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至少也算通俗地亲近了一次吧。
从中可以知道，自屈原开始，中国文人的内心基调改变了，有了更多的个人话语。虽然其中也关及民生和君主，但全部话语的起点和结局却都是自己。凭自己的心，说自己的话，说给自己听。被别人听到，并非本愿，因此也不可能与别人有丝毫争辩。
这种自我，非常强大又非常脆弱。强大到天地皆是自己，任凭纵横驰骋；脆弱到风露也成敌人，害怕时序更替，甚至无法承受鸟鸣花落，香草老去。
这样的自我一站立，中国文化不再是以前的中国文化。
帝王权谋可以伤害他，却不能控制他；儒家道家可以滋养他，却不能拯救他。一个多愁善感的孤独生命发出的声音似乎无力改易国计民生，却让每一个听到的人都会低头思考自己的生命。
因此，他仍然孤独却又不再孤独，他因唤醒了人们长久被共同话语掩埋的心灵秘窟而产生了强大的震撼效应。他让很多中国人把人生的疆场搬移到内心，渐渐领悟那里才有真正的诗和文学，因此，他也就从文化的边缘走到了中心。
从屈原开始，中国文人的被嫉受诬，将成为一个横贯两千多年的主题。而且，所有的高贵和美好，也都将从这个主题中产生。
屈原为什么希望太阳不要过于急迫地西沉于崦嵫山？为什么担忧杜鹃啼鸣？为什么宣告要上下而求索？为什么发誓虽九死而未悔？因为一旦被嫉受诬，生命的时间和通道都被剥夺，他要竭尽最后一点力量争取。他的别离和不忍，也都与此有关。屈原的这个精神程序，已被此后的中国文化史千万次地重复，尽管往往重复得很不精彩。
从屈原开始，中国文学摆开了两重意象的近距离对垒。一边是嫉妒、谣诼、党人、群小、犬豕、贪婪、溷浊、流俗、粪壤、萧艾，另一边是美人、幽兰、秋菊、清白、中正、求索、飞腾、修能、昆仑、凤凰。这种对垒，有写实，更是象征，诗人就生存在两边中间，因此总是在磨难中追求，又在追求中磨难。诗人本来当然想置身在美人、幽兰一边，但另一边总是奋力地拉扯他，使他不得不终生处于挣扎之中。
屈原的挣扎启示后代读者，常人都有物质上的挣扎和生理上的挣扎，但诗人的挣扎不在那里。屈原的挣扎更告诉中国文学，何谓挣扎中的高贵，何谓高贵中的挣扎。
屈原的高贵由内至外无所不在，但它的起点却是承担了使命之后的痛苦。由痛苦直接酿造高贵似乎不可思议，屈原提供了最早的范本。
屈原不像诸子百家那样总是表现出大道在心，平静从容，不惊不诧。相反，他有那么多的惊诧，那么多的无奈，那么多的不忍，因此又伴随着那么多的眼泪和叹息。他对幽兰变成萧艾非常奇怪，他更不理解为什么美人总是难见，明君总是不醒。他更惊叹众人为何那么喜欢谣言，又那么冷落贤良……总之，他有太多的疑问，太多的困惑。他曾写过著名的《 天问 》，其实心中埋藏着更多的《 世问 》和《 人问 》。他是一个询问者，而不是解答者，这也是他与诸子百家的重大区别。
而且，与诸子百家的主动流浪不同，屈原还开启了一种大文化人的被迫流浪。被迫中又不失有限的自由和无限的文采，于是也就掀开了中国的贬官文化史。
由此可见，屈原为诗作了某种定位，为文学作了某种定位，也为诗人和文人作了某种定位。
但是恕我直言，这位在中国几乎人人皆知的屈原，两千多年来依然寂寞。虽然有很多模仿者，却总是难得其神。有些文人在经历和精神上与他有局部相遇，却终究又失之交臂。至于他所开创的自我形态、分裂形态、挣扎形态、高贵形态和询问形态，在中国文学中更是大半失落。
这是一个大家都在回避的沉重课题，在这篇文章中也来不及详述。我只能借取屈原《 招魂 》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短句，来暂时结束今天的话题——
魂兮归来！
历史的母本
一
在中国文化史上，让我佩服的人很多，让我感动的人很少。
这很自然。因为文人毕竟只是文人，他们或许能写出不少感动人的故事，自己却很少有这种故事。
有时仿佛也出现这种故事了，例如有的文人舍己救驾，有的文人宁死不降，但这又与文化史关系不大。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以忠臣或守将的身份进入了政治史和军事史，而不是以文人的身份推进着文化史。
既能够牵动中国文化史，又能够牵动我们泪眼的人物在哪里？
还有比墨子和屈原更要让我们感动的人物吗？
有。他叫司马迁。
我早就确认他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让我感动的人物，却一直难于表达感动的程度。
读者诸君也许会想，司马迁的感人处，不就是以刑残之身写出了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嘛，怎么会一直难于表达呢？
是的，我想表达的内容要艰深得多。
二
今天我想冒一下险，把司马迁最艰深的感人之处试着表述一下，而且故意放在这篇文章的最前面，触犯了写文章绝不能“由深入浅”的大忌，望读者诸君硬着头皮忍耐一下。
我认为司马迁最艰深的感人之处，有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司马迁让所有的中国人成了“历史中人”。
《 史记 》以不可超越的“母本”形态一鸣惊人，成为今后两千多年一代代编史者自觉仿效的通例。因此，是他，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前后一贯的历史兴趣、历史使命和历史规范，成为世界上罕见的始终有史可循、以史立身的文明群体。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本人虽然早已去世，却是全部《 二十五史 》的总策划。他使书面上和大地上的两千多年历史变成同一部通史。
他使历朝历代所有的王侯将相、游侠商贾、文人墨客在做每一件大事的时候都会想到悬在他们身后的那枝巨大史笔。他给了纷乱的历史一副稳定的有关正义的目光，使这种历史没有在一片嘈杂声中戛然中断。中华文明能够独独地延伸至今，可以潇洒地把千百年前的往事看成自家日历上的昨天和前天，都与他有关。司马迁交给每个中国人一份有形无形的“家谱”，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会成为彻底的不肖子孙。
第二，司马迁以人物传记为主干来写史，开启了一部“以人为本”的中国史。
这是又一个惊人的奇迹，因为其他民族留存的历史大多以事件的纪年为线索，各种人物只是一个个事件的参与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司马迁把它扭转了过来，以一个个人物为核心，让各种事件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这并不是一种权宜的方法，而是一种大胆的观念。在他看来，所有的事件都是川上逝水，唯有人物的善恶、气度、性格，永远可以被一代代后人体验。真正深刻的历史，不是异代师生对已往事件的死记硬背，而是后人对前人的理解、接受、选择、传扬。司马迁在《 史记 》中描写的那些著名人物，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原型”，也就是一种精神模式和行为模式，衍生久远，最终组成中国人集体人格的重要部件。
这种轻事而重人的选择，使司马迁这位史学家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因而同时具备了文学家和哲学家的素质。
然而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选择使早已应该冷却的中国历史始终保持着人的体温和呼吸。中国长久的专制极权常常会采取一系列反人性的暴政，但是有了以人为本的历史观念，这种暴政实行的范围和时段都受到了制衡。人伦之常、人情人品，永远实实在在地掌控着千里巷陌，万家灯火。
第三，他在为中国文化创建“以史立身”、“以人为本”传统的时候，自己正承受着难以启齿的奇耻大辱。
他因几句正常的言论获罪，被处以“宫刑”，又叫“腐刑”，也就是被切割了一个男性的生理系统。当时他三十八岁，作为一个年岁已经不轻的大学者，面对如此奇祸，几乎没有例外都会选择赴死，但是，就在这个生死关口上，让我产生巨大感动的吊诡出现了——
他决定活下来，以自己非人的岁月来磨砺以人为本的历史，以自己残留的日子来梳理中国的千秋万代，以自己沉重的屈辱来换取民族应有的尊严，以自己失性的躯体来呼唤大地刚健的雄风。
而且，他一一做到了，他全部做到了，他真的做到了！
我想，说到这里，我已经约略勾画了司马迁最艰深的感人之处。然而，还是无法倾吐我的全部感受。
我经常会站在几乎占据了整整一堵墙的《 二十五史 》书柜前长时间发呆。想到一代代金戈铁马、王道霸道、市声田歌都在这里汇聚，而全部汇聚的起点却是那样一位男性：苍白的脸，失去光彩的眼神。
我还会在各种有关中华文化的豪言壮语、激情憧憬前突然走神，想到这种浩荡之气的来源。汉代，那些凉气逼人的孤独夜晚。
历代中国文人虽然都熟读《 史记 》，静静一想却会觉得无颜面对那盏在公元前九十年之后不知道何年何月最后熄灭的油灯。
我曾无数次地去过西安，当地很多读者一直问我为什么不写一篇有关西安的文章，我总是讷讷难言，心中却一直想着西安东北方向远处滔滔黄河边的龙门，司马迁的出生地。我知道韩城还有司马迁的墓和祠，却又无法预计会不会有太多现代痕迹让我失望，不敢去。但我想，迟早还会去一次。
那年历险几万公里考察人类其他文明回来，曾到黄帝陵前祭拜，我撰写的祭文上有“禀告始祖，此行成矣”之句。第二天过壶口瀑布，黄河上下坚冰如砥，我也向着南边的龙门默念祭文上的句子。因为在我看来，黄帝需要禀告，司马迁也需要禀告。
甚至可以说，司马迁就是一位无可比拟的文化君主。我对他的恭敬，远远超过秦汉和大唐的那些皇帝。
三
