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我继续运用这种方法的过程中所观察到的现象为我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之前，我一直没有放弃它。我发现了能证实这样一个事实的证据：那些遗忘的记忆并没有真正丧失。它们仍然属于患者，并且随时可能在患者联想某些未遗忘的事情时重现。但是，确实有一种力量阻碍着它们进入患者的意识，迫使它们处于无意识状态。这种力量的存在是可以确凿地断定的，因为当你试图对抗某种力量，把无意识的记忆引入患者的意识之中时，你就会感觉到有这样一股力量在同你的努力抗衡。这种造成病态的力量以患者的抵抗形式表现出来。
正是这个关于抵抗的观念奠定了我对癔病的心理活动进程的论说的基础。事实证明，要取得治愈的效果就必须消除这种抵抗。现在，首先从治疗的机制着手，也就有可能对这种疾病的起因形成相当明确的见解。想必是现在正以抵抗的形式阻制已被遗忘的记忆材料进入意识的那些力量，当初导致了遗忘现象，把那些病原性的经历推出了意识。我把这一假设的过程命名为“压抑”
，我认为它的存在已经由抵抗的存在这一难以否认的事实所证实。
于是，接下去我们便能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诸如：这些力量究竟是什么？我们现在从中看到癔病的病原机制的压抑究竟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等等。只要对我们已经通过宣泄疗法了解到的病原性情景进行一番比较研究，这样的问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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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３弗洛伊德文集
不难回答了。所有这些致病的经历都跟一种特定的愿望冲动的出现有关，这种愿望冲动同患者的其它愿望形成鲜明的对照，并被证明是同他的人格中的伦理标准和审美标准格格不入。它们发生过短暂的冲突，这场内心斗争的结果是，把这个不可调和的愿望“运载”到意识中的念头成了压抑的受害者，连同与它相关的所有记忆一起推出了意识的大门，从此就被遗忘了。由此可见，压抑的动机是这一特定的愿望同患者的“自我”
（ｅｇｏ）之间的互不相容；压抑的动力是患者的伦理标准和其它标准。强行接受这种格格不入的愿望冲动，或者延长这种冲突，就会产生程度更高的不愉快；这样的不愉快通过压抑得以避免。因此，我们可以把压抑看作是起到保护精神人格作用的手段之一。
我不打算在这里举一连串的例子，只想讲一个我本人诊治的病例，因为单凭这一个病例，就足以使我们看清压抑的决定因素以及压抑的优点。由于眼下的特殊情况，我不得不再次缩减这个病例的历史，并略去一些重要的基础材料。患者是一位姑娘①，她在分担了护理的责任之后，失去了她敬爱的父亲——同布洛伊尔的病人情况类似。此后不久她的姐姐结了婚，她的新姐夫在她心理勾起了一种奇特的同情心，不过这种情感很容易在家庭和睦的幌子下掩盖起来。又过了没多久，她的姐姐突然得病去世，临终时这位患者和她母亲都不在场。有人把她们急急召来，但到家之前她们并没有得到
①这是伊丽莎白。冯。
Ｒ小姐的病例，亦即《癔病研究》（第１３５页以下）
中详细阐述的第五个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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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与文明。精神分析五讲５６３
关于这桩惨事的明确消息。当这位姑娘匆匆赶到她死去的姐姐的床前时，有那么一瞬间，她的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念头，用文字表达出来大致是这样的：“现在他可自由了，可以娶我了。”
我们可以确凿地断定，这个向她的意识暴露出连她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对她姐夫的深挚爱情的念头，立刻就被压抑了，原因在于她对于这个念头产生了反感。
这位姑娘病了，表现出相当严重的癔病症状。在她接受我的治疗时，我发现她已完全忘记了在她姐姐床前发生的那幕情景，以及当时在她心中出现的那个可惜的自私自利的冲动。在治疗过程中，她终于回忆起来了，并伴随着种种极其强烈的感情的表示重演了那致病的一瞬间发生的情景。治疗结果是，她又恢复了健康。
也许我们可以从此时此刻我们所在的实际场合中借用一个不很贴切的比喻，来向你们提供一幅表现压抑及其与抵抗的必然联系的更生动的图画。让我们假设，在这个安静的讲演厅里，在这些如此令人专心致志、令我不胜感激的模范听众中间，却有那么一个人正在扰乱气氛，他时不时地发出粗俗无礼的笑声，不停地说话，还老用脚在地上蹭来蹭去，都使我无法继续讲演，就在这时，你们当中有三、四个身强力壮的人站了起来，经过一场短短的争斗，把这个扰乱秩序的人赶出了讲演厅。于是他被“压抑”了，我便能够继续讲演了。而且，为了防止这种扰乱秩序的事再次发生，为了防止那个被驱逐出去的人再次冲进讲演厅来，那几位用行动实现了我的意愿的先生便用他们的椅子堵住大门，这样，他们就在完成了“压抑”之后又建立起了“抵抗”。现在，如果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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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弗洛伊德文集
把这场争斗的两方分别翻译成精神分析的术语“意识”和“无意识”
，你们的面前就会呈现出一幅表现压抑过程的较为清晰的图画。
现在你们已经可以看出我们的观点和雅内的观点之间的区别。我们并不把精神分裂看作是由精神器官固有的缺乏综合能力的现象所造成；我们是从运动机能的角度、亦即根据相对的精神力量的冲突来对此作出解释，把它看作是两种精神组合互相发生能动的斗争所造成的后果。然而，我们的观点又引起了大量的新问题。可能导致精神冲突的情境当然是极其普遍的；“自我”
