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是安史之乱以后那个万方多难的大动乱时代。其实，对于诗人的成长来说，
唐帝国衰落以前的时代也同样重要。杜甫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开元年间度过
的，亲身经历了开元盛世对诗人的成长有两方面的影响。
第一，开元年间经济、文化的繁荣以及社会的安定为诗人的读书、漫游提供了条件。杜甫并非出身于高门贵族，他的祖父社审言做过膳部员外郎、修文馆直学士等，但在杜甫出生前几年已经去世。杜甫的父亲杜闲在开元末任兖州司马，天宝五载（746）前后调任奉天令，他在任充州司马之前是否做过其他官，已不可考，但揆诸情理，肯定没有任过高官。然而，由于当时整个社会都比较富足，杜甫从小显然过着相当优裕的生活。诗人自幼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七龄思即壮，开口吟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壮游》）；“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人的这些自述都说明了这一点。除了读书、写字之外，少年杜甫还有机会接
①见《杜诗详注》卷二三，《白马》。按此诗作于大历五年（ 770），是诗人目睹臧玖据潭州作乱的情景而写的，但此句实为对那个时代的普遍写照。
②社甫生于公元 712年，诸家皆无异说。但此年有三个年号：正月，睿宗改元太极，五月又改元延和，八月，玄宗登基，改元先天。人们多称杜甫生于玄宗先天元年，（冯至《杜甫传》、朱东润《杜甫叙论》、陈贻掀《杜甫评传》）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萧涤非《杜甫研究》则称“睿宗先天元年”，但据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杜甫年谱》，杜甫生于正月一日，其时应称睿宗太极元年。
受音乐、舞蹈、绘画等各种艺术的熏陶。开元五年（717）， ①年方六岁的杜甫在郾城（今河南郾城）观看了著名的舞蹈家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开元十二年（725），十四岁的杜甫在洛阳歧王李范及殿中监崔涤的宅内多次听到著名歌手李龟年的歌唱。从他后来对于绘画的精干鉴赏来看，他对于这种艺术的接触一定也是很早就开始的。进入青年时代后，诗人又开始漫游四方。开元十八年（730），杜甫游晋至郇瑕（今山西临猗）。次年，诗人南游吴越，他经过淮阴、扬州、渡过长江，先后游览了金陵、姑苏等地。接着又渡过浙江，饱览了秀丽的越中山水。在这次长达四年的漫游中，杜甫不但对祖国的锦绣河山加深了认识，而且对祖国的灿烂文化加深了理解。他每到一处，除了欣赏自然山水之外，还注意考察该地的人文历史。在金陵，瓦棺寺里晋人顾悄之的绘画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姑苏，吴太伯、朱买臣等历史人物的事迹使他激动不已。直到开元二十三年（73s），诗人才回到洛阳赴京兆贡举。应试落第，诗人也并不在意，又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开始了齐赵之游，直到开元二十九年（741）方归洛阳。天宝三载（744）春，杜甫在洛阳遇见李白。是年秋，杜甫与李白、高适同游梁宋。次年再游齐鲁，至天宝五载（746）方西归长安。这长达十余年的漫游，使诗人丰富了阅历，扩大了眼界，提高了修养，对他日后的诗歌创作大有裨益。杜甫在五十五岁时作《壮游》诗回忆他青年时期的漫游，其中有句云：“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这种生活没有一定的经济力量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出身于下层官吏家庭的杜甫，只有生于开元盛世那样的时代里才可如此充实而愉快地度过他的青少年，从而为攀登诗歌高峰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杜甫亲身经历了开元盛世，对当时的太平景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官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忆昔二首》之二
所以杜甫在流离失所或目睹人民的痛苦生活时，总是情不自禁地追忆那已经消逝了的开元盛世。天宝十五载（756），杜甫为避乱携家至白水（今陕西白水）依舅氏崔项，作诗云：“三叹酒食旁，何由似平昔？”（《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代宗宝应元年（762），杜甫因避徐知道乱赴粹州（今四川三台），途中作诗云：“安得更似开元中，道路即今多拥隔！”（《光禄坂行》）大历元年（766），杜甫困居葵州（今四川奉节），叹息说：“历历开元事，分明在眼前。”（《历历》）次年复叹息说：“武德开元际，苍生岂重攀？”（《有叹》）对于杜甫来说，开元盛世就是他理想中的太平时代，或者是接近他的理想的时代。正由于他曾亲身经历过开元盛世，看到过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所以他对儒家的政治理想深信不疑，总是希望着那样的社会能够再度降临人间。也正是由于他亲身经历过开元盛世，所以他对破
①《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云：“开元五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五载”一作“三载”，按开元三年（ 715）时杜甫四岁，似乎大幼小了些，故以“五载”为是。又按：玄宗天宝三年（ 744）始改“年”为“载”，此处称“开元五载”，当为诗人误记。
坏那个盛世的乱臣贼子怀有极其深刻的仇恨，痛恨他们破坏了人民的正常生活。生长于开元、天宝以后的诗人即使关心民生疾苦，他们的诗作也只是沉重的叹息，而很少再闪现理想的光辉，所以后人评大历以后之诗“气骨顿衰”（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风格自降”（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而杜甫即使在最艰难困苦的处境中也对国家和人民的前途怀有美好的愿望，并且用他的诗篇去鼓舞人们实现这种愿望，这与他在开元盛世时的经历是有内在联系的。
当然，安史之乱前后的黑暗、动乱时代对我们的“诗圣”起了更重要的“玉成”作用。
仿佛是命运的有意安排，天宝五载（746），也就是唐玄宗已经册立了杨贵妃而且日益昏愦荒淫，李林甫已经排斥了异己而独揽政事，朝政和整个社会日趋黑暗的时候，杜甫来到了唐帝国的京城长安。也仿佛是命运的有意安排，在那个以诗赋取士的时代，杜甫却偏偏科场蹭蹬。他在开元二十三年
（735）应进士试不第，天宝六载（747）应制举又被李林甫黜落，天宝十载
（751）献《三大礼赋》，也没有得到一官半职。此时杜闲已经去世， ①杜甫的经济来源断绝了。这样，诗人就在长安过了近十年“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表》）的贫困生活。对于要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杜甫来说，那是一段多么辛酸的岁月！可是对于日后要登上古典诗歌高峰的杜甫来说，又是一段多么幸运的经历！如果杜甫科场得意，或通过其他途径而挤进了统治集团，那么，即使他能够独善其身而不同流合污，但优越的政治地位和优裕的物质生活必然会使他离帝王权贵较近而离下层人民较远。那样，他就无法看清那隐藏在花团锦簇的繁荣外表下的人民苦难与社会危机了。幸而杜甫始终被排斥在统治集团之外，他过着“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生活，有时还穿着粗布短衣与贫民挤在一起去买太仓的减价米， ①这使他很快就从早年的浪漫幻想中清醒过来，开始冷静地观察社会。在哭声震天的咸阳桥头，诗人细细聆听着征夫的怨愤诉说。在仕女如云的曲江池畔，诗人远远地冷眼观看杨氏兄妹的奢华排场。于是，《兵车行》、《丽人行》等一系列深刻反映了唐帝国正在走下坡路这个社会现实的诗篇问世了。到安禄山叛乱的前夕，杜甫终于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惊心动魄的诗句，不仅对当时的黑暗现实发出了沉痛的控诉，而且对整个不合理的封建社会作了深刻的揭露。“诗穷而后工”， ②十年长安的困顿生活，对杜甫的创作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安史之乱的爆发，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那时候，李白正在江南的宣城（今安徽宣城），岑参则远在西域的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
①天宝三载（ 744），杜甫的祖母卢氏卒，杜甫作《唐故范阳大君卢氏墓志》。钱谦益笺云：“此志代其父闲作也。”又云：“闲之卒，盖在天空间，而其年不可考矣。”（《钱注社诗》卷二○）朱东润先生认为社闲卒于天宝六载（ 747）后不久（见《杜甫叙论》第二章），我们同意朱说，因为天宝七载（ 748）社甫诗中已言其生活贫苦，可见此时他在经济上已没有来源（以前杜甫似乎主要是依靠社闲的俸禄生活的）。 ①《醉时歌》：“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此诗作于夭宝十三载（ 754）春。按：天宝十二载秋，“京城霖雨，米贵，令出大仓米十万石，减价祟与贫人。”（《旧唐书·玄宗本纪》）此次祟米，或延至次年春日。
②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云：“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见《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二。
