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水面以上、巷道顶板以下的这块空隙的情况，全然无知；巷道壁的凸凹情况怎样；在我前进的水面上，有没有危险的障碍；水面哪里宽哪里狭，它大得够我在里面自由游动吗？这些疑团是我已经下了水才想起来的。
我划动了几臂之后，发现必须提防的是千万不要把头碰在什么东西上，但是只要小心点儿慢慢向前游去，这场冒险是可以干到底的。不过到头来，等着我们的究竟是得救还是死呢？
我回过头来，看见黑暗的水中映照出一团暗淡发黄的灯光。啊，我有着一座灯塔！
“你感觉好吗了？”老夫子在喊。
“好！”
我小心翼翼地向前游动着。
要从我们的工作面游到梯子那边去，最叫我为难的是不知道该朝什么方向游去。但我知道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不太远，那是一个几条巷道的交叉点。问题是不能在黑暗中弄错了方向，不然就会迷路。要想朝我所想的那个地方游去，单靠摸着巷道壁和它的顶板是不行的。不过，我知道地上肯定有着一个指路的标记，那就是铁轨。只要顺着铁轨往前游，我就肯定能找到梯子。
我不时地用脚去探底，碰到铁轨以后，我慢慢地浮上来。铁轨就在我的底下，同伴们的喊声在我后面，我没有迷路。
从一边传来的喊声在渐渐变弱，从另一边传来的吊桶排水的声音在渐渐增强，这说明我是在前进。我终于要重见天日了，我的同伴们会因我而得救！想到这里，我又有了力气。
我在巷道的中央笔直地向前游去，只要路线是笔直的，就能碰到铁轨。我经常用脚去碰碰它。有一次，我的脚没有碰到铁轨，我就潜到水里用手去摸，但也没有摸到，我从一个巷道口游进了另一条巷道中间，还是什么也没找到。
我弄错了。
我停下来，定了定神，思索了片刻。从同伴们那里传来的声音已十分微弱，象是一阵阵喃喃的细语，几乎难以觉察。我喘息一阵后，又猛吸一口气，重新钻进水里．可是和第一次同样令人失望，还是找不到铁轨。
我走错了巷道而没有觉察，应该退回去才对。
该怎么办呢？我的伙伴们不再呼喊了，也许他们还在呼喊，只是我听不见罢了。
我在水中停了一段时间，一动也不动，我的四肢象瘫痪了一样，我被一种极端的恐惧感一下子攫住了，吓得软瘫在冰冷的水里。我完全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游去，在这夜一般的漆黑中，在这沉重的顶板下和冰凉的水里，我真的迷了方向。
但是喊声又突然响了起来，于是我明白了该朝着那里游回去。
用手臂往后划了十几下之后，我潜入水里又摸到了铁轨，这正好是铁轨的分岔处。我寻找转盘，可是没有找到；我本想寻找转盘上的那些出口，因为从这些出口就可以找到去梯子那边的巷道了，可是不管我从右边找还是从左边找，碰到的总是巷道的井壁，铁轨在哪儿呢。
我又回到铁轨的分岔处，沿着它一直游到铁轨突然中断的地方。我终于弄明白了，铁轨已被洪水的漩涡掀起来冲走了，给我指向梯子的路标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计划已没有实现的可能，只好再往回游去。
我已经游过一趟，知道沿路没有危险，我只想尽可能快地回到工作面，好在有喊声在给我指引方向，我迅速地游者。
随着我渐渐地游近工作面，我感觉到在我的伙伴们喊叫的声音里有着一种兴奋有力的声调，我似乎察觉出在伙伴们的身上有了新的力量。
我游近工作面，向伙伴们喊话。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老夫子回答说。
“我没有找到巷道的出口。”
“没关系，通道正在向我们这边掘进，他们已经听到我们的喊声，我们也已听见他们的声音，一会儿我们就可以通话了。”
我迅速地爬上了工作面，也马上过去听着。
确实，手镐的声音响得多了，营救我们的人的喊声传到我们这里时仍然很弱，不过已经清晰可辨了。
最初的兴奋过了之后，我发觉自己冻僵了。因为没有干衣服给我更换，他们就把我埋在碎煤堆里，一直埋到我的脖子，煤堆始终是保存着一定的热量的，加斯巴尔大叔和老夫子还从两边挤着我。于是我就向他们讲述我的探险和找不到铁轨的经过。
“你敢潜水？”
“为什么不敢？不幸的是我什么也没找到。”
现在，正如老夫子说的，没有找到巷道的出口已不甚紧要，因为我们如果不可能从巷道脱险的活，我们可以从上面直接挖下来的这条新的通道得救。
喊声变得相当清楚，可以相信很快就能听到说话的声音了。
的确，我们很快听见了一句说得很慢的话：
“你们是多少人？”
在我们所有的人中间，要算加斯巴尔大叔的声音最洪亮、最清晰，大家推他回答：
“六个！”
接着是一阵沉默。无疑，外面的人本希望我们这里的人数要比这更多一些。
“你们快点吧！”加斯巴尔大叔喊道，“我们就剩一口气了。”
“你们叫什么名字？”
他报着我们的名字：
“贝关乌、巴契、老夫子、卡洛利、雷米和加斯巴尔。”
在营救我们的工作中，对外面的人来说，这时是最令人揪心的时刻。当知道马上就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时，被淹矿工的亲属和朋友都蜂拥而来，士兵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他们拦在巷道口。
当工程师宣布我们只有六个人的时候，失望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了。然而每个人还怀着一线希望，希望在这六个人中，可能会找到他们所期待的人。
工程师重复了我们的名字。
天哪！在一百二十个母亲和妻子里面，仅仅只有四个人能看到她们的希望成为现实。何等痛苦！何等悲惨！
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也在想，哪些人已经被救出去了呢？
“已经救了多少人哪？”加斯巴尔大叔问道。
没有回答的声音。
“问问马利尤斯在哪儿？”巴契说。
加斯巴尔大叔又问了一次，和第一次一样，仍然没有回答。
“他们没有听见。”
“还不如说他们不愿意回答。”
我一直在琢磨着一个问题。
“问问他们，我们在地底下已经多长时间了。”
“已经十四天了。”
十四天！可我们中间把天数估计得最多的人，也只说是五至六天。
“你们现在不会待得太久了，鼓起勇气吧！不要再说话了，不然会影响工作的进度。还有几个钟头就行了。”
我认为，这是我们遭难以来最漫长、最痛苦难熬的时候。每一下铁镐的声音，都使我们觉得它应该是最后的一镐。但是，一声接着一声，一声又接着一声，没完没了。
过了不久，又传来了问话：
“你们饿吗？”
“饿，饿极了。”
“你们能等吗？如果你们太虚弱，可以先打个窟窿，给你们送点汤进去，不过这会延迟你们得救的时间。如果你们能够坚持一会儿，你们很快就可以得救。”
“我们等，你们赶紧吧！”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水一直在有规律地退下去，这当然是因为三个井口的吊桶一刻不停地在运转的缘故。
“告诉外面，水在退。”老夫子对加斯巴尔大叔说。
“我们知道啦。也许从巷道，也许从通道，我们就要到你们那里去了……很快。”
