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评传
◎第一章 孕育“诗圣”的条件：时代、家庭与禀赋
一、历史奉上的桂冠：“集大成”的“诗圣”
对于文学家及其作品来说，时间是最公正、最具权威的评判者。在流经了二千多年的中国文学这条长河中，有许多作家曾经名动一时，灿若明星，但曾几何时，他们的光彩逐渐暗淡了。他们那些曾经使得“洛阳纸贵”的作品也成为尘封鼠啮的一堆故纸，有的甚至湮灭无遗。然而也有相反的现象，有少数作家生前不甚为文坛所重，身后的声誉却与日俱增。前一类作家有如碎石细沙，最终被不舍昼夜的流水淘尽。后一类作家则如沙中之金，愈经磨洗愈能发出灿烂的光辉。杜甫就属于后一类作家。
杜甫在晚年所作的《壮游》一诗中回忆说：“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崔”指崔尚，武后久视元（700）进士及第，官至祠部郎中。“魏”指魏启心，中宗神龙三年（707）举“才膺管、乐科”。当玄宗开元十三、四年（725—726）杜甫十四、五岁时，崔、魏二人都已是闲居洛阳的文坛前辈了。他们称誉少年杜甫好象班固和扬雄，可见诗人的才华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自吴越漫游归来，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没有及第，此时他的诗才却受到了当时在文坛享有盛名的李邕和王翰的赏识。①可是杜甫漫游齐赵与困居长安时，虽曾与当时的著名诗人李白、高适、王维、岑参、储光羲等人交游唱酬，然而在上述诸人的作品中，却找不到一句对杜诗的称扬之语。直到代宗宝应元年（762），杜甫五十一岁时，才有任华作《杂言寄杜拾遗》，对社诗予以高度的赞扬：“杜拾遗，名甫第二才甚奇。..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势攫虎豹，气腾蚊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 ①代宗大历四年（769），即杜甫去世的前一年，又有郭受作《社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说杜甫“新诗海内流传遍”，韦迢作《潭州留别社员外院长》
①《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按：《新唐书·杜甫传》云：杜甫“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杜甫晚年作《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中回忆说：“伊昔临淄亭，酒酣托末契。重叙东都别，朝阴改轩砌。”（临淄亭即济州历下亭，杜甫于玄宗天宝四载与李邕同游历下亭，作《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可见李邕“先往见之”之事当是在东都洛阳。王翰卜邻亦当是实有其事，而师古《杜诗详说》杜撰《唐史拾遗》载“杜华母使华与王翰卜邻”事，钱谦益《钱注杜诗·略例》中斥其“伪造故事”，甚当。今检《唐才子传》卷一王翰条亦载此事，傅璇琼先生笺云：“此未详出于何书”。（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一）我们颇疑辛文房撰此书时即据师古谬说。细味上引《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涛句之语气，“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之事当发生在杜甫开元二十三年（ 735）下第后不久。
①任华此诗首见于唐末韦庄编《又玄集》卷上。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录此诗于所附《诸家咏杜》，但于诗后注云：“玩此诗起段，似杜旧友，又似社乍交。当时少陵诗名，推重海内，此篇颇做睨放恣，几乎呼大将如小儿矣。考《唐诗记》中，止载华两首，一寄太白，一寄少陵，何独拣此二大名公作诗相赠耶？又篇中语带俚俗，格调不见高雅，俱属可疑。”笔者认为此诗中称“任生与君别来已多时，何曾一日不相思。”则任华与杜甫相交甚笃，然社诗中绝无一处提及之，是为最可疑之事。因为社甫笃于友情，集中对于诸友皆反复咏及，何以独遗任华一人？待考。
说杜甫“大名诗独步”。（郭、韦二诗并见《唐诗纪事》卷二四）任华等三人虽然对杜诗称颂备至，但他们本人在诗坛上并无名声，他们的称颂在当时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总的说来，杜甫生前虽然不算是默默无闻，但他在诗坛上的名声不但远逊于李白、王维，而且也不如岑参、储光羲。大历四年（769），五十八岁的杜甫在《南征》诗中感慨万分地说：“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第二年，诗人就在湘江上的一叶扁舟中寂寞地去世了。
杜甫去世后不久，樊晃搜集杜诗编成《杜工部小集》，他在《杜工部小集序》中痛心地说：
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
其实杜诗在当时不仅是“不为东人之所知”，而且几乎是“不为世人之所知”。当时有几种重要的诗歌选本，如殷瑶编选的《河岳英灵集》，收诗年代起于开元二年（714），终于天宝十二载（753），又有高仲武编选的《中兴间气集》，收诗年代起于肃宗至德元载（756），终于代宗大历末年（779），这两种著名的选本所涵括的年代几乎与杜甫的一生正好重合，然而二书都没有入选杜诗。此外还有芮挺章编选的《国秀集》，主要选盛唐诗人之作，且以五律等近体为主，但竟然也不及杜诗。由此可见杜诗在当时确实没有得到诗坛的重视。
到了中唐，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唐诗坛上主要的两个流派——元、白诗派与韩、孟诗派尽管在诗学观点和创作倾向上都大异其趣，但是他们对杜甫却一致推崇，所不同的有两点：第一，元、白诗派推崇杜诗主要着眼于杜诗多写民生疾苦和国政时事，例如元稹《乐府古题序》（《元氏长庆集》卷二三）中赞扬“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白居易《与元九书》（《白氏长庆集》卷四五）中则说：“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 ①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
今古，
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
《芦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而韩、孟诗派推崇杜诗则主要着眼于其才力之雄强，例如韩愈《荐士》（《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六）诗云：“勃兴得李社，万类困陵暴。”又《石鼓歌》（同上卷七）云：“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第二，元、白有时颇有扬杜抑李的倾向，如上引白居易《与元九书》就认为杜“过于李”，而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元氏长庆集》卷五六）中甚至说：“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胜，时人谓之李社。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而韩、孟则李、杜并重，无轩轻之分，韩愈《调张籍》诗云：“李社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①由此
①按：《白氏长庆集》卷四五所载《与元九书》无此“李”字，此据《全唐文》卷六七五校补。
①前人多认为韩愈此论乃针对元、白而发，如清人方世举即举白居易《与元九书》和元稹《唐检校工部员
可见，在中唐诗坛上，杜甫的地位已经超过了王维等人，而与李白分庭抗礼了。
及至晚唐，李、杜齐名已成为诗坛的共识。杜牧诗云：“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少陵鲸海动，翰苑鹤天寒。”（《雪晴访赵嘏街西所居三韵》，《樊川文集》卷二）李商隐诗云：“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漫成五章》之二，《李义山诗集》卷六）在被后人称为“小李杜” ②的李商隐、杜牧看来，李白、杜甫无疑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与此同时，杜诗也开始受到选家的青睐。宣宗大中十年（856），顾陶编成《唐诗类选》二十卷，此书今已不存，但《文苑英华》卷七一四收有其序，序云：“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迥生于时，群才莫得而问。”值得注意的是，此书不但是唐人选本中最早入选杜诗的一种，而且把杜甫尊为有唐诗坛之第一人。自中唐以来，对李白、杜甫并称李杜，已成惯例，即使是有扬杜抑李倾向的元、白也不例外。而顾陶却改称“杜、李”，鲜明地表示了尊杜的态度。此书共收诗一千二百余首，卞孝萱先生已考出其中三十首杜诗的题目，①不难推测，杜诗在此书中是占相当大的比重的。二十四年以后，韦庄编《又玄集》，也以杜甫为第一，李自为第二，可能即受顾陶此书的影响。
