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能够在一个截止时间之前完成进攻，实际上忽视了世界秩序的复杂性，也暴露出我们对伊拉克历史的无知。你不需要熟知Holling对死湖的研究，就能明白这一点。坦率的说，美国在经历了在索马里、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战事之后，本应对此有足够的警醒。另外一个历史教训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在阿富汗训练了很多穆斯林战士，但是，他们后来不断的发展、演化，最后变成了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反叛组织、军事危机或金融恐慌不会像迪斯尼乐园中会唱歌的电动小熊一样，你只要走出房间，就会自动停止。复杂的全球问题会不断涌现，不断寻找方式自我繁衍，如果你不小心应对，这些危机总有一天会找到你的头上。当我们遇到会不断变形的问题时，无论是银行危机还是伊朗问题，都必须对此谨记在心。乍一看，我们的错误的“输入士兵、产出民主”的观念，很像最大可持续产出模型：这两种思想都假设相互关系是很容易描述的，伊拉克的“生态系统”会趋向一个稳态，然后自我运转，最重要的变量是可以预测的，也是可以加以控制的。那些危险的外部性，比如愤怒的游击队、或是来自伊朗的干扰，都变成了不重要的脚注。
这种认为伊拉克会在战争之后迅速回归到稳定社会的想法，正是适应性战略思考会指出的错误之处。美国假设，伊拉克的各个部门，从卫生部、教育部，到电话公司和电力公司，都会在经历战争的外部冲击之后，恢复到正常状态。没有人会想到，它们在战后会崩溃。现实的情况却是，美国占领伊拉克之后，带来了伊拉克政治格局中的真空，这使得伊拉克的政府体系陷于瘫痪，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被掠夺和损坏。美国面对的是一个急剧衰败的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治安几乎难以维持，日常生活中危机四伏。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意想不到的事情是，在作战的时候，美国士兵使用高精度的武器，千方百计保护下来的宝贵的基础设施，在战后不到数周时间内，竟然被伊拉克人毁得一干二净，而美国士兵在旁边眼睁睁看着，却毫无办法。战争进展得非常顺利，但是美国的战后计划却反了Nisbett式的错误：仅仅盯住容易发现的目标（萨达姆），但是却忽视了在整个环境中存在的一系列严重的危险。
2008年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尽管美国政府总是喜欢从多个角度设想可能出现的所有军事行动，尽管在政府内部也有部门提供了不同的分析，但是，负责伊拉克战事的官员却假设，只有一种情景会发生，他们对其他的可能性毫无准备。”美国的领导人固守着自己的进攻计划，他们甚至会把真相弃之不顾。尽管情报部门已经提供了相关的信息，但是美国的领导人故意隐瞒消息，误导民众，直到后来才被大家发现真相。这说明，美国的领导人不仅没有仔细的观察背景，他们就连中心的图像也没有认真的看。
关于伊拉克战后计划的一个最危险的错误，看起来很像C. S. Holling做的一项案例研究：他们认为，单靠政治改革这一个变量就能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美国人认为，当美军撤走，并清除了伊拉克军队中复兴党的力量之后，一个强大的宪政和公开的民主制度就能维持社会治安。在关于战后伊拉克的报道中，以及在像Tommy Franks和George Tenet的自传中，我们都能感受到这种自信，似乎只要有了新的秩序，伊拉克的社会稳定会自动出现。于是，美国花了数十亿美元建设“绿色地带”，指望着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伊拉克国会能够运转起来，这个国家就能天下太平了。但这是非常荒唐的，驻扎在伊拉克的地面部队马上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宪法和国会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如果也基本的社会治安都不能维持，宪法和国会还不如没有。如果没有社会治安，伊拉克就不可能有任何好转，更不用说政治秩序了。Holling和他的同事们曾经在观察野外生态的时候谈到：“和仅仅追求效率、基于命令和服从的方式不同，尊重不确定性，尝试增加灵活性的管理方式能够维持社会-生态系统的存在，尤其是在经历了冲击之后的过渡阶段。”这种管理方式本来是应该用在伊拉克的。白宫在三年之后，才意识到要改变其政策。
如果是Holling，他会如何制定伊拉克战后的善后计划？他会做哪些准备？他已经告诉我们，应该采取适应性的管理方式，不要用过分简单化的办法处理事情。如果是他来制定计划，他一定会考虑到方方面面可能需要的人才，从翻译到卫生专家。他一定会更关心，能招募多少理解伊拉克的能讲阿拉伯语的人才，而不是仅仅关心仓库里有多少炸弹。他可能会给伊拉克的儿童送去玩具，而不是仅仅往伊拉克的社区里派更多的美国大兵。即使是需要派兵过去，他也会让这些士兵知道，伊拉克的孩子是怎么做游戏的，怎么学习的。他会补充每一个图书馆的藏书，重建每一座在战争中被毁坏的房屋，而且让它们比过去漂亮得多。真主党就是这样赢得民心的。他会比布什政府的反应速度更快，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事情会演变成灾难，是缺水，缺电，还是在清真寺里面发现的炸弹？他会把维持社会治安当做最重要的任务，而不会想当然的认为，只凭一份写在纸上的宪法，就能控制一个刚刚被占领的国家的方方面面。
当Holling研究如何才能管理一个混乱的生态系统时，他考察了泰国的滨河(Mae Nam Ping)河谷和瑞典的Kristianstads Vattenrike生态保护区，在这些地方，适应性的管理拯救了生物物种，避免了生态系统的崩溃。这些成功的案例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它们的管理者都能不断的重新界定问题、不断产生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每一个人广泛的接触，不管是渔民还是拖拉机手，鼓励创新，甚至是一些小规模的反叛或危机，而不是坐等大的、不可预期的危机，给整个体系带来崩溃。Holling要是负责伊拉克战事，他会调集各式各样的技术人员，调动各式各样的观念，而且对整个局势的了解会比布什政府清晰得多。他会和伊拉克的上上下下都打成一片，而不是寄希望于几个孤零零的精英治理这个国家。他会让他手下的大批的翻译、文化专家、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才及早行动，以便建立一个在遇到压力的时候仍然能够发挥作用的关系网络。事实上，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工作，如果这项工作没有完成，如果Holling没有充分的信心能应对战后的不确定性，他可能会推迟进攻行动。Holling会怎么看Wolfowitz的看法，及在战争之后需要的士兵肯定会比战争中需要的士兵要少呢？他一定会把这种观点视为典型的“适应失常系统”。
