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性道德之间的区别。在他看来，“自然的”性道德乃是一个种族为保持该种族健康的发展和旺盛的活力而对其成员施行的控制系统，而“文明的”性道德则意在激发人们更加辛勤、更加孜孜不倦地从事文化活动。他强调说，如果把人类的天性与他取得的文化成就相比较，就更容易认清这两种性道德之间的强烈对比。
为了说明艾伦费尔斯的这一重要想法，我想多少引用他在这方面的一篇论文①，同时也作为我对这一问题之看法的依据。
可以设想，当“文明的”性道德占压倒优势的时候，个人生命的健康发展与活动就可能受到损害。
而这种牺牲个人、伤害个人以照顾文明的倾向一旦超出了某一界限，必将反转过来，有害于原来的目的。艾伦费尔斯已经在他的论文中列举了一系列这类恶果。认为我们西方社会目前流行的性道德法规应对此负完全的责任。虽然他完全承认这种性道德在推动文明发展上的高度价值，但他最后仍然认定它需要加以改造。今日性道德的特征，是把往昔仅对妇女的那些要求扩大到男子的性生活中，并对夫妻之外的任何其他性生活加以禁止。虽则如此，但由于考虑到两性间在性需要方面的天然差
本文根据《弗洛伊德选集》第２卷（伦敦，弗拉德福出版社，１９４６年第C三版）译出。
① 本文首次发表在《性的问题》杂志上，为期刊《母亲保护》的新版。
１９０８年第４期。原著的名称是：《性道德、神经系统和内心生活的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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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２弗洛伊德文集
别，对男性在性方面的偶尔越轨并不苛责，这实际上等于承认男子在性道德上的双重标准。但是，一个允许双重道德标准存在的社会，便势必不能做到“热爱真理、诚实和人道”
，因而只能使其成员堕落到不顾真理、虚伪和自欺欺人的地步。
文明性道德的恶果实际上还不止如此，它鼓励一夫一妻制，却因而减小了“性择”的可能。既然在文明社会中生存竞争已因人道与卫生的考虑降至最低限度，那唯一能使种族品质得以改进（或发展）的因素，便剩下了“性择”。
①
关于性道德造成的种种恶果，这位医生（指艾伦费尔斯）漏掉了一种，我们下面就来讨论它的意义。这就是它加速了（或滋长了）现代人的神经质或紧张不安，这种现象在现今的社会状况下蔓延得尤为迅速。有时一个神经病患者会主动请求医生注意他自己的性情素质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对立，讯问这是否就是致病的根源。他会问这个医生说：“我们全家都变得精神失常了，我们总想使自己过得更好，也不管自己有没有能力达到。”
医生们也常常发现，神经病往往袭击这样一些人，他们的祖父原本生活在纯朴而健康的乡间，是那些粗犷而富有活力的种族的后代，然后骤然来到大城市并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于是乎想到培养自己的孩子，恨不能在短时间内就把他的文化造诣提高到最高水平。这一现象引起医生们的深思。但最有说服力的，是精神病专家们理直气壮地提出的证据，这些证据均证明，精神病人的日益增加与现代人的文明生活有关。
只要引述几个有名的观察者的看法，
①以上文字，是从艾伦费尔斯的论文中摘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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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与文明。文明的性道德９３２
我们便能清楚地看到这种说法的可靠性。
Ｗ。艾尔（Ｅｒｂ）说：“对于这一根本的问题，我们可以概括如下：是否由于以前所列举的种种造成神经质的原因在现代生活条件下有增无减，就应把责任归之于现代生活？对这样一个问题，只要你随意扫描一下现代生活的种种特征，就可以毫不迟疑地作出肯定的回答。
“只要看一看下列事实，事情便已经很清楚了：现代文明的每一次杰出成就，每一个领域的创造和发明，它在日益增加的竞争中所取得的每一进步，都只能以巨大的心智努力来换取和保持。在这种生存竞争中，对个人能力的要求大大提高了，个人只有将全部心智力量施展出来，才勉强应付这一要求。
与此同时，个人对享乐的欲求，也扩展到每个阶层。
暴发户们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奢侈生活（他们过去对这种生活根本不习惯）
，漠视宗教、不易满足和贪得无厌等现象扩展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和阶层。环绕全球的电话和电报网使通讯事业无止境地膨胀起来，商业和旅行方式得到全然改观，人们一天到晚都匆匆忙忙，生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人们夜晚旅行，白天做生意，即使假日的远足，人们的神经系统也得不到放松。严重的政治、工业和经济危机风起云涌，波及到前所未有的范围。人人都想过问政治。政治、宗教、社会斗争、党派利益、竞选活动，凡此种种，都使人思绪纷繁，永远得不到歇息，就连娱乐、休息和睡觉的时间也不得安宁。大城市的生活变得愈来愈纷繁紧张了。那衰竭的神经全靠强烈的刺激和纵情狂欢，才能振作一点，而每当这样做过之后，又变得更加衰竭和劳累。
