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业彼业，善业恶业，是耶非耶，皆非我业！
——还要补充说明一下：小男生、小女生就喜欢“随缘”这类词，其实这个词可不是在讲男女关系，是讲宇宙世界的因果关系。
佛早已从原本的“觉悟之人”变成了神通广大的神仙了，回头再看看，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么多东西都在变啊，而应“变”之道也是有的，至少我觉得“溯本求源”就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可靠的中医和不可靠的风水
从儒家思想之变谈到其他之变，索性再扯远一点儿，毕竟应“变”之道实在是一项重要的历史方法啊。
最近有两种属于传统文化的东西争议很大，一个是中医，一个是风水。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实在是很有喻意的，因为它们分别是两种截然相反之“变”的两个代表。
“三个代表”早已经深入人心了，我现在谈谈两个代表。
对于中医和风水，我全没做过周密的科学研究——我没那两下子，所以下面说的内容仅仅属于个人感受，而不涉及科学实证。
很多东西都在与时俱进，中医也不例外，不管别人怎么批评它，我觉得从历史上来看中医的发展脉络，它是有主心骨的。举个通俗的例子，我上火了，怎么办？按中医的办法，去火呗。怎么去火？简单点儿，吃些苦东西就行了，比如苦瓜，还有莲子芯。好，上火就去火，苦东西可以去火，这两点，古代这样，现在还这样，所不同的，可能是古代你是直接吃苦瓜，喝莲子芯泡的水，现代呢，人们把苦瓜和莲子芯做成了胶囊，让你吃起来方便了，不觉得苦了。但是，无论如何，你吃下去的也还是苦瓜和莲子芯的成分，不会说时代变了，苦瓜太老土了，现在流行花生米，所以你上火了中医让你多吃炸花生米。
从这点上来说，我就觉得中医还是有一套的，如果以后进步了，发明了什么仪器，能把号脉这种事情搞得有量化指标了，那就很厉害了。
可风水就不同，这门学问从源头到现在千变万化，没有主心骨，是那种典型的“时代呼唤什么，它就应运而生什么”。当然，一门学问会发展，会吸纳新东西，这都不错，可如果没有主心骨，那就很让人怀疑了。就好像说，我们现在改革开放，从完全的计划经济到开始引入市场经济，我们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这就属于发展、吸纳式的进步，是没有问题的，可你要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奴隶制”，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吧？可风水学的发展还真就是这个样子。现在迷信风水的人多，我就借着讲“溯本求源”之机顺便把这个问题多说几句。我这也是给大家介绍一种历史方法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之道——当你对一种东西搞不清楚，这东西又玄忽到没有实证结论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不妨去了解一下它的来龙去脉，摸摸它的老底。
好，现在我们就请出一位高人，半仙，风水大师，来讲话了——
高人谈风水？！
咱们先看看这个高人是谁！
呵呵，不是别人，正是我熊半仙哈！
不是我不谦虚，实在是现在高人遍地，多我一个也不嫌多哈。
搞风水的人，派别极多，熊半仙是杨公形势派的。我们这一派呢，先简单介绍一下。
杨公名叫杨筠松，唐朝人，是阳宅风水的第一人。
什么叫阳宅？
阳宅就是活人住的房子。
看风水分两种：阳宅和阴宅，也就是活人的房子和死人的坟。
对家族命运影响最大的是阴宅，我们常听说谁谁发达了，别人就说他“祖坟好”，或者“祖坟冒青烟了”，意思就是他家的阴宅风水好。所以，在古代，你要是和谁过不去，想害他，最狠的招就是挖人家的祖坟！把人家好风水的祖坟给破坏了，就能把这家人以后世世代代的好运全给斩断了。
李自成起义的时候，官军曾打到他的老家，郑重其事地举行仪式，把李自成家的祖坟给刨了，据说从坟里跑出个七寸长的小白蛇，这蛇才一露头就也被杀了，没能成龙。结果，李自成虽然打下了北京，可也没做几天皇帝就死了。
这，就是阴宅的作用哈！
现在一些地方官和大款一花钱就是几十万、上百万地修祖坟，就是这个道理。
但古人从来没有说为了断仇人的好运而去扒人家房子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呵呵，这说明对人的命运起重大影响的风水，其实是阴宅而不是阳宅。
所以，各位啊，要想靠风水来求好运好命，还得多在祖坟上下功夫。祖坟风水给人生、给家族带来的命运影响力，至少要占风水全部作用的百分之八十，另外的百分之二十才是阳宅的影响。
阳宅的风水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形势派的风水学，全部重点就是五个字：龙、穴、水、向、砂。
大致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选址。
看这里大家常问什么家里的户型啊，楼层啊，卧室门对着厨房门啊，我严肃地告诉大家，纯正的风水学根本不讲究这些，因为这实在太鸡毛蒜皮了。
上面已经说过，风水对人命运的影响里，阴宅至少占了百分之八十，那阳宅再怎么好，也不过是在那百分之二十里头折腾罢了，所以更要抓重点才行。这个重点，就是选址。
打个比方，你想寻求好的发展，找我熊半仙出主意。我就走啊走，世界各地走了一圈，发现纽约不错，很适合人发展，充满机会，于是我说，你去纽约吧。——大家注意，我找“纽约”的过程，就是风水术语里的“寻龙”。
寻完龙，要点穴。我又花了很大功夫，在纽约曼哈顿发现了一个地方，不错，建议给你。——我找“曼哈顿”就是风水术语里的“点穴”。
怎么样，我说得够通俗吧？
不像有些大师满嘴术语，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听不懂，装高深。
然后，你在我的建议下，到了纽约曼哈顿，没几年就成美国总统了——当然，这还离不开你自己的努力，我这个风水师的作用，就是建议给你“纽约曼哈顿”这个位置。
同样一个人，生活在纽约曼哈顿还是生活在中国一个偏远农村，命运当然不会一样，甚至相差悬殊。
所以，本事大的风水师就会给你找到“纽约曼哈顿”这样的风水宝地；中流的风水师可能给你找个中国小城市，骗人的风水师可能就把你给领到埃塞俄比亚饥民堆里去了。
当然，你说在埃塞俄比亚饥民堆里你是不是也有机会显赫出来？当然有机会，这靠你自己，风水不是绝对的，但无疑，这里的起点、平台，要比纽约曼哈顿低得多了，你成功的难度也就大得多了。
那么，我给你指出了纽约曼哈顿这个“穴”了，你到底是要在那里做律师啊，还是做医生啊，还是做工程师啊，这些东西虽然对你以后的命运仍然有不小的作用，比如年薪会有些差异，发展会有好有坏，但我已经不关心了，因为我只给你解决大问题。
你再想想，如果把你弄到埃塞俄比亚饥民堆里，你就是想做裁缝也好，想做木匠也好，能有多大区别呢？
所以说，室内格局之类的风水，就是我根本不去关心的小问题，就是“到底是要在那里做律师啊，还是做医生啊，还是做工程师啊”这一类的问题。你如果已经落脚在埃塞俄比亚了，我就是告诉你你应该去做律师，你哪里有机会去做啊？！
所以，室内风水，虽然也多少有些讲究，但充其量也不过在阳宅风水的百分之二十里占到百分之二罢了。
那各位一定会问，既然又是百分之二十，又是百分之二，那为什么现在这么多风水先生都搞这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二呢？
答案很简单：时代变了，风水先生也要与时俱进啊！大多数死人都只能烧骨灰进公墓了，看阴宅没市场了。那看阳宅呢，古人可以“择地而居”，现代人有几个能这样啊？我给你选了上海一块地建议你盖房，可你才好不容易在北京找了份工作，你说你要哪头啊？而且也没人能“盖房”了，都是盖好的商品房你去挑，挑选余地就那么大。你要是已经买好了房子再请我去看风水，我那套古代大师的风水精华“龙、穴、水、向、砂”一点派不上用场哈！我说你这房子大坐标就错了，那你还能把房子退给开发商啊？
所以，现代的风水先生要想从平民百姓身上挣钱，也就大约只有看看室内风水格局这一条路了。这些东西啊，反正对人生命运，充其量就百分之二的影响，呵呵，我才不在乎呢。当然，有些是属于居住的环境科学，比如床头别放马桶，啊，你问为什么啊，虽然我也能拿一套你听不懂的术语五迷三道一番，但其实道理谁都明白——臭啊！
