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心理陷阱，过敏陷阱和黑箱陷阱，大多又是交叉重合在一起的，过于清晰与过于不清晰这两个极端，互为因果、互增危难，变情为仇、变友为敌，而且都发生在大好人之间，实在让人悲叹。
在好几个夜晚，我曾反复与一些心理学研究者讨论一个难题：为什么有的人使朋友损失巨大却能重归于好，有的人只因为说了短短两句话却使朋友终生无法原谅？为什么有的敌人经历过长期争斗后却能变成朋友，而有的朋友一旦龃龉之后却不如一个敌人？
我想，不要老是从基本品质上找原因，其中一个关键在于，一些错乱的心理程序造成了心理陷阱。
我不知道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开这些陷阱，总觉得对它们多加研究总是好事。真正属于心灵的财富，不会被外力剥夺，唯一能剥夺它的只有心灵自身的毛病，但心灵的毛病终究也会被心灵的力量发现、解析并治疗，何况我们所说的都是高贵的心灵。
学会珍惜
说了这么多，可能造成一个印象，人生在世要拥有真正的友情太不容易。
其实，归结上文，问题恰恰在于人类给友情加添了太多别的东西，加添了太多实利性的义务，加添了太多计谋性的杂质，又加添了太多因亲密而带来的阴影。如果能去除这些加添，一切就会变得比较清晰。
怎样清晰呢？我的看法大致如下——
一，人生在世，可以没有功业，却不可以没有友情。以友情助功业则功业成，为功业找友情则友情亡，两者不可颠倒；
二，人的一生要接触很多人，因此应该有两个层次的友情：宽泛意义的友情和严格意义的友情。没有前者未兔拘谨，没有后者难于深刻；
三，宽泛意义的友情是一个人全部履历的光明面。它的宽度与人生的喜乐程度成正比。但不管多宽，都要警惕邪恶，防范虚伪，反对背叛；
四，严格意义的友情是一个人终其一生所寻找的精神小村落，寻找途中没有任何实利性的路标。在没有寻找到的时候只能继续寻找，而不能随脚停驻。因此我们不宜轻言“知己”。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安于宽泛意义上的友情，反而彼此比较自在；
五，一旦获得严格意义的友情，应该以生命来濡养。但不能因珍贵而密藏于排他的阴影处，而应该敞晾于博爱的阳光下，以防心理暗箱作祟。
就写这几条吧，文章也可以结束了，但笔底似乎还有一些意绪没有吐尽。是什么呢？
想来想去，还是寻找的困难。密密层层的“朋友”，组合成友情的沙漠，不要说严格意义上的，就连宽泛意义上的友情，要想真实而纯净，找起来又谈何容易。然而，你在如饥似渴寻找的对象，很可能正与你擦肩而过，你没有在意，或无法辨认。也许过了很久才会摹然憬悟，但一切都晚了。
我们的精神小村落，究竟在哪里？
想起了我远方的一位朋友写的一则小品：两只蚂蚁相遇，只是彼此碰了一下触须就向相反方向爬去。爬了很久之后突然都感到遗憾，在这样广大的时空中，体型如此微小的同类不期而遇，“可是我们竟没有彼此拥抱一下”。
是的，不应该再有这种遗憾。但是随着宇宙空间的新开拓，我们的体型更加微小了，什么时候，还能碰见几只可以碰一下触须，然后对视良久，终于紧紧拥抱的蚂蚁？
来一次世间，容易吗？
有一次相遇，容易吗？
叫一声朋友，容易吗？
仍然是那句话——
学会珍惜，小心翼翼。
------------------
关于名誉
好人自杀
世间最悲痛的事，莫过于好人自杀。
好人自杀，原因很多。有些名震国际的作家、艺术家也走这条路，是出于对生命的特殊感悟，虽然高贵却毕竟罕见，不宜作为普遍现象来讨论。我感兴趣的是古往今来大多数普通好人的自杀原因。
只要稍稍闭眼一想，有一个原因就会立即浮现出来，并且几乎毫无争议地占据主要地位，那就是：为了名誉。
为了名誉，这么多善良无辜的躯体居然愿意撕裂自己、殒灭自己，结束自己的存在状态，细细想来，实在让人震颤。有时在电视中看到世界某地一些动物在海滩边上或密林深处自杀，已经使我们难过得说不出话来，何况我们说的是人，而且是好人。逼迫好人自杀的一定是邪恶，但好人既然连死都不怕，为什么要去怕邪恶？可见还有一种比邪恶更为恐怖的力量横亘其间。
一九三五年阮玲玉自杀留下的遗言是“人言可畏”，“我不死不能明我冤”。我们未成年时从书上读到这个遗言十分困惑，心想面对一些闲言碎语何至于此，不予理睬，或大声抗辩，不就结了？后来随着年龄增长才慢慢知道，人世间有一种东西你即便不理，它也在盈缩消长，你如去对抗，则往往劳而无功，甚至适得其反，而它又是那样强大而恒久，几乎能够决定你的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那就是所谓名誉。对于闲言碎语，阮玲玉可以怒目而视，但对它，阮玲玉只能瑟瑟发抖。因此，并不是人言可畏，而是名誉可畏。人言是纯粹的客体，名誉却可以笼罩自己，如果坦直地说名誉可畏，就会分不清自己该承担多少责任，它成了一种神秘而巨大的恐吓。
在阮玲玉自杀四十余年后的一九七八年，我家乡的一位女青年在边疆农场受到严重毁谤，而在当时，我国还没有建立反毁谤机制，丧魂落魄的她就在一次射击训练中把枪口指向了毁谤者。她成了杀人犯而理所当然地被捕，并且必将重判，这是她意料中的，因此她的举动至少有一半也可算作是自杀。没有想到的是，当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在报纸上以整版篇幅公布之后，她在狱中收到了难以计数来自全国各地的同情信件。那时人们刚从“文革”浩劫的阴影里走出，对于人身毁谤、名誉侵害，有普遍的切肤之痛。无论是她还是同情者，都把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
我原先一直想用远眺或俯视的目光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近距离的刺痛往往不适合文学情怀，但事实上却很难做到。你看，就在我写前面几段文字的时候，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又一颗高贵的灵魂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而殒灭了，那是日本继黑泽明之后最杰出的电影导演伊丹十三。伊丹是一位勇敢的文明斗士，他与妻子宫本信子拍摄的电影强烈地抨击时弊，揭露黑社会，并号召人们与之斗争，因此引起黑社会各暴力团伙的刻骨仇恨，一再威胁恐吓、袭击骚扰，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使他屈服。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像戴安娜王妃那样遇到了以追踪偷摄为业的“狗仔队”，一家杂志刊登了他与一位年轻女职员一起走路和交谈的照片，并借此说他们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伊丹原定就此发表声明，不知怎么突然改变主意，决定自杀，他在遗书上写道：“新闻界各位，我愿意以死来证明我的清白，除此别无他法。请诸位今后多多关照官本信子，她是日本最好的妻子、母亲和演员。”在放着这份遗书的办公桌上，电脑屏幕仍显示着宫本信子的照片，他是看着爱妻的照片写遗书的。
为什么面对暴力团伙能够如此坚强的硬汉子，会在捕风捉影的照片和谣传前消灭自己？因为暴力袭击不仅无法损害他的名誉反而会使他大大增光，而那个看来十分无稽的谣传却是一切仇恨他和热爱他的人都会密切关注的，在这种关注中，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妻子，以及那位女职员，都不具备让人信服的辟谣身份，不管怎么说都尴尬，而除了他们三人，又有谁能说话？按照我以一个男人立场的猜测，伊丹自杀未必全然为了自己单方面的名誉，他太爱妻子，生怕妻子因此落入一个被人指点、嘲笑而有口难辩的可怕境地，只得用自己的生命做个名誉的救生圈抛给她。
那家杂志在伊丹死后成了人们指责的对象，只好发表声明，一是对伊丹之死表示深切哀悼，二是宣称本杂志没有违反新闻法。是的，这未必构得成犯法，但由于按动了社会神经网络中有关名誉的按钮，其恶果远远超过了那些暴力团伙。在名誉问题上，越高贵的群落往往越脆弱，要伤害他们太容易了。
以命相搏，毕竟是一种极端形态。在尚未抵达这条边界线之前，天地间又有多少人为了名誉在辗转反侧、夜不成寐、徘徊海滨、饮泣山角，或者血脉贲张、怒火填膺、亲族支离、老友反目？
名誉，婷婷袅袅地飘浮在世间上空的名誉二字，给人类带来过多少心灵的重压！
双刃剑
针对名誉的重压，有些放达潇洒之士提出了一张消散的方剂，曰：“名誉值几个钱？你为别人活着还是为自己活着？把名誉扔开，什么也不要在乎！”
这种声音，带着一种可爱的悍气和赖气，对于即将寻短见的人无异是一声重喝，容易使他们摹然止步，霍然惊醒；对于那些满脑子愁云惨雾的人也会有快速的疗效，使他们突然轻松起来。但是如果细细品咂，又觉得不是味道，其间疑惑甚多。
突然轻松起来了的人们走向何方？他们也许会立即联想到一部电视剧中某个角色的台词：“嗨，做小人真痛快！”漠视名誉当然未必做小人，但如果完全以放弃社会名誉来换取自身轻松，就难免会进入一种“失重”状态，飘到哪里都不知道，这种滋味也是不好受的。更重要的是，如果大家都不在乎名誉，人与人的交往失去了最起码的精神前提，整个社会就会变得跌跌撞撞。置身于这样的生态环境中，就像在黑夜里误入中世纪一个破残的乞丐城堡，哪一级石阶都踩不着实，哪一个转弯都鬼影幢幢，什么怪事都会发生。
其实，人类最初需要名誉，正是为了摆脱黑暗和无序。最初的名誉不是个人所能争取的，这是人们在黑暗中猛然听到一种强健声音之后的安静，安静之后的搜寻，搜寻之后的仰望，仰望之后的追随，追随之后的效仿，效仿之后的传递。名誉是对个人品行的社会性反馈，如果这种反馈广泛而持续，就能起到协调关系、统一观念、整顿秩序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名誉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权利，一种在政治权利和军事权利之外的精神权利，而且在很多时候，政治权利和军事权利也要借助于它。
这种精神权利，由民众执掌；其执行方式，只是对荣耀感或耻辱感的激发而已，别无其它手段。但它的强度，有时超乎想象。去年在台湾，经常在电视里看到黑社会各级帮派头目向警方登记的报道。其中有些老人已与帮派脱离多年，即便不登记也算不了什么大问题，但他们却满脸无奈地对着电视镜头说：实在受不了周围人群对自己的鄙夷，仅仅对自己倒也罢了，但连儿子、孙子的名誉也受到污染，因此宁肯拼着老脸在电视上清洗一次。
然而必须看到，名誉的裁断一旦产生，便是一把寒光逼人的双刃剑，正面功能和负面功能同淬一身。
好的一面，它使无数丑类恶行聚焦示众，使不同的道德等级各自归位，使高尚的品格受到四方濡养，使可疑的行止遭遇怀疑的目光；但是，这种威力的发挥却严重地缺少查访核实机制，只靠口口相传来完成，因此必然夹杂着大量的夸张、错位和颠倒。这种情况常常使好人惊心、君子皱眉、坏人暗喜、小人活跃。
我不相信人类到哪一天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麻烦。这是名誉的灰色传播本质决定的，再激愤也没有用。能够看到这一点，心也就宽了。经过多年的观察与思考，我终于领悟，在这个问题上，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名誉，而在于要哪种名誉。