即使是文学作品，也不再给人以享受，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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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２弗洛伊德文集
代文学所关心的都是一些最能引起争论和最能挑惹起各种激情的问题。它挑动肉感，促使人追求快乐，让人蔑视一切基本的道德准则和所有理想的需求。它描述病态行为，描述性心理变态者，把有关革命，反叛的种种古怪的问题塞到人们的脑子里。我们的耳朵也不清闲，各种嘈杂的音乐不时地震动着我们的耳膜。剧院的节目也使出浑身解数，以最为刺激的表现形式刺激着人们的感官。创造性艺术也发生了１８０度的大转折，开始偏向那些丑陋的，讨厌的和暗示性的东西，它抗拒现实，毫不迟疑地将生活中最丑陋的方面呈现于我们面前。
“这样一幅简略的图画已足以展示现代文化变迁中的种种危机，至于其细节部分，不用费多大的劲就可以想到。”
宾斯枉格①（ＢｉｎｓＷａｎｇｅｒ）说：“特别是神经衰弱症，它已被人们描述为一种最有代表性的现代病症。第一位对这种病作出总体描述的人是贝尔德（Ｂｅａｒｄ）
，他坚信自己发现的是一种只有在美国才能见到的新的神经疾患。这样一种假设当然是错误的。但是，既然这种病是由一个十分有经验的美国医生首先发现和提出的，这本身就足以表明它与现代生活方式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这里，那些放任不忌的欲情，对黄金和财产的追求，以及技术领域的巨大发展，已使人们的交流打破了空间与时间的限制。“
冯。克拉夫特。伊宾（ＶｏｎＫｒａｆｔ—Ｅｂｉｎｇ）
说：“今天，在无数文明人的生活方式中充满了种种不合卫生的因素，这些
①见其《神经衰弱症的病理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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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的因素最直接和最严重地作用于大脑，无怪乎精神病患者会可悲地增加。仅仅用了十年时间，文明人在政治、社会，尤其是商业、工业和农业等方面的状况已大大改变，这种改变突然间改善了人们的职业生活、公民权利和财产收入，但却牺牲了自己神经系统的健康，因为这些东西的取得必然增加了他们家庭和社会方面的需要，而这就要付出更大的精力，而这些精力的耗损是无论如何也恢复不了的。“
对上述言论以及其他一些零星的论述，我需要在此作出自己的评论，这倒不是因为它们是错误的，而是因为它们尚未详尽地描述这种神经质的具体状况，而且遗漏了对它的最重要的病因的解释。如果我们越过这种不太确定的“神经质形式”
，而考察神经病患者的具体表现，文化的有害影响便不难集中于一点上，这就是在文明社会中那占压倒优势的性道德对文明人（或文明阶级）的性生活施行了不恰当压制的结果。
对上述观点的证明，我已在一系列技术性论文中作了详细叙述，这儿不再加以重复。当然，我研究中得到的那些最重要的论据，在这儿仍然要提到。
临床的观察，使我们区分出两种精神疾患，一种是真正的神经（机能）病，另一种是心理症（或精神病）。前一种病症，不管是身体的还是心智上的症状，看上去都具有中毒的症候。这就是说，这种症候是由某种神经毒素的过剩或缺乏所引起的。这样的神经症统称为“神经衰弱症”
，其发病原因不能从遗传方面的因素查到，大多数是因性生活失调而造成的恶果。
这种病发病形式与毒性性质之间的确有着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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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半情况下，仅凭对这种病的临床症状的观察，就可以测知其性生活是如何失调的。反过来说，我们在前面所引证的关于文明造成的种种有害影响，在刚才提到的神经疾患中却见不到蛛丝马迹。因此，我们大体上可以这样说，造成这种真正的神经性疾病的原因，主要是性方面的因素。
至于心理症，其遗传因素似乎较为明显，但真正病因并不太清楚。然而，有种奇特的研究方法，即精神分析法，却使我们认识到，这些疾患的症状（歇斯底里，强迫心理症）
均是心因性的（心理性的）
，来自潜意识（压抑了的）活动中各种观念化情结的作用。这种方法还告诉我们，这些情结从广义上说来，的确有着性的内容或意味。它们源自人的未满足的性的需要，代表着一种使人满足的替代性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把一切伤害性生活、压制性活动、改变性对象的因素，统统视为造成心理症的病理成因。
我们在理论上把毒性的与心因性神经疾患区分开来，是有一定的价值的，这种价值决不会因为在多数患者身上能同时观察到上述两种病因而减少多少。
每一个同意我的观点，认而把性生活的不满足当作神经疾患的成因的人，都会同意我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论述，即在一个更广的范围内讨论为什么现代生活中神经疾患会增加的问题。
一般说来，我们的文明乃是建基于对本能的压制上的。
