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纳传
第一章 最后的印象
亚眠布朗格维尔街的住宅；老作家的工作室及日常生活；弥留之际
如爱伦·坡所喜欢作的那样，还是让我们从后面说起吧。这样做的目的，并非为了提出某种预先设想的结论，而是为了获得一个扎实的基础。这个基础将使我们能够推断出我们所要谈到的这个人来。
所谓“从后面说起”，也就是要先谈谈他的葬礼。可是葬礼是为一个死去的人举行的，实在没多大意思。我只想指出一点，德国政府曾派遣它的大使代表皇帝陛下前来致哀。我们全家对德国向一位并不常常宽容它的作家所表示的这种敬意十分感动！
如同每一个人的临终那样，儒勒·凡尔纳的临终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最后时刻：在这一时刻里，虽然还寓于这个世界之中，却正准备离开它。我和我的长兄刚在地中海的海边住下来；我们接到一份电报，于是立刻赶回亚眠。我们的父母和一个兄弟已在那里，一直在病榻前守着弥留的病人。
当他发觉所有亲人都围在他身旁时，他只是深情地望了我们一眼。这一瞥目光显然是说：“你们全都来了，这很好，现在我可以走了。”随后，他转身对着墙壁，泰然自若地等待死神的降临。这种恬静而有勇气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这一时刻来临之际，我们希望也能有一个如此惬意而宁静的终结。
他很快进入垂危状态，1905年3月24日清晨8点钟，终因糖尿病急性发作而与世长辞。
他妹妹玛丽在一封信中说，他大概曾对前来看望他的神甫这样说过，“您为我作了善事，您使我获得了新生”。她信中还说（这无疑更有意义），他曾要求把亲属间出现过的一切不和忘掉。
我双亲决定在土伦定居，在离开巴黎前的几个月，我曾多次探望过儒勒·凡尔纳。在对这几次探望的记忆中，我一直保持活着的儒勒·凡尔纳给我留下的最后形象。
我们常到亚眠，在祖父母家呆上几天。有时，我羁留的日子稍长一些；其中有一次，那是在我5岁的时候，我一直呆了好几个月。其间，我到附近的一所私立学校念书。我还常常陪祖母到她的女朋友家作客。说实话，我倒喜欢呆在夏尔—杜布瓦街那所住宅的花园里玩耍。我似乎觉得，那个花园挺宽阔。后来，我不得不承认，孩提的记忆把这个花园的范围夸大了，其实，它很普通；有时，我发现祖父牵着他那只叫福勒特的猎犬在花园里散步，这是一只庇卡底种的黑毛垂耳雌狗。小餐厅设在临院子的那座附属建筑物里，我最经常见到他是在这间餐厅里吃饭的时候。事实上，他整个上午都呆在他的工作室里。我对那几幢住房只留下一个模糊的记忆。我只记得有一条镶玻璃的长廊，客厅和餐厅都对着这条长廊，我躲在那儿，别人只隐约地发现我。在我眼里，所有这些都挺大。挺美；其实，那只不过是按当时一个资产者家庭的要求进行布置、适合于作外省聚会的一些较漂亮的房子而已。
重新见到这个住宅时，我感到惊讶的是，它不仅相当宽敞，而且楼层的房间挺多。我知道，当时这里除安置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儿媳外，还给这位作家腾出了一个地方，可是，他完全还可以大大方方地接待他的家人和朋友。仔细一想，其实毫不足怪，在那个时候，住房标准比我们今天要阔绰得多啊！
1901年起，我们是在朗格维尔街44号一所更为简朴的住宅里见到我们的祖父母。这所房子离先前那个住宅只两百米。我祖父一直没改变他的习惯。他整个上午都呆在3楼的工作室里。这的确是个名副其实的工作室，因为房子实在太狭小。他在房里摆了两张普通的桌子——一张用来写字，一张用来堆放资料，一把伏尔泰椅和一铺行军床。清晨5点钟，他下床后，只需跨出一步，就到了工作台前。我依稀记得有一个挂在墙上、摆放着好几支陶土烟斗的架子。
我对这个工作室所保留的印象是，这是一个用于写作和沉思的气氛肃穆的小间。工作室与一个较为宽敞的房间相通，这个房间的摆设稍为考究一些，是作书房用的。他只是要取1本地想翻阅的书的时候才到书房去。这就是这位作家栖隐其中的属地，毫无疑问，他要在这里寻求孤独与寂静。
我祖母的卧房在2楼，窗户开向花园。这间卧房陈设简朴，但很舒适；房里摆着一张软榻，祖父患病时，睡的正是这张床，并在这张床上去世。
他只是在吃饭的时候才到楼下去。餐厅装有一扇彩画大玻璃窗，光线从这里透进来。透过玻璃窗可以看见小花园。这个小花园是麻雀聚集之地，我祖母常给它们扔些面包屑。餐厅的另一侧开了个大门与客厅相通，就客厅的面积而言，陈设的家具显然太多，光线从临街的几扇窗户射入客厅，但不怎么亮堂。
那时，我祖父的身体日渐衰竭，不得不节制饮食，因此，他常常在我们之前迅速完餐。为了尽量简单地履行饮食程序，他使用1把矮椅，这样，他的餐碟就几乎与嘴巴同高！晚上，他只能吃1只用汤碟盛装的带壳溏水蛋。
这种匆匆进食的欲望，是他在受饥饿病折磨的时期染成的一种老习惯。那时，他总是急于吞食大量的食物，以致家人亦为之惊惧。这决不是一种贪吃美食的痛好，他甚至很少考虑碟子里装的是什么，这使他那位精于烹调的妻子意懒心灰。他只是感到饥饿而已，而且，这种饥饿显然是痛苦的。
