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所决定的办法，服从国民会议的主张。
我所发表的宣言，要能够完全实行，固然需要种种筹备；但是要民众赞成国民会议，首先便
要民众明白国民会议的性质和国民会议的力量。如果这个会议可以解决国家的纠纷，诸君在新闻界
便应该竭力鼓吹这个会议，俾民众明白这个会议的性质、实行这个会议的办法。从前国会之所以没
有用处，是由于根本上选举议员的方法太草率。当时只要愿意做人民代表的人，到各省四乡去运动，
人民因为不知道国会的重大，便不问想做代表人的学问道德如何，便举他们做议员，成立第一次
国会。从前国会因为议员的本体不好，复受外界武力的压迫，所以在当时总是不能行使职权。后来
北方政府毁法，解散国会，国会更是没有用处。西南政府护法，在广州、四川召集国会，以维法统
而与武力相持。前年曹吴也赞成护法，召集议员到北京开会。但是那些议员总是不顾民利，只顾私
利，到北京之后，不做别事，只要有钱，便去卖身，造成曹锟的贿选。现在全国国民对于那般议员
完全失望，要解决国事，便不能靠那些议员，要靠我们国民自己。所以我才发起这个会议，要人民
明白国家现在的地位，知道政治和人民利害的关系，用正派分子来维持中华民国。
我们现在组织这个团体，普通人或者疑惑有力量的人不赞成，没有力量的人徒托空言。殊不知
我既是发起这个会议，自然要担负这个责任，对于有力量的人一定要他们赞成这个会议的主张；
若是他们不赞成，我就明告于天下，说他们是以暴易暴。现在中国既是定名为民国，总要以人民为
主，要让人民来讲话。如果是帝国，才让他们去讲话。假若一天不改国号，他们一天总要听人民的
话。那些有十万或者二十万兵的人，我们不能把他当作特别伟人，只可以当作国民守门的巡捕。譬
如我的门口，现在有两个持枪的巡捕来保护我家。上海凡是有钱的人，或者是在各省做过了大官的，
都用有巡捕守门。那些守门的巡捕都是有枪阶级，那些主人只能在物质上多给钱，决不能够让那些
巡捕来管家事，反对主人。照道理讲，那些有大兵权的人，所有的任务就是和守门的巡捕一样，不
能以为他们是有枪阶级，我们主人便放弃权利，连家中大事也让他们来管。他们这次推翻曹锟、吴
佩孚，固然是很有功劳，我们只可以在会议之中特别设法酬谢，不能说会议的经国大事便由他们
把持。他们在带兵的时候，一方面是军人，但是在不带兵的时候，一方面还是国民。用国民的资格，
在会议席上本来可以讲话。如果用军人的资格，在会议席上专横，不让大家公平讨论，我便马上出
京，请他们直捷了当去做皇帝。带兵的人，只可以看作巡捕，不能看作皇帝。若是他们自己真要看
作皇帝，这次会议开不成，国事还不能解决，中国还不能和平统一，那末，国家的大事只可以暂
时让他们去胡行乱为。这次推翻曹吴，他们极有功劳，我们国民不讲话，他们当然可以讲话。不过
他们推翻了大武人，还更有小武人发生；大武人要做皇帝，小武人当然可以称霸。所谓“大者王，
小者侯”，以后中国的乱事当更没有止境，国民的痛苦更不能解除。我们要现在解除国民的痛苦，
以止中国的乱源，便要大家集合各团体，组织大机关，来对武人讲话，求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若
是武人还执迷不悟，我们国民只可以宣布他们的横暴，等他们武人再互相推翻，或者总有觉悟之
一日。这次北方的事变，是武人推翻武人，有大兵权的人也可以打破，足见武人不足恃。有了这回
事变，一般野心家看见了，或者可以敛迹。但是要我们力争，他们才敛迹。如果目前无人力争，他
们便不顾是非，为所欲为，以后的乱事便不知道要到一个什么地步了！
有了这次北方事变发生之后，究竟能不能够收束？以后中国究竟是治或者是乱？究竟是和平
的开始，或者是大乱的开始？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决定，只有开国民会议，用大家来解决之一法。若
是专由武人去解决，便由他们彼此瓜分防地，争端没有止境，好比从前的督军团会议，各武人分
争巡阅使一样。至于收束目前的军事，全国军队如何改编、如何遣散、如何化兵为工来开路，那都是
将来会议中的条目。现在所应该注重的大纲，一共只有两点：第一点是国内人民的生活，究竟要用
什么方法可以救济；第二点是中国受外国的种种压迫，究竟要用什么方法可以挽救。
就第一点说，大家常听得说中国有四万万人，但照我按最近各国科学家同宗教家对于中国人
口精确的调查，前二年只有三万万一千万，去年不足三万万。在从前，各国教士同科学家调查中国
人口，确有四万万。何以从前的人数有四万万多，近年便减少到三万万一千万，到去年便更形减少，
连三万万的数目也是不足呢？何以在这十几年中便减少了一万万，在前年一年之中便减少一千多
万呢？我们人口这样减少，真是可惊可怕！这样可惊可怕的事，是受什么大影响呢？依我看起来，
最大的影响是受国内的变乱。以后乱是再不停止，全国人口当更要减少，推到极端，真有亡国灭种
之忧。这就是民生主义中的一个大问题。我们要中国前途不至亡国灭种，便要赶快解决这种民生问
