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回来，从部落民主传统到贵族民主传统，到了孟子的时代，虽然社会在往私天下转型，但君权还不像后来的那个样子。民主传统意味着：你作为国家的执政长官，所作所为是要对很多人负责的。
但是，时代毕竟变了，君权越来越大了，孟子这个时候，能够制约君主行为的主要已经不是国内的政治势力，而是国际社会的竞争。如果不存在这种竞争的话，君主们大可以胡作非为，只要能够保障好社会的安定底限就可以了，但因为国际竞争的强烈存在逼得他们不得不富国强兵，只有这样，才能求生存，求发展。关于这一个意思，孟子后面还会有精彩论述。
如果我们抛开现实层面的约束，看看孟子的逻辑：不与民为善的政令是可以不服从的，进而，不与民为善的政府是可以不服从的。也就是说：你把我当人，我就也把你当人；你要不把我当人，那我也不把你当人。
然后，到了后世，孟子的这种民本思想就变了味道了，就变成了“爱护私有财产”的意思。
是不是有人会说了：“你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别急，我这么说是有道理的。
在纯粹私天下的时代，无论土地还是人民，都是属于帝王所有的，换句话说，都是帝王的私有财产。帝王们不是说什么“朕富有四海”，或者“朕富有天下”之类的话么，那意思是很明显的，版图之内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的！当然，这是包括人口的。
既然“朕富有四海”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来了：私有财产是可以被所有人自由处置的。举个例子：老子今天不高兴了，把家里的电视给砸了，把冰箱也给砸了，你在旁边看着，见我这么糟蹋东西觉得心疼，但是，你管不着，这都是我家的东西，我爱砸就砸，我乐意！
同理，对于帝王，这些老百姓都是我家的东西，我爱打就打，爱骂就骂，爱杀就杀，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就是吃饱了撑的杀几个人乐乐，呵呵，没理由，老子高兴！我也可以把几千名美女打包送给邻国，换人家一匹宝马，也可以把一片地盘送给外国，换来人家短期内不再欺负我，以土地换和平——解释一下，帝王把土地给外国这没什么，土地一样是他的私产，他有权力随意处置，爱给谁给谁，要不怎么说叫“私天下”呢。真把土地送了人，无非是觉得祖宗产业没守好，面子不大好看罢了。
那么，我们先把那些吃饱了撑的型的帝王剔除掉，单说理性型的帝王。我们都知道，理性人在判断一件事情该做还是不该做的时候，通常是一个权衡利害关系的思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比如，你是去考研还是参加工作，先买车还是先买房？帝王也是一样，权衡而后行，所作所为都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果我是帝王，我很喜欢外国新开发的一种游戏光碟，他们的开价是要我一半的国土。我权衡再三，觉得这太贵了，可又实在很喜欢那款游戏，然后讨价还价，用三分之一国土换来了这套游戏光碟。我很高兴，觉得很划算，对方也很高兴，也觉得很划算——交易的双方是自由交易。交易成功，都觉得很划算，这有什么不好吗？而且，即便从作为我私有财产的那三分之一国土上的人民来说，他们虽然被我用来交换了游戏光碟，可他们很快就在新帝王的统治下获得了更好的生活，这不更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吗？往坏了说，即便这部分人民被新的统治者虐待，做牛做马，可这又碍不着我什么事，作为理性的人，我只要考虑到他们是不是会因为我的这种举措而造反，会对我不利，如果我觉得他们不会因此造反，或者，即便造反也折腾不出什么太大的动静，那我才不管他们呢。
——这就是作为一名理性人的一位帝王的合理选择，他需要把各方面因素都考虑清楚了，权衡利弊，从而追求利益最大化。如果这个帝王天性温和，后天又受到很多善良一面的影响，那还好些，如果他是个叛逆青年，追求随心所欲，脑筋又聪明到无论怎么胡作非为都不会触犯政权安全的底限，那岂不是太可怕了？
说了这么多，只是要先强调出这个“私天下”的概念，不要用我们现代的思维习惯去干扰对古代社会的理解，不要认为在私天下的时代有什么“主权不可侵犯”或者“领土问题是不能谈判的”等等等等，既然天下都是个人私产，那么帝王作为理性人，自然会追求利益最大化，虽然社会舆论和他的良知、性格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他的决策。所以，如果是帝王“卖国”，其性质就等同于我卖了自家的老宅子，无非是觉得没守住祖宗留下的产业，有点儿不好意思罢了；如果是开国君主卖国或亡国呢？——梁武帝就是南朝梁帝国的开国皇帝，他在晚年的时候就面临了亡国。梁武帝这时候说了一句话，非常耐人寻味，他说的是：“我打来的天下又从我手里失去了，也没什么好遗憾的。”看看，这就是私天下时代的典型帝王心态。帝王们卖国也好，亡国也罢，玩的都是自家产业，再由此说一句我们现代人，我们不过是在帝王们的老宅基上重打鼓另开张，我们自然会受这老宅基的历史河流和思想河流的影响，这里也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有感情，但是，那些古代帝王们把自家的家业玩大了、玩小了，我们犯得上跟着瞎激动、瞎操心么？
话说回来，所以，到了私天下时代，孟子的民本思想就和帝王的财产私有权发生冲突了——我要是三天没擦我的电脑显示器，显示器就胆敢理直气壮地在我开机的时候不显示画面了？！这还了得！
有冲突？没关系，我们有调和，于是，民本的意思就开始变了，就变成了我前面说的那个“爱护私有财产”了。
这个时候，儒家以民本思想劝说帝王，一般就好比劝说农场主：“农场主啊，您得对您这些骡子和马什么的好一点儿。它们能好过点儿了，干活也就多了，您这片大产业也就慢慢能发达了。”要是农场主不理这一套呢，胡作非为，超越了底限，这下牛马终于受不了了，起来造反了，大猪带领一干牛马，高呼“等贵贱，均贫富”，和农场主展开了战斗。动物们最后取得了胜利，夺取了这片农场，想争取的平等也争取来了。只是，看过《动物农庄》的人都知道，动物们都赢得了平等，只是，猪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历史就是这样一茬又一茬的。
亲娘、后娘、别人的娘，有奶就是娘
孟子这里一分析“士”与“民”的区别，这是让统治者很发毛的。孟子的这个道理对不对？不论你是接受它，还是由衷地厌恶它，但历史上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对不少老百姓来说，管你正统不正统呢，管你是姓赵还是姓朱呢，管你是汉族还是外族呢，管你是耍阴谋还是玩手腕呢，只要能让我们过上舒坦日子，那就够了。这道理用好听的话说呢，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真的也好，假的也好，就算用骗把老百姓都给骗舒服了，就有机会坐得了大位子；用不好听的话说呢，就是“有奶就是娘”，对上边的人来说，你想发达，那就得想办法让大家有奶喝，对下边的人来说，我不管你上边坐的是谁，只要给我奶喝，我就不给你捣乱。
进一步说，就是没奶的亲娘不如有奶的后娘，没奶的后娘不如有奶的别人的娘。孟子后面还会透露：只要有奶，就算外国娘，那也是娘！
可是，“有奶就是娘”还有什么“认贼作父”这种事不是最可耻的么？孟子说了，可耻不可耻，这是“士”才有的念头，你要拿这个道理去跟“民”说，没人尿你这壶！
孟子的这番道理提醒了两千年来的众多政治家和野心家，使他们明白：要想争天下，在各种手段当中有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夺民心，而要想夺民心，就得奶水足。上面讲过的田齐篡姜齐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要说孟子以后的野心家玩这手的，我举一个人做例子。这个人很可能没读过《孟子》，但“英雄所见略同”总是有的。
这个问题，要是拿汉人说事，总觉得力度不够，所以我请来的这位英雄并非汉人，算来该是契丹人。他就是辽人中的雄鹰——耶律阿保机。
提起辽国，很多人都没好印象，这主要是被评书里的《杨家将》给闹的。《杨家将》是汉人立场，是宋朝立场，可如果我们是辽国人，像大元帅韩昌韩延寿什么的可就成了大英雄了，我们要听评书艺人讲“金沙滩”这段书，肯定全场喊好，心里觉得这一个爽！——当时那个社会，能给自己的国家民族开疆拓土的可都是大英雄啊。（韩昌的历史原型其实是个为辽国工作的汉人，但在辽国的地位绝对不比评书里低。）
大战杨家将的这些位英雄，他们的老祖宗就是我现在要谈的这位耶律阿保机。耶律阿保机早年生活的时代，契丹还是部落联盟的贵族民主政体，耶律阿保机是一支失势贵族之后。
如果不是后代人吹捧老祖宗的话，耶律阿保机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很有些不凡之相了，他的身材、胸襟、武功、胆略、智谋和领导天才都像极了他的一个契丹老乡，而他这位契丹老乡我一提肯定谁都熟悉——他就是曾做过丐帮帮主，一手降龙十八掌威震武林，江湖人称“南慕容，北乔峰”里和“南慕容”齐名的乔峰乔大侠，后来他恢复萧姓，叫做萧峰。这大家就好理解了，萧峰什么样，耶律阿保机差不多也就什么样。为什么还说“差不多”呢，我们得把萧峰的赤诚忠信拿掉，换成他老爸的狡诈心计，那就是百分之百的耶律阿保机了。
看看，是个强人不是？
是强人就要夺权，这是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耶律阿保机不是华盛顿。强人耶律阿保机坐了部落联盟的首领的位子，越坐瘾越大，越坐就越不想下来，可按规矩呢，任期一满就得进行换届选举，但这时候的耶律阿保机，就算两条腿想站起来挪挪窝，可屁股却说什么也不干！
听大家的还是听自己屁股的，这是个问题。
下面发生的事情后人有不同的记载，我这里姑谈其一。
传统的力量往往是强大的，社会体制的惯性也往往是巨大的，所以，改革从来都不是容易搞的，想把民主传统改成独裁，现在有难度。耶律阿保机这时候一看，大家伙儿有拿撬棍的，有拽椅子腿儿的，还有挠自己胳肢窝让自己绷不住劲的，怎么办？
有办法！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耶律阿保机那沉甸甸的试图挑战民主传统的屁股竟然主动从座位上起来了！
耶律阿保机对大家说：“各位老大，我费了好大劲可算把屁股说服了，各位也体谅体谅我的不易，我跟大家商量商量。”
大家伙儿一听，嗯，也是个理，行，有商量。
耶律阿保机说：“我这些年为咱们的大联盟立功无数，有不少汉人可都是我抢来的，我想下台以后自己弄点儿人单挑一摊，把汉人撮撮堆儿，建设汉城，各位以为如何？”
有人回答说：“你的想法倒不坏，可是，你要想统治汉城，先得问问人家韩国人答不答应吧？”
