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匣子
2002年的秋天，在中国的南方城市珠海，有一场军事博览会。有的摊子在卖微型的塑料直升飞机模型，有的摊子在卖通用航空座位，就在这些摊子的旁边，你可以花上数万美元，买到一个小匣子。这个小匣子可以让已经花费的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开发变得毫无用处，并改写过去40多年的军事历史。当你拿起这个小匣子，窥视里面错综复杂的晶体管和发射器，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小玩意不过是中国那些勤奋的企业家又制造出来的一个新产品，就像他们制造出了手机和塑料的汽车部件一样。但是，这次你看走眼了。
珠海军事博览会并非是国际武器交易界的重头戏。尽管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但是其武器却是以价格便宜的AK47步枪著称。每一年，在全世界的武装冲突中，AK47可能是造成伤亡人数最多的武器，只有在1995年例外。1995年，在卢旺达内战中，比AK47更便宜的大砍刀，断送了将近一百万人的生命。在全球武器交易中，中国一般来说并不以兜售精巧的先进武器吸引人们的关注。中国军方一直主张开发“杀手锏”，比如电脑病毒、反卫星武器、微型潜艇等，即用尖端的科技，击溃将来可能对中国发动进攻的大国（当然，这指的是美国）。但中国是不会贩卖这些武器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在这些杀手锏中，包含着很多来自美国、法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而在所有这些国家涉及军事安全的出口法律中，这些技术都是禁止出口的。从1839年到1949年，中国曾经被9个国家入侵。中国一直小心翼翼的对其作战方式保持沉默。从这个角度来看，珠海军事博览会上能出现这样一个小匣子，非常出人意料。
为了理解这个小匣子为什么这么重要，它对我们在一个沙堆世界中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先对现代军事技术有所了解，或是至少对美国及其盟友在二战之后的作战方式有所了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非洲战场，直到最近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军方已经形成了一种像宗教信仰一样的指导思想，那就是在战争中，需要控制的不仅仅是陆地，还要掌握制空权。这一思想在最初被认为是怪诞和疯狂的想法，其首倡者是美国陆军准将Billy Mitchell，他从1919年开始鼓吹飞机作战是未来战争的主导，也是他在1925年就预测到日本会进攻珍珠港，但是，由于其观点过于超前，最后被免去军职。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曾经是叛经离道的异端思想，已经变成了主流的教条：当时美国每年生产的飞机数量超过10万架，而且在其作战计划中，飞机已经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到冷战时期，直到冷战结束，这一思想被继续发扬光大。美国国防大楼曾经制定过空降作战计划，花费了将近上百万人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物力，训练飞机、卫星和无人驾驶飞机之间的协调作战（谁能事先知道这一计划是否会奏效？）。如今，就像你我没有挡风玻璃就没有办法开车一样，如果美国没有办法掌握制空权，就几乎无法打仗。
将来，军事历史学家在描述美国空军的时候，会像描述罗马的军团和希腊的重武器步兵方阵一样：一次革命性的创新，带来了战场上几乎战无不胜的主导权。到冷战结束的时候，美国每年都要花费数十亿美元，制造新的飞机，维修旧飞机，以保证美国将在任何天气情况下，在任何时间飞到地球上的任何地方。训练一名空军新兵，需要花费美国空军3百万美元。建造一艘航空母舰，需要50亿美元。有一些造价昂贵的飞机，比如B-2轰炸机，每一架的造价都超过10亿美元。这些武器的造价如此昂贵，以至于作战指挥官会犹豫不决，是否真的要把它们派到战常万一真打起来，磕到碰到该怎么办？
保护这些飞机成为了一项全新的使命。美国在飞机上多花一美元，其对手和潜在的对手都会花更多的钱，研究反空系统，追踪并摧毁美国的飞机。地球上的每个领导人从伊拉克和科索沃战争得到的启示都是，如果让美国控制了制空权，你的国土就不再是自己的了。最早的地对空导弹（SAMs）不够精确、质量太差，一个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可以等到最后一秒种，把飞机急速拉高，这会使得导弹拐弯太猛，自己就折断了。但是，地对空导弹的质量逐步提高，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的飞机开始被这些导弹击落。美国之后开发出来高速反辐射导弹（HARMs）。HARMs的工作原理是：在飞机空袭之前，一队有特殊装备的飞机会飞过空袭目标，并等待着地面防空基地的雷达开启。这些地面防空基地的雷达会发射出微波光束，然后等待接受信号。这些雷达就像只有一个频道的电视台或广播电台。HARMs的策略既简单又有效。飞机上的导弹直接瞄准地面防空基地，就像你们把电视或广播调到一个特定的频道一样。然后，这些导弹以每小时2000英里的速度呼啸而下，直接冲向对方的地面防空基地，把它炸个开花。
如果你是一个地对空导弹的发射者，当你了解到HARMs的策略之后，你就得反复考量：“我该发射还是不发射？”这样的问题会让你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到最后，你发现自己除了有爱国主义的激情，还得冷静的反思。你可能会决定打开雷达，但是更加狡猾，比如你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打开雷达，然后迅速关闭。但是，你也可能会重新反思SAMs对抗HARMs的策略。那简直就是自杀行为，你是在主动的引火烧身。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这一对抗之间的胜败已定。美国飞行员在沙漠风暴行动开始后不到24小时，就发现他们只要在伊拉克地面防空雷达监视的频道中播放HARM战斗机的信号，所有的伊拉克地对空导弹就会全部关闭，就像有人统一指挥一样。美国飞行员会在广播中呼叫：“Michelob，Michelob（一种啤酒的品牌）”或是“百威，百威，回程”。伊拉克人很快就发现，美国的HARM战斗机往往都是用啤酒的品牌作为代号。这听起来就像是兄弟们一起喝酒，一点也不像作战计划。当伊拉克的雷达关闭之后，萨达姆花了数千万美元，辛辛苦苦建造起来的防护系统，顷刻之间变成了无用的废物。
回过头来看珠海军事博览会上这个不起眼的小匣子。它只有一个旅行箱那么大，里面有上千个微型发射器。如果你把它插上电，打开开关，它就开始发射信号：1万个地对空导弹的频道信号。从美国飞行员的角度来看，或者更准确的说，从他所携带的高速反辐射导弹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从地面发出了一万零一个地对空导弹的信号，而其中只有一个是真的。与此同时，你这方面的卫星、你自己的雷达、你在航空母舰上的兄弟，都没有办法告诉你哪一个信号是真的。但是，你唯一知道的是，这其中一定有一个是真的，而且，从那个基地，正在发射出一枚速度比音速快五到六倍的导弹，直接飞向你的飞机。当你坐在那架造价十亿美元的飞机里面，在最后一秒种等待着死亡或是被救的时候，忽然，你体会到了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地对空导弹的指挥官感受到的恐惧。在一瞬间，你可能会想到在珠海出售的这个无线发射器再次印证了一条最古老的战争法则：一物降一物。
曾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Dennis Blair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到：“我们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他们的本土的控制，但是，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海洋和天空是我们的”。中国的军人们会不断的让这样的无耻谰言激励自己。但是他们采取的是另外一种计划。他们的雄心是想像《淮南子》中所描写的秋风那样。《淮南子》中写道：“秋风下霜，倒生挫伤。…；莫见其为者，灭而无形”。这就是那个致命的小匣子。它应时而来，悄然而动，让对手惊诧莫名，将强大的力量消弭于无形。为什么中国会在珠海出售这样一种小匣子呢？为什么中国会把自己的牌亮给对手看，还要摆摊出售？追踪此事的分析家和间谍们都认为，这一定是因为中国还藏着一手更玄妙的牌，他们很可能还有更具有杀伤力的武器。但道理是一样的。一个小小的玩意，只不过花费几千美元，就能够瓦解美国数十亿美元的战斗力。你想要呼叫“百威，百威”，随你的便。那个在珠海销售的小匣子毫不在意。不管怎么样，它都要消灭你。
这里有很多种天主教，但是没有宗教
在历史上，我们不止一次痴心幻想，战争的年代已经结束，或者说，战争变得可知且可控制。1899年，波兰的贵族知识分子Ivan Bloch认为，随着工业革命的问世和机关枪的出现，再发动战争会变得难以理解。Bloch的书宣扬了他的观点，即技术会带来和平的秩序，他的书在当时非常畅销。但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他的书问世之后不到15年，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爆发了，并由此带来了最暴力的一个世纪。碉堡、机关枪、核武器，所有这些暴力的工具在问世之初都给人们带来和平的希望，但是暴力的演变却一直趋向更多的暴力。对武力的热爱似乎是人类难以遏制的天性，当新的技术或是新的怨恨出现之后，它会给我们的安全带来巨大的冲击。英国哲学家George Santayana曾经说过：“只有死人才看到过战争的结束”。他说的是对的。如果我们变得贫穷，我们会因愤怒而战；如果我们变得富裕，我们会因贪婪而战。现代社会中暴力导致的紧张和冲突是令人难以捉摸的。花两美元买一把大砍刀，就能屠杀一百万人，与此同时，耗资数十亿美元的监测卫星正在天空中闲庭信步。
在上一章中，我们看到了细微的变化，最终带来了像苏联解体这样的巨变。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变化会催生各种新的意识形态，并威胁到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还必须看到，这样的变化因素，正在逐渐侵蚀我们的安全。在当今世界，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会让我们感到不安：先进的技术加上成千上万名中国廉价劳动力，制造出致命的小匣子；愤怒的新角色和我们的距离只有Wi-Fi之隔；有的国家急于在国际舞台上施展拳脚；在有的地方，战争并非是一种手段，而是为战而战，像图腾崇拜一样崇拜战争。在摩加迪沙或Ramallah的街头，人们离不开暴力冲突，就如同在伦敦或在圣何塞，办公室生活和托儿所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一样。与此同时，我们能发现大国，比如美国，在打击恐怖主义，尤其是消灭恐怖主义的思想根源方面，却一败涂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来了庞大的工厂之后，在战场上，这些发达的工业化强国却屡战屡败。法国在越南、老挝、柬埔寨和阿尔及利亚战败，英国在肯尼亚战败，美国在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焦头烂额、苏联在阿富汗无功而返、以色列在黎巴嫩受挫，在全球范围内，在这一时期，从来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在和发起挑战的国家交战时胜利过。总的比分是0:22。（也有说是1：21的，因为可以把英国在马来西亚算作一次胜利，但有的历史学家不同意这一说法）。军事和外交方面的专家都认为，到最后，恐怖分子是肯定不会得逞的；发起挑战的国家力量会被削弱，比其他国家更弱；美国在技术和信息方面的优势能够保卫我们的本土安全。尽管他们也承认，美国会不时的栽一些小的跟头，比如在阿富汗或伊拉克。其实，美国的优势在应对比如中国崛起、流行瘟疫或恐怖主义的时候，显得更加力不从心。但是，不要忘记，美国自己原本就是一个发起挑战的国家。恐怖主义曾帮助以色列建国。在很多国家，比如越南、阿尔及利亚、纳米比亚、中国和阿富汗，暴动和起义推动了新的国家的建设。纵观历史，总是革命家和叛党改变历史的命运。
我们正从一场幻梦中醒来，我们本以为自己的对手是其他的国家，而且我们的对手是可以被彻底摧毁的，但是，我们正在进入一场噩梦，我们将要面对的是那些具有自我适应能力的看起来不起眼的威胁，以及新的观念，哪怕我们拥有最先进的武器，也无法将这些新的威胁彻底清除。冷战之后，美国一直以为自己享有“信息优势”，我们有卫星，有强大的空军，因此可以看到一切、知道一切，这是我们在安全方面的优势。但是，正如国防部长Donald Rumsfeld在评论伊拉克战事的时候说过的：“我们知道我们正在杀死很多敌人、俘虏很多敌人、收缴大量的武器，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这算不算胜利”。我们不能再沉湎于“美国赢得了冷战”的幻想，我们也不能把军事方面的优势视为必胜的法宝，或是保障我们的安全的最可靠的源泉。
但是，在主流的国家安全思维中，很少有人意识到新的现实需要我们做出如此急迫而重要的调整。就算是我们的领导人本能的感觉到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但他们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该如何应对。2008年，五角大楼的官员公开表示过他们对中国的“杀手锏”的担忧：中国可能正在制造电脑病毒、反卫星武器，或是在偷偷进口秘密武器，但是，最后他们想出来的办法是：美国得买更多的远程轰炸机。著名诗人Ezra Pound曾经观察过革命爆发之前的西班牙人的生活。他在一首诗中写到：“这里有很多种天主教，但是没有宗教”。我们也可以这样形容我们的国防精英们：我们用创纪录的预算资金买了很多毁灭性武器，但是没有买到保护自己的能力。你可能会疑惑，既然在Glenn Held的实验室中的那些新颖的观念，能够让我们对未来有全新的认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呢，为什么我们还在花大把的钱，却没有改善美国的安全呢？这其中也有可以总结的教训。这些教训可以从一位学者的研究中概括出来。和Held一样，这位学者也是从问听起来最简单的问题开始，然后刨根问底，最终发现了沙滩内部始终在发挥作用的沉默的力量。
3．误解了机关枪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困惑Ivan Bloch的问题：机关枪是否能带来和平。让我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一个听起来像是电脑游戏中的问题，而不应该是在一本讨论变革力量中讨论的问题。你觉得，机关枪问世之后，人们会把它当作进攻性武器，还是防守性武器呢？也就是说，你觉得机关枪对进攻方有利（比如撕破防线向前冲锋的德国军队），还是对防守方（比如藏身在战壕里的法国军队）有利呢？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好比问你西红柿究竟是蔬菜还是水果一样。但是，这个问题事关数百万人的生死。回答这个问题，也会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安全处境有更深刻的认识，它让我们去思考历史的不可预测性和波动，它试图揭示一个亘古不变的规律，过去一直在起作用，今日也一样在影响着我们的历史，只不过其作用是缓慢而不易察觉的。
1978年，美国政治学家Robert Jervis在《世界政治》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成为了他的研究领域内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之一。它讨论的问题是国际安全，甚至更深刻的问题：为什么国家之间会有战争。但是，Jervis切入的角度就是我们刚说起的机关枪问题。Jervis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长发虬髯，看起来很像个爵士乐手。他似乎应该坐在纽约格林威治村一家酒吧的爵士鼓后面，而不是一个最勤奋的美国情报机构的“圈内”批评者。Jervis谈到，他出生在曼哈顿一家左翼家庭，每天家里的饭桌上，政治都是必讨论的话题。当他构思论文的时候，他对民族国家间的安全问题非常感兴趣。他称之为“安全的两难选择”。这一两难选择是说：每个国家都希望能够让自己更加安全，但是每个国家为了让自己感到更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又会让其他国家感到更不安全。其结果是每个国家都感到越来越不安全，最后陷入一个僵局。比如，英国在19世纪坚持要建造一只强大的海军，其战舰数量至少要超过潜在的两个敌国。这说明，伦敦认为，战舰越多，英国越安全。但在柏林或巴黎看来，你造战舰，那好吧，我们得造更多。
Jervis的核心观点是，尽管每个国家都有个共同的目标，都想让自己感到更安全，但是它们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Jervis写到：“在国内社会，如果一个人想增加自己的安全，保护自己的人身或财产，同时又不危害他人，是可以做得到的。他可以搬到更安全的社区，在窗户上装上栅栏，不到昏暗的街道上行走，避开可疑的人物。但是，在国际社会上，一个国家的安全程度增加，其他国家的安全程度就会被降低。”这一原理也带来了暂时的平衡。在Jervis写作此文的那个时代，正是由于松散的缓和，才使得拥有核武器的大国没有发动末日战争。
但是Jervis有一个想法：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办法，既增加本国的安全，又不威胁其他国家？一个人可以把他的窗户装上栅栏，一个国家能不能找到这样的栅栏？如果有这样的办法，或许我们就可以避免悖论。一种办法就是找到纯粹防御性的武器或战斗方式。但什么样的武器是进攻性的，什么武器是防御性的？这就引出了机关枪问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的时候，大多数军事将领认为，机关枪是最好的进攻性武器。法国将军Ferdinand Foch，据称是法国军队中最有智慧的人物，他曾经对此有过甚为精当的评论：“在武器方面的任何改进，都会增加进攻的力量”。由于大家都持有这样的看法，尤其是看到在非洲殖民地战争和美国与西班牙战争中，早期的加特林机关枪（Gatling）几乎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不由得让人们坚信，每一秒钟发射出更多的子弹，对进攻部队来说就是一种恩赐。1914年夏天，欧洲的将军们发动战争的时候，都觉得有了神威的机关枪，这次大战可以速战速决，打完仗正好回家过圣诞节。结果这一仗整整打了四年，双方都困守在折磨人的战壕里面，真正的进攻性武器直到1917年才出现在Cambrai，那是高机动性的坦克。整整四年时间过去了，欧洲的将军们才想明白，机关枪其实是防守性武器。
Jervis和其他的政治学家们追踪了进攻性武器和防守性武器的演变历史，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当进攻性武器占优势的时候，即当技术进步使得进攻部队如虎添翼的时候，战争爆发的频率更高。12-13世纪，由于堡垒和要塞是防守越来越严密，出现了相对的和平。到15世纪末期，当炮兵在欧洲出现的时候，战争变得更加频繁。16世纪修筑城堡的技术得到了提高，出现了棱堡（trace italienne），即把城堡修成五角形，躲在城堡里面的枪炮手可以对接近的敌人交织开火。这使得防守力量又暂时占了上风。像威尼斯或梅斯（Metz）这样的城市，几乎是坚不可摧的。攻下一座城池的时间从几天延长到几个月，甚至几年。正如Jervis的理论所预测的，在这段时间，战争的次数显著减少。到18世纪早期，大炮的机动作战能力提高，炮筒的长度增加，这能提高炮弹的速度，使其能够炸开城墙。进攻一方又占了优势，于是，欧洲进入了长达数个世纪的战乱。这一攻守交替的规律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也都得到了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是一支德国的装甲坦克部队向骑在马背上的波兰骑兵发起了闪电战。冷战之后，核武器的出现使得防守力量占据上风。在核时代，进攻的成本将带来全面的核毁灭，因此，几乎不可能再发动全面战争了。只有当进攻性的力量赢面更大的时候，或是当政府或叛党认为其赢面更大的时候，才会爆发战争。Jervis和其他政治学家测量什么时候是进攻性占主导地位的时候，考虑的因素是：进攻的成本更小，还是防守的成本更小？
1991年美国在海湾战争中像玩任天堂游戏一样轻易的大获全胜，以及苏联的解体，使得很多军事专家认为，美国的军事主导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在他们看来，世界已经进入了“军事革命”的前夕，这次革命的意义远非炮兵或堡垒所能媲美。这次革命将由信息技术带动，而美国从IBM到微软，再从微软到Google，在信息技术方面一马当先。1993年，一位分析家预测未来的战争时说到：“尽管精确的预测总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相对肯定的认为，未来的战争组织一定会大幅度提高侦测和追踪的能力，要有更高的精确度，要在更广的范围、更短的时间内，追踪更多的目标，这一切在冷战时期都是不可想象的”。一个靠按钮解决冲突的时代意味着战争艺术的彻底改写，攻守之势永远改变了，想要对美国发起进攻，想都不要想，因为进攻者会马上被搜查出来并会被摧毁，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人造卫星、无人间谍飞机和高速导弹。
如果我们不是身处在一个革命性的年代，如果科技革命只会落在“好人”的手中，上述观点当然成立。遗憾的是，这种按下按钮、发射导弹的军事革命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在科威特和科索沃发生的那种像打电脑游戏一样的战争只是战争的一种形式。而且这两次冲突都没有对美国的安全构成致命的威胁。萨达姆的部队建立在一种陈旧的模式上：每个国家的部队都是迷你版的美国部队或苏联部队。拿这样一支部队对抗美国，简直是以卵击石，其结果是完全可以预测的。但这一结果也促使我们的对手拼命去寻找其他的作战方法。结果，出来的是那些制造出来愚弄HARMs的小匣子的中国工程师、黑客、生物工程师、核专家，更不用说各种各样的恐怖份子。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暴力事件中，更有意义的是1933年的两次事件，一个是当年3月份世界贸易中心出现的炸弹爆炸，另一个是10月份美军干预索马里，酿成的“黑鹰坠落”惨剧。这两个事件预示着后来出现的一系列小规模、廉价但致命的恐怖袭击，以及在卢旺达、巴尔干、巴士拉、喀布尔等地的街头出现的令人震惊的残忍冲突。对于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两次海湾战争提供了免费的教材，让他们知道了，如果有一天不得不和美国对抗，应该不用哪种方式和美国作战。