最后，我们还必须强调一点。我们很容易会顾影自怜，自认为我们的社会已经非常有灵活性，或是认为我们的政策已经非常有适应性了。相对而言，确实如此。我们的体系远远好过戈尔巴乔夫试图修复的那个摇摇欲坠的集权体制。我们能够在伊拉克问题上调整政策，说明我们至少是有一些适应性的。但是，我们必须认清一点：如今，我们和很多难以察觉的因素都有盘根错节的联系，或是通过金融，或是通过疾病，或是通过信息。这就带来一个悖论：我们越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灵活性就越会降低。对食品网络、贸易网络、电力系统和股票市场的研究表明，它们的联系程度越是紧密，灵活性就越少。网络会传播甚至放大干扰因素。这些网络的效率越高，传播风险的速度就越快。经纪人和银行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长途航空旅行中各位乘客之间的健康状况，都是分担风险的渠道，也是导致风险滞后的原因。在一个简单的线性模型中，比如说，假设只有一个银行和一家企业，你可以清楚的看清危机爆发的路径，好比你能够描绘出多米诺骨牌是如何倒塌的一样。但在一个网络世界中，革命性的变化只需要一点星星之火，就可以演变成燎原之势，在这样的世界中，再想容易的做出预测，只能是痴人说梦。战略学家Edward Smith曾经说到，当一个网络系统中出现了冲击之后，“就会出现连锁反应，就像把一个桌子上布满了捕鼠夹，捕鼠夹上堆满了兵乓球，然后把一个兵乓球砸过去，所有的兵乓球都会四处碰撞，但是我们无法预测它们的运动方向，也不可能知道最终的状态。”
我们越是紧密联系，就会变得越脆弱。Simon Levin在《银行家的生态学》一文中有两幅图，一幅描述了金融体系的相互联系，看起来很像一个密密麻麻的毛线球，另外一幅描绘的是监管者眼中的金融体系，看起来很像孩子们搭的乐高玩具。他的观点是，我们很难去管理或控制一个体系，其复杂程度比我们能够认识的要高上万倍。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让这个系统自身变得更加灵活，而不是当危机爆发之后才匆匆忙忙过来，做些修补工作，好似去修补一个已经快要坍塌的桥梁。Levin和他的同事们在一份给美联储的报告中指出：“过去的模型没有完全考虑到主要的干扰因素可能产生影响的各种传导机制和反馈机制。现有的各种模型也没有考虑到金融体系的复杂性。”
他的结论适用于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难以完全描述的相互联系带来了速度和舒适，同时也带来了风险。灵活性对于深度安全意味着什么呢？把我们世界中的每一个新的联系都设想成还没有动摇的堆积起来的兵乓球。我们每天都变得联系更加紧密。和你刚读这本书的时候相比，我们现在已经变得更加没有灵活性。等你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的灵活性又会进一步减少。但这些联系 也给我们提供了变化的机会，能让我们处乱不惊。尽管看似是对我们的危险，但一旦我们了解了内在的含义，这些联系也是让我们摆脱困境的关键。
第九章 劝说的极限
战争奇客
1982年八月的一个早晨，有个叫James Moffat的英国数学家坐在他在英国国防部的办公室里，忽然，他收到一个紧急信息。当时，Moffat是英国国防部里为数不多的几位高级科学家之一。在英国军方的领导们看来，“职业数学家”或许不是最威风的军方职位，但是，早在英国海军称雄世界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科学和战争紧密联系的传统。科学家们在国防部的影响力是一流的。那天早晨，在英国政府部门密集的白厅，红色警报穿梭往返。出乎英国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阿根廷向福克兰群岛发动了进攻。
英国人急切的想要阻止阿根廷士兵和武器进入福克兰群岛。大批阿根廷军队源源不断的降落在岛上荒凉的斯坦利机场，那里仿佛已经变成了一个熙熙攘攘的免税商店。要想阻止阿根廷军队并非易事。唯一能够长途飞行到达斯坦利机场的只有火神（Vulcan）轰炸机，但是在飞行过程中，它得在空中加几次油，空中加油机可能都得在中途加油。火神轰炸机本来是为携带核弹头设计的，因此还得对它进行改装。但是，在下达军事命令之前，Moffat还得先回答指挥官们给他的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扔多少炸弹？”
Moffat马上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那时候，互联网还没有时兴，Moffat让人从国防部地下室的储藏间找到一张斯坦利机场的地图。他打听了一下，知道在那里修跑道的是一家英国公司。他找到这家公司的人，他们详细描述了跑道的结构，这样他就能计算出来，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取得最好的轰炸效果。Moffat要先算出来，至少要在跑道上炸出来多少弹坑，然后，他要计算出，要扔多少颗炸弹，才能炸出这么多弹坑。往跑道上扔炸弹，有点像投掷标枪，他需要计算出来最可能的弹点分布。Moffat进行了细致的计算，给上司交了报告，他还在报告中顺手夹了一张地图，上面留着他在计算地图上的弹坑时用来做记号的塑料条。几个小时之后，撒切尔首相自己也在地图上用这些塑料条比划着，计算Moffat预测的弹坑，最后，她下令，出动火神轰炸机。这场进攻的代号是“黑公鹿行动”。几天之后，火神轰炸机扔下了炸弹。正如Moffat所预测的，其中有一枚炸弹正中跑道，使得其被迫关闭。
轰炸的直接效果是阻止了阿根廷的军机在斯坦利机场起降。但是，英国人还发现了另外一些变化：阿根廷空军开始匆匆忙忙的调整其飞机的部署，好像是一个要见情人的年轻人，在见面之前紧张的梳理自己的头发。阿根廷空军的幻影（Mirage）战斗机本来是摆出架势，想和英国空军来一场空战，但这之后，很快就调防布宜诺斯艾利斯了。另外一些飞机原本计划袭击英国海军，但也调整成防守的阵势了。英国军方的一项研究认为：“黑公鹿行动不仅成功的轰炸了目标，而且通过这一行动，表明英国有能力进攻阿根廷”。这一信息让阿根廷感到十分震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很多高级将领，几乎立刻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认为这场战争必输无疑。这也引起了阿根廷政坛的动荡。一颗炸弹带来的爆炸，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期。这次轰炸，并不仅仅是让斯坦利机场的跑道瘫痪了，而且让阿根廷的整个空军陷于瘫痪。这成了在军官们中间纷纷流传的笑话的绝好素材。Moffat知道，他撬动了更深层次的变化。他从这个小的事件，发现了一个更深刻的关于全球力量的变动与反应的新奇理论，这一新的理论能够解释国家为什么会倒台，也能告诉我们，怎样才能控制国际体系中最狂野的力量。
