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并不单单支配对象的选择，还为更多或更少的正常性行为留下余地；确实，有时它会退入幕后扮演一个谦逊的角色，或者只限于提示几句台词。因此，在物恋者身上，“自我”从外部世界的脱离一直不能完全成功。
我们不能认为物恋是“自我”分裂的例外情况；它仅是一个对于研究这个问题特别有益的课题。让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那个论点上来，即儿童的“自我”
在现实世界的支配下，通过所谓抑制的方法来摆脱不良的本能要求。现在，我们要对这一点作些补充；我们可以进一步断言：在人生的同一阶段，“自我”
相当频繁地发现自己能够摆脱某种来自外部世界并使它感到痛苦的要求，而这种摆脱是凭籍否认使它了解这个来自现实的要求的知觉这一方法才得以实现的。这种否认是经常发生的，也并不只限于物恋者；每当我们能够研究它们时，总是发现它们处于折衷状态，试图脱离现实，却又不彻底。
这种否认总是和承认相辅相成的；并且总是出现两种相互对立而又各自独立的态度，结果导致产生“自我”
分裂的情形。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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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弗洛伊德文集
里结局仍然取决于双方哪一方能获得更强的力量①。
我们刚刚描述过的这种“自我”分裂的事实，既不是那么新鲜，也不是像它们刚刚出现时那样奇怪。在神经病人的精神生活中存在着对于某个特定行为的两种相互对立而又相互独立的不同态度，确实是神经病的一个普遍特征。但是在神经病的病例中，这两种态度有一种属于“自我”
，与其对立的另一种被抑制的属于“本我”。这种病例与另一种病例（即在上面那段讨论过的那种）的区别，本质上是一种地位上的或结构上的区别，所以在个别例子中往往不易断定我们所处理的是两种可能性中的哪一种。但它们都具有下列重要的共同特征。
“自我”在保护自己的过程中无论怎么做，无论是竭力否认外部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还是竭立抵制来自内部世界的本能要求，它都不可能获得绝对圆满的成功。结果总是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态度，因为其中被击败的、较弱的一方导致精神混乱的程度并不比另一方小。最后，我们只须指出，在所有这些过程中，能通过我们的意识感觉了解到的情况是多么的微乎其微②。
①即更大的精神能量。
②本章关于物恋的阐述主要出自约十年前（１９２７年）
就这个课题写的论文，在那篇早期论文中也能找到关于“自我”分裂的资料。参阅该文的编者注（标准版第１９卷，第１５０—１５１页）。这两个问题在弗洛伊德未完的《防御过程的“自我”分裂》（１９４０年）〔１９３３年〕一文中也都接触过（标准版第２３卷，第２７１页）。
该文是弗洛伊德在写本书的前几月开始写的。
该文编者注中对这一问题有所讨论（同上，第２７３—２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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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内心世界
对于一整套同时发生的复杂活动的认识，我们除了对这些活动分别依次描述之外，没有其它传达的方法。
正因如此，我们的所有叙述在开始时都带有片面的简单化的毛病，必须待到最后才能得到补充、加强，从而纠正过来。
前面我们对“自我”作了这样的描述：它斡旋于“本我”与外部世界之间，接收前者的本能要求以便使它们得到满足，又从后者获得知觉，并把这些知觉用作记忆；它一心谋求自我保存，因而对于来自“本我”和外部世界双方的过分强烈的要求都进行抵御，同时，在作出任何决定时都由一种过度快乐原则的指令所支配——事实上，这样描述只适用于童年的第一个阶段结束之前，大约到五岁为止。大致就在此时会发生一个重要的变化。外部世界的某一部分已作为对象被抛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抛弃了，反而通过自居作用被纳入“自我”
之中，成了内心世界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这一新的精神媒介从此便承担起在此之前一直是由外部世界中的人（被抛弃的对象）所履行的功能：对自我进行观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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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３弗洛伊德文集
断，向它下达命令，并用惩罚进行威胁，正如它所取代了的父母一样。我们把这个精神媒介称作“超我”
，并由于其法官般的明断功能而把它看作我们的良心（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值得注意的是，“超我”