如今，进攻的代价更昂贵，还是防守的代价更昂贵呢？真正的答案和20世纪90年代那些乐观的军事专家们设想的完全不一样：进攻的成本更校按照Jervis的理论，这意味着我们在将来会遇到更多的暴力和冲突。9.11事件中的恐怖分子大约花了100万美元，就完成了袭击美国的计划。仅仅在美国一个国家，为了防止这样的袭击再次发生，在警察、机场安检和其他系统花费的代价大约是每小时100万美元。过去我们认为职业军人可以完全保护我们的安全，在军人和平民之间有明确的分界，现在，这样的想法也要被抹掉了。真主党领导人Sheik Nasrallah在谈到以色列的时候说到：“占领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不分军人和平民，因为他们到了我们的土地上，统统都是入侵者、占领者和掠夺者。”发生在莫斯科、波哥大、巴厘岛、纽约和马德里的袭击，似乎都在回应Nasrallah的号召。
几乎在每一次革命中，新技术都对革命者更加有利。革命的文化以及革命者的独特心理让他们热爱风险、天性好奇、极度自信，且兴奋异常，这使得他们天生就是别出心裁、曲径探幽的发现者，那些身居高位的大人物是做不来这些的。如今，发起挑战的力量和恐怖份子已经建立了一个蛛网密布的地下渠道，可以安全的在全球范围内转移资金、人力、物力。比如，跨国毒枭的生意规模可以达到数十亿美元。当技术和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新技术只会使革命观念的传播更广更快。从9.11之后，在意大利、德国、西班牙、英国、加拿大、美国、南非、坦桑尼亚、肯尼亚、也门、阿尔巴尼亚、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约旦、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法国，都发现了基地组织的巢穴。Robert Pape研究过人体自杀炸弹，发现在历史上90%的人体炸弹发生在过去十年。Martin Kramer在《真主党的道德逻辑》一文中写到：“这一成功是如此鼓舞人心，以至于那些主流的什叶派教士已经准备调整其对伊斯兰法律的解释，以便承认真主党。”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过：“壁垒的存在只是因为人们对可能事件的无知。一旦壁垒被摧毁，就很难重建起来”。
在核时代，如果一国发动进攻，结局将是致命的，这一暴力平衡式带来了冷战时期的相对稳定，但这种稳定将一去不复返了。这不过是人类历史的潮起潮落中的一段小插曲。如果我们认为持久的和平是正常的，如果我们认为只要多加小心，持久的和平就能够实现，那么，在一个复杂的沙堆体系中，这种思想将是致命的。 在我们的星球上战火弥漫。中国正在崛起，俄罗斯正在复兴，它们并非是正在逐步全球化的国际秩序的例外。他们不是最后的美国式现代化的反对者。它们代表着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动和调整，随着金融危机、人口变动、意识形态争夺这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变动会日益加速。把我们的士兵布防在国内，关起门来对外边的事情不管不问，对国际事务袖手旁观，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所有的这些态度都不能保护我们。正如厚达数米的城墙抵挡不了长炮筒的攻城大炮的轰击。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崭新而威胁的时代。攻守之势异矣。我们必须正视一个可怕的现实：我们的安全变得越来越脆弱。
1：21
1975年，当越南战争陷入不可自拔的泥潭时，历史学家Andrew Mack写了一篇文章《为什么大国会输掉小战争》。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一系列原因，解释为什么超级大国难以打赢小战争。Mack指出了大国的弱点。小的战争对于大国来说并非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但是对游击队员来说，输掉战争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大国没有办法承受旷日持久的战争，游击队员可以一直战斗到底，战斗到永远。大国在战斗中受到种种制约，尤其是在国内政治和海外战场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国内政治弥漫着祥和的茶会气氛，像精致的骨质瓷器一样娇嫩，但在战场上，战斗是残酷无情的。在这些大国，只有当事关国家存亡的非常时期，对敌人的折磨拷打、不分青红皂白的枪杀平民，以及其他由于暴力而不可避免的带来的不幸，才会得到民众的宽容。但当形势并不紧迫的时候，这些行为就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变得难以令人接受。Mack写到：“对于造反者来说，战争是‘全部’，但是对于外国来说，战争必须是‘局部的’” 毛泽东是现代游击战之父，他本能的察觉到对手的弱点。毛泽东写到：“有议会制度的国家是打不起消耗战的，无论从短期的财力，还是长期的心理”
这是一场不可能打赢的战争。我们应该紧紧的盯住这个1：21的比分牌，老老实实的承认，没有什么银弹攻势、科技进步、机器人战士或是能够改变DNA的毒气，能够解决这一困境。这将是我们未来在军事方面遇到的首要挑战。小的战争，甚至小的冲突，也有可能产生我们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看看美国的历史，从美国独立革命，到1812年战争、美国内战、占领菲律宾、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1983年对黎巴嫩的干涉、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索马里的干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每一次战争从开始之后，都以人们没有想到的方式演变，其结局完全出乎最初的想象。在我们这个更加复杂的世界上，这些改变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们制造新问题的速度会超过解决旧问题的速度。发动一场战争是容易的，但随后会带来新的、更难治愈的麻烦。我们过去的战争经验越来越不管用了。阅读这本书的作者，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恐怕都难以见到我们所渴望的“和平降临地球”的结局，我们应该马上改变，重新去思考我们该怎么战斗，在那里战斗，为什么战斗。对我们的安全构成的威胁是复杂的、全新的、不断演变的。这就需要我们有全新的安全思维。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
第六章 混搭
来自Allegheny的女孩
1874年2月3日，Gertrude Stein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Allegheny镇。她的爸爸Daniel Stein是个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在19世纪美国铁路投资狂潮中发了财，但他始终有一种观念或说是希望，他总是觉得优雅的欧洲生活对自己的子女才会更好。当Gertrude三岁的时候，他们举家搬迁到欧洲，直到Gertrude长成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他们才又回到美国，定居在加利福尼亚州的Oakland。这是个圆满无缺、前程似锦、衣食无忧的人生开端。在这样的家庭中，有家人的关照、稳定的生活、朋友的支持，Gertrude本应有一个圆满无缺、前程似锦的一生。但事实上，Gertrude成了她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艺术鉴赏大师。她早年在欧洲的生活使她受到了欧洲文化的熏陶，从那时起，她就知道，自己不会一直呆在美国。她后来说：“美国是我的出生地，但是巴黎才是我的故乡。”她对现代艺术的敏感以及波希米亚式的流浪生活和美国清教徒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而且，在欧洲，她才能遇见她最感兴趣的事情：新旧事物的撞击。
Stein在20多岁的时候回到了欧洲，并定居在巴黎。她很快就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些最成功的艺术家、作家和舞蹈家的知己和保护人。她发现，这些人跟她一样行走在一条断层线：一边是传统的欧洲生活，包括那些舞会、马车和维多利亚式的伤感，另一边是Stein在她的身边感受到的新事物，比如Nijinsky的舞蹈，乔伊斯的诗文，布拉克（Braque）的油画。这个新的世界使她沉醉。她喜欢欧洲的火车飞快的速度、在Croissy的雷诺工厂繁忙的工作场景，以及巴黎街头嘈杂拥挤的移民。收藏家搜寻伟大的艺术，她搜寻伟大的天才：Ernest Hemingway， F. Scott Fitzgerald，Pablo Picasso，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现代主义的巨星。Stein之所以出众，不仅仅是因为她的野心和智慧，也不是由于她自己的才华，而是由于她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她对新旧世界之间的撞击的强烈好奇。那时候，欧洲恰逢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传统的欧洲面对天翻地覆的变化无所适从，她却深深的契合那个时代的精神。这位女士的生活就是那个时代旋律的一个活生生的体现，她忽而暴躁，忽而美丽得夺人心魄，不断的从一种生活方式，转变到另一种生活方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之后的一个晚上，Stein和毕加索参加完一个宴会，一起走在巴黎第五区的一条街道上。一队军用货车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不过，这队军车非常与众不同。司机驾驶室和车舱的壁上，都杂乱的涂着不同颜色的斑点。Stein和毕加索都惊呆了。Stein后来写到：“我清楚的记得和毕加索一起走在Raspail大街上，第一次看到涂有伪装色的军用货车经过的情景。那是个晚上。我们之前也听说过部队正在用伪装色，但这是我们第一次亲眼目睹。毕加索看到这些车子，惊得目瞪口呆，他愣愣的看了半天，突然叫起来“‘这是我们的东西，这是立体主义’１
这真是有趣的一幕。性情乖僻的Stein已经是四十多岁了，而身材矮小的西班牙天才毕加索当时是三十三岁。他们一起为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艺术美感而欢喜雀跃。对于Stein来说，这场战争是个艺术和历史的分水岭。在她看来，1914年是很多不同的情感交汇的轴心。战争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但是，它也摧毁了对秩序的陈旧认识。战争刚刚爆发，海明威就到了巴黎。Stein对他说：“你和你们那一代人都是失去的一代”。在她的眼里，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带来的是迷惘。无论是战争的进展、战争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还是战争之后留下的断壁残垣，都让人怅然若失。Stein写到：“这次战争的格局并非是一个重要人物站在中央，其他的人在其周围众星捧月。这次战争没有准确的起点，也没有准确的终点。在这次战争中，每一个角落都和另外一个角落一样重要。事实上，这场战争的格局就是立体主义。”
当Stein看到军用货车上的伪装色，以及挂在她家里的墙上的油画时，她所感受到的是时代的变化。这和我们现在的感受非常相似，我们的世界也在经历着剧烈的变化，世界运转的方式将彻底改变。Stein从一个艺术家的眼光发现，这个世界的确看起来不一样了。如果你曾经观摩过立体主义的伟大画作，你就能体会到，这一流派的主张是观察世界的角度要有革命性的颠覆。Stein的历史时刻和我们现在的时刻极其相似：世界突然变得更加复杂、新的相互联系不断涌现、旧有的语言迅速过时、旧有的观念令人困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政治家们事后哀叹，如果发布第一次进攻之前的谈判不是通过电报传递信息的，或许战争就不会爆发。他们说，问题在于，当时欧洲的国王和外交部长们都没有习惯当电报取代了信件之后，信息传递的速度突然加快、信息量突然爆增。他们感到不知所措，感到必须按照电报机的速度做出决策。匆忙之下，毁掉了他们的判断力。
每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都伴随着这种生活方式的急剧调整。世界的变化速度会突然加快，复杂性会突然提高，并且远远超过了我们按照过去的方式能够应付的程度。我们的时代也不例外。总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些重大的历史灾难的祸因，是因为当时很少有人看到和理解这种转变。春江水暖鸭先知，艺术家们天生追求新奇的事物，因此他们经常会敏感的体会到时代的变化。当历史和他们的生活撞车之后，很多艺术家会感到身心俱裂。但是外交官、政治家和企业家们大多被埋在成堆的陈旧观念和偏见之下，对他们来说，理解历史的急剧变化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上个世纪初那些最伟大的人物会对历史的变化倍感困惑，甚至会和历史的变化背道而驰。读读Stein是怎么概况她那个时代的真髓的，会让我们很受启发。因为我们很快就会谈到，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髓。
深度安全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试图很客气的批驳时下流行的关于国际事务的思想。我并不需要为此大动干戈，那些陈旧的观念正在日益衰落、自我瓦解。当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总统就宣布已经取得了胜利；当央行的行长正在为自己过去最得意的观点不住道歉的时候，一切已经昭然若揭。这一幕幕，不禁让我们再次想起哈耶克在获得诺贝尔奖的演说辞中谈到的，太多的确定性带来的危险。我需要着力向大家展示的是，我们应该努力认清，国际秩序的变化正在创造一种更加复杂的力量角逐。这种永不止息的调整与变化、创新与破坏、或喜或悲的惊奇，就是我所称之为“沙堆效应”的力量。我们已经看到，正是由于沙堆效应，使得我们无法再天真的认为，我们能够设法通过力量的平衡，让国际体系走向和平。这个世界不是跷跷板。正是由于沙堆效应，我们的金融体系不再安全、思想体系开始混乱、国家安全也开始受到威胁。沙堆效应使得当代外交理论中最为核心的一些观点，比如软实力，比如民主和平论声称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出现战争，都变得不堪一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政治家们面对电报无所适从，20世纪的物理学家们突然发现在牛顿的物理学体系之内已经没有可以研究的问题，而今天的问题是，我们难以按照新世界的要求，调整旧有的外交或金融传统。
传统的大战略存在静态的思维定式。首先，大战略要找到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比如全部都是民主制国家，或是全部都归法国，或是全部都归英国。然后，我们会动员全国之力，去实现这一目标。传统的大战略的代表，可举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的缓和平衡，或是门罗主义，即主张所有的外国势力都不能插足西半球的事务。和摩根索的思想一样，这些大战略强调国家的重要性。它们假设国家都是理性的，对安全的威胁是可以查明和监测的，暴力冲突一定来自军人之间的战争，在经济、环境、政治和军事政策之间有明晰的界线。在一个沙滩世界里，这些观点都是不成立的。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里，我们需要能够应对日新月异的新事物的大战略。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有很多都是前所未有的。
这就需要制定大战略的思维发生彻底的革命。我提出了一个“深度安全”（deep security）的概念。这一概念试图强调，我们需要把握的是在沙滩世界深处发生的力量。深度安全理论并不打算为未来的所有问题提供答案。事实上，这一理论强调，我们无法得到关于未来的所有答案，我们甚至无法预想到未来会出现的问题。深度安全理论承认，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新生事物会层出不穷，但是，如果善加利用，这些因素都会对我们有利。深度安全理论试图使我们当前需要做的、准备做的事情都能更加灵活、更加有适应能力。我们不像传统的大战略思维一样，先设想我们希望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再把现实削足适履，我们首先要问的是，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套用Per Bak的笑话，我们不去假设椭圆形的牛，我们要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思考和生存。
深度安全理论之所以是有用的，是因为我们和Bak的沙堆存在一个本质的不同。我们并非听天由命，我们可以行动起来。我们的世界和沙滩一样，遵从着复杂系统的规律。但是，尽管河流是同一条河流，漂流的物体有所不同。如果把一根棍子扔进河流，它只会随波逐流，如果把一个人扔进河流，他可能不会这样被动。这是一个关键的差别，它给我们带来了希望。Bak的沙堆逻辑准确的描绘了这个世界的变化，但是沙堆试验仅仅告诉我们什么是可能发生的。我们能够，也必须确定下一步的措施。我们的反应、我们的政策以及我们的梦想能够影响我们身边的事物。变动中的力量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危险，但是，它也是拯救我们的力量。
或许，理解深度安全的最好办法是将之设想为免疫系统。一套免疫系统必须能马上做出反应，甄别潜在的风险，调整自身以应对病毒的入侵，并最后实现对风险的控制和抑制。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风险，无论是金融危机也好，还是恐怖主义也好，都非常类似于流行病：它们均从小处爆发、传播的速度极快。最初，它们都蕴藏在一些看起来没有危害的因素之中，直到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发生作用，才突然酿成完美的风暴。比如，恐怖主义的爆发依赖于喷气式飞机和原教旨主义者的结合；住房抵押和对冲基金看起来都是好的，但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就出现了金融危机。对付流行病需要一种不同寻常的清晰思路。好的流行病学家会不屈不挠的探寻，传染是如何从哪里起源的，是通过什么方式传染的，传染是如何演变和传播的。负责公共卫生的官员会告诉你，唯一能够控制流行病蔓延的办法是同时在多条战线布防。深度安全理论的目的就是想让这一策略能够实现。同时，深度安全也将使我们能够实现我们追求的国家权力和全球安全的梦想。让这个世界更加健康正是我们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一个人沉疴在身，就无法勤奋工作。所以，让全球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应对其他的所有的挑战的前提条件。无论是反贫困也好，还是环境保护也好，都必须在全球的范围内应对，而应对这些挑战的前提条件就是让人们更加健康。
有一个原因能够让我们相信，深度安全理论是可行的。因为在我们的世界上，已经有人在用这种思路，让自己生存下来，并发展起来。这些人大多数都是革命者。我们从本书一开始就开始认识他们了：互联网公司、恐怖份子、成功的投资者。革命者能够更早的看到重大的变化，因为他们时刻在期待着世界已经发生变化的信号，而不是像那些平庸的头脑，在看到新旧事物的交替时，仍然发出“噢，这我以前就知道”的陈词滥调。在1914年的那个晚上，巴黎的Raspail大街上的大部分行人看到军用的运输车队，都只会想到：“噢，来了一队军车”。只有Stein和毕加索一看到这一幕，马上就知道它是什么。这是指引未来的方向牌。如果我们能够掌握深度观察的本能，那么，对做情报工作的CIA是有用的，对面对剧烈变化的企业家是有用的，对试图签署新的协议的政府部门是有用的，对于那些思考这个时代对于人们的良心会带来什么影响的家庭和宗教团体也是有用的。我们必须学会的是要对正在重塑这个世界的破坏性力量了然于胸，并能从容应对。当我们对这些新的、有时候看似反常规的思维方式应用自如的时候，旧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清晰可解，当新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新的力量。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去做呢？或许，回顾历史上的相似案例能够给我们启发。我们将审视在20世纪刚刚降临的时候，人们遇到的类似的巨变。我们还得回过头，去看毕加索和Stein的故事。
眩目迷彩
Stein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立体主义者”的。立体主义是改变了美术界的一个运动。立体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毕加索，他从马蒂斯、Cezanne那里得到启发，他的好朋友Georges Braque也是这一运动的中坚力量。毕加索希望能够在其作品中反映出世界的多维视角。毕加索和布拉克在画画的时候，会把他们所画的对象拆解掉，以便尽可能生动和动态的反映出当物体被画的时候的形态。从这一眼光来看，如果是画马，要是能够在画作中反映出马奋蹄疾奔时的能量，会比纤毫毕现的复制马的样子，来得更加真实。在毕加索的油画布上的那些令人战栗的公牛，以及那些像公牛一样的妇女，看起来既不像公牛，也不像妇女，但是，他画的公牛，传神的体现出公牛的愤怒。