还记得Bak的规律吗？他说过，小的变化能带来巨大的影响。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这个规律无情的淘汰了我们原来珍视的观念。我们见识了，这一规律如何击败了那些伟大的人物，从戈尔巴乔夫到格林斯潘。我们亲眼看到，敌人是如何利用小的事件，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比如9.11恐怖袭击），我们也领教了这个时代的新公式，当我们把看似没有危害的事物加在一起的时候，比如把按揭贷款和证券交易混合起来，结果会是何等的猛烈。这一规律不断给我们带来意外的冲击，迫使我们不得不去寻找实时的防卫。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放弃陈旧的大战略思维，代之以深度安全的免疫系统。但我们如何建立这样一个系统呢？如果危险总是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入侵，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我们能否学会，在面对错综复杂的问题时，用间接的方式正中肯綮？过去，我们习惯于正面迎战，但无论是面对敌对的国家、恐怖分子，还是像核扩散、金融恐慌这样的危机，这种做法都只会让局势更加糟糕。我们能不能让突然倒塌的雪崩为我所用？Moffat的这枚炸弹似乎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小的投入，巨大的产出。英阿战争之后，这个问题让Moffat思考了将近二十年。他反复的问自己一个问题：当部署恰当的时候，一枚炸弹能发挥的作用，可能会和整个军队一样大，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呢？
我们能从中学到很多。
2． 劝说的极限
当我们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遇到越来越复杂的问题时，习惯于直接解决问题的方式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想改变某些事情的时候，总是会直截了当的去做，不管是人民币汇率问题，还是伊朗的核武器问题。银行出了问题，我们就盯着银行，而不是那些买房子的人。我们的外交政策，还有很多其他的政策，都能反映出来这种本能的直接反应。这种思维是一种惯性，是从很久以前，当两个人呆在德累斯顿的一间办公室里，就能讨论并决定一个大洲的版图划分的时候，遗留下来的对权力的看法。你经常能看到，国务卿会绕着地球飞，试图劝说敌国同意签署协议，或是美国总统召集一些不听话的国家的领导人开秘密会议，在会上，美国总统会向这些国家施加压力，以为这样就能让它们同意美国的要求。这些都是非常戏剧性的场面。这些场景反映出了我们的偏见，我们眼中的世界就应该是这样运转的：重大的全球事务应该马上解决，在我们和世界之间的最短距离一定是一条直线。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们能创造历史。但是，在如今的世界上，这种过时的策略越来越不起作用，而且经常会起反作用。
直接反应的方式之所以总是失败，一个原因是因为如今我们很难说清楚面对的危险究竟是什么。你没有办法像圈羊一样，把恐怖分子都关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跟他们谈判，试图说服他们。在新的时代，被混搭出来的风险此起彼伏，从贪婪的对冲基金到意外的病菌泄露。如果我们仅仅拘泥于一时一地，很难去理解这些风险，更不用说想办法去应对它们了。我们经常会看到，当我们赶到，并试图将这些风险扑灭的时候，它们又会摇身一变，转化为新的风险，更难识别、更难应对。束手无策的情报分析家们，称这为“自我否定的预言”（Self-negating prophecies）：一旦你发现敌人正在干什么，并赶过去制止其行为，他们就会马上变成其他的风险。
为了理解这些风险，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危险并非能够容易瞄准的目标，比如一队坦克，也不是那些可以叫得出名字的个人，比如Nasrallah, Osama bin Laden，我们遇到的是系统和网络。像真主党这样的组织，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由意识形态、技术和民族主义相互作用，形成的一个网络。如果我们仅仅攻其一端，比如轰炸其导弹基地，那么它很快会在其他的地方调整。我们的敌人善于利用这种间接的反应。他们出于本能，已经学会了我们必须要学会的东西。他们知道，只要配置得当，小的力量能够胜过一支指挥失误的百万雄师。为了建立深度安全，我们首先必须学会从整体，而不是从局部看问题。其次，我们必须学会更多的关注我们自己的灵活性，而不是老是想着要去打别人。我们四处出击，结果却使得我们的敌人更加危险。接下来，我们将谈到第三个变化，我们必须改变过分依靠直接反应的习惯，学会用间接的方式处理问题。这种新的方式是威力无穷的。
3．阻击问题
越南战争刚刚结束一两年之后，一些美国空军指挥官开始思考一个折磨人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再从头打这场战争，应该在哪些地方有所不同？”在所有的情景中，这样的自我反思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能从头应对9.11袭击，我们应该怎么做？如果我们要重新思考全球金融体系的本质，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有所为，在哪些方面有所不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少采用这种事后析误的做法，因为时间流逝得太快了。但是，越南战争是如此的刻骨铭心，尤其是对那些年轻一代的军官来说。他们飞到了越南，感到肯定有地方做得不对，他们想弄明白，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有一项研究是这样认为的：“年轻的美国空军军官在战场上亲自感受到，在越南战争中，利用空军的方式是如此的盲目和无效，这让他们深受震撼。当他们渐渐位居高位之后，他们下定决心要做得更好。”这就是寻找新观念的动力。从某种角度来看，越南战争的数字本省就能够说明问题：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消耗的军火，比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消耗的军火还多，但是，最后还是失败了。我们早就知道，那所谓的战略轰炸根本就不起作用。1942年盟军向德国的城市投掷燃烧弹，但结果不仅没有让德国人起来反对希特勒，反而让他们更加团结一心。越南战争本应吸取这些历史教训。但是，在乱糟糟的政治和军事决策中，这场战争变成了模糊的数学，我们只顾上计算出动了多少部队、扔了多少炸弹、死了多少人。这场战争似乎只是为了证明，靠B-52轰炸机是无法击败革命战士的。