手镐的声音变弱了。这显然是人们正在小心地估量着通道被打开时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危险，因为我们已经向他们说明过我们所处的位置，他们怕引起塌坍，上面的东西会砸在我们头上，硕伤或者砸死我们，甚至连同塌坍物把我们一股脑儿地冲到水里去。
老夫子告诉我们，空气的膨胀也是可怕的。洞一打通，膨胀的空气就会象一发出膛的炮弹那样向外射去，把一切都掀倒。我们应该小心提防，就象挖通道的工人正倍加小心提防塌坍一样。
由于镐头的震动，一些小的煤块从工作面的高处脱落了下来，顺坡滚进了水里。
说也奇怪，愈是快要得救，我们就愈衰弱。我再也支持不住了，躺在碎煤堆里，连用胳膊把自己支撑起来的力气也没有。我不冷，但我在发抖。
终于有几块大的煤块掉了下来，它们滚落在我们中间，工作面上部打开了一个口子，我们突然被矿灯的亮光刺得睁不开眼睛。
但是，我们立刻又堕入黑暗中。一股气流，一股可怕的气流，犹如一阵龙卷风，它把煤块和各种碎屑都卷了起来，也把我们的矿灯吹灭了。
“这是气流，不用害怕。外面有人很快会把灯点上的，稍稍等一会儿。”
等！又是等！
就在这时候，一个很大的声音从巷道的水面传来，我不由得转过头去，看见一道强光从汩汩作响的水面过来了。
“勇敢些！勇敢些！”有人在喊。
当有人从通道走下来把手伸向待在平台上的人的时候，从巷道那边来的人也与我们会合了。
走在前头的是工程师，他是第一个爬进工作面的人。我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就被他抱在怀里了。
来得正是时候，我的心快停止跳动了。
不过，我还能意识到有人把我抱了起来，在我们走出第一水平的巷道之后，又有人用毯子把我包裹起来。
我闭上了双眼，但是，我很快又感觉到一股强光迫使我睁开眼睛。
这是白昼。我们已经完全在井外了。
就在这时候，一个白色的躯体向我扑来，那是卡比。它一跃跳到工程师的胳膊上，舔我的面孔。同时，我也感觉到有人拿起了我的右手，亲吻我。“雷米！”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叫我，这是马西亚的声音。我看了看周围，发现一大群人站成两行，中间让出了一条通路。这黑压压的人群显得异常安静，因为有人嘱咐过，不要大喊大叫地骚扰我们，然而，他们的神态和目光正在代替他们的嘴说话。
在第一行，我仿佛看见短白衣①和金色的祭披②在太阳底下熠熠闪光，这是瓦尔斯城的神父们在矿井的入口处为我们的脱险祈祷。
①短白衣：宗教专用词。指天主教神职人员在宗教仪式中所穿的、罩在他们黑色长袍外面的、用白色麻纱或细布做成的半长的宽大旱衣。
②祭披：宗教专词。天主教神父在宗教仪式中担任主要职务时所穿的坎肩式无袖套头绣花或绣金丝的法衣。
当我们出现的时候，教士们都双膝跪在尘埃里。
二十条手臂向我伸过来，可是工程师执意不让人把我抱走，他神采飞扬，为他的成功而感到自豪和幸福。他把我一直抱到办公室，在那里接待我们的床铺已经准备好了。
两天以后，我已经跟马西亚、亚历克西和卡比一起，在瓦尔斯的街上散步了，所有的人在我经过的路上都停下来看我一眼。
有的人走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有的人见了我却背过脸去，他们正穿着丧服呢！他们痛苦地想，为什么他们家里的父亲或儿子的惨不忍睹的尸体，还在矿里一任洪水推涌和颠簸的时候，这个孤儿却偏偏得救了呢？
但在招呼我的人中间，也有一些人使我感到很不自在，他们邀请我吃晚饭，或是上咖啡馆去。
“给我们说说你在井下的体会吧。”他们说。
我觉得对那些无动于衷的人讲我的故事是不值得的，他们满以为用一顿晚餐或一杯啤酒就可以作为酬劳，让我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我当然谢绝了。
再说，我更喜欢的是听而不是讲，听亚历克西，听马西亚对我讲当时地面上发生的事情。
“当我想到你是为我而死的时候，”亚历克西说，“这简直象砍了我的胳膊和腿，因为我想你肯定是死了。”
“我呢，我绝对不相信你会死。”马西亚说，“我不知你是否会自己活着出来，还是别人及时赶到救你出来，但我相信你不会让水淹死，只要营救的工作进展迅速，人们就会在某个地方找到你。当亚历克西伤心地为你哭泣的时候，我焦急地对自己说：‘他还没有死，不过也许会死去的。’我逢人就问：‘没东西吃的时候，人可以活多久？水什么时候才能排走？通道什么时候能打穿？’可是没有人回答我。当工程师问到你们的名字，他在叫了卡洛利之后，又大声叫着雷米时，我倒在地上，哭起来了，有人从我身上走过去，踩了我几下，我都没有觉察到，我太高兴了！”
马西亚居然对我这样地有信心，他不相信我会死，我感到非常自豪。
第二部 第七章　一堂音乐课
我在矿里交了不少朋友，共同遭受的巨大痛苦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了。我们遭难在一起，求生在一起，死里逃生在一起，现在大伙儿成了一个人。
加斯巴尔大叔，尤其是老夫子，对我非常钟爱；尽管工程师没有和我们一起身陷水牢，然而他也很喜爱我，如同喜爱一个被人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的孩子一样。他曾邀请过我到他家里作客，我也已经把我们长时间埋葬在工作面里的始末原原本本地讲给他的女儿听了。
所有的人都想把我留在瓦尔斯。
“我给你找一个挖煤工的工作，”加斯巴尔大叔对我说，“这样我们就不会再分开了。”
“如果你想在办公室找个活干，”工程师对我说，“我可以为你安排。”
加斯巴尔大叔自然认为我会重回矿井的，他同那些习惯于每天都冒风险的人一样，不久就要满不在乎地重新下井了；我可不象他那样是个对什么都放得下心的人，也没有他那种勇气，我实在不想再干推车工这个活了。当然，这个矿倒是一个满不错的矿，它也很能激起我的求知欲，我也总算有幸见到了一个矿，但我已经看够了，丝毫也没有重回矿井的愿望。
只要一想到重回矿井，我心里就发慌，感到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我肯定不是那种在地底下干活的材料。露天生活，头上顶着蓝天的生活，即使是漫天飞着鹅毛大雪，我也感到惬意。我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加斯巴尔大叔和老夫子，他们一个感到惊讶，另一个因为我不喜欢矿工这个活而感到难过。还有卡洛利，他听说后，竟说我是胆小鬼。
跟工程师讲的时候，我可不能说自己不愿意干井下的活，因为他本来就没有让我再回到井下去，他已答应过在他的办公室里给我找个职位，而且如果我愿意认真地跟他学，他还可以教我。我想，最好还是将真情全部告诉他，我也就这样做了。
“这么说来，你是喜欢过奔走江湖的生活了。”他说，“你喜欢流浪和自由，我没有权利阻挠你。我的孩子，按照你自己选择的道路走去吧。”
我的的确确喜欢过自由自在的露天生活，我从来没有象被关闭在工作面里的时候那样，对自由自在的生活有如此深的向往和如此真切的体会。在那个叫作工作面的鬼地方，如果你象自己所习惯的那样，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爱去那就去哪，那是不可避免地会给你带来极可怕的惩罚的。