耶律阿保机气结：“我说的汉城不是韩国汉城，等韩国人真把汉城改称‘首尔’了大家就不会有这个误会了。”
大家这才明白，原来这个主意不会引发国际纠纷，那就同意好了。
于是，耶律阿保机带着这些年来掠夺来的大量汉人开始建设汉城。汉城是个好地方，又产盐，又产铁，大家要知道，古代社会里盐和铁的地位就相当于现代的石油，耶律阿保机拥有了汉城，就等于统治了中东。不仅如此，耶律阿保机又玩了个花活，他完全按照汉人的城乡规划来建设汉城，所以，当汉城建设好了之后，看上去就和中原城市一样。大家想想，这些被从家乡掠夺到北方异族的汉人们此时此刻该是一种什么感觉？这就等于在美国做牛做马修铁路的华工进了唐人街了。看看，唐人街的历史起码能追溯到耶律阿保机的时代。
和早期的美国人不同，耶律阿保机很给唐人街好政策，让汉人们在这里生活起来就像在中原家乡生活一样。这些汉人可美了，本来都是被异族抢来的，做牛做马来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也完全变了，受不了啊，可这一有了唐人街，大家又有地种、又有饭吃了，街坊邻居还都是汉人，恢复以前的生活习惯了，早点不用啃羊骨头了，有豆浆油条了，老北京又喝上了豆汁儿，老四川又吃上了担担面（这我是太夸张了，不过就是这么个意思），这就导致了一个重要的结果——不想家了！
这时候你要是能去唐人街和各位父老乡亲聊聊天，肯定有不少人会感动地说：“没有耶律老爷，就没有我们的新生活。”
还会有人说：“耶律老爷啊，我亲爱的妈妈！”
为什么他会管耶律老爷叫妈妈呢，很简单，耶律老爷给他奶喝了。
耕有田，穿有衣，汉城出了个阿保机。那么，如果有谁读了这段历史，批评这些汉人老百姓是汉奸，甘心做异族的顺民，这是不是有些苛刻呢？
有人一定觉得这事有些古怪，是呀，耶律阿保机本来抢汉人，奴役汉人，怎么突然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他怎么不大理会自己的族人了？怎么一心为汉人做贡献了？是良心发现了？是致力于世界和平去了？
什么东西引力最大？
地心引力？恒星引力？黑洞引力？
都不是，是至高权力宝座对强人屁股的引力。
耶律阿保机在汉城的一切努力都是在为自己的屁股努力。有句谚语叫“从哪儿跌倒的，从哪儿站起来”，对于耶律阿保机的屁股来说，这句谚语应该改成“从哪儿起来的，还得从哪儿坐回去”！
耶律阿保机为什么这几年疏离了本族人？因为他知道，要想让屁股满意，就得破坏传统体制，然而，本族人都陷在传统体制的惯性之内，要靠他们来帮助自己破坏旧体制，难度超级大。那要靠谁？靠外人。靠哪些外人最可行？靠汉人。汉人凭什么会帮自己？就凭自己能给他们奶吃！
于是，在汉城的苦心经营，终于赢得了汉人的归心，耶律阿保机知道，这个时候，汉人已经可以为我所用了。多年来处心积虑的耶律阿保机终于向贵族民主制的传统发起挑战了。
耶律阿保机派出人手，通报各部落首领，说：“你们吃的盐，都是我这里出产的，这些年来我供应了大家这么多好吃的盐，可连个谢字都听不到。耶律叔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做人要厚道，都知道看帖要回帖，可你们吃了我的盐了，难道就不该回我一桌酒宴吗？”
各部落的头头脑脑们接到耶律阿保机的传话，互相一商量，有人问了：“看帖还得回帖，有这回事么？你们几位都回帖么？”
有人搭腔：“倒是听人说过什么‘看帖不回帖，天天流鼻血’，所以我一般是回帖的。”
“靠，这么恶毒！”
又有人说：“还有更恶毒的呢。我看论坛上总有人发什么壁虎之类的恶心故事，最后说什么不回帖就要倒大霉，我胆小，所以我都会回帖。”
大家一合计，既然看帖得回帖，那吃了人家好几年的盐，过去给人家摆桌酒席道道谢也是应该的。
于是，各部落的大佬二佬们全都带着好吃好喝去找耶律阿保机了。在盛大的宴会上，大家吃肉喝酒，不亦乐乎。都喝到醉醺醺的时候，坏了，一群汉人手持利器冲了进来，一顿砍瓜切菜，大佬二佬们顷刻之间全都玩儿完。据说，一位大佬在临死前还拉着自己儿子的手，语重心长、痛心疾首地说：“孩儿呀，你老爸不行了，你要能活着出去，千万记住老爸一句话！”
孩子也浑身是血，气喘吁吁地说：“老爸，您就说吧，孩儿一定牢记在心。”
大佬使劲喘了口气，用尽最后的气力说：“孩儿呀，你千万要记住，看帖回帖虽然应该，可你要见了那种拿狠话挤兑人回帖的帖子，可千万不能回啊！”话音才落，大佬往后一倒，气绝身亡，两只眼睛还大大地睁着，死不瞑目啊。
就这样，耶律阿保机杀光了各部落的头头脑脑，屁股终于如愿以偿了。从此，传统民主体制遭到彻底破坏，耶律阿保机成为辽政权的开创者。前文不是讲过在朱元璋之前还有拿“大”字开头的非汉人政权么，就是耶律阿保机的“大辽”。而严格说，“大辽”还不是第一个“大”，耶律阿保机建国本来国号是契丹，后来改为辽，后来又改为大契丹，后来又改为大辽，看来连改国号这种事都会有人上瘾。
关于孟子的这个民心问题，中国历史上可看的例子的太多，我为什么单单拿出耶律阿保机建设汉城的例子呢，因为这个例子不仅涉及到两个政权，而且涉及到两个民族，说服力更强。而且，这段既是举例，也是一个伏笔，伏的是什么，后文马上就会出现。
有奶就是娘，有枪也是娘，有奶有枪更是娘
上面提到耶律阿保机这个例子，似乎说明民心可用，给奶就行，虽然权谋得很，却大略验证了孟子仁政王天下的说法。那么，孟子说的既然在理，为什么当时没什么人听他这个理呢？问题在于，有奶就是娘，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有枪也是娘”，枪和奶不可偏废。其实这个道理，现代人都明白得很，无非就是胡萝卜加大棒而已。那么，要想“王天下”怎么个王法？道理很简单：枪要狠，奶要足，战略战术不含糊。
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啷里个啷，啷里个啷，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抢腰恨，奶腰组，沾撩沾书八酣虎。”
我该举例子了：满清入关。
扬州十日狠不狠？狠！
嘉定三屠狠不狠？狠！
文字狱狠不狠？狠！
但是，康乾盛世奶水足不足？
这段历史，我要具体讲例子呢，呵呵，很现成，以前写过一篇文章，正好拷贝粘贴拿来抖搂抖搂。但是，非常不好意思，这篇文章写得比较严肃。可是呢，咱们也该严肃一回了，因为这个话题实在是很沉重的啊！好，拷贝粘贴开始——
扬州，有过繁华的一面，在张祜“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的诗句里；有过奢靡的一面；在杜牧“骏马宜闲出，千金好暗游”的诗句里；有过狂放的一面，在欧阳修“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的词句里。一千多年过去，这座“淮左名都”又是新一番的升平场面。瘦西湖里，当真修建起了一座“二十四桥”，桥头的石刻上，记述着桥的栏杆数量以及各处的尺寸，都暗合于“二十四”的章法，想来月明之夜、玉人吹箫的排场还在扬州人的怀念之中。
人们想见扬州的华贵，早些的记载可见于五世纪刘宋时期的文人鲍照。鲍照在他的名文《芜城赋》当中，追想汉代以来的扬州（旧称广陵，治所和今天稍有不同），车水马龙、摩肩接踵、歌吹沸天。然而，鲍照当时眼中真实的扬州则是一片废墟，刚刚经历过竟陵王刘诞与宋孝武帝长达七十天的战争，成为一座荒城，而刘宋王朝也正一步步向覆灭的悬崖走去。
城市的生命力总是难以想像的旺盛，及至隋朝开国之后，扬州再次繁荣起来，隋炀帝在扬州营造的迷楼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惟一能够与秦始皇的阿房宫和宋徽宗的艮岳并称的巨型离宫建筑群，富甲天下的扬州是隋炀帝这位荒淫的君王最为钟爱的城市，大运河上锦帆千尺，琼花观里琼花万朵，直非人间景像。但奢华的背后往往埋藏着祸根，隋炀帝也正是在这里被亲密的禁军统领宇文化及缢杀，尸体被葬在城北十里风景如画的雷塘，隋王朝于是土崩瓦解。
朝代更迭，扬州在唐代再度复苏，与广州、泉州并列为三大港口城市，风气开化，酒醇香暖，正是杜牧笔下的扬州胜景，徐凝“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诗句更是唐代扬州的最佳写照。但好景依然不长，到了黄巢起义之后，混战连绵，战火也波及扬州，一座美丽的城市再次沦为人间地狱：孙儒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历数对手的种种罄竹难书的罪恶，而他自己，为取得战争的胜利，竟然纵起大火，把偌大扬州城烧为瓦砾，更有甚者，率军驱赶扬州的青壮男子与女子渡江，老弱者则被屠杀以充军粮，人相食的惨剧就在中国大地上既非空前也非绝后地上演着。
朝代再次更迭，宋代的扬州刚刚有了新的复苏，却在1129年和1161年两次被金兵攻破，使词人姜白石留下了“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的黍离之悲，一阕《扬州慢》千古传为名篇。而无人怀疑的是，扬州城还会如以往一般再次繁华起来。
人们想见扬州的华贵，最近的历史当属清代乾嘉年间，那个时候，扬州因为变成了一座盐商的城市而空前地富庶起来，城市风情，沈复曾在《浮生六记》当中不惜笔墨地做过绚烂的描绘。那时的扬州百姓，经历着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之一的“康乾盛世”，把家乡城郭经营得远盛于唐人诗句中的灿烂。这段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谓是扬州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然而，这一时期的出现却也带给了人们一些难以解答的疑问。
时间再向前追溯一百余年，1645年5月（按清历是顺治二年，按南明历则是弘光年初）的一段插曲，也许被扬州人过快地忘记了。
那是晚明时节，崇祯朝刚刚结束，确切地说，是南明弘光年间，史可法作为明政府硕果仅存的栋梁之才正在督师扬州，准备迎战多铎的军队。
依照《世祖实录》的记载，1645年5月13日，多铎的军队开到扬州城下，试图招降史可法一众官员，遭到拒绝，于5月20日攻克扬州城。
这段记载过于简略，但也足够让人吃惊，因为从5月13日兵临城下到5月20日破城而入，仅仅用了七天的时间！在一切有关史可法驻守扬州的记载中，守城之前的准备工作是大张旗鼓并且慷慨感人的，所有的动作都在暗示着即将到来的战斗会是一场空前的艰苦卓绝的保卫战，但是，仅仅七天时间，扬州城便即告破，而且，这七天之中，真正的守城战其实只发生了一天。之后，清军攻入城内，在十天的时间里几乎屠尽了这个历史上久富盛名的繁华之所。这一段惨剧，史称“扬州十日”。
史可法的扬州守卫战和随之而来的“扬州十日”为后人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问题所涉及的层面已经远不止于扬州一座城池。首先是，扬州的攻城者是怎样的一支军队，守城者又是怎样的一支军队？