常常显示出一种现实中的父母从来没有提供过榜样的严厉态度，而且还要求“自我”不仅对其行为，而且同样对其思想以及尚未付诸实施的意图作出解释，而对于这一切“超我”似乎都是了解的。这就使我们想起，俄狄浦斯传说中的主人公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有罪，甘受自我惩罚，尽管从我们以及从他自己的角度来判断，神喻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应该已经为他开脱了罪责。事实上，这个“超我”就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只有在这种情结消除之后才能形成。
由于这个原因，它的过分严厉并不仿效现实中的榜样，而是和用来抵御俄狄浦斯情结的诱惑的力量保持一致，某些哲学家和信仰者断言，人的道德观念不是通过教育灌输的，也不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养成的，而是从一种更高度的源泉注入人们心灵的，在这种观点的深处无疑隐含着对上述事物状态的推测。
只要“自我”和“超我”合作得十分和谐，它们的表现形式就不容易区别；但是，它们之间的紧张、疏远的关系使得它们清晰可辨。良心的责备引起的折磨同孩子对于失去爱的畏惧恰恰相符——这种畏惧已被道德媒介所取代。另一方面，如果“自我”成功地抵御了去做某件会使“超我”反感的事的诱惑，它就会感到自己的自尊心提高了，自豪感加强了，仿佛获得了什么珍贵的东西。就这样，“超我”虽然已经成为内心世界的一部分，却继续为“自我”扮演外部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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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与文明。精神分析纲要１４３
角色。在以后的一生中，“超我”就代表着一个人童年时代的影响，父母给予的关心和教育的影响，以及对父母的依赖的影响——由于人类共同的家庭生活，这个童年时代在人的一生中被大大地延长了。在这整个过程中，产生影响的并不仅仅是这些父母的个人气质，而且也包括一切对他们本身发生决定性影响的东西：他们生活的那个社会阶层的趣味和标准，他们出身的那个种族的先天气质和传统。那些喜欢概括和辩明区别的人可能会说，个人脱离父母之后就被投入外部世界，所以外部世界代表现在的力量；他的具有遗传趋向的“本我”代表有机体的过去，后来才加入它们的“超我”则主要代表文化的过去，这种文化的过去似乎会在一个儿童早期生活的几年中作为后天经验而重复。这样的概括不太可能是普遍正确的。文化成果的某一部分无疑在“本我”中留下了沉淀性影响；很多由“超我”奉献的东西会在“本我”中唤起回响；儿童的不少新的经验会得到加强，因为它们是某些原始的种系发育经验的重复。
“把你的祖先遗传给你的东西都接收下来，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①
因此，“超我”在“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占据了一个中间地位；它把现在的和过去的影响集于一身。在“超我”的构成中，我们似乎能见到一个表明现在是怎样变成过去的例子……
①歌德：《浮士德》第一场，第一部分。——弗洛伊德曾在《图腾和禁忌》（１９１２—１９１３年）中引用过这句话（标准版第１３卷，第１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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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五讲
姚锦清　译
一九○九年九月弗洛伊德在马萨诸塞州沃斯特的克拉克大学建校二十周年校庆期间所作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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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诚挚的谢意将此书题赠给克拉克大学校长心理学和教育学救授哲学博士和法学博士格。斯坦利。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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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怀着新奇而又迷惑的心情来到这个新世界，在这样一些对我充满期望的好学的听众面前讲演的。毫无疑问，我之所以能享有如此荣誉，仅仅是因为我的名字与精神分析学有所联系；因此，我打算对你们讲的也就是有关精神分析的问题。下面我将尽可能简要地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新的诊疗方法的起源和发展经过。
如果说使精神分析学诞生于世是一大功绩的话，那么这项功绩并不属于我①。
精神分析学的初创没有我的份。
记得我还是一个学生，正于准备期末考试的时候，就有一位维也纳
①（这条脚注是１９２３年补加的）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也请参见我在《精神分析运动史》一文中的有关说明——我在该文中表示自己应对精神分析学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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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与文明。精神分析五讲５４３