司马迁在蒙受奇耻大辱之前，是一个风尘万里的杰出旅行家。
博学、健康、好奇、善学，利用各种机会考察天下，他肯定是那个时代走得最远的青年学者。他用自己的脚步和眼睛，使以前读过的典籍活了起来。他用辽阔的空间来捕捉悠远的时间。他把个人的游历线路作为网兜，捞起了沉在水底的千年珍宝。
因此，要读他笔下的《 史记 》，首先要读他脚下的路程。
路程，既衡量着文化体质，又衡量着文化责任。
司马迁是二十岁开始漫游的，那一年应该是公元前一一五年。这里出现了一个学术争议，他究竟出生在哪一年？对此过去一直有不同看法，到了近代，大学者王国维和梁启超都主张他出生在公元前一四五年，至今沿用。但也有现代研究者如李长之、赵光贤等认为应该延后十年，即公元前一三五年。我仔细比照了各种考证，决定放弃王国维、梁启超的定论，赞成后一种意见。
二十岁开始的那次漫游，到了哪些地方？为了读者方便，我且用现在的地名加以整理排列——
从西安出发，经陕西丹凤，河南南阳，湖北江陵，到湖南长沙，再北行访屈原自沉的汨罗江。
然后，沿湘江南下，到湖南宁远访九嶷山。再经沅江，至长江向东，到江西九江，登庐山。再顺长江东行，到浙江绍兴，探禹穴。
由浙江到江苏苏州，看五湖，再渡江到江苏淮阴，访韩信故地。然后北赴山东，到曲阜，恭敬参观孔子遗迹。又到临淄访齐国都城，到邹城访邹泽山，再南行到滕州参观孟尝君封地。
继续南行，到江苏徐州、沛县、丰县，以及安徽宿州，拜访陈胜、吴广起义以及楚、汉相争的诸多故地。这些地方收获最大、感受最深，却因为处处贫困，路途不靖，时时受阻，步履维艰。
摆脱困境后，行至河南淮阳，访春申君故地。再到河南开封，访战国时期魏国首都，然后返回长安。
这次漫游，大约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算是快的。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男子疾步行走在历史遗迹间的神情。他用青春的体力追赶着祖先的脚步，根本不把任何艰苦放在眼里。尤其在楚、汉相争的故地，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却也因为心在古代而兴致勃勃。从后来他的全部著作中可以发现，他在贫瘠的大地上汲取的，是万丈豪气、千里雄风。
这是汉武帝的时代，剽悍强壮是整个民族的时尚。这位从一出生就听到了黄河惊涛的青年学者，几乎是以无敌剑客的心态来完成这次文化考察的。从他的速度、步履和兴奋状态，也可推断他对整个中华文化的感悟。
这次漫游之后，他得到了一个很低的官职——郎中，需要侍从汉武帝出巡了。虽然有时只不过为皇帝做做守卫，侍候车驾，但毕竟也算靠近皇帝了，在别人看起来相当光彩。而司马迁高兴的，是可以借着侍从的名义继续出行。后来，朝廷为了安顿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也曾派他这样身强力壮的年轻小官出使，他就走得更远了。
因此，我们需要继续排列他的行程。
二十三岁至二十四岁，他侍从汉武帝出巡，到了陕西凤翔，山西夏县、万荣，河南荥阳、洛阳，陕西陇县，甘肃清水，宁夏固原，回陕西淳化甘泉山。
二十五岁，他出使四川、云南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二十六岁，他刚刚出使西南回来，又侍从汉武帝出巡山东泰山、河北昌黎、河北卢龙、内蒙古五原。二十七岁，又到了山东莱州，河南濮阳。
二十八岁，他升任太史令，侍从汉武帝到陕西凤翔，宁夏固原，河北涿州，河北蔚县，湖南宁远，安徽潜山，湖北黄梅，安徽枞阳，山东胶南，又到泰山。
我在排列司马迁青年时代的这些旅行路线时，一边查阅着古今地名表，一边在地图上画来画去，终于不得不惊叹，他实在是几乎走遍了当时能够抵达的一切地方。那个时期，由于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励精图治，各地的经济状况和社会面貌都有很大进展，司马迁的一路观感大致不错，当然，也看到了大量他后来在《 史记 》里严厉批评的各种问题。
这是汉武帝的土地和司马迁的目光相遇，两边都隐含着一种不言而喻的伟岸。只要是汉武帝的土地，任何智者见了都会振奋，何况是司马迁的目光；只要是司马迁的目光，任何图景都会变得深远辽阔，何况是汉武帝的土地。
司马迁已经开始著述，同时他还忙着掌管和革新天文历法。汉武帝则忙着开拓西北疆土，并不断与匈奴征战，整个朝廷都被山呼海啸般的马蹄声所席卷。
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司马迁跨进了他的极不吉利的三十七岁，也就是天汉二年，公元前九十九年。
四
终于要说说那个很不想说的事件了。
别人已经说过很多遍。我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说，尽量简短一点。
这是一个在英雄的年代发生的悲惨故事。
匈奴无疑是汉朝最大的威胁，彼此战战和和，难有信任。英气勃勃的汉武帝当政后，对过去一次次让汉家女儿外嫁匈奴来乞和的政策深感屈辱，接连向匈奴出兵而频频获胜，并在战争中让大家看到了杰出的将军卫青和霍去病。匈奴表面上变得驯顺，却又不断制造麻烦，汉武帝怎么能够容忍？便派将军李广利带领大队骑兵征讨匈奴。这时又站出来一位叫李陵的将军，历史名将李广的孙子，他声言只需五千步兵就能战胜匈奴，获得了汉武帝的准许。李陵出战后一次次以少胜多，战果累累，但最后遇到包围，寡不敌众，无奈投降。
汉武帝召集官员讨论此事，大家都落井下石，责斥李陵。问及司马迁时，他认为李陵已经以远超自己兵力的战功，击败了敌人，只是身陷绝境才作出此番选择。凭着他历来的人品操守，相信很快就会回来报效汉廷。
汉武帝一听就愤怒，认为司马迁不仅为叛将辩护，而且还间接地影射了李广利的主力部队不得力，因此下令处死司马迁。
为什么不能影射李广利的主力部队？因为李广利的妹妹是汉武帝最宠爱的李夫人。李夫人英年早逝，临终前托汉武帝好生照顾哥哥。汉武帝出于对李夫人的思念，也就以极度的敏感保护着李广利。这一切，都是司马迁在回答汉武帝回话时想不到的。
说是处死，但没有立即执行。当时的法律有规定，死刑也还有救，第一种办法是以五十万钱赎身，第二种办法是以“腐刑”代替死刑。
司马迁家庭贫困，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他官职太低，得不到权势人物的疏通。以前的朋友们，到这时都躲得远远的，生怕惹着了自己什么。连亲戚们也都装得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这回事一样，谁也不愿意凑一点钱来救命。这时候，司马迁只好“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中”。
司马迁在监狱里静静地等了一阵，也像是什么也没有等。他很明白地知道，自己的选择只有两项了：死，或者接受“腐刑”。
死是最简单、最自然的。在那个弥漫着开疆拓土之势、征战杀伐之气的时代，人们对死亡看得比较随便。司马迁过去侍从汉武帝出巡时，常常看到当时的大官由于没有做好迎驾的准备而自杀，就像懊丧地打一下自己的头一样简单，周围的官员也不以为意，例如当时河东太守和陇西太守都是这样死的。这次李陵投降的消息传来，不久前报告李陵战功的官员也自杀了。据统计，在李陵事件前二十余年，汉武帝所用的五位丞相中，有四位属于非自然死亡。因此，人们都预料司马迁必定会选择痛快一死，而没有想到他会选择腐刑，承受着奇耻大辱活下来。
出乎意料的选择，一定有出乎意料的理由。这个理由的充分呈现，需要千百年的时间。
腐刑也没有很快执行，司马迁依然被关在监狱里。到了第二年，汉武帝心思有点活动，想把李陵从匈奴那边接回来。但从一个俘虏口中听说，李陵正在帮匈奴练兵呢。这下又一次把汉武帝惹火了，立即下令杀了李陵家人，并对司马迁实施腐刑。
刚刚血淋淋地把一切事情做完，又有消息传来，那个俘虏搞错了，帮匈奴练兵的不是李陵，而是另一个姓李的人。
五
司马迁在监狱里关了三年多，公元前九十六年出狱。
那个时代真是有些奇怪，司马迁刚出狱又升官了，而且升成了不小的“中书令”。汉武帝好像不把受刑、监禁当一回事，甚至，他并没有把罪人和官员分开来看，觉得两者是可以频繁轮班的。
不少雄才大略的君主是喜欢做这种大贬大升的游戏的，他们在这种游戏中感受着权力收纵的乐趣。
升了官就有了一些公务，但此时的司马迁，全部心思都在著述上了。
据他在《 报任安书 》里的自述，那个时候的他，精神状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过去的意气风发再也找不到了。
仆以口语遭遇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这段自述通俗似白话文，不必解释了。总之，他常常处于神不守舍的状态之中，无法摆脱强烈的耻辱感。越是高贵的人越会是这样。
在一次次的精神挣扎中，最终战胜的，总是关于生命价值的思考。他知道，那个时代由于大家把死看得过于平常，因此爽然求死虽然容易却似九牛失其一毛，或似蝼蚁淹于滴水，实在不值一提。相比之下，只有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事情之后再死，才大不一样。正是想到这里，他说了一句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的话：“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在他心中，真正重于泰山的便是《 史记 》。他屈辱地活着，就是要缔造和承载这种重量。
