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淆而清浊不分，故曰‘径渭不可求’。天下无纲纪文章，而上都亦然，故
曰‘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三山老人语录》，见《苕溪渔隐丛
话》前集卷一二）胡氏认为全诗都隐含讥刺，当然穿凿过甚，所以清人施鸿
保批评他说：“通首皆作喻言，屑琐牵合。”且指出：“前十六句，皆但写
景”。（《读杜诗说》卷一）那么，“秦山忽破碎”这几句究竟是单纯的写
景还是有所寓意呢？我们认为其中还是有所寓意的，但是不能象胡氏那样逐
句比附，处处落实。就是说，这些句子确是写景，但这是写的一个胸怀百忧
的诗人眼中的景，所以诗人胸中的忧愁之情与眼中的苍茫之景已在下意识中
融为一体，我们不必也不能再把它们分开来。至于“回首叫虞舜”以下八句，
注家都认为是由写景转为寓意，我们也这样理解，试作诠释如下：“回首叫
虞舜，苍梧云正浮”，明末潘柽章云：“高祖号神尧皇帝，大宗受内掸，故
以虞舜、苍梧言之。”（《杜诗博议》，《杜诗详注》卷二引） ①因为慈恩寺
既是佛教的一个重要场所，又是唐帝国鼎盛时期的一个象征，②当杜甫这位忧
国忧民的诗人登上寺塔时，就自然而然地眺望太宗的昭陵而缅怀大唐帝国的
全盛时代。可是盛世已经消逝，尽管诗人满怀希望地呼唤它，也不会复返了，
剩下的只是愁云惨雾而已。“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二句是以周穆王和
西王母游宴于瑶池之传说以刺玄宗、杨妃，注家于此均无异说。虽说诗中的
“瑶池”不一定是比喻骊山瘟汤， ①诗人登塔时玄宗、杨妃也并不在华清池，
②但诗人远眺骊山，即景生情，不由得对玄宗沉面于酒色淫乐感到惋惜、愤慨。
①仇氏引《杜诗博议》皆标作“明王道俊”，误。因仇氏实未见其书，《杜诗详注》中凡引《杜诗博议》处皆转引自朱鹤龄《杜工部集辑注》，而朱氏所引则为潘柽章所著，详见蔡锦芳《 <杜诗博议>质疑》（《杜甫研究学刊》1989年第 2期）。后文凡自仇注转引《杜诗博议》，皆径标作潘氏之言，不再注明。
②据《两京新记》、《长安志》等书记载，慈恩寺建于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647），本是太子李治（即后来的高宗）为他母亲文德皇后祈福而建立的。塔前东阶立有大宗亲撰的《三藏圣教序》碑和高宗亲撰的《述圣记》碑。 ①《杜诗详注》卷二引程嘉燧云：“明皇游宴骊山皆贵妃从幸，故以‘日晏昆仑’讽之”。《钱注杜诗》卷一则云：“唐人多以王母喻贵妃，‘瑶池日晏’，言天下将乱，而宴乐不可以为常也。”二说略同，然程说坐实瑶他以比骊山温泉，似不如钱说之圆通。又杜诗他篇如《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云：“倒悬瑶池影，屈注沧江流。..至尊顾之笑，王母不肯收。”亦可与之互证。
②温汤疗疾，故玄宗之幸骊山必在冬季或初春寒冷季节（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据《资治
“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二句写贤士失职而无所归宿之悲愤，“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二句，斥好邪趋炎附势而谋取富贵之无耻，其义甚明。
当四位诗人登上兹恩寺塔举目远眺时，对于观察自然景物来说，他们都站在同样高度的七级浮图之上。可是对于观察社会现象来说，杜甫却独自站在一个遇然挺出的高度上。这样，岑参、储光轰所看到的是佛寺浮图的崇丽，所感到的是佛教义理的精微。高适所看到的与岑、储同，所感到的是个人命运的蹭蹬。而杜甫除了高塔远景之外还看到了“尘昏满目”，除了个人命运蹭蹬之外还感到了国家命运的危机。这就是杜甫的独特之处。
上述分析告诉我们。到天宝后期，尽管大唐帝国已在暗晴地走向衰亡，产生“盛唐气象”的社会基础已在悄悄地逝去，但诗坛上只有杜甫最为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的变迁，并把这种感受形诸诗歌。也就是说，杜甫最早从这个诗坛彻底地游离出来了。
杜甫一旦从浪漫主义诗坛游离出来，他的创作就开始以写实为主要倾向，他开始冷静地观察社会，努力探索社会的病根。他的目光既对准了日益陷于苦难的下层人民，也对准了日益荒淫无耻的上层贵族，于是他写出了《兵车行》和《丽人行》。
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那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
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
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己。君不闻
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
被驱不异大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
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
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此诗大约作于天宝十载（751），它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宋人赵彦材认为因玄宗用兵吐著而作（见《九家集注杜诗》），宋人黄鹤认为指天宝十载征南诏之役（见《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钱谦益则云：“举青海之故，以明征南之必不返也。不言南诏，而言山东，言关西，言陇右，其词哀怨而不迫如此。..是时国忠方贵盛，未敢斥言之，杂举河陇之事，错互其词，若不为南诏而发者，此作者之深意也。”（《钱注杜诗》卷一）我们认为杜甫两年之后作《丽人行》即直斥杨国忠“炙手可热势绝伦”，此时未必不敢斥言之。此诗中“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显然与“天宝八载六月，哥舒翰以兵六万三千，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唐军卒死者数万”（《资治通鉴》卷二一六）之事有关，而“牵衣顿足拦道哭”之描写也显然与天宝十载鲜于仲通征南诏全军复没后“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同上）之史实有关，所以此诗并不是专指哪一次边畔战争，而是泛指天宝年间唐王朝的穷兵默武政策，及其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诗人对这种穷兵黩武的政策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对被驱往死地的善良人民和他们的父母妻儿以及抛骨绝域的冤魂表示深切的同情。
通鉴》卷二一六所纪，天宝十一载冬十月戊寅（初五日）至十二月丁亥（十六日）玄宗幸华清宫。
丽人行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
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为
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极稳称身。
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奏。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萧管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此诗作于天宝十二载（753），它是讥刺杨氏兄妹的。杨贵妃的三位从姊于天宝七载（748）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其从兄杨国忠则于天宝十一载（752）十一月李林甫死后继任右相，杨氏兄妹权势熏天，荒淫无度，杨国忠甚至与虢国夫人私通，公然并辔走马，路人为之掩目（详见《旧唐书·杨贵妃传》，《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等）。此诗故意用工笔重彩对杨氏姐妹容态之娴美、服饰之华丽、肴馔之名贵一一作正面描写，诚如浦起龙所云，“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读杜心解》卷二）然而结尾六句则显为“刺讥语”，不但用“杨花”、“青鸟”的典故暗刺杨国忠与虢国夫人的淫乱，而且对杨国忠盛气凌人、恬不知耻的丑态作了深刻的讥刺。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结尾，从而使前面貌似庄重的描写统统转化为讽刺，就象蒋金式所云：“美人相、富贵相、妖淫相后乃现出罗刹相”（《杜诗镜铨》卷二引），全诗表述了诗人对那些恃宠弄权、骄奢淫佚的外戚贵族的极度憎恶和轻蔑。
《兵车行》和《丽人行》的出现，是杜甫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也
是唐诗发展过程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关键。在盛唐后期，诗人们对于唐帝
国的由盛转衰并不是毫无觉察，毫无反映的，例如高适于开元二十六年（738）
作《燕歌行》咏边塞战争中军士之艰危辛苦，李白于天宝初作《古风》其二
十四（“大车扬飞尘”）讽刺奸邪小人之嚣张气焰，又于天宝十载（751）作
《古风》其三十四（“羽檄如流星”）揭露杨国忠等征南诏之惨败，等等，
但那些诗或借古讽今，或缺乏具体描写，在揭露的深度和批判的力度上都比
不上杜诗。而且杜诗采取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元稹《乐府古题序》，
《元氏长庆集》卷二三）的作法，即不再象其他诗人那样利用乐府古题来写
时事，而是自拟新题。①可以说，这正是对汉乐府精神的最好继承，因为当乐
府诗最初从民间产生时，本来就是“即事名篇”的， ②后来文人拟作，才沿袭
旧题。现在杜甫恢复“即事名篇”，就不再受古题的束缚，反映现实时就十
分自如、灵活。
在长安十年的后期，杜甫创作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他开始把自己个人的不幸遭遇与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及国家的危机灾难在诗歌中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整体上说，杜诗不再是个人的啼饥号寒、叹老嗟卑之呻吟，也不再是一个旁观者对民生疾苦的客观描述甚或居高临下的怜悯。
天宝十三载（751）秋，长安一带霖雨六十余日，农田都被淹没，长安房
①黄庭坚称李白诗“度越六代，与汉魏乐府争衡”（《答黎晦叔》，《山谷老人刀笔》卷八），的确，李白的乐府诗成就很高，但是他径取乐府古题为诗题，这对于反映现实总是一重束缚。
②例如《战城南》、《有所思》、《平陵东》等径取首句作题，《陌上桑》即写采桑女陌上之遭遇，《孤儿行》即咏孤儿之苦辛，等等，详见郭茂倩《乐府诗集》。