的医生，也就是约瑟夫。布洛伊尔医生①最早（１８０—１８２年）对一位患有癔病的姑娘使用了这一方法。现在就让我们直接来看一看这个病例的情况及其治疗的前后经过——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材料你们可以在后来我本人与布洛伊尔合作出版的《癔病研究》②（１８９５年）一书中找到。
不过，在讲入正题之前我想先说一句开场白。我已听说我的听众中大多数都不是医学界人士，这一点并没有使我感到不满意。你们或许会担心，以为要听懂我所讲的内容必须具备医学专业知识，这种担心是大可不必的。诚然，在我们的探索征途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将和医生们同道而行，但是我们很快就会同他们分手，而要同布洛伊尔医生一起沿着一条十分独特的道路去进行探索。
布洛伊尔医生的病人是一位二十一岁的姑娘，颇有知识，也颇有才华。她的病持续了两年多，在那期间，她出现了一系列显然不可忽视的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紊乱症状。她的身体右侧的两肢患有僵硬性麻痹，感觉丧失，而且左侧的两肢也时不时受到同样病症的侵袭。她的眼睛运动失调，视力受到各种阻碍，头无法自由摆动。
她还患有严重的神经性咳嗽。
她厌恶进食，有一次竟一连几星期喝不进水，尽管渴得难以忍受。她的语言能力也大大下降，甚至达到不会说、也听不懂
①布洛伊尔医生（Ｄｒ。
ＪｏｓｅｌＢｒｅｕｅｒ）
，１８４２年出生，帝国科学院名誉院士，以呼吸周期及平衡感的生理现象等方面的研究著称。
②这本书中我所撰写的某些部分已由纽约的Ａ。
Ａ。布里尔博士译成英文发表，题为《癔病论文选》（纽约，１９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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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３弗洛伊德文集
自己的母语的地步。最后，她陷入了失神、迷乱、谵妄，乃至整个个性发生变化的状态。下面我们应该马上把注意力放到这些复杂的症状上。
尽管你们不是医生，但是听了我刚才列举的这么多症状之后，你们想必会认为自己有把握作出这样的推断：我们所面临的肯定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很可能危及大脑。看来没有多大治愈的希望，甚至有可能导致这位病人早早死去。
然而，你们或许会听到医生们提出这样的见解：在治疗相当多症状同样严重的病例时，我们完全有理由采取各种迥然不同的、远远更为乐观的态度。对于这种见解，你们不应置若罔闻。如果有一位年轻的女病人表现出这样一种状况：她的主要内脏器官（心脏、肾脏等等）经医疗器械检查均属正常，但她却时常出现剧烈的情感紊乱现象——而且，如果她的各种不同的症状在某些细微的方面与通常意料中的有所区别的话——那么，医生一般都不大会过于重视这病例，而是从古希腊时代起就被称作“ｈｙｓｔｅｒｉａ”
①的那种不可思议的病症。
这种病症具有产生一系列严重疾病的幻觉性图像的能力。
他们认为，这种病不至于危及生命，而且恢复健康——甚至是百分之百的恢复——是完全可能的。要把这样一种癔病同严重的器质性疾病区别开来并不总是十分容易的。然而，我们没有必要知道这样的鉴别诊断是如何作出的；我们只要相信布洛伊尔的病人的病例恰恰就是任何一位合格的医生都不会诊断出是癔病的那种疾病就足够了。这里，我们还可以从这位病人的病
①即“癔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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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与文明。精神分析五讲７４３
情报告中援引这样一个更深一层的事实：她的病是在她护理病重将死的父亲——她热爱自己的父亲——期间发作的，而且，由于自己的病症，她被迫停止护理父亲。
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与医生们同道而行还是颇有裨益的，但是分手的时刻已经到来。因为你们不应该设想，由于把某种疾病诊断为癔病，而不诊断为严重的大脑器质性疾病，就能使病人接受医疗援助的前景得到本质性的改善。在大多数病例中，医疗技术对于严重的大脑疾病是无能为力的；同样，一个医生对于癔病性失调也是无计可施的。他不得不听凭仁慈的造物主来决定乐观的后果将在何时以及如何获得①。
由此可见，是否把某种疾病诊断为癔病对于病人说来是无关紧要的，可是对于医生说来却恰恰相反。医生对癔病患者的态度同对器质性疾病患者的态度显然是大为不同的。他对前者不像对后者那样怀有同情心——因为事实上癔病患者的病状要轻微得多，但它又似乎要求被看作是同等严重的病。
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因素在起作用。通过研究，医生已经了解了许多对外行说来仍是不解之谜的情况，他已经能对某种疾病的起因以及这种疾病所引起的种种变化——例如一个患有中风或恶性肿瘤的病人的大脑变化——形成一定的想法，而既然他正是必定在某种程度上是切中要害的。然而，当他面对癔病现象的具体表现时，他的所
①现在我已意识到这种说法不再妥当，不过在我的讲演中，我是把我自己以及我的听众放到１８０年以前的时期来考虑的。
