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思议的年代
面对新世界必须具备的关键概念
北京共识作者? 乔舒亚·雷默
何帆 译湖南科技出版社2010年
中译本序
当我第一次走进北京国际机场第三航站楼的时候，我清晰的意识到，我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事物。那时，我已经在北京住了五年。我经常会坐飞机到处旅行。和大家一样，我在旧航站楼有过很多不愉快的经历。我还记得，当我看到闪亮的新航站楼时的心潮起伏。当然，我很庆幸，再也不用老是去旧航站楼了。但最让我难忘的是，新航站楼给我带来的震撼。就连我这样熟悉中国的人，都难以想象北京居然会有这样的建筑。很多人都批评新航站楼，有人说它铺张浪费、有人说它有剽窃香港机场的嫌疑、有人说它硬件很好但软件太差。但不管怎样，三号航站楼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它让我经常想到：不管是好是坏，中国已经成为了不可思议的年代的首都。
你在这本书中会读到，现代社会中的复杂性事如何改变我们陈旧的思想的。这些变化在中国都能找的到，中国的变化更有活力，更加频繁。从局外人的视角看发生的中国的变化，经常会感到极大的震撼。我的老板基辛格博士在访问中国的时候，经常会对他所看到的一切发表评论。这些变化是中国人民在遇到巨大的挑战时，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我总是会听到基辛格博士感慨：所有的这些变化，都是他当初访问中国的时候难以想象得到的。中国人养成了创造不可思议的事物的习惯，这让中国的改革进程变得有趣而重要。数年之前，我注意到了这种变化，觉得有必要提醒人们关注，于是，我用“北京共识”来形容中国的变化。我仍然坚信，当全球都在经历沧海桑田的变化时，中国的持续改革和开放，是全世界都需要理解并支持的。
在不可思议的年代中，最重要的一课就是必须不断创新，并让思想与时俱进。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革命年代。那些没有保持思想进步的大人物们，很快就被时代抛弃了。所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保持思想的活跃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不要忘了，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从某种角度来看，保持思想的活跃一直就是中国改革的特点，从当年引进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时候，我们就能感受到这一点。但是如今，中国遇到的挑战，从规模来看，从复杂的程度来看，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改革的本性是会产生出从未见过的新问题。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创新，一种超越“中国特色”的创新。我将其称为“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所谓“后中国特色”，是指中国将不再把国外的东西拿来，然后增加一些“中国特色”，中国创造出来的将是完全崭新、自主的创新。但是，究竟什么才是“自主创新”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审视下什么是创新、什么是进步、什么是现代性。
本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最有趣的创新发生在不同寻常的观念互相融合的时候。比如，如果你把生物学和经济学融合起来，就会对金融市场有更深刻的理解。正是因为我们把新技术和传统的阅读、购物、交际习惯融合在一起，才产生出我们在IT行业看到的重大变革。所有的创新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最有用的创新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整合思想。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开放系统”，我们不是互相隔绝，而是要互相接触，这样才能创造出新的思想。在数十年之前，当我们还能封锁边界的时候，或许还能想象出来与世隔绝的创新。但在今天，这是不可想象的。闭门造车和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已经南辕北辙，而且造出来的可能是不合辙的残次品。不管是好是坏，完全的自力更生已是不可能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持续了30年，现在，应该思考下未来30年可能出现的不可思议的变化了。在我看来，中国很可能会从“改革”年代进入“创新和改革”的年代。改革时代的思想和方法，和创新时代会有很大的不同。决定未来中国方向的，就是如何才能转向创新和创造。我亲身感受到，在中国，创新正到处涌现，而且就在我们的身边。很多美国人，喜欢说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自己的创新。我觉得，这是一种谬见。中国人正在不断的创新。当然，中国所需要的大规模的创新，必须有各种各样崭新的风格，但是，如果你生活在中国，就会看到在全国范围内，关于社会福利、医疗卫生、外交政策和技术进步的新思想不断涌现，而且中国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在探索和试验这些新思想。当然，这也会带来新的挑战。如果“创新”和“改革”、“开放”一样，成为了中国发展的指导纲领，那么，这和“改革开放”时代相比，对中国的改变、对世界的影响会更大。
译者序
乐观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忧患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忧患之中，找到乐观的理由，才是最难的。
这是一个外表平静但暗流涌动的时代。危险往往来自于难以想象的方面。攻守之势异矣。恐怖分子花费一百万美元就可以制造9.11袭击，但美国却要花费数十亿美元在机尝港口加强安检。我们怎么会想到，美国南部几个阳光明媚的州房地产泡沫破灭，最终会带来一场席卷全球每一个角落的金融危机呢？为什么许多国家都派出军舰护航，但是索马里海盗依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袭击美国货船呢？我们该如何防范突如其来的传染病？我们也地震的预测都做不到，又该怎么防范呢？ 、
乔舒亚·雷默曾经和弗里德曼一样，是一位新闻记者。他曾是《时代周刊》最年轻的国际部主任。现在，他是基辛格基金会的执行主任。雷默少年老成，但又野心勃勃。他在《不可思议的年代》中，忧心忡忡的告诫读者：“阅读这本书的读者，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恐怕都难以见到我们所渴望见到的‘和平降临地球’”。如果我们变得贫穷，我们会因愤怒而战；如果我们变得富裕，我们会因贪婪而战。很难想象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会做出这么灰暗的预测。但转瞬之间，他又流露出一个少年的“张狂”。在他看来，现在的国际政治理论几乎都是错误的。现实主义者的看法过于陈旧。当年俾斯麦见拿破仑，拿破仑盛怒之下把帽子扔在地板上，以为俾斯麦会帮他捡起来，结果俾斯麦理都没有理。在传统的现实主义者的眼里，想看懂国际政治的力量格局，瞥一眼孤零零的呆在地板上的拿破仑的帽子，心里就能一清二楚了。但在我们这个不可思议的年代，你可能连自己的对手是谁都不知道，而且也不知道力量的格局会如何演化。现实主义者说：“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雷默说：“错，利益也不是永恒的”。理想主义者过于天真。他们以为国际政治就像做蛋糕，而且配方非常简单：民主+资本主义=繁荣和稳定。他们以为，软实力会慢慢发挥作用，输出西方的文化，其他地方的人们就会敞开怀迎接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但为什么在中东、拉美的年轻人，既是麦当娜的歌迷，又极度仇恨美国呢？
雷默担忧的是美国的安全、美国的地位。他看到美国的领导人、美国的**部门、美国的大战略在应对风险的挑战时，越来越笨拙、越来越困惑。于是，他转向了另外的力量，企图寻找出路。他推崇的都是造反派。充满了创新精神的IT企业家、破除一切成见的风险资本家、和西方智慧背道而驰的东方智慧、甚至包括被美国视为恐怖组织的真主党。这是一个造反有理、革命必胜的时代。游击队会打赢正规军。小国会击败大国。大卫会战胜歌利亚。如果你把一粒粒沙子堆起来，就会形成一个金字塔形的沙堆。刚开始的时候，再往上面放一粒沙子，其他的沙子都会自动调整，整个沙堆会变得更紧密、更稳定，但一旦超过一个临界状态，整个系统就会变得非常不稳定。我们知道最后会有一粒沙子，导致整个沙堆的坍塌，但是我们无法预测，到底是哪一粒会是最后一粒沙子。全球政治秩序也是这样的一个沙堆，每天都会掉下来新的沙粒：“可能是新的病毒、新的NGO、新的发明创造，或是离开家乡进入城市的印度农民……我们正在通过各种方式组织起来，但却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就像古老的中东谚语所说的：“朋友们有时来有时去，敌人们总是不断增多”。复杂性会不断增加的。传统的安全策略是无法解决这些新的安全问题的。
为了在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生存，我们必须在不可思议的地方、向不可思议的人们学习不可思议的创新。
向开发电子游戏的大师、任天堂的宫本茂学习吧。曾经一度占据游戏机市场的是索尼的PS3和微软的Xbox360。这两个企业投入大量的资源，研究和开发图像处理能力最强的技术，因为传统的游戏迷追求的是身临其境的视听感受。但是，宫本茂却在琢磨着另辟蹊径。他发现在汽车上装着一种加速度计，能够感知驾驶员的动作。如果加速度计感测出驾驶员突然急刹车，就会按照既定的程序自动弹出安全气囊。能不能把加速度计和游戏手柄结合在一起呢？任天堂的设计师们研究了四年，开发出来全新的Wii。和传统的游戏不一样，Wii需要你站起来玩游戏，运动起来玩游戏。你挥动手臂，才能玩网球游戏，你拿着两个遥控器前后晃动，就可以玩拳击游戏，你可以射箭，也可以练瑜伽。Wii一问世，便受到人们的热捧，原来从来不玩电子游戏的女性，现在都热衷于用它健身。这就是“混搭”的力量。在一个复杂系统中，所有的事物都会发生普遍联系，而我们要学会的，是把已经存在的不同事物融合、搭配，创造出全新的东西。
向以色列最出色的情报部门主管法卡什（Farkash）学习吧。传统的情报部门只会关注最直接的目标，比如敌人有多少辆坦克，它们藏在哪里。但法卡什会把他的手下派去，调查贝鲁特的人们上街买什么东西，在大马士革演什么戏。他甚至会故意制造些紧张气氛，比如搞一次没有伤到任何人的爆炸，看看对手如何反应。在一个复杂的体系中，过分的关注直接的目标，会让你忽视更宽广的背景，而背景往往是更重要的。在复杂的系统中，快速的变化可能并不那么重要，变化缓慢的因素才是决定性的，遗憾的是，由于它们变化得太慢，人们往往会忽视这些因素。
向被美国视为恐怖组织的真主党学习吧。雷默曾经坐着真主党的车子，在黎巴嫩南部转悠。他发现真主党的管理秘诀，并非仅仅是制造路边炸弹。真主党会专门派人，在黎巴嫩南部帮当地人盖房子。以色列炸毁一座房子，他们就盖一座。当然，真主党的盖房速度，远远比不上以色列的轰炸速度。但是，正是通过盖房，使得真主党和当地的人们融为一体。当地的人们在抽水马桶不通、孩子不听话的时候，都会想到向真主党求助。于是，“每一个被破坏的学校都会给真主党提供一个机会，建立起培养未来的战士的宗教学堂。”
向中国的古代兵家学习吧。西方崇尚的英雄是巴顿将军，在战场上骁勇善战，直接迎击来犯之敌。中国的兵家推崇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将军是无名将军。他们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们能打胜仗，而是他们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每一次都能避免兵戎相向。
向南非的艾滋病人学习吧。
雷默把国际政治视为复杂体系。最简单的复杂体系可能就是雷默提到的沙堆：如果你把一粒粒沙子堆起来，就会形成一个金字塔形的沙堆。刚开始的时候，再往上面放一粒沙子，其他的沙子都会自动调整，整个沙堆会变得更紧密、更稳定，但一旦超过一个临界状态，整个系统就会变得非常不稳定。我们知道最后会有一粒沙子，导致整个沙堆的坍塌，但是我们无法预测，到底是哪一粒会是最后一粒沙子。全球政治秩序也是这样的一个沙堆，每天都会掉下来新的沙粒：“可能是新的病毒、新的NGO、新的发明创造，或是离开家乡进入城市的印度农民……我们正在通过各种方式组织起来，但却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就像古老的中东谚语所说的：“朋友们有时来有时去，敌人们总是不断增多”。复杂性会不断增加的。传统的安全策略是无法解决这些新的安全问题的。
为了在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生存，我们必须在不可思议的地方、向不可思议的人们学习不可思议的创新。 向开发电子游戏的大师、任天堂的宫本茂学习吧。曾经一度占据游戏机市场的是索尼的PS3和微软的Xbox360。这两个企业投入大量的资源，研究和开发图像处理能力最强的技术，因为传统的游戏迷追求的是身临其境的视听感受。但是，宫本茂却在琢磨着另辟蹊径。他发现在汽车上装着一种加速度计，能够感知驾驶员的动作。如果加速度计感测出驾驶员突然急刹车，就会按照既定的程序自动弹出安全气囊。能不能把加速度计和游戏手柄结合在一起呢？任天堂的设计师们研究了四年，开发出来全新的Wii。和传统的游戏不一样，Wii需要你站起来玩游戏，运动起来玩游戏。你挥动手臂，才能玩网球游戏，你拿着两个遥控器前后晃动，就可以玩拳击游戏，你可以射箭，也可以练瑜伽。Wii一问世，便受到人们的热捧，原来从来不玩电子游戏的女性，现在都热衷于用它健身。这就是“混搭”的力量。在一个复杂系统中，所有的事物都会发生普遍联系，而我们要学会的，是把已经存在的不同事物融合、搭配，创造出全新的东西。 向以色列最出色的情报部门主管法卡什（Farkash）学习吧。传统的情报部门只会关注最直接的目标，比如敌人有多少辆坦克，它们藏在哪里。但法卡什会把他的手下派去，调查贝鲁特的人们上街买什么东西，在大马士革演什么戏。他甚至会故意制造些紧张气氛，比如搞一次没有伤到任何人的爆炸，看看对手如何反应。在一个复杂的体系中，过分的关注直接的目标，会让你忽视更宽广的背景，而背景往往是更重要的。在复杂的系统中，快速的变化可能并不那么重要，变化缓慢的因素才是决定性的，遗憾的是，由于它们变化得太慢，人们往往会忽视这些因素。 向被美国视为恐怖组织的真主党学习吧。雷默曾经坐着真主党的车子，在黎巴嫩南部转悠。他发现真主党的管理秘诀，并非仅仅是制造路边炸弹。真主党会专门派人，在黎巴嫩南部帮当地人盖房子。以色列炸毁一座房子，他们就盖一座。当然，真主党的盖房速度，远远比不上以色列的轰炸速度。但是，正是通过盖房，使得真主党和当地的人们融为一体。当地的人们在抽水马桶不通、孩子不听话的时候，都会想到向真主党求助。于是，“每一个被破坏的学校都会给真主党提供一个机会，建立起培养未来的战士的宗教学堂。” 向中国的古代兵家学习吧。西方崇尚的英雄是巴顿将军，在战场上骁勇善战，直接迎击来犯之敌。中国的兵家推崇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将军是无名将军。他们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们能打胜仗，而是他们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每一次都能避免兵戎相向。
向南非的艾滋病人学习吧。在南非，治疗肺结核的**援助项目已经进行了20多年，耗资巨大，并且培养了数量众多的医师和护士。但是，很多病人却经常中止结核病的治疗。治疗艾滋病的项目没有**的支持，要靠病人自己参与，先参加培训课程，然后自己服药，但大部分艾滋病人都能坚持下去，甚至奇迹般的痊愈。在结核病项目中，病人是完全被动的，吃药的时候都由护士在旁边监督。而在治疗艾滋病的项目中，病人必须主动参与。很多培训课程，不是由医护人员主讲，而是由病人们自己主讲的。如果一群目不识盯贫困潦倒、濒临死亡的艾滋病人，在意识到能够主动的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时候，能主动管理复杂的医疗程序，我们就会知道，只要赋予人们权力，他们将迸发出难以估量的力量和创新。
在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防范层出不穷的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套免疫系统。这是因为，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风险，无论是金融危机也好，还是恐怖主义也好，都非常类似于流行病：它们均从小处爆发、传播的速度极快。最初，它们都蕴藏在一些看起来没有危害的因素之中，直到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发生作用，才突然酿成完美的风暴。应对生化危机的最好办法，或许不是准备各种备用的疫苗，而是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公共卫生体系；预防地震最好的办法，可能不是投入更多的资源去预测地震，而是让靠近震区的社区更加灵活、更加团结。
一个美国人，关于美国的国际战略的反思的书，对我们会有什么用呢？事实上，中国面对的挑战比美国遇到的麻烦更多。美国的政治家可以花费几个月的时间讨论如何加强金融监管，但中国的政治家却需要在一天的时间内处理从校园血案、新疆骚乱到汇率改革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中国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我们更需要学会驾驭不可思议的变化。这就是雷默的《不可思议的年代》，能够给我们的启示。
第一部 沙堆效应
第一章 时代的性质
1. 各演各的戏
两个镀金边的小杯子里的浓咖啡已经凉了，咖啡里加的几乎已经发糊的菊苣根粉的苦味依然味道不散。我们两个人坐在一起，几乎一句话不说，各自若有所思，木然的望着近处一台无声的电视。这是2008年的初秋，所有的电视频道都在报道全球金融危机，就连我们正在看的黎巴嫩真主党下属的Al Manar频道上，也是这些新闻。在午后的平静和闲散中，Fouad和我都在享受难得的片刻安宁。随后，我们将各奔东西，回到各自的生活之中。他会回去做他的工作，他是真主党的首席信息技术专家。黎巴嫩真主党一直被视为游击队和恐怖组织。用一位以色列将军的话说，他们是这个行当中“世界上最伟大的”。
Fouad和我谈了很长时间，我们谈到古兰经，谈到殉道，谈到他说自己“已经死去”的感觉，他说他只是行走在世间，做他应该做的事情，等待着升入天堂的那一刻。那一刻是什么时候，很可能是由特拉维夫军方来决定的。我们也谈到他的童年时光，他的兄弟姐妹。他也问了我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因为我住在中国，而且他非常想了解中国。我来见Fouad，是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在我和真主党打交道的时候，我越来越惊异于他们的创造性和创新意识，哪怕这些都是为了制造耸人听闻的结果。他们在以色列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地找到更好的战斗和生存的方法，这让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指示牌，但是我一直搞不明白的是，他们这个指示牌上的标识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思。当然，这意味着一个挫败以色列军队的辉煌纪录。2006年，大约不到500名真主党战士，让三万名以色列军人的进攻陷入僵局，而且，以色列还出动了中东历史上代价最为昂贵的空中打击。真主党为了显示其能始能终，在战斗的最后一天，发射了和第一天同样多的导弹。
为了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全球秩序是如何运作的，又是如何改变的，我知道我必须对Fouad到处传播的理念非常熟悉，即使这些理念看起来似乎令人反感。从某个意义上讲，我感到像Fouad这样的战士身上那种对创新的激情，以及不顾一切的好奇心，让我想起来我的那些经营着庞大的IT公司或是对冲基金的朋友们。他们也和我一样大，大约三四十岁。当初在《时代》周刊做记者的时候，如果我接触到这些人，我一定会觉得他们充满了魅力，后来，在我辞掉了记者的工作，因为我想更好的了解我们这个世界是如何改变的，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记者，从远处观察其变化，作为观众体会怦然心跳的感觉。对变革的向往，渴望掌握力量并颠覆整个世界的冲动，在我们这一代中涌动。这一代人改变了互联网，将之塑造成为一个无所不在的革命性的世界；这一代人创造了巨大而不受管制的金融机构，榨取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利润，同时也制造了数以百亿美元计的风险。在中国，你时常能感受到这种变化。中国人正在努力建造一个政治经济体制，但是他们面临的问题却是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的。变化是中国人生活的中心。中国人需要发现各种变化，当变化的速度太慢的时候，他们会加快变化的速度。他们充满自信，因为他们相信历史的潮流是顺应他们的，他们将我们带到最激动人心的地方，不管是全球信息的快速联通还是完全新型的政府体制。他们相信在这个过程中，旧有的体制一定会分崩离析，这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将真主党份子和Google的创新在道德上相提并论可能是非常不妥当的，但是你可以在他们的工作中发现一个共同的力量：真主党的500名战士可以对抗以色列的三万名士兵，两个大学生在学校宿舍里面捣鼓出来的东西改变了整个互联网。这些创新的热点吸引了这一代人中最聪明的头脑：无数数学天才去了对冲基金，无数电脑高手开始自主创业，当然，也有些聪明的头脑走进了阴暗的角落。Fouad告诉我说：“我的电子邮箱里经常能收到雪片般的简历。当然，有的人会害怕被列入恐怖份子的黑名单中，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其实，我们是为了一个神圣的目标。”
我把这些我知道的反叛者和我知道的另外一个世界做比较。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美国军方，在IBM或时代华纳公司，都有优秀的人才为之工作。但是，我已经感觉到，这些保守的机构根本没有办法和反叛的力量竞争。在这些机构里面，无论尊卑，无论长幼，在它们的官僚体系的各个层级，每个人都被落伍的世界观束缚得紧紧的，他们以为过去的世界是不会改变的。听听格林斯潘的困惑吧。2008年，就在Fouad和我看到的电视报道的数周之后，格林斯潘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充满疑惑的说：“我发现了一个缺陷，但是我不知道它有多么严重，也不知道它会持续多久。但这件事情使我深感苦恼。”国会的人问他：“也就是说，你发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你的价值观，都是不对的？你过去的一套不再有用了？”格林斯潘回答说：“完全如此，正是如此。这正是我感到震惊的原因。因为在过去40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我都有非常雄辩的证据，证明我过去的做法都会如愿所想，从无失误。”
格林斯潘的回答能够让你感受到，我们的领导人们如今是多么的困惑。和他一样困惑的领导人大有人在：美国的总统怎么会在一场战争打得越来越惨烈的时候，就宣布战争胜利了呢？为什么俄罗斯的轰炸机会又飞到美国的海岸线呢？中国的人均日收入不过7美元，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会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积累了将近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呢？为什么美国的财政部长，一个身家近十亿美元的华尔街高手，会在2008年5月份就宣布危机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但到了8月份又不得不如此狼狈的奋力抢救全球金融体系？为什么我们都能马上想到一些紧迫的挑战，比如全球变暖，核武器的扩散，但是当要行动起来的时候，我们却举步不前，甚至还会倒退？