在通常概而述之的历史记载里，攻打扬州的是豫王多铎所统率的清军，而事实上，仅仅在多铎向扬州进军的路上，就有大批的汉人军队前来投靠，降军总兵力接近十四万，若加上之前投靠多铎的汉人军队，这个数字则更惊人地接近了二十四万，远远超过了满人军队的数量总和。这其中，有些军队本应是响应史可法的招募而驻守在扬州前线的。
在全国的大背景下，投降清军并为清军在自己祖国的版图上攻城略地、立下汗马功劳的汉人绝对不在少数，扬州之战只是其中一个单独的例子而已，供人窥一斑而知全豹。这类的事情首先是提出了一个道德底限的问题，投靠异族统治者而大肆屠杀同胞，这种做法为什么竟然获得了如此众多的响应者？！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这样的一大批人群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感是怎样的？换句话说，对祖国的誓死报效与无条件的忠君思想在这样的乱世当中有多少人是义无返顾的坚持者？“国家”这个概念到底具有怎样的内涵，怎样被大众所接受、所认可？如果改朝换代的统治者并非异族，他们又会怎样看待投靠与屈服？
多铎攻入扬州之后，对这座美丽的城市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屠杀与洗劫，当时一位名叫王秀楚的扬州文人亲身经历了这惨痛的一幕，作为幸存者，他写下了一篇题为《扬州十日记》的文章，并且郑重告之读者，他所写下的都是亲眼所见的事情，那些耳闻的东西虽然或许同样真实，但不在他的记述之内。根据王秀楚的说法，史可法的扬州守军有很大一部分分散地在各处民宅里居住，杨的家里就住进了两名士兵，这些军人毫无军纪可言，对百姓敲诈勒索，祸害践踏。王秀楚和邻居们终于感到难于应付，就商量了一下，集资宴请这些士兵的头目，一位姓杨的将军。
杨将军对王秀楚等人的吹捧和豪爽做出了相应的回报，对部下做了一定了约束。这位杨将军看来还具备一些艺术修养，对音乐相当在行，会弹琵琶，他在酒席宴上对王秀楚等人表示，希望能为他找来当地名妓，也好在军务之余弹唱作乐。
王秀楚的这段记载为我们展现了三种人的面孔：一是缺乏文化修养的普通明军，他们以勒索百姓为能事，战争为他们提供了发财和耀武扬威的机会；二是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的军官，他们的文化素养完全应用在一些“高级娱乐”当中，他们和他们的部下在道德准则与行为操守上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只不过，他们腐败得“更有品位”；三是以王秀楚本人为代表的文人士绅阶层与平民百姓，他们操心的并不是国家的安危存亡，而是试图在大动荡的背景下明哲保身，花钱买个平安。于是，史可法满怀一腔热血，誓死守卫的扬州城理所当然地被多铎军队在一日之内便即攻破。扬州的例子同样也解释了清军为何能在中原版图上如此地摧枯拉朽，如入无人之境。
百姓是但求平安的，统治者是谁，是哪一族的人，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内容。在城破之后，王秀楚从窗子的缝隙里偷望到清军军容严整，即便在雨中步伐也整齐划一、丝毫不乱的时候，他的心终于暂时地安定下来，觉得这是一支军纪严明的队伍，应该不会对老百姓有所不利。
王秀楚的看法是很有代表性的，大家在破城的刹那，并不关心国家的命运是否会因为扬州这座江南重镇的陷落而走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而仅仅关心自己的身家性命是否会受到新的统治者的威胁？更进一步说，他们担心的是，新入城的军队是否和明朝的守卫部队一样可恶，或者比他们更要歹毒？当王秀楚一看到清军严明的军纪时，他那颗一直提在嗓子眼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是啊，谁来统治这座城市，乃至这个国家，都无关紧要，关键是不要骚扰百姓的正常生活。
在1645年前后的清军，确实已经改变了当初对汉人敌对势力的屠城策略。在入侵初期的屠城行为带有原始的报复色彩——因为遭到了守卫部队的顽强抵抗，所以在城破之后大肆屠戮，以发泄自己胸中的怨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局势对满州人的逐渐有利，屠城便被统治阶层明令废止，这并不是出于统治者的慈悲心，而是纯粹的政治权谋的需要。满州人的目标已不再是简单地从汉人手里掠夺财富，而是要完全地统治曾经属于汉人的这片国土，所以他们需要亲和力，需要不战而胜的战果，也需要为自己的统治“正名”。
所以，王秀楚的安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或许还期望过清军的到来会如同上古传说中的武王伐纣，在安然得到人民的拥戴之后建立起新的井然的秩序，显然，明朝政府的统治虽然名正言顺同时又具有历史的惯性，却远非是赢得人心的。但是，随后看到的景像让王秀楚大吃一惊，他看到清军的队伍里开始有了大批的扬州当地女子，明显是遭到了掳掠。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王秀楚的意料，多铎看来是要给决意抵抗清军的汉人以一次震慑，他下达了屠城的命令，随即，清军展开了对扬州城的疯狂洗劫。
在王秀楚的记载里，清军的面孔固然可憎，可是，更让人觉得恼火与心情复杂的却是扬州本地的一些汉人。清军刚开始进行洗劫的时候，虽然挨家挨户要钱，但只要得到一些财物也就无事离去，有时候恫吓一下，却并不真的伤人。但没过多久，局面就开始混乱，有人交出了大批财物还是被杀，原来是扬州本地人充当了清军的向导。汉奸的嘴脸是可以想见的，正是他们教授了清军该如何“有效地”劫掠财物，自然也会在表忠心的同时为自己适当地分一杯羹。在这些人身上丝毫看不到民族的尊严与做人的良知，城破的劫难对他们来说只是一次绝佳的发财机会。
很快地，局面不可控制，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杀人、掳掠、强奸的惨剧。街道上堆积着尸体，素以美貌闻名的扬州女子纷纷以身体换求性命，并成队地被押送至苦寒的东北地区，成为满州人足堪炫耀的战利品。其中别样的情景是，当王秀楚一行人被押解到一处大宅的时候，他看到一名扬州女人衣着光鲜地在清军面前挑选被掳掠来的衣物，一副欣然自得的样子。每看到值钱的物品，她就向清军曲意逢迎，媚态乞取，毫无羞耻之色。王秀楚听满州士兵后来曾对人说：“我们当年征服高丽的时候，曾掳掠高丽妇女数万人回满洲，其受尽屈辱而无一人投敌变节，何以堂堂中国，竟然无耻至此？”王秀楚感慨万千，认为这正是导致中国大乱的原因。那一天里，王秀楚还看到其他被掳来的女子被勒令脱掉被雨水打湿的衣服，女子们裸体相向，隐私尽露，痛不欲生，而后被当地的制衣女人量体换上新衣，给清军佐酒淫乐。
王秀楚在这里为国家的大乱所归结的原因，在他的前世与后代都有人会对此产生共鸣。蒙元入侵的时候，日军侵华的时候，都可以找出大量相同的例证。人们自然会有疑问：中国一向以“礼仪之邦”自诩，何以在关键时刻里许多人所表现出来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
在屠城结束的时候，根据焚尸簿记载的数字，扬州城内总共死亡人数有八十万上下，这还不包括投井投河、闭户自焚以及在偏僻处自缢的死者。八十万，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要知道，时间尚近的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是三十万，扬州的死者竟然比这个数字还要多出将近两倍！更有无数的女子被掳至东北，准备接受比死亡更要严酷的命运。城市的悲剧，莫过于“扬州十日”。
但是，王秀楚的记述中所揭示的另一个问题是，城市的劫难不能完全归罪于清军。抛开上文提到的扬州本地人为清军做劫掠向导的事情不谈，多铎在5月25日，即屠城的第六天，下令封刀。其后，清军开仓赈粮，伤痕累累的市民开始哄抢粮食，体力好的人搬运了一次又一次，体弱多伤的人则一点米也拿不到。在这个时候，至亲好友也互不相让，人们为了粮食，再一次放弃了尊严。
可悲的场面上演了：清军虽然已被勒令封刀，但残酷的劫掠仍在继续，一家宅院每天要经受数十人的趁火打劫，杀人、强奸的事情与之前无异。这些人，也不知道到底是清军、是明朝的败军还是乱民。从常理推断，这些人更有可能是明朝的败军和乱民而非军纪严明的多铎部队，曾经作为受害者的他们在刚刚喘息稍定的时候又以害人者的面貌出现。对他们而言，道德与良知、国家与民族都是被毫不犹豫抛之脑后的陈腐框框，他们之所以在某些时间里没有成为害人者，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害人的机会。
真实的历史就是以这副面貌出现的，礼仪之说经常仅仅是富足的时候所穿的一件华美外衣，衣服里面的内容一经社会变动的阵仗就不会再有什么对衣服的顾忌。很多人，在作为受害者的时候，容易引得旁观者掬上一把同情的泪水，但是，假如机会以相反的面貌呈现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会狰狞得比任何野兽都要可怕。
话说回来，“扬州十日”之后的劫掠我们可以在很多著名的历史事件里看到相似的影子。比如明代的倭寇之患，事情的原委先避开不谈，在“倭寇”人员的构成上，倒是汉人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甚至，有些打着倭人旗号的武装完全是汉人的海盗，正是这些人成为明代海防最可怕的敌人。又比如圆明园的遗迹，人们通常把这座华美名园的毁灭完全归咎于英法联军，其实，在英法联军纵起的那场大火之后，陆续的多年之间，官军、太监、草民、地痞流氓等等，无不趁着国难当头的混乱时刻从园中运出各种陈设，大小车辆在通往圆明园的路上往来不断，正是这些人把圆明园变成了一座真正的废园。
这些时候，自然会有人站出来，责备民众的道德底限。但是，向更深处想来，是什么造就了民众如此这般的道德观念？从“扬州十日”的那段悲剧看来，明政府显然没有善待它的子民，在长期专制体制的统治下，道德早已让位给了权谋，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谋略大国，几乎对于所有人而言，都需要以谋略求生存，以心机求显达，这样的社会体制与社会传统是淘汰那些正直纯良之士的，而另一个人群，也如王秀楚那般凡事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在病态的专制体制与硝烟弥漫的乱世之间小心谨慎以求生存。另一面，这些国人也从没有产生过对国家的真正的归属感，“国家”的概念在他们而言仅仅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政权，并且始终在剥夺着而非捍卫着自己子民的权益，那么，“国家”兴亡，为什么要“匹夫有责”呢？从这层意义上讲，如果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并不责难那些冒着被哨兵枪击的危险而翻过柏林墙的东德人，也不责难那些冒着被海水吞噬的危险渡海而去的古巴人，又怎么去责难王秀楚之类没有“忠于”他们祖国的明代百姓呢？