正是这种视觉习惯，这种用新的和分解的眼光观察事物的方式，影响了发明军事伪装色的画家Lucien-Victor Guirand de Scevola。Scevola是一个才智平平的画家，当时在法国通信部队服役。1915年的一天，他从一根天线杆那样的高度，看到德国的炮弹把一队法国士兵炸得血肉横飞。目睹这血淋淋的一幕，Scevola的画家本能让他想到，能不能用巧妙的运用色彩和结构，使得部队和辎重的行踪变得更难被发现。他做了一个试验，让一队士兵穿上色彩斑杂的服装。从侦察飞机上向下望，这些士兵几乎难以被发现。
1915年2月15日，Scevola的伪装色小组开始启动。他回忆到：“为了拆解物体的形态，我采用了立体主义者的手法，后来，我在自己的小组里又雇佣了一些立体主义的画家。这些画家的视觉习惯与众不同，他们随时愿意把各种各样的形态拆解得七零八落”。一年之后，英国也开始研究军事伪装色，带头人是Norman Wilkinson。他是一位风景画家，业余时间在英国海军当一名上将。Wilkinson发明了海军的伪装色：“眩目迷彩（dazzle painting）”，即改变军舰原有的视觉面貌，让敌人的炮火或鱼雷很难发现目标。立体主义催生了军事伪装色。过去说艺术源于生活，这次是生活源于艺术。布拉克曾经开玩笑，说这不是第一次。19世纪的士兵们穿着淡蓝色或灰白色的制服，看起来很像是印象派的作品。
Stein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标榜为“立体主义者的战争”。她不仅仅是想解释这场战争看起来像立体主义者的作品。的确，当数百万名士兵狼奔豕突，当五个工业化强国兵戎相见的时候，欧洲的版图已经如同一幅立体主义者的画作。铁路线、战壕和跑道犬牙交错、到处是弹坑和烧焦的城市。1914年之后的欧洲看起来和1914年之前的欧洲再也不一样了。正如当立体主义出现之后，一个花瓶或是一把吉他在画家的眼中再也不是过去的样子一样。但是，Stein说到的还不止是色彩或战火改变了欧洲的面貌。她敏锐的观察到，立体主义的观点，即我们不能简单的观察一个物体，是那个时代的象征。她感到，只有拆解出来不同角度的视角，才能更好的审视现代性。立体主义者认为过去的绘画方式是一种谎言，因为画家过分简单化的把物体冻结起来了。这些细致入微、力求精确的绘画似乎很有吸引力，但是，有哪一个真实的事物会像画中的那样呢？这种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从一个角度来看，和摩根索的政治中的“现实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们都隐藏了大量的真相。毕加索和布拉克认为，如果绘画想要保持其在各个领域影响力，从设计到对我们的个性的影响力，那么，画家就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视觉语言。这就是Stein想要告诉我们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用简单的视角无法再准确的认识事物。这个世界不再是罗马时代那些画中的乡村房屋：静止、宁静而僵固。只有立体主义者所倡导的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同一个物体的方法，才能帮我们理解1914-1918年间错综复杂的残杀，以及在这之后出现的世界。
时隔一百年，我们回过头去，会很容易发现，在世纪之交的欧洲，到处都有立体主义者所说的那种多样性。20世纪初，在维也纳出现的复兴运动中，云集着像画家Gustav Klimt，作曲家Gustav Mahler和Richard Strauss这样的大师。他们也为同样的问题所困惑：怎样才能更全面而真实的展示一个物体？现代性意味着要用什么样的新视觉和新音乐来表现？Klimt是维也纳最有名的社会画家。不到35岁，Klimt就已经靠给城中的达官贵人们画像，过上了优越的生活。但他很快就发现这样的工作令人难以忍受。传统的绘画方式难以表达他对所画对象最感兴趣的东西。他的革命精神突然迸发，他开创了一个新的画派。他把坐在他面前的银行家的妻子们变成了表达自己思想的容器，有时候他表达的是政治，有时候是性欲。他的一幅肖像画画的是富有而美丽的Johanna Staude。血红色的背景下，妇人白皙的面庞如同完美粉饰的浮雕，她身穿一件外套，外套的色彩饱满艳丽，几乎要喷薄而出，在这外套的包装之下，在她苍白的外表之下，隐藏着怎样的一个真实的女人？威尼斯人出于嫉妒，流传着一个关于Klimt的谣言。他为每一个女人画像的时候，都会画两个版本，一个是穿衣服的，一个是不穿衣服的。这个谣言似乎也在透露，那个时代的本质远比表面看起来要复杂得多。和立体主义一样，Klimt试图探索传统的艺术无法到达的深处。在Straude的肖像画中，她是穿着衣服的，但画面上的所有元素，似乎都在尖声喊叫着人类赤裸裸的原始感情。现在我们都对此习以为常了，但是在当年的维也纳，这些画作引起的震动犹如投放了燃烧弹。
维也纳还是另一位大师的故乡。或许，他才是精通人类复杂本能的最有名的专家。他就是Sigmund Freud。毕加索涂抹的是一张桌子的画像，类似的，弗洛伊德正在编织一个关于人的心理的理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探索告诉我们，我们的人格是如何的分裂和破碎，早年的残破人生经历如何深刻的改变了我们，以至于我们经常会发现很难实现认知的和谐，实现人格的统一常常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另一个在维也纳出生的思想家Ludwig Wittgenstein，正在他的哲学著作中探索着类似的问题。维特根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俘，他在战俘营中完成了其最伟大的哲学著作之一《逻辑哲学论》中的大部分内容。维特根斯坦当时所为之痴迷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把这个世界中的“原子事实（atomic facts）”，整合为对整个世界的解释。1905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论文不是同样坚持认为，这个世界必须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Stein有一次写到：“每一代人都有其独特的构图。一代代人下来，人的差别并不大，但是其构图却大不一样了”。Stein在艺术世界中找到了一种多姿多彩、非常浪漫的“构图”的标记。每一幅毕加索的画作、每一部马勒的交响曲、弗洛伊德所做的每一次重要的调查，所有这些都像从一场战争中的各个战场上传回来的战报，优美而流畅。这些艺术家和科学家对历史和文化的悸动有着本能的敏感，他们正在描绘一个新的地图，但是却不知道这是一张什么地图。这是一张关于20世纪的地图。
如果说只有少数人能够清楚的认识这个新世界，那么欧洲大陆上那些最赫赫有名的人物却对新的变化懵懂无知。就像我们现在的一些领导人一样，当时的政治家也被陈旧的观念所束缚。20世纪早期，在著名的巴黎和平会议上，各色人等粉墨登场，演出了一场人们和他们的时代之间的意想不到的冲突。这次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协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细节问题。这次会议本应奠定当年的大国政治的主线，各国之间精诚合作，犹如协力演奏一曲优雅的交响乐。27国家的代表云集巴黎，其中包括了所有的大国的元首，大家齐聚一堂，商讨如何制定世界的秩序。会议整整进行了六个月，担任谈判顾问的都是当时最有才华的人物：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英国经济学家John Maynard Keynes，美国律师（后来任美国国务卿）John Foster Dulles。但最后，会议导致了一场灾难。凡尔赛公约是一个人人皆输的协议，不仅协约本身的条款以失败告终，而且使得德国和意大利陷入了一个深渊，为了走出深渊，它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再发动一场战争，一场更加惨烈的战争。这个条约是想把一种十七世纪的条约强加给二十世纪的世界，他们忘记了，世界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如此局促的条约文件，如何能够包容一个新的世界。
凯恩斯当时是英国代表团的经济顾问，他在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就愤而辞职，因为他敏锐的感觉到，和约已经导致一场悲剧的来临。在巴黎，凯恩斯夜不能寐，踽踽行走在街头。他反复思考的可以说是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对权力的分析，他试图解开人性和历史的死结，想弄明白，为什么这些大国会签署一个注定会带来灾难的条约。当谈到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时候，凯恩斯用弗洛伊德式的术语，用神话人物代表人性，把威尔逊称为“又瞎又聋的堂吉诃德”。美国记者Walter Lippman回忆起他曾经参加过的凡尔赛会议，他比凯恩斯更加悲观，而且更加愤怒。他写到：“那些参加凡尔赛会议，要申明人间正义的衮衮诸公们，他们除了看到自己对欧洲的空洞许诺，可有几人真正看到欧洲人对他们的期盼？如果有人能看透克里孟梭的大脑，他能看到那里面有1919年的欧洲的图景吗？还是说，那里面都是些陈旧观念，在这个人漫长而好斗的经历中，慢慢的堆积、硬化，最终成为一堆废渣？他看到的是1919年的德国，还是他从1871年就已经形成的对德国的印象？”
除了凯恩斯，英国作家和外交官Harold Nicolson也在凡尔赛看到了大难临头。他们觉得在这次会议上居然犯下这么多的重大错误，着实令人费解。难道战后的世界也大量的涂上了Wilkinson的眩目迷彩，让这些大人物们都难以做出判断了？后来，在Nicolson写下的回忆录《1919年的和平会谈》中，充满了绝望的痛苦。如果克里蒙梭、劳合乔治和威尔逊能够看清当时的欧洲，正如Stein和毕加索在巴黎第六区的大街上看到立体主义的欧洲，维特根斯坦在战俘营中看到了一个原子事实构成的世界一样，或许，历史的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说到这种新旧观念之间的冲突，让人想起1921年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做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答辩老师是传奇式的哲学家G. E. Moore和Bertrand Russell。维特根斯坦拍了拍两位老师的肩膀，跟他们说：“不要担心，我知道你们永远也搞不懂的”。（至少他们懂得让维特根斯坦当上了教授）。在凯恩斯的《和约的和平后果》中，我们在字里行间，处处都能感到他的困惑。20年之后，当欧洲再次滑向战争，凯恩斯在给迪安·艾奇逊的一封信中说：“请原谅我言辞过激。我言辞激烈，是因为我对未来充满期望。这是我的主题。我知道，我或许知道，我所期待的。我知道，我清楚的知道，我所担忧的。”这就是本书一开始就引用的那段话。这种令人心碎的矛盾可以在马勒那里再次感受到。当他的第五交响乐首场演出之后，马勒说：“没有人理解它。我希望在我死后五十年，我能自己指挥首场演出。”
人世间最令人心寒的事情是什么？是当你行走在新与旧的断层线，你已经看到了未来的轮廓，你挥毫泼墨，或是奋笔疾书，在自己的艺术作品和著作中大声疾呼，但得到的反映却是大家的冷漠和忽视，没有人理解你的信息。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写到：“我们给我们自己建造事实的图景”。这一观点启发了Louis Halle在20世纪50年代的观察，他发现政策决策常常建立在对世界的错误认知的基础上。Stein那个时代给我们的教训是，20世纪的到来不仅需要新的物理学、新的艺术和新的文学，而且也需要新的政治思维和经济学，对此Stein和她那个时代的很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早已明晓。但是对那个时代的大人物来说，要在思维和精神上做出跨度如此之大的跳跃，真是勉为其难了。当我们回顾当时的一幕幕历史的时候，我们不仅为其扼腕叹息，他们怎么会视而不见呢？但我们如果事实求是，就不得不承认，我们自己是否错过了当代的巨变。21世纪的到来也需要新的政治思维、新的经济方式。正如在Stein的时代，人们可以从Klimt的油画或是爱因斯坦的物理学中感受到历史的转折一样，如今，在我们的周围，也隐藏着很多历史巨变的线索，这些证据用过去的眼光是无法发现的。这是一种力量，它将冲决我们旧有的思维，并让我们能够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这是我们为实现深度安全所需要的第一个理念。Stein从军用汽车的外壳看到了历史的转折，如今，我们也会看到，历史转折的信号出现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
秋千-跷跷板
30年后，当宫本茂的名字在业内已经成为才华与创意的同义词时，每个人都会回忆起，当年他到任天堂公司参加求职面试的时候，拿出的作品是一个挂衣钩。这个挂衣钩在电子工程师、网页设计师和电玩迷那里，会有其不同寻常的含义。正如雕刻家们提到Lorenzo Ghiberti在佛罗伦萨圣若望洗礼堂（Battistero di San Giovanni）雕刻的“天堂之门”，或是篮球迷们谈起乔丹在1991年NBA决赛中华丽的空中换手上篮一样，他们会满心钦佩的笑着说起：“挂衣钩１，然后大叫：“宫本茂１
那还是1977年，宫本茂刚从大学毕业，除了一张没有名气的技术学院的没有用处的艺术专业的文凭之外，他一无所有。当时，任天堂是日本一家生产纸牌和儿童玩具的知名企业，这家企业刚刚进入电子游戏产业，但却铩羽而归。宫本茂对任天堂略有所知，因为他的父亲和任天堂的社长山内溥（Hiroshi Yamauchi）是好朋友。但是，宫本茂不是那种进入任天堂，规规矩矩的当上班族的学生。他在大学里面晃荡了五年时间，所有的业余时间，以及那些本不该是业余时间的时间，都被他用来玩纸牌、弹吉他，他把高中的叛逆期延长了好几年。直到他已经年过半百，成了业界的大腕，他仍然有种玩世不恭的劲儿，难怪很多人会说他“恶搞”或“孩子气”。
在第一次面谈的时候，宫本茂身上有种气质，就已经深深吸引了山内社长，于是，他约宫本茂改日再聊一次。他说：“把你的作品带些过来吧”。宫本茂果然带来他的作品。他带来了自己做的挂衣钩。世界各地了解宫本茂事业进程的人都会告诉你这些挂衣钩的故事。宫本茂把挂衣钩蜷曲缠绕，做成各种吸引孩子的动物头型，原本乏味的挂衣服，现在变成了一种游戏，这个设计展示了宫本茂早慧的天才。他的崇拜者们会欢呼：宫本茂！他的发明将给毫无所觉的任天堂带来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宫本茂！他的名字名字代表着化腐朽为神奇，就像他能够把挂衣钩做成别致的玩具一样，之后，他又将简单的水管扭成了“超级马利兄弟”，这个游戏赚了将近200亿美元，几乎是《星球大战》系列的六部电影总收入的五倍。
其实，在宫本茂应山内的要求带过去的设计中，挂衣钩并不是最有意思的作品。最不切实际、最荒唐，但是也最能代表他的天才想象力的是一个结合了秋千和跷跷板的设计。这个玩具可以让三个孩子一起玩，利用两个坐跷跷板的孩子山下运动产生的推动力，可以把跷跷板下面的第三个孩子的秋千荡起来。这和挂衣钩的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妙。宫本茂的兴趣是将现存的事物加以提炼和修改。正是发挥了这一天分，他后来将任天堂的“大金刚”（Donkey Kong）加以完善，使之成为史上最受欢迎的电子游戏。这一块厚板、两个座位和椅子的组合看起来怪异，但却包含着极其重要、高明和前瞻性的成分。它显示出，宫本茂真正的灵感就在于他追求新奇、不求实用，同时能够改变游戏规则的直觉。要是你当时看到这些设计，你可能会像看到毕加索早期的立体主义风格画作一样，产生一种震撼。宫本茂的设计，与Stein和毕加索看到的迷彩军车一样，都反映出时代的精神。不过，你可能也会暗自揣想：这个古怪玩艺应该叫什么呢？秋千跷跷板？
山内觉得，这个小伙子要么是个天才，要么就是个白痴。当时宫本茂已经25岁了，按照日本的标准来说，这个年纪来当新职员，已经嫌老了。山内在企划课给他放了张桌子，让他负责整顿正奄奄一息的电玩事业。事实证明，宫本茂创造了历史，也让山内溥成了日本最有钱的人。
妻度计
在21世纪的头十年，东京的索尼公司基本上独霸了家用机游戏行业。在这个行业里，每隔三五年，经过一场代价惨重的拼杀，霸主的地位就会被另一家企业夺走。任天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这个行业内如日中天，但是，后来就被其日本的竞争对手压得抬不起头来。竞争是惨烈的，但利润也是丰厚的。过去，家用机游戏只是少数游戏迷的爱好，但是，如今，游戏已经进入千家万户，最流行的游戏经常会比流行的电影大片还赚钱。当索尼称雄的时候，它所开发的PlayStation 3给公司赚了数十亿美元。索尼有很多媒体和电子产品业务，但就算对索尼这样的大公司来说，开发出来一个成功的电子游戏，也会为其大赚一笔。要是输掉了霸主地位，那就是一场灾难。
到2006年，电子游戏已经能够达到非常逼真的效果。不管你是玩拳击或是足球、篮球比赛，电视上的华美画面，以及震耳欲聋的环绕立体音，都会让你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让你仿佛远离了自己所在的沙发或卧室的床。2003年之后，资金充裕的电脑软件公司微软也进入了家用机游戏行业，微软和索尼花费了数千万美元，开发专门用于游戏的图像处理器，使之能够在每一秒处理数万亿次计算。这些芯片造价昂贵，以至于即使索尼和微软的游戏机每台定价高达600美元，还是卖一台赔一台，它们正计划通过向游戏收版税，来弥补亏损。
考虑到未来几代的电脑和高清电视均会有日新月异的发展，索尼和微软仍然投入数千美元的巨资开发新的芯片和硬件。2007年年中，一个新的游戏系统问世了，奇怪的是，这个系统居然使用的是非常过时的视频技术，比索尼的PS3和微软的Xbox 360要落后至少两代，可是，这样一个游戏系统，仿佛从天而降，居然占领了家用游戏机市场，让索尼退避三舍，惊诧不已，并且从其市场份额中夺走了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当然，当人们知道这又是宫本茂在京都的实验室开发出来的，似乎也就不会感到太意外了。
从1981年开发“大金刚”开始，宫本茂就成了行业内的标杆人物。他开发了很多历史上最成功的电子游戏，给任天堂赚了数十亿美元。2001年他开发了一个设备叫任天堂DS，这是一个电子游戏掌上机，大概只有一副扑克牌那么大，很快就在欧美和日本的青少年中间风靡一时。不过，任天堂的DS掌上机在成年人那里卖得也很好。这充分说明宫本茂的设计深受欢迎的程度。在任天堂DS机上卖的最好的一款游戏叫“大脑锻炼”（Brain Age）。这是一个猜谜游戏，是为了让上了年纪的人们仍然能够保持头脑敏锐的益智游戏。
宫本茂曾开玩笑说，他的成功秘诀是“妻度计”。妻度计测量的是他的太太对他的工作感兴趣的程度。宫本茂相信，他太太越是愿意让他在家里工作，就说明他的工作中越是可能有了突破。宫本茂的太太从来都不会对电子游戏公司生产的掌上游戏机感兴趣，那不过是些刺激青少年内啡肽的垃圾。但DS掌上机吸引了她，这让宫本茂很感兴趣。宫本茂认为自己是个艺术家。作为一名艺术家，他希望自己能够掌握社会深层的力量，让自己的作品能让每个人都喜欢，包括他的妻子。索尼和微软感兴趣的只是更快的芯片速度、图像处理的帧频，以及处理上万种色彩。宫本茂的兴趣在别的地方。他说：“太多巨制的电子游戏不可能同时存在。就好比不可能都是最凶猛的恐龙。这些恐龙会互相残杀、自我消亡。”
大约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宫本茂开始对家用机游戏业务感兴趣。他视察了所有的工程师们一尘不染的工作室，以及工作室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硬件的黑色塑料盒之后，感觉这些设计人员的思路有问题。当然，骨灰级的玩家会对更快的图像芯片很感兴趣，但是，宫本茂认为，这些玩家只是能够利用家用游戏机的人们中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玩家都不属于这个小团体，宫本茂太太就不在其中。
宫本茂决定和他的竞争对手们分道扬镳，这是他靠直觉做出的转变。但是，对任天堂来说，这可是一场赌注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赌博。所幸的是，宫本茂的身边有一群杰出的管理者，他们会非常出色的让他的梦想在现实中也能行得通。当行业内的媒体听说任天堂又要有新的动作，他们纷纷向宫本茂提问。任天堂一定要开发出新的超级芯片。他们问：“这种任天堂的新游戏机速度有多快？每秒钟能播放多少帧画面？”宫本茂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他知道，这些问题都是言不及义的。宫本茂说：“我们身处一个很奇怪的时代，似乎技术就是一切，就是成功的关键。这似乎有些古怪。如果我们还是让技术统治电子游戏，那么设计人员的创新能力就会受到压制。”很多听到宫本茂讲话的人认为他终于过气了。一个曾经设计出挂衣钩的天才，现在成了套在任天堂脖子上的绞索。
任天堂的确在开发一种新的芯片。但这不是从那些电脑奇才云集的芯片设计室开发出来的。事实上，这一新的游戏体系借鉴的是汽车的安全气囊系统，就像你的车子上装的安全气囊一样。这种芯片是一个很小的硅片，叫加速度计（accelerometer），它能够测量方向和速度的细微变化。在你的车里，这个加速度计检测的是那些可能会导致事故的变化：突然刹车、剧烈打滑、急剧相撞等。当加速度计感知到这些变化的时候，就会通过事先精心设计好的程序，让安全气囊打开。不过，更先进的加速度计能够测量更加细微的动作变化。这让宫本茂很着迷。我们能不能把加速度计和电子游戏的手柄结合在一起呢？这就能让电子游戏从单纯的按按钮，变成真正的、无拘无束的身体运动。
任天堂花了四年时间才把这一设想变成现实。任天堂的软件工程师在为这种新游戏机编写第一个游戏的时候，不得不寻找如何把人们的动作变成视觉行为的办法。但一旦他们找到了诀窍，就发现原来这个新游戏机能够做这么多的事情。如果你摇摆这个新的任天堂游戏手柄，就像挥舞网球拍或棒球棍一样，加速度计会把你的动作记录下来，在你的屏幕上，就会有个人物也在做同样的动作。你可以同时手持两个遥控器，前后晃动，就像打拳击一样。你可以身体倾斜，做出把球扔向屏幕的动作，就像在保龄球道上把球打出去一样。你可以用它射箭，或是指挥一场虚拟的音乐会。宫本茂在一次会议上就这样干过，穿着燕尾服，打着白领带。你唯一做不到的是呆呆的坐着，像过去那些电子游戏迷一样。为了让加速度计运动，你就得运动。如果你把车停在车库，安全气囊可不会自动打开。
当这些研发还在进行之中的时候，宫本茂的想法逐渐传了出去。大家都在嘲笑他。职业的游戏评论家抱怨这个系统的画面质量不够精美。电子游戏的目的就是继续混淆游戏世界和现实世界。我们总是听到妈妈们抱怨，他们的孩子喜欢打几个小时的足球游戏，却不肯花一分钟去踢一场真正的足球。电子游戏界的人士认为这就是一条公理：打游戏的人都是赖在沙发上的懒人。当任天堂宣布新的游戏系统叫Wii的时候，之前的窃窃私语变成了哄堂大笑。索尼和微软的专家都告诉记者，为什么他们的系统叫做PS3或Xbox 360呢？因为这听起来有高科技的味道。2005年的夏天，任天堂在一次会议上推出了Wii，观众们陷入了困惑的沉默。任天堂的CEO 岩田聪（Satoru Iwata）说：“人们好像不知道该如何做出反应了”。