舍倒塌无数，关中大饥。但杨国忠竟然“取禾之善者献之，曰：‘雨虽多，不害稼也。’”而玄宗也竟然“以为然”。更有甚者，“扶风大守房琅言所部水灾，国忠使御史推之。是岁，天下无敢言灾者。”（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在这种情形下，广大人民的生活之悲惨是不难想见的。杜甫也同样陷于极度的困苦之中，他“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秋述》）但他在诗歌中除了倾吐自己的苦闷之外，还为广大人民的痛苦而焦虑，例如《九日寄岑参》除了写自己因雨不能出行访友的窘状，还说：“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又如《秋雨叹三首》，其一、三两首主要写自己的愁闷，但第二首则云：“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禂，相许宁论两相值？”对辛勤耕作却颗粒无收的农民和抱被换米、顾不得严冬将临的城市贫民表示无限的同情。共同的不幸遭遇使诗人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了。
这年冬天，杜甫因京师乏食，把家小送往奉先（今陕西蒲城），寄寓在县署公舍里，①只身返回长安。第二年初夏，他往白水（今陕西白水）省视舅氏崔顼，九月与崔同往奉先探视家小。十月，杜甫回到长安，被任为河西县尉。②杜甫在长安求仕近十年，才得到了这个官职，但是他没有接受。不久又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③杜甫接受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是一个掌管府内卫士以上名帐差科及公私马驴的小官，官位为从八品下，比县尉（从九品下）略高。为什么杜甫接受前者而拒绝后者呢？后人对此有种种揣测， ①但我们宁可相信杜甫自己的解释：“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官定后戏赠》）原来作县尉就难免要折腰向乡里小儿，而“兵曹参军”是一个闲职，毋需折腰奔走。杜甫得了这个微职后不久，复往奉先探视家小。他路经骊山，想到玄宗正与杨贵妃等在山上的华清宫中尽情享乐，可是百姓却正饥寒交迫地挣扎在死亡线上，心中百感交集。等到他回到家中，发现幼子已经饿死，更是心如刀割。于是诗人奋笔疾书，写了下面这首名篇：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
落，白首甘契阔。盖棺
事则己，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
①闻一多推测当时任奉先县令的杨某与杜甫夫人杨氏是本家（见《少陵先生年谱会笺》），颇合情理。
②河西县在何处，旧注多未论及。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以为在“今云南河西县境”，误，因其地于天宝九载（ 750）已没于南诏。郭床若认为“在宜宾附近”（《李白与杜甫》第 160页），尤误，因为唐代在剑南道仅设过一个河西县，从属于宗州，治所在今云南弥渡、姚安之间，即闻一多所指者（见《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四》）。其实河西县就在关内道同州境内，治所在今陕西台阳境内黄河西岸，此县置于高祖武德三年（ 620），至肃宗乾元三年（ 760）方改为夏阳县（见《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与《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参看李冶寰《河西县在哪里》（《草堂》 1982年第 1期）。 ③《官定后戏赠》云：“率府且逍遥”，又题下原注：“时免河西尉为右卫率府兵曹。”按：《旧唐书》本传作，“京兆府兵曹参军”，《新唐书》本传作，“左卫率府胄曹参军”，均误。
①萧涤非先生认为杜甫不愿作河西尉是“不肯作这种鞭打人民的官”（《杜甫研究》第 24页），似嫌证据不足；而郭沫若先生认为杜甫是“想做大官而不愿意做小官，留恋都门生活而不愿意去穷乡僻境与民众接近”（《李白与社甫》第 161页），未免厚诬古人。
性固莫夺。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侣溟渤？以兹误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天衢阴峥嵘，客予中夜发。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凌晨过骊
山，御榻在
嵲。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欢娱，
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筐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群水从西下，极目高崪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广不可越。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陶，幼子俄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杨伦评曰：“五古前人多以质厚清远胜，少陵出而沉郁顿挫，每多大篇，遂为诗道中另辟一门径。无一语蹈袭汉魏，正深得其神理。此及《北征》，尤为集内大文章，见老杜平生大本领，所谓‘巨刃摩天’，‘乾坤雷硠’者，唯此种足以当之。”（《杜诗镜铨》卷三）的确，无论是篇幅之宏伟还是内容之广阔，此诗都堪称杜甫集内的“大文章”，也堪称唐代五言古诗中的“大文章”。明高校《唐诗品汇》五古部分特设“长篇”一卷，仅入选五首诗，其中就有此诗及《北征》。而且在我们看来，该卷中所收的李白诗二篇——《送魏万还王屋》和《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在形式上尚有脱胎于六朝长篇的痕迹，①只有杜甫的二首堪称唐代五古长篇的扛鼎之作。
此诗虽题曰“咏怀”，实乃融咏怀与纪事于一篇。所以宋人黄彻云：“观
《赴奉先咏怀》五百言，乃声律中老杜心迹论一篇也。”（《
溪诗话》卷
一○）而王嗣爽则云：“故‘彤庭分帛’，‘卫霍金盘’，‘朱门酒食，等语，皆道其实，故称诗史。”（《杜臆》卷一）两者分别说出了此诗内容的一个方面。下面我们依浦起龙《读杜心解》的分段法，把此诗分成三大段略加解说。
第一大段从开头至“放歌破愁绝”，共三十二句。这一段纯为“咏怀”，
用坦率的语句把自己的心事一一道出，忧郁的感情中蕴含着坚毅，自嘲的口
气中透露出自豪。诗人自比稷、契，似乎自许过高，但正如王嗣爽云：“人
多疑自许稷契之语，不知稷契元无他奇，只是己溺已饥之念而已。”（《杜
臆》卷一）孟子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
己饥之也。”（《孟子·离娄下》）这其实就是对人民抱有深厚的感情，对
人民的命运怀有深刻的责任感，说穿了并没有什么高不可攀的神秘之处，所
以诗人诚笃地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当然，诗人的抱负非但无法实现，而且受
到人们的嘲笑，所以他也有苦恼，牢骚，但最终还是不忍离去，杨伦评这一
段说：“首从咏怀叙起，每四句一转层层跃出。自许稷契本怀，写仕既不成，
①这些痕迹是：一，对句较多；二，转韵多次，前首转韵二十二次，后者转韵十三次；三，转韵处用“顶针格”较多，如前一首中“城西孤苕峣”下接“苕峣四荒外”，后一首中“荣枯异炎凉”下接“炎凉几度改”，等等。
隐又不遂，百折千回，仍复一气流转，极反复排荡之致。”（《杜诗镜铨》卷三）此评甚当，但杨氏主要从文气着眼，我们的注意点则在于，这一段虽为咏怀，但咏怀中暗含叙事，不但清楚地交代了诗人的遭遇、处境以及在仕隐之间徘徊的过程，而且对那些蝇营狗苟之徒进行了讽刺。
第二大段自“岁暮百草零”至“惆怅难再述”，共三十八句。这一段貌
似“纪行”，实际上则是记叙、描写、议论并用。开始六句写严寒之状，实
亦诗人低沉心绪之衬托。后三十二句为此段重点，描写了唐玄宗君臣在驱山
华清宫的荒淫骄奢，并以之与人民的饥寒交迫相对照，从而对贫富悬殊的不
合理社会现实提出了沉痛的控拆。这三十二句结构颇具匠心，诗人先用十句
为玄宗君臣欢宴赐浴画了一幅粗线条的速写，然后义正辞严地指出他们所享
用的物质财富正是从穷苦百姓处掠夺来的，“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
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四句语气极为愤烈，正如蒋金式所云：“叙事中夹
议论，不觉发上指冠，大声如吼。”（《杜诗镜铁》卷三引）“多士盈朝廷，
仁者宜战栗”二句则冷隽尖刻。文势至此已臻极顶，故下文又宕开去，重新
转入描写，“况闻内金盘”以下十句，描写对象转为内宠外戚，手法则转为
工笔细描。然后，仿佛石破天惊，作者写出了惊心动魄的千古名句：“朱门
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第三大段共三十句，写诗人经过长途跋涉，历尽艰险，终于到家，可是
到家并没有得到希望中的欢聚，却听到了幼子饿死引起的一片哭声，在极度
悲痛之中，诗人又推己及人，想到广大人民更为深重的苦难，感到忧积如山，
全诗遂戛然而止。这一段主要内容是“纪事”，但是最后十二句则转为抒情
和议论。
综上所述，此诗有这么两个特点：首先，全诗虽以“咏怀”为主线，但中间却穿插着大段的叙事、议论。明人胡夏客云：“诗凡五百字，而篇中叙发京师，过骊山，就泾渭，抵奉先，不过数十字耳。余皆议论感慨成文，此最得变雅之法而成章者也。”（《杜诗详注》卷四引）其实诗中关于骊山宴乐等描写也都是叙事，不下二百多字，不过这些叙事与抒情、议论结合得十分紧密，有时甚至密不可分，例如“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二句，又似叙事，又似议论。又如“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二句，又似叙事，又似抒情。这真是情景交融，浑然一体。其次，此诗题作“咏怀”，咏怀者，当然是咏一人之怀，正如黄彻所云，是诗人的“心迹论”，即使兼及叙事，也应该叙一人之经历。然而此诗却处处推己及人，处处把个人的不幸与国家、人民的不幸联系起来，从而以其对国家形势的深刻反映而被王嗣爽评为“诗史”。既是“心迹论”，又是“诗史”，这种对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两种题材取向的有机结合，是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气象。浦起龙云：“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卷首）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显然，《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杜甫诗歌这种倾向最早的成功尝试。
当杜甫冒着严寒路经骊山，玄宗君臣在华清宫尽情享乐时，安禄山已在渔阳起兵了，①只是渔阳鼙鼓声尚没有传到关中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
①据《资治通鉴》卷二一七所记，玄宗于天宝十四载十月庚寅（初四日）至十一月丙子（二十一日）幸华清宫，安禄山于十一月甲子（初九日）发动叛乱，十一月庚午（十五日）玄宗方得到消息。杜甫路经骊山当在消息传开之前。
字》这首诗对于危机四伏、大乱将临的形势表示了深刻的优虑，堪称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的真实写照。
对于杜甫的求仕来说，十年长安的结局是悲惨的：他只得到了一个正八品下的微职。对于杜甫的诗歌创作来说，十年长安的结果是辉煌的：他写出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不朽诗篇。从那以后，诗人就朝着以诗歌反映现实的方向坚定地迈进了。
三、潼关诗兴：动乱时代的历史图卷