还有人说，房子要和住房子的人的生辰八字啊、属相啊要合才行；还有一种流行说法，说风水宝地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住，因为你还得有足够的“福分”来受用这个宝地才行，如果“福分”不够，反而有害。我这里严肃地告诉大家：这样的说法和风水学的原理是大大违背的！
风水学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长治久安。
什么叫长治久安？就是说，我选定了阴宅了，这个地方世时代代都不挪动了，阳宅也是一样。大家想啊，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个房子只是一个人住，就说八字要合，说福分要够，也还能够理解，可房子是要世世代代住下去的，古代的大宅子里更是几十人、上百人住在一起啊，多少代人都要在里面延续下去啊，每个人的八字、属相、福分都能合于房子的风水吗？怎么可能！
——好了，谈完了理论就该分析案例了，我给大家讲一个我做风水先生的时候亲自策划的一个完美案例。案例很有趣，大家也可以借此放松一下，这个案例就是——
完美八字风水买房记
张三的母亲在临终的时候一再叮嘱张三，一定要找个八字合适、面相合适、一切也都合适的媳妇，要不，她会死不瞑目。
然后，母亲死了，张三就一个人了，他牢记母亲的叮嘱，花了十年时间，终于找了一个八字完美般配的媳妇。
为什么要十年那么久呢？
因为，他不仅让一位有名的算命先生排了八字，还请一位测字大师测了双方的名字，又请麻衣神相看了相，还有摸骨啊、五行八卦啊，紫微斗数啊、金钱卦啊、八卦阵啊什么的。结果呢，八字合适吧，名字合不上；名字合适吧，面相合不上，就这样折腾了十年，终于，这些算命先生、看相的、摸骨的等等，一致通过了一个女人。
就这样，张三历尽辛苦，终于找到了他完美般配的伴侣！
张三两口子完美般配地生活了一段，想要个孩子了，于是，紫微斗数啊、测字的啊又都被张三请来了，算出了孩子的最佳生产时间，也给孩子起了一个大吉大利的名字。
儿子在最合适的时间剖腹产下来了，取名张牙舞。
张三吸取自身教训，在儿子刚出生那天就给他物色媳妇了。这个媳妇比张三自己的媳妇还难找，因为她的生辰八字等等不但要照顾到和张牙舞般配，还得照顾到张三两口子才行啊，因为，以后毕竟是要生活在一起的啊。
在张牙舞二十三岁那年，这位完美媳妇终于找到了。
于是，张牙舞结婚了，大喜事啊，可这个时候，又出现新问题了。
这个新问题就是——
要买房！
买房就要找风水先生。可张三一打听，这风水学啊，流派纷纭，各立山头，谁都有理，谁还都说别人没理。同一处房子给八个风水先生看能得出八个结论来！
还别说大的，就拿一个小镜子来说吧。张三要把屋里的镜子朝东摆，甲派风水先生说：“不行！镜子朝东，越过越空！”
张三听劝，把镜子改朝西了，可乙派风水先生说：“不行！镜子朝西，败坏根基！”
张三听劝，把镜子改朝南了，可丙派风水先生说：“不行！镜子朝南，越过越难！”
张三听劝，把镜子改朝北了，可丁派风水先生说：“不行！镜子朝北，散财如水！”
张三一看，合着东西南北全不行啊！一生气，把镜子挂房顶了，朝下。可辰派风水先生说：“不行！镜子朝下，天天打架！”
张三把镜子摆地上了，朝上，可巳派风水先生说：“不行！镜子朝上，家业不旺！”
张三一看，这可怎么好啊，算了，干脆屋里不要镜子了，想照的时候就撒泡尿自己照照吧！可就在张三要把镜子砸了的时候，午派风水先生又说了：“不行！镜子没有，人不如狗！”
——靠！这可怎么办呢？到底听谁的呢？
要换别人，一定没办法了。
可张三就是牛，他有办法！
他花了十二年时间，终于找到了一个和自己、和老伴儿、和儿子、和儿媳妇八字、面相、名字等等都合的著名风水大师，好，就听他的了！
——这位大师不是别人，嘿嘿，就是我熊半仙！
我是杨公嫡传的形势派风水大师哈！（反正也没人知道真假！）
熊半仙准备给张三一家看房子去了。
但是，熊半仙告诉张三，说风水分为两种，阴宅和阳宅——阴宅是坟墓，阳宅是住房。只看阳宅意义不大哈，对家族命运最有影响的其实是阴宅！
张三对熊半仙言听计从，于是，看阴宅！
张三的老妈妈啊，唉，骨灰盒安放在公墓的带格子的墙壁里了。熊半仙恼了：“这哪行啊？！还不快取出来！”
张三把妈妈的骨灰盒取了出来，熊半仙另外给找地方给安葬。这一找就是十年！
这十年间，熊半仙拿着他们张家的钱在世界各地旅游和购物哈，到巴黎买了LV的包，到意大利找老阿玛尼给设计了一身衣服，又到拉斯维加斯豪赌，到日本红灯区洗雪国耻，连南极都玩过了两遍哈！还在北极勾搭了两只娇艳迷人的北极熊回来！
张三急了，直催熊半仙。熊半仙拿出一本古书，理直气壮地说：“看见没有，我是认真负责的哈，古代大师的名著里说的，三年寻龙，十年点穴，这是很花工夫的哈！”
终于，第十五年上，张三家的阴宅完成了，张三妈妈的骨灰盒被隆重地安葬在萨尔茨堡的一座小教堂的附近，据说莫扎特还曾经在那里演出过！
好，该回过头来选阳宅了。可是，这个时候，正赶上房地产翻番地往上涨价啊！
那也没辙，还是得买房子住啊！
这可难挑了！四口之家啊，这生辰八字阴阳五行这么一算，张三合适吧，张牙舞就不合适，张三老伴儿合适了吧，张牙舞的媳妇又不合适，反正，没有一个地方是四个人都能合适的！
这可把我熊半仙难为死了！
又花了八年时间啊，终于找到一处最接近合适的房子了。
为什么说“最接近合适”呢？
是因为这房子对张三老两口和张牙舞的八字等等都是完美般配，只和张牙舞的媳妇一个人不般配。
于是，我熊半仙就劝张牙舞，干脆离婚算了，这房子你们仨住，最合适不过！
可张牙舞不干，说他和他媳妇八字等等全合，不可能离婚，再说，都熬到现在了，人都快六十了，再婚也不容易啊。唉，就为了等这个房子都没敢要孩子，怕孩子不是在般配的风水地方怀的！
唉，难啊，这可怎么办呢？
到底还得说我熊半仙啊，有办法！
对！有办法！
最后，熊半仙从张家四口人的八字、属相、面相、名字、骨相等等，用了紫微斗术、麻衣神相、奇门遁甲等等不下二十种古术来参合风水秘法哈，勾画出了一个完美般配的房子的蓝图，地点也选定了，格局也设计了，连建筑图纸都画了，然后让张家照这蓝图去自己施工，最后还叮嘱说：找施工队一定要找和家里四口人八字都相合的！
年迈苍苍的张三捧着熊半仙的图纸，看了半天，终于哭了出来：“我要是真把故宫拆了盖新房，我怕中国人民不答应啊！”
——呵呵，案例讲完，大家可以仔细捉摸一下风水学的这个特点：为了顺应时代的呼唤，它可以连最基本的原则都不顾了。这一点，就是它和中医的最根本的不同。
风水学本来还真是门科学，被后人越弄越走样，再加上各种神秘元素往里一掺和，让人觉得这东西神奇无比，油然而生了敬畏之心。其实呢，有很多东西都和风水学似的，就是一只黔之驴。当我们遇到黔之驴的时候，是深入了解它才好呢，还是深深敬畏它才好呢？
上面说了这么多，都围绕着一个“变”字。“变”有可喜的，也有可怕的，另外，相应的也有种种“不变”，同样也有可喜的，也有可怕的。关于“不变”，推荐有兴趣的人去看一本老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和大革命》，我就不谈了，要不就越扯越远了。
“永不加赋”不是善政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
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
王曰：“王政可得闻与？”
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
王曰：“善哉言乎！”
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
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甫，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齐宣王问孟子说：“人家都说让我把明堂给拆了。你说我是拆呢，还是不拆？”
——明堂是个什么东西，先得解释解释。这是当年周天子东巡的时候盖的接见诸侯的一处场所。现在齐宣王问出这话，背后的意思是：天下已经是诸侯各自为政了，周天子也不会再出巡了，明堂也用不着了。有人可能会问：“那齐宣王留着自己用呗。”可是，按照规矩，这明堂还只能天子待着，别人不能用。所以，这么一个干占地方不能用的建筑，是不是干脆拆了算了？
要放在现在，那肯定拆不得，到底是文物啊，更是块发展旅游的招牌。可齐宣王缺乏经济头脑，别人一说，他也觉得是这么回事。而且，拆明堂很可能还有个不好明说的意思——把周天子的标志物给拆了，别在这儿碍眼。这齐国是我齐王最大！
这里提到的明堂，据说到汉朝的时候遗址还在。这会儿齐宣王到底还是难下决心，因为把明堂一拆，就意味着公然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