这种食欲过旺似乎是一种疾病的征兆。我很久以来一直以为这纯粹是一种胃病，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1895年11月12日，他在给他弟弟的信中说：“我工作很多，而且一直感到头晕，这是胃扩张引起的，上了我这种年纪，也许属不治之症。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死期将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被迫接受药物治疗，可惜太晚了点，但这大概使他突然结束了这种过于强烈的食欲。我们不能不作这样的设想，这种食欲亢进说不定跟夺去他生命的糖尿病有关。究竟糖尿病是病因还是结果？最好还是让医生们去作出判断。但有必要指出的是，他曾患过严重而顽固的面神经痛。此症起于1854年前后，久而久之，甚至使他左眼眼睑的功能减退。
1851年7月29日，他发觉自己为洗澡、买药水和涤剂花费过多。在1853年11月5日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我发烧是因过于强烈的胃痉挛引起的；痉挛停止后，
高烧也就退了。祝它一路顺风！……我至今还在琢磨，
为啥会闹起病来……重要的是，休息、椴花茶和乙醚药水
竟把病给治好了，省得求医，我倒高兴。
阿洛特·德·拉·菲伊太太从一封更令人不安的信中摘引过这么一段：“我神经痉挛、舌面粗糙、连续发烧；我的嘴巴再也合不拢了，实在叫人难受！”
这种“无关宏旨”的不适居然留下了后遗症。1855年6月20日，他抱怨自己因“风湿症或着凉感冒”而被迫躺了两天，这种病使他“整个儿侧卧着”，他还这样写道：
真有意思。我仍然受到面神经麻痹的痛苦折磨。
1855年12月，他写信告诉他母亲，他已经恢复睡眠，并说，“我的面部使我难受死了，我担心寒冷天气很快就要出现。”
我们不妨这样设问，夺去他生命的糖尿病是否从1854年他刚满26岁的时候便已经隐伏性地开始了呢？良性糖尿病可能不时复发而持续很久，复发期无疑与有节制的饮食有关，这位年轻的作家所遇到的正是这种情况；到了与精力更加旺盛的时期相应的成年期，人们当作笑料的这种嗜食症状便表现出来了，而且，嗜食只能加重未加查明的疾患。对于这种假设，我在他女婿乔治·勒费布尔1925年8月19日的一封信中找到了肯定的答案。乔治·勒费布尔对医学院毫不容情（受到指责的医学院内也无法作出解释），他在该信中写道：“他是被他的医生杀死的，这些医生对一直摧残他健康的严重的糖尿病始终没什料理进行性麻痹终于发作了，仅仅8天，他看来没多大痛苦地便离开人世”；他一直抱怨自己“人云亦云”。顺便提一提，他腹部很大，这也许是患腹水症的缘故。
既然病人在1854年为自己摆脱医生而感到庆幸，那么，医生们在1905年又能作些什么呢？
说了以上这些离题的话，那只是因为这番话有助于解释某种嗜食症。这位作家一向关心保证他作品中主人公的食物来源，这无疑说明的确存在这样一种嗜食症。
凡尔纳传--第二章 家世
第二章 家世
弗勒里·凡尔纳及其后裔；阿洛特·德·拉·菲伊家族；皮埃尔·凡尔纳定居南特，娶索菲·德·拉·菲伊为妻；1828年2月8日儒勒·凡尔纳出世；奇怪的奥尔谢维奇事件
有意思的是，布列塔尼有一条注入布雷斯特海湾的河流也叫Aulne（奥恩河）。从词源上来说，用以表示梢木的Verne源于Vernium，而该词来自克尔特语，因而更加古老。取“凡尔纳”这个名字的为数众多的法国人完全可以放心，他们的远祖是克尔特人，是首先到达大西洋沿岸的属雅利安人种的高卢人。
一个定居博约莱斯地区的克尔特家族取名为凡尔纳，可能是因为这个家族生活在受梢木庇护的河岸之故。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保留了这个克尔特名字的人，属于定居在大概被罗马人征服的土地上的居民。
凡尔纳这个高卢名字相当普遍。我曾遇到过许多取这个名字的人。要是追溯家族起源，他们一般都在博约莱斯地区寻到自己的根底。这使我颇感惊讶，而且证实了这样一种传说，在路易十五时代，我们家族中的一个成员或许从博约莱斯地区迁居搬到巴黎。
那时，巴黎的确有一个叫弗勒里·凡尔纳的男子。他娶蒂西埃小姐为妻。后来，蒂西埃成了寡妇，又嫁给一个叫希凯·德·尚普雷纳的爵爷。
弗勒里生了1个儿子，取名为安托万·凡尔纳。路易十五时代，安托万·凡尔纳在巴黎审理间接税案件的最高法院任书记公证顾问。在法兰西档案局可找到该法院院长1760年8月5日写的关于安托万·凡尔纳生平的材料，“任公证顾问之职的议会律师，巴黎审理间接税案件的最高法院的书记”。1780年9月7日颁发的“荣誉证书”注明，安托万·凡尔纳于1780年8月7日御任。他儿子加布里埃尔被任命为普罗万省的代理推事，共和3年雾月，他娶了1768年8月11日出生在普罗万的马尔泰一阿代拉伊德·普雷沃小姐为妻。
