作为“扫除旧污的一个方法”，并嘱顾颉刚标点姚氏的《伪书考》。④他甚至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⑤
1923年，胡适编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氏也提出对中国古史的怀疑，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黄帝、尧、舜、禹都是后人编造出来的，靠不住。他甚至抬出《说文》来做根据，推论说禹是一条虫。⑥接着便有钱玄同表示赞成的答书，而刘楚贤、胡堇人则提出疑问和反对，彼此驳难答辩，展开了关于古史的讨论，历时九个月。⑦胡适开头没有参与，最后写了一篇总结性文字，题为《古史讨论的读后感》，支持顾颉刚，提倡怀疑精神。针对有人指责顾的怀疑翻案文章足以“影响人心”，胡适说：
这回的论争是一个真伪问题；去伪存真，决不会有害于人心。……上帝的观念固然可以给人们不少的安慰，但上帝若真是可疑的，我们不能因为人们的安慰就不肯怀疑上帝的存在了。上帝尚且如此，何况一个禹?何况黄帝尧舜?⑧因此，胡适认为禹是不是一条虫，这是“琐屑的枝叶”问题，他要人们“不要忘了顾先生的主要观点在于研究传说的经历”。对于传说的古史，该怀疑的就怀疑，“实事求是，莫作调人”。但他也不赞成无根据的怀疑，而必须寻求证据。“证据的充分与不充分”，是这次“论战胜败的标准，也是我们信仰与怀疑的标准”。可见胡适所提倡的，是有证据的疑古精神。
前有“井田辨”，后有“古史讨论”，胡适觉得应该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他认为这两次讨论，都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并由此概括出一个“历史演进法”。他说：
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evolutionary)方法去研究。尧舜禹的故事，黄帝神农庖羲的故事，汤的故事，伊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这个方法的实验品。⑨
老师到底比学生棋高一着。经胡适这样一总结提倡，在当时中国的史学界和思想界，疑古精神发生了很大影响，对古史、古书的怀疑和考辨，竟形成了一种风气；钱玄同甚至从1925年8月起，不再姓钱，而改以“疑古玄同”为名了。由此也可见当时风气之一斑。
这种疑古精神，是五四时代思想解放的一种表现，对于反对宗法专制主义的传统观念与偏见，具有积极的作用，有利于打破人们对古书、古史的迷信与盲从，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使人们的思想从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
①　参看廖仲恺1919年7月11日、19日，8月2日，10月20日致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64～67、74页。
②　关于“井田制度有无之研究”的讨论文字，分别载《建设》杂志第2卷第1、2、5号。胡适所写的，计有：一，寄廖仲恺先生的信(1919年11月8日)；二，答廖仲恺胡汉民先生的信(1920年1月9日)；三，答胡汉民先生的信(同年1月26日)。后将前二信及廖仲恺先生答书(1919年12月9日)，并加“附跋”，收入《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版，卷二。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疑古精神（2）
③参看胡适的《科学的古史家崔述》，载《国学季刊》第1卷第2号。这篇文章的主要部分是年谱，只作到崔述43岁(1782，乾隆四十七年壬寅)止，后由赵贞信续完，载于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
④参看胡适1920年11月24日致顾颉刚信，载顾颉刚编《古史辨》第1册，朴社1926年9月再版，第5～6页。⑤　胡适1921年1月28日致顾颉刚信，见《古史辨》第1册，第23页。
⑥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见《古史辨》第1册，第63页。
⑦关于古史的讨论，双方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文字，先后计有：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载第9期，1923年5月6日出版。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载第10期，6月10日出版。
刘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载第11期，7月1日出版。
胡堇人《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载第11期。
顾颉刚《答刘胡二先生书》，载第11期。
钱玄同《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载第12期，8月5日出版。
刘藜《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载第13至15期，9月2日、10月7日、11月4日出版。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载第12至16期。(未完)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载第18期，1924年2月22日出版。
这位参与古史讨论的胡堇人，即是胡适的族叔与儿时好友胡祥木，字近仁，又字堇人，乳名灶松。
⑧《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一，第152页。
⑨同注⑧，第156～157页。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用历史演进法考证小说（1）
胡适整理国故，一个重要的，有突出成绩的方面，是考证小说。①
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研究小说也向来不算学问。在轻视与鄙夷的目光下，尽管小说创作也曲曲折折地生长，出现过许多无愧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优秀作品，而小说研究却长期无人问津。明清之际，以序跋、评点为主要形式的小说批评有长足的发展，而李贽、金圣叹诸人，仍被统治者及正统文人目为异端。晚清梁启超辈重视小说，多有专论，把小说的地位抬高，视为“文学之最上乘”；
②但他们主要着眼于用小说为改良政治服务。只是从胡适开始，才真正把小说的考证和研究，当作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当作整理国故的一项重要内容，从而提到了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的地位。
文学革命初期，胡适便突出强调几部传统的白话小说名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正宗”地位，指出它们受大众的欢迎，畅销了好几百年，对于普及白话有重大的贡献。为了推进白话文运动，胡适又敦促和协助上海的亚东图书馆，出版他们“整理过的”几种中国传统小说名著。这种“整理过的本子”，就是有名的亚东版新式标点本白话小说。有平装、精装两种，一律32开，封面上印着一把火炬的装饰图案，广告里写着“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的文学”。所谓“整理”，有三个特点：一是加新式标点符号，二是正文分段排印，三是正文之前有一篇新写的序言、引论或考证文章。他们最先印出的是《水浒传》，③由汪原放标点，胡适作考证。这便是胡适考证小说的正式开张。
他的《水浒传考证》，一出手就不同凡响。它虽然难免有一些错误，但最重要的是，它给中国传统小说的考证和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这就是“历史演进法”。胡适认为，中国传统小说分两大类，一类是“由历史逐渐演变出来的小说”，以《水浒传》为代表；一类是“创造的小说”，以《红楼梦》为代表。第一类小说，都经过了几百年的流传，最初大多是一些流行的故事，由说书或讲古的人口述，改编改写，长期演变，最后才写出有现在形式的宏篇巨制。因此，——
对这些小说，我们必须用历史演进法去搜集它们早期的各种版本，来找出它们如何由一些朴素的原始故事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文学名著。④
胡适运用历史演进法，来考察《水浒传》故事的流传、演变及成书经过，从南宋时代流传于民间的“宋江故事”，到宋元之际的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宣和遗事》，元代的“水浒戏”，到后来文人整理增删，创作成一百零八将的《水浒传》，作了系统的历史的考证，勾勒出了《水浒传》演变成书的基本轮廓。
他的结论是：
《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里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15世纪末年)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⑤
今天看来，用这种历史演进的眼光来考察《水浒传》，大致是不错的。但胡适写这篇考证的时候，还只见到市面上流行的71回本的《水浒传》，其他的许多版本都没见过。因此，他的具体论断就难免错误。最突出的错误是，他竟中了金圣叹的圈套，以为明朝中叶真有一种70回的《水浒传》古本。后来，胡适陆续收集到了《水浒传》的百回本，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回本，百二十四回本，百十回本等好多种本子。他便根据这许多不同版本的内容异同，继续考证，又写出《水浒传后考》和《百二十回忠义水浒传序》，汲取鲁迅和其他人的合理意见，纠正自己原来的某些错误的和不完善的地方，丰富了他考证《水浒传》的成果，也更完善了他考证小说的“历史演进法”。