如果齐宣王问的是孔子，孔子非跟他急。孔子连“八佾舞于庭”都“是可忍孰不可忍”，何况是拆明堂。可毕竟两百年过去，时代不同了，周天子再也没希望扶得起来了，就当没这个人好了。孟子会怎么回答呢？回答说“拆就拆吧，拿废砖瓦还能盖几个公用厕所，也算造福大众”？这不大像大儒说的话。以儒家的传统来看，“不拆”似乎是个比较合理的回答。
可孟子来了一句妙答：“这明堂是天下圣王的殿堂，大王如果要行仁政的话，就留着这东西算了。”
这个回答，首先是建议不拆，但不拆的理由却不是要尊敬周天子，而是说，你齐宣王如果施行仁政一统天下，你就是周天子，那你自然也有资格使用这个明堂。看，孟子这是挑唆齐宣王谋朝篡位呢。
孟子在这方面一贯的逻辑都很简单：不管你什么血统，不管你什么门第，只要你能行仁政，那你就谋朝篡位一统天下好了。这要放在大一统时代，可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思想啊！
齐宣王一听，大概有点儿动心，接着问：“仁政是怎么回事，孟老师再给我讲讲。”
孟子说：“从前周文王治理岐山一带，种地的人缴税缴的是全部产量的九分之一，公务员都是世袭的，关卡和市场只做管理却不收税，湖泊不禁止打鱼，一人犯罪不会株连家属。”
齐宣王张大着嘴：“听上去像是天方夜谈啊！”
孟子说：“咱们这时候还没有‘天方夜谈’这个词呢！您听我接着说。世上有四种人最可怜，您知道是哪四种人么？”
齐宣王挨个数手指头：“地，富，反，坏，右，哦？怎么是五种人，多了一种？”
孟子气结：“不对，是鳏，寡，孤，独，是这四种人。”
“哦，”齐宣王点了点头，“倒是听说过，可这几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孟子解释说：“死了老伴儿的老头儿，叫做鳏，死了老头儿的老婆婆，叫做寡，小孩子没爹叫做孤，老两口儿没娃叫做独。周文王发布政策的时候总是先想到这四种人的利益。《诗经》上说：‘富人的日子不错啦，可怜可怜穷人吧。’”
齐宣王重重点头：“这话说的可真好！”
先不继续翻译，这里有两个问题要谈。一个是“种地的人缴税缴的是全部产量的九分之一”，一个是仁政的税收逻辑。
先说第一个。我这个翻译其实很不准确，当时的实际情况，按照一般的说法，是井田制，简单讲就是把一块地划分成一个“井”字型，这是九个部分，中间那片地是公田，周围八块地是私田。私田的收获归自己，公田的收入要上交。所谓“九分之一”，其实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你种一块地收获了九十斤米要上交十斤。
在孟子这个时候，井田制早就被破坏掉了，其中经过过于复杂，而且枯燥无味，这里就不讲了。但值得一谈的是，井田制在后世两千年来一直都是不少人心目中理想的土地政治制度，所以很多人都很想恢复井田制。最著名的就是篡汉的王莽。其实细想一想，王莽这人虽然很招人骂，但他还真是很贴近孟子理想的一个君主，效法先王行仁政，搞得不亦乐乎。王莽很有理想主义倾向，但他搞土改终于没成功，又接二连三倒大霉，最后成了个失败者。
王莽土改的失败并不影响井田制的光辉。我想其中原因主要是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搞的，有人很不满，想搞平均化，不希望富人占有那么多土地而穷人很少有地可种，甚至沦为富人的农奴。但搞平均化得有个说法，所以呢，先王圣贤之道的井田制就呼之欲出了。所以我觉得，井田制的意义不在于实行这种制度本身，更在于对社会畸形贫富差距的不满和对公平的呼吁。后儒在这一点上还是有些响亮的声音的。
宋朝大儒，关学创始人张载，人称横渠先生，就是这么一个人。
提起张载这个名字，一般人可能不大熟悉，我先介绍一下。看过《英雄志》的人应该都记得状元卢云，他还是齐宣王和孟子的山东老乡。卢云有个座右铭，全书之中反复出现过好几次。第一次出现是卢云刚出场不久，那时候他还只是个穷书生，一点儿武功不会，因为性情耿直，被人欺负惨了。卢云痛苦之极，自问读书是为了什么，他仰天高呼着这个问题的答案：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小说里的这一段把气氛烘托得极好，所以卢云这四句一出口，当真震撼人心——是啊，让我们想想，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读书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这四件事！当然，现在还有这样高尚情操的读书人很少了，读书无非是为了学一门手艺，好谋个好差使。所以我们更会觉得卢云了不起，觉得这四句话了不起。现在我告诉大家，这四句话不是卢云说的，也不是《英雄志》的作者说的，而是我现在讲到的这位张载说的。这四句，是张载最出名的名言，张载不是也叫“横渠先生”么，所以这四句话也被人称作“横渠四句”。如果你是中学生，我劝你一定要把这四句话背熟，等有人问你读书是为了什么，你把小胸脯一挺，“当当当”摆出这四句，掷地有声，多牛！
我前边讲过儒家后学很多都流于“大而无当”，当时我没举例子，现在可以看看了，这位张载张横渠，可不就是这么一位么？
张载就曾经很想搞搞井田，但他不是王莽，没有那么大的政治力量，而且他大概也觉得这东西恐怕也不容易搞，所以就想先在家乡搞试点，搞几处实验田。这个想法还是不错的，改革嘛，要摸着石头过河，先在特区试试水深水浅，等没问题了再把经验逐步推广。但是，遗憾的是，张载的井田制特区终于没搞起来。
前面提过的方孝孺也是个井田发烧友，极力鼓吹推行井田制。关于这一点，无论时人还是后人都批评他食古不化。其实人家方孝孺也是有道理的，当时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实在太严重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井田制至少是一项听上去既合理又可行的方案。当然，方孝孺的井田制也没真正实行起来。井田制在周代以后是不是真能恢复，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这个制度只属于那个时候的古代社会，以后的社会，情况复杂多了，井田制确实搞不了了。
但无论是张载还是方孝孺，他们对井田制的热情无疑都来自于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也来自于孔孟的井田与平均主义理想。从这一点来说，他们确实继承着先辈的遗志，但时代变了，这谁都没有办法。
井田制是儒家千古以来的一个社会蓝图，谁都觉得它很好，可它只能属于过去。
该说第二个问题了。嗯，先引一段书。孟子总是引《诗经》，引《尚书》，他引我也引。我引的也是个经典，是金庸的《鹿鼎记》——
他沉默半晌，回头向禅房门看了一眼，说道：“老皇爷吩咐我爱惜百姓，永不加赋。这句话你先前也传过给我了，这一次老皇爷又亲口叮嘱，我自然是永不敢忘。”韦小宝问道：“永不加赋是什么东西？”康熙微微一笑，道：“赋就是赋税。明朝那些皇帝穷奢极欲，用兵打仗，钱不够用了，就下旨命老百姓多缴赋税。明朝的官儿又贪污的厉害，皇帝要加赋一千万两，大小官儿至少多刮二千万两。百姓本来穷得很了，朝廷今年加赋，明年加税，百姓哪里不家饭吃？田里收成的谷子麦子，都让做官的拿了去，老百姓眼看全家要饿死，只好起来造反。这叫做官逼民反。”
韦小宝点头道：“我明白了，原来明朝百姓造反，倒是做皇帝，做官的不好。”康熙道：“可不是吗？明朝祟祯年间，普天下百姓都没饭吃，所以东也反、西也反。杀平了河南的，陕西的又反；镇压了山西的，四川的又反。这些穷人东流西窜，也不过是为活命。明朝亡在这些穷人手里，他们汉人说是流冠作乱。其实什么乱民流寇，都是给朝廷逼出来的。”韦小宝道：“原来如此。老皇爷要皇上永加赋，天下就没有流寇了。皇上鸟生鱼汤，铁桶似的江山，万岁万岁万万岁。”康熙道：“尧舜禹汤，谈何容易？不过我们满洲人来做中国皇帝，总得要强过明朝那些无道昏君，才对得起天下百姓。”
——看看，康熙要来个“永不加赋”，韦小宝赶紧吹捧他是“鸟生鱼汤”。孟子是满口“鸟生鱼汤”的，也鼓吹民本思想，要让百姓有好日子过。从孟子上段话来看，以前的赋税额还真是很低，关卡和市场还都不收税，不像后来，单一个农业税就是很大的比例，还有其他各种税收、各种劳役。
终于熬到康熙爷，永不加赋，很仁政吧，很孟子吧？我看到有人评金庸说他把“侠”写到头了，康熙这个“永不加赋”就是最高的“侠”。
但是（无论什么话就怕“但是”），历史上，康熙虽然的确也说过这个“永不加赋”，可“我大清”却没能做到。不过，这只能说明人家反悔了而已，并不能说明清朝皇帝们做的不对。因为，“永不加赋”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意味着与民为善的。