人的低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真正的屈服，一种是正在试练着扛起泰山的姿态，但看起来也像是屈服。
司马迁大概是在四十六岁那年完成《 史记 》的。据王国维考证，最后一篇是《 匈奴列传 》，那是公元前九十年。
我们记得，司马迁遭祸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为李陵辩护时有可能“影射”了汉武帝所呵护的将军李广利不得力。就在公元前九十年，李广利自己向匈奴投降了。司马迁把这件事平静地写进了《 匈奴列传 》，他觉得，一个与自己有关的悬念落地了，他已经可以停笔。
这之后，再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他到底活了多久，又是怎么逝世的，逝世在何处，都不知道。
有学者从卫宏的《 汉书旧仪 》、葛洪的《 西京杂记 》和桓宽的《 盐铁论 》等著作中的某些说法判断，司马迁最后还是因为老是有怨言而下狱被杀。但在我看来，这些材料过于简约和暧昧，尚不足凭信。当然，简约和暧昧也可能是出于一种仁慈，不愿意让人们领受司马迁的第二度悲哀。
他，就这样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地消失了。
他写了那么多历史人物的精彩故事，自己的故事却没有结尾。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大结尾。他知道有了《 史记 》，不需要再安排一个终结仪式。
他知道只要历史还没有终结，《 史记 》和他都终结不了。
六
文章已经可以结束。忽然又想到一层意思，再拖拉几句。
多年来我一直被问，写作散文受谁的影响最深。我曾经如实地回答过“司马迁”，立即被提问者认为是“无厘头”式的幽默。
“我们问的是散文啊，您怎么拉出来一个古代的历史学家？”
我不知如何解释，后来遇到同样的问题也就不作回答了。
年岁越长， 披阅越多， 如果自问最倾心哪位散文家， 我的答案依然没变。
散文什么都可以写，但最高境界一定与历史有关。这是因为，历史本身太像散文了，不能不使真正的散文家怦然心动。
历史没有韵脚，没有虚构，没有开头和结尾；但是历史有气象，有情节，有收纵，有因果，有大量需要边走边叹、夹叙夹议的自由空间，有无数不必刻意串络却总在四处闪烁的明亮碎片，这不是散文是什么？而且也只能是散文，不是话本，不是传奇，不是策论，不是杂剧。
既然历史本是如此，司马迁也就找到了写史的最佳方式。他一径以第三人称的叙述主体从容地说着，却与一般历史著作的冷若冰霜不同。他说得那么富有表情，有时赞赏，有时倾心，有时怀念，有时祭奠，有时愤怒，有时讥讽，有时鄙视。但这一切，都只是隐约在他的眉眼唇齿间，而没有改变叙述基调的连贯性。
有时，他的叙述中出现了较完整的情节，有人物，有性格，有细节，有口气，有环境，几乎像一则则话本小说了。但是，他绝不满足于人们对故事情节的世俗期待，绝不沦入说唱文学的眉飞色舞，叙述的步履依然经天纬地，绝无丝毫哗众取宠之嫌。
有时他不得不评论了，除了每篇最后的“太史公曰”，也会在叙述半道上拍案指点，却又点到为止，继续说事。事有轻重远近，他如挥云霓，信手拈来又随手撇去，不作纠缠。
这样一来，他的笔下就出现了各种色调、各种风致、各种意绪、各种情境的大组合。明君、贤相、恶吏、谋士、义侠、刺客，各自牵带出鲜明的人生旋律，构成天道人心、仁政至德的丰富交响。这便是真正的“历史文化大散文”。
《 史记 》的这种散文格局如云似海，相比之下，连唐宋八大家也显得剪裁过度、意图过甚，未免小气了。
若问：以散文写史，是否符合历史科学？我的回答是，既然历史的本相是散文状态而不是论文状态，那么，越是以近似的形态去把握，便越合适。否则，就会像捕云驯海，谁都劳累。
又问：把《 史记 》作为散文范本，是否大小失度？我的回答是，写天可以取其一角，但必先感受满天气象；画地可以选其一隅，也必先四顾大地苍茫。散文的范本应该比寻常散文开阔得多，才能摆脱琐碎技巧而获得宏大神韵。
除了内容。散文的基元是语言。在这一点上，司马迁也称得上是千古一笔。
司马迁的文笔，是对他周围流行文字的艰苦挣脱。在他之前，文坛充斥着浓郁的辞赋之风。以枚乘、司马相如等人为代表，追求文学上的铺张和奢侈。到了司马迁时代，此风愈演愈烈。好像是要呼应汉武帝所开创的大国风范和富裕局面，连散文也都竞相追求工丽、整齐、空洞、恣肆，甚至还要引经据典，磨砺音节。虽然确也不乏文采，却总是华而不实、装腔作态。这种倾向发展到以后，就成了过度讲究藻饰、骈偶、声律、用典的六朝骈文，致使到唐代，韩愈、柳宗元他们还要发起一个运动来反对。
知道了司马迁的文字环境，就可以明白他文笔的干净、朴实、灵动，包含着多大的突破。他尤其像躲避瘟疫一般躲避着整齐的骈偶化句式，力求明白如话、参差错落的自然散句。他又要把这种散句熔炼得似俗而雅、生动活泼，实在是把握住了散文写作的基础诀窍。他还不让古代语文以“佶屈聱牙”的形态出现在自己的文章中，而必须改得平易流畅，适合当代人阅读。我们如果在他的书中看到某种整齐、对称、排比的句子，基本可以断定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手笔。例如后世专家们看到某篇文章中有一段以四字为韵的句法，一致肯定为后人羼入。
说到这里，我实在无法掩盖积存已久的现代悲哀。我们的时代，离两汉六朝已那么遥远，不知何时突然掀起了一种不伦不类的当代骈文。一味追求空洞套话的整齐排列，文采当然远不及古代骈体，却也总是不怕重复地朗朗上口。有一次我被邀去参加一所大学的校庆，前来祝贺的官员居然有五位完全重复一个同样的开头：“金秋十月，桂子飘香，莘莘学子，欢聚一堂。”后来又有一位官员只把“金秋十月”改成“金风送爽”，后面十二个字还是一模一样。我想大笑又不能不掩口，因为四周都觉得这才像是好文章。
有一次我在传媒上启发年轻人写作少用成语、形容词、对偶句和排比句，回归质朴叙事。这是多么常识性的意见啊，却据说引起一片哗然，都说少了成语、形容词、对偶句和排比句，何来“文学性”？大家竟然都不知道，这种不像正常人说话的所谓“文学性”，其实是最为低俗的“伪文学形态”。中国人已经摆脱了两千年，到了唐代又狠狠地摆脱了一次，到了五四再彻底摆脱过一次。而且，每次被摆脱的文体，都比现在流行的一套好得多了。
我想，大家还是应该更认真地读《 史记 》，除了认识历史学上的司马迁之外，还应该认识文学上的司马迁。
昨夜写作此文稍憩，从书架上取下聂石樵先生写的《 司马迁论稿 》翻阅，没想到第一眼就看到一段话，不禁会心而笑。他说：
我国古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汉代，汉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传记文学，传记文学成就最高的是《 史记 》。
这个观点，颇合我意。
就此，我真的可以用几句话结束这篇文章了：《 史记 》，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母本，也是中国文学的母本。看上去它只与文学中的诗有较大的差别，但鲁迅说了，与《 离骚 》相比，它只是“无韵”而已。
两千年前就把文史熔于一炉的这位伟人，其实也就是把真、善、美一起熔炼了，熔炼在那些不真、不善、不美的夜晚。
熔炉就是那盏小油灯。
难道，它真的熄灭了？
丛林边的那一家
一
行路，走到一个高爽之地，必然会驻足停步，深深地吸一口气，然后极目远望。这时候，只觉得天地特别开阔又特别亲近，自己也变得器宇轩昂。
前面还有一个高爽之地，远远看去云蒸霞蔚，很想快速抵达，但是，低头一看，中间隔着一片丛林。丛林间一定有大量丘壑、沼泽、烟瘴、虎啸、狼嚎吧？让人心生畏怯。然而，对于勇敢的行路者来说，这反而是最想深入的地方。不仅仅是为了穿越它而抵达另一个高爽之地，它本身就蕴藏着无限美丽。
我很想借着这种旅行感受，来说一说历史。
汉代和唐代显然都是历史的高爽之地。我们有时喜欢把中华文明说成是“汉唐文明”，实在是声势夺人。但是，不要忘了，在汉代和唐代这两个历史高爽地之间，也夹着一个历史的丛林地带，那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
在这个历史的丛林地带，没有天高地阔的一致，没有俯瞰一切的开朗，处处都是混乱和争逐，时时都是逃奔和死亡。每一个角落都是一重权谋，每一个身影都是一串故事。然而，即便把这一切乱象加在一起，也并不令人沮丧。因为，乱象的缝隙间还有一些闪闪烁烁的图景。你看——
何处麻袍一闪，年长的华佗还在行医；夜间炉火点点，炼丹师葛洪分明已经成为一位杰出的原始化学家；中原飘来啸吟，这是“竹林七贤”在清谈和饮酒；南方也笑声隐隐，那是王羲之和朋友们在聚会，转眼间《 兰亭序 》墨色淋漓；大画家顾恺之的《 女史箴图 》刚刚画完，数学家祖冲之已经造出了指南车、编出了《 大明历 》、算出了圆周率，而地理学家郦道元的《 水经注 》则正好写了一半……
正是这一切，让我们喜欢上了那个乱世。
文化在乱世中会产生一种特殊的魅力。它不再纯净，而总是以黑暗为背景，以邪恶为邻居，以不安为表情。大多正邪相生、黑白相间，甚至像波德莱尔所说的，是“恶之花”。
再也没有比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丛林地带，更能体现这种文化魅力的了。
说到这里，我们的目光已经瞟向云霭底下那个被人褒贬不一的权势门庭。
一个父亲，两个儿子，丛林边的那一家。
曹家。
二
先说那个父亲，曹操。
一个丛林中的强人，一度几乎要统一天下秩序，重建山河规范。为此他不能不使尽心计，用尽手段，来争夺丛林中的其他权势领地。他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成功，终于战胜了所有对手，却没有能够战胜自己的寿数和天命，在取得最后成功前离开了人世。