消费者们迅速做出了反应。Wii推出不到数周，就变得非常流行。其销量很快就超过了索尼和微软的昂贵的游戏机，最后甚至超过了它们的销量的总和。由于Wii游戏不是借助于昂贵的技术，所以其售价可以比Xbox低一半，每款游戏都能赚钱。在日本、美国和欧洲，很多消费者要等几个月才能拿到他们心仪已久的Wii游戏机。那些有幸买到Wii游戏机的家庭，把他们的电视机前面的空间清理出来，把沙发挪开，而不是坐在上面，他们和Wii游戏手柄一起蹦蹦跳跳。Wii游戏机结束了一个时代，电子游戏不再是一种不流一滴汗的运动。
似乎为了进一步向人们灌输这一观念，任天堂开发了一种Wii健身游戏。如果你对此没有了解，比如，如果你是索尼或微软的游戏设计师，你可能会觉得Wii健身是个笑话：怎么可能为那些肥胖得身体走形的游戏迷设计出一套锻炼活动呢？他们愿意挪动身体的极限是够着一包薯片。Wii健身游戏附带一个小垫子，你可以在上面跳跃、摇摆、弯腰，一经推出，马上变得非常受欢迎。很多女性开始购买Wii，这在电子游戏的30多年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宫本茂打破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墙。这个世界不再一半是游戏迷的世界，一半是非游戏迷的世界。他的创意迫使其竞争对手反思，究竟什么是游戏，他们每天到办公室究竟要忙什么。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这也是为什么Wii的重要性远远超越了十几岁的孩子的世界。
神勇小鼠
在科技界，宫本茂开发出来Wii的做法叫做：“混搭”（mashup）。他把两种看似风牛马不相及的东西“混搭”在一起，开发出了一种新的东西。100多年前，立体主义展示了新的力量，在我们这个革命的时代，“混搭”就是力量。立体主义告诉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一种事物。混搭的逻辑告诉我们，需要把这个世界视为多种事物，以多种多样且不可预见的方式，合成的各种全新的事物，或是带来全新的境况。美国环境科学家Earl Gray称之为“新的数学”。他在试验中发现，有些化学物质，如果单独作用于人体，对人体没有害处，但是，如果合在一起，就会产生有毒的物质，容易使人致癌。Gray称此为：“零加上零等于某种东西”。
按照新的数学组合出来的事物在我们的身边俯拾皆是。在金融体系或军事体系中，在深层次发生的变化，正在制造出意想不到的结果，而且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些新的变化，将我们过去沿用的外交、全球经济和预测未来的方法都付之一炬。这就是为什么金融机构的管理者信誓旦旦的称他们的公司是安全的，但数周之后，就遇到灭顶之灾，原因就在于，过去没有联系起来的风险突然“混搭”了起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以色列的领导者会发动战争，但马上就发现其制定的好好的计划很快就漏洞百出。理解混搭的逻辑，是建立深度安全的第一步。我们的观念必须和我们的世界混搭起来。
混搭这个词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舞会音乐。一些DJ们把不同的音乐片段穿插在一起，组成和原来的音乐完全不同的新音乐。比如，DJ Cheekyboy 把涅磐乐队（Nirvana）的“Smell like Teen Spirit”和Rap乐队N.W.A的“Smell like Compton”混搭在一起，你几乎分辨不出来究竟听到的是什么。不是涅磐乐队愤怒的鬼哭狼嚎，也不是N.W.A.街头混战的唠唠叨叨。这是个音乐的秋千跷跷板。或是把“伏尔泰酒馆”（Cabaret Voltaire）的“low Cool”和高科技（techno）节拍，以及录制的街头谈话混合起来，听起来似乎更加社会化，更像舞池中的终曲（chill out music）。最有名的混搭之作是布鲁克林的DJ BrainBurton在2004年出的一张专辑，他的艺名是神勇小鼠（DangerMouse）。在这张专辑中，他把披头士的“白色专辑”和Jay-Z的“黑色专辑”混合起来，出来一张“灰色专辑”。这个创意似乎很不靠谱：这两张都是创纪录的流行唱片，年代相隔数十年，大众文化的口味变化速度如此之快，要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既要有趣，又要协调，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但神勇小鼠还是这样做了，结果大受欢迎。《娱乐周刊》将其评为2004年年度最佳唱片。这张唱片比很多耗费巨资制造出来的唱片都畅销，神勇小鼠在自己的卧室里面就把混搭的活搞定了。
混搭提供了一种创意的思路，它跨越了既定的边界，并受到一种更深入、更好奇的渴望的指引：我怎么才能让我的太太喜欢我制造的电子游戏？我怎么能让美国人震惊？我怎么才能发财？混搭是一种务实的思想家的精神。我们的世界里到处都是混搭。有的混搭是无伤大雅，让人愉悦的。比如西班牙厨师Ferran Adria把他的厨房里面堆满了化学仪器、分离器和其他实验室里面的装置，自称是“分子烹调”，做出各种各样的美味，比如西番莲酱。但是，很多混搭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比如用数据处理技术和生物学研究基因疾病，或是用短信加上流行病学知识控制非洲的传染病，或是为了应对碳污染设计出来的金融产品。这就是为什么，正如我们在关于戈尔巴乔夫和冷战的讨论里说过的，不能断言我们的意识形态已经战胜了其他意识形态。人们需要在各自的政治体系中找到适宜的办法，寄托他们的希望，坚定他们的信心，释放他们的恐惧，因此，他们会不停的混合各种思想，以后的世界上将会有层出不穷的新的意识形态。从这一角度来看，混搭使得不可思议的事物不仅变得可能出现，而且一定会出现。把集权政治和市场经济融合在一起，而在过去这是不可想象的，于是，你得到了中国。把高油价和军事统治融合起来，你得到了委内瑞拉。在混搭之中，任何事物都不是永久的。它们可能明天就消失，被融合成了新的事物。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混搭的力量，并且学会使用混搭，我们才能确保建立一个真正的安全的未来。
经济学家Brain Arthur曾经写到：“我会警告那些试图根据现有的基础，预测未来的新技术的努力，这是不可能猜对的。”的确如此。在一个“新的数学”的时代，仅仅了解现有的基础，无法告诉你未来的事物将如何搭建。对于未来，我们无法知悉数学公式究竟是怎样的，把现有的事物相加，和究竟会是多少。有无穷多种组合的可能性，有无穷多种维度，这使得我们所面对的复杂性令人震惊。创新的机会随处都是。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被称为“立体主义的战争”一样，如今，我们的金融保卫战、反恐战争，可以被称为“混搭战争”。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当宫本茂或神勇小鼠看到来自伊拉克的报告，看到伊拉克的新式爆炸性武器：爆炸物、手机和短信的混搭时，他们会像毕加索在那个巴黎街头的夜晚的反应一样：“这是我们做的”。希望还是有的：只要我们理解了混搭的力量，并利用其建造一种新的安全，我们就有可能创造出一个五十多年的繁荣与稳定的历史，我们就能自豪的说：“是的，是我们做的”。
风险社会
我们身边发生的革命是无法抗拒的，我们无法选择是否参与其中。从这一角度来看， 今天的革命和19世纪的革命相差很大。那个时候，伟大的革命家马克思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鼓动人们参与其中，行动起来。今天，我们没有选择。我们都是局中人，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只能如此。我们没有办法等某一天早上醒来，对自己说：“好的，从今天开始，我开始混搭我的生活”。你的生活已经被混搭了。互联网、衍生产品包装过的退休账户、我们的食物和衣服中的化学成分，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不可阻挡、到处传染的混搭组合。我们接下来会讨论在这个混搭世界的生存之道，但是，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混搭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态系统，也改变了我们自身。我们无法察觉的创新的网络已经将我们网罗其中，从股票市场，到石油价格和传染玻这些网络经常是难以被人注意的，直到它们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我们才似乎明白过来。这就是在9.11恐怖袭击和2008年金融危机中发生的事情。以后，在我们的世界里，恐怕还有更多的奇特结局。
德国社会学家Ulrich Beck将我们所处的社会称为“风险社会”。我们共同分担着风险。住在棕榈滩的社会精英，也和这个地球上最穷的人一样，受到健康和金融风险的困扰。Beck指出，现代化带来的最大的影响，就是新的不可计算的风险，我们都置身其中，尽管我们并不知情。结果是，“在21世纪的开始，人类的状况无法从国家或地区的角度认识，只能从全球的角度认识”。塑造我们的生活的力量，来自于方方面面，来自于观念的碰撞，而且结果是什么，我们无法预料。
宫本茂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当我们开始用新的数学计算可能性的时候，令人震惊的革命就会出现。我们将会看到，找到一种适合2009年的国际秩序的基础，而非停留在1989年的幻觉中，需要进入传统的思想家们感到无所适从的新领域，需要完全打碎过去的运算法则。我们必须承认，最重要的事情是无法准确预测的，我们必须明了，在力量的较量中想胜出的话，关键不在于把力量藏入深宫，而是要尽可能的把它释放出来，让它能融合、混搭，并合理的利用它。我们必须懂得，最明智的行动有时候可能是不采取行动。有时候，我们会有意的追求失败，并重新思考我们不得不使用的暴力。我们讲述真相的方式将更加复杂，要比我们现在的领导人习惯的方式复杂。我们可能会尝试一些试验，甚至直至我们接近崩溃的边缘。我们可能会面对必要的恐慌。但是，我们同样要认识到，我们也能掌握混搭的力量。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梦想和我们的观念可以被融合成新的、不可预期的力量。我们不是听天由命的无助的沙粒，我们有能力创造一个安全的未来。不可思议的是，宫本茂用一种过时的技术，在一夜之间改写一个数十亿美元的行业。同样不可思议的是，我们也能从一个看似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世界中汲取力量，创造出一个繁荣、稳定的更好的世界。我们做得到。下面我们就将讨论，如何才能做得到。
第七章 将军和亿万富翁
间谍王
2001年的冬天，Aharon Farkash被任命为以色列军方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当他上任的时候，他清楚的知道一个事实：他的十三个前任中，有六个还没有任职期满，就退休或被免职了。这些人突然离去，并非是因为他们个人的能力不足，没有英雄气概，或是缺乏领导才能。事实是，担任以色列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或许是世界上最难做的工作。这个国家四面都是敌人。在约旦河的西岸和加沙走廊，到处都是想要让以色列灭亡的敌人。这个国家的敌人隐于无形，他们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他们从孩童的时候就彼此熟识，长大之后又并肩作战。他们不会相信任何不属于他们的团体的人。他们能够很容易的从周边的富有的石油出口国得到资金和武器。他们坚定的相信，所做的一切都是神的旨意。
以色列从1948年建国之后，就一直警报不断，几乎每隔十年，就要有一次战争。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但是在历史上却经常忽略重要的信息，犯了很多几乎是致命的错误。最有名的一次是1973年的中东赎罪日战争。就在这场战争爆发的三个月之前，以色列将军Moshe Dayan还斩钉截铁的告诉《时代周刊》：“未来的十年以色列的边境将固若金汤，不会出现大的战事”。
这些错误不止发生在遥远的过去。2006年，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发起了进攻。这是一次惩罚性的进攻，但是，打了六个星期之后，以色列突然败给了敌人，真主党夺取了一批以色列坦克、运输车，甚至用导弹炸坏了一艘战舰，作为战利品。真主党领导人Nasrallah在电视的直播节目中声称，这是以色列海军第一次受到攻击。他就像棒球明星Babe在打出一个全垒打之前，得意洋洋的向全场观众致意。无论是进攻失利，还是防守失利，对于以色列人民来说，都是令人沮丧的。Farkash曾经告诉我：“有一次开会回顾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历史，有个发言人说起，在过去的30个关键性的历史时刻，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报错了28次。坐在我身边的一个将军悄悄对我说：‘他这样说，只是因为他不了解那其余两次的情况’”。
Farkash的工作让他经历过以色列国防军最隐秘的事情。在担任情报部门负责人之前，他曾经负责过高度机密的以色列军方的8200部队，这个部队招募了很多以色列最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从事情报和军事方面的工作。8200部队也做一些非保密性的工作，他们建立了大约60个民用的高科技公司，总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但是，他们还有很多迄今仍然保密的工作。美国的情报机构认为8200部队的工作是“世界一流的”，而且在很多时候，“比美国超前许多年”。Farkash在2006年那场灾难性的黎巴嫩战争之前干满了他的任期，他不仅避免了其前任的命运，而且成绩斐然，令人赞叹。Farkash的情报工作异常准确。我们的一位共同的朋友，以色列政府部门的一位高官，称赞Farkash在其任职期间，“料事如神”。在美国发动“伊拉克自由行动”之前的数月，Farkash将军委婉但急切的向其美国同行指出，美军进入底格里斯河谷之后可能遇到的情况，后来，他的预测几乎一幕幕出现了，但是，美国军方根本没有听进去。
我们可能在哪里出错？
佛教的大师们说，为了悟道，你必须正心、正意、正行。如果你看世界的角度错了，那么永远也无法超脱。我在这里想要讨论的问题是，在一个革命的时代，我们如何端心正意？如果在一个沙堆世界中，生活中的重要因素都必然是我们闻所未闻的，那么我们该如何了解这个世界？我们能不能从那些身处剧烈变动、且能游刃有余的成功者那里学到什么？当世界的秩序看起来越来越失控的时候，这些问题是我们学会应对挑战的关键。如果你正在经营一个公司，操心着孩子的教育，或是谋划着哪个国家是你的朋友，哪些国家该扔炸弹轰炸，你该如何决策呢？稍后，我们还会讨论佛教大师们教我们如何去思考，如何去行动。但首先，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去观察。正如Louis Halle所说的，如果我们不会观察，就会迷失方向。
我们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没有信息。相反，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信息太多，该如何去甄别有用的信息，尤其是，海量的信息不断变化，很多信息时没有用处，甚至是误导的。我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朋友都告诉我，Farkash之所以出众，不是因为他能干完任期，而是因为他有一种直觉，让他成为了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间谍之一。“去跟Farkash谈谈吧”，他们总是这样跟我说。他能够从数据的迷雾中拨云见日，看清事物的本质。他们告诉我，Farkash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与众不同，有的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要这样看，但是，这使得他在同行之中鹤立独行。你可以开玩笑的把他叫做以色列的绝地武师（Israeli Yoda），充满了难以解读的洞察力，不管怎么样，他的记录很说明问题。我的朋友们说，他似乎能够把世界上的不确定性，转化为他的内心的直觉。这种功力，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及的。他是我在间谍的世界里面发现的最具有禅宗智慧的大师。
Farkash离开了以色列国防部之后，到特拉维夫的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暂时任职，他的办公室在研究所的二楼，房间不大，而且空空荡荡的。他一半时间做研究，一半时间和企业打交道，而这些企业，大多是当年他的8200部队的麾下。一天下午，我们坐在一起品味苦涩的以色列咖啡，他跟我谈起当年做情报机构负责人的故事。他说：“2002年3月我接受这个工作之后，我首先问自己的问题是：‘我们可能在哪里出错？’我感觉我们可能会在两个问题上犯错误，一个是真主党，一个是伊朗。为了避免犯错误，我决定改变我们搜集情报的方式，改变我们的方法，以及我们过去整理资料的传统做法。”
他举了个例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放弃了所谓的内部来源情报，即那种Ie Carre间谍小说中的内幕行动，转而倚重外部来源情报，比如卫星接受的信号，窃听电话或阅读电子邮件。这一变化有很多原因，即是因为吉米卡特反感特工人员黑衣潜行的神秘做派，也跟里根耗资巨大的高科技国防预算开支有关。这使得外部来源情报的分析技术越来越超过内部来源情报。随着间谍卫星发送回来的照片越来越清晰，窃听电话的方法越来越先进，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人员感到，他们能够知道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于是，他们在这方面投入的资金也越来越多，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就能更好的洞悉敌人的一切。
Farkash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这种做法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这种方法会让情报人员高估自己的能力，以为自己知道其实他们不知道的事情。高清晰度的卫星照片并不意味着你对敌人的了解也更清晰。正如能够随时接受股市行情的自动收录机并不能够让你对市场的判断更准确。它们只是工具，它们不提供答案。Farkash说：“在一个不断变动的环境中，那些内部的因素发挥的作用最大”。但是，卫星图片看不到这些内在的因素，电话或信件中也很少会透露出蛛丝马迹。他说：“有时候我们觉得有些事情对我们毫无影响，但恰恰是这些事情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你知道《纽约客》杂志曾经在封面刊登过一幅世界地图，其中纽约非常巨大，别的地方小得可怜。我们不能以这样的眼光看待世界，不能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
Farkash所做的最大的改变就是承认以色列最多只能朦朦胧胧的认识其周围的世界。他认为，根本不可能对敌人的动向一览无余。如果一心一意想要掌握敌人的全部动向，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这样做只会分散你的注意力，甚至可能让你犯下致命的错误，你会忽视那些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是你不可能看到的，而不是那些你很容易看到的。Farkash告诉我，以色列的特工人员总是试图关注那些时下和以色列直接有关系的问题，并希望尽可能的精确知道事实。这是一种自然的本能。当资源是稀缺的时候，似乎最好的办法就是集中于看似最危险的问题。但是Farkash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他认为，往往是一些好以色列没有直接的关系，或是以色列之前从未遇到的问题，才会导致最糟糕的结果，导致突如其来的冲击。Farkash眼中的世界，和Bak的沙堆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复杂。
Farkash说：“你必须不断的提出新的问题。这对于一个像CIA这样庞大的机构来说，诚非易事。但是我们只是个小的机构，所以我们能做得到。如果问的问题不一样，答案自然也就不一样。”长年累月只关注一个问题，会让你对其他的问题视若不见。最后，你连自己关注的那些问题的答案都找不到。想想那些关注苏联的情报人员，有几个猜对了答案？禅宗说端心正意是悟道的关键，Farkash的这些感悟又契合了禅宗的另一个教诲：“问题就是答案”。你如何提问，你的问题是什么，关系重大。Farkash感到，很多大机构，不只是CIA，大多数官僚机构，比如IBM、财政部，都有个坏习惯，他们只会问错误的问题，以错误的方式在错误的地方寻找错误的答案。
Farkash说：“看看Assad。”他指的叙利亚总统 Bashar al-Assad。如果你看看叙利亚最关心问题，那么头三个问题似乎跟以色列都没有关系：第一，维持其统治的稳定性。在叙利亚执掌政权的是阿拉维派教徒，但是其在叙利亚人口中只占很小的比例。第二，维持其经济的稳定，这取决于叙利亚能否不断的向黎巴嫩输出劳动力。第三，黎巴嫩的政局。在叙利亚的眼中，黎巴嫩就是他们的小兄弟，可以随意使唤，言听计从。只有在第四个问题上，似乎才跟以色列有关。30多年来，戈兰高地是以色列和叙利亚争执的焦点。但是，Farkash认为，叙利亚是否会发起进攻，取决于所有这些因素的汇总，而且还有一些他一时想象不出来的潜在因素。
假设黎巴嫩的经济陷入停滞，叙利亚的经济也会不景气，Assad就可以通过战争转移视线。2005年，真主党曾经在以色列的北部边界发起进攻。这和黎巴嫩的怨恨有关系吗？不是的。这其实是叙利亚和伊朗精心策划的。原因是国际社会对德黑兰和大马士革施加压力，要求其停止核武器的开发。Farkash观察的时间越长，对叙利亚的国内情况越了解，他就越相信，这些问题的奇特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叙利亚的决策。他对我说：“我们不能只是问，‘威胁出现在哪里’”。等到你的边界上已经集结了一大批坦克，才意识到敌人会发动进攻，那就太晚了。你可能还在紧张的注视着这些坦克，但突然就遭到了来自海上的进攻，或是突如其来的空袭，或是你根本就想不到的其他进攻。
