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会议期间，因他对非洲问题有深入了解，因此当了大
使的专员，但他却遭到上司的冷遇甚至不予置理。这位
大使既不愿意了解作为说明法国意图而必须采取的明确
观点的必要性，也不愿意抽点空儿熟悉一下他们带来的
一大包外交文件、特别是地理资料；他尤其对乍得湖表示
极大的轻蔑，说他在儿童时代的地图上从未见过有这么
一个湖。
“一听到儿童时代这个词儿，”阿诺托对我们说，“我
心里便琢磨起来，乍得湖正好是我童年时代的一个记忆，
而且由于读了《气球上的五星期》，这种记忆像一种固念
似地萦绕我的脑际。这种固念从我叫人起草的给外交部
的文件中体现出来了。凡尔纳对一个孩子能作到的事
情，对一个年纪较大的人兴许也能作到。于是，我连忙跑
去买了一本《气球上的五星期》。当晚，我对大使说，要是
他愿意读一读这本书，他大概晓得对乍得湖该采取什么
样的态度。翌日，他把书还给我了，纸页全已裁开，我终
于获胜了。就这样，凡尔纳在他的一生中又一次充当了
先驱者的角色，从第一部作品起便确定了法国在非洲的
疆界……”
6月19日，您的右耳之所以没响，那是因为再不要
相信这种预兆……
作家借助这次虚构的旅行，成功地将最重要的资料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这次虚构的旅行证实，文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传播知识的工具。当然，仅仅因为这样的一种观点，凡尔纳在很长时间里一直被认为是普及者，而不是文学家。现在，这种粗浅的评价难道不该改正么？难道我们不该感谢他突破在文学与科学之间人为地划定的这条界线么？
一位优秀的作家简直就是魔术师；小说家通过隐晦的巧妙手法，使我们相信他给我们叙述的事件的真实性。如果他在为我们设置的背景中，使我们产生如同观看他的人物的活动那样的印象，那他就算得上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
我们的这位作家善于创造使我们将纯粹虚构的事件当成真实这样一种如亲临其境的感受。在他的幻想作品中存在着某种“厚度”，这种“厚度”使他的这些作品不仅显得似乎真实，而且的确真实。这大概就是1863年的读者所产生的印象。当时的读者心里都这样揣摸，《气球上的五星期》所叙述的是否真的是一次确实作过的旅行？在国立图书馆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位叫勒费弗尔的先生写给赫泽尔的一封挺有意思的信，信中说：
有一件事使我挺感兴趣，而且我很想明确一下，因此
想请您给我提供一点对我非常有用的情况。
这是您出版的一部作品，题目叫《气球上的五星期》，
作者是儒勒·凡尔纳。我希望您给我明确一下，费尔久逊
博士是否真的乘坐气球飞越非洲上空……
有些严厉的批评家指责儒勒·凡尔纳的文体。他们只是从狭义上理解这个词儿。其实，儒勒·凡尔纳将主要精力过分集中于编排他所虚构的事件，有时未免出现某些疏忽，倘若他不是被迫完成他给自己安排的巨大工程，他满可以避免这些疏忽；吉约姆·阿波利内尔说过：“啊！儒勒·凡尔纳！多优美的文体！通篇只有名词。”这些疏忽并不足以反驳他的这种看法。
1864年大概发表了《地心游记》，8月12日，他给赫泽尔写了一封信。该信给我们表明，这部作品业已完成，因而询问须在何日交付印刷；但他仍在创作《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1864年4月25日，他的确给他的出版商写过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就这位出版商对这部作品的看法提出商榷：
亲爱的赫泽尔：
如果您哪怕稍许以为我不欢迎您的信，那也说明您
太不了解我了。我可以向您肯定，我一定重视这封信，因
为所有这些意见都是对的。我在描写这场极为幼稚的对
抗时，自己也感觉出来。我尚未很好控制自己，只作自己
愿意作的事情。写信给我的压根儿不是一位经理，而是
我最充分信任的一位朋友。况且，我向您重复一遍，我的
感觉跟您完全一样。我们要将这场决斗一笔抹掉；至于
这两个人的和解，我们让它更早一些发生，而不是在获救
之后，这未免太一般化了。我们还是等着瞧吧。可是咱
们别忘了，一位美国人和一位英国人的这种仇恨，是一位
非常典型的美国人与一位非常典型的英国人之间所产生
的仇恨，谁将第一个发现北极，这对任何一位都有好处。
从您的信中来看，我认为您大体上是同意哈特拉斯
的疯狂及其结局的。我对此感到异常高兴。这是最使我
伤脑筋的事，我看不出别的任何结尾方式，况且，我似乎
觉得，这或许就是事物的寓意所在。再说，如何将这位哈
特拉斯送回英国？他将在英国作些什么？很显然，他必
须在北极死掉，火山乃是他唯一合适的葬身之地。
关于这些，等您回来后我们再谈吧，我们一定会谈得很好。难道您会认为我在剪裁或重新安排的问题上过于执拗吗？在《气球上的五星期》一书中，我不是根据您的建议，忍痛地将“乔的叙述”这一大段删去了吗？