名誉的等级
在名誉问题上我们最容易进入的误区是超敏感度的全方位把守。
好些年前我在学校工作时曾不止一次地处理过学生宿舍的打架事件和教师之间的积年陈怨，有机会冷静地观察了这类矛盾的爆发和延续过程。总的说来，无论学生还是教师之间的恶性冲突，起因都很小，小到他们都不好意思再复述一遍，但都觉得有涉名誉，一下子怒不可遏，过后还越想越气，无法罢休。然而有趣的是，把学生宿舍的冲突说给教师听，教师淡然一笑，觉得那是孩子们的无聊游戏；把教师间陈年烂芝麻的争斗说给学生们听，学生更是不屑，觉得那是迂腐老人在无事生非。他们作为旁观者都非常清醒，作为当局者却完全迷失，这种近乎荒诞的强烈对比说明，人们在名誉的争夺中最容易降低自己的生命方位，降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在很低的方位上争夺名誉，其实是在争夺不名誉。记得在盛行“阶级斗争”的年代，不少人喜欢在自己的家庭出身上做文章，竟然有那么多出身成分已经很“革命”了的人还要一个劲地硬说自己的父母亲是乞丐，而且几乎都被地主的狗咬过。但奇怪的是，如果他们的父母亲突然来到同事们面前，他们又会觉得太土气、太寒酸而百般掩饰，把父母亲说成是“乡下亲戚”。这里就出现了两种很矛盾的名誉，实际上都因为等级大低而成了不名誉。
我们一生都在不同的名誉等级里打转，要始终清晰地分辨出它们的轻重主次还真不容易。
据我视野所及，古今中外公认不名誉的行为大致有以下四项——
一，违背全人类的生存原则，伤害无辜，欺凌众生，参与黑帮，投靠法西斯，协助侵略者，成了汉奸或其他什么奸；
二，触犯普通刑法，如偷盗、诈骗、贪污之类；
三，出卖朋友、背叛友情、忘恩负义——这是在日常生活中最容易发生，因此也最具有广泛敏感度的不名誉行为；
四，因嫉贤妒能而造谣诽谤、制造事端。
世上的坏事多得很，但有些坏事，哪怕是带有拳脚气的坏事，名誉上的损耗并不大，而只要牵涉到以上四项，名誉的裂缝就难于弥补了。此间差别，关及人类心灵深处的一些微妙颤动，深可玩味。
同样，若要找出不受时空限制的名誉原则，大致也只有以下四项而已——
一，对人类的由衷慈爱——有了这一项，人们可以原谅当事人的其他缺点；
二，在一时不被人们理解而遭受攻击的时候，继续为社会的未来作出贡献；
三，面对世间邪恶，敢于抗争；
四，勇于维护群体的体面和尊严。
其他名誉，大多由这几项派生出来，如果全然无关，就不必过于在意了。
我知道作这种一二三四的罗列在散文写作中十分犯忌，但不这样又难以说明，在名誉上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问题并不太多。
举例李清照
从名誉罗网中挣身而出的过程，很可能贯穿人的一生。有的人，终其一生都未能全然挣脱，其中包括一些极其杰出的人物。这实在是有关生命本质的一系列悲剧故事。
我深知只有具体地体验了这种故事才能真正领悟有关名誉的种种涵义，因此必须选一个这样的人来举例，选来选去选中了李清照——一个清纯绝俗到似乎不应该有名誉问题的人。女诗人风华绝代又与世无争，成天独个儿伫立于西风黄花之中，又不招谁惹谁，会遇到一些什么名誉问题呢？正是这种疑问，触及了人生与名誉之间的险恶玄秘。
那末，就说她吧。
李清照是在与赵明诚结婚之后，开始目睹长辈们遭受的名誉灾祸的。这种经历像是一种试炼，让她明白一个人在名誉问题上的乖谬无常。她的父亲李格非与当时朝廷全力排斥的所谓“元祐党人”有牵连，罢职远徙。这种名誉上的打击，自上而下，铺天盖地，轰传一时，压力极大，但年轻的李清照还能承受，因为这里还有另一种名誉——类似于“持不同政见者”的名誉。然而不幸的是，处理这个案件的恰恰是丈夫的父亲赵挺之！这一下就把这对恩爱的年轻夫妻推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只要一方的父亲能保持名誉，另一方的父亲就必然失去名誉；而这种你死我活的格局压在一个家族的头顶，实际上连一半名誉也无法保持，只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别人看笑话，两败俱伤。李清照身在其中立即体会到了这种尴尬，曾大胆写诗给公公赵挺之，要他以“人间父子情”为虑，顾及儿子、儿媳和亲家的脸面，不要做炙手可热、让人寒心的事。
一个新过门的儿媳妇能够以如此强硬的口气上书公公，可见做公公的赵挺之当时在亲友家族乃至民间社会中是不太名誉的，但实际上他很可能是一个犹豫徘徊的角色，因此最终也遭到打击，甚至在死后仅仅三天，家产被查封，亲属遭拷问，儿子赵明诚也被罢免官职。事虽如此，他原先缺失于民间士林的名誉并没有恢复，反而增加了一层阴影，人们只把他看成三翻四覆的小人。古往今来，很多勉强进入不同身份而又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官吏，大多会在自身名誉上遭此厄运而百口莫辩。这时，李清照跟随着落魄的丈夫赵明诚返回故里青州居住，对世间名誉的品尝已经是涩然不知何味了。
我想，被后世文人一再称道的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俩在青州十余年的购书、猜句、罚茶的风雅生活，正是在暂离升沉荣辱漩涡后的一湾宁静。他们此时此地所达到的境界，好像已经参破红尘，永远不为是非所动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名誉上的事情没有止境，你参破到什么程度，紧接着就有超过这一高度的骚扰让你神乱性迷，失去方寸。就像是催逼，又像是驱赶，非把你从安宁自足的景况中驱赶出来不可。
似乎是上天的故意，李清照后来遇到的名誉问题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关及个人，越来越无法躲避。例如那个无中生有的“玉壶事件”就很典型。事情的起因发生于赵明诚重病期间，曾有一位探望者携带一把石壶给这位病榻上的文物鉴赏家看过，没想到赵明诚死后即有谣传兴起，说他直到临死还将一把珍贵的玉壶托人献给金国。当时宋、金之间正在激烈交战，这种谣传关涉到中国文人最重视的气节问题，李清照再清高也按捺不住了。但她又不知道应该如何洗刷，想来想去选了一个最笨的办法：带上夫妻俩多年来艰辛收藏的全部古董器物，跟随被金兵追得走投无路的宋高宗赵构一起逃难，目的是希望有机会把这些古董全部献给朝廷。她的思路是，谣传不是说我的丈夫将一把玉壶献给了金国吗？现在金国愈加凶猛而来延愈加萎弱，我却愿意把全部古董献给宋廷，这是一切稍有势利之心的人做得出来的吗？已故的丈夫与我完全同心，怎么可能叛宋悦金呢？
这实在是只有世界上最老实的文化人才想得出来的表白方式，她显然过高地估计了造谣者的逻辑感应能力，他们只顾捕风捉影罢了，哪里会留心前后的因果关系？她也过高地估计了周围民众的内心公正，他们大多乐于听点别人的麻烦事罢了，哪里会感同身受地为别人辩诬？她更是过高地估计了丧魂落魄中的朝廷，他们只顾逃命罢了，哪里会注意在跟随者的队伍里有一个疲惫女子，居然想以家庭的全部遗藏来为丈夫洗刷名声？
宋高宗在东南沿海一带逃窜时一度曾慌张地在海上舟居，李清照也从海路追踪。这一荒诞的旅程最后在一位远房亲戚的疏通和劝说下终于结束，但在颠沛流离中，所携文物已损失绝大部分。
付出如此代价，名誉追回来没有？这真是天知道了。
至此李清照已经年近五十，孤孤单单一个人，我想她一定累极了。在国破家亡的大背景下，她颓然回想，父亲的名誉、公公的名誉、丈夫的名誉，已经摧肝裂胆地折腾了大半辈子，究竟有多大实质性的意义呢？她深深喘一口气，开始渴望过几年实实在在的日子，她已受不住在寒秋的暮色里回忆那早已远逝的亲情抱肩而泣的凄楚，她想暂别往昔，她想寻找俚俗。于是，她在思虑再三之后接受了一个叫张汝舟的军队财务人员的热烈求婚，又有了一个家。
她当然知道，在儒家伦理的重压下，一个出身官宦之家的上层女子，与亡夫的感情弥深弥笃，而且又年近半百，居然公开再嫁，这会受到上上下下多少人的指责？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当时很有见识的文人学者在自己著作里对李清照再嫁的恶评：“传者无不笑之”、“晚节流荡无依”……对此，我们的女诗人似乎有一种破釜沉舟般的勇敢。
如果事情仅仅到此为止，倒也罢了，李清照面对鼎沸的舆论可以闭目塞听，关起门来与张汝舟过最平凡的日子。然而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张汝舟竟然是不良之徒，他以一个奸商的目光，看上了李清照在离乱中已经所剩无几的文物，所谓结婚只是诈骗的一个手段，等到文物到手，他立即对李清照拳脚相加，百般虐待。可怜的李清照，只要还有一点可容忍的余地，是绝不会再破门而出公开家丑的，她知道一切刚刚嘲笑过她的正人君子们得知内情后会笑得更响，但她毕竟更知道生命的珍贵，知道善良高雅不应该在凶恶横蛮前自甘灭亡，因此不顾一切地在结婚三个月后向官府提出上诉，要求解除他们的婚姻关系。
李清照知道宋朝法律，妻子上告丈夫，即便丈夫真的有罪，妻子也要被判两年徒刑。但她宁肯被官府关押，宁肯审案时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无赖张汝舟对质，丢尽脸面，也要离婚。
没有任何文字资料记载李清照出庭时的神态，以及她与张汝舟的言词交锋内容，但是可以想象那都不是我们愿意看到和听到的。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她必须诉苦，但只要诉苦就把自己放置到了博取人们同情的低下地位上，这是她最不肯做的，更何况即便诉苦成功，所有旁观者的心中都会泛起“自作自受”四个字，这些她全能料到。如此景况，加在一起，出庭场面一定不忍卒睹。让这一切都从历史上隐去吧，我们只知道，这次上诉的结果，张汝舟被问罪，李清照也被关押，但离婚是成功了。李清照没有被关押太久，由于一位朝中亲戚的营救，她在九天后出狱。出狱后立即给营救她的那位亲戚写信，除了感激，还是在担心自己的名誉：“清照敢不省过知惭，扪心识愧。责全责智，已难逃万世之讥；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士”；“虽南山之竹，岂能穷多口之谈？惟智者之言，可以止无根之谤”。
女诗人就是在如此沉重的名誉负荷下，悄悄地进入了老年。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懂得她写于晚年的代表作如《声声慢》了，那就不妨再读一遍：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许多写李清照的影、视、剧作品都讳避了她如此剧烈的心理挣扎，可能也是担心一涉名誉就怎么也表述不清吧？名誉，实在是一种足以笼罩千年的阴云。
结果，千千万万不知李清照命运悲剧的读者，却在心中一直供奉着一个无限优雅的李清照。这是一种虚假吗？不是，这是一种比表层真实更深的真实。挣扎于身边名誉间的李清照虽然拥有几十年的真实反倒并不重要，而在烦闷时写下一些诗词的李清照却因创造了一种东方高雅女性的人格美而光耀千秋。为此，真希望饱学之士不要嘲笑后代读者对李清照命运悲剧的无知，这种无知正体现了一种历史的过滤和选择。那些连李清照本人也担心“难逃万世之讥”的恶名并未长久延续，真正延续万世的名誉，在当时却被大家忽视了，包括李清照自己。