和Fouad分手之后，我想到了数周之前，我曾经和一位中国朋友见面。他现在在中国的银行体系中承担一个重要的角色。他告诉我，早在2007年，他就把旗下的一些金融机构关闭了，就是为了避免出现之后全球金融体系爆发的问题。他说，他非常惊讶为什么美国人没有发现这一风险，而且什么都没有做。他凭直觉已经嗅到了金融危机的到来。这让我意识到，真主党、我的中国朋友，以及Google的共同之处并不仅仅是野心勃勃想要改变。2004年当海啸袭击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斯里兰卡的时候，很多小动物早已逃到山顶，但海啸到了之后，25万人因为来不及撤离，葬身海底。小动物们根据直觉能够感受到灾难并赶紧行动，但是我们人类却在安稳的生活中逐渐变得麻木了。就在那个下午，我意识到，他和我曾经交谈过的其他人都发现了这种本能，并且能充分的利用这种本能。当他们每一次敲击键盘的时候，做每一笔投资的时候，甚至在策划每一次人体炸弹袭击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有一个更大的变化，正在朝着我们呼啸而来。
我和Fouad见面的头一天晚上，真主党的凶狠但却充满魅力的领袖，Hassan Nasrallah沾沾自喜的谈到，美国政府曾经告诉格鲁吉亚的军方，如果想更好的打击俄罗斯军队，就得向真主党学习。白宫会把真主党当作学习范本，介绍给格鲁吉亚？在贝鲁特这个谣言满天飞的地方，我们几乎无从得知这一说法是否正确。或许，这只是真主党自我膨胀的谎言。但是，即使这不是真的，难道真相不应该是这样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从Fouad，Nasrallah和他们的几千名士兵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吗？不管怎么样，2008年的秋天，当我坐在贝鲁特的咖啡馆里，看到电视里面报道着那些原本看起来坚若磐石的数十亿美元的金融机构轰然倒台，看到在另外一个频道里面，Nasrallah正在宣称，美国政府都要对他们刮目相看，我意识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那些不可思议的事物，将不可避免的到来。
2. 时代洪流
我们现在正开始经历着一个几个世纪以来国际秩序。过去时从1648年为斯特里条约之后欧洲国家变成民族国际之后最大的变化。这一变化是无法抗拒的。这一变化将迅速蔓延。它将传播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改变我们的商业模式，银行账号，商业模式，甚至影响我们的健康。我们正经历的不是一种单一的变化，甚至不仅仅是一场革命。我们正在经历的变化和二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金融危机的爆发类似，是一场无法阻止的变化的突然爆发。这种变化使得过去那些不可撼动的机构变得虚弱和不稳，这种变化使得那些看似弱小的变化最终会变成强大的力量。不管我们是否心甘情愿，这个世界并非变得更加稳定，或是更容易理解。简而言之，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革命的时代。但是，引领我们进入这个时代的领导者，思想观念和组织结构却比现在的时代落后数百年。一方面，这场革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冲击，但是，它也带来了新的财富，新的力量，新的希望和崭新的全球秩序。而且，我想在这本书里面着重介绍的是，这场变革将产生新的冠军。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哀叹我们不可避免的衰败。我们将讨论的是，如何才能拯救自我。这本书希望能够解密我们这个时代的复杂性，解读到处都在发生的神秘而危险的魔法。如果我们能够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每个人，从八岁的孩子到八十岁的老人，都能够从中找到新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而且也能够更清楚的知道我们在时代的洪流中该如何行动。??? 遗憾的是，无论是那些执掌企业的CEO，还是外交部或中央银行的官员，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优秀的人才，似乎都还沉浸在过去的陈旧的思考方式之中。他们不断的做出对这个世界的错误判断。从某个角度来说，批判他们是不公正的。当他们成长起来的时候，那时的全球秩序基本上是能够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认识的。那个时候，只有国家的行为才有意义，而且在你的愿望，和你得到的结果之间，存在着一种可以预期的稳定关系。在他们那个年代，他们都相信一种传统，即所有的国际危机都有最初的起源，而且最后一定会有确定的结束。他们那一代人都相信，资本主义的传播是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民主和技术将使得这个世界越来越稳定。这一观点是过去的精英们的共识，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人人相信的常识，从日内瓦的谈判室，到国会走廊，到白宫的作战室，到处都是这样的观念。但是，这种观念是经不起科学的检验的：它们既不能解释这个世界，也不能预测这个世界。但我们的领袖们却难以接受这种观念和现实的脱节。他们缺乏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创新精神和造反意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被自己的权力，地位和尊贵腐化了。我们的未来被交到了这样的一批人手中，但他们的最大特点就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困惑！??? 这些错误的观念产生了一个悲剧性的悖论：那些本来是要让我们这个世界更加安全的政策，结果却使得这个世界更加不稳定。比如说，历史上最大的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不仅没有消除恐怖主义，反而带来了更多更危险的恐怖分子。想要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政策，恰恰鼓励了更多的国家加快制造核武器。全球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提高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反而使得贫富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越来越宽。那些本意是想要制止金融危机的政策，最终却触发了危机的爆发。想要保护生物物种的环境保护技术，最后却让很多物种绝种。中东和平计划带来了更少的和平。我们当前面临着一长串类似的问题。我们最好的意图，我们最艰苦的努力，最后只是在顾影自怜。我们的领导人们的信誉正在一点点消逝，我们越来越难以信任他们。他们知道我们正面临的真正挑战是什么吗？他们会跟我们说实话吗？当他们制定的政策一次次失败之后，我们为什么还要相信他们告诉我们的一切，比如反恐战争，食品安全，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诸多其他关键的问题？???? 在当前对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始终没有看到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深刻反思。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希望，有些迹象甚至表明一些重大的政策或许会出现调整，但能够指导这些艰巨工作的观念和理论框架仍然付之阙如。没有一个总体的战略，我们对恐怖主义、全球变暖、破坏性武器、经济混乱的讨论都将会不着边际，但如今我们最缺的恰恰是总体的战略。未来最可能发生的变化可能是最危险的：我们可能只会对当前的政策做些微不足道的调整，对正在破产的制度做些局部的粉饰，然后就是不可避免且茫然失措的承认最终的失败。这种结局可能很快就会出现。我们的领导人们似乎还不了解，事情变化的速度将会非常之快：一家银行破产，五十家银行就会步其后尘；一个国家开发出核武器，就会有十几个其他国家跃跃欲试；一个孩子或一台电脑染上了病毒，传播的速度之快会让我们瞠目结舌。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此严峻，我们可能会遭受的失败如此令人担忧，我们试图以旧有的办法解决新的问题却发现自己束手无策，这些都会迫使我们去反思当代社会中的一些基本价值。我们甚至不得不从头审视政府体制和民主制度的性质。这些讨论不仅是重要的，也是必须的。但我们应该充满自信、坚定不移的讨论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惊恐不安和犹豫不决就会带来可怕的背叛。假如我们有幸生活在数个世纪之前，当技术革命、市场秩序和民主制度刚刚萌芽，并且扫清了我们生活中的不可知因素，当我们生活中的变
化都能够被井然有序的加以预测和计划，那该多好埃很多政治家、外交官和金融专家依然想让我们相信，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 但是，我们即将面临的时代和那个过去的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3. 历史片段的鉴赏家
本书讲述的是新的思考方式。新的思考方式认为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点，基于这个假设，我们试图提出一种思考当代世界的全新的、有用的方法。本书将告诉你，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思议的灾难随时可能爆发，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应对。本书的核心观点非常简单：在一个充满了惊异和创新的革命年代，你应该像一个革命分子那样思考和行动。在革命年代，不能像革命分子那样思考和行动的人就是受害者。我为什么说本书提倡的思考方式是有用的呢？因为这些新思维已经在现实中接受了检验。那些在新的时代里面成功的人们，奉行的正是这一模式，而那些忽视这些规则的人们，遇到的结果是灾难性的：破产、社会动荡、甚至死亡。从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的营地，到硅谷亿万富翁的办公室，到日本京都的间谍首领，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在竭力回避以旧方式认识世界的模式。??? 在这个新的模式中，我们能够学习到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变化中得到收获，而且如果我们努力去做，我们就能够更好的认识到，未来的美国应该是什么样子。从某个角度来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无论是在全球范围内尽可能多的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好，无论是尽可能的维护全球安全也好，在今天都变得更加重要。但是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我们能够维护全世界的人权和尊严的唯一希望，就是革命性的新语言和新思维。今天，总体来说，我们既不安全，也没有尊严。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不能再抛弃尊严，追求强权，我们不能再沉湎于冷酷的政治计算，把国家当做齿轮，把人类当做润滑剂。什么是权力，怎样更好的运用国家的权力，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即使是在过去，当那些传统的规律看起来更有说服力的时候，当各国的政治家都在遵循旧有的外交决策模式的时候，一些最伟大，最诚实的政治家已经承认，他们所运用的方法经常难以控制实际形势，并会不断和旧有的观念发生冲突。这些伟人在面对历史的时候，会有不由自主的感到脸红的时候。我们在Metternich，Castlereagh，艾森豪威尔或Bismarck的日记或私人信件中都会感受到这种羞愧。我们在美联储主席的国会证词中也会感受到这样的羞愧。这不仅仅是因为足智多谋的人士会不时感到其才智的局限。不如说，这是这些政治家们对一个不可预测的世界，对全球政治的复杂魔法的本能直觉。这种直觉决定着政治的成败。这是这些政治家们对不断发生的变化的清醒认识，他们勇于也乐于抛弃旧的模式，拥抱新的模式。August Fournier，Metternich的最重要的传记作家，有一次开玩笑的把Metternich称作“历史片段的鉴赏家”（virtuoso of moments）。我想奥地利的王子不会对这一称号感到不快。能够准确的把握瞬息即逝的时机，这可能是每一个政治家梦寐以求的最重要的治国技艺。正如17世纪伟大的政治家 Francois de Callieres 所说的：“从来就没有过完全的外交胜利”。即使你已经成功的解决了问题，但事实上，你不过是开始面对新的麻烦。??? 美国外交官，20世纪50年代的战略家Louis Halle，曾经观察到，外交政策的制定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反应，而是对政策制定者头脑中对外部世界的想象的反应。Louis Halle写到：“如果对世界的想象是错误的，在事实上和哲学上都是错误的，那么没有哪个外交官，不管多么有经验，能够在这种错误想象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政策。”如今，我们一度依赖的那些领导们对这个世界的想象，也是错误的，在事实上和哲学上都是错误的。应该把过去的错误想象抛弃掉，换成新的正确的想象。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分析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变化的框架，我们需要奠定基础，能够让亿万人民参与的这些变化，能够更加有用，更加持续，更加稳定。如果没有这些因素，对变革的希望可能很快会消退，变成失望和受挫感，甚至会变成巨大的恐慌。
4. 窗外的世界
在物理科学中，突然转变为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观念，是常有的事情。实施上，观念的突变被认为是必须的。每隔一段时期，就会有新的伟大的观念诞生，或是来自一个天才的石破天惊的创见，或是在某一个边缘的研究角落里被人忽视的工作中突然能披沙拣金，这些新的伟大的观念将在一夜之间取代过去陈旧的观念。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詹姆斯 沃森和弗兰克斯 克里描述的DNA双螺旋结构也是一样。如今，改变我们过去对权力的看法，以便更好的认识这个新的世界，同样需要一个巨大的观念转变。我们遇到的问题和20世纪的物理学家们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他们发现牛顿的物理学无法解释物质在原子世界里是如何运作的。物理学家们并没有把牛顿的物理学像脏水一样泼掉，相反，他们引入了一系列新的理论，使得牛顿物理学得到了发扬光大，能够解释更复杂的原子世界。当我们进入原子世界，我们就必须有观念的革命，要有创造性的概念，有的观念可能过于标新立异，以至于其结论和传统的物理学理论会完全相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指出，当物体的速度非常快的时候，牛顿物理学必须要修正。我们的国际体系或许也处在类似的境地。遇到一个变化速度更快、关系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体系，过去的国际政治理论的确需要修正了。这样一种研究范式的改变诚非易事。物理学里的范式转变也不是轻而易举的。正如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 玻尔曾对朋友说的：“如果量子物理学没有让你感到吃惊，你肯定是没有理解它”。本书的目的不是提供简单的标准化答案。任何一个诚实的研究者，都不敢贸然提供答案，因为所有的问题仍然层出不穷，提问的语言都是我们所无法理解的。本书希望探讨思考问题的一个新的角度，并启发新的灵感。你现在读到的一些观点，或是你接着读到昏昏入睡的时候遇到的那些观点，可能会让你感到吃惊：拿到我们不需要签订新的和平协议，就能让中东地区的局势更安宁？难道美国的国务院需要一个彻底的重组？难道我们能放手让几乎是文盲的农民自主管理如此复杂的卫生健康项目？但是，请注意，那些让我们的世界更加危险的力量中，也蕴含着让我们的世界更加安全的因素。在叙利亚的边境城市塔阿法（Tal’Afar）的每一个路边炸弹，每一例死于抗药性结核病病菌的病例，世界金融市场上出现的每一次故障，都让我们看到一些潜在的力量，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并掌握，就能够把它们带来的危险转化为新的希望。
我们今日所处的世界和一百多年前的世界已经大不相同，但是我们目前所接受的关于国家和国际政治的大部分观念都是一百多年前出现的。我们可能认为1900年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但是那个时候，即使是最基本的现代社会的要求都难以得到满足。当时，60%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仍然生活在前工业化社会，仍然在土里刨食，城市化进程才刚刚起步。工厂和流水线还是刚刚萌芽的新事物，尽管给一部分人创造了财富，但也给另外一部分人带来了新的悲剧。这种不安定导致了经济上的分裂，并由此种下了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种子。但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的转型，也伴随着越来越快的相互联系、交通通讯和教育。这些力量最终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最近，我们的社会又从工业化社会进化到信息和服务社会。如今，每隔35年，我们的经济规模就能翻一番，这一增长速度是一百年前的四倍。但是，什么也没有我们传递信息的速度增长得快。150年前，靠马背运送的信件，传递信息的能力大约为每秒钟0.003比特（假设一封信的内容平均有10个千字节，当然，那个时候还根本没有这样的计量单位）。到20世纪60年代，这同样的10个千字节的内容，大约能以每秒300比特的速度传输，如今，全球光缆传输信息的速度为每秒钟十亿比特。在过去150年内，信息传输的速度有了上千亿倍的增长。
这些变化趋势都非常像互联网人士喜欢说的“曲棍球曲线”：开始的时候增长很平缓，但是后来发展得越来越快。尽管我们已经觉得自己处在现代化即将谢幕的时代，但在地球上绝大多数地方，现代化才刚刚开始。如今，世界上最大的五十个城市里，只有十个在欧美国家。在我们的周围，新的因素一个接着一个，流入一个混杂的大池子中。我们过去曾乐观的称之为全球秩序，但是，国家的力量正在削弱，相互依存使得简单的因果关系难以维系，谁能想到住房按揭贷款和油价下跌之间的联系呢，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这个时代看起来最英明的政策最终都一次又一次的事与愿违。
科学家用“复杂系统”这样的术语描述这种局面，因为复杂系统中内在的关系难以用简单的模式刻画，而且很可能难以精准的预测。复杂系统中的变化，比如生态系统或股票市场上的变化，往往不是缓慢的渐变，而是由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化导致的。显然，这种系统是难以简单的从外部控制或设计的。复杂系统也难倒了旧的物理学，从亚里士多德到牛顿，旧的物理学已经习惯了将世界简化为最基本的模块，并据此组装成世间万物。
如果你问一个研究复杂系统的科学家：“什么是复杂系统？”他们往往会告诉你：“看看窗外１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景观，天上的云朵，地上的山川，全部都是复杂而不可预测的相互作用造成的。提出自组织临界（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概念的著名物理学家Per Bak在解释复杂系统之重要性时说：“我们身边的大部分现象都不能用传统的物理学定律解释”。他的意思是说，你打开窗户，看到的大部分现象，都无法用传统物理学中关于能量或运动的定律解释。我们必须借助更复杂的逻辑。Bak喜欢讲一个笑话，说的是一个奶农聘请了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帮他想办法如何才能提高奶牛的产量。物理学家到了农场，和奶农谈了谈，然后一走就是好几年。最后，他终于回来了，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找到办法了。办法是这样的，他说：“假设奶牛是一个球体，…‥”。Bak对传统的物理学不满的是，他们在研究现实世界的时候总是要借助这样的简化假设。我们在本书的后面部分还要再谈到复杂系统，但是首先，请记住复杂系统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我们不能再沉湎于过去的观念，认为世界是可以被分解为最基本的模块的，现实世界中的真正变化会舍得所有的预测都难以精准，因此我们必须改弦更张，换个思路。格林斯潘错了，他错就错在，误以为有了过去四十年的经验，就能预测未来的变化。??? Bak曾写道：“复杂系统会出现突然的巨变，因为系统中的一部分会影响到其他部分，这种影响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壳上的裂缝就能带来地震，而且其能量惊人”。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到处都是能带来破坏的裂缝，到处都是隐藏的能量。一个方面的剧烈变化会导致另外一个方面的剧烈变化。你想去寻找简单的相互关系、能够方便的控制的规律吗，它们就像一头球体的奶牛一样难找。但是这正带来变革的传染性的能量正在我们的身边爆炸，但是这种能量是能够被利用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理解并利用这种能量。一方面，我们已经不再能够完全指望国家，公司或军队保护我们的安全，我们每个人自己也要尽可能承担部分的责任。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变化也使得我们的生活有了深刻的改善，对未来的地球有着深远的影响。我想，当听到我们的领导对当今的金融体系或安全体制竟然如此缺乏了解的时候，你已经感到隐隐的不安。而且，你可能也会感到一种心痛，为什么人类的最基本的尊严，竟然这样难以获得呢？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在之后的讨论中会谈到，如果我们能够用一种全新的，动态的视角来看待权力，那么就能够提供一种新的方法，不仅能够更好的应对新的变化，而且能够更好的维护人类的尊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在谈论新的模式之前，我想先探讨一下我们这个世界运转的规律。我们将首先回顾一下，关于权力的过去的观念是什么，这些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又将会把我们带向何处。然后，我们将讨论一个完全不同的模式，一个能够更好的分析不断出现的变化和新鲜事物的模式。紧接著，我们将环顾世界，去看看那些突然变得无法避免的危险和新的可能性。不可思议的事物如何才能变得可以被我们理解。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着重介绍理解未来的一种新的角度，我将之称为“深度安全”（deep security）。我们将从革命性力量中学习其最好的观念，以丰富我们的所见，所思和所行，同时，我们还要将这一新的理念与已有的权力赋予我们的需求和责任融合起来。这是革命性年代的革命性方法，其目的是为了确保真正的安全和繁荣。无论是对整个世界，还是我们每一个生命来说，现在需要的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其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一个全球免疫系统：时刻准备着应对不可预料的变化。我们需要这样的生活方式，以应对一个如此动荡的世界。免疫系统本身无法消除疾病的存在，但是没有免疫系统，哪怕是最微小的细菌，都会给我们带来致命的威胁。深度安全的作用就像免疫系统一样，而且我们这套系统的影响之大是无可比拟的。我们现在束手无策的许多问题，从核武器的扩散，到全球气候变化，到新兴大国和反对者的崛起，从程度和规模上讲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些问题能否得到妥善处理，事关亿万人的生死存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乔治·坎南，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地缘政治学家，蛰居在国家军事学院，用了一年的时间思考和教课。坎南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但是他事后回忆，说他经历过的最令人激动的时刻就是在Fort McNair度过的那一年。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望着窗外，思考着全球政治的秩序，慢慢的，一个关于全球政治的图景在他的头脑中越来越清晰。他在那年做的十三场影响深远的报告中曾经谈到：“如今，哪怕为了做到差强人意，我们也必须准备好发挥自己份内的力量，承担自己的责任，犯你自己的错误，并准备承受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的风险。”他说，他感受到了必须以一种新的方式认识权力，这又着迫切而重大的意义。同样，今天我们又遇到了相似的问题。我们需要大量的崭新的思想。我不是说我们应该赶紧应付差事，制造一堆所谓的新思想和新机构，这样做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会制造更多的麻烦。但是，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启动紧迫的，持续的，不停息的改革和创新，只有这样，在五年之后，或十年之后，我们才能有一个以新的思维，新的语言构造出来的关于金融，环境和国家安全的新的革命性的制度框架。这是国际政治领域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究竟是哪些力量，正在急剧的改变全球政治的秩序，也在改变着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社区的形态。从今之后的数十年内，我们应对这个世界的方法将变得非常不同，而这一切，都源于当我和Fouad一起喝咖啡的时候感受到的这场海啸的轻微震动。在我们的面前，是鼓舞人心的重大发现和创新。