努力躲避痛苦的记忆而并不产生精神分析结果的现象也是相当常见的。我们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假如这种冲突后来会导致分裂，那就必然还会出现进一步的决定因素。而且，我也很乐意在你们面前承认，关于“压抑”
的设想并没有把我们领到一套心理学理论的终点，而是刚把我们领到这样一套理论的起点。然而，我们却只能一步一步往前走，要获得完整的知识还必须等待更进一步的、更深入的研究成果。
同时，试图运用“压抑”的观点来解释布洛伊尔的那个患者的病例也是不足取的。
那个病例的历史不适合这一目的，因为与此相关的种种发现都是借助催眠术的作用而获得的。
我们只有排除催眠术才能观察到“抵抗”和“压抑”
，才能恰当地看清真正病原性的事件的发展进程。催眠术掩盖了“抵抗”。使这堵墙后面的一切都无法窥见。
我们从布洛伊尔的探索中得到的最有价值的教益，是涉及症状和病原性经历（即精神创伤）之间的关系的那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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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与文明。精神分析五讲７６３
内容，现在我们不能忽略用“压抑说”的观点来考虑这些发现。一眼看去，要寻找一条从压抑通向症状形成的道路似乎的确是不可取的。我不想在此作复杂的理论阐述，倒愿意再借用一下我刚才用来解释压抑现象的那个比喻。你们不妨这样想一想，驱走那个捣乱分子并在门口设上岗哨，也许并不意味着那段故事就此结束了。可能那个被驱除的人现在感到愤愤不平，因此还会给我们继续找麻烦。诚然，他已不在我们中间，我们已经摆脱了他，摆脱了他那无礼的笑声和低声的谈话。然而从某些方面说来，这个“压抑”行为并未成功；因为此刻他在门外肆无忌惮地撒起泼来。他大喊大叫，用拳头砰砰地砸门，比刚才那种无礼行为更严重地干扰了我的讲演。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尊敬的校长斯坦利。霍尔博士肯出面充当调停者，起到息事宁人的作用，我们想必会感到庆幸。
霍尔博士就得先去和门外那个不守规矩的人谈一谈，然后进来要求我们同意重新接纳那个人，他亲自担保那个人不会再胡闹了。鉴于霍尔博士的职权，我们便决定解除“压抑”
，这样我们就又得到了和平和安宁。
这个比喻可谓较好地描绘了医生在用精神分析法治疗神经症的过程中应该承担的任务。
说得更直截了当些，对癔病患者和其它类型的神经症患者的研究能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们针对那个和不可忍受的愿望紧密相联的念头所采取的“压抑”手段始终是个失败。固然，他们的确已把它赶出了意识，赶出了记忆，而且显然也使自己免除了大量的不愉快。但是被压抑的愿望冲动继续存在于无意识之中，它时刻都在窥测机会“卷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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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３弗洛伊德文集
来“
，一旦如此，就会成功地向意识输送一个经过伪装、已无法辨认的替身，去代替曾经被压抑的那个念头，而这个替身立刻就会同原指望已通过压抑免除了的那些不愉快的情绪难分难舍。这种压抑观念的替身就是症状，它能够抵制“自我”为了防御而发起的进一步攻击。因此，现在取代那种短暂冲突而出现的是一种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自行消亡的疾病。
我们只要以症状中表现出来的畸形迹象为线索追踪下去，就能从中见到某种与原先压抑了的观念间接相似的残余内容。
替代现象的产生经过可以在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法治疗的过程中追溯出来；为了取得治愈的效果，必须把症状顺着同样的道路往回引，使它再次变成那个压抑了的念头。如果被压抑了的念头又被重新带回到有意识的精神活动中——这是一个以克服大量抵抗为前提的过程——那么，患者曾竭力躲避的那种精神冲突就可以在医生的引导下取得一个比压抑行为所能提供的更好的结果。这样的理想办法有不少。它们可以使精神冲突和神经症产生令人满意的结局，而且在某些特定例子中可以结合施用。我们可以使患者的人格相信当初摒弃那个致病的愿望是错误的，而且有可能说服它全部或部分接受这个愿望；或者也可能把这个愿望本身引向一个更高的、因而是不会招致反感的目标（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愿望的“升华”）
；或者也可以把愿望的摒弃看作是正当的，而用借助于人类最高精神功能的谴责判断来取代那个自动的、因而也是无效的压抑机制——这样就实现了对这个愿望的意识控制。
我没能以更清晰明了的方式向你们讲述如今被称作“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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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与文明。精神分析五讲９６３
神分析“的治疗方法所涉及的这些基本问题，这是必须请你们原谅的。困难并不仅仅在于这是个崭新的课题。那个尽管遭到了压抑却仍能使我觉察它存在于无意识之中的不可调和的愿望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在可能导致压抑的失败并形成”替身“
（即症状）