有些美国空军军官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这场战争，他们最后得到了一些出人意料的结论：是不是说赢得空战的诀窍是少投一些炸弹？乍一听，这些观点似乎是非常犯忌的。要想从部队尽快滚蛋，你就到处去说这种观点吧。正因为如此，这些年轻军官到国防部宣传他们的观点之前，悄悄的在电脑上进行了模拟测试。结果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举个例子吧，这是一个在冷战时期经常被讨论的陆战难题：如果一支苏联的快速反应部队越过福尔达峡谷（Fulda Gap），迅速的向西欧挺进，用多少火力，能够在西欧境内五十英里阻挡这次攻击呢？如果是在西欧境内一百英里，需要多少火力？战略家们对这个问题太熟悉了。在如今的朝鲜问题上，他们仍然在思考类似的问题。这一问题被称为“阻击问题”（halt problem）。一般来说，人们认为标准答案可以在克劳塞维茨的经典著作《战争论》中找到。克劳塞维茨的逻辑是，要找到你的敌人的最薄弱环节。这相当于是说，要想把一堵墙炸掉，就对准一个点不停的撞击。如果你能够杀死一定数量的苏联士兵，苏联就会停止进攻。过去三个世纪的消耗战均能验证这一假设。那么，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尽快的杀死这一给定数量的敌军，越快越好。如果按照牛顿力学的说法，你可以把敌人的最薄弱环节设想成敌人的“重心”。但是，对冷战的模拟研究表明，这样一种瞄准一点的方式往往会拖太长的时间。这好比是拿一个桶舀水，想要阻止滔滔洪水。最佳的结果是，苏联军队会一直冲到德国，才刹住脚步，而且这还是在北约组织使用战术性核武器的前提下。这种血流成河的战争场景，会让人类以往的战争看起来都像小摩擦。
这种传统模式的失败，激发了其他的想法，其中包括了这些具有叛逆精神的空军军官们的新观点。当他们在电脑上试验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发现这种“少投炸弹”的方法效果出乎意料的成功。比如，你可以在前线集中火力，把正在前进的敌军士兵放倒，就像揭掉西红柿的皮一样。这种“领先一步”的策略能有效的干扰敌人，因为苏联会不得不在所有的战线上重新部署兵力。或者说，如果我们能够把敌军士兵的眼睛弄瞎，而不一定杀死他们呢？如果我们集中在敌人的神经系统，比如集中火力打掉他们的燃料仓库，运货火车，或是指挥中心呢？电脑模拟的结果是，这种间接的打击往往能更快的阻止敌人的进攻，可能在敌人挺进五十到一百英里之后就会遏制他们的攻势。这种“阻击问题”的答案被称为“基于效果的作战”（effects-based operations），因为他们是通过精神和身体的效果发挥作用的。你不必一定要杀死给定数量的敌人，只要让他们的大脑难以运转，你就能赢了。这种方法有点令人难以接受。它意味着在遇到紧急危险的时候，反而要弃主要的敌人不顾，把军事资源耗费在其他方面。这是违背人们的直觉的，就像尼尔·玻尔（Niels Bohr）提出的量子理论一样。那些习惯了喊“准备-射击-瞄准”口令的军官们对这一异端思想嗤之以鼻。用他们的话说，这就好比当暴徒的拳头已经打到你的脸上了，你还想着去向他妈妈告状。
冷战无法提供一个现实的测试。如果苏联真的发动进攻，美国可能唯一能做的反应就是大规模空袭。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些主张基于效果的作战方式的军官已经被擢拔到美国国防部。他们在第一次伊拉克战争中使用了这一策略，在作战中，美国试图孤立并摧毁伊拉克的基础设施，而非只是屠杀一群懵懂无知的伊拉克新兵。这一计划效果出众。伊拉克战争的作战司令Norman Schwarzkopf承认，这是他的最大的一次赌博。不要忘了，有一大堆主张“扫平伊拉克”的炮兵军官，仍然要坚持杀死敌人就是胜利的传统方式。这些主张基于效果作战的军官又在贝尔格莱德小试牛刀。他们在战争一开始，就在贝尔格莱德的电网上撒下很多细细的石墨丝，引起电路短路，让整个城市陷入黑暗，而不是炸平这个城市。美军是把米诺斯维奇的国家看成了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孤立的打击目标。通过找到这个系统中的最薄弱环节，美国能够发挥最大限度的威慑，而这是很多次的直接打击都无法实现的。这就好比向一辆汽车射击的时候，瞄准它的车轮，而不是去打难以击中的司机。采用这种作战方式，在战场上可以少死人，这在媒体时代，也赢得了一个重要的红利。在如今的年代，公关战和战场上的战争几乎一样残酷，一样可以致命。
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和在阿富汗，美军采取了类似的作战方法。事实上，这种作战方法太成功了。战争迅速就结束了，以至于美军还来不及应对完全不同的战后秩序。伊拉克的平民武装份子和阿富汗的游击队迅速兴起。对他们来说，不反抗，就毁灭。他们脱下军装，换成长袍，改变了习性，变得更难甄别，很快散布在各个地方，变得无影无踪。然后，我们的敌人学会了基于效果的作战方法：路边炸弹、战略性绑架，这些小小的骚扰，会让美国当地驻军总司令和国内的政治家都心神不宁。这是反面的Moffat效应。一个路边炸弹就能阻止耗资数百万美元的运兵计划，让一个超级大国进退失据。Moffat效应到处都有，现在的问题是，哪一方能够更早的掌握这一诀窍。
4． 无名将军