至此已可看出，我花这么多笔墨来谈李清照，是舍不得她的故事对于名誉的全方位阐释功能。名誉的荒诞性、残忍性、追逼性、递进性，以及日常体验的名誉与终极名誉之间的巨大差异，都包含在其中。
其实，可以让人们作类似体验的典型还有很多，例如拿欧洲的小说家笛福、思想家伏尔泰、戏剧家维迦的坎坷经历来解析名誉问题也会很深刻，但我最终还是选中了李清照，因为她是中国人，又是弱女子，当然，更因为她是中国古代第一女诗人。
什么最珍贵
李清照的遭遇说明，我们一生最花力气维护并始终为之奋斗、为之苦恼的东西，往往并不是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那么，最珍贵的东西在哪里？靠谁来挖掘和鉴定？人们常常把希望寄托在同代或后代评论者身上。但事实证明，这种寄托很不可靠。即便是对那些与人为善、公正贤达的评论者，也不能指望太深、仍以李清照为例，尽管自宋以来有那么多评论者抓住她再嫁之事大肆毁谤，却也总有一些人为她辩诬，这些人学问高，声望大，总该恢复李清照的真面目了吧，然而并不。例如清代的朱彝尊、王士禛、俞正燮、李慈铭等大学者都努力否定李清照曾经再嫁，说那是一群小人为了毁损李清照的名誉造的谣。我不知道李清照如果获悉她身后有那么多杰出人物为她作这种辩护，将作何想。名誉好像是挽回了，但这是真的名誉吗？
因此，一切受到名誉侵扰的人应该明白，现在你在苦恼的事情，绝大多数无足轻重。这一点要看破很不容易，你看连那么多极其智慧的人物也都没有看破。但是，不看破毕竟是在犯傻，时间的力量什么也不能抗拒，珍贵的生命怎能流失在无谓的自惊自吓之中。
那么，要不要动一点脑筋，来预见一下今后的名誉坐标呢？我觉得也完全没有必要。
自身名誉的基点是生命质量的自然外化。这是追求不到、争取不来、包装不出的，同时也是掩盖不住、谦虚不掉、毁损不了的。说到底，一个人在自身名誉的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好就好在无能为力，一旦用力追求，便会弄巧成拙。在这里正好可以引用十七世纪英国政治家哈利法克斯的一句话：
从被追求的那一刻开始，名誉就是一种罪恶。只有在那些人们能自然拥有而不必强求的地方，它才成为一种美德。
这话好像说得太硬了一点，但世间很多罪恶都从追求本来并不拥有的名誉开始，倒是确实的。
有时也需要追求。那就是在被诬陷和起哄闹得晕头转向的时候，应快速脱离简单防守的前沿，去追求一种真正有价值的精神高度。这种追求放弃了反击、声辩和恢复名誉的权利，因此看起来不像追求，而实际上却在默默追求那种最终毁损不了的东西。既然是最终毁损不了的东西，为什么还去追求呢？为的是让自己的身心免遭不必要的损耗，尽早获得安顿。因此，损害别人名誉的人常常在发出一片喧嚣后找不到预期中的回应，是对方害怕了吗？可能性很小。喧嚣者们此时应该慌张地憬悟一点什么，看看自己所攻陷的那些名誉背后，是否还有更重要的名誉。他们或许也想对这种背后的名誉做点什么，没想到刚刚走近前去就不得不止步，因为一眼就可看出，那是一个无法喧嚣的领地。
荒芜的高处
最后，想顺便谈谈已经取得名誉的人的心态问题。
已经取得名誉的人，一般被叫做名人。身为名人而做着不名誉的事，大家就会有一种受欺骗的感觉，这种心情很可理解，因为名人早已与大家有关。所谓“欺世盗名”的恶评，就很难用到一般骗子身上，因为只有真正出名才有资格欺世。鉴于此，人们在向名人喝彩、与名人套近乎的同时，往往又保持着潜在的警惕性、监视性乃至否定性，而且名声越大，这方面的目光就越峻厉，因而产生了“楼有多高，阴影就有多长”的说法。对此，名人大多感到委屈，觉得本来名声也是你们给的，怎么一下我倒成了谁都可以指手画脚的对象？其实一切受惠都是有代价的，不应该存在委屈心理。
并不是说，名人应该谨小慎微、寡言少语、处处赔笑地过日子，因为这种状态不可能对事业有重大创造、对社会有像样贡献，而没有创造和贡献，何以还算作名人？因此，名人们总是进退维谷。常听人说，名人太嚣张，但据我观察，出名后很快变得萎缩的名人更多。萎缩不完全是害怕，大多是应顺和期待，应顺着众人炯炯逼视的眼，期待着众人欲说未说的嘴。贝多芬在一篇书简中说：“获得名声的艺术家常受名声之苦，使得他们的处女作往往是最高峰。”这就说明了成名之后萎缩的普遍性。
不管是萎缩还是嚣张，都是病态。要克服这种“名人症候”，唯一的办法是在名誉上“脱敏、消炎”，平平稳稳地找回自己。我们原本是寻常的从业人员，周围突然响起了喝彩声，抬头一看居然是针对自己的，不免有点惊慌，那就定定神，点头表示感谢，然后继续低头做自己的事吧。如果觉得要为喝彩声负责，那么今后的劳作也就成了表演。但是，万万不可为追求喝彩而表演，因为一旦进入这种状态，你就成了取悦于人、受制于人的角色，而哗众取宠从来就没有好结果。按一般规律，喝彩声刚刚过去，往往又会传来起哄声和叫骂声，仍然不要抬头坚耳，神定气闲地把持住自己，好在未曾进入过表演状态，你就没有义务要去关注这种声音。不想在喝彩中的获益，就不必为叫骂去支付。
但是，尽管你不加理会，一阵阵声浪使你渐渐孤独。即便全是喝彩声，这声音也成了一道影影绰绰的围墙，一种若有若无的距离，使你难于像以前那样融入四周。这种孤独并不是自闭，因为你心中还有终极原则，还有茫茫众生，但终极原则无形无貌，茫茫众生也不发出什么声音，更不会向你走近，因此你所把握的仍然是寂寞。一个人，如果能够领悟名誉和寂寞之间的关系，两相淡然，他也就走出了病态，既不会萎缩，也不会嚣张了。泰戈尔说：
“我攀登上高峰，发现在名誉的荒芜不毛的高处，简直找不到一个遍身之地。”
名誉的高处找不到遮身之地，这种说法真好。人们常常误会，以为那里也像平地一样，总会有一些草树和别人的身躯可以为自己阻挡一点什么的，其实正是高度把这些遮盖物全都舍弃了。因此，要求接受高度就要准备接受难堪。但是难堪也只是心理感受罢了，如果你自知脚下的高度不是勉强堆垒而成，为何要躲避别人的目光？为何要掩饰自己的缺点？不把难堪当难堪，难堪也就不成其为难堪。
——如果实在消受不了名誉的重压，那还不如悄然从山峦爬下，安顿于人间万象的浓荫里。高峰对大地而言是一种景观，对自己而言却是一种牺牲。何必人人都去参加登山运动呢，你看连银髯飘飘的泰戈尔都有点懊悔了。
------------------
关于谣言
好几位读我专栏的朋友问，下一篇写什么，我说关于语言，他们都眼光奇特，然后滔滔不绝。由此我产生警惕：人们受谣言的伤害太严重了，一篇文章如果着力分析谣言的诸般罪恶，也只不过在愤恨中加添愤恨，恐惧中加添恐惧罢了，怒火熊熊，阴气森森，何苦来着？按照我往常写作的习惯，还总会引述一些中国历史上的例证，但一部中国历史，受谣言播弄的影响过于沉重，厚厚的《二十四史》且不去翻它，光看前些年北方的出版家们编集的《古史龟鉴系列》，《谄谀》、《赃贿》、《谗诬》、《诓诈》各一大册，其中除《赃贿》外，别的三册都与谣言紧密相关，随便翻到哪一页，都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直到现代，有些著名政治悲剧的产生，都与“谎报军情”有关，而“谎报军情”也就是造谣。显而易见，即便试图略作揭露和控诉，这篇文章就永远也写不完。
那么，只好把书盖住，闭眼梳理自己的感觉。
设定几个叙述台阶，力求平静。
从焦灼到平静
我把谣言当作一个课题来研究是从六七年以前开始的，起因是为了自己。
那时我突然受到了很多谣言的包围，却搞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好像谣言也有一个契约，可以一二十年风平浪静，也可以一两个月烽烟四起。
终于有一天，几位早已毕业的学生找上门来。我一开口就说：“多年不见，老师我已经青头紫脸。”他们苦笑了一下，便与我讨论起这些谣言的根源。他们认为，来势这么集中，一定有一个发射中心，这基本上与一个特殊的原因有关，容易理解；比较难理解的是为什么有许多对我并无恶意的人也喜欢这些谣言，而天南地北那么多与我毫无恩怨的报刊又乐于刊登这些未加核实的谣言。
我只问他们一个问题：这样的谣言，别人听了会相信吗？他们思考了一会儿说，完全相信的人不多，完全不信的人也不多。
这使我有点委屈。“我历来的行为大家都知道的啊，怎么可能……”
“没用，”他们说，“谣言不讲逻辑，反差越大越有传播力。”
“反正我们单位的人可以证明我是怎么一个人。”
“不，”他们的声音近似残忍，“单位里的人也不拒绝听这些谣言。甚至你的那些朋友，也神秘兮兮地把那些报刊塞来塞去。”
我木然。过后一个时期，经常有朋友打电话来安慰，他们都说那些文章态度偏激、无限上纲，却没有人怀疑那是谣言。报刊间也开始有文章在同情我了，那当然更是在态度而不可能在事实上说话。
只有我一人有辟谣资格，但如果发表文章，最多只是争得人们的将信将疑。打官司，一个官司一拖几年，那么多谣言，够打大半辈子的了。
我很快决定完全不理，后来干脆不读一切报刊，不听报警电话，图一个耳根清静，但脑子里一直有一种有关谣言的思辨挥之不去，逼迫我对它作出研究。形貌卑琐的它，究竟有什么法道，弄得我们焦灼不安、毫无办法？
于是，我开始了对谣言的研究。
没想到，越研究，越变得神定气闲。
所谓研究，首先是一种凌空鸟瞰。这一鸟瞰不要紧，目光一下落到了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中国先秦诸子那里，原来两千多年前这些麻袍飘飘的智者已经在为谣言大费脑筋了。一代代下来，谣言研究渐次被纳人人性论领域、心理学领域、历史学领域，一旦纳入，这些领域都因挖掘到了人人都能体验的精神暗窖而顿显丰盈。
研究的目光必须扫及世俗情绪之外的领域。世俗情绪总是憎恶谣言的，研究者说，且慢，先看看大范围里的谣言。即便把谣言贬缩为谎言，在谎言中再缩小到故意的说谎，也不全是邪恶的。
细想起来确实如此。艺术虚构也是一种故意的谎言，一位古代欧洲学者甚至说，戏剧就是把谎说圆了的艺术，观众乐于受骗。一位近代学者补充道，那是一种不具有现实伤害性的谎言，但也有人反驳，完全没有现实伤害性何来社会批判力？
军事上的谎言世所公认，“兵不厌诈”。
在其他职业中，例如医生和教师有时也要对病人和学生说一些仁慈或美丽的谎言。
即便在政治上，柏拉图说某些统治者为了使公民更关切城邦的命运，也会传播一些杜撰的概念，无可厚非。至于民众间的政治谣传，国际上很多学者指出，至少有一部分，是对权威性的一种异议方式，是对不透明的一种透明欲求。有时，谣传比公告更真实。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结果，终于有人得出了一个结论：说“我从不说谎言”本身就是一个大谎言。日本当代心理学家相场均先生甚至说，谣言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游戏，一种心理传递和话语传递的游戏；如果人类社会中完全没有谎言和谣言，世间将会因为病态的合理主义而毫无生趣。
不管是否同意这一论断，“病态的合理主义”确实是我们这些文人的一大毛病。处处合理，何谓生活？没有芜淖，何谓大地？没有谣言，何谓真实？
但是，明白了这些，并不是可以放纵谣言。只有了解了谣言的整体形态，我们才能划定一个包围圈步步进逼。包围什么？包围那些祸及人性人道、危及人类尊严的谣言。
只有认清人类在精神领域的坑坑洼洼，我们才能细心地四处探测。探测什么？探测那些足以让善良的人们伤残或遭灭顶之灾的精神陷阱。
因此，真正的人文研究似乎不露喜怒之色，其最终结果仍与人间道义有关。连那位认为世间没有谣言便毫无生趣的相场均先生最后也指出，谣言的主要结果是使许多人做了坏事，它久而久之会与犯罪结合在一起。我们无法消灭世间犯罪，却总要发现犯罪、控制犯罪、审判犯罪、惩处犯罪。