之前必定存在于任何一个人的那些主观的、构造上的决定因素是什么？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我都将在后面的讲演中再作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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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女士们、先生们：不说错话并不总是很容易的，尤其是当一个人必须说得非常简明扼要的时候。因此，今天我不得不纠正我在上一次讲演中说的一句错话。
当时我对你们说，放弃了催眠术之后，我仍然坚持要求我的病人把他们所想到的一切同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有关的念头都告诉我，并明确告诉他们说，他们其实知道每一件他们表面上已经遗忘的事，而且进入他们大脑①的那些念头中确凿无疑地会含有我们正在寻找的东西；然后我又对你们说，进入我的患者大脑的第一个念头果真产生了预期的结果，后来被发现就是那个被遗忘的记忆的延续。
然而这并不是通常发生的情况，我只是为了做到简洁才把问题说得那么简单。实际上，只有开始几次是这样，我们所需
①此处原德文词是“Ｅｉｎｆａｌ”
，通常被译作“联想”
（ａ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但后者其实是个容易产生疑问的词，因为整个争论的要点在于进入患者大脑的是否肯定是联想。
因此，这里我们尽最大可能回避了这个词，甚至不惜采用这么长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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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与文明。精神分析五讲１７３
要的遗忘事件果然作为我单纯追问的结果出现了。这个方法继续使用下去时，患者头脑中的念头不断地涌现，它们都不能算作是我们所需的念头，因为它们并不合适，连患者自己也觉得不对而把它们摒弃了。在这种时候，坚持追问已不再起作用。于是我发现自己又一次后悔不该放弃催眠术了。
在我如此不知所措的时候，我抱有一个偏见，这个偏见在几年后被我的朋友卡尔。荣格以及他在苏黎世的弟子们证明是具有科学合理性的。我不得不说，有时抱有偏见是极其有用的。我特别重视精神活动的决定因素的严格性；我发现我们不可能相信患者在注意力处于紧张状态时产生的一个念头会具有随意性，会同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个念头毫无关系。
两个念头不可能完全一致这个事实可以根据假设的心理状态得到满意的解释。在接受治疗的患者身上，总有两种力量在互相对抗：一方面，他的意识努力要把他无意识中遗忘的念头带入意识，另一方面，我们已经了解的那种“抵抗”却又千方百计要阻碍已被压抑的念头或者其衍生物进入意识。假如这种“抵抗”的力量极小或完全没有力量，被遗忘的念头就能毫不扭曲地进入意识。由此推导，设想阻碍我们正在寻找的念头进入意识的抵抗力越大，其扭曲程度也越严重，似乎也不无道理。因此，取代我们正在寻找的念头而进入患者大脑的念头也就像症状一样出现了：这是一种取代已被压抑的念头的、新的、人为造出来的、稍纵即逝的念头，而且就抵抗力造成的扭曲程度而言也和被压抑的那个念头不同。
但是，由于它具有症状的性质，它还是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同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个念头有所相似。
而且，只要抵抗力不是太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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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３弗洛伊德文集
们便能够根据前者推测出后者，进入患者大脑的念头必定具有压抑内容的引喻的性质，就像用间接的语言来表达相同的内容一样。
在正常的精神生活领域里，同我们刚才所设想的情形类似的场合能产生相似的结果，这样的例子我们并不陌生。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笑话。精神分析疗法涉及的问题迫使我不得不研究说笑话的技巧。我可以给你们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巧得很，这是一个英语的笑语。
有这样一段真实的传闻①：有两位不是特别审慎的商人，一连做了几笔很担风险的生意之后，成功地发了大财，于是他们开始千方百计想挤入上流社会中去。有一个办法他们觉得颇有成功的希望，那就是请城里最有名望、收费最高的画家给他们画头像。这位画家的画是极有名的。画好的两幅珍贵的油画在一个大型晚会上第一次露面了，这两位晚会的主人亲自把当地最有影响的一位艺术鉴赏家和批评家领到并排挂着那两幅画像的墙前，希望听到他们对这两幅画的赞赏。
这位鉴赏家左看右看，打量了好久，然后仿佛发现缺了什么似的摇了摇头，用手指点着两幅画之间空开的间隔轻声问道：“可是耶稣基督在哪儿呀？”我已看出你们各位都觉得这个笑话非常有趣。现在让我们来继续考察一番。很明显，这位鉴赏家真正想说的是：“两个是一对无赖，就像和耶稣基督一起
①参见《笑语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１９０５）第二章第二节，那里对这段趣闻有更详尽的讨论，而且附带说了这是一个美国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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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与文明。精神分析五讲３７３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左一右的两个盗贼一样。“