如果他亲自取得了最后成功，开创了又一个比较长久的盛世，那么，以前的一切心计和手段都会染上金色。但是，他没有这般幸运，他的儿子又没有这般能耐，因此只能永久地把自己的政治业绩，沉埋在非议的泥沙之下。
人人都可以从不同的方面猜测他、议论他、丑化他。他的全部行为和成就都受到了质疑。无可争议的只有一项：他的诗。
想起他的诗，使我产生了一种怪异的设想：如果三国对垒不是从军事上着眼，而是从文化上着眼，互相之间将如何一分高下？
首先出局的应该是东边的孙吴集团。骨干是一帮年轻军人，英姿勃勃。周瑜全面指挥赤壁之战击败曹军时，只有三十岁；陆逊全面指挥夷陵之役击败蜀军时，也只有三十岁。清代学者赵翼在《 二十史札记 》中说，三国对垒，曹操张罗的是一种权术组合，刘备张罗的是一种性情组合，孙权张罗的是一种意气组合。沿用这种说法，当时孙权手下的年轻军人们确实是意气风发。这样的年轻军人，天天追求着硝烟烈焰中的潇洒形象，完全不屑于吟诗作文。这种心态也左右着上层社会的整体气氛，因此，孙吴集团中没有出现过值得我们今天一谈的文化现象。
顺便提一句，当时的东吴地区，农桑经济倒是不错，航海事业也比较发达。但是，经济与军事一样，都不能直接通达文化。
对于西边刘备领导的巴蜀集团，本来也不能在文化上抱太大的希望。谁知，诸葛亮的两篇军事文件，改变了这个局面。一篇是军事形势的宏观分析，叫《 隆中对 》；一篇是出征之前的政治嘱托，叫《 出师表 》。
《 隆中对 》的文学价值，在于对乱世的清晰梳理。清晰未必有文学价值，但是，大混乱中的大清晰却会产生一种逻辑快感。当这种逻辑快感转换成水银泻地般的气势和节奏，文学价值也就出现了。
相比之下，《 出师表 》的文学价值要高得多。这种价值，首先来自于文章背后全部人际关系的整体背景。诸葛亮从二十六岁开始就全力辅佐刘备了，写《 出师表 》的时候是四十六岁，正好整整二十年。这时刘备已死，留给诸葛亮的是一个难以收拾的残局和一个懦弱无能的儿子。刘备遗嘱中曾说，如果儿子实在不行，诸葛亮可以“自取”最高权位。诸葛亮没有这么做，而是继续领军征伐。这次出征前他觉得胜败未卜，因此要对刘备的儿子好好嘱咐一番。为了表明自己的话语权，还要把自己和刘备的感情关系说一说，一说，眼泪就出来了。
这个情景，就是一篇好文章的由来。文章开头，干脆利落地指出局势之危急：“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文章中间，由军政大局转向个人感情：“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文章结尾，更是万马阵前老臣泪，足以让所有人动容：“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这么一篇文章，美学效能强烈，当然留得下来。
我一直认为，除开《 三国演义 》中的小说形象，真实的诸葛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获得超常名声，多半是因为这篇《 出师表 》。历史上比他更具政治能量和军事成就的人物太多了，却都没有留下这样的文学印记，因此也都退出了人们的记忆。而一旦有了文学印记，那么，即便是一次失败的行动，也会使一代代拥有英雄情怀的后人感同身受。杜甫诗中所写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杜甫一写，《 出师表 》的文学地位也就更巩固了。
说过了诸葛亮，我们就要回到曹操身上了。
不管人们给《 出师表 》以多高的评价，不管人们因《 出师表 》而对诸葛亮产生多大的好感，我还是不能不说：在文学地位上，曹操不仅高于诸葛亮，而且高出太多太多。
同样是战阵中的作品，曹操的那几首诗，已经足可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文学家，但诸葛亮不是。任何一部《 中国文学史 》，遗漏了曹操是难于想象的，而加入了诸葛亮也是难于想象的。
那么，曹操在文学上高于诸葛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在于生命格局。
诸葛亮在文学上表达的是君臣之情，曹操在文学上表达的是天地生命。
曹操显然看不起那种阵前涕泪。他眼前的天地是这样的：
东临碣石，
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
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
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
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
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
歌以咏志。
他心中的生命是这样的：
神龟虽寿，
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
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
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
可得永年。
当天地与生命产生抵牾，他是这样来处置人生定位的：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
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
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
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
鼓瑟吹笙。
……
月明星稀，
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
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
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
天下归心。
我在抄写这些熟悉的句子时，不能不再一次惊叹其间的从容大气。一个人可以掩饰和伪装自己的行为动机，却无法掩饰和伪装自己的生命格调。这些诗作传达出一个身陷乱世权谋而心在浩阔时空的强大生命，强大到没有一个不够强大的生命所能够模仿。
这些诗作还表明，曹操一心想做军事巨人和政治巨人而十分辛苦，却不太辛苦地成了文化巨人。
但是，这也不是偶然所得。与诸葛亮起草军事文件不同，曹操是把诗当作真正的诗来写的。他又与历来喜欢写诗的政治人物不同，没有丝毫附庸风雅的嫌疑。这也就是说，他具有充分的文学自觉。
他所表述的，都是宏大话语，这很容易流于空洞，但他却融入了强烈的个性特色。这种把宏大话语和个性特色合为一体而酿造浓厚气氛的本事，就来自于文学自觉。此外，在《 却东西门行 》、《 苦寒行 》、《 蒿里行 》等诗作中，他又频频使用象征手法，甚至与古代将士和当代将士进行移位体验，进一步证明他在文学上的专业水准。
曹操的诗，干净朴实，简约精悍，与我历来厌烦的侈靡铺陈正好南辕北辙，这就更让我倾心。人的生命格局一大，就不会在琐碎妆饰上沉陷。真正自信的人，总能够简单得铿锵有力。
三
文化上的三国对垒，更让人哑口无言的，是曹操的一大堆儿子中有两个非常出色。父子三人拢在一起，占去了当时华夏的一大半文化。真可谓“天下三分月色，两分尽在曹家”。
丛林边上的曹家，真是好生了得！
我想不起，在历史的高爽地带，像汉代、唐代、宋代那样长久而又安定环境中，哪一个名门望族在文化聚集的浓密和高度上赶得上曹家。有的以为差不多了，放远了一看还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这么一个空前绝后的曹家，为什么只能形成于乱世而不是盛世？
对于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容我以后再仔细想想。
在没有想明白之前，我们不妨推门进去，到曹家看看。
哥哥曹丕，弟弟曹植，兄弟俩关系尴尬。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传说，对曹丕不大有利。说的是，曹操死后曹丕继位，便想着法儿迫害弟弟曹植，有一次居然逼弟弟在七步之内写成一首诗，否则就处死。曹植立即吟出四句：
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这个传说的真实性，无法考证。记得刘义庆《 世说新语 》里已有记载，但诗句有些出入。我的判断是：传说中的曹丕，那天的举动过于残暴又过于儿戏，不太像他这么一个要面子的聪明人的行为；但这四句诗的比喻却颇为得体，很可能确实出于曹植之口，只不过传说者虚构了一个面对面的话语情境。
中国人最经受不住传说的冲击。如果传说带有戏剧性和刺激性，那就更会变成一种千古爱憎。但是，越是带有戏剧性和刺激性，大多离真实性也就越远，因此很多千古爱憎总是疑点重重，想起来真让人害怕。
传说中的曹操是违背朝廷伦理的，传说中的曹丕是违背家庭伦理的。中国古代的主流思维，无非是朝廷伦理再加上家庭伦理，结果，全被曹家颠覆了。父子两人，正好成了主流思维两部分的反面典型。
在历史上，曹丕登了大位，曹植终生失意，但这是在讲政治。如果从文化的视角看去，他们的高低要交换一下，也就是曹植的地位要比曹丕高得多。