在《扬州十日记》里，还有一段内容是发人深省的：当清军刚刚进城的时候，王秀楚的邻居们找杨来一起商议，准备一起设案焚香，恭迎清军到来。这样的举措或许是出于无奈，但不由得不让人想起古史当中对于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一些记载，如果我们相信那些资料的真实性，那么，文王和武王的军队是被各地的人民翘首以盼的，所有的人都巴望着他们的仁义之师能够尽快到来，推翻现有的统治者，并且取而代之。孟子曾经很生动地讲说过这一则百姓如盼甘霖的历史。我们无法确定孟子的话是否有所敷衍和夸大，毕竟他是要以这则史实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孟子主张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们长期以来把这句名言简化为“民贵君轻”，而忽略了中间的“社稷次之”四个字。而这四个字当然是不可忽略的，因为它们陈述了一则重要的思想：“社稷”（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政权”）是要摆在“民”的后面的，也可以理解为：人民的利益大于国家的利益，甚至可以用现代语言发展为“人权大于主权”。在面临主权问题的时候，有些人会持“主权问题大于一切”的论调，那么，以晚明为例，王秀楚及其邻人的设案焚香的举动就是彻底的汉奸行为，应该被大加鞭挞。这样一种说法很容易得到认同，因为清军的扬州屠城确实是令人发指的暴行，但是，如果接受这一说法的话，孟子所谓的那些如盼甘霖的百姓们又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上呢？如果秉承“主权问题高于一切”的论点，那么，无论侵略者是残暴还是宽和，都应该被一视同仁，都应该全力去作反抗，但是，令人尴尬的是，民意往往并非如此。
对王秀楚等人而言，在决定是否设案焚香的时刻，新的统治者是残暴还是宽和，他们还不是很清楚，但毕竟，明政府的腐败已经让他们尝尽了苦头，一个新的统治者虽然未必会是好的统治者，但也不一定就比原来的腐败政权更加让人难以忍受——就经验来看，虽然清军在攻城略地的时候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残暴，但是，同时代的明军与一部分农民起义军的所作所为也并不比清军好上多少，况且，大家也未必就要为晚明政府那样一个统治集团尽忠，当前的问题，第一位的就是保住性命。
我们再来设想历史的两种可能：其一是，如果晚明政权维护住了对国家的统治，会是怎样的一番局面；其二是，如果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得以顺利地巩固下去，又会是怎样的一番局面？
历史虽然不容假设，但我们不妨看看就在与“扬州十日”近似的历史时段里，明政府与大顺政府所表现出来的样子：
在李自成的军队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之后，南京便上演了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在臭名昭著的奸臣马士英的策划下，正是隶属扬州府的仪征地区成了对福王的迎銮之地，最终，这位从洛阳出逃的年轻的福王在权奸与军队的支持下继承大统，改元弘光。在史书的记载里，这位弘光皇帝具备了几乎所有的人性的缺点，并把这些缺点通通发扬到了极至。好色是他最突出的特点，他那规模浩大的江南选秀活动让百姓怨声载道，而蹂躏少女致死的事实又充分暴露了他残忍无度的一面。
而弘光朝的军队，主要是“四镇”藩将。其一刘泽清，最为著名，他曾是山东的明军统帅，外表温文尔雅，有儒将之风，在抗拒中央号令和屠杀劫掠百姓方面颇有心得。更著名的是，他在宴请客人的时候当堂杀人，取出被杀者的脑浆心肝，边吃边饮，旁若无人。而另外三镇首领，比之刘泽清，也都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
对于“四镇”，南方各地的士绅百姓畏之如畏虎狼，其间发生了难以计数的残暴的流血事件。扬州城因其富庶，自然成为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1644年，也就是“扬州十日”的前一年，“四镇”之一的高杰部队屯兵扬州城下，虽然收到了城中居民进献的大量财物，高杰却并不满足，反而下令围城，并纵容士兵在扬州郊外杀人行劫。高杰意图入城，但扬州市民决意不从。扬州巡抚派去与高杰协商的一名士绅因为回城后建议允许高杰入城甚至被愤怒的扬州市民打死，扬州驻军因此哗变，扬州巡抚出逃，而高杰则在城下陈列被杀的郊区平民的尸体恫吓城中居民，并做出了攻城的架势。如果不是史可法即时赶到，扬州城恐怕会在清军屠城之前就先遭受一场由“自己人”带来的浩劫了。而且，这种浩劫的危险居然还不止一次地存在过：高杰没多久就死于同僚的伏杀，得知了这个消息后，“四镇”的另一员大将黄得功兴奋不已，马上准备突袭扬州，要在收编高杰余部的同时洗劫这座城市。黄得功的动向使史可法不得不放弃了蓄谋已久的北上反攻计划，折回南方营地去阻止黄得功的军队。
这就是“扬州十日”前夕南明政府的局面。而攻陷北京的李自成大顺政权又如何呢？
李闯军队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一支进步的、亲民的、为人民谋福利的义军，虽然在夺取政权之前的一些时候，这支军队的确表现出了一些亲民的端倪。但在进驻北京的时间里，李闯政权以惊人的速度开始腐败，北京百姓对李闯军队由喜悦的盼望转为愤怒与畏惧。城中的拷打、私刑、强奸的事件随时随地地发生着，城墙下经常会有被丢弃的女子尸体，尸身赤裸，显然是死于淫辱。整个军队陷入一种癫狂的状态，无所顾忌地释放着心中的欲望，把一座名城变为一座地狱。
我们已经大体可以推知，在高杰及其他三镇与扬州尚属同一阵营的时候，已经是官与民、军与民势同水火的局面，如果是处在对立的立场，高杰及其他三镇可以无所顾忌的情况下，他们给扬州城带来的可能的伤害不见得就逊色于清军；另一方面，虽然大顺政权没有来得及接掌扬州，但想来大约也不会好到哪里。李自成在山海关败于吴三桂与多尔衮的联军之后，在撤离北京的路上，遭到了北京市民的疯狂报复。人们把掉队的闯营士兵斩首或者烧死，众人围观，无不拍手称快。这样的一个政权，可想而知。
于是，摆在扬州人面前的问题是，在这个乱世之中必然要接受某个政权的统治，传统观念虽然使他们习惯于接受明朝的所谓“正朔”，但那个腐败的政府显然不得人心。若干的知识分子和许多怀有朴素民族感情的人试图为明政府力挽狂澜，在他们的心目中，更多考虑的是王朝的“正统”与否，百姓的利益是退居第二位的。虽然，当时的局势是，打着不同旗号的凶残之师到处横行，即便有人意图“投靠明主”，而在所能有的选择范围当中也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在私天下的时代里，任何政权，都只是人民头上的一个主子，对于大多数百姓来说，他们不会太多地考虑政权的正义性等等问题，所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生活，所以，哪个“主子”能够让他们得到更好的生活（至少不要太暴虐地对待他们），他们也就会接受他。事实上，早在春秋时代，孔子的“近者悦，远者来”已经阐释了百姓在不同政权的辖区之间自由流动的合理性，而百姓们也早已经这么做了。
伤口和曾经有过的巨痛是很容易就被遗忘的，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更是如此。在清政府已经牢牢控制了原先属于大明帝国的版图之后，扬州城很快地复苏，并且以惊人的加速度繁荣起来。百余年后，清政府的乾隆年间，扬州的骈文名家汪中写下了一篇题为《哀盐船文》的名文，传诵一时。文章记述的是扬州府仪征一地盐船失火死亡千余人的巨大灾难，但文章在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扬州盐运的鼎盛场面：“是时盐纲皆直达，东自泰州，西极于汉阳，转运半天下焉。惟仪征绾其口。列樯蔽空，束江而立，望之隐若城郭。”
这一时期的扬州，已然富甲天下，历史的伤口仿佛转眼便即愈合——事实上，在顺治十年（1653年）诗人吴梅村应召北上途经扬州的时候，已经看到在“扬州十日”仅仅八年之后，这座城市里已经有了船歌新唱、官河新柳，而明月下的二十四桥一带更是一片歌楼妓馆，一派升平景像。
回想当年动荡的社会，普遍来说，满州统治者仅仅在宣布“剃发令”之后才遭到了汉人社会各阶层的联合抵抗，而在这一被认为有辱人格、有辱祖先的政令颁布之前，那些忠君复明的知识分子们很难在城乡之中寻找到足够的民众支持。百姓们就这样安居乐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所有人都认同了大清帝国的“正朔”，把头上的辫子视为国家民族的象征，把清军开疆裂土打下的比明代版图扩大了将近一倍的疆域视为自己国家的荣耀，而到了满清政权行将崩溃的时候，也几乎所有人都为剪断辫子而痛心疾首，都为八旗军的败绩感到忧心忡忡，他们显然不再记得“扬州十日”那一时期，八旗军是以异族入侵者的面貌而出现的，也不记得他们的祖先曾经为反抗“剃发令”而滚落下不知多少颗人头。
回头再看康熙年间，这个被很多人誉为中国最强盛的时代，有路人经过蒙古或者黑龙江宁古塔一带，仍会见到扬州口音的女子，她们年龄已大，身上的扬州绸缎早已换作了兽皮，在那片男多女少的陌生而苦寒的土地上寂寞地生活着。
——拷贝粘贴结束。看看，我可不是只会嬉皮笑脸，可不是只会满嘴跑山东快书和歇后语，我也有严肃的时候，正如道学先生也有性欲，只不过平日里把它藏起来罢了。这篇文章写得早，当时有人看过之后居然由此认为我是个大汉族主义者，认为我意图在汉人中间煽动反满情绪！天地良心，这实在是误读啊！就算我会在某天早上醒来的时候突然变成了一只甲虫，也不会变成一个大汉族主义者。所以，为了避免这次还有人误读，我先提提旧事，打打预防针。
看这个问题，先得弄清一个历史书法的问题。
是不是觉得我又扯太远了？怎么又谈上书法了？那是不是又得谈谈绘画什么的呀？
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书法”这个词不是指字写得漂亮，而是指史官记载历史时的写作方法。
我现在要说的这个“书法”，就是用“书法”一词的本意——书写历史的方法。
清军入关，建立政权，我们叫做“统一”。
可是，有谁想过没有，如果清军入关，没多久又被赶出去了，那历史会怎么说？
——很简单，会说他们“侵略”。
好了，我们看到了，同样一件事，做成功了就是“统一”，没做成功就是“侵略”；而“统一”就是好的，“侵略”就是坏的，这是不是有点儿逻辑混乱呢？是不是双重标准呢？是不是用现代格局去套历史事件呢？好，这个问题如果稍微延伸一点儿，如果日本当年侵华成功了，现在的历史会怎么写呢？会不会写成那是一场“统一战争”呢？