Farkash任职之后，马上让他的情报人员去关注一些他的前任们会认为是毫不相关或是并不重要的信息：贝鲁特的人们是否还上街购物（这将说明黎巴嫩的经济状况是否健康），大马士革的文化生活怎么样了？伊拉克在黎巴嫩的难民们的生存状况如何？Farkash发现，这些问题令人着迷，因为它们时刻都在变化。这比他的前任跟他说的，应该关注“叙利亚的坦克都在哪里”这样的问题有趣多了。有时候，他会故意制造一些紧张气氛，看看对手如何反应。他不只是在叙利亚这样做。一个朋友告诉我，Farkash曾经让进入伊朗的无足轻重的货物爆炸，或是包围安全的房子，仅仅是为了看对手会做些什么。这些做法看似无关，但它们能让Farkash更好的了解对手的秉性。更关键的是，Farkash说他感到最有意思的是，问问题的方式不同，使得他的机构的工作方式也随之改变。新的问题迫使他和他的团队从新的角度观察，用新的方式思考。传统的情报报告，往往是先分析一国的军事状况，然后是该国的政治状况、经济状况，似乎这些领域彼此独立，互不相关。这是过时的思维方式。它们一定都是错的。
达尔文杀手
从2002年开始，Farkash开始用他的创新方式，关注以色列遇到的恐怖袭击。在这一过程中，他有一个重大的发现，改变了以色列的反恐战争的全貌，后来，美国也开始向以色列学习。他用其可以调动的资源，包括8200部队的一些秘密科技，从不同的角度思考恐怖袭击。他不是简单的问：“下一次恐怖袭击会是什么”。他关心的是：“要是想向加沙地区汇入1万美元，需要多长时间？”“要想把炸弹的配件走私到巴勒斯坦的Ramallah，什么办法最有效？”他对探讨恐怖袭击为什么会成功越来越不感兴趣，相反，他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有的恐怖袭击没有成功。Farkash仔细的研究了这些失败案例的每一个细节。这是以色列情报部门的一次转型。Farkash发现，恐怖分子并不关心他们为什么会成功，他们最关心的，也是为什么会失败。他觉得，以色列的情报部门也要做同样的事情。
当Farkash仔细的做了很多调查之后，他有一个出人意料的发现。在恐怖分子的网络中，有两个不同的流程。一个是表面的，用传统的间谍方式可以发现的，那些执行原教旨主义者的暴力事业的日常任务的工作：收集资金、招募人体炸弹、给清真寺的毛拉们提供新的说辞。但是，另外一个流程也在进行，这个流程深藏不露，难以发现，但是更加重要：在更深的层次上，恐怖组织在不断的变化。以色列有新的举措，他们就会有对策。Farkash认为，只有了解了这个深层的流程，才能了解恐怖团体。这个流程中只涉及少数几个人，他们是紧密的核心，不断的产生创新和变革，同时改变着一个庞大的恐怖网络。这个核心里的人物是以色列最聪明的敌人。传统的反恐政策包括，拆毁那些支持恐怖团体的人的房屋，逮捕大批哪怕只和恐怖分子有轻微接触的阿拉伯人，在通往以色列的道路上设置路障，等等。在伊拉克的美国反恐指挥官说，这些行动的目的是“坚壁清野”，隔断恐怖分子能够得到的支持。但这都是在攻击恐怖分子的外围网络。Farkash知道，这些行动都会失败。而且，他感到这些政策会弄巧成拙，玩火自焚，最后以色列的敌人会更加危险。Farkash告诉我：“我们每天采取的政策，只是使恐怖分子变得越来越有创新意识”。他停顿了一下，仿佛难以相信，接着说，“我们强迫恐怖分子不断进化”。
他提出的新问题，至少能够告诉他，应该向哪里发起进攻：应该摧毁能够产生适应性变化的核心动力。要想做到这一点，需要新的工具。Farkash和他的团队借鉴了电话系统管理和生态食物系统所应用的网络分析软件，寻找在恐怖分子网络中的适应性“节点”。Farkash的算法可以适用于任何一个网络，不管是铁路管理还是电话交换。他们试图找出敌人最容易攻击的薄弱环节。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基地组织可能在使用类似的方法。2005年7月伦敦地铁爆炸案发生在三个车站，而按照电脑软件的分析，这三个站点恰恰就是整个地铁系统最薄弱的地方。伦敦的警方经过他们的模拟计算，发现攻击这三个车站是3.2亿个可能方案中的次优方案。恐怖分子似乎不可能通过随机选择找到这样的方案。
Farkash发现，一个恐怖团体可能会有数百名成员，但是，其中只有少数几个人拥有改变团体内部交流方式的技能，而这是在遭遇外部压力的时候最关键的地方。于是他将目标锁定在这些人身上。慢慢的，他找到了一种能够发现并隔离这些关键人物的办法。这究竟是什么方法？当我问他的一个同事时，他告诉我：“我真不想告诉你。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不需要决定是谁。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方法是什么，那就是暗杀特定人物。”暗杀特定人物就是锁定在一个系统中最关键的那几个人，而不是试图摧毁整个体系。这是个费力费时的工作。为了暗杀一个特定的关键人物，以色列情报机构可能需要调动数百名人力，花费数百万美元。这也给以色列军方带来了一个伦理上的难题：比如说，为了杀死一个恐怖组织中的关键人物，可以容忍多少名无辜的平民被误杀？以色列国防部找了一群数学家研究这个问题，他们的计算结果是3.4个人。但是，没有人会对这个无情的数字和这种冷酷的任务感到高兴。这一策略经过不断的完善，发挥了超乎预料的效果。恐怖组织难以再壮大和进化。恐怖袭击的发生次数直线下降。
这给我们以启示。在以色列情报部门的档案库里，至少有数百个已经消亡的穆斯林恐怖组织的资料，它们都已经销声匿迹了。有些恐怖组织原本看起来很有可能成功：他们既有钱，又有很多愤怒的青年原教旨主义者。为什么它们没有成功呢？我们借用Farkash的哲学，反思一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答案是这些组织缺乏适应能力。生存下来的组织，比如真主党、哈马斯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则与之不同，它们是非常有效率的组织。它们逐渐成长壮大。如果你能够阻止它们的进化，这些组织同样会迅速消亡。如果你能够了解或是哪怕感觉到它们成长或变化的原因，或许你就能击溃它们。但是首先，你必须好好的审视传统的反恐怖间谍都干些什么。
在过去的日子里，你可以从外部看出来很多国际事务的真相。比如，如果你知道俄罗斯在东德布置了多少辆坦克，那么你很容易的就能推测俄国人的意图。Farkash的看法是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是经常犯错的。这使得分析师们过分关注他们能看到的东西，而忽略了他们看不到的东西。他所倡导的方法是永远不要只关注一个变量。这个星期你可能关心的是叙利亚有多少辆坦克，下个星期你又会关注伊朗电视台最流行的节目是什么。这样做的目的是观察什么在变化，观察一个社会的进展，并理解突然发生的变化会来自很多出人意料的地方（想想苏联的突然解体，或是安全气囊和电子游戏的结合）。这种新的观察事物的方式经常会让我们有新的洞察，比如Farkash就看到了恐怖组织中的“进化核心”。但是，到第二天，你就得按照这种方法，把所有的事物都重新审视一遍，以便找到新的变化。你永远也不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想要知道的事情理解为固定不变的，这不是像你计划出去度假那样，把自己想准备的东西都列到一张单子上：内衣、游泳衣、太阳镜。武器检查专家David Kay有一次跟记者Bob Woodward解释，为什么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之后找不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说：“你不能拿着一张单子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你必须把这作为一项情报工作去做。先要去找人，不能先去找武器。你得先找伊拉克的武器专家、仓库保安、搬运工、可能见过这些武器的将领们、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这就是Farkash的策略：深入调查，找准那些变化的因素，永远不要用常规的思路问问题。
尽管Farkash是掌握直觉的天才，尽管他的绝地武师般的睿见带来了极大的成功，也让他难得的超然局外，但是，他的成绩只是个人的成绩。哪怕在以色列情报机构这个“小的”机构，他也没有办法让这种方法传承下去。他离职六个月之后，以色列向真主党发动了灾难性的2006年空袭。这一策略又是老的做法：瞄准看的到的真主党人，想消灭一个隐于无形的网络。真主党的对策恰如Farkash所预料的，他们在中途就改变了策略，新的通讯方式使得以色列难以追踪，新的作战方式完全超出了以色列国防军的预料，他们从未为此做过演习，甚至从未想到过这样的打法。以色列之所以战败，不是因为空军的力量不够强大，也不是因为间谍卫星的图片不够清晰，也不是因为以色列军用地图上标注的真主党碉堡和导弹发射基地不够准确。发动进攻的时候，以色列将军们以为他们对真主党的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他们说：“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但是，他们错了。错在什么地方？不是以色列的飞机，或是疲惫而未做好准备的地面部队的问题。是作战的计划出了问题。这次进攻瞄准的是真主党的外壳，但却根本没有对真主党伤筋动骨。Farkash跟我说，以色列军方的高层人士总是用一种非常错误的方法观察世界，这才是对以色列安全最大的威胁。这也提醒我们每个人，我们要看看自己是怎样看世界的，我们怎么才能做得更好。
沙山街上的大师
1999年夏天的一天，硅谷的风险资本家Michael Moritz接到一个电话。打来电话的是一个他多年前资助过的一个企业的创始人。他问Moritz是否愿意见一个正在冉冉上升的IT企业负责人。这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电话。在硅谷这个众多最有活力的信息科技公司云集的地方，做生意的时候还是经常靠熟人间的联系。一个朋友投资给另外一个朋友的公司，熟人们共同分享技术和新的点子，即使在他们互相竞争的时候，大家也一起做事。
Moritz当时四十多岁，是红杉资本的合伙人，这是硅谷最早的风险企业之一。Moritz在业界享有盛誉，因为他能够敏锐的洞察哪个互联网公司会有前途。打电话给Moritz的朋友跟他说起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小公司。这个小公司在强手如林的互联网产业，想要和Inktomi、Ask Jeeves以及很多其他的企业分一杯羹，也来做搜索引擎业务。Moritz每周都要见不下十余个可能值得投资的企业，他也听说过这个企业，于是就答应见面。这次见面让他印象极其深刻。尽管这个领域里已经强手环伺，但是Moritz还是决定向这家企业投一大笔钱。
从表面上看，这个决策是非常不明智的，跟硅谷投资界的很多传统理念都不符合。搜索引擎业务已经竞争很激烈了。在这个行业内站住脚的那些企业有数十亿的资金，可以雇佣最聪明的工程师，找到最快的搜索算法。在这个领域内，不仅有像Ask Jeeves、Yahoo！这样的大企业，还有来自媒体和软件行业的巨头，比如微软和美国在线。风险投资家要想赚取天文数字的利润，关键是要早早的进入一个行业，赶在资金雄厚的大企业到来之前。来得晚，资助的又是一个做搜索服务的批发业务的小企业，这正是硅谷投资界数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要避免的投资。不要说这个企业的管理者都是新手，两个创始人还都在斯坦福读书，也不要说这个企业的名字起得古里古怪，难以让人捉摸，最要紧的是，历史的经验昭昭在目。硅谷里面的其他十几个风险投资基金都没有理睬这家企业，一分钱也没有投资。红杉为什么要标新立异呢？不管别人的怀疑，也不管别人的耻笑，Moritz坚持给这家企业投了1250万美元。6年之后，Moritz在这家叫Google的公司里的股份已经价值数十亿美元。
我们会看到，Moritz身上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硅谷既像以色列，又像我们说的沙堆，这里充满了惊奇，也有无法预料的风险，一次失败的投资就可能导致倾家荡产。在创新行业，没有什么生意是永远安稳的。Yahoo!原本以为自己在搜索引擎业务稳坐钓鱼台了，但是很快就被Google颠覆了。摩托罗拉本来以为自己把持了手机芯片业务，很快，英特尔就来和它分享美餐了。硅谷是美国创新的心脏，在这里，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精神格外旺盛。但这也意味着作为一个投资者，在硅谷生存下来，必须面对和Farkash遇到的一样的问题：新的变化层出不穷，来自四面八方，来得出乎意料（比如可能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宿舍），却能搅得天翻地覆。怎样看待这样的世界，这是Moritz这样的投资者必须要思考的问题，也是Farkash必须要思考的问题。Farkash的心得体会是要想了解沙堆，就必须深入到沙堆的内部，而不能靠卫星从外边照张照片。Moritz必须找到另外一种技能：在硅谷有上千家新成立的公司，有上万名工程师，有数十亿美元等待投资的资金，你怎么能知道哪个毛头小伙能改变历史呢？
Moritz给Google的投资成了一个神话。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决策非常出人意料。20世纪90年代，由于Netscape和Yahoo！给他们的早期的股东带来了上千倍的回报，风险资本犹如一块磁铁，吸引了大量的资金。但过了大约十年，风险投资的回报率也就是能超过S&P500指数，而且其风险要比股市高得多。无数个风险投资基金把砸到一些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公司，这些公司生产的产品你从来也不会用到，这些公司的管理者志大才疏。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里有85%最后都无疾而终，其余的项目大约能够带来两三倍的回报。看起来已经够好了，不过不要忘了，赚的这些钱，还得倒贴那些在失败的项目上浪费掉的数百万美元。
在这个高风险的烧钱行业，Moritz和另外一个风险资本家，之前在英特尔做过芯片销售员的John Doerr，犹如鹤立鸡群。Moritz和Doerr都在沙山路办公。这条路的名字也很有趣，这真是一个巧合，似乎在呼应Per Bak的沙堆理论。或许整个硅谷就是一个沙山。Moritz不仅力排众议投资了Google，而且还投资了Yahoo＂PayPal、YouTube、以及其他成功的企业。Moritz和红杉资本投资的企业一度占Nasdaq市值的10%。他曾经跟我说：“我不喜欢投资离我30分钟车距之外的企业”。就在他的办公室所在的Menlo公园周围，他发现、培育并帮助上市的企业，几乎是一个短线交易员的梦中投资组合。如果你觉得Moritz和Doerr能够如此成功，是因为他们熟知科技前沿，是超级有钱的超级天才，那你就错了。也有些超级天才，比如微软的创始人之一Paul Allen，在20世纪网络泡沫时期也加入了风险投资行业。几乎已成规律的是，这些人都被无情的淘汰了。
Moritz很可能是他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科技企业投资者，但是他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是十分看重科技。几乎在每一个风险投资企业，都会有一大把来自加州理工学院或是斯坦福的博士，他们都比Moritz更懂得科技的新发展。Moritz是个干劲十足的威尔士人，他在牛津大学读的是文学专业，年轻的时候，他的梦想是当一位像Norman Mailer这样的大作家。后来，他在沃顿商学院读了工商管理。Moritz并非不懂科技，他也不是感到科技的发展不令人振奋，他和其他风险资本家不同的是，他不把科技看成最重要的因素。当他看硅谷或是看一家企业的时候，他的思路和大家不一样。有一次，有人问他：“你觉得哪个科技部门最令你兴奋？” 他说：“这跟我们决定在哪个领域投资是两回事”。
这种类似禅宗公案的回答，显示出一种特立独行的思维方式。如果是你我要建立一家风险投资企业，我们很可能会雇佣一批懂技术的工程师，再雇佣一批会做交易的金融专家。然后，我们很可能会大把大把的赔钱。Moritz的想法是，在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里，成功的关键不在于你会不会做交易，也不在于你是不是科学天才。他的这个想法让他每年都能赚上亿美元。成功的关键是很难预测，总是变化的环境与公司的相互影响。他所要做的是两者都关注，一方面不断的调整环境（这种机会相对要少些），另外一方面则要不断的，甚至粗暴的要求公司不断调整。Moritz的天分就在于他在做这些的时候，会领先于市场，而非被市场引导。他永不停息的不断打造和雕琢他的企业，硅谷的教训是公司一旦止步不前，就会被新的竞争者偷袭（比如Yahoo！），或是因为市场不再需要他们的产品而破产（比如Atari游戏机）他有一次跟我谈起对Google的投资：“在科技世界里，一年就是永生。别人认为是后进者的，未必一定永远落后”。他承认，当第一次给Google投资的时候，“没有人知道Google会变成什么，没有人能猜得到”。Google不是生而伟大的，它是慢慢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公司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和Moritz处理事务的方式是分不开的，也是和他观察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的方式分不开的。
Moritz目睹了他的竞争对手犯下一个又一个致命的错误，他逐渐领会到，正是他们的专长害了他们。他们过分痴迷于技术，或是对互联网改变世界的能力过分自信。这里面有两个陷阱。第一个陷阱是，他们过度相信技术，总是认为只要有技术，企业就一定能成功，他们忘记了企业能否成功，要看其能否适应整个市场环境。第二个陷阱是，作为传统的科学家，他们习惯于把问题分成一个个部分，然后逐一解决。这些由工程师转变过来的风险投资家，习惯了在做数学题的时候把一个题目分解成不同的步骤，现在，他们同样认为，企业就是不同部门的总和。这是个致命的缺陷。Moritz自己首先承认，他也经常犯这样的错误，总是认为有了好的团队，加上好的点子，一切都万事大吉。事实上，如果是这样的测算，没有人会认为投资Google是个好的想法。Per Bak在谈到复杂的网络是说：“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无法孤立的被认识。在显微镜下观察每一粒沙子，都不会告诉你整个沙堆会是怎样的。从单个沙粒身上，看不出整个沙堆的特征。”如果你只是去看Google的技术，是无法判断这个企业的潜在价值的。我们必须学会从全局出发，观察所有的事物。
如果你不适应Moritz的风格，跟他一起工作的时候经常会无所适从。他经常迫使他投资的公司迅速转变。没有什么长久的计划。只有不断的交流、不断的试验。Moritz明白，好的公司是非常灵活的，而他要寻找的就是这样的公司。如果你的公司能够迅速转向，并且和Moritz一样更关注需求是什么，你就不会再像那些犯错误的企业一样，沉湎于自己的精妙的创新，但却一直纳闷，为什么没有人关心自己的创新。事实上，红杉资本投资的最成功的那些企业大多数都是自主创业，而且离Moritz和他的合伙人非常密切，这样就能让Moritz和他的合伙人能够确保这些企业按照正确的方式发展，犹如小树首先要打下牢固的根基。YouTube后来卖给Google的时候，带来的利润是原来的投资的数百倍。YouTube在其创建之后，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公司就设在离Moritz的大厅不远的地方。可以设想，如果你是个企业家，接受了Moritz的投资，你会很累很累。即使你是这个企业的CEO，你从头建立起来这家企业，但是你还是不清楚Moritz究竟想让你的企业变成什么样子。你会辗转反侧，彻夜不眠，反复思考你的技术、你的创新点子、你的团队，你得绞尽脑汁的想，自己怎样才能战胜微软。Moritz所做的只是远远的监视着你。不过，如果你听从了他的建议，他会让你变得非常非常富有。
Moritz处理投资项目的方式，很像一个受过Evelyn Wood 速度训练的人，读书的时候一次阅读一整页的内容，而不是逐字逐句的读书。他在一个小时之内，搜集信息，查找数据，并能看懂一个企业家，换一个心理学家，花上一个月的时间谈话，也未必能了解一个人。Moritz的天赋在于他从不把企业拆开来看，而是把企业放在一个大环境下，从全局观察。他始终在观察所发生的变化：技术市场的演变、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软件设计的变化、芯片价格的调整、企业创始人情绪的波动。他的看法是，你可能有一个很好的梦想：给互联网编个索引，让人们一边走路一边打电话，但是，除非你不断的改进你的梦想，不断的更新你的设计，你的成功概率会非常低。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科技行业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不断的升级换代，不管是硬件，操作系统，还是软件。这个世界没有正式的终极版本。正确的比喻是，这个疯狂的世界正在不停的升级：世界1.0，2.0，3.0，一直这样下去。
Moritz深知，要想让这个创新和变化能不断进行，需要一些神秘的，和技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素。比如说，企业家的个人性格就非常关键。Moritz具有一种大多数工程师都不关心的素质：他能和公司的创始人产生共鸣。他认为，你必须完全清楚的了解他们头脑中的梦想究竟是什么。即使他们可能会自我欺骗，你也要知道怎样纠正他们的偏颇。有时候，通常是那些最有才华的企业家来到的时候，你要能感受到，他们将要改变世界。一天下午，我和Moritz在他的沙山路上的办公室一起喝咖啡。他跟我说：“我最担心的是有一天，自己会失去这种知人的能力。我们最近犯的错误是，当那些企业家到我们这里之后，我们拒绝给他们投资，因为我们不能理解他们。我们不再能和他们产生共鸣，这真是个致命的错误。”他补充说：“如果我负责美国的外交政策，我最强调的就是要产生共鸣”。
冒烟的瓦砾
当Mike Moritz说他考虑的不仅仅是科技，当Farkash谈到要研究叙利亚对待黎巴嫩的政策，才能了解到以色列可能遇到的风险的时候，他们给我们上了很重要的一课。他们提醒了我们，怎样才能学会正确的看待这个世界。他们看到了，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真正起作用的因素往往深藏在角落，寻常的“专家”们往往看不到，也看不懂。他们给我们提供了指导，教我们如何审视问题。在冷战时期，CIA的一份很有名的报告中写到：“情报工作并非根据一大堆证据，漫无目的地做推理、猜想、下结论。情报工作应该根据每一个具体的证据，循序渐进的做出判断。”但是，不管事那个时候，还是现在，情报工作的确是根据一大堆证据做推理、猜想、下结论。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之所以超越同侪的关键。Warren Buffet只有感到靠谱，可以在一个下午做出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决策，Steve Jobs能够用一种迥然不同的技术和设计，杀入一个看似无法攻破的市常但是，无论是在金融市场上，还是在外交决策中，那种老套的、一步一步思考的习惯仍然占据主流。比如，保险公司告诉我们：“那些房屋按揭，跟我们的保险业务毫不相关”。在一个万物普遍联系的世界中，能够预知变化和动乱的信号，只能在看起来最不相关的地方找到。