基于效果的作战方式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比直接的进攻要看得全面，因为其将对手视为一个系统，并从更深的层面、更广的范围去寻找有用的信息，发现改变力量角逐的杠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它是一种有用的思考方式，我们不仅仅能用它思考军事问题，还能思考外交难题，以及其他一些复杂的问题，比如全球变暖，或是如何帮助巴基斯坦管理其核武器。基于效果的作战不是要取代直接的谈判或冲突，而是要加强其效果。我们在所有的地方作战，从敌人的领空，到人们的内心世界。这一策略不仅有助于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而且有助于解决新时代的危险，不管这些危险是来自网络、市场还是实验室。实事求是的讲，基于效果的作战会使得计划的制定变得更加复杂。这不仅是因为基于效果的作战会带来反作用：我们很难准确的预测，那些效果作战恰好能发挥出效果，而这些效果又会引发什么其他的效果。这会让作战变得无比复杂，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这一方法使得你要尽可能的多关注一个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并随时保持警觉，注意哪些出乎意料的危险会突然出现。正如Mike Moritz提醒我们的，在应对一个快速变化的系统时，这将带来巨大的优势。这又是把深度安全视为一个免疫系统了。毕竟，我们的免疫系统是从来也不会关闭的。我们的免疫系统不仅会正面和病菌作战，而且还要充分的利用其他资源，比如我们的血液中的维生素、我们的意志力等，尽可能的控制疾玻在全球政治中，真正的实力往往并非那些显而易见的军队或轰炸机。米诺斯维奇的电力系统比他的军队更重要。我们也可以将其比喻为最新的治疗癌症的药，它们不是直接攻击肿瘤（这可能会杀死健康的细胞），而是针对那些带来肿瘤的血液供应。这些药是为了扼杀肿瘤，而不是徒劳的想切除肿瘤。这就是我们如今需要的良药。
要想对比直接反应和间接反应的差异，我们还是要回到密歇根大学Richard Nisbett教授的实验室，看看他如何通过实验跟踪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的眼球运动。让我们先假设，如果问美国学生，他们会怎么发动进攻。很可能，他们在观察事物时的直觉也会影响到其作战思路。他们会瞄准最要害的目标并狠狠打击。他们会集中90%的兵力，打击他们的眼睛花90%的时间紧紧盯住的目标：画面的中心。就是这样的感觉，激发了克劳塞维茨提出了“破城槌”（battering ram）战术。这一战术反映了他本人对欧洲战争的体会，欧洲的战争历来都是正面交锋。这一战术也更深刻的反映出一个基本的思想，即结果总是可以通过直接的控制来决定的，不管是战争（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对垒的壕沟战），还是观念（比如在国会或大学中流行的辩论）。正如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在其研究东西方文化的巨著《迂回于进入》中所说的，这一观念是我们文化中更根深蒂固的概念的扩展。从苏格拉底的时候开始，反复辩论一个观念，如同雅典和斯巴达的军队不断交锋，似乎是发现真理的最直截的路径。你可以在各个地方找到这种西方的本能：戴维营峰会中“让我们讨论讨论这件事情”、电视中的法庭辩论、政治辩论、一家人坐在饭桌吃饭的时候，也会不停的辩论是否能允许年轻人开车，或是到哪里度假。直接解决问题已经不仅仅是西方文化的习惯，这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特质。
但是，如果你去问问Nisbett实验室里面的中国学生，他们会怎么看这个世界呢？如果你让他们发动战争，他们会怎么做呢？你可能还记得，他们更重视环境，而非中心的图像。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看一幅画的时候，眼睛会不停的动，要把整个画面的背景观察清楚。这样的视角将带来完全不同的行为，他们会把自己，或是自己的目标视为一个更大系统中的一个部分，而不是系统的中心，不管这个系统是中东还是全球金融市常如果你能够理解并掌控敌人所置身的环境，你就能间接的操纵他，这样会更有效，会让敌人无路可逃，你并不需要直接去劝说敌人，或是和他们产生冲突。这就好比一个人想要去野餐，与其劝说他不要出行，不如让天上下一场雨。控制环境的效果更快，而且比劝说更加可靠，不管我们谈论的是野餐、肿瘤还是伊朗问题，均是如此。但这就需要我们善于利用整个系统。中国有句格言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要想采用基于效果的控制策略，你就必须知道河水会朝哪个方向流，然后逼迫你的敌人到上游作战。孙子是中国伟大的战略家，据说他生活在2500年前。在他的著作中，他充分发挥了这一思想，处处能体现出避免正面冲突的智慧。从这一角度来看，正像克劳塞维茨代表了西方的思想，孙子代表的是东方的智慧。大部分中国的古代哲学认为，真理并非不辩不明，真理是从研究、反思、内盛最终要靠内心中灵光一现的顿悟，才能体会到的。不管是思想的冲突还是军队的冲突，在中国哲学看来，都是无用的，也是卑下的。
孙子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从这一角度来看，孙子认为上兵伐谋、中兵伐策、下兵伐斗。如果你能够干扰他的神经皮质，让他动弹不得，他就会垮掉。如果河水朝西流，但你能迫使他朝东走，最后会把他拖得筋疲力尽，你都不用自己动手。几千年之后，一些恍然大悟的美国军官才开始在国防部尝试基于效果的作战，但是，几千年前，孙子就已经清楚的谈到作战的最高境界，不仅仅是少打仗，最好是根本不打仗。孙子说：“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中国人会把这种策略称为“四两拨千斤”。美国的将军们想的，却是比千斤更重的破城槌。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这一思路运用到所有的问题上：制止全球金融恐慌、遏制核武器的扩散、或是其他一些能够改变全局的危险。这些危险难以察觉，我们又该怎么包围、抑制并最终扼杀它们呢？我们必须学会利用环境，要对环境善加改造，以便其对我有利。比如说，我们应该问的问题不是：“我们该如何应对俄罗斯的敌意？”，该问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改变环境，以便让我们能更好的左右莫斯科？”
这是思想的大跃进。但是请你记住，中国人曾经说过，最伟大的将军是无名将军。于连的解释是，他们之所以无名，是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在战场上兵刃相接。他们对地形、对环境了如指掌，并且能够营造出深刻而无法逆转的效果，这样他们根本就不需要打一仗。他们将改变我们对外交的看法，外交不是“创造可能性的艺术”，外交是创造不可避免性的艺术。中国人把西方的奥德赛式的对战争的描述，视为对环境的无助的抗争，好像是一条小船，在朝西流的河水中，拼命想向东划。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曾经说过：“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中国的英雄之所以是英雄，不仅是因为他们得其所获，而且因为他们能生存下来。