题。中国近来人口死亡，不止是在战争。在战场中死亡的人数最多不过十万，其余大多数的死亡，
都是在战场附近冻死饿死，或受其他各种兵灾的影响，生活不遂而死。我们要和平统一，防止乱源
就是救亡的最重要问题。
就第二点说，是对外问题。中国从和外国通商以来，便立了许多条约，那些条约中所载的极不
平等。现在中国已失去国际上的平等自由，已经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一般人都说是一个半殖
民地，依我看，中国还赶不上半殖民地！好比高丽是日本的殖民地，菲利宾是美国的殖民地，中
国若是半殖民地，照道理上讲起来，中国比较高丽、安南和菲利宾所受待遇当然好些。但事实上是
怎样呢？高丽做日本的殖民地，高丽所奉承的主人只有一个日本；日本做高丽的主人，所得到的
权利固然是很大，但是所尽的义务也不少。如果高丽有了水旱天灾，日本设尽种种方法去赈济，常
常费到几百万，日本人都自以为是应该做的事。至于美国之待菲利宾，不但是急时赈济灾害，平时
并且费很多的人工、金钱，办理教育、交通和一切善政。中国平时要改良社会，急时要赈济水旱天灾，
有什么人来尽义务呢？只有几位传教的慈善家，本悲天悯人的心理来救济；如果费了几十万，便
到处宣传，视为莫大的功德。而且高丽和菲利宾所奉承的主人都只有一国的人，做奴隶的要得到一
国主人的欢心，当然很容易。中国现在所奉承的主人有十几国，如果专得英国人的欢心，美国、日
本和其他各国人便不喜欢；若是专得日本和美国人的欢心，英国和其他各国人便不喜欢。正是俗话
所说：“顺得姑来失嫂意。”要得到众主人的欢心，是很艰难的。
今日《大陆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叫做《条约神圣》。这篇论文所以发表的原因，大概是由于我
在吴淞登岸的时候，有一位日本新闻记者见我说：“英国想抵制先生在上海登岸。”我说：“上海
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我是这个领土的主人，他们都是客人。主人行使职权，在这个领土之内，想要
怎么样便可以怎么样。我登岸之后，住在租界之内，只要不犯租界中的普通条例，无论什么政治运
动我都可以做。”那位日本记者昨日发表了我的这言论，所以该报今日便有这篇论文。大家知道，
不平等的条约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的卖身契！我这次到北京去，讲到对外问题，一定要主张
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
废除国际间的不平等条约，东亚有两国已经行过了的，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暹罗。东亚只有两
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就是日本、暹罗。日本、暹罗之所以能够完全独立，就是由于废除从前和外国所
立的不平等条约。日本废除条约，是用兵威；暹罗国小，没有大武力，废除条约，是用公理向各国
力争。所以国际间强大国家束缚弱小国家的不平等条约，是可以废除的，不是不能废除的，只看我
们所用废除的方法是怎么样罢了。我们常常笑高丽、安南是亡国奴，他们都只有一国的主人，做一
国的亡国奴；我们和许多国家立了不平等的条约，有十几个主人，做十几国的亡国奴。最近新发生
了一个俄国，自动的废除了中俄一切不平等的条约，交回俄国从前在中国所得的特别权利，放弃
主人的地位，不认我们是奴隶，认我们是朋友。除了俄国之外，还有德国、奥国也废除从前在中国
所立的不平等条约，交回一切特别权利。德国、奥国都是欧战打败了的国家。
那些欧战打胜了的国家，见得打败了的国家还可以放弃中国的特别权利，为什么打胜了的国
家不可放弃呢？他们因为研究到这个问题，自己问良心不过，所以便主张把从前束缚中国的不平
等条约，要放松一点；因为研究放松条约的办法，所以才有华盛顿会议。但是他们一面会议，主张
放松条约；又一面说中国常常内乱，不能随便实行，总是口头上的主张。外人在口头上放松束缚中
国的条约，不是从今日起的。譬如庚子年北京起了义和团之后，各国联军打到北京，赶走中国政府，
逼成城下之盟，外国人在北京为所欲为，立了许多不平等的条约。当时英国是世界上头一个强国，
国内极文明，有许多人看到各国在中国太野蛮，太对中国不住，便出来讲公道话，主张要把英国
所占的特别权利送回中国。英国政府在当时也赞成这种主张，但是又附带了一个条件，必须各国一
致退回在中国所占的特别权利，然后英国才可以实行。所以英国一方面赞成那种公道的主张，又一
方面使许多小国象西班牙、葡萄牙来反对，弄到结果，彼此推诿，至今不能实行。这还是二十年以
前的事。外国人在二十年以前便有了这种动机，我们不争，他们自己自然是不管。中国一般普通人