假如现在情况有了变化，那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我正在简述其发展情况的这些活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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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３弗洛伊德文集
有知识——他在解剖学、生理学以及病理学等方面所接受的训练——却把他抛置一边，不再帮他忙了。
他无法理解癔病，在这种疾病面前他自己也成了门外汉。这对于任何一个通常十分重视自己的知识的人来说，都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于是就出现了癔病患者得不到医生同情的现象。他把这些患者看成是侵犯他的科学的法律的人——就像正统教派的信徒眼里的异教徒一样。他会认为这些病人什么恶劣的行为都做得出来，会指责他们夸大事实，故意欺骗，故意装病，等等。
于是他就不再理解他们，以此给予惩罚。
可是，布洛伊尔医生对他的病人的态度却不该受到这样的责备。他不仅对她表示同情，还对她发生兴趣，尽管起先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帮助她。看来有可能是这位患者自己出众的智力和优良的个性减轻了医生治疗中的困难，这些他在病例记录中说得很清楚。此外，由于他的热心观察，他也很快就找到了为病人提供初步帮助的办法。
他观察到，当病人处于“失神”
（伴有神智混乱的个性变化）状态时，她总是习惯于自言自语地嘟哝几句，这些话仿佛是产生于她脑子里忽然闪现的某个思绪。她的医生便把这些话记录下来，然后使她进入催眠状态，再把那些话重复说给她听，以便使她把这些话当作起点。病人果然照办了，她就这样在医生面前把她隐入“失神”状态后始终占据她大脑的那些精神创造物重现出来，而我们就是从她吐露的那些支离破碎的话中了解到这创造物的存在。这些精神创造物都是深沉而忧郁的幻想——我们不妨称之为“白日梦”
，有时明显地带有诗一般的美，起点通常是一个姑娘坐在父亲病榻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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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与文明。精神分析五讲９４３
姿势。当她说出了一些这样的幻想之后，她就仿佛获得了自由，又重新回到了正常的精神生活。她的状况的好转通常会持续几个小时，而到了第二天又会再次隐入“失神”
状态；这一次的病状也能以同样的方式消除——也就是让她把刚刚构成的新的幻想用语言表达出来。这种现象使我们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她在“失神”阶段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的变化是这些充满情感的幻想所产生的刺激造成的结果。说来奇怪，每到这种时候，病人就只会说英语，也只能听懂英语。后来，病人自己把这种新颖的治疗方法命名为“谈疗法”
（ｔａｌｋｉｎｇｃｕｒｅ）
，并常常开玩笑地把他说成“扫烟囱”
（ｃｈｉｍAｎｅｙ－ｓｗｅｐｉｎｇ）。
没多久，医生仿佛无意地发现，这种像打扫烟囱一样把心灵打扫干净的方法所能产生的成效并不仅仅是暂时减轻病人时常反复的精神迷乱。实际上，如果能让她在催眠状态中回忆起这些症状最早出现的场合和与此相关的经历，就完全有可能彻底消除这些令人痛苦的病症。
事情发生在一个夏天，有几天天气热极了，病人口渴得受不了，因为她不知为什么忽然发现自己喝不进水去。有好几次她端起一杯水，心里多么想喝，可是杯子一碰到嘴唇她就像患有恐水症的人似的立刻又把杯子推开了。每逢这种时间，她显然总有几秒钟的时候是处于“失神”状态的。为了减轻那折磨人的干渴，她只能以水果为生，如西瓜等等。这种状况持续了六个星期左右，然后有一天，她在催眠状态中忽然嘟嘟哝哝地谈起了她的英国“女友”
，说她不喜欢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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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３弗洛伊德文集
人，接着便露出满脸厌恶的神情，一五一十地讲起了有一次她走进这位女人的屋子发现她养的小狗——那可怕的畜牲！——在玻璃杯里喝水的情景。
出于礼貌，这位病人当时什么也没有说。此刻，她把当时抑制住的愤怒强烈地发泄了出来，然后就要水喝，并毫不费力地喝了很多水，等她从催眠状态中清醒过来时，那只杯子还贴在她的嘴唇上。从这时起，她的病就彻底消除了，再也没有复发①。
请诸位允许我在这件事上多说几句。在那之前，还从来没有人用这样的方法消除过癔病的症状，也从来没有人对这种症状的起因有过如此深邃的洞察。只要能证实病人的其它症状——也许是大多数症状——也是这样产生，也能用这种方法消除，那么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布洛伊尔全力以赴想要证实这一点，因此他对这位病人的其它更为严重的病症的致病原因进一步作了系统的考察。事实果然如此。几乎所有的症状都是这样产生的，也就是作为某种情感经历的残余物——或可以称作“沉淀物”——而产生的。因此，我们后来把这种情感经历称为“精神创伤”
，并通过所有症状和导致症状的创伤场景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这种症状和导致症状的特定性质。用一个专门的术语来说，这种症状是由那些创伤场景所“决定”的，其实症状就是对这些场景的记忆的残余，因此，再也没有必要把它们说成是神经病的变幻无常、神秘