每一个人都要作出一部分牺牲——他人格中的支配欲、好胜心、侵略性以及报复心等等倾向。从这种牺牲中积累起文明的素材和精神财富，供公众所有。促使个人作出这种牺牲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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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家庭的情感（连同它的性的根源）大大超出了或凌驾于生存竞争之上的结果。在文明的进展中，这种放弃是循序进行的，并且一步步被宗教神圣化了。个人牺牲其本能的满足，将之奉献于神明，由此而得到的公众利益则被宣布为“神圣的”。
那些因为本能冲动十分强烈，最终压抑不住的人，便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变成一个罪犯，除非他的显赫的社会地位或出众的才华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或英雄。
性本能，或者更确切地说，性的各种本能（心理分析的研究告诉我们，性本能中包括许许多多种冲动）
，在人身上要比绝大多数动物身上强大的多，持续的也更长久，它已经完全逾越了动物的那种周期性限制。它的绝大多数精力都供“文化活动”
作用，这一点主要取决于它具有的一种典型特征——不管目的如何改变，其强度却仍然保持下来。对这样一种转换能力（即把原本的“性目的”转变为一种与性目的有心理关系的“非性目的”的能力）
，我们称之为升华作用。这种转移作用，当然大大有利于文明。但性本能又有与此种转移作用相对抗的一面，这就是它的那种顽强的固置倾向，这种倾向使得它宁可退化，宁可变态，也不愿意因受到阻止而改道。既然性本能的原始力量有可能因人而异，升华作用的能力也就人各不同。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到底有多少性欲升华而作他用，恐怕早已由其体质和遗传因素决定了。
此外，环境的力量和知识对心理官能的影响，也可以使本能升华得更多一些。然而，正如发动机器时热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化为动力一样，本能中能转移（或升华）的成分也不能无限制地增加，不管作出多大努力也是如此。要想使其它绝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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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本能顺畅和谐，某种程度的性的直接满足仍然是完全必要的；反过来，这一需要的任何挫折，都将伤害个人的生活能力，带来无限的痛苦，甚至使之成为病态的。
假如我们想到，在人类发展的早期，性本能并不是仅仅为了生育，而是为了得到某种快感，我们便能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去观察这个问题，在婴儿期里，人在达到快乐的目的因而得到满足时，这种满足感并不仅仅来自性器官，而且还来自身体其他部分的快感区，所以儿童常有一种执着于这样一些容易取得快感的区域，而不顾身外其他目标。我们称这一期为自体享乐期，认为从事儿童培育的任务就是限定这一时期，因为如果它延续过久，就会使性本能在以后愈发不好控制，甚至变得一无用处。随着性本能的发展，它会从自体享乐走向“对象爱”
；从各个快乐区的独立感受发展到附属于性器官快感之下的次要感受。直到此时，快感方与生育直接挂钩。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那种在自体之内引发起的性兴奋的方式被压抑了。因为它们与生育功能无多大关系，在适宜时，它们就被升华掉了。这就是说，文化发展的动力，绝大部分是靠对性兴奋中所谓的“错乱”成分的压抑获取的。
与性本能的发展过程相对应，整个文化的发展过程也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在第一期里，种种不导致生育的性行为，能够自由自在地进行。在第二期里，除了能导致生育的那一种性行为之外，其他各种全部被压制。在第三期中，只有“合法的”生育，才能作为性的目标。我们目前所流行的“性道德”
，便是第三文化期的代表。
在所设想的这三个时期中，如果我们以第二期为性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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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我们就必须承认，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天性的关系，仍然不能适应这样的要求。在所有的人中，还没有一个人能把上面所说的性欲的整个发展过程（从自体享乐到对象之爱，再到性器官的结合）全部地和准确地完成过。这就是说，任何的性欲发展都会受到干扰和阻碍。这样的障碍，必将导致两种有害的结果，或者说，与正常的或文明的性爱相背悖的两种偏离方式，这两种方式之间的关系有如一枚钱币的正面和负面（在这里，还不包括那些性本能极其强烈、因而无法控制的人）。