此外，亲爱的赫泽尔，我将向您披露我的全部心思。我根本不想当一个事件的安排者；因此，为了普遍的利益，我总是随时准备作出修改。我首先要当的是一位作家，这是您完全赞同的值得称道的雄心壮志。
关于我那正逐步有所改进的文体问题，您对我说了许多亲切而令人高兴的话。很显然，您所指的大概就是我竭力发挥的那几节描写性的段落。没任何东西能使我更为感动的了，因此，我坦率地向您承认，没有任何东西比您所表示的这样一种赞同更令我高兴的了。但正如您所说的那样，在我头脑中的某个角落里，我这样思忖，您是否在药丸上面涂了一层金箔？我向您保证，善良的、亲爱的经理，这上面根本没涂金箔。我非常顺当而又毫无准备他把药丸吞下去了。因此我想，您是否真的也对这位您称为作家而不是小说家的人感到满意？
如果我以激动的声音跟您谈起这些，您兴许会蹦跳起来，甚至将我轰出去；可是我却傻乎乎而又真诚地跟您说话。
我讲了这些，目的是要告诉您，我多么希望成为一位文体家，而且是一位严肃的文体家；这是我平生的宿愿；这您是了解的，当您在来信的开头给我谈起这些时，我便觉得自己的心房在怦然直跳……
我承认，小儒勒·凡尔纳的批评是非常有力的，因为，我毕竟主要是在为他而不是为他可尊敬的父亲进行创作。
1864年4月25日
于巴黎
我们惊讶地发觉，正当他整个儿泡在哈特拉斯的旅行和冒险时，他还能发表《地心游记》，而且还能酝酿另一部小说《从地球到月球》。
《地心游记》是1864年发表的，《从地球到月球》于1865年问世，而《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却到1866年才跟读者见面。如果说后一部作品主要是一部地理题材的小说，那么前两部却是属于另一种迎然不同的类型。如同我们说过的那样，第一部作品是按爱伦·坡的创作手法进行构思的，因而读者所体验的情感使我们想起《阿瑟·戈登·皮姆历险记》给我们唤起的情感。这段“过于奇特的旅程”大部分是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中进行的。在这个世界上，岩石是地质学范畴的岩石，水虽然是热的，但仍然是最为普通的水，不像察拉尔岛上的水那样呈现出各种鲜红的色彩！这种令人放心的气氛使我们毫无警觉地深入到一个怪异的环境当中。
主角是阿克赛。他是个“性格有点优柔寡断”的小伙子，和“他以德国人那样的热心而安静地恋爱着的”未婚妻格劳班一样，对离开汉堡的安乐窝，离开他那些庸俗的习惯缺乏热情。格劳班是个蓝眼睛素头发的女郎，“性格较为严肃”；命运恰好落在阿克赛头上，使他找到能辨读阿恩·萨克奴姗密码文件的钥匙，于是，她督促他去作这次荒诞的旅行。生性刚强而苛刻的格劳班确定了她那位踌躇不决的未婚夫的命运，对他说：“回来之后，你一定会变成一个真正的人，阿克赛。”S·维埃纳又把小说的这种传授宗教奥义的特点发挥了。
在他叔父黎登布洛克教授的带领下，阿克赛即将经历一系列考验。这些考验必将使他变得更加坚强。
皮姆在逆朝鲸号经受种种磨难之后，在简·居伊号上获得直至察拉尔岛的一段歇息时间。这块不同于任何陆地的土地成了一次奇异航行的出发点。这次航行把他带到很远的地方，直至遇着那位洁白的“披着面纱的人形”。阿克赛将从欧洲一个最大的海岛出发，但在我们这个现实世界中，这个海岛的巨大的深成运动使其内部变成“一个极其可怕的地方”。与一位脸色像死人一般的可怜的麻风病人相遇，并未能使极度悲怆的景色增添一点儿生气。攀登斯奈弗火山不但极其艰难，而且非常危险。
到达滥静得令人骇然生畏的火山口底部后，他必须钻进一条坑道深入到地球的深部。最后一次火山爆发时喷出的熔岩通过这条坑道冲开了一条通道：这不由得使人想到，是否还会再次发生火山喷发？接着出现的是极度疲劳和难以忍受的口渴。阿克赛感到厌倦，打算放弃他叔父的这项疯狂的计划。消沉过去了，他重新鼓起了勇气；他挥动镐头，幸运地凿穿一眼暗泉，喷出的泉水汩汩流淌，形成一条小溪；如今，他只要沿着这条小溪朝前走就是了；这时，阿克赛不由得喊了起来：“我们的计划没任何理由不能成功。”从这时起，阿克赛变成一个相当坚强的人，他将自己与这次疯狂的远征融为一体了。
阿克赛在这座地下迷宫里迷失了方向，一种新的考验在等待着他：他当作阿莉阿德尼线的这条小溪突然消失了。他忍受着最为可怕的死亡威胁，陷入绝对的暗黑之中，“整个儿被漆黑笼罩着。”正当他极度沮丧的时候，一种音响现象使他找到了在一个地下海岸边的同伴。
就这样，在经受了可怕的考验之后，阿克赛将能追溯世纪的源流，了解这个史前业已消逝的世界；更值得欣慰的是，他发现了亚当以前纪元的人类。
此后，他认为“一切合乎人情的东西都能成为现实，我忘记过去，我鄙视未来。”
这是一种幻觉，读者对此并不会产生怀疑，但这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他们所分享的是阿克赛的感受；他的思想、他的情感的起伏波动；他们所经历的恶梦跟他一样。现在没必要去揣摩，他给我们叙述的所有这些是否真实。在作梦的时候，谁说他所看见的不是一种真实的情景？在真实与想像之间存在恍惚的界限，只有在清醒的时候才变得明确。因此，我们被巫师催眠入睡了，我们经历了一场直至阿克赛经受最后一次考验才告结束的梦境。