①可是他没有这么说，相反，他却说了一句乍一听显得很不合适、毫不相干、似乎不伦不类的话，但稍稍一想，我们立刻就能明白这句话其实是他心里想要表达的耻笑的引喻，也是这种耻笑的一个绝妙的替换。我们不可能指望在笑话中发现我们认为进入患者大脑的念头所具有的一切特征，但是我们必须注重笑话和这种念头的动机的一致性。为什么这位鉴赏家没有把他想要说的话直截了当地对这两个无赖说出来呢？因为他心里有一种巧炒的“反动机”在抵制着他当着他们的面说出这些话的欲望。耻笑充当东道主招待你的人，而且还是家里养着许多拳头随时都能挥舞一阵的人，自然是要担些风险的，一不小心就会遇到我在上次讲演中用来解释“压抑”现象的那个人的命运。就因为这个原因，那位艺术批评家才没有直截了当地把他心里要说的话说出来，而是采用“辅之以省略的引喻”形式表达出来；而我们的患者不产生出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个被遗忘的念头，而是创造出一个或多或少的被扭曲了的替身，也是由于同样的情况。
女士们，先生们，根据苏黎世学派（布洛伊勒、荣格等）的理论，把注入（充满）情感的一些各自独立的观念性因素的组合描述为“情绪”
，确是一个十分便利的方法。那样一来我们就会看到，假如我们从某个患者回忆起来的最后一
①源出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
：耶稣受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他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盗匪被同时钉上十字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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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着手去寻找他的一个被压抑的情况，我们就完全有希望发现这个情结，只要这位患者把他的自由联想中的足够多的内容交由我们掌握。同样，我们也允许这位患者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并坚信这样一个假设，不直接依赖于我们所寻找的那个情绪的东西是决不会进入患者头脑的。如果这样一个发现压抑内容的方法在你们看来是过于靠不住的话，那我至少能向你们保证，这是唯一能付诸实施的方法。
当我们开始施用这个方法之后，我们又会受到另一种干扰。患者常常会吞吞吐吐，甚至完全停下来，声称他再也想不出什么可说的了，他的脑子里什么念头也没有出现。如果事情确是如此，如果患者说的完全正确，那么我们的疗法也就只好再次宣告无效。然而，进一步的观察告诉我们，这样的思绪停顿事实上是从来不会发生的。
这种情况似乎发生，只是因为患者在伪装成对进入他大脑的念头的价值所作的各种批评性判断的抵抗的影响下，隐瞒或摆脱了他已经意识到的这个念头。我们可以防止这种情况产生，方法是事先警告患者不应有这种行为。要求他不去理睬这样的批评。我们告诉他说，他必须完全抛弃这种批评性选择，把进入他头脑的任何念头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即使他认为这种念头不正确或无关或无意义，尤其重要的是，即使他觉得听任自己考虑头脑中所闪现的念头很不像话。只要这条命令得到执行，我们便肯定能获得我们所需要的材料，从而使我们走上找到被压抑的情结的道路。
患者在抵抗而不是在医生的影响下轻蔑地加以摒弃的这种联想材料，对精神分析医生说来，可以说是起到了矿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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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只要借助于某些简单的阐述手段就能从中提炼出贵重金属。如果你急于要尽快地、临时性地了解一位患者的被压抑了的情绪，暂且不去探索其前后排列和相互联系，那么，你就可以采用当年荣格（１９０６年）及其弟子们发展起来的一种叫作“联想实验”
（ａ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的检查方法，这种方法向精神分析医生提供的就是定性分析向化学家提供的那种知识。在治疗神经症患者的过程中。不用这种方法也无妨；但是对于情结的客观显示和精神变态的检查而言，它却是必不可缺的；苏黎世学派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研究患者在受制于精神分析主要规则时进入他们头脑的思绪并不是我们发现无意识的唯一技术方法。另有两种方法也能达到同样目的：解析患者的梦和探察患者的有缺陷的、不规则的行为。
女士们，先生们，我不得不承认，我曾经犹豫过很长时间，总觉得与其如此简单化，泛泛而谈地向你们介绍整个分析领域的概貌，恐怕倒不如详尽深入地给你们讲一讲释梦的内容更有裨益。出于一个纯粹主观的、似乎处于次等地位的动机，我终于没有这样做。我似乎觉得，在一个致力于追求实际目标的国度中，以“释梦者”的身分出现，尤其是现在你们还不可能了解这门十分古老而又备受讥嘲的艺术所能具有的重要性，这样做简直是大丢面子的。事实上，释梦是了解无意识的捷径；它是精神分析学最坚实的基础。如果有人问我怎样才能成为精神分析学家，我就会这样回答：“去研究你自己的梦。”
迄今为止，每一个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以相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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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辨别力不是对《释梦》一书的内容完全置之不理，就是想方设法以最肤浅的反对意见草草避过这些内容。假如你采取相反态度，能够接受解决梦中种种问题的方法，那么，精神分析学使你们的大脑面临的种种新鲜问题也就不会再给你们带来更多的困难了。