这个问题肯定不少人都曾经约略疑惑过。我记得自己还是小中学生的时候就问过老师这个问题——这一问可麻烦大了，把自己给问到训导处去了。
所以呢，这个问题虽然还有千言万语要说，可我就不往下说了，实在是少年时代训导处的经历让我对此产生了心理障碍，嗯，就到这里好了。
《孟子》一书的“梁惠王章句上”到这里就结束了，原文一共七节。这时候我再把朱元璋弄的那个《孟子节文》拉出来，告诉各位，这一部分的七节里边被删了六节，只有“五十步笑百步”那一节被留下来了，可见朱元璋对于孟子的政治思想多么深恶痛绝。孟子在这里大谈民本，大谈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统治者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且已经开始涉及了“人民可以对统治者不服从”这个话题，确实不招皇帝喜欢。孟子专案组组长刘三吾在《孟子节文》的序言里吐露说：“现在时代变了，天下一统了，皇帝老儿也是独一个了，所以，我们对孟子思想的学习也要与时俱进了。”
卷二·梁惠王章句下
我爱周杰伦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
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
曰：“可得闻与？”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钥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这一段又是《孟子》中的名篇，又有漂亮话要出现了。
孟子正在稷下学宫百家争鸣，争得面红耳赤，捋胳膊挽袖子，不亦乐乎。方才猪肉荣的佛山无影脚没练到家，被一位大内高手打落擂台。孟子一见，毕竟和猪肉荣有同宗同源之谊，又一起喝过酒，于是丹田一提气，便要上场给猪肉荣挽回面子。可就在这时候，突然有人拽他袖子，孟子回头一看，却是齐宣王新收的小弟——庄暴。
庄暴满眼哀求的神色，带着哭腔说：“孟大哥，您先别跟他们争鸣了，快帮帮兄弟吧！”
孟子把脸一沉：“台上这个大内高手甚是嚣张，某家非得去煞煞他的锐气不可。”
——且住，百家争鸣怎么还有什么大内高手呢？呵呵，这可不是我胡说，这位大内高手还确实是个狠角色。这里先放个话头，后文再见分晓。
庄暴一听可不干了，死拉硬拽把孟子从场子里给拽出来了，到墙旮旯里了又开始哭：“孟大哥，救救我吧！”
孟子一愣：“小庄，你这是怎么了？”
庄暴把眼泪一抹，哽咽着说：“是这样，大王有天突然对我说他喜欢音乐。”
“啊，”孟子点点头，“然后呢？”
“然后？”庄暴一愣，“然后？没然后了，没了。”
“啊？！我倒——”孟子“咕咚”一声。
庄暴连忙解释：“大王的确就说了这些，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啊！”
孟子缓了口气：“那你不回答不就完了呗。”
庄暴大惊：“这怎么可以！我是做小弟的，哪能答不上来老大的话呢！您快帮我想想办法！”
“哦，这样啊，”孟子点了点头，突然想起了什么，“嘿嘿”一声奸笑，“好办了！”
“好办了？”庄暴糊涂了。
“好办了，”孟子自顾自地说道，“大王喜欢音乐，齐国就有救了！”
庄暴两眼一瞪：“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过了几天，孟子找齐宣王去了，一进门，嗬，真热闹！
房间里迎面就是一台高级组合音响，音量正开到最大，一大片红灯、绿灯乱蹦乱闪，一看就知道这机器是乡镇企业专门针对农村市场生产的那种流行款式。再看墙上，花花绿绿全是明星海报，有周杰伦，有蔡依林，有TWINS，有S.H.E.，还有张海报是韩国字，孟子仔细一认，是安七炫，各式各样的海报把四面墙都贴满了，还有一张也不知是多少年前的怀旧版，居然是叶玉卿！孟子心里纳闷：这个叶玉卿不是唱歌的啊？——啊？！拐角的地方还有两张木子美和竹影青瞳！看来这位大王不光是喜欢音乐啊。
最醒目的还不是这些，而是齐宣王本人。齐宣王在房间的正当中，跟着音乐的节奏张牙舞爪，狂蹦乱跳，嘴里还念念有词：“快使用双节棍哼！哼！哈！兮！快使用双节棍哼！哼！哈！兮！习武之人切记仁！者！无！敌！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如果我有轻功飞！檐！走！壁！为人耿直不屈一！身！正！气！哼——”
孟子一看组合音响顶上正摊着一张唱片封套，周杰伦的《双节棍》。孟子一抬手，把音响关了。齐宣王本来正背对着孟子，突然四周一静，不知道怎么回事，忙转过身，嘴里的词还没喊完：“习武之人切记仁！者！无——哎呀，孟老师？！嘿嘿，仁者无敌，仁者无敌……”
孟子一笑：“我上次跟您说的仁者无敌，要行仁政什么的，您现在正在复习呢对吧？”
齐宣王小脸一红，干笑两声，情况太突然，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孟子好整以暇：“前两天我听小庄说，大王是位音乐发烧友啊。”
齐宣王总算缓过点儿来了，尴尬地一笑：“不好意思啊，寡人不大喜欢先王的音乐，嘿嘿，寡人是周杰伦的粉丝。”
孟子笑道：“大王这把年纪，怎么也该听听王菲什么的吧？”
齐宣王不屑地把嘴一撇：“切，那多小资！寡人就当杰伦底迪的粉丝！”
孟子的回答大出齐宣王意料之外：“挺好的，其实呢，不管是贝多芬葛格的粉丝，还是周杰伦底迪的粉丝，只要是粉丝就能涮锅子。大王别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贝多芬和周杰伦其实都一样。”
“哦？”齐宣王一愣，“孟老师，您不是在忽悠我吧？您这个说法可实在太惊世骇俗了！您这不是出了东门往西拐——不对路么？”
孟子心里早把词儿捉摸好了，不慌不忙：“大王仔细听着，我的名言可就要说了——”
礼非礼，乐非乐
孟子的名言先按下不表，先说说音乐。
在“梁惠王章句上”的一开始，先说了“礼”，也顺便提了提“乐”，所谓“礼乐”，所谓“礼崩乐坏”，这个“礼”和“乐”本是不分家的。
“礼”的意义不是礼貌，是维护等级制度的手段。
“乐”的意义也不是音乐，也是维护等级制度的手段。
所以呢，我方才拿贝多芬的音乐来比喻齐宣王原文里说的“先王之乐”其实并不恰当。
所谓“先王之乐”，我们现在还能见识到。有谁看过祭孔的场面？现在山东曲阜孔子老家搞的祭孔仪式用的一种音乐舞蹈叫做“八佾”（读作“义”），这就是典型的一种“先王之乐”。那么，这个“八佾”到底还原古乐舞还原得是不是一点儿不差？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们就当它和原来一模一样好了。
在《论语》的记载里，孔子对“八佾”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这句话现在也是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成语了。孔子当时听说鲁国的某位大贵族在自己家里上演“八佾”，于是气哼哼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看，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
现代人不好理解了：人家在自己家里听歌看舞，碍得着你孔子什么事啊？你就算不爱听，你可以不听啊，人家又没请你去听！
如果换到现代的语境，这件事大概相当于这位老哥在自家的院子里组织军乐队奏国歌，组织国旗班升国旗，再弄来炮队放四十八响礼炮。
孔子当然生气了：照这么发展下去，过两天你老哥还不得到天安门阅兵去？你以为你是谁啊？反了你啦！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就是“八佾”，这种级别的音乐，只有周天子才能玩，别人谁都不能玩。音乐和舞蹈在那个时候是分级别的，你是哪个阶层的人就玩哪个阶层的音乐，谁也不能乱来。我们一开始就讲了，梁惠王称“王”，这就是“礼崩”，现在这里的贵族玩“八佾”，这就是“乐坏”，合起来就是“礼崩乐坏”，意思不是说没人讲文明礼貌了，没人喜欢高雅音乐了，而是说传统等级秩序被破坏了，自我膨胀的人开始多了，天下大乱了。
有人可能会问：“如果那个玩‘八佾’的贵族就是个音乐迷呢？或者说，如果我生活在那个时代，而我恰恰是个音乐迷，具有为艺术献身的精神，虽然我的身份也许仅仅就是个士，可我就是喜欢‘八佾’，迷得不行。不是有过乐迷都疯狂到枪杀约翰·列侬了么？如果我也是那么一个疯狂的乐迷，就是迷这个‘八佾’，那怎么办？”
标准答案是：那你也得像人家枪杀列侬一样，枪杀周天子去。
但是，会不会真有这样的乐迷？我的感觉是：不大可能。
为什么不大可能？
因为，那时候的这种正统音乐实在太难听了。
扯一扯我们老祖宗的音乐。
音乐这个东西按说属于艺术范畴，要按艺术的说法来讲呢，虽然存在普世之美，可更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迷交响乐的，有迷二人转的，有听歌剧听到心潮澎湃的，有唱十八摸唱到脸红心跳的，这都正常得很。可是，说道周代的正统音乐，严格来说，却不大属于艺术范畴，而更是一种仪式化的东西，原始巫术和原始崇拜的味道还相当强烈，再加上“官方音乐”这一“官方”，那腔调就更没法听了，而这种音乐的作用又不是为了给人审美愉悦——无论是高尚的愉悦还是低俗的愉悦——所以说就一个字：难听。
当时的人怎么听音乐，历史上还真有记载，咱们就拿一段来看看。这段故事的主人公很有代表性，他是诸侯后裔，显贵之人，教养出众，品德高尚，总之，如果连这位仁兄都不爱听当时的官方音乐，那普天之下也就很难再找出什么人爱听了。为了郑重起见，这段文字我翻译得基本忠实，不做发挥了：
吴国公子季札来鲁国访问，请求能在鲁国全面地观赏一下周乐。鲁国就让乐工们为季札歌唱周南》、《召南》。季札说：“真美啊！这是王道教化的基础，虽然还算不得尽善尽美，也称得上勤而不怨了。”
又为季札歌唱《邶风》、《鄘风》、《卫风》。季札说：“真美啊！意蕴深厚，虽有忧伤却没有陷于困窘，可以听出卫康叔和武公的德政啊，这就是《卫风》的特色啊。”
又为季札歌唱《王风》，季札说：“真美啊！有忧虑却不恐惧，这是周王室东迁以后的歌曲吧？”
又为季札歌唱《郑风》，季札说：“真美啊！但是太烦琐了些，人民恐怕不能忍受，这是灭亡之兆吧？”
又为季札歌唱《齐风》，季札说：“真美啊！恢弘博大，雄浑深广，齐国是太公始封之国，是东方诸侯的表率啊！国运不可限量！”
又唱《豳风》，季札说：“真美啊！坦坦荡荡，乐而不淫，这是周公东征以后的歌曲吧？”
又唱《秦风》。季札说：“这就是所谓的夏声吧？夏声广阔到了极至，是周王室旧地的歌曲吧？”
又唱《魏风》，季札说：“真美啊！委婉动人，有所节制而易于流行，辅以高尚的品德，能成就明主之业。”
又唱《唐风》。季札说：“思虑深沉，是陶唐氏遗民的歌曲吧？不然，为何幽思由此深远呢？若不是以美德著称的陶唐氏后人，谁还能唱出这样的歌曲呢？”
又唱《陈风》。季札说：“国家没有明主，还能长久吗？”
自《郐风》以下，季札未作评论。
又唱《小雅》。季札说：“真美啊！虽有幽思却不生二心，虽有怨恨却隐忍不言，是周朝的德政还没有显扬时的歌曲吧？那时候还有一些商朝的遗民在呢。”