胡适所用的这种历史演进法，对于研究那些“由历史逐渐演变出来”的小说，具有普遍的价值。他后来又运用这种方法，考证《三国志演义》、《西游记》、《三侠五义》等小说，也获得成功。经他考证，《三国志演义》也“不是一个人做的，乃是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是从宋以来‘说三分’的‘话本’变化演进出来的”；⑥《西游记》也“有了五六百年演化的历史”，是“起源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⑦至于《三侠五义》中李宸妃的故事，则是从最初《宋史?后妃传》里的五六百字，经过八九百年的逐渐演变，成为一部大书和几十本的连台戏。胡适据此总结出一个“滚雪球”的理论，他说：
我们看这一个故事在九百年中变迁沿革的历史，可以得一个很好的教训。传说的生长，就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个中心的“母题”(Motif)，你添一枝，他添一叶，便像个样子了。后来经过众口的传说，经过平话家的敷演，经过戏曲家的剪裁结构，经过小说家的修饰，这个故事便一天一天的改变面目：内容更丰富了，情节更精细圆满了，曲折更多了，人物更有生气了。⑧
胡适把民间传说及民间通俗文学家，在这些文学名著成书过程中的作用，提到了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无疑是很正确并且很深刻的见解。而“滚雪球”的理论，又把他的“历史演进法”说明得更明确，更完善，更形象化了。这种方法，在我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方面，真可以说是起到了“打开一条新道路”的作用。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用历史演进法考证小说（2）
①胡适在口述自传时说：“从1920年到1933年，在短短的14年之间，我以‘序言’、‘导论’等不同的方式，为12部传统小说大致写了30万字〔的考证文章〕。”(见《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中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194页)
据笔者收集到的材料，从1917年5月的《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至1962年2月逝世前四日写的《红楼梦问题最后一信》，前后45年间，胡适所作中国传统小说的考证文章、书信和论文，共有46篇，计45万余字，论及小说20余种。已编成《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一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该书的代序中，对胡适的小说考证作了如下评价：
这些文章，论及的作品多达20余种，搜集了大量的材料，提出了许多大胆的见解，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尤其重要的是，他把小说的考证和研究当作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提到了与传统的经学和史学平起平坐的地位。应该说，胡适的小说考证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影响也比较大，为开创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新局面，起了开拓、奠基的作用。
②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见《饮冰室文集》卷十七。（三版注）
③在1920年7月作的《水浒传考证》里，胡适说：“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标点符号把《水浒传》重新点读一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这是用新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三，第81页)而在1857年口述历史时，胡适却又说：《儒林外史》是1919年“以新姿态——标点本——出现”的，(见《胡适口述自传》第236至237页)似乎较《水浒传》新式标点本还早出现一年。他自己显然前后矛盾。据查，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新式标点本传统小说，共16种。第一种是《水浒传》，1920年8月初版；第二种是《儒林外史》，同年11月初版；第三种是《红楼梦》，1921年5月初版；第四种是《西游记》，同年12月初版；以下还有《三国演义》、《镜花缘》、《水浒续集》、《老残游记》、《海上花》、《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官场现形记》、《宋人话本八种》、《醒世姻缘传》及《今古奇观》、《十二楼》等。前14种“全有胡适之先生的考证传序或引论”。(亚东图书馆书目广告中语；该广告所列书目为前13种，顺序同上)
④《胡适口述自传》，第194页。
⑤《水浒传考证》，见《胡适文存》卷三，第90页。
⑥《三国志演义序》，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四，第220、224页。
⑦《西游记考证》，见上书第72、105页。
⑧《三侠五义序》，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六，第685～686页。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对金圣叹“一分为二”（1）
考证《水浒传》，胡适自然要同金圣叹打交道。
金圣叹是明末清初有名的文学评点批评家。①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新的经济因素萌芽滋长，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反映到文学领域，一些文人的文学观念便较以往开通。金圣叹也受到影响，提出了一些很大胆的见解。他继李贽、袁宏道之后，抬高小说戏曲的地位，曾经把《水浒传》列为世间“第五才子书”，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专门为《水浒传》做了三件大事：一、写了三篇序和一篇读法；二、写了许多批语，并修改文字；三、把70回以下全部删去。经他评点删改过的《水浒传》，从清初以来，竟独占鳌头，风行三百年，许多人甚至不知道《水浒传》还有其他种种版本。
胡适小时候，最初读的那本被老鼠咬破了的小说书，便正是金圣叹评点删改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从那以后，胡适便对金圣叹颇有些好感，佩服金氏的才气。
1920年，在胡适的支持下，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整理过的”新式标点本《水浒传》，虽然全部删掉了金圣叹的序和评语，胡适在专为此书所写的《水浒传考证》里，也肯定这是新本的“一层大长处”；但是，他对金圣叹评《水浒》的见解，仍很佩服，仍坚持“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
金圣叹本是一个复杂人物。对他的为人，说长道短，争论了几百年仍未了结。胡适的《考证》，开头便说金圣叹是一个“大怪杰”。这三个字的考语，下得颇有道理，颇为得体。对金圣叹抬高《水浒》的胆识，胡适也给了很高的评价，说：
金圣叹是17世纪的一个大怪杰，他能在那个时代大胆宣言，说《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说施耐庵董解元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在文学史上占同等的位置，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②金圣叹有个儿子名叫释弓，刚满10岁，圣叹就把《水浒传》给他读，并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序，以为教子之道“当如是也”，颇有一点反叛精神。胡适对此也十分赞赏，说金圣叹的“这种见解，在今日还要吓倒许多老先生与少先生，何况三百年前呢?”
然而，他们刊印“整理过的”新本《水浒》，又何以全部删去金圣叹的批语呢?这显然与胡适对金氏批语的看法也是分不开的。他虽然也肯定金圣叹评《水浒》前11回的批语“都无大错”；又说圣叹以为《水浒》是要写“乱自上生”，也是“很不错的”。但是，胡适认为——
金圣叹的《水浒》评，不但有八股选家气，还有理学先生气。
这“八股气”和“理学气”，应该说是击中了金圣叹批语的主要弊病。③
金圣叹生活的明朝，程朱理学仍在思想文化领域占着统治地位，八股时文泛滥成灾，是那些专门研究八股文的“选家”最风行的时代。金圣叹受了这种时代风气的熏染，用当时“选家”评八股文的眼光，来批点《水浒传》，便把一部文学名著凌迟碎砍，成了一本眉批夹注的八股文范。例如，金圣叹最得意的批评，是指出景阳岗一段连写了18次“哨棒”，紫石街一段连写了14次“帘子”和38次笑，说这是“草蛇灰线法”。诸如此类的这种法，那种法，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概括有15种之多。④胡适指出，“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流毒，读了不但没有益处，并且养成一种八股式的文学观念，是很有害的”。这就是金批的“八股气”。
“理学气”指什么呢?金圣叹用《春秋》的所谓“微言大义”来评点《水浒传》，以为施耐庵处处用“春秋笔法”责备宋江。例如第21回，宋江杀了阎婆惜之后，与弟弟宋清逃难出门，临别时“拜辞了父亲，只见宋太公洒泪不住，又分付道：
你两个前程万里，休得烦恼。”这本是一般的叙写父子离别，并无深意。圣叹却批道：
无人处却写太公洒泪，有人处便写宋江大哭。冷眼看破，冷笔写成，普天下读书人，慎勿谓《水浒》无皮里阳秋也。
接着写宋江兄弟“分付大小庄客，早晚殷勤服侍太公，休教饮食有缺”。这也是无甚深意的一般叙述，圣叹却又批道：
人亦有言：养儿防老。写宋江分付庄客服侍太公，亦皮里阳秋之笔也。⑤
也就是春秋笔法，责备宋江不孝。金圣叹这样处处深求《水浒》的“微言大义”
，把施耐庵恭维宋江之处，都看作是春秋笔法，都是痛骂宋江，穿凿附会，简直同理学先生一样迂腐。因此，胡适说：“圣叹常骂三家村学究不懂得‘作史笔法’，却不知圣叹正为懂得作史笔法太多了，所以他的迂腐气比三家村学究的更可厌!”