从晚唐以来，杜甫及杜诗开始得到各种桂冠，择其要者，有下面三说：
（一）“诗史”
晚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
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此说得到后人广泛的认可，如北宋黄庭坚诗云：“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山谷诗外集补》卷四）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杜诗详注》附编）、王彦辅《增注杜工部诗序》（同上）等也都申述此意。
（二）“集大成”
北宋秦观《韩愈论》（《淮海集》卷二二）云：
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
刘公于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
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
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
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岂非适当其时故耶？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
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杜氏、
外郎杜君墓系铭》以注此诗（见《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九）。然而白居易《与元九书》作于元和十年（ 815）十二月，而韩愈此诗作于元和十一年（ 816），恐未必已得知白氏书信中内容，所以我们认为韩诗主要是针对元稹而发，元稹为杜甫作墓系铭事在元和八年（ 813）。
②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云：“李商隐、杜牧之齐名晚季，咸称李杜。”清薛雪《一瓢诗话》中遂称之为“小李杜”。
①见《顾陶（唐诗类选）是第一部尊杜选本》，载卞孝萱《唐代文史论丛》。
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
“集大成”之说实乃当时人之共识，苏轼云：“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书唐氏六家书后一首》，《东坡集》卷二三）又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书吴道子画后》，《东坡集》卷二二）所以陈师道《后山诗活》称：“子瞻谓：杜诗、韩文、颜书、左史，皆集大成者也。”也许就是从苏轼的话引申而来的。而且，早在元稹所作的杜甫墓系铭中已说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这段话虽未拈出“集大成”三字，但这层意思已经呼之欲出了。
（三）“诗圣”
南宋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枫《诚斋集》卷七九）云：
苏、李之诗，子列子之御风也。杜、黄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无待者，神于
诗者欤？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者欤？
杨万里此论，后人多予引述，①因为他首先标出一个“圣”字。但事实上这也不是杨万里的独得之秘，早在北宋，邹浩作《送裴仲孺赴官江西叙》（《道乡先生文集》卷二七）说：“昔司马子长、杜子美皆放浪沅湘、窥九疑、登衡山，以搜抉天地之秘，然后发愤一鸣，声落万古，儒家仰之，几不减六经。”南北宋之际的张戒在《岁寒堂诗话》卷上中说：“至于杜子美，则又不然。气吞曹刘，固无与为敌。如放归鄜州，而云‘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新婚戍边，而云：‘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壮游》云：‘两宫各警跸，万里遥相望。’《洗兵马》云：‘鹤驾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凡此皆微而婉，正而有礼，孔子所谓‘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者。如‘刺规多谏诤，端拱自光辉。俭约前王礼，风流后代希。’‘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乃圣贤法言，非特诗人而已。”又说：“然子美诗，读之使人凛然兴起，肃然起敬，《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也。”稍晚于杨万里的敖陶孙则在《臞翁诗评》中说：“独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后世莫能拟议。”曾噩亦在《九家集注杜诗序》中说：“独少陵巨编，至今数百年，乡校家塾，龆总之童，琅琅成诵，殆与《孝经》、《论语》、《孟子》并行。”这些推崇杜甫或杜诗的话着眼点并不相同，但都含有视杜甫为诗国圣人之意。到了明末，终生研杜的王嗣奭遂正式称杜甫为“诗圣”，他在《梦杜少陵作》诗中说：“青莲号诗仙，我翁号诗圣。”又在《浣花草堂二首》之二中说：“诗圣神交盖有年”。（二诗均见《杜诗详注》附编）
上述三种称号，尤其是后两种，可说是古代诗歌史上至高无上的称誉。
杜甫戴上这两顶神圣的桂冠，历时千年而不被认为僭越，可见他在古代诗歌
史上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①如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一四，明杨慎《升庵诗话》卷一一等。
那么，这位“集大成”的“诗圣”是怎样产生的呢？就象传说中的古代圣人都具有一番神奇的来历一样，相传社甫也是来历不凡。五代人冯贽《云仙杂记》卷一《文星典吏》条云：
杜子美十余岁，梦人令采文于康水。觉而问人，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征求之。见鹅
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吏，天使汝下谪，为唐世文章海。九云诰已降，可于豆垅下取。”
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诗王本在陈芳国，九夜扪之麟篆熟，声振扶桑享
天福。”后因佩入葱市，归而飞火满室，有声曰：“邂逅秽吾，令汝文而不贵。”
这个神话当然不能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认为，即使象社甫这样一位无与伦比的伟大诗人，他的产生也是可以用事实来说明的。当然，产生“诗圣”的条件决不是单一的、平常的。从多方面探索产生“诗圣”杜甫的条件，将是本章的主要内容。
二、家庭传统之一：“奉儒守官”
唐睿宗太极元年（712），杜甫出生在河南巩县城东二里的瑶湾村（今河南巩县南）。①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呢？我们先看看杜氏的世系，为了说明家庭对杜甫的影响，这个世系表可以从杜甫的十五世祖杜畿开始（此表不列旁系）：
十五世祖杜畿京兆社陵人，东汉建安时任河东太守。十四世祖杜恕魏太和中散骑黄门侍郎，后任幽州刺史。十三世祖杜预晋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封当阳县侯。十二世祖杜耽晋凉州刺史。十一世祖杜顾晋西海太守。
十世祖 杜逊东晋初南迁襄阳，为襄阳社氏始祖。任魏兴太守。
九世祖 杜灵启
八世祖 杜乾光齐司徒右长史。
七世祖 杜渐梁边城太守。
六世祖 杜叔毗北周硖州刺史。
五世祖 杜鱼石隋获嘉县令。
曾祖 杜依艺唐监察御史，巩县令。杜氏自此迁居巩县。
祖父 杜审言武后圣历中任膳部员外郎，中宗神龙间任修文馆直学
士。
父 杜闲玄宗开元末任兖州司马，约于天宝五载调任奉天令。
尊敬祖先是儒家的一条伦理准则，《论语·学而》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所以在封建社会中，“述祖德”是士大夫的一个传统。杜甫也不例外，他对于自己的家世也是经常引以自豪的。在杜甫的祖先中，他最喜欢夸耀的是杜预和杜审言两人，他们代表着杜甫家庭中的两个传统。我们先谈第一个传统。
开元二十九年（741），杜甫从山东回到洛阳，在首阳山下的尸乡亭附近建了几间窑洞，即所谓的“尸乡土室”，他的远祖杜预和祖父杜审言的坟墓都在这个地方。他写了一篇《祭远祖当阳君文》，颂扬杜预说：