天宝十五载（756）月，杜甫告别了留在奉先的家人，独自返回长安，就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职。五月，叛军逼近潼关，杜甫赶往奉先，携家小北迁至白水，投靠他的舅氏县尉崔顼。六月，潼关失守，白水告急，杜甫带着一家人随着大批难民向北逃难。一路上历尽艰险，九死一生，幸亏得到他的表侄王砅的救援，我们的诗人才没有丧生于兵马之间。杜甫一家一直走到鄜州附近的同家洼，得到友人孙宰的热情招待，才惊魂稍定。杜甫后来在《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和《彭衙行》两首诗中生动地回忆了那段经历，后者如下：
彭衙行
忆昔避贼初，北走经险艰。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尽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颜。参差
谷鸟鸣，不见游子还。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嘻。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泞相牵攀。既无御雨备，径滑衣又寒。有时经契阔，竟日数里间。野果充喉粮，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边烟。少留同家洼，欲出芦子关。故人有孙宰，高义薄曾云。延客已曛黑，张灯启重门。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从此出妻孥，相视涕阑干。众雏烂熳睡，唤起沾盘飧。誓将与夫子，永结为弟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欢。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别来岁月周，胡羯仍构患。何当有翅翎，飞去堕尔前？
此诗作于至德二载（757），即诗人携家北逃的次年，写的虽是诗人一家的经历，但不啻是一幅流民图，因为诗人已与广大的人民共同承担了那个时代的深重苦难，他的遭遇已与普通百姓没有什么区别了！
杜甫到了鄜州，把家安置在城北的羌村。八月，听说肃宗已在灵武即位，杜甫便只身北上延州（今陕西延安），想从芦子关（今陕西横山附近）投奔灵武。可是此时叛军势力已蔓延到鄜州以北，杜甫在途中不幸被捕，被押往沦陷了的长安。幸亏他官阶很低，叛军对之不甚注意，所以并没有把他与其他的被俘官员一起送往安禄山伪朝廷所在的洛阳，也没有对他施以严格的看管。
此时诗人四十五岁，但已满头白发，象是一个老翁了。饱受蹂躏的长安已是满目疮痍，人民在叛军的铁蹄下呻吟，诗人把这一切都写进他的诗篇里。
哀王孙
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金鞭折断九马
死，骨肉不得同弛驱。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不敢长语立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昨夜东风吹血腥，东来橐驼满旧都。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窃闻天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花门嫠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
此诗作于九月间，即诗人被解之长安后不久。三个月前，玄宗仓皇西奔，“妃、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叛军占领长安后，大肆杀戮，“王侯将相扈从车驾，家留长安者，诛及婴孩。”七月，“杀霍国长公主及王妃、驸马等于崇仁坊，刳其心”，“凡杨国忠、高力士之党及禄山素所恶者皆杀之，凡八十三人，或以铁棓揭其脑盖，流血满街”，“又杀皇孙及郡、县主二十余人。”（《资治通鉴》卷二一八）长安城中充满了恐怖的气氛，那些宗室王孙更是到处躲藏。杜甫在街头遇见一位虎口余生的王孙（当然也可能是出于虚构），作此诗以慰之。宋人刘辰翁评曰：“忠臣之盛心，仓卒之隐语，备尽情态。”（《评点千家诗》卷三）清人张滑亦评曰：“忠爱之意，溢于言表。”（《杜诗镜铨》卷三引）令人之选本大多不选此诗，或即因为诗中有“龙种自与常人殊”等语，颇涉忠君思想之嫌。其实此诗的意义决非仅止于忠君思想。诗中虽然只写了一位王孙的遭遇，但以小见大，成功地渲染了长安的血腥气氛，而且诗中对玄宗仓皇奔逃，连骨肉都弃之不顾的举动颇有讥讽。至于末尾对肃宗的称颂，实际上正体现了当时广大人民的希望，因为肃宗是平定叛乱的总指挥。
哀江头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官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忆昔霓旌下南
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
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
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
城南望城北。
此诗作于至德二载（757）春日，诗人偷偷地来到曲江池畔，看到宫殿萧条而春色依旧，触景伤情，抚今思昔，作此抒怀。后人对此诗多有盛赞，如宋人张戒曰：“杨太真事，唐人吟咏至多，然类皆无礼，太真配至尊，岂可以儿女语默之那？惟杜子美则不然。《哀江头》云：‘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不待云‘娇侍夜，、‘醉和春，，而太真之专宠可知。不待云‘玉容’、‘梨花’，而太真之绝色可想也。至于言一时行乐事，不斥言太真，而但言辇前才人，此意尤不可及。如云：‘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不待云‘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而一时行乐可喜事，笔端画出，宛在目前。‘江水江花岂终极’，不待云‘比翼鸟’、‘连理枝’、‘此恨绵绵无尽期’，而无穷之恨，黍离、麦秀之悲，寄于言外。题云《哀江头》，乃子美在贼中时，潜行曲江，睹江水江花，哀思而作。其词婉而雅，其意微而有礼，真可谓得诗人之旨者。”（《岁寒堂诗话》卷上）张戒肯定此诗的委婉酝藉是对的，但他将其原因完全归为杜甫顾虑君臣之礼则欠妥。其实正如清人黄生所云，“此诗半露半含，若悲若讽，天宝之乱，实杨氏为祸阶。杜公身事明皇，即不可直陈，又不敢曲讳，如此用笔，浅深极为合宜。”（《杜诗说》卷三）我们认为若把此诗与《而人行》才照着读，尤可看清它的讥刺之意，不过《丽人行》仅写到杨国忠与虢国夫人等，而此诗则直指玄宗、杨妃了。当然此诗中也有悲悯之意，因为当日的“丽人”，而今已成“游魂”，他们的悲惨下场虽是咎由自取，但这毕竟象征着大唐盛世的消逝，诗人对之感到怅惋哀伤。正因为诗人对曲江池苑的今昔对比怀有十分复杂的情感，所以此诗写得曲折、含蓄。而这种复杂情感的核心内容就是对盛世的眷恋与对国家命运的忧虑。
上面两首诗写的是杜甫在沦陷的长安的所见、所闻、所感，但是诗人身
在长安而心系朝廷，他极其密切地关注着平叛战场的风云。至德元载（756）十月，宰相房琅率军与叛军战于长安西北的陈陶斜，唐军大败，死伤四万余人。两天之后，由于肃宗派中人邢延恩催促，房琯率余部再与叛军战于青坂，又遭大败。消息传到长安，杜甫沉痛地写下两首诗：
悲陈陶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
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悲青坂
我军青坂在东门，天寒饮马太白窟。黄头奚儿日向西，数骑弯弓敢弛突。山雪河冰晚萧
瑟，青是烽烟白是骨。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由于诗人没有亲眼看到两次战役之实况，所以诗中对战争的具体过程未作描写，仅仅写了唐军失败后血流成川、尸横遍野的惨状，诗的重点在于写“悲”，诗人对官军的失败感到非常悲痛，对叛军的嚣张气氛感到十分愤怒。诗中对唐军称作“义军”、“官军”、“我军”，对叛军则称作“群胡”、“奚儿”，爱憎分明，大义凛然。虽然诗人与长安人民一样，日夜盼望唐军反攻回来，但为了大局，他又希望唐军不要急于反攻，而要蓄积力量，待机而动。这两首诗可说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沦陷区人民的复杂心情。
杜甫在忧国忧民的同时，也十分挂念自己的家人。诗人在秋夜望着一轮明月，想到远在梆州的妻子今夜正独自在闺房中望月，而年幼的儿女们还不懂得想念长安。他在春日听着历历莺歌，特别挂念聪明可爱的幼子，挂念着羌村的老树柴门。优愁、焦虑使诗人的白发变得更加稀疏，连簪子都难挂往，而鸟语花香的阳春烟景竟使他触目惊心，泪流如雨。到至德二载（757）四月，社甫终于从金光门逃出长安，沿着崎岖的山路穿过两军对峙的前线，逃到了肃宗朝廷所在的凤翔（今陕西风翔）。他穿着麻鞋和露出两时的破烂衣服去拜见肃宗，不禁涕泪交流。五月，诗人被任为左拾遗。这一段经历被写进了下面三首诗：
喜达行在所三首
西忆岐阳信，无人遂却回。眼穿当落日，心死著寒灰。雾树行相引，连山望忽开。所亲
惊老瘦，辛苦贼中来！
其二
愁思胡笳夕，凄凉汉苑春。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司隶章初睹，南阳气已新。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
其三
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犹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
这三首诗虽以“喜”字为题，诗中也有两个“喜”字，实际上写的却是悲喜交集，而且更侧重于悲。浦起龙评曰：“文章有对面敲击之法，如此三诗写‘喜’字，反详言危苦情状是也。”（《读杜心解》卷三）其实老杜当时不见得有心情去讲究什么手法，他不过是如实倾吐心头的复杂感情而已。诗人冒着千难万险逃归凤翔，当他在山间仓惶奔走时，时时刻刻都有死去的危险，能够生还只是一件侥幸之事。当时如果抛尸荒野，又有谁会知道？等到归来
后，回忆途中情景，痛定思痛，才自怜自惜起来。“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和“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几句正是写的这种极其沉痛的感情，所以读来凄恻动人。而且诗中关于奔逃途中情状的描写也极为生动，如“雾树行相引，连山望忽开”两句，刘辰翁评曰：“荒村歧路之间，望树而往，并山曲折，非身历颠沛不知其言之工也。”（《杜诗镜铨》卷三引）所以这三首诗虽是抒情诗，却从诗人个人的角度深刻地反映了那个乱离的时代。
述怀
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时，朝廷
愍生还，亲故伤老丑。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柴门虽得去，未忍即开口。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山中漏茅屋，谁复依户煽？摧颓苍松根，地冷骨未朽。凡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嵚岑猛虎场，郁结回我首。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汉运初中兴，生平老耽酒。沉思欢会处，恐作穷独叟。