既然金圣叹的批语，有如此迂腐的理学气和八股气，故亚东出版的新本《水浒》便全部删掉，让读者直接去看《水浒传》，而不必去看金圣叹脑子里悬想出来的什么《水浒》的“作史笔法”；使读者直接去欣赏研究《水浒传》的文学，而不必去管17世纪八股选家的什么“背面铺粉法”和什么“草蛇灰线法”!
对于金圣叹腰斩《水浒传》，为功为罪，也有过许多争论，至今评价不一。胡适于此也作过入情入理的分析。他一方面从文学的角度，充分肯定金圣叹能够看出《水浒》70回以下文字远不如前半部，这种文学眼光，在古人中很不可多得。作为文学家的金圣叹，是绝顶聪明的，了不起的。所以胡适说：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对金圣叹“一分为二”（2）
这三百年中，70回本居然成为《水浒传》的定本。平心而论，70回本得享这点光荣，是很应该的。
另一方面，胡适又从时代的角度，探究了金圣叹腰斩《水浒传》的社会原因和思想原因。他指出：圣叹生在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般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得强盗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圣叹又亲见明末的流贼伪降官兵，后复叛去，遂不可收拾。所以他对于《宋史》候蒙请赦宋江使讨方腊的事，大不满意，故极力驳他，说他“一语有八失”。所以他又极力表彰那没有招安以后事的70回本。其实这都是时代的影响。
胡适的这种分析，是基本上符合金圣叹的思想和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形的。金本《水浒》的第三篇序，末署“皇帝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五日”。金圣叹删改《水浒传》成功大约就在这一年，即公元1641年。正是这一年，曾经“伪降官兵”的张献忠，攻陷襄阳，杀掉襄王朱翊铭；李自成攻陷洛阳，杀掉福王朱常洵，歼灭明王朝官军主力十多万人；下距李自成攻克北京仅三年。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
下，金圣叹怀着“当世之忧”，⑥删去了《水浒传》的70回以下写招安的内容；
并且自己编造了卢俊义“惊恶梦”一段文字，叙述卢俊义梦见一个自称“嵇康”
的人来收捕，他力弱被擒，宋江等一百七人假行投降，希保卢的性命。紧接着，金圣叹这样写道：
只见那人(按，指嵇康，实影张叔夜)拍案骂道：万死狂贼，你等造下弥天大罪，朝廷屡次前来收捕，你等公然拒杀无数官军，今日却来摇尾乞怜，希图逃脱刀斧!我若今日赦免你们时，后日再以何法去治天下?况且狼子野心，正是信你不得!
于是把一百零八个好汉，一齐处斩了。卢俊义惊醒时，看见堂上有一匾额，大书“天下太平”四个字。金圣叹又在这里自批道：“不朽之论，可破续传招安之谬”；又多次批说是什么“真正吉祥文字”。这段“惊恶梦”本来是金圣叹杜撰的情节文字，他却又用自改自批的惯技，振振有词地指责说：
后世乃复删去此节，盛夸招安，务令罪归朝廷而功归强盗，甚且至于裒然以忠义二字而冠其端，抑何其好犯上作乱，至于如是之甚也哉!⑦这就表明，金圣叹的腰斩《水浒》，是不赞成招安，他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正是有感于时世而发的“当世之忧”。因此，胡适说，“不懂得明末流贼的大乱，便不懂得金圣叹的《水浒》见解何以那样迂腐”。这样从时代，从社会斗争的背景里，来探寻文学见解的根源，应该说是相当有见地，相当深刻的。
胡适却也中过金圣叹的圈套，相信圣叹确有一种70回的“古本”，并多方面为圣叹假托的所谓“古本”辩护。⑧后来，鲁迅、俞平伯、李玄伯等人，都不赞成胡适的意见，论定金圣叹并没有什么“古本”，他只是依据百回本截去后30回，故70回本乃最晚出的本子。胡适倒还虚心，承认了假设有古本的错误，修正了自己的结论，⑨表现出一个学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可贵品格。
①　金圣叹曾经评点并删改过《水浒传》和《西厢记》。本节对金批《水浒》，主要从胡适的评价来写，笔者也难免有所是非，但并非对金圣叹的小说理论作全面评价。
②　《水浒传考证》，见《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三，第81至82页。本节下面凡引此文文字，皆不另注。
③　鲁迅对金圣叹也有类似的批评。在《谈金圣叹》一文中，他说：“清中叶以后的他的名声，也有些冤枉。他抬起小说传奇来，和《左传》《杜诗》并列，实不过拾了袁宏道辈的唾余；而且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这余荫，就使有一批人，堕入了对于《红楼梦》之类，总在寻求伏线，挑剔破绽的泥塘。”(《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卷第527页)与胡适的见解可说是不约而同。
④　金圣叹的《读第五才子书法》里说：“《水浒传》有许多文法，非他书所曾有。”共列举了15种，其名目如次：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粉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不省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横云断山法，鸾胶续弦法。金氏于每法都有解说，并举例说明。这种种法，显然受当时八股文作法的影响；评点中也有不少形式主义的东西。
但金圣叹有较敏锐的艺术感受力，有时也不乏警策动人之处。
⑤　见《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3月版，上册，第357页。
⑥　金圣叹在所作《水浒传》的第二序里，以《春秋》的微言大义，说施耐庵题其书曰《水浒》，是对宋江等“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也”；因此，圣叹删去李贽所加的“忠义”二字，并说：
削忠义而仍水浒者，所以存耐庵之书其事小，所以存耐庵之志其事大。虽在稗官，有当世之忧焉。后世之恭慎君子，苟能明吾之志，庶几不易吾言矣哉。
⑦　参看《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第70回总评，及最末一段正文及夹评。中州古籍版，下册，第1113页，第1123～1124页。
⑧　参看《水浒传考证》及《水浒传后考》，见《胡适文存》卷三，第115～131页；第171～177页。
⑨　参看《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五，第613～624页及654～657页。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开创“新红学”（1）
胡适的小说考证，对《红楼梦》用力最多，成绩最突出，影响也最大。①他由考证《红楼梦》而开创了一个“新红学”派。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从清朝乾隆中叶(18世纪60年代)《石头记》抄本问世开始，便有与曹雪芹同时的“脂砚斋”②评阅批点；到本世纪20年代初，约一百六七十年间，许多人喜爱评点和考证《红楼梦》，以致形成了一种专门的所谓“红学”，后来一般人称之为“旧红学”，以区别于胡适一派的“新红学”。这种旧红学，有的保存了著者曹雪芹及《红楼梦》创作情况的一些重要材料或线索，有的包含着很有见地的评论与赏析；但大多是主观的臆想与附会。例如，旧红学中影响很大的索隐派，以穿凿附会、烦琐考证的方法，探索《红楼梦》所“隐”的是何人何事：有的说是写清世祖与董鄂妃的故事；有的说是写纳兰成德家事；有的说是“康熙朝的政治小说”。虽然具体说法不一，却都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迷宫。试以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③为例，开卷即说：