第一章 时代的性质
1. 各演各的戏
两个镀金边的小杯子里的浓咖啡已经凉了，咖啡里加的几乎已经发糊的菊苣根粉的苦味依然味道不散。我们两个人坐在一起，几乎一句话不说，各自若有所思，木然的望着近处一台无声的电视。这是2008年的初秋，所有的电视频道都在报道全球金融危机，就连我们正在看的黎巴嫩真主党下属的Al Manar频道上，也是这些新闻。在午后的平静和闲散中，Fouad和我都在享受难得的片刻安宁。随后，我们将各奔东西，回到各自的生活之中。他会回去做他的工作，他是真主党的首席信息技术专家。黎巴嫩真主党一直被视为游击队和恐怖组织。用一位以色列将军的话说，他们是这个行当中“世界上最伟大的”。
Fouad和我谈了很长时间，我们谈到古兰经，谈到殉道，谈到他说自己“已经死去”的感觉，他说他只是行走在世间，做他应该做的事情，等待着升入天堂的那一刻。那一刻是什么时候，很可能是由特拉维夫军方来决定的。我们也谈到他的童年时光，他的兄弟姐妹。他也问了我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因为我住在中国，而且他非常想了解中国。我来见Fouad，是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在我和真主党打交道的时候，我越来越惊异于他们的创造性和创新意识，哪怕这些都是为了制造耸人听闻的结果。他们在以色列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地找到更好的战斗和生存的方法，这让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指示牌，但是我一直搞不明白的是，他们这个指示牌上的标识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思。当然，这意味着一个挫败以色列军队的辉煌纪录。2006年，大约不到500名真主党战士，让三万名以色列军人的进攻陷入僵局，而且，以色列还出动了中东历史上代价最为昂贵的空中打击。真主党为了显示其能始能终，在战斗的最后一天，发射了和第一天同样多的导弹。
为了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全球秩序是如何运作的，又是如何改变的，我知道我必须对Fouad到处传播的理念非常熟悉，即使这些理念看起来似乎令人反感。从某个意义上讲，我感到像Fouad这样的战士身上那种对创新的激情，以及不顾一切的好奇心，让我想起来我的那些经营着庞大的IT公司或是对冲基金的朋友们。他们也和我一样大，大约三四十岁。当初在《时代》周刊做记者的时候，如果我接触到这些人，我一定会觉得他们充满了魅力，后来，在我辞掉了记者的工作，因为我想更好的了解我们这个世界是如何改变的，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记者，从远处观察其变化，作为观众体会怦然心跳的感觉。对变革的向往，渴望掌握力量并颠覆整个世界的冲动，在我们这一代中涌动。这一代人改变了互联网，将之塑造成为一个无所不在的革命性的世界；这一代人创造了巨大而不受管制的金融机构，榨取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利润，同时也制造了数以百亿美元计的风险。在中国，你时常能感受到这种变化。中国人正在努力建造一个政治经济体制，但是他们面临的问题却是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的。变化是中国人生活的中心。中国人需要发现各种变化，当变化的速度太慢的时候，他们会加快变化的速度。他们充满自信，因为他们相信历史的潮流是顺应他们的，他们将我们带到最激动人心的地方，不管是全球信息的快速联通还是完全新型的政府体制。他们相信在这个过程中，旧有的体制一定会分崩离析，这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将真主党份子和Google的创新在道德上相提并论可能是非常不妥当的，但是你可以在他们的工作中发现一个共同的力量：真主党的500名战士可以对抗以色列的三万名士兵，两个大学生在学校宿舍里面捣鼓出来的东西改变了整个互联网。这些创新的热点吸引了这一代人中最聪明的头脑：无数数学天才去了对冲基金，无数电脑高手开始自主创业，当然，也有些聪明的头脑走进了阴暗的角落。Fouad告诉我说：“我的电子邮箱里经常能收到雪片般的简历。当然，有的人会害怕被列入恐怖份子的黑名单中，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其实，我们是为了一个神圣的目标。”
我把这些我知道的反叛者和我知道的另外一个世界做比较。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美国军方，在IBM或时代华纳公司，都有优秀的人才为之工作。但是，我已经感觉到，这些保守的机构根本没有办法和反叛的力量竞争。在这些机构里面，无论尊卑，无论长幼，在它们的官僚体系的各个层级，每个人都被落伍的世界观束缚得紧紧的，他们以为过去的世界是不会改变的。听听格林斯潘的困惑吧。2008年，就在Fouad和我看到的电视报道的数周之后，格林斯潘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充满疑惑的说：“我发现了一个缺陷，但是我不知道它有多么严重，也不知道它会持续多久。但这件事情使我深感苦恼。”国会的人问他：“也就是说，你发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你的价值观，都是不对的？你过去的一套不再有用了？”格林斯潘回答说：“完全如此，正是如此。这正是我感到震惊的原因。因为在过去40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我都有非常雄辩的证据，证明我过去的做法都会如愿所想，从无失误。”
格林斯潘的回答能够让你感受到，我们的领导人们如今是多么的困惑。和他一样困惑的领导人大有人在：美国的总统怎么会在一场战争打得越来越惨烈的时候，就宣布战争胜利了呢？为什么俄罗斯的轰炸机会又飞到美国的海岸线呢？中国的人均日收入不过7美元，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会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积累了将近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呢？为什么美国的财政部长，一个身家近十亿美元的华尔街高手，会在2008年5月份就宣布危机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但到了8月份又不得不如此狼狈的奋力抢救全球金融体系？为什么我们都能马上想到一些紧迫的挑战，比如全球变暖，核武器的扩散，但是当要行动起来的时候，我们却举步不前，甚至还会倒退？
和Fouad分手之后，我想到了数周之前，我曾经和一位中国朋友见面。他现在在中国的银行体系中承担一个重要的角色。他告诉我，早在2007年，他就把旗下的一些金融机构关闭了，就是为了避免出现之后全球金融体系爆发的问题。他说，他非常惊讶为什么美国人没有发现这一风险，而且什么都没有做。他凭直觉已经嗅到了金融危机的到来。这让我意识到，真主党、我的中国朋友，以及Google的共同之处并不仅仅是野心勃勃想要改变。2004年当海啸袭击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斯里兰卡的时候，很多小动物早已逃到山顶，但海啸到了之后，25万人因为来不及撤离，葬身海底。小动物们根据直觉能够感受到灾难并赶紧行动，但是我们人类却在安稳的生活中逐渐变得麻木了。就在那个下午，我意识到，他和我曾经交谈过的其他人都发现了这种本能，并且能充分的利用这种本能。当他们每一次敲击键盘的时候，做每一笔投资的时候，甚至在策划每一次人体炸弹袭击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有一个更大的变化，正在朝着我们呼啸而来。
我和Fouad见面的头一天晚上，真主党的凶狠但却充满魅力的领袖，Hassan Nasrallah沾沾自喜的谈到，美国政府曾经告诉格鲁吉亚的军方，如果想更好的打击俄罗斯军队，就得向真主党学习。白宫会把真主党当作学习范本，介绍给格鲁吉亚？在贝鲁特这个谣言满天飞的地方，我们几乎无从得知这一说法是否正确。或许，这只是真主党自我膨胀的谎言。但是，即使这不是真的，难道真相不应该是这样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从Fouad，Nasrallah和他们的几千名士兵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吗？不管怎么样，2008年的秋天，当我坐在贝鲁特的咖啡馆里，看到电视里面报道着那些原本看起来坚若磐石的数十亿美元的金融机构轰然倒台，看到在另外一个频道里面，Nasrallah正在宣称，美国政府都要对他们刮目相看，我意识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那些不可思议的事物，将不可避免的到来。
2. 时代洪流
我们现在正开始经历着一个几个世纪以来国际秩序。过去时从1648年为斯特里条约之后欧洲国家变成民族国际之后最大的变化。这一变化是无法抗拒的。这一变化将迅速蔓延。它将传播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改变我们的商业模式，银行账号，商业模式，甚至影响我们的健康。我们正经历的不是一种单一的变化，甚至不仅仅是一场革命。我们正在经历的变化和二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金融危机的爆发类似，是一场无法阻止的变化的突然爆发。这种变化使得过去那些不可撼动的机构变得虚弱和不稳，这种变化使得那些看似弱小的变化最终会变成强大的力量。不管我们是否心甘情愿，这个世界并非变得更加稳定，或是更容易理解。简而言之，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革命的时代。但是，引领我们进入这个时代的领导者，思想观念和组织结构却比现在的时代落后数百年。一方面，这场革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冲击，但是，它也带来了新的财富，新的力量，新的希望和崭新的全球秩序。而且，我想在这本书里面着重介绍的是，这场变革将产生新的冠军。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哀叹我们不可避免的衰败。我们将讨论的是，如何才能拯救自我。这本书希望能够解密我们这个时代的复杂性，解读到处都在发生的神秘而危险的魔法。如果我们能够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每个人，从八岁的孩子到八十岁的老人，都能够从中找到新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而且也能够更清楚的知道我们在时代的洪流中该如何行动。
遗憾的是，无论是那些执掌企业的CEO，还是外交部或中央银行的官员，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优秀的人才，似乎都还沉浸在过去的陈旧的思考方式之中。他们不断的做出对这个世界的错误判断。从某个角度来说，批判他们是不公正的。当他们成长起来的时候，那时的全球秩序基本上是能够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认识的。那个时候，只有国家的行为才有意义，而且在你的愿望，和你得到的结果之间，存在着一种可以预期的稳定关系。在他们那个年代，他们都相信一种传统，即所有的国际危机都有最初的起源，而且最后一定会有确定的结束。他们那一代人都相信，资本主义的传播是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民主和技术将使得这个世界越来越稳定。这一观点是过去的精英们的共识，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人人相信的常识，从日内瓦的谈判室，到国会走廊，到白宫的作战室，到处都是这样的观念。但是，这种观念是经不起科学的检验的：它们既不能解释这个世界，也不能预测这个世界。但我们的领袖们却难以接受这种观念和现实的脱节。他们缺乏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创新精神和造反意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被自己的权力，地位和尊贵腐化了。我们的未来被交到了这样的一批人手中，但他们的最大特点就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困惑！
这些错误的观念产生了一个悲剧性的悖论：那些本来是要让我们这个世界更加安全的政策，结果却使得这个世界更加不稳定。比如说，历史上最大的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不仅没有消除恐怖主义，反而带来了更多更危险的恐怖分子。想要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政策，恰恰鼓励了更多的国家加快制造核武器。全球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提高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反而使得贫富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越来越宽。那些本意是想要制止金融危机的政策，最终却触发了危机的爆发。想要保护生物物种的环境保护技术，最后却让很多物种绝种。中东和平计划带来了更少的和平。我们当前面临着一长串类似的问题。我们最好的意图，我们最艰苦的努力，最后只是在顾影自怜。我们的领导人们的信誉正在一点点消逝，我们越来越难以信任他们。他们知道我们正面临的真正挑战是什么吗？他们会跟我们说实话吗？当他们制定的政策一次次失败之后，我们为什么还要相信他们告诉我们的一切，比如反恐战争，食品安全，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诸多其他关键的问题？
在当前对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始终没有看到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深刻反思。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希望，有些迹象甚至表明一些重大的政策或许会出现调整，但能够指导这些艰巨工作的观念和理论框架仍然付之阙如。没有一个总体的战略，我们对恐怖主义、全球变暖、破坏性武器、经济混乱的讨论都将会不着边际，但如今我们最缺的恰恰是总体的战略。未来最可能发生的变化可能是最危险的：我们可能只会对当前的政策做些微不足道的调整，对正在破产的制度做些局部的粉饰，然后就是不可避免且茫然失措的承认最终的失败。这种结局可能很快就会出现。我们的领导人们似乎还不了解，事情变化的速度将会非常之快：一家银行破产，五十家银行就会步其后尘；一个国家开发出核武器，就会有十几个其他国家跃跃欲试；一个孩子或一台电脑染上了病毒，传播的速度之快会让我们瞠目结舌。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此严峻，我们可能会遭受的失败如此令人担忧，我们试图以旧有的办法解决新的问题却发现自己束手无策，这些都会迫使我们去反思当代社会中的一些基本价值。我们甚至不得不从头审视政府体制和民主制度的性质。这些讨论不仅是重要的，也是必须的。但我们应该充满自信、坚定不移的讨论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惊恐不安和犹豫不决就会带来可怕的背叛。假如我们有幸生活在数个世纪之前，当技术革命、市场秩序和民主制度刚刚萌芽，并且扫清了我们生活中的不可知因素，当我们生活中的变化都能够被井然有序的加以预测和计划，那该多好埃很多政治家、外交官和金融专家依然想让我们相信，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
但是，我们即将面临的时代和那个过去的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3. 历史片段的鉴赏家
本书讲述的是新的思考方式。新的思考方式认为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点，基于这个假设，我们试图提出一种思考当代世界的全新的、有用的方法。本书将告诉你，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思议的灾难随时可能爆发，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应对。本书的核心观点非常简单：在一个充满了惊异和创新的革命年代，你应该像一个革命分子那样思考和行动。在革命年代，不能像革命分子那样思考和行动的人就是受害者。我为什么说本书提倡的思考方式是有用的呢？因为这些新思维已经在现实中接受了检验。那些在新的时代里面成功的人们，奉行的正是这一模式，而那些忽视这些规则的人们，遇到的结果是灾难性的：破产、社会动荡、甚至死亡。从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的营地，到硅谷亿万富翁的办公室，到日本京都的间谍首领，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在竭力回避以旧方式认识世界的模式。
在这个新的模式中，我们能够学习到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变化中得到收获，而且如果我们努力去做，我们就能够更好的认识到，未来的美国应该是什么样子。从某个角度来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无论是在全球范围内尽可能多的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好，无论是尽可能的维护全球安全也好，在今天都变得更加重要。但是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我们能够维护全世界的人权和尊严的唯一希望，就是革命性的新语言和新思维。今天，总体来说，我们既不安全，也没有尊严。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不能再抛弃尊严，追求强权，我们不能再沉湎于冷酷的政治计算，把国家当做齿轮，把人类当做润滑剂。什么是权力，怎样更好的运用国家的权力，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即使是在过去，当那些传统的规律看起来更有说服力的时候，当各国的政治家都在遵循旧有的外交决策模式的时候，一些最伟大，最诚实的政治家已经承认，他们所运用的方法经常难以控制实际形势，并会不断和旧有的观念发生冲突。这些伟人在面对历史的时候，会有不由自主的感到脸红的时候。我们在Metternich，Castlereagh，艾森豪威尔或Bismarck的日记或私人信件中都会感受到这种羞愧。我们在美联储主席的国会证词中也会感受到这样的羞愧。这不仅仅是因为足智多谋的人士会不时感到其才智的局限。不如说，这是这些政治家们对一个不可预测的世界，对全球政治的复杂魔法的本能直觉。这种直觉决定着政治的成败。这是这些政治家们对不断发生的变化的清醒认识，他们勇于也乐于抛弃旧的模式，拥抱新的模式。August Fournier，Metternich的最重要的传记作家，有一次开玩笑的把Metternich称作“历史片段的鉴赏家”（virtuoso of moments）。我想奥地利的王子不会对这一称号感到不快。能够准确的把握瞬息即逝的时机，这可能是每一个政治家梦寐以求的最重要的治国技艺。正如17世纪伟大的政治家 Francois de Callieres 所说的：“从来就没有过完全的外交胜利”。即使你已经成功的解决了问题，但事实上，你不过是开始面对新的麻烦。
美国外交官，20世纪50年代的战略家Louis Halle，曾经观察到，外交政策的制定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反应，而是对政策制定者头脑中对外部世界的想象的反应。Louis Halle写到：“如果对世界的想象是错误的，在事实上和哲学上都是错误的，那么没有哪个外交官，不管多么有经验，能够在这种错误想象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政策。”如今，我们一度依赖的那些领导们对这个世界的想象，也是错误的，在事实上和哲学上都是错误的。应该把过去的错误想象抛弃掉，换成新的正确的想象。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分析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变化的框架，我们需要奠定基础，能够让亿万人民参与的这些变化，能够更加有用，更加持续，更加稳定。如果没有这些因素，对变革的希望可能很快会消退，变成失望和受挫感，甚至会变成巨大的恐慌。
4. 窗外的世界