那么，下面所说的谣言，就是进入我们包围圈的那一种了，不妨简称之为日常生活中的恶性谣。
造谣的人们
谣言的生命可分作造谣和传谣两段。我们先说造谣。
即使恶性谣言的制造，在最初也可分为恶意明显和恶意不明显两种。这两种造谣方式哪一种更让人头痛？乍一看是前者，实际上是后者。
前者当然是可恨的，由恶意产生恶果，而且又把恶意藏匿在造谣中，能不可恨吗？但这种造谣毕竟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可寻，起点和终点比较明确，冤有头债有主，要打官司也可找到被告。因此，这是一种可惩处的造谣，一种可能激起公愤的造谣。
相比之下，后者就麻烦得多了。由于恶意不明显，起点就模糊；居然产生恶果，因果关系就混乱了。这中间也不排斥误会的可能，但由误会而发展成恶性谣言，一定包含着非误会的因素。当恶果产生以后常能听到一叠声的解释，“误会，误会，真是误会”，这当然是遁词，结果谁都遁掉了，细查起来确实也没有一个人该负直接责任。于是我们看到：一群凡人，甚至一个好人，在不经意间酿就了恶，这种恶，人人都有可能参与，人人都有可能被害，既不知如何惩处，更不知如何防范，这样的造谣机制，实在可怖。
因此，更值得探究的是这一种。
在这种造谣机制的起点上，常常有以下几种人物。
一，怒气冲冲的造谣者。
这种人物脸色很正，声调很高，初一看是一个血气方刚、义正词严的社会批判家，不管是别人还是他自己，都万万没有想到能与造谣连在一起，更何况他们对谣言的批判也同样猛烈，但事实上，他们恰恰是造谣者。而且由于他们总是挟带着自以为正确的强硬社会观念，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中大声宣讲，因此在造谣活动中发挥着特殊功能。
先看一段实例。
改革开放初期，我曾在一个大型座谈会上听到一家企业的前任领导在大声地批判现任领导班子的劣迹：“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国营企业，但有人当官不到半年就天天与身份不明的美国人泡在一起，搞私下交易。领导班子五个人，竟有三个人的孩子在考美国人的托福，请问，他们到底要托谁的福？”
发言者的社会观念和个人恩怨我们暂且搁置不论，至少据我事后了解，他所说的“天天与身份不明的美国人泡在一起”的“天天”二字不是真实的，“搞私下交易”也是不真实的，几句话中两处造了谣。但这种造谣被裹卷在一种浩荡的批判声势中，让人不易觉察，最多只觉得用词过于激烈。会有人看出他是极左派，很少有人看出他是造谣者。
再举一个例子。
我在做教师的时候，一直听到学生风气败坏，居然在集体宿舍中同居，为此学校曾严加处分，大家都赞成。后来我担任了这所高等学校的负责人，在一次办公会议上又要讨论新的处分决定了，想到最后在这份决定上签字的应该是我，便留心多问了一句：“对这事，有敢于承担责任的证人吗？”
当即有两位干部说，他们去检查宿舍，就看见这两个学生大白天躺在一个被窝里。
我一听就忿然，因为我们的每一间学生宿舍是多人同住的，这怎么可以容忍？但毕竟又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便说：“在座诸位都是结过婚的，因此请原谅我要问得细致一点……”
层层盘问的结果终于真相大白。原来学生宿舍没有留给客人坐的凳子，这个男生的女友来了，便双双靠墙坐在床上谈话，天太冷，就把被子搭在身上了。是“一个被窝”，却是一个衣冠楚楚、靠墙而坐的被窝。
从这件事联想到，常常把老先生们气得胡子发抖的所谓“世风日下”，其间至少一部分只是谣传加想象所致。
但又不能说那两个见证的干部在故意造谣，他们本来就认为男女学生谈恋爱已经不对，拥被而坐当然更应该阻止。可惜这一切被一种燃遍处处的熊熊烈火作了升温处理，不知不觉间成了一个具有明显伤害性的谣言。差一点，我在那份处分决定上签了字，好险！
问题是这种险情处处都有。大凡一种偏执的社会观念淬上了火，就需要以超强度的敏感寻找对立面，这种对立面有一半是“心造”的，因此也就为造谣留出了地位。有时，社会观念变了，但有些人的“淬火”习惯没有变，即便在纠正以前错误时也用夸张的手法，听到风就是雨，永远慷慨激昂。例如，“文革”中很多人由衷地相信周围有大量的“反动分子”，揭了一批又一批；而“文革”结束后的这二十年来，又总有人喜欢揭露自己周围的人是“文革”造反派的“漏网分子”，大多是不问年龄、不问证据、不间当年的清查结论和基本政治常识，一味怒气满面、义愤填膺。为此我曾给自己一个学生的单位领导写过信，说清算一算吧，谣传说他当造反派头头那年，他才十三岁；我也曾专程到北方，为我的一位同学解过围，说我以一个现任学校领导的身份郑重证明，这位剧作家没有像谣传中说的那样在“文革”中打过人。后来，这方面的谣传一度又绕到我自己身上。这种制造既是故意又不是故意，却谁也不承认是恶意，有时甚至是特定意识形态下的“好意”。至少，好像是为民除害，刚正不阿，在我们中国特别有空间。
二，躲躲闪闪的造谣者。
这种人物与前一种相反，毫无跋扈之气，常露温煦之色，从不锐利攻陷，也不轻易论断。他们心中，至多只起一点不平衡的温怒，或一点朦朦胧胧的欲望，但一经盘算，如果展现这种愠怒或欲望可能得不偿失，因此一直在等待他人之力，他们只不过在需要时略作引导罢了。说他们阴险，他们又不作什么坏事，但低调的生态却使他们成了舆论中举重若轻的灰色支点。
还是举例。
优秀的研究者周先生曾受到过一次不小的困扰，他的两篇重要论文被谣传为日本同行的“第二手产品”，结果在科研成果鉴定和职称评定中一再受到质疑。但直到两年后因被日本刊物郑重发表而自动辟谣，还是闹不清当初谣言的起因。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曾经有一位同事在某个场合说过几句无关痛痒的话。
这位同事在感叹学外语的重要性，责怪自己学迟了。他说，原先读周先生的论文还半懂不懂，学了日文读了日本学者的著作，一下子就懂了，这种感觉真是愉快。
当时在场的人就问：周先生论文的观点和日本学者一样？这位同事宽厚地说：你们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搞学术研究哪能天天标新立异？然后不断赞叹周先生用功，自己比不上。
我没有仔细调查，无法肯定这番谈话便是周先生两年困扰的直接起因，但仅仅这几句话，已经大致具备了构建一个谣言的基本条件。只不过如要追究，他的话句句稳妥，什么也追究不到。
又想起了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听到过的一段话。这段话是以一个问题开始的：“厂长，最近你没有批评过王处长吧？”
厂长想了想，摇头否认。
“我说呢，王处长是厂长一手提拔的，怎么会说这种话？这么一个聪明人，根本不可能忘恩负义。一定有人嫉妒，用谣言挑拨你们的关系。既然是谣言，我也不传了，你也别往心里去。”
堂堂一个厂长当然不便问谣言是怎么说的。他更难以明白，刚才听到的却是一个真正的谣言。这个语言没有具体内容，没有具体内容的谣言连辟谣也无从辟起，那就成了一种最柔韧的隐性谣言，很难不听，又很难摆脱得了。
请再看两段。
“现在文化界都在盛传，您老写的那个剧本，被导演改得剩不下几句了。我想您老的写作功力不至于如此低下，而这位导演也不会如此大胆吧？”
“我亲耳听到，他边笑边说，出版个人日记就像当众洗澡，您最近出了一本，会不会……”
三，夸夸其谈的造谣者。
这种人物在表现形态上更像一个智者。生活的奥秘、人生的规则都装在他们心中，他们能预测，能判断，能分析，而且一切都合乎情理，于是顺便也就在旁听者钦佩的眼光中把判断的逻辑稍稍往前延伸，而这种延伸就是造谣的起点。
“我到过他纽约的住所，是地下室，但收拾得一丝不苟。大家想一想，一个工作繁忙的男人突然把生活收拾得那么精细意味着什么？只能是两种可能，第一可能是他要经常接待一个自己非常在乎的人；第二可能是这一切本来就是另一双手收拾的。这双手，当然是整理家务的能手。这也难怪，美国这样的地方，两人合在一起生活总比一个人生活更节约，而妻子又隔得那么远……”
这就是这类人很典型的话语方式。他们未必有造谣的故意，主要是在逞示自己的观察智慧，但是，一个引起婚姻悲剧的谣言已随口吐出。
在错乱的政治背景下，这样的夸夸其谈更是处处可见，所造成的结果越加荒诞无稽。“文化大革命”中，一个个专案组、一次次大批判，几乎都是在声色俱厉的夸夸其谈中大量炮制谣言，炮制者的神情无一不是洋洋自得。这种毛病甚至连原先挺朴实的工人、战士也传染上了，轻轻松松造谣，毫无思想顾虑。
这是“文革”中一个略有文化的工人宣传队队员对一位教师的批判发言，这个工人亲自查到了教师家中的一个罪证：“我一踏进他家的门，就发现他把灯泡的罩纸剪成了多角形，这个多角形，就是国民党党徽！在座的学生可能不知道，但按照他的年龄，怎么会不知道国民党党徽？再说，他故意把这张纸罩在灯上，意味着黑暗中的光明，他作为一个文学教师，难道不知道象征和比喻？”
夸夸其谈的造谣者总喜欢摆出一种既居高临下、又明察秋毫的架势，很容易镇住很多知识水平和心理素质比他们更低的人。被镇住的人没有能力辨识真伪，而有识之士又不屑与之饶舌，于是他们在造谣的能量上也往往非同一般。在街坊邻里间，他们半分析半造谣地播弄着一家家的婆媳关系、妯娌纠葛，普及着人际矛盾的种种复杂规则；在文化学术领域，他们谈笑风生地揭示着学者、专家的愚笨无知，铺排着名人、明星的历史问题、行为轨迹；在证券市场，他们像投资专家一样侃侃而谈，传授着股市诀窍，透露着一个又一个无须验证的金融情报……他们的宣讲台无处不在，确实也经常递送给人们许多基础知识和机智言词，但滤去了这一切，他们最根本的馈赠始终是谣言。
对于这样的热心人物我们往往无可奈何，唯一的教训也许是：今后遇到那些对人世间的一切知道得太多的人，不要全然信赖。
四，唯唯诺诺的造谣者。
这样的人物基本上不多说什么话，不多说话怎么也成为造谣者？我想只要喜欢看相声的观众立即就能领悟。
第一种情况是知情者。造谣的人在边上滔滔不绝，他明知实情却巍然不动。别人也知道他是知情者，于是在将信将疑之间把目光投向了他，他的表情使谣言得以成立。这还不算最糟的，我们甚至还能见到这些人微微点头、声声叹息。记得在某次政治灾难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情：有谣言说某人曾经坑害过一位已死的老人，老人的亲属还在，人们就向知情的亲属问个究竟，没想到这位亲属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地用手帕擦拭眼泪。这个动作好像无可厚非，却使那个谣言获得了某种证明。
唯一可以谅解的是，在一场政治灾难中大家都不想引火烧身。但在有的情况下，一个谣言可能导致一场可怕的冤案，而具有辟谣身份的只有寥寥数人，这就需要衡其轻重而试炼自己的节操了。我有一位江苏的朋友是著名的文化史专家，“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在的小城市根据一个谣言把一群知识分子打成了企图暴动的反革命小集团，在万人公审大会上，别人都承认了，只有他在拳脚交加之下始终矢口否认，虽然头破血流却阻止了最恶劣结果的出现。试想，他如果也畏于拳脚而默不作声，情况将会如何？
让人悲哀的是，我们今天常见的那些沉默的见证人，并没有政治压力加身。他们的沉默和点头，一半由于对造谣者不愿拉破面子，一半由于对被害者或许也心存芥蒂，当然还为自己想好了退路：反正我什么也没说，可以不负责任。事实上，他们也以特殊方式参加了造谣。