在因斯特隆博利的火山喷发而冲向地面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过程中，他的勇气减退了，这是他叔父给他作最后一次教导的机会：“我认为，一个有意志的人，在他的心脏还在跳动、肌肉还在颤抖的时候，是不会失望的。”
他从景色阴沉的冰岛出发，在“地球上最迷人的一个地方，在西西里岛的碧空下”醒来。一直压抑着我们心胸的忧虑，就这样突然消散在阳光的璀璨之中。这也是我们这位英雄身上闪烁出来的光华。
在这次探察活动结束的时候，阿克赛征服了他的那位女郎，从而获得了报偿；格劳班将亲自证实这次完全的征服，“现在你是个英雄，你永远不会再离开我了，阿克赛。”这再不是一位出身小资产阶级的汉堡姑娘跟一个腼腆的年轻小伙子的平庸无奇的结合，而是两个经受过考验的颇有名气的人物的结合：阿克赛经受了可怕历险的考验，格劳班则经受情人不在身边的考验。
启蒙的目的难道不是要让接受启蒙的人经受各种考验，以锻炼他的灵魂，让他配得上他要征服的对象吗？那位起着印度宗教教师作用的性情怪僻的黎登布洛克教授在旅行结束的时候，在最后一次冒险的烦嚣声中，给他上了一堂关于毅力的课。
以阿克赛为主人公的这部小说，简明扼要地描述了我们的命运，深入浅出地说明了人类的忧虑。这种忧虑常常出现短暂的间歇，好让我们作出新的努力。当我们的努力将我们引入一个令人失望的死胡同的时候，当“黑暗”笼罩着我们的时候，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求助并委身于一个沉默的上帝。这种绝望的祈祷将产生一种最初的有益效果，并给了我们坚持下去所必需的勇气。
至于天意，它只是以一种暧昧的方式进行干预，给我们提供一个自救的机会。上帝不会搞乱它的意旨，但却允许我们利用这些意旨。堕入绝对暗黑之中的阿克赛，不是被一位神秘天使的突然出现，而是被一种自然的回声救出性命的；奇迹在于意外地觉察出这种回声。
马塞尔·莫雷将这部作品与维利埃·德·利尔一亚当的《克莱尔·勒努瓦》作了一个非常精细的比较。他重复了德鲁加尔先生的意见。按照这种意见，1867年发表的《克莱尔·勒努瓦》的第一版中的那位年迈的丹麦作家（1887年的版本中，将这位丹麦作家易名为比奥思·扎希奴姗），大概不是别人，正是《地心游记》的那份密码的作者阿恩·萨克奴姗，而这个名字又是根据出生在1663年的一位冰岛学者阿恩·马格奴栅稍作改变而来的。他由此得出结论说，“维利埃在修改《克莱尔·勒努瓦》于1887年再版时，肯定反复读过《地心游记》，”而且很可能将儒勒·凡尔纳经常使用的一个词儿“会喷火的人”用到他的这篇作品中。另一个证据是：同样的词儿出现在1887年初发表的莱昂·布卢瓦论述于伊斯芒斯的一篇文章中；而在那段时期，维利埃、莱昂·布卢瓦和于伊斯芒斯3人是每个星期日都要聚会的。德鲁加尔还指出说，维利埃曾写过一出戏剧，剧中的主要人物也象《地心游记》那样叫阿克赛。
马塞尔·莫雷在莱昂·布卢瓦的《绝望的人》和于伊斯芒斯的《反乎常理》中找到了儒勒·凡尔纳影响的痕迹；他得出结论说，于伊斯芒斯和他的两位聚餐伙伴“耳朵里经常听到《奇异旅行》的作者的名字。”
《气球上的五星期》使它的作者名声大震；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的这部新作必然进入所有的文社接受称赞或批评。对怪诞、甚至神秘的事物挺感兴趣的于伊斯芒斯、莱昂·布卢瓦和维利埃，必然会对一部包含着能回答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的征象的小说发生兴趣；他们在这个理智化的地下世界的气氛中和在虚幻的描述中，找到了与他们自己的那些被人类的忧虑缠绕着的作品所发生的共鸣。
关于地球呈空心球体的概念，虽然黎登布洛克教授只是认为我们这个圆球“部分地空心”，阿克赛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料，他记得：
一位英国船长的这种理论。这位船长将地球比作一
个空心球体，球体内部的空气因压力作用而发亮，而冥王
星和冥后星这两个星体在上面划出它们神秘的轨道。他
说的可是真的？
关于这位英国船长，我们在《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第24章：“冰川荒原”）找到克劳博尼博士所作的一些确切说明。这位船长大概就是“西尼斯船长。他建议汉弗莱·戴维、汉波尔德和阿拉戈去试一试这次旅行，但这几位学者都拒绝了。”
毫无疑问，儒勒·凡尔纳认为这种理论属于世界的这一点所引起的那些幻想之一；而且毫无疑问，这种理论所包含的诗意曾吸引过他，因而他在创作《地心游记》时立刻予以重复。
萨洛蒙在《文学知识》一书中指出过这样一件趣事：乔治·桑于1864年在《两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劳拉》的伪科学幻想小说，1865年又以单行本出版。这篇小说是“出于对矿物学的兴趣”而写成的，“除跟《地心游记》令人惊讶地相似之外，别无使人感兴趣的东西。”
S·维埃纳夫人敏锐地指出过这两部小说的亲缘关系，并且发觉，必须从启蒙主题方面去寻找《劳拉》和《地心游记》这种相似性的理由。事实上，启发这两位作家的灵感似乎是一致的。