又唱《大雅》。季札说：“恢弘啊！熙熙然乐声和美，音调虽然婉转却有刚健之风，如同周文王的德政之风。”
又唱《颂》。季札说：“美到极至了！刚健而不狂傲，婉转而不低迷，繁密处不嫌紧迫，悠远处不嫌离散，婉转而不放浪，反复回旋而不令人厌烦，虽有哀思却没有陷于愁苦，虽有欢乐却没有纵情过度，变化万端而不匮乏，肆意宣泄而不张扬，抒怀而有度，收揽而有节，安静却不凝滞，流转而不放任！五声和谐，八类乐器协调有度，节奏合乎音律，演奏秩序井然，先王的德政之风就是这个样子吧！”
季札接着观看舞蹈。看到《象箾》、《南籥》说：“真美啊，但还有缺憾！”
看到《大武》，说：“真美啊！周朝盛世就是这样的吧？”
看到《韶濩》，说：“商汤那样的圣人真是伟大，然而品德方面却仍有不足，可见圣人也不好做啊！”
看到《大夏》，季札说：“真美啊！为众人受尽辛苦而不居功，除了大禹，谁还能成就这样的功业呢？”
看到《韶箾》，季札说：“这就是德政的极至了！伟大啊，像苍天一般无所不含，像大地一般无所不载。就算再有更高的德行，想来也就是这样了！我所观赏的音乐、舞蹈已经在这里到达极至了，如果还有我没看的，我就不敢再请求观看了！”
——这就叫瞪眼说瞎话。音乐是这么听的么？
季札这些话，就属于听上去很牛，其实却很虚的那种。这种论调，到现在还能蒙人呢。我小时候就被蒙过。当时从伯牙鼓琴觅知音这种故事知道，音乐是具像的，所以，你来一段曲子，我如果是你的知音的话，我就会听出来你弹的是“巍巍乎高山”，你又弹一了段，我一听，噢，这回是“洋洋乎流水”，所以呢，如果有人听成是“悠悠乎白云”，那就错了。
当年，年少无知的我拿着书本，对照着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噢，一开始这个“邦邦邦棒——”意思是“命运在敲门”，然后这个乐句的意思是……再下一个乐句的意思是……
看看，我是不是很蠢？
不过还能让我略微感到欣慰的是：当时不少人也和我一样蠢。现在我们知道了，音乐不是具像艺术，是抽象艺术，甚至历来还有过不少音乐家明确反对标题音乐，认为你叫个《第五交响曲》就最好了，不要叫《命运交响曲》。凭什么你开头那两声就非得是“命运在敲门”？凭什么就不是“强盗在敲门”？凭什么就不能是纯粹的没有任何明确指向的声音？
回到季札，他要是说什么“恢弘博大，雄浑深广”，这都可说，可要说能从里面听出德政出来，那就纯属瞎掰了。所以我们知道了，像季札这样的，穿着笔挺的燕尾服在音乐厅正襟危坐，出来以后又振振有辞的主儿，用齐宣王的话说，叫“窝头翻身——显大眼儿”。
但是，季札这个故事能告诉我们的就是，在那个时候，音乐的意义何在。那不是艺术，而是政治。统治者认为，官方音乐有助于维护安定团结。
所以，当红五月歌咏比赛上有人不唱《党啊，我亲爱的妈妈》了，大孩子唱起了崔健《一无所有》，小孩子唱起了周杰伦的《双节棍》——完了，礼崩乐坏了！
周代的官方音乐现在还真能听到，谁有兴趣，自然可以去见识见识，反正我觉得没什么好听的。呵呵，说到音乐问题，一扯就扯多了，实在是个人偏好，顺便怀旧一把，我年轻的时候也弹吉他写歌种种蠢事都干过呢。
对考古有兴趣的人都知道在湖北随县挖过一个曾侯乙墓，这次刨人家祖坟刨出来一整套的编钟，这套编钟更正了我一直以来对中国音乐的一个误解。我一直以为中国音乐都是五声音阶呢，也就是1，2，3，5，6这几个音符来回用，我们不是有个词形容不会唱歌的人叫“五音不全”么，就是说这五个音。结果，这套编钟居然是七声音阶，1，2，3，4，5，6，7七个音符全有！而且音域也宽，变调演奏也没问题。然后我就去查书，才发现原来周代的时候，七声音阶和十二律已经全都齐备了。
这也就是说，理论上，中国在周代就已经能够演奏和西方音乐一样复杂多变的音乐来了。
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接触到的中国音乐基本都是五声音阶呢？要知道，五声音阶搞出来的东西是非常单调的，我以前弹吉他配和弦的时候就知道，中国歌曲配和弦特别容易，在一个调式里，三个和弦就能打遍天下——也就是主和弦，下属和弦，属和弦；如果你想进阶，也容易，再多学一个属七和弦就够了；如果还想进阶，再多学一个主七和弦；如果还想进阶，不是每个大调都有关系小调么，插花着用小调和弦配大调，大调和弦配小调；再进阶，就再多学几个花哨和弦，再玩点儿花活，就够了。后来学英文歌曲了，发现不那么容易了，旋律也复杂了，千奇百怪的和弦一下子全来了，招架不住了。
所以我就更不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在周代就有了很完善的七声音阶和十二律了，可发展了足足两千多年，既没有真正在用七声音阶去编织复杂多变的旋律，又没发展出和声和复调？
我觉得可能的解释是：历朝历代都延续着周代的传统，不大把音乐当艺术来玩。官方对于音乐，一直把它当作礼制的一部分，是政治；民间对于音乐，发展出了种种俚俗小调和地方戏曲。而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只有极少数的艺术家置身其间。
看A片还是蹦迪，这是个问题
回到孟子和齐宣王的对话。
齐宣王这时候有点不好意思。堂堂一国之君，做周杰伦的粉丝，这确实有点儿失身份，而且，上纲上线的话，这等于是置政治传统于不顾啊。从以身作则这个层面来说，那就更糟——礼乐本来就是严格限定等级的，你让下边的人不许僭越，可你在上边的人却主动往下走，这还成何体统了！
听什么音乐看什么书，到现在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个人大体是处在什么阶层的。比如，问问你在听什么音乐呢，你说在听安七炫和周杰伦的新专辑，那我们就知道你是个小中学生，正在青春期呢；你要说听的是平克·弗洛伊德，那我们就知道你是叛逆青年，是愤青，可能还多少有点儿艺术气质；你要说你听的是王菲，没的说，小资；你要说你听的是罗大佑的老歌，那你就是中产阶级，雅皮；你要说听的是样板戏，这个呢，放在以前你是积极分子，放到现在呢，那你可是个超级大另类了，绝对前卫。
齐宣王这么个处境，就是身份和听的音乐不合拍。
更有意思的是，孟子的祖师爷孔子当年还恰恰就是在齐国的首都临淄的王宫听过一段叫做“韶”的高雅音乐，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成语和一句名言。成语是“尽善尽美”，名言是“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现在在山东临淄还有这么个旅游点，叫“孔子闻韶处”）。这回好了，儒家后学孟子故地重游，在祖师爷当年听高雅音乐听得“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方，居然发现齐宣王在听周杰伦！
后人想像的孔孟可能都是一本正经不会笑的，其实看看这里的孟子，思想很开明的，脑筋也很活泛。孟子并不觉得齐宣王听周杰伦有什么不好，相反，他觉得这很好啊。往下，孟子又有名言出炉了。
孟子问齐宣王：“大王，您觉得看A片爽，还是蹦迪爽？”
——啊？！这真是孟子说的话么？！
这是我翻译过来的。翻译呢，有直译也有意译，我这里属于意译。如果直译过来，就是：“大王，您觉得一个人听音乐快乐呢，还是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快乐？”
大家再看，我的意译其实也是这个意思：“是看A片一个人偷着乐爽呢，还是去迪厅蹦迪爽？”
齐宣王的回答是：“还是大家一起蹦迪才更爽。”
孟子步步深入：“噢，您是觉得一起蹦迪爽啊。那我再问您，是和三五个人一起蹦迪爽呢，还是一大群狗男女一起去蹦迪爽？”
齐宣王说：“这还用问，要热闹当然得一大群狗男女一起啊。”
孟子一步步诱入正题了：“既然您这么明白，那怎么就不好好想想这个道理呢？如果您在这儿听周杰伦，外边的老百姓听见了，互相全愁眉苦脸地议论着：‘咱们大王这么喜欢音乐，瞧把他给乐的，可他怎么就让咱们大家伙儿活得猪狗不如呢？父亲和儿子见不着面，弟兄和老婆流离失散。’大王您再想想，如果您出去打猎，老百姓看见您旌旗招展的车队，前有开道摩托，后有押阵宝马，还老早就交通管制了，上班的、上学的、上医院的谁也走不了路了，能不埋怨您么！为什么大家会埋怨您，还不是因为您没有做到与民同乐嘛！”
孟子接着说：“可是，如果您在这里听歌，外面的老百姓听见了，互相议论说：‘嘿，看来咱们大王精神不错啊，祝福他身体一天好过一天。’如果您去打猎，老百姓老远看见了车队，互相议论说：‘嘿，咱们大王看来精神头很足啊，谢天谢地，祝福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百姓们为什么会这样爱戴您呢，还不是因为您做到了与民同乐嘛！您要是能够做到与民同乐，一统天下有什么难的。”
“与民同乐”这个词是《孟子》原文里的话，不简单吧。
这我们就明白了，儒家思想是后来被发展成畸形了，讲修身，讲清廉，把标准定得高到荒谬的地步，清官都得是一清如水，死了都没钱埋才算真清，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有几个人能做到啊？看看人家孟子，根本就没这么苛求，他的道理是非常人性的，而只有符合人性的道理才是站得住脚的。孟子的意思是，你齐宣王爱听周杰伦，这很好啊，你让你统治的这些老百姓也能有心情听周杰伦，这才是真好啊。往下推论是：你齐宣王喜欢住好房子，没问题，你也让你统治下的百姓有好房子住；你喜欢好车，没问题，你也让你统治的百姓有好车开；你这当领导的先富了，没问题，你也带着老百姓一起富起来……
这个道理孟子前面就讲过了，这就是推己及人，己所欲，施于人。可这道理还得有两个补充：第一，如果你齐宣王是变态，是受虐狂，那你可千万别推己及人去；第二，己所欲，施于人，但不要强施于人，如果人家拒绝，那就别勉强。各位，我这两个补充虽然看似荒唐，其实是很重要的，历史上多少悲剧都是由此而起的啊。
关于这一节，还有两个问题要说。先说一个小问题，之后再说个大问题。小问题是，我以前读这一节的时候，有个有趣的发现，那就是：齐宣王在王宫里听音乐，王宫外面的老百姓居然听得见？！看来后代的帝王们看了孟子这段，也发现过这个问题，所以干脆把皇宫造得超级大，里面别说听周杰伦，就算有重金属乐队现场演奏，外边也听不见了。既然没人听得见，也就没人会抱怨了。^_^
山东临淄现在有出土的齐国城市遗址，谁要想知道当时的王宫到底规模有多大，里边听音乐外边能不能听见，不妨去实地看看。
该说大问题了。方才有人注意到没有，孟子最后劝齐宣王的时候，是说齐宣王如果能做到与民同乐了，就可以一统天下了。
不对呀，孟子前面在梁惠王哪里的时候不是劝梁惠王一统天下么？怎么转脸就变了？俗话说“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这位孟子还是圣人呢，怎么能做出如此卑鄙的勾当！
咱们把矛盾极端化来看看，那样更容易看清楚问题。换一个时代背景，换到宋、金对峙的时候，长江以南是南宋，长江以北已经被金国占领了，嗯，就这个时候吧。再交代一个前提：金国的文明程度已经比较高了。问题来了：如果金国能行仁政，你愿意帮助他们一统天下吗？也就是说，你愿意帮金国施行仁政来灭亡宋朝吗？