《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于是，他根据这个假设，比拟引申，以为“红”影“朱”姓，“石头”指金陵，以“贾”斥伪朝，以“金陵十二钗”影指仕清的江南名士：林黛玉影朱彝尊，因为绛珠仙子的“珠”与“朱”谐音，黛玉所住潇湘馆比附朱彝尊的号“竹”；王熙凤影余国柱，因为“王”为“柱”字偏旁之省，“”字俗作“国”，故熙凤之夫曰“琏”，即二“王”字相连也；史湘云影陈维崧，因为陈字其年，号迦陵，史湘云所佩的金麒麟，当是“其”“陵”二字之借音；……诸如此类。蔡先生说，他用的是“三法推求”，“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④其实也完全如胡适所说的是猜笨谜，只不过是很认真的猜笨谜，很认真的烦琐考证与附会罢了。
胡适考证《红楼梦》，首先向旧红学挑战，指出他们都走错了道路：
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⑤要真正了解《红楼梦》，就必须首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而第一个来打破这种《红楼梦》谜学的，就是胡适。
他从考察《红楼梦》作者的身世入手。《红楼梦》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曹雪芹，但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大家又都不很清楚。从袁枚的《随园诗话》起，便一直误认雪芹为曹寅的儿子。⑥胡适为此费了不少工夫。
1921年3月，他作《红楼梦考证》初稿时，对曹氏的家世也知之甚少。他也相信袁枚的话，以曹寅为曹雪芹之父。4月间，他在学生顾颉刚、俞平伯的帮助下，⑦查得了《江南通志》、《八旗氏族通谱》、《曹楝亭全集》等许多材料，得知曹家祖孙三代四人，相继都做“江宁织造”，长达58年，在任上办过四次接驾(招待皇帝)的阔差事，正是“天恩祖德，锦衣纨”，荣华富贵极了，与《红楼梦》描写的贾府颇相符合。而对袁枚的话也开始有所怀疑，但仍疑信，以为曹寅是“老年得子”，故对雪芹“宠爱之极”，取名字也搞点特殊化。⑧
5月的一天，胡适在京师图书馆翻查《楝亭书目》。有位张中孚先生告诉他，说杨钟羲的《雪桥诗话》里有关于曹雪芹的事迹。⑨胡适于是向单不广先生借到《雪桥诗话》及《续集》，果然查得：
敬亭(按，清宗室敦诚字)……尝为《琵琶亭传奇》一折，曹雪芹()题句有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雪芹为楝亭通政孙，平生为诗，大概如此，竟坎坷以终。敬亭挽雪芹诗有“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之句。⑩
这条材料实在重要，由此得知曹雪芹名，是曹寅的孙子。胡适查得此条，否定了袁枚的误记，也推翻了自己原来的许多假设，却使他感到“狂喜”不已。
后来他又得到《八旗诗钞》(即《熙朝雅颂集》)和《八旗文经》，从敦诚敦敏的赠诗中，得知雪芹晚年贫穷潦倒、纵酒狂歌的境况，及其他许多材料。这年的11月，胡适便写成《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考定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之孙，曹之子，生于极富贵的家庭，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但后来“大概因亏空得罪”，家被抄没；《红楼梦》是他在破产倾家之后的贫困境况下做的，止80回。据此，胡适便得出了《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这一结论，他说：
《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甄贾两个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
这个“自叙传”说，是新红学派的一个根本性观念。初提出来的时候，读者囿于旧说，多不大信服。经过胡适与顾颉刚、俞平伯诸人艰苦深入的考证，搜集了大量实际可靠的材料，考定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确与书中的贾府宝玉“绝似”，也符合《红楼梦》开卷的“作者自云”及“石头”所说的一番话；而书中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也确有曹雪芹及其家庭的影子。因此，对于索隐派牵强附会的各种臆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鲁迅当年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便屡引胡适的考证，来批驳索隐派的谬说，并充分肯定胡适的“自叙传”说，指出：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开创“新红学”（2）
然谓《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实最先，而确定反最后。……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没；晚出全书，乃高鹗续成之者矣。
对于续作者高鹗，胡适也结合《红楼梦》的续书及版本问题，进行了考证。起初，他从俞樾的《小浮梅闲话》里，看到张问陶的《船山诗草》中《赠高兰墅鹗同年》一诗，有“艳情人自说红楼”的话，诗题下有注云：“《红楼梦》80回以后俱兰墅所补”。又从《郎潜纪闻二笔》得知高鹗后来中了进士。他便去查高鹗的履历。那时，他还不知道有历科《进士题名碑录》一类的书，便托顾颉刚到国子监去，在那高大如林的许多“进士题名碑”里，居然查找到了：高鹗是镶黄旗汉军人，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科进士，殿试第三甲第一名。后来又为“侍读”、“御史”、“刑科给事中”等官，算是爬上去了的。
据乾隆年间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记述关于《红楼梦》流传的情况：
乾隆庚戌秋，杨畹耕语余云：“雁隅以重价购抄本两部，一为《石头记》80回，一为《红楼梦》百廿回，微有异同，爱不释手，监临省试，必携带入闱，闽中传为佳话。”时始闻《红楼梦》之名，而未得见也。壬子冬，知吴门坊间已开雕矣。兹苕估以新刻本来，方阅其全。
壬子是乾隆五十八年(1792)年，百廿回的《红楼梦》已有刻本。可以肯定高鹗续作《红楼梦》是在他中进士之前。胡适当时并未见到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但他自藏的《红楼梦》程乙本，有高鹗的一篇序，写于乾隆辛亥(1791)年。据此，胡适断定他续补《红楼梦》“工既竣”的时候，尚未中进士，处在“闲且惫矣”的境况。正因为如此，他才与曹雪芹的萧条之感大致相通，续作的后40回也就能基本上贯彻曹雪芹的创作意图，写成了一个大悲剧的结束。胡适对此大加赞赏，说：
我们平心而论，高鹗补的40回，虽然比不上前80回，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
他写司棋之死，写鸳鸯之死，写妙玉的遭劫，写凤姐的死，写袭人的嫁，都是很有精彩的小品文字。最可注意的是这些人都写作悲剧的下场。还有那最重要的“木石前盟”一件公案，高鹗居然忍心害理的教黛玉病死，教宝玉出家，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这一点悲剧的眼光，不能不令人佩服。
我们试看高鹗以后，那许多续《红楼梦》和补《红楼梦》的人，哪一个不是想把黛玉晴雯都从棺材里扶出来，重新配给宝玉?那一个不是想做一部“团圆”的《红楼梦》的?我们这样退一步想，就不能不佩服高鹗的补本了。
但是，从《红楼梦》的内容和文字来考察，后40回又有许多地方不符合曹雪芹原定的想法。俞平伯曾举出几条，如第31回的回目“因麒麟伏白首双星”，确是可疑，史湘云后来似乎应该与贾宝玉做夫妇，但后40回全无照应。胡适很赞赏俞平伯的见解。他自己也举出小红的无结果，香菱的好结果，凤姐的下场，都与前80回里曹雪芹所暗示的创作意图不相符合。最突出的是贾宝玉的结果，本书开篇明说“一技无成，半生潦倒”，又说“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岂有“兰桂齐芳”
之理?而“悬岩撒手”难道就是出家成仙?胡适把这些版本文字上的问题，同续作者高鹗的身世境遇联系起来考察，指出：
写贾宝玉忽然肯做八股文，忽然肯去考举人，也没有道理。高鹗补《红楼梦》时，正当他中举人之后，还没有中进士。如果他补《红楼梦》在乾隆六十年之后，贾宝玉大概非中进士不可了!