你们应该记住，我们在夜里产生的梦境一方面具有与精神错乱的种种创造最紧密的外在相似性和内在亲缘性，另一方面又与我们清醒时完全健康的生活情景相一致。我可以毫不荒谬地断言：凡是以惊讶而不是以领会的态度看待这些“正常的”幻觉、妄想和性格变化的人，都只能像外行一样对病态的精神状态的反常结构一窍不通。你们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几乎每一个精神病医生都算作这样的外行。
现在我要邀请你们跟着我到梦域去作一次短短的游览。
在我们清醒的时候，我总是习惯于轻视自己的梦，正如患者是轻视精神分析医生要求他们做的联想一样。我们也一样把梦摒弃了，通常是很快就忘记了，而且忘得一干二净。我们之所以轻视梦，是因为有些梦即使并不混乱，并非毫无意义，却仍具有奇异的特征，更是因为另一些梦显然荒谬怪诞，毫无意义。我们对梦的摒弃同梦中公开展现的某些无所禁忌的羞耻场面和不道德场面有关。众所周知，古代人并没有这种轻视梦的观念。同样，我们当今社会中较下层的人对梦的价值也是毫不怀疑的；同古人一样，他们也指望梦能够预示未来。我承认，我并不觉得有必要为了填补我们现在知识的空白而求助于任何神秘的假设；同样，我也从来没能发现在任何可以证实梦的预卜性质的根据。关于梦可以谈论的其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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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多得很——而且都是相当引人入胜的问题。
首先，并非所有的梦都是同梦者格格不入、不可理解、混乱荒谬的。
如果你们注意考察一下婴儿（从十八个月开始）
的梦，你们会发现他们的梦极其简单，很容易解释。小孩总是梦见早一天在他心理激起但未得到满足的愿望实现了。你们根本不必运用任何阐释技术就能得出这个简单的答案，你们需要做的仅仅是调查一下这个孩子早一天（所谓“梦幻日”
ｄｒｅａｍ—ｄａｙ）的经历。毋庸置疑，解开梦这个谜的最令人满意的答案是发现成人的梦也和小孩的梦一样——即也是他们在梦幻日所产生的愿望的实现。事实正是这样。我们只要对梦作出更细致的分析，在寻找这个答案的道路上存在着的困难就能一步一步地得到克服。
最早出现的、也是最严厉的反对意见是，成人的梦的内容通常是不可理解的。因此决不可能是愿望的实现。我的回答如下：这样的梦已经受到了扭曲，构成其基础的精神活动过程，如果按原样用语言表达出来也许是不大一样的。你们必须分清外显的梦内容——即你们在早晨模糊地回忆起来并费力地（而且似乎是臆断地）想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内容——和内隐的梦思想——即我们必须设想存在于无意识的意念。
梦的这种扭曲过程同你们在探索癔病症状的构成时已经了解的那种活动过程一样。它也表明，在梦的构成时已经了解的那种活动过程一样，也有那种精神力量的相互冲突在起作用。
外显的梦内容就是无意识中内隐的梦思想的被扭曲了的替身，造成这种扭曲的是自我的防御力——抵抗力。在人们清醒的时候，这些抵抗力联合起来共同阻碍无意识中被压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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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愿望进入意识；隐入轻度睡眠状态后，这些抵抗力虽然有所减弱，但至少有足够的力量迫使那些愿望戴上伪装的面具。
于是，做梦人便同癔病患者不能理解其症状的起源和意义一样，也理解不了他做的梦的意思了。
如果你们对梦进行一番分析——其分析方法同精神分析的方法是一样的——人们自然会相信确实存在着内隐的梦思想这样的东西，也会相信它们与外显的梦内容之间的关系确实像我刚才所描述的那样。你们可以完全不去考虑梦的各项内容之间的表面联系，只须根据精神分析的规则以自由联想的方式把进入你们大脑的同每一个独立的梦内容相联系的念头聚集起来。
从这份材料中你们便可以得出内隐的梦思想，就像从患者涉及其症状和往事的联想中得出他的隐藏着的情结一样。这样得出的内隐的梦思想很快就会让你们看到，我们把成人的梦回溯到儿童的梦这种做法是多么理所当然，无可非议。
这样一来，梦的外显内容已由梦的真实含义所取代，而这种真实含义始终是清晰明了，可以理解的，它的出发点在于早一天的经历，它本身其实就是未得到满足的愿望的实现。
因此，醒来时根据记忆所了解的外显的梦便只能被称作压抑了的愿望的伪装的实现。
你们还可以通过一种综合的工作得以了解把无意识中内隐的梦思想变为外显的梦内容的那个过程。我们称这个过程为“梦的工作”
（ｄｒｅａｍ—ｗｏｒｋ）。
它值得我们在理论上给予最密切的关注，因为我们能够从中探究出在无意识中，或者更精确地说，在意识与无意识这样两个独立的精神之间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意料之外的精神活动，而这在其它方面是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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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到的。在这些新发现的精神活动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压缩作用和移置作用。梦的工作是两种不同的精神组合互相产生的作用的一种特殊情况——亦即精神分裂造成的后果的一种特殊表现，它似乎在本质上是同把压抑了的情结转变为症状（压抑不成功的表现）的那个变形过程完全一致的。