诗人自从去年八月告别妻儿，至此已有十个月了。由于兵荒马乱，书信不通，家人是存是亡都无法知道。而且此时诗人新任左拾遗之职，官位虽低（从八品上），却负有很重要的责任，一时不能请假往鄜州去探家，于是诗人作此诗以抒发对家人的思念之情。“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二句，把复杂、微妙的心理状态委婉道出，写得既细腻真切又明白如话，历来受人称赞。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所用的“赋”的手法，刘辰翁评曰：“极一时忧伤之怀，赖自能赋，而毫发不失。”（《唐诗品汇》卷八引）清人申涵光曰：“此等诗，无一语空闲，只平平说去，有声有泪，真三百篇嫡派，人疑杜古铺叙太实，不知其淋漓慷慨耳。”（《杜诗详注》卷五引）李因笃亦曰：“如子长叙事，遇难转佳，无微不透。”（《杜诗镜栓》卷三引）所谓“三百篇滴派”，实即指《诗经》中以“赋”为主的写实手法。 ①所谓“子长叙事”，就是司马迁《史记》的叙事成就。所以上面所引的三段话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即《述怀》一诗是以“赋”的手法见长的。诗中对自己身逢乱离的遭遇和家人可能遭受的灾难的描述细致人微，对自己既急于得到家人的消息又恐怕传来噩耗的心理活动也叙述得委曲周详，从而生动地记录了动乱时代在人们心灵上投下的巨大阴影。
杜甫任左拾遗没有几天，就为谏房琅事得罪了肃宗。房琯其人于天宝十
五载（756）追随玄宗入蜀，拜文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肃宗即位后，
房琯又奉玄宗命往灵武册立肃宗，肃宗对之颇为倚重。但是房琅虽有以天下
为己任之心，却缺乏实际的政治、军事才干。至德元载（756）十月，他率军
与叛军战于陈陶斜，仿效古法用车战，结果几乎全军复没。房琅又受到贺兰
进明等人的谗毁，他门下的琴客董庭兰则倚其势而纳贿，这使得肃宗对他越
来越不满。至德二载（757）五月，房琯罢相，贬太子少师。杜甫由于敬重房
琅的为人，又认为不应为细过罢黜大臣，于是上疏救房琯，措词激烈，肃宗
大怒，诏三司推问杜甫。幸亏得到宰相张镐的营救，才免其罪。但肃宗从此
以后就疏远了杜甫，到八月间遂让他离开凤翔，往鄜州探家。
①我们依朱熹《诗集传》的分析对《诗经》中各章节所用手法进行统计，“赋”体有七百二十七章，远远超过“比”、“兴”二体的总和（参看拙文《朱熹 <诗集传>与<毛诗>的初步比较》，《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二辑）。虽说朱熹的分析不尽准确，但“赋”为《诗经》中最主要的艺术手法这个结论是可以成立的。
闰八月初一日，穿着青袍的杜甫离开了凤翔，开始北征。此时在凤翔的百官生活都很困难，马匹都被征收到军中，官职低小的杜甫当然没有自己的马匹，他好不容易借到了一匹马，就带着一个仆人上路了。①跋山涉水走了七百多里，诗人终于回到了羌村家中，并在家中休养了三个多月，写了下列名篇。
羌村三首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
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戯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其二
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
其三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驱鸡上树木，始闻扣柴荆。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
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
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如果说《述怀》已经开始运用“赋”的手法，那么这三首则已把这种手法运用得出神入化了。第一首写刚到家时的情景，第二首写还家后的苦闷情状，第三首写邻居来访的经过，明人王慎中云：“一字一句，镂出肺肠，才人莫知措手，而婉转周至，跃然目前，又若寻常人所欲道者。真国风之义，黄初之旨。”（《杜诗详注》卷五引）清人李因笃亦解曰：“叙事之工不必言，尤妙在笔力高古，愈质愈雅，司马子长之后身也。”（《杜诗镜铨》卷四引）也就是说，这三首诗与《述怀》一样，运用了“赋”的手法，而且纯用白描，语言质朴而叙事极为生动。例如第一首，先写夕阳西沉，晚霞满天，噪呜的鸟雀纷纷归巢，荒村晚景，摹写如画，而且很好地衬托了远客初归的心情。“妻孥怪我在”句写动乱时代人们的心理细入毫芒：诗人离家已经一年，而且一去之后沓无音讯，所以妻儿早以为诗人已不在人世，如今他却突然回来了，怎么不让他们感到惊讶呢？“邻人满墙头”二句简直是一幅关中农村的风俗画：围墙低矮，所以邻人能凭墙观望。民风淳朴，所以邻人为诗人一家的离合而感叹、流泪。而“夜阑更秉烛”二句由于对久别重逢、翻疑是梦这种人生经验作了极为生动传神的描摹而成为后代诗人再三模仿的范例。①这样的诗，不但洗净了六朝诗的绮丽色泽，而且不复有盛唐诗的飘逸神采，它们有的是严格的写实精神，质朴的语言风格。可以说，只有这样的诗才能成为“诗史”。
《羌村三首》是杜甫到家后随即写下的速写式作品，经过一段时间的休
①前人多据《徒步归行》原注，谓杜甫徒步行至邠州才向李嗣业借马，此从陈贻焮说，详见陈著《杜甫评传》第九章第三节。
①例如中唐戴叔伦《江乡故人偶集客舍》：“还作江南会，翻疑梦里逢”，宋晏几道《鹧鸪天》：“今朝剩把银江照，犹恐相逢是梦中”，等等。但都不如杜诗之自然生动，参看沈祖棻《宋词赏析》第 62页。传说北宋盛度“梦朝上帝，见殿上执扇。有题诗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引《幕府燕闲录》）虽为传闻，亦可资谈助。
养、思考之后，他在九月中、下旬写下了杜集中第二首光辉的“大篇”： ①
北征
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
家室。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革。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
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挥涕恋
行在，道途犹恍惚。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
呻吟更流血。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前登寒山重，屡得饮马窟。邠郊入地底，泾水中
荡潏。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
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缅思桃
源内，益叹身世拙。坡陀望鄜畤，岩谷互出没。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鸱鸟鸣黄桑，
野鼠拱乱穴。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
异物。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
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那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诉
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风，颠倒在裋褐。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那无囊中帛，
救汝寒凛慄。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
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
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新归且慰意，生理焉得说！至尊尚蒙尘，几日休练卒？仰观天
色改，坐觉妖氛豁。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纥。其王愿助顺，其俗善驰突。送兵五千人，
驱马一万匹。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所用皆鹰腾，破敌过箭疾。圣心颇虚仁，时议气
欲夺。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可俱发。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
吴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忆昨狼
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葅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
宣光果明哲。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凄凉大同殿，寂寞白
兽闼。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阀。园陵固有神，扫洒数不缺。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
李因笃评此诗曰：“上关庙漠，下具家乘。其材则海涵地负，其力则排山倒岳。有极尊严处，有极琐细处。繁处有千门万户之象，简处有急弦触柱之悲。元河南谓其具一代兴亡，与风雅颂相表里，可谓知言。”（《杜诗镜铨》卷四引）的确，这首诗的内容上至国势朝政，下至家庭琐事，真是巨细兼容，波澜壮阔。下面依浦起龙《读杜心解》把全诗分为五大段，看看它到底写了哪些具体内容。
第一段自开头至“忧虞何时毕”，共二十句。此段从自己辞阙北征的日期写起，着重写当时的国家形势和自己忧国恋主的心情。“苍茫问家室”中的“苍茫”二字极妙，不但意指家人存亡未知，前途茫茫，而且也意味着自己蒿目时艰而心情迷惆。此时叛军气焰尚炽，山河破碎，百姓涂炭，“乾坤
①黄鹤以为“此诗述在路及到家之事，当在羌村后，至德二载九月作。故云‘菊垂今秋花’。”（《杜诗详注》卷五引）朱鹤龄从之。陈贻焮先生认为引“菊垂”句为证不妥，因此句系叙归途所见，其时尚在八月初（见《杜甫评传》第 411页），甚当。我们认为此诗当作于是年九月中、下旬，因为诗中写到了回纥“送兵五千人”且准备助唐军反攻长安之事，据《资治通鉴》卷二二○所记，九月初回纥怀仁可汗遣其子叶护等率精兵四千余人至凤翔，九月丁亥（十二日）随唐军出发，癸卯（二十八日）攻拔长安。杜甫作《北征》时已经闻知回纥军来而尚未知长安收复，而这些消息传到鄜州尚需数日，故当作于九月中、下旬。又案：《钱注杜诗》卷二称回纥发兵助唐军事在至德元载，误。
含疮瘦”五个字包含着极为深广的内容，语调亦极为沉痛。正因为是在这种时刻离朝探家，所以诗人怀着忧惧不安的心情恋恋不舍地离开凤翔，踏上征途。
第二段自“靡靡逾阡陌”至“残害为异物”，共三十六句。此段写途中
的所见所感，正如明人周甸所云：“途中所历，有可伤者，有可喜者，有可
畏者，有可痛者，一一写出。”（《杜诗镜铨》卷四引）诗人首先看到的是
人烟稀少，途中所遇之人多为受伤流血的士卒或难民，这是“可伤者”。诗
人又看到了山高谷深、虎吼崖裂的艰险景象，这是“可畏者”。然而途中景
物也有“可喜者”，那就是“菊垂今秋花”以下二十句所描写的山问秋景。
张溍云：“凡作极要紧极忙文字，偏向极不要紧极闲处传神，乃夕阳反照之
法，惟老杜能之。如篇中‘青云幽事’一段，他人于正事实事尚铺写不了，
何暇及此，此仙凡之别也。”（《杜诗镜铨》卷四引）说什么“夕阳反照法”，
似乎妄立名目，但指出这段文字之传神是对的。其实这正是写实手法的自然
结果，况且这些景物本身虽然可喜，但它们仍使诗入“缅思桃源内，益叹身
世拙”，与全诗的“苍茫”之感并不矛盾。“可痛者”当然是指战场白骨，
它们在寒冷的月光下更显得阴惨可怖，从而引起诗人的痛苦和愤怒。对于这
一段，《杜诗言志》卷三中分析得极好：“此第二节，则述途中之所见。参