我们一般人的想法里，什么样的政府才是好政府——当然，这是指古代来说——是包青天陈州放粮，是康熙爷永不加赋，事实上，这种想法是比较片面的。
先抛开贪污腐败不谈，就一个国家的财政税收来说，不是税收得少就能代表政府体恤民情，也不是税收高了就意味着苛捐杂税，这都是简单化的理解，失之偏颇。古人也有这种偏颇，比如，古人很早就有过“藏富于民”的主张，认为政府别收太多的税，钱在老百姓手里攥着就挺好，等真有什么军国大事了，就让大家一起出力。司马光当年就是持这个看法的，在这一点狠狠地攻击王安石的变法。
“藏富于民”听上去很先进，很合理，可问题是，政府的税收水平如果太低，那些公共设施该怎么维持？就看看现在我们身处的城市，修桥铺路都是很花钱的，这些钱主要都是从税收里来。古代有人就指出过，政府某个时候把税收提高一些，拿这些钱解决水利灌溉问题，解决防洪问题，那灾民也就不会那么多了，也省得总是开仓放粮了。
所以说，税收到底是高是低，要在一个合理的尺度上，不能让老百姓接受不了，也不能也政府没有足够的钱去搞公共设施建设。当然，如果是高税收来给皇帝自己穷奢极欲，这另当别论。
然后，又得说到“与时俱进”这个词了，税收额度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的，时刻调整在一个最合适的位置，这才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一味认为藏富于民的政策好，一味认为低税率好过高税率，一味认为“永不加赋”是所谓仁政的，这都不对。
如果往复杂了说，这里还有个权谋问题。如果我是地方官，而且有制订税率的权力的话，我想让老百姓对我感恩戴德，我会怎么做？
如果我把税率定高了，用这些钱做了很多公共设施建设，比如，把防洪工作做好了，以后不会有水灾了。这样呢，肯定没太多人念我的好，还会有不少人嫌我收税高，是个贪官，至于没有水灾了，既然没有了，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可如果我实行低税收，一定大家都高兴，我没钱搞公共设施，那就不搞，等发洪水的时候胡乱张罗张罗，然后开仓放粮。这样一来，我肯定就能得个清官的美名。
如果抛开虑权谋问题，单纯一点儿来说，低税收还存在着一个深层问题，那就是，低税收的受益者究竟是不是底层老百姓？——这可真不一定呢。地主老财对政府上的税倒是低了，可他们自己向佃农收的税可不一定就跟着低了呀。现代经济学就很注意这个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问题涉及到被课税的商品的需求弹性，我们现在虽然说的是古代的事，但是，现代理论讲的税收的“转嫁”和“归宿”这两个问题其实在古代社会就已经存在了——政府想给一些人减税，可这些人并没得到好处；政府想给一些人（或商品）加税，可加的税却被转嫁到别人头上了。所以，当政府想减轻老百姓负担、实行减税政策的时候，这些问题都是要想清楚的，不见得减税就是好，加税就是坏，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社会问题是越来越复杂的，孟子总是拿着古代那些相对单纯的社会来比附现实问题，这就经常会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社会真是越来越复杂了，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怎么通过借记卡来交电话费。
贪财好色理直气壮
孟子追着齐宣王不放：“您既然也觉得仁政好，为什么就不去做呢？”
齐宣王把胸脯一挺：“我这人有个毛病，我贪财。”
“啊——？！贪财还这么理直气壮的！”孟子一看，齐宣王也不知道真贪财还是给不行仁政找借口，不管了，兵来将挡，“贪财好啊！”
“嗯——？？？”
“贪财就是好！从前，周朝的老祖宗公刘就出了名的贪财，他贪财的事都被人写到《诗经》里了：‘打好包，再入仓，储存起来好食粮。小袋盛，大袋装，吃饱了为国来争光。带上弓箭带上枪，大步流星奔小康。’”
齐宣王也被这激昂的节奏感染了，跟着RAP：“大步流星奔小康，实现四化看齐王！”
孟子和齐宣王合摆POSE，齐声收尾：“看！齐！王！”——POSE，定格。
孟子愣了愣神：“不对呀，我被您给带跑了，这说的不是公刘的事啊。您别打岔，我接着说。因为公刘贪财，所以他的那些小弟们在家是家家有余粮，外出打仗也人人有干粮，这样大军开拔才没有后顾之忧。大王您如果也贪财，就和老百姓一起贪呗，这不就是仁政么！”
齐宣王一听，原来贪财也能贪成仁政啊，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我还有个缺点，我好色。”
“好色好啊。”孟子顺口就应了一句。
“嗯？好色也好？”齐宣王一怔。
孟子说：“好，好色也好！周朝的先祖太王也出了名的好色，外号人称‘赛西门’。”
齐宣王：“啊——？！”
孟子说：“这位太王对老婆真叫好啊！”
齐宣王：“怎么个好法？”
孟子说：“好，好，反正就是好！”
齐宣王一乐：“孟老师，你这是现编词儿呢吧？”
孟子的脸微微一红，马上正色说：“我是有根据的。”
齐宣王：“那你倒是说说，太王对他老婆怎么个好法？”
孟子支支吾吾：“嗯，比如，跪搓板——”
“啊？！”
孟子突然眼睛一亮：“想起来了，《诗经》里说过：‘咱们太王买楼盘，要给老婆把家安。虽然买了烂尾楼，也花光了血汗钱。开发商，笑得奸，心说这楼没产权！’”
“嗯？”齐宣王一歪脖子，“我怎么没听明白，你这是在夸他还是在损他？”
孟子赶紧解释：“当然是夸他了！太王的时候，宫中没有大龄女青年，社会上也没有单身汉。大王您要是好色，您也推己及人，让您统治下的这些老百姓都能顺利婚配，这不就是仁政么！”
齐宣王说：“还是不行，我好赌。”
“好赌好啊！”
“啊？！好赌也好？”
孟子肯定地一点头：“好赌就是好！您推己及人，让老百姓都能有赌本儿，这就是仁政！”
齐宣王“哼”了一声，又说：“还是不行，我好打架。”
“好打架好啊，”孟子说，“推己及人，让老百姓都能吃饱饭，都能有打架的精神头儿，这就是仁政！”
齐宣王心说：“我还就不信了，怎么我说什么你都能给拐到仁政上去！”
齐宣王眼珠滴溜溜乱转，突然又说：“还是不行，我好玩电游。”
“好玩电游好啊，”孟子说，“推己及人，老百姓要是都能玩上电游，这就是仁政！”
“那还是不行，我好——”齐宣王高声说，突然气一泄，“我什么都不好啦！”
齐宣王贪财好色这节，我把朱熹的注释拉过来给大家看看。朱熹最著名的那句“存天理，灭人欲”就在这儿呐，不过，原文可不是“灭人欲”，朱熹没那么狠，他是“遏人欲”，遏制而已。所以呢，谁要说“灭”，那可不负责任。
朱熹的“存天理，遏人欲”并全不像字面上看上去的意思，也自有其时代背景在。但无论如何，这两句话让人看着总是觉得别扭。朱熹的这段注释，把问题最后归结到“存天理，遏人欲”和“克己复礼”上，我很不好意思地说，我始终没能看懂，搞不清朱老师的逻辑关系。所以呢，我承认不懂，丢一回人好了，但是别把人丢大了，别不懂还接着说。那，我就把朱老师的话原封不动地放在这里好了，他这一段话，毕竟还是很重要的，谁要有兴趣，就自己捉摸吧——
愚谓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盖钟鼓、苑囿、游观之乐，与夫好勇、好货、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无者。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循理而公于天下者，圣贤之所以尽其性也；纵欲而私于一己者，众人之所以灭其天也。二者之间，不能以发，而其是非得失之归，相去远矣。故孟子因时君之问，而剖析于几微之际，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实密，其事似易而实难。学者以身体之，则有以识其非曲学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复礼之端矣。
和“存天理，遏人欲”相反，我认为，这里应该是齐宣王而非孟子大大地在历史上书写了一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又可以自豪一回了，自豪地说：“我们中国人早于西方学者两千年前就已经产生了公共选择理论的萌芽！”
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就是承认政府领导人也是一般人，也会贪财好色，也一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别把他们想得多么高尚。所以，别指望领导人用他的“高尚”来行使管理职能，我们有的人性弱点他们也都有，一样不少。