在物理科学中，突然转变为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观念，是常有的事情。实施上，观念的突变被认为是必须的。每隔一段时期，就会有新的伟大的观念诞生，或是来自一个天才的石破天惊的创见，或是在某一个边缘的研究角落里被人忽视的工作中突然能披沙拣金，这些新的伟大的观念将在一夜之间取代过去陈旧的观念。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詹姆斯 沃森和弗兰克斯 克里描述的DNA双螺旋结构也是一样。如今，改变我们过去对权力的看法，以便更好的认识这个新的世界，同样需要一个巨大的观念转变。我们遇到的问题和20世纪的物理学家们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他们发现牛顿的物理学无法解释物质在原子世界里是如何运作的。物理学家们并没有把牛顿的物理学像脏水一样泼掉，相反，他们引入了一系列新的理论，使得牛顿物理学得到了发扬光大，能够解释更复杂的原子世界。当我们进入原子世界，我们就必须有观念的革命，要有创造性的概念，有的观念可能过于标新立异，以至于其结论和传统的物理学理论会完全相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指出，当物体的速度非常快的时候，牛顿物理学必须要修正。我们的国际体系或许也处在类似的境地。遇到一个变化速度更快、关系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体系，过去的国际政治理论的确需要修正了。
这样一种研究范式的改变诚非易事。物理学里的范式转变也不是轻而易举的。正如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 玻尔曾对朋友说的：“如果量子物理学没有让你感到吃惊，你肯定是没有理解它”。本书的目的不是提供简单的标准化答案。任何一个诚实的研究者，都不敢贸然提供答案，因为所有的问题仍然层出不穷，提问的语言都是我们所无法理解的。本书希望探讨思考问题的一个新的角度，并启发新的灵感。你现在读到的一些观点，或是你接着读到昏昏入睡的时候遇到的那些观点，可能会让你感到吃惊：拿到我们不需要签订新的和平协议，就能让中东地区的局势更安宁？难道美国的国务院需要一个彻底的重组？难道我们能放手让几乎是文盲的农民自主管理如此复杂的卫生健康项目？但是，请注意，那些让我们的世界更加危险的力量中，也蕴含着让我们的世界更加安全的因素。在叙利亚的边境城市塔阿法（Tal’Afar）的每一个路边炸弹，每一例死于抗药性结核病病菌的病例，世界金融市场上出现的每一次故障，都让我们看到一些潜在的力量，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并掌握，就能够把它们带来的危险转化为新的希望。
我们今日所处的世界和一百多年前的世界已经大不相同，但是我们目前所接受的关于国家和国际政治的大部分观念都是一百多年前出现的。我们可能认为1900年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但是那个时候，即使是最基本的现代社会的要求都难以得到满足。当时，60%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仍然生活在前工业化社会，仍然在土里刨食，城市化进程才刚刚起步。工厂和流水线还是刚刚萌芽的新事物，尽管给一部分人创造了财富，但也给另外一部分人带来了新的悲剧。这种不安定导致了经济上的分裂，并由此种下了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种子。但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的转型，也伴随着越来越快的相互联系、交通通讯和教育。这些力量最终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最近，我们的社会又从工业化社会进化到信息和服务社会。如今，每隔35年，我们的经济规模就能翻一番，这一增长速度是一百年前的四倍。但是，什么也没有我们传递信息的速度增长得快。150年前，靠马背运送的信件，传递信息的能力大约为每秒钟0.003比特（假设一封信的内容平均有10个千字节，当然，那个时候还根本没有这样的计量单位）。到20世纪60年代，这同样的10个千字节的内容，大约能以每秒300比特的速度传输，如今，全球光缆传输信息的速度为每秒钟十亿比特。在过去150年内，信息传输的速度有了上千亿倍的增长。
这些变化趋势都非常像互联网人士喜欢说的“曲棍球曲线”：开始的时候增长很平缓，但是后来发展得越来越快。尽管我们已经觉得自己处在现代化即将谢幕的时代，但在地球上绝大多数地方，现代化才刚刚开始。如今，世界上最大的五十个城市里，只有十个在欧美国家。在我们的周围，新的因素一个接着一个，流入一个混杂的大池子中。我们过去曾乐观的称之为全球秩序，但是，国家的力量正在削弱，相互依存使得简单的因果关系难以维系，谁能想到住房按揭贷款和油价下跌之间的联系呢，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这个时代看起来最英明的政策最终都一次又一次的事与愿违。
科学家用“复杂系统”这样的术语描述这种局面，因为复杂系统中内在的关系难以用简单的模式刻画，而且很可能难以精准的预测。复杂系统中的变化，比如生态系统或股票市场上的变化，往往不是缓慢的渐变，而是由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化导致的。显然，这种系统是难以简单的从外部控制或设计的。复杂系统也难倒了旧的物理学，从亚里士多德到牛顿，旧的物理学已经习惯了将世界简化为最基本的模块，并据此组装成世间万物。
如果你问一个研究复杂系统的科学家：“什么是复杂系统？”他们往往会告诉你：“看看窗外１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景观，天上的云朵，地上的山川，全部都是复杂而不可预测的相互作用造成的。提出自组织临界（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概念的著名物理学家Per Bak在解释复杂系统之重要性时说：“我们身边的大部分现象都不能用传统的物理学定律解释”。他的意思是说，你打开窗户，看到的大部分现象，都无法用传统物理学中关于能量或运动的定律解释。我们必须借助更复杂的逻辑。Bak喜欢讲一个笑话，说的是一个奶农聘请了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帮他想办法如何才能提高奶牛的产量。物理学家到了农场，和奶农谈了谈，然后一走就是好几年。最后，他终于回来了，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找到办法了。办法是这样的，他说：“假设奶牛是一个球体，…‥”。Bak对传统的物理学不满的是，他们在研究现实世界的时候总是要借助这样的简化假设。我们在本书的后面部分还要再谈到复杂系统，但是首先，请记住复杂系统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我们不能再沉湎于过去的观念，认为世界是可以被分解为最基本的模块的，现实世界中的真正变化会舍得所有的预测都难以精准，因此我们必须改弦更张，换个思路。格林斯潘错了，他错就错在，误以为有了过去四十年的经验，就能预测未来的变化。
Bak曾写道：“复杂系统会出现突然的巨变，因为系统中的一部分会影响到其他部分，这种影响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壳上的裂缝就能带来地震，而且其能量惊人”。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到处都是能带来破坏的裂缝，到处都是隐藏的能量。一个方面的剧烈变化会导致另外一个方面的剧烈变化。你想去寻找简单的相互关系、能够方便的控制的规律吗，它们就像一头球体的奶牛一样难找。但是这正带来变革的传染性的能量正在我们的身边爆炸，但是这种能量是能够被利用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理解并利用这种能量。一方面，我们已经不再能够完全指望国家，公司或军队保护我们的安全，我们每个人自己也要尽可能承担部分的责任。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变化也使得我们的生活有了深刻的改善，对未来的地球有着深远的影响。我想，当听到我们的领导对当今的金融体系或安全体制竟然如此缺乏了解的时候，你已经感到隐隐的不安。而且，你可能也会感到一种心痛，为什么人类的最基本的尊严，竟然这样难以获得呢？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在之后的讨论中会谈到，如果我们能够用一种全新的，动态的视角来看待权力，那么就能够提供一种新的方法，不仅能够更好的应对新的变化，而且能够更好的维护人类的尊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在谈论新的模式之前，我想先探讨一下我们这个世界运转的规律。我们将首先回顾一下，关于权力的过去的观念是什么，这些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又将会把我们带向何处。然后，我们将讨论一个完全不同的模式，一个能够更好的分析不断出现的变化和新鲜事物的模式。紧接著，我们将环顾世界，去看看那些突然变得无法避免的危险和新的可能性。不可思议的事物如何才能变得可以被我们理解。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着重介绍理解未来的一种新的角度，我将之称为“深度安全”（deep security）。我们将从革命性力量中学习其最好的观念，以丰富我们的所见，所思和所行，同时，我们还要将这一新的理念与已有的权力赋予我们的需求和责任融合起来。这是革命性年代的革命性方法，其目的是为了确保真正的安全和繁荣。无论是对整个世界，还是我们每一个生命来说，现在需要的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其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一个全球免疫系统：时刻准备着应对不可预料的变化。我们需要这样的生活方式，以应对一个如此动荡的世界。免疫系统本身无法消除疾病的存在，但是没有免疫系统，哪怕是最微小的细菌，都会给我们带来致命的威胁。深度安全的作用就像免疫系统一样，而且我们这套系统的影响之大是无可比拟的。我们现在束手无策的许多问题，从核武器的扩散，到全球气候变化，到新兴大国和反对者的崛起，从程度和规模上讲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些问题能否得到妥善处理，事关亿万人的生死存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乔治·坎南，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地缘政治学家，蛰居在国家军事学院，用了一年的时间思考和教课。坎南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但是他事后回忆，说他经历过的最令人激动的时刻就是在Fort McNair度过的那一年。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望着窗外，思考着全球政治的秩序，慢慢的，一个关于全球政治的图景在他的头脑中越来越清晰。他在那年做的十三场影响深远的报告中曾经谈到：“如今，哪怕为了做到差强人意，我们也必须准备好发挥自己份内的力量，承担自己的责任，犯你自己的错误，并准备承受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的风险。”他说，他感受到了必须以一种新的方式认识权力，这又着迫切而重大的意义。同样，今天我们又遇到了相似的问题。我们需要大量的崭新的思想。我不是说我们应该赶紧应付差事，制造一堆所谓的新思想和新机构，这样做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会制造更多的麻烦。但是，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启动紧迫的，持续的，不停息的改革和创新，只有这样，在五年之后，或十年之后，我们才能有一个以新的思维，新的语言构造出来的关于金融，环境和国家安全的新的革命性的制度框架。这是国际政治领域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究竟是哪些力量，正在急剧的改变全球政治的秩序，也在改变着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社区的形态。从今之后的数十年内，我们应对这个世界的方法将变得非常不同，而这一切，都源于当我和Fouad一起喝咖啡的时候感受到的这场海啸的轻微震动。在我们的面前，是鼓舞人心的重大发现和创新。
第二章 旧的物理学
CSI 海德堡
大约是在1961年或是1962年的春天，一个宏大的构想在Dean Babst的头脑中逐渐清晰起来。他对自己的想法深信不疑，因此决定公诸于众。如果说Dean Babst最初想到这个想法的时候会感觉有些不可思议，那么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一想法居然是由Dean Babst提出来的。Dean Babst是纽约州麻醉药物上瘾控制委员会的犯罪学家，一般来说，在犯罪学家的研究中，你很难找到像Dean Babst提出的这种宏论。他要探讨的问题本应属于政治哲学殿堂里的最高层，这个神圣的领地一直是为像康德、马基雅维利这样不朽的思想家保留的。这些伟人们的著作可以改变国运，扭转乾坤。作为一个犯罪学家，Dean Babst平日里思考的都是墨西哥的毒品是如何传到美国东海岸、流入纽约州的，或是怎样解释头脑驽钝的农村青少年吸食大麻的统计规律这样的问题。但是，Babst 相信科学的力量，他认为科学本应能更好地解释这个世界。康德和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的源头根植于古希腊的先贤们的理论，但Babst的理论却完全是现代思想的产物，他试图以科学的视角分析人类的生活，他能够精准地审视和计算人类的行为，这种精确性是古代的伟大思想家们难以想象的。每个人都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进步的时代。科学作为现代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深刻地影响了CBS、雪佛兰和通用电气，并几乎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为什么科学不能给我们的政治哲学也带来启示呢？
政治哲学讨论的是关于历史和权力的最伟大的思想，像大多数其他学科一样，政治哲学也是一种贵族俱乐部。汉斯·J·摩根索是那个时代美国最伟大的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大师，他一直占据着在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仿佛这里是他的家族财产。摩根索是一位出生在德国的知识分子，当他走进教室的时候，举手投足之间都能看出康德的影响。他抑扬顿挫地介绍着自己的名字，仿佛这个名字就代表着欧洲知识分子的传统。当他把中国古代哲学孟子比作马基雅维利的时候，似乎已经显示出他继承的欧洲知识界最后一份纯正的血统。1935年希特勒上台后，他逃离了德国，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有十几位伟大的政治家都要经常打电话或发电报求教于这位大师，跟摩根索恰恰相反，Dean Babst只是一个43岁的普通男人，一个默默无闻的统计学家。他是那种你在本地的ELKS俱乐部会经常遇见的来买蓝带啤酒的凡人。一点也不像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从海德堡某个大学图书馆墙上的金边画框里俯视着芸芸众生。
Babst对此并不在意，他并不是不知道摩根索以及政治哲学的贵族俱乐部。他只是觉得这些人的想法太落伍了，好比你拿着一张十四世界的地图想要找到去俄亥俄的路，Babst知道如果他能够用犯罪学的分析工具证明自己的假说，这一理论就会变得非常神奇。当时人们都在争论，一百年之后到底是美国的民主还是苏联的共产主义会统治地球，苏共书记赫鲁晓夫气势汹汹地喊道：“我要埋葬你们１这究竟会不会发生呢? Babst 的理论将提供一个无可辩驳的答案。
迪斯尼和平理论
Babst记录了18世纪以来的每一次战争，从持续了247天、大约有6000人阵亡的第一次石勒苏益格和霍尔斯泰因（First Schleswig-Holstein War），到持续了2176天，大约有5600万人阵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把这些资料输入电脑，用过去寻找大麻和海洛因的软件来处理这些数据。最终，他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从1789到1941年间，有着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的独立的国家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这一结论似乎说明，民主国家之间是不愿意打仗的。尽管民主国家也会对专制国家或独裁国家宣战，但是，有着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的国家往往会结成联盟，当它们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它们会在谈判桌上，而不是战场上解决矛盾。民主国家之间从来不兵戎相向。结论：有了民主，就有了和平。当然，早在康德的时代，就已经有了类似的思想，但是，Babst认为，这一观点在他之前，从来没有得到过科学的证明。两年之后，Babst希望找到一份学术刊物发表他的成果。他希望他的研究能够改变国际政治研究的方向，当大家争论在历史的舞台上，国家之间是如何纵横捭阖的时候，能有一种新的视角。Babst希望科学能够改变政治哲学的研究，正如科学曾经改变了军队，发现了治疗小儿麻痹症的方法，而且在肯尼迪总统的号召下，科学正在向太空飞行进军。但是Babst的论文发表在哪个学术刊物上呢？一本不入流的小杂志：《威斯康星社会学家》。你可以想象在1964年，他的想法受到了多少人的重视，从他在纽约的研究室到权力的走廊究竟有多么遥远。如果他把这篇论文发表在《美国兽医学学会杂志》，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差别。大约十年之后，Babst把他的文章改写了一下，文字更为通俗一些，又在另外一家刊物《工业研究》上发表了一遍。这个刊物的级别比原来那个刊物稍有提高，但也高不到哪里去。就好比从一个没有窗户的地下室，搬到了一个带窗户的地下室一样。Babst仍然处在外交政策研究的边缘，他和摩根索之间的差距只能以光年来计。
当政治哲学逐渐向政治科学演变的时候，有些有趣的事情发生了。Babst的理论尽管一开始被边缘化了，但并没有从此销声匿迹。他的理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运用了科学的方法。Babst没有遵循传统的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要引经据典、循序渐进，慢慢的得出自己的结论，他采用的方法具有十足的美国特色，他开的是快车，用的是科学和技术。有了Babst整理的战争数据，我们就可以用计算机处理历史，就像用代数一样，你可以用各种方法处理历史和冲突。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理论也无法抗拒科学的入侵，正如电话公司和脑科手术都要接受新技术一样。大夫要找病人治病，政治科学家们也在寻找合适的题目。Babst的研究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博士生们可以不断挖掘的金矿，学者们可以就这个至关重大的题目，无休无止的探讨。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甚至人类学家已经走在这条路的前面了，现在，崭露头角的政治科学家们，也开始转变了研究方法。如今，他们要用一半的时间钻研历史典籍，而另一半时间则要花在计算机房里。他们需要研究战争周期中的异常脉动：谁发动了战争？战争是怎么结束的？有没有结成联盟？计算机能预测出这些结果吗？对于政治研究来说，能够用Fortran语言编程，变得和精通德语或俄语一样重要。
于是，尽管一开始非常缓慢，Babst的理论，最终还是走出了他在纽约上州（纽约西北部）的书斋，走进了国际政治殿堂的每一个角落。在这个过程中，Babst的理论得有个新的名字，这样才能让人们忘记它的卑微出身，让那些在牛津或耶鲁的精英们能够接受它。这一理论被命名为民主和平论。民主和平论终于大行其道，这一理论有着科学的严谨，一环扣一环的逻辑，能够把从牛顿到康德到爱因斯坦的思想一以贯之。原创者Babst是谁呢？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民主和平论终于能够在那些著名的大学里面流行了。Babst提出这一理论25年之后，苏联解体了，民主和平论突然名声大振，美国的政府高官，美国大学里面的一流教授，都在研究和推崇这一理论。到2002年，民主和平论似乎已经被说成是历史的推动力。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的外交政策，就建立在民主和平论的基础之上。2003年，当小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面对士兵们发表演讲的时候，他将美国的安全和全球的民主等同起来。这意味着，将士们的热血，将要验证民主和平论的真伪。布什总统说，只有当世界上其他地方实现了民主之后，美国才能变得安全（或者不如说，当世界其他地方被改造成民主政体之后，美国才能变得安全）。布什的国务卿赖斯，更是声称，美国国务院的使命就是在全球推广民主。美国的外交官不再仅仅是其国民的代表，他们现在更像是民主革命的热情的推销员。Babst的理论从奥尔巴尼（纽约州首府）的灰姑娘一下子变成光彩照人的公主，听起来很像迪斯尼电影里的情节。比如说，一个胖乎乎的初中曲棍球教练，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又被大家请出来，参加奥林匹克比赛，结果，他真的带领自己的球队拿到了金牌。
顺便说下，民主和平论的故事其实非常符合迪斯尼的口味。和米老师一样，民主和平论也是美国梦的概括。民主和平论之所以受到美国人的追捧，是因为它和美国人心里想的太一样了：凡是在美国是对的，在全世界都应该是对的，凡是美国人信仰的，全世界都要信仰。美国宪法的悄声细语，在全世界受压迫的人们中间口口相传。如果美国人能够把全世界都变得更像美国，不仅能够确保美利坚合众国自身的安全，而且，全世界的穷苦百姓都能过上他们引颈翘首、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全世界人民都想生活在像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不管他们是巴基斯坦人，乌兹别克斯坦人，还是中国人。
3. 玻璃房中的危险
尽管民主和平论看起来非常完美，但一旦走进现实，就处处碰壁。1999年，美国的轰炸机对贝尔格莱德市实施空袭轰炸，但塞尔维亚却有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由此看来，投票箱不仅能产生盟友，也一样能制造恐怖。事实上，只要你走出政治系，甚至只要你离开那些电脑中的电子表格，你就会发现，民主和平论已经破产。
民主和平论的内在逻辑之一是：如果你的国家既开放又民主，那么我的又开放又民主的国家就能知道你们国家想要干什么。你们国家也能知道我们国家的所思所想。那么我们就相安无事了。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Bernard Finel和Kristin Lord称之为“积极的透明度”（positive transparency），即越透明就越稳定。照此推理，一个公开透明的民主化世界是我们所能期待的最稳定和安全的世界。这种逻辑也在另外一种论调中得以体现，即一个相互联系的国际金融体系是非常稳定的，因为资本和商品可以更加自由的流动。遗憾的是，这种观点在教室里受欢迎，到了现实世界就被粉碎了。自由的市场真的能带来更多的稳定吗？不一定。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更多的市场交易只是使得金融体系更加令人困惑，更加危机四伏。
但是，透明度还会有另外一种作用。如果你能看到其他国家的行为，你会不会感觉更加紧张和焦虑呢？如果你制定外交政策的时候会更加无所适从呢？假设你能够看到邻居的一举一动，那么如果你看到他正在储藏室里面擦枪，你会更紧张呢还是会更安心？或是你看到他什么也没有做，他正在盯着你，审视你的一举一动，你又做何感想？Bernard Finel和Kristin Lord研究了历史上的许多次冲突，他们发现，另外一种“消极的透明度”（negative transparency）同样会起作用。公开使得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使得国家的领袖们更加困惑，使得危机更加恶化，而不是更容易处理。