这样便产生了这两位作家其中一个对另一个的影响问题。乔治·桑在1863年开始创作《劳拉》，1864年修改校样；儒勒·凡尔纳在1863年开始创作《地心游记》，1864年8月1日询问这部作品应在哪天交付印刷。由此可以看到，这两部小说都是在同一时期着手创作的。乔治·桑不可能了解《地心游记》和《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儒勒·凡尔纳也根本不可能读过《劳拉》。
倘若我们要寻找灵感的共同源泉，在赫泽尔那里不是可以找到吗？这位出版商跟乔治·桑的关系非常密切，赫泽尔与儒勒·凡尔纳之间的友谊虽然还没像后来发展成的那样亲密，但这种友谊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他们两人每天见面。此外，赫泽尔十分重视使他的这位被保护人利用他的朋友集团所能向他提供的学识源泉，而在赫泽尔集团的科学家当中有一位叫圣·克莱尔·德维尔，他在闲谈过程中，很可能暗示过达威和那位英国船长的理论；因此，乔治·桑和儒勒·凡尔纳的想象很可能利用了这个细节。
意味深长的是，《地心游记》和《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这两部小说几乎是同时构思的。一部以地理资料为依据，这些资料十分精确，就好像是从现实中复制出来的那样；另一部只是从幻想中获取灵感，克劳博尼博士曾经批判这些幻想。然而，这两部作品都是在一种不安和神秘的气氛中展开情节的。这种气氛暴露了作者相同的思想状态。我们似乎觉得，这种思想状态因无法耽于北极水域中漂浮的冰块所形成的、使人引起幻觉的景象所产生的富于诗意的梦想而深感惋惜，因而无法抵御将这些梦想立刻转移到另一部小说中去，以表达他那不受科学的严格信条所羁绊的深厚感情这样一种诱惑。
可是，既然已提及维利埃·德·利尔一亚当的名字，难道不应该指出同样的不安对《克莱尔·勒努瓦》的作者起作用吗？因为，《克莱尔·勒努瓦》的神秘主义轻而易举地征服了这位毫无保留地开出了那些低级趣味玩笑的博诺梅学究。
儒勒·凡尔纳在1854年创作的中篇小说《扎夏里尤斯师傅》中已显露出来的在科学与信仰之间的这种斗争，不正是一直支持着波特莱尔这位理想主义诗人的那种斗争吗？我们知道，他非常赞赏波特莱尔；这一点，他在《论爱伦·坡》一文中已经表白过。因此，在阅读《地心游记》这部小说的时候，有必要采取一种有别于在阅读这位作家的其它地理和科学小说时一般所采取的观点。
他并没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我们是否感到遗憾呢？这条道路或许会将如此丰富的才华引向一种扣人心弦的文学（但有人曾称这种文学为病态文学）。
在《围城时期的一个孩子的忏悔》中，米歇尔·科尔戴对此给我们作了回答：
有一个人对在最后一次战争（187年）前后出生的
孩子产生一种巨大的影响，这个人就是儒勒·凡尔纳。这
一代人该怎样去感谢他啊！他善于让他们逃出荒唐的牢
狱……他唤起他们对宇宙的好奇、对科学的兴趣、对坚强
毅力的崇拜……我完全可以这样肯定，再过一个世纪，我
们的子孙后代将会闹不明白，这位无可非议的作家、这位
充满激情的诗人、这位具有魅力的导师、这位预见未来的
先驱（到那时，他的幻想将会全部付诸实现）为什么没得
到我们这个时代给予伟大的文学家的那种至高无尚的荣
誉。只有我们那种唯恐显得荒唐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恐
惧、我们对时尚法则的卑劣顺从、我们不予认可的鄙俗隐
情能给他们解开这个谜的钥匙。
倘若这位围城时期的孩子说的果真是对的，那我们应该感到庆幸，庆幸这位作家满足于自己那种富于诗意的忧虑，像阿克赛那样，克服了他在漆黑的迷宫中所遇到的重重障碍而恢复自己的幽默感，庆幸他在对炮手们大加嘲弄之后，给我们讲述了在当时显得十分怪诞的飞往月球的旅行！
这位小说家非常幸运地从斯特隆博利火山逃了出来，但在10年之后却受到一位德尔马斯先生（自称为蓬热斯特）的指控，说他在创作《地心游记》的时候，剽窃了他的一篇题为《米内弗的头颅》的中篇小说。他还收到一份催告书，要他付款1万法郎。接到这份催告书后，他吃了一惊，说“干嘛不要求付1000万法郎！”
《米内弗的头颅》这篇小说曾发表在《当代人杂志》第35卷的第二部分；作品的主人公在一口置放在山顶上的棺材里发现了一颗人头。儒勒·凡尔纳对他的出版商说，“这两个题材之间没有一丝关系”，但：
仅有一个稍为会使人觉得惊讶的相似点，那就是，棺
材的位置是由1根根子在月光下投射的影子标示出来
的，而我却利用阳光投射一座山峰的影子去标明进入地
球深部的人口位置，瞧！蓬热斯特先生的小说大体上是
在我那本书开头的地方结束的！……
我向您发誓，我在写《地心游记》的时候，压根儿不知
道蓬热斯特先生的那篇小说。
同样很有必要指出的是，他之所以在要求文学家协
会作出仲裁之后又改变了裁判权，那是他刚被该协会判
决为剽窃者……
这场官司发生在1875年。蓬热斯特败诉，被判支付全部诉讼费用。
凡尔纳传--第十八章 《从地球到月球》
第十八章 《从地球到月球》