当然了，布坎南的理论适用于现代社会，告诉我们当政府出现问题的时候，要从体制上着手去解决，使体制的合理结构能够去制约领导人的“人欲”，而不是希望他们通过提升自身道德情操的修养来达到这个目的。
在古代社会，尤其是大一统的社会，人们对此就没什么办法了，上上下下全要讲道德情操的自我约束，那么，当权力只受到自我道德约束的时候，“人欲”会不会战胜“天理”就很难讲了。如果领导人出现问题，朱熹的办法大概会是“做做他的思想工作”什么的，但是，至少在我看来，我不大相信只靠加强思想品德教育就真能起到什么作用，嗯，虽然我不介意让自己高尚一些，但在面对社会问题的时候，我还是坚定地站在布坎南的一边。
诡辩无处不在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又算计好了一套话，找个机会就给齐宣王下套来了：“大王，您手下有个小弟，他要到楚国旅游去，去之前把老婆孩子都托付给了一个朋友。等他从楚国玩完了回来一看，老婆孩子又没饭吃又没衣穿。您说，对这种朋友该怎么办？”
齐宣王顺口一答：“绝交呗。”
孟子接着说：“如果司法官管不好自己的下属，那该拿他怎么办？”
齐宣王又顺口一答：“撤职呗。”
孟子奸笑一声：“那，如果国家治理得不好，又该怎么办？”
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老先生又给我们贡献了一句名言：“王顾左右而言他。”其实呢，齐宣王脑子慢，他明明是可以不用“顾左右而言他”的。孟子的这三句话看起来丝丝入扣，其实呢，嘿嘿，有毛病。
各位要是有谁一眼就能发现问题，那准是常上论坛拍砖的高手。我是不行，我是读过这段好多年以后才发现这个问题的。
孟子这三句话，第一句，是说没尽到责任；第二句，也是说没尽到责任；第三句，还是说没尽到责任。看起来没问题是吧？
可是，这三种责任性质不同。
先拿第一句来说。把老婆孩子托付给朋友，朋友没尽到责任，托付人就有权、也有能力追究被托付人的责任——跟他绝交。
第二句，官员是由国君任命的，其中涵义是：国君把某一项政府职能托付给这位官员管理，所以，当国君发现官员不能尽责的时候，国君作为托付人就有权、也有能力追究被托付人的责任——把他撤职。
孟子的这三句是递进关系，三句之间的逻辑结构应该都是一样的。现在我们看到，前两句的逻辑结构确实是一样的，可第三句却突然变得不一样了——托付人是谁？被托付人又是谁？
按照孟子前面两句的逻辑，这里的被托付人无疑就是齐宣王，可问题是，齐宣王是被人托付来管理齐国的么？谁又有能力因为齐宣王的失职而罢免他呢？即便是说齐宣王和他的列祖列宗之间有个托付和被托付的关系，但是，齐宣王可是生来就是齐王啊。——朋友不是生来的朋友，官员不是生来的官员，而齐宣王却是生来的齐王。
其实呢，孟子肯定明白这点，可他还能怎么说呢？在他的位置上，能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进化论和基督教并不矛盾
《孟子》一书，有很多这种值得留心的逻辑问题。从古到今，逻辑问题无处不在，而且经常很有意思。不少问题看上去是事实的争辩，其实呢，或许只是一个逻辑问题。借着谈孟老师的逻辑，我们来看看身边的一些逻辑问题。
这一段，进化论和基督教又争论得如火如荼。这个问题好像已经争论了很多年了，最近又开始热烈起来了。一些基督徒以为驳倒进化论才能捍卫神创论，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我提出我的看法，嗯，我的看法乍一看很不着调，别急，听我慢慢说。
我的看法是：即便进化论已经无懈可击了，也不会推翻神创论。
也就是说，进化论和神创论很可能都是对的。
（呵呵，黑格尔出现了，一“正”一“反”都争了好多年了，这个“合”其实早已经应运而生了。）
上帝造人，难道就非得是捏个泥团吹口仙气来造人么？难道就不能是设计了一套进化程序来让物种自然进化从而最终出现了人类么？《旧约·创世纪》的文字需要使用古人能够明白的字眼，用个比喻什么的不是很正常么？我们说党是人民的大救星，难道这就是说天上真有一颗叫做“大救星”的星星，而党就是那颗星星下凡？
呵呵，除了进化论，其他种种也大可以如此类推。比如考古，无论有可能出现多少与《圣经》记载相矛盾的考古证据，也无法反驳《圣经》。这里面最根本的逻辑就是：信仰是先验的，而科学是经验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对于基督徒来讲，当你成为教徒的时候，就等于已经接受了基督教的“公理”，比如“上帝是万能的”这类思想，而公理既是不需要证明的，也是无法被证明的，就像几何公理一样，有了这些公理，然后再论其他。
那么，在“上帝万能”这个公理之下，任何事情都是有解释的。我说个极端的例子：我们的世界也许只是上帝他老人家在昨天才创造出来的，但是，他布置了我们所有人的记忆，布置了种种证据，甚至包括等待我们将来去发掘的所谓考古证据，使我们相信我们已经生活了很久了，使我们相信地球有四十六亿年的历史——而实际上，宇宙只有一天的历史。
看，这样一个看上去荒谬绝伦的说法，在“上帝万能”这个公理之下都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所以说，用经验的实证来检验先验的信仰，这从根子上就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呢，大家争来争去在争什么？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看似是个事实问题，其实是个逻辑问题，争论的双方根本就没有一个共同的平台。
还有一个著名的问题，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我现在说一句惊世骇俗的话：“地心说并没有错，地球确实是宇宙的中心！”
我这话一出口，可能连教会都得朝我扔鸡蛋。但我接着会说：“哥白尼也没错！”
——我是在发神经吗？难道这个结论很离奇吗？
一加一等于几？
张三说的等于二，李四说等于三。那么，如果是二，那就不是三；如果是三，那就不是二。是这个道理吧？
可地心说还真不是这个道理。
我们好像是小学就学过吧，老师说：“北京是中国的中心，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具体都是什么中心，我也记不清了，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这时候同桌的哥白尼举手提问：“老师，我搞了一张中国地图，我发现北京是在中国很东边的位置上，不是中国的中心。”
老师闻言大怒：“好小子，散布异端邪说，明天请家长来！”
——很明白吧，哥白尼没错，老师教的也没错，如果说这里面有错，那错的就是老师“请家长”的这种作风。
逻辑问题真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问题，单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也真应该好好看一看《孟子》，《孟子》一书中有不少很精彩的逻辑典范。逻辑问题有时很害人，比如，后代的儒家知识分子经常用一种简单二分法，看什么事情都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在论人的时候，不是君子就是小人，对君子要捧，对小人要斗，看上去满是回事，其实世界哪有那么简单。
但是，这种非此即彼式的逻辑到现在都还很常见。举个例子，前一段网上最热闹的关于抵制日货的辩论，我看里边的这种二分法就特别多。比如，你如果说你不买日货，有人就会斩钉截铁地把你归到“支持国货”的圈子里去，其实你可能也不支持国货，而是喜欢买英国货，买美国货；如果你说你反日，有人就会斩钉截铁认为你爱国，其实反日不见得就等于爱国呀，一个不爱国的人也是可以反日的。所以呢，当你提出你反对白，有人就会认为你是黑，然后就马上会对黑展开大讨论。那么，这些人的脑子里就缺少这样一种逻辑考虑：你反对白，也并不意味着你就支持黑呀，你还可能支持黄，或者支持蓝。我看着当今论坛之争和历史上种种君子小人之争，实在觉得非常相似。
我发现还有一种情况是逻辑问题和事实问题混在一起，纠缠不清。还说这个论坛讨论抵制日货的事。有一种主流论调是：抵制日货是为了打击日本经济。反对派说：这样做对中国经济也没好处，所以不该抵制日货。又有一派说：你要抵制日货，你就别上网，别什么什么，因为你上网的服务器用的什么零件可能就是日货，日货无处不在，除非死了，根本避不开，所以不要抵制。