圣人之后，世食旧德。降及武库，应乎虬精。恭闻渊深，罕得窥测，勇功是立，智名克彰。缮甲江陵，祲清东吴。邦于南土，建侯于荆。河水活活，选舟为梁。洪涛奔汜，未始腾毒。《春秋》主解，稿隶躬亲。
接着又表明自己的心情：
小子筑室首阳山下，不敢忘本，不敢违仁。
天宝元年（742），杜甫的姑母万年县君卒于洛阳，杜甫为之作《唐故
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其中提到自己的家庭说：
①此地今为“杜甫故里纪念馆”， 1962年建。在相传是杜甫诞生地的窑洞正面有碑楼一座，上书“唐工部杜甫故里”，清乾隆三十一年（ 1766）立。
远自周室，迄于圣代，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
天宝九载（750），杜甫在长安献《雕赋》，在《进雕赋表》中
说：
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鼎铭之勋不复炤耀于明时。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
杜甫念念不忘的远祖杜预是西晋的名臣、名儒，他曾任镇南大将军，都
督荆州诸军事，在灭吴战争中战功赫赫，为西晋的统一全国作出了卓越的贡
献。灭吴之后，他在江南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公私俱受其益。杜预博学多
术，在政治、经济、军事、律令、历法、算术、工程诸方面均有研究，人称
“杜武库”。平生对群经特好《左传》，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
为现存最早、最具权威性的《左传》注本，被后人收入《十三经注疏》。在
杜甫心目中，杜预可以说是儒家的理想人物了，所以社甫对他推崇备至。在
今天看来，杜甫念念不忘“列之以公侯伯于男”与“守官”，似乎有歆羡功
名富贵之嫌。冯至先生在《杜甫传》中说：“杜甫是出生于一个有悠久传统
的官僚家庭。这样的家庭有田产不必纳租税，丁男也不必服兵役，在社会里
享有许多封建特权。它和名门士族通婚姻，遵守儒家的礼教，专门辅助统治
者，剥削人民。..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杜甫庸俗的一面，他中年时期在长安
那样积极地营谋官职，不惜向任何一个当权者求援引，这和他家庭的传统是
分不开的。”又说：“历代祖先的‘奉儒守官’不过促使杜甫热衷仕进；杜
预只给他一些不能实现的事业幻想。”但是我们认为，在古代，“守官”与
“奉儒”本是相依相存、不可分割的。在儒家看来，要想行大道于天下，舍
作官为政外别无他途。所以孔子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
语·子罕》）孔门的子路也说：“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论语·微子》）只要不是碰到暴虐无道的君主，儒家总是主张积极入仕
的。就杜甫一生的行事来看，“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对他产生的主要影响
决不是“积极地营谋官职”，而是坚信儒家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这对诗
人杜甫的成长起了积极的作用。
唐代是一个思想比较解放的时代。在唐代，儒、道、释三种思想流派都
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支持，思想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纷局面。盛唐时代的
诗人思想既复杂，又活跃，王维信佛，李白好道，都是很著名的例子。杜甫
则与众不同，他虽曾在青年时代往王屋山谒道士华盖君，晚年也写过“愿闻
第一义，回向心地初”（《谒文公上方》）“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秋
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之类诗句，但那仅是一时的冲动之举
和兴到之言，就其思想的主要倾向而言，我们完全同意清人刘熙载的论断：
“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艺概》卷二）。杜甫继承了“奉儒守官”
的家庭传统，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始终以儒家思想为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今存杜诗中，共有四十四处提到“儒”字， ①其中有二十处直接与他自己相
关。杜甫再三地自称：
① “诛儒应共饱”（《秦州见勅目薛三璩授司仪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子有故远喜迁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韵》）句中的“儒”字非儒家之义，故不计。
“儒”——“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
“儒生”——“儒生老无成，臣子忧四藩。”（《客居》）
“老儒”——“社稷缠妖气，干戈送老儒。”（《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
“腐儒”——“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江汉》）
这些话有时似乎是自谦自抑之词，但实质上却含有深深的自豪感，体现了诗人对自己儒者身份的珍视。当然，杜甫也曾有过“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慨叹，有过“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七）的懊恼，甚至还有过“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的牢骚，有的论者认为杜甫的这些牢骚表明他对整个儒家思想产生了怀疑，①这是被杜甫愤激的反语瞒过了。诗人们在表达极端愤激的感情时，往往出之以奇诡的反语，自阮籍《咏怀诗》之后，不乏其例。即如杜甫的《醉时歌》，王嗣爽在《杜臆》卷一中对之有很准确的理解：“此篇总是不平之鸣，无可奈何之词。非真谓垂名无用，非真薄儒术，非真齐孔、跖，亦非真以酒为乐也。杜诗‘沉醉聊自遣，放歌破愁绝’，即此诗之解，而他诗可以旁通。”其实，从这种愤激之同中，正可以体会到杜甫对儒术的眷恋之情。②
那么，杜甫所拳拳服膺的儒术，到底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呢？或者说，杜甫对于庞大、复杂的儒家思想体系，是兼收并蓄，还是择善而从呢？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
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
非子·显学》）在这八派之中，影响后代甚钜的是孟轲（即“孟氏”）和苟
况（即“孙氏”）两派。孟子的学说虽亦自成体系，但它在本质上与孔学比
较接近，所以后人把孔学与孟学合称为“孔孟之道”，这实际上也就是早期
儒家的代名词。荀子则不同，尽管他有时也被人看作大儒，但他主张性恶，
强调礼治，实已具有鲜明的法家倾向，韩非、李斯出于其门，决不是偶然的。
到了汉代，董仲舒由于首先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在汉人心目中得
到“为儒者宗”（见《汉书·五行志》）的地位，但事实上正是董仲舒把阴
阳五行等思想搀入儒学，从而对儒家思想体系进行了大改造，使之变得面目
全非。值得注意的是，在先唐发生的这两次对儒学的改造在杜甫身上几乎没
有产生什么影响，社甫所服膺的仅是早期的儒家思想，亦即孔孟之道，而且
主要是孔孟之道中的积极因素。择其要者，有以下四端：
（一）以“仁”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仁”是早期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孔孟之道中的精华，杜甫对之终身服
膺，须臾不离。儒家主张行“仁政”：“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治天下。”
（《孟子·离娄》下）杜哺则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
赠韦左丞文二十二韵》）儒家主张让人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杜甫则希望：“牛
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沦，男谷女丝行复歌。”（《蚕谷行》）儒家
反对不义战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