的心理，以为外国人废除不平等的条约，必须要中国有力量；如果中国一日没有力量，那些旧约
便一日不能废除。这个道理，殊不尽然。要问外国能不能废除旧条约，就问我们有没有决心去力争，
如果大家决心去力争，那些条约便可以废除。好象最近的华盛顿会议，外国人便主张放松；从前的
凯马约契，外国人也主张实行，我们中国人都是不争，都是不要。假若全国国民一致要求，这种目
的一定是可以达得到的。
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
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打破了这两个东西，
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军阀的祸害是人人所深知的，至于帝国主义的祸害，在中
国更是一言难尽。
譬如就通商而论，这本是两利的事，但是中外通商，每年进口货极多，出口货极少，进出口
货总是不能抵销。据最近的海关报告，进口货要超过出口货五万万，这就是中国损失了五万万，换
言之，就是中国由于通商，每年对于外国要进贡五万万。就我们所住的租界而论，租界是什么人的
主权呢？都是归外国人管理的。中国人住在租界之内，每日纳税、买货以及缴种种保护费，又是多
少钱呢？再就货物在中国内地销行的情形而论，外国货物入口，先抽百分之五的海关税，再运入
内地，抽百分之二点五的厘金；抽过了百分之七点五之后的外国货物，无论运到什么地方去卖，
都不必再抽税，都可以畅销。如果有中国货物由上海运到四川重庆去卖，先在上海要抽百分之五的
海关税，以后经过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汉口、沙市、宜昌、夔府等处，总有十多处厘金关卡，
每经过一个关卡就要抽一次的厘金。总算起来，经过这些关卡，商家该当纳多少税呢？中国商人因
为要免除这种重税，所以许多商人便请一个外国人出面运货，说是外国的货物，每批货物只抽百
分之七<点>五的税便可以了事。中国商人请外国人保护货物的这种举动，好比是请保镳一样。外国
压迫中国，除利用经济势力来直接干涉以外，另外更用种种方法，间接来吸收中国人的钱。不过中
国最大批的损失，还是进口货的五万万。我们受这样大的损失，在外国人美其名说是通商；就事实
上论起来，何异强夺豪取！
更就洋布洋纱而论，当欧战的时候，本是中国商人最赚钱的生意，当时之所以赚钱，是由于
洋货不能入口，没有洋货来竞争。我这次进吴淞口的时候，沿途看见纱厂布厂的烟筒，多是不出烟，
我便奇怪起来，问那些由上海来接我的人。他们都说那些工厂在这几年中极亏本，早已停工。亏本
的原因，是由于和洋纱洋布相竞争，在上海所做的布和纱都不能赚钱。当这个时候，假若海关是归
我们中国人管理，我们便可以把进口的洋布洋纱抽重税；如果在中国所织的布每匹是值五元的，
我们加抽洋布的税，便要弄到他每匹的价钱要高过五元，至少也要和中国布的价钱一样，然后中
国布才可以同洋布相竞争。这种抽税的方法，是保护税法，是用来保护本国货物的。中国现在因为
受国外压迫，不能行这种保护税法，所以上海纺出来的纱、织出来的布，便不能和洋布洋纱相竞争，
便要亏本，纱厂便因此停工。工厂停工，工人自然是失业。当布纱生意极盛的时代，这种工厂在上
海之内的工人至少有十万人，这十万人现在因为停工失业，谋生无路，总有多少是饿死的。那些饿
死的工人，就是间接受了不平等条约和国际经济压迫的影响。
中国当革命之初，外国人不知道内情，以为中国人忽然知道共和，必然是程度很高，不可轻
视，所以赞成中国统一。后来查得内情，知道中国的官僚军阀都是爱钱，不顾国家，所以便帮助军
阀，借钱给军阀。军阀有了多钱，于是摧残民气，无恶不作。象袁世凯借到了大批外债，便杀革命
党，做皇帝。吴佩孚借到了大批外债，便专用武力，压服民众。吴佩孚这次在山海关打败仗以后，
退到天津，本是穷途末路，国民军本可以一网打尽，战事本可以结束，但是有某国人对吴佩孚说：
“长江是我们的势力，如果你再退到那里，我们帮助你，你还是很有希望。”所以吴佩孚才再退回
长江。我说这些话，不是空造的，的确是有证据的。大家不信，只看前几个月某国人在香港的言论，
大吹特吹，说“陈廉伯是华盛顿”，“广州不久便有法西斯蒂的政府发生”。他们总是在新闻纸上
挑战，要商团打政府，说商团如果不打政府，政府便马上实行共产。最近更助陈廉伯在香港发行两
百万元的债票，由他们的银行担保。象这种种举动，无非要延长中国内乱，他们才可以从中取利。
象这样的帝国主义还不打倒，不但在北帮助吴佩孚，在南帮助陈廉伯，就是吴佩孚、陈廉伯以外的
人都可帮助，中国的祸乱便永远没有止境。外国人初次打败中国、和中国通商以后，以为中国很野
蛮，没有用处，想自己来瓜分中国。及遇义和团之变，中国人竟用肉体和外国相斗，外国虽用长枪
大炮打败了中国，但是见得中国的民气还不可侮，以为外国就是一时用武力瓜分了中国，以后还
不容易管理中国。所以现在便改变方针，想用中国人来瓜分中国，譬如在南方便利用陈廉伯，在北