第一种是种种不同的性反常者，他们的性欲往往被固置于婴儿期那种原始的性满足方式，因而妨碍了主要的生育功能的确立。第二种是同性恋者（或性颠倒者）
，由于一种尚无法理解的原因，他们的性对象竟不是异性，既然正常的发展总是受到干扰和阻碍，为什么这两种性变态的人并不像预计的那样多呢？原来，性本能的发展并不是那么死板的，它有一种极为复杂的自我调节能力，即使性本能中的一种、两种或更多的成分在发展过程中受到阻碍，未得到发展，性生活也会以其他各种形式表现出来。那些天生的性颠倒者（或同性恋者）往往因为其性冲动能成功地升华为“文明的”东西而成为杰出的人物。
当然，假如性反常与同性恋更为强烈，以至占据了性欲的全部，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使这种人受到社会的排斥，得不到任何幸福和快乐。所以即使第二期的文化要求，也会使相当一部分人遭受苦难和不幸。这样一批自然禀赋异于常人的人，其命运如何，还要看其性冲动客观上说是强还是弱。
幸好多数性反常者性冲动并不那么强，所以能成功地压制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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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常倾向，不至于与这一阶段上的文明性道德发生正面冲突。
然而可想而知的是，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他们的成就也不过如此。
因为在压制其性本能中，他们的精力已全部耗尽，因而不能对文明有所建树，这些人的心智固然发育不良，外部举动也十分粗鲁。我们将要说到的那些在文化发展的第三期中实施禁欲的人（不管是男是女）
，同样也会落到如此下场。
如果一个人性本能十分强烈，然而却是颠倒的，那就会导致两种可能的后果，第一种十分明显，勿需多说。这种人会无视当前社会文化中流行的道德准则，即使受到制止，其性颠倒也会一直坚持到底。第二种就有趣得多了。由于教育和社会要求造成的压力，这种颠倒的性冲动的确受到了压制，但这种压制并非真正的压制，因此，我们最好还是称其为一种流了产的压制。
在这里，抑制后的性冲动不再直接呈现——单就这一点，抑制还是成功的——却以其他方式来表达，结果同样有害于他本人。既然他本人对社会仍然不会有多大用处，这与不压制时并没有多大区别。因此，这其实是一种失败，从长远观点来说，它完全抵销了压制成功所带来的那点好外。在性本能遭受压制之后继而形成的这种替代现象，便是我们常说的心理症。
心理症患者是一群天生的造反者，“文化要求”对他们本能的压制能取得表面的成功，而且一天天变得不起作用。对于这些人来说，只有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勉强符合文明生活的需求。
代价的付出又造成内心的空虚，因而绝大部分时间都遭受病魔的煎熬。我常常把这种心理症称为性反常的“消极面”
，这是因为，在心理症患者中，性反常倾向虽然已被压抑，却又从心灵的潜意识中部分地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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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种潜抑了的倾向与明显的性反常表现其实是相同的东西。
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假如超出了一定的限度，他们的禀赋便难以与文化的要求相一致或谐调。
因此，凡是那些苛求自己，为自己订下更高的标准，以至超出了其本性所允许的限度的人，都必将沦为心理症患者。如果他们能容忍一些自己的“不完美”
，日子就会好过的多。观察同一个家庭内各个成员的心理状态，我们常可以得到一个清晰的印象，觉得性反常与心理症只不过是同一种现象的正负两面（或积极的和消极的）。我们看到，在同一家庭中，男孩子如果是性反常者，他的姊妹则因为女人性本能生来就软弱一些，所以多半会成为心理症患者——然而她的症状却常常表现出一种与她那性冲动较强的兄弟相同的倾向。所以在许多家庭里，男子是健康的，然而从社会的观点来看，他们又是不顾廉耻的道德败类，女孩子倒是看上去严正拘谨，不越雷池一步，但却十分神经质。文化往往要求生活于同一个社会中的人在性生活中奉行同样的行为模式，这原是不公平的，因为这种行为模式如果适合某些人的天性，他们奉行起来就不太困难，但对另外一些人说来也许就十分不适合。
要奉行它，就要在精神上付出很大的牺牲。不过实际发生的情况常常与此有出人，由于人们常常无视这种道德戒律，所以这种不公正的情形较少出现。
以上所说的种种情形，都局限于第二文化发展期，在这一时期内任何所谓反常的性行为都被禁止，但正常的“性交”却可以随心所欲。我们发现，即使在这一点上划分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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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与性禁止的界限，仍有许多人被斥之为性反常，另一些人虽拼命地挣脱这种反常倾向，最终又免不了成为心理症患者。