第二种情况是不知情者。他们的责任要小得多，但在未经验证的谣言前频频点头、声声叹息，也为谣言的出笼调适了气温。一句假话未必能成为谣言，要把它孵化得可以振翅乱飞，正需要这种气温。造谣者和听谣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毫无障碍的，“单口无凭”的疑惑时时会在听谣者心中产生，在这种时候，对谣言进行唯唯诺诺的附和，便成了其他听谣者拆除障碍和疑惑的重要推动力。
这样的情景往往出现在某个热闹的饭局之中，一人造谣，两人点头，三人发挥，四人调笑，一个谣言不仅加速完满而且全然可信，这种可信其实也就是互信，连最初的那个造谣者也会庆幸自己的胡言乱语居然侥幸命中。这样的“多口谣言”当然要比“单口谣言”更有生命力，而所有的附和者至此已与原创者毫无区别，谣言是他们的集体创作。集体创作对艺术弊多利少，对谣言却威力无穷。
说到这里，我忍不住要引述十九世纪英国作家约翰·罗斯金的一段话：
有时撒谎可以用沉默、用暧昧的态度、用声调的高低，或者是在说话时用眉目示意等方式。所有这些都比直截了当地撒谎坏得多，恶得多。
他看出来了，造谣的水平不能以语言的多寡来衡量。唯唯诺诺是一种软性态度，但这种软性能使谣言变得强硬。
以上四种造谣者，在实际操作中常常交叉重叠、彼此融合。我把他们全都划拨在恶意不明显的一类中，是因为他们或多或少都有点相信自己的谣言，都有点自欺欺人的成分。
这就牵涉到了心理暗示的作用。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在内心希望事情应该这样，当这种希望的强度渐渐加大，构成心理暗示，那就不仅可以随口吐出，而且连自己也渐渐相信了。
一个嫉妒者常常最能发现被嫉妒者的种种问题，即使以前是朋友，现在居然也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的隐疾和疤痕，这是为什么？因为这是嫉妒者心中的希望，一暗示，希望渐渐成了一种无须验证的传播。
同样的道理，一个一生充满渴望的人一到老年，回忆起往事来也总是夹带着大量不确实的成分，这是一双充满渴望的手在夜深人静的暮年重新塑造历史，情有可原。
指出造谣者的心理暗示原因，并不是无视他们的道义缺损，但我们从前确实太看重谣言在道义上的原因了。
这里正好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前不久文化界曾为一部涉及某文化大师的回忆录的真伪问题讨论很久，我在初读该书时就觉得有点疑惑，心想我们这些人年岁还不算太大，但要写出上星期朋友交往时的对话已不大可能，这部回忆录怎么像写小说一样，把多少年前的人物对话和生活细节一一写出，而且各种人的对话都一律是半文半白的同一种语气？后来有一些学者分析说，此书的真实性有不少地方值得怀疑。为此，很多文章已笔代怒气。
但是，我心中又产生了第二个疑惑：如果作者是在故意造假，他已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只有摸着格子板才能勉强写字，花如此可怕的努力造这份假干什么？他难道不知道他所回忆的文化大师遗泽处处，众目睽睽，任何造假都难免暴露？当我与一位前去专访过的记者长谈后作出了一种猜测：作者在长期的孤独中可能在进行着某种自我心理暗示，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臆想，待到双目失明，臆想的世界渐渐强悍，他可能已经分不大清臆想和真实之间的差别。这种情景，我经常在那些曾经有上佳的记忆力和叙述欲望的老人身上看到。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事，一次比一次讲得更具体、更完整，他们每天都在加添，却很难说有造谣的故意。
经常臆想以至真假不分的人，几乎都有程度不同的人格原因。例如他们一般内心孤傲，很难与外界真正沟通却又对外界十分敏感，习惯于猜度和演义，一有触因就超常发挥，在兴奋或气愤中输出臆想。因此，这里包含着心理疾病的成分，尽管他们在其它方面的表现都很正常。
有些职业也会加剧这种症状，例如戏剧编剧的职业就是如此。小说家虽然也虚构，但戏剧编剧需要构想全部情境的具体实现，缺少小说家所把持的自身间离。结果，时间一长，年纪一大，便越来越习惯于用戏剧性的夸张来叙述一件件事情和一个个人物，越来越喜欢用戏剧性的冲突来描绘自己身边并不严重的对立，有意无意地制造出了一个个不愉快的事件。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总是提醒受害者们注意一下他们的职业，予以原谅。这些编剧很多是我的朋友，他们很容易近乎本能地在真实生活中进入似真似假的臆想，但主要不是道德原因。
很多造谣者，是心理疾病和道德疾病的组合体。即便如此，我们也要把两方面分开来看，不要一味寻找恶人而看不到病毒。有些心理疾病，大家都有，轻重而已。说到底，我们与谣言的对峙，也就是与人类根深蒂固的心理隐患的对峙。
群鸦蔽天
不管怎么说，谣言已经制造出来了，我们的观察点，需要从制造业转到传销业上来了。
传播，是谣言生命的实现方式。未经传播的谣言，就像一颗不发芽的种子，一只没翅膀的秃鹫，一捆点不着的乱柴，没有任何意义。严格说来那不叫谣言。
也看见过这样一些人，喜欢说假话却总也传不出去，刚作第一度传播就弹了回来给自己享用，好不丧气。是不是他们智商太低，编造能力太差？也不。历来很多精细而聪明的编造怎么也传不出去，而那些破绽百出的胡言乱语却轰传一时，而且轰传者中不乏聪明人，这是为什么？
在军事或金融上故意散布一些谣言是智力角逐，但这是一种短暂而有明确目的的特殊谣言；在轰传民间的一般谣言中，智慧没有什么地位。传谣是一个不可理喻的话语运动，在很多时候，没有比这个运动更能让人感叹人类群体智能之低下的了。大家似乎中了一种魔法，迷迷瞪瞪地传递着那些过后连自己也吃惊的荒唐消息，从而暴露了自身原先掩盖着的大荒唐。
原来，传谣反映了人们隐隐然的一种需要，在需要面前，分析能力就会大大降低。这就像一个饥饿的人突然闻到了一种食物的香味，只会不由自主地走近前去，不会作什么营养成分分析。
说来难于置信，人们对谣言的需要，首先居然是出于求真的需要。大家对自己的生存环境都有或多或少的迷茫，因迷茫而产生不安全感，因不安全感而产生探询的好奇。尤其对那些高出于自己视线的物象，这种心情更其强烈。长久地仰视总是从不平等、不熟悉为前提的，这会产生一种潜在的恼怒，需要寻找另一种视角来透视，这种视角即便在一根并不扎实的悬藤之上，也愿意一哄而起爬上去看个究竟。刘东先生曾在《二十一世纪》上撰文指出：“谣传者何？乃人们为求真而暗辟的信息通道，但其载负之知识却总是因接受主体的私弊而受到虚假的曲解。”我觉得很有道理。刘东先生的这段话，可以进一步用法国学者卡普费雷先生的话来补充：“这个信息必须是人们在等待之中的，它满足人们或是盼望或是恐惧的心理，或符合人们多多少少已意识到的预感。”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哪一些谣言能契合人们的等待，使他们趋之若鹜呢？
我想了一想，觉得主要有三个特点：似显似隐，似爱似恨，似假似真。下分述之。
似显似隐。
这是谣言对人们的第一诱惑。所谓显，是指大家为之瞩目因此也显得比较重要的物象，但它竟然还有那么多隐晦、暧昧的部位，这不能不刺激人们的探询欲望。例如，一位颇有声誉的官员可能产生婚变；一部大家都喜爱的作品可能会遇到著作权的麻烦；一个公认的漂亮姑娘也许发生了丑闻；一项造福于大众的科研项目说不定是一个骗局……这样的谣言只要一露头，就会烈火干柴，立即烟雾腾腾。
这是由显到隐的吸引力。反过来，也可以由隐到显，一个妓女决定了一场战争的胜负；一颗纽扣连接着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身世；一座荒村古庙的地窖里，埋藏着一个已逝政权的大半财富……这样的消息刚刚传出，很多人的判断机制立即就瘫痪了。
美国社会学家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总结出一个谣传的公式：
R=I×A
R是Rumour，谣传；I是Important，重要；A是Ambiguous，含糊。这就是说，如果一个谣言所针对的内容，完全不重要或完全不含糊，即任何一方是零，其结果也是零，完全成不了谣传；如果有足够的重要性又有一点含糊暧昧，或者稍稍有点重要却又具有很大的含糊性和暧昧性，都传得起来；如果两头都很充分，谣传就更强大了。当然此间所说的重要是相对的，如前所说，即便一个公司里哪个女职员长得漂亮一点，她在那里也就具有了重要性。含糊也相对，可以是国际谍情，也可以是秋波一闪。
麻烦的是，世间一切重要的人和事，都无不带有隐秘性，即使不是这样，在不重要的族群心目中，他们仍然是隐秘而含糊的。因此，谣传的机制几乎总是生生不息。
似爱似恨。
对于重要而含糊的谣传对象，传播者的心情非常复杂。带着纯粹的仇恨所展开的谣传也是有的，但那是一种特殊的批判方式，与一般的谣传有所不同。一般的谣传大多包含着或多或少艳羡和嫉妒的成分，即便用无稽的故事、鄙视的口气在数落被谣传者的时候，也挟带着某种趋近情态，甚至某种爱意。爱他的权位、名声或外貌，爱得既隐秘又执著。完全参破红尘的无欲之人很难进入谣传系统，也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所爱的一切自己无法享受，又不按自己的心理轨迹运行，于是也就产生恨。谣传，就是爱情之间的徘徊物。能契合人们这种爱恨需要的谣言，就传得起来。
把这种似爱似恨的情绪扩而大之，我们可以看到，谣传其实是反映了人们在社会参与上的欲求和不满足，是人们关心社会、关心他人的一种变态方式。谣传中没有中立者和旁观者，只要竖耳谛听、张口传递，自身的态度和情感也就投注在里面了。因此谣传也就是一群人对社会问题的一种发言，一切关注社会思潮的研究者都不应该忽视。
与现在流行的商品传销相比，谣言的传播不需要考虑作为过程起点的成本和作为过程终点的消费，一个传谣者只顾完成自己的爱情表达而不必顾及来龙和去脉。他是谣传群体的一员却无须依赖谣传群体，因此在被动的表象下有独立的主动性；与商品传销员无法改变商品不同，他还可以在自己的环节上适度改变谣言的内容，所以即便是一次偶然的参与也很能表现出他的内心爱恨，暴露出他的情绪兴奋系统和关注系统。一个谣言广泛流传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被很多人自发的情绪兴奋系统和关注系统选择了。
似假似真。
容易传播的谣言还需要一种似假似真的品相。假的部分，为含糊和暧昧留出了余地，为情绪投入让出了空间；真的部分，为求真的欲望找到了许诺，为进一步传递提供了拐杖。显而易见，其中最值得探究的是真的部分。
谣言中的真，既可以是本质性的，也可以是技术性的。具有本质真实的谣言，即便表现形态再怪诞，历史也不会对它们投之以鄙夷。如果水平较高，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已近乎于文艺创作，只不过文艺创作是坦示自身的假定结构的，取得了人类早已签署的契约，而作为民间谣言则毫无规范可言，有时也会产生诸多的负面效果。至于技术性的真实则正好相反，倒往往是为了掩盖本质上的虚假面层层加添上去的包装。