方便利用吴佩孚。
我们这次解决中国问题，为求一劳永逸起见，便同时断绝这两个祸根。这两个祸根，一个是军
阀，一个是帝国主义。这两个东西和我们人民的福利是永远不能并立的。军阀现在已经被我们打破
了，所残留的只有帝国主义。要打破这帝国主义，便要全国一致，在国民会议中去解决。诸君既是
新闻记者，是国民发言的领袖，就一定要提倡国民会议。国民会议开得成，中国的乱事便可以终止；
若是开不成，以后还要更乱，大乱便更无穷期。中国每次有大乱，我总是首当其冲。譬如从前的袁
世凯，现在的吴佩孚，都是身拥雄兵、气盖一时的人，我总是身先国民，与他们对抗。这次推倒了
吴佩孚，我也放弃两年的经营，只身往北方去，以为和平统一的先导。我这次往北方去，所主张的
办法，一定是和他们的利益相冲突，大家可以料得我狠有危险。但是我为救全国同胞、求和平统一、
开国民会议去冒这种危险，大家做国民的人便应该做我的后盾。中国以后之能不能够统一，能不能
够和平统一，就在这个国民会议能不能够开成。所以中国前途的一线生机，就在此一举。如果这个
会议能够开得成，得一个圆满结果，真是和平统一，全国人民便可以享共和的幸福，我的三民主
义便可以实行，中国便可以造成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造成了这种国家，就是全国人民子子
孙孙万世的幸福。我因为要担负这种责任，所以才主张国民会议。我今天招待诸位新闻记者，就是
要借这个机会，请诸君分担这个责任，来赞成国民会议，鼓吹国民会议。
据《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广州民智书局一九二五年三月出版中的《国民会议为解决中国
内乱之法》
文自癸丑讨逆之师失败以还，不获亲承我父老昆弟之教诲者，于今三年矣。奸人窃柄，国论混
淆，文于是时亦殊不乐以空言与国人相见。今海内喁喁有望治声矣，文虽不敏，固尝为父老昆弟所
属役，复自颠沛不忘祖国者，则请继今一二为国人谈也。
文持三民主义廿有余年，先后与国人号呼奔走，期以达厥志。辛亥武昌首义，举国应之，五族
共和，遂深注于四亿同胞之心目。文适被举为一时公仆，军书旁午，万端草创，文所靖献于国民者，
固甚恨不能罄其悃忱。然国号改建，纪元维新，且本之真正民意以颁布我民国约法，其基础不可谓
不已大定。故清帝退位，南北统一，文乃辞职，介举袁氏于参议院。盖信其能服从大多数之民心，
听义师之要求，以赞共和，则必能效忠民国，践履约法，而昭守其信誓也。当南北两方情志未孚时，
文尝任调和，躬至北京，并有“愿袁氏十年为总统”之宣言。何期袁氏逆谋终不自掩，残杀善良，
弁髦法律，坏社会之道德，夺人民之生计。文故主兴讨贼之师，所以维国法而伸正义，成败利钝所
不计也。袁氏既挟金钱势力，肆用诈术，而逆迹未彰，国人鲜悟，以致五省挠败，而袁氏之恶乃益
逞矣。
文虽蛰居海外，而忧国之志未尝少衰。以为袁氏若存，国将不保；吾人既主讨贼，而一蹶不振，
非只暴弃，其于谋国亦至不忠。故亟图积极进行之计，辄与诸同志谋之。顾败丧之余，群思持重，
缓进之说，十人而五。还视国中，则犹有信赖袁氏而策其后效者；有以为其锋不可犯，势惟与之委
蛇而徐图补救者；有但幸目前之和平，而不欲有决裂之举者。文以为此皆有所执持，而其心理上之
弱点，则袁氏皆得而利用之，以逞其欲，此文期期所不敢认以为适道者也。袁氏果于是时解散国会，
公然破毁我神圣庄严之约法，诸民权制度随以俱尽。文谓袁氏已有推翻民国、及身为帝之谋，而莫
之敢信；而亏节堕行、为伥为侦之败类，且稍稍出矣。文于是痛心疾首，决以一身奋斗报我国家，
乃遂组织中华革命党，为最严格之约束，将尽扫政治上、社会上之恶毒瑕秽，而后复纳之约宪之治。
两年以来，已集合多数之同志。其入内地经营进行者，皆屡仆屡起，不惮举其个人之自由权利、生
命财产而牺牲之，以冀奠我区夏。孤行其自信力，而不敢求知于人人，犹之辛亥以前之中国同盟会
也。欧战既起，袁氏以为有隙可乘，不惜暴其逆谋，托始于筹安会，伪造民意，强迫劝进。一人称
帝，天下骚然，志士仁人汗喘相告，而吾同志益愈奋励，冒死以进。滇、黔独立，文意豁然。至乃昔
所不知，今皆竞义，德邻之乐，讵复可已。频年主持，益审非谬。
顾独居深念，以为袁氏怙恶，不俟其帝制之招揭；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讨贼美举，
尤当视其职志之究竟为何，其所表示尊重者为何，其策诸方来与建设根本者为何，而后乃有牺牲
代价之可言，民国前途，始有攸赖。今独立诸省通电，皆已揭橥民国约法以为前提，而海内有志后
援、研求国是者，亦皆以约法为衡量。文殊庆幸此尊重约法之表示，足证义军之举，为出于保卫民
国之诚。袁氏破坏民国，自破坏约法始；义军维持民国，固当自维持约法始。是非顺逆，区以别矣。
夫约法者，民国开创时国民真意之所发表，而实赖前此优秀之士，出无量代价以购得之者也。文与
袁氏无私人之怨，违反约法，则愿与国民共弃之；与独立诸省及反袁诸君子无私人之惠，尊重约