这样我们便不难预测，如果性自由受到进一步限制，使文化要求的性道德标准提高到第三文化期，以至将正式夫妻以外的任何性行为都加以制止，情形又将如何？
在这种情况下，因性冲动比较强大，而站出来公开反抗的人的人数会急剧增加。
同样，那些性力较弱，不得不在文化和他们自身反叛天性的双重压力之下苦苦挣扎，最后逃避于心理症的人数，也会增加不少。
这样一来，就有三个问题需要作出回答。这就是：一、第三文化期的性道德方面的要求，会使个人承担什么样的重负？
二、在禁绝其他种种性行为之后，那唯一合法的性生活带来的满足，能否提供足够的补偿？
三、是否因为这种禁欲危害了个人，才因而对文化有益？
要对第一个问题作出回答，就不可避免地触及下面一个已引起广泛争论的问题，即禁欲问题，在文明的第三发展期，要求男女在婚前都得禁欲；而那些不曾结婚者，则只好独处终身。各方面的权威人士均认为，禁欲并没有坏处，而且不难做到，连医生们也都支持这种看法。但是，要想控制像性本能这样强烈的冲动，恐怕把一个人所有精力都耗尽，也难以办到，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经由升华作用，使自己的性力离开性对象，转而投入更高级的文化活动，当然，这种转移只能在他们一生中断断续续地出现。对于那些性欲似火的年轻人来说，做到这一点就更是难上加难。
至于其它的人，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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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是犯罪，要么是陷入心理症。经验证明，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天性不适合禁欲。那些即使在中等程度的性限制下也要进入病态的人，在当代文明的性道德的压力之下，无疑会病得更早，也更严重。我们都知道，如果正常的性生活因为先天不足或发展过程中受到干扰破坏而受到威胁，最好的补救办法莫过于性满足本身。陷入心理症的倾向愈大，禁欲就愈不可原谅。因为构成性欲的各种冲动被阻碍得越多，就越是不易加以准确地控制。但是，即使那些受得了第二文化期对性所作的那种特殊道德限制的人，也会在进入第三文化期之后陷入心理症。因为性满足的机会愈少，它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就愈增加，受挫折的原欲随时都在寻找发泄的出路。由替代的对象求得病态的满足，由此而形成病状。每一个深知造成心理病症的条件的人都相信，当代社会中心理病患者的人数之所以大增，完全是因为当今社会对性本能的种种限制更趋严格的结果。
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问题，即合法结婚之后的性交能否对婚前性生活受到的限制作出足够的补偿？
大量材料显示，对此问题只能作出否定的回答。对于这些材料，我们只能在此作一简单的介绍。我们必须时时记住，即使是夫妻间的性行为，也要受到现代文明的性道德的限制和干涉。
一般而言，它仅许可夫妻之间以少数几种能导致生育的动作来寻求满足，因为这样一个缘故，婚后美满的性交只能维持几年时间，其间当然还要扣除因女方身体不适（如月经）而不得不加以节制的时间。经过这三四或五年美满期之后，这种婚姻便不再能够满足性的需要，因为夫妻要为节育而苦恼，这就伤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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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感的愉悦，减少了男女双方的微妙之美感感受，甚至成为直接引起病症的根源。对性交后果的焦虑，首先是损害了男女双方在抚爱时的美好身体感受，慢慢地，那种在开始的强烈感情之后形成的精神上和感情上的柔情蜜意，也将随着前者的消失而消失。随着精神上的失望和肉体快感的减少（这是多数婚姻注定的下场）
，夫妻双方才开始发现，他们竟然陷入一种比婚前还惨的境地，因为这时连婚前那些美好的幻觉也没有了。没有别的办法，他们只能竭力克制自己，杜渐防微，严防本能的泛滥。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个成年男子的自制会有多大成功的把握。经验证明，即使受到性道德的严格限制，他也要充分利用剩下的那一点自由，去偷情做爱，虽然这种偷情惊险而又紧张，这种向男人作出让步的“双重”
道德法则，等于直截了当地承认了，连这个社会本身也不相信，它要求其成员们务必遵守的信条是他们能够做到的。经验还证明，身为女人，她们这些作为种族繁衍的保护神和“爱情至上”的相信者，其升华能力是相当有限的。吃奶的孩子可以作为其性对象的替代者，但孩子一经长大，便又重新失去这种快乐。在对婚姻生活极其失望的情况下，妇女们难免陷入严重持久的心理病症，终生都被这种病折磨。因此，当今文化标准的婚姻，早已不再是女性心理症患者的万灵妙药了。