从梦的分析（尤其令人信服的是从你们自己做的梦的分析）中，你们还会颇为惊讶地发现，幼年时期的印象和经历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起着意想不到的重大作用。儿童长大成人后仍会在梦中追寻童年时期的生活，并竭力保存当时的一切特征和愿望冲动，甚至那些在后来的生活中已经失去作用的特征和愿望冲动。还会有许多发展、压抑、升华以及种种反应构成以不可抗的力量降临到你们身上，而一个具有完全不同的天赋的孩子就是通过这些变化而成为我们所说的普通人的，也就是承受如此历尽艰辛而获得的文明的重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深受其害的人。
我还希望你们注意一点，即梦的分析已经向我们表明，无意识经常利用一种特殊的象征作用，尤其是用来代表性方面的各种情结。这种象征作用一方面是因人而异的，但另一方面却往往以一种典型形式出现，并似乎同我们推测构成我们的神话和童话之基础的那种象征作用不谋而合。借助于梦来对这种民间流传的心灵创造作出解释，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的。
最后，我必须提醒你们，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焦虑梦的出现同我们把梦视为愿望之实现的观点相矛盾。你们不要听任自己受这种异义的摆布。事实上，这种焦虑梦也和其它的梦一样，首先需要得到解析，然后我们才能对它们作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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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笼统地说来，这种焦虑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地依赖于梦的内容。正确的想象还有待于对神经症的焦虑的决定因素获得更进一步的了解并予以更大的重视。焦虑是自我试图摒弃已经被压抑但又重新获得力量的一种反应，所以，如果梦的构成形式是过于重视这些已被压抑的愿望的话，那么，这种焦虑在梦中出现的现象也就很容易解释清楚。
正如你们所了解的，对于梦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涉及某些问题的知识，要通过别的途径获得这些知识困难颇大，因此就这一点而言，这项研究本身是很有价值的。不过，我们事实上是要通过这项研究去用精神分析法治疗神经症的课题。根据我已经谈过的那些内容，你们将不难理解释梦是如何使我们得以了解患者那些隐匿的、被压抑了的愿望以及由这些愿望培育成的情结的——如果患者的抵抗不给释梦造成太大的困难的话。
现在我可以接下去讲第三组精神现象了，对于这种精神现象的研究已经成为精神分析的技术手段之一。
我们要讨论的这种精神现象就是无论正常人还是神经症患者都可能犯的一些通常不会引起重视的小小过失，例如，忘记一些可能熟悉或事实上是很熟悉的事（如一时想不起某人的姓名等）
；谈话中出现口误，这在我们自己身上也是屡见不鲜的，类似的笔误或阅读错误，做事情笨手笨脚，丢失或打破东西等。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很常见的，一般说来，谁也不会去搜寻其中有什么心理决定因素。通常只是把它们看作是由心不在焉或一时疏忽或其它类似原因所造成的结果而不予以重视。除此之外，还有那些人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就做出来的行为、动作，更不用说从心理角度予以重视了。例如，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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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摆弄什么东西，哼哼曲子，触摸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或触摸自己的衣服，等等①。事实上，这些“区区小事”同过失行为、症状性行为以及怪诞行为等都一样，并不像人们通常愿意默认的那么轻描淡写。它总是具有某种含义，而且这种含义通常能根据这些行为发生时的具体情景轻而易举地、确凿无疑地得到阐释。结果，我们又一次发现这些表面上无关紧要的小事也同样表达了人们不得不隐匿于自己的意识之外的冲动或意图，或者也可以说，这些细小的行为实际上就来源于我们已经了解的充当症状的创造者和梦的构成者的那种被压抑的冲动愿望和情结。因此，它们也应当被当作症状来看待，如果把它们也好好研究一番，它们就有可能和梦一样使我们得到以揭开人的心灵中隐藏起来的那一部分。一个人最秘密的隐私往往都是借助于它们暴露出来的。如果它们即使在健康人、亦即无意识冲动的压抑总的说来相当成功的人身上也特别容易、特别频繁地出现，那么，这主要是由于它们本身的无足轻重和太不显眼。但是，正因为它们证明了即使在健康状态下也会发生压抑，形成替换，它们也就可以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价值。
你们已经看到，精神分析者的一个显著标志是特别严格地相信精神生活的决定因素。对他们来说，没有一样东西是无足轻重的、随意的或怪诞的。他们期望在每一个事例中都能找到充足的动机，即使是那些通常没有人寄予这种期望的事例。确实，他们随时都想在同一个精神现状中找到几个动
①参见《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１９０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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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尽管我们常人对于探寻因果关系的本能的渴求似乎总是满足于仅仅一个精神起因的。
现在，如果你们能把我们所拥有的揭示人的心灵中被隐藏、被遗弃、被压抑的成分的每一种手段都汇集起来（对于患者在自由联想过程中所想到的念头的研究，对于患者的研究，以及对于他们过失行为和症状性行为的研究等）