Farkash说的对，像CIA这样的庞大的机构是没有办法理解这些的。几乎所有的大机构都无法理解这些。当反思为什么没有能够预测出1990年伊拉克会入侵科威特的时候，CIA也承认，他们一直在试图解一道错误的题目。一份报告指出：“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的几年，CIA始终认为，底线的判断是伊拉克不可能在近期进攻科威特。这个错误的判断主要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即在两伊战争之后，伊拉克不可能在短短数年时间内恢复其军事和经济实力”。这种老式的分析只关注一个变量：伊拉克的军事力量恢复了吗？CIA紧紧盯住这一个目标，越来越聚精会神，但是这个因素却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还有一次让美国官员大吃一惊的是，1998年的一天早晨，他们突然得知印度进行了核武器试验。他们所关注的所有因素：印度政府的保证、高科技企业的兴起，以及和巴基斯坦的基本关系，都显示印度不会进行一场核武器试验。最早让美国人知道印度的核武器已经爆炸的消息的，不是CIA，而是CNN。狭隘的视野不仅会让人们做出错误的判断，而且它会极大的束缚我们设想好的想法和政策的能力。真正的才华和鉴赏力，往往出现在我们的视野无法企及的地方。
John Doerr可能是唯一一个在风险投资行业能够和Moritz旗鼓相当的人物。他有一次开玩笑的说，训练一个新的风险投资家，就像训练一个战斗机飞行员：你可能得花费数百万美元，但最后得到的往往是一堆冒烟的瓦砾。在硅谷之外很少有人知道的是，现实的情况比这更糟糕。Doerr的公司少说也花了上千万美元的资金培训年轻一代的合伙人，但是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赶得上Doerr。Moritz的公司也遇到同样的问题。Moritz有一次感慨：“从一个人的背景，很难看出这个人究竟适合不适合风险投资行业。我见过无数简历光彩照人，证书有一大摞的人，看起来似乎应该在风险投资行业混得风风光光，最后却都黯然下常我也见过很多看起来根本不像能在风险投资行业生存的人，最后却做得风生水起。我们已经不再预测谁能谁不能再风险投资行业做得好了。”
训练这些年轻的风险投资家的最大的困难是很难教会他们，要像Moritz那样看问题，要胸怀全局，而非把公司拆成一个个部分，像做线性的数学题目一样求解。工程师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过分关注衡量CPU速度的处理器参数（MIPS），或是互联网的带宽。MBA们会失足，是因为他们迷恋“带核准的重整计划”（cram-down）或“棘轮期权”这些看似精妙的花招。这是致命的。在硅谷或以色列这样的地方，最大的风险和最大的机会是如此之新，根本就没有什么现成的专家。要是想看到风险和机会，唯一的方法是跳出窠臼。这不仅仅意味着要改变经营你的企业的方式，或是收集情报的方式，最难的地方在于，这要颠覆数千年来西方的知识传统，要改变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出现的，想要认识一个事物就必须将之拆开，分而析之，然后才能认识到全局的观念。这种方法使得Moritz的很多竞争对手在2001年网络泡沫崩溃的时候纷纷破产。也是这种错误的方法，误导了以色列在2006年盲目相信其空军的力量，出兵黎巴嫩，误导了美国草率的出兵伊拉克，意味在两个月的时间之内就能平定叛乱。我们误以为只要知道每一个部门都很安全，整个系统就会高枕无忧，于是，我们激进的放松对金融市场和初级商品市场的管制。没有看到全局，就匆忙行动，无异于自杀行为。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掌握了全局呢？我们就会成为商场上的赢家，就能得到深度的安全。这就是为什么要想得到深度的安全，无论是为我们的国家也好，为我们的企业或是家庭也好，都必须首先改变我们观察事物的方式。
林中猛虎
在过去十年，实验心理学家Richard Nisbett一直在研究不同的文化背景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思维的。Nisbett谈到，他最早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曾经和一个来自中国的研究生讨论问题，并发现在很多基本的问题上，他和这个中国学生有着极为不同的认识。他的学生告诉他：“我们中国人相信事物总是不断变化的，而西方人生活在一个更简单化、决定论的世界里。西方人总是觉得他们能够控制一切，因为他们自认为了解决定事物行为的规律。”
Nisbett事后写到：“在这之前，我一直是一个普世主义者，关心的是所有的人类的思维的性质。”换句话说，当时，Nisbett和大多数其他心理学家一样，认为每个人基本上都按照一样的方式思考和推理。如果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那不过是因为受到了教育、家庭或个人经历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太多了，从弗洛伊德的时候，学者们就发现了过于自负的父母、贫穷的经济状况，或是一个人的容貌，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事实上，现代心理学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够深入挖掘，解开形成我们个性的密码。但是Nisbett越想他的学生说的话，就越是好奇。他感到，文化肯定会带来差异。但文化怎样会带来差异，居然很少有人研究。
尽管解释文化的作用非常困难，但如果你想寻找文化差异的证据，那在我们的身边到处都是。比如，Nisbett的同事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他们观察到，不管是跟孩子玩耍的方式，还是和孩子交谈的方式，美国母亲和日本母亲都有很大的差异。美国母亲会用更多的名词。她们会说：“看，那是小狗狗”。但日本母亲更多的强调相互的关系。她们会说：“我把它给你了，好，现在再给我吧”。美国母亲用的名词的次数是日本母亲的两倍。当他们测试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孩子的时候，发现东亚的孩子学会动词的速度是学会名词的速度的两倍，而且比同样年龄的法国和美国的孩子快得多，因为法国和美国的孩子正忙于学习各种各样的名词。Nisbett感兴趣的是，这些在早期教育中文化带来的差异是否会在人的一生中都有影响。比如，这能不能解释人们经常说起的，亚洲人更爱家庭，美国人更容易叛逆？
于是，从1993年开始，Nisbett开始了一系列的试验，这些试验提供了文化如何影响思维的最早的可靠数据。这是个有争议的研究。不管怎么说，研究文化会影响思维，似乎听起来像是要赞同文化会左右智力发展或个人潜能。批评者们担心，这样的研究会产生比如“亚洲人不懂得如何掌握民主制度”的结论。所以Nisbett坚持做计量研究，他和他的合作者们的研究成果都写到小心翼翼，生怕别人会把他们在实验室里发现的结论传播到大庭广众之下。但是，他们的研究的确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使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经常犯Louis Halle警告过，而Farkash和Moritz幸运的避免了的错误。
看不到变化
2004年年末，Nisbett和他的两个研究生，Hannah Faye Chua和Julie Boland一起，在安娜堡的密歇根大学校园里招募了50多名研究生。这些学生中，有一半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而另外一半是在中国长大的。做实验那一天，学生们来到Nisbett的实验室，先填写一个表格，说明个人的经历。然后，Chua会把他们带到一间实验室。实验室的桌子上有一个电脑屏幕，另外一端是个可以放下巴的垫子。旁边还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架固定好的设备，可以追踪学生们的眼睛的运动轨迹。接受试验的学生坐在桌子面前，扣好固定的带子，把下巴放在那个塑料小垫子上，实验室里的灯就熄掉了。在他们面前的屏幕上，投射出一个小小的十字架的图片，然后，每隔三十秒，就会出现一幅新的图片。这些图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主题是一个大的物体，后面是Nisbett所说的“现实主义的复杂的背景”：比如森林中有一只老虎，在鲜花盛开的田野上有一匹马。每个试验者都要看36张图片，每张图片出现三秒钟。每张图片放过之后，屏幕就变成白色背景，中间有个黑色的十字。接受试验的学生们需要盯住十字。当几秒钟之后，新的图片出来的时候，追踪眼睛运动轨迹的仪器就会记录下来学生们看的是什么，看了多长时间。然后，屏幕又变成白色，如此往复。
当学生们完成试验之后，Chua整理了他们的眼睛运动轨迹的数据，并发现一个奇特的特征。这个特征是如此之清晰，以至于她一开始以为可能在什么别的地方出了错。当观察出现在他们的眼前的图片时，美国学生首先会看图片的主题，比如马或老虎。当他们看到这个主题之后，就一直盯着它看，直到屏幕变白。但是，中国学生会首先观察整个背景，注视森林或是开满鲜花的草原。他们当然也会去看图片的主题，但是用的时间比美国学生短很多。Nisbett的结论是：“很难发现中国学生固定的观察图片主题的时间，显著的比观察背景的时间更长。”对西方人来说，这真是很奇怪。好比一个人从钱包里拿出一张他的孩子的照片给你看，而你马上看到的是背景里的家具。
如果说美国人只盯住图片的主题，看不到其他的细节，可能会过于草率。不过当问这些学生都看到了什么的时候，很多美国学生的确能够更准确的说出来都看到了什么，比如马、汽车、海豚等。中国学生常常会记不起来他们看到过什么，但是他们更容易回忆起背景的细节。Nisbett和他的同事通过改变图片的背景，常常会让中国学生上当，承认他们没有看到过曾经出现的事物。比如，先把一匹棕色的马放在田野，或是溪流、森林的背景下，然后再把这匹棕色的马放到街景的背景下，当你问中国学生他们之前是否看到过这匹马的时候，很多中国学生都说从来没有见过。为什么会是这样呢？Nisbett的猜测是：“东亚人生活在一个相对复杂的社会网络中，需要面对各种社会关系。因此，他们会更关注情境，这样才能更有效的沟通。相反，西方人生活在一个相对来说约束较少的社会中，西方文化强调的是独立性，因此这使得他们不太关注情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在一个情境日益重要的世界里，西方的观察方式可能会变成一个不利条件。但是，这里还有更深刻的含义，这对我们思考整个世界的方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你见过中国的山水画吗？如果你见过用传统手法画的山水画，你会看到朦胧的山峦，缭绕的云雾，远处的一泓清水。山水画中出现的人物或动物都很渺小，在周围雄伟壮阔的自然山水之间，简直就是轻轻的一点淡墨。这体现出，在中国的哲学和艺术中，大自然远远比人类更值得敬畏。自然是不断变化的，从一种状态忽然转变为另外一种状态，从不听命于我们的意志。在下雨天，不管我们有多么想到户外野餐，也无济于事。换言之，情境是最重要的。这也是Moritz，Farkash，或是Gertrude Stein的想法。最珍稀的中国山水画，不在于想照片一样准确的复制世界，而在于它们能捕捉自然环境的变幻莫测，能体会自然之中的冲突和演化。伟大的中国山水画，是专门为情境变化留下的快照，它们刻意的要使人敬畏。
这种强调要审视我们身边的一切的看法，和西方的先入为主的观察方式迥然不同，这也揭示了东方人思维的一个特异之处。Nisbett的研究中也说明了这一点。西方的科学认为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也是可以被主导的。但是，中国的古代思想沉迷于自然的神秘而不可探究之处。中国哲学中的一部奠基性的经典著作是《易经》，这是一本专门讲变化之道的书。从书名就能看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时不刻不在变化着的环境之中。最著名的转换就是阴和阳，山水画中也体现着坚固的山崖和流动的溪水之间的平衡。有了这样一种世界观，把世界总是看做变动不居的，当然你的眼神也会不断的变化。最重要的是，你时刻都要准备着，看到什么时候会出现变化。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这个概念被称作“几”（incipience）。研几被认为是最高的智慧。那些来自中国的研究生之所以眼睛不断跳动，来回观察Nisbett的图片中的背景，说明他们竭力想收集信息，以便更好的了解围绕着图片主题的背景。这是因为，由于在很深的层次有一种编写好的指示他们的眼睛运动的程序，使得他们相信，情境会提供未来变化的线索。如果你在周围的世界里只盯住一点，那么你的见微知著的能力就会逐渐退化，变得毫无用途。
美国人总是把主要的时间花在盯住焦点上，他们肯定是认为，焦点才是关键。想象一幅西方的油画，你可能会想到，一艘劈波斩浪的军舰，或是Botticelli画的维纳斯的诞生。对个人力量的崇拜，对个人自我决定的迷信，是西方文化最重要的特点之一。但这使得我们在观察世界的时候目光狭窄。比如说，在Nisbett的图片中，老虎只占屏幕上的25%，但是西方的学生会花80%的时间盯住它不放。我们觉得，摆在我们面前的任何一幅图景中，焦点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只会盯住一点。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忽视了围绕着焦点的周围的细节。在另外一项研究中，Nisbett从另外一个角度做了实验。如果焦点的事物不变，但环境改变了，美国的学生会注意到吗？比如，假设马还在中心，但是环境不再是春天的野花，而是秋天的红叶，美国的学生会有什么反映呢？接受试验的大部分美国学生都没有注意这一变化。当涉及情境的变化的时候，美国的学生对变化会视而不见。
呆滞的注视
这一重要的洞察揭示出我们的习惯中有些令人不安的地方。如果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上，我们看不到图景的75%的部分，不难想象，我们可能会做出一些自杀式的判断。如果你只是盯住一个目标，但是忽视了其周围纷乱而狂暴的力量，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将会非常狭隘，比如，我们可能会只关注萨达姆，但忽视了伊拉克国内各个部落之间的竞争，我们可能仅仅关注到救助银行，但是却忘记了房屋所有者的真实需求。这就好比看橄榄球比赛的时候，只盯住场地的35码线。让我们看看在过去几十年，美国国防部都是怎么制定战略的吧。他们的方法是所谓的“根据威胁制定计划”，先找到一个特定的威胁，然后制定预算，培训，组织人力物力，似乎这样就能及时的转危为安。这一方法听起来很有道理。解释起来很容易，做准备的时候也可以按部就班，还能给国会和公众提供一些极其有说服力的故事。但在实践中，这种做法只会带来灾难。如果是在和平年代，这种做法是在制造浪费，让军队疲于奔命，应付一些从来不会发生的冲突。如果真的打起仗了，战争从来不会像这种根据威胁制定的计划那样，想想我们在阿富汗、索马里、伊拉克重建中遇到的麻烦吧。
一个更好的办法是建立一支可以主动调整的军队，这支军队必须明白，它无法预知未来要面对的危机，但是却时刻准备着应对最糟糕的意外事故。正如一份兰德公司的报告所建议的，最好是把国防部设想为一个投资组合，不断的根据市场的需要调整和重组。在这种投资组合中，真实而容易操作的流动性管理应该比长期固定投资更重要。有几位学者曾经提出“有适应能力的国防”这一概念，但都如泥牛入海，全无回复。历史学家Martin van Creveldzai 回顾了一千多年的历史，总结了成功的国防和失败的国防，并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在今天已经看到，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却和现代战争基本上毫不相干。事实上，军队的现代化程度以及其与现代战争的相关程度是负的。”我们的军事计划只会盯住一点，而不会注意到变化。难怪他们总是感到吃惊。举个例子，你拿起最近的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报告，就会发现里面没有“共鸣”，也没有关于增加我们适应环境的能力的介绍，不谈金融恐慌，也不谈全球疾玻这份报告津津乐道的是我们如何改变这个世界，但对我们如何改变自己的体制却惜墨如金。他们疯狂的向一个单独的目标暗送秋波：恐怖主义，就像那些美国研究生迟疑不动的盯住一个目标一样。天知道我们都忽视了什么内容！
Nisbett喜欢提起一位日本的历史学家渡边雅子（Masako Watanabe）的研究。渡边雅子观察到日本和西方的教师在教授历史的时候方法非常不同。美国的老师似乎一开始就强调历史的结局。这种方法把历史当做烹饪，好比如何一步一步做蛋糕。还记得中学时候常考的题目吗：“请列举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五个原因。”但是，渡边雅子注意到，日本的教师却并非如此。他们关心的不是结果，而是历史的情境，就像一位中国的画家渲染山水的轮廓。日本的老师们让学生们设身处地的考虑历史人物所处的场景，去体会他们的感受，理解他们所面对的挑战，以及可以选择的策略。要是按照这种方法，就不会把学历史当成做蛋糕了：三勺革命加上一勺宗教斗争。历史是从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日本的教师认为，如果目的是为了让学生真正的理解历史，那么评分的依据应该是“他们和历史人物产生共鸣的能力”。日本教师教授历史的方法给了我们一个信号。这种方法还有一个隐含的信号：过去，当日本人盲目、狂热而无情的想实现自己的野心时，这个国家就变成了灾难的源泉。
共鸣。这是Moritz最害怕失去的东西。这是Farkash想要教会他的间谍和战争决策者的东西。他们认为，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你应该想法设法和自己的情境沟通，你要睁大眼睛，开放心灵，乐于接受令人不快的观念，甚至要设法去体会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人物的感受。只有这样，你才能提高自己的能力，去发现那些可能发生变化的重要事物。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书的美国政治科学家和心理学家Philp Tetlock注意到了这种不断探索的精神和不停的更新你的世界观的价值。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他就开始做关于政治预测的研究，并发现了后来被他叫做“狐狸和刺猬的差异”。这个术语源于英国哲学家Isaiah Berlin。伯林认为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思想家。一种是刺猬，知道一种重大的事情，一种是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伯林写到：“柏拉图、卢克莱修（Lucretius）、帕斯卡、黑格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普鲁斯特，从某种意义上都可以归为刺猬，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蒙田、Erasmus、莫里哀、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和乔伊斯大体可以归为狐狸”。Tetlock和他的团队采访了数百名经济学、国际关系和政治学领域的“专家”，并请他们对近期（未来五年）做出预测。然后他们把这些专家分为不同的类型：乐天派和悲观派、左派和右派、狐狸和刺猬。随着时间的推移，Telock和他的团队开始审视当初的预测，看谁的预测最准确。他们发现能够分辨谁预测准确的最好的标准就是刺猬和狐狸。Tetlock写到：“刺猬的预测似乎最不准。他们是知道一种大事的专家，因此很容易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的解释力夸大，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指点江山。”预测的比较准的是狐狸们。他们对历史的类比总是抱有怀疑，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更喜欢用概率论的模式，更容易不断调整其模型。
Tetlock认为，并非是因为狐狸在一件具体的事情上知道得更多或更少。毕竟，他们也是专家。他们获得知识和更新知识的方式才是决定差异的。他们的好奇心领域越宽广，越是像那些目光灵活的中国研究生，预测就可能越准。Tetlock写到：“我们总是认为知识能够提高我们的准确性，但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当知识增加的时候，其边际收益是递减的，而且，当知识太多的时候，反而会妨碍我们的预测。”他感到，问题出在哪些刺猬型的专家太急于下结论。他们只关注一件大事，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完全认识这件事物，而且以为这样就能够获得最终的全面理解，好比他们用笔完成了《纽约时报》周末版的填字游戏。但是，在一个快速变化、难以预测的世界里，追求全部知道的本能是致命的。有时候，刺猬的固执的确能够让他们做出正确的判断，尤其是涉及重大变化的时候。但总体来说，他们远逊于能够快速更新的狐狸。代价也是巨大的。Tetlock在他的《专家的政治判断》一书中写到：“当刺猬们犯错误的时候，他们犯的是巨大的错误”。他列举了一些刺猬们的错误预测：他们预测一些仍然存在的国家会分裂（加拿大、尼日利亚、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等），他们预测会出现好几次核战争、他们预测政党制度会终结、他们在1988年就预测会出现经济崩溃。