①《癔病研究》第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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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与文明。精神分析五讲１５３
莫测的产物了。然而，有一个意料不到的问题不能忽视：使症状残留下来的并不总是单独的一个创伤经历；恰恰相反，这种结果往往是由于几个创伤经历的汇集而导致的，而且常常是由于大量相似的创伤的重复而导致的。因此，我们就必须按照时间顺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按照相反的时间顺序，亦即从现在到过去的顺序，重现出整个致病记忆的过程；要想跳过较后出现的创伤，以便更快地追溯出最早的、也常常是最有致病力的创伤记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前面我已经给你们讲了一个由于讨厌狗从玻璃杯里喝水而产生的对水的恐惧引起癔病症状的例子，现在想必你们会要求我再提一些这方面的例子。不过，如果我想遵守我自己的计划的话，我就应该约束自己尽量少举例子。譬如说，关于这位病人的视功能失调的问题，布洛伊尔这样描绘过他和病人一起回忆过去经历的情况，有一次——她两眼含着泪水坐在父亲的床边，父亲忽然问她几点钟了，可是她看不清楚，于是就把手表挪到眼前，费了好大劲儿还是看不清。那表面儿一下变得又大又模糊。同时，她又竭力忍住眼泪，以便不让病中的父亲看见①。
而且，她的一切病态的感觉都来自她在看护疾病缠身的父亲那段时间。
有一次她在半夜惊醒过来，病人在发高烧，她
①《癔病研究》第３９—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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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３弗洛伊德文集
焦急得不得了。当时她正急切盼望着一位约定要来给她父亲做手术的维也纳大夫快快到达。她母亲刚出门不一会儿，安娜坐在床边，右手臂搁在椅子背上。她虽然醒着，却恍恍惚惚做起梦来，忽然看见一条黑色的蛇从墙边向她父亲爬去。要去咬他（很可能她家后面的田里确实有蛇，而且曾经使这位姑娘受过惊吓，因此它们为她的幻觉提供了素材）。
她想把蛇赶跑，可是忽然感到自己好像浑身麻痹了似的。她那搁在椅子背上的右手臂毫无感觉，像瘫了似的动弹不了。当她看自己的手时，那些手指都变成了一条条长着死人脑袋（指甲）的小蛇（看来很可能是她想用那只麻痹的右手去赶走蛇。结果手的麻痹就和蛇的幻觉联系起来了）。
等蛇消失之后，她惊魂未定地想要祷告，却又在语言上遇到了麻烦——她找不到自己能说的语言了，直到最后她忽然想到几句英语的童谣，于是她发现自己只能用这门语言思考和祷告了①。
当这位病人在催眠状态中回忆起这番情景时，自从他开始生病以来一直折磨着她的右手臂的僵化性麻痹一下子消失了，整个治疗过程就此告终。
几年以后，当我开始对我自己的病人运用布洛伊尔的诊治方法时，我的实际经验同他的完全吻合。一位四十岁的太
①《癔病研究》第３８—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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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与文明。精神分析五讲３５３
太患有抽搐症，主要症状是每当她激动的时候（有时根本没有明显的原因）
，嘴里总会发出一种奇特的“噼噼啦啦”的声音。
这个病症起源于患者的两次经历，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每次都是在她打定主意不发出任何声音的时候发生的，可事实上两次都有一种相反的意志力驱使她打破沉默，结果就发生上面提到的那种声音。这两次经历的第一次是她的一个孩子病了，当她费了好大劲儿总算哄那孩子睡着之后，她便暗暗对自己说，一定得保持绝对安静，别把孩子惊醒。另一次是她和她的两个孩子在一个雷雨天乘马车出门，路上马惊了，她心惊胆战地不敢发出一点儿声音，生怕加重马的惊慌①。
《癔病研究》一书中记载了几个这样的例子，我在这里给你们讲的只是其中的一个。
女士们，先生们，如果允许我笼统地概括一下的话——其实在这样一番简略的描述中这是不可避免的——我想把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学到的内容归纳如下：我们的癔病患者遭受的是记忆的折磨。他们的症状是特定的（创伤性的）经历的残余和记忆象征。假如我们把这种象征现象同其它领域的其它记忆象征作一番比较，我们也许能获得更深刻的理解。在某些大城市里使公众深怀敬意的那些纪念碑和纪念馆也是记忆的象征。如果你们到伦敦的大街上去走一走的话，你们会在一个大火车站的前面见到一根雕刻精美的哥特式大圆柱
①《癔病研究》第５４、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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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３弗洛伊德文集
——查灵克罗斯（ＣｈａｒｉｎｇＣｒｏｓ）