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杜甫则讽刺唐玄宗的穷
①见西北大学中文系杜诗研究小组《论杜甫的世界观》，载于《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二辑。
②参看鲁迅对阮籍、嵇康与礼教关系的分析，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载《而已集》）。
兵默武：“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儒家谴责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杜甫则控诉那个时代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应该指出，孟子那种“民贵君轻”的可贵思想， ①在杜诗中有相当深刻的体现。由于杜甫生活在封建秩序早已确立的唐代，他不可能公然谴责皇帝，但我们综合全部杜诗，却不难看出，在诗人心目中，人民的地位是占有很大比重的。他有时在诗中对君主寄予厚望，正是希望通过“明君”来改善人民的生活，而当那些君主置人民的死活于不顾时，诗人就毫不迟疑地把批判的笔锋刺向封建统治的最高层。可以说，在封建时代的诗人中间，杜甫最深刻地用艺术形式体现了儒家“仁”的思想。众所周知，儒家所谓“仁”，关键在“爱人”，在有“侧隐之心”，这正是杜甫热爱亲友热爱人民乃至热爱天地间一切生命的思想基础。杜诗有云：“白鱼困密网，黄鸟喧佳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过津口》）他已经把“仁”心推而广之，近于宋儒所谓“民胞物与”的精神了。②社诗之所以感人肺腑，就在于它所蕴涵的感情特别深厚，这不能不归功于儒家精神的熏陶。
（二）以夷夏之辨为基础的爱国思想
儒家重视尊王，孔子在《春秋》中处处维护周天子的尊严，《公羊传》
认为这是“大一统也”。儒家又重视夷夏之别，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
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又赞扬在维护“诸夏”、抵拒“夷狄”
的斗争中作出贡献的管仲说：“管仲相桓公，霸诸候，一匡天下，民到于今
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孟子也说：“吾
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这种思想中有
维护君臣名分以及民族歧视等落后因素，但其主要目的是要求国家统一，反
对外族入侵，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杜甫亲身经历的安史之乱，
既是一场反对中央政府的地方叛乱，又是一场威胁汉族政权的民族斗争，所
以诗人采取了坚决拥护唐王朝，反对安史叛军的态度。当安史叛军占领洛阳、
长安后，许多身居要职的大官纷纷投降，接受伪职，即使是杜甫的诗友王维、
储光羲等也都为了保全自己而接受了伪职，但是仅仅做着有卫率府兵曹参军
（从八品下）的微官的杜甫却与叛军不共戴天。至德元载（756）八月，杜甫
在羌村听说肃宗即位于灵武，即只身赴延州，欲投奔灵武。中途为叛军所执，
送至长安后，又于次年四月冒着“死去凭准报”（《喜达行在所》之三）的
危险逃至肃宗朝廷所在的凤翔。社甫对安史叛军始终用“胡”字称之，如“群
胡归来血洗箭”（《悲陈陶》），“胡行速如鬼”（《塞芦子》）；或蔑称
为“胡羯”：“胡羯仍构患”（《彭衙行》），“胡羯漫猖狂”（《寄彭州
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或“胡虏”：“胡虏潜京
县”（《喜闻官军已临贼寇二十韵》），“胡虏何曾盛”（《复愁十二首》
之十二）；或“逆胡”：“逆胡冥寞随烟烬”（《惜别行送向卿进奉端午御
衣之上都》）；称叛军首领安禄山为“胡雏”：“胡雏逼神器”（《咏怀二
①《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正是这些思想使后代的专制暴君（如明太祖朱元漳）对孟子极为反感，这从反面证明了孟子思想的进步性。
②张载《西铭》（《张子全书》卷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观点与孔、孟的“仁”说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
首》之一），“胡雏负恩泽”（《中夜》）；特别是《北征》中的下面四句：
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
四句 1中用了三个“胡”字，真是骂不绝口，表示了诗人对叛军的无比
仇恨。显然，杜诗中到处闪耀的爱国主义光辉，与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
的。
（三）“弘毅”的人格精神
儒家极其重视“修身”，这是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必要条件。孔、孟二人
都抱着“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奋斗精神，栖栖惶惶，死
而后己。曾参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己，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孟子则说：“富贵不能淫，贫贱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杜甫具有
典型的“士”的品格，他青年时即怀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
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远大理想，经过十年长安的穷愁潦倒后仍坚定地
表示：“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范落，
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即使到他晚年贫病交加，漂泊湖湘时，仍把平生的理想寄托在他人身上：“致
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近
呈苏涣侍御》）论者对杜甫在长安时急于求仕颇有微辞，但杜甫求仕决不是
仅仅为了追求富贵，否则的话，他在肃宗朝中任左拾遗时，为什么不象衮衮
诸公一样唯唯诺诺，攀龙附凤，而偏偏要为房琯事上疏直谏，以批逆鳞呢，
从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的行事来看，他确实具有孟子所说的“大丈夫”气概。
而从杜甫一生历尽艰难，而优国忧民之初衷不为稍改的经历来看，他确实具
有“弘毅”的人格精神。我们的“诗圣”的崇高人格，是在儒家思想的哺育
下完成的。
（四）“兴、观、群、怨”的文学思想
儒家一向重视诗歌，尤其重视诗歌的社会功用。孔子用《诗》三百篇作
为教育弟子的教材，把《诗》教当作修养道德、陶冶性情乃至齐家治国的重
要手段。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
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儒家在强调诗歌的讽刺作用时也很注意对感情的抑制，孔子赞扬“《关睢》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礼记·经解》则云：“其为
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杜甫对儒家诗论的这两个方面都心领神会，他
在《偶题》一诗中说：“法自儒家有”，表明他的诗法是来自儒家的。 ①大历
①对“法自儒家有”一句，《杜臆》卷八注曰：“旧例、清规皆法也，儒家准不有之？”即解此句作“法自儒家已有”之意，个人注本多从之（如山东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杜甫诗选》）。清人何焯疑“儒”字乃“传”字之误，谓指杜审言（见《义门读书记》卷五五）。今人郭沫若则认为“‘法自儒家有’等于说‘诗是吾家事’而已。所谓‘儒家’也不过是‘书香之家’或者‘读书人家’而已”。（《李白与杜甫》第 147页）似均未得正解。清人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一云：“杜公之学，所见直是峻绝。其自命稷、契，欲因文扶树道教，全见于《偶题》一篇，所谓‘法自儒家有’也。”即解此句作“予之诗法乃取自儒家”之意。我们同意翁说，因为此句与下一句“心从弱岁疲”句法相似，都应是指诗人自身而言。而且此诗前面八句都是说诗歌史的情况，不会在此句突然转到“吾家”来。
二年，杜甫在夔州读到了元结的《春陵行》、《贼退示官吏》二诗，十分感动，作《同元使君春陵行》，序云：
览道州元使君结《春陵行》兼《贼退后示官吏作》二诗，志之日：当天子分忧之地，
效汉朝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