被真实包装的谣言很具有蛊惑力，原因不言而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一件事情的验证从来就不会是全方位的，只可能作“抽样调查”，而且大家也不讲究“抽样”的主动权，只要稍露真相，“抽样”也即完成。因此，一个半真半假的谎言远比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厉害，它不仅容易招来信赖，而且很难遭到辩驳。受到谣言伤害的人批斥谣言的最激烈词句莫过于“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其实这样反而把那个谣言的等级降低了，也反映了受害者最害怕谣言的半真半假状态。如果真是彻头彻尾，那个谣言的力量是有限的。很多谣言被终于揭穿之后，人们总会纳闷当初受害者为何不站出来澄清，除了不正常的政治压力之外，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真假掺半，澄清起来颇费口舌，反而会遭致人们的疑惑。中国人习惯于单向思维，要么纯白，要么纯黑，要么彻底受诬，要么活该受罪，你若要细细剖白加在你头上的谣言中七假三真，听的人早已没有那般耐心、那般同情。既然如此，不如哑巴吃黄连。
说是半真半假，实际上成分的相差可以十分悬殊。谣言中最毒的配方，莫过于绝大部分真实只有一个小处虚假，而这个小处却关及人品人格。另一种配方正恰相反，一个相当纯粹的谎言中居然也有了一点拐弯抹角的“真实”。“这事是他家的隔壁邻居亲耳听到告诉我表妹的”；“李总这样的人物总算有头脑的吧，他也说这事可信”……诸如此类，缥缥缈缈的一点旁证，比严密的逻辑推理更容易让人点头。
——就这样，谣言的翅膀在似显似隐、似爱似恨、似假似真中舞动起来了，刹那间已经群鸦蔽天。
谣言在传播过程中，有一个惊人的现象，那就是造谣者和传谣者过些天重新听到的时候，已经面目全非，往往使他们误会成从另一条渠道过来的援军。这真叫做人多力量大，每一个人的奉献使谣言快速地变了形。对此，马丁·路德有一个很好的比喻：“谣言就像雪球，滚的时间越长就越大。”
对于这个比喻，我想了很久。
谣言的雪球不仅可以越滚越大，而且还会越滚越圆、越滚越险。这真是一个可怕的雪球。
越滚越大——这是必然的。谣言形态怪诞，总会有人问为什么会这样，于是总需要有新的谣言去回答这些问题；新的回答又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必须继续制造谣言。就这样，一层层，一圈圈，雪球膨胀了，一个谣言牵出了几倍、几十倍的谣言，轰轰隆隆地滚过来。这样的谣言如果出现在报纸、杂志上，当然更会飞驰九州，气势非凡；
越滚越圆——凡谣言总会露出破绽，那就需要七手八脚地来弥补，弥补处又有印痕，于是再小心翼翼地修理，时间一长，一个简陋的谣言变成了一个无懈可击的故事，连起承转合都很有法度，极具阅读快感；
越滚越险——不管谣言起因如何，一般的传播者只能用最通俗的方法去递送，而民间最通俗的方法则是从道德品质上下功夫，结果，多数谣言传到最后都成了严重的人格伤害，以至广大读者反而对被害者产生了道德义愤，终于把他们逼到生死关口。
如果说，这样的雪球滚动也算是人类的一种游戏，这种游戏实在太残酷了。
出路何在
写到这里，未免长叹一声。
我们都是活生生的普通人，人性使然，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说谎和传谣，而且一生又必然受到无数谣言的伤害，对此我们难道只能徒叹奈何了？
几乎所有的聪明人都会告诉我们一个法则：“何以息谤？曰无辩。”面对气势汹汹的谣言，不争辩，不理会，时间一长，它也就息止了。
这个法则确实灵验，因为一般的谣言具有时效性，如果你并未重要到横贯历史，那么人们对与你有关的谣言的兴趣也迟早会消退。如去争辩，反而会调动起谣言的反攻机制，拖延它的消退期限。而且你是一个人，谣言的传播者则是一大帮，真的争辩起来胜负难卜。只有当事情过去之后，你就有可能用别的多种方式辟谣了，人心软弱，大家也会像当初轻易相信谣言一样轻易地放弃他们的相信。
但是，这一切只是在说个人。如果每个人都是以沉默的方式自保，谣言的雪球还会四处乱滚，谣传的群鸦还会遮天盖日。生活在这样的天地中居然悠然不语，岂能心安理得？
由此，我们必须领受比沉默法则更高的法则。
我试过。对于针对自己的谣言，我们缺少辩驳的说服力，但对于针对别人的谣言，这种说服力并没有丧失。所谓别人，既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不熟识的人。朋友受诬而不挺身而出，自然是天理不容；如果是并非朋友的他人受诬，你有反证的能力而袖手旁观，那就为混乱的世界加添了混乱，如上文所说，你也成了造谣的参与者；即便是针对敌人的谣言，也不应该随意放行，更不要以谣言来报复谣言。我曾目睹过一起冤案的控诉现场，一个受害者在声泪俱下的叙述中不小心加入了不确实的成分，另一个更大的受害者当即反对，说：“我们已知道谎言的罪恶，再也不要向它求援！”
乍一看，说几句真话还要什么勇气呢，照实说就是了。其实事情远非如此。人性的弱点、历史的沉淀、社会的定势、功利的需求，常常使谎言和谣言虽然名声不佳却有条条暗丝护佑，仅仅一句真话出口就会爆断很多暗丝，扰乱不少人固有的生态。正是这种艰难，才有安徒生《皇帝的新衣》的千古魁力，才有鲁迅精神的永久性光辉。巴金老人重新倡导讲真话，有人提出异议，说真话不等于真理。当然不等于，但真话的对立面是谎话而不是真理，你不能在真与假的唯一性选择面前“王顾左右而言它”，何况在真假尚未辨清的时候哪里谈得上真理？近几十年来，我们喊过多少真理，又讲过多少假话！我看，还是应该先像那个小孩一样告诉皇帝没有穿衣服，然后再与他慢慢讨论诸如服装美学的“真理”不迟。其实前者更需要勇气，因为这会让皇帝出丑，所以敢于道破的只有小孩一人而已。
我们未必有小孩这样的勇敢，但也不妨在谣言的雪球下滑时做一枚石子，阻挡一下它的滚势；或者在谣言的群鸦乱飞时做一个稻草人，骚扰一下它们的阵容。为的是，保住一片不大的雪地和蓝天。
至于更大的天地，似乎也可以有点信心。说来好笑，我的这个信心最早产生于董乐山先生好几年前发表于《读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讲了一个著名造谣者的故事。这个造谣者就是美国专栏作家瓦尔特·温契尔，在整整几十年间，他既在报纸写文章，又在电台做广播，成天揭发名人隐私，散布流言蜚语，而他的读者和听众居然多达五千万，即三分之二美国成年人。这真可以算得上整个人类历史上也罕见的一位造谣大师了。一派胡言乱语一旦借助传媒竟然会引起三分之二成年人的兴趣，这实在让人悲观。联想到我们今天的恶性谣言也大多是与传媒联系在一起的，文明程度不高的国民对白纸黑字更有一种原始的崇拜，后果自然更为严重。
但是，奇迹出现了。五千万人听着他，却未必相信他；相信的，也未必喜欢他。一九七五年他去世，全美国来给他送葬的只有一个人。我不忍心对一位死者幸灾乐祸，但毕竟对谣言的问题产生了某种乐观。
居然，送葬的只有一个人！
这位造谣大师的没落晚景，固然与他自己无法预料的臭名昭著有关，但也有一个技术原因：电视的普及。电视需要有新的专栏主持人，更重要的是，电视节目的主要魅力在于纪实性直观，要通过电视镜头造谣，总比用笔和嘴困难得多。新的传媒方式培养了广大观众的实证意识，人们再也不习惯放弃镜头图像而听哪个人信口雌黄了。
当然，人类不可能就此告别谣言。即便是活生生的图像，也有欺人的时候。人类成熟到哪一步，谣言也会狡猾到哪一步，它与人类一起成长。我们即使能死死捍卫住已知的真实，也仍然会惊恐地看到大量真假难辨的物象出现在四周。因此，我们不得不时时向世界投射怀疑的目光。
一路行走一路怀疑，一路怀疑一路行走，这就是我们的宿命。想起了我们遥远的先人，他们就是这样从森林和沼泽中走出来的，队伍中经常因风暴的去来、猛兽的出没、歧路的选择而议论纷纷，他们的领路人也会因谣言和非难而无辜牺牲，但他们终于走出来了，走到了文明的开阔地。
我们小学的课文里曾有一篇高尔基的作品，说这支队伍的领路人叫丹柯，在人们受到谣言蛊惑而混乱的时候，他挖出自己的心脏作为火炬，照亮了大家的道路。与其被谣言压死，不如发出光亮把谣言驱逐；众人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你，你把怀疑的目光投向谣言；传谣者都是可怜人，他们能接受谣言，也能接受光亮；光亮是什么？是那颗真正为众人负责的心——说这番话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她当时拿着书，泪光闪闪。她现在应该白发苍苍了。
被无数丹柯带领到了文明开阔地的人们，从来没有免除过谣言的侵害。有时甚至会出现几亿人全被谣言笼罩的局面，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毕竟还是有光亮的聚集，还是有一次次的走出。
这支越来越庞大的队伍还会走下去。人类还会遭遇到足以激发更恐怖的谣言的诱因。连地球的命运尚且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我们安能在一时平静中沾沾自喜？至少需要有一个特别清醒的群落，像思想者的雕塑，像佛陀的造像，像坐在牛车上的孔夫子，像乱发蓬松的爱因斯坦，让行走着的人群在一次次突如其来的慌乱中仍然心存一种信赖，信赖他们明净而忧郁的眼神。
恶者播弄谣言，愚者享受谣言，勇者击退谣言，智者阻止谣言，仁者消解谣言。
衰世受困于谣言，乱世离不开谣言，盛世不在乎谣言。
——那么，说了千言万语，我们能做的事情也许只有一件：齐心协力，把那些无法消灭的谣言，安置到全社会都不在乎的角落。
因为，我们至少应该争取成为智者，而且曾经从衰世走出。
------------------
关于嫉妒
源远流长
谈嫉炉，不忍心过于严厉。
它当然不是一个好词，但为什么古往今来一切大作家都喜欢侍弄它？它或许还牵连着某种让人难于割舍的美？
奥赛罗在嫉妒，林黛玉在嫉妒，周公瑾在嫉妒，甚至连神话故事中那些顶天立地的天神也在嫉妒。嫉妒使他们苦恼、失态、疯狂、自残，又使他们变得真切而凄楚，决绝而苍凉，不能不引起人们加倍的关怀和同情。
这是有道理的。在文学中，不管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提炼得越纯粹就越难与读者沟通，而只要出现诸如嫉妒这样的毛病，立即就进入了正常人群的心理感知系统，开始与读者产生实质性的联系。
与其他毛病相比，嫉妒的价值非同一般。它比一般的性格特征严重，严重到足以推进人格的挣扎、事件的突变，但它又不强悍到可以混淆善恶的基本界限；嫉妒具有很大的吸附性，既可以附着于伟大的灵魂、高贵的躯体，也可以附着于躲闪的心机、卑琐的阴谋，几乎可以覆盖文学中的一切人物；更何况一切被它覆盖的人物不管是好是坏都不愿意公开承认它的存在，焦灼在隐秘中，愤怒在压抑中，觊觎在微笑中，大有文学的用武之地。
然而，这一切都不应仅仅看成是作家们的技巧性选择。文学与嫉妒的因缘，来自于人类与嫉妒的因缘。就像我们无法轻易地嘲笑奥赛罗与林黛玉，我们也无法断然宣称自己是一个从不嫉妒的人。面对嫉妒，谁也难以充当一位居高临下的医生。这是我们城堡中一种源远流长的传染病，已有不少人因它而疯，因它而死，只是还留下了不少病情较轻的人。就像古代欧洲某些城堡被病疫笼罩的情景，轻病人侍候着重病人，活着的埋葬着已死的，城门已闻，道路已断，指望不了外来的救星。