尔），都远离了战乱地区。高适虽在天宝十五载（756）亲自参加了保卫潼关的战斗，但他于同年十二月即统兵渡淮击永王李璘，后来于乾元初一度在洛阳任职，随即赴蜀中为官，而且他官位较高，并未受流离饥寒之苦。王维在天宝十五载（756）长安陷落后被叛军所询并迫受伪职，但长安收复后即免罪复官。在当时的大诗人中，只有杜甫始终与战乱、灾荒相纠结，凡是人民所遭受的痛苦，他几乎都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了。天宝十五载（756）四月，杜甫往奉先（今陕西蒲城）携家人至白水（今陕西白水）依舅氏崔硕。六月，潼关失守，白水告急，复携家逃难，经三川（今陕西洛川）而至鄜州（今陕西富县）的羌村。八月，诗人单身赴延州（今陕西延安）投奔灵武，中途为叛军所俘，虏至长安，次年四月冒险逃归凤翔。乾元二年（759）七月，因关中饥馑，诗人弃官携家逃往秦州（今甘肃天水）、复经同谷（今甘肃成县）而往成都。数年之间，诗人流离失所，受尽了战乱和灾荒的折磨。即使在诗人远离兵连祸结的中原之后，他仍然亲身经历了上元二年（761）的段子璋之乱、宝应元年（762）的徐知道之乱、永泰元年（765）的崔吁之乱、大历五年（770）的臧玠之乱等地方性战乱。“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遗山诗》、《瓯北集》卷三三），正由于杜甫在乾元二年春由洛阳返华州（今陕西华县）途中，亲耳听到了石壕村里官吏如狼似虎的咆哮和新安道上百姓肝肠欲绝的痛哭，亲眼看到了新婚夫妇的生离和垂老翁媪的死别，才写出了“三吏”、“三别”这种不朽之作。安史之乱所造成的大动乱，使原来被遮盖着的社会黑暗面毫发无遗地暴露出来，从而使杜甫观察得更深刻，更仔细，并在写实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杜诗作为那样一个大变动时代的“诗史”，也就具有特别深广的意义。
优秀的诗人都是时代的晴雨表，而在社会急剧变动的关键时期出现的大诗人，更能敏锐地感觉到时代的脉膊。不管他们对行将消逝的旧事物是哀悼还是诅咒，也不管他们对行将出现的新事物是欢迎还是拒斥，他们的内心都会因时代的疾风骤雨而引起巨大的波澜，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激昂慷慨、哀伤愤怨，忧来无端，长歌当哭。在杜甫之前，有行吟泽畔的屈原，在社甫之后，有悲歌“万马齐暗”的龚自珍， ①他们都是时代所造就的伟大诗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之所以能成为“诗圣”，确实是受到了那万方多难的时代的玉成。
①《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之一二五：“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见《定庵续集》。
五、时代背景之二：从盛唐到中唐
从东汉以来，历代诗人们在不断地探索、创造，五七言诗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及至盛唐，五七言诗在诗体形式、题材取向、艺术手段、风格倾向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一方面呼唤着“集大成”者的出现，另一方面又呼唤着另辟新路的创新者的出现，杜甫就是在这个关键时期登上诗坛的。
从建安时代开始，诗人们对五七言诗的形式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这种
探索是沿着骄偶和声律两个方面进行的，其最终结果就是诗歌的格律化。例
如在曹植的诗中，已经有许多对仗工整的诗句：“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
秋兰被长扳，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呜高枝。”（《公讌诗》、《先
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七）②一连三联对仗，显然是着意经营的结果。
曹植还有一些诗句音节和谐：“孤魂翔故域，灵枢寄京师”（《赠白马王彪》
之五，《魏诗》卷七）；“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始出严霜结，今
来白露啼”（《情诗》，同上），对于后两例，明人谢榛评云：“此作平厌
妥帖，声调铿锵。”（《四溟诗话》卷三）说“平仄妥帖”或为过分，但这
确实是诗人对诗歌声韵之美进行暗中摸索的证明。①及至齐梁，终于出现了“永
明体”，即“新体”，或“新变体”，永明体虽然也是轻绮婉丽的风格等艺
术特色的载体，但它在诗歌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意义显然在于，它是诗歌向格
律化迈进的关键一步。诚如明人陆时雍《诗镜总论》所云，是“古之终而律
之始也。”沈约、谢老有些特别讲究声病的诗离律诗仅有一步之遥了。②永明
以后的南北朝诗人继续在这方面努力，其间如何逊喜写新体诗，沈德潜说他
“渐入近体”（《古诗源》卷一二），宋人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时竟误
收了何逊的《闺怨》第十四首诗。再如庚信，刘熙载称其“《乌夜啼》开唐
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律、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艺概》卷
二）到了唐代，今体诗的格律就水到渠成地建立起来了。
在题材内容方面，前代诗人各有不同的取向。以曹操和建安七子为主的
建安诗人所用力描摹的是那个“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心雕龙·时序》）
的大动荡时代，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呜”（曹操《蒿里行》，《魏诗》
卷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三首》之一，《魏诗》
卷二）、“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柱”（《陈琳《饮马长城窟行》，
《魏诗》卷三）的伤心惨目的社会画面。曹植和阮籍等人则着意刻划自己深
沉的内心律动，抒发“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啼”（曹植《赠白马王彪》之
五）、“自非凌风树，惟悴乌有常”（阮籍《咏怀诗》其二十一，《魏诗》
卷一○）的生命感喟，和“慊慊仰无叹，愁心将何愬”（曹植《浮萍篇》，
《魏诗》卷六）、“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诗》其六十三）
的忧生之嗟。这两种取向中，前者把观察的目光对准社会，对准诗人之外的
那个大千世界，后者则收视反听，努力地披露诗人内心的同样是无比丰富、
②后文凡引《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者皆简称作《魏诗》、《晋诗》等。
①顾炎武说：“囚声之论，起于永明，而定于梁、陈之间也。”（《音学五书·音论·四声之始》）在曹植的时代，人们对四声还没有明确的认识，所以也谈不上平仄之分。
②例如谢老《离夜》：“玉绳隐高树，斜汉耿层台。离堂华烛尽，别幌清琴哀。翻潮尚知恨，客恩渺难裁。山川不可尽，况乃故人杯。”除了第二、第四两联失粘外，已大体合于五言律诗的平仄格式。
无比广阔的感情世界。从逻辑上说，这两种取向已经复盖着整个诗国的疆域。如果依具体的题材来分析，则有曹操的乐府诗、阮籍的咏怀诗、左思的咏史诗、郭璞的游仙诗、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沈约的咏物诗、江淹的拟古诗以及颇遭后人诟病的玄言诗、宫体诗等等，可以说，五七言诗的题材种类，在唐以前已经大致齐备了。
在诗歌艺术手段方面，唐代的诗人们也继承了丰富的遗产。除了已经凝
聚在今体诗格律中的声律、对仗之外，以下两个方面是特别值得注意的。第
一是比兴手法的运用。由于比兴手法的产生早于五七言诗，所以在最早的五
七言诗作品中就能看到比兴手法的运用了。在《古诗十九首》中，“胡马越
鸟，陵柏涧石，红芙泽兰，孤竹女萝，随手寄兴，辄增妩媚。至如‘迢迢牵
牛星’一章，纯借牛女作象征，没有一字实写自己的情感，而情感已活跃句
下。”（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继之而起的诗人也多诸此道，且
不说曹植乐府诗和阮籍咏怀诗中那些通篇皆为比兴的名作，①单是左思的“郁
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咏史》其二，《晋诗》卷七）和陶渊明的“青
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饮酒》其八，《晋诗》卷一七）这两个比喻，
就无数次地被后代的诗人所模仿、借鉴。第二是丽辞的熔炼。后人批评八代
诗风，常常集矢于辞藻之华美，陈子昂说“齐梁间诗彩丽竞繁”（《与东方
左史虬修竹篇序》，《陈伯玉文集》卷一），李白更进而说：“自从建安来，
绮丽不足珍”（《古风五十九首》其一，《李太白全集》卷一）。事实上，
辞藻华美本身并不是诗歌的弊病，从汉魏到陈、隋，诗人们在丽辞的熔炼上
耗费了大量心血，他们的成就正是唐人继承的文学遗产之一部分。而且在八
代诗人所创造的丽辞中，既有曹植、陆机、潘岳、谢灵运的繁富、浓丽，也
有张协、谢肌、何逊、阴铿的清新、巧丽，后者对唐人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①当然，作为上述两种手段的补充，八代诗人在直陈其事的叙述、描写及平淡美的追求上也很有成就，前者如建安诗人，后者如陶渊明，其义自明，不用多说。