加布里埃尔于1846年11月20日去世，其妻卒于1861年5月27日；他们留下四个孩子：马蒂—安托瓦内特、奥古斯蒂娜一阿梅利、皮埃尔一加布里埃尔和阿尔芳斯妮一罗萨莉。他的讣告信上注明享年sl岁，当出生在1766年。
马蒂—安托瓦内特嫁给了保尔·加塞。保尔·加塞是巴黎的一位历史和文学教授。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叫亨利·加塞，我们往后还要谈到这位亨利。马蒂—安托瓦内特的两个妹妹终身未嫁。至于皮埃尔，他是兄长，共和7年风月15日（1798年3月5日）出生于普罗万，后来到巴黎攻读法律，住在他祖父安托万的家祖。
1825年，皮埃尔在巴黎登记做律师。他叔父亚历山大·凡尔纳是南特海军的军需官，曾写信告诉过他，该市的一位诉讼代理人打算离职。于是，他在1826年到了布列塔尼的这座大城市，接任帕凯托律师之职，事务所就设在让一巴尔特滨河街2号。既然他出生于1798年，那时当为28岁。他很快便热恋上了一位姑娘，他早就注意到了这位姑娘炯娜苗条的身段和娇嫩温柔的脸蛋；她那红棕色的头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使南特之秋阴郁灰暗的景致增添了活跃的色彩。
他没费多大劲儿便打听到占据着他的思绪的这位姑娘，原来就是住在费多岛上奥利维尔·德·克利松街的会计主任让—伊萨克—奥古斯丁·阿洛特·德·拉·菲伊和索菲一阿代拉伊德一玛丽·朱利安娜·拉佩里埃尔夫妇的闺秀。这位年轻的诉讼代理人上门求见，得到允许向索菲、纳尼娜和昂里埃特求婚。年轻人十分高兴。婚礼于1827年2月19日在圣十字教堂举行。索菲于共和9年霜月3日（1800年11月25日）出生在莫尔莱，结婚时26岁。
这对新婚夫妇的经济来源并不宽裕，他们住在少妇娘家奥利维尔·德·克利松街4号的一个套间，让一伊萨克·阿洛特喜欢漫游，经常不在家，后来这对老年夫妻干脆分开财产，奥利维尔·德·克利松4号归新娘的母亲所有。
1828年2月8日，他们生了一个男孩，取名为儒勒—加布里埃尔·凡尔纳；之后又生了保尔、安娜、马蒂尔德和玛丽，哥哥和姐姐给年纪最小的玛丽起了个绰号，叫她做“宝宝”。
由此看来，儒勒·凡尔纳是弗勒里的后裔，其间经历了皮埃尔、加布里埃尔和安托万等3代。
我很想明确一下这位弗勒里·凡尔纳的身世。法兰西档案局的材料表明，他很可能是里昂的一位资产者、住在雅各宾广场的马蒂厄·凡尔纳之子、纪尧姆和马蒂厄·朱尼奥尔的兄弟。纪尧姆和朱尼奥尔是里昂内斯省的军使，此职的渊源十分久远。
顺便提一下，在废除南特敕令的时候，主张宗教改革的凡尔纳家族移居外地，后来才返回塞文山区定居，不过，对族姓的拼写形式稍作了些改变，添加了S或H字母。
我们已经确定了皮埃尔和他的孩子们的家谱世系，然而，似乎给她儿子遗传了想像天资的索菲的家世又究竟如何呢？
拉塞太太乃罗歇·阿洛特·德·拉·菲伊之女，乔治·阿洛特·德·拉·菲伊将军之孙女。她的家系可追溯到1462年，在这一年，“N·阿洛特，苏格兰人，随路易十一的苏格兰卫队进驻法国，替国王效力。国王授以爵位，赐予‘菲伊’权，即享有一座鸽舍之权。此乃王家之一种特权。苏格兰的这位弓箭手在卢敦附近定居，修了一座城堡，成为菲伊的领主。”
继亚历山大·阿洛特·德·拉·菲伊之后，为让一奥古斯丁。让—奥古斯丁娶阿代拉伊德·吉约夏·德·拉佩里埃尔为妻；其子让—路易—奥古斯丁，乃路易丝·博纳莫尔的丈夫，乔治·德·拉·菲伊将军和莫里斯·阿洛特·德·拉·菲伊上校之父；但让—奥古斯丁和阿代拉伊德还生有4个女儿：利兹、帕尔米尔、卡罗利娜和索菲——儒勒·凡尔纳之母。
因此，从母系方面，儒勒·凡尔纳的祖宗根植于安茹气候温和的土地；从父系方面，其先人定居于里昂纳斯的葡萄种植区。母系的祖先是个苏格兰弓箭手，这常常成了家庭开玩笑的题目。
我之所以认为有必要详细陈述儒勒·凡尔纳的父系直系尊亲属，乃是因为曾有过这样一个荒唐可笑、曾多次被揭穿、但又不断萌发的谣传。据此谣传，他可能是那位名叫奥尔谢维奇的波兰犹太人，原先曾隐居意大利，受到复古教派的波兰神甫收留！
将他的出生证明书公之于众，原以为会彻底结束这种“胡言乱语”！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一位英语教授给我证实说，这种怪论至今仍见诸英国的百科全书。尤有甚者，最近我竟收到一位美国女人给我寄来的一封信，她肯定地说，她是我的表亲，因为她祖父名叫奥尔谢维奇！
事情本来尽人皆知。1875年，儒勒·凡尔纳收到一位叫奥特塞维奇的先生从波兰寄来的一封信。这位奥特塞维奇跟凡尔纳称兄道弟，说他们已经36年未见面云云。儒勒·凡尔纳将此事当作开玩笑。两个月后，这同一位波兰人又给他寄来第二封信，信中还附上一位波兰记者的采访记。这位记者武断地对他说：
您是个波兰犹太人，您出生在俄属波兰的普沃茨克；
您的名字叫奥尔谢维奇，此名是从奥尔沙一同衍变过来
的，波兰语的意思是桤木。在古代法语中，这种树木被称