比阿波罗九号早100年，按相同的弹道，载着宇航员的炮弹就被发向月球，小说于1865年发表在《论战报》上，然后又以单行本出版；《哈特勒斯船长历险记》于1866年问世，这时，儒勒·凡尔纳已开始创作《格兰特船长的女儿》和《神秘岛》
1865年发表在《家庭博览》上的中篇小说《突破封锁的人》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证据——如果需要这种证据的话，这位作家一直密切注视着美国南北战争的结局。这场战争已接近尾声，终于1865年4月9日因勒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向格兰特投降而结束。集结在赫泽尔周围的自由党人衷心祝愿联邦政府的拥护者取得胜利，认为他们是反奴隶制思想的捍卫者，而且在力量对比上占有优势。这种反奴隶制的狂热在赫泽尔身上仍将持续下去，在禁止贩卖黑奴以后，他仍坚持要尼摩追捕黑奴贩子。儒勒·凡尔纳热情关注着这场兄弟杀戮的战争。他后来在《北方反对南方》一书中给我们留下的对这场战争的描述表明，他非常了解事态的发展；他对双方为使炮兵具有一种时至今日仍无法弄清的威力而作出的巨大努力感触尤深，并对此感到惧怕。和平恢复以后，在那么多年以寻求彻底消灭同类的最佳方式为目标的炮兵将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位和平主义者对此不能不深感忧虑。那些大炮制造商或许会变成危险的肇事者，他们的商业活动突然中断之后，将寻求什么样的方式去排遣消闷呢？
他把他那支剧作者的笔浸入墨水瓶里，蘸上不乏兴致的墨水，以描绘这些“比不上缝纫机有用”的杀人武器的发明者。第一卷《从地球到月球》是一部充满幽默感的名副其实的幽默作品。让这些碍手碍脚的炮手作什么？在这位经常逛林荫道的人的头脑中，答案是以开玩笑的形式出现的；让他们去轰击月球，必要时，把他们送到月球上去！
目标找到了，现在的问题是要达到这个目标；炮手们只能设想一种唯一的方式，那就是使用大炮。必须承认，在那时，实在找不到别的方式了。
这位作家非常认真，他要证实原先无非是个恶作剧，但显然是一件可能作到的事情；巴比康必须提供证据，物理和数学将要助幻想的一臂之力。小说家借助他往年积累的科学知识，手执铅笔进行各种计算。计算结果向他表明，从弹道的角度上说，这个方案显然是可行的。再说，弹丸可由一颗炮弹来代替，而这颗炮弹是空心的；他依稀听见他的朋友纳达尔向他响咕说，可以让一个人坐在上一面。这位敢作敢为、热情奔放的人或许会毫不犹豫地去试一试这次如此疯狂的冒险；因此，这样的一个人在现实中是存在的。米歇尔·阿尔当——由组成纳达尔的字母调换一下位置而形成的名字，将是第一个宇航员。
儒勒·凡尔纳非常谨慎，他不敢肯定自己的计算是否准确，于是请他的堂兄、高等数学教授亨利·加塞再认真地算了一遍。亨利·加塞曾发表过一篇关于宇宙学方面的论文，作这样的计算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发射弹道确定下来了，但仍然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异议；这位小说家非常诚实地将这些异议指出来了。按照夏尔一诺埃尔·马丁的说法，他既不是“无知的人，也不是容易受骗的人”。他必须以科学为依据，必须让人接受这样的事实；这些异议虽然难以解决，但毕竟被解决了，只有这样他才能将小说写下去。据说，假如使用火箭，淬然发生的加速运动、因与大气层摩擦而发热等这些障碍大概都可以被克服；事实上，火箭的确是问题的一种解决方式。这位作家不是不晓得使用火箭，因为他的炮弹就装有制动火箭系统。但这是在枪炮社会，根本谈不上使用火箭！更为严重的是，推进火箭所必须的燃料在当时还不存在，有的只是火药，而使用火药又无法控制其爆炸力。
在读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觉察得出，无论在宇宙学方面，还是在物理、数学和化学方面，他对所获得的结果都是极为谨慎的。他设计的太空船的发射弹道是准确的，这艘太空船用铝制造，高度和重量都十分正确，而且预计到空气形成环流。我们发现他将直径为4.8768米、能分析巨蟹星云的望远镜架在乱石岗上，这实在使人感到惊讶。这架仪器跟后来设置在巴洛马尔山同样的石山上的那架直径为五米的望远镜何其相似！至于对巨蟹星云的归算，25年来恰好就是天体研究的目标！
1865年，《论战报》发表了《从地球到月球》；9月6日，作者从克罗托瓦给赫泽尔写信说：“我们很快就要在《论战报》上发表出去”；几天后，他满意地发现“月亮终于在桃战报》的地平线上升起来了”；他信中还说到，赫泽尔要在巴黎呆至9月底，而他本人将在克罗托瓦呆至10月IO日。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这部作品是在九月份连载的。我们从1865年9月6日的这封信中还有点诧异地了解到，他正在“热情而高兴地”创作另一部截然不同的作品。他说：“罗伯尔·格兰特成了一位非常大胆、非常勇敢的小伙子。”在后来的一封信中我们得知，他打算“让《格兰特船长的女儿》歇一歇”，好去想像“一位出色的鲁滨逊”。他补充道，“他头脑中出现一些绝妙的想法：作品写出来后，将能谦逊地与那位瑞士鲁滨逊相比。”