①。十三世纪英国金雀花王朝的一位国王曾下令把他心爱的王后埃莉诺的遗体运到威斯敏斯特去，并在王后的灵柩停留的每一站都立上一个哥特式十字架。查灵克罗斯是所有纪念送葬仪式的纪念碑中最后一座②。在同一个城市的另一处，也就是离伦敦桥不远的地方，你们会见到一根高耸入云、更为现代的大圆柱，它简单地被叫作“纪念碑”。这座“纪念碑”是为纪念一六六六年的该地段发生并烧毁了大半个城市的“伦敦大火”而设计的。因此可以说，这些纪念碑在充当记忆象征这层意义上同癔病的症状是相似的，到这一步为止，这番比较是能成立的。
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位伦敦人一走到埃莉诺王后的葬礼纪念碑前就停下来深深地哀悼一番，而不是依照现代工作条件的要求而匆匆奔忙于自己的日常事务，或者也不是陶醉于他自己心上的年轻美貌的“王后”给他带来的欢乐之中，我们会作何感想呢？或者说，如果今天也有一位伦敦人站在那座纪念当年把他热爱的都市化为灰烬的那场大火的纪念碑前掉下了眼泪——尽管这都市早已重新建设得远远比那时更辉煌夺目，我们又会作何感想呢？然而，事实上每一个癔病患者或神经症患者的行为表现恰恰就同这两个不现实的伦敦人的做法一样。他们不但会回忆起很久很久以前的痛苦经历，而且在感
①又是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市一地名，那儿通常被视为首都的中心。原文Ｃｈａｒｉｎｇ的含义不详。
ｃｒｏｓｓ系“十字架”之意。——译者注②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那种纪念碑的一个现代的仿造品。承蒙欧内斯特。琼斯博士告诉我，据认为该地名中的“ｃｈａｒｉｎｇ”一词源于“ｃｈｅｒｅｒｉｎｅ”
，法语意为“心爱的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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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与文明。精神分析五讲５５３
情上仍旧对它们依依不舍；他们无法摆脱过去的往事，而正是为了这些往事，他们竟忽视了眼前的真实的生活。这种在精神生活中对于致病性的创伤的“固恋”便是神经症最有意义、最具有实际重要性的特征之一。
此刻，在座的各位很可能会根据布洛伊尔的病人的病史而提出异议，我十分乐意听取这种意见，因为它们是完全正当的。一点不错，她的所有创伤都产生于她在护理生病父亲期间，而且她的一切症状也只能被看作她父亲的病和死引起的记忆符号。由此可见，这些症状同哀悼守灵这样的表现是一致的，而且，在一个人死去这么短的时间里摆脱不掉对这位死者的记忆，这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病态的，相反，这倒是一种正常的情感活动。我同意你们的看法，就布洛伊尔的病人的病例而言，她那种“固恋”于创伤的现象是毫不足怪的。但是在其它一些病例中——例如我自己诊治的那个抽搐病例，其致病的决定因素分别可以追溯到十五年和十年以上——一种不正常的依恋于过去经历的特征是十分明显的。而且，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断言，假如当初布洛伊尔的病人没有在遭受那些创伤的折磨并出现那些症状之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接受宣泄治疗的话，她也可能会出现类似的这种不正常的特征。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仅仅只是讨论了一个病人的癔病症状与她生活中发生的真实事件之间的关系。然而，在布洛伊尔的观察中还有两个进一步的因素使我们能够对患病过程和治愈过程的实际情况形成一定的观念。
首先，必须重视的是，布洛伊尔的病人几乎在每一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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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３弗洛伊德文集
态的场合都被迫抑制一种强烈的情感，而不是让这种情感以合适的情感符号——语言或行动——发泄出来。在关于她的女伴儿的狗从玻璃杯里喝水的那段情景中，她为了不伤害那位女人的感情而抑制了她内心非常强烈的厌恶，一点都不流露出来。当她坐在父亲的病榻边看护他时，她始终留意着不让病中的父亲看出她的焦虑和痛苦的神情。后来她在医生面前重演这些情景时，在那之前她一直抑制着的情感格外猛烈地迸发出来，已经贮存了很久似的。事实上，由某一个这样的创伤性场景遗留下来的症状，总会随着逐渐接近其决定性起因而渐渐达到最强烈的程度，而当病人把这个起因完全表达出来时，她的症状也就消失了。另一方面，我们还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只要病人出于某种原因在没有触发情感的情况下回忆起了某个场景，那么这番当着医生的面的回忆就不会产生任何结果。这些情感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也许可以把它们看作可以取代的量（能量）
，无论对于发病还是对于治愈都是决定性的因素。我们不得不这样假设，疾病的发作是因为这些在病态场合产生的情感的正常出口被堵住了，疾病的本质就在于这些“被窒息的”情感继而被投入了不正常的用途。它们一部分存留下来成了患者精神生活的永久负担，以及由于这种负担而产生的持续不断的精神刺激的源泉，另一部分则逐渐转变为异常的肉体性的神经分布和神经压抑，表现为该病例的生理性症状。我们为后一种现象创造了一个专用术语，叫做“癔病性转化”