改变我们的认知方式诚非易事。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中都有一只小刺猬。我们渴望能够一次就全部知道事情的真相。这不仅仅代表了Nisbett和他的团队发现的那种现象深植于我们的大脑之中，而且是因为想要不断的改变观点和态度会让我们筋疲力荆能够坚信一件事情总是能够让人感到安心的，即使你坚信的是加拿大会分裂。但是，事实求是的说，世界正在不断变化，而且变化得越来越快。所以，这是一种错误的搭配，世界变得快，我们观察事物的速度慢，这无疑会带来灾难。养成不断寻找新思想，甚至试图和我们的敌人形成“共鸣”，是有些违反常规，甚至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但这是防止自我毁灭的最好的方法。乍一听起来，试图去理解一个巴基斯坦的科学家的想法，一个流氓商人的梦想，那些处于赤贫状态的无助的人们的恐惧，或是和一个真主党的领导人坐在一起，想理解他的真实想法，似乎非常奇怪。但是，不要忘了，最成功的以色列将军之所以能够功成身退，是因为他能够理解加沙地带的毛拉究竟在想什么，一个最杰出的风险资本家之所以能够富可敌国，是因为他有办法钻到住在宿舍里面的23岁的大学生的头脑中，知道他的梦想。Farkash，Moritz，那些中国研究生，还有像狐狸一样的专家们，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们越是用简单化的思维去理解复杂的世界，我们越难把握全局，越容易遇到风险。
Per Bak有一次感到很好奇，当他的沙堆越来越高的时候，该怎样记录发生的变化呢。他感到，我们不可能把沙粒一颗颗分开，也不能把沙堆分成一部分一部分，也不能干脆不管它，寄希望于找到一个数学公式直接求出答案。这都不管用。他写到：“一开始，当沙堆很平的时候，从单个沙粒的角度出发，做局部分析是可行的。但当进入了关键时期，沙堆中的沙粒会彼此相互作用，只有从沙堆的整体出发，做全局分析才是有用的。”万物皆有联系。这使得简单化的分析非常非常危险。无论当我们制定外交政策，管理全球金融，或是制定生态项目时均如此。你不能让目光长久的停滞在一个事物上。你不能像美国那样，到了一个像伊拉克这样复杂的地方，居然在三年之内都不修改计划。事实上，美国人到了伊拉克之后，使得这个地方的局势更加复杂。你也不能再面对一个像中国这样迅速变化的国家时，时隔十多年，还不在最基本的哲学和战略层面反思，究竟需要它们做出什么样的变化。试图用30年前的方法解决核扩散问题同样是很荒谬的。我们稍后会看到，如果是Farkash或是Moritz，他们会怎样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就已经能知道，如果你听到我们的领导人在遇到危机的时候，还是只针对一个目标，比如救助银行或是杀死本拉登，你就应该感到担心了。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要求我们的领导人提供如此简单化，只顾一点不顾全局的政策。我们应该期待，好的政策就像Moritz时刻改善着的那些软件公司能够提供出来的产品一样。
尽管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让我们更难做出分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做出分析。Moritz和Farkash就是这方面的天才。如果你能够掌握深度探寻的能力，那么它将给你带来你想要的一切。Bak曾经大声疾呼：“我们应该把自己解放出来，不应该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他不是说，我们要忽略事物的本来面目，而是说，我们要看到事物可能会变成什么。沙堆会怎样变化？我们的孩子会怎么变化？物理学会怎样变化?我们的世界会怎么变化？Bak了解的整个科学发展的历史都能告诉我们，只有当我们改变思路，真正的创新工作才会开始。
第八章 真主党的管理秘诀
恐怖的平衡
1960年夏天，哈佛大学教授Henry Alfred Kissinger 完成了一本关于美国外交的书，书名叫《选择的必要》。当时，基辛格37岁。这本书的题词是“献给我的父母”。那时，基辛格已经是哈佛的一颗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他在学生中深受欢迎，很多学生甚至因为他改变了自己的专业和事业的方向。这本书是基辛格1957年的著作《核武器和外交政策》的续集。之前的那本书已经为他赢得了盛誉。他在华盛顿的名气和在哈佛的名气一样大。大家都觉得他才华横溢、目标远大，对历史事实信手拈来，而且懂得如何以史为鉴。在《选择的必要》硬皮书的封底，有一段宣传语：“这是一本每一个有心人都需要阅读的书，这本书能够让你明了新闻标题背后的事实，即使不能完美无瑕，这本书仍然能告诉你我们面临的选择。”1960年秋天，John Kennedy刚刚竞选总统成功。他的助手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是基辛格在哈佛的同事，他马上向肯尼迪参议员推荐了基辛格的新书。
《选择的必要》这本书要讨论的主题，即那些“新闻标题”之后的问题，令基辛格深感不安。他认为，美国人必须认真思考，如果苏联向美国发动核袭击，美国是否能够遏止苏联的行动。他感到，有理由相信，当时的美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能力。美国的导弹部署是有问题的，美国没有足够的导弹能够迎击来犯之敌，并发动毁灭性的报复还击。美国的盟友过于弱校美国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比如从军备控制到处理和很多刚独立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都一塌糊涂。美国人在心理上很可能不像苏联人那样坚定不移。比如，基辛格谈到，当苏联入侵匈牙利的时候，美国受到苏联的震慑，只作壁上观。这说明“我们不愿意为胜利付出代价”。基辛格认为，不能觉得美国所缺的只是威慑能力的“缺口”（gap），只是缺少些导弹，就像工厂缺货一样，回头慢慢把它补上就行。这种观点是荒谬的。他写到：“威慑能力不会有缺口。要么你有威慑力，要么你没有。没有给我们留下犯错误的空间。一旦犯错，就会铸成定局。一旦对手发现进攻的收益超过受惩罚的代价，威慑就会马上失效。”这非常令人恐惧，尤其是，一旦美国的威慑失效，可能面临的将是核战争，或是苏联无休止的敲诈。
《选择的必要》一书的核心思想，后来经过基辛格和其他人的发展，成为著名的“缓和”（detente）策略。这种策略主张，美国的“民兵”洲际导弹应和苏联的SS洲际导弹势均力敌，哪一方也不能保障安全，但是谁也不会发动毁灭性的进攻。这种冷酷的平衡至少有一个好处，它使得超级大国专注于一个最基本的计算，而这也是国际政治中最核心的问题：如何才能防止其他国家进攻你？
你或许已经看出，在我们这个革命的年代，这一思考是有局限性的。在过去数百年，思考国际安全问题时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威胁使用暴力，可以换得安全。这种在国际政治和军事中流行的“我家的狗比你家的个头大”的理论，带来了像基辛格在20世纪60年代所担心的那种军备竞赛。在一个充满了意外的世界，这样的逻辑更加难以控制潜在的危险。如果恐怖分子急切的渴望舍身就义，如果航空飞行使得人和动物交叉感染得了疾病并广泛传播，我们有什么办法“遏制”呢。金融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各样复杂的金融工具，你得有博士学位才有资格讨论这些工具究竟是怎样操作的。这种复杂金融工具泛滥成灾，带来了金融恐慌，而这是难以预测，更是无法遏制的。中国经济正在逐渐崛起，你如何遏制？印度的民族主义开始觉醒，你如何遏制？墨西哥的水资源日益短缺，你如何遏制？在某些国家出现的魅力四射的独裁者，能让人民热血沸腾，你如何遏制？从某个角度来看，这种野火烧不尽的不可遏制的事件早已有之。比如在20世纪初期出现的大流感。现在的新变化是，这些威胁传播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当我们试图去管理或控制它们的时候，它们早就和其他因素混搭起来，变成了新的风险。
物理学家称这种不能模型化、不能改变或取消的复杂性为“不可约的”（irreducible）。它们不仅不可约，而且总是完全崭新、从未见过的。传统的研究静态系统的方法是靠观察、靠历史经验、靠试验记录，甚至是靠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总是靠过去的经验推断什么管用。但是，如果你总是遇到不可思议的事物，当这些不可约的复杂性每隔几个月都会带来一次“百年不遇”的事件，你该如何办？这就需要讲到下一个变革，这也是创建深度安全必不可缺的。
折断的尺子
学习如何思考深度安全，意味着我们要摒弃过去的观念，不能再以为我们能够威慑可能遇到的风险，相反，我们应该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有灵活性，以便消解任何可能来到的冲击。在21世纪，想要保住不断变化的个人工作，想要维持国家安全，最重要的是要保持灵活性。我们可以把灵活性定义为，一个系统在完全崩溃，无法再回到原有的状态之前，能够吸收多少干扰。设想一个塑料尺子。你把它折到多弯，它才会断裂？或是一个生态系统：你把森林中的树木砍掉多少，动物就会死亡？灵活性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你和你的配偶吵多少次架，才会闹到离婚的地步？一个国家，比如巴基斯坦，能够承受多少的宗教狂热，才不会完全失去民主政体的特征？一场恐怖袭击会不会导致债券市场上的恐慌，大家纷纷抛售国债，带来经济衰退，最终导致国内暴乱？当一个系统掉下悬崖，遭遇巨大的灾难之后，它是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的。科学家称之为“迟滞”（Hysteresis），这个词源自古希腊文中的hysterein，意思就是晚了。当一个系统进入这种状态之后，再想做什么都晚了。2008年夏天，美国投行的倒台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些投资银行尽管坐拥万金，但是一旦遇到金融冲击，而且还是他们自己造成的金融冲击，没有一家有足够的灵活性，能够抵抗突然到来的金融冲击。折断的尺子永远断裂了。
但是，从某种角度来看，除非你亲眼目睹，你很可能会觉得不可想象，真正的灵活性能够从看似灾难的境况中获得胜利。还记得吗，Farkash发现，成功的恐怖组织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它们在压力之下不断变化。它们之所以兴旺，是因为其面对不可预期的变化，不断完成自我的进化。它们不会轻易被折断。它们因为压力的存在而变得强大。它们从灭顶之灾之中吸取力量，同时不让自己被冲刷掉。如今，我们的灵活性非常不够。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一个“灵活性缺口”。这不是像基辛格和他那一代冷战时期的战士担忧的那种导弹的短缺。他们当时遇到的最可怕的事情是，要么你能够遏制对手，要么你就要失败。如今，我们也没有灰色的中间地带。在正常和突变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但是一旦我们跨过界限，就无法再回去了。想想戈尔巴乔夫和雷曼兄弟的那些失业的银行家们吧。当年，基辛格和他的同事们必须懂得掌握威慑的艺术，如今，我们必须学会培养灵活性。
意外的灭绝
设想你和你的家人住在湖边。湖里的鱼是你们全家的食物来源，也是生计来源。你本能的知道，这个湖里的鱼可能会遭到过度捕捞。要是有一年你每次打鱼，都满载而归，想打多少鱼就有多少，那恐怕就是你能捕到鱼的最后一年了。可是你还得靠打鱼为生，你还是得尽量多打鱼，不过不能过度。在野生动物管理中，过度捕猎是最大的风险。对于所有的稀缺资源，这一问题都是要值得关注的。如果你只能靠雨水，恐怕洗澡的时候就不会用那么长时间了。所以，可以想象，你会在捕鱼的时候小心翼翼。
让我们再假设你非常熟悉俄罗斯生态学家F. I. Baranov在1918年提出的关于过度捕猎的数学模型。他的模型提出了“捕获量方程”，这一模型带来了思想上的革命。他的工作激发了一批美国生态学家，提出了“最大可持续产量”（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简称MSY）的概念。野生动物管理被简化为一个方程。MSY的思想是，如果你仔细调查你的湖泊，记录下湖中有多少养分，鱼群的生长速度是多少，你最初的捕鱼量是多少，并加上其他一些变量，你就能计算出这个湖泊的自然“替代速度”。正如加拿大生态学家P. A. Larkin所说的，“每个物种每年都能产生一定的可收获的剩余，如果你的捕获量恰好这么多，也不多，也不少，那么就能一直持续下去。”靠着这个可收获的剩余，你就能供养孩子上大学。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MSY被广泛应用。当时，当人们想到大自然的时候，考虑得最多的就是物种保护。很快，这一思想就被应用于保护从太平洋的大比目鱼到智利的鲑鱼等物种。它成了国际谈判的基准，也成为限制娱乐性钓鱼的标准，直到今天，我们还能遇到这种“最多只准钓三条鱼”的规定。MSY似乎提供了商业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一个学者后来注意到，因为有了MSY，美国的河流湖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做一个渔业生物学家是非常惬意的，因为你的工作太简单不过了。你只要计算出来最大可持续产量，就万事大吉了”。现在，你知道了这些之后，就会赶紧回家，在自己的湖里照章行事，仔细的计算出自然替代率，然后根据计算出来的结果确定精确的捕鱼量，从来不逾越你计算出来的特定数量。
然而，正是由于你遵循了这一规则，你很可能会吃惊的发现，湖里的鱼不仅没有越来越多，反而急剧的死亡了。
当地球上一些被认为是运转最良好的生态系统突然出现大规模的物种灭绝现象时，MSY理论破产了，这对生态科学是一个巨大的打击。MSY在理论上看起来非常完美，既得到严肃的生态学家的认同，也能够为渔民所接受。当实施MSY的结果反而是杀死了其本来计划保护的动物时，就像看到一架设计最精良的飞机突然坠毁，化为熊熊大火一样令人心痛。但这样的悲剧却一次又一次的发生了。从某种角度来看，MSY的好处是很容易被理解。后来，科学家也承认，这有点过分简单了。按照MSY的思路，湖泊就像一个工厂：投入品是各种养分，产出品是鱼。在这种模型中，是不可能出现非线性的崩溃的。科学家们对模型进行了返工，更细心的考虑投入品，重新计算数据，结果，出现了更多的物种灭绝。MSY的失败，让环境保护主义者和渔业公司都震惊得长久无语。时隔数十年之后，C. S. Holling回忆到当时的情景时说：“这对理论界和管理者的冲击是巨大的”。
Holling是最早指出MSY理论的致命缺陷的学者之一。他在1973年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的论文《生态系统的灵活性和稳定性》，里面写到：“如果我们面对的系统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同时会经常遇到不可预知的因素，那么，其行为的稳定性就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应该是其关系的稳定性。”Holling的意思是说，对于那些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很多变化的部分，我们可以完美的追踪可以测量的事物：比如一个图书馆里有多少本书，或是你一天需要摄入多少食物。但是，当每天都会出现爆炸性的变化时，这样的测量还不如没有。湖泊看似平静，但实际上却蕴含着更深、更隐藏的复杂性。湖泊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是无法仅仅用几个变量就能描述出来的。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我们能够很快测度的事物，而是那种既可以使得湖泊生机勃勃，也可以使得湖泊变成一潭死水的奇怪而混乱的相互联系。湖泊中的某种活力，既能够有效的防止MSY理论想要避免的物种灭绝，又会偶然的触发这种灾难。在这样的系统中，你能够测量的影响因素和你无法预测的影响因素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真正需要知道的是：湖泊生态系统中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湖泊生态系统会以多快的速度根据外部冲击调整自身？湖泊中的食物链受到多大程度的扭曲，才会像尺子一样彻底折断？简而言之，我们必须知道，湖泊的灵活性如何？
Holling的大胆想法是，导致湖泊物种灭绝的因素是系统之外的力量，而这些力量看似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毫无关系，所以没有科学家想过要研究它们，或是把这些因素加入他们的模型。Holling在他的研究中调查了上百个湖泊，他发现，随着湖泊中捕鱼量的增加，会吸引更多的渔民（暂且假设还没有到过度捕捞的地步），更多的渔民会留下来更多的垃圾，而垃圾会堵塞排水道，并引起槐叶萍的减少，以槐叶萍为食的鱼群数量就会减少，但这些鱼恰恰是MSY模型中设定为“目标”的鱼群的主要食物来源。没有人会想过：一个湖泊能承受多少脚印？Holling写到：“能够带来最大可持续收益的那些措施，可能恰恰会增加物种灭绝的概率”。但是，多年以来，MSY反而变得越来越流行。生态系统的管理者之所以对其着迷，是因为其看起来很像科学。在纸面上，MSY的方程无懈可击，但是，在实践中，MSY却带来了灾难。
Holling还看到了让人乐观的另一面。他经常发现，在大自然中，有很多系统能够在巨大的外部冲击（如森林大火或地震）之后，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迅速的恢复生机。物理学家Murray Gell-Mann专门研究这些现象，他称这种能够在极端的压力下起死回生的复原力为“复杂适应性”（complex adaptation）。Gell-Mann说，我们在家里用的恒温器代表着一种“简单适应性”，它总是想把温度保持在一个特定的水平：“温度太低，温度太低，温度太高，温度正好，温度又太低了”。这种系统几乎没有任何灵活性，但却非常有效率。危险的是，当这种系统遇到新的或是令人困惑的事物时，它们就会崩溃。威慑理论的逻辑就是：“如果你威胁我太多，我就反击”。这一系统必须在三秒钟之内做出决策，当你看到雷达上的导弹信号，就必须发动报复性袭击。超过这三秒钟，这一逻辑就毫无作用。比这种开关式的反应稍微好一点的，是Gell-Mann所说的“专家适应”（expert adaptation），这一系统依靠一个事先决定好的模型，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应对严肃挑战的最佳策略。这就是Simon Levin参加的那个应对生物恐怖主义的讨论会，一群专家要想出最坏的结果，然后找到最佳的应对之策。但这一系统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超越了你自己的想象力或是你过去的经验，这一系统就不再管用了。Gell-Mann最推崇的是复杂适应。这就像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它们不仅反应，而且会不断学习。采取简单适应的蚂蚁们，不把一个地方的食物耗尽，就不会搬到一个新的地方。采取复杂适应的蚂蚁们则会根据环境的变化，选择高营养和低营养的食物。你可以设想，在艰难的环境中，哪种蚂蚁能够生存下来。
我之前说到，灵活性既能够让我们保护自己，又能获得混搭创新的收益。我想说的就是这种能够自我学习的复杂适应。灵活性使得我们能够在遇到恐怖的最紧迫的关头（事实上，我们目前就处在这一境况），仍然能够不断的学习和改变。这是战场上的勇气，我们冒着炮火，仍然能够不断冲锋，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而且，我们已经具备了遭受袭击仍然会奋勇前进的能力。但是，我们必须提前让我们的系统变得有灵活性，好比要在疫情到来之前，建立一个强大的免疫系统。从实践的角度讲，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扩大和世界的相互联系，这样才能更好的学习新的技能、建立新的关系。错误的做法则是，把我们的战略仅仅局限于几种可能的致命威胁，或是仅仅依赖于几种计划或政策。Holling在一篇论文中的表述，非常准确的描述了我们未来的安全观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基于灵活性的管理策略，应该是强调让可选择的方案尽可能开放。如果按照这一思路，重要的就不是有充足的知识，而是要认识到我们的无知；不是假设未来是可以预测的，而是要明白，未来是不可预测的。”当我们面对令人惊悚的生物恐怖主义时，最需要的或许并不是储备反生化武器的疫苗，而是要建立一个耐用、有效、覆盖广泛的国家卫生体系。为了应对金融风险，针对某一特殊类型的金融机构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提高国民储蓄率，而非用政策鼓励私人盲目借贷。灵活性把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推到了前沿。如果我们的政策、我们的领导人都能以灵活性为目标，我们就应该把庞大的国民支出计划从短期的经济刺激转变为投资建立一个能拯救我们生命的安全系统。
当Holling，Levin和其他一些科学家深入研究生态系统的时候，他们还发现了其他的东西。不管是股票市场也好，还是国家也好，所有的复杂系统，都包含着按照不同的时间发生作用的各种因素。科学家称这些系统拥有“宽广的时间跨度”（broad timescale）。森林中虫子的生命是以小时计的，鱼类的生命是以周计算的，树木可能会生长上百年，岩石能存在数百万年。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区分何为始终。死去的树木在森林的生态系统中仍然能发挥数十年的作用，为动物提供营养和藏身之所。从它们死亡的树干中，会有氮泄露到土壤中，为新一代的植物提供养分。一个最常见的生态学错误就是，走进森林中，把所有的死木都搬走，以为其毫无作用了。在19世纪，过分热心的德国自然主义者就曾经这么做过，他们把死亡的树木全部清扫干净，但是无意之中，却让国内的大部分森林最终消失。过了很久，他们才意识过来，原来腐烂的树木和正在生长的树木是同样重要的。
Levin和Holling发现，最有可能导致发生巨大转变的因素不是短期因素，比如你每天捕多少鱼，而是那些变化很慢的因素。事实上，尽管往往看不出来，但快速变化的变量，如海边沙丘上沙粒的运动，或是湖泊中鱼群数量的变化，可能会受到缓慢变化的变量的影响，比如温度的变化或海平面的变化。比如，耶鲁大学生态学家Lisa Curran在她关于东南亚婆罗洲（Borneo）的森林的研究中，发现对当地生态系统最大的破坏并非来自对森林的过度砍伐，而是由于去森林化和厄尔尼诺现象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厄尔尼诺是一种时间跨度为数百年的缓慢的气象现象。受到当地现代化的影响，厄尔尼诺不再是一种一百年内出现两次的能提高肥力的有益现象，而成了“一种有破坏性的区域现象，能带来干旱，并增加森林大火的概率”。对于所有的复杂系统来说，这一逻辑基本上都成立，不管是自然生态系统，还是我们需要应对的金融市场，恐怖分子的基地，或是毒品贩子。能够持续时间最长的因素，往往对一个系统的影响最为深刻。但它们往往是我们忽视的因素，因为它们的变化看起来那么缓慢。