由于先唐的五七言诗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所以产生了许多风格各异，自具面目的诗人，为节省篇幅，让我们看看后人对他们诗风的简要评述：曹操诗“如幽燕老将，气韵沈雄”（敖陶孙《臞翁诗评》）；曹植诗“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同上）；刘帧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钟嵘《诗品》卷上）；阮籍诗“遥深”（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稽康诗“清峻”（同上）；潘岳诗“烂若披锦，无处不善”（《世说新语·文学》引孙兴公语）；左思诗“错综震荡，逸气干云”（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张协诗“文体华净”（钟嵘《诗品》卷上）；郭璞诗“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同上卷中）；陶渊明诗“如绎云在霄，舒卷自如”（敖陶孙《臞翁诗评》）；谢灵运诗“如东海扬帆，风日流丽”（同上）；颜延之诗“如错采镂金”（钟嵘《诗品》卷中引汤惠休语）；鲍照诗“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敖陶孙《臞翁诗评》）；谢老诗“艳而韵，如洞庭美人”（陆时雍《诗镜总论》）；何逊、阴挫诗如“微芳幽馥，时欲袭人”（同上）；吴均诗“清拔有古气”
①例如曹植的《美女篇》、《浮萍篇》、《吁嗟篇》和阮籍的《咏怀诗》之五、二十一、二十六等。
①例如李白对于谢跳十分倾心，“一生低首谢宣城”（王士禛《戏效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六首》之三，《渔阳诗集》卷一四）而杜甫对何逊、阴铿相当服膺，自称“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之七）李、社所着眼的主要是谢用老等人的清词丽句。
（《南史·吴均传》）；庾信诗“清新”（杜甫《春日忆李白》），真是春兰秋菊，美不胜收！即使是一些不太著名的诗人，也因其风格特征而得到很形象的品评，如范云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迟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钟嵘《诗品》卷中），等等。正是因为诗苑中已经呈现百花争艳的盛况，梁代的钟嵘才有可能写成《诗品》，对一百二十二位诗人的风格予以品评论述，并指出他们之间的渊源关系。事实上，这种渊源关系是一直延伸到唐代诗坛上去的。
上述四个方面的情况告诉我们，当唐代诗人登上诗坛时，他们面临着的
是十分丰厚的文学遗产，唐诗正是在八代诗的坚实基础上建造起来的一座大
厦。
在初唐，诗人们对他们所继承的诗歌遗产采取了两种态度。以唐太宗为核心的宫廷诗人虽然说过一些反对绮靡文风的话，①但他们的创作实践却仍是陈、隋诗风的继续。由隋入唐的虞世南、陈叔达、李百药、欧阳询等人当然不可能突然改弦易辙，稍晚的长孙无忌、上官仪等也随波逐流。当时名闻天下的上官仪提出“六对”、“八对”之法，又与许敬宗等撰《瑶山玉彩》摘录丽句，说明他们所注意的重点正是南朝诗的藻翰胼俪，并力图在这方面更进一步。武后执政时，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间等人则更加注重继承南朝诗人在回忌声病方面的成就，终于完成了五七言诗的律化。显然，这些诗人对前代诗歌的艺术手段作了较好的继承和借鉴，但在题材内容上则未能明辨良莠而得前人之精华。
另一种倾向则发初于“初唐四杰”，四杰对诗歌律化也有贡献，但更大的贡献则在于将诗歌题材由宫廷、台阁扩大到江山朔漠之间，对前朝遗留下来的淫靡诗风有所抵制。及至陈子昂出，乃大张旗鼓地以恢复“汉魏风骨”相号召，要求从建安、正始时代的诗歌中汲取力量以开辟唐诗的疆土。由于陈子昂的革新主张为唐诗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所以得到后人极高的赞赏，但是我们在肯定陈子昂历史功绩的同时，也必须指出他对前代诗歌在艺术手段和艺术形式方面的成就显然注意不够，有时还抱有偏见。
到了盛唐，唐诗的鼎盛时代来临了。后人往往认为盛唐诗坛上有山水田
园诗派和边塞诗派两个诗人群体，这样概括不太准确，但大致上说出了当时
诗坛上的两种倾向：孟浩然、王维、常建、储光羲等人的作品极为成功地描
绘了美丽幽静的自然风光，借以反映其宁谧的心境，他们主要是陶渊明和大
小二谢的后继者，而意境的完整和措语的精深华妙则超过前贤。高适、岑参、
李颀、玉昌龄等人的边塞诗既歌颂了抵抗侵略的胜利及爱国将士的奋勇精
神，也控诉了开边战争的不义及战争对人民和平生活的破坏，这些诗交织着
英雄气概与儿女衷情，兼有悲凉慷慨和缠绵宛转之情。这些诗人主要是源于
建安诗人和刘琨、鲍照，论内容之丰富与气概之雄大则后来者居上。程千帆
师用“隐士”和“侠少”的形象来说明这两种倾向，并认为“这实质上也就
反映了他们由于生活道路千差万别的曲折而形成的得意与失意、出世与入世
的两种互相矛盾的思想感情。不同的生活道路与不同的生活态度，使他们或
者成为高蹈的退守者，或者成为热情的进取者，或者因时变化，两者兼之。
前人所谓‘盛唐气象’，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这种富于浪漫气息的精神
①详见《贞观政要》一书。即使是最善写宫体诗的虞世南也曾谏阻太宗使朝臣赓和宫体诗（见《新唐书·虞世南传》），可见这是当时的风气。
面貌。”①这种浪漫主义诗歌的最高成就的体现者无疑是李白。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事物和追求精神自由的天性，使他既能热情地沤歌壮丽的自然和社会乃至心灵中的光明面，又能对一切黑暗、丑陋的现象表示无比的轻蔑，从而使其作品内涵之丰富深邃超越了王、盂、高、岑等人。同时，李白那惊人的天才又使他能得心应手地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创造出飘逸、壮丽的艺
术风格，从而成为“众星罗秋
”（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一）的盛唐诗
坛上最为耀眼的明星。
然而，诗歌史上“集大成”的使命仍然有待于杜甫来完成。如上所述，五七言诗发展到盛唐已经臻于极盛，但是还没有人对之进行全面的总结。杜甫之外的盛唐诗人在某些题材取向、某种诗歌样式、某种风格倾向上各擅胜场，但往往长于此而短于彼，或者竟是能此而不能彼。即使是王维和李白也有这样的缺点。王维的艺术才能非常全面，对五七言古今体诗的各种样式都很擅长，②他在题材取向上也没有局限于山水、田园，可是他显然对当时社会的黑暗面缺乏了解，即使在安史之乱前后也没有写过什么属于揭露和批判意义的作品。内容的偏颇使他在艺术上主要继承了陶、谢肌的长处，而与其他风格的前代诗人没有多少关系。李白的视野远比王维广阔，对于唐帝国的政治日趋黑暗的现象有极敏锐的感受和深刻的揭露，但李白对南朝诗歌艺术的看法显然受到陈子昂的影响，《本事诗·高逸第三》中记载李白说：“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徘优哉！”这也许是传闻失实，但他在《古风五十九首》之一中确实说过“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这与陈子昂“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之语是俘鼓相应的，这种观点肯定影响了李白对形式严整、手法工细的律诗艺术作仔细的推敲，当然他那挥洒自如的写作方式也是原因之一。
杜甫则不然。杜甫对前代的文学遗产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和十分虚心的态
度，他有诗云：“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
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之六）他对于从《诗经》、《楚辞》、
汉魏乐府、汉代文人五言诗（即所谓“李陵”、“苏武”）、建安诗人曹植、
刘帧、正始诗人阮籍、稽康、南朝诗人陶渊明、谢灵运、谢老、鲍照、何逊、
阴铿、庾信直到初唐诗人沈、宋、四杰、陈子昂等的诗歌传统都有所论述，①
既能知其长，也能知其短，②而且在创作实践中努力汲取、借鉴这些长处。元
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
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
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韩愈论》中则进一步指出：
“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
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
鲍照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
①见《唐诗的历程》，载《程千帆诗论选集》。按：本节中关于唐诗发展过程的一些观点多本于千帆师，谨此说明。
②王维的五古和七律之成就稍逊于其他各体，兹不细论。
①参看程千帆师《少陵先生文心论》（载《古诗考索》）和萧涤非、廖仲安《别裁伪体，转益多师》（载《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三辑），本书第五章中也将有进一步的论述。
②例如被陈子昂完全否定的齐梁诗，社甫一方面批判其委靡之气：“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之五），另一方面又对谢老、何逊、阴铿等人的艺术成就予以充分肯定。
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上述说法，指出了杜诗与前代诗歌在艺术风格上的渊源。此外，杜甫对前人写过的题材内容也兼收并蓄，而且使它们互相渗透、融合，从而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杜诗中，从朝政国事到百姓生计，从山川云物到草木虫鱼，整个外部世界都与诗人的内心世界融合无间，并被纳入儒家的政治理想、伦理准则、审美规范的体系之中。对于前人的艺术手段，杜甫也同样地兼收并蓄，并熔铸成一种和谐的全新艺术风貌：格律严整而气势磅礴，字句烹炼而意境浑然，成语典故与口语俗字并得妙用，泼墨儒染与工笔细描同臻极致。杜甫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个人的艰苦努力等主观因素，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时代为他准备了丰富的诗歌遗产这个客观因素，用秦观的话来说，就是“岂非适当其时故耶？”（《韩愈论》）①