，如果你们能在这些手段之外再加上对于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某些其它现象的探索（有关这些现象我后面将以“移情”为题有所论及）——如果你们记住这一切，你们就会同意我得出如下的结论：我们这门治疗技术已经相当有效，足以完成它所承担的任务，亦即把病原性的心理材料引入意识，进而消除由替换性症状的形成所导致的一切病患。要是我们在致力于治疗的过程中扩展或加深了对于无论是健康还是病态的人类心理的了解，那当然只能被看作是我们的工作中令人喜出望外的大好事。
你们也许已经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觉得要掌握我刚向你们介绍的这门治疗技术特别困难。在我看来，这门技术的难易完全要看它所要处理的材料如何。但是至少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决不是一门无师自通的技术。而是必须经过专门学习才能掌握，正如必须经过专门学习才能掌握人体结构学或外科学知识一样。你们听到我下面讲的消息也许会感到惊讶，在欧洲我们已听到过相当多对这门技术一窃不通、也从不运用这门技术的人大谈精神分析，这些人还带着明显的讥嘲要求我们向他们证实我们的发现是正确的。在这些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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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间无疑也有一些通常并不反对科学思维模式的人，例如，这些人并不会因为对解剖标本所作的显微镜观察无法同肉眼观察达到一致就拒绝相信显微镜观察的结果，但是他们总要亲自用显微镜观察一番之后才会对这一问题发表见解。
然而，就精神分析而论，要得到这样的确认，希望实在是较为渺茫的。精神分析所追求的是使精神生活中被压抑的内容得到意识的确认，而每一个对此形成一定见解的人自身就是人类的一员，也具有类似的压抑，或许也一直都在千方百计地维持这些压抑。因此，他们必须会同我们的患者一样在心里产生出那种抵抗，而且这种抵抗很容易把自己化装成一种理智的拒绝，也很容易作出我们在患者身上依靠精神分析的基本规则避开了的那种辩驳。我们常常领悟到，在我们的反对者身上，正如在我们的患者身上一样，判断力非常显著地受到感情因素的影响——亦即削弱。意识的高傲（例如以那样的蔑视态度抛弃梦境）是我们普遍具备的抵御无意识情况侵袭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我们之所以那么不容易使人们相信无意识这一现实，那么不容易教会他们识别一些与他们的意识知识相矛盾的新现象，原因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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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一定想要知道，我们借助于前面我讲过的那些技术方法究竟在神经症患者的致病情结和压抑了的愿望冲动方面发现了什么呢？
首先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精神分析研究以确实令人惊异的规律性把患者的病状追溯到来自他们性生活的种种印象。它使我们看到，这些致病的愿望冲动本质上是由性本能组成的；它还迫使我们设想，在导致疾病的种种因素中，起主导作用的必定是性方面的紊乱，而且在男女两性中都是如此。
我完全知道人们是不愿意相信我的这一观点的。甚至那些乐意仍照我的心理研究成果从事工作的人，也不免认为我过分强调了性因素所起的作用。
他们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别的精神亢奋不会导致我在前面讲过的压抑现象和替代构成的现象呢？我只能这样回答：我不知道它们为什么不会，同时我也没有理由反对它们这样做。
不过经验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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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起不到这么重要的作用，它们充其量只是辅助性因素发挥作用，而不能是取代性因素。我决不是从一开始就在理论上提出这个观点的；当我和布洛伊尔医生于一八九五年合作发表《癔病研究》的时候，我还没有采用这个观点，直到后来我的经验越来越丰富，触及这个问题越来越深入时，这个观点才逐渐在我头脑中形成。今天在座的听众中有我的几位最亲密的朋友和弟子，他们随我一起来到沃斯特。问一问他们，你们就会了解到，他们一开始都相信我提出的性病因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主张，最后他们自己的分析经验也使得他们接受这一主张。
患者的行为并不见得真正能使我们更容易相信这一论点的正确。他们并不情愿向我们提供有关他们性生活的实际情况，而是想方设法隐瞒。
在性的问题上人们普遍是不坦率的。
他们从不随意表露自己的性欲，但为了隐匿便不得不穿上一件用谎言编织成的厚大衣，仿佛在性的世界中天气总是那么阴冷。倒也不能说他们有什么错。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文明世界中，太阳和寒风对于性行为确实是有害无益的；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自由自在向别人呈露自己的性行为。
然而，一旦你的患者在接受你的治疗时发现他们其实大可不必为此感到惶恐不安时，他们便能抛掉这层谎言的面纱；只有在这时候，你才可以对这个容易引起争执的问题形成判断。不幸的是，甚至医生在亲身触及性生活问题时，也并不比其它人表现得更出色。他们中有许多人也无法摆脱大多数“文明人”在性欲问题上的一贯态度，既想纵欲，又装得一本正经。