他并没欺骗自己，这鲁滨逊不是别的，正是1874年发表的《神秘岛》！他承认，他此刻“离格兰特千里之遥”，不知道“后续部分是否能写出来。”可是，在同一时期前后，他又指出，《格兰特船长的女儿》第一卷进展很快。
凡尔纳传--第十九章 肺腑之言
第十九章 肺腑之言
儒勒·赫泽尔和他周围的作家对儒勒·凡尔纳的影响；互相信任所结出的合作之果；克罗托瓦之行
现在来谈一谈将他与赫泽尔联系起来的那几份合同，似乎已经时机成熟。正是这几份合同给他提供了生活和工作的手段。
我们知道，1863年签订的第1份合同保证每卷给作者支付1900法郎；他每年必须提供3卷，这样，他一年的收入就是57OO 法郎，即每月465法郎。1865年12月11日签订的一份合同改善了这些条件。这份合同的期限从1866年1月1日至1871年12月31日；每卷的价钱提高至3000法郎，条件是“从以出版商认为合适的方式发表之日起10年内，出版商对每部作品拥有专属所有权。”至于插图版，出版商拥有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所有权。合同明确指出，出版这些作品的插图版本的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所有权属出版商。但对已经出版的五卷作品，出版商同意给作者支付5500法郎的赔款，亦即每卷1100法郎。1871年9月25日，1份新的合同又签订了，作者每年应提供的作品不再是3卷，而是两卷；但出版商每年给作者支付的不是9000法郎，而是12000法郎，亦即每月1000法郎。作为交换，作者同意对已出版和将要出版的非插图版本的使用权延长3年；合同还规定，除每年应提供的两卷外，还包括两卷的《伟大的旅行家和伟大的旅行史》的后续部分按每卷2000法郎付酬。
赫泽尔不断给作者改善这些条件，使作者感到十分满意。那时，出版商自负出版盈亏，以固定价格购买作品，这是一种通行的办法。有时只是简单地达成这样的协议，生意由出版商作成后，利润对半平分，这大体上就是按出版情况计算版税的最初方式。赫泽尔是赞成著作权的，他写过几篇论著，极力维护文学作品的著作权。后来，按所售册数的百分比分成也就取代了承包让与。
使人感触颇深的是，浪漫的斯塔尔所具有的魅力和才华，一直得到他与之出版作品的文学家的好感。这些文学家对他的判断、诚实、非常可靠的情趣和内心潜藏着的才能都极其信任。他一直与拉马丁、巴尔扎克、雨果、乔治·桑等颇负盛名的作家保持通信联系，仅这一点便可证明。虽说关心个人利益的雨果有时显得有所保留，但在困难时刻，他还是非常感激忠实于他的这位出版商的。陷入极度穷困境地的巴尔扎克也愿意求助于他。拉马丁并不怀疑自己能够信赖他的友情。他们全都明白，他把自己对生意方面的审慎的辨识力提供给他们利用。当然，对于雨果和拉马丁来说，他对他们的文学成就比对他们的政治活动更为赞赏。
看来，这位出版商跟乔治·桑的友情尤为密切。从他们之间的来往信件可以看出，他们互相信任的感情直至离开人世之日方止。他是她的一位高明的顾问，始终维护着她的利益，甚至亲自监督她的戏剧的排练。
像看守门户的两面神像那样，赫泽尔具有两副面孔，一副面向过去，一副面向未来；他通晓古典文学，也渴望了解新的表达形式，这就使他具有能发现和支持新作者（有时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这样一种敏锐的嗅觉。
在这位出版商的背后投射出文学批评家的影子；很难将出版商赫泽尔与作家斯塔尔区分开来。他所处的这种优越地位，使他能自觉地介入他的作者的创作活动中。在国立图书馆的赫泽尔展览室里，我们可以发现巴尔扎克的一整页手稿被斯塔尔抹掉重写！乔治·桑闭起眼睛接受她的这位出版商的批评，并毫不犹豫地作出他认为合适的修改。斯塔尔的才华使这种有益的合作能坚持下去。
曾幻想过建立一个仁慈、廉洁的共和国的这位参加过48年大革命的人，将具有同样思想的人都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因此，他的朋友圈子具有某种共和色彩，亦即革命的色彩。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个圈子主要是由帝国的反对派人士组成的。在拿破仑三世下台的时候，他仍然保持这种左的倾向，但同时也埋怨公社的过火行动，认为公社将共和国置于危险的境地。
儒勒·凡尔纳是个具有同样观点的新加入者，在这个集团中当然感到舒畅。组成这个阶层的人大抵公开接受各种新思想，但这些新思想一般较为沉着冷静，始终没将共和的概念与秩序的概念分开。智慧和勇气的这种混合，并没使儒勒·凡尔纳觉得不快。他在赫泽尔的朋友当中结识了一些作家和科学家。事有凑巧，他跟负责主持《教育与娱乐杂志》的让·马塞建立了联系；他结识了圣克莱尔·德维尔、教育家贝特朗、欧内斯特勒古韦，而且很可能还认识了乔治·桑。他遇着或重新遇着1865年去世的雅克·阿拉戈的弟弟艾蒂安·阿拉戈。