在人们试图把我留在瓦尔斯的时候，马西亚显得心事重重。我曾问过他什么缘故，他回答说，他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后来当我告诉他三天以后我们就要出发时。他才扑上来搂住我的脖子，向我承认了使他忧伤的原因。
“那么你不会抛弃我了！”他大声说。
一听到这句话，我使劲地擂了他一拳，这是为了教训教训他竟敢怀疑我，同样也是为了掩盖我自己内心的感激之情。我听了他这句出自肺腑的话以后，简直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这是纯粹出自友谊而不是出自私心才激发出来的叫声。马西亚用不着靠我生活，他自己完全有能力独立谋生。
说实在的，他所具有的谋生的各种天赋，是我所比不上的，我和他比起来，还差得远哩。首先，演奏这样多的乐器、唱歌、跳舞、扮演各种角色，他都远比我有才能；其次，他比我更善于促使维泰利斯称之为“贵宾”的人们把手伸进他们的钱袋。他只要用他的微笑，用他的温柔的眼睛，用他的洁白的牙齿和开朗的面容，就能打动哪怕是最吝啬的人的心肠；他用不着乞求，就能打开人们的哀矜之心，因为人们都很乐意能让他高兴。这完全是真的，在我做推车工的时候，他和卡比在短短一段时间的巡回演出里，就积聚了十八个法郎，这是一笔可观的数目。
我们的钱包里本来存有一百二十八个法郎，现在加上马西亚挣得的十八个，就有了一百四十六个。这样，买一头王子的奶牛就只差四个法郎了。
尽管我不愿意在矿井干活，但是，离开瓦尔斯却使我伤心，因为我必须和亚历克西、加斯巴尔大叔还有老夫子分手，我是命中注定要和我爱的并且也爱我的人离别的。
往前走！
肩上挎着竖琴，背上背着小包儿，我们带着卡比一起重新走上了大道，十比高兴得不时在尘土里打几个滚。
当我们出了瓦尔斯城，双脚拍打着路面发出噼啪噼啪响声的时候，我承认自己心里有一种称心满意的感觉，这种脚步的响声和走在巷道里的稀温得如同烂泥一样的煤屑上的响声，是完全不一样的。多好的太阳，多美的树林啊！
在出发之前，我和马西亚长时间地讨论了我们的路线，我早已教会了他看地图的方法，现在，从这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他已经不再把用腿在路上走的途程看成比用手指在地图上指出的距离要远了。我们在认真权衡了利弊之后，决定不直接从瓦尔斯奔于塞尔再去夏凡侬；我们将取道克莱蒙①，因为这样走的话，路程并不远多少，但在眼下各种疾病的发病季节里，走这条须要经过圣奈克戴尔②、蒙多尔③、罗伊亚④、拉布尔布尔⑤等温泉城镇的路线，是能给我们带来好处的。我当推车工的时候，马西亚在巡回演出中碰到过一个曾去过这些城镇的耍熊把戏的人，他说那里可以挣钱。马西亚认为一百五十法郎要买头奶牛有可能还不够，他很想还多挣点。我们挣钱愈多，买的奶牛就愈漂亮，巴伯兰妈就愈高兴，我们也会愈感到幸福。
①克莱蒙：法国南部多姆山省首府，位于中央高原北部，其西为多姆山。
②③④⑤均为法国多姆山省境内城镇，以温泉着称。
就这样，我们便向克莱蒙走去。
在从巴黎到瓦尔斯的途中，我已经给马西亚上过课，教他读书识字，也教他音乐的基本原理；从瓦尔斯到克莱蒙，我继续给他上课。
要么我是个不高明的先生，这是很可能的；要么马西亚是个不长进的学生，这同样也是可能的。我发现他对读书识字还是那副老样子，显得又慢又吃力，关于他的这个弱点，我记得我是早已说过了的。
尽管马西亚有时也全神贯注地把眼睛盯在书本上不放，其实他是在白费功夫，因为他读着的全是书本上或者课文中的那些同他的想象力一拍即合的、带有天马行空的幻想的东西，而不是那些他必须用心记住的东西。
我有时很不耐烦，敲打着书本恼怒地叫了起来，说他的脑袋肯定是个木头疙瘩。
他并不发怒，只用温柔的大眼睛面带笑容地看着我。
“确实，我的脑袋只有在被打的时候才听使唤。”他说，“伽罗福里很聪明，他很快就发现了这个诀窍。”
他这么一说，我哪里还发得起火来呢？我笑了笑，我们又开始上课了。
但是在上音乐课的时候，那就不但没有出现过这些麻烦，而且从一开始，我的这个学生就在理解能力方面显示出他的惊人之处，这也是我已经说过的；现在他更取得了令人吃惊的进步，以致他提出的一些问题常常使我惊讶不止。惊讶之后，我感到很窘，他曾不止一次地把我问得目瞪口呆。
我承认，音乐课上出现的这些情况使我感到恼火，我是问心无愧地尽了教师的职责的，但当我回答不上我学生提出的问题时，我又觉得丢脸，认为他简直有点故意在我面前卖弄自己的聪明才智。
可是我的这个学生偏偏一刻也不放过提问的机会。
“为什么人们不用相同的谱号写曲子？”
“为什么在曲调上升时用升音符号，下降时用降音符号？”
“为什么一首乐曲的开头小节和结尾小节总是没有固定的节拍数？”
“为什么给小提琴的弦定音时只用这几个音符而不见其它的？”
对这最后一个属于小提琴方面的问题，我总算找到了合适的回答，我说小提琴不是我演奏的乐器，对该用怎样音符或不该用怎样音符来定音，我从来也没留意过。马西亚的嘴被我堵上了，他没有什么可以反驳的。
可是我的这种摆脱困境的方式，对回答象关于固定节拍数和降调之类的问题，就不能说也是管用的了。其实这些都属于十分简单的乐理问题，我是教音乐的，是视唱老师，是应该能作出回答的，否则就必然要失去威信和信任；说句大实话，这种必然性，我是已经有点察觉出来了，但我偏偏死爱着面子。
当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的时候，我只好学加斯巴尔大叔的样来摆脱窘境了。我问过加斯巴尔大叔，地下的煤是什么？他当时用满有把握的语气回答我说：“就是从地下挖出来的煤。”
谁说我没有本事来回答马西亚的问题？我用一点也不比加斯巴尔逊色的、同样也是满有把握的语气回答他说：
“它就是这样的，因为它应该是这样的，这是一条定律。”
在马西亚的天性里，他是从来也不会对定律、规则之类的东西作出反抗的，因此在遇到我在上面提到的那种情况时，他只是张着嘴，睁着两只大眼睛，用一种能使我对自己完全丧失信心的神态看着我。
在我们离开瓦尔斯三天以后，当他向我提出一个正好又是这样的问题时，我不是用“不知道”来回答他的“为什么”，而是冠冕堂皇地回答说：“因为就是这样”。
于是，他似乎有了什么心事，整整一天，我没有从他嘴里掏出一句话来，这种情况出现在一个爱说爱笑的马西亚身上，那是极不寻常的。经过我一再逼问，最后他总算开口说话了。
“你确实是位很好的老师，”他说，“我相信没有人能象你这样教我学会了这么多东西，但是……”他停下不说了。
“但是什么？”
“但是，可能有些东西连你自己也并不知道，唉，就是学者也会有这种情形，对吗？所以当你回答我‘因为应该是这样’的时候，实际上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可以解释，而你却解释不出来，这是因为别人也没有告诉过你。我看，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买一本书。啊，当然不是很贵的书。从这本书里可以找到音乐的原理。”
“有道理。”