中国的英雄战士并非像伯里克利（Pericles）或巴顿将军那样，以战场上的骁勇善战为荣。他们更像圣贤一样，受到人们的景仰。他们崇尚的是抢占先机，而非匹夫之勇。他们能操控敌人，让其陷于难以挣脱的困境。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会不断的产生新的想法，发现新的方法，这正如Holling的理想的生态系统管理者会做的一样。当我们回顾自己在卢旺达、缅甸或是信贷违约互换市场上的正常失误时，我们必须要像那些越战之后的年轻军官一样，进行深刻的反思：我们该怎么采取不同的措施？首先，你可能会意识到，在当时的情境下，你可能别无选择，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和这个世界的接触是如此有限，所以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会发现能够帮助自己操控局面的工具全都付诸阙如：我们没有能够立刻召集并依赖的人才、我们没有受过训练、能够正好派上用场的公职人员。就拿卢旺达的问题来说吧，重要的不是我们在1995年大屠杀爆发的时候能够采取什么其他的措施，我们在五到十年之前就应该有所行动，而不是等到出事了，才依靠打过去一个劝说的电话，试图阻止一群暴徒放下屠刀。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扩散问题是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早就应该采取更果断大胆的措施，这好过等印度已经完成了核试验，才匆忙的有所反应。为了应对危机而需要的关系、工具，必须提前数年，甚至数十年准备。这印证了Holling的想法，即在一个快速变化的系统中，那些稳定不变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问题上，从粮食援助到核能，养成国际合作的习惯是如此重要。这使得我们能够建立一个互相联系的网络，我们可以藉此影响并左右产生这些问题的环境，假如我们果真能做到这一点，就不需要再直接发动进攻了。
当然，我们不能只是把中国的思想当做陈词滥调。如果我们过于简单的把中国的战略思想理解为和平、无为的道家思想，也是非常危险的。读一下麦克阿瑟吧。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有大量的内容讲到，如何将对手陷于困境并将之歼灭。中国在其3500年的历史中，产生的并非一些彬彬有礼、精于茶道、游戏人生的学者型的将军，像下棋一样，在谈笑间包围对手，兵不血刃。当然，兵家强调这种最高的境界。中国古代的历史现实则是残酷而血腥的屠杀，尤其是在大约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正是这种血淋淋的现实，萌生出那种强调回避冲突、强调效果而非武力的哲学思想。对间接取得胜利的追求，是为了避免无效而代价惨重的交锋。在西方人看来，孔子和孟子的思想中，几乎很少谈到像正义、美德这样的抽象的观念，相反，他们谈论的都是如何才能生存。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度安全最成功的范例，都是来自这一思路，即出于生存的必要，把我们这个世界看做必须调控的系统，而非一个要不停敲击的弱点。请静下来片刻，好好回味一下孙子的说法，体会那种看似自相矛盾的谜一样的生存方式。孙子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5． 病毒控制
2008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有个叫Dan Kaminsky的美国电脑程序员坐在自己西雅图家中的床上，检查互联网最深层次的部分。Kaminsky在电脑黑客中已经赫赫有名。在过去20多年里，互联网大行于世，也诞生了一批聪明绝顶的电脑高手，每天把主要的精力耗费在这个由光缆、服务器和个人电脑构成的世界。Kaminsky29岁，黑道和白道的电脑高手都认他。白道的黑客是好人，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想让互联网变得更强大，黑道的黑客则是要找到互联网的漏洞，做一些不光彩的事情，有时候还从中捞一大笔钱。
Kaminsky精通互联网。在互联网的基础设施中，域名系统（简称DNS）是保证互联网顺利运转的最重要的后台技术之一。Kaminsky和他要扮演的角色非常班配：神神叨叨的、经常讲些傻笑话、对那些只有少数人才能理解的技术细节有一种狂热的追求。但是他也有着难以掩饰的魅力，在黑客的大型集会上，他总是最受欢迎的发言人之一。DNS服务器（服务器是网络上的一种特殊的电脑，它为其他电脑提供数据传输服务）记录了互联网上每一个地址的名称。你可以将其想象为一个巨大的实时电话簿，它们所做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根据你在电脑中提出的搜索要求，找到符合你的要求的地址，并连接到你想找的那台电脑上。当你在搜索引擎中键入www.joshuaramo.com，正是DNS服务器在寻找更复杂的数字地址，并把你想找的信息传送给你的电脑。如果DNS出了问题，那么互联网就会乱成一锅粥，就像你拨过去一个电话号码，却找不到你想要通话的那个人。
那天早晨，Kaminsky突然发现，域名系统中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缺陷，可能导致整系统崩溃。这一缺陷源自于域名和网络地址的存储方式。当查询结果被DNS服务器存储下来（或是用电脑术语“缓存”）之后，黑客有可能会把你的缓存修改，并使得缓存中与主机名相关的IP地址不再指向正确的位置。如果你本来是想登陆自己的银行账户，DNS黑客会把你引向一个看起来和你的银行账户一样的网页，但实际上可能是个圈套，你的账户信息、密码和其他资料都会被盗龋这被称为“缓存投毒”。这会让窃取别人的信息易如反掌。大多数情况下，受骗者都会被蒙在鼓里，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更糟糕的是，Kaminsky发现从互联网设计的时候就留下了这一缺陷，好比是无意中打开了一扇敞开的大门。他后来谈到：“这真是太方便了，但对我们来说，这是最糟糕的消息”。几乎在互联网上的每一台电脑都会有漏洞。如果你想一台一台的把这些电脑的漏洞补上，可能会消耗很长时间。当你着手修补漏洞的时候，反而可能会惊动并引来本想回避的恶意的黑客。Kaminsky夜不能寐，他打电话给女友，她也是一个电脑程序员。Kaminsky得意的跟女友说：“亲爱的，我把互联网搞垮了”。