杜甫所处的时代又是古典诗歌史上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时代。后人在唐
诗分期的问题上尽管众说纷坛，但无论是严羽《沦浪诗话·诗体》中提出的
“五体”说，还是元人杨士弘《唐音》中提出的三分法，或者明人高棅《唐
诗品汇》中提出的、对后代影响最大的“四唐”说，都把玄宗天宝未视为分
界线，在那以前是“盛唐”，在那以后则为“大历体”或“中唐”。也就是
说，天宝未是人们公认的唐诗转折点。而且这个转折点的意义还不仅仅局限
于有唐一代之诗，对于整个古典诗歌发展史来说，天宝未同样是一个转折点。
清人叶曼对所谓“中唐”的说法颇为不满：“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
中，非有唐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②闻一多更十分明确地把建安以后的诗歌
史分成前期和后期，其分水岭就是天宝十四载（755）。 ③我们基本上同意上
述观点，并认为这个转折过程的时间跨度大约是以天宝十四载（755）为中点
的二十来年。
那么，这个转折过程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或者说，那个时代对诗坛风会提出了何种转变要求呢？
首先，正象上面所说的，在天宝年问也即盛唐的后期，五七言诗歌的创作实绩已经有了惊人的积累，而杜甫则以集大成者的姿态对前人的诗歌遗产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从表现对象到创作手法，从诗歌体裁到修辞手段，前人在诗国中留下的丰富积累都在盛唐诗尤其是杜诗中汇总起来了。至此，古典诗歌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顶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五七言诗要想继续向前发展，就再也不能沿袭以前的轨道了。
其次，随着大唐帝国鼎盛时代的消逝，以浪漫气息为主要特征的“盛唐气象”也悄然逝去了。动乱的社会、黑暗的政治和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使诗
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杜甫登上诗坛时，五七言今体诗的各种样式在形式上都已定型。这种经前人几百年的艰苦摸索才建立起来的新诗体具有声律相间相重，文句或散或骄，既工整又有变化的形式美，从而为杜甫争奇斗妍、逞露才思提供了全新的艺术天地。不难设想，如果没有前代诗人为诗歌格律化付出的巨大努力，如果杜甫还需要自己去摸索诗歌格律，他是不可能写出那些精美绝伦的律诗来的。
②见《百家唐诗序》，刊于清席启字编《唐诗百名家全集》卷首。按：席氏此编专收中晚唐人诗集，原是因为盛唐以前之诗集多有善本行世（见该书自序），而叶燮则在序中借题发挥，以阐述他的文学进化的观点。我们大致同意叶说，但叶燮把“中唐”之始定于贞元年问，我们则认为“中唐”始于天宝末年前后。
③见郑临川述《闻一多先生说唐诗》，《社会科学辑刊》 1979年 4期。按：闻一多此说的主要依据是前期的作者成分是门阀贵族，后期的作者身分是士人，我们对此有不同看法，详见本节。
人们再也唱不出高昂的充满理想光辉的歌声了。高适、玉维在安史之乱以后很少作诗，岑参亦豪气销尽，再也写不出雄奇恣肆、酣畅淋漓的七言歌行了。甚至连李白也由“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转而“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古风五十九首》之十九，《李太白全集》卷一）。这一切都说明，时代已向诗人们提出了新的要求：理想必须让位给现实，诗神也必须从云蒸霞蔚的空中降临到疮痍满目的大地上来了！
上述两点在创作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就是：诗歌主题要从描写理想境界转向反映社会现实，诗歌手法要从幻想、虚构和夸饰转向严格的写实，写作方式要从随意挥洒转向刻苦锻炼，艺术风格要从高华飘逸转向朴实深沉。一句活，诗歌必须从盛唐转向中唐，并进而转向晚唐与宋诗了。
在短短的二十来年中要使诗歌实现如此大幅度的转变，需要有一位既属于盛唐又属于中唐、既能对前一个时代的诗歌作集大成式的总结，又能为后一个时代的诗歌开辟道路的诗人。杜甫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应运而生的历史性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之所以能成为“诗圣”，又是受到了那个诗歌史上的特殊时代的玉成。
六、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学力
在上面几节中我们分别从家庭传统和时代背景两个角度讨论了杜甫成为“诗圣”的外部条件，这些条件是重要的、必须的，但并不是充分的。也就是说，杜甫之成为“诗圣”，还必须具备先天禀赋和后天学力等内在条件。否则的话，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当时有那么多诗人受到时代的“玉成”，那些人中肯定不乏具有诗礼传家的家庭背景者，然而却只有杜甫一个人赢得了“诗圣”的桂冠。
伟大的人格是造就伟大诗人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我们所说的“伟大的人格”，不仅包涵正直、善良的品性，而且必须包涵阔大的胸襟和弘毅的精神。诗人薛雪说得好：“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具得胸襟，人品必高。人品既高，其一謦一咳、一挥一洒，必有过人处。”（《一瓢诗话》）对于身处乱离之世的诗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否则的话，即使是一个正直、善良的灵魂，也难免要为乱世的精神重负所压倒、摧毁，除了沉重的叹息之外，不能给诗坛留下任何东西。《箧中集》诗人就是一个例证。乾元三年（760），元结编《箧中集》，收录沈千运、盂云卿等七位诗人的作品，元结在《箧中集序》（《元次山集》卷七）中说：“风雅不兴，几及千载，溺于时者，世无人哉！呜呼，有名位不显，年寿不将，独无知音，不见称显，死而已矣，谁云无之！..吴兴沈千运，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穷老不惑。凡所为文，皆与时异。故朋友后生，稍见师效，能似类者，有五六人。于戏！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沈千运等人也许确如元结所言，有“正直”、“忠信”、“仁让”的美德，但他们的诗作则大多表现个人坎坷失意及亲友生离死别等内容，情调十分低沉。即使是元结誉为“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的沈千运，诗中所写的也无非是“栖隐无别事，所愿离风尘。..如何巢与由，天子不得臣？”（《山中作》，《箧中集》）“人生各有命，在余胡不淑，一生但
区区，五十无寸禄。”（《
中言怀》、《箧中集》）之类的句子，既没有
反映那个时代的民生疾苦等广阔的社会现实，又缺乏理想的光辉，事实上根本没有达到元结所说的上继“风雅”的高度，这显然是由于沈千运等人缺乏伟大弘毅的人格精神而造成的结果。杜甫则不然，正象我们在第二节中所说，杜甫具有以儒家精神为底蕴的伟大人格和丈夫气概，他对自己的理想抱有坚定的信念，任何挫折和打击都不能使他完全放弃自己的信念。杜甫的一生，可以说是穷愁潦倒之极，但他“忧在天下，而不为一己失得”（黄彻《A溪诗话》卷一○），他主动地承担起人间的一切苦难和忧患。他遭遇到“入门闻号陶，幼子饿已卒”的惨痛不幸时的反应是“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在“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困苦处境中希望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是何等的胸襟！在杜甫笔下出现的“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蜀相》）的贤臣，“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前出塞九首》之三）的战士，乃至“下愍百鸟在罗网”（《朱风行》）的朱凤和“急难心炯然”（《义鹘行》）的“义鹘”，其实都是诗人的自我画象。这正是杜甫高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关键之处。
此外，杜甫性格的复杂性也值得注意。杜甫的性格中有狂做的一面，《新
唐书·杜甫传》载严武欲杀杜甫事：
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中。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日：“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怦，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粹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
此事出于唐人范掳所作《云溪友议》卷上，而《云溪友议》作于唐傅宗时（874—888）或稍后，距杜甫之卒已有百余年，书中又多传闻失实之处，故后人多以为此事不可信。①我们认为诗人与严武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他对严武始终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这在杜诗中有大量的证据，所以严武曾经“欲杀甫”的事肯定是小说家言。但是说杜甫说过“严挺之乃有此儿”的话，虽无实据，却并非完全不合情理。杜甫《奉酬严公寄题亭之作》云：“谢安不倦登临赏，阮籍焉知礼法疏。”严武《巴岭答杜二见忆》（《全唐诗》卷二六一）则云：“可但步兵偏爱酒，也知光禄最能诗。”杜甫以阮籍自比，严武亦以阮籍比杜，“礼法疏”的阮籍在醉后说一句失礼的话，并不是太奇怪的事。①事实上，杜甫在狂做方面确实颇有乃祖遗风。杜审言曾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菱之北面！”（《唐才子传》卷一）杜甫在