对高鹗的续书，胡适既肯定其核心部分保存的悲剧结局，又批评其“兰桂齐芳”
、“贾家延世泽”等庸陋之见，分析颇有见地；而且与那时鲁迅等一些人士的看法，简直是不谋而合，或者竟是相谋而合了。
对《红楼梦》的版本，胡适也作过一些考证。他对80回本与百二十回本的分析，对程伟元二次排印本的评断，都比较中肯。但对《红楼梦》的各种原抄本，他那时还缺乏感性认识。因此，当看到上海有正书局石印的“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即戚本)，“已有总评，有夹评，有韵文的评赞”，他就误以为是“很晚的抄本，决不是原本了”。他根本没有想到，《红楼梦》的原本，竟是有评注的。
因为不识货，后来，他几乎错过了收买脂砚斋甲戌本的好机会。胡适自记这件事的经过说：
去年(1927)我从海外归来，便接着一封信，说有一部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愿让给我。我以为“重评”的《石头记》大概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竟没有回信。不久，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藏书的人把此书送到店里来，转交给我看。
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遂出了重价把此书买了。
这部乾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虽然是只存16回的残本，却是至今发现的《红楼梦》最早的抄本。其中朱笔细评，许多评语是其他本子所没有的，对于考证曹雪芹的身世和逝世时间，“脂砚斋”与作者的关系，《红楼梦》成书与修改的经过，及80回以后预定的结构或残稿情形等，都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开创“新红学”（3）
而在《红楼梦》版本史上，甲戌本更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胡适对此本作了一番整理和研究之后，发表了《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篇长文。其他研究者也相继运用甲戌本的材料获得新成果。从此，研究《红楼梦》的人都渐渐看到了旧抄本的重要，也开始懂得怎样识别旧抄“原本”了。后来，又陆续发现了“庚辰本”
、“甲辰本”、“靖藏本”、“杨藏本”等许多种抄本，使《红楼梦》的版本研究，开了一个新局面。
胡适曾经宣称，他考证《红楼梦》，要“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亚东图书馆的新式标点本《红楼梦》问世，便标志着“新红学”的正式成立。1923年，又有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一部著作出版，更加强了新红学的阵势。于是，新红学派以注重实际材料的新方法，“作者自叙传”的新观点，和“整理过的”《红楼梦》亚东新版本，对旧红学发动了全面总攻击，打破了各种穿凿附会的《红楼梦》谜学。从此，胡适派的新红学便取代了旧红学的地位，左右《红楼梦》研究达30余年，至今在海内外犹有相当影响。
至于这种新红学，是否“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得由红学专家们来评论。刚好著名红学家又是新红学大将的俞平伯先生，曾经有一段评论，他说：
近年考证《红楼梦》的改从作者的生平家世等等客观方面来研究，自比以前所谓红学着实得多，无奈又犯了一点过于拘滞的毛病，我从前也犯过的。他们把假的贾府跟真的曹氏并了家，把书中主角宝玉和作者合为一人；这样，贾氏的世系等于曹氏的家谱，而《石头记》便等于雪芹的自传了。这很明显，有三种的不妥当。第一，失却小说所以为小说的意义。第二，像这样处处粘合真人真事，小说恐怕不好写，更不能写得这样好。第三，作者明说真事隐去，若处处都是真的，即无所谓“真事隐”，不过把真事搬了个家而把真人给换上姓名罢了。
俞先生说的很在理。所谓“自叙传”说确有它“着实得多”的一面，它是从生平家世等客观方面考证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上符合《红楼梦》的实际情况，也大致符合文学创造的规律。因此，它与旧红学索隐派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自叙传”说又有偏向，也即“过于拘滞”，以致把艺术与生活混为一谈，抹煞了艺术典型化的特点和意义。因而新红学派虽然捣毁了旧红学索隐附会的迷宫，后来却也陷入了以《红楼梦》附会曹家人事的新迷宫；从旧的主观唯心主义烦琐考证的泥淖里爬出来，有时又往往栽进新的主观唯心主义烦琐考证的泥坑。胡适后来甚至还把《儒林外史》杜少卿兄弟家世的材料，当作吴敬梓及其家世的材料，塞进了他所撰的《吴敬梓传》和《吴敬梓年谱》，这就完全混淆了艺术典型与真人真事的界限，“自叙传”说大约也发展到极至了。
①　从1921年的《红楼梦考证》始，到1962年2月逝世前四日写的《红楼梦问题最后一信》止，胡适一生共写有关《红楼梦》的考证研究文章书信，共约15篇，计10万余字，差不多占了他的小说考证文字的四分之一。他所开创的新红学派在红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更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抹煞的事实。
②　“脂砚斋”是何人?与曹雪芹是什么关系?近人看法颇多歧异。胡适的说法也前后不一，拿不定把握。最初，他认为：脂砚斋是同雪芹很亲近的“同族的亲属”，或“亲信朋友”；后来又说，“脂砚斋即是那位爱吃胭脂的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到了晚年，胡适又回到了原先的看法，说脂砚斋是曹雪芹的“最亲信的朋友”。
《胡适口述自传》关于“新红学的诞生”一节，有唐德刚先生的一段按语，说“适之先生始终认为‘脂砚斋’是作者曹雪芹本人”(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1页)。这话自然是未曾细检胡适论《红楼梦》诸文所致。
③　《石头记索隐》，原载1916年《小说月报》第7卷第1至6期，后于1917年9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④　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说到他的“三法推求”：
……知其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于是以湘云之豪放而推为其年；以惜春之冷僻而推为荪友；用第一法也。以宝玉逢魔魇而推为允；以凤姐哭向金陵而推为余国柱；用第二法也。
以探春之名与探花有关，而推为健庵；以宝琴之名，与孔子学琴于师襄之故事有关而推为辟疆；用第三法也。然每举一人，率兼用三法或两法，有可推证，始质言之。其他若元春之疑为徐元文，宝蟾之疑为翁宝林；则以近于孤证，姑不列入。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9月1版，第69页)
⑤　《红楼梦考证》1921年3月初稿，载同年5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初排本《红楼梦》。同年11月改定稿，载1922年5月亚东初排本《红楼梦》再版；并收入《胡适文存》，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出版。引文据1926年8月9版，卷三，第185页。
⑥　袁枚《随园诗话》卷二，有一条记云：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开创“新红学”（4）
康熙间，曹练亭(按，当作楝亭)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人问：“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借此遮目耳。”素与江宁太守陈鹏年不相中。及陈获罪，乃密疏荐陈。
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
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
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
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9月2版)
⑦　胡适考证《红楼梦》，曾得顾颉刚俞平伯的帮助。他在口述自传时也曾说到：
在寻找作者身世这项第一步工作里，我得到了我许多学生的帮助。这些学生后来在“红学”研究上都颇有名气。其中之一便是后来成名的史学家顾颉刚；另一位便是俞平伯。平伯后来成为文学教授。这些学生——尤其是顾颉刚——他们帮助我找出曹雪芹的身世。(《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243页)
他们当年为此曾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后由赵肖甫辑为《考证红楼梦三家书简》，连载于1943年至1944年上海沦陷时期文化界印行的《学术界》杂志。分2编：上编为胡适与顾颉刚的通信，共27封；下编为胡适与俞平伯的通信，共登出17封，似未完。1943年8月《学术界》开始刊登这些书信时，有编者的按语，录如下：
在过去20余年考证《红楼梦》的工作中，胡适之顾颉刚俞平伯三位先生，自居于极重要的地位。这三个人，于考证工作进行之际，相互讨论商榷，极为密切。其间书翰往还，数不在少。我们可在这些书翰中，见出三家治学论证的方法，其重要性，有过于考证之结果者。兹由赵肖甫先生搜集三家讨论《红楼梦》书札，检付本刊，以飨读者，实深欣幸。(《学术界》第1卷第1期。)
这些书简多作于1921年4月至9月间，充分说明在用新方法考证《红楼梦》的初期，他们师生是通力合作的，胡适得到顾颉刚的帮助尤多。
⑧　1921年5月，胡适在天津图书馆查阅《楝亭全集》，于《文钞》卷中得许多重要材料，可考定曹寅生平、曹家禄田所在及康熙南巡等事，与《红楼梦》所叙相符。又见《诗别集》卷中，《辛卯三月二十六日闻珍儿殇，书此忍恸，兼示四侄寄东轩诗友》三首之二有“承家望犹子”诗句，以为“曹寅当时年老无子，故曹承继为后；曹已立为嗣之后，曹寅又生子，此子疑即是雪芹，因为老年得子，宠爱之极，故打破侄辈从‘页’的单名例，而取名‘天佑’”。参看《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上册，第29～34页。按，曹是寅之子，非嗣子；其嗣子为曹，是曹寅去世后过继的，即雪芹的父亲。而“天佑”，应为曹之子，非寅子，亦非雪芹。（三版改注)