Holling曾说，灵活性或许是复杂体系中最难以捉摸的谜。你可以不停的环游世界，追逐变化最快的那些变量，试图解决表面上的安全与稳定问题：发射导弹、杀死恐怖分子或是管制疾玻但是，如果你和深层次的缓慢变化的力量没有接触，那么你一定会失败的。如果你能够接触到这些力量，你就能学会如何利用混沌，并让自己变成一个复杂适应的体系。于是，最危险的袭击也会变得可以应对，好比我们在森林中有意放一些小规模、可控制的火，为的是烧掉足够多的灌木，以便防止更大的森林火灾的蔓延。单个的树木，或是鱼，或是人，可能会死亡，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将最终生存下来。这就是经济学家Raghuram Rajan的观点。他在2004年批评美联储的政策总是想力保经济增长，结果是破坏了金融体系发展应对危机和衰退的工具的能力。拉詹写到：“或许格林斯潘主席应该受到指责的是，在他的任期内，我们只有两次温和的衰退。或许，我们应该在临睡之前祈祷： ‘主啊，如果要有冲击，让我们的冲击来自不同的方面，而且让我们的冲击都是温和的冲击吧，这样我们就能给我们这个体系来个压力测试。’”
这就是深度安全。它会出现在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
真主党的管理秘诀
我们走在通往西顿（Sidon）的公路上，路上的汽车走得很慢。在城南的这段靠近海边的高速公路上，有一个地方柏油马路突然中断，一条大约十英尺宽的狭窄通道布满了辙印，从两个巨大的以色列炸弹的弹坑之间穿过。这段公路总是不时要被修补，但这个地方似乎成了地球上的一个孤寂的角落，历史的仇恨总是会摧毁效率。每当以色列开始轰炸黎巴嫩的时候，这段大约一英里长的公路总是会成为目标之一。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黎巴嫩人，似乎都觉得这样的轰炸来得太频繁了。
我们感到有点累了。天气十分闷热。路上尘土飞扬。我们路过在联合国缓冲区和以色列边界之间散落的一座座愁云密布的小村庄。尽管我们尽量的想让自己高兴起来，但是沿途的风光令人黯然神伤。弹痕累累的山岗、几近干涸的蜿蜒小溪、纵横交织的脚英七零八落的坦克陷阱，这一切就像一幅悲凉的拼贴画。当我们驶过弹坑的时候，汽车在路肩上忽上忽下的颠簸。我向前望去，看到了真主党司机的后脑勺，他的脑袋因为出汗，已经显得雾气氤氲。
我们在汽车后座，把车窗都摇了下来，似乎是要和外边蒸笼般的空气和飞扬的尘土讨价还价。我们没有空调，这样的谈判结果，取决于你究竟是想要汗流浃背，还是在扬尘中咳嗽不已。一位真主党人和我争论不休。我们争论的是一个只有在阿拉伯世界才能有人和你辩论的话题。我们已经在路上累得人仰马翻，黎巴嫩咖啡也没法再提神了。我们的谈话简短到只蹦出来几个字。“Ted Turner”，他狠狠的盯住我，好像象棋大师下出了将军的一招，“犹太人”。
到这时候，我也变得惜字如金了。 我说：“不。Ted Turner。圣公会。”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Ted Turner信什么教，但是我知道，这不重要。我们其实说的是CNN对中东的报道。真主党人视CNN为妖孽。为什么他们不来采访我们？为什么CNN连篇累牍的报道对以色列的袭击，他们怎么不报道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呢？最后，真主党干脆自己搞了个电视台，Al Manar。那还是在半岛电视台没有问世之前的时候。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向全球播放，而且一向标榜客观中立。Al Manar才不管这一套，他们视自己为CNN频道在中东的解毒药。Al Manar的节目中还包括了伊斯兰rap音乐：一群真主党士兵从我们刚刚经过的小镇穿梭而过，潜入夜色之中。尽管在真主党看来，Turner时不时的也会批评批评以色列，以便为自己赎罪，但是，在Hassan看来，这一切都是徒劳。当我们在那个酷热的傍晚，蜷曲在后座上，驶往贝鲁特的时候，他想要总结对西方媒体的最终判断。“Ted Turner”，他冲我喊到，同时显得极其耐心，而且微微颌首，表示自己一切全都知道，想要结束这场争论，“犹太人”。
乍看起来，这些人真是冥顽不化。这么简单的问题，你只要到互联网上搜索搜索，就能找到答案。但是，不要小瞧了真主党。真主党无可争议的是伊斯兰世界最优秀的军事组织，他们不仅能在以色列和国际势力的弹压下生存了30多年，而且创造了很多成功的抗敌策略。以色列准将Guy Zur的坦克旅在黎巴嫩南部被真主党打得溃不成军，他不得不承认：“真主党是至今为止世界上最伟大的游击队。”
我一上午都蜷在这辆海军蓝的BMW车的后座上，晃晃荡荡的沿着狭窄的公路，穿过一串串小镇，我们最近的时候，距离以色列边界的瞭望塔还不到半英里。不管真主党“伟大”还是不伟大，你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管理非常到位。我们总是在他们的侦查员、计划者和战士们的天罗地网之中，尽管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在其中。当我们以时速70到80英里的速度穿过小镇上的街道时，人们纷纷回到门口，或是把身子贴近拱门下的墙壁。站在柱子后面的男人们，手持通话机，电话线从夹克衫的衣袖下面秘密的穿过。当我们的位置距离以色列太近，以色列的哨塔可能会用火力凶猛的步枪击中一英里之外的目标时，我们的司机就会猛踩刹车，掉头朝后。以色列士兵发出警告性的射击时，有时会射向汽车的发动机，有时候，以色列士兵的慈悲心会更少，他们就直接向汽车的前挡风玻璃射击。
但是，感觉自己身处一个巨大而严密的阴谋之中，似乎还能让人感到一些安定。每隔三四分钟，我们就会遇到一个人，他仿佛早已知道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他会给我们一个信号，要么让我们继续前行，要么在路上静静的挥舞双手，让我们停车，然后过来，趴在车窗上跟司机耳语数句，司机就会倒车，朝回开去。然后，我们又会遇到同样的一幕幕，有人伸头进我们的车窗，卖东西的妇女匆忙赶回家门，只不过这次播放的速度加快了。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堂兄表弟，或是亲兄弟，我们有时候甚至会停下来和黎巴嫩正规军的军官一起聊天。他们本来应该是负责收缴真主党的武器的，但是我们会聊到：“下周你去不去我妈家吃饭？”
除了这种电子游戏式的驾车体验，错综复杂的真主党的人际网络，以及我的导游掩饰不住的野心（当我们经过几个狭窄的山路时，他说：“这就是我们将要出击以色列的地方”），还有一些其他事情，让我难以忽视真主党是如何深入的植根于南部黎巴嫩的社会。当我们开车前行的时候，我们的司机会不时的指着窗外说：“这座房子是我们盖的，那座也是”。据我所知，这些房子是真主党的重建运动机构（Campaign for Reconstruction Institution）建造的，该机构是真主党的慈善组织，其在黎巴嫩南部建造了数百座房子，希望能够赶上以色列炸毁房屋的速度。很多时候，真主党盖房的速度赶不上以色列炸房的速度，但他们做的工作意义非凡：他们盖的房子，每一座房子，都让真主党和这个乱糟糟的地方的最重要的缓慢变化的因素建立了联系。Levin和Holling马上会说，这才是最可能影响未来的因素。
1982年，当真主党刚刚成立的时候，它只是黎巴嫩国内的一个什叶派反对组织。真主党既迎合了黎巴嫩人民对外国干预的厌恶，又发扬了伊朗革命的政治与宗教精神。当时，黎巴嫩正被各种外国势力蹂躏：美国人、以色列人、叙利亚人、形形色色的维和部队和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武装份子，都想在这里争夺影响和权力。尽管真主党也身陷黎巴嫩的内战，但只有在反抗外国势力的时候，这个组织的才能才大放异彩。真主党首先创造出来的新战斗形式是连锁人体炸弹，即在大约同一时间袭击几个目标。9.11之后，美国人对这种作战方式已经很熟悉了，但早在1982年10月23日，真主党就用过这一招，他们同时袭击了美国在贝鲁特机场的海军圈占区，以及法国军队在贝鲁特中部的军营。很多美国人能记得真主党，是因为其在1985年策划了劫持美国环球航空公司（TWA）从雅典到罗马的航班，其实，在黎巴嫩内战期间，真主党还曾频频介入在贝鲁特的绑架事件。
20世纪80年代之后，真主党把美国赶出黎巴嫩之后，又把目标瞄准了以色列。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南部有一条大约十英里宽的缓冲带，以色列政府感到，有这么宽就足以防止敌人的火箭袭击了。以色列不止一次发动突然袭击，试图摧毁真主党，但以色列国防军以及其在黎巴嫩南部的盟军从来都没有对真主党造成严重的打击。这是一种漫长而折磨人的斗争。双方进进退退，仿佛一场高手的对弈。1992年，以色列刺杀了真主党的创始人Abbas al-Musawi，真主党随后发动报复性的人体炸弹袭击，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以色列大使馆炸为平地，随后又在一家犹太教堂制造了爆炸。这是为了证明，只要需要，真主党完全有能力，也有信心进行还击。最后，以色列被折腾得精疲力尽，2000年的春天，以色列的军队在一夜之间撤出了黎巴嫩。埃及、叙利亚和约旦都没有做成的事情，真主党做成了。他们打败了以色列。
真主党在多年来与以色列的战斗中，变得越来越富有创新精神，与其说他们是恐怖组织，不如说他们是恐怖实验室。真主党从伊朗得到大量的金钱和培训（有些以色列人坚持认为，真主党不过是伊朗军队的非正式的“第四纵队”），他们在不断的开发新的联系、作战和训练方式。他们首先发明了路边炸弹，这一装置使得走在伊拉克公路上的美国士兵心惊肉跳，后来也让英国士兵和美国的其他盟军吃尽苦头。真主党的伪装技术出神入化，他们能够把从远处用红外线遥控的炸弹改造得和路边的岩石或垃圾真假难辨。真主党有世界一流的走私网络，能源源不断的得到武器，而联合国“休战”官员始终被蒙在鼓里。比如，他们把解码芯片藏在PlayStation游戏机里。真主党发明了快速安装和发射苏联喀秋莎导弹的办法，尽管这些导弹对以色列带来的破坏有限，但是却给以色列居民造成了巨大的恐慌。于是，真主党储存了1万多枚喀秋莎导弹。他们还拥有最精良的反坦克导弹。2006年战争中，以色列国防军Halutsi Rudoy将军手下的坦克中有十分之一都被真主党击毁。他说：“我们知道，他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反坦克导弹。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有这么多，打起仗来好像用之不竭”。
如果把真主党对创新的感觉称为“激情”，可能会听起来有些刺耳。但是，真主党充满了生机，这似乎已经超越了为了在严酷斗争中生存下来的需要。你可能会把他们热衷于学习夜间作战归因于生存的需要。从历史经验来看，以色列军队总是喜欢在新月之夜，发动进攻。但是，他们做的不仅仅是在黎巴嫩的星空下操练。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电话线，而且设法避开以色列的干扰。他们建立了一套照相机系统，能够及时发布警报。他们甚至把照相机装到了贝鲁特机场，以便监测来来去去的飞机。2004年和2005年，他们试飞了小型的自己制造的无人驾驶飞机。这是美国和以色列用的那种造价数百万美元的无人驾驶飞机的山寨版。过去，美国和以色列正是用这种飞机在天空侦察，并把导弹送到敌人的床上、办公室或是门口，以及恐怖分子的汽车前座。所有这一切创新，已经超越了生存的本能。这是创新的愿望，这种愿望深深印在真主党的基因密码中。这个组织不仅仅能做出反应，他们能学习，甚至能料敌在前。这就是Gell-Mann所说的复杂适应。真主党知道怎样和敌人有共鸣。有个真主党的战士告诉我：“我们了解以色列人。你现在看到我在这里，但是你要知道，我已经死去。我不过暂时的在人间行走。如果我死去，那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以色列人却不一样。他们怕死。”
2000年以色列撤军之后，真主党希望能够如愿以偿的获得政治上的权力。2001年，真主党敲定了58名候选人，竞选国会议员，但只有9人获胜。这使得真主党不得不反躬自剩黎巴嫩似乎还没有准备好成为一个穆斯林国家。就像一个公司推出了失败的产品（比如可口可乐公司推出新可乐）一样，真主党也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的强项到底在哪里？”尽管并没有放弃有朝一日成为政治力量的希望，他们开始转向其他的领域，这也是他们干得最漂亮的事情：杀死以色列人。
要想做这件事情，最自然、最方便的地方当然是在以色列内部。很快，真主党的身影就出现在各个巴勒斯坦军事组织里面。当加沙和Ramallah的大街上流传着真主党到来的消息时，对原来的巴勒斯坦军事组织格局，几乎是电击般的震撼。这就像Google到一家小镇上开了个分公司，所有那些最有创新精神、最有野心和最有好奇心的年轻人都愿意应聘。原来的大佬们，如哈马斯组织，很快就发现，他们的最好的炸弹制造师和指挥官都跳槽加盟真主党了。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后来发现，这场地盘之争最后是靠德黑兰的毛拉出面摆平的：真主党可以指挥巴勒斯坦人，但是不能到处招摇自己的招牌。这真是太有效率了。
当你坐在汽车后座，汽车七拐八拐，绕过Litani河谷里的小镇，窗外的这片土地似乎注定会在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争来夺去，而且已经贫瘠得如同一片灰尘飞扬的平地，你可能会纳闷：为什么真主党要在这里盖房子呢？如果真主党的强项是发明最尖端的武器杀死更多的犹太人，如果他们的政治未来是要在贝鲁特的大街上、在德黑兰的清真寺，或是在大马士革的宫殿中决定的，那么真主党为什么要在这里一座又一座的盖房子呢？为什么他们还要建学校和医院呢？为什么在黎巴嫩的南部，当人们的下水道堵塞，或是邻居太吵闹，或是孩子对《可兰经》不感兴趣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会是找真主党呢？
答案在于，当黎巴嫩的什叶派穆斯林最需要帮助和支持的时候，真主党已经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了，而这就让真主党和黎巴嫩的缓慢变化的变量更加密不可分了。在他们看来，修下水道和制造炸弹是没有什么区分的。一个真主党的战士经常会同时做这两件事。他们深入民间，而这使得他们得到了信息、人们的感谢，以及安静的容身之所，他们在这里可以制造最新的装置，或是从以色列的监狱中脱身。真主党的生存秘诀不仅仅在于路边炸弹，而且还归功于抽水马桶不堵塞的厕所和小学。在20多年的时间内，在内外压力之下，真主党能岿然不动，就是因为其孜孜不倦的创新，而且本能的懂得和缓慢变化的变量联系，实现灵活性。
这给以色列添了个大麻烦。这正是以色列情报主管Farkash尖锐的指出的一个问题：对真主党直接发动进攻，反而会让他们变得更加灵活。小的干扰往往是创造灵活性的最好的办法。在真主党看来，以色列的大部分进攻都是小的干扰。如果刚刚感冒，就大把的吞抗生素，会毁掉你建立健康的免疫系统的机会。从某个角度来看，你需要不时生些小病，这样一来，从长期来说，你才能变得更加健康。在黎巴嫩，每一个被炸毁的房子都可以用重建基金的钱再盖起来，每一个被破坏的学校都会给真主党提供一个机会，建立起培养未来的战士的宗教学堂。这个组织并非具有自我再生的魔力。如果没有伊朗的支持，它可能会很快就蒸发了。但是真正重要的是他们如何利用这些支持。他们完全可以把这些钱都用来买军火，甚至是编造一些假的文件。但是，真主党的生存秘诀，不仅仅是因为其能够破解以色列的密码，也不是因为他们能走私军火，或是建立一个严密的等级制度。他们的制胜秘诀是建立了一个系统，使得其能够迅速的学习和转变。他们遭遇的炮火越密集，激发出来的斗志越昂扬。
2006年战争结束之后，有一天，一个以色列军官对我说：“我实在是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这么有灵活性。我们摧毁了他们绝大部分的建筑物和通讯设施，但是每一次，当我们想消灭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就是真主党的管理秘诀。
灵活部
建造一个充满灵活性的社会并不复杂。这一任务的目标至为简单：要能经受得住可能遇到的意外；要能扛得住最坏的打击，同时让我们的自由社会的核心部分完好无损。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满世界去追我们的敌人（结果是让他们变得更加愤怒，更加聪明），或是像我们现在做的一样，只为最重要的防御策略投资。增加防御力和增加灵活性是完全不同的任务。防御策略是想找到每一种意外情况的应对之策，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后只会让我们筋疲力荆即使我们想出来一个几乎无穷无尽的清单：建造更坚固的核反应堆、建立一个公路监控体系、加强边境安全检查，等等，我们仍然可能处处受敌。这一策略让我们变得被动，我们在等着别人发动进攻。这一策略消耗了我们的实力。当防御策略失败之后，我们会变得更加恐惧、不安全和脆弱。我们可能会纳闷，为什么花了这么多的钱，建立起来如此严密的防御系统，但仍然无法保护我们？事实上，这样的体系永远也不能保护我们。美国国土安全部声称，他们的责任是“威慑、防范、排除和抵御敌人的入侵”。但是，他们几乎逐一违反了灵活性的真正含义。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所遇到的大部分威胁时无法威慑和防范的。有时候，我们也不能预测到未来的风险，这使得国土安全部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建造空中楼阁。建造更坚固的核反应堆当然是应该做的。的确，有的防御措施非常有用。真主党也不是只掏厕所的。但是，只想着修墙，会让我们变得愚钝。我们可能会看不到，有人正悄悄的在城墙上打洞进来。
不妨将国土安全部重新命名为灵活部，正好和国防部互相呼应。如果我们确定需要建立一个真正具有灵活性的社会，那么就能鼓励我们高度重视建立国民医疗保障体制，建设更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并增加对教育的投资等工作。全民社会保障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这能让大家过上体面的生活，如果我们的医疗体系能够覆盖到每一个公民，也会让我们更好的应对不可预知的风险。建立一个更有灵活性的社会，意味着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无法预测或防范所有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正如你看到自己漂亮的出生婴儿，但你无法肯定，他一辈子都不会得感冒，或摔断腿。
建立一个灵活性的社会，意味着我们要在传统的领域之外，重视一些缓慢变化的政策。这些政策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其成绩突出，而且也因为其能使得我们坚持一系列责任，并建立一个紧密联系的个人网络。只靠政府，是没有办法建立一个能够应对现代社会的快速反应、足够灵活的系统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我们自己能做些什么。我们需要问自己：哪些因素是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哪些问题是我们自己能找到答案的，我们要去寻找自己的社会中的缓慢变化的变量：我们是如何消费的？我们是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女的？我们是如何经营企业的？我们是如何投资的？最终来说，政府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变得完全灵活的，建立一个灵活性的社会，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要从每个人自己做起。
Holling来到幼发拉底河
灵活性不是一个被动的美德，我们应该将之融入到行动之中，不管是监管变化莫测的金融体系，或是像在中东那样，涉足一个从种族到宗教都和我们格格不入的不稳定地区。你可能还记得我之前提到过Holling关于“适应失常系统”（maladaptive systems），这样的系统在遇到外部冲击的时候反应过慢，或是根本就无法调整，因此注定会失败。当我们制定决策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的决策是基于错误的信息或陈旧的观念，它们就可能在遇到真实世界的时候突然出错。生态学家会把这样的情况称为“锁定”（lock-in），因为僵化和错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禁锢政策调整的监狱。或许，我们美国在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就是这样的一个反面案例。之所以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基于一系列泥古不化的政策，以及一些错误的前提假设，之后，这一政策的调整过于迟缓。美国之所以在伊拉克深陷泥潭，主要是在战争之后越来越被动，但是这种“锁定”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美国的军方沉浸在一种过分自大，以及一种盲目的“投入士兵，产出民主”的幻觉之中。美国并非没有制定战后的工作计划。事实上，五角大楼和美国国务部（State Department）的一些决策小组在打响第一枪之前，就已经开始制定战后的善后方案了。但是，这些决策小组对善后工作的担忧被上峰压制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无法迅速做出调整的体系，这个体系对在战争区必然会遇到的问题视若无睹。这个失败的案例会给未来的决策者提供很多教训。
首先，我们错误的认为，在伊拉克的战争会迅速的结束，结束得干干净净。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我们没有根据实际需要，制定出长期的对策。或许，能够反映出这种去了就回来的幻想的最著名的言论，就是布什总统2001年9月14日在国家大教堂的演讲。他说：“这场冲突是用别人的方式，在别人选择的时候发起的，但是，我们要用我们选择的方式，尽快的结束这场冲突。”听起来诗意盎然，但是这番表白却透露出他的极度无知，他不仅不理解9.11事件，而且也不了解整个世界：国际政治中从来都没有最终决战。正如我们看到的，沙堆的能量从不停息，复杂性在不断增加。冲突不会有结束的时候，危机也不会嘎然而止。冲突和危机只不过会改变其形式，但是它们从来也不会变得更加简单，这和布什总统及其同伙希望的大相径庭。还记得Simon Levin的观察，复杂性会越来越高吗？显然，像国防部副部长Paul Wolfowitz这样的人，是无法理解这一寓意的。他在2003年2月对国会说：“很难设想，伊拉克战后会需要比战争期间更多的士兵维持社会稳定。”2003年秋天，白宫的预测是，最多需要往伊拉克派3万到4万名士兵。当Eric Shinseki将军提及，可能需要调动数十万名士兵的时候，他为这一远见付出的代价是丢掉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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