“放荡齐赵问，裘马颇清狂”的少时就在文学上自视甚高：“气
屈贾垒，
目短曹刘墙。”（《壮游》）在“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的困顿生活中也仍然气冲斗牛：“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正因为他狂傲，所以少时就树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的抱负，并且有勇气去攀登古典诗歌的高峰。
然而杜甫的性格中又有谨慎的一面。这不仅体现在他在政治生活中“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净姿，恐君有遗失”（《北征》）以及“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晚出左掖》）的小心翼翼，而且体现在他在诗歌创作中对前代乃至当代的诗人都采取虚心学习的态度（见本章第五节）。正因为他谨慎，所以他能踏踏实实地完成集诗歌之大成的历史使命。狂傲而又谨慎，这也许正是造物赋予社甫的最佳性格。
人们在比较李、杜之异同时，总是强调李白的天才和杜甫的学力。其实，这两位诗人都是既才高八斗又学富五车的。
杜甫具有非凡的天赋。开元五年（717），年方六岁的杜甫观看了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五十年以后，诗人作《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
生动、细致地回忆了公孙大娘的舞姿：“
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骏龙翔。
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一个六岁的儿童就能欣赏“浏漓顿挫”的舞蹈艺术且把鲜明的印象保留五十年，可见诗人是早慧且强记的。他在《壮游》一诗中说自己“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更可证明他诗才的早熟。一部杜诗，无异是一座诗歌艺术的宝库，没有过人的天才的话，是不
①杜甫《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誉严武云：“开口取将相，小心事友生。”《杜诗详注》卷一六引《社臆》云：“观‘小心事友生’句，知武无欲杀公事。”甚当。按：今本《杜臆》无此语。
① “严挺之乃有此儿！”其实是一句赞叹之辞，其失礼之处在于犯了对方的父讳且以长辈自居。杜甫虽比严武年长十口岁，但他人蜀后屡得严武之照顾，且曾入其幕为僚佐，于礼是不该以长辈自居的。
可能以一人之力建造这样一座宝库的。换句话说，社诗本身的艺术造诣就是诗人天才的最好证明。
当然，杜甫更为人们称道的是他的学力。杜甫读书广博精深：“读书破万卷”（《奉赠韦左丈二十二韵》）是他的自负之言，“群书万卷常暗诵”（《可叹》）虽是他对友人的称扬，其实也可看作他的夫子自道。读破万卷使诗人对前代的文学和学术有深刻的理解，是他全面借鉴前代文学遗产的前提，而更直接的结果则体现于成语典故的熟练运用。宋人号称读书广博，但他们对杜诗的用典则叹为观止。孙觉说：“杜子美诗无两字无来处。”（见林希逸《竹溪虏斋十一稿》续集卷三○）黄庭坚进而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答洪驹父书》，《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九）王琪则叹息说：“子美博闻稽古，其用事，非老儒博士罕知其自出。”（《杜工部集后记》，见《杜诗详注》附编）这些说法虽然稍嫌夸张，而且忽视了杜诗也善于运用俚语俗字的一面，但确实说出了人们读杜诗时的一种感受。中唐刘禹锡“尝讶社员外‘巨颡拆老拳’，疑‘老拳’无据。及览《石勒传》；‘卿能遭孤老拳，孤亦饱卿毒手。’岂虚言哉！”（见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然而杜甫用典绝不是仅仅以多取胜，他在用典的具体方法上有许多独到之处。首先，杜甫善于熔铸成语以为己辞。宋人郭思云：“老杜诗学，世以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观其诗，大率宗法《文选》，掖其华髓，旁罗曲采，咀嚼为我语。”（《瑶谿集》“熟精文选理”条）清人沈德潜更指出：“杜少陵经史并用。”（《说诗晬语》卷上）例如《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两句，借用《论语·述而》篇中“不知老之将至”与“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成句，又如《画鹰》中“毛血洒平芜”句借用班固《两都赋》中“风毛雨血，洒野蔽天”之语，都做到了妥帖自然，语如己出。其次，杜甫用典确切。由于诗人腹贮极富，所以他总是能选择最确切的典故，毫无凑合之感。例如《别房太尉墓》：“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上句用谢安好弈比方房琯好琴，房因宠爱琴客董庭兰而颇遭物议，故杜甫用此典暗示宰臣嗜好艺术无可非议，诚如仇兆鳌注云：“语出回护，而不失大体。”下句用春秋时吴季札挂剑徐君墓树之典，更切合别墓之题。最后，杜甫用典的手法灵活多变。所以尽管杜诗中用典很多，却没有呆板烦冗之弊。宋人林希逸指出，杜诗中“事则或专用，或借用，或直用，或翻用，或用其意，不在字语中。于专用之外，又有展用，有倒用，有抽摘渗合而用。”（《竹溪虏斋十一稿》续集卷三○）虽然分类稍嫌繁琐，但说出了杜甫用典手法多变的特点。这些手法中最为后人称道的是“或用其意，不在字语中”之法，宋人李颀《古今诗话》“用事如水中着盐”条云：
作者用事要如水中着盐，饮食乃知盐味，此说诗家秘密藏也。杜少陵诗如：“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人徒见凌辄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祢衡传》：“渔阳掺声悲壮。”《汉武故事》：“星辰影动摇，东方朔谓：‘民劳之应。’”则善用故事者，如系风捕影，岂有迹耶？
其他如宋蔡絛《西清诗话》“老杜用事”条、清施补华《岘佣说诗》论“死典活用”条也分析了杜诗用典的这种手法。清人薛雪云：“杜浣花炼字蕴藉，用事天然，若不经意，粗心读之，了不可得，所以独超千古。”（《一瓢诗话》）显然，深厚的学力是杜诗艺术造诣的重要成因之一。
如果说社甫是诗国中的风凰的话，那么非凡的天赋与惊人的学力就是凤凰的一对翅膀。
斯人生于斯世，就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诗歌史上的“集大成”的使命。在后面的两章里，我们将看到杜甫为完成这个使命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看到他在攀登古典诗歌顶峰的途中留下的一串串脚印。
◎第二章 广阔的时代画卷与深沉的内心独白
一、放荡齐赵：裘马清狂的青年诗人
明人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叙》中说：“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沈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这些盛唐大诗人中，除了岑参之外，杜甫年龄最小。如果我们把杜甫在二十四岁时（开元二十四年，736）或稍后作《望岳》一诗视作他登上诗坛的标志， ①那么其时孟浩然已四十八岁，李颀、王昌龄约四十六岁，①常建约四十多岁，②高适、王维三十六岁，③李白三十五岁，储光羲约三十一岁，④都已经蜚声诗坛了。
杜甫诗才早熟，七岁即能作诗咏凤凰，虽说他没有象王维那样留下《洛阳女儿行》等作于十余岁时的名篇，但他青少年时代还是写了不少诗的。天宝九载（750），杜甫在《进雕赋表》中说自己“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然而在现存杜诗中，作于天宝九载（750）以前的却不足五十首，可见他的早期作品大多亡佚了。
杜甫虽然以读书破万卷著称，但他决不是一个躲在书斋里的文弱书生。他在晚年回忆说：“亿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百忧集行》）真是一个健壮活泼的少年！几年之后，这个少年就开始漫游四方。第一次漫游是在开元十八年（730），十九岁的诗人游晋至郇瑕（今山西猗氏），未久即返洛阳。次年，诗人开始了历时四年的吴越之游，这是他终生难忘的“壮游”：
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王谢风流远，阖闾丘墓荒。
剑池石壁仄，长洲芰荷香。磋峨阊门北，清庙映回塘。每趋吴太伯，抚事泪浪浪。蒸鱼闻
匕首，除道晒要章。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判溪蕴秀异，
欲罢不能忘。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
——《壮游》
开元二十四年（736），杜甫又开始了历时五年的齐赵之游，生活更加充满浪漫情调：
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
射飞曾纵鞚，引臂落
鸧。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
①杜甫《壮游》诗自称：“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那只是说他在洛阳开始与当地的文人交游，况且又没有诗作保存下来，所以尚不能算是已经登上诗坛了。及至他在开元二十三年（ 735）自吴越归洛阳应进士试时受到名满天下的李邑，王翰的赏识，稍后又写出了名篇《望岳》，才能被看作是登上了诗坛。按：《望岳》一诗无准确系年，浦起龙《读杜心解》以为作于开元二十四年后，且载之于卷首，此处从之。