仔细想想，这种“消极的透明度”并不难理解。民主经常是混乱而无序的。这不是说民主制度不好，而是说，事实上，民主制度是我们所能够想象到的最无法预知的政体。而且，正如我们在世界各地，如俄罗斯、台湾和伊拉克看到的，当一个社会逐渐变为民主政体的时候，从来不会一帆风顺。如果没有经济发展，如果没有一个与民主进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那么民主化几乎就等于走向不稳定。比如，让阿拉伯国家变得更民主化，可能会让他们更加好斗，那里的政治文化强调的就是通过暴力冲突而得到繁荣。
即使一个国家能够妥善解决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当一个政府通过选举产生之后，其国家政策可能会朝令夕改，令人无所适从。公开政治带来的起伏波动会带来如此之多的不确定性，任何一个明智的敌人都可能会选择对其最不利的解读。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过去40多年的历史里，美国出于对自身利益受损的担忧，拼命的要干涉伊朗、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英属圭亚那、巴西、智利和尼加拉瓜的民主化进程。或许，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会感到这样的干涉是有道理的，但是，无论如何，这样的历史记录证明，民主自身无法创造互信和合作的基矗这不仅仅是历史的教训。就在我们的身边，最近在加沙、俄罗斯和伊朗发生的选举都说明，民主进程不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可以依赖的盟友。
Finel和Lord还发现，民主的很多“好”的特征，同样会导致冲突的加剧，而非缓解冲突。媒体自由？这是开放体系的重要特征，但是在很多时候，媒体充当的角色是鼓吹好战的沙文主义。民主体制的透明性？这是民主之所以令人向往的重要方面，但是，这一特征也使得那些可以控制或缩短冲突的秘密会谈无法进行。当我们关注冲突和那些整个社会热烈讨论的问题时，代议制民主会有很多随着投票而来的副作用，使得全球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权力的自然主义者
对全球政治的研究用功最勤，创见最多的学者当属摩根索。他毕生致力于将国际政治的研究变成一门严肃的科学。我们必须很好的了解摩根索的思想，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思想影响深远，而且是因为他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以摩根索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学者，认为国家是首先要考虑的行为主体，国家的行为是理性的，并且认为权力的较量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终途径。摩根索试图将全球政治中的各种狂悖和离奇都变成可以被人们理解的秩序。就像达尔文使得生物学变得精确，牛顿使得物理学变得精确一样，摩根索希望让国际政治学变得精确。
在西方思想的传统中，一直有着这样的信念，即国际关系可以用一种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在摩根索的著作中，可以听到那些伟大的古代思想家，如康德、霍布斯、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的回响。这些大师们均以发展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提出了自己的研究纲领而著称。从纸面上看，摩根索的著作和其他那些历史著作非常类似。但是，摩根索同样是他所生活的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的产物。你仍然可以从他的著作中每一页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他的内心波动。作为一个逃难的移民，他寻求的是实用主义，而非白日空想。他对权力和正义的信仰毫不遮掩。他从内心深处渴望，这种看似残酷的权力较量，能够战胜混乱和动荡，使得他童年时代在德国感受到的创伤永不再来。二战刚刚结束，他便坐在书桌前开始了《国家间的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的写作。这是一部伟大的著作。摩根索希望能为世界事务提供一种经验指南。就像化学家们需要元素周期表一样，他希望这本书也能成为政治家们的手册。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本书一直是国际政治领域最具有影响力的著作。
摩根索一上来就标榜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认为自己这一派学者追求的是对政策进行实用、现实的研究，而非凭空编织出一种意识形态。当我们选择理论时，应该看其是否实用，而非看你自己主观上喜欢不喜欢，你是否主观上认为这种理论是历史的必然。摩根索相信，国际体系是由很多民族国家构成的，它们为了追求稳定而进行着无休止的较量。摩根索认为，理想主义者总是幻想历史是由某种道德力量决定的，比如正义或人性，他觉得据此制定政策真是糟糕透顶了。有谁能说清楚究竟什么才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他写道：“现实主义者在回答当代世界是如何转型的这一最为重要的问题时，和其他流派开始分道扬镳。我们认为这种转型只能靠谨小慎微的操纵决定历史的长期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过去的历史，也必然决定未来的发展”。在摩根索看来，政治家们在遇到所有的问题的时候，都可以找到可以操控的、有效可行的工具。面对国家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政治家们可以，也必须思考一个问题：“这会对我们国家的权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5．拿破仑的帽子
在摩根索看来，你一眼看去，就会对国家间的权力一目了然。正如你看看窗外就能知道天气如何，看看游泳池就知道水位有多高一样。权力包含的要素是最重要的，当我们要计算安全的态势时，权力的有无已经说明了一切。在《国家间的政治》中，摩根索举了一个例子，即历史上有名的“德累斯顿会谈”（Dresden interview）。1813年6月，拿破仑和梅特涅在这里会面。当他们见面的时候，拿破仑已经称雄欧洲十多年了。他知道梅特涅的名字也有十多年了，而且，拿破仑心里还有些喜欢梅特涅。但在那次会面的时候，拿破仑刚刚在俄国打了一次败仗，当时43岁的法国皇帝，不得不屈尊去见40岁的奥地利首相。这次会见持续了9个小时。拿破仑试图说服梅特涅，不要参加欧洲的反法联盟。拿破仑不断威胁梅特涅，使出各种心理战的伎俩，仿佛警察想方设法让罪犯招供。梅特涅事后写道：“我们的谈话主题变幻不定，时而是发自肺腑的友谊，时而是最激烈的盛怒。”梅特涅轻蔑的谈到法国的军队，说他们已经疲不成军。他不假思索的说，拿破仑的士兵不过是“一群小孩子”。皇帝被激怒了。拿破仑大声吼道：“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军人。”他把自己的三角帽扔到地上，既是威胁，也是因为愤怒。他等待着，以为梅特涅会帮他把帽子捡起来。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一个皇帝呀。梅特涅无动于衷。那顶帽子静静地呆在Marcolini宫殿的地砖上，仿佛一个衰落的大国的象征。拿破仑最后只得自己弯腰捡起了帽子。梅特涅说：“殿下，您已经是个失败者了。”第二天，梅特涅就让奥地利加入了反法联盟。不到一年，拿破仑就被放逐到了厄尔巴岛。
摩根索的贡献在于他假设权力的运作总是直接而且可以预测的，并据此开创了全球政治的物理学。在他看来，政治家们应该能够清楚的知道其利益所在。政治家们应根据国家的利益思考和行动。外交官们应该在铺着木地板的房间里工作，远离国内政治的喧嚣，这种想法被称为“外交政策第一”（das Primat de Aussenpolitik，英文为：the primacy of foreign affairs）。国家间的权力就像被丢在地上的帽子一样清晰可读：梅特涅拒绝为拿破仑折腰，这足以告诉你这个历史时期的真相。当然，在外交谈判中也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时刻，但总体来说，整个体系是可以预测的，因为体系中的行为主体都是理性的。拿破仑大发脾气是非理性的吗？不是。这不过是一个政治领袖的精明算计，他在试探哪里是谈判的边界，他想在面对面的谈判中占得上风，因为他的军队未必会在战场上取胜。摩根索写道：“现实主义者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一样，认为从理论研究的目的来看，必须强调政治现实中的理性因素”。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政治家们在权力的较量中寻找平衡，正如在牛顿的物理学体系中，各种力通过相互作用达到均衡，这是完全可以清晰预知的。在现实主义者看来，伟大的政治家如梅特涅和卡斯尔雷（Castlereagh，19世纪初期任英国外交大臣—译者注）能够预见并计算他们面对的威胁，并将各种因素综合考虑，寻找最佳的平衡。
这种研究全球政治的视角在当时是具有革命性的。它颠覆了自古以来认为历史的进步是由某种神圣力量推动的传统思想，或是那些认为历史的进程是由某种意识形态决定的观念。这种新的理论也动摇了威尔逊总统当时的设想，即通过成立适宜的国际机构，比如国际联盟，就能够开创一个稳定、和平的全球秩序，这符合了人们向善的天性。摩根索认为这种想法纯属幻想。作为一个从难民过来的学者，他认为世界的秩序就是权力的较量，权力等于生存，暴力不可避免。最后，他还谈到，无论是人，还是国家，都有一种最重要的天性：总是想统治其他人。
摩根索把世界视为一个“工作车间”。他以自己的视角，将国际关系理论开创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他的巨著《国家间的政治》出版七十多年之后，现实主义仍然统治着绝大多数大学里面的国际关系研究。这一思想影响到我们如何选择盟友，也影响到我们如何构建想要解决传染病或金融恐慌这些问题的国际机构。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和语言风格甚至对那些想要和其竞争的国际关系学派，比如自由主义，国际主义，或是官僚政治理论等都有深刻的影响。摩根索之后，又出现了很多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新思想，比如防守性的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新古典现实主义等。坦率的说，如果我们想要严肃的讨论国际关系，不提摩根索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介绍他的原因之一。
《国家间的政治》是政治学中不可多得的杰作。这本书文笔优美、思想深刻、观点犀利。每一页每一行，你都能看出来为什么摩根索会如此让总统们、外交官和学者如此着迷。不过，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你还能读到别的东西。摩根索内心里也痛苦的感到，他提出的观察全球政治的新视角，和Dean Babst的精巧但是过分简单的模型一样，将全球秩序大大的简化了，甚至简化到了和现实不再沾边的地步。有时候，你可以在他的脚注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那里隐藏着摩根索的烦恼和不安。在阅读《国家间的政治》的时候，你一会儿读着正文，一会儿读到脚注，一会儿又从脚注返回正文，感觉有的像是在看一份药品广告。先是告诉你疗效非常显著，然而接着就用小字列出来一大串可能会出现的不良反应。摩根索会先是自信而雄辩的告诉你：“一个社会越是稳定，出现主张对外扩张的进攻性民族主义社会思潮的可能性就越校”然后，在脚注里面，他又会告诉你，在很多情况下，这一推断可能不会成立。一个国家越是富裕，其国内社会越是稳定，就越是有可能避免出现国内动荡，而这种国内动荡曾经使得德国和日本当年陷入了疯狂和对外战争。但是，他在脚注中又说到，这一判断假设了一个国家不会受到“阶级斗争、革命、城市暴力和内战”的影响。这些被排除在外的因素，哪个不是能够创造历史的力量呢？
摩根索知其不知，所以他看到更远。在他的个人书信和演讲中，他的担忧时常能够流露出来。毕竟，他曾经经历过纳粹的统治，他体验过在他的脚注中被排除掉的那些因素的巨大代价。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这样的亲身经历是很难磨灭掉的，同样，在你的模型中，你也不能把它们统统一删了之。他曾经不无困惑的谈到，“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充满了偶然性和系统性的非理性。”他也完全清楚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人类复杂行为的困难性。在他更早的一本书《科学人与权力政治》中，他非常深入的探讨了这一问题。他写到，这个世界不是简单的数学问题。现实生活中的政治不仅仅充满了偶然性和非理性，事实上，政治可能彻头彻尾的就是偶然性和非理性所决定的。但是，当摩根索的追随者们急于为世界找到一种秩序的时候，他们干脆把这些复杂的因素推到一边，完全置之不理了。
6. 过分简单化的代价
“系统性的非理性”经常会摧毁像民主和平论这样的简洁的理论，经常会让领导者无所适从，不管他们是美国总统还是罗马的将军。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当很多国际关系学者和经济学大师进入政界之后，会迫不及待的把他们在学校里面的优美理论抛在后面。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在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曾担任财政部部长，现在任奥巴马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萨默斯曾经告诉我，他从他在财政部的前任，曾担任过高盛的交易员的罗伯特·鲁宾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要学会用概率论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不要沉湎于经院里面的黑白分明的模型。”另外一位哈佛教授，基辛格博士回忆他和周恩来谈判，商议中美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曾经不胜感慨的说，当年他和周恩来交流的那些观点，和他在学校里面学到的几乎完全相反。哈佛大学里教授的模型看起来很美妙，但是在现实中却几乎毫无用途。
我们当代的世界要比以前更加复杂，这使得过去的理论显得更加落后。在实验室里、海德堡的学术报告厅或是某个人的地下室里，一个理论越是看起来美妙，就越有可能会舍弃现实中的重要因素，比如，国家和国家领导人并不总是理性的。（或许，他们是理性的，只是我们认为他们非常疯狂。有一个流行的笑话，说的是伊朗在新世纪之交的时候，需要决定的是：“到底要当一个国家还是圣战者”）。国际关系理论假设两个国家能够以一种共同的视角认识彼此的利益，这其实假设了一种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情景。我们假设国家利益是清晰、稳定且可知的，但其实国家利益可能根本不是如此。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利益”的看法都是不断变化的，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当我们遇到突如其来的危机的时候，我们对个人利益的看法都会发生变化。珍珠港事件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很多美国人对国家立场的看法。就在那一天，正如参议员Arthur Vandenberg先生曾经悲痛的说到的：“每一个现实主义者的孤立主义立场都破裂了。”9.11是一场类似的危机。过去，有一句有名的话：“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利益也不是永恒的，也是不断变化的。
从其他的角度来看，现实主义也出现危机了。现实主义有一个著名的假设，即国家可以垄断暴力。但是在这个时代，电脑黑客、恐怖分子和医药垄断企业的力量越来越多，这样的假设不再完全成立了。在这个金融市场相互连接的世界，风险和利润无处不在，而且难以察觉和管理，如果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仍然只是关注军队和外交官，也会变得日益落伍。如今，全球权力的传播要比摩根索时代更为广泛。大约90%的非政府组织都是在过去10年的时间内涌现出来的。还记得摩根索说过，道德是没有用的，只有权力才能决定一切吗？这种假设当然有其诚实之处，因为我们在道德争论中很难说清楚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些最有影响的势力，不管是真主党还是格林斯潘，其实都是从各种明显的道德伦理中汲取力量的。你可能会不同意这些人的道德观念，他们的道德观念可能和你的道德观念差异极大，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潮流的追随者不仅是想追求权力，而且也是出于其信仰的激励。古典理论把这些担心放在不显眼的脚注里，因为这些因素很难用模型描述。不幸的是，在当今的政治现实中，这些担心是我们全球体系中的重要部分。
7. 谁在掌控
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性变动，使得在过去的时代仅仅是奇谈怪论或是学术上的好奇的东西，比如记者们的打动人心但是过于简单的议论，比如一个对历史好奇的犯罪学家提出的理论，都会变成自我毁灭的危险武器，就好比我们用牛顿的物理学去控制核反应堆一样。但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当我们遇到各式各样的“专家”，给我们提供对全球政治的建议，或是要提出新的外交政策的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问问他们的背景。当他们夸夸其谈的时候，他们在脚注里面舍弃掉了哪些因素？甚至，或许他们从未意识到自己究竟忽略了哪些重要因素。过去，我们可能认为，要想成为一个外交界，最好的背景就是熟知欧洲历史，能够说流利的俄语或法语，但是，以后的外交官需要一份新的个人简历。如今，进入外交界的最理想的候选人应该能够以一种革命性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他们应该对这个世界上变化最快的那些部分有深入的研究，比如中国、互联网或生物工程。他们应该有处理实际谈判的经验，懂得精确计算、互相关心，而且要同时学会承担风险。他们应该掌握在未来50年最重要的技能：危机管理。他们应该敏于行，即使在这个急需行动起来的时代，人们可能会缺少对行动的反思。在关键的时候，本能和速度会超越一切，学者们能否用精确的模型描述我们的行为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在最近这些年的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中，我们已经见识了很多失败的故事。很多从大学或新闻界出身的外交官，当面对丘吉尔曾经说过的 “为今天而行动”的要求时，他们不仅没有被激发活力，反而越来越感到困惑。总之，我们需要政策制定者和思想者有对剧烈变革的直觉感悟，有不断创新的冲动。我们需要年轻的一代每天接触新鲜的事物，参与变革，并把变革视为人类从古代以来最基本的天性之一。他们应该坦诚的面对未来会出现的斗争和冲突。如果你仍然相信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对不起，你已经不够资格担任外交领域的重要职务。
如今，我们的全球政策制定经常是由摩根索的追随者，或是Babst的理论同仁。可以理解，这样的精英们是没有办法发动革命的。如果过去的体系对你来说运转良好，那么为什么还要费心费力的改造它呢？因此，重要的是他们如何能够学会改正在哈佛求学或在华盛顿工作的时候形成的盲点。在过去，当主要的国际事务基本上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当梅特涅从地板上的帽子就能判断出历史的转折的时候，让一个社会中的赢家制定政策看起来是有道理的。而且，这也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尽管这一过程可能充满了鲜血淋淋的冲突）。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中绝大多数充满活力的力量都来自精英圈子之外，甚至可能会来自一些过去被视为“失败者”的傻子和疯子，可以设想，过去那种精英执政的思路很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我们可能很难接受，这个世界是被你所不了解的力量，你所不赞成的力量所塑造的。我们需要学会理解这些奇怪的事物，而不是简单地给它们贴上“疯狂”或“邪恶”的标签。这意味着要我们要习惯像Niels 玻尔在谈到量子论的时候人们经常会产生的反应：“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你可能要学会去尝试很多事情，它们看起来疯狂，但却会非常管用。但如果要建立一个政府部门，里面充满了能够实现这种思想的飞跃的人才，需要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需要我们重新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但是，正如你们在本书的最后会读到的，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8. 似乎有知识
1974年12月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哈耶克和摩根索一样，都是欧洲知识界的传人。哈耶克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他是最早指出央行可以利用货币发行影响经济的扩张与收缩的经济学家之一。12月11日下午，哈耶克做例行的获奖演讲。他首先谈到，获得这样的奖项真是一个殊荣。他说，诺贝尔奖过去都是给物理学、化学和医学这些“硬”科学的，如今，经济学也有了诺贝尔奖项，这说明经济学已经从黑暗的艺术上升为真正的社会科学了。他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说明在大众的眼中，经济学已经被勉强的承认为科学，能够分享一些物理学的尊严和威望。”
但是，哈耶克接着说，他很怀疑这种尊严和威望在多大程度上是实至名归的。他说：“如今，人们期盼着经济学家能有锦囊妙计，能把自由世界从加速的通货膨胀的威胁中拯救出来，其实，这一困境恰恰是因为大部分经济学家当初建议政府这样去做，甚至强烈要求政府这样去做的结果。我们在现在的确没有理由感到自豪：作为一个职业，经济学家把这个世界搞得一团糟。”哈耶克的二十分钟演讲，听起来好像是二十分钟的道歉，道歉他不应该得到这个奖。
哈耶克演讲的题目是《似乎有知识》。他所说的非常重要，这不仅仅是对经济学的观察。哈耶克指出，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学者把复杂的系统简单处理，或是在自己的头脑中设计出完美的结构，让不可知的事物各归其位。他说：“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担心，如果我们毫无保留的接受那些看似科学的武断观点，就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制造出更长久的危险”。如果你把哈耶克演讲中提到的“经济学家”换成“外交专家”或“金融专家”，你得到的就是对当前这个世界的总结，这真是令人担忧埃
在演讲要结束的时候，哈耶克说到：“如果人们在试图改造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不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么就必须牢记，在经济体系中，以及在所有其他的领域，当组织的复杂性根深蒂固且无所不在时，没有人能够知道所有的信息，因此也没有人能够主宰乾坤。”如果政治家和思想家足够明智的话，他们就不会妄想能够改造世界，就像工匠制造手工作品一样。相反，他们应该想园丁栽培花木一样，提供适宜的环境，让经济自发成长。