法，则愿与国民共助之。我国民亦既一致自爱其宝，而不为独夫民贼之所左右，则除恶务尽，对于
袁氏必无有所姑息。以袁氏之诈力绝人，犹不能不与帝制同尽，则天下当不复有袭用其故智之人。
至袁氏今日势已穷蹙，而犹徘徊观望，不肯自归于失败，此固由其素性贪利怙权，至死不悟。
然见乎倡议者之有派别可寻，窃疑党争未弭，觊觎其猜忌自纷，而不能用全力以讨贼。殊不知阋墙
御侮，浅人审其重轻，而况昔之政争，已成陈迹。今主义既合，目的不殊，本其爱国之精神，相提
携于事实，见仇者虽欲有所快，无能幸也。今日为众谋救国之日，决非群雄逐鹿之时，故除以武力
取彼凶残外，凡百可本之约法以为解决。共和之原，甚非野心妄人所得假借者也。文始意以为既已
负完全破坏之责，故同时当负完全建设之责。今兹异情，则张皇补苴，收拾时局，当世固多贤者。
苟其人依约法被举，而不由暴力诈术以攫取之，则固与国民所共承者也。民国元首，只有服务负责
之可言，而非有安富尊荣之可慕，国民当共喻斯义。文之所持，凡皆以祈向真正之和平，故虽尝以
身当天下之冲而不自惜也。
文自束发受书，知忧国家，抱持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终始不替；所与游者，亦类为守
死善道之士。民国成立，五族共和，方幸其目的之达。乃袁氏推翻民国，以一姓之尊而奴视五族，
此所以认为公敌，义不反顾。今是非已大白于天下之人心，自宜猛厉进行，无遗一日纵敌之患，国
贼既去，民国始可图安。若夫今后敷设之方，则当其事者所宜一切根据正确之民意，乃克有济。文
自审立身行事，早为天下共见，末俗争夺权利之念，殆不待戒而已除。惟忠于所信之主义，则初不
为生死祸福而少有屈挠。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
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唯父老昆弟察之！
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一六年五月九日《孙文宣言》
日本新闻记者问：现在中国国事有全由段祺瑞处理之模样，确否？
中山先生答：有此趋势。
问：现在外国对中国有强硬共管之说，能否成为事实？
答：决不能成事实，因中国国民更有强硬之抵抗。共管中国之说，是外国人做梦！
问：谣传段祺瑞此次出山，向美国借款一万万，确否？
答：我不清楚。
问：我们看现在处理中国时局，必须有外国财政上之援助，然否？
答：我看不必。
问：先生对于中国财政，有无办法？
答：中国当有办法，不必借外债。中国经此次大变以后，处理国事，当全由国民全体讲话。日
本人以后不要再误会解决中国大事，还是任何军人讲话，或者任何外国人讲话。我们这次来解决中
国问题，对内是打破军阀，对外要打破列强的干涉，完全由中国国民作主。
问：先生这种意见，究竟能否实行？
答：当然可以实行。我从前革命，要推翻满清，一般日本人不相信有这个能力；近来革命，要
推翻军阀，一般日本人也是不相信有这个能力。但是在辛亥年已经推翻了满清，最近又推翻了吴佩
孚的军阀；更进一步，以后中国国民，当然有能力来解决全国一切大事。日本新闻记者对于中国国
民的能力，应该有这种信仰，不可有丝毫的怀疑。这个信仰是根本信仰。倘若中国国民无统一之能
力，东亚便要大乱不已，世界便不能和平。
问：先生要统一中国，是用什么方法呢？
答：第一步的方法，是开国民会议，由全体国民自动的去解决国事。
问：国民会议是怎么样组织呢？
答：已经由我的宣言发表过了。
问：外间宣传广东政府同俄国亲善，将来中国制度有改变没有呢？
答：中国革命的目的和俄国相同，俄国革命的目的也是和中国相同，中国同俄国革命都是走
一条路。所以中国同俄国不只是亲善，照革命的关系，实在是一家。至于说到国家制度，中国有中
国的制度，俄国有俄国的制度，因为中国同俄国的国情彼此向来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
问：中国将来的制度是怎么样呢？
答：中国将来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制度，可惜日本人还没有留心。
问：吴佩孚近来用兵，听说背后有英国援助，然否？
答：确有此事。
中山先生又曰：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中国革命同
日本维新实在是一个意义。可惜日本人维新之后得到了强盛，反忘却了中国革命之失败，所以中日
感情日趋疏远。近来俄国革命成功，还不忘中国革命之失败，所以中国国民同俄国国民，因革命之
奋斗，日加亲善。
据《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广州民智书局一九二五年三月出版中的《对长崎新闻记者之谈
话》
各位同志：
我们国民党就是革命党。民国的名称，是革命党推翻了满清之后才有的。不过十三年以来，徒