⑨　参看《胡适的日记》上册，第40页。
⑩　此条材料，原见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六，第23页。胡适曾摘抄在1912年5月20日的日记里。见《胡适的日记》上册，第59页；后又引用在《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里，见《胡适文存》上海亚东9版，卷三，第212页。
　胡适关于《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说，多年来影响很大，或赞扬、吹嘘，或批判、打倒，各走极端，都不符合实际，都不公允。我们应该作一点历史的分析。一方面，胡适在考得曹雪芹“半生经历，绝似石头”(鲁迅语)以后，才得出结论说：
《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懂得这个道理，便知书中的贾府与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胡适文存》卷三，第219页)
所谓“自叙传”，也就基本上是这“底本”与“影子”的说法，与今天所说的“模特儿”及“生活原型”的意义大致相同，是对生活和艺术关系的正确理解。因为有扎实的事实材料作根据，所以“自叙传”说便绝非索隐派毫无事实根据的随意附会所可比拟；而且对批判旧红学各种牵强附会的谬说，起到了摧陷廓清的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自叙传”说，在“底本”与“影子”说法的基础上，又将真理往前跨了半步，把艺术典型等同于生活原型，将作品中的人物与曹家一一比附，说：
《红楼梦》里的贾政，也是次子，也是先不袭爵，也是员外郎。这三层都与曹相合。故我们可以认贾政即是曹；因此，贾宝玉即是曹雪芹，即是曹之子，这一层更容易明白了。(《胡适文存》卷三，第224页)
这就混淆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否定了艺术典型化的意义，因此也就否定了艺术本身。胡适晚年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说了一些很不理解的话，恐怕与这一点也是分不开的。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4篇，清之人情小说”，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卷，第235至236页。
　这首诗见《船山诗草》卷十六辛癸集。曾由顾颉刚抄出寄给胡适，即《考证红楼梦三家书简》上编“三　答查得关于高鹗及曹寅的材料书”(1921年4月4日)，载上海《学术界》第1卷第1期，1943年8月出版。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开创“新红学”（5）
张问陶(船山)的《赠高兰墅鹗同年》一诗，作于嘉庆六年(辛酉，1801)九月，题下有注云：“传奇《红楼梦》80回以后，俱兰墅所补。”诗云：
无花无酒耐深秋，洒扫云房且唱酬。
侠气君能空紫塞，艳情人自说红楼。逶迟把臂如今雨，得失关心此旧游。
弹指十三年已去，朱衣帘外亦回头。
　转引自郭豫适《红楼梦研究小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45页。
（三版注）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到高鹗续书，也说：
其补《红楼梦》当在乾隆辛亥时，未成进士，“闲且惫矣”，故于雪芹萧条之感，偶或相通。然心志未灰，则与所谓“暮年之人，贫病交攻，渐渐的露出那下世光景来”(戚本第一回)者又绝异。是以续书虽亦悲凉，而贾氏终于“兰桂齐芳”
，家业复起，殊不类茫茫白地，真成干净者矣。(《鲁迅全集》第9卷第237页)
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又说道：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
无疑了。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然而后来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赫克尔(E．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鲁迅全集》第1卷第239页)
鲁迅的这些看法，与胡适的观点可以相参看。
　《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五，第565页。
　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存16回，线装四册，第1回有“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的话。甲戌是清乾隆十九年(1754)。此本为大兴刘铨福旧藏，1927年归胡适。1949年4月，胡适逃亡美国，便把甲戌本带到美国去了。1951年，胡适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摄成三套显微胶卷；1961年5月，胡适在台北“中央印制厂”自印，用朱墨两色影印，装四册，卷首有胡适所撰的“影印缘起”和跋。
　此文原载上海《新月》杂志第1卷第1号，1928年3月10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9月初版。
　魏绍昌的《红楼梦版本小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列有“《红楼梦》版本简表”，共三表，表一为“脂本”，列至今所发现的脂本共12种。读者可以参看。
　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原载香港《大公报》，1954年1月1日至4月25日；转引自华东作家协会资料室编《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1954年12月印行)第1辑，第27页。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与鲁迅的交往（1）
胡适与鲁迅，在五四时期，同属《新青年》团体，同是文学革命倡导人，又同在北京大学执教。当胡适考证小说时，鲁迅正教“中国小说史”一门课，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①因此，他们在这一方面也曾经有过许多交往。
那时候，他们各自出版了著作，总要互相赠送；看到了对方论著中精辟的见解，也总会热情地给予肯定和赞赏。胡适最先考证《水浒传》，从时代环境来分析金圣叹腰斩《水浒》的原因。鲁迅觉得很不错，便多次征引在自己的论著里，并肯定说：
至于金圣叹为什么要删“招安”以后的文章呢?这大概也就是受了当时社会环境底影响。胡适之先生说：“圣叹生于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般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强盗是不应该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这话很是。
就是圣叹以为用强盗来平外寇，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不愿听宋江立功的谣言。②
对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鲁迅也征引颇多，一再指出胡适的考证“最有力”
，对旧红学的各种谬误“已历证其失”。他特别赞扬胡适考定作者生平的成绩，说过去人们多不知道曹雪芹是何等样人，“现经胡适之先生的考证，我们可以知道大概了”；鲁迅还由此肯定胡适的“自叙传”说，“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
③
胡适对于鲁迅，一向怀着“最诚意的敬爱”。④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更是异常倾服，曾说：
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⑤
胡适做小说考证，也常常参阅征引鲁迅著作里的材料与观点。1922年5月，他作《三国志演义序》，还专于文末注明：“作此序时，曾参用周豫材先生(按，即鲁迅)的《小说史讲义》稿本，不及一一注出，特记于此。”可见“参用”的材料和见解亦不在少数。他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里，看到关于金圣叹并没有什么《水浒》“古本”的论断，觉得“很细密周到”，也很佩服，便详细引述了一千余字，订正了自己原来假设有“古本”的错误。
他们当年还互相借阅书刊，抄寄材料，或书信文稿往还，讨论切磋有关小说考证的问题。现存的鲁迅日记、书信及《胡适的日记》里，还留下了他们互相通信、访问、互赠书籍文稿等许多交往的情况，虽不一定说是文坛的什么佳话，却也颇饶兴味。⑥1921年，胡适做《西游记序》，还不知道《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只说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后来，鲁迅便帮助他搜集，并抄寄了关于《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许多材料给他。胡适留存北京的部分日记里，1922年8月14日便有这样的记载：
豫材送来关于《西游记》的材料五纸，信两纸，一并粘在下面。
现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仍保存着鲁迅8月14日致胡适的原信二纸，还附着鲁迅同月21日致胡适的另一封信，都是讨论《西游记》等小说的。⑦只是那五纸关于《西游记》作者事迹的材料，不知被什么人剪去，但胡适早已“转录”在他后来做的《西游记考证》里了。⑧
胡适考证小说，喜欢收集好的版本；“孤本秘集”，轻不示人。就在这年6月，他得到了一部《京尘杂录》，是清代杨懋建(掌生)的笔记四种，光绪年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其中第四种《梦华琐簿》，记有《品华宝鉴》及其作者陈森的事迹颇详细。鲁迅讲小说史正需要这方面的材料，故在给胡适的信中说：
同文局印之有关于《品花》考证之宝书，便中希见借一观。