把这个世界视为一个不断变化、不断适应的复杂系统，需要一场革命。我们不应该再把自己看做一个可以控制的系统的设计者，而是要把自己看作一个生机勃勃、不断变化的生态系统的维护者。在数百年的时间内，我们都习惯于作为建造者：我们建造国家，也建造桥梁，我们肆无忌惮的攫取所有需要的资源，梦想能够建造出一个全球繁荣的宫殿。这一模式带来了令人目眩神迷的进步，但是，它不再能持续下去了。这个世界太过复杂，这个世界上的资源太少，人类社会内部的演变太不稳定，我们无法再承受更多的狂热。我们得到的和期望的恰恰相反，而且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在这个革命的年代里，各种变化围绕着我们，过去那种建造者的工具可能会极具破坏力。是时候了，让我们放下这些工具，听从哈耶克的责戒，让我们学会像园丁那样生活和思考。
第三章 沙堆
蛤贝浅滩
2001年9月11日之后不久，国家科学院召集了一批美国科学家，希望他们能够讨论一个问题：科学和技术能否战胜恐怖主义？这些科学精英们熙熙攘攘的从实验室赶到五角大楼，过不多久又匆匆忙忙的赶过来。这一讨论让人联想起20世纪50年代，那个冷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当时，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似乎是国家安全的最高保障。国家科学院召集的八个讨论小组开了一次又一次的会，科学家们绞尽脑汁的考虑了所有可能发生的灾难，并试图提出解决方案。这是美国科学界的群英会：有胆识的诺贝尔奖得主，这个世界上的最大的科学实验室的主任，最为杰出的教授们。这些教授们是如此之杰出，以至于他们根本不需要给学生上课。回过头来看，这似乎就是一场科学和原教旨主义之间的较量，而这场较量将影响到美国人民及其敌人的生死存亡。但是，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科学和技术反而会投靠到恐怖分子的阵营当中。正当国家科学院计划召开这些会议的时候，一些夹带着炭疽病细菌的信封寄到了National Enquirer的邮箱里。
当然，就算没有发生这一事件，后来成立的生物风险讨论小组的专家们一样会关注到化学和生化武器对这个世界的威胁。当我问其中的一位专家，美国是否面临着生化威胁或生化危机的时候，他说：“我们可能遇到的威胁太多了。”多年以来，这些科学家一直在担心美国会遇到生化袭击，就像我们天天为常年卧病不起的家庭成员操心，或是像担心马上就要考试，而且生怕会考砸一样。跟这些科学家们担心的那些危机相比，某个实验室里面的疯子寄出一封有炭疽病细菌的信不过是一件小小的威胁。比如，恐怖分子可能会制造让美国的小麦变异的基因，或是通过自杀性的、自我感染的人体炸弹，传播具有超强抗药性的埃博拉病毒。在2006年底，你已经可以在互联网上下载完整的天花基因制造方法，你也可以同样轻易的找到很多致命病毒的base pairs。用不了几年的时间，人们就可能大概花买一辆二手车的钱，在家里制造出来抗疫苗的天花病毒。早在2001年，同样是这些科学家，还参加过一次叫作“黑暗冬天”的战争演习。这是一场电脑模拟的天花疫情的爆发，最初只有一个受到感染的病人，在短短数周的时间之内，就有数百万人被夺去了生命。这一场景极其令人恐惧，电脑模拟还没有结束，五角大楼的官员就把插头拔掉了。2008年，一个总统特别顾问小组预言，到2013年，一场生化攻击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在生化危机小组的讨论会上，专家们提出了各种常规的对策建议：储备疫苗、开发空气探测器、给美国的各大医院分发医药急救包。但是，其中的一个成员，普林斯顿大学的Simon Levin教授，却坐在那里，突然感到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恐惧。Levin是一位生态学家，但是他很不像生态学家。他原来是一位数学家，但由于对环境的热爱，他转入了生态学的领域，研究这些非常复杂、难以模型化的自然系统。
20世纪70年代，他和Robert Paine一起合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文。这些论文研究的是华盛顿州海边的蛤贝浅滩。Robert Paine非常喜欢野外和贝类，他被誉为野生贝类研究中的埃德蒙·希拉里（20世纪最伟大的探险家之一――译者注）。Levin自己也承认，他根本就不是在野外研究的高手，但是，他的天才之处在于能够从Paine在野外找到的资料中发现规律。Paine在华盛顿州的海边收集了大量的原始数据，但是这些数据无法用传统的自然科学解释，Levin的数学知识在这里发挥了作用：数学不再是现实的紧身衣，而是舒服的睡袍。
我们都还知道，达尔文解释了生物的进化，但是他的笔记本中还有很多内容，表明达尔文曾经试图用数学描述论混乱的生态变化，但是没有成功。这再次告诉我们，就连天才人物，也会时常碰壁。Levin是第一个破壁而出的科学家。从关于蛤贝浅滩的研究开始，他开始探索如何用数学描绘自然，他的模型和现实高度吻合，尤其是能够很好的刻画当未曾预期的外部冲击到来之后，生态系统会如何变化。这些模型改变了生态学的面貌。尽管他在环境科学中得到了尊敬，但是，Levin的举止行为仍然像一个怪诞的数学家。他会长久的沉默不语，开口说话，就像禅宗的公案一样，听起来离题万里，想一想似乎很有道理。他身上穿的Patagonia背心和Birkenstocks凉鞋才透露出一点信息，让人感受到他是个生态学家，生态环境激发了他的思想。
当Levin在国家科学院的会议上听到大家谈论如何应对恐怖分子的袭击时，他感觉有一个更深层次、更根本性的问题，大家都没有谈到。Levin说，在会议上，他和他的同伴们能够想到的所有的办法，恐怖分子都能找到对策。他说：“我们可以把世界上所有能够找得到的疫苗都搜集起来，但是这并不管用，因为恐怖分子可以制造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病毒。”当政府官员准备好了应对一种生物恐怖袭击的方案时，恐怖分子就会拔掉试管的塞子，释放出来更可怕、更令人吃惊的病毒。或者，他们会首先释放出来一种我们知道该如何应对的传染病，但是当我们把医院、医生和部队都消耗得筋疲力尽的时候，他们再释放出一种我们从未想像过的病毒。有一天下午，在普林斯顿大学列文教授的办公室里，我们一起聊起这个话题。列文教授说：“这可不是枯燥的博弈论游戏，这是一种有适应能力的敌人。不管你怎么做，你的敌人总能想出让你意想不到的招数。你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如何准备。”过去，国防人员需要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寻找潜在的威胁，他们会发现上百个隐藏的恶梦，不过，尽管这些威胁有多么严重，至少是可以被计算、监控和预期的。他们会不断的问自己：“还有什么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吗？”如果确实没有了，他们会感觉得到，多少还是可以心中有数的。但在这个新的世界上，破坏稳定的力量不仅仅来自于我们的敌人，还来自于我们朝夕依赖的技术进步，比如飞机、基因工程或初级商品市场，我们很难区分，到那个关节点，我们的正常生活就结束了，风险就要到来。
列文教授还注意到一些让他担忧的问题。像他所在的生物反恐小组所需要面对的这些复杂的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的独特之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个系统永远不会越变越简单。这些问题不会突然之间蒸发，也不会慢慢的退化成一个单一、容易瞄准的目标，就像冷战时期的苏联一样。1979年发生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本身就是个非常棘手的事件，这场变革又导致了上百个圣战组织，每一个圣战组织都有自己的恐怖手段，他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攻击和毁灭的技术，而且这些技术还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就像古老的中东谚语所说的：“朋友们有时来有时去，敌人们总是不断增多”。复杂性会不断增加的。传统的安全策略是无法解决这些新的安全问题的。
列文突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列文的大部分研究不是关于那些可以用简单的数学描述的自然界的日常变化，而是那些突然激变的时刻，那些由风暴、绝种或新的生命带来的巨大变化。在30多年的时间里，研究蛤贝、数学和其他科学的经历让他相信，当系统改变之后，你就必须改变观察它的角度，否则过去精心搜集的数据都会变得不知所云。这恰恰是Louis Halle曾经描述过的，当用过时和错误的思路去制定外交政策时，我们会犯的错误。
一天下午，午餐之后，列文教授和我一起坐在普林斯顿的教工俱乐部里。我们开始讨论，能否用他和其他学者发展的这些思路思考国际政治，描述这个世界如何变得更加复杂和革命性。我重复了他的思想，只不过把他的故事中的“自然”换成“国际体系”，把他的故事中的“病毒”换成“恐怖分子”，如此等等。列文教授不停的点头。他和我一起面对的问题就是我马上要讲到的：我们能否找到一些新的模型，更好的理论，来描述我们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我们怎样才能做得比上一章中提到的那些传统理论更好？我们能找到一个理解这个变革年代的新思路，而不会像摩根索的理论那样，还得加上各种脚注，而正是这些脚注，预示着过去的理论注定要失败？
这不是件容易的工作。但是，列文教授马上指出，过去几年，科学研究自己就经历过这样一种巨变。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是列文教授的好朋友，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阿瑟教授谈到：“20世纪科学研究的经历就是不断的失去确定性。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有很多事物都好像是真实的、机械的、客观的、确定的，但是，到了20世纪中期的时候，都变成了虚幻的、不可预期的、主观的、互相影响的。”当然，在这段时间，科学的进步要比人类社会其他方面的进步要快得多。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把不确定性带入了量子物理学。塔斯基（Alfred Tarski）发现很多数学公理系统是不可判定的。哥德尔在数理逻辑中引入了不完备性。曼德勃罗特（Benoit Mandelbrot）在流体动力学中发现了分形。Gregory Chaitin在信息论中找到了不确定命题。他们都发现，一旦你跃进到新的理论领域，如果这一新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你必须先接受不确定性和相互依赖性，这样，才能对过去不能理解的世界多少有所领悟。用过去的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突然之间会变得可以被理解了，比如辐射现象、反物质或是光的运动。列文教授说：“有点时候，我们在科学研究中本来觉得已经穷尽了知识的书本，但马上就发现，其实是刚刚翻开新的一章。”
沙堆
在约克镇高地的托马斯·J·Watson研究中心一直恪守着IBM创始人Watson的誓言。从IBM成立之时，其梦想就是要生产新的思想，而不仅仅是带插头的箱子。在IBM遍布世界各地的工厂的墙壁上，都曾经镌刻着Watson的名言：“思考”。从某个角度来看，托马斯·J·Watson研究中心就是这一梦想的实现。这个巨大的实验室看起来更像大学校园。在Watson研究中心的一个好处是，你可以完全自由的挑选有趣的题目，根本不需要考虑是不是跟计算机或数据库有什么关系，也不用担心最后出来的东西根本就卖不出去。Watson研究中心从事的是“纯粹”的研究，换句话说，就是“不考虑商业价值的研究”。令人感叹的是，尽管计算机行业几经起伏，Watson研究中心始终坚持着其使命。研究中心的主楼是一个巨大的白色limestone的新月形建筑物，高高矗立在一个小山顶，周围哈德逊河谷的风光尽收眼底。Watson研究中心有很多办公室和实验室，同事之间有着亲密的伙伴情谊，这里更像大学，而不是公司。当我最近访问这个研究中心的时候，他们正在做的研究五花八门，比如，青蛙怎样思考，或是云彩怎么“决定”下不下雨。Glenn A. Held的办公室长年都在二楼，他是一个物理学家，研究专长是材料科学（最近，Held加入了一个对冲基金，从没有商业气息的科学转到了更能赚钱的商业）。Held个子不高，头发灰白，充满了对自然的好奇。他会在午餐时间滔滔不绝的给你讲无线电子通讯，并假设即使你一点也听不懂，仍然会感兴趣。
20世纪80年代末，当Held加入IBM公司不久，他发现在科学界，大家都在争执由一位丹麦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Per Bak提出的假说。Bak的假说看起来简单，但实际上非常复杂，复杂到了现在的科学难以解释。就像伽利略著名的试验，从比萨斜塔上扔小球，测量地心引力一样，Bak的问题也是表面上简单，实际上提出的是一个深刻的问题。为什么一个重球和一个轻球会同时落到地上？这是一个谜。这种谜题一句话就能说清楚，但是需要几代人才能找到答案。让Bak着迷的问题表面上看起来也非常简单：如果你一粒一粒的把沙粒堆起来，直到能垒起一个大约像拳头大小的沙堆，你怎么才能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小小的金字塔会突然倒塌？随着沙堆慢慢变高，也就会变得越来越陡峭，最终沙粒一定会滑下来。我们能预期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况吗？问题很简单，但回答起来极其困难。
2002年，54岁的Bak去世了。他的一个朋友称其为“最美国化的丹麦科学家”。他的朋友的意思是说，Bak最喜欢跟人争辩，搞发明，而且往往是边跟人争辩边提出创新。Bak的沙堆问题是一个革命性的问题，如果他的思路是对的，将对物理学带来巨大的改变。Bak假设在最初阶段，沙粒会堆成一个小小的沙堆，但是到第二个阶段，沙堆就会自己组织起来，变得不稳定，这时，再增加一粒沙粒，都有可能会触发沙堆的崩塌，当然，也可能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他的思想最独特之处在于，他认为沙堆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稳定，但实际上是不可预测的，你根本不能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在投入和产出之间有着一种神秘莫测的关系。当物理学遇到这种奇怪的现象时，感到无比的困惑：组织起来的不稳定性？这是什么意思？Bak希望知道，在每一个时点，如何才能知道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沙滩的崩塌。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至少对传统的科学来说是这样。Bak说：“复杂的行为是非常自然的，大的系统往往会演变到一个关键的时期，在这一关键期，平衡会被打破，任何一个微小的干扰都会导致或大或小的崩溃。”
Bak想研究的不仅仅是沙堆，他的野心是想探索这个世界内在的规律。这就是为什么沙堆会让科学家感兴趣。Bak相信，沙堆的能量，那种当系统处于不可预测的边缘的时候迸发的能量，是大自然的基本力量之一。他在大自然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这种能量：在物理学领域，小的微粒聚集起来，并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在气象学领域，云朵时聚时散，突然降雨；在生物学领域，哺乳动物磕磕绊绊的演化。Bak的沙堆世界是狂暴的，也是能够创造历史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承认世界上也有稳定，但是，他把稳定视为一个过渡时期，在不可思议、不可预测的动态世界中的短暂间歇。Bak的世界仿佛俄罗斯轮盘赌中不断转动的左轮手枪，不知道哪次扣动扳机，就会发射出子弹。
科学家把像沙堆或是宇宙这样的系统称为“非线性”，这是由于其内在的变动总是使得你难以预测某一特定行为在每一次都会产生一样的后果。如果你能够将这些系统模型化，或许能够看出，它们是如何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演化的，这不正是“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吗？这可是困扰了诸多前沿学科的重大问题。但是，没有人能够做出精确的模型，尽管这些问题对于科学来说是如此重要。物理学家和数学家Stanislaw Ulam曾经说，把一门科学称为“非线性科学”，就好比把有的动物学称为“非大象动物学”（non-elephant zoology）一样。Bak说，这个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事物，尤其是最重要的事物，都是非平衡的，它们不是按照平滑的线性路径演进，而是忽冷忽热的。地理学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案例：加利福尼亚的南部，在平常时候不是看起来都很平静吗？
指数规律
像Bak这样的大科学家喜欢把沙堆及其崩塌当作“思想试验”：他们在头脑中做计算，或是在电脑上做计算，想怎么摆弄各种变量就怎么摆弄，根本不需要走进实验室。Glenn Held是一个喜欢动手的科学家，当他读到Bak和其他科学家的论文时，他看是琢磨：“在现实世界中，究竟会怎么样呢？”这样的崩溃有多大可能会出现？如果动手做试验，Bak的想法会是真的吗？Bak是在科学杂志上提出其思想的。他写的是理论论文，对于如何在现实中检验其理论并不感兴趣。能不能在现实中检验Bak的理论呢？怎么样才能一粒一粒把沙堆堆起来呢？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实验。Glenn Held打算试一试。
首先，Held需要基本上体积和重量大体一致的沙粒，如果沙粒的大小不一样，就会破坏沙堆的平衡。Held先想到，能不能用氧化铝颗粒模拟沙粒，但最后，他有个周末到海边，搜集了一些沙滩上的沙粒，结果发现这些沙粒非常合用。Held把搜集到的沙粒进行筛选，挑出来大小基本一致的沙粒。他首先得保证沙粒都非常干燥，因为含水量太高就会改变沙粒的重量，试验就没有办法做了。然后，他把沙粒放在一个像胡椒研磨器一样的罐子里面，并把这个容器和电脑联系起来。电脑控制着这个罐子以多块的速度转动，每一次转动有多少粒沙粒会漏下来。这样，沙粒就一粒一粒的掉下来，掉到一个像手掌大小的盘子里面。他把这个盘子放到天平上，这样就能测量有多少沙粒掉了下来（每粒沙粒大约重0.0006盎司）。然后他把天平放到一个Plexiglas箱子里面，这样空调的微风就不会干扰他的沙堆。Held大约花了十个小时制造这样的设施，然后他打开了开关。
Held的第一个沙堆大约花了一天时间。每次小心翼翼的掉下来一个沙粒，最后的沙堆大约有两英寸高。正如Bak所预测的，在第一个时期，沙粒掉下来之后，慢慢的形成一个锥形体，这就是物理学家所说的“自组织过程”。没有人告诉沙粒应该掉到什么地方，但是物理学的内在规律，使得沙粒自己形成了一个平稳的沙堆，而不是散落各处。
但是，当沙堆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就进入了Bak所说的“关键”时期。有可能下一个掉下来的沙粒就会引起沙堆的崩溃，但也有时候，Held可以再放上上千个沙粒，沙堆仍然会岿然不动。Held发现沙堆的形成和崩溃大致符合“指数规律”，这也是很多其他自然现象中出现的规律。地震就是这样。Richter分级的创始人Charles F. Richter曾经说，过去几个世纪的地震数据显示出一种“指数型的分布规律”，即大地震发生的频率按照指数曲线的规律少于小地震的发生频率。
沙堆试验中最有意思的事情是其不可预测性。试验者须臾不敢眨眼。指数规律能够告诉你，沙堆崩溃的一般规律，但是当下一粒沙粒掉下来之后，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传统的科学告诉你，沙堆是稳定的，是处于均衡状态的，只有当出现强烈的外部冲击，或是当掉下来的沙粒超过一个特定的数量之后，才会出现崩溃。但是Held的沙堆却恰恰相反。没有魔术数字。再落下一粒沙粒会导致崩溃，再掉下几十粒沙粒，导致崩溃的概率是完全一样的。沙堆内部的变化，比如沙粒之间如何挪动和滑动，和作用于沙堆外部的力量，是一样重要的。你如何撞击沙堆，沙堆如何反应，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在原因和结果之间是没有稳定的关系的。正如Bak所指出的，沙堆是一个“不仅会受到重大打击而崩溃，而且小小的一根针落地，也会导致其轰然倒塌”的系统。
Held一直在琢磨，怎样才能把这样一个系统模型化。坦率的说，这可是一个难题。在沙堆中的每一颗沙粒，都通过一个无形的网络，和其他的每一个沙粒相互连接、相互挤压。随着沙粒的掉落，沙堆系统的复杂程度每一秒钟都会扩大一百万倍。哪怕再掉下来一粒沙子，你也得把以前的模型完全修改一遍。没有哪个电脑能够有这样快的运算速度。自然界按照这样快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复杂，结果是我们根本无法预测未来。Bak曾经说过：“如果有人想要预测越来越遥远的未来，他需要知道的有关初始条件的信息量将会呈指数形式递增。”这恰恰是Held在他的试验中发现的。如果只有一两颗沙子，哪怕是有一百颗沙子，你还能尝试预测它们的相互联系，但是当沙粒增加到上千颗的时候，你根本不可能测量每一个细节，并预测接下来会出现什么结果。这样的世界比牛顿物理学中最复杂的情况还要复杂得多。在Bak看来，你将处处遇到这样的难题。几乎所有的复杂系统，都遵循着同样的演变逻辑：地壳的运动、生态系统、股票市尝国际政治。超过一个临界点之后，这些系统的内在逻辑就变得难以捉摸。
Held试着在更大的盘子上重复沙堆试验，最后他发现，就连最初沙堆崩溃遵循的指数规律也消失不见了。这个系统越来越复杂，没有什么规律，能对何时沙粒导致沙堆崩溃的预测提供哪怕是最粗浅的建议。你能够坐的事情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沙粒一颗一颗掉下来，等待着沙堆突然倒塌。当你坐在那里无所事事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历史上所有的物理学和数学，都无法告诉你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Bak的世界并非稳定而秩序井然的。Held从海边找回来的那些细沙粒，闹哄哄的挪动、搅和，完全没有纪律，时刻制造混乱，它们代表了一种能量，一种既可以带来创造，又可以带来毁灭的能量。沙堆时时刻刻都在变化，它难得有片刻的安宁，好让科学家们找到一组等式描述其状态。如果Bak的理论是正确的，它就应该不仅仅是在实验室之外的世界是正确的，而且在实验室里面也是正确的：科学家们的思考方式同样需要发生一场彻底的革命。在沙堆试验中，有一件事情意义深刻，且饶有趣味：沙粒的运动不仅仅能把秩序变成混乱，它们也能把混乱转化为秩序。无论是沙粒、股票价格还是地壳的运动，遵循的都不是简单的投入-产出公式，而是一个复杂的逻辑，其内部的相互作用的力量，跟任何外部的作用力量同等重要。这一演变的逻辑产生了山崩和地震，但是让Bak感到激动的是，也是同样的演变逻辑，使得一堆砂石最终形成了加利福尼亚州，股票市场的波动造就了巨大的财富。沙堆的作用可能更多的是塑造新的事物，或许这个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事物都是这么来的。
Bak喜欢引用19世纪一位法国小说家Victor Hugo的一句话作为这一观念的概括：“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世界不是由掉落的沙粒形成的呢？”Bak思考的问题是，如果真实的世界真的是这样，在稳定和混乱之间摇摆不定，会是什么样呢？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一逻辑，哪怕只有一些粗浅的认识，我们能够创造出来的新事物将无穷无荆这个世界并非陷入了无法理解的偶然性的泥沼，只是我们需要新的和不同的计算方式。如果你发现了这些新的方法，哪怕是最复杂的难题也会迎刃而解。这种革命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但如果这个系统仍然混沌不清呢？如果哪些不断变动的沙粒的逻辑仍然难以解释呢？或许，科学家们还得去寻找动摇了我们原本熟悉的世界的模型的魅影。或许，这个世界是有逻辑的，这一逻辑能够非常巧妙的解释事物的内在秩序，但是在我们看来，一切仍然是毫无意义的混乱。