有民国之名，没有民国之实。这种名不符实，就是我们革命没有成功。革命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因，
是由于反革命的力量太大；反革命的力量过大，抵抗革命，所以革命一时不能成功。革命究竟是什
么事呢？是求进步的事。这种求进步的力量，无论在那一个民族或者那一个国家，都是很大的；所
以革命的力量，无论在古今中外的那一国，一经发动之后，不走到底，不做成功，都是没有止境
的。不只是十三年，或者二十三年、三十三年，就是四十三年、五十年，革命一日不成功，革命的力
量便一日不能阻止。要革命完全成功之后，革命的力量才有止境。所以法国革命有八十年，大功告
成之后，然后才有止境，然后法国才定。我们中国革命十三年，每每被反革命的力量所阻止，所以
不能进行，做到彻底成功。这种反革命的力量，就是军阀。为什么军阀有这个大力量呢？因为军阀
背后，有帝国主义的援助。这种力量，向来都没有人知道要打破，所以革命十三年，至今还不能成
功。
这回北京发生政治上的大变化，这回变化之中，有一部分是革命党的力量。革命党何以要到北
京去革命呢？因为十三年以前的革命都是在各省举行，所以在两三年前，便有几位同志说：我们
以后革命如果还是专在各省进行，力量还是很小；必要举行中央革命，力量才是很大。由于这个理
由，那几位同志便到北京去进行。到这次变化发生之前六个月，他们便有报告说：中央革命很有希
望，北京军人赞成的很多，不久便要发动。他们在六个月之前便要我放弃广东，到天津去等候，参
加中央革命。我在那个时候，看到很渺茫，不大相信，便答应他们说：要有事实发生后，我才可以
去。到了江浙战事起了之后，他们催促更急，主张要我一定放弃广东，赶快到天津。当时我在韶关，
督率北伐军出发江西，要北伐军完全离开广东进到江西之后，才可以离开广州；若是我离开广州
太早，北伐便不容易进行。到了江浙战事发生变化，江西赞成北伐军的同志，不敢来归；在韶关的
北伐军，也因之摇动，不能迅速前进。不上十日，北京就发生这次变化。外间的新闻传到了，我们
同志的报告也同时到了。他们既是发动了这种事实，我为践成约起见，便不能不往北京去。
当北京初次变化的时候，国民军的行动好象真有革命的色彩。后来我由韶关到广州，由广州到
上海，看到北京的情况便一天不如一天，似乎受了别种势力的牵涉，不象革命的运动。到上海住几
日之后，北京情况更为之一变。但是还有许多人催我赶快到北方去的，象天津的段棋瑞，奉军领袖
的张作霖，不是派代表就是用电报，总是要我赶快北上。我也因为要到北京去看看近来的真情况，
所以便决定北上。又因为由上海直接往天津，不但是在最近数日之内无船位，就是在十五日之内也
无船位，所以才绕道日本，来神户。在神户等船，比在上海等船还要快。而且路过日本，可以看看
日本的旧朋友，及观察日本国民最近对于中国的感情。至于北京这次的变化，虽然不是完全的革命
举动，但是他们欢迎我去，便是给我们以极好的宣传机会。
此时各方人民，都是希望中国赶快和平统一。说到和平统一，是我在数年前发起的主张；不过
那些军阀都不赞成，所以总是不能实行这种主张。这次我到北方去，能够做成和平统一，也未可知。
不过要以后真是和平统一，还是要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
要打破帝国主义，必须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我这次到北京去的任务，就是要废除中外不平
等的条约。我这次路过日本，在上海动身及到长崎和神户三处地方，都有很多日本新闻记者来见我，
要我公开发表对于中国时局的主张；我都是主张要中国和平统一，便要废除中国和外国所立的不
平等条约。我现在神户，没有工夫来看日本全国的报纸，不知道日本国民对于我这种主张的感想是
怎么样，或者有表同情的，或者有反对的。不过我这两日所见日本的旧朋友，都是表同情的多。我
的这几个朋友，虽然不能代表日本的舆论，但是可以担负在日本宣传我的主张的任务。
中国要和平统一，为什么我要主张废除不平等的条约呢？和平统一是内政问题，废除条约是
外交问题，我们正讲内政问题，为什么要牵涉外交问题呢？因为中国国内种种力量，都没有革命
党的力量大；中国现在最大的力量，就是革命党。诸君如果有不知道的，只考查吴佩孚的历史。吴
佩孚是袁世凯以后最大的军阀。吴佩孚这个军阀，究竟是从何而起呢？他在民国五、六年以前，是
一个无名秀才，没有人知道。就是带兵到湖南衡州，来打南方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旅长。当时南
方政府是总裁制，本总理也是几位总裁当中之一，我们南方政府教吴佩孚不要用兵，给他六十万
块钱；并说北方政府卖国，教他回师去打北方。他得了我们南方的大批军饷，便回师武汉，进占洛
阳。当时北京政府是段棋瑞当国，他便攻击段棋瑞，始而打电报，继而用武力，把段祺瑞推倒了。
他推倒了段棋瑞之后，口头上虽然以民党自居，总是说北京政府腐败，要开国民会议来解决国事，