作凡尔涅或凡尔纳，您自己将这个词儿译出，从而使您的
名字变得法语化。您在1861年公开放弃希伯来教，并未
到罗马，以便娶一位富有的波兰公主。在您接受了塞曼
科主教大人的教理宣讲之后，波兰一个复古教派的教会
组织的神甫承认了您的叛教誓言。因您跟克利札诺斯卡
公主的婚约被解除，法兰西便收买了您的笔，按罗马教廷
的旨意，在内政部给您安排了一个职位。
这位作家当然捧腹大笑，并以开玩笑的口吻复了一信；据德·拉·菲伊太太说，他对那位来信人嘲弄了一番，对他说，那位波兰女郎叫克拉克……奥维奇，他把她抢走了，吵了一架后，她说不定已自寻短见，投身坠入莱芒湖！
埃德蒙多·马居西教授想研究一下这位蹩脚的波兰记者作出这种不足信的斡旋的原委，但事情因4月10日和门日发表在《意大利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而变得复杂化了，由一位意大利记者撰写的这篇文章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
应埃德蒙多·马居西教授之要求，复古教派修会会长塔戴·奥莱尼扎克神甫查阅了他的教派的档案资料，于1928年5月26日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
凡尔纳事件完全建立在一种暧昧的基础上。这位著
名作家去世后（1905年3月25日），已故的保罗·斯莫利
科维基神甫在波兰各报发表文章，提出了所谓的波兰犹
太人出身问题。其实这是他因不慎而犯了张冠李戴的错
误，将法国人儒勒·凡尔纳与曾取名为朱利安·德·凡尔纳
的那位已故的波兰犹太人奥尔泽维茨混为一谈。
埃德蒙多·马居西在《儒勒·凡尔纳学会简报》第二期（1936年）上发表了这封信。
我承认，我并不同意夏尔·勒米尔对这种谣传所表现的愤慨。波兰人尽管宣称他是波兰人，意大利人尽管认为他是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尽管把他当成匈牙利人，这难道不是对他的事业所具有的国际性、全球性、“普世性”（安德烈·洛里使用的术语）的特征所表示的最好不过的敬意吗？
我们应该感谢斯莫利科维基神甫所犯的错误，这样一个风趣的故事倒使我们快活了一阵子。只是考虑到准确性，我才认为有必要强调一位作家的尤其明显的克尔特人血统。这位作家的出生证本来已不存疑问。
我们将会看到，由《意大利日报》的记者放出的毒箭不幸留下伤痕，并使马居西教授得出这样一种见解：“作为精神分析学家，你们早已忘掉《奇异旅行》……”这未免过于看重那位意大利记者作出的“轻率而险恶的推断”；此人根本不可能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
凡尔纳传--第三章 皮埃尔·凡尔纳
第三章 皮埃尔·凡尔纳
父亲的形象；他的道德观念与宗教信仰；索菲·凡尔纳，富有想象力的女性
童年时代给我们留下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我们青春的憧憬，以及后为渐渐培养的成人生活的情感，都将建立在儿时留下的足迹之上。
正因为这样，马塞尔·莫雷在他《十分古怪的儒勒·凡尔纳》一书中提出了“父亲的问题”。这本书读起来还是饶有兴味的。
这里说的父亲，就是皮埃尔·凡尔纳；他对儿子究竟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
皮埃尔是普罗万法庭一位代理推事的儿子。他祖父是审理间接税案件的最高法院的公证人。他本人也作过律师宣誓，并很快地成为南特的诉讼代理人。他在南特非常诚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因此我敢于这样断定。那时，人们都习惯地说：像凡尔纳一般正直。在私生活方面，他是个外表严肃、但首先是个和蔼可亲的人。
索菲和皮埃尔的侄儿莫里斯·阿洛特·德·拉·菲伊上校1928年1月19日给我来信说：
……我不大了解您的父亲，倒是比较了解您的祖父。
1862年前后，他在奥特伊尔的住家里非常亲切地接待过
我，那时，我正在准备投考巴黎综合工科学校。但我对您
的曾祖父母。您的祖母、我的姑母索菲·阿洛特和我的姑
父皮埃尔·凡尔纳记忆尤深。我姑父皮埃尔·凡尔纳智力
敏锐、性情和蔼，是个狂热的音乐迷。他往往成为我们家
庭聚会的核心，从1865年至1872年这段期间，我们是经
常举行家庭聚会的。我对这些聚会至今仍记忆犹新，从
来没有一个家庭象我父亲的家庭那样和睦一致……
我在皮埃尔和索菲之孙、雷蒙·迪克雷·德·维尔纳夫1929年1月6日的一封信中发现有这么一段话：
……然而，我了解凡尔纳世系对儒勒的这种影响，而
且，我曾经亲自感受过我祖父皮埃尔·凡尔纳的影响。我
对这种影响一直保留着明确的记忆，因为我的整个青年
时代都是在他身边度过的。他非常和蔼、亲切，外表上
看，也许有点严肃。他的心充满着爱；而且，他聪敏过人，