Kaminsky知道他在和时间赛跑。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印证他是否是对的。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偷偷的给几位互联网的最早的设计师打电话，他们也知道他，因为Kaminsky是公认的最好的网络安全分析师。不到几个小时，他们就确信，缓存投毒的风险确实是存在的。这让他们都陷入一个难题：Kaminsky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漏洞，但是一旦他们将之公诸于众，甚至只要他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就会想黑客们发出“来进攻这里呀”的信号。如果黑客们找到了这个漏洞，他们可能会让整个互联网陷入瘫痪。人们曾经预期到这种灾难，但是却从来没有遇到过。Kaminsky和他的朋友们遇到了一个令人恐惧的问题。如果对“缓存投毒”问题做出直接的反应，马上宣布它或试图去修补它，几乎相当于自杀。于是，他们绞尽脑汁，想要找到一个间接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
Kaminsky想到的办法是，最好能够悄悄的快速将信息传播出去。互联网本身、互联网上每个节点之间的联系，让DNS漏洞变得如此严重，但是，正是这一性质，也能让Kaminsky借重。如果他不能马上把DNS漏洞全部补上，黑客们就会去攻击没有被修复的电脑。但是，如果他能够让互联网的一些最重要的使用者都行动起来，那么，可能就能快速反应，并击溃黑客的进犯。
首先，Kaminsky和一些互联网的奠基者一起开了个秘密会议。由于他们多年以来一直互相合作，因此他们都知道彼此，而且很快就聚在一起，有些人甚至从海外飞来。这也证明了Holling所说的，在混乱的情况下，联系的稳定性是最重要的。这个会议在Redmond的微软的一间会议室里召开。会后，每个参加会议的核心成员都去联系他们的一些经过挑选过的朋友，这些人要么是在大的电话公司，要么是大的网络供应商或服务器软件公司。他们商定，一开始不要用电子邮件或手机传递消息，以防被窃听和破译。
他们想出的解决办法是“自发的补侗（spontaneous patch）。只要没有被泄露出去，这个计划将非常管用。一些对DNS规则了如指掌的程序员们将秘密的一起编写一些代码，把互联网上大部分电脑上的DNS漏洞都补上。这个工程必须高度保密，否则黑客们就会立刻去攻击还没有被免疫的电脑。Kaminsky知道迟早有一天，消息会被泄露，他甚至考虑过自己来公布这一消息，以便让电脑系统的管理者们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这一切都要等到互联网系统被修复之后。
一群工程师避开他们的同事，一起奋战了几个星期，补丁程序写好了。2008年7月8日，最大的信息技术公司的代表，如微软、甲骨文、EarthLink和Google，悄悄的将补丁安装在他们的电脑上。这对系统管理者来说，可算是松了一口气。不过，不要忘了，Kaminsky已经和财富500强企业的技术部门打了十几年交道。他召集了一批最优秀的程序员，并向他们发出了紧急的信号：“我们要么团结一心，要么就会变成一团散沙”。从国防部的程序员，到家族企业的网络管理员，以及一些最大的公司的IT主管，大家全都齐心协力，没有等待上司发号施令。到第一天晚上，互联网服务器中有50%都被修复了。两周之后，85%的服务器已经安然无恙。黑客们没有找到漏洞。但这一切，既没有来自政府的紧急干预，也不需要制定新的法规。Kaminsky的唯一的公共关系宣传，是在网上发的一段视频，里面的发布人是他的小侄女。Kaminsky说：“我不想让人们恐慌，如果你听到一个九岁的小姑娘告诉你不要恐慌的时候，你还会恐慌吗？”发布补丁的那些天真是争分夺秒，因为稍有闪失，就会导致整个互联网的崩溃。不到数周，他就从发现一个致命的缺陷，找到了弥补其的良方。总而言之，一群人足不出户，通过迂回包抄、秘密行动，很快的就把互联网从崩溃的边缘拯救了过去，而任何一家大企业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我们已经看到，如今我们所遇到的大部分问题都是互相联系的。贸然的直接应对，很可能会改变我们所不知道的那些参数。就在我们刚刚宣布要重建伊拉克的时候，游戏的规则已经改变。炮击真主党，只会让他们更加灵活。我们的敌人很懂得把世界视为一个体系：当你看到伊朗是如何在中东结交盟友、忠诚的恐怖组织，编织金融联系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觉得奇怪，原来伊朗总统Mahmound Ahmadinejad有个交通工程的博士学位。如果以色列进攻伊朗，不仅从伊朗，而且从这些地方，都会出现反攻。
当行为的本质已经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格局，改变了观念、金钱和武器的时候，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系统的方法去创造转变。这可能会和我们的很多习惯相抵触。我们的外交大部分都依赖直接、公开的谈判。这种直接性是我们认识和思考问题的主要特性，这是克劳塞维茨式的方法。但是，Kaminsky-孙子式的方法在我们这个复杂的世界里能更好的创造转变，而且能给我们带来深度安全，能让我们终于有一丝希望，原来那些看似无解的难题，其实也是可以解开的。
6． 在加沙揠苗助长
要想了解这一方法为什么会有用，我们还得讨论一下著名的难题：中东和平协议。在过去的六十多年，这一问题似乎变成了最能证明外交智慧的行动，似乎外交官们只要更辛勤的努力，就能彻底的平衡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利益。一个参与过中东和平谈判的外交官曾开玩笑说，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终身雇佣的工作。但是，假如我们不把和平设想为某种可以被设计出来的东西，然后把它丢到一个本来就岌岌可危的沙堆似的地区？如果我们把和平视为某些间接因素影响的事物，会怎么样呢？如果是孙子或是Kaminsky遇到中东问题，他们会怎么做？
回想一下2007年促成中东和平的努力，20世纪90年代的奥斯陆协议，以及其他一下现在都被人淡忘的努力。如果美国政府遇到了DNS缺陷，他们一定会采取这样的措施。他们会首先将自己的目标公诸于众：一次性的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争端，要有一个最终解决方案。美国的官员们先制定出来一套非常具体的方案（就像Nisbett的研究中的美国历史教师一样），然后试图说服一群愤怒而狡猾的参与者都支持这一方案。这就好比一天早晨，你把孩子们都叫醒，然后告诉他们今天必须得做一个其实并没有必要的牙根种植手术。每个孩子都会马上调整自己的生活和计划，试图回避这个麻烦的手术。被他们差不多抛到脑后的棒球比赛或是家庭作业，现在都又被想起来了。这些关于中东和平的宏伟计划会是同样的下常每一次我们声明下一步要做的工作，都会激发起更多的阻力，甚至可能推翻整个计划。比如，我们计划提供更多的资金给巴勒斯坦，但是这仅仅滋养了新的利益集团，争先恐后的想要从拨款的过程和分配的权力中获益。一说到要签订一个正式的协议，巴以双方考虑到国内政治的因素，都会采取更加自卫的姿态。正是因为这样的协议想要最终解决问题，所以让很多参与者都战战兢兢。如果这真是最后一个协议，那么，他们就必须尽最大努力的捍卫自己的利益。