应该说，曹丕也是杰出的文学家。我此刻粗粗一想，可以说出三项理由。其一，他写了不少带有民歌色彩的好诗，其中一半是乐府歌辞，并且由他首创了完整形式的七言诗；其二，他写了文学理论作品《 典论·论文 》，第一次宏观地论述了文学的意义、体裁、风格、气质；其三，他曾是一个热心的文坛领袖，身边集合了很多当时的文人，形成过一个文学集团。
曹丕的作品，本来也很可读读，尤其像两首《 燕歌行 》。但他不幸受到了围堵性对比，上有父亲，下有弟弟。一比，比下去了。
弟弟曹植由于官场失意，反倒使他具备了另一番凄凄凉凉的诗人气质。他的诗，前期透露出贵公子的豪迈、高雅和空泛，后期在曹丕父子的严密监视下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笔下也就出现了对纯美的幻觉，对人生的绝望，诗境大有推进。代表作，应该是《 洛神赋 》和《 赠白马王彪 》吧。他的风格，钟嵘在《 诗品 》中概括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大致合适，又稍稍有点过。在我看来，曹植的问题可能正是出在“词采华茂”上。幸好他喜爱民歌，还保存着不少质朴。后人黄侃在评述《 诗品 》的这个评价时，觉得曹植还有“不离闾里歌谣之质”的一面，这是必要的补充。
父子三人的文学成就应该如何排序？
先要委屈一下曹丕，排在第三。不要紧，他在家里排第三，但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却可以排第二，第一让给比他晚七百多年的李煜。
那么，家里的第一、第二该怎么排？多数文学史家会把曹植排在第一，而我则认为是曹操。曹植固然构筑了一个美艳的精神别苑，而曹操的诗，则是礁石上的铜铸铁浇。
四
父子三人，权位悬殊、生态各异、性格不一，但一碰到文学，却都不约而同地感悟到了人世险峻、人生无常。
这是丛林边这一家子的共同语言。
或者说，这是那个时代一切智者的共同语言，却被他们父子三人最深切地感悟了，最郑重地表达了。
照理，三人中比较缺少这种感悟的是曹丕，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例如三十岁的时候他被立为太子，应该是最春风得意的时候吧，但就在这一年，中原瘟疫大流行，原来曹丕的文学密友“建安七子”中仅余的四子，即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全部都在那场灾难中丧生，这让曹丕极其伤感。他在写给另一位友人吴质的书信中，回忆了当年文学社团活动的热闹情景，觉得那些青年才俊身在快乐而不知，确信自己能够长命百岁。但仅仅数年，全都凋零而死，名字进入鬼录，身体化为粪土。由此曹丕想到，这些亡友虽然不如古人，却都很杰出，活着的人赶不上他们了。至于更年轻的一代，则让人害怕，不可轻视，但我们大概也无缘和他们来往了。想想自己，素质仅如犬羊，外表却如虎豹，四周没有星星，却被蒙上了虚假的日月之光，一举一动都成了人们的观瞻对象。这种情景，何时能够改变？
这封私人通信，因写得真切而成了一篇不错的散文。
从这封信中可知，这位万人追捧的太子，内心也是清醒而悲凉的。
内心悲凉的人，在出入权位时反倒没有太多的道德障碍。这一点，曹丕与父亲曹操有共同之处，只不过在气魄上小得多了。
至于曹植，一种无权位的悲凉贯穿了他的后半生，他几乎对人生本体提出了怀疑。天命可疑，神仙可疑，时间可疑，一切可疑。读读他那首写给同父异母的弟弟曹彪的诗，就可以知道。
曹家的这些感悟，最集中地体现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归宿——墓葬上。
将人生看作“朝露”的曹操，可以把有限的一生闹得轰轰烈烈，却不会把金银财宝堆在死后的墓葬里享受虚妄的永恒。作为一个生命的强者，他拒绝在生命结束之后的无聊奢侈。他甚至觉得，那些过于奢侈的墓葬频频被盗，真是活该。
在戎马倥偬的年月，很多大大小小的军事团队都会以就地盗掘富豪之墓的方式来补充兵饷。据说，曹操也曾命令军士做过这样的事，甚至在军中设置过一个开发墓丘的官职，叫“发丘中郎将”。这个名称，有点幽默。
曹操既鄙视厚葬，又担心自己的坟墓被盗，因此竭力主张薄葬。他死时，遗嘱“敛以时服，无藏金银财宝”。所谓“时服”，也就是平常所穿的衣服。
他的遗嘱是这样，但他的继位者会不会出于一种哀痛中的崇敬，仍然给以厚葬呢？这就要看曹丕的了。他是继位者，一切由他决定。
我们并不知道曹丕当时是怎么做的，但从他自己七年后临死时立的遗嘱，可以推想七年前不可能违背曹操薄葬的意愿。
曹丕的遗嘱，对薄葬的道理和方式说得非常具体。他说，葬于山林，就应该与山林浑然合于一体，因此不建寝殿、园邑、神道。他说，葬就是藏，也就是让人见不着，连后代也找不到，这才好。他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尤其厚葬更会引来盗墓，导致暴尸荒野，只有薄葬才有可能使祖先稍稍安静。最后，他立下最重的诅咒，来防止后人改变遗嘱，说：“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又戮，死而重死。”真是情辞剀切，信誓旦旦，丝毫不留余地了。
那么，我敢肯定，曹氏父子确实是薄葬了。
由于他们坚信葬就是藏，而且要藏得今人和后人都不知其处，时间一长，就产生了“曹操七十二疑冢”的传说。
大约是从宋代开始的吧，说曹操为了不让别人盗墓，在漳河一带筑了七十二座坟墓，其中只有一座是真的。后来又有传闻，说是有人找到过，是渔民，或者是农人，好像找到了真的一座，又好像是七十二冢之外的……
于是当时就有文人写诗来讥讽曹操了：
生前欺天绝汉统，
死后欺人设疑冢，
人生用智死即休，
何有余机到丘垄？
人言疑冢我不疑，
我有一法君未知。
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
必有一冢藏君尸。
诗一出来，立即有人夸奖为“诗之斧钺”。用现在的话，就是把诗作为武器，直刺九百年前的曹操。
这就是我很不喜欢的中国文人。根据一个谣传，立即表示“我不疑”，而且一开头就上升到政治宣判，断言曹操之罪是绝了“汉统”。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仅凭曹操的那些诗，就足以说明他是汉文化的合格继承者，他们所说的“汉统”，大概是指汉朝的皇族血统吧。如果是，那么，汉朝本身又曾经绝了什么朝、什么统？再以前呢？再以后呢？比曹操晚生九百年而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却还在追求汉朝血统，这样的文人真是可气。
更可气的是，这个写诗的人不知怎么突然自我膨胀，居然以第二人称与曹操对话起来，说自己想出了一个绝招可以使曹操的疑冢阴谋彻底破败，那就是把七十二冢全挖了。
我不知道读者听了他的这个绝招作何感想，我觉得他实在是像很多中国文人，把愚蠢当作了聪明，也不怕别人牙酸了。就凭这样的智力，这样的文笔，也敢与曹操对话？
我想，即便把这样的低智族群除开，曹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找不到对话者的。以前曾经有过一些，却都在那次瘟疫中死了。因此，他们也只能消失在大地深处。
不错，葬即藏也，穿着平日的服装融入山林，没有碑刻，没有器物，没有墓道，让大家再也找不到。
没有了，又怎么能找到？
千古绝响
一
这是一个真正的乱世。
出现过一批名副其实的铁血英雄，播扬过一种烈烈扬扬的生命意志，普及过“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政治逻辑，即便是再冷僻的陋巷荒陌，也因震慑、崇拜、窥测、兴奋而变得炯炯有神。
突然，英雄们相继谢世了。英雄和英雄之间龙争虎斗了大半辈子，他们的年龄大致相仿，因此也总是在差不多的时间离开人间。像骤然挣脱了条条绷紧的绳索，历史一下子变得轻松，却又剧烈摇晃起来。
英雄们留下的激情还在，后代还在，部下还在，亲信还在，但统治这一切的巨手却已在阴暗的墓穴里枯萎。与此同时，过去被英雄们的伟力所掩盖和制服着的各种社会力量又猛然涌起，为自己争夺权利和地位。这两种力量的冲撞，与过去英雄们的威严抗衡相比，低了好几个社会价值等级。于是，宏谋远图不见了，壮丽的鏖战不见了，历史的诗情不见了，代之以明争暗斗、上下其手、投机取巧，代之以权术、策反、谋害。
当初的英雄们也会玩弄这一切，但玩弄仅止于玩弄，他们的争斗主题仍然是响亮而富于人格魅力的。当英雄们逝去之后，手段性的一切成了主题，历史失去了放得到桌面上来的精神魂魄，进入到一种无序状态。专制的有序会酿造黑暗，混乱的无序也会酿造黑暗。我们习惯所说的乱世，就是指无序的黑暗。
魏晋，就是这样一个无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时期”。
这中间，最可怜的是那些或多或少有点政治热情的文人名士了，他们最容易被英雄人格所吸引，何况这些英雄以及他们的家族中有一些人本身就是文采斐然的大知识分子，在周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文人集团。等到政治斗争一激烈，这些文人名士便纷纷成了刀下鬼，比政治家死得更多更惨。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在魏晋乱世，文人名士的生命会如此不值钱，思考的结果是：看似不值钱恰恰是因为太值钱。当时的文人名士，有很大一部分人承袭了春秋战国和秦汉以来的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学思想，无论在实际的智能水平还是在广泛的社会声望上都能有力地辅佐各个政治集团。因此，争取他们，往往关及政治集团的品位和成败；杀戮他们，则是因为确确实实地害怕他们，提防他们为其他政治集团效力。