看鲁迅的大面子，胡适也慨然允诺，把这“宝书”及其他有关的“许多书”，都借给了鲁迅。⑨
胡适最先考证的是《水浒传》，但他写《水浒传考证》和《后考》时，尚未见到百二十回本的《忠义水浒全书》。1921年，日本的青木正儿先生替他从京都图书馆藏的一部中抄了回目和序例，他才得知这部书的大概。直到1924年，胡适才买到一部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恰恰又是鲁迅给他介绍推荐的。这年春节前后，鲁迅的好友齐寿山，买到一部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齐先生的本家另有一部，版本更清楚，要卖50元。齐寿山问鲁迅要不要。当时鲁迅正买西三条的住屋，又要改建，又过春节，手头相当紧。他知道胡适正缺少这个版本，便写信推荐。胡适自然很高兴，立即回信，花45元买下了这部百二十回本的《忠义水浒全书》。⑩
上述种种交往告诉人们，在“五四”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胡适与鲁迅在学术上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借鉴，有时也切磋辩难，修正错误，表现出一种学者应具的良好风尚。鲁迅曾对友人说：“胡适之有考证癖，时有善言”。直到30年代，他批评过胡适依附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态度，而对胡氏的小说考证，却从来没有一概否定过。1934年，鲁迅最后一次改定《中国小说史略》，还根据新出的《胡适文选》所收有关《红楼梦》的考证文章，改定了曹雪芹的生卒年及有关论断；又通知日本友人增田涉照样订正《小说史略》的日译本。这虽然是后话了，却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以后的鲁迅对胡适小说考证的一个实际评价。他并不因人废言啊。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与鲁迅的交往（2）
①鲁迅于1920年8月起，应聘为北京大学国文系兼任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
；同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又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23年10月)任讲师，授“中国小说史”。其讲义《中国小说史略》上卷，于1923年12月由新潮社出版；下卷于1924年6月仍由新潮社出版。②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卷，第325页。《中国小说史略》“第15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也引述过胡适的这一论断，见上书第147页。
③参看上书第9卷，第234～236页、336～338页。
④参看胡适1929年9月4日致周作人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541～543页。
⑤《白话文学史自序》，载《白话文学史》卷首，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6月出版。又收入《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9月初版；引文见亚东3版，卷八，第989页。
⑥据《鲁迅日记》所载，自1921年1月至1924年9月(缺1922年日记，仅有部分节抄的断片)，鲁迅与胡适的交往中，计：
胡适致鲁迅信12封(1921年1月3日至1924年9月2日)。
鲁迅致胡适信14封(1921年1月3日至1924年8月13日；其中二封见于《胡适的日记》和《鲁迅书信集》)。
胡适送鲁迅的书刊：《读书杂志》、《西游记考证》、《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鲁迅送胡适的书：《中国小说史略》、《呐喊》。
⑦鲁迅致胡适的这两封信，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下册，第427～428页；又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410～414页。
⑧参看《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四，第84～89页。
⑨同注⑦。
⑩参看鲁迅1924年2月9日致胡适信，《鲁迅全集》第11卷，第423页；及鲁迅1924年2月9日、11日、16日，4月12日日记，同上书第14卷，第487、493页。
见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十五　杂谈著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6月版，1977年重排本，第52页。
参看鲁迅1934年5月24日、29日、31日致杨霁云信，载《鲁迅全集》第12卷；及同年5月31日致增田涉信，载上书第13卷。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考据癖”的乐趣（1）
小说考证伊始，胡适便夫子自道，说自己有点“考据癖”，爱做一点半新不旧的考据文章。故人们也戏称胡氏为“考据癖”。
考据之学，盛行于清代乾嘉年间。主要包括文字、音韵、训诂、校勘及古书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它注重事实的考核，例证的归纳，根据可信的材料作出结论，讲究实事求是，无证不信，故又称考证学。胡适曾经总结清代学者的这种治学方法，从中归纳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①又把这种方法用之于小说研究，既吸取了清儒治学的经验，又是胡适自己的一种创造，使中国传统小说的研究开了一个新局面。
考证文章多半难免枯燥；做考证文章，自然更加枯燥乏味。然而，在书山学海里跋涉，自有一番读书人的苦趣；每有所得，更别有无穷乐趣。二三十年代的胡适，考证小说确也有点癖，熬了许多夜，吃了许多苦，也从中获得许多乐趣。
胡适曾有“吴谜”之称，对于安徽的文人，特别崇仰做《儒林外史》的吴敬梓。
为了表彰乡梓的这位白话文学先驱，胡适在1920年4月间作了一篇《吴敬梓传》，开头便说：
我们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也不是姚鼐，是全椒县的吴敬梓。②
由于当时掌握的材料太少，只好拿《儒林外史》来充篇幅，吴敬梓的生平行状反而语焉不详。胡适心里觉得很遗憾，便注意访求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等遗著。直到第二年，北京的带经堂书铺方才替他找到了《文木山房集》。“吴谜”十分高兴，便又用这集子做底本，参考别的材料，为吴敬梓做了一个年谱。前记中说：
古来的中国小说大家，如《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的作者，都不能有传记：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最不幸的事。现在吴敬梓的文集居然被我找着，居然使我能给他做一篇一万七八千字的详传，我觉得这是我生平很高兴的一件事了。③
这篇年谱是1921年冬天做的。一万七八千字，前后三天便写成了；而且其中两天有课，一天有会。如此迅速，“吴谜”也颇能满意了。但中间却也有一点小艰难。胡适从《全椒县志》里，先查到了吴敬梓的曾祖吴国对，依次寻出国对弟兄四个进士，又查得敬梓的高祖吴沛，父亲吴霖起；只有敬梓的祖父，却怎么也考查不出来。这样，吴家的“世系”便缺了重要的一环，做不完全。胡适心里迷着放不下，便与他的朋友高一涵谈起，得到了一点线索；于是，他又去查《耆献类征》，在卷一百十五有陈廷敬所作的《吴国对墓志》，从中果然查得国对的三个儿子，长子吴旦，便正是霖起的父亲，敬梓的祖父。“吴谜”觉得这是“今年最得意的一件事”!便连夜增写吴氏“家世”一部分，修改完成了《吴敬梓年谱》。④
胡适考证《红楼梦》，也到了有点“迷”的程度。1921年5月间，他从单不庵处借得《雪桥诗话》及《续集》，8月里又买得《八旗诗钞》和《八旗文经》，考出了曹雪芹家世生平的几件重要事情，胡适自然很高兴。特别是其中所载曹雪芹与好友敦诚、敦敏的赠答诗，实在是考证雪芹生平的重要材料。11月，他便写成了《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但是，胡适还是觉得不满意。虽然《雪桥诗话》的作者杨钟羲先生说，他的记载是根据敦诚的《四松堂集》，但毕竟是后人撰述，属于“转手的证据”。只有找到《四松堂集》，才算是同时代人最可靠的直接证据。
于是，胡适拜托北京、上海两处的书店和友人，千方百计地搜寻《四松堂集》。
寻了许久，竟毫无《四松堂集》的影子。到1922年，胡适差不多已经绝望了。有一天，忽然有个书店的伙计送一部书来，说“《四松堂集》找着了!”胡适喜出望外，打开来一看，却原来是一部《四松草堂集》!不几天，又有人来对胡适说，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一部《四松堂集》。胡适说，“恐怕又是四松草堂罢?”那人回去一看，果然又弄错了。
4月19日，胡适去北大上课。松筠阁书铺的伙计送了一部书到他家门房里，竟是一部货真价实的《四松堂集》，而且是一部难得的写本!胡适怀着欣喜之情，记下了他初见此书的情景：
我从大学回家，看见门房里桌子上摆着一部退了色的蓝布套的书，一张斑剥的旧书笺上题着“四松堂集”四个字!我自己几乎不信我的眼力了，连忙拿来打开一看，原来真是一部《四松堂集》的写本!这部写本确是天地间惟一的孤本。因为这是当日付刻的底本，上有付刻时的校改，删削的记号。最重要的是这本子里有许多不曾收入刻本的诗文。凡是已刻的，题上都印着一个“刻”字的戳子。刻本未收的，题上都帖着一块小红笺。题下注的甲子，都被编书的人用白纸块帖去，也都是不曾刻的。——我这时候的高兴，比我前年寻着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时的高兴，还要加好几倍了!⑤这部《四松堂集》，不仅包括有《雪桥诗话》里所采用的全部诗文资料，另有两首未刻的诗，是考证曹雪芹生平的重要史料。胡适得此宝书，以为是“近来最得意的事”。他怕书店敲竹杠，便立即翻读，并抄记下了其中有用的许多材料。过了两天，蔡元培先生又给他送来一部《四松堂集》的刻本，是托人向徐世昌的“晚晴诗社”借来的。胡适把两本一对照，果然写本上没有“刻”字的，刻本里都没有，由此证明写本的确格外可贵。⑥而胡适搜求《四松堂集》，寻了一年多，忽于三日之内，两个本子一齐到手，真可套得上小说家说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于是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⑦向大家报告得到《四松堂集》的收获和喜悦。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考据癖”的乐趣（2）