这个问题没答案，谁有兴趣就自己去想吧。但是，既然说到这个时代，就不妨把岳飞拿出来说说，岳飞后来不是被批评为愚忠吗？很多人认为岳飞那样的愚忠一直都是古代社会里的臣子对君主的标准心态，其实不是。至少在孟子这个时代不是，在孟子以前也不是。所以，把这个罪名扣在儒家先哲身上是不公平的。看看孟子，梁惠王不听自己的意见，就去齐宣王那里去了，劝这个一统天下，又劝那个一统天下，反正不管是谁，只要想行仁政一统天下，我就帮他干。而且，我们还得注意，无论是魏国还是齐国，可都不是孟子的祖国啊。
有人会说了：“反正都是炎黄子孙——”
错，没几个人真是炎黄子孙。
炎黄子孙并不多
什么是炎黄子孙？
大一统时代里调和内部矛盾，强调我们大家都是炎黄子孙，追到老祖宗时候全是一家人，所以现在应该相亲相爱。首先声明，我绝对支持大家相亲相爱，亲如一家，但是，就事论事，还原历史，我们真正的炎黄子孙其实并不太多。
炎黄的时代，炎帝的势力和黄帝的势力其实都远没有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大，当时的天下能和他们有一拼的部族还有好多呢。所以，后来的人要往前追祖宗，就会发现不少人都不是炎黄部族的后代。说不定咱们中的谁谁还是蚩尤的后人呢，那和炎黄可是有血海深仇啊！
当然了，那么早之前的事，真有仇恨，现在也没人真当回事，我也不是要挑拨人民内部矛盾，只是澄清这个概念：炎黄子孙只是后人笼统一说，认真看看那段历史的话，就会发现并非如此。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倒有可能全都追溯到一个共同的祖先。好像现代的基因研究有成果说，地球上所有人都能够追溯到非洲的某位女性。当然了，这就是另外的话题了。
我们再来看看孟子的时代。春秋战国，轻生取义的事情可有不少感人的，不过像后来大一统时代的愚忠却不是那时候的风气。
关于孟子时代的风气，我举几个例子。一开始讲梁惠王的时候不是说过“三家分晋”么，其实，原本在晋国当权的贵族世家一共有六家，这六家慢慢在斗争当中有两家被淘汰下去了，只剩下四家了，这四家当中，就有后来“分晋”的韩、赵、魏这三家。有意思的是，虽然最后是这三家瓜分了祖国，其实原本最强的一家却是那第四家，最强的人也正是第四家的大当家——智伯。
智伯势力最大，能耐最大，贪欲也最大，不大把另外三家放在眼里，欺负人没够。结果在斗争的最后关头，智伯本来眼看就要胜利了，却被三家突然联合，把自己倒给灭掉了。智伯有一个家臣，名叫豫让，豫让要给老主公报仇，就去行刺赵国的老大赵襄子。行刺失手，可赵襄子这人不错，觉得豫让是条好汉，就把他放了。豫让不领这个情，后来又用热炭毁了嗓子，使自己的声音变了，也毁容了，连老婆也认不出自己了，又去行刺赵襄子。可人家赵襄子福大命大，豫让又失手了。最后赵襄子觉得再饶他就实在说不过去了，豫让也觉得再行刺也不大好意思了，就请赵襄子脱下衣服，让自己砍了几下，算是自己尽了心了，然后就自杀了。
豫让在死前，赵襄子曾很好奇地问他：“你下这么大的本钱给智伯报仇，为什么啊？”
豫让说：“智伯是我老大，我这个做小弟的当然要给他报仇了！”
赵襄子挑理了：“你在跟智伯之前不是跟过一个老大么，也没见你给你以前的老大怎么着啊？”
豫让这时候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以前那个老大就把我当个普通小弟，所以我也就待他一般般，可智伯老大拿我当国士啊，所以我也要以国士的姿态来回报他！”
豫让牛吧？司马迁在写《刺客列传》的时候，豫让名列前茅。当然了，司马迁是按时间顺序排的。
豫让给我们展现的老大和小弟的关系是：你敬我一尺，我也敬你一尺；你敬我一丈，我也敬你一丈。所以，谁也别以为你敬我一尺，我就该敬你一丈，哪怕你是大哥我是马仔。
不知道我的读者里边有没有在道上混的。如果有，就好好跟咱们豫大哥学点儿规矩。
该说第二个例子了，这个故事里的人物级别比智伯和豫让可都高了。
前面谈田齐篡姜齐的时候不是提过晏子么？现在要说的就是这个晏子的事。
晏子这段故事取自《左传》，后来《古文观止》收了这篇，给起了个标题。这个标题起得很好，叫《晏子不死君难》。事情是这样的——
崔武子是齐国的大贵族，权力非常大，他的老婆是个大美人，叫棠姜。当时齐国的国君齐庄公不是个好东西，见了棠姜这位大美女就走不动道儿了。这一来，可就给崔武子戴了绿帽子。这里我先解释一下，绿帽子这个词在这时候还没有呢，要到汉朝才有，我就先这么用着了。崔武子觉得绿帽子戴着不爽，要摘，怎么摘呢，就趁一次齐庄公又往自己家里跑的时候把他给杀了。
动静闹大了。
晏子闻讯赶来，站在崔家门外，谁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有人就问他：“您是准备为国君而死吗？”
晏子说：“他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国君，我为什么要专门为他而死呢？”
旁边又问：“那您是要因为国君之死而弃国逃亡吗？”
晏子说：“国君的死，难道我有什么罪吗？我为什么要逃亡呢？”
旁边又问：“那您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是要回家吗？”
晏子说：“国君都死了，我又回到哪里去呢？为人君的，怎能高踞在众人之上，凡事都应以国家为重；为人臣的也不能只贪图俸禄，而应以为社稷尽力为己任。所以，如果国君是为国家而死的，臣子就应该随他同死；如果国君是为了国家而逃亡的，臣子就应该随他一同逃亡；如果国家是为自己而死，为自己而逃亡，若非他的亲昵之臣，谁能当这个灾祸而随他一起去死，一起去逃亡呢？况且，杀死国君的正是那位为国君器重的重臣，我只是个普通臣子罢了，为什么要为国君去死，去逃亡呢？又要往哪里去呢？”
这时候，崔家的门打开了，晏子进去，把齐庄公的尸体枕在自己的大腿上痛苦了一场，又站起来向上跳了三次以尽臣子哭君主的礼仪，然后就出门走了。我这里再解释一下：这个怎么哭啊，怎么跳啊什么的，就是礼制所严格规定的内容，不能哭错了，也不能跳错了。
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一个问题，君臣是相对的，你怎么对我，我也怎么对你；你为公如何了，我也为公如何；你为私如何了，那对不起，那是你自己的事，跟我无关。中国要到后来才形成愚忠思想，臣子要对君主无条件效忠，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等等等。春秋战国时代，这种事情是很宽松的，臣子在这家做得不爽了，就跳槽去另一家，这很正常的。可等到了大一统时代，你就算想跳槽也没处可跳了，所以当“君要臣死”的时候，臣想不死也没处可逃。
所以，孟子的主张在魏国行不通，那就拿到齐国来碰碰运气，反正目的是行仁政，谁行都一样。当然了，主张行苛政的也是这个路数，反正目的是行苛政，谁行都一样。这就像现代社会里一位技术人员拿着自己的一项专利，这家公司走走，那家公司问问，反正目的是要开发专利，谁来开发都一样。
儒家思想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真是一个好词，是很耐人捉摸的。
“与时俱进”在很多时候是一种客观发展规律，在这个规律当中，有的东西往好了进，有的东西往歪了进，有的东西往坏了进。儒家思想就是越来越往歪了进的。
现在我们对孟子已经大致有了个了解了，这位山东老儿其实是很可爱的呀，至少是一点儿都不迂腐的。鲁迅描写孔乙己，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使然，我们不能从孔乙己身上去想像孔子和孟子啊。
鲁迅在他的时代里使劲批评儒家这套东西，确实也批评得有理。那时候别说大人，就说小孩子学的那些书，说是儒家教育吧，也算是吧，可我看着总觉得越看越浑身发毛。前些年这些书还很是流行过一段，好像是物极必反，老式的私塾教育又回归了，又要讲讲所谓孝悌什么的了。可是，那些童蒙课本里讲的什么孝悌真是孔孟的孝悌吗？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孟子讲孝悌，讲忠信，这都没错，孔子也讲这些东西，但是那些童蒙课本里讲的孝悌我却觉得不是孔孟所讲的孝悌，变了味儿了。不仅是变味儿，还是变态！我要是有孩子，说什么也不让他看这些书。
后世的孝道，举一个例子，我们就看看元代以后流行的童蒙读物《二十四孝》，这也是鲁迅当年狠批过，现在却又有人翻腾出来的老书。二十四个故事里我来说一个：汉朝有个人叫郭巨，家里很穷，上有老妈，中有老婆，下有一个三岁大的孩子。郭巨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严重问题：他的老妈偷偷把自己碗里的吃的省下来给小孙子吃！哇呀呀，这还了得！郭巨心里难受，觉得对不起老妈，有违孝道啊！可是，能有什么办法呢？想多搞点儿吃的吧，唉，劳动力市场不景气，能保住眼下这份低薪工作就非常不易了，实在没有余钱改善生活了。怎么办？
各位，咱们看了这么半天的《孟子》，也学学人家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之道，如果换了你是郭巨，你会怎么办？
什么？给老妈申请五保户待遇？
——这得感谢新社会，郭巨那会儿还是汉朝呢，没有这种好事。
什么？可以去麦当劳泡着，那儿的番茄酱是白给的？每隔十分钟就向营业员去要一包？
——靠，够前卫！够精明！有没有着点儿调的主意啊？
找亲戚朋友去借？
——这倒现实些，可俗话说“救急不救穷”，再说了，郭巨的亲戚朋友比郭巨还穷呢。
什么？投奔水泊梁山？
——看，孟子他老人家又说着了，无恒产者无恒心啊。可是，郭巨是个老实人，胆小。还有什么招儿没有了？
全家上吊算了？
——如果这话不是起哄，嘿嘿，说的还真有点儿接近正确答案了。
这事要是换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人家郭巨有办法，和老婆一商量：“不能让咱妈挨饿！咱家口粮本来就不富余，可咱孩子还得吃掉他奶奶的一份，这可不行。”
老婆问：“那你说怎么办啊？”
郭巨一咬牙，一跺脚：“把这小兔崽子埋了！”
郭巨老婆一惊：“什么叫兔崽子？那可是你亲儿子！”
郭巨一听，嗯，也是这个理，不过心又一横：“亲儿子我也顾不了了，儿子还能再生，可老妈死了就没有了。”
郭巨老婆舍不得儿子，咕哝着说：“那，不成咱到时候再给你老爸介绍个后老伴儿？”
“呸！”郭巨啐道，“我早就是单亲家庭了！”
就这样，横了心的郭巨开始在地上挖坑了。这是做什么？为了埋儿子！
可就在郭巨挖到三尺多深的时候，突然挖到了一个罐子，一打开，里面全是黄金，还有个字条，写着：“这是老天爷赏赐给孝子郭巨的金子，官府不能抢，老百姓也不能夺。”