我读过那些古代欧洲城堡的记载，肆虐的病毒似乎已经胜利，一天天过去，又一个黄昏来临，能在街上轻松行走的人越来越少，但是，人类的尊严终于在经历了巨大的恐惧和怨恨后点燃火花，连那些挣扎在病榻上的人们也盘算起抗拒的可能。终于，胜负的平衡器产生了微妙的倾斜，不知从哪一个黎明开始，街上有了纷杂的脚步声。
嫉妒的本性
嫉妒的起点，是人们对自身脆弱的隐忧。
一个人落于凡尘，就产生前后左右的社会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中，没有人会是彻底的强者，也没有人会是彻底的弱者。彻底的强者是无法生存的，因为如果要彻底，他的头顶必须没有天空的笼罩，他的身边必须没有空气的摩擦，他该站在哪里？彻底的弱者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只要一有高度就有更低的尺寸，一有分量就有更轻的事物，他要弱得彻底，只能无形无质，那又弱在何处？
所以，人生在世，总是置身于强、弱的双重体验中。强势体验，需要有别人的弱势来对照，弱势体验，则需要寻找强势的背景。据我看，就多数人而言，弱势体验超过强势体验。强势体验大多发生在办公室、会场和各种仪式中，而弱势体验则发生在曲终人散之后，个人独处之时，因此更关及生命深层。白天蜂拥在身边的追随者都已回家，突然的寂寞带来无比的脆弱，脆弱引起对别人强势的敏感和防范，嫉妒便由此而生。
这是一种隐隐然的心理失落。人们在儿童时就已经开始承受，家长和教师也习惯于利用它来刺激儿童，儿童大多没有消解的办法，只能以直捷的方式作出反应。但是一次次的反应使他们懂得，多数反应既无必要又无作用，于是他们也就不再认真，自然地获得了自我消解的功能。麻烦的是，直至年长，有一些心理失落仍然消解不了，变成了天天啃噬内心的隐疾。因此，嫉妒的严重性，不在于它的一时爆发，而在于它的长期保留。
记得早年读过一首儿童诗，句子已记不太准，大体意思是这样的：
满街都是新鞋，
我是多么寒伦。
缠着妈妈一路哭闹，
直到突然看到，
一位失去了腿的人。
这首小诗曾经使我领悟到人世间的许多大道理，而就它的本体而言，却是描述了一种嫉妒的消解过程。
但是，我们会不会遇到这样的对手呢：他老在自己眼前晃动，什么都高出自己一筹，好不容易到了势均力敌的当口，定睛一看又成了他的下手，躲他进他不再想他，绕了九九八十一个弯，猛然抬头，他又笑眯眯地出现在前方。
那是一双永远穿着新鞋子的强健腿脚，选择的路向与自己处处巧合。它带领着我又阻挡着我，陪伴着我又遮盖着我，是同道战友，又是冤家对头。差不多的兴趣，差不多的格调，差不多的频率，差不多的追求，这是互相合作的条件，又是互相否定的渊源。
前不久翻到过一本叫做《文人相轻》的书，搜集了古今中外一对对著名文化人相互斗法、两败俱伤的伤心事件，读了颇多感慨。他们结仇的全部原因，在于他们太相像。
这些文化人大多名重一代、气韵高华，有足够的胸怀藏古涵今，也有充分的能力判断对手的文化品位，却为什么气恼了糊涂了？我想主要是发觉自己的生命受到了近距离的遮蔽。
嫉妒者可以把被嫉妒者批判得一无是处，而实质上，那是他们心底最羡慕的对象。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居然有人已经做了而且又做得那么好；自己最想达到的目标，居然有人已经达到而且有目共睹，这就忍不住要用口和笔来诅咒、来批判了。但又不能明火执仗，只能转来转去，东躲西藏。这种特殊的呈现方式就是嫉妒的证据。
例如一般的批判再严厉也总是有的放矢的，倘若批判者缺少对问题的具体指向，而快速地把兴趣转向了人，转向了这个人的生存状态、心理趋向、名誉地位，那么，就可以不必在嫉妒之外找更多的原因；
例如一般的批判动用的主要是理性，倘若批判者感情用事，厌恶的程度与批判的内容不成比例，那么，也可以不必在嫉妒之外找更多的原因；
例如一般的批判总是越明确越好，倘若批判的语气有点暧昧，批判的素材半明半暗，而且经常说明自己不是出于嫉妒，那么，也可以不必在嫉妒之外找更多的原因；
例如一般的批判不会纠缠不休，讲清道理也就罢了，哪能一直关爱下去？倘若对批判对象铆上了劲，一见这个名字就目光炯炯，那么，也可以不必在嫉妒之外找更多的原因。
——不是嫉妒就无法解释这一切，因此我们也就找到了嫉妒存身处的诸多路标。
只是为了心头那一点点嫉妒，人们竟然要动那么多脑筋，而且隐晦曲折，用心良苦。嫉妒，支付那么高的成本，实在是人类心头最奢侈的供奉。
嫉妒之苦
嫉妒之苦，主要苦在自己。
早有高人指出，对被妒者来说，嫉妒是对一种价值的侧面肯定，是另一种方式的赞扬，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构成实质性的损害。
真正受到损害的是嫉妒者自身。且把这种损害作三个方面的描述。
一，自设战场，自惊自吓。
嫉妒者总是在强者中寻找对象，他们不会盯住一个来日无多的老者，也不会在乎一个穷落潦倒的才子、身陷囹圄的义士，而总是与正处最佳创造状态的生命体过不去，这不能不使他们长时间陷于自我惊吓之中。对方的每一个成绩，都被看成是针对自己的拳脚，成绩不断则拳脚不断，因此只能时时圆睁着张皇失措的双眼，不等多久已感到遍体鳞伤。这种自设战场、自布硝烟的情景有时已近乎自虐狂，但对他们自己来说并不是欺骗和伪造。
多年前我见过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满脸悲壮地告诉我，他的论敌是谁，把我吓了一跳。因为那位论敌是我敬重的一位学者，他的每篇文章我都看过，怎么料到居然在后院还与一个孩子摆了一场秘密的擂台战？为了回答我疑惑的眼神，年轻人还详述了他们之间的三场论战，只不过在他看来，那位学者对付他时全是指桑骂槐。可惜结果不出我所料，那位学者从来没听到过年轻人的名字。
更多的嫉妒者并无如此一厢情愿的战斗感受，却也习惯于把嫉妒者的行为向自己拉近，就像我的一位朋友，远远看到一串辣椒就浑身冒汗。然而被妒者不是一串辣椒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行为方式牵涉各个方面，除了专业之外还有居家生活、友情交往、运动娱乐，而且每一个方面都有联系，嫉妒者口中不说却在心中承受着一种全方位的折磨，折磨得芒刺遍身，又不愿自拔。一个对象尚且如此，如果有几个嫉妒对象，这日子实在没法过了。没法过还得过，嫉妒者经常把自己看成鄙视显贵的勇士，傲岸而又疲惫。他们似乎有所等待，等待着被妒者的失败，但他们不知，被妒者实际上并没有进入过战场，因此也不存在他们想象中的失败。更何况，一种全方位的日常生态怎会失败？因此，等待来的仍然是心灵磨难。
二，自述自困，自聋自哑。
嫉妒使感受机制失灵，判断机制失调，审美机制颠倒，好端端一个文化人失去了文化可信性，局部地成了聋子和哑巴。
例如从理智上说，嫉妒者也会知道某位被妒者的美貌，但是自从有一天警觉到对方的美貌对自己的负面意义，就开始搜寻贬低的可能，这种搜寻未必有实质成果却有心理成果，久而久之对于对方的美貌已经从不愿感受，发展到不能感受，那便是自身感受系统错乱的开始。
同样的道理，一位诗人突然对别人的佳句失去了欣赏能力，一位音乐家在同行优美的乐曲中表情木讷，一位导演对着一部轰动世界的影片淡然一笑，一位美术教授在讲述两位成功画家时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如果他们只是端架子、摆权威，内心方寸未乱，毛病还不算太重，如果他们确实已经因嫉妒而颠倒了美丑，封杀了感受，事情就可怕了。那等于是武林高手自废功夫，半条命终结。
曾经读过一位中年作家的坦诚自白，说自己因为出于对年轻一辈作家的嫉妒，拒绝读他们的作品，家庭餐桌上子女们谈得越多的年轻作家越是不读，好像在对谁赌气，对青年作家？对子女？其实是对自己，整个儿与自己过不去。这位中年作家坦然解剖自己的诚恳十分令人感动，他描述的心理症结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我们的文学艺术其实并不荒凉，但每有佳作总会遇到矜持的壁障、冰冷的箭镞，结果只能是荒凉，而这位中年作家告诉我们，首要的荒凉，在嫉妒者心上。
常听人说，某某人的东西我是不看的。是厌恶吗？未必。我们连希特勒的文告也不拒读，连浓妆艳抹的丑角也不拒看，为什么独独要拒绝某个人你并未了解的作品？我想这种拒绝的原因多半也是嫉妒，而拒绝的结果则是自己的闭目塞听。
三，自轻自贱，自贬自罚。
嫉妒好像是在自我提升，实为自我沉降，有时会把自己沉降得不伦不类，十分可笑。
当一位嫉妒的女性在用十分偏激的语气嘲弄一位女明星相貌的时候，她竟然忘了，就在这一刻，自己的相貌作为一种有趣的对照体，成了人们默默观照的对象；一位评论者撰文用夸张的语句贬损一位作家的文采词章，他也忘了，此时此刻，自己同样是用文笔在写作，自己的语句与他引述进来加以批判的语句共处一页，白纸黑字狭路相逢，高下优劣不言而喻。一个人一旦陷入嫉妒就成了半个傻子，频频地用伶牙俐齿来自我作践，一次次打自己的耳光还觉得红光满面，真是可怜。
还有更蹊跷的事情出现。某个嫉妒者与女友出游，可以欣赏女友对山水胜迹的赞美，可以首肯女友对古代名诗的吟咏，却无法容忍女友对当代某位年轻诗人的崇拜。他会期期艾艾地犹豫片刻，然后评论起这位年轻诗人在外貌、作风上的种种遗憾，声调越来越激烈，没准回去后还写出一篇严厉的批评文章发表在报刊上，难怪有些批评文章总是闪耀着一种不知原因的愤恨。这真是何苦来着，难道他把远在天边的年轻诗人当作了潜在的情敌？难道他真觉得自己可以与身边人佩服的各种成功者一决高下？不管哪一种构想，都因为过度的自作多情而遭致了自轻自贱。
经常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很有身份的人物一起妒心，便不自觉地进入任何嫉妒者都避讳不了的话语公式，声气眉眼与街坊二大妈没有太大差别。二分传言裹着三分酸气，剩下的五分，用轻蔑来掩盖羡慕。此时在众人眼中，这位很有身份的人物立刻成了一个庸俗的角色，不需别人评判，自己就完成了一种精神惩罚。
暂且就说这一些吧。你看，自设战场、自惊自吓、自述自困、自聋自哑、自轻自贱、自贬自罚……就这么像玩文字游戏一样随便说说，便可知道嫉妒给人们带来了多大的心理灾难！
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是谁？
我的回答是：嫉妒的人。
随着这个回答还想介绍两位先哲的话。德谟克利特说，嫉妒的人是他自己的敌人；爱比克泰德说，嫉妒是幸运的敌人。
嫉妒之恶
嫉妒是自己的敌人，也是他人的敌人。
这里所说的他人，不止是某几个具体的被妒者。因为嫉妒足以在社会上形成无确定对象的巨大传染性，人类最值得珍视的互爱互融关系，随时都在受到它的严重残害。
在正常情况下还好一些，虽然人人都有可能嫉妒，但由于嫉妒的内容和程度都不一样，彼此处于支离状态，构不成合力，而且由于旁观者清，互相之间还会劝解调适，归于平和；在不正常情况下，嫉妒心理与颠覆意识相混杂，与社会情绪相交叉，与政治灾难相呼应，一切煮成了一锅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冲击一切名人，一切高收入的人，便是这种情景。冲击的人群中夹杂着大量早就妒心萌动的同行，他们引路破门，吆喝抄家，翻箱倒柜，做着平日在幻想中频频做过的事情。打钢琴家的双手，把老教授考倒，给名人们训课，这些行为难道真的在“批判”什么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全是根深蒂固的嫉妒在作祟，但在那时却与一种浩大的社会观念连在一起了，与上层政治需要呼应起来了，卑琐的私欲被镀上了金光，使无知者趋之若鹜。至此，嫉妒已发酵成一种群体性的大恶，旗幡飘飘竟达十年之久。