对任何事情都十分熟悉！他是个受人尊敬的法律家，博
闻强记的文人，才情横溢的诗人。此外，他热爱科学，热
爱各门学科中的新发现，他对这些发现颇感兴趣，谈话时
常喜欢挂在嘴边……
如雷蒙·迪克雷·德·维尔纳夫和莫里斯·阿洛特·德·拉·菲伊所指出的那样，皮埃尔·凡尔纳身上最动人之处，就是他的亲切感；两封信上都提到“和蔼”这个字眼。我认为，他的表情的确显得有点严肃，但这只不过是适应他的职业、而尤其是与他的思虑相符的某种庄重而已。事实上，大伙都一致认为他极端虔诚。在他的生活中，宗教占有最重要的位置，有时，他甚至滑到神秘主义的边缘；我父亲告诉过我，他常常严格约束自己。我手头上有他扔到废纸堆里的一些笔记，从这些笔记中可以看出，他在批阅案卷之余，常常拟些三言两语的随感以作消遣，无疑，所有这些随感都带有宗教的色彩；他是个地道的正统派教徒，有时具有冉森教派教徒的气质。
因此可以说，皮埃尔·凡尔纳思虑最多的是属于宗教和道德方面的问题。就拿他自己的生活来说，谁也不怀疑他曾向他孩子灌输了一种牢固的道德观念和一些宗教感情。可是，我们在他的笔记中发现一种内心斗争；他希望信奉诚朴人的朴实信仰，并为获得这种信仰而斗争，他宣扬世俗和肉体惩罚的有效性。我们基本上很明显地看到常常由于为父的恐惧而暴露出来的情结；可是，如许多人那样，他介乎《旧约》的严酷与《新约》的温柔之间，而占上风的是那种慈善的禀性。他是个热烈而敏感的基督徒，只是在牵涉道德问题时才表现严峻。
毫无疑问，索菲是十分严格地按基督教义培养长大的。因此，她跟她的丈夫一样笃信教理。她大概没分担他纯粹精神上的忧虑，也不跟他一道翻阅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她性情温柔，而且更为随和，因而给家庭带来某种强烈想象的闪烁。
在这个和睦的家庭里，年轻的儒勒领略到了凡尔纳血统的沉着、他们对文学的兴趣、他们因从事法律活动而养成的批判精神，以及显然富于幻想的阿洛特血统的这种有点激动的想象。他还领略到他的父母、他的弟弟保尔和他的3个妹妹所表现的温情。
他的姑父、索菲的姐夫夏托布尔是个画家的儿子，本人也是画家。他留下了许多精美的工笔画和优秀的铅笔画。年轻的儒勒挺喜欢听夏托布尔给他讲述夏托布里昂从美洲带回来的故事。夏托布尔当时已与夏托布里昂的大姐婚配。
在整个青年时代，儒勒·凡尔纳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他父亲的宗教情感。他在罗马式的、使徒般的正统教义的熏陶下长大，当然成为对自己的信仰进行思索的皮埃尔式的正统教教徒。1868年左右，他就法兰西地理和北部海岸的著名人物的问题给赫泽尔写了封信，信中仍然有这样的话：“勒南！如弗约形容的那样，无非是个穿栗色礼服的平庸之辈，须称他为东方学者？恕我私下直言，他不过尔尔！”为此，赫泽尔在他的来信下面作了个注：“大笨蛋！他毕竟是个赫赫有名的作家。您善长描写，那么，请您读一读论说文，并把您的偏见揣入您的口袋里！”
那时，每当有人提起天主教，他的眼光仍非常狭小，因而常常屈服于官方教士的见解。可是，在同一时期，对他父亲出于同样一种相当狭隘的观点而拒绝提供股金的做法，他却作了解释。他觉察到了这种观点，但并没表示同意。
我怀疑在这种犹豫的深处隐藏着一种我父亲没给我
公开说明的理由。他是个极端虔诚的人，而且出于经过
思考的自信他，绝对地、百分之百地笃信天主教。可是，
您出的书根本不是与天主教有关的书，而且，您出过一些
取得巨大成功的书，但这些书与天主教毫不相关。我相
信，找父亲被这种观念牢牢地缠绕着，虽然他没给我挑
明，但我感觉得出来。
我们可以看出，在皮埃尔的宗教态度与他儿子的宗教态度之间正渐渐产生距离。他儿子越来越不皈依教义了。皮埃尔的确是个虔诚的教徒，而儒勒则不配这个修饰语。他对宗教崇拜早就保持距离；他妻子经常去做弥撒，可他却不去。他一直是个天主教徒，但他不再遵循教规。我们只是在这一方面可以发现两代人之间的轻微的不和。他依然是个自然神论者，但他或许会继续发生变化，只记住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原理，而尤其是只记住他自己的道德准则。倘若皮埃尔活得更久，在父亲的神秘主义与儿子的冷漠态度之间的距离或许会变得极其明显。
凡尔纳传--第四章 尚特内乡村
第四章 尚特内乡村
儒勒·凡尔纳在费多岛住家里度过的童年；桑班私立学校；圣斯塔尼斯拉斯学校；尚特内乡村别墅，表兄弟姐妹在别墅相聚；11岁的儒勒·凡尔纳试图登上一艘叫“科拉利亚号”的三桅船当见习水手
1828年2月8日，皮埃尔和索菲的第一个孩子。儒勒—加布里埃尔诞生，这只能促使他们不再在奥利维尔·德·克利松街久居下去。同年，他们终于搬到事务所旁边的让一巴尔特滨河街2号居住。