有了金子，儿子就不用杀了。从此，郭巨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真是个感人的故事啊，郭巨的孝心连老天爷都给感动了，特地给了他一大罐子金子，真是好人有好报啊！这个故事的原文最后还有四句诗，最后两句是“黄金天所赐，光彩照寒门”。看看，这就叫“孝感动天”。古人不是常说“忠臣孝子”吗？黄药师听说欧阳锋胡乱杀人，杀了孝子，不是也很恼火吗？他不是也说他老黄虽然称个“东邪”，可平生最敬忠臣孝子吗？这个郭巨，就是二十四孝里的一位模范孝子。模范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全国上下会轰轰烈烈地掀起“当孝子，学郭巨”的热潮，小青年的文化衫上流行郭巨的大头像，郭巨的事迹学校里要讲，农村里要广播站广播，电视上要做连续节目，还会被改编成电视剧，等等等等。但是，我们还不要忘记一点，郭巨不是一个，是二十四个。二十四孝各有各的绝活，尽管其他人并没有埋儿子。
那么，如果你学了郭巨，挖坑挖到三尺深了，正盼着金子出现呢，可除了蚯蚓什么都没有。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就只好真埋儿子了。
我前面已经讲了，大众型思想的发展轨迹是有迹可寻的，到郭巨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所谓儒家孝悌之道已经羼杂了很多别的东西，有民间迷信的影子，有民间劝善文的影子，有庸俗化佛教的因果报应的影子。这个问题后文里还会遇到的。
我们拿二十四孝来对照一下孔孟之学，这真是孔孟的孝悌之道么？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是儒家后学们对孔孟思想所做的“与时俱进”的工作把它给“极端化”了，鲁迅批判的那些东西正是这个极端化的顶峰产物。我的感觉是，孔孟之道如果说是套在人脖子上的一条绳索的话，那这条绳索本来是相当宽松的，相当人性的，你在里面喘气有时会觉得不大舒服，可大体上还是没什么生命危险的，你要去杀人放火的时候才发现被绳子拦了一下。可后来呢，这绳索就越勒越紧了，直到紧得让人没事待着的时候也呼吸不畅了。
刚刚我们既然谈到了刺客豫让，那就再拜托这位仁兄从方才的话题里出来，到我们现在的这个话题里来继续发挥作用。
先问问大家，对豫让这人有什么看法没有？
做人做到他这份上不简单吧？
换你你能做到吗？
反正换我我不行。我这人胆小怕事，既然老大都玩完了，咱这做小弟的虽然痛心疾首，可一想想八十老娘和八个月的孩儿，唉，先解决下岗之后的再就业问题吧。
我想的也没错吧？下岗也不能怨赵襄子吧？就算怨赵襄子也没用对吧？趁着年轻还有把子力气，找个夜总会当打手去总还是有机会的，毕竟还做过智伯的小弟嘛！
大家看清楚了吧，我，就是这号人！
如果孟子知道我这样，也不会说什么，他前面不是说了吗，没有产业了却还有道德操守的，只有“士”才行，嘿嘿，我不当士了，我当“民”去，没有产业了就不顾道德操守了，因为我是“民”，所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孟老师是个很通情达理的人，不会跟我过不去的，说不定还会给我介绍个职业培训中心让我去学学家政服务什么的呢。
可是，当历史发展了，社会变啊变的，后儒们越来越牛了，别说对我这号人，就连对豫让豫大哥也有微辞了——小豫，你做人还凑合，不过离儒家标准那还差得远呢！
吃惊不吃惊？做人做到豫让这份上，还仅仅是个“凑合”。
那，这话是谁说的啊？有确实出处没有啊？别急，我当然有出处、有证据。
我这个证据一点儿都不冷门，可能谁都看过，说不定你们家现在就有。
这就是学习古文的入门书：《古文观止》。
《古文观止》这本书很有意思，要学点儿古文呢，它是入门书，同时呢，也是文学，也是历史，尤其是，除了清朝之外，历朝历代都收有文章，所以如果顺着读下来，还能让人从中约略感觉一下各个时代社会风气的变化。如果我现在讲的这个《孟子》有人爱看，我还真想以后有机会照着这个风格把《古文观止》从头到尾顺它一遍。嗯，不扯远了，《古文观止》明朝这部分收了方孝孺的一篇《豫让论》，是专门来讨论豫让的。
有人可能会挑理了：“你不能随便在通俗读物里拽个人出来就让他代表当时的儒家说话呀，这个人得是有代表性的，有公信力的。”
这话说的不错，如果我把孔乙己说过的蠢话展示出来，说是让大家看看鲁迅时期的儒者有多丢人，呵呵，这肯定是不对的。李白还写过很糟糕的诗呢，可我们得拿他的优秀作品来说事啊，那些才是能代表他的。
那就看看方孝孺够不够资历？
呵呵，论地位，方孝孺在他同时代儒者当中稳坐头把金交椅，毫无争议。
论名气，方孝孺名满天下，众人闻风影从。
论学问，这个嘛，我只能说我个人看法了，我认为，方先生的学问实在了不起，是我很佩服的。我前边说过，不少后世的儒学名家都没什么干货，尽玩虚的，可方先生是真有干货的，而且深刻得很。
方孝孺在现代人眼里，大家一般知道他好的一面是气节了得，宁被朱棣灭了十族，就是不屈服（其实诛十族一事未必如此，是有争议的，但这里就不费篇幅细说了），不好的一面是书生气重，最后书生误国，既可怜又可恼。这我还是多说几句好了，为方先生叫叫屈。一些人一提方孝孺就是这些内容，这实在是把人家给简单化、符号化了，把那段历史也给简单化、符号化了。唉，提起此人，我真有千言万语想说，可又不能再扯远了，就现在可能都有人把豫让的事给忘了，我还是赶紧回来吧。总之，方孝孺的公信力是勿庸置疑的。
方孝孺认为豫让的做法是不大合乎一个的“国士”标准的。方孝孺说：“你豫让既然说智伯待你为国士，可你知道吗，什么叫国士？我告诉你：国士国士，乃救国之士也。所以，在智伯开始贪婪心起的时候，你豫让就应该向他指出这样下去的危害啊。你要怎么来劝呢？态度要亲切，还要诚恳。可如果智伯不听呢？那好办，一个字——接着劝！那要是智伯还是不听呢？那也好办，还是一个字——再接着劝！有唐僧那种劲头就行了。可智伯要真是个高人，连唐僧都不管用，那怎么办？那也好办，你豫让不是后来以死回报智伯么，呵呵，反正你是要死的，早死也是死，晚死也是死，干脆就早点儿死，智伯要还是不听你的劝，你就当着他的面自杀。这样一来，智伯再怎么冥顽不灵，也会受到你豫让的感动的。他这一被感动，也就自然会明白原来你说的都是对的，于是改变作风，和韩、赵、魏三家和好了，这多好啊！可你豫让在智伯开始堕落的时候不拉一把，在旁边干瞪眼看着，等他犯了事了，死了，嘿，你又出头了，把自己当个牛人，可你早干吗来着！”
前边我说豫让的故事的时候问过大家，对豫让这个人，是不是觉得人家已经做得够可以的了？已经无可挑剔了？已经是楷模中的楷模了？
可是，现在再看看方孝孺的说法，他说得在不在理？呵呵，好像也很在理哦。儒家发展到这个时代，已经越来越苛刻了。儒家既讲内圣，也讲外王。这个内圣本来没什么玄的，可是被后人越搞越玄，标准拔得越来越高，正所谓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
但我还得找补两句。这里引述了方孝孺的说法呢，联系方先生一直以来在人们心中的那种符号化的印象，就更有点儿火上浇油的意思。其实，方孝孺的思想非常丰富，而且成名很早，写作也很早，他有些很有名的东西是非常年轻的时候（比如二十岁以前）就写成的，这篇《豫让论》我先声明，我没查过到底是方孝孺什么时候写的，那就是说，如果这只是他的少年之作，那我们不要因此而对这个人有什么苛责——不是刚谈过他苛责豫让吗——而且，他那个时代的文人好写翻案文章，这也是一时风气。我们看到的是后儒对人的苛责已经到了一种怎样的地步，窥一斑未必就能知全豹，但也能看个大概其。
我们前面刚刚领略过了，在鲁迅的时代做人不易，做儒生不易；现在时间往前推了推，也领略了在方孝孺的时代做人不易，做儒生不易；那，再往前推推看，看一位名人，吕文德。
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眼熟？
能一下子想到这个人是谁的，肯定是读书仔细的。提示一下：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神雕侠侣》里面力守襄阳，对抗蒙古大军的是哪一位英雄？
不错，大侠郭靖。可郭靖只是民间身份，武功再高，声望再隆，那也只是一介平头百姓，他怎么指挥襄阳官兵呢？
想起来了吧，郭大侠身边还有一个半傀儡状态的襄阳政府，这个襄阳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就是那个不大起眼的小配角，软骨头，窝囊废——对了，就是我现在说的这个吕文德。
吕文德冤枉啊，襄阳在蒙古大军的围攻之下坚守多年，这不是郭靖的功劳，吕文德居功甚伟啊，而且，还有两位不得不提的英雄。
《神雕侠侣》说襄阳是当时的战略要冲，这一点儿都没错，说襄阳坚守了很多年，具体年代我懒得去查了，反正大体也没错。现代的湖北襄樊当时各是襄阳和樊城，二城隔汉水相望，军事上互为依靠。在吕文德之前，有人就先为襄阳战区的防卫工作做出过很大贡献，为后来的吕文德做了很好的铺垫。说起此人，论名气，绝不在郭靖以下，论本领，也不输于郭靖。
我说这话是不是有人不服气了？别急，等我说出来他的名字，一大半的人都得同意我的说法。那么，此人到底是谁？
呵呵，不是旁人，正是机动战士高达！
现在知道了吧，这个日本动画片的原型就是我们宋朝的一员大将。
机动战士高达为襄阳战区的防御做了很好的基础工作，而他的革命接班人就是所谓郭靖扶持的吕文德。吕文德死守襄阳，守住了，可是自己也死了，怎么办？革命传统代代传，就传到了吕文德的弟弟吕文焕的身上。吕文焕也是一个字——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虽然打不过，却也守得住。这一守又是多年。
蒙古人一看，这么多年了，襄阳怎么还是攻不下来啊？可别说蒙古人是游牧民族，没有文明头脑，这话可不对，蒙古人在那么早的时代里就认识到了科学技术不但是生产力，还是第一生产力。他们任用了外国专家，开发高端武器，并迅速把这种武器投入实战。
大家现在要是去襄樊看看，还能够体会到当年城防的情形。襄阳城依山环水，拥有全国最宽的护城河，普通大炮根本威胁不到城墙；城墙又厚，城门里面还有瓮城，真是金城汤池，坚不可摧。但是，这一天，终于出事了。
山崩地裂一声巨响，城中各位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呢，就见城楼轰然倒塌了一块。紧接着，就看见天空之中巨石飞舞——大到不可思议的大石头，像小山一样砸进城里来了。襄阳城里早就度日维艰，吕文焕也早就独木难支，他一直是在咬牙安抚军民、维护士气啊，可这小山一飞，人们一下子全都怕了，全都慌了。
这也难怪，如果你在城里守着，突然看见巨石翻空，天上还有喷火的毒龙，地上还有猛犸象的军团，对，就是《指环王》第三部的那种场面，你能不慌吗？这可是闻所未、见所未见的超级武器啊！
这种武器叫做回回炮，射程远，威力大，准确度高，等于当时社会里的原子弹，而且，还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打击。可是，眼看着城墙就要被砸烂的时候，蒙古人突然不打了。
没弹药了？
不是，蒙古人来劝吕文焕了，说：“吕将军啊，你守卫襄阳这么多年，也算尽了你的本分了，现在呢，我们很希望你能投降。如果你不投降，你也看到了，我们要拿原子弹炸襄阳城那是轻而易举，等我们攻进去，嘿嘿，你也知道我们蒙古人的习惯，我们是要屠城的。到时候血洗襄阳城，男人杀个精光，女人先奸后杀，老人和小孩也一个不留。这，也是你吕将军不愿意看到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