其实，这种恶性爆发的病根极为深广。极权主义下的平均、中庸、共贫、互贬，养成了一般民众对杰出物象的超常关注和超常警惕。这种心理习惯在本世纪经历了长久的“大一统”、“大锅饭”之后更成为一种天然公理，因此也必然地延伸到了新时期。几乎每一个改革探索者都遇到过嫉妒的侵扰，更不要说其中的成功者了。人们很容易对高出自己视线的一切存在投去不信任，在别人快速成功的背后寻找投机取巧的秘密。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文学艺术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大家对备尝辛酸的文学艺术家也习惯于冷眼审视，有人甚至在传媒上公然宣称，文学艺术家在传媒上占据过多大的篇幅，就有理由让他们承受同样的荆棘。凡有对他们的抨击，社会上总有不少人欢呼雀跃，大家都把一个演员、一个导演、一个作家、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当作了美国总统，好像社会的民主和公正全都落实在对他们的严密审视上，而所谓审视也不是针对他们真正遇到的艺术障碍，大多集中在捕风捉影的人品攻陷上。由此想到，真不知当初脾气暴躁的贝多芬和海明威在年轻时如果遇到这般审视将会如何，社会很容易因他们的失态而一笔把他们抹去，抹去了他们的人类，是否会因此而走向平等和洁净？
救助弱小是一个无可非议的仁慈口号，而在这个口号背后，无数有着不太弱小的身份因而广受嫉妒的灵魂，在无助地挣扎。谁都认为他们有名望有势力，但他们却一批批喑哑了、消失了。直到死后才不被嫉妒，于是死亡对他们构成了一种最大的救助。暂时不愿死亡的，则渐渐学会了生存的谋略，懂得了装愚守拙，默念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等等的警句格言，在行为上也就一味地谦之让之、避之退之、观之望之、哼之哈之……这种种作为只为了一个目的：千万不要让嫉妒的目光在自己身上聚焦。
他们可能才高八斗、力敌千钧，但深知一旦让嫉妒的目光在自己身上聚焦，一切都会化为灰烬。
与他们相对照，那些弱者，却因嫉妒而同病相怜、一呼百应，结果，因嫉妒而浩浩荡荡、无坚不摧。
因此，只要有嫉妒出现，“强者”和“弱者”，应该颠倒了读，反转了看。
尽管嫉妒是人类的共性，然而中国的许多问题却与它有更特殊的关系。我未必赞同把嫉妒分为西方式和东方式两种，但也确实看到，当西方的智者们在思考如何消减嫉妒的时候，中国的智者们却在规劝如何躲避嫉妒。所谓中国古代的生存智慧，大多与这种躲避有关。你越躲它越凶，嫉妒不仅失控而且冠冕堂皇，“遭妒”反倒成了一个人人都可指责的罪名。直到今天，遭妒的一方常常被说成是骄傲自大、忘乎所以，而嫉妒的一方则被说成是群众反映、社会舆论。结果，遭妒者缩头藏脸，无地自容，而嫉妒者则义正词严，从者如云。中国式的社会观念颠倒过许多是非，其中之一就在嫉妒的问题上。茫茫九州大地，永远有一个以嫉妒为法律的无形公堂在天天开庭，公堂由妒火照亮，嫉棍列阵，败诉的，总是那些高人一头、先走一步的人物。
一直有人在发问，中国几个世纪以来越来越滞后于西方世界，难道果真国中无人？人是有的，但除非早年执掌极权，或长期默处一隅，否则迟早会被削平。有的职业，如文学艺术，既无权力又难沉默，麻烦自然就大了。嫉妒可能是这块土地上最忠于职守的神灵，连夜间也不愿意合眼，四处搜索，绝不放过一个疑点。
鲁迅早就叹息，在中国，“有什么稍稍显得突出，就有人拿了长刀来削平它”。因此，这里确确实实联系到了反思中华文明的大课题。由长久的社会观念沉淀成了心理习惯，又由心理习惯沉淀成了群体人格，这便是前辈哲人为之垂泪、为之呼号的国民性。从根本上说，中华文明的是是非非已经不是书库里的陈旧典籍，经过几千年的过滤筛选，早就生长在每个人的身上。
今天的嫉妒
我们终于走到了可以向嫉妒发起全面挑战的时代，然而这也是嫉妒最猖狂的时代。
这二十年，我们看到了，社会在试演过种种整齐的仪式后，终于寻找到了最真实的动力，生命力的多元释放形成了巨大的能源，历史开始变得通体活跃，任何包括嫉妒在内的心理痼疾都成了必须冲破的障碍。然而，正因为这样，嫉妒在各色人等的大起大落中找到了最有刺激性的素材。不少突然失去了“大一统”和“大锅饭”护佑的慌乱人群以听众的身份，为嫉妒话语提供了演讲台。让新兴的社会机制在这样的演讲台前变得风雨飘摇，还是让这样的演讲台在新兴的社会机制前变得风雨飘摇？这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次选择。
嫉妒需要方位，可喜的是，社会的巨大变革使嫉妒失去了这种方位。不仅对象不见了，连评判的坐标也找不到了，于是嫉妒不再成为有的放矢的杀手，而是成了一团阴郁飘浮的云气，不知去撞击哪座山头，覆盖哪个树林——就凭这一点，我们也要为社会变革喝彩，目送着那团嫉妒的云气在我们头顶尴尬飘过。
记得十多年前，在许多学校的教研室里，不少中老年教师总在闪闪烁烁地批评青年教师急于发表长篇论文，不甘心长期充当绿叶，来衬托他们这些不在乎什么论文的红花；但话音未落，青年教师已经出国；于是批评他们崇洋媚外，然而没过多久青年教师却已学成归来；接下来必然是抱怨青年教师在待遇、职称上得利太多，但青年教师又已辞职……嫉妒的脚步再快，也追不上社会变化的脚步，这实在是一种吉兆。要是嫉妒的脚步更快，截在半道上，那就大事不妙。
在上海街坊邻里间，家家户户长期处于互相窥探之中，连这家多炒了两个菜，那家新买了一辆自行车都成为嫉妒的目标，不知多少争吵由此而生。但是这些年，住房拆迁、下岗转岗、股市升泻、兼并破产，各家各户都在狂飙突转中日新月异，嫉妒的蝙幅不知该落在哪一根梁柱上？
只能去寻找变动不大的房舍和梁柱了，虽然已经很少，但毕竟还有。例如那些不处于社会转型主体部位的角落，那些被社会改革家们暂时冷落不想立即清理或拆卸的部分，那些曾经有过文雅的声誉现在还能引起人们宽容惯性的领域，那些派别林立、关系错综却又对国计民生并无大碍的方位。在那里，嫉妒还能找到自己熟悉的发泄口道，而且由于其它地方的堵塞而空前汹涌。外人和后人如果不小心一眼看到这样的角落，一定惊诧莫名。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特殊的阶段：旧式的嫉妒已构不成力量，新式的嫉妒尚未获得资格。这样的历史阶段，对于群体心理的重构至关重要。很多年前读雨果夫人关于法国大革命前后巴黎社会心理的回忆，感触很深，那也是一个破旧立新两未靠岸的奇异时期，什么怪事都会发生。仅仅为了雨果那部并不太重要的戏剧作品《欧那尼》，法国文坛一切不愿意看到民众向雨果欢呼、更不愿意自己在新兴文学前失去身份的人们全都联合起来了，好几家报刊每期都在嘲讽雨果欠缺学问、违反常识、背离古典、刻意媚俗，在嘲讽的同时又散布大量谣言，编造种种事端。有的评论家预测了作品的惨败，有的权威则发誓决不去观看演出。待到首演那天，这些人抵挡不住心痒还是去了，坐在观众席里假装只想看报纸不想看舞台，但又不时地发出笑声、嘘声来捣乱，也算是与雨果打擂台。
对嫉妒来说，人们对它的无视，比人们对它的争辩更加致命。尽管当时也有一些人为了对雨果的评价发生了决斗，但对嫉妒者最残酷的景象是：广大民众似乎完全没有把他们的诽谤放在眼里，《欧那尼》长久火爆，直到因女主角累病而停演。
更有趣的是，八年后，《欧那尼》复演，全场已是一片神圣的安静。散场后雨果夫人在人群中听到一段对话，首先开口的那一位显然是八年前的嫉妒者，他说：“这不奇怪，雨果先生把他的剧本全改了。”
他身边的一位先生告诉他：“不，剧本一字未改。被雨果先生改了的，不是剧本，是观众。”
这就是说，当年激烈的嫉妒者在不知不觉中被雨果同化了。他很想继续嫉妒，带着敌意来到剧场，但是再也无法与雨果建立敌对关系。这便是最深刻意义上的社会变革。
这件事对我们应该大有启发。嫉妒本是扰乱价值坐标的倒行逆施，但如果到了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有一种更强大的社会发展坐标超过了它，压倒了它，使它不能像在不景气的年代那样可以颐指气使。因此，嫉妒固然是社会发展的障碍，但要治它，还得靠社会发展。就嫉妒论嫉妒，怎么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也不必与嫉妒赌气，去创造一点个人的奇迹出来。因为即便真有奇迹，嫉妒也必然紧紧追随。与其这样，真不如转过身去，全力推动社会的变革，让嫉妒失去坐标，慌慌张张找不到自己存身的地位。
联想我们中国，从本世纪初到五四前后，也经历过新老坐标间的无序过渡。从不少材料看，当初文化界对于新文化、白话文的嫉恨也是强烈的，对于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上有北大校长蔡元培支持，下有广大青年学生响应的热闹情景，更是酸劲十足。但是等到二十年代中期，整个文学界基本上被新文学所占领，连当初的嫉妒者要给子女们写信也只得学用白话文，如果再要反对实在有点中气不足，不知从何下嘴了。
嫉妒的空前活跃和空前无效，使人们有可能对它进行冷静解剖，然后推敲出一些起码的行为规范在社会上普及，使人们早一点走出这个阶段。然而不幸得很，由于我们日常见到的嫉妒基点太低，提出的行为规范也只能十分粗浅。有一次与一群好友闲聊，玩笑地构想着一些能够稍稍遏制嫉妒狂潮而又能被大家记得的规范，结果想来想去也只想出诸如“不要偷窥和指责别人的起居方式”、“不要损毁你不想买的商品”之类，实在不登大雅之堂。算来也真是命苦，活了好几十年，见到的始终是低等级的嫉妒，很少有品位稍稍高一点的。高品位的嫉妒，只能在文学作品中欣赏。
下世纪的嫉妒会是什么样的呢？无法预计。我只期望，即使作为人类的一种毛病，也该正正经经地摆出一个模样来。像一位高贵勇士的蹙眉太息，而不是一群烂衣兵丁的深夜混斗；像两座雪峰的千年对峙，而不是一束乱藤缠绕树干。
它曾是两匹快马在沙漠里的殊死追逐，它曾是两艘炮舰互相击中后的一起沉没，它曾是一位学者在整理另一位学者遗稿时的永久性后悔，它曾是各处一端的科学家冷战结束后的无言拥抱，它曾是两位孤独诗人一辈子的互相探寻，它曾是无数贵族青年决斗前的默默托付……
是的，嫉妒也可能高贵，高贵的嫉妒比之于卑下的嫉妒，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有关爱他人、仰望杰出的基本教养。嫉妒在任何层次上都是不幸的祸根，不应该留恋和赞美，但它确实有过大量并非蝇营狗苟的形态。
既然我们一时无法消灭嫉妒，那就让它留取比较堂皇的躯壳吧，使它即便在破碎时也能体现一点人类的尊严。
任何一种具体的嫉妒总会过去，而尊严，一旦丢失就很难找回。我并不赞成通过艰辛的道德克制来掩埋我们身上的种种毛病，而是主张带着种种真实的毛病，进入一个较高的人生境界。
在较高的人生境界上，彼此都有人类互爱的基石，都有社会进步的期盼，即便再激烈的对峙也有终极性的人格前提，即便再深切的嫉妒也能被最后的良知所化解。因此，说到底，对于像嫉妒这样的人类通病，也很难混杂了人品等级来讨论。我们宁肯承受君子的嫉妒，而不愿面对小人的拥戴。人类多一点奥赛罗的咆哮、林黛玉的眼泪、周公瑾的长叹怕什么？怕只怕那个辽阔的而又不知深浅的泥潭。
------------------
关于善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