大约在五岁或六岁的时候，儒勒上桑班太太办的私立学校念书。桑班太太是一位远洋船船长的遗嫣。那位船长虽已在海上失踪，但她一直在等待他的归来，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她那班年纪幼小的学生是否能分担她的忧愁和希望呢？50年后，他们当中的一位在写《布拉尼康夫人》的时候，是否受到这一事件的启发？这很可能，因为他具有一种非常忠实的记忆。阿洛特·德啦·菲伊太太曾作出过这种假设。
这同一位作者还告诉我们，在儒勒9岁、保尔8岁的时候，他们被送入圣多纳西安小修院。其实，这两兄弟是进了圣斯塔尼斯拉斯学校；这所学校的校长在1837－1838、1838－1839和1839－1840学年度的得奖名单上发现了他们的名字；档案材料中缺了1836－1837学年度的得奖名单，我们不晓得在一年级的名册上是否有儒勒·凡尔纳的名字。
读二年级时，儒勒获《内省》、地理和声乐三张奖状，背诵课获得了头奖；读三年级时，他在声乐方面保持相同水平，并获希腊文作文一等奖，希腊文翻译二等奖和地理三等奖；读四年级时，他在得奖名单上依然有名，拉丁文翻译获一等奖，声乐仍得二等奖。
虽说儒勒的确是个“娱乐大王”，而且对功课缺乏热情，他依然是个优秀生。
根据各种可能进行推测，他是在圣多纳西安小修院念五年级以便升初中的，因为圣斯塔尼斯拉斯学校没设初中部。关于他在圣多纳西安期间的学习生活，我们只有菲伊太太提供的相当含糊的说明。
他按照规定进行学习，只求名列前10名。后来，当他进入皇家中学时，他也不见得是个“将本国文译成外文的校依者”。在修辞学方面，他只获得法文论文四等奖和将拉丁文译成法文的五等奖，但他毕竟得了一个地理奖。此外，他大概毫不费力地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
他也许一直记得自己在校时不大用功。1853年3月14日，他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哦！对啦！孩子们！青年时代没好好学习，悔之晚
矣！可是，事情偏偏如此；能聊以自慰的是，不少勤奋好
学的儿童倒成了呆笨的青年和愚蠢的成人。
按字面理解这段格言显然不妥。尽管这段格言包含一定的真理成分，但付诸实践却不见得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各人按自己的方式办事。试图给孩子们划定成为大人所必需的知识范围，这是教育者的分内事儿，孩子们完全可以积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知识。
对儒勒·凡尔纳来说，事情恰好就是这样。
经14个春秋的苦心经营，皮埃尔使他的事务所名声大震，成了全市业务最活跃的一间。于是，他决定在更宽敞的地方找一套房子，以便更舒适地将他人口众多的一家安置下来。
1840年，当他的长于13岁的时候，他搬到让—雅克—卢梭街6号。该住处恰好位于卢瓦尔河一条支流的末端（如今，这条支流已被填掉，变成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和费多岛的岬头。这位司法助理对居住在商会——贸易中心附近而又不远离法院感到非常称心；他的孩子同样感到非常满意，因为他们仍可以经常到码头去，并沿费多岛的脊柱——凯尔韦冈街轻易地到奥利维尔·德·克利松街。他们一直生活在当时仍十分活跃的港口环境中；由于卢瓦尔河泥沙淤塞，这个港口后来成了一个死港。
阿洛特·德·拉·菲伊太太指出，小儒勒是在费多岛上度过他的童年的，她说得有根据，只是需要明确一下，而且是在岛边和码头上度过的。她了解这个仍属岛屿性质的城区。这座岛城由24名阔绰的圣多米尼克种植园主集资建于1723年，底下全打了桩基。这些种植园主因1763年签订的巴黎条约和印度公司的倒闭而破产，不得不放弃他们豪华的邪宅。后来，这些公馆的楼层改成住宅，而楼下则用于经商。
儒勒·凡尔纳小时候曾在那里生活过的费多岛，已经不像路易十五时代和我在一幅扇面画上所见到的那样，是个景色迷人的居住地。但它依然是个岛，虽是个河中岛屿，亦可见海浪汹涌而至。码头上靠泊着来自克罗瓦西克的渔船和盖郎德盐场的运盐船；水产贮运批发商和女鱼贩在码头上来来往往，人们可以望见在港口抛锚的帆船的墙桅和福斯码头的繁忙景象。
孩提的好奇心常常促使儒勒和保尔来到码头上，以便更仔细地看一看走合恩角的远洋帆船。久而久之，他们对这些远洋帆船便熟悉起来。船只的靠岸或启航，即使对居住在港口上的人来说，仍然具有一种强烈的题力。大帆船的各项操作，构成一幅令人心醉神迷的图景，无疑也成了这两个孩子无休止的交谈内容。这艘漂亮的三桅帆船是从什么地方开来的？这艘双桅横帆船又要开往什么地方？从船上卸下的货物给他们带来了海岛的芬芳，而这些如此遥远和神秘的海岛无疑使他们产生各种幻想。这两兄弟多么羡慕跟他们同龄的少年见习水手！这些少年见习水手获得一份雇佣合同，便能登上海船，到充满奇迹的异国去冒险！他俩终于跟几位小水手搭上关系，并向他们了解到一些船上生活的情况；我们不难想象得出在这些小家伙之间所进行的秘密交谈。