吐气，天下小安可待矣。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感而有诗，增诸卷轴，
简知我者，不必寄元。
人们多注意“比兴体制”四字，因为这显然是指的儒家“兴、观、群、怨”之说，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微婉”二字，其实那即是指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说。杜甫用“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来评价元结的《春陵行》、《贼退示官吏》二诗，说明他所理解的儒家诗学思想有两点精神：第一，重视诗歌的思想内容，注重诗歌对现实、尤其是对民生疾苦等社会现实的反映和批判，亦即注重诗歌的社会功能。这种精神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精神颇有一致之处。第二，重视诗歌的艺术形式，注重诗歌表达方式的含蓄以及语言、音节的和美，亦即注重诗歌的审美功能。杜诗既能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又没有叫嚣浅露之弊，无疑是得益于儒家诗论的。
综上所述，“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对杜甫的影响基本是积极的，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予以肯定。在盛唐诗坛上，李白好以大鹏自比，因为大鹏本是道家思想的一种象征。①杜甫却好以风凰自比，他“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直到去世前一年还作《朱凤行》以见志。凤凰是儒家传说中的瑞鸟，《尚书·益稷》载：“萧韵九成，凤凰来仪。”楚狂接舆对孔子唱道：“凤兮凤兮，何德之衰？”（《论语·微子》）孔子忧道不行时叹息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乎！”（《论语·子罕》）杜甫自比凤凰，表明了他与儒家之间的密切关系。而杜甫这个诗国中的凤凰，也确实是在儒家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
①李白青年时即作《大鹏遇希有鸟赋》，后来更屡屡在诗中以大鹏自比，如《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大鹏”的形象最早见于《庄子·逍遥游》。
三、家庭传统之二：“诗是吾家事”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字必简，高宗咸亨元年（670）进士，曾任隰城尉，累转洛阳丞。武后圣历元年（698）坐事贬吉州司户参军，为人构陷，系狱。审言子杜并年仅十六，刺杀仇人，并亦被杀。武后闻之叹异，召见审言，授著作佐郎，俄迁膳部员外郎。中宗神龙元年（705），因谄附张易之兄弟，流放峰州。不久召还，授国子监主簿，加修文馆直学士。景龙二年（708）卒。杜审言平生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人品亦不甚高，但他的文才在当时享有盛名，少时即与李峤、崔融、苏味道齐名，称“文章四友”。晚年与沈佺期、宋之间唱和，对今体诗形式之确立颇有贡献。杜甫对祖父甚为推崇，他在《进雕赋表》中说：“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他并且把杜审言的诗学成就看成是家庭传统，说：“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闰丘师兄》）又对其子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前一句话当然是夸张的溢美之词，但后一句话是合乎事实的：诗歌确实是杜甫家庭的传统，杜甫的诗艺是与杜审言一脉相承的。
杜审言的诗今仅存一卷，但就是从这些残存的作品中，仍然可以看出杜甫向他的祖父学习、摹仿的痕迹。比如在句法方面，杜甫诗中就显然有摹仿杜审言之处：
绾雾青丝弱，牵风紫蔓长。
——杜审言《和韦承庆过义阳公主山池五首》之二
林花着雨燕支湿，水符牵风紫蔓长。
——杜甫《曲江对酒》
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
——杜审言《春日京中有怀》
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杜甫《曲江二首》之二
而章法方面的影响，从下列两首诗的对比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登襄阳楼杜审言
旅客三秋至，层城四望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冠盖非新里，章华即旧台。习池
风景异，归路满尘埃。
登兖州城楼杜甫
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故障秦碑在，荒城鲁殿余。从来
多古意，临眺独踌躇。
它们在章法上是极其相似的：首联点明登临的时间、地点，颔联写登临所见的阔大景象，颈联借历史遗迹抒兴亡之感，尾联写自己的惆怅之意。在意境的构思和意象的塑造上，杜审言也对杜甫有所影响。例如：
和康五庭芝望月有怀杜审言
明月高秋迥，愁人独夜看。暂将弓并曲，翻与扇俱团。雾濯清辉苦，风飘月影寒。罗衣
此一鉴，顿使别离难。
月夜杜甫今夜部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
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两诗都是写月夜怀人的情景，清寒寂寥的意境，薄雾清辉的意象均很相似。
甚至首联与颈联的韵脚都是相同的，多半不是出于巧合。当然，杜甫诗从所
怀之人想起，构思更巧妙，乃是他翻新出奇之处。
上述情形，前人多有论及，①然而杜审言对杜甫的最大影响还不在这些方面，而在于五言律诗的形式。杜审言作诗注重近体，尤重五言律诗，今存的杜审言诗共四十三首，其中古体只有两首，而五律却有二十八首，五言排律也有七首。杜审言的五律不但声律和谐，对仗工稳，而且注重诗的整体结构和炼字设声，已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他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一诗，被明人胡应麟誉为“初唐五言律第一”（《诗薮》内编卷四）。 ②他对七律的形成也有首创之功。这种情形无疑与杜甫律诗的高度成就是有关系的。胡应麟指出：“初唐无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创。五言则‘行止皆无地’、‘独有宦游人’。排律则‘六位乾坤动’、‘北地寒应苦’。七言则‘季冬除夜’、‘毘陵震泽’，皆极高华雄整。少陵继起，百代楷模，有自来矣。”（《诗薮》内编卷四）如果说这种影响体现于祖孙两人的整体创作倾向，所以只能从整体上去感受的话，那么，在下面两种情形中，这种影响却是十分清晰，可以予以条分缕析的。
首先是联章的五言律诗。在初唐四杰和沈宋的笔下，已经出现过形式基
本成熟的五言律诗，但是他们都未写过联章的五言律诗。在这一点上，杜审
言有筚路蓝缕之功，试看下面这一组诗：
和韦承庆过义阳公主山池五首野兴城中发，朝英物外求。情悬朱绂望，契动赤泉游。海燕巢书阁，山鸡舞画楼。雨余清晚夏，共坐此岩幽。
其二
径转危峰逼，桥回缺岸妨。玉泉移酒味，石髓换粳香。绾雾青丝弱，牵风紫蔓长。犹言宴乐少，别向后池塘。
其三
携琴绕碧沙，摇笔弄青霞。杜若幽庭草，芙蓉曲沼花。宴游成野客，形胜得山家。往往留仙步，登攀日易斜。
其四
攒石当轩倚，悬泉度牖飞。鹿麛冲妓席，鹤子曳童衣。园果尝难遍，池莲摘未稀。卷帘唯待月，应在醉中归。
其五
赏玩期他日，高深爱此时。池分八水背，峰作九山疑。地静鱼偏逸，人闲鸟欲欺。青溪
留别兴，更与白云期。第一首写游兴之发生，且交代时节是为晚夏，天气
则为雨后。第二、三首分别写山间与池畔景物之幽美与宴饮之乐，时间则有
从晨至暮的变化。第四首写园内草木禽兽之盛，此时人已微醉，月将东上矣。
①参见宋王得臣《麈史》卷中、宋杨万里《杜必简诗集序）（《诚斋集》卷八二）、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近人易孺《杜审言集跋）（《唐宋三大诗宗集》）等。
②此诗又作韦应物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以为韦应物逸诗），《全唐诗》则于两人名下皆收之。然宋本《杜审言集》中已收此诗，可从。
第五首从整体上赞美山池之深幽，且写游兴之未尽，更为后期之约。第一首的起句，“野兴城中发，朝英物外求”与第五首的尾句“青溪留别兴，更与白云期”，首尾呼应。五首之间无论是空间的转换还是时间的推移，都层次分明，脉络清晰，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在字句上也处处留意前后衔接，如第一首结句是“共坐此岩幽”，第二首就从“径转危峰逼”写起。第二首尾句点明“别向后池塘”，第三首首句即以“携琴绕碧沙”相接。虽说每一首都能独立成章，但显然诗人写作时不是想到一首写一首，然后冠以一个总的标题，而是从整体上进行构思布局，然后一气呵成的。联章律诗这种新形式的尝试，克服了律诗篇幅短小、容量有限的缺点，在当时是今体诗写作中的一个突破。杜甫对此心领神会，他早期的一些联章律诗可以说是亦步亦趋地摹仿乃祖，例如：