①李颀生年无定说，此依闻一多《唐诗大系》。王昌龄生年不可确考，此依傅璇琼《唐代诗人丛考》。
②常建生年不可考，因他与王昌龄同于开元十五年（ 727）登进士第，姑假定其生卒与王昌龄相近。
③高适生年依周勋初《高适年谱》，王维生年依张清华《王维年谱》。
④储光羲生年依陈铁民说（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一）。
——《壮游》
请看，我们的诗人生活得多么无忧无虑！他的举动是多么的豪放浪漫！尽管他在开元二十三年（735）曾遭受应试落第的挫折，但这一点也没有影响他的情绪，因为他正生活在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朝气蓬勃的时代里，时代的氛围使他乐观，使他对人生充满幻想。
天宝三载（744）四月，杜甫在洛阳与李白相识，两人一见如故，杜甫作《赠李白》：
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腥羶，蔬食常不饱。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姿，山林迹如扫。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
注家曰：“太白好学仙，故赠诗亦作出世语。”（杨伦《杜诗镜铨》卷一）其实此诗并不全是为了附和李白才作“出世语”的，其时的杜甫尚沉浸在浪漫主义的幻想中，他当然会对仙丹灵芝以及由此通往的长生仙界感到兴趣。所以是年秋天，他就果真与李白一起北渡黄河，至王屋山寻访道士华盖君，欲学长生之道。可惜华盖君已死，二人乃失望而归，杜甫晚年作《忆昔行》、《昔游》二诗以追忆此段往事，前一首云：
忆昔北寻小有洞，洪河怒涛过轻柯。辛勤不见华盖君，良岑青辉惨么么。千岩无人万壑静，三步回头五步坐。秋山眼冷魂未归，仙赏心违泪闪堕。弟子谁依白茅屋，卢老独启青铜锁。中拂香余捣药尘，阶除灰死烧丹火。玄圃沧州莽空阔，金节羽衣飘婀娜。落日初霞闪余映，倏忽东西无不可。松风涧水声合时，青咒黄熊啼向我。
这说明当时杜甫对寻仙访道的确是诚心为之的。
天宝三载秋，杜甫与李白、高适同游梁宋。①杜甫对宋州（今河南商丘）
的繁华生活和游侠风气有深刻的印象：“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陈
留亚，剧则贝魏俱。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衙。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
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遣怀》）杜甫
与高、李一起在街头酒炉里痛饮，又一起登上宋州城外的吹台眺远怀古， ①
他在晚年回忆说：“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
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芒肠云一去，雁骛空相呼。”（《遣怀》）稍后，
三人又同登单父琴台（在今山东单县境），眺望原野和大泽：“昔者与高李，
晚登单父台。寒芜际蝎石，万里风云来。桑柘叶如雨，飞霍去徘徊。清霜大
泽冻，禽兽有余哀。”（《昔游》）对于上引《遣怀》诗的前一段，浦起龙
评曰：“雄姿侠气，足以助发豪情。”（《读杜心解》卷一三五）对于后一
段，王嗣奭评曰：“具见旷怀。”（《杜臆》卷七）虽然《遣怀》乃杜甫晚
年所作，但这仍足以说明当年他与高、李同游梁宋是洋溢着豪情逸气的浪漫
之举。
①杜甫与高适早在开元二十六、八年（ 739、740）间就于汶上结交。见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 ①《新唐书·杜甫传》：“尝从白及高适过汀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恻也。”陈贻焮《杜甫评传》第四章以为杜甫等所登的吹台当在宋中（今河南商丘）而不在汴州（今河南开封），可信。因为杜甫《遣怀》诗云：“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宋中离芒汤山百余里，在高台上能望见之，而汴州离芒砀山三百余里，即使登上高台也不可能望见的。
天宝四载（745）秋，杜甫在鲁郡（今山东究州）与李白重逢，作《赠李白》：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王嗣奭评此诗：“前二句两人共之，三自谓，四谓李。..此友朋交做之词也。”（《杜臆》卷一）清人蒋金式评曰：“是白一生小像。公赠白诗最多，此首最简，而足以尽之。”（《杜诗镜铨》卷一引）其实此诗不是“交做之词”，而是慨叹之词，也不是“白一生小像”，而是李、杜二人的共同写照。因为诗中所写的“飘蓬”和“未就丹砂”正是李、杜此时的共同经历，“痛饮狂歌”是二人的共同举止，“飞扬跋扈”也是二人的共同神态。总之，这首诗虽是赠李白的，但其中含有浓重的自抒怀抱的感情成分，所以也不妨看作是社甫的自我画像。这是一个放荡不羁的狂士的自嘲、自赞之词，这说明杜甫当时的精神状态与整个盛唐诗坛的浪漫气氛是氤氲相融的。
杜甫在天宝五载（746）之前的诗作现在只流传下来二十多首，但这些诗已足以让我们认识诗人在当时的创作倾向：杜甫的诗与其他盛唐诗人的诗一样，具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例如下面二诗：
房兵曹胡马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
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画鹰
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攫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絛镟光堪摘，轩楹势可呼。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
虽然前者系咏真马，后者系咏画鹰，但它们却有相似的特点：明人赵仿评前者曰：“此诗矫健豪纵，飞行万里之势如在目前。”（《杜诗镜铨》卷一引），仇兆鳌评后者曰：“老笔苍劲中时见灵气飞舞”（《扯诗详注》卷一），在骏马雄鹰的形象中寄托着诗人雄壮、积极的人生理想，都是典型的盛唐之音。
当然，此时杜诗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毗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这首诗赢得了后人的交口称赞，浦起龙云：“杜子心胸气魄，于斯可观。”（《读杜心解》卷一）宋人刘辰翁则评尾句云：“只五字，雄盖一世。”（《杜诗镜铨》卷一引）这首诗不但体现了意气风发的盛唐精神，而且表现了青年杜甫敢于攀登绝顶、俯视群山的气概和雄心。这是一个可喜的征兆：杜甫这个盛唐诗坛的后起之秀，终将要突过前人而攀上诗国中的顶峰！
二、旅食京华：对浪漫主义诗坛的游离
天宝五载（746），三十五岁的杜甫西入长安。次年，唐玄宗诏天下凡通
一艺以上者皆赴京师就选，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可是，李林甫恐怕草野之
士对策时斥言其好恶，向玄宗进言：“举人多卑贱愚喷，恐有俚言污浊圣听。”
并在考试中阴谋设置障碍，使得应试的人无一人及第，李林甫反而上表称贺
“野无遗贤”。（详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五）杜甫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希
望就被政治阴谋断送了。①在那以后，杜甫试图通过其他的途径进入仕途，一
是向达官贵人投赠诗篇，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援引，二是向朝廷献赋，希望
直接引起皇帝的注意。可是这些努力的结果仍是不断的失望，直到天宝十四
载（755）秋，他仍旧是一介布衣。
从现存的杜诗来看，杜甫向权贵献诗之举在他初入长安时就开始了，而
且一直没有停止。举其要者，如：《赠特进汝阳王二十二韵》一诗作于天宝
五、六载间，①投赠对象是汝阳王李琎《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作于天宝七载
（748）至九载（750），《赠韦左丞丈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两首作于天宝九载（750）， ②投赠对象是由河南尹调任尚书省左丞的韦济。《赠翰林张四学土垍作于天宝九载（750），投赠对象是尚宁亲公主的翰林学士张垍《敬赠郑谏议十韵》作于天宝十载（751），投赠对象是谏议大夫郑审。《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作于天宝十一载（752），投赠对象是京兆尹鲜于仲通。《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作于天宝十三载（754），投赠对象是河西节度使、西平郡王哥舒翰。《上韦左相二十韵》作于天宝十四载（755），投赠对象是武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韦见素。在这些投赠对象中间，有的尚属正人才士，如李琎“好学尚贞烈，义形必沾中”（《八哀诗·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而受到杜甫的尊敬，郑审则以诗才见重于杜甫且与他保持了持久的友谊（见《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但是毋庸讳言，其间也有人品颇为低劣者，如张垍谗毁李白，安史乱后即投降叛军。哥舒翰为一纠纠蕃将，潼关失守后亦降于安禄山。如果说杜甫赠诗时这些人劣迹尚未显露，所以不能责怪诗人投赠非人，①那么在赠鲜于仲通的诗中托他向杨国忠求助，就确实是病急乱投医了。据周勋初先生考证，鲜于其人尚不是好邪小人，②但杨国忠无疑是专权乱政的巨好，而且他们两人正是征伐南诏以致全军复没的祸首。后人对杜甫的投赠非人颇有讥讽甚或大加挞伐者，③但我们觉得还是闻一多先生《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中说得好：