“可不是吗？我想过，你一定会觉得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一本书里所有的东西，你毕竟不可能全都知道；再说，你知道的也并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
“一个好的教师胜过一本最好的书。”
“你刚才说的这句话，倒提醒了我还要跟你说件事。如果你愿意，我想去找一个真正的教师给我讲一堂课，只讲一堂就够了，他会把我不懂的东西都给我讲清楚的。”
“为什么你一个人的时候不去找一个真正的教师上课呢？”
“因为找一个真正的教师是要付钱的，我不想花你的钱去付这堂课的学费。”
马西亚跟我提到他要找一个真正的教师，这句话刺伤了我，但我的愚蠢的虚荣心被他的最后那句话打败了。
“你真是个好得少有的小家伙，”我对他说，“我的钱就是你的钱，既然你和我一样也挣了钱，而且还常常比我挣得多，你想上多少课就可以上多少课，再说我也打算学，我们一起学。”
接着，我勇敢地承认了我的无知：
“这样的话，我也同样可以学到我不懂的东西。”
教师，我们要找的真正的教师，决不是普通的乡村教师，应该是一位艺术家，一位只有在大城市里才能找到的音乐大师。地图告诉我，在到达克莱蒙之前，沿路最大的城市要算芒德①了。芒德果真是大城市吗？我不清楚，可是它的名字是那样醒目地标在地图上，这多少总能说明一点它的地位的重要性吧，我不相信地图还能相信什么呢？
①芒德：法国南部城市，洛泽尔省首府，在克莱蒙东南面。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我们将在芒德为这一堂音乐课付出一大笔开支，尽管在这些可怜的洛泽尔省的山区里，我们的收入将不止是很微薄，也许比“微薄”更糟也难说，因为在那些地方，村子很稀少，而且都很穷，但是我一定要让马西亚快活快活，这件事应该实现得越快越好。
我们穿过了整个梅让喀斯②，这是世界上最贫穷最荒凉的穷乡僻壤，没有树林和水，没有庄稼，没有村庄，也没有居民，没有任何有生命的东西，它那沉寂、僻静、广袤的景色，只对那些乘车的匆匆过客才有吸引力。但我们终究还是到了芒德。
②梅让喀斯：法国中部和南部的大喀斯地区的一部分，为石灰高原。
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是天黑以后好几个钟头了，当晚就要找寻老师听课是不可能的，再说我们因为赶路已经累成半死了。
但马西亚是那样急不可待地想立刻知道芒德有没有音乐教师，因为在他看来，芒德丝毫没有我对他说的大城市的味道。吃晚饭的时候，我向我们下榻的客栈女主人打听，城里有没有教授音乐课的名乐师。
她回答我们说，她对我们的问话感到非常吃惊，我们怎么会没有听到过艾思比纳苏先生呢？
“我们从远处来。”我说。
“那么说是很远啰？”
“从意大利来。”马西亚回答。
她脸上的惊讶和责备的神气缓解了，既然是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的人，无知是情有可原的；不难猜想，要是我们是从里昂或马赛来的，那她是不屑答理我们这些没有受过教育、连艾思比纳苏先生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的人的。
“我相信我们真的碰上好运了。”我用意大利语对马西亚说。
我的同伴马西亚的眼睛闪着光芒。艾思比纳苏先生肯定不需要在课程上作什么准备便能轻而易举地回答他的所有的问题，他决不会为了解释降调用降音符号和升调用升音符号而感到为难的。
但我有些担忧，一个有名望的音乐家会给我们这样可怜的穷光蛋上课吗？
“艾思比纳苏先生很忙吗？”我问道。
“啊，是呀！能不忙吗？我相信他一定很忙。”
“您认为他明天早上愿意接待我们吗？”
“当然啰！这还用说吗？他接待所有的人，只要这个人口袋里有钱。”
听到这么一说，我们就放下了心。在睡觉以前，尽管非常疲乏，我们还是用很长一段时间准备了第二天要向这位杰出的教授提出的各种问题。
到了第二天，我们两个人都把自己周身上下认真打扮了一番，其实所谓打扮，也只是把身上稍微收拾得干净一点，因为这是我们唯一能做到的，我们除了穿在身上的以外，并没有别的衣服可换。我们都带上了乐器，马西亚拿着小提琴，我拿着坚琴，然后就向艾思比纳苏先生家里走去。
和往常一样，卡比想和我们一道去，可是我们把它拴在客栈的马厩里。我们认为带着一条狗到芒德城有名的音乐家家里去是不适宜的。
我们在一所房子前面停了下来，因为人家已经告诉我们这就是教授的家，但是我们真以为是弄错了，这是一所有着铺面的房子，有两块磨剃刀用的皮子在这间铺子的门面上摇来晃去，这绝对不可能是一个音乐教师的注宅的标记。
我们站在那里望着这间铺面，不可能弄错，这分明是一家剃头店。有人刚好从它门前走过，我们拦住了这个人，问艾思比纳苏先生住哪里。
“就在那里。”他指了指剃头后说。
不管怎么说，一个音乐教授为什么就不能住在剃头师傅的家里呢？
我们走了进去。铺子分成同样大小的相通的两间，右边那间的板壁上，摆着刷子、梳子、头油瓶子和肥皂；左边那间的桌子上和墙壁上，放着和挂着的全是乐器，有小提琴、短号和长短号。
“哪位是艾思比纳苏先生？”马西亚问。
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正在给一个坐在扶手椅上的农民刮脸，他灵活得象只小鸟，用男低音浑厚的嗓音回答说：
“我就是。”
我瞟了马西亚一眼，向他暗示：这个既是剃头师傅又兼乐师的人，决不是我们需要的能给我们上课的人，你向他请教是白扔钱。马西亚既不懂得我的意思，也没听从我的暗示，他往一张椅子上一坐，随便地问道：
“您给这位先生刮完了脸，能给我剪剪头吗？”
“当然可以，年轻人。如果您愿意，我也可以给您刮脸。”
“谢谢您，”马西亚说，“今天不刮了，改天刮吧。”
我对马西亚的镇定、自信的神情极为惊讶，他偷偷地扫了我一眼，好象对我说：“别发火，等等吧。”
艾思比纳苏很快给农民刮完了脸，手里拿着毛巾，走过来给马西亚理发。
“先生，”马西亚对正在把毛巾围在他的脖子上的剃头师傅说，“我和我的同伴有过一点争论，我们知道您是一位有名的音乐家，我们想，您也许会乐意对我们碰到的疑难，谈谈您的看法的。”
“年轻人，那就说说是什么事叫你们感到为难呢？”我明白马西亚想干什么。首先，他想试试这个剃头师傅兼乐师的人，看看他是否能回答他的问题。然后，假定这个人的回答能令人满意的话，那他无异只用了剪一个头的价钱付清了上一堂音乐课的学费。好一个马西亚，他真鬼啊！
“为什么给小提琴定音时只能用规定的几个音符，而不能用别的音符呢？”马西亚问。
我相信，这个正在用梳子梳理马西亚长发的剃头师傅，他的回答将会和我的回答一样。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我已轻轻地笑了起来。
“乐器上的左边第二弦，根据标准音叉的发音，应该定为‘啦’，其它的弦，应依次定为五度音程的音符；就是说，第四弦定为‘索’，第三弦定为‘唻’，第二弦定为‘啦’，第一弦，也就是E弦，定为‘咪’。”
这回可不该我而该马西亚笑了。他是在嘲笑我发愣的神态还是仅仅因为他知道了他早就想知道的那些乐理而感到了高兴呢？马西亚一个人放声笑个不停。
我呢，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位剃头师傅。他正围着马西亚转，咯嚓咯嚓地动着剪子，嘴里发表着简短的讲话。他的话虽然不多，而且很短，但在我听来，简直都是少见难得的音乐理论。