相比之下，当初被秦始皇所坑的儒生，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体人格形象还比较模糊，而到了魏晋时期被杀的知识分子，无论在哪一个方面都不一样了。他们早已是真正的名人，姓氏、事迹、品格、声誉，都随着他们的鲜血，渗入中华大地，渗入文明史册。文化的惨痛，莫过于此；历史的恐怖，莫过于此。
何晏，玄学的创始人、哲学家、诗人、谋士，被杀；
张华，政治家、诗人、《 博物志 》的作者，被杀；
潘岳，与陆机齐名的诗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美男子，被杀；
谢灵运，中国古代山水诗的鼻祖，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名句活在人们口边，被杀；
范晔，写成了皇皇史学巨著《 后汉书 》的杰出历史学家，被杀；
……
这个名单可以开得很长，置他们于死地的罪名很多，而能够解救他们、为他们辩护的人却一个也找不到。对他们的死，大家都十分漠然，也许有几天会成为谈资，但浓重的杀气压在四周，谁也不敢多谈，待到时过境迁，新的纷乱又杂陈在人们眼前，翻旧账的兴趣早已索然。文化名人的成批被杀居然引不起太大的社会波澜，连后代史册写到这些事情时笔调也平静得如古井死水。
真正无法平静的，是血泊边上那些侥幸存活的名士。吓坏了一批，吓得庸俗了、胆怯了、圆滑了、变节了、噤口了，这是自然的，人很脆弱，从肢体结构到神经系统都是这样，不能深责；但毕竟还有一些人从惊吓中回过神来，重新思考哲学、历史以及生命的存在方式，于是，一种独特的人生风范，便从黑暗、混乱、血腥的挤压中飘然而出。
二
当年曹操身边曾有一个文才很好、深受信用的书记官叫阮踽，生了个儿子叫阮籍。曹操去世时阮籍正好十岁，因此他注定要面对“后英雄时期”的乱世，目睹那么多鲜血和头颅了，不幸他又充满了历史感和文化感，内心会承受多大的磨难，我们无法知道。
我们只知道，阮籍喜欢一个人驾木车游荡，木车上载着酒，没有方向地向前行驶。泥路高低不平，木车颠簸着，酒缸摇晃着，他的双手则抖抖索索地握着缰绳。突然马停了，他定睛一看，路走到了尽头。真的没路了？他哑着嗓子自问，眼泪已夺眶而出。终于，声声抽泣变成了号啕大哭。哭够了，持缰驱车向后转，另外找路。另外那条路走着走着也到了尽头了，他又大哭，走一路哭一路，荒草野地间谁也没有听见，他只哭给自己听。
一天，他就这样信马由缰地来到了河南荥阳的广武山，他知道这是楚汉相争最激烈的地方。山上还有古城遗迹，东城屯过项羽，西城屯过刘邦，中间相隔二百步，还流淌着一条广武涧，涧水汩汩，城基废弛，天风浩荡，落叶满山。阮籍徘徊良久，叹一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他这声叹息，不知怎么被传到了世间。也许那天出行因路途遥远他破例带了个同行者？或是他自己在何处记录了这个感叹？反正这个叹成了今后千余年许多既有英雄梦、又有寂寞感的历史人物的共同心声。直到二十世纪，寂寞的鲁迅还引用过，毛泽东读鲁迅书时发现了，也写进了一封更有寂寞感的家信中。鲁迅凭记忆引用，记错了两个字，毛泽东也跟着错。
遇到的问题是，阮籍的这声叹息，究竟指向着谁？
可能是指刘邦。刘邦在楚汉相争中胜利了，原因是他的对手项羽并非真英雄。在一个没有真英雄的时代，只能让区区小子成名；
也可能是同时指刘邦、项羽。因为他叹息的是“成名”而不是“得胜”，刘、项无论胜负都成名了，在他看来，他们都不值得成名，都不是英雄；
甚至还可能是反过来，他承认刘邦、项羽都是英雄，但他们早已远去，剩下眼前这些小人徒享虚名，面对着刘、项遗迹，他悲叹着现世的寥落。好像苏东坡就是这样理解的，曾有一个朋友问他：阮籍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其中“竖子”是指刘邦吗？苏东坡回答说：“非也，伤时无刘、项也。竖子指魏晋人耳。”
既然完全相反的理解也能说得通，那么我们也只能用比较超拔的态度来对待这句话了。茫茫九州大地，到处都是为争做英雄而留下的斑斑疮痍，但究竟有哪几个时代出现了真正的英雄呢？既然没有英雄，世间又为什么如此热闹？也许，正因为没有英雄，世间才如此热闹的吧？
我相信，广武山之行使阮籍更厌烦尘嚣了。在中国古代，凭吊古迹是文人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在历史和地理的交错中，雷击般的生命感悟甚至会使一个人脱胎换骨。那应是黄昏时分吧，离开广武山之后，阮籍的木车在夕阳衰草间越走越慢，这次他不哭了，但仍有一种沉重的气流涌向喉头，涌向口腔，他长长一吐，音调浑厚而悠扬，喉音、鼻音翻卷了几圈，最后把音收在唇齿间，变成一种口哨声飘洒在山风暮霭之间。这口哨声并不尖利，却是婉转而高亢。
这也算一种歌吟方式吧，阮籍以前也从别人嘴里听到过，好像称之为“啸”。啸不承担切实的内容，不遵循既定的格式，只随心所欲地吐露出一派风致，一腔心曲，因此特别适合乱世名士。尽情一啸，什么也抓不住，但什么都在里边了。这天阮籍在木车中真正体会到了啸的厚味，美丽而孤寂的心声在夜气中回翔。
对阮籍来说，更重要的一座山是苏门山。苏门山在河南辉县，当时有一位有名的隐士孙登隐居其间，苏门山因孙登而著名，而孙登也常被人称之为苏门先生。阮籍上山之后，蹲在孙登面前，询问他一系列重大的历史问题和哲学问题，但孙登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一声不吭，甚至连眼珠也不转一转。
阮籍傻傻地看着泥塑木雕般的孙登，突然领悟到自己的重大问题是多么没有意思，那就快速斩断吧，能与眼前这位大师交流的或许是另外一个语汇系统？好像被一种神奇的力量催动着，他缓缓地啸了起来。啸完一段，再看孙登，孙登竟笑眯眯地注视着他，说：“再来一遍！”阮籍一听，连忙站起身来，对着群山云天，啸了好久。啸完回身，孙登又已平静入定，阮籍知道自己已经完成了与这位大师的一次交流，此行没有白来。
阮籍下山了，有点高兴又有点茫然。但刚走到半山腰，一种奇迹发生了，如天乐开奏，如梵琴拨响，如百凤齐鸣，一种难以想象的音乐突然充溢于山野林谷之间。阮籍震惊片刻后立即领悟了，这是孙登大师的啸声，如此辉煌和圣洁，把自己的啸不知比到哪里去了。但孙登大师显然不是要与他争胜，而是在回答他的全部历史问题和哲学问题。阮籍仰头聆听，直到啸声结束。然后疾步回家，写下了一篇《 大人先生传 》。
他从孙登身上，知道了什么叫做“大人”。他在文章中说，“大人”是一种与造物同体、与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的存在，相比之下，天下那些束身修行、足履绳墨的君子是多么可笑。天地在不断变化，君子们究竟能固守住什么礼法呢？说穿了，躬行礼法而又自以为是的君子，就像寄生在裤裆缝里的虱子。爬来爬去都爬不出裤裆缝，还标榜说是循规蹈矩；饿了咬人一口，还自以为找到了什么风水吉宅。
文章辛辣到如此地步，我们就可知道他自己要如何处世行事了。
三
平心而论，阮籍本人一生的政治遭遇并不险恶，因此，他的奇特举止也不能算是直捷的政治反抗。直捷的政治反抗再英勇、再激烈也只属于政治范畴，而阮籍似乎执意要在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上闹出一番新气象。
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他是亲眼目睹了，但在他看来，既然没有一方是英雄的行为，他也不想去认真地评判谁是谁非。鲜血的教训，难道一定要用新的鲜血来记述吗？不，他在一批批认识和不认识的文人名士的新坟丛中，猛烈地憬悟到生命的极度卑微和极度珍贵，他横下心来伸出双手，要以生命的名义索回一点自主和自由。他到过广武山和苏门山，看到过废墟，听到过啸声，他已是一个独特的人，正在向他心目中的“大人”靠近。
人们都会说他怪异，但在他眼里，明明生就了一个大活人却像虱子一样活着，才叫真正的怪异，做了虱子还洋洋自得地冷眼瞧人，那是怪异中的怪异。
首先让人感到怪异的，大概是他对官场的态度。对于历代中国人来说，垂涎官场、躲避官场、整治官场、对抗官场，这些都能理解，而阮籍给予官场的却是一种游戏般的洒脱，这就使大家感到十分陌生了。
阮籍躲过官职任命，但躲得并不彻底。有时心血来潮，也做做官。正巧遇到政权更迭期，他一躲不仅保全了生命，而且被人看作是一种政治远见，其实是误会了他。例如曹爽要他做官，他说身体不好隐居在乡间，一年后曹爽倒台，牵连很多名士，他安然无恙；但胜利的司马昭想与他联姻，每次到他家说亲他都醉着，整整两个月都是如此，联姻的想法也就告吹。
有一次他漫不经心地对司马昭说：“我曾经到山东的东平游玩过，很喜欢那儿的风土人情。”司马昭一听，就让他到东平去做官了。阮籍骑着驴到东平之后，察看了官衙的办公方式，东张西望了不多久便立即下令，把府舍衙门重重叠叠的墙壁拆掉，让原来关在各自屋子里单独办公的官员们一下子置于互相可以监视、内外可以沟通的敞亮环境之中，办公内容和办公效率立即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着，即便用一千多年后今天的行政管理学来看也可以说是抓住了“牛鼻子”，国际间许多现代化企业的办公场所不都在追求着一种高透明度的集体气氛吗？但我们的阮籍只是骑在驴背上稍稍一想便想到了。除此之外，他还大刀阔斧地精简了法令，大家心悦诚服，完全照办。他觉得东平的事已经做完，仍然骑上那头驴子，回到洛阳来了。一算，他在东平总共逗留了十余天。
后人说，阮籍一生正儿八经地上班，也就是这十余天。
唐代诗人李白对阮籍做官的这种潇洒劲头钦佩万分，曾写诗道：