差历落，总从‘恍惚’二字中来。..不整写，却杂写；不顺写，却乱写。
真得在路人一片苍茫恍惚神理。以见此行之原出于意外，突然而至前者，种
种各为变态也。”
第三段自“况我堕胡尘”至“生理焉得说”，共三十六句。此段写诗人
到家后所见的穷苦窘迫之状与合家团聚后的悲喜心情，细节的描写非常生
动，如“海图坼波涛”以下四句，王嗣奭评曰：“写故家穷状如画”（《杜
臆》卷二）。只有陷入穷困的官宦人家，才会有这种奇特的现象：绣着各种
图案的丝织品颠颠倒倒地补在孩子们的破布衣服上面！同样地，“见那背面
啼”和“问事竟挽须”二句写小儿女们对父亲由生疏、畏惧变为熟悉、亲热，
“学母无不为”以下四句写幼女娇痴之状，都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正是
通过这些成功的细节描写，杜甫把乱离时代给他的家庭带来的不幸形象地呈
现在读者面前。
第四段自“至尊尚蒙尘”至“皇纲未宜绝”，共二十八句。此段写自己
对国家局势的忧虑和对平叛事业的希望，但这些思想活动也主要是通过叙事
而表现出来的。皇帝尚在蒙尘，士卒尚在训练，而此时最使诗人关心的军国
大事则是借兵回纥。早在至德元载（756）九月，肃宗已派人往回纥请求援兵。
十一月，回纥派来骑兵二千，助郭子仪军击败叛军。二载（757）九月，回绝
怀仁可汗遣其子叶护等将精兵四千余人来至凤翔，肃宗接见叶护，宴劳赐赍，
惟其所欲。肃宗之子广平王李俶与叶护约为兄弟。九月丁亥（十二日），元
帅李俶率唐军及回纥、西域兵共十五万自凤翔出发，准备收复长安。杜甫闻
知这些消息，虽然对回纥之强悍有些担忧， ①但对回纥兵能帮助唐军破贼是感
到欣慰的，并对唐军克敌制胜，收复京城充满了信心。“祸转亡胡岁”以下
四句，义正辞严，语气斩钉截铁。诚如胡小石先生所云，此段“结合时事，
①仇兆鳌于“圣心颇虚仁，时议气欲夺”二句后注曰：“此忧借兵回纥之害。”（《杜诗详注》卷五）浦起龙驳云：“此时所急，尤在克复，不与《留花门诗》同旨。”（《读杜心解》卷一）我们认为杜甫对借兵回纥是有所隐忧的，见本节下文。
入以议论，开合纵横，直成有韵之散文。独辟一途，前所未有。”（《杜甫北征小笺》，《杜甫研究论文集》三辑）
第五段自“忆昨狼狈初”至末尾，共二十句。此段回顾安史之乱爆发后
唐王朝的经历，赞美忠臣除奸之义举，且希望唐室由此走向中兴。对于这一
段议论，后入争论甚烈，主要集中于下面几点：首先是“奸臣竟葅醢，同恶
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几句，古人认为夏桀、殷纣和周幽王都
是因女宠而亡国的，（夏桀宠爱妹喜，殷纣宠爱妲己，周幽宠爱褒姒） ②杜甫
觉得马鬼事变时赐杨妃自尽说明唐玄宗与他们不同，所以能够中兴。仇兆鳌
云：“此借鉴杨妃，隐优张良娣也。”（《杜诗详注》卷五）这种观点似乎
求之过深，因为张良娣其人虽然后来恃宠窃权，与李辅国狼狈为奸，但此时
恶迹未彰，况且她刚至灵武时还颇有美德，“产子三日起，缝战士衣。上止
之，对曰：‘此非妾自养之时。’”（《资治通鉴》卷二一八）所以杜甫不
会于此时把她与杨妃相比，在此诗字句中也看不出有这一层意思。宋人魏泰
曰：“唐人咏马鬼之事者多矣。世所称者，刘禹锡曰：‘官军诛佞悻，天子
舍妖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清日自无辉。”白居易：
‘六军不发争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此乃歌咏禄山能使官军皆叛，逼迫
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诛杨妃也。噫！岂特不晓文章体裁，而造语意拙，已失
臣下事君之礼也。老杜则不然：其《北征》诗曰：“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
别。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乃见明皇鉴夏商之败，畏天悔过，赐妃子
死，官军何预焉！”（《临汉隐居诗话》）这种说法强调杜甫的“事君之礼”，
但是诗中明明有“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之句，如何能说“官军何预焉”？
我们认为杜甫确有为玄宗曲词回护之用意，但前提是不违背基本的历史事
实，而且“中自”二字极其微妙，回护之中仍含隐讥。杜甫之所以要为玄宗
回护，是因为他怀有唐室中兴的强烈愿望。杜甫是经历了开元盛世的人，他
对玄宗怀有很深的感情，况且在叛军凶焰尚炽的形势下，对皇帝作大多的批
判也是不妥当的。刘禹锡和白居易生活于五十年之后，他们对玄宗不会怀有
如杜甫一样的感情，所以不宜把他们咏马嵬事变的诗与杜诗作简单类比。其
次是“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四句，浦起龙
对之大为不满，说：“玄礼为亲军主帅，纵凶锋于上前，无人臣礼。老杜既
以‘诛褒妲’归权人主，复赘‘桓桓’四语，反觉拖带，不如并隐其文为快。”
（《读杜心解》卷一）这一段话纯从封建君臣名分的角度出发，毫无道理。
试想当日如无陈玄礼，安能诛杨妃？既然陈玄礼在马嵬事变中起了那么重要
的作用，作为“诗史”的杜诗岂能避而不写？浦氏之言恰恰从反面证明杜甫
的见识在封建社会中是高人一筹的。第三是“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二
句，历来诗家对之均未注意，惟胡小石先生《杜甫<北征>小笺》中认为其中
含有玄、肃内禅之隐微，理由是大同殿、白兽门皆与肃宗无关而与玄宗有关：
大同殿不但为玄宗朝见大臣之所，而且高力士曾在其中劝告玄宗不可以大权
付与李林甫；而白兽门则为玄宗兴兵诛韦后所攻之门。我们认为这种分析也
求之过深，玄宗与高力士当年在大同殿的谈话，身为布衣的杜甫多半是不得
②宋人胡仔云：“疑夏字为误，当云商、周可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二）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五则改“褒妲”为“妹妲”，浦起龙亦云：“本应作妹、妲..痛快疾书，涉笔成误。”（《读杜心解》卷一）其实正如李因笃所云：“不言周，不言妹喜，此古人互文之妙，正不必作误笔。”（《杜诗镜铨》卷四引）
而知的。至于说大同殿、白兽门与玄宗有关而与肃宗无关，其实也并无深义，这二句诗不过是说长安陷落后宫殿宫门皆寂寞凄凉而已，由于安史乱前玄宗是皇帝，此处当然只能提与玄宗有关之宫殿宫门。如果要提与肃宗有关者，那就只能写太子东宫，但东宫又怎么能代表朝廷呢？肃宗与玄宗的关系后来虽然极度恶化，但在长安克复、玄宗还都前尚无显迹，杜甫即使有所察觉，在主题为希望唐室中兴的《北征》中也不会予以讥刺的。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对于《北征》的总体评价以胡小石《杜甫<北征>小笺》为最确切：
《北征》为杜诗中大篇之一。盛唐诗人力破齐梁以来宫体之桎梏，扩大诗之领域，或写山水，或状田园，或咏边塞，较前此之幽闭宫闺低回思怨者，有如出永巷而骋康庄。至杜甫兹篇，则结合时事，加入议论，撤去旧来藩篱，通诗与散文而一之，波澜壮阔，前所未见，亦当时诸家所不及，为后来古文运动家以“笔”代“文”者开其先声。
至德二载（757）九月，元帅广平王李俶统率唐军及回纥、西域之众共十五万人进至长安城西，准备与叛军决战。杜甫闻讯，作《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九月癸卯（二十八日），唐军克复长安，十月壬戌（十八日），又克洛阳。十月丁卯（二十三日），肃宗还长安。杜甫闻讯，作《收京三首》。十一月，杜甫携家离开鄜州，返回长安。十二月，凡陷贼官以六等定罪，杜甫的故友郑虔虽曾在陷于洛阳时以密章达灵武，但还是被远谪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司户参军，仓卒上路，连杜甫都未及赶来送行。这使杜甫十分伤心，作《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中有“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的沉痛句子。
乾元元年（758）春，杜甫在长安过着比较闲暇的生活。此时杜甫仍任左拾遗，贾至任中书舍人，王维任太子中允，岑参任右补阙，他们常常作诗唱和。但其实杜甫的心情并不愉快，微薄的俸禄使他的生计仍很窘迫，总是觉得街头的酒价太贵，偶尔得到了几百个钱，便邀请好友毕曜同买一醉。当然为了解闷消愁，他还是常到曲江去饮酒，甚至典当春衣以偿酒债。花飞蝶舞的风光使他感韶光易逝，人生短促，心头便产生莫名的惆怅。然而，当时唐帝国的形势却颇为可喜。唐军收复长安、洛阳后，安庆绪率残军退守邺城（今河南安阳）。到至德二载（757）十二月，史思明奉表归降，“虽相州（即螂城）未下，河北率为唐有矣。”（《资治通鉴》卷二二○）前方的捷报冲散了杜甫心头的愁闷，他喜不自禁地写下了《洗兵马》： ①
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祗残邺城
不日得，独任朔方无限功。京师皆骑汗血马，回纥
肉葡萄宫。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
仙仗过崆峒。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成王功大心转小，郭相谋深古来少。司徒清鉴悬明镜，尚书气与秋天杳。二三豪俊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东走无复忆鲈鱼，南飞觉有安巢鸟。青春复随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绕。鹤驾通宵风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攀龙附风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汝等岂知蒙帝力？时来不得夸身强。关中既留萧丞相，幕下复用张于房。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征起适遇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青袍白马更何有，后汉今周喜再昌。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隐士休歌紫芝曲，词人解撰河清颂。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淇上健儿归莫懒，城南思妇愁多梦。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
这首诗“喜跃之象浮动笔墨间”（《杜臆》卷三），诸家多认为其主旨是歌颂唐帝国中兴的局面，独钱谦益认为不然：“《洗兵马》，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故曰‘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盖至是而太平之望益邈矣。呜呼伤哉！”（《钱注杜诗》卷二）钱氏此论在清代受到诸家痛斥，如潘耒云：“《洗兵马》一诗，乃初闻恢复之报，不胜欣喜而作，宁有暗含讥刺之理。上皇初归，肃宗未失子道，岂得预探后事以实之？”（《杜诗详注》卷六引）浦起龙亦严辞驳斥，潘、浦二人还对钱氏人品进行了攻击。平心而论，钱氏看出此诗中隐含讽刺肃宗之意是颇具眼光的，但他把全诗主旨理解为讥刺肃宗则大谬不然。浦起龙将此诗理解成“忻喜愿望之词”（《读杜心解》卷二）大体上是正确的，但他无视诗中的讽刺则显然是为尊亲讳而且以已之意揣测老杜之心。我们认为，此诗中“鹤驾通宵风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等句确如杨伦所云，“语亦以颂寓规，盖移仗事虽在后，而是时张、李用事当已有先见其端者。”（《杜诗镜铨》卷五）诗人对玄、肃父子间的矛盾是有所了解的，但事涉君主，不宜公然讽刺而已。同样，“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几句亦是“以颂寓规”。“攀龙附风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几句则是对当时趋炎附势、