现在看看，第一种声音，嗯，这是有感情，没理智。
第二种声音：有理智，没感情。
第三种声音：没感情，没理智，逻辑混乱。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抵制日货根本就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是自由交易，那么，交易有利于双方，贸易有利于双边，这是基本的经济常识。所以，抵制日货，很可能就是对人家日本经济也不好，对中国经济也不好。所以第一种声音说是想达到一种经济结果，这就违背了经济常识。第二种说法倒是合乎经济常识，可是，问题在于，这本来就不是一个经济范畴的讨论，就好比，李四当年闯进了张三家，把张三杀了，把张三的老婆强奸了，虽然后来被赶跑了，可李四和李四的儿孙们现在一提起这“当年勇”还兴高采烈、眉飞色舞。一家人见着张三的小孙孙，就开始说：“当年我（我爷爷）杀你爷爷，杀得这叫一个爽，强奸你奶奶，这叫一个爽！来，干一杯，喝完酒咱们接着谈买卖。”
张三的小孙孙一听，虽然心里不大舒服，可仔细一想，人家这也是话糙理不糙，所以呢，为了共同的经济发展，生意还是得做。
第三种声音一句话就能说清，它的逻辑是：如果你做不成完人，那你就不要做人。
逻辑听上去是个很乏味、很遥远的一个东西，其实呢，我们身边无处不在。古往今来很多事情，要把逻辑关系理顺一些还是需要费些力气的。《孟子》里面经常会有一些很有趣的逻辑问题，往下还会慢慢现身出来的。
人民群众的眼睛不一定是雪亮的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
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
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孟子见齐宣王，说：“所谓历史悠久的国家，不是说这个国家里都是千年老树，而是说有元老大臣。现在，大王您身边却没什么贴心的大臣了，过去给您当小弟的，现在也不知道都到哪儿去了。”
齐宣王满不在乎：“这些当小弟的，也未必都是好料吧。”
孟子说：“国君选用贤才，如果迫不得已，非要冲破等级，让小字辈的靠前站，让新面孔牛过老面孔，这可要怀着万分谨慎才行啊。所以，如果您贴身的人都说一个人怎么怎么好，您别急着就信；大夫们都说好，您也别急着信；国人都说好，您又实际考察了他，看他确实是好，这时候再信。如果反过来，大夫们都说一个人怎么怎么不行，您别急着就信；国人都这么说了，您又考察了，看他确实不行，这时候再信。贴身的人都说一个人该杀，您别马上就杀；大夫们都说该杀，您也别杀；国人都说该杀，您又做调查了，看这人确实该杀，那时候再杀——所以呢，这人并不是您杀的，是举国之人杀的。您能做到这点，才是人民的父母啊！”
《孟子》这一段里又出了一句名言，叫“国人皆曰可杀”。这个短语现在我们还常用，一个人罪大恶极了，全国人民一起声讨，就用这句“国人皆曰可杀”。
但是，孟子说的这个“国人”未必就是我们现在“国人”的意思。这一点我还不能确定，因为在孟子这个时代，周初“国人”的传统几乎已经不存在了，但这个词的习惯用法可能还依然延续着。所以，孟子的意思到底是“整个齐国的人”，还是近乎原始意义的“国人”，我也说不好。不过，无论取哪个意思，都不影响我们对这段内容的理解。至于原来的“国人”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多讲两句好了。
周初分封，诸侯到各地筑城，简单说，城里人就是“国人”，乡下人就是“野人”；国人是本族人，野人是外族人；国人有政治权力，野人没有政治权力；国人好歹也有个身份，野人完完全全就是种地的。所以，国人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国人，野人也不是现在神农架的野人。野人也叫鄙人，现在这个词还在用，是一种谦称，意思是“俺是个乡巴佬”。
关于国人，大家最熟悉的事就是“国人暴动”，是说周厉王很坏，国人对他有意见，周厉王派人监视国人，不让大家乱讲话，搞得国人“道路以目”，后来大家再也受不了了，干脆把周厉王给赶出去了。然后，有人说是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所以叫“共和行政”，也有人说是一个叫共伯和的人执政，所以叫“共和行政”。这是公元前八百四十一年，本来中国历史最早的明确纪年就是这一年，现在已经不是了，又往前推了不少。国人暴动这件事，就说明了国人是很有力量的，急了能把周天子赶跑，但国人暴动绝对不是农民起义。
各个诸侯国里类似于这次国人暴动的事件还有很多起，一般都是国君侵害了国人的利益了，国人不干了，暴动了。国人对国君和大贵族是有一定的制约力量的，国君在一些大事上都得跟国人一起商量，不能独断专行。到了孟子的时代，国人基本上已经没有这种力量了，国人和野人之间本来泾渭分明的关系也已经不再那么分明了。
简单讲完“国人”，再回过头来看看孟子的用人之道和杀人之道。嗯，这不就是后来唐太宗讲的“兼听则明”的道理么？用人和杀人都要慎重，要认真考察，不能听了别人的话盲目就信。
是啊，历史上很多冤案都是偏听偏信造成的啊。可是，孟子这段话要实行起来可真不易呢。如果有这么一个人，身边的人都说该杀，大夫们也都说该杀，国人也都说该杀，领导去考察了也觉得该杀，好，那就杀，杀完之后就可以说这人是大家杀的，不是我做领导的一个人杀的——这是孟子所说的情况，这没错，也很好。可是，当问题不这么简单的时候，那该怎么办？
我一看到这段话的时候就想起一个经典的例子。在这个例子里，还真就有这么一个人，领导人身边的人都说该杀，大臣们都说该杀，国人也都说该杀，可领导人调查之后却发现这人不该杀。这可怎么办？
群情激愤，全都嚷嚷着该杀。这位领导面对着无数人的唾沫星子，他该怎么办，杀，还是不杀？
——这可是一次面对面的公众行为，所有人，包括大家都说该杀的那个人，还有领导人，还有大臣们，还有大批群众，全都在一个场地，面对面。现场气氛异常热烈，喊“杀”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这个时候，如果你是领导人，你会怎么办？——补充说明，这是在古代，别指望什么现代社会才有的机制。
领导人经过种种努力，就是说不服大家。怎么办？
我们要民主，一个顺从民意的领导才是好领导，于是，这位领导顺从了民意，把人杀了。
领导在下了杀人的命令之后，还特意做了个仪式，用清水洗手，告诉大家：这人实在是你们杀的，跟我无关。（像不像孟子说的“国人杀之也”？）
这位领导，名叫比拉多；被杀的人，就是耶稣基督。
还记得吧，我前边讲过亚理士多德关于三种政治体制及其各自的风险的观点，其中说，民主政治最怕的就是沦为暴民政治。当然，比拉多时代的罗马人对犹太的统治绝对不是民主，但我们单单从这个顺从民意杀了耶稣的场景来看，倒真是很有暴民政治的味道呢。
有人可能会质疑我这个例子，说即便我们把这个短暂的场面当作是民主政治，但它缺乏民主政治的一个关键——程序正义。没有程序正义的民主政治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如果有程序正义做保障，耶稣很可能死不了。
——可苏格拉底的死总能说明问题了吧？
和孟子这种近乎于民主和实证的观点相反，他的同时代里不止一个人认为做事别听别人说三道四，自己看好的路就放开了去走。比如，但丁就说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不是很多年轻人拿这句话当座右铭吗？——哦，对了，怎么但丁也出来了，我得找中国人。
找中国人，其实话的意思也就这样，做大事用不着和大家伙商量，独断专行才好，别人怎么说，那都是蚊子叮犀牛。我们以前常说“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其实人民群众的眼睛并不一直都是雪亮的，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袁崇焕被剐的时候，北京老百姓那是什么表现？袁崇焕非得难过死啊！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看人也好，论事也罢，要弄清楚真相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看历史，当出现“圣主临朝”的时候，往往就会“乾纲独断”，因为他聪明，眼光远，大家都别说什么，跟着人家走就是了。老鹰做事犯不着跟鸡商量，鸡也犯不着给老鹰出主意，所以在这种时候，社会蓬勃发展，做什么都雷厉风行。专制传统的包袱使有些人很乐于做老鹰翅膀底下的鸡（别往歪了想），如果你足够懒，那么，这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但有件事既值得欣慰同时又值得忧虑，那就是，在任何政治形式之中，优秀的独裁是最有效率的，但它并不在意公平。在一个优秀的独裁者看来，我想用谁，我想杀谁，我想做什么，都是我自己说了算，谁也别跟我废话！比如，选中一块地方准备盖宫殿，一个命令下去，这片所有居民都要在一天之内搬迁完毕，第二天工程就开工了——在我们后世看来，这样的时代真是伟大，但是，我们这时用的可是宏观的眼光，很多很多细节都很容易地就被我们忽略掉了。