儒勒·凡尔纳所感受的印象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后来，他终于吐露了自己心中的隐秘：“每当我看见一艘船扬帆出海，我的整个儿身心便飞到船上。”
涨潮时，海水将小港湾全部吞没，儒勒和保尔将目光转向大海，不觉浮想联翩。他们感觉到了大海的召唤；儒勒首先被这种诱惑征服了。
皮埃尔·凡尔纳在尚特内购置了一座乡村别墅。这个村庄变为城镇，后来又扩展为南特的一个市区。此处城郊大概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过不多久，索菲的一位兄弟和几位姐妹也在这里买了田园房舍。尚特内成了一个工业区；如今，这座别墅残破不堪、面目全非，被旁边的一座别墅和一间学校围住，这间学校甚至侵占了花园的一角。儒勒来这儿居住时，它恰好位于田园的中央，从这里骋目远眺，可望见卢瓦尔河。
节假日期间，这位“娱乐大王”可以到尚特内或盖尔什他舅舅普律当家里，跟他的兄弟、姐妹和表亲纵情玩耍。在他的表姐妹当中，他发现有一位使他幼小的心灵剧烈地跳动。她，就是姑母利兹的女儿卡罗利娜·特隆松。儒勒眼力不错，她实在长得太俊俏了。她比他大1岁，但已学会卖弄风情，笑嘻嘻地接受儒勒这位疯子向她表示的敬意。
1839年夏天，这个淘气鬼得知一艘远洋船正准备启航开往印度；谁晓得他是从哪儿打听来的消息。这艘三桅帆船的船号叫“科拉利亚”。这该引起多少联想啊！这艘漂亮的帆船即将开往印度，他想象着印度的壮丽景色，想象着这次远航可作的各种冒险；这展开的风帆，有如巨鸟的翅膀，将把你带向远方。而且，科拉利亚这个名字，就像他钟爱的那位表姐的名字一般响亮，这可是向他发出的邀请！他揣摸着这几个词儿的音乐效果；在那些遥远的海域，一定可以抢到许许多多的珊瑚。登上科拉利亚号（Coralie）到印度去，捎回一条珊瑚（Corail）项练献给卡罗利娜（Caroline），这难道不是一次富于诗意的冒险吗？
在这位年仅11岁、敢于蔑视困难的孩子的头脑中，一项方案很快就形成了。让别人接受自己为少年见习水手，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心里明白，他的家人肯定不会同意这项计划。因此，他首先要作的就是打听一下消息；他主动接触一位跟他同龄的孩子。这孩子在即将启航的这艘帆船厂有一份少年见习水手的雇佣合同；他答应说，只要给他一笔数目不大的钱，他就可以让出这份聘约；儒勒把自己微薄的积蓄全收集起来；他俩进行协商，便很快就价钱问题达成协议。可是，在什么地方、采取什么方式上船，才不致引起船长的注意？在即将启航之前，经格雷努耶尔水道，用小舢舨将两位小水手送到船上，但这需要另一位少年见习水手协助，因为必须要有3个人才能把舢舨驶回岸边。
这项实施方案必定是预先筹划好的，而不是偶然的。一天，小家伙在清晨6点钟便悄然离家，穿过渐渐苏醒的尚特内村，直接来到格雷努耶尔水道，跟在那儿等他的两位少年见习水手一起找到了1只小船。
一切都进行得挺顺利。趁准备启航的忙乱之际，将其中一位少年见习水手替换下来，这并没被人发现。在尚特内村，住在小别墅里的人都醒来了，大伙发觉儒勒不见了；起初，索菲很可能以为她儿子一时心血来潮，到外头蹓跶去了；后来，她逐个询问这个小淘气的弟妹，他们都说不晓得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她这才大吃一惊。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索菲越来越感到担心；到了中午12点半，依然不见儒勒的影儿；她请求住在隔邻的戈荣上校骑马去通知皮埃尔·凡尔纳。这位司法助理赶紧四出打听；女猪肉商。善良的马蒂里娜说在教堂广场看见过儒勒；根据这条线索，很快地又了解到更重要的情况：正在让一玛丽一卡比杜林开的小酒馆里喝酒的一位格雷努耶尔水道的内河船员证实，他看见儒勒跟两位少年见习水手乘坐小舢板，上了科拉利亚号远洋船；他还说，这艘船要开往印度，晚上很可能在潘伯夫停靠。
皮埃尔有幸搭上一艘火轮船，及时赶到潘伯夫，在科拉利亚号上找到了他的儿子。
这就是阿洛特·德·拉·菲伊太太兴致盎然地描述的事情经过。她还补充说：“儒勒挨了斥责，受了体罚，吃了棒子，遭到禁闭，不得不向他母亲发誓说，他从今以后只是在梦中才作旅行。”
我想验证一下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因为我心里这样揣摩：这位文思敏捷的女传记作家会不会歪曲这个事件？
我弄清楚了。12岁的时候，我祖父的确从家里溜出来，偷偷地上了船，后来才被他父亲追回来。
戈荣先生的确是凡尔纳的邻居；他的城堡至今还在；我跟风采迷人而博学多才的吕斯·库维尔小姐到那里去过，她是南特图书馆馆员和儒勒·凡尔纳博物馆馆长；戈荣先生的城堡已被改建成一所私立中学，我们在那里获得了要了解的全部情况，实在荣幸之至！科拉利亚号三桅帆船的确属于勒库尔·格朗—梅松船主，尚特内的那位女猪肉商的确叫马蒂里娜。