阮籍为太守，
乘驴上东平。
判竹十余日，
一朝化风清。
只花十余天，便留下一个官衙敞达、政通人和的东平在身后，而这对阮籍来说，只是玩了一下而已。玩得如此漂亮，让无数老于宦海而毫无作为的官僚们立刻显得狼狈。
他还想用这种迅捷高效的办法来整治其他许多地方的行政机构吗？在人们的这种疑问中，他突然提出愿意担任军职，并明确要担任北军的步兵校尉。但是，他要求担任这一职务的唯一原因是步兵校尉兵营的厨师特别善于酿酒，而且打听到还有三百斛酒存在仓库里。到任后，除了喝酒，一件事也没有管过。在中国古代，官员贪杯的多得很，贪杯误事的也多得很，但像阮籍这样堂而皇之纯粹是为仓库里的那几斛酒来做官的，实在绝无仅有。把金印作为敲门砖随手一敲，敲开的却是一个芳香浓郁的酒窖，所谓“魏晋风度”也就从这里飘散出来了。
除了对待官场的态度外，阮籍更让人感到怪异的，是他对于礼教的轻慢。
例如众所周知，礼教对于男女间接触的防范极严，叔嫂间不能对话，朋友的女眷不能见面，邻里的女子不能直视，如此等等的规矩，成文和不成文地积累了一大套。中国男子，一度几乎成了最厌恶女性的一群奇怪动物，可笑的不自信加上可恶的淫邪推理，既装模作样又战战兢兢。对于这一切，阮籍断然拒绝。有一次嫂子要回娘家，他大大方方地与她告别，说了好些话，完全不理叔嫂不能对话的礼教。隔壁酒坊里的小媳妇长得很漂亮，阮籍经常去喝酒，喝醉了就在人家脚边睡着了，他不避嫌，小媳妇的丈夫也不怀疑。
特别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是：一位兵家女孩，极有才华又非常美丽，不幸还没有出嫁就死了。阮籍根本不认识这家的任何人，也不认识这个女孩，听到消息后却莽撞赶去吊唁，在灵堂里大哭一场，把满心的哀悼倾诉完了才离开。阮籍不会装假，毫无表演意识，他那天的滂沱泪雨全是真诚的。这眼泪，不是为亲情而洒，不是为冤案而流，只是献给一具美好而又速逝的生命。荒唐在于此，高贵也在于此。有了阮籍那一天的哭声，中国数千年来其他许多死去活来的哭声就显得太具体、太实在，也太自私了。终于有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像模像样地哭过了，没有其他任何理由，只为美丽，只为青春，只为异性，只为生命，哭得抽象又哭得淋漓尽致。依我看，男人之哭，至此尽矣。
礼教的又一个强项是“孝”。孝的名目和方式叠床架屋，已与子女对父母的实际感情没有什么关系。最惊人的是父母去世时的繁复礼仪，三年服丧、三年素食、三年寡欢，甚至三年守墓，一分真诚扩充成十分伪饰，让活着的和死了的都长久受罪，在最不该虚假的地方大规模地虚假着。正是在这种空气中，阮籍的母亲去世了。
那天他正好和别人在下围棋，死讯传来，下棋的对方要停止，阮籍却铁青着脸不肯歇手，非要决个输赢。下完棋，他在别人惊恐万状的目光中要过酒杯，饮酒两斗，然后才放声大哭，哭的时候，口吐大量鲜血。几天后母亲下葬，他又吃肉喝酒，然后才与母亲遗体告别，此时他早已因悲伤过度而急剧消瘦，见了母亲遗体又放声痛哭，吐血数升，几乎死去。
他完全不拘礼法，在母丧之日喝酒吃肉，但他对于母亲死亡的悲痛之深，又有哪个孝子比得上呢？这真是千古一理了：许多叛逆者往往比卫道者更忠于层层外部规范背后的内核。阮籍冲破“孝”的礼法来真正行孝，与他的其他作为一样，只想活得真实和自在。
他的这种做法，有极广泛的社会启迪作用。何况魏晋时期因长年战乱而早已导致礼教日趋懈弛，由他这样的名人用自己哄传遐迩的行为一点化，足以移风易俗。据《 世说新语 》所记，阮籍的这种行为即便是统治者司马昭也乐于容纳。阮籍在安葬母亲后不久，应邀参加了司马昭主持的一个宴会，宴会间自然免不了又要喝酒吃肉，当场一位叫何曾的官员站起来对司马昭说：“您一直提倡以孝治国，但今天处于重丧期内的阮籍却坐在这里喝酒吃肉，大违孝道，理应严惩！”司马昭看了义愤填膺的何曾一眼，慢悠悠地说：“你没看到阮籍因过度悲伤而身体虚弱吗？身体虚弱吃点喝点有什么不对？你不能与他同忧，还说些什么！”
魏晋时期的一大好处，是生态和心态的多元。礼教还在流行，而阮籍的行为又被允许，于是人世间也就显得十分宽阔。记得阮籍守丧期间，有一天朋友裴楷前去吊唁，在阮籍母亲的灵堂里哭拜，而阮籍却披散着头发坐着，既不起立也不哭拜，只是两眼发直，表情木然。裴楷吊唁出来后，立即有人对他说：“按照礼法，吊唁时主人先哭拜，客人才跟着哭拜。这次我看阮籍根本没有哭拜，你为什么独自哭拜？”说这番话的大半是挑拨离间的小人，且不去管它了，我对裴楷的回答却很欣赏，他说：“阮籍是超乎礼法的人，可以不讲礼法；我还在礼法之中，所以遵循礼法。”我觉得这位裴楷虽是礼法中人却颇具魏晋风度，他自己不太圆通却愿意让世界圆通。
既然阮籍如此干脆地扯断了一根根陈旧的世俗经纬而直取人生本义，那么，他当然也不会受制于人际关系的重负。他是名人，社会上要结交他的人很多，而这些人中间有很大一部分是以吃食名人为生的：结交名人为的是分享名人，边分享边觊觎，一有风吹草动便告密起哄、兴风作浪，刹那间把名人围啄得累累伤痕。阮籍身处乱世，在这方面可谓见多识广。他深知世俗友情的不可靠，因此绝不会被一个似真似幻的朋友圈所迷惑。他要找的人都不在了，刘邦、项羽只留下了一座废城，孙登大师只留下满山长啸，亲爱的母亲已经走了，甚至像才貌双全的兵家女儿那样可爱的人物，在听说的时候已不在人间。难耐的孤独包围着他，他厌烦身边虚情假意的来来往往，常常白眼相向。时间长了，阮籍的白眼也就成了一种明确无误的社会信号，一道自我卫护的心理障壁。但是，当阮籍向外投以白眼的时候，他的内心也不痛快。他多么希望少翻白眼，能让自己深褐色的瞳仁去诚挚地面对另一对瞳仁！他一直在寻找，找得非常艰难。在母丧守灵期间，他对前来吊唁的客人由衷地感谢，但感谢也仅止于感谢而已。人们发现，甚至连官位和社会名声都不低的嵇喜前来吊唁时，闪烁在阮籍眼角里的，也仍然是一片白色。
人家吊唁他母亲他也白眼相向！这件事很不合情理，嵇喜和随员都有点不悦，回家一说，被嵇喜的弟弟听到了。这位弟弟听了不觉一惊，支颐一想，猛然憬悟，急速地备了酒、挟着琴来到灵堂。酒和琴，与吊唁灵堂多么矛盾，但阮籍却站起身来，迎了上去。你来了吗，与我一样不顾礼法的朋友，你是想用美酒和音乐来送别我操劳一生的母亲？阮籍心中一热，终于把深褐色的目光浓浓地投向这位青年。
这位青年叫嵇康，比阮籍小十三岁，今后他们将成为终身性的朋友，而后代一切版本的中国文化史则把他们俩的名字永远地排列在一起，怎么也拆不开。
四
嵇康是曹操的嫡孙女婿，与那个已经逝去的英雄时代的关系，比阮籍还要直接。
嵇康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第一等的可爱人物，他虽与阮籍并列，而且又比阮籍年少，但就整体人格论之，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要比阮籍高出许多，尽管他一生一直钦佩着阮籍。我曾经多次想过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想来想去终于明白，对于自己反对什么追求什么，嵇康比阮籍更明确、更透彻，因此他的生命乐章也就更清晰、更响亮了。
他的人生主张让当时的人听了触目惊心：“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他完全不理会种种传世久远、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彻底厌恶官场仕途，因为他心中有一个使他心醉神迷的人生境界。这个人生境界的基本内容，是摆脱约束、回归自然、享受悠闲。罗宗强教授在《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 》一书中说，嵇康把庄子哲学人间化，因此也诗化了，很有道理。嵇康是个身体力行的实践者，长期隐居在河南焦作的山阳，后来到了洛阳城外，竟然开了个铁匠铺，每天在大树下打铁。他给别人打铁不收钱，如果有人以酒肴作为酬劳他就会非常高兴，在铁匠铺里拉着别人开怀痛饮。
一个稀世的大学者、大艺术家，竟然在一座大城市的附近打铁！没有人要他打，只是自愿；也没有实利目的，只是觉得有意思。与那些远离人寰瘦骨嶙峋的隐士们相比，与那些皓首穷经、弱不禁风的书生们相比，嵇康实在健康得让人羡慕。
嵇康长得非常帅气，这一点与阮籍堪称伯仲。魏晋时期的士人为什么都长得那么挺拔呢？你看严肃的《 晋书 》写到阮籍和嵇康等人时都要在他们的容貌上花不少笔墨，写嵇康更多，说他已达到了“龙章凤姿、天质自然”的地步。一位朋友山涛曾用如此美好的句子来形容嵇康（叔夜）：
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
现在，这棵岩岩孤松，这座巍峨玉山正在打铁。强劲的肌肉，愉悦的吆喝，炉火熊熊，锤声铿锵。难道，这个打铁佬就是千秋相传的《 声无哀乐论 》、《 太师箴 》、《 难自然好学论 》、《 管蔡论 》、《 明胆论 》、《 释私论 》、《 养生论 》和许多美妙诗歌的作者？这铁，打得真好。
嵇康打铁不想让很多人知道，更不愿意别人来参观。他的好朋友、文学家向秀知道他的脾气，悄悄地来到他身边，也不说什么，只是埋头帮他打铁。说起来向秀也是了不得的人物，文章写得好，精通《 庄子 》，但他更愿意做一个最忠实的朋友，赶到铁匠铺来当下手，安然自若。向秀还曾到山阳帮另一位朋友吕安种菜灌园，吕安也是嵇康的好友。这些朋友，都信奉回归自然，因此都干着一些体力活，向秀奔东走西地多处照顾，怕朋友们太劳累，怕朋友们太寂寞。
嵇康与向秀在一起打铁的时候，不喜欢议论世人的是非曲直，因此话并不多。唯一的话题是谈几位朋友，除了阮籍和吕安，还有山涛。吕安的哥哥吕巽，关系也不错。称得上朋友的也就是这么五六个人，他们都十分珍惜。在野朴自然的生态中，他们绝不放弃亲情的慰藉。这种亲情彼此心照不宣，浓烈到近乎淡泊。