我前面还说过，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缺乏制度设计的思路，所以不管提出的是什么样的好主张，真要落实起来往往受人为的因素影响过大。就说这个用人和杀人需要君主实际调查吧，明朝锦衣卫，这调查水平可够高的吧，可效果呢，比没这种调查更坏。
要不我说重视祖国传统文化是对的，但也没必要把它抬得过高。就拿孟老师说吧，他有很多光辉的思想，但那到底是两千多年前啊。他老人家看过的书没我们多，能参考的历史经验也没我们多，他所处的社会也远没有我们复杂，所以呢，他的很多思想在现在看来到底还是略嫌单纯的。我们应该学习，应该了解，但膜拜还是免了吧。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弒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
齐宣王问孟子：“听说商汤王把夏桀王流放了，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有这回事么？”
孟子说：“书上倒是这么说的。”
齐宣王接着问：“这可是做臣子的弑君啊，有点儿白蜡杆结桂花——根子不正。”
孟子说：“破坏仁的叫做‘贼’，破坏义的叫做‘残’，又贼又残的叫做‘一夫’。我只听说过有个叫纣的一夫被人杀了，没听说什么弑君。”
中国人历来重视名份，孔子就说过，把名份搞正了，说话才理直气壮，然后才能把事情办好，然后等等等等，还有一大套。前边讲梁惠王，一开始说过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是以“三家分晋”开始的，司马光学人家司马迁，把事情讲完了还要加上自己的评语。他评论“三家分晋”的时候就说：这三家干坏事，周天子不但不治他们的罪，还居然认可了他们的诸侯地位，所以是周天子先把“名”这个环节给搞坏了，所以后来天下就越来越乱了。
我们看现在孟子的话也是着重在这个“名”上面的，明明商汤王和周武王都是造反，可弑君不说弑君，偏要绕一大通来说这不是弑君，不过是杀了一个“一夫”，杀了一个不仁不义的大坏蛋。
这就是当时的语境，弑君到底是个大罪名，谁担了也不好受。但是，孟子认为像周武王这样的弑君是合理的，是天经地义的，像桀纣那样的也活该被人杀，所以才绕了这么个大弯子说话。当然，孟子这么说，可以有多种解释。可以引申理解为：不仁不义的人没资格做领导，无论他多么根正苗红；或者是点拨齐宣王：你小子别看现在是大王，你要是不仁不义了，也一样有人可以理直气壮地来杀你。
在这个问题上，做领导的会很尴尬。比如，你的政权是推翻了前一个政权之后建立起来的，那么，用武王伐纣这个例子就能够证明自己武装夺权的合法性，可问题是，如果过于强调这点的话，就等于在暗示别人：等我做得不好了你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来夺我的权。
对商汤放桀和武王伐纣这两件事，孟子后面还会不断提起，又生出了一些新的很有趣的话题，这就等后面再说了。
科举好，八股更好
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
孟子又来见齐宣王了，准备好了一番说辞：“要盖大楼，就得派工程师去找大木料。等工程师找到大木料了，您就很高兴，觉得工程师很称职。这个大木料被派到木匠手里了，木匠又砍又锯的，有天被您看见了，‘嗯？木头怎么变小了？！’这下您可不干了，觉得木匠不会办事，把这么大的一个大木料弄小了好多。大王，您这可是说外行话呀。人家木匠把木头收拾好了，这木头才能用于盖楼，这是人家从小就学到的专业知识。很多本领都是这个道理，如果您说：‘别管你们以前是怎么学的，现在我说了算，照我的法子去做！’您觉得这对吗？”
孟子接着说：“假如这里有一块未经雕琢的玉石，虽然是个好东西，可总得让工匠来雕琢吧？您的国家不比一块玉石更值钱？可是，在治国的问题上您却说什么‘别管你以前是怎么学的，照着我的话去做就OK了。’您如果让工匠照您的外行话去雕琢玉石，那会是什么结果？”
孟子这回唱的是独角戏，齐宣王说过什么没有，他并没有记录下来。我有时候会想，按现在的话说，孟子是掌握了话语权的，谁怎么说，完全凭他一支笔。说不定他当时并不一定说得有多精彩，只是在后来记录的时候有充裕的时间来深思熟虑，所以就把自己的话给完善了；说不定齐宣王也说过什么漂亮话，甚至还把孟子的话狠狠地撅过，呵呵，这也难说。尤其遇到长篇大论的时候我就总是怀疑，现实生活中谁说话能既滔滔不绝又有条不紊、严丝合缝？看《左传》啊，看《战国策》啊什么的，这种怀疑就更强烈，一个人对领导说了一番话，长篇大论，像一篇严整的议论文。当然，其中有些人真是深思熟虑过的，这还能理解，可有些人就是纯粹的临场发挥，居然就能达到这种水平？而且，当时也没有录音机，这么长的发言难道就真能被如实记录吗？
再者，现代科学证明，人的记忆是一种很不可靠的东西。所以呢，《孟子》这书，到底现场实录的内容占多少，后来补充发挥的内容占多少？这恐怕还真不好说。反正，我们知道书里说的都是他想表达的，是代表了他的思想的，这就够了。
从这段话来看，齐宣王一直听不进孟子的主张，孟子有点儿着急了，看来货卖识家也真不容易啊。孟子的意思是：齐王您是齐国的股东，是董事长，可具体操作国事还是要请职业经理人来做啊！放着我这么个现成的职业经理人您怎么就是不用呢？我可是从幼儿园念到MBA，学的全是治国之道，我比杰克·韦尔奇还专业呢！
可孟子时候的MBA不大吃香，说到这点，和现代的情况还真是很像。
MBA的一个关键优势就是：所有学校教的都一样，用的教材也差不多，所以MBA毕业的学生全有共同语言，沟通无障碍，可孟子这时候的MBA是各有一套，谁跟谁都不一样，而且是大不一样。这对学术交流、思想交流是好事，可对职业化的官僚管理还真不见得就是好事。
其实，后代大一统时代发展起来的科举制度倒真是MBA的方式，大家念的都是一样的（或差不多的）教材，考出来以后都可以在一个平台上交流，有共同语言，和现代MBA培养职业经理人一样，那时的科举是培养职业官僚，也就是政治上的职业经理人。所以，科举制虽然现在总被批判，但你如果参照MBA的特性来看，科举制度的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我们先不管科举制度考的内容是好是坏，单单看它这个全国统一化的职业官僚培训方式，和美国现代的MBA理念简直如出一辙（别和中国的MBA比）。呵呵，我们又可以自豪一回了。
那么，最厉害的科举制度是什么时候的呢？是明朝。
一提明朝科举，大家马上能想起八股文是吧？那么，我这一给科举平反，就索性平反到底吧。
——八股好！
我们批判了这么多年的八股文，有点儿批大发了。
我刚说过，科举制度基本上就等于是职业官僚培养的MBA，你说它钳制思想也好，说它禁锢人性也好，但它真的给整个中国官僚系统塑造了一个基本无障碍的沟通平台，这确实就是美国MBA的教育方式。这就是科举制度的优势所在。
而八股的优势更好理解。八股取士有些类似于现代的标准化考试。
大家知道，科举考试是写作文的，可作文这个东西，拿一篇给你，你说它是好是坏，是七十分还是一百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别说古代科举，就说现代高考，不是有人做过试验么，把语文考试里同一份作文卷子拿给不同的老师评分，结果差异非常之大。
我前边说过，就豪放词来讲，我喜欢辛弃疾胜过苏轼，我不喜欢文人气太重的文章，所以呢，如果我是考官，徐志摩是考生，就他写的那散文，我肯定不会给他及格，要是张爱玲的考卷那就更不用说了，尤其是她早年的东西，在我眼里就是小情小调，叽叽歪歪，于是我大笔一挥——不及格！
大家看看，就连徐志摩、张爱玲这样的名家巨匠，落到我这样一个又昏庸又自以为是的主考官手里，不是一样的不及格么！当然了，如果哪位考生事先把我的文章读得很熟，考卷上模仿我的文风，再引用两句，我看了一高兴，虽然他写的有点儿狗屁不通，我还是大笔一挥，给他个九十八分。
所以说，考作文这种东西，判分高低受人为因素影响很大。