无功受禄的好佞小人的严厉斥责，“京师皆骑汗血马，回纥
肉葡萄宫”二
句是对朝廷借兵异族的短视措施的微辞讽谏，其义甚明，不用多说。然而，尽管有上述的讽刺之意，此诗的主旨仍是歌颂而不是讽刺，它的基调是欢欣而不是忧伤。诗人对于唐军势如破竹地推进的大好军事形势、贤臣良将齐心合力以振国势的大好政治形势感到欢欣鼓舞，觉得唐室中兴的时刻已经来到了。“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二句决非如钱笺所云是“太平之望益逸矣”，而是诗人最殷切的愿望，这个愿望显然是与“淇上健儿”和“城南思妇”密切相关的，事实上它也正是饱经战乱之苦的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正因为此诗包含着对于当时政治的批评、讥刺，又表达了人民的感情、愿望，所以它决非一般意义的歌功颂德之词，而是一首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的中兴颂歌。可惜诗人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的美好祝愿并未变成现实。
乾元元年六月，房琯被贬为豳州刺史，与房琯关系密切的严武等人也被贬外任，杜甫也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日益衰老的诗人从金光门走出长安，想到去年四月自己就是经过此门逃归凤翔的，不禁感慨万千。他勒住马久久地回望着皇城的千门万户，也许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生涯从此就结束了。而事实也是杜甫再也没有回到朝廷中去。
杜甫来到华州，正逢七月酷暑，蝇蝎扰人，文书堆案，使人难以忍受。但他的诗兴却没有因此而减退，在任华州司功参军的一年时间里作诗颇多，而且又恢复了注视社会，反映现实的创作倾向。
留花门
花门天骄子，饱肉气勇决。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修德
使其来，羁縻固不绝。胡为倾国至？出入暗金阀。中原有驱除，隐忍用此物。公主歌黄
鸽，君王指白日。连云屯左辅，百里见积雪。长戟鸟休飞，哀前曙幽咽。田家最恐惧，麦
倒桑枝折。沙苑临清渭，泉香草丰洁。渡河不用船，千骑常撇烈。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
室。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
此诗作于乾元元年（758）秋， ①即杜甫到华州后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后，肃宗不顾后患，借兵于回纥，造成了异族大军屯于关辅地区的严重局势。为了迅速收复长安，肃宗竟与回纥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资治通鉴》卷二二○）公然同意回绝兵大肆抢掠。对于这种形势，杜甫深为忧虑，早在《北征》诗中已隐约言之，而《留花门》一诗更是专门为此而作。王嗣爽云：“不得已而用之，如何可留？题曰《留花门》，病在留字。”（《杜臆》卷二）此解甚确。杜甫对于朝廷的权宜之计深以为非，对于回绝兵骚扰人民的罪行深感愤怒，对于回纥日后将侵扰唐王朝的后患深感不安。王夫之曰：“肃宗用朔方之众以讨贼收京，乃唯恐不胜，使仆固怀恩请援回纥，因胁西域城郭诸国，征兵入助，而原野为之躁践。读杜甫‘拟绝天骄’、‘花门萧瑟’之诗，其乱大防而虐生民，祸亦棘矣。”（《读通鉴论》卷二三）后代史家的称引，说明杜甫的《留花门》诗确实具有“诗史”的性质。
乾元元年冬，杜甫前往洛阳，探望阔别多年的亲旧及陆浑庄故居。二年
（759）正月，史思明自称大圣燕王于魏州（今河北大名）。二月，史思明引兵南下以救邺城之围。其时，郭子仪等九节度使率二十万大军围邺城已有数月，因诸军无统帅，城久不下。三月壬申（初六日），唐军与史思明叛军决战于安阳河之北，唐军大溃，郭子仪军退保洛阳。洛阳士庶惊骇，逃奔山谷。杜甫也于此时匆匆离开洛阳返回华州，途中看到惊魂稍定的人民又一次受到战乱的威胁，连未成年的男孩和白发苍苍的老妇也被强迫入伍，于是他写出了名垂千古的“三吏”、“三别”。先看“三吏”： ①
新安吏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
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墙走，老妇出看门。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潼关吏
①此从浦起龙说（见《读杜心解》卷一）。案：今人多从仇兆鳌说，系此诗于乾元二年（ 759）秋，时杜甫已至秦州（如冯至《杜甫传》、陈贻焮《杜甫评传》）。仇氏认为诗中“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室”二句指乾元二年九月史思明复取大梁、陷洛阳事，故此诗当作于二年九月之后。浦起龙则认为“杂种”乃指回纥，且二年秋杜甫已入秦州，“辽远叫阍，甚无当也。”我们同意浦说，并补充理由如下：此诗中所写到的回纥事迹皆在元年秋之前，巨据《资治通鉴》卷二二一所记，乾元二年三月九节度之师溃于相州，回纥军亦同时溃败。四月，回纥毗伽阙可汗卒，长子叶护被杀，国人立其少子，且欲以宁国公主力殉。八月，宁国公主归唐。如果杜诗作于二年秋，不可能对上述事实毫无反映，也不会再说“花门既须留”了。
①旧本杜诗“三吏”的次序多为：《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而杜甫自洛阳返华州的路线应是先至新安（今河南新安），继至石壕村（在今河南陕县），后至潼关，故改以《潼关吏》置于最后。
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借问潼关吏，“修关还备胡”。要我下马行，为我指山隅：“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艰难奋长栽，千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
《新安吏》写的是诗人在新安县道上看到官吏把未成年的“中男”强征入伍的情景，从诗人与官吏的问答中，可以得知成年的“丁男”早已被抓尽了，所以身材矮小的男孩也得去当兵。“肥男有母送”以下四句，叙事极简而寄情极深，正如王嗣爽所分析的：“此时瘦男哭，肥男亦哭，肥男之母哭，同行同送者哭。哭者众，宛若声从山水出，而山哭水亦哭矣！至暮，则哭别者已分手去矣，白水亦东流，独青山在而犹带哭声，盖气青色惨，若有余哀也。”（《杜臆》卷三）真是满目凄惨！后面十六句是诗人对“中男”的安慰之词，尽管人民遭受到如此的痛苦，但平叛战争是一定要进行下去的，所以诗人勉强压抑住心中的愤怒，说了一番宽慰和勉励的话。不难想象，诗人说出这番话时，他的心情是何等的矛盾、痛苦。
《石壕吏》写的是诗人投宿石壕村时见到的一幕人间惨剧。仇兆鳌评曰：“古者有兄弟，始遣一人从军。今驱尽壮丁，及于老弱。诗云‘三男戍，二男死，孙方乳，媳无裙，翁逾墙，妇夜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孙、姑媳，惨酷至此，民不聊生极矣。”（《杜诗详注》卷七）面对着这样的现实，诗人心中充满了愤怒，他严辞痛斥：“有吏夜捉人！”官吏不再是在白天公然前来，而是在夜幕的掩护下偷偷潜至；也不再是按帖选丁，而是不分男女老幼地捉人。“夜捉人”三字就是对这种鬼蜮伎俩的揭露。由于石壕村这户人家的遭遇太惨酷了，诗人再也无法对跳墙逃走后又归来的老翁说出什么宽慰的话，诗至“独与老翁别”遂戛然而止，但是“语声绝”而“如闻泣幽咽”，千百年来它一直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新安吏》与《石壕吏》都是写官府征丁之事，《潼关吏》则从被征来的士卒艰苦地筑城写起。潼关是长安的屏障，三年前安禄山攻陷潼关，玄宗就仓皇西奔了。也许是接受了三年前的教训，也许是邺城溃败后形势紧张，如今的潼关城修筑得十分坚固。但是当潼关吏向杜甫夸耀城防之坚时，杜甫还是语重心长地劝告他们一定要慎之又慎，千万不要让三年前的悲剧重演。
对于“三吏”这组诗，明人张綖评曰：“凡公比等诗，不专是刺。盖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可已而不已者，则刺之。不得已而用者，则慰之哀之。若《兵车行》，前、后《出塞》之类，皆刺也，此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夫《新安吏》之类，则慰也；《石壕吏》之类，则哀也，此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则所以慰哀之者，是亦刺也。”（《杜诗详注》卷七引）杜甫在当时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对于唐王朝平定叛乱、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他是坚决拥护的。但是对于百姓为支持这场战争而作出的惨重牺牲，他又是极为同情的。对于发动叛乱的安史之流，他当然是切齿痛恨，而对于酿成灾祸却不管人民死活的统治者，他也感到无比的愤慨。这就是杜甫写“三吏”时的复杂心态。我们再看“三别”：
新婚别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养我
时，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皇。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
垂老别
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人生有离合，岂择衰盛端？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无家别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溪。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鼙。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谿。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新婚别》“一篇都是妇人语，而公揣摩以发之。”（《杜臆》卷三）仇兆鳌解曰：“此诗‘君’字凡七见。‘君妻’、‘君床’，聚之暂也。‘君行，、‘君往’，别之速也。‘随君’，情之切也。‘对君’，意之伤也。‘与君永望’，志之贞且坚也。频频呼君，几一字一泪。”（《杜诗详注》卷七）在古代，刚过门的新嫁娘多半与丈夫过去没见过面，要开口说话总是很羞涩的，此诗中所写的“我”亦是如此。可是他们“暮婚晨告别”，丈夫被迫前往“死地”，她也就顾不得许多了。她絮絮叨叨地向丈夫倾吐衷肠，诉说自己的伤心和失望，谁料到新婚之后就是生离死别！可是这又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妇女，她深知平叛战争的必要性，所以又鼓励丈夫努力作战，勿以新婚为念。《诗·卫风·伯兮》云：“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形容妇女在丈夫出征后无心梳妆。而这位新娘的行动更为果断决截，她为了向丈夫表白忠贞不渝的爱情，当着丈夫的面就洗去脸上的脂粉，而且发誓不再穿那套丝绸的嫁衣，而对于她这样的贫家女来说，置办一套嫁衣是多么不容易啊！此诗以比喻起，以比喻结，酷肖一位农村妇女的口吻，而语气则从吞吞吐吐变为斩钉截铁，虽然全诗皆为新娘自述，但诗人对人民的同情、敬佩也充溢于字里行间。