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
不识南塘路，今知第五桥。名园依绿水，野竹上青霄。谷口旧相得，濠梁同见招。平生为幽兴，未惜马蹄遥。
其二
百顷风潭上，千章夏木清。卑枝低结子，接叶暗巢莺。鲜鲫银丝脍，香芹碧涧羹。翻疑柁楼底，晚饭越中行。
其三
万里戎王子，何年别月支？异花开绝域，滋蔓匝清池。汉使徒空到，神农竟不知。露翻兼雨打，开拆渐离披。
其四
旁舍连高竹，疏篱带晚花。碾涡深没马，藤蔓曲藏蛇。词赋工无益，山林迹未赊。尽捻书籍卖，来问尔东家。
其五
剩水沧江破，残山碣石开。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银甲弹筝用，金鱼换酒来。兴移无洒扫，随意坐莓苔。
其六
风硷吹阴雪，云门吼瀑泉。酒醒思卧簟，衣冷欲装绵。野老来看客，河鱼不取钱。只疑淳朴处，自有—山川。
其七
棘树寒云色，茵陈春藕香。脆添生菜美，阴益食单凉。野鹤清晨出，山精白日藏。石林蟠水府，百里独苍苍。
其八
忆过杨柳淆，走马定昆池。醉把青荷叶，狂遗白接
。刺船思郢客，解水乞吴儿。
坐对秦山晚，江湖兴颇随。
其九
床上书连屋，阶前树拂云。将军不好武，稚子总能文。醒酒微风入，听诗静夜分。絺衣挂萝薛，凉月白纷纷。
其十
幽意忽不惬，归期无奈何。出门流水住，回首白云多。自笑灯前舞，谁怜醉后歌。只应与朋好，风雨亦来过。
对这一组诗，历代注家赞不绝口。元人赵汸说：“凡一题而赋数首者，须首
尾布置，有起有结，每章各有主意，无繁复不伦之实，乃是家数。观此十章，
及后五章，可见。”（《类选杜工部五言律诗》，《杜诗详注》卷二引）明
人王嗣奭说：“此十诗明是一篇游记，有首有尾。中间或赋景，或写情，经
纬错综，曲折变幻，用正出奇，不可方物。”（《杜臆》卷一）清人杨伦说：
“连章律诗，亦他人集中少见，惟杜章法整严中亦极变化，熟此可以类推。”
（《杜诗镜铨》卷二）然而他们都没有注意到，这组诗其实是摹仿杜审言《和
韦承庆过义阳公主山池五首》的：第一首写游兴之生：“平生为幽兴，未惜
马蹄遥。”最后一首写游兴不尽：“出门流水住，回首白云多”，以及后期
之约：“只应与朋好，风雨亦来过”，首尾呼应。中间八首分咏山林景物，
层次分明。所不同的是，杜甫诗由五首扩为十首，增加了组诗的容量，而且
杜甫诗在严整的结构中有所变化，这是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方。杜甫后
来在联章律诗的写作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形式由五律扩展到七律及五七言
绝句，并写出了《秋兴八首》等传诵千古的名篇，究其渊源，实出自杜审言。
其次是五言排律。排律的名称兴起甚晚，但这种诗体则较早就出现了。
早在南北朝时，有些篇幅较长的新体诗，如谢灵运的《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
瞻眺》、庾信的《陪驾幸终南山和宇文内史》等， ①除了平仄尚未完全调谐之
外，已经通体象是排律了。到了初唐，这种诗体颇受诗人们欢迎，李娇、崔
融、沈佺期、宋之间诸人皆写过五排，沈、宋且有一些五排佳作。然而在五
排写作中取得较大成绩、对五排形式之建立作出较大贡献的诗人则首推杜审
言。第一，沈、宋的五排虽已合律，但往往有单韵的，如沈诗《登瀛州南城
楼寄远》（《全唐诗》卷九七），宋诗《酬李丹徒见赠之作》（《全唐诗》
卷五三）皆为七韵（即十四句，以下类推）；沈诗《扈从出长安应制》（《全
唐诗》卷九七）、宋诗《宿云门寺》（全唐诗》卷五一）皆为十一韵，等等。
杜审言集中存五排七首，其中《春日江津游望》、《泛舟送郑卿入京》为六
韵，《赠苏味道》为八韵，《扈从出长安应制》、《度石门山》为十韵，《赠
崔融二十韵》为二十韵，《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为四十韵，皆为双
韵，检盛唐以后的唐人诗集，凡五排皆为双韵，可见双韵为排律之正体， ①
也就是说杜审言的五排在格式上比同时人更为整齐、规范。第二，沈、宋等
人的五排篇幅均不甚长，当时只有沈佺期的一首长达四十八韵的五排，但诗
则欠佳。②而杜审言的五排既长且工，如《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一首，
长达四十韵，是当时少见的五排长篇，而且典丽精工，气势宏伟，堪称佳构。
清施闰章《蠖斋诗话》“五言排律”条云：“杜审言排律皆双韵。《和李大
夫嗣真》沈雄者健，开阖排荡，壁垒与诸家不同。子美承之，遂尔施旗整肃，
开疆拓土，故是家法。”这段话指出了杜审言五排的成就，而且说明了杜甫
与此的继承关系，确有见地。社甫自己就曾提到过《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
河东》一诗：“例及吾家诗，旷怀归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
①两诗分别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宋诗》卷三和《北周诗》卷二。前者共二十二句，内十八句对仗。后者共二十句，通首对仗。
①参见清·施闰章《蠖斋诗话》中“五言徘律”和“单韵排律”二条。
②沈佺期《答魑魅代书寄家人》（《全唐诗》卷九七），共四十八韵，但除首尾外，有五联未曾对仗（如“复此单栖鹤，衔雏愿远翔”，“由来休愤命，命也信苍苍”等），词意也较拖沓，未为佳构。
严高悬，鲲鲸喷迢递。”（《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这是指他青年时代与李邕论诗的事，“慷慨嗣真作”以下四句虽为追忆李邕对此诗的赞美之词，但杜甫肯定是完全同意这个评价的。杜甫自己也十分重视五言排律的写作，而且成就卓著。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稹此论后来屡遭诘难，抛开那些关于李、杜优劣的争论不论， ①如金代元好问讥之云：“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壁，争奈微之识碔砆！”（《论诗绝句三十首》之一○，《遗山先生文集》卷一一）今人冯至先生也说：“杜甫伟大的意义绝不在于排律的成功，排律在杜诗里反而属于创造性贫乏的部分。”（《杜甫传·家世与出身》）我们认为元稹的话并不错，杜诗的成就当然决非仅限于“铺陈终始，排比声韵”的排律，但排律（主要是五排）确实是杜甫特别擅长的诗体，其中多有连城之壁，而决非“碔砆”（石之似玉者）。陈贻焮先生对杜甫的五排颇有肯定，但他同时又认为：“结合当时的风气和进士科对诗赋的要求看，这也不仅出于一般的对文学创作的爱好，而主要是有着为考进士作准备的世俗打算。”（《杜甫评传》第一章《“未坠素业”的家世》）我们觉得这种看法不甚可信，原因有二：第一，在杜甫的时代进士科的考试科目中确实已包括诗赋， ①但是唐代的试帖诗常式是五言六韵（间有八韵），不难推测，士子为了应试而在平时所作的写作练习也应以此格式为准。在今存的唐诗中不乏为了应试而拟作的试帖诗，②这些诗或径依旧题，或自拟新题，但格式则皆为五言六韵，因为不这样达不到练习的目的。可是杜甫的五排，即使是作于安史之乱之前的十七首中，也只有一首是八韵的，其余的均在十韵以上，有的甚至长达二十韵、三十韵。③很难想象这种五
①我们认为在五排的写作上，确实是杜甫远胜于李白，这样说并不是在整体上扬杜抑李，正如我们认为杜甫的绝句成就不如李白并不意味着扬李抑杜一样。李、杜在总体成就上难分轩轾，但在某种诗体、某种题材的写作中是有高下之分的，正如严羽所云：“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沧浪诗话·诗评》）
①唐代进士科试诗赋究竟始于何时？《唐会要》卷七六载：“调露二年四月，刘思立除考功员外郎。先时进士但试策而已，思立以其庸浅，奏请帖经及试杂文，自后因以为常式。”同书卷七五载：“永隆二年八月敕：..自今已后，明经每经帖十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后人多以为“杂文”即诗赋，如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云：“水隆后进士始先试杂文两篇，初无定名。《唐书》自不记诗赋所起，意其自永隆始也。”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八“进士”条则云：“永隆二年，以刘思立言进士惟诵旧策，皆无实材，乃诏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此进士试诗赋之始。”而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一则云：“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我们认为进士科始试诗赋不会早至高宗水隆年间（ 680—681），也不会迟至玄宗开元间（ 719—741），比较合理的推测是始于武后朝，参看尚定《论武则天时代的“诗赋取士”》（《中国社会科学》 1991年第 6期）。 ②《文苑英华》收有“省试诗”十卷，“省试诗”即“试帖诗”，其中有许多拟作，例如白行简于元和二年（ 807）登第，其年所作的试帖诗为《贡院楼北新栽小松诗》，但除此之外，《文苑英华》中还收有他的五首试帖诗：《春从何处来》（卷一八一）、《夫子鼓琴得其人》（卷一人四）、《归马华山》（卷一八五）、《金在镕》（卷一八六）、《李太尉重阳日得苏瞩国书》（卷一八九），而这些诗皆不见于《登科记考》所载之历年试题，当为白氏自拟之题。 ③《赠翰林张四学士垍》八韵。《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等五首为二十韵，《桥