如果是考数理化，判分容易，可科举就是考作文（说明一下：古代有些考试还是考理科的），怎么解决判分的人为影响问题？
——虽然做不到绝对的标准化，也要尽可能地向标准化靠拢，这，就是八股文。
所以，我们又有了一个自豪的理由：标准化考试我们中国人早在明朝就有了。八股文一写，按着几个步骤来，开篇写什么，接着写什么，规矩很严，到判卷的时候呢，开篇第一股写得合标准，给十分；第二股写得不好，这十分不给。这样一来，判卷不就更有标准可循了么？当然，作弊受贿什么的不在讨论之列，那是另外的问题了。
至于说到八股文钳制人的思想，嗯，这怎么说呢？
总研究这东西吧，对人的思路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是不是大到不得了的地步，乃至我们应该把许许多多的罪名冠在八股文的头上？呵呵，我看也未必。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这句话可是真理。不怕规矩多，就怕你水平不够。
这就像那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道理类似。好，我还就举写东西的例子来说，八股文规矩再苛刻，也苛刻不过格律诗，可大家看看唐诗、宋词，不是照样一大堆的经典么！
八股文无非是一篇文章拆八个部分，每个部分按要求走，是破题还是收尾，仅此而已，说实在的，没什么复杂的。可你知道格律诗的规矩有多复杂么？学过格律诗的可以略过我这一段不看，没学过的我就让你们开开眼界。
一首律诗八句话，每两句一组，一共四组——八股文不是八股么，这是四股。四股分别也有名字，叫首联、颔联、项联、尾联，还有别名，我就不讲了。这四联中，首联要“起”，就是破题，颔联要“承”，就是承接上文，项联要“转”，就是要从这里开始有转折了，尾联要“合”，就是把整首诗一收，结束。所以，别以为律诗那八句话可以随便写，那全是有规矩的，这个“起承转合”就和八股文的标准如出一辙。
这个话题比较枯燥，我就拿一首好玩的诗来做例子吧。以前有人问我多大岁数了，我就写诗作答，当然，我水平不够，这是按现代汉语的发音写的，要按古音就坏了规矩了：
曾与康梁言变法，又从宣统见亡国。
中原大战识中正，东北危局知相伯。
血泪八年同抗日，囹圄十载渡文革。
而今下岗皆孙辈，转忆崇祯裁驿多。
前两句是“起”，开个头，吹吹牛，告诉你说：我当年亲眼跟着康有为和梁启超折腾变法，又经历了宣统皇帝的亡国。下两句承接上文，说：后来呢，中原大战，我认识了蒋中正，又在东北危难的时候了解到马相伯先生出力很大，是条好汉（这两句需要对仗）。下两句该“转”了，我说：局势突转，日本鬼子打来了，我参加了抗战，一打就是八年，后来运气不好，文革的时候却坐了牢，一坐就是十年，苦啊（这两句也需要对仗）。最后两句一收，我说：到了现在了，看看下岗的这些人，都是我重孙子辈的，这不禁勾起了我的回忆，让我猛然回想起在崇祯年间不是也曾有过大规模裁撤过驿站的事情吗（这件事我前面讲过）？
呵呵，别从艺术角度来要求我，也别要求太严格，拿这首诗做例子就是兼带着活跃活跃气氛，也顺便让大家复习一下崇祯裁驿的故事。我写的也不很严整，但大体就是这么个意思。对了，有人算出我到底多大岁数了没有？
好啦，回来再说格律。别急，还没完呐，上边这还仅仅是说了结构安排，还有声音的安排，基本上要具体到每一个字，平声字和仄声字交替使用——一个句子之中要交替用，第一句和第二句要对应着用，第二句和第三句要统一着用，依此类推。然后，颔联和项联必须是两组对偶句，也就是两组对联。用韵更是不能用错了。我这只能简单说说，要说仔细了起码也得几千字。大家看看，就这么八句诗，一首五律一共四十个字，一首七律一共五十六个字，这几十个字里头就有这么多的规矩，比八股文要苛刻出不知多少倍。至于宋词，词在诗的平仄之外还有额外的限制，因为词原本是要入乐来唱的，这就要考虑到唱的时候旋律对用字的影响。比如，我填词在某一句里写了“老树”，这没问题吧，可人家一唱，大家听的是“老鼠”，结果哄堂大笑。我填的这阙词从字面上看全无问题，可一唱就闹了笑话。看看，诗词的规矩厉害不？
可是，那么多绚烂的诗篇不是照样层出不穷么？
规矩限制不住高手。规矩越复杂，高手玩起来就越有趣味。所以呢，批判八股文批判了那么久，回头想想，就它那点儿规矩，就算有害也很有限。
所以，真正所谓钳制思想的或许并非八股文这种文体形式本身，而是对考生们必须以朱熹主义来答题的要求。（这种做法并非朱元璋的首创，早在北宋，科举就实行过统一的王安石主义，早在初唐，唐太宗也统一过李世民主义，而朱熹主义则在南宋末年也被用来统一科举了。）可仔细想想，这个要求也不算很过分啊，明政府也算给了大家一种选择：你要想当官，就要好好学习朱熹主义，就要全部认同朱熹主义，如果你不想学，或者学了以后又不认同，那你可以不去考试、不去当官嘛，又没有谁逼你当官，种种地不也挺好嘛。这就像现代有些大公司会要求被招聘进来的中高级员工必须认同本企业的经营理念，这也没什么不好吧？况且，我们几十年来学生考试、教授搞研究等等，从来都要遵循马克思主义，这难道也钳制了人民的思想了吗？当然没有嘛！
可爱的侵略者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齐国攻打燕国，三下五除二就把燕国给收拾了。齐宣王很高兴，问孟子说：“燕国是被我们给打败了，可是，占领不占领它呢？唉，说什么的人都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是，我们齐国和燕国都是超级大国，按说这仗本来不好打，可没想到燕国是百斤面蒸寿桃——废物点心，是包脚布做鞭子——文（闻）不能文（闻），武（舞）不能武（舞），这不，才五十天时间就让本大王拿下了，嘿嘿，我可是半道上捡个喇叭——有吹的了。可这仗赢得也太顺利了，简直就不像是人力能做到的，我想一定是天意。所以呢，如果不占领它，那就是违抗天意，老天爷该不高兴了。孟老师，咱们是半夜里的被窝——正在热乎劲上，是不是干脆把燕国占领了算了？”
孟子说：“如果占领了燕国，燕国老百姓都很高兴，那您就占，周武王不就这么做的么；如果人家不高兴，那您就别占，周文王不就这么做的么。”
孟子接着说：“超级大国齐国去打超级大国燕国，燕国百姓对齐国军队是又送得胜饼，又送得胜汤，这是为什么？还不是想摆脱本国那水深火热的生活嘛。可是，如果等您占了燕国，燕国老百姓发现水比原来还深，火比原来还热，那他们可就又得盼着别人来从您手里拯救他们了。”
孟老师又给我们贡献了一个重要成语：“水深火热”。一部《孟子》，里面单成语就出了不少。
齐国伐燕这件事，到底发生在什么时间，到底是在哪位王当政的时候发生的，这一直都是有争议的。但我们还是一贯的作风，这些事留给专家去玩，我们就从《孟子》的文本出发。
齐国伐燕这件事很有意思。齐国的地盘主要是山东一带，燕国的地盘主要是河北一带，都城大体是现代的北京（在北京郊区），当时叫蓟。燕国常和赵国并提，什么燕赵豪侠、燕赵美女，听上去很有古龙小说的风格。因为燕国和赵国确实常和北方游牧民族交战，有些慷慨豪侠的民风倒也不足为奇。燕国在孟子的时代已经成了“战国七雄”之一，到了燕王哙执政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感天动地的事情。
我小时候听评书，皇帝们也经常自我期许，说什么要做“尧舜之君”。听多了我就好奇，这么多皇帝都说要学习尧舜，可怎么一个禅让的也见不到啊？我当时还想，如果我是皇帝，我就禅让，禅让多好啊，再说，学习人家尧舜不能光嘴上说，得落实到行动上。
后来看历史，才发现真有禅让的——不是被逼禅让，那只是政变的幌子，而是发自内心的、真正把学习尧舜落到了实处的。这位高风亮节的领导就是现在说的这个燕王哙。
单从这一点看，燕王哙可真是个好样的，是万里挑一的高尚人士——虽然实际看上去他更像个糊涂蛋。
燕王哙禅让了，把国君之位让给了大臣子之。想来燕王哙当时的心情一定波澜跌宕，要被自己感动到流泪了。可是，燕王哙并没有把古代禅让的本质、背景、来龙去脉给研究透彻，贸然这一学，还学出问题来了。问题的关键是什么，从现有史料来看，可能该算是被禅让的这位子之不是个好东西，不得人心。后代很多人评论这件事，一般都认为是时代变了，社会结构变了，所以搞禅让已经行不通了，其实我倒觉得，如果是前面说过的姜齐的末代君主禅让给田齐，很可能风平浪静，一点儿事没有——时代一样是变了的，社会结构也一样是变了的，但田齐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已经赢得了齐国的人心，这就是成功的关键。而子之不具备这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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