心理上还是想做袁世凯第二。外国人考查到了他的这种真相，以为可以利用，便视为奇货可居，事
事便帮助他，自己从中取利。吴佩孚以为外国人都是这样帮助，天下还有什么事不能做，所以便越
发大胆，用武力横行于中国，弄到全国人民都是不能安居乐业。我们革命党因为要救国救民，所以
便联络各方面有实力的人，共同推倒他。诸君听到这地，便知道吴佩孚的成功是由于民党，吴佩孚
的失败也是由于民党，吴佩孚的起家和失败完全是由于民党的力量。革命党的力量当然要大过吴佩
孚。至于吴佩孚在这几年中以军阀自居，专用武力压服民众，我们民党也是受他的压迫的原故，是
由于吴佩孚得了外力帝国主义的帮助。所以此刻在中国，只有帝国主义的力量才是大过革命党。我
们革命党要中国从此以后不再发生军阀，国民能够自由来解决国事，中国永久是和平统一，根本
上便要在中国捣乱的帝国主义不能活动，便要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因为要消灭在中国捣乱的帝
国主义，所以讲内政问题便牵涉到外交问题，要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
外国人任中国活动的，象教书的、传教的和许多做生意的人，都是很安分守己的分子；至于不
安分的，只有少数流氓。这些流氓，在外国不过是小有手段，都是不能生活，一到中国，不上几年，
稍为知道中国内情，便结交官僚，逢迎军阀；一逢迎到了军阀，便无恶不作，就是在不平等的条
约之中所没有记载的事，他们都是包办一切，好象小皇帝一样。所以这几年来，无论那一个军阀做
事，背后总有几个外国政客的帮助。
譬如，广州商团购枪自卫，向来都是很自爱的，对于政府都是很安分的。广州政府无论是民党
或者非民党，同商团相处都是安然无事。这两年来，有几个英国人不喜欢国民党，不愿意国民党的
政府发展，便煽动陈廉伯，运动商团全体，在广州内部反对国民党的政府。陈廉伯原来是一个汇丰
银行的买办，本来是个安分的商人，没有什么野心。因为他做汇丰银行的买办，所以那几位反对国
民党的英国人便认识他，便日日运动他反对政府，说：“如果你能够运动商团反对政府，我们英
国便帮助你组织商人政府，你陈廉伯就是中国的华盛顿。”陈廉伯当初虽然没有野心，但是受了英
国人的这种运动，既可以得英国的帮助，自己又住在沙面，得英国人的保护，安然无恙，于是他
的胆量便雄壮起来，便发生野心。他便住在沙面，对于本党政府作种种的反抗运动。他当初所有的
死党不过是几个人，运动成熟了的商团军士也不过是三五十个人，羽毛还不丰满，要反抗广州的
革命政府还是没有办法。他于是又听英国人的话，向外国另外办军火，想另外组织军队。
他所办的头一批军火，是用一只叫做“哈佛”的丹麦船运进广州。当那只军火船一到广州的时
候，便被我们政府查出来了。政府便一面扣留那只军火船，一面派人调查那船军火的来历，才知道
那船军火是用商团的名义运进来的。在那只船进口之前五日，陈廉伯也曾用商团的名义，向政府领
过了一张护照。不过陈廉伯领那张护照的时候，曾声明在四十日之后才发生效力，由四十日之后起，
另外到五十日止，那张护照都是有用处。陈廉伯当初之所以有这些声明的意思，就是他对于丹麦船
所运来的这批军火，已经想到了种种偷漏的方法，以为不必用到那张护照便可以偷过；他所领的
护照，是预备第二批军火到的时候才用的。后来果然有第二批军火由欧洲放洋，只因第一批的在广
州失败，所以第二批的便不知道运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陈廉伯才要所领的那张护照，就是在九十
日之内都有效力。而这船军火运进广州的日期，和那张护照相差只有五日，便生出一个大疑点。更
查这只军火船是属于丹麦商人的，丹麦在广州的领事是一个英国人代理，而那位代理的英国人又
不在广州，是以我们便和英国领事交涉。英国领事和我们的私交很好，便将陈廉伯买军火的原委告
诉我们说：“你们还不知道陈廉伯的行动吗？香港和上海的外国报纸老早就说，陈廉伯要运动商
团反对你们政府，你们还没有留心那种新闻吗？我老实告诉你罢，有几个英国人许久<以前>便教
陈廉伯买军火、练军队，反对广州政府。这不过是头一批军火，以后还有二批、三批。至于这种主张，
只是几个英国人的事，我可以报告我们公使，惩办他们。你们可以办你们的商团，对付陈廉伯。”
我知道了这种详细情形之后，便把那船军火完全扣留。当时许多明大义的商团，也承认由政府办理，
没有什么举动。
但是，陈廉伯在沙面受了英国人的鼓动，便煽动一般无知识的商团，要求政府发还扣留的军
火；如果政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便煽动广州全体商人罢市，抵制政府。所以有一日，便有一千多
商团，穿起军服，整队到河南大本营请愿，要发还枪枝；若是不发还枪枝，第二日便罢市。我当那
一日正在大本营，便亲出接见那一千多商团，对他们演说商团买枪的护照，就日期讲，陈廉伯已