公有《赠鲜于京兆》诗日：“早晚报平津”，望其荐于国忠也。又日：“破胆遭前
①傅璇琮先生对这次阴谋的过程有详尽的考证和论述，见《从杜甫于天宝六载应试谈唐代的制举》（《草堂》1984年第 1期）。
①此诗注家编年不同，此从钱谦益说（见《钱注杜诗》卷九）。
②旧注皆系此三诗于天宝七载，乃据《旧唐书·韦济传》中“天宝七载，又为河南尹，迁尚书丞”之记载。据新发现的韦济墓志，其自河南尹迁尚书左丞事在天宝九载（ 750）。详见陈铁民《由新发现的韦济墓志看杜甫天宝中的行止》，载《文学遗产》 1992年第 4期。
①张垍谗逐李白事见魏颢《李翰林集序》，今人多信之。但此事发生在杜甫入长安前，杜甫未必了解。
②见《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和不虞之誉》，载《文史探微》。
③前者如冯至《杜甫传》中“长安十年”一节，后者如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杜甫的功名欲望》一节。
政，阴谋独秉钧”，谓李林甫也。夫林甫之阴谋，不待言。若国好之好，不殊林甫，公岂不知？且二人素不协，秉政以来，私相倾轧者久矣。今于林甫死后，将有求于国忠，则以见忌于林甫为言，公之求进，毋乃过疾乎？虽然，《白丝行》日：“已悲素质随时染”，又日：“君不见才士汲引难，恐惧弃捐忍羁旅”，审其寄意所在，殆有悔心之萌乎！故知公于出处大节，非果无定见，与时辈之苟且偷合、执迷不悟者，不可同日语也。钱谦益日：“少陵之投诗京兆，邻于饿死，昌黎之上书宰相，迫于饥寒。当时不得已而姑为权宜之计，后世宜谅其苦心，不可以宋儒出处，深责唐人也。”此言虽出之蒙臾，然不失为平情之论。
的确，杜甫是投赠非人且有谰词，但这是被迫写出的言不由衷之词，我们应该多给诗人一些同情而少一些责备。
杜甫向朝廷献赋也有多次。天宝九载（750），杜甫以《雕赋》投于“延恩柜”，结果如石沉大海。次年正月，唐玄宗举行了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和合祭天地于南郊等大典，杜甫抓住机会写成《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和《有事于南郊赋》（即所谓《三大礼赋》）献于朝廷。这一次总算引起了玄宗的注意，命杜甫待制集贤院，让宰相考试他的文章。这是杜甫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一件事，他直至晚年还自豪地回忆说：“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恒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莫相疑行》）可是既然当时的宰相仍然是李林甫，①即四年前用阴谋使应制举者无一人及第的权好，杜甫的希望又是注定要落空的。果然，他得到了一个“送隶有司，参列选序”（《进封西岳赋表》）的虚假资格，以后就不见下文了。到了天宝十三载（754）冬，杜甫又作《封西岳赋》，投“延恩柜”，也没有什么结果。
由于仕路不通，经济上又没有来源，杜甫在长安的生活日益窘迫，他的精神状态也日益苦闷、愤激，我们可以三首诗为例来说明他境遇的每况愈下：
今夕行
今夕何夕岁云徂，更长烛明不可孤。成阳客舍一事无，相与搏塞为欢娱。冯陵大叫呼五白，袒跳不肯成果卢。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君莫笑刘毅从来布衣愿，家
无儋石输百万！
此诗约作于天宝五载（746），时杜甫初入长安。王嗣爽云：“此诗真有英雄气”，又云，“穷人妄想，往往如此。”（《杜臆》卷一）的确；杜甫此时虽生活逐渐贫困，但少时豪气尚存，人生的艰难还没有在他心头压上重负。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
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十三载，旅
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主上顷见征，飙然欲求
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窃
①当时李林甫为右相，陈希烈为左相，陈本为李所引进。“凡政事一决于林甫，希烈但给唯诺。”（《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焉能心快快，祗是走踆踆，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尚怜终南
山，回首清渭滨。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
此诗作于天宝九载（750），如果说杜甫在长安所作的投赠诗因多乞怜、颂德
之语而价值不高的话，那么至少这一首是个例外。后人对此诗有很多赞词，
如黄庭坚称其立意布置之妙（见范温《潜溪诗眼》），而王嗣爽则赞其“纵
横转折，感愤悲壮，缱绻踌躇，曲尽其妙”（《杜臆》卷一），然而最重要
的是此诗活画出了诗人在长安的窘迫情状，倾吐了他心中的愤窟和辛酸。当
然，正象浦起龙所云，此诗“一结高绝”（《读杜心解》卷一），结尾几句
仍然具有豪情英气，仍然闪现着理想主义的光辉。
醉时歌
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先生有道出羡
皇，先生有才过屈宋。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苔。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
此诗作于天宝十三载（754），此时杜甫已在长安住了八个年头，他已经沦落到与贫民为伍去购买减价官米的地步，而饿死的威胁也真的降临到他头上来了！他甚至愤激他说出了“儒术于我何有哉”的诡激之语，非但不再幻想进入仕途施展抱负，而且连白鸥清波的浪漫想法也不再出现于心头，而只想着借酒浇愁和归隐耕田了。
从裘马清狂到来米官仓，诗人的生活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落差。从乐观热烈到苦闷愤懑，诗人的情绪也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落差。于是，杜甫的诗歌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杜甫逐渐从以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盛唐诗坛上游离出来了。让我们看看这个游离过程的轨迹。
饮中八仙歌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
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筋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淡雄辩惊四筵。
此诗作于天宝五载（746）以后的数年间， ①也即杜甫进入长安的头几年间。所谓“饮中八仙”，也称“酒中八仙”，是天宝初在长安的李白等八人的共称，到底是哪八个人已难以确指。①当杜甫来到长安时，“八仙”中有的人已
①天宝五载（ 746）四月，李适之罢相，赋诗云：“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见《旧唐书·李适之传》）杜诗中“衔杯乐圣称避贤”句显然是用李适之诗意，故此诗作年的上限是五载四月，但作年的下限则来可确定。
①李阳冰《草堂集序》（载《李大白全集》卷三一）云： “（李白）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
经去世，②有的人已经离开长安，③所以他作《饮中八仙歌》仅仅是本于传闻而非实录。此诗中所描写的贺知章、李斑、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等八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各异，但他们痛饮沉醉的狂态却甚为相似。后人评论此诗大多着眼于此，如王嗣爽云：“描写八公都带仙气，而或两句、三句、四句，如云在晴空，卷舒自如，亦诗中之仙也。”（《杜臆》卷一）当代学者亦多认为此诗“抓住了个‘仙’字，仗着这股‘仙气’，..表现了那种不受世情俗务拘束，憧憬个性解放的浪漫精神。”（陈贻掀《杜甫评传》第五章）④但是事实上这八个人的醉态可掬并不完全是欢快心情的体现，而且杜甫对此是有所了解的。例如李适之因受李林甫排挤而罢相，“其子卫尉少卿要尝盛撰召客，客畏李林甫，竟日无一人敢往者。”（《资治通鉴》卷二一五）他因此而作诗云：“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语意愤怨而非旷达，杜甫既然隐括其句意入诗，难道会对其似旷实怨的心情毫无体会？又如李白在长安受到谗谤而被玄宗疏远，
“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谓公‘谪仙人’，朝列赋滴仙之歌凡数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李阳冰《草堂集序》，载《李太白全集》卷三一）连当时的“朝列”都对李白的真实心情有所理解，作诗“言公之不得意”，难道在数年以前曾与离京后的李白交游甚久且相知甚深的杜甫反倒会对李白“浪迹纵酒，以自昏秽”的动机毫无觉察？程千帆师曾对“饮中八仙”的生活经历和精神状态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他得出的结论是：“‘饮中八仙，并非真正生活在无忧无虑、心情欢畅之中。这篇诗乃是作者已经从沉湎中开始清醒过来，而以自己独特的艺术手段对在这一特定的时代中产生的饮者作出了客观的历史记录。杜甫与‘八仙’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结为：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饮中八仙歌》是杜甫在以一双醒眼看八个醉人的情况之下写的，表现了他以错愕和怅惋的心情面对着这一群不失为优秀人物的非正常精神状态。”（《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载《被开拓的诗世界》）我完全同意这个结论，而且认为：虽然“饮中八仙”并非都以诗歌著称，但他们的精神状态正是盛唐诗坛风气的形象体现。在盛唐后期，也就是开元末、天宝初时期，朝政日趋腐败，社会日趋黑暗，可是这一切都掩盖在花团锦簇的繁华外表下面，所以诗人们（包括李白、贺知章）尽管对此若有所感，却仍然受到巨大的惯性力量的支配，以充满着浪漫情调的举止（例如痛饮）来销解心底的惆怅失意，他们没有能够、也并不情愿睁大眼睛清醒地正视现实，所以整个诗坛仍然弥漫着浪漫主义的风气。只有杜甫是一个例外，他开始以一个清醒的旁观者的身份审视“饮中八仙”的醉态，这意味着他已有从浪漫主义诗坛上游离出来的倾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为了更好他说明杜甫与整个诗坛的游离，应该把他与同时的其他诗人作一些比较。