正这么叮叮当当地打铁呢，忽然看到一支华贵的车队从洛阳城里驶来。为首的是当时朝廷宠信的一个贵公子叫钟会。钟会是大书法家钟繇的儿子，钟繇做过魏国太傅，而钟会本身也博学多才。钟会对嵇康素来景仰，一度曾到敬畏的地步，例如当初他写完《 四本论 》后很想让嵇康看一看，又缺乏勇气，只敢悄悄地把文章塞在嵇康住处的窗户里。现在他的地位已经不低，听说嵇康在洛阳城外打铁，决定隆重拜访。钟会的这次来访十分排场，照《 魏氏春秋 》的记述，是“乘肥衣轻，宾从如云”。
钟会把拜访的排场搞得这么大，可能是出于对嵇康的尊敬，也可能是为了向嵇康显示一点什么，但嵇康一看却非常抵拒。这种突如其来的喧闹，严重地侵犯了他努力营造的安适境界。他扫了一眼钟会，连招呼也不打，便与向秀一起埋头打铁了。他抡锤，向秀拉风箱，旁若无人。
这一下可把钟会推到了尴尬的境地。出发前他向宾从们夸过海口，现在宾从们都疑惑地把目光投向他，他只能悻悻地注视着嵇康和向秀，看他们不紧不慢地干活。看了很久，嵇康仍然没有交谈的意思，他向宾从扬扬手，上车驱马，回去了。
刚走了几步，嵇康却开口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钟会一惊，立即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问句和答句都简洁而巧妙，但钟会心中实在不是味道。鞭声数响，庞大的车队回洛阳去了。
嵇康连头也没有抬，只有向秀怔怔地看了一会儿车队后面扬天的尘土，眼光中泛起一丝担忧。
五
对嵇康来说，真正能从心灵深处干扰他的，是朋友。友情之外的造访他可以低头不语，挥之即去，但对于朋友就不一样了，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心理隔阂，也会使他焦灼和痛苦。因此，友情有多深，干扰也有多深。
这种事情，不幸就在他和好朋友山涛之间发生了。
山涛也是一个很大气的名士，当时就有人称赞他的品格“如璞玉浑金”。他与阮籍、嵇康不同的是，有名士观念却不激烈，对朝廷、对礼教、对前后左右的各色人等，他都能保持一种温和而友好的关系。但也并不庸俗，又忠于友谊，有长者风，是一个很靠得住的朋友。他当时担任着一个很大的官职：尚书吏部郎，做着做着不想做了，要辞去，朝廷要他推荐一个合格的人继任，他真心诚意地推荐了嵇康。
嵇康知道此事后，立即写了一封绝交信给山涛。山涛字巨源，因此这封信名为《 与山巨源绝交书 》。我想，说它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封绝交书也不过分吧，反正只要粗涉中国古典文学的人都躲不开它，直到千余年后的今天仍是这样。
这是一封很长的信。其中有些话，说得有点伤心——
听说您想让我去接替您的官职，这事虽没办成，从中却可知道您很不了解我。也许您这个厨师不好意思一个人屠宰下去了，拉一个祭师做垫背吧……
阮籍比我醇厚贤良，从不多嘴多舌，也还有礼法之士恨他，我这个人比不上他，惯于傲慢懒散，不懂人情物理，又喜欢快人快语，一旦做官，每天会招来多少麻烦事！……我如何立身处世，自己早已明确，即便是在走一条死路也咎由自取，您如果来勉强我，则非把我推入沟壑不可！
我刚死母亲和哥哥，心中凄切，女儿才十三岁，儿子才八岁，尚未成人，又体弱多病，想到这一些，真不知该说什么。现在我只想住在简陋的旧屋里教养孩子，常与亲友们叙叙离情、说说往事，浊酒一杯，弹琴一曲，也就够了。不是我故作清高，而是实在没有能力当官，就像我们不能把贞洁的美名加在阉人身上一样。您如果想与我共登仕途，一起欢乐，其实是在逼我发疯，我想您对我没有深仇大恨，不会这么做吧？
我说这些，是使您了解我，也与您诀别。
这封信很快在朝野传开，朝廷知道了嵇康的不合作态度，而山涛，满腔好意却换来一个断然绝交，当然也不好受。但他知道，一般的绝交信用不着写那么长，写那么长，是嵇康对自己的一场坦诚倾诉。如果友谊真正死亡了，完全可以冷冰冰地三言两语，甚至不置一词，了断一切。总之，这两位昔日好友，诀别得断丝飘飘，不可名状。
嵇康还写过另外一封绝交书，绝交对象是吕巽，即上文提到过的向秀前去帮助种菜灌园的那位朋友吕安的哥哥。本来吕巽、吕安两兄弟都是嵇康的朋友，但这两兄弟突然间闹出了一场震惊远近的大官司。原来吕巽看上了弟弟吕安的妻子，偷偷地占有了她。为了掩饰，竟给弟弟安了一个“不孝”的罪名上诉朝廷。
吕巽这么做，无疑是衣冠禽兽，但他却是原告！“不孝”在当时是一个很重的罪名，哥哥控告弟弟“不孝”，很能显现自己的道德形象，朝廷也乐于借以重申孝道；相反，作为被告的吕安虽被冤屈却难以自辩，一个文人怎么能把哥哥霸占自己妻子的丑事公诸士林呢？而且这样的事，证据何在？妻子何以自处？家族门庭何以避羞？
面对最大的无耻和无赖，受害者往往一筹莫展。因为制造无耻和无赖的人早已把受害者不愿启齿的羞耻心、社会公众容易理解和激愤的罪名全都考虑到了，受害者除了泪汪汪地引项就刎，别无办法。如果说还有最后一个办法，最后一道生机，那就是寻找最知心的朋友倾诉一番。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平日引为知己的朋友早已一一躲开，朋友之道的脆弱性和珍罕性同时显现。有口难辩的吕安想到了他心目中最尊贵的朋友嵇康。嵇康果然是嵇康，立即拍案而起。吕安已因“不孝”而获罪，嵇康不知官场门路，唯一能做的是痛骂吕巽一顿，宣布绝交。
这次的绝交信写得极其悲愤，怒斥吕巽诬陷无辜、包藏祸心；后悔自己以前无原则地劝吕安忍让，觉得自己对不起吕安；对于吕巽，除了决裂，无话可说。我们一眼就可看出，这与他写给山涛的绝交信，完全是两回事了。
“朋友”，这是一个多么怪异的称呼，嵇康实在被它搞晕了。他太看重朋友，因此不得不一次次绝交。他一生选择朋友如此严谨，没想到一切大事都发生在他仅有的几个朋友之间。他想通过绝交来表白自身的好恶，他也想通过绝交来论定朋友的含义。他太珍惜了，但越珍惜，能留住的也就越稀少。
尽管他非常愤怒，他所做的事情却很小：在一封私信里为一个蒙冤的朋友说两句话，同时识破一个假朋友，如此而已。但仅仅为此，他被捕了。
理由很简单：他是不孝者的同党。
从这个无可理喻的案件，我明白了在中国一个冤案的构建为什么那么容易，而构建起来的冤案又怎么会那么快速地扩大株连面。上上下下并不太关心事件的真相，而热衷于一个最通俗、最便于传播、又最能激起社会公愤的罪名；这个罪名一旦建立，事实的真相便变得无足轻重，谁还想提起事实来扫大家的兴，立即沦为同案犯一起扫除。成了同案犯，发言权也就被彻底剥夺。因此，请原谅古往今来所有深知冤情而闭口的朋友吧，他们敌不过那种并不需要事实的世俗激愤，也担不起同党、同案犯等等随时可以套在头上的恶名。
现在，轮到为嵇康判罪了。
一个“不孝者的同党”，该受何种处罚？
统治者司马昭在宫廷中犹豫。我们记得，阮籍在母丧期间喝酒吃肉也曾被人控告为不孝，司马昭内心对于孝不孝的罪名并不太在意。他比较在意的倒是嵇康写给山涛的那封绝交书，把官场仕途说得如此厌人，总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就在这时，司马昭所宠信的一个年轻人求见，他就是钟会。不知读者是不是还记得他，把自己的首篇论文诚惶诚恐地塞在嵇康的窗户里，发迹后带着一帮子人去拜访正在乡间打铁的嵇康，被嵇康冷落得十分无趣的钟会？他深知司马昭的心思，便悄声进言：
嵇康，卧龙也，千万不能让他起来。明公掌管天下已经没有什么担忧的了，我只想提醒您稍稍提防嵇康这样傲世的名士。您知道他为什么给他的好朋友山涛写那样一封绝交信吗？据我所知，他是想帮助别人谋反，山涛反对，因此没有成功，他恼羞成怒而与山涛绝交。明公，过去姜太公、孔夫子都诛杀过那些危害时尚、扰乱礼教的所谓名人，现在嵇康、吕安这些人言论放荡，诽谤圣人经典，任何统治天下的君主都是容不了的。明公如果太仁慈，不除掉嵇康，可能无以醇正风俗、清洁王道。（参见《 晋书·嵇康传 》、《 世说新语·雅量 》注引《 文士传 》。）
我特地把钟会的这番话大段地译出来，望读者能仔细一读。他避开了孝不孝的具体问题，几乎每一句话都打在司马昭的心坎上。在道义人格上，他是小人；在诽谤技巧上，他是大师。
钟会一走，司马昭便下令：判处嵇康、吕安死刑，立即执行。
六
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居然还有太阳。
嵇康身戴木枷，被一群兵丁，从大狱押到刑场。
刑场在洛阳东市，路途不近。嵇康一路上神情木然而缥缈。他想起了一生中好些奇异的遭遇。
他想起，他也曾像阮籍一样，上山找过孙登大师，并且跟随大师不短的时间。大师平日几乎不讲话，直到嵇康临别，才深深一叹：“你性情刚烈而才貌出众，能避免祸事吗？”
他又想起，早年曾在洛水之西游学，有一天夜宿华阳，独个儿在住所弹琴。夜半时分，突然有客人来访，自称是古人，与嵇康共谈音律。谈着谈着来了兴致，向嵇康要过琴去，弹了一曲《 广陵散 》，声调绝伦，弹完便把这个曲子传授给了嵇康，并且反复叮嘱，千万不要再传给别人了。这个人飘然而去，没有留下姓名。
嵇康想到这里，满耳满脑都是《 广陵散 》的旋律。他遵照那个神秘来客的叮嘱，没有向任何人传授过。一个叫袁孝尼的人不知从哪儿打听到嵇康会演奏这个曲子，多次请求传授，他也没有答应。刑场已经不远，难道，这个曲子就永久地断绝了？——想到这里，他微微有点慌神。
突然，嵇康听到，前面有喧闹声，而且闹声越来越响。原来，有三千名太学生正拥挤在刑场边上请愿，要求朝廷赦免嵇康，让嵇康担任太学的导师。显然，太学生们想以这样一个请愿向朝廷提示嵇康的社会声誉和学术地位，但这些年轻人不知道，他们这种聚集三千人的行为已经成为一种政治示威，司马昭怎么会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