经声明在四十天之后才有效，这批枪枝只在领护照后五日之内便到广州，是一个疑点；就枪数讲，
护照上载明的长短枪数，与这只船所载的枪数不符，是二个疑点。专就护照说便有这两个疑点，有
了这两个疑点，那末这批军火，不是私运，便是顶包。并且把英国领事对我所说陈廉伯要运动商团，
和另外买枪练兵来反对政府的情形，详细告诉他们。演说了一点多钟，他们听明白了之后，当时便
很满足，第二日也没有罢市。以后我把陈廉伯的叛迹，更是查得水落石出，便老实告诉商团。但是
在手续上，我还没有用公文，只用私缄。对商团各代表说，陈廉伯反叛政府的诡谋，我已经查清楚
了。你们商团不是同谋的人，我自然不理；若是同谋的人，我一定要办几个，以儆效尤。那些陈廉
伯的羽党，便鼓动全体商团，要求政府宽大，不能多牵连。政府便答应他们的要求，不但是没有牵
连，并且没有重办一个同谋的人。
陈廉伯看见政府很柔软，便鼓动商家罢市，还是要求政府发还所有扣留的枪枝。政府也答应他
们的要求，承允把护照上所载枪枝的数目，分批发还。在国庆日便一批发还长短枪四千枝，子弹一
二十万。陈廉伯那些人看见政府一步让一步，很容易欺负，于是更鼓动商团在国庆日收回枪枝的时
候，对于政府武装示威，开枪打死许多庆祝双十节的农团军、工团军和文武学生。因为陈廉伯已经
预备了在国庆日收回枪枝之后便造反，所以预先便在西关招了两三千土匪，假充商团。最奇的是那
些假充商团的土匪，在国庆口不但是打死人，并且把打死了的人刨肝剖肺、劏头断脚，把那些死尸
分成无数部分，拿到沿街示众，惨无人道。当日，政府也没有把商团有什么处分。商团的不良分子，
便从此以后目无政府，专唯陈廉伯之命是听，把广州全市商团的枪枝都集中到西关，在西关架天
桥、筑炮台，用铁栅门分锁各街道，俨然把广州市分成了两部分：城内属于政府范围，西关属于商
团范围。凡是商团范围以内，都是由商团发号施令。在商团发号施令的范围以内，不但是没有政府
的警察，就是政府人员路过，只要被他们知道了，就马上有性命的危险。当时西关和城内，完全成
了一个交战区域。那几日英国人便在香港英文报纸上挑战，说广州的实在势力已经到了商团之手，
政府没有力量行使职权，政府人员马上便要逃走。其实政府还是想调和，但是西关的那些土匪顽强
抵抗，无论政府是怎么样调和，都不能得结果。
到了十月十四日晚，凡是近政府各机关的高当铺，都收藏得有几十个团兵，居高临下，开枪
打政府，一夜打到天明。到天明的时候，政府为求自卫起见，才下令还枪。到了政府还枪之后，稍
明事理的商团份子便极愿缴枪了结，以免糜烂市场。而陈廉伯的死党还是在西关散布谣言，不说是
东江陈炯明的援兵就到了，就说是白鹅潭的英国兵船马上便要开炮打退政府，只要商团多抵抗几
点钟，便可以胜利。
当商团事变没有发生以前的十几日，英国领事本告诉了我们政府说：在白鹅潭的英国兵船，
已经奉到了他们海军提督的命令，如果广州政府开炮打西关，英国兵船便开炮打广州政府。我得了
这个通知，便用很正当的宣言，通告英伦政府和世界各国。英伦政府也自己知道无理，便制止他们
海军提督，所以到后来政府和商团冲突的时候，英国兵船到底是守中立。从互相冲突之后，不上四
点钟，各武装商团便缴械了事。于是香港英国的报纸，更以为是反对广州政府的好材料，便无中生
有，乱造谣言，把广东政府骂得不值半文钱。其实广州政府和商团原来本是相安无事，因为有几个
英国流氓居中离间，所以便弄到不和；到了不和之后，也可以用和平手段了结，因为那几个英国
流氓又从中挑拨，所以便弄到杀人缴枪，以致商团受英国人的大骗。诸君不信，只看前几个月的香
港英文报纸，许多都是恭维陈廉伯是“中国的华盛顿”，“广州不久便有商人政府出现”的论调，
便可以知道英国人的居心。幸而英国人和陈廉伯的这次阴谋没有成功，如果真是成功了，广东便变
成了第二个印度。
我们广东这次没有亡省，虽然是天幸，但是已经阻止了北伐军的进行，扰乱了广州市的商场，
弄到全省不太平，都是外国人的力量在广东暗中捣乱。就是推到全国的情形，也是这一样。因为这
些理由，所以我们才要防止外国人的力量再来中国捣乱。防止了外国在中国捣乱的力量，中国才可
以永久的和平。要防止外国人在中国捣乱，便先要外国人在中国没有活动的力量。要外国人在中国
没有活动的力量，还是在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废除了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才可以收回租界、海
关和领事裁判权，中国才可以脱离外国的束缚，才可以还我们原来的自由。
用极浅近的道理说，诸君知道那些不平等的条约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大
家的卖身契。中国和外国立了许多丧失权利的条约，就是把我们国民押到外国人，替我们写了许多
卖身的字据一样。中国国民卖身，不只是卖到一国，已经卖到了十几国。我们国民卖了身，究竟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