Saint-Tropz
2007年7月的一个早晨，投资家Bill Browder在他的法国南部的度假庄园醒来。每个月，Browder都会给他的20亿美元的Hermitage Fund的投资者们写一封信，不仅告诉大家基金的当前业绩，而且还会跟大家分享他对市场的一些思考。大约十年之前，Browder从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黎巴嫩银行家Edmond Safra那里得到了最初的一笔投资，并建立了Hermitage Fund。从那时开始，他就开始定期给投资者们写信。Hermitage Fund 主要投资于一个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市场：俄罗斯。Browder在俄罗斯市场上的几度沉浮，让他也成为了投资界的一个风云人物。（除此之外，Browder还是美国共产党的前任领袖Earl Browder的孙子）。Browder的投资策略并非仅仅是买卖俄罗斯的股票。他喜欢去购买那些最腐败、经营最差的俄罗斯公司的股份，然后要求他们改变经营方式。一个由无赖们管理和掠夺的差公司，可能每股只能卖1美元，但只要稍微做些改善，这些公司的股价就能增加到10美元。买进股票，搅动局势，再卖出股票：这就是Browder的策略。由于他得和那些贪婪的无赖打交道，所以Browder必须确保在“搅动”和“卖出”之间，他得有足够的安全空间。
Browder在俄罗斯的经验让他认识到，市场经常会突然变化，既无先兆，又难以察觉，就像沙堆效应一样。1998年，俄罗斯的股票市场在数周时间之内市值缩水了93%，Hermitage Fund几乎遭受灭顶之灾。这场股票市场的雪崩是因为俄罗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吗？Browder的失败是因为他的投资策略有巨大的缺陷吗？都不是。这场危机的根源是大约一年之前的一次金融危机导致的信心恐慌。那次金融危机出现在哪里呢？遥远的泰国。
Browder曾经经历过几次这样的突如其来的危机，这些经历让他对市场的认识更加深刻。他告诉我：“当你在一个几乎在一夜之间会被夷为平地的市场上投资的时候，你看待整个市场的视角都会改变。难以料想的恐怖灾难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不会发生。”Browder从内心深处相信市场是有规律的，市场是有效的。Hermitage 基金的投资理念就是，如果你能够把公司的管理改善，它们就能够在俄罗斯股票市场上实现真实的价值。但是，Browder在俄罗斯的经验让他认识到，就连市场基本面这样的坚实基础，也可能会随时变成风中之沙。如果你忘记了这一点，哪怕只是在一眨眼间疏忽了，都可能会破产。Browder在俄罗斯投资的十多年里，见到了太多这样的不幸的投资者了。
2007年的夏天，Browder的基金经历了一个丰收的季节。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之内，他的基金增长率30%。但Browder习惯了每天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时刻都在警惕，周围的世界是否会突然出现山崩。7月的一天早晨，报纸上的一条消息引起了他的关注。纽约的一次杠杆化的Buyout 交易的债务拍卖没有足够的投标者，被迫取消。对大多数投资者来说，这不过是运转良好的金融体系大了个小小的嗝。但Browder看清了事实的真相：这是一个预兆，说明金融市场上已经没有办法接受新的债务了。这预示着一场庞兹骗局的结束。一场雪崩即将到来，这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悲剧。由于他在俄罗斯见识过这种灾难，他非常清楚，金融市场会变得如何悲惨。他认识到，这就是一个清楚的征兆，说明了全球市场会如何变化。是该着手准备的时候了。几天之后，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到时候了，这就是该结束的时候了，所有的问题都将开始爆发。”
那一周，Browder写信给他的投资者，他谈到，俄罗斯的资产负债表上有400亿美元的亏空，这将使得其金融体系恶化。他写到：“3000亿美元的问题是个大问题，但400亿美元的问题也不是小问题，400亿美元的亏空，对世界市场的冲击同样会非常巨大。”他警告大家，后来被称为次级贷款危机的金融海啸，其带来的损失远远不止3000亿美元。他马上开始囤积现金，抛售他和他的投资者的股票，并把他和他的投资者的资金转移到他能够发现的避险天堂。他把自己的投资策略称为“逃离电网（off-the-grid）”。他跟投资者说：“这就好比当停电的时候，那些呆在大城市里的办公室的人们会陷于瘫痪，但是住在山区小木屋里的人们可能根本感觉不到什么不便。我们就是要在金融市场上找到一个山区的小木屋去避难。”或者，也可以说，他在试图逃离一场海啸。
国际金融历史的一个教训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巨大的金融风暴就会到来，并卷走全球经济的巨额财富。我们的现代交易体系又会很容易把这些灾难变成自我实现的灾难。当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Larry Summers曾经对我说：“全球金融市场好比现代的喷气式飞机，它可以更快的把你带到你想到的地方，但一旦飞机失事，后果将不堪设想。”1987年的美国股灾也是如此。一些微小因素的积累，带来了整个股票市场的动荡。美国股市几年来积累的市场价值，在旦夕之间，忽然灰飞烟灭。1997和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也是如此，Browder的基金在这次危机中损失了75%。在每一次危机之中，市场都脱离了正常的行为规则。对冲基金的操盘手们常说，市场突然变得“非线性”了。预测或解释市场行为的工具完全失效。看到别人夺门而出，其他的人也会争相逃跑。Browder说：“在这种危机中，人们会先卖掉，再去想自己为什么要卖。”有时候，这些不为人知的经济动荡激起的波浪，会卷走几个站在岸边的无辜的观望者。1987年的股灾教训了几个狂妄无知的雅皮，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让一些没受过太多教育的国债投资者血本无归，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让一些无辜的泰国房地产开发商猝然倒闭。但是，有时候，灾难会不期而至，吞噬掉数十年的文明生活。1929年的股票市场崩盘加剧了欧洲不断恶化的经济危机，催生了希特勒的上台，之后，历史的火车开始不可避免的驶入错误的轨道，直至酿成巨大的灾难。Browder看到2007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他担心的是，这是否又会是一场历史性的危机？
在这种时刻，会出现一种独特的恐慌。如果你被匆忙叫去，到外交委员会的铺着木地板的办公室里面紧急开会，或是如果你在伦敦的City区，或是在格林威治区的星巴克咖啡馆里面和那些顶级的金融家见面，你会感到一种奇怪而令人惊悚的恐惧。这很令人迷惑，毕竟，有很多投资者是从市场的不稳定和动荡中大赚其钱的。这些投资者还发明了很多工具，发现机会，从中盈利。有点金融工具甚至会鼓励市场动荡。但当他们发现平常时期的规律不复存在的时候，他们很快就变得和2008年在国会作证的格林斯潘一样：威信全失、困惑不解、焦虑不安。
Browder每一次做决策的时候，都会从相反的情况考虑，不是一次这样，而是每次这样。他知道这是在市场上生存的唯一之道，金融市场就像Bak的沙堆一样，随时可能会因为一根针的掉落而崩溃。这种体系的转变会突如其来，而且对那些泥古不化、没有准备的人们来说，将会是一场无情的灾难。Browder在2007年看到的正是真实世界的动力学开始发挥作用了。
但是，当这个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都认识到Browder在2007年夏季的那个早晨就已经警觉的问题时，已经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了。
远离平衡
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无论是金融市场也好，或是核武器的扩散也好，都在很多方面非常像Bak的沙堆，这会让我们深感不安。复杂体系的演进是由两个重要的因素决定的：不断增加的参与者以及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或者，你也可以把这两个因素称为颗粒度（granularity）和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前者是说我们的沙堆上会不断的掉落新的沙粒，后者是说沙堆上的每一个部分都和其他的部分紧密联系。但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因素会带来力量变化的革命性变革，这些变化会影响到我们的每一项战略、每一项政策。Bak谈到，“大型体系趋向于进入一个‘关键时期’，在此时期，微小的变化也会导致重大的变化，甚至整个体系的崩溃”。他所描述的这种情景，可能说的是中东问题，也可能是中美之间的关系、石油市尝传染并核扩散、网络战争，或是任何其他重大的全球事务或全球安全问题。每一天，在我们的全球秩序的沙堆上，都会掉落各种各样的新的参与者，就像在Held的实验中掉落的沙粒一样：可能是新的病毒、新的NGO、新的发明创造，或是离开家乡进入城市的印度农民。这些因素相互之间正通过各种技术或沟通相互连接，而我们难以完全监测所有的相互联系。Bak的沙堆体系中会出现的问题，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同样会出现。我们正在通过各种方式组织起来，但却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沙堆效应的启示是，我们必须承认，全球秩序从根本上来说是难以预测的。这一观点看似简单，但却是我们在认识上的一个飞跃。承认这一点，就会让很多传统的思想都变成了垃圾。这也会让我们在心理上做出巨大的调整，我们应该学会，在这个世界上，哪些结果是我们可以期待的，哪些是我们不能奢望的。我们可以预期，以后会有不断的变化和新的观念。但是我们无法指望，全球政治秩序会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简单，我们也无法指望靠原来的机构能够建设出来一个更古老的世界。回忆一下，摩根索对国际政治权力的计算都是建立在结果可预测的假设上：谁站在哪里，谁会给谁捡帽子，谁不会去捡帽子。但是在一个快速变化的革命性世界里，我们很难轻易的测度权力。经济学家Brain Arthur在谈到经济学领域的变化时，曾经谈到：“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一个自思想启蒙时期就存在的观念是，整个经济体系是机械化的。尽管经济体系非常复杂，但是我们可以将之视为一组元件，相互组合。市场体系里面的参与者是主体，他们面对的经济体系是客体，主体和客体之间可以清晰的分开。”阿瑟谈到，在复杂的体系中，“主体和客体之间很难截然分开，我们应该把经济体系视为一个有机体，而非一个机械体系。经济体系不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庞大机器。经济体系是一个器官。在所有的层面，都存在着相互决定的关系。”这种新的变化使得我们难以再用更简单、更陈旧的工具去管理国际政治和金融体系，使之达到一种稳定的均衡。但是，新的变化也不是仅仅带来无穷无尽的混乱。
复杂体系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理解它。如果复杂性是难以控制，而且最终一定会导致混沌的话，我们就不可能会有互联网，也不会有健康的生态体系、卓有效果的免疫体系、生机勃勃的金融体系。生态学家C. S. Holling在他的一项研究中，讨论了各种各样的复杂系统，其中有一些复杂系统可以非常容易的管理，比如野生草地、期货市尝企业家创业等。所有的这些系统都会不断的遇到难以预料的风险，但是每一个系统都有自己的办法兴旺发达。但是，Holling和一组数学家、生态学家们也发现，有些系统恰恰相反，会走向一个反面。Holling将之称为“邪恶的力量”（perverse resilience），在这些系统中坏的观念会不断蔓延。Holling谈到：“在这种‘恶意适应’（maladaptive）的体系中，任何创新都会被扼杀，新的发现会被拒绝。这将形成一个僵化的陷阱。”这些系统从短期来看似乎非常稳定，但是当其受到一些不可预期的事件的冲击的时候，它们的反应方式最终将葬送其本身。它们无法快速的排除错误的思想。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呢？
当Per Bak提出沙堆实验之后的数年，他有一次到剑桥大学的Churchill学院，和一群英国科学家聚餐。或许是受到当时的场景刺激，那股子一本正经的氛围， 激发出Bak身上的美国气质，这让他的丹麦同事们非常喜欢他，也经常让他们疑惑不解。几杯葡萄酒下肚，他对坐在桌子边上的那些科学家同事们研究的“重大科学问题”的轻蔑，不由自主的流露了出来。Bak幸灾乐祸的看到，那些预算达到数十亿美元的科学研究项目，结果却产生不出任何有意义的发现。这些科研项目就是在烧钱。得到诺贝尔奖的那些科学家，往往都是自己单打独斗，或是一两个人组成的小组，做出来的不同寻常的突破性的创新。在重要的大学里面，保守思想和不愿冒险成为了主流的态度，科研人员关心的是再搞一个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原子粉碎机，而不是人类的未来。这些让Bak越来越感到腻烦。在他看来，科学家应该做的工作就是拿起锤子，把陈旧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玻璃墙敲碎。在这场聚会上，他感到这些科学家同事们所做的工作都是在为玻璃墙打磨抛光。
Bak突然说到：“为什么你们这些人在对自己的领域未来会发生什么变化完全不清楚的情况下，会对自己的观点这么敝帚自珍呢？”在Bak看来，目前的科学对这个世界解释甚少，这就需要不断的激发革命性的思想，而正是这些革命性的思想，在科学史上激发了重大的科学进步。Bak感到，有那么多令人振奋的科学题目等待着我们去做，但这些科学家却仍然困守在这里，这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剑桥的科学家说，他们看不到其他的选择。他们说：“如果我们不接受一些共同的理念，就没有办法把我们凝聚在一起，形成一个科学共同体。”Bak深感震惊。这种解释是社会学的解释，而不是实事求是。一群科学家共同分享错误的观念，那么还不如称之为分享妄想。科学家们彼此认同，不是因为他们认同同一个真理，而是因为他们想成为同一个群体的成员。2008年，你可以在外交界和金融界遇到同样的现象。一群惊慌失措的人们共同分享着一些错误的观念，因为他们需要互相支持，需要加入一个圈子，但他们看不清这些观念的虚妄之处，也扼杀了自己的想象力。Bak知道，如果你真的希望理解这个世界，这些被大家奉为圭臬的陈旧观念是完全误导的。但Bak也看到，他的革命性思想正在落地生根。他不过是一个实验室中的科学怪人，被剑桥的大人物们斥责。但是，Bak知道，正是一些像他这样的人，改变了历史。
第四章 大厦已倾
雪中人
我之前也见到过他。他的眼神还是那样的明澈和柔和。他不时的微微点头。岁月不饶人。但他那著名的面庞依然那样熟悉，就像我们经常在电视镜头和杂志封面上看到的一样，他面部的线条还是叫我们过目难忘。他在倾听你讲话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的向前微微点头，好像一头好奇的公牛，这个细节也透露出，他可能对话题有些不耐烦了，但又要保持端庄。他很有礼貌的让你又开始回味萦绕在头脑中的那些过去的讨论。他究竟沉浸在什么样的思绪中呢？他只是出于礼貌呢，还是感到了紧迫，还是这两种情绪都有？在我家里，有一张他的签名照片。照片上，他手里拿着帽子，裹着一件外套，站在雪地里，大雪没过他的腿肚。在他的身后，是家边的一片苍凉的松树林。你可以看到雪地上他走过的脚樱雪深林密，显得照片中的他比较矮小，也更有人情味。这和他惯常的形象可是大不一样。在别的场合里，他总是显得身材魁梧。尽管背景衬得他比较渺小，但是看得出来，他比较怡然自得。这就是他的个性：在最不舒服的情景下，他也总能保持自己的优雅。这张雪景照片能告诉我们很多。
今天，我们安静的坐在一起，那些轻松的话题很快就聊完了。我们谈论了他的健康状况，最近的旅行见闻，我们最近读到的信息，思考的问题，等等。我谈起了我们上一次见面的情形，他跟我说起，自己想减少旅行的次数。但这些都是闲谈。我之前也曾经和他聊过，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个我最想问的问题，却始终没有向他直接提起。我读过他关于这个问题写过的一些东西，他写了很多，为自己辩护。我怎么才能问他这个问题呢？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帝国土崩瓦解？当2.5亿人的生活和希望，从你的手指间悄然滑落，如同颗颗麦粒掉在地上，你究竟会有什么感受呢？我呷了一口茶，正视着他的眼睛。我问他：“现在如果让你回头去看，你觉得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他挪了挪椅子，手在脸上摩挲，手指轻轻敲着玻璃杯，微微的笑了。然后，慢慢的，Mikhail Gorbachev开始回答我的问题。
无法预知的世界
和1929年大萧条一样，苏联的解体也像沙堆一样突然崩溃，而且从此改变了整个世界。苏联的解体彻底改变了全球政治的力量格局。曾经有段时间，苏联和美国是全球政治力量的两个核心。苏联曾拥有这个世界上最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苏联的画家和音乐家在海外享有盛誉，其军事力量可以和美国抗衡。苏联把宇航员送到了外太空，给第三世界提供了数以亿计的援助。苏联有其自己的政治哲学，也有其自己的理想社会的梦想。这一梦想激励了地球上的很多人，包括Nelson Mandela，也包括Fidel Castro。但是，在历史的一个瞬间，这一美仑美奂的大厦突然倾塌。Per Bak的沙堆在莫斯科的红场上又出现了。
当然，冷战终有一天会结束。但是，冷战会怎么结束呢？会是一个核冬天吗？还是一个休战协议？什么时候会出现呢？为了研究这些问题，少说也花费了数十亿美元的经费。无数名将军、间谍、经济学家、外交官，穷其一生，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他们匆匆忙忙的开会、秘密会谈、发电文、传照片，搜寻泄露出来的蛛丝马迹，试图得到答案的线索。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John Lewis Gaddis曾经谈到，这一问题“是如此之重要，没有哪个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会承认，他们的远见和能力预测不出冷战的结束。结果呢，大家全都没有猜对。”这可能是Gaddis对自己的研究领域的无奈自嘲。但是，不是只有这些博士们没有猜对。所有的将军、所有的间谍、所有的外交官，都一样茫然。
苏联的解体好似一场绝妙的魔术表演，让所有的观众瞠目结舌。但是，那都是20多年的事情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关心当时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不是已经看到了魔术很奇妙，我们不是已经看到了在一系列历史因素的压力之下，过去控制着亿万人的体制突然间瓦解了、消失了，让专家们困惑不解了吗？的确如此。但是，我们从苏联解体的故事中还可以看到，错误的认知方式会导致我们忽视世界变动的真实规律。苏联的解体让一些人惊诧不已，后来，9.11恐怖袭击也让这些人惊诧不已，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让他们惊诧不已，我可以告诉你，要不了多久，又会发生新的事件，还会再让他们惊诧不已。当年，戈尔巴乔夫自己已经惊异的发现，苏联进入了一个关键的时期，就是Bak所描述的系统演变的关键阶段。各种因素组织起来，但却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当然，当苏联解体之后，的确出现了很多理论，解释苏联为什么会解体（顺便说下，提出这些理论的专家，就是当初没有预测到苏联崩溃的那些人）。但是，这些理论，尤其是那些后来变得最流行的理论，都没有总结出真实的，对我们有用的教训。它们都没有学会从复杂体系的角度去观察苏联的解体。本书想要讨论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掌控一个日益复杂的国际秩序。在回答这一主要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澄清一个没有被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当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之时，我们还会感到不安全感？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这种担忧是完全有道理的。我的观点是，这是因为引导我们的那些最伟大的人物，平时陷入盲目的乐观主义，出事之后又茫然不知所措，他们在用过时的、不现实的理论去理解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不可避免的感到，把我们的未来交到他们的手中，是多么的不安全。大多数的外交政策思想家动机都是良好的，但是，他们就像是一群要去考试的学生，但考试卷子上的语言却是他们从未见过的。
我的主要观点是，Bak的雪崩规律对我们更清楚、更坦诚的认识这个世界有着很重要的启示，这是我们找到实现全球安全的新途径的前提条件。请你回忆一下Bak理论的第一部分：小的事物会带来巨大的变化。这也意味着，如果发生的是重大的变化，其起因未必是另外一个巨大的事件。我们都看到了苏联帝国的崩溃，于是，我们觉得，一定会有一些重大的因素，导致了这么巨大的变化。我们把这种重大的因素称为历史的终结，或是全球民主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或者，我们认为这一天的到来是因为我们的军费开支远远超过了对手。苏联的解体被我们理解为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我们的理念胜利了，甚至象征着我们的理念才是唯一正确的。2002年，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是这样解释的：“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这个世界都在各种观念之间斗争：破坏性的极权主义对抗着自由和平等。这一伟大的斗争终于结束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是美国的重要政策文本，它应该体现出美国安全战略的核心思想。这就是布什总统的概括。但是，真的是这样吗？苏联的解体真的证明我们是对的吗？