“嗯，”他突然站在我的面前说，“你们有过争论，我想我那位小顾客没有错吧？”
在剪头的整个过程中，马西亚接二连三地问这问那，剃头匠对这些问题都轻易而有把握地一一作了回答，就象他刚才回答小提琴怎样定音的问题一样。
但是，在答完问题之后，他对我们也提出了问题，这才使他恍然大悟地明白了我们到他家来的原因。他哈哈地放声笑了起来。
“好啊，多么好的两个小调皮鬼！真正少见，多么有趣！”
然后，他要求马西亚为他演奏一首曲子，很明显，在他眼里，马西亚比我更显得稀奇而有趣。马西亚勇敢地操起小提琴，演奏了一首华尔兹舞曲。
“但是，你连一个音符都还不懂！”他拍手叫了起来，而且用“你”来称呼马西亚了，好象他们早就认识过的一样。
我刚才说过，剃头店里的乐器，有的是放在桌子上的，有的是挂在墙壁上的，马西亚奏完小提琴，又拿起一支单簧管。
“我也吹单簧管和短号。”他说。
“那么你就吹吧。”艾思比纳苏大声说。
马西亚就用店里的每种乐器各奏了一首曲子。
“这个淘气鬼真是个神童！”艾思比纳苏高声喊道，“如果你愿意留在我这里，我要使你成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听清楚了，成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上午，你和我一起给顾客剃头，剩下的所有时间，我可以整天教你。不要以为我是个剃头匠而没有资格做你的老师。人必须生活，要吃、要喝、要睡！在这方面，剃刀这东西是有用的；杰斯明①给人刮胡子，但他不失为法国最伟大的诗人；阿让②有杰斯明，芒德有艾思比纳苏。”
①杰斯明（1798-1864）：法国奥克语诗人兼理发匠。
②阿比：法国西南部洛特加龙省首府。
听完这番话，我望着马西亚。他该怎样回答呢？我会不会失去我的朋友、我的同伴、我的兄弟，就象我曾失去我所有心爱的人一样？我的心不禁一阵揪痛。但是，我没有沉溺在这种感情中。这情形有点象当初我和维泰利斯在一起的时候，米利根夫人要求把我留在她身边一样。我不愿意象维泰利斯那样，以后又自己责备自己。
“考虑你自己的，马西亚。”我的声音有些激动。
但他突然跑到我身边，抓住我的手说：
“离开我的朋友！我永远也不会这样做，谢谢您了，先生。”
艾思比纳苏坚持说，等马西亚结束了第一阶段的学业后，他要设法送他去图卢兹，然后送他去巴黎上音乐学院，但马西亚始终回答说：
“要离开雷米，永远办不到！”
“那好，孩子，我要为你做点什么，”艾思比纳苏说，“我想给你一本书，从那里面，你能学到你所不懂的东西。”
他在许多抽屉里翻找着，找了很长时间，找到一本题为《音乐原理》的书。这是一本用过很久、留下很多皱痕的旧书，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
他拿起一支鹅毛笔，在书的扉页上写道；
“赠给将成为艺术家的孩子，望记住芒德的理发匠。”
我不知道在芒德除了艾思比纳苏这个剃头师傅外，是否还有别的音乐教授，但是我们只认识他一个，我和马西亚，我们两个人以后永远也没有忘记过他。
第二部 第八章　王子的奶牛
我们到达芒德的时候，我已深深地爱着马西亚；当我们走出这座城市的时候，我爱他爱得更深了。
当你确切地感受到你所爱的人也在爱着你的时候，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得上这样美好、这样甜蜜的友谊呢？
马西亚对我的友情是多么深厚！他谢绝了艾思比纳苏的建议，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平静、安全、舒适的生活，放弃了今天可以受到的音乐方面的教育和明天可以获得的财富，却愿意伴我一起过冒险的、朝不保夕的、没有前途的、甚至连明天也保障不了的生活。
我未能当着艾思比纳苏的面告诉他，他喊叫“绝不离开我的朋友！”时我内心的激动，一等到我们走出这家剃头店的铺门，我就急不可待地紧紧抓住他的手不放。
“你知道吗？”我对他说，“从今以后，我们生死与共。”
他睁着大眼睛，笑眯眯地看着我。
“在今天以前我就这么想了。”他说。
先前的马西亚，读书很少长进；他自从读了库恩着的《音乐原理》后，竟有了出人意料的进步。可惜我没法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尽管我非常愿意，他也很想多学点，但我们被迫日夜兼程，以便尽快穿过不太欢迎流浪歌手和乐师的洛泽尔省和奥弗涅地区①的一些城镇和乡村。在这些贫穷的土地上，收入微薄的农民是不会为我们轻易打开钱包的。只要你演奏，他们会围拢来心安理得地听着，在发现要向他们收钱时，这些人便一哄而散，或者把家里的大门赶紧闭上。
①奥弗涅地区：法国中央高原地区。
经过圣弗卢尔②和伊索瓦③之后，我们终于来到了那些温泉城市。幸好耍熊把戏的人对我们说的都是真话，我们在拉布尔布尔、尤其在蒙多尔挣了不少钱。
②圣弗卢尔。法国康塔省境内城市。
③伊索瓦：法国多姆山省境内城市。
说句公道话，在挣钱的门槛方面，我是远远比不上马西亚的，多亏他的机智和沉着，我们才挣了那么多的钱。我见到有人聚拢过来，总是马上拿起坚琴，只想到应该尽可能让自己演奏得好些，这是真的，但人们对我演奏的反应却常常很冷淡；马西亚的做法同我的老一套的方式不一样；他自出心裁，光是有人聚拢过来，他是不会马上就演奏的。他在拿起小提琴和短号以前，总要先把听众研究一番，而且他总能很快就看出该不该演奏和该演奏些什么。
在伽罗福里的那所不择手段地利用公众的慈悲心肠去掏他们腰包的“专科学校”里，马西亚曾学习过获取人们怜悯和施舍这门艺术中如此难以掌握的一切巧计和手段。当我在卢尔辛街的阁楼上第一次见到他、听他讲解怎样使过路人感觉到从情理上不得不掏钱施舍时，他曾使我吃惊过；现在，看到他正在发挥这门学问，而且干得这样出色，我不由得感到加倍的惊骇。
这里的过路人同他在巴黎研究过的公众又有什么不同呢？对他来说，不过是和老相识重逢罢了。
“注意，”他对我说。这时正有一位年轻的穿丧服的太太从加比塞公园的小径朝着我们走来。“现在应该奏哀伤的曲子，要想法打动她的心，让她想起死去的人。如果她哭了，我们就成功了。”
他的小提琴和我的坚琴就同时奏出了节奏非常缓慢的曲子，哀伤得可以使人心酸落泪。
在蒙多尔郊区供人们散步的地方，有着一些被游客称做露天沙龙的场所，其实这不过是按梅花形栽植的、有着很大树荫的一丛丛老树。洗温泉浴的游客常爱到这些树荫底下消磨上几个小时。我们该怎样对这些游客演奏呢？这要看马西亚的研究观察的结果来决定。
有一个病人，忧伤地坐在树荫下的一张椅子上，他脸色苍白，目光呆滞，面颊下陷。我们决定先不要毫无顾忌地立刻走到他的面前去，应当谨慎，不能让他感到是我们把他从愁思中惊醒过来的。我们应当先在离他远远的地力演奏，而且要装出仿佛在专注地独自演奏的样子，其实我们一直在偷偷地注视着他。如果他抬起头来怒气冲冲地看我们，我们就走开；如果看去他在聆听我们的曲子，这就可以同他靠近了；最后，我们完全可以大胆地让卡比衔起它的圆木碗走过去，不必担心会被他一脚踢开。