赫泽尔交游甚广。当他由这位年轻朋友参加到《教育与娱乐杂志》的班子中来时，大概从他的这些交游中获得不少好处；我们读一读帕梅尼和博尼埃·德·拉·夏佩尔的那部著作便会明白，当时最伟大的作家也都不鄙视青年文学，并主动地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他们的作品。
对于他的出版社的联系作者来说，赫泽尔一斯塔尔是“老板”。行家，甚至是小学教师。他对一位新手决不放弃这种态度，但当这位新手羽毛丰满，能够自己飞起来时，他的这种态度便有所收敛。他的评论、意见、建议和批评都会被诚心诚意地接受。
认为赫泽尔以精神上的父亲代替了血统的父亲，这话也不全对。实际上，赫泽尔成了名副其实的精神上的父亲，却并没有驱除血统父亲的形象，而不过是接替血统的父亲。
从1863－1871年这段期间，日渐衰老的皮埃尔所产生的影响逐渐减弱，而通过友谊和文学批评的途径，赫泽尔的影响却日益加强。1871年皮埃尔去世；赫泽尔代替他对凡尔纳起顾问和朋友的作用。这两位作家不仅互相尊重、互相爱戴，而且非常重视对方所完成的作品。斯塔尔的作品真可谓文如其人，不仅文笔优美、文体华丽，而且具有容易激动的敏感。这位浪漫派的作家非常赞赏凡尔纳作为小说家的素质、丰富的学识以及善于形象地塑造人物的手法，一句话，赞赏他那为科学精神服务的惊人的想像力，但又埋怨他不更经常地借助动人之情。
当作者想出一个主意时，他便将它提交给出版商。在开头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对这种主意进行反复商谈。之后，儒勒·凡尔纳便动笔起草，并将手稿交给赫泽尔。
字体非常工整，但实在细小以致难以辨读，只好赶快送去打校样；校样经作者修改后再送交赫泽尔提出审阅意见；再次进行切磋，按修改稿打出新的校样再作一次修改。《北极旅行》的第一部分就是这样作的。1863年6月初将手稿交给赫泽尔，9月4日，儒勒·凡尔纳一边创作第二卷，一边抓紧时间校阅打印出来的第一部分，并征求赫泽尔对该部分结尾的意见；1863年9月10日，他提出将第一卷的题目定为《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副标题为《英国人在北极》；本月历日，他接受出版商提出的一条意见，进一步明确说，他要将“哈特拉斯写成一个很有勇气但没有运气的人”，但拒绝在船员中加插一个法国人，因为，他所需要的是英国人。从校样到校样，再从校样到长条校样，《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的第一部分终于发表在1864年3月10日出版的第一期《教育与娱乐杂志》上。第二部分大概亦遵循同样的过程。
此外，儒勒·凡尔纳对赫泽尔同意“他认为这是事物的寓意所在的哈特拉斯的疯狂及其结局”感到非常满意。我们知道，他虽然曾经声称说，他不打算作“一个事件的安排者”，但他能够出色地将他的出版商的观点与自己的观点调合起来。
儒勒·凡尔纳一家先后在圣马丁、蒙马特林荫道、红十字街口。苏尔尼埃小巷、马让塔林荫道住过，1863年，他们又搬到奥特伊区拉封丹街39号的1套更为舒适的住宅。他在这里接待过许多朋友，如夏尔·瓦吕特、德利乌克斯、菲利普·吉尔、莱奥·德利布、维克多·马塞、伊尼亚等等。他选择了克罗托瓦度暑夏，希望在海边居住对奥诺里娜的两个小女孩和年幼的米歇尔有好处。他挺喜欢克罗托瓦这个地方，好几年都到那里去了，以后他还要在那里定居。
当他正在着手写作《格兰特船长历险记》的时候，他请赫泽尔放心，告诉他说：“在经历了第一卷的悲惨结局之后，他必须回复到一种相对宁静的气氛之中，但这并不会持久。”
“至于文体方面的疏忽，”他信中接着说，“我看出来了，而且相当严重，但这些疏忽在我拿到的长条校样上已经改了过来。”接着他又补充说：
现在我遇到一件最感头痛的事，我对于表达爱的情
感非常笨拙。我连“爱情”这个字眼也不敢写。我非常了
解自己的鲁钝，而且我费了老大的劲儿也无济于事。因
此，为了逃避困难，我打算还是朴实一些。您要求我不时
加插一些肺腑之言！如此而已！可是我老想不出这些肺
腑之言，要不我早就写进去啦！
这段知心话强调了文学气质的差别，我们认为非常重要。这段话见诸一封只注明“星期六”的信中，该信很可能写于1865年。
浪漫的斯塔尔是个感情充沛的人；可以这样说，他是凭自己的感情进行创作和阅读的。“星期一见，亲爱的导师，我不是来借肺腑之言的，”儒勒·凡尔纳对他说，“您相当富有，完全可以给您这位忠诚的朋友借出一点。”
这句信手拈来的话，既包含了写信人的某种遗憾，也包含对他那位极为敏感的朋友的亲热的挪揄。今天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认为，赫泽尔是个容易激动的外倾的人。儒勒·凡尔纳的情绪首先经过大脑，因而显得比他生硬冷淡；他不为最初的印象所动，总是凭理智进行创作。诚然，他的敏感性也是极为丰富的，但他善于控制住它；出于某种内心的羞怯，他讨厌将自己秘隐的感情表达出来；他尽量将这些感情深藏在心底里不让其外露。正是从这种意义上，马拉尔梅曾把他称作性情古怪的人，而皮埃尔·韦隆又将他称为神秘莫测的人。