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载《李太白全集》卷三一）云：“时人又以公及贺监、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为酒中八仙。”可证当时确有“八仙”之称，但名录与杜诗所列者有异。参见浦江清《八仙考》（载《浦江清文录》）。
②贺知章卒于天宝三载（ 744），而苏晋则早在开元二十二年（ 734）已经去世，根本不可能于天宝初预八仙之游。
③李白于天宝三载（ 744）春离开长安，杜甫就是那时与李白相识于洛阳的。
④参看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十四章、萧涤非《杜甫研究》中《杜甫的时代》一节等。
天宝十一载（752）的一个秋日，杜甫、高适、薛据、岑参、储光轰等五人一起登上了长安城东南的慈恩寺塔。①高适、薛据首先赋诗，②杜甫等三人随即继作，这是文学史上很值得纪念的一件盛事。时过九百年之后，王士禛还不胜景慕地说：“每思高、岑、杜辈同登慈恩塔，李、杜辈同登吹台，一时大敌旗鼓相当。恨不厕身其间，为执鞭弭之役！”（《池北偶谈》卷一八《慈恩塔诗》条）的确，这五位诗人都是一时之俊杰，杜甫、高适、岑参三人名垂千古，毋庸赘述。储光羲和薛据在当时的诗名也很大，在殷璠所选《河岳英灵集》中，储光泰诗入选十二首，薛据诗入选十首，可证其诗颇为时人所重。所以，这一次同题共作确实是诗人们吐露胸臆，驰骋才思的良机。而对我们来说，这足以显示杜甫与当时诗坛之关系。他们留下来的四首诗如下（薛据诗已佚）。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杜甫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
龙蛇窟，始出枝撑幽，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
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
晏昆仑丘。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高适
香界混群有，浮图岂诸相？登临骇孤高，披拂欣大壮。言是羽翼生，迥出虚空上。顿疑
身世别，乃觉形神王。宫阙皆户前，山河尽檐向。秋风昨夜至，秦塞多清旷。千里何苍苍，
五陵郁相望。盛时惭阮步，末宦知周防。输效独无因，斯焉可游放。
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岑参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隘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储光羲
金祠起真宇，直上青云垂。地静我亦闻，登之清秋时。苍芜宜春苑，片碧昆明池。谁道
天汉高，逍遥方在兹。虚形宾大极，携手行翠微。雷雨傍杳冥，鬼神中躨跜。灵变在倏忽，
莫能穷天涯。冠上阊阖开，履下鸿雁飞。宫室低逦迤，群山小参差。俯仰宇宙空，庶随了
义归。崱崱非大厦，久居亦以危。
关于这四首诗的优劣，后人曾有不少评论。多数论者都认为杜诗独擅胜场，但也有持异议的。如明人胡震亨云：“诗家拈教乘中题，当即用教乘中语义。旁撷外典补凑，便非当行。..唐诸家教乘中诗，合作者多，独老杜殊出入，不可为法。”自注：“如《慈恩塔》一诗，高、岑终篇皆彼教语，杜则杂以‘望陵寝’、‘叹稻粱’等事，与法门事全不涉，他寺刹及赠僧诗皆然。”（《唐音癸签》卷四）胡氏所云，纯是从慈恩寺乃佛家建筑这一点着眼，所以强调必须限于佛教语义，才算当行。今天看来，这种议论当然是没有意义的。诗人并非僧徒，他们到慈恩寺去的目的是登览而非礼佛，他们所写的诗当然应是述我所见、抒我所感，何须全用“教乘中语义”？象杜诗中用“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二句点明所登是佛寺浮图，就足够了。如果通篇皆
①此事只可能发生在天宝十一载，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论之甚详，诸家年谱也无异说。
②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题下注云：“时高适、薛据先有此作。”
用“教乘中语义”，就可能成为佛教的“玄言诗”了。这四首诗中储光羲的一首用“彼教语”最多，而成就也最低，就说明了胡震亨这番议论的不足取。况且当诗人们登上慈恩寺塔的那个时候，唐帝国的统治已经危机四伏了，当时展现在诗人们眼前的世界（不仅指自然景物）已经不再是一幅赏心悦目的画面。针对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胡震亨的话就更是大谬不然了。其他论者对这四首诗的评论大多着眼于艺术水平之高下，兹不赘述，因为我们在这里只想从思想倾向的角度来考察它们的高下异同。
如前所述，天宝十一载时杜甫正越来越深刻地体验着人生的艰辛，陆游
为其时的杜甫画了一幅生动准确的速写：“长安落叶纷可扫，九陌北风吹马
倒。杜公四十不成名，袖里空余三赋草。车声马声喧客梦，三百青铜市楼饮。
杯残炙冷正悲辛，仗内斗鸡催赐锦。”（《题少陵画像》，《剑南诗稿》卷
一六）
这一年，高适已经五十三岁。他虽从二十岁起就谋求入仕，但终因无人援引而沉沦潦倒，长期过着渔樵和漫游生活。直到天宝八载（749）登有道科之后，才得到封丘县尉的微职，然而那种“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封丘县》，《高适诗集编年笺注》第一部分）的生活使诗人内心十分痛苦，他不久就弃官了。天宝十一载秋，高适尚未被荐入哥舒翰幕而在长安闲居，他此时的心情是很抑郁的。
岑参其时三十六岁，①他虽然在天宝三载（744）就已进士及第，但仅得到一个兵曹参军的微职。天宝八载（749），赴安西入高仙芝幕。虽说塞外雄浑奇丽的自然风光和紧张豪壮的军中生活对他的诗歌创作大有稗益，但诗人在仕途上并不得意。天宝十载（751）秋高仙芝兵败回朝，岑参也随之回到长安闲居，此时他心中也有抑郁的情绪。
储光羲那年四十六岁，正任监察御史之职，但也有不得志之感。②
总之，四位诗人在当时都可算是落拓文人，只是杜甫的处境更为窘迫一
些。但是我们读了四首登塔诗后，却明显地感觉到它们的思想倾向大相径庭。
这说明了什么呢？
岑参和储光羲的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的重点在于写一个佛寺中的
浮图，把登塔时所看到的景物与佛家教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也就是胡震
亨所说的，“用教乘中语义”。岑诗结尾云：“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
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虽也隐约地表示了对现实的不满，但毕竟是要
逃到佛家净域中去。储诗结尾云：“俯仰宇宙空，庶随了义归。崱崱非大厦，
久居亦以危。”更是认为世问万物皆为虚无，只有佛家的“了义”才是最后
的归宿。所以说，岑、储二人用很大的力量、很多的篇幅来描写浮图之高耸
与景物之广远，都是为了象征或衬托佛家教义之高与法力之大。换句话说，
他们缺乏直接面对那个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现实社会的勇气（至少在此诗
中表现为如此），却希望皈依佛门，逃避现实。
高适的诗则与之不同。高适是很有用世之志的，高诗中虽然也有“香界泯群有，浮图岂诸相”之类句子，但毕竟不是“终篇皆彼教语”，特别是结
①据陈铁民、侯忠义《岑参年谱》。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作三十八岁。
②储光羲于天宝九载（ 750）始任监察御史。（据陈铁民说，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一）。监察御史的官品为正八品上。储光羲天宝十一载作《哥舒大夫颂德》中有“顾我抢榆者，莫能翔青冥。游燕非骐骥，踯躅思长鸣”之句，可见他仍有不得志之感。
尾四句：“盛时惭阮步，未宦知周防。输效独无因，斯焉可游放。”说明诗人在登临佛寺浮图时并没有忘记要为国家效劳。这无疑要比岑、储两人的态度积极得多。但是，高适着眼的只是他个人的前途，当时的社会现实并没有在其诗中留下痕迹。
杜甫的诗就完全不同了。它一开头就说：“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
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仇兆鳌注：“‘百忧’，悯世乱也。”（《杜
诗详注》卷二）穷愁潦倒、衣食艰难的诗人并没有把目光局限于他个人的生
活。他一登高望远，就立即将眼前景物与整个社会现实联系起来，正如浦起
龙所说：“乱源已兆，忧患填胸，触境即动。只一凭眺间，觉河山无恙，尘
昏满目。”（《读杜心解》卷一）在胸怀百忧的诗人看来，一切景物都蒙上
了一层惨淡的颜色。“烈风无时休”固然是高处的应有之景，但又何尝不是
时局飘摇、天下将乱的征兆？宋人胡舜涉解此诗曰：“《登慈恩寺塔诗》，
讥天宝时事也。山者，人君之象，‘秦山忽破碎’，则人君失道矣。贤不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