此外，胡适在考证过程中，常常有意外的发现，意外的乐趣。如偶读《三遂平妖传》，看到卷首有“灯花婆婆”的致语，因此证明周亮工所说那有罗氏致语“灯花婆婆”的《水浒传》，乃是《平妖传》之误，打破了三百年来的疑团，当然足称“快事”。⑧又考蒲松龄的生年，从蒲本人为元配夫人刘氏所作的《行实》等材料，证明蒲松龄只活了76岁；若依误传的86岁说，则松龄11岁定婚之时，他的妻子刘氏还没有出世哩，岂不是大笑话吗?⑨语云：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胡适读书做学问，堪称勤奋，刻苦而不以为苦，而且常能从书山学海的跋涉中获得乐趣。这对一个忠诚的学人来说，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慰藉。他二三十年代，致力于整理国故，考证小说，尽管也有错失，后人看去也难免有浅薄之嫌。但他的成绩却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而在学问方法方面，也能给青年人提供某些借鉴。他的勤奋治学，孜孜不倦，以学问为乐趣的精神，堪为学人楷范。
①　见《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二，第241～242页。
②　《吴敬梓传》，《胡适文存》，卷四，第225页。
③　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四，第1～2页。
④　参看《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下册，第507、511～512页。
⑤　《跋红楼梦考证》(一)，见《胡适文存二集》，卷四，第171页。
⑥　参看《胡适的日记》，下册，第320～323及325页。
⑦　即《跋红楼梦考证》(一)，原载《努力》周报第1期，1922年5月7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四。
⑧　参看《胡适的日记》，下册，第267页。
⑨　参看《辨伪举例——蒲松龄的生年考》，张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及胡适的跋，均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卷三，第323～332、393～402页。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问题与主义”之争（1）
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的新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求真理，搬取新的思想武器。各种新思想像潮水般涌进中国。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也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间开始传播。“五四”、“六三”以后，工人罢工，商界罢市，斗争日趋深入，马克思主义开始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而以《新青年》团体为中心形成的新文化统一战线，也开始发生分化。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①这便是统一战线开始分化的一个标志，也是胡适“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个回合”。②
胡适本来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在康奈尔大学时，他不仅有三分之一的学时选修政治、经济课程，对美国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很感兴趣，而且非常关注国内和国际政治，曾为中国的民主共和政治作辩护。但1917年回国时，他已被“逼上梁山”，走向了文学革命的道路。所以，他“打定20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③1918年底，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每周评论》，是一个谈政治的刊物，胡适也是创议人之一，但他只写过一点小说文艺之类的文字，不曾谈多少政治。第二年6月，因陈独秀被捕，胡适接编《每周评论》，于是他才有了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为什么呢?他自述说：
那时正是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④
因而就有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问世。这只是胡适的“政论的导言”。其中说了三点：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胡适的文章引起了李大钊、蓝公武等人的批评。当时，北京各学校正放暑假，李大钊离京到了昌黎五峰山。读到胡适的这篇文章，便立即挥笔，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反驳胡适的观点。李大钊公开声明自己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并且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中国的社会问题，必先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接着，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反驳李大钊等人的主张，并就“输入学理的方法”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但是，8月30日，《每周评论》第37号正在印刷的时候，北洋军阀政府的秘密警察突然光顾，查封了报纸，没收了财物，登在这一期上的《四论》也胎死腹中，只有少量报纸流传出来。于是“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也便中止了。
当年这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思想信仰各有不同，其实主要还是一种思想学术的研究和探讨，并非政治性质的分歧。
就胡适来看，他的第一篇文章，过分强调具体的实际问题，而抹杀了学说主义的重要性，在学理上是讲不通的。故文章的末尾又承认“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而且指出：
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这确是切中时弊之言。试想想“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主义”满天飞的情况，有些人“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不介绍这名词的函义”，扁还没有挂起来，便“空空洞洞的争”；⑤有些人则今天主张这种主义，明天又信仰那种主义，其实多是一知半解，赶时髦而已。所以李大钊在批评了胡适否定主义学说的缺点之后，“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
胡适是信奉实用主义的。他强调“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主张从实际出发，这自然是很正确的。但他基于实用主义，又否定“根本解决”的革命方法与道路，只宣传他那“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的改良道路，却是片面的以至错误的了，所以李大钊对他的批评便十分正确。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实用主义或自由主义者的分歧所在。李大钊还借用日本《日日新闻》的话，指出胡适与当时的陈独秀“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这就很切实地阐明了胡适当年思想的实质，既有反对宗法专制主义顽迷思想的积极革命方面，却也有抵制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面，正是自由主义者的两面性特征。
李大钊的文章，不仅表明了他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鲜明立场，而且也显示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注意理论与实际相合的趋向。他指出：
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在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势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用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问题与主义”之争（2）
在当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久，与中国社会的实际还相当隔膜，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言论文字也还相当幼稚，教条主义和空谈习气相当普遍。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的见解就显得尤其难能可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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