尤其是在叽叽喳喳的小观众跟前，马西亚的演奏，每次都能结出最美好的果实。他的琴声能使站着不肯动的孩子跳舞；他一笑，能使嚷着嘴、怏怏不乐的小脸蛋象雨过天晴般地也绽出笑容。他是怎么搞的，我怎么知道呢？总而言之，他讨人喜欢，人家也爱他。
我们对这些温泉城市的远征，真正称得上是一个旗开得胜、战果辉煌的大胜仗，不算所有的开销，我们一下子挣得了六十八个法郎。
六十八法郎加上我们钱包里的一百四十六法郎，等于二百十四法郎。不该再耽搁了，应该马上取道于塞尔向夏凡侬进发，因为有人给我们说过，在于塞尔要举办一个牲口大集市。
一个牲口集市！这不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吗？我们终于能买一头我们经常念叨的出色的奶牛了。为了这头奶牛，我们真是一直把裤带勒紧到现在。
直到此时此刻，这还只是在我们做梦的时候才能出现的欢乐，这头奶牛也还只是一头我们想象中的最好的奶牛。它应该是白色的，这是马西亚的愿望；它应该是枣色的，这是我的愿望，因为我要纪念我们可怜的露赛特。它将是温顺的，一天能出好几大桶奶，这是我同马西亚共同的愿望。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多么迷人啊！
可是现在，应该把梦想变成现实，麻烦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怎样确有把握地去挑选一头真正具有一切优点的、值得我们为它从头到脚洗刷得干干净净并在它头上披红戴绿的出色的奶牛呢？这是个大问题，因为我不知道凭什么特征来识别一头好的奶牛，马西亚在这一点上，同我一样无知。
更加使我们发愁的是，自从我们的脑子里产生了买一头奶牛的美好念头以来，我们在客栈里听人讲过许多希奇的故事，只要说到马贩子或牛贩子，那就意味着是些诡计多端的骗子。留在我们记忆中的这些故事，经常使我们不寒而栗。有个故事说，一个乡巴佬在集市上买了一头奶牛，这头奶牛的尾巴比任何奶牛的尾巴都漂亮，它能自己甩到鼻子尖上赶苍蝇，这条尾巴的罕见的长度和它的灵活的特点，据说这是大家看到的。也算这个乡巴佬走运，他没有出高价就买下了这头与众不同的奶牛，他得意洋洋地把牛牵到了家里。第二天早上，他去牛栏一看，这头牛根本就没有尾巴，那条摆来摆去的挂在它后面的尾巴，原来是一条粘在它的断掉的尾巴残端上的、用女人发辫做成的假尾巴。还有个农民，买了头奶牛，牛角是假的。另外一个农民，当他想去挤刚买到手的奶牛的奶的时候，发现奶子是用气吹大的，因而一天一夜也挤不出两杯奶来。这些倒霉事可不要降到我们头上啊！
对付假尾巴，马西亚开始并不担心，他可以使劲去扯那些我们中意的奶牛的尾巴，如果那东西是假的，使上点劲，是不难扯下来的；对付吹起来的奶子，也有一种万无一失的办法，就是用一根又粗又长的针去刺穿它。
这两个办法也许是靠得住的，尤其是当真碰上的是假尾巴和假奶子的时候。然而它的尾巴要是真的呢？难道不怕它会往拉尾巴的人的头上或肚子上狠狠踢一蹶吗？用一根针往它肉里深扎进去的时候，难道它也不会照样用腿来这样一下子吗？
一想到它会撂蹶子，马西亚打消了原来的想法，我们又没了主意。要是给巴伯兰妈妈送去的是一头不出奶的、或者是没有角的奶牛的话，那岂不是太可怕了吗？
在我们听到的故事中，有一个故事讲到兽医，他在这个故事中，扮演了一个很厉害的角色，起码对牛贩子来说是这样。如果我们请一位兽医来帮忙，我们可能要化笔钱，但应该说这是一笔值得化的放心钱。
在一筹莫展的当儿，我们便拿定了这个主意，这个主意从各方面来说，都是最明智的。于是，我们又欢欢喜喜地继续赶路。
从蒙多尔到于塞尔的路程不算远，路上只花了两天的时间，清晨以前就到于塞尔了。
到了于塞尔，可以说如同到了我的家乡一样。就是在这里，我第一次在观众面前扮演了《心里美先生的仆人》、也就是《两个中最蠢的未必是你认定的那一个》这出戏里的角色；也是在于塞尔，维泰利斯给我买了第一双皮鞋，那钉了鞋钉的皮鞋曾使我感到莫大的欢乐。
可怜的心里美！这个穿着红色制服的英国将军，它已经不在了。泽比诺和可爱的道勒斯也不在了。
可怜的维泰利斯！我失去了一个这样好的师傅，再也看不见他昂首挺胸走在路上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气概了；也再看不见他一面走路一面用短笛的尖声吹奏华尔兹舞曲、双臂和双腿按笛声节拍走步时那种具有音乐吸引力的形象了。
我们原来是六个，现在只有两个还活着，那就是卡比和我，这使我在进入于塞尔的时候心情非常忧郁，这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感情。在每条街的街口，我总以为马上就要看见维泰利斯的毡帽了，总以为马上要听到他的那声我已经听了无数次的召唤：“往前走！”
幸好那家旧货商店还在老地方，我说的就是维泰利斯为了把我打扮成江湖小艺人而带我去过的那家旧货店，它驱散了我的哀愁。当我从它滑不唧溜的三级台阶走下去的时候，发现它仍然是我见过的那副老样子，门口摆动着的仍然是我十分羡慕的那件镶金边的衣服，橱窗里陈列的仍然是那些旧枪和旧灯。
我很想找到我第一次扮演心里美先生的仆人，也就是扮演那两个中最蠢的那一个时的演出场地，卡比把它认出来了，它摇晃着尾巴。
将行李和乐器放在我曾和维泰利斯一起住过的旅店后，我们就开始去寻找兽医。
兽医听了我们的请求后。冲着我们哈哈地笑了起来。
“当地可没有受过训练的奶牛啊！”他说。
“我们要的不是会要把戏的奶牛，而是一头出奶又多又好的奶牛。”
“要一头有真尾巴的。”马西亚说。只要一想到那条粘上去的尾巴，他就格外担心。
“总之，兽医先生，我们是来恳求您，用您的学问帮我们识别真假，免得上牛贩子的当。”
我讲这话的时候，极力模仿维泰利斯那种自敬自重的神态。为了获得人们对他的尊重，他总是这样做的。
“见鬼，你们干吗要买一头奶牛呢？”兽医问。
我简单地向他解释了要买奶牛的原因。
“你们是好孩子，”他说，“我明天一早就陪你们去集市，我答应你们，我不会给你们挑选有假尾巴的奶牛。”
“牛角也不会是假的吧？”马西亚说。
“也不会有假角。”
“奶子也不会是吹起来的？”
“当然是一头漂亮的好奶牛，但要买这样的奶牛，就得付得起钱，对吗？”
我没有回答，解开了包着我们家当的手帕。
“太好了，明天早上七点来找我吧。”
“我们该给您多少报酬呢，兽医先生？”
“什么也不要。象你们这样的好孩子，难道我能拿你们的钱吗？”
我不知道怎样来感谢这样一位好人，但马西亚却有了主意。
“先生，您喜欢音乐吗？”他问道。
“非常喜欢，我的孩子。”
“您晚上睡得早吗？”
问得真是离题万里，但兽医还是和气地回答说：
“敲过九点。”
“谢谢，先生，明天早上七点钟见。”
我明白了马西亚的意思。
“你是想给兽医来一场音乐会吧？”
“正是这样。当他要睡觉的时候，给他演奏一首小夜曲，这是给可爱的人听的。”
“你的想法真好，回旅店去准备我们音乐会的节目吧。别人付钱的时候，演好演坏我们可以不介意，但这是我们自己在付钱，就该尽量准备得好一点。”
九点还差二、三分钟的时候，马西亚拿着小提琴，我拿着竖琴，我们来到兽医家的门口。街上很暗，因为月亮要过九点才能升起来，而人们又认为这时候还用不着就点上街灯。店铺都已经关门，街上行人稀少。
九点敲第一响的时候，我们开始演奏。在这条狭窄、寂静的小街里，我们的琴声象在音响最好的大厅里回响。窗户都打开了，我们看见戴着睡帽、包着头巾和方围巾的脑袋探出窗口。人们从一个窗口到另一个窗口在惊异地相互询问。