排的写作与试帖诗有多少关系，换句话说，如果杜甫主要是为了提高试帖诗的水平而写五排，那他为什么不按格式只写六韵呢？至于安史之乱之后，杜甫早已断绝了参加进士考试的希望，但他在飘泊西南之际却更加用力于五排的写作，那就更与进士科举风马牛不相及了。第二，唐代试帖诗的命题是有一定的范围的，主要有歌咏宫廷生活，描写时节景物等几类，士人们自拟的题目也不出其范围。而社甫的五排却十之七八是投赠之作，虽多歌功颂德之词，也不乏叹穷嗟卑之语，在题材内容上与试帖诗差异甚大。这种五排的写作显然对写好试帖诗是起不了多少作用的。
那么，杜甫究竟为什么醉心于五排这种形式呢？毋庸讳言，五排这种诗体既要求声韵、对偶的整齐合律，又要求词藻、典故的富丽精工，写作的难度要超过其他诗体，同时也就最适宜于表现作者的才学。而且五排形式严整，风格也随之较为庄严雄丽，①最适宜于用来歌功颂德。所以当杜甫要想以投献诗篇的方式得到达官贵人的赏识、汲引时，长篇的五排显然是最合适的诗体。杜甫早期的五排如《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上韦左相二十韵》等就是在这种动机下写成的，所以诗中多有謀词，我们不必为贤者讳。然而这并不是杜甫爱写五排的全部原因。让我们先考察一下杜甫写作五排的过程：在安史之乱之前，杜甫所作的五排多数为投赠之作，但同时也有非投赠之作，例如作于天宝八载（749）的《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到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的整个诗歌创作倾向发生了转变，他的五排也不再以投赠为主要内容。肃宗至德二载（757），杜甫被拘于沦陷的长安，作《遣兴》以抒与家人离散思念幼子之情，作《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以写乱离中邂逅旧友悲喜交集之情景，诗人逃归凤翔后又作《得家书》写初得家书后既欣慰又惆怅的心绪，这些五排的内容都与同时所作的其他诗体无甚区别。安史乱后杜甫一共作五排一百十首，其中投赠之作只有三十多首，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且其时的投赠之作也不再如早期作品那样以歌功颂德、祈求汲引为主要内容，例如《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写李白才高命蹇的悲剧及自己的思念之情，《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写对远谪的朋友之关怀，中间还映带着国家的危难等社会现实。还有一些投赠之作其实就是咏怀之作，不过写成之后寄给别人看看而已，所以诗题不是简单的“奉赠某某”之类，例如《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等。这种情况告诉我们，除了安史之乱以前的一个阶段之外，杜甫写作五排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以之为干谒权贵的工具。
我们认为，杜甫之所以喜爱五排这种诗体，其主要原因不应到文学之外去找。也就是说，杜甫喜爱的是五排这种诗体自身而不是它的非文学功用。排律这种诗体，除了首尾两联之外，其余均须对仗，平仄粘对之格律则一如律诗，就格律而言，排律即扩大了的律诗，五排即扩大了的五律。众所周知，律诗由于格律严整，对于诗人的表情述意有较多的束缚，有相当的写作难度，所以南宋专攻五律的赵师秀说：“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矣。”（见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四《野谷集序》）然而把仅有
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长达三十韵。
①五代刘昭禹与人论诗曰：“五言如四十个贤人，着一字如屠沽不得。”（《唐诗纪事》卷四六）此语虽系论五律，但也适用于五排。
八句四十字的五律与长达几十韵甚至百韵的五排相比，在难度上的差别真不可以道里计了。凡是才力不够雄劲，学识不够渊博的诗人，是无力驾驭长篇五排的。即使勉强成篇，也势必举鼎绝膑，成为堆砌呆滞、毫无生气的文字游戏。正是因为五排难写，所以杜审言能以独擅此体享誉一时，甚至当名满天下的李邕与杜甫论及杜审言的诗时，也特地对《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一诗赞不绝口。杜审言其人，恃才傲物，目空今古，陈子昂说他“秉不羁之操，物莫同尘；含绝唱之音，人皆寡合。”（《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陈伯玉文集》卷七）宋之问也说他“言必得俊，意常通理。..众辙同遵者摈落，群心不际者探拟。”（《祭杜学士审言序》、《全唐文》卷二四一）可见他好强争胜的性格是人所共知的。这种性格显然是他喜好五排，而且知难而进直至写出长达四十韵的长篇巨制的心理基础。杜甫在艺术上刻苦钻研、争新出奇的精神与杜审言颇为相似，他自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追求的艺术境界是：“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敬赠郑谏议十韵》）其结果则是：“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毫无疑问，“律中鬼神惊”和“诗律细”的特点应该由律诗来体现，排律、尤其是长篇五排更是这种艺术境界最好的一种载体。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前（即四十四岁以前）作五排十七首，自安史乱起到大历元年（776）迁居夔州之前的十一年间作五排四十三首，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间竟作了六十七首五排，而且一些著名的大篇如《夔府书怀四十韵》、《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等都作于这五年间。即使当诗人在一叶扁舟上奄奄一息之际，他还奋笔写成《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首名篇，以生命的最后力量为自己的五排写作画上了光辉的句号。这说明五排的写作确实是社甫一生的艺术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综上所述，“诗是吾家事”的家庭传统对杜甫的影响是巨大而且深远的，虽说杜甫的诗学成就绝非社审言所能比拟，但这种传统毕竟是杜甫走上漫长艰苦的艺术探索之路的原动力之一，这正是他一生中屡屡回忆乃祖的原因。
四、时代背景之一：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
唐帝国建立以后，有过两个被史家称为盛世的时期，前一个是唐太宗贞
观时期（627—649），后一个是唐玄宗开元时期（713—741）。论政治清明，
当然是贞观胜过开元，但如论经济发达，则开元堪称后来居上。因为自从贞
观以来，虽然政治上也出现过比较混乱的阶段，但唐初制定的均田制和租庸
调法等开明的措施却一直在促进着生产的发展，经过一百年的积聚，唐帝国
在开元年间达到了隆盛的顶点。
唐玄宗是通过诛韦后，杀太平公主等斗争而得以登基并巩固帝位的，即
位之初尚能励精图治，头脑比较清醒。开元元年（713）擢姚崇为相，姚建议
禁止宦官、贵戚干预朝政，禁绝营建佛寺道观、奖励群臣劝谏，玄宗皆纳之。
开元四年（716），以宋璟代姚为相，宋主张限制女宠，疏远馅臣，精简刑法，
减轻苛政，严格控制边将轻动干戈，玄宗亦多听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云：“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
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
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这是后代史家的评价。元稹《元昌宫词》（《元
氏长庆集》卷二四）云：“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燮理阴阳禾
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这是后代诗人的赞颂。待到开元末、天宝初，唐