因此，对于菲伊太太的这段描述，我们是可以相信的。可是，关于孩子提出的借口，亦即要给卡罗利娜献一条珊瑚项练的那种愿望，以及皮埃尔曾用“棒子”教训过他儿子这件事情，他不敢苟同。
这孩子很可能受到“斥责”和惩罚，但是否受了体罚，是什么形式的体罚？是否“吃了棒子”、“遭到禁闭”？对此我们一无所知。在行文的时候，这位女传记作家借助想像，所使用的词语渐渐地会产生另一种共鸣。贝尔纳·弗朗克曾加技添叶地写道：“一记响亮的耳光”纠正了这位胆大妄为的孩子想当水手和追求女性的僻好。但并非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去探究这种解释。然而，我们不得不去考虑它，因为马塞尔·莫雷在分析这段文字的时候说，皮埃尔“扇了他一记耳光之后，把他禁闭起来了”，并由此而推断说，这位过于敏感的孩子，因偷偷出走而使家人产生一种隐隐的忧虑；他挨了父亲的一顿打骂，这将在他的潜意识中留下难忘的记忆。他暗中进行反抗，跟“这位喜欢用鞭子抽打的父亲作对，因此必然将自己的思想禁锢起来；1839年的这一记耳光使他变成一个极不开朗的人”！
给一位12岁的孩子施加合情合理的惩罚，决不会改变父亲的形象，若惩罚不当或过分，顶多会成为产生怨恨的一种原因。这种怨恨乃是一种有意识的情感，只会导致存心反抗，而不会引起某种情结。
当然，假设的这一记耳光，是要惩罚一次离家出走，而离家出走常常被认为是由于某种不适应而引起的。这条普遍的原则包含着例外；虽然说，要逃离难以适应的环境这种欲望常常会导致产生出走的念头，但出走也可能有别的原因。因职业的缘故，我处理过不少离家出走的年轻人，我因此得以发现，有时，他们并非要逃离家庭环境，而是要满足某种简单的好奇心——譬如想去看看大海。
我压根儿不相信父子间的信任会结束，也不相信儿子在心底里会存怀某种怨恨。读一读他们来往的信件，无疑有助于弄清这个问题。这些信件表明，在他俩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信任的亲密感；孩子以一种绝对的自由给他父亲写信，这是很少有的，因为这种自由往往会引起许多为父母者的反感。
皮埃尔对儿子的前途感到担忧，有时也对儿产的计划提出异议，但到头来他似乎总是较轻易地迁就儿厂的愿望。必须承认，生活在1830年的一位外省的安分守己的公证人必然恪守传统、规范和一定的社会等级观念，而且习惯于沉着冷静地进行推理和思考，对于儿子在各种互相矛盾的方向上所作的尝试，他显然难以不无惊讶地接受下来。
这孩子被送往巴黎，以便继续从事法学研究，为将来当公证人作准备。当他顺利地通过考试之后，他居然对父亲说，他决定投身戏剧活动。对此，他父亲能作出什么好的预兆呢？
皮埃尔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虽然这位大学生固执地不肯接受他将给他留下的律师事务所，但他不仅没断绝给他提供日常生活费用，而且继续为他创作那些使他气愤的无足轻重的剧本出主意。他们之间完全互相信任，必要时，他甚至在判例汇编中寻找资料，好让这位年轻的作者去编写……一出滑稽歌舞剧！
当他发觉儿子在一种更为严肃的文学体裁——中、短篇小说方面取得成功时，他十分高兴，甚至鼓励他去申请文学院奖金。
当这位“怪僻的儿子”有一天竟想购买一份证券经纪人的小股份时，他虽然表示过反对，但很快就被说服了，并满足他实现这种怪之又怪的念头。
这样一位容易说话的父亲怎么会是爱用鞭子抽打的人呢？孩子竟对他产生“隐隐的怨恨”，这怎么会令人信服呢？马塞尔·莫雷说，儒勒在作了一次暗中反抗后，大概一直跟他父亲作对。这样一种见解肯定是以确凿事实为依据的；然而事实表明，这两代人非但没发生对立，而且恰恰相反，他们一直非常亲近。
皮埃尔了解他的儿子；而且，尽管他儿子喜欢想入非非，但他仍对他表示信任。他从未怀疑过，一种坚强的意志使他儿子始终保持一个不变的方向，哪怕路上出现各种艰难险阻。
至于儒勒，从他写信的口气可以看出，他跟他父亲挺合得来；必然承认，他并没受到任何必须表示尊敬的约束，他在信中不加任何节制地开各种各样的玩笑。这样的玩笑无疑会使那些披着一件尊严外衣的为父者感到气愤。他把父亲当成一位同事和朋友。
下面，我只抄录其中的一封信。
哈哈，我成了另一个人啦！我的精灵是个80岁的老
头，他拄着拐棍，戴着眼镜，我变得如世界一般古老，如希
腊七贤一般聪颖，如格勒内尔并一般深邃，如阿拉
戈一般喜欢观察，如古代名人录中的雄辩家一般喜欢
说教，您肯定认不出我来了。
我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喜欢比较；这也许是因为我腹
痛的缘故；妈妈给我在腹部安置的这个胃囊实在太刁钻；
但我始终过着一种模范的生活，就连在柱头上呆了整整
10年，好在将来到了天国时能过上舒心日子的那位柱头
隐士也无法与我的德行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