《垂老别》通篇皆作者翁之语。这位老翁已经为国家献出了亲人，他的儿孙都已阵亡，现在他以垂暮之年被征入伍，与其老妻依依惜别。他本来已经很衰弱了，走路需要扶杖，现在竟然投杖从军，连同行的征夫都为之辛酸。他与老妻的分别无疑是死别，但两人还是互相怜惜，他可怜老妻天寒衣单，老妻劝他努力加餐。他强自振作，宽慰老妻说自己不会马上遇到危险，又指出当前正是遍地烽火，自己安能置身于外？诚如浦起龙所析，这段话“忽而永诀，忽而相慰，忽而自奋，千曲百折。末段又推开解譬，作死心塌地语，犹云无一寸干净地，愈益悲痛。”（《读杜心解》卷一）此诗写情缱绻悱恻，心事曲折、细微，酷肖老人口吻。与《新婚别》中的新娘一样，这位老翁的形象中也倾注着诗人的同情和敬佩。
上面二诗中的主人公虽然遭遇不幸，但总算还可以对亲人倾诉一番，而《无家别》中的主人公则更加悲惨，他连个告别的对象都没有，只好在第二次被征入伍时喃喃自语。他早就当兵上了前线，因战败后回到家乡，发现家乡已面目全非，惨不忍睹。虽然如此，他还是开始辛勤地耕作，没想到县吏一旦知道他回来了，又把他召去当兵。由于他已无家可别，所以说“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去远去近，对他来说已没有不同了！语似旷达而情更悲痛。他又想到长年生病的母亲委骨沟谿已经五年，生不得养，死不得葬，彼此抱恨终身。于是他悲愤地诘问：“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浦起龙云：“‘何以为蒸黎’，可作六篇总结。反其言以相质，直可云：‘何以为民上？’”（《读杜心解》卷二）的确，“何以为蒸黎”的诘责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应该对这场战乱负最大责任的封建统治者！“何以为蒸黎”是千百万苦难的人民通过杜甫之笔发出的责问，是杜甫代表人民对封建统治者提出的强烈控诉！
杨伦曰：“‘三吏’兼问答叙事，‘三别’则纯托为送行者之词，并是古乐府化境。”又曰：“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摹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苕华》、《草黄》之哀，不过是也。乐大《古乐府》、《秦中吟》等篇，亦自此出，而语稍平易，不及杜之沈警独绝矣。”（《杜诗镜铨》卷五）“三吏”、“三别”虽然写法各异，但它们都是继承、发扬了汉魏乐府优秀传统的杰出诗篇。“三吏”、“三别”极其深刻、极其生动、极其典型地刻划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精神面貌，在思想意义和艺术造诣两方面均达到了古代乐府诗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杜甫本人的创作过程中，“三吏”、“三别”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一个里程碑。从《兵车行》、《丽人行》到“三吏”、“三别”，诗人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从而攀上了唐代现实主义诗歌的顶峰。
王嗣奭评“三吏”、“三别”曰：“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以事至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载之泪。”（《杜臆》卷三）①只有杜甫这样忧国忧民的诗人，又亲眼看到了那样的乱离现象，才能写出这组催人泪下的诗来。诗人晚年漂泊夔巫时回忆说：“曾为椽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峡中览物》）可见杜甫自己对这些诗十分珍视。而对于文学史来说，杜甫在安史乱起后三年间的“诗兴”和诗作都是永远值得珍视的。
①王嗣奭此论不包括《潼关吏》，可能是由于他认为《潼关吏》非作于此时。在《杜臆》中，《新安吏》等五首皆列于卷三，独《潼关吏》一首列于卷二。
四、蜀道悲歌：崎岖的道路与伟丽的山川
乾元二年（759）七月，社甫抛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微职，携家前往秦州（今甘肃天水）。诗人弃官西去的原因是什么，《旧唐书》本传说是“关畿乱离，谷食踊贵”，这当然是事实。但是也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仕甫对于朝廷政治越来越失望了。诗人就是怀着“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秦州杂诗二十首》之二十）的满腹牢骚，永远离开了疮痍满目的关辅地区，也永远离开了漩涡险恶的政治中心。
杜甫带着一家人翻越了高峻的陇山，在秋风萧瑟时来到秦州。他本以为在秦州可以得到一处避难之所，因为那一年秦州秋收较好，而且他的侄儿杜佐和他在陷贼长安时结识的和尚赞上人都在秦州居住，有希望得到他们的接济。可是当他到达秦州后，发现那里也并不太平，日益强大的吐著正威胁着这座边城，黄昏时满城是鼓角之声，还常常有报警的烽火自远方传来。而且杜佐和赞上人都没能给他很多帮助，他想在城外建一个草堂的计划也随之落空。他被迫重操卖药的旧业，以维持衣食。在露白月明之夜，杜甫惦记着死生未卜的弟弟。凉风阵阵，他分外思念远在天边的李白，以至于一连几夜梦见这位才高命赛的好友。他也想念贬滴在海畔孤城的郑虔，想象着这位老人在蛮荒之地悲辛度日的情景。对高适、岑参、薛据、毕耀、贾至、严武等故人，杜甫都曾寄诗以表思念。显然，诗人在此时频频作诗怀远，说明他在秦州的心境甚为寂寞。然而他的诗兴未尝稍减，短短的三个多月中，他作诗八十多首，其中《秦州杂诗二十首》、《天河》、《初月》等一组咏物诗以及题曰《遣兴》的十多首咏怀诗都堪称佳作。杜甫对诗歌创作的献身精神真可谓之“贫贱不能移”！
正当杜甫在秦州走投无路时，同谷县（今甘肃成县）的县宰来信欢迎他到同谷去。同谷在秦州南二百六十多里，气候较温暖，物产也丰富，这对于缺衣少食的杜甫自然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在十月的一天，杜甫带着家人离开秦州向南出发了。他们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到达了同谷。可是，杜甫没有得到希冀中的帮助，全家几濒绝境。此时已是十一月了，白发蓬乱的诗人只好在山间捡一些橡栗来充饥。他又手执木柄长镵到山间去挖掘黄独的块茎，可是黄独的苗早已枯萎，又复盖着厚厚的一层雪，哪里还能挖到多少呢？他空着双手回来，一家男女饿得倚壁呻吟。在同谷停留了一月左右，诗人被迫带着家人再次踏上征程，又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在年底到达成都。年近半百的诗人带着弱妻幼子在深山穷谷中跋涉了两个多月，那真是一段伤心惨目的艰难历程。可是那段经历使诗人留下了“发秦州”、“发同谷”两组纪行诗，以狮子搏免之全力描绘陇蜀山川，而且打并入身世之感、生事之艰，成为古代纪行诗中的空前绝后之作。
严格他说，纪行诗与山水诗是两种不同的题材。但是诗人们在纪行时往往会涉及所经历的山水，在描摹山水时也往往会写到行役之情，所以早在谢灵运和谢眺的笔下这两种题材已有融合的趋势。而到了杜甫，则更是合纪行诗与山水诗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发秦州”、“发同谷”这两组诗。正因为它们是以组诗的形式来记叙行役和描绘山水的，所以它们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很强的连续性。
山水诗的第一位大师谢灵运，由于在政治上不得意，“遂肆意游邀，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所至辄为诗咏”。（《宋书·谢灵运传》）他所游历和描写的山水都在浙东一带，时间也比较集中，所以那些诗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例如宋武帝永初三年（422），谢灵运出为永嘉太守，一路上有诗纪行，从《初往新安至桐庐口》、《富春诸》、《七里獭》、《夜发石关亭》等诗可以大致上看出他此行的路线。但是这样的诗在谢灵运集中为数不多。他在永嘉期间虽然写了不少山水诗，所咏及的绿蟑山、岭门山、石鼓山、白石山和匝江孤屿都在永嘉境内，地理上相当集中。但是诗人究竟是一次还是数次出游，所游的地点孰先孰后，都已不可考知。也就是说，谢灵运山水诗中体现出来的连续性是不够清晰的。大谢之后，用组诗的形式对一个地区内的山水风景分别予以描写的诗人虽然不少，但是一路写去，次序井然的山水组诗则罕有所闻。可以说，谢灵运诗中偶一现之的这个特点在杜甫之前并未得到发展。
杜甫的“发秦州”、“发同谷”是两组结构严整的山水、纪行诗。第一
组作于秦州至同谷途中，共十二首：《发秦州》、《赤谷》、《铁堂峡》、
《盐井》、《寒峡》、《法镜寺》、《青阳峡》、《龙门镇》、《石龛》、
《积草岭》、《泥功山》、《凤凰台》。首章《发秦州》开宗明义，说明南
行的原因：“我衰更懒拙，生事不自谋。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接下
来的十一首皆以所历地名为诗题。第二组作于同谷至成都途中，也是十二首：
《发同谷县》、《木皮岭》、《白沙渡》、《水会渡》、《飞仙阁》、《五
盘》、《龙门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成
都府》。首章《发同谷县》说明“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之原因，接下
来的十一首亦皆以所历地名为诗题。最后以《成都府》作结，表明此次行役
之结束。①时间是从十月到岁末，地点是从秦州到成都，井然有序，历历可考。
来人说“杜陵诗卷是图经”， ②诚非虚语。
然而，这两组诗的长处并非仅仅在于它们所叙述的行役过程在客观上具有时间的连续性，也不仅仅在于它们清晰地勾勒了一条没有间断的行役路线，而在于它们采取了化整为零又合零为整的艺术手法，形象地展现了空间跨度极大的陇蜀山水和历时三月的行役过程。正如苏拭所云：“老杜自秦州越成都，所历辄作一诗，数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诗人殆无可拟者。”（朱卉《风月堂诗话》卷上引）
蜀道山川，自古闻名遐迩。从张载的《剑阁铭》到李白的《蜀道难》，无数骚人墨客咏叹过它的险峻雄壮。但是那些作品往往未能展示它的全貌，因为它确实不是一篇诗文的篇幅所能包涵的。只有当杜甫找到了组诗这种方式，极大地扩展了诗的容量之后，才有可能对蜀道山川的全貌进行描绘。我们读这两组诗时，无异展开了一幅山水长卷，赤谷、铁堂峡、盐井..一一接踵而至，进入眼帘。我们仿佛跟随着诗人登绝顶、穿峡谷、经栈道、渡急流，最后来到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很难想象，除了这种组诗的方式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诗歌形式能够描摹出千里蜀道的全部雄姿。这是杜甫在谢灵运
①《万丈潭》一诗作于杜甫逗留于同谷时，注家或以为非纪行诗，如宋人崔鷃曰：“诗题两纪行：《发秦州》至《凤凰台》，《发同谷县》至《成都》。二十四首皆以纪行为先后，无复差舛。”（《杜诗详注》卷八引）我们也认为它不属于“发秦州”、“发同谷”两组组诗，但它所描写的对象也是蜀道山川，故本节中仍论及之。
②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八二《诗话新集》中引网山《送蕲帅》诗句。按：来人林亦之号网山先生。
的基础上对山水诗表现形式之发展作出的一大贡献。
如果我们打开一轴山水长卷而发现所画的峰峦溪壑都呈现着大同小异、甚至彼此雷同的面貌，那么，不管画家勾勒点染的技法有多么高明，也难免使人产生厌怠之感。同时，如果杜甫的这二十多首诗以同样的角度或用同样的手法来摹写陇蜀山川，那么也是无法引人入胜的。可是杜甫毕竟是“巨笔屠龙手”（《苏拭《次韵张安道读杜诗》，《东坡集》卷二），他没有用同一的模式来写这些诗。从而使这些诗与其所反映的对象一样地气象万千。