我们的朋友兽医先生住在一幢有着一个很好看的墙角塔的房子里，这个凸出的墙角塔上的一扇窗户打开了，他探下身子看看谁在演奏。
他大概认出了我们并且明白了我们的心意，他打着手势，让我们停止演奏。
“我来给你们开门，”他说，“你们到花园里来演奏吧。”
门几乎立即为我们打开了。
“你们真是好孩子，”他说着，和我们热烈地握了握手，“可是你们也太冒失了，你们一点也没有想到警察会因为你们深夜在公共街道上喧闹而拘留你们吗？”
我们的音乐会在花园里重新开始，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小花园，我们在一个由攀援植物覆盖的绿席下演奏。
兽医早已成家，眼下有好几个儿女，我们的周围马上有了一群听众。绿廊下点起了蜡烛，我们一直演奏到十点钟。一曲奏完，掌声四起，接着又要求我们演奏另一首曲子。
如果不是兽医送我们出门，我相信孩子们会要求我们演奏一个通宵的。
“让他们回去睡觉吧，”他说，“他们明天早上七点还要到这里来呢。”
不给我们吃一顿令人愉快的夜宵，他是不会放我们走的。为了表示感谢，卡比又表演了几个滑稽可笑的节目，这下可把孩子们逗乐了。我们走的时候，差不多是半夜了。
于塞尔这座城市在夜里是那样的静谧，可一到第二天早上却变得车水马龙，喧闹异常。天还没亮，我们在房间里就听见大车不停地滚过街面的声音，里面夹杂着马的嘶鸣、奶牛的嗷叫、羊群的咩咩声和赶集农民的叫喊声。
我们下楼一看，旅店院子里已经挤满了一辆辆大车。穿着节日盛装的农民从刚到的车上跳下来，然后把自己的女人抱到地上。男人们都抖动一下身体，拍拍身上的尘土，女人们一个个忙着把自己的裙子拉平。
街上，一股人流朝集市的方向涌去。因为时间还早，才六点，我们想先去集市看看已经叫人赶到那里的上市的奶牛。
啊，奶牛真是漂亮！有各种颜色和各种大小的；有肥的，也有瘦的；有的和牛犊在一起，有的奶子拖到地上，因为里面胀满了奶。集市上，还有马在嘶鸣，母马在舔着马驹，肥猪在用尖嘴拱地，乳猪在嚎叫，好象有人在活剥它们的皮似的。有鸡，有羊，也有鹅。但这与我们毫不相干！我们的眼睛只盯着奶牛瞧个没完，这些奶牛在我们的审视下眨巴着眼皮，慢吞吞地移动着它们的下颌，反刍它们夜间所吃的草料，根本没有想到它们将再也吃不上饲养过它们的牧场上的鲜草了。
逛了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发现有十七头奶牛完全合我们的心意。这头有这样的优点，那头又有另外的长处；其中三头因为是枣色的，两头又因为是白色的，这就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我和马西亚之间的争论。
七点钟的时候，我们找到了在等候我们的兽医，和他一起又回到集市，重新又向他解释了一遍我们要买的是什么样的奶牛。
这些要求归结起来共两句话：出奶要多，吃料要少。
“这一头大概是不错的。”马西亚指着一头白色奶牛说。
“我想那一头更好。”我指着那头枣色的说。
兽医说服我们既不选这一头，也不选那一头，而是走向第三头奶牛。这是一头小奶牛，细长的腿，毛色发红，耳朵和面颊是棕色的，眼睛周围是黑色的，围着鼻央有一道白围。
“这是一头罗埃格地区的奶牛，正是你们要的那种。”兽医说。
有一个瘦个子农民用缰绳牵着它，兽医问他这头奶牛要卖多少钱。
“三百法郎。”
这头机灵、漂亮、神态狡黠的小奶牛早已征服了我们的心，可是一听这价钱我们又大为丧气。
三百法郎！我们买不起。我向兽医暗示，表示我们应该另选一头，兽医也向我暗示，相反，他认为我们应该坚持还价。
于是一场讨价还价的争论开始了。兽医提出一百五十法郎，农民只肯减十法郎。兽医又加到一百七十法郎，农民再减到二百八十法郎。
这场争论终于到了无法再进行下去的地步，兽医就不再出价，却更走近些去仔细地观察这头奶牛，他认为牛的腿太细，脖子太短，角太长，胸部不发达，奶子也长得不好。
农民回答说，既然我们这么懂行，他情愿以二百五十法郎卖给我们，好让这头奶牛碰上一个合适的主人。
这么一来，马西亚和我又感到害怕了，我们两人都以为这是头不中用的奶牛。
“我们去看看别的吧。”我说。
农民一听这话，极力留住我们，又减了十个法郎。
减来减去，最终减到二百一十法郎，他不肯再让了。
兽医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让我们明白他刚才说的都不是真话。这头奶牛实实在在是头良种奶牛，但二百一十法郎，对我们来说是个大数目。
这时，马西亚转到牛屁股后面，在尾巴上拔了一根长毛，奶牛撂了他一蹶子。
这下我就拿定了主意。
“好吧，就二百一十法郎。”我说，以为这就完事了。
我伸过手去接牛缰绳，农民不让。
“我老婆的礼钱呢？”他说。
我们又开始了新的讨价还价，最终同意给二十个苏作为他老婆的礼钱。这时我口袋里只有三个法郎了。
等我再次伸过手去的时候，农民又抓住了我的手，就象我是他的老朋友似的紧紧地握着。
对了，既然我是他的老朋友，就不该忘记给他女儿一点酒钱。
他女儿的酒钱又让我们付出十个苏。
当我第三次伸手去接牛缰绳的时候，我这位农民老朋友又挡住了我。
“你带笼头了吗？”他问我，“我只卖奶牛，不卖笼头。”
因为我是他的朋友了，他愿意以三十个苏把笼头让给我，这不算贵。
必须有副笼头才能牵走我们的奶牛呀，我只得又舍掉三十个苏。最后一算，我们只剩二十个苏了。
我于是数了二百一十三法郎。又第四次把手伸过去。
“你的牛缰绳呢？”农民问，“我卖给你笼头，可没有卖给你牛缓绳呀！”
牛缰绳值二十个苏，这是我们仅有的二十个苏了。
我们付了钱，奶牛才和笼头、牛缰绳一并到了我们的手里。
我们有了一头奶牛，但一个苏都不剩了，已没有钱去养活它，也已没有钱养活我们自己。
“我们去干活，”马西亚说，“咖啡馆里满是人，只要我们分头各去各的，那么每一家咖啡馆都能去到了，今晚我们就会有一笔可观的收入。”
我们把奶牛牢牢拴在旅店的牛栏里，紧紧地打了好几个结，然后就分头去干活。到了晚上在清点当天进帐的时候，我发现马西亚挣了四法郎五十生丁，我挣了三法郎。
一共是七法郎五十生丁，我们又有了钱。
但是，这七法郎五十生丁带来的快乐，和我们付出二百一十四法郎买头奶牛所得到的快乐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决定让旅店厨房里的女工给奶牛挤奶，我们喝着牛奶当晚餐，我们从未喝过这样鲜美的牛奶。马西亚声称，这奶是甜的，还有一股橙花精露酒的芬芳味儿，就跟他在医院里喝过的一样，但味道还要好得多。
我们兴高采烈，在我们奶牛的黑鼻子上吻了又吻。说不定它是懂得这种爱抚的，因此它也用粗糙的舌头舔我们的面颊。
“你看它吻我们呢！”马西亚快乐地叫起来。
要理解我们和奶牛相互亲吻时所感受到的幸福，就应该记得无论是我或马西亚，都没有享受过这样的爱吻。我们的命运和那些被溺爱的孩子不同，他们对母亲的爱抚都已感到腻烦，而我们俩却多么巴望着能得到爱抚！
第二天早上太阳一出，我们就立即上路奔向夏凡侬。