（ｈｙｓｅ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与此不同，我们的精神刺激中的某一部分是正常地沿着肉体性神经分布的道路前进的，所产生的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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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与文明。精神分析五讲７５３
感情“。
“癔病性转化”夸大了某个倾注（充满）了感情的精神活动的这一部分发泄，代表了一种强烈得多的感情方式，这种方法已经进入了新的领域。如果一条河流的河床被分成了两条水道，而且其中一条水道的水流遇到了障碍无法向前流去，那么另一条水道立刻就会充满水而溢出来。正如你们所见到的，我们只要把情感活动放在前，很快就会获得一套关于癔病的纯粹心理学的理论了。
布洛伊尔的第二个观察除了又一次迫使我们高度重视患者生活中一系列病态事件的特征以外，还迫使我们特别重视意识的各种状态。布洛伊尔的患者在处于正常的意识状态的同时，还时不时地表现出一系列精神异常现象，如“失神”
状态，精神紊乱和个性变化等。在处于正常意识状态时，她对那些致病的场景及其与她的症状的联系一无所知，也已经将这些场景忘到脑后；或者说，至少已经切断了致病的环节。
使她进入催眠状态之后，只要肯下功夫就有可能让她回忆起这些场景，而通过这项唤起记忆的工作便能消除症状。要不是在催眠术方面的实际经验和多种试验为我们指出了方法，要解释前面说的这个事实将是极其费劲的。对催眠现象的研究已经使我们对一种起初令人大惑不解的认识习以为常了，这种认识就是：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可能存在着几种精神组织体，它们能或多或少保持互相独立，也可能互相“一无所知”
，还可能互相交替地控制意识。
这种情况有时也会自发地出现，这时就被称作“双重意识”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的例子。
如果在发生这样一种人格分裂的时候，意识有规律地保持只依附于这两种状态的一种，我们就称之为有意识的精神状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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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３弗洛伊德文集
把另一种脱离这种状态的意识称作无意识的精神状态。在一种我们所熟悉的所谓“后催眠暗示”的状态中，一个在催眠条件下发出的指令后来在正常状态中也会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个现象为了解无意识状态所能施加于意识状态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而且还为我们阐明癔病现象的缘由提供了一个可以依据的结构样式。
布洛伊尔提出了一个假设：癔病症状是在他称之为“催眠”
（ｈｙｐｎｏｉｄ）
的那种条件下产生的。
根据他的见解，在ｈｙｐｎｏｉｄ状态中产生的精神刺激很容易具有致病力，因为这种状态不为刺激过程提供正常的产物——症状。症状就像异质体一样钻入正常状态，继而对那种致病的ｈｙｐｎｏｉｄ状态也就一无所知了。
哪儿出现了症状，那哪儿就也有记忆缺失，填补这一缺失就意味着除去症状产生的这些条件。
我所讲的最后一部分恐怕会使你们觉得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你们应该记住，我们正在考虑的是一些新鲜而又困难的问题，或许可以说，要把这些问题讲得更清楚是不可能的——这说明我们要真正了解这一课题还须走漫长的道路。
而且，布洛伊尔关于“ｈｙｐｎｏｉｄ状态”的理论在现在看来是没有必要、甚至有害无益的，因此今天的精神分析学已将它摈弃。以后你们对后来的布洛伊尔竖起来的这道ｈｙｐｎｏｉｄ状态的屏幕后面发现的影响和活动至少会略有了解。你们还会正确地形成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布洛伊尔的研究的成功之处只在于提供了一套关于他所观察的现象的很不完整的理论和不能令人满意的解释。
然而，完整的理论决不是现成地从天上掉下来的，而且，假如有一个人在刚刚开始观察研究对象时就提出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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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与文明。精神分析五讲９５３