要是Kaminsky，他会怎么做呢？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基于效果、迂回间接的策略？首先，想象一下一个没有那些声名显赫的谈判者的中东和平进程。这些大人物们一定要让自己显得很重要、很活跃，所以要宣布一个五幕剧似的宏大的谈判计划。但是，不要忘了，孙子认为最杰出的将军都是默默无名的。如果我们能够改弦更张，那么夸张的戴维营谈判就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们应该减少公开的资金援助。我们应该少来些浮夸的纪念仪式。在认知领域，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基于效果的方法，并开始耐心的工作。稳定应该是我们的最高宗旨，我们应该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看做一个需要高度警惕的动态系统的两个对立面，在任何时候，这个系统都可能会陷入混乱。在白宫和欧盟，那些指责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辩论应该尽一切代价的力图避免，因为最小的压力都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和暴力。2006年，在加沙，愤怒的巴勒斯坦人民选出了一个哈马斯为首的政府，尽管美国竭力反对他们这样做，或许，恰恰是因为美国的反对，才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国务卿赖斯曾经说，“我不知道谁没有被弄得措手不及”。她原本应该早有预见的。我们关于中东的新思维应该相信，只要中东能够保持稳定，就会出现一个理智而可靠的协议，毕竟，如果没有稳定，一切协议都是靠不住的。基于效果的外交应该从环境入手，从上千上百个小的政策努力入手：创造新的NGO，帮助当地的教师，改善社会治安。在某些领域，我们在中东的政策重心反而应该是尽可能减少变革，我们应该鼓励教育、支持中小企业、扶植温和派的宗教人物，这都是保证社会秩序稳定的传统的缓慢变量。我们甚至在有些时候要鼓励一些小小的叛乱，以防止以后出现大的危机，正像人为的烧掉一些树木，是为了使得森林能够更加茂密。这些行动应该是由一些秘密的小团队来完成，而不是靠那些大张旗鼓，想要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大人物来做。耐心才是美德，劝说有其限度。终止的日期不应该是总统任期或准备参加竞选，事实上，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终止时间。有一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民会忽然发现，整个地区的局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究竟怎么变得不一样的，他们已经记不得了。
总而言之，这是在系统层面的操控。我们应避免直接的冲突、利用已有的力量、静悄悄的行动、不要让别人知晓，而且要明白没有结束的那一天。不要把中东设想成要用锤子去敲打的东西，用哈耶克的比喻，要把中东当做需要悉心照料的花园。在中国的古代哲学中，有个寓言故事，恰好能够说明，我们原来的直接行动、迫不及待的本能为什么会失败：“宋人有悯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当我们停止揠苗助长的时候，中东的和平才会降临。
当然，直接的冲突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在很多情况下，强硬并诉诸武力的方案可能是最有效的。这也正是为什么不应该把效果作战视为正常作战的替代方案，效果作战是正式作战的补充。在很多不同的领域，我们都可以运用这一策略，不管是金融监管，还是和伊朗的谈判。我们能变得更加机智、不断的保持联系，并变得和这个世界一样灵活，这就是新策略的力量源泉。我们不仅可以用其处理真实而悬而未决的问题，还可以用其处理我们尚未遇到的问题。比如，我们很难判断，未来的中国究竟会是美国的朋友还是敌人。当前，在中美关系讨论中，美国人仍然沿袭直接反应的本能，他们关注的都是中国的“弱点”，到处挑起混乱的公开冲突：中国的人权问题、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中国的环境污染。但如果是孙子，他会怎么做呢？为什么不采取间接的方法，在很多不同的领域同时和中国保持接触，通过改变国际环境，间接的改变中国？为什么不在更多的领域和中国展开百折不挠的合作，而不是把90%的精力集中在我们彼此有分歧的问题上？为什么不把中美关系看做互相啮合的齿轮，而非一系列的外交战斗？如果我们把中美之间看做外交战斗，那么一定会陷入漫长的壕沟战。尽管似乎令人费解，但是，如果我们直接应对中国，成功的概率和沙堆世界里的其他直接冲突一样，是非常渺茫的。当然，中国有很多政策是需要调整的。中国的领导人往往是最早承认这些问题的。但外部的压力不仅不利于促进这些变革，反而会起到阻碍的作用，因为中国政府不会让民众感到，他们发动改革是出于西方的压力。改变中国的人权状况，最好的办法是悄悄进行，从边缘问题推进。
我们不能对当前的问题自我欺骗。数十年来，我们东奔西走，幻想着能直接的说服整个世界都赞同我们，结果，我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少了。这是我们的大战略中的重大缺陷。我们现在必须建立新的联系、新的协议，重新找回间接的影响力。在核扩散和金融监管方面，我们基本上没有可用的政策工具。我们要培养间接反应的本能，这种本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危机。比如当9.11袭击发生以后，我们不仅需要直接发动反击，而且要在学校、医院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采取更广泛深入的对策。在未来，我们经常会遇到吃惊、困惑和恐惧的时候。过去，我们要么捋袖就打，要么畏缩后退。今后，我们要在自己的反应中增加一种慷慨和体面。直接的反应屡次失败。深度安全的免疫系统，应该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都有效的发挥作用。Kaminsky和孙子给我们的启示已经非常明朗。为什么对效果的重视会一直主导了数千年来的中国战略呢？为什么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在数万年甚至数百万年以来也遵循同样的原则呢？因为这一策略是管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