帝国出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
之间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
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斜，庸
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新唐书·食
货志》）到天宝十三载（754），唐帝国的户口数达到了最高纪录：“户九百
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资治通鉴》卷
二一七）。
然而就在这花团锦簇的繁荣外表下面，帝国内部所隐藏的各种矛盾在不
断地孕育、滋生、激化。首先是统治阶级日益骄奢淫佚。唐玄宗经过一段时
间的励精图治之后，面对着一派升平景象，骄侈淫佚之心逐渐萌发。玄宗本
性喜爱奢华，开元二年（714）即“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又选乐工数
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园，谓‘皇帝梨园弟子’。”（《资治通鉴》卷二一二）
后来更沉迷于歌舞、击毬、斗鸡等游乐，乃至建鸡坊于宫中，选六军小儿五
百人专司斗鸡。①等到天宝三载（744）纳寿王妃杨氏，并于次年立为贵妃后，
玄宗的骄奢之心乃如水决堤，不可收拾。为节省篇幅，我们从《资治通鉴》
卷二一五、二一六中节录数段，以见当时皇室贵族奢侈淫佚之一斑：
织绣之工专供贵妃院者七百人，中外争献器服珍玩。..妃欲得生荔枝，岁命岭南驰驿致之，比至长安，色味不变。
上以国用丰衍，故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杨氏兄妹）竞开第舍，极其壮丽，一堂之费，动逾千万。既成，见他人有胜己者，辄
毁而改为。
①见陈鸿《东城老父传》。按：《东城老父传》虽系小说，但所记则有事实根据，李白《古风》其二十四云：“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即为旁证。
时诸贵戚竞以进食相尚，..水陆珍羞数千盘，一盘费中人十家之产。
其次是朝政日趋黑暗。开元二十二年（734），“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登上了相位，开始了以排斥贤臣，残害忠良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生涯。李林甫于开元二十四年（736）排斥了贤相张九龄，又于天宝五载（746）排斥了左相李适之，开始独揽大权。从那以后，凡是正直的、有才能的人士无不受到排斥陷害。天宝六载（747），李林甫遣人杖杀海内名士李邕、裴敦复，又迫李适之自杀。同年，李林甫把参加制举的包括杜甫、元结的举子全部黜落，造成无一人及第的局面，他反而上表贺“野无遗贤”。其他奸邪小人也纷纷占据要津，显赫一时。天宝七载（748），加宦官高力士“骠骑大将军”，赐安禄山铁券，而杨国忠竟“以聚敛骤迁，岁中领五十余使。”（《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一载（752），李林甫死，杨国忠为相，朝政黑暗如故。
其三是轻启边衅，荼毒生灵。玄宗时期的边衅，始于天宝八载（749）的攻拔石堡城。石堡城本是唐的边镇（在今青海西宁西南），开元二十九年（741）陷于吐蕾。自后吐蕾以此为据点，每年麦熟时到附近的积石军（今青海贵德）抢麦，人称“吐蕾麦庄”。天宝六载（747），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部将哥舒翰在那里设伏兵击杀前来抢麦的吐善，从此吐蕾不敢再来。然而玄宗却进而派王忠嗣攻取石堡城，王忠嗣认为攻之必死伤士卒数万人，得不偿失，不肯前往，玄宗大怒。天宝八载，复命哥舒翰率军攻之，果然死伤数万人才攻克之。如果说攻取石堡还带有收复失地的意义，那么其后的征讨南诏，则纯粹是侵略性质的开边战争了。南诏原来与唐帝国的关系很好，后因唐之边吏对之凌辱征求，故而失和。天宝十载（751），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带兵八万讨伐南诏，先胜后败，士卒死者六万，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更募兵击南诏，人民不肯应募，又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同年，高仙芝将兵三万在西域与大食战，亦大败，死亡殆尽。安禄山将兵六万攻契丹，几乎全军复没。至天宝十三载（754），剑南留后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全军复没。杨国忠隐其败，益发兵讨之，前后死者达二十万。
其四是蕾将骄纵，阴谋叛乱。唐初，边将不久任，不兼统，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到开元中，因玄宗好大喜功，志在开边，所以为边将者往往十余年不换。加上李林甫欲杜绝边帅入相之路，因胡人不知书不能入相，乃奏请专用胡人为边帅。安禄山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羽翼渐丰，终萌野心的一员蕃将。安禄山本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部将，开元二十四年（736）因战败被执送京师，张九龄欲斩之，玄宗不从，而且对之日益宠信，加官晋爵，最后使之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封东平郡王，且赐铁券。玄宗对安禄山的宠信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安禄山自请为杨贵妃养子，出入宫禁，丑声外闻，玄宗亦不疑。安禄山在范阳招兵买马准备叛乱，有人上告禄山将反，玄宗反将告发者缚送范阳由安禄山处置，所以人莫敢言。而杨国忠由于与安禄山不和，屡言禄山将反，玄宗不听，杨竟想方设法激成安之叛乱，以取信于玄宗。
天宝十四载（755）冬，正当玄宗携杨贵妃等在华清宫寻欢作乐时，蓄谋已久的渔阳鼙鼓终于动地而来了！
安禄山的叛军一路上如入无人之境，在两个月内就打到渲关。次年六月，渲关陷。玄宗仓皇奔蜀，逃至马鬼坡，军士杀杨国忠等，又迫使杨贵妃自缢。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今宁夏灵武），改元至德，是为肃宗。肃宗登基后，唐军开始反攻，至德二载（757）收复长安。可是战火仍旧在燃烧，直到唐代宗宝应二年（76s）正月，史思明之子史朝义败死，安史之乱才算平定。然而唐帝国从此一蹶不振，吐著、回纥的入寇和藩镇割据一直波及唐末。大唐帝国的盛世一去不复返了。
安史之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代宗广德二年（764），天下仅有户二百九十余万，口一千六百九十余万（《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从天宝十三载（754）到广德二年（764），短短的十年之间，唐帝国的人口竟减少了十分之七！杨国忠等人的死亡是咎由自取，而千百万人民的死亡则完全是无辜的，他们“或死于寇贼，或死于官兵，或死于赋役，或死于饥馁，或死于奔窜流离，或死于寒暑暴露”，这就是仇兆鳌对杜甫的沉痛诗句“丧乱死多门”的注释。①
安史之乱前后的几十年，不仅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转折点。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变化是封建统治者用以抑制土地兼并的均田制被彻底破坏了。这个作为缓和阶级矛盾的主要手段的彻底放弃，必然使农民与地主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深刻化和复杂化。土地兼并之无限制地进行和由此而引起的异族入侵和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这些在安史之乱前后发生的社会政治现实，不仅动摇了唐帝国统治的基础，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画出了此后一千年左右中国社会发展的草图。
这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代，杜甫就生活在这个时代里。
杜甫生于唐睿宗太极元年（712）， ②卒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他的
一生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个皇帝的统治。也就是说，杜甫的一生正好
与唐帝国由盛转衰的急剧变化的时代相终始。
人们谈到杜甫的时代背景时，往往单单强调唐帝国转向衰败的时代，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