虽然我们身为医师仍劝女孩们结婚，但我们深深懂得，只有那些相当健康的女孩，才能忍受得了现代的婚姻。如果有些男人向我们征求意见，我们一定会劝他不要去娶一个曾经患过心理症的女子为妻。婚后的偷情有可能治愈这种随婚姻而来的心理症。一个妻子，她幼时的家教愈严，就愈不愿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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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化的要求，对这种偷情的解脱方式也就愈害怕。在受到本身情欲和责任感的双重夹击下，她只好再次逃到心理症症状中，因为再没有比疾病更能保护其美德和更能抵抗情欲的诱惑了。我们发现，文明社会中年轻人在忍受情欲煎熬时所梦想的婚后生活，在几年之后便再也不能满足性欲的需要。
毫无疑问，它绝不能补偿早先禁欲的痛苦。
关于第三个问题，即使那些承认文明性道德会造成种种危害的人，也会这样回答：性欲为整个社会带来的好处，可能会远远超过它带来的危害，因为这种道德所危害的，毕竟是为数很少的个别人。我个人则觉得，我们很难精确地估计得与失之间究竟孰多孰少，但是对于这种文明性道德所带来的损失，我愿意在此作更详尽的论述，以引起人们的关注。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禁欲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前面已多少提到一些。我认为，禁欲除了引起心理症之外，还会造成其它种种危害，何况就连心理症本身的严重性，我们也没有充分认识到。
致力于延缓青年人的性发展和性活动，似乎已成为今日教育和文化的目的，这件事初看起来似乎并无多大害处。当我们想到当今受教育的年轻人一般很迟才能独立谋生的事实时，延迟其性活动自然也就很必要了。
人们偶尔会被提醒说，在我们生活的社会文明中，各种文明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要想改变其中一种制度，就要牵动其它所有制度，而这又谈何容易！所以有些制度是不能更改的。但是让一个青年男子过了二十多岁仍然禁欲，就再也谈不上有什么益处了。即使他不陷入心理症，也会染上其它毛病。的确，压抑了这种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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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性本能倾向会使一个人的兴趣投向审美的和伦理的方面，结果会使一个人的性格“坚强”起来。这种情况在某些生性特殊的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我们大体可以接受这样一种观点：人与人之间的性格之所以强弱悬殊，大抵与他们压抑性冲动的程度有关。然而在大多数人当中，要压抑性冲动，就得倾尽全力，这又多半发生在一个年轻人需要倾尽全力去取得物质享受和社会地位的时候。当然，究竟一个人的精力有多少用在性的追求上，才能在“升华”方面更出色一些，这要因人而定，而且与人们所做的职业有直接的关系。禁欲的艺术家简直就不可想象，而禁欲的年轻知识分子却不在少数，青年知识分子往往因禁欲而更专注于其工作，而艺术家则需要性经验的强烈刺激和激荡才能有所创作。我的总体印象是，禁欲不可能造就强大、自负和勇于行动的人，更不能造就天才的思想家和大无畏的开拓者及改革者。通常情况下它只能造就一些“善良的”弱者，他们日后总归要淹没在俗众里，非常痛苦地跟在那些具有坚强性格的开创者后面跑。
努力禁欲的结果，反而会使性本能特有的执拗性和反抗性充分展示出来。文明教育所要求的，只不过是在婚前的暂时压制，为的是使它在日后得到自由地发泄，以达到生育繁衍的目的。有些极端的例子，他们比一般人的性欲压制要成功得多，但是这种人往往会走得太远，结果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恶果：一旦性冲动得以自由，却又不知怎样去发挥，最后成为永久性的损伤。正因为这个缘故，那些在年轻时施行彻底禁欲的男子，将来必定不会是个好丈夫。女人们模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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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这一点，所以在追求她的男人中，反而挑上那些已在别的女人身上证明具有男子气概的人。在女人方面，婚前严格的禁欲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危害。我们的教育总是倾尽全力压制未婚女子的性欲，为此而制定出十分严格的律令，它不仅禁止她们性交，抬高那些能保持性的贞操的人，而且还竭力保护她们不受性的诱惑，使她们对日后在性方面注定要起的作用一无所知，绝不容许那不能导向婚姻的爱情冲动。其结果是，当她的父母亲有一天突然宣布她可以恋爱时，她仍无足够的心理准备，糊里糊涂进入婚姻生活，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爱情的归宿。这种对爱欲功能的人为压抑，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她既不能对丈夫作出爱情的回报，丈夫多年来一直幻想着的爱情生活的美好风光也就不多出现，这不能不使他大失所望。在这种情况下，该女人在精神上仍然维系于自己的双亲，慑服于他们的权威，因为多年来她的性欲一直是在这种权威的压制下而不得抒发的。在肉体上必然表现为性冷感，致使她的丈夫从做爱中得不到太大的乐趣。我不知道在那些文明尚未开化的地区是否也有这种性冷感的女人，我想这是可能的。但不管怎样，每一种性冷感的病例都是直接由她所受的教育所造成的。