无懈可击的完整的理论，你们就会有更充分的理由提出怀疑了。这样的理论只能是这个人主观臆想的产物，而不可能是对事实所作的毫无偏见的考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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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女士们、先生们：大约在布洛伊尔对他所诊治的病人施用“谈疗法”的同时，巴黎萨尔拜特利尔医院的杰出人物夏科也已开始研究癔病患者，他的研究后来导致了对这种病的新的认识。当时他的发现在维也纳是根本不可能为人所知的。不过，大约十年之后我和布洛伊尔合作发表我们谈论癔病现象的心理机制的《初步交流》（１８９８年）时，我们已经完全被夏科的研究迷住了。我们把我们的病人的病原性经历看作精神创伤，并把它们同对癔病性麻痹症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夏科最早论证的——肉体创伤等同起来；而布洛伊尔关于ｈｙｐｎｏｉｄ状态的设想本身只不过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夏科曾在催眠条件下人为地重演过这种癔病性麻痹症。
我在一八八五至一八八六年期间当过这位观察敏锐的伟大的法国科学家的学生。他本人并不倾向于采用心理学的观点。最早尝试对癔病中所呈现的奇异的精神活动进行更深入研究的是他的学生彼埃尔。雅内，而我们和布洛伊尔把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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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裂和人格的分离当作我们的主要立足点就是从雅内那儿学来的，你们会发现雅内提出的关于癔病的理论十分重视当时在法国盛行的关于遗传和退化所起的作用的观点。根据他的理论，癔病是神经系统发生退化的一种形式，表现为心理综合能力的先天虚弱。他认为，癔病患者生来缺乏把复杂多样的精神活动综合为一个统一整体的能力，因此才出现了精神分裂的趋向。
请允许我在这里打一个平常但是明了的比方，雅内的癔病患者使人联想到这样一位体力虚弱的妇女，她出门买东西，大包小包买了一大堆，但是她用两只胳膊和十个手指却拿不下这所有的东西，于是有一样东西掉落了，当她弯下腰去把它捡起来的时候，另一样东西又掉落在刚才那个地方，如此反复。这说明癔病患者的精神能力虚弱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我们在发现这种能力不足现象的同时，还可以发现能力部分增加的例子——仿佛是一种补偿。当布洛伊尔的病人忘记了她的母语以及其它所有的语言，而只记住英语的时候，她的英语能力竟增加到这样的高度：要是递给她一本德语书，她能一口气直接念出英语译文，既正确又流利。
后来，当我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布洛伊尔开拓的研究工作继续下去的时候，我很快就对癔病性分裂的根源形成了不同的看法（意识分化）。
由于我不像雅内那样是从实验室的实验着手研究，而是从心里怀有的治疗目的着手的，因此这样一种偏离——这对于随之出现的一切都具有决定性意义——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我是受实际需求的驱使才向前探索的。布洛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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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３弗洛伊德文集
所采用的那种“宣泄疗法”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使患者完全进入催眠状态，因为患者只有在催眠状态中才能了解他在正常状态中遗忘了的那些病原性关系。可是我很快就开始讨厌催眠术这个变幻无常、简直可以说是神秘莫测的同盟军了。当我发现自己费尽心机也只能使我的很小一部分患者进入催眠状态时，我便决心放弃催眠术，设法使“宣泄疗法”摆脱依赖于它的境地。既然当时我已经能随意改变我的大多数患者的精神状态，我便着手研究起他们的正常精神状态了。
我必须承认，起先这项工作似乎是既无意义又无希望。
我面临的任务是要从患者那儿了解到某些我一无所知、甚至连患者自己也一无所知的情况。一个人怎么能对这样的事抱有希望呢？然而，有一件事帮了我的大忙——我幸运地回忆起了我在南锡拜访伯恩海姆时（１８９年）亲眼见到的一项极其出色、极有教益的实验。伯恩海姆让我们看到，那些被他的催眠术诱入梦游似的状态中有些什么经历时，他们起先总是坚持说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但是他只要毫不让步，坚持追问，并明确告诉他们说他坚信他们是肯定知道的，那些被遗忘的记忆便总是会重现。
于是，我也以同样的方法对待我的患者。当我追问到他们坚持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的时候，我就明确告诉他们说他们肯定是知道的，只要说出来就行。我甚至大胆地直称，只要我的手一按到他们的额头上，正确的记忆就会进入他们的头脑。就这样，我没有采用催眠术便成功地从患者那儿得到了确定他们已遗忘的致病性场景和从这些场景潜留下来的症状之间的联系所必需的一切证据。但是这是一种十分费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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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长此以往会使人筋疲力尽，因此不适合充当永久性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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