出版商与作者之间的密切合作很少有比这更好的例子。从1863年起，儒勒·凡尔纳便力图从经济上支持手头拮据的赫泽尔。1868年，他本来想让他的父亲参加这家出版社的股份；在其它一些情况下，我们发现他让赫泽尔延期支付票据。这说明，在困难时期，他毫不犹豫地资助过他。思想和知心话的交流的确很有成效。这两位朋友在追求共同的目标，有着相同的忧虑。儒勒·凡尔纳实际上把自己当作一个合股人，与这位出版商一起分忧，甚至当这位出版商因健康原因而不得不离开时代替他。
赫泽尔的身体素质向来很弱；这个时期，儒勒·凡尔纳正当精壮年华。他俩的身体素质正好与他们部分地作了解释的心理态度相符；两人都有勇气、两人都有毅力，其中一个因疾病、困苦和年岁而逐渐衰减，希望在自己心灵的回响中寻求某种支持；另一个结实、更为豪爽、更为坚毅，只能和只想塑造出一些不大为自己的情感问题所动的人物。他大概对一位英国女记者表达过自己的这种看法：
爱情是一种具有吸收能力的情感，在男人的心里，它
只给别的事情留下极少位置。我的主人公需要充分发挥
他们的才能和毅力。假若在他们身边出现一位妖艳的女
人，那常常会妨碍他们去实现自己的宏伟计划。
赫泽尔发觉他的这位作者并没更为认真地去分析他所创造的那些出色非凡的人物而加以发挥，并进一步阐明他们的情感反应，当然感到有些痛心。儒勒·凡尔纳觉得这样做会损害这些人物的形象。爱情的心理分析并不是他的主题：然而，在他的作品中也不是绝对没有女性，在她们能够出现的地方还是出现了。她们常常给人以鼓舞；有时成为目标。她们总是既温柔又有勇气。
为了找到格兰特船长，格里那凡夫人决定让她的丈夫去作一次远征；从未产生过沮丧的韦尔登夫人被15岁的船长救出来了；有人说，在这些作品中没有爱情、玛丽·格兰特与约翰·孟格尔之间的隐秘的柔情蜜意只能给人以假象。
然而，正是阿克赛对格劳班的爱情促使这位年轻人深入地心；正是纳迪亚的爱情使斯特洛戈夫能达到自己的目标；正是爱情将桑加尔与叛徒奥加雷夫联系在一起，并使布拉尼康夫人为寻找自己的丈夫而置身于危险的航程；《机器房子》中的那场悲剧发端于两位男人因妻子被杀而相互间产生的仇恨，而正是门罗夫人“这缕游窜的火焰”加速了事情的结局。
《奇异旅行》中的女人有的是。在《盛产皮毛之邦》一书中所出现的女性形象甚至显得太多了！
当她们直接参加成为故事主要因素的冒险活动时，她们往往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聪明而有毅力。其中有不少女性形象显示了在当时非同寻常的耐性。然而，这些女性并非缺乏感情，因为她们具有另一个共同的特征：温柔。甚至在《盛产皮毛之邦》一书中的波莉娜·巴尼特这位悍妇也具有这种品质：这位有主见的女人只是通过意志力才保持住自己表面的力量；她让自己嚎啕大哭，但立刻又责备自己的这个弱点，并为这种弱点感到羞愧。她们既有理性，又有感情；有时候，她们还具有感人的力量。作者非常赞赏她们。在他的笔下，常常是一位娇小贤慧的妻子矫正丈夫的愚笨言行，若利弗太太就是一例。
这显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小说中的女英雄；在她们的内心里，既不存在冲突，也没潜藏什么诡计。有人说，她们缺乏人情味，因为她们没遇到男女关系所产生的那些问题。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不是言情小说；这些小说的基本目的在于描写人类与大自然的冲突，因此，爱情只能在其中起第二位的作用。
儒勒·凡尔纳对此或许感到遗憾，有一天，他高声嚷嚷：“呃，要是我能穿插几起通奸案，事情或许会好办得多！要是我能像大仲马那样不受任何约束，20本书大概也不会像我现在的4本书那样给我招来那么多麻烦！”
既然是文学创作，因此必须看到，要写没有女性形象的作品，那是一件难以发挥才华的事儿。如果说，他的作品当中有些还能在字里行间隐约看出一位女性的影子或她所表现的行为，但有好几部，而且都是上乘之作，却是没有一个女性形象的。不采取这些方式而成功地创作出有价值的作品的小说家，不但不该受到我们的指责，反而应值得我们摧崇。他们之所以能激发我们身上更为奇特的活力而使我们激动、着迷，那是因为，一方面，在人类的灵魂深处的确存在这样一些活力；另一方面，他们委实具有才华。
凡尔纳传--第二十章 当牛做马
第二十章 当牛做马
儒勒·凡尔纳定居克罗托瓦，有如“牛马”似的辛勤工作；他一边乘坐他的“圣米歇尔号”航行，一边着手准备《海底旅行》；投身于一项巨大的工作：编纂《法兰西插图地理》；乘坐“大东方号”到美国。
当儒勒·凡尔纳要为他的一家找个度假点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地想到索姆河的河口。该河注人大海，入海口离亚眠约6O千米。1865年（说不定是1864年），他在克罗托瓦度过夏天；克罗托瓦只是一个小渔港，海岸平坦，对喜欢秀丽风光的人来说，似乎没啥魅力；但此处海岸别无任何东西拦阻巨浪狂涛，大潮期颇为壮观。
儒勒·凡尔纳挺喜欢这个地方，奥诺里娜也没表示不高兴。孩子们可以在沙滩上嬉戏作耍，爱吵闹的米歇尔还在这里得了个外号，叫“克罗托瓦的恐怖”。1866年3月，这位作家急于恢复那种宁静的生活，于是便在这里安顿下来，并决定在这里定居。在1869年8月的一封信中，他为此向他的朋友作了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