这样的女人由于不知性的乐趣，以后也就不愿忍受怀孕的痛苦，完成生儿育女的使命。这就是说，婚前的教养其实已经对结婚的目的产生了威胁。多年之后，由于妻子那曾被遏制的性欲被渐渐纠正，女人一生中性欲最旺盛的时期到来了，久被埋藏的爱情力量被唤醒了，但与此同时，由于她与自己丈夫长期闹别扭，那种甜蜜的受情关系已不可能再出现了。由于她从前屈服于传统，如今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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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路可供选择，这就是：性的饥渴难忍、不忠（偷情）或心理症。
人类在处理性问题时的行为模式，往往具体而细微地反映出他对生活其它方面的反应和态度。一个人如能锲而不舍地爱一个人，我们便不难相信他在追求别的目的时也一样会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不管因何理由而禁绝性本能的满足，他在生活的其它方面也难免和气谦让，唯唯诺诺，永远不会去积极地争取。从一个人的性生活中可以看出他对人生其它方面的态度，这一点在女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女人虽然渴望获得有关性的知识，但她们的教养却不允许她们去了解，觉得这种好奇心不是淑女应当具有的，谁要往这方面想，就是其道德将要堕落的征兆。如此一来，她们对任何心智问题的探索，都变得胆怯起来，连那些一般的知识，在她们眼里也渐渐无足轻重了。这种思想的禁锢会通过两种方式从性领域向其它领域扩展。
一种是不可避免的自由联想，另一种是“自动化”或“潜移默化”——这就像某些宗教禁忌在人类群体中的自动生效，或是对那些与某种信仰不相符合的思想的自动禁止。
莫比尤斯（Ｍｏｅｂｉｕｓ）曾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决定男女思想活动与性的行为之差异的是生物学因素，女性生理上的特征，是其思维能力低下的主要原因。这种说法已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我当然也不赞成。相反地，我认为许多女人的智力之所以低下，乃是由于她们思考能力的发展在性压抑过程中受到禁锢的原故。
在讨论禁欲这个问题时，我们一直未来得及去仔细区分它的两种不同类型，即禁止一切性活动的禁欲和仅仅禁止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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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性交活动的禁欲。许多人自吹能轻易地禁欲，揭穿其事实真相，我们便发现他们的禁欲原来是靠手淫或其它类似儿童早期自淫的方式来维持的。这样一种性满足的替代方式，既然是性生活向婴儿期的回返和退化，便难免会诱发种种心理症或精神病。此外，手淫与文明的性道德的要求简直是水火不相容的，所以它终究会驱迫年轻人与教育的理想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同他们本想通过禁欲所要逃避的冲突完全相似。再者，这样一种纵欲方法还从多方面损坏了人格。第一，这种在性方面的态度反映了他对生活其它方面的态度，迫使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喜欢走捷径，幻想不经过斗争和痛苦便能取得重大成就。第二，伴随这种行为而来的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往往使他对性对象的选择标准大大提高，以至于在现实世界里再也找不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女孩。幽默作家克劳期（Ｋ。
Ｋｒａｕｓ）在一本维也纳发行的刊物《火炬》中，曾以一种看似自相矛盾的方式表达过这一事实：“同手淫比较起来，性交只不过是一种不太完善的代替品罢了！”
文明制度所要求的严格标准，以及人们竭尽全力而要达到的禁欲，二者合在一起，本想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把避免两性性器官的结合作为禁欲的焦点。与此同时，又鼓励其它形式的性活动。这种作法预计导致下面两种结果，其可能性各占一半。第一，由于正常的性交方式因强调服从道德而被禁止，那些两性之间所谓反常性交形式，即以身体的其它部位来代替性交的方式，便应运而生，风行于社会。这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就是：我们基于卫生的考虑，害怕性病的传染。但我们决不可将这种现象等闲视之，认为它无多大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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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２弗洛伊德文集