下面让我接着讲我们的发现。在另一组病例中，精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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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调查确实并未把症状追溯到性经历，而是追溯到普通的创伤经历。但是这一区别由于另一客观条件而失去了意义。因为要透彻解释和完全治愈一个病例所必不可缺的分析工作决不会停留于发病时所发生的事件，而是必然要回溯到患者的青春期和幼年期。只有在那儿才能触及到决定后来发病的印象和事件。只有童年时期的经历才能解释对于后期创伤的敏感，也只有通过挖掘这些几乎总是被遗忘的记忆踪迹并使它们进入意识这一途径，我们才能获得消除症状的力量。这里我们得出的结论和梦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一样，症状的构成力仅仅来自童年时期的不能灭绝的、被压抑的愿望冲动，没有这种冲动，对于后期创伤的反应就不会越出正常的轨道。
但是，这些强有力的童年愿望冲动几乎无一例外地可以被说成是性的冲动。
说到这里，我终于可以确信我已经使你们感到惊讶了。
你们想必会问：“那么，真的有幼儿性欲这样的东西吗？
难道童年时代不恰恰相反是以没有性本能为标志的人生阶段吗？“
不，先生们，性本能肯定不是像圣经《福音书》中魔鬼进入猪的躯体那样在儿童到达青春期年龄时才进入他们躯体的。
孩子一生下就有了性本能和性；他是和这些东西一起降临到这个世界来的；它们经过一个重要的、可分作许多阶段的发展过程之后，便形成了我们所知道的正常的成人性欲。在孩子们身上观察这些性行为的表现也是毫不困难的；恰恰相反，倘若要对它们视而不见，或者要把它们解释成不存在，倒是需要一些真功夫的。
出于一个偶然的机遇，我现在可以就从你们中间找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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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证人来证实我的观点。此刻我手上正拿着桑福德。贝尔（Ｓａｎｆｏｒｄ
Ｂｅｌ）
医生写的一篇论文。
这篇文章一九○二年发表在《美国心理学杂志》上。作者是克拉克大学的一名研究员，而我们现在也正聚集在这所大学的讲演厅里。这篇文章题目是《两性爱情初探》。
它比我的《性学三论》（１９０５年）
早三年问世。作者在文章中说的话同我刚才告诉你们的内容完全吻合：“性爱情感……并不像人们一直认为的那样，是在青春期首次萌发的。”
他这篇文章的写法在我们欧洲通常被称作“美国格调”
，收集了历时十五年的不少于二千五百个积极的观察实例，其中有八百个是作者本人的观察。他认为这些产生爱恋之情的实例都是通过一定的迹象表现出来的。就这一问题他作了如下论述，“一旦观察到数以百计的男女儿童表现出这些迹象，任何一个不存偏见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把它们同性起源联系起来。倘若在这些观察上再加上那些在童年时代经历过程度显著的这种情感并且对童年时代的记忆较为情晰的人提供的自述，那么，即使是最苛求的人也应感到满足了。”
不过，会使你们中间不愿意相信幼儿性欲的那些人感到最惊讶的是，事实上，这些很早产生爱恋之情的儿童中有许许多多竟是才三、四岁或四、五岁的幼儿。
假如你们想要对你们这位亲密的邻居所做的观察比对我的观察寄予更大的信任，我是不会为此感到吃惊的。我自己最近也相当幸运，根据对一位患有焦虑症的五岁幼童的分析比较完整地了解到了儿童性生活早期阶段的肉体本能表现和精神产物。这次分析是由患者自己的父亲以正确的技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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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①。而且我可以提醒你们，仅仅几个小时前，就在这个讲演厅里，我的朋友卡尔。荣格博士向你们报告了对一个年龄更小的女孩的观察。这个女孩有一个同我的患者相似的沉淀性病因（一个弟弟的出生）
，这使人们可确凿地推断这个病例中存在着几乎相同的肉欲冲动、愿望和情绪。因此，我并不感到绝望，仍相信你们最终是会接受这个乍看颇为怪诞的幼儿性欲观念的。而且我愿意在此向你们介绍苏黎世精神病专家尤。布洛伊勒医生这个值得称道的例子。布洛伊勒不久前曾公开宣称他不能理解我的性欲理论，但是在那以后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完全肯定了幼儿的性欲的存在。
要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无论是医学研究者还是其它人）都对儿童性生活置若罔闻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他们在以文明生活为目的的教育的压力之下早已忘记了他们自己的幼儿期性的行为，并且不愿意再想起这些已经被压抑的记忆。
如果他们打算以自我分析开始探索，对自己的童年记忆进行修正和解析，他们就会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信念。
现在，我要请暂时抛开种种疑惑，同我一起从人生的最早阶段开始来考虑一下幼儿性欲的问题②。
我们发现，儿童的性本能是由一系列因素构成的，因此可以分解为来源不相同的许多部分。
最重要的是，它还没有同生殖功能发生联系，它要到后来才会承担起这一职责。它这时的任务是要获得各种
①《一个五岁男孩子的恐惧症分析》（１９０９年）。
②参见《性学三论》（１９０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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