对于许多身在局中的亲历者来说，苏联的解体至今还是个谜。即使是戈尔巴乔夫自己也从来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专门研究冷战的历史学家Gaddis说，戈尔巴乔夫的自传“通篇都没有自我反时。当我当面问他苏联解体的问题时，戈尔巴乔夫给我的回答也一样闪烁其辞。好像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事情的真相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并不奇怪。几乎毫无例外的，那些安于现状的国家领导人都不太理解革命性的力量。即使是当革命性的力量爆发出来，并抛弃了他们之后，他们似乎还没有回过神来。那些看着自己的银行轰然倒塌的华尔街的CEO们是这样，那些被罢黜的政治领导人也是这样。革命性的力量威胁着所有的伟大人物最珍惜的东西：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致富之道、他们的自我尊严，甚至他们自己的生活。戈尔巴乔夫那一代人所接受的教育是把各种关于权力的思想划分成不同的阵营，这一教育背景使得他格外难以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果仔细分析苏联解体的真相，你会发现，和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输入西方理念，爆发东方巨变”的解释不一样的是，真正的原因是远为复杂的，也要有趣的多。事实的真相是，苏联的解体并非是一个历史不可逆转的过程，而是一系列复杂且不可预测的因素的相互影响，说实在的，这些因素可以导致历史向任何一个方向转变。是因为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遇到了特定的经济困难了吗？当然，当时苏联的经济的确一团糟，但是，在此之前，苏联也曾经历过更加困难的历史时期，而那时候，并没有出现剧烈的社会变革。有些国家遇到过比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更加恶劣的经济形势，但是，经济困难引发的是对原有体制的改革，而非彻底推翻原有的体制，比如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都是这样的。如果苏联原本的政治体制已经如此分崩离析、腐烂到根，那么多苏联国内外的预测机构，为什么会一点都没有察觉？为什么在离苏联解体不到9个月之前，在一次公民投票中，有75%的苏联公民希望保持原有的体制不变？如果你跟戈尔巴乔夫这些亲历者谈谈，他们对苏联这个庞然大物之所以会顷刻倒塌，每个人都会谈出自己的一套看法，讲出更复杂的故事。美国的军费开支真的拖垮了苏联吗？但是，为什么在事后反思的时候，正如外交官Anatoly Dobrinyin曾经写到的，“里根政府时期美国不断增加的军费开支不是压死邪恶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事实上，如果里根没有摒弃其对苏联的敌对态度，戈尔巴乔夫根本就无法推动改革”。大多数人都承认，苏联到后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行动迟缓、士气低落、摇摇欲坠，但是，没有一个在苏联时期成长起来的严肃的俄罗斯专家会在20年之后告诉你：“是的，这是不可避免的。”很多西方人认为美国的军事威胁、那些偷运进来的违禁宣传品、油印的小报以及公众的不满会最终把苏联搞垮了，而这些俄罗斯专家只会对此哄堂大笑。他们会告诉你，所有的这些东西，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已经变成了苏联时期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个研究苏联的西方学者希望能够回答，为什么苏联会走向覆灭。他们不希望重复那些所谓不可避免的因素的解释。这两位学者，一位是David Kotz，另一位是Fred Weir，都是研究俄罗斯问题的专家，而且长期在苏联生活、工作。他们采访了上百位前苏联的官员，这些男男女女，曾经生活在帝国的圣殿之中，亲眼目睹了俄罗斯的力量如何逐渐衰落。他们写到：“在历史上，伟大的国家是会走向衰落的，但其衰落从来没有如此迅速，且完全出人意料。”Kotz和Weir的研究表明，苏联的解体并不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来自底层的人们经常发出的抱怨，这些压力随时可能被轻易的弹压。苏联的解体，主要是由于其高层统治精英之间无情的政治倾轧，以及戈尔巴乔夫对时局的严重的错误判断。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政治局委员掌控着宏观局面，但是苏联政体中的当权人物（nomenclatura），却是实际上的掌权者。这些当权人物包括军队里面的军官、大学里面的教授、政府里面处理日常事务的官员，这些人从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就一直掌握着权力。这些当权人物只占苏联人口的非常小的比例。Kotz和Weir发现，当戈尔巴乔夫发起改革，而当权人物认为这场改革会侵犯到其个人的权力和特权之后，他们感到，与其让苏联紧密团结起来，不如让其分崩离析。当这一当权人物逻辑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帝国开始四分五裂，而那些身居高位的人，都拼命想拣到更多的碎片。这是一种冷酷自私的决定。但是，这也是一种致命的打击。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对此并不知情。
Weir和Kotz写到：“苏联体系之所以会以一种出乎意料的和平而突然的方式衰败，最终的解释是：绝大部分统治精英自愿放弃了这一体系”。如果苏联是通过一场革命而终结的，就像当年的1917年革命瓦解了沙俄帝国那样，那么，今天的俄罗斯将会大不一样。如果爆发的是人民的革命，最显而易见的特征就是，原来的统治者会被枪毙、放逐和遗忘。但是，20多年过去了，在所有的前苏联国家，那些高层领导人、最有钱的亿万富翁、最有权力的政客们，几乎都是原来那些人，原来那些和苏联的政治体系核心有密切联系的人。在叶利钦之后做了两任俄罗斯总统的Vladimir Putin是从街头政治崛起的吗？不是的，他是一位克格勃的高官，他是旧帝国的王子。
当权人物出卖其自己的体系，这一观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是由于其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小的因素的变化会最终导致苏联帝国的覆灭。哪怕改变其中的一两个因素，比如，提高油价以刺激经济，出现一两个野心勃勃的将领，或是戈尔巴乔夫生病了，都可能会导致全局的变化，而且很有可能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不安宁。苏联的瓦解源于其内部，源于其内部的过失、扭曲和偏执，到现在为止，我们尚不能很好的理解苏联社会内部发生的这些变化。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摒弃西方“赢得”了冷战胜利的想法。就连戈尔巴乔夫也说过：“西方认为其在冷战中取胜了，这是一种错误”。
在思考苏联解体问题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假设一旦自由的强大力量被释放出来，那么苏联内部的变革就会随之到来，而且我们可以预知，可以控制这一变化。苏联会逐渐演变成美国的盟友，会事事追随美国，变革之后，苏联的财富会涓涓不断的增加，民主也会越来越壮大。但是，正如Bak曾预言的那样，内部的变化是很难预测的。戈尔巴乔夫使得苏联体系更加复杂、更加不稳定，而非相反。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意味着“重新构建”。但是重新构建出来的东西，和戈尔巴乔夫最初设想的却大相径庭。“把椅子搬开”是装修，但是“把房子推倒”却是破坏。如果你错误的判断了形势，就会带来致命的后果，这样的历史教训真是车载斗量。戈尔巴乔夫的故事再次告诉我们，从错误的起点出发，就会到达一个错误的终点。我们现在对此应该深有感受了，比如我们打算反对恐怖主义，结果却有了更多的恐怖份子。戈尔巴乔夫打算改革苏联，但是他却帮助毁掉了帝国。
苏联的解体也是决定论的解体。我们没有看到输入民主，就会产出更多的稳定。苏联的解体证明的是相反的结论，我们输入了民主，但是产出的却是更多的没有想到的变化。我们在很多不同的地区，从中东到中国，都能发现这一规律。变革会带来不可预见性和意外。我们当然需要变革，而且我认为我们当前迫切需要更多的变革，但是，要注意，当我们发动变革之后，要做好准备面对可能出现的意想不到的变化。这种内在的不稳定性将改变我们为维护国家安全制定政策时的思路，也将改变我们每个人规划自己的一生的思路。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更深入的探讨这些问题。这也使得那些主张在任何社会中实施激进变革的想法变得更有争议。主张在中国推动政治自由化的美国人，往往会设想，这样一来，中国就会变成一个民主的、亲美国的国家。但是，这样的激烈变革同样会让中国人找到最狭隘的民族认同，并开始激烈的反对美国。
人们很容易会有种冲动，想把这种复杂性强行塞进严格约束的模型。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一种冲动，它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从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开始，学者们就习惯于区分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当讨论美国对俄外交政策的时候，克林顿总统曾经对副国务卿Strobe Talbott抱怨。他说：“你们应该把复杂的问题弄清楚，而且要让人们一目了然。我们现在遇到的现实问题是，这么多有才华的人，怎么就想不出一条新的口号。不要说想不出好的口号，就连一条口号都想不出来。我们可以分析所有的问题，并把它们搞得很学术、很专业，但是，如果没法用几个字就把我们的想法说出来，让人们记得住，那我们就完蛋了。”克林顿和他的团队始终没有想出来他们的口号。沙堆效应的故事告诉我们，一定要把复杂系统简单化是不可能的，这就好比世界正在不停的运动，你却想在瞬间抓拍一张照片，就把这个世界的基本特征全部概括清楚。更好的办法是用复杂系统的思维去思考和讲话，去分析这个世界。
1989年并非世界的终结。这个世界上仍然充满着不停的变动和调整，以及不可预期的内部力量的碰撞。如今，我们的沙堆秩序制造出来的新的意识形态，比新的电脑软件的问世还要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印度的种姓制度资本主义、委内瑞拉的超凡魅力型民主政体、普京式的中央集权模式，凡此种种，还有许许多多我们还没有还得及看得懂、认得出的意识形态。过去的资本主义民主已经辜负了人们对其的期望，不仅没有给我们带来想要的东西，相反，还带来了不少麻烦，于是，新的观念将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2008年，国防部部长Robert Gates说：“我们的任务是防止再出来一种新的主义。”但是，新的主义不断涌现，这是无法阻挡的。出来的不会只是一种新的主义，以后会有成千上百个新的主义。
2008年，当金融危机还在不断蔓延的时候，普林斯顿的数学生物学家Simon Levin，就是给大家介绍过的9.11之后在反恐研讨会上反对生物恐怖主义小组讨论时露面的那位专家。他和两位同事一起写了篇短文《银行家的生态学》。他在金融体系中看到的一切，再次让他想起了那些陷入不可控制的混沌状态的自然体系，在很多自然体系中，“消灭一个物种，就会破坏整个生态”，小的变化会导致巨大的灾难。他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想比较复杂的环境体系与相互连接的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他希望讨论“体制转变（regime shifts）”。这一术语是生态学家们用来描述快速，且经常出乎意料的再组织过程的。（戈尔巴乔夫经历的就是一次“体制转变”）。
Levin写到：“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来说，1929年的股灾和大萧条就是一次体制转变。如今，金融市场的相互关联程度越来越紧密，其免疫能力并没有下降。”Levin认为，导致这些体系的因素往往不是外部的巨大冲击。“一个系统中整体性的崩溃最终取决于其内部是如何组织的，取决于其内部的反馈机制，也取决于平时隐蔽和难以察觉的相互联系。有时候，像战争这样的外部冲击会带来巨变，但更多时候，灾难是有一个看似很小的事件，甚至是一个根本就不可信的谣言触发的。这种变化一旦开始发生，其导致的结果就会是爆炸性的”。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Levin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是正确的：我们的金融体系会被操纵，因此迅速的基础面变化是可能发生的。正如Bak所说的，它们是有组织的，但是却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不断寻找这个世界上隐藏的联系和被忽视的错误，这样才能预知潜在的体制转变。Levin的研究告诉我们，戈尔巴乔夫的经历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告诉我们，我们往往会忽视自己的体系内部的漏洞、过失和压力。如果我们不及时应对，下一次危机可能就在未来不远处等着我们。为了应对这些风险，我们需要革命性的新观念和承诺，这需要调动我们全体国民的力量，而且这一动员的迫切性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迫切。但是，在深入探讨这一话题之前，我们将再看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的也是，为什么错误的观念会不可避免的引导我们做出非常危险的错误选择。
软思考
我在贝鲁特。在一天中的这一时刻，光线变得更加奇妙。当阳光照到屋顶或角落的时候，地中海的薄雾似乎使得轮廓显得更加粗重，一切如在画中。你感觉自己看到的是一座一千年之前的城市。这片刻的安详使你对贝鲁特的美更加倾心，也让你不由得对历史的命运无常倍加感慨。我闲坐在一个屋顶的咖啡馆，望着落日沉入大海，太阳的最后一丝光芒，照射在那些海边建筑墙上的累累弹痕。Lena和我坐在一起。她也会让你对历史和精神在此地的交汇暗暗震惊，她会让你爱上这个城市，即使她让你困惑不解。她有黑色的眼睛，身着湖蓝色的衬衫，颀长的脖颈挺拔优雅，脸上时常带着微笑。她刚刚在楼下的音乐店里，挑选最新的麦当娜和格温·史蒂芬尼（Gwen Stefani）的专辑。Lena吸的是手卷的香烟，她抱怨着工作中的苦恼，在黎巴嫩电视台工作时遇到的种种小小的不愉快。很快，我们的话题就转了，我们谈起为什么她会恨美国和犹太人。她一口接一口的抽着烟，越谈越激动。Lena梦想的是毁灭整个以色列。
苏联解体之后，有一种最吸引人的观点就是，B-52轰炸机、洲际弹道导弹和长年累月的经济政治打压无法起作用的时候，达拉斯电视台的连续剧、迈克尔·杰克逊、Levi牛仔裤和可口可乐会在几年之内占领国外的领地。把麦当娜给她们吧，她们就会跟随其心。这一观点还得到了学术上的支持。当年曾经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教授在1990年的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中将这一力量称为“软实力”。奈认为，枪炮、军队和战斗机是硬实力，而“软实力”是什么呢？政治科学家常喜欢用的定义是：“能够建立偏好（establish preferences）的能力”。软实力不是装在炮弹中的，而是通过电视节目、音乐和一个国家所代表的梦想向外输出的。硬实力能杀死敌人，软实力能诱惑对手。按照奈的说法，美国有的是软实力。事实上，从某种意义来说，美国文化所占据的支配地位，只怕比美国军事力量的支配地位还要强大。别的国家也有航空母舰和巡航导弹，但是那个国家有“周一足球”（Monday Night Football）和迪斯尼世界呢？奈认为，美国的文化优越性能在数十年的时间内有助于维持其安全。
但有个问题：软实力的提法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很吸引人，但是在外交的实践中却屡屡失败。在Lena的手提袋中，既有麦当娜的唱片，也有反美的宣传单，似乎这两者能够和谐共处。对美国人来说，软实力的说法让他们感觉很好，听起来很顺耳，但这种提法之所以能够被我们接受，不过是坚定了我们认为自己的生活比别人优越的信心，并迎合了我们希望自然而然的想要一个和平的未来的希望。和民主和平论一样，这一理论也不过是种含混不清、难以印证的观念，但是其导致了一些列外交政策的走火。什么时候，软实力曾经制止过战争？欧洲的历史上充满了悲剧，那些在文化上互有共鸣的国家，却陷于无尽的仇杀，有什么歌剧、哲学或是芭蕾能够消弭他们的仇恨？俾斯麦热爱巴黎，但是他却带兵血洗了巴黎。他曾有一次说到：“兵临城下之时，没有什么样的雄辩能够抵挡虎狼之师。”最为深厚的文化认同感也无法阻挡军队的步伐。在中日战争之中，很难想象出来软实力起到了什么作用。那些日本的将官，用汉字在宣纸上写出来一页一页的作战命令，这些作战命令把一座又一座中国的城市烧为灰烬。然后，日本的将官们会坐在餐桌前，用中国的筷子，和中国人一样吃米饭。日本士兵信奉的武士道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汉传佛教禅宗。
听奈教授谈起他认为的那些软实力起作用的故事，会让你很不舒服的觉得前后矛盾。他曾谈到：“即使当尼加拉瓜政府在打击美国支持的游击队时，尼加拉瓜的电视台仍然在播放美国的电视剧”。他试图用这个例子说明软实力是起作用的。“同样，苏联的年轻人穿着蓝色的牛仔裤，到处搜寻美国唱片，中国的大学生曾经在天安门广场上树起来一个有象征意义的自由女神雕像”。当然了，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从所有这些故事中总结出结论，美国的文化力量是无往而不胜的。“那些的中美洲的家伙们，就算他们跟我们打仗，他们仍然得看我们的电视剧１你会躲在波士顿或华盛顿，心中窃笑。“就算他们再努力，他们也无法遏制内心深处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真正的热爱１但你也可以从简单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然后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如果你花点时间到马拿瓜（尼加拉瓜的首都—译者注）、莫斯科或北京，跟当地的人聊聊天，你就会发现：人们会一边看《神威特警》，一边杀死美国的代理部队的士兵；年轻人会在早上的时候申请到哈佛读书，到下午就用砖头砸美国大使馆。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之后，中国的年轻人就是这样的。金正日是看着克林特 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廊桥遗梦》的男主角----译者注）的电影长大的。什叶派还喜欢麦当娜。波斯尼亚的士兵脚穿耐克鞋，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他们不是什么历史的怪胎，不要觉得奇怪，怎么这些喜欢休斯顿火箭队的家伙，能忍心杀害儿童呢？他们只是些个案的证物，证明当权力和现代化碰撞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产物。软实力听起来很好，也会让我们感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中一定有一些伟大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认真想一想，软实力确实没有太大的用途。那些脚穿Air Jordan系列篮球鞋的波斯尼亚暴徒，就是一个例证，他们提醒我们，我们将遇到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而且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而不是将之视为可以忽略的例外。
对软实力的幻觉曾经导致过一些灾难性的错误判断。比如说，有好几任美国总统，都对“现代化的伊朗”抱有幻觉，他们总是觉得，只要假以时日，再巧妙的运用软实力，一个现代化的伊朗就会像一只蝴蝶，从代表着原教旨主义仇恨的茧中脱颖而出。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伊朗对恐怖份子的支持，伊朗对核武器的不懈追求，都被当作一个正在成长的国家在发育过程中的怪癖，过不了多久，这些恶习就会自动消失的。美国政府是这样想的：让软实力发挥作用吧。美国对伊朗的政策是：施加稍许的压力，并不断的暗送秋波，等着吧，等手机和Wi-Fi来了，等那些伊朗的花季少女在穆斯林头巾下面悄悄抹上口红的时候，德黑兰那些强硬派的毛拉们就要不战自屈了。
伊朗的确在悄悄的演变，但是却和美国想象的恰恰相反：伊朗开始用更先进的技术提取铀，扩展了和真主党的联系，加深了和叙利亚的联系，鼓励在加沙和伊拉克的发生的所有灾祸。民意调查显示，即使是观点持重的伊朗人，也认为应该发展核武器。伊朗耐心的积累着其在区域内的影响力，美国摧毁了其邻国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后，伊朗在突然到来的权力真空中坐享其成，最终，伊朗坐拥强大的部队和先进的武器，终于成长为一个什叶派大国。美国或其盟友是否被伊朗欺骗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已经是铁定的了。美国和其盟友幻想着levi牛仔裤会发挥魔力，结果是浪费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没有找到伊朗的弱点。
在伊朗的内部，有些有趣和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但是，由于我们看问题的角度有偏差，我们从软实力会不可避免的发挥作用的棱镜中观看，结果错过了真相。我们本应同时从多个方面找到坚实而有创造性的对策，但是，我们却只是坐在那里守株待兔，等待着历史的力量会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发挥作用。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讨论，遇到像伊朗这样的问题时，我们该如何尝试多角度的不同政策，这将需要什么样的新外交思维，我们应如何变得更加有针对性和灵活性，而不应该过分迷信任何确定性。相信“伊朗一定会变得更加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好的政策的基矗就算是打赌，这种想法都不会带来好的下常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在伊朗这座复杂的沙堆中，其内部的政治和宗教体系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因此我们必须从多个维度同时找到富有创造性的政策。在过去，外交决策习惯于线性思维：“我们先对其实施禁运，然后，我们就等着历史发挥作用，最后，我们就能看到他们的政府突然倒台”。在一个非线性的世界里面，我们要学会非线性的思维。我们不是在烤饼干，我们是在想办法从多个角度对一个复杂体系施加压力。
我们在冷战之后形成了一套关于对手的固定看法，比如我们相信，只要当手机流行，现代化就会出现，但是，当我们发现对手根本不按照我们的牌理出牌的时候，心中的郁闷可想而知。当研究者发现，大部分人体炸弹来自于受过教育的、对宗教并不狂热的中产阶级家庭时，我们会很难接受这些事实，因为这些事实和我们对世界的想象相差太大了。当委内瑞拉或加沙的投票者选出的领导人和我们自己的选举结果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怀疑他们是被误导或欺骗了。但事实上，他们的选择不过是一些奇特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这些奇特的结果始终存在，只不过于今更烈。冷战的结束并非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些我们不能理解的现象恰恰说明，很小的离奇变化也会产生巨大的变异。这些变化也说明，我们想要坚守住自己的理念和价值，将会变得越来越艰难。
好消息是这些变化也会带来巨大的希望，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一点。这个世界并没有被铲平，变成一个平滑和统一的世界。我们看到一种力量，使得这个世界的演变能够满足不同的人们和不同的文化的需要，能够鼓励千差万异的思想创新，最终，这些变化也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棘手的问题。当然，所有的这些都必须基于对基本权利的保障，我们随后将谈到，这才是保障深度安全的重要基矗从某个角度来看，戈尔巴乔夫的个人故事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就是他看到了沙堆的力量，尽管他并不知道如何控制这一力量。想要彻底的改变我们自己，改变我们的思想，以便充分掌握变革的力量，是件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混乱、更加失控、更加具有威胁的时候，我们还能矢志不渝，更是难上加难。但是，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摒弃过去那种懒惰的思维，即认为历史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苏联的解体表明我们所有要做的事情就是等待。现在正在踊跃出现的成百上千个新的主义即将挑战我们的价值观。如果我们不立刻行动起来，改变我们自己的思想，那么，很有可能，我们最终会变成戈尔巴乔夫。就像我家中的那张照片上的戈尔巴乔夫一样：孤单一人，伫立在苍凉的野外，盯着身后的凌乱脚印，最终，终于知道了那个问题的答案：一个帝国是怎样失落的？
第五章 百威，百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