我多么感激马西亚给我的帮助，要是没有他，我是怎么也积攒不起二百一十四法郎这笔巨款的。为了让他高兴，我让他牵着牛缰绳走在前面，我自己跟在奶牛的后面。他确实为此感到兴高采烈，以致根本没有察觉到我的这番用意。我看到他这样高兴，也就感到心满意足，甚至比他还要高兴。直到走出城门后，我才走到他身旁，这既是为了能象往常一样和他聊天，更因为是想再仔细地看看我的奶牛，我实在从未见过这样漂亮的奶牛。
它的气派确实不凡，走起路来步子慢腾腾的，身子一摇一摆，神气活现，俨然是一头意识到自己身价的牲口。
现在，我用不着象离开巴黎时那样时常查看地图了。我知道要去的地方，尽管我跟着维泰利斯离乡背井已有好几年光景，但是我能找到路上所有高低不平的标记。
为了不使我们的奶牛过于疲乏，也为了到达夏凡侬时天色不至于太晚，我的打算是赶到我和维泰利斯一起流浪时度过第一个夜晚的那个村子，再在那堆我躺过的干草上过夜。那个可怕的夜晚，善良的卡比看着我愁肠百结，就躺到我身边，把爪子放在我手上，似乎对我说，它是我的知心朋友。啊，我真想再躺进这堆干草里过上一夜，然后在第二天一早，我们再从那里出发，这就可以早早赶到巴伯兰妈妈的家里了。
但是，一直对我们怀有好感的命运，开始同我们作对了，它改变了我们的安排。
我们已经计划好，要把一天的行程分做两段，中间停下来吃午饭；这个想法主要是为了我们的奶牛，我们想让它中间停歇一下，吃餐午饭，也就是说，放它去吃一点路上沟边的嫩草。
将近十点钟，我们找到一处地方，那儿有着又绿又密的好草。我们于是放下小包裹，把奶牛牵到沟边去。
我开头想把缰绳牵在手里，但它显得那样的老实温顺，那样专心致志地吃着青草，我于是把缰绳绕在它的角上，坐在一旁吃我的面包。
我们自然比奶牛先吃完。我们对它欣赏了好一阵以后，便不知道再该干些什么，于是我们就开始玩打弹子。别以为我们是两个老成古板的只知道挣钱的小老头。如果说我们的生活和同年龄孩子的正常生活毫不相同的话，但我们也不缺少青少年的爱好和玩玩各种游戏的念头，也就是说，我们也爱玩别的孩子们爱玩的游戏，而且没有一天我们会放过象玩打弹子、踢球或者玩跳背游戏这样的机会的。马西亚会时常莫名其妙地突然对我说：“我们玩一会儿吗？”于是我们便把小包裹随手一丢，放下乐器，在路上玩起来。不止一次，要不是我有块表提醒我时间的话，我们会一直玩到天黑的。这块表同样也告诉我，我是这支队伍的首领，我们应该干活，应该挣钱谋生。于是，我又把竖琴的背带套在疼痛的肩上，说：往前走！
我们玩够了，牛却还没有吃完。当它看见我们朝它走去的时候，它大口大口地用舌头卷着青草，好象在对我们说它还没有吃饱。
“等它一会儿吧。”马西亚说。
“你难道不知道一头奶牛会这么吃一天吗？”
“稍微懂一点。”
我们等着，用手从地上提起了背包和乐器。
“我给它用短号吹一首曲子怎样？”马西亚说，他很难老老实实地待一会儿，“加索马戏团有一头奶牛，很喜欢听音乐。”
马西亚没再问我，就开始吹起阅兵进行曲。
我们的奶牛一听到头几个音符就抬起了头；然后不等我扑过去抓住牛犄角上的绳子，它就突然奔驰起来。
我们赶紧跟在它后面没命的追。我大声叫卡比拦住奶牛。可是，谁也不可能样样都精通。一条牧狗应该是赶到奶牛的正面去阻止它，而我们的卡比虽然聪明，它却扑过去在后面咬牛的腿。
因为事情正好相反，就当然拦不住它。我们只好继续拼命追赶，奶牛在前，我们在后。
在追赶着的时候，我把马西亚叫成“大笨蛋！”马西亚也不期望我会对他说出什么好话，气喘吁吁地向我喊道：“你揍我吧！我该挨揍。”
我们刚才是在一个大村子前差不多两公里的地方休息和吃饭的，我们的奶牛正是朝这个村子奔去。它自然比我们先到那里，因为路是笔直的，尽管有段距离，我们还是能看见一群人挡住了它的去路，并把它逮住了。
我们稍稍放慢了速度，奶牛不会丢了，只要向那些拦住它不再跑远的好人声明一下，他们就会将奶牛还给我们。
我们越往前跑，围住我们奶牛的人也越多。当我们终于跑到奶牛跟前的时候，差不多有二十来个男男女女和孩子，他们看着我们过来了，便议论纷纷起来。
我以为只要说一声奶牛是我的就行了。可是他们不但不给我奶牛，反而把我们围起来，提了一连串的问题：“你们是从哪儿来的？你们的奶牛是哪儿弄来的？”
我们的回答很简单，也很容易，但说服不了这群人，有两三个人还高声喊叫，说从我们手里跑掉的奶牛是偷来的，应该把我们扔进监狱，等把事情弄清楚再说。
一提起监狱，不禁使我不寒而栗，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脸色发白，嘴里结结巴巴，加上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实在难以为自己辩白了。
就在这时候，来了一个宪兵，人们三言两语向他讲述了我们的事由。因为事情对他来说好象并不清楚，他宣布要扣下我们的奶牛，把我们送往监狱，再看事情的结果。
我想抗议，马西亚也想说话，但宪兵强令我们安静。我想起了维泰利斯与图卢兹的警察争论的场面，就让马西亚不要吱声，跟着宪兵先生走就是了。
全村的人都跟着我们来到镇政府，那里也是监狱的所在地。人们包围我们，推挤我们，殴打并辱骂我们。我想如果没有宪兵的保护，他们会用石头来砸死我们的，就象我们是两个无恶不作的大罪犯、杀人放火犯似的。然而，我们什么罪过也没有，可是，人们往往都是这样的，他们喜欢野蛮地捉弄那些不幸者，甚至不知道这些不幸的人干了些什么，是有罪还是无辜。
来到监狱，我产生过一线希望：镇政府的门卫，他同时又是狱卒和乡村警察，开始不愿意接收我们。我想这是个大好人。但既然宪兵硬要他接收，他当然只好让步。他从我们面前走过去，打开一扇从外面用一把大锁和两道插销关牢的门，我于是看清了他为什么不便接收我们的原因：原来他把他储藏的洋葱头晾干在监狱的地板上。我们被搜了身，钱、小刀和火柴都被没收了。就在这时候，狱卒也已经把他所有的洋葱头很快地收拢到一个角落里。宪兵于是把我们扔进监狱，铁门又在我们身后哐铛一声关上了，那声音可真叫人害怕。
我们就这样进了监狱。要关多长时间呢？
我正在寻思这个问题的时候，马西亚挨到我跟前，耷拉着脑袋。
“接我吧！”他说，“揍我的头吧！我干的蠢事，随便你怎么揍也不过分。”
“你做了蠢事，我当时让你去这样做，我和你一样蠢。”
“你最好还是揍我一顿，这样我就不会太难过了。我们可怜的奶牛，王子的奶牛啊！”
他哭了起来。
现在轮到我来安慰他了。我给他解释说，我们的处境不会太严重，我们什么也没干，不难证明我们的奶牛是买来的，于塞尔的兽医不就是我们的证人吗？
“如果有人指控我们买奶牛的钱是偷的，我们又怎样证明是自己挣的呢？你知道，一个不幸的人可能会被看成无恶不作的。”
马西亚的话是有道理的，人们对待不幸者的冷酷，我是知道得太清楚了。一路把我们送到监狱的那些人的大喊大叫，还不足以证明这一点吗？
“还有，”马西亚继续哭着说，“即使我们能出监狱，即使还给我们奶牛，我们就一定能找到巴伯兰妈妈吗？”
“我们为什么会找不到她呢？”
“你离开她已经很久，她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心里害怕得发抖。巴伯兰妈妈真可能已经死了，尽管我还没有达到很容易想到人是要死的这样的年龄，但我凭自己的经验知道，我可能失去我所爱的人。我不是已经失去维泰利斯了吗？怎么我就想不到这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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