首先，这两组诗在题材的安排上是颇见匠心的。虽然山川之险壮与道路之艰难是贯穿整个组诗的主要内容，但是具体到每一首诗上，却各有侧重，而且还融入了许多其他内容，诸如国步之艰危、民生之凋弊等，这就使这些诗不仅在内容上无一雷同，而且十分充实。
泥功山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泞非一时，版筑劳人功。不畏道途远，乃将泪没同。白马
为铁骊，小儿成老翁。哀猿透却坠，死鹿力所穷。寄语北来人，后来莫匆匆。
龙门阁
清江下龙门，绝壁无尺土。长风驾高浪，浩浩自太古。危途中萦盘，仰望垂线缕。滑石
欹谁凿，浮梁袅相拄。目眩陨杂花，头风吹过雨。百年不敢料，一坠那得取？饱闻经瞿塘，
足见度大庾。终身历艰险，恐惧从此数。
这两首诗都是描摹山川道路之艰险的，但显然前者侧重于艰，而后者侧重于险。先看前者：泥功山在同谷西北，浦起龙以为即青泥岭（见《读杜心解》卷一），方位不合，恐非。但此山的地貌颇同青泥岭，山既高峻，路又泥泞。杜甫一家人清晨上山，黄昏仍未下山，虽然不怕道路遥远，但惟恐陷入泥淖之中。“白马为铁骊”几句极其生动地写出了泥泞深积、路滑难行的情景：白马身上沾满了泥污，变成了黑马。小孩本喜蹦跳，现在陷于泥泞中，垂头丧气，无精打采，活象是老翁。甚至连善攀缘奔跑的猿与鹿也在泥淖上挣扎、死亡。多么艰难的山路啊！后者则不同：龙门阁即利州绵谷县（今四川广元）龙门山上的栈道。石壁陡立，下临嘉陵江的急流，栈道就架在石壁上凿出的石窍里，是蜀道栈道中最险的一处。龙门阁险就险在峭壁下临急流，此诗先从急流写起，风大浪高，自太古以来就是如此。“危途中萦盘”四句，写登上栈道前仰望之所见。栈道依石壁而曲折盘绕，远远望去象是一条下垂的线。光滑的石壁上凿洞架桥，下面并无支柱，所以晃晃悠悠，象是浮在空中的桥梁。正如浦起龙所说：“‘危途’四句，栈道图未必能尔。”（《读杜心解》卷一）“目眩陨杂花，头风吹过雨”二句，朱鹤龄注曰：“花陨而目为之眩，视不及审也。雨吹而头为之风，迫不能避也。正形容阁道险绝。”（《杜诗详注》卷九引）浦起龙驳云：“临迅驶之流，故‘目眩’如‘花陨’；腾澎湃之响，故‘头风’若‘雨吹’。朱注欲实指花雨，则途中或有花飞，篇内全无雨景。”（《读杜心解》卷一）我们认为上句当依浦注，杜甫在高险之处提心吊胆地行走，偶尔朝下面的急流一望，一阵眩晕，似见杂花飞落。如解作实有花飞，则颇减此句之妙。下句则朱、浦均未得正解，此句中的“雨”当指水气，因为湍急的江水拍击石崖，必会溅起无数水滴，又正刮着大风，所以空气潮湿，似雨似雾。这两句妙就妙在纯从诗人的感觉来刻划栈道之险，使人读之恍如亲历其境。最后六句乃叹息其地之险：当诗人走在栈道上时，谁敢预料此行是死是生？尽管诗人一生中经历过无数的艰险，但真正的恐惧将从这里开始！总之，《泥功山》通首围绕着一个“艰”字，《龙门阁》通首围绕着一个“险”字，可谓各臻其妙。
凤凰台亭亭凤凰台，北对西康州。西伯今寂寞，风声亦悠悠。山峻路绝踪，石林气高浮。安得万丈梯，为君上上头。恐有无母雏，饥寒日瞅瞅。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心以当竹
实，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辞微命休。坐看綵翮长，举意八极周。囱天衔瑞图，飞下十二搂。图以奉至尊，凤以垂鸿猷。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深衷正为此，群盗何淹留？
剑门
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两崖崇墉倚，刻画城郭状。
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珠玉走中原，①氓峨气悽怆。三皇五帝前，鸡犬各相放。后王尚
柔远，职贡道已丧。至今英雄人，高视见霸王。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吾将罪真宰，
意欲铲叠嶂。恐此复偶然，临风默惆怅。
这两首诗对所见之景仅略作点染，重点都在关于当地山川的议论，然而议论的内容与方式又迥然相异。《凤凰台》一诗实为咏怀诗，同谷县境内的凤凰台与传说中为周王朝发迹之地的“凤凰堆”（即峻山，在今陕西岐山，参见《太平寰宇记》卷三○《凤翔府》）本无关系，但杜甫却故意借题发挥，引出一大段议论来。此诗原注：“山峻，人不至高顶。”“安得万丈梯”句也说明诗人并未登上此山，“恐有无母雏”云云纯出想象。那么“无母雏”究竟指什么呢？清人卢元昌注：“肃宗听张良娣之谮，既去建宁王俶，又欲动摇广平王俶。俶母吴氏，生子而亡，故云‘无母雏’。披心沥血，欲献忠肝以保护之耳。”（《杜诗详注》卷八引）浦起龙驳云：“彼卢氏不尝读至下文耶？下云：‘坐看彩翮长，举意八极周。’是何等说话，不几欲辅广平以行篡逆耶？”（《读杜心解》卷一）浦氏强调君臣名分，实不可取，但卢说坐实“无母雏”指太子李俶，确为穿凿附会。杜诗中明明说“所重王者瑞”，他把凤凰视作太平盛世之祥瑞，所以欲以自己的心血来哺育它。他的“深衷”是“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也就是希望国家、人民有美好的命运。浦起龙对此诗大旨解之甚确：“是诗想入非非，要只是凤台本地风光，亦只是杜老平生血性。不惜此身颠沛，但期国运中兴。剖心沥血，兴会淋漓。”（《读杜心解》卷一）《剑门》则如浦起龙所云，“是一篇筹边议”（《读杜心解》卷一），也即用诗歌写成的一篇政论。胡夏客曰：“《剑门》诗因《剑阁铭》而成，但铭词出以庄严，此诗尤加雄肆。用古而能胜于古人，方称作家。”（《杜诗详注》卷九引）的确，张载的《剑阁铭》（《文选》卷五六）先描写剑门之险峻：“岩岩梁山，积石峨峨。..穷地之险，极路之峻。”后面
①仇兆鳌注：“往见旧人手卷，此句之上有‘川岳储精英，天府兴宝藏’二句，方接以‘珠玉’云云。”（《杜诗详注》卷九）浦起龙遂据之将此二句添人正文，且称：“杜诗多四句转意，此段独阙两句。且得此一提，文气愈畅。仇氏非伪撰也，脱简无疑。”（《读杜心解》卷一）杨伦则云：“仇本‘珠玉’上有二句，庸滥决非公笔。”（《杜诗镜铨》卷七）另外清初李因笃又以为“‘珠玉’二句与上下不属，欲竟去之”（见郭曾炘《读杜劄记》第 146页）。我们认为没有版本根据擅自对杜诗作增删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浦氏所谓“杜诗多四句转意”的说法也不符合事实，故不从。
主要的篇幅都是议论，由“形胜之地，匪亲勿居”论到“凭阻作昏，鲜不败绩。”杜诗《剑门》的结构与之颇为相似，开始八句刻划剑门之地势，后面十四句都是议论，不过杜诗的描写更加生动，如“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二句简直把剑门的险峻之状写活了。杜诗的议论也更加精警，由于当时安史之乱尚未平息所以诗人对自古成为割据者之屏障的剑门大发感叹，甚至欲“罪真宰”而“铲叠嶂”，表达了他希望国家统一、天下太平的强烈愿望。杨伦曰：“以议论为韵言，至少陵而极。少陵至此诗而极，笔力雄肆，直欲驾《剑阁铭》而上之。”（《杜诗镜铁》卷七）诚非虚誉。
由此可见，杜甫的这两组山水纪行诗的内容极为丰富，结构也变化多端。这与谢灵运山水诗“首多叙事，继言景物，而结之以情理”（黄节《读诗三札记》）的固定模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其次，杜甫在描写山川景物时也没有采取单一手法，我们至少应该注意到以下两点：
第一，概括与具体之分。同是写山峰之险峻，《积草岭》是：“连峰积长阴，白日递隐见。飕飕林响交，惨惨石状变”；而《铁堂峡》则是：“砍形藏堂隍，壁色立精铁。径摩穹苍幡，石与厚地裂。修纤无垠竹，嵌空太始雪。”同是写水势之浩渺，《寒峡》是“寒峡不可渡”，“诉沿增波澜”；而《水会渡》则是“大江动我前，汹若溟渤宽”，“回眺积水外，始知众星干。”显然，前一种写法比较概括，是粗加勾勒的远景；而后一种写法相当具体，是工笔细描的近景。
第二，有比较与无比较之分。这两组诗中有许多首是用比较的方法来写的，如《青阳峡》：“忆昨逾陇坂，高秋视吴岳。东笑莲花卑，北知峙峒薄。”这是用诗人已经经历的其它高山来烘托此山之高。又如《龙门阁》：“饱闻经瞿塘，足见度大厦。终身历艰险，恐惧从此数。”这是用诗人未曾经历过的著名险地来形容此地之险。但与此同时，也有仅仅对所咏对象着力刻划而不用它物作比较的，如《铁堂峡》、《飞仙阁》等。
写法的灵活多变，是这些纪行诗使人百读不厌的原因之一。当然，杜甫这两组纪行诗最值得称道的还是它们在描写山水方面取得的高度成就。
黄庭坚说：“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惠洪《冷斋夜话》卷一引）梅尧臣则认为：“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欧阳修《六一诗话》引）如果把这些诗学原理运用到山水诗上，则不妨说：自然界的山川景物变化无穷，而诗人用来描写它们的艺术手段却有限。一定要能“意新语工”，且“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才能算是山水诗中的大手笔。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历来的山水诗，可以发现杜甫这两组诗的造诣是前无古人的。
从谢灵运以来，山水诗蔚为大国，名章佳句屡见不穷。但是如果把这些山水诗与它们所反映的对象即真实的山川比较一下，显然前者远不如后者那样千姿百态、变幻无穷。换句话说，大多数山水诗人有一个共同的缺点，他们的观察角度比较单一，描写手法不免雷同，往往只写出了山川景物的某些共性，而对它们各自的个性揭示得不够。这个缺点在谢灵运的山水诗中已见端倪。谢诗中有些篇章如《入彭蠡湖口》、《登江中孤屿》等，刻画山川景物颇能见其特点。王夫之称谢诗“取景则于击目经心、丝分缕合之际，貌固有而言之不欺”（《古诗评选》卷五），如果仅指这些诗而言，确非过誉。但是谢集中还有许多作品、甚至包括一些为人传诵的名篇在内，在写景上仍然失之于笼统概括。比如“林壑敛瞑色，云霞收夕靠”（《石壁精舍还湖中作》，《宋诗》卷二），“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游南亭诗》，《宋诗》卷二）等，历来称为佳句，但是它们显然没能写出所咏山川的独特之处，因为这是许多地方都能见到的景色。谢眺诗亦然，“余霞散成绩，澄江静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齐诗》卷三）并非大江上特有之景，“威行距遥甸，巉岩带远天”（《宣城郡内登望》，《齐诗》卷三）也不妨从宣城移置他处。二谢之外的南朝诗人更是如此，他们的山水诗通常都是极力摹写山之高峻或水之深广：“层峰亘天维，旷诸绵地络”（刘骏《游复舟山诗》，《宋诗》卷五），“洞涧窥地脉，耸树隐天经”（鲍照《登庐山》，《宋诗》卷八），“金峰各亏日，铜石共临天。阳岫照鸾采，阴谿喷龙泉”（江淹《游黄蘖山》，《梁诗》卷三），等等。这些描写都是置之任何名山大川而皆可的。到了唐代，虽然产生了以王、孟为首的山水田园诗派，但这些诗人所着力摹写的往往并非客观世界的明山秀水，而是他们主观世界中的静溢意境。所以，尽管王、孟诗中的写景名句历来为人传诵：“天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全唐诗》卷一五九），“明月松问照，清泉石上流”（王维《山居秋瞑》，《全唐诗》卷一二六），但是那往往不是对某处山水的具体而确定的描写。这种情形或许与王维首创的写意画有某种相通之处，即“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七）
杜甫则与众不同。当然也应指出，就在杜甫的这两组纪行诗中，不是完全没有类似上述情形的例子，比如写山之高峻的“连峰积长阴，白日递隐见”（《积草岭》，“山峻路绝踪，石林气高浮”（《凤凰台》）等句。但就其总体而言，杜诗却呈现着与前人的山水诗完全不同的风貌：杜诗对于山川景物的描写是具体的、明确的、体现了鲜明个性的。试看两个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