处，只是正常性交活动中的一种口味变换。
实际上则不然，从伦理上说，这是应当受到谴责的，因为它败坏了二人之间的爱情关系，使一桩严肃的事情沦落为无足轻重的小事，既无需为它去冒险，也不需在心智上煞费功夫。第二，正常性生活受到阻止之后可能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同性恋的日渐普遍。除了那些天生有同性恋倾向或是因幼年环境的影响而染上这种毛病的人之外，大多数同性恋者都是在成年之后因为原欲的主流受阻，才不得不进入同性恋这个支流中去的。
坚持禁欲所造成的所有无可挽回的不良后果差不多都指向这样一件事：它们摧毁了一切可以导向婚姻的准备条件，而婚姻在文明的性道德看来，却是所有性倾向的唯一目的。由于手淫或其它反常的性经验，不少男人的原欲已习惯于种种反常的满足方式，所以一旦结婚，便很不自在，性能力也得不到像样的发挥。至于那些只能以反常的手段保持其童贞的女人，面对婚后正常的性交方式，就只有性冷感，婚姻一开始双方便不能热烈相爱，一旦瓦解起来比什么都快。一次强烈的性经验本可以克服女人因教育不当而造成的性冷感倾向，却恰恰碰上男人的性能力也不强，不能使对方感到满足，致使她的性冷感只好继续下去。这样的夫妻比正常人更难以适应避孕操作，因为男方的性能力相当衰弱，再也不能忍受避孕工具的束缚。处在这样的窘境里，性交的愉快不但全然失去，而且变成一切问题的根源，于是只好放弃，婚姻的精华部分也就随之以亡。
我提请所有这方面的专家注意，我在这里并没有夸大其词，我所描述的这一切，都是明眼人一看便知的。一般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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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相信，在那些受文明性道德制约的夫妻当中，保持正常性能力的男人少到什么地步，患性冷感的女人又多到什么地步；他们也很难想到，夫妻之间为了维持这种婚姻，要付出多大代价，他们从这种婚姻中得到的东西又少得多么可怜。可以说，他们根本就得不到曾经热切期望的那种幸福。我早已证明过，心理症乃是逃避这种恶果的最理想的避难所。在这里我还要进一步指出，这种婚姻不仅危及夫妻双方，还要危及他们唯一的（或几个）孩子。初看之下，我们会觉得孩子的病态是父母遗传下来的，但进一步的观察却证明，儿童期的强烈印象才是决定性的因素。这种神经质的母亲即与丈夫不合，便显得对孩子备加关心和爱护。她已经把自己爱的需要转移到孩子身上，这就必然会过早地唤醒儿童的性感受。总之，父母间的不良关系会刺激孩子的情感生活，使他在婴儿时期就体验到强烈的爱、恨和嫉妒等感情。但这样的家庭对孩子的教育通常又极严格，使他们那早熟的性欲无法得到表现，这等于是在正常的压抑力量中又添加了一层。由这种压力所造成的冲突中包含了一切条件，足够使他一生都受心理症的煎熬了。
在此我想重申本文开头时的一些主张，这就是：人们在看待心理症时，常常低估它的严重后果。我这样说，倒不是指人们常见的那些现象：一个人不幸患了心理症，其亲友们并不真地认为他有病；他去求医，医生们最多给他一些空头的安慰，如劝他作几个礼拜的冷水浴和几个月的安心静养之类。这些只不过是门外汉和无知的医生的看法，他们的发言除了给患者以短暂的安慰外，就没有其它任何意义。
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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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２弗洛伊德文集
一个长期患心理症的人，即使没有完全瘫痪，也要使他终身背上沉重的十字架，同患肺结核或心脏病一样的悲惨。这样一来，心理症就使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形同废人，另一部分患者虽然症状较轻，精神上也总是时时受着痛苦的煎熬。如果情况仅仅如此，这种损失还是可以计算的。但我必须提醒诸位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不管这种病发生在多少人身上，也不管它传播得多广，最终都会有害于社会，使它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一来，社会苦心压抑那些它认为极其有害的精神力量，到头来仍然为这些力量所害，社会推崇的道德法规使个人付出牺牲，但它自己又得不到任何好处——一个充斥大量心理症患者的社会，的的确确是没有什么好处可言的。
对此我们可以举一些常见的例子来证明。一个女人本来就不爱她的丈夫（因为无论从结婚时性生活的情况和婚后生活的经验，她都没有理由去爱他）
，但又非得热切地爱他不可，因为只有这样才是理想的婚姻，才不至于违背她所身受的教育。
这样一来，她就会想方设法去压抑自己的真实感情的表达，违背自己热切追求的目标，不惜牺牲一切去做一个温柔、体贴和顺从的妻子，这种自我压抑，最终只能导致心理症的发作。
心理症反过来只会去加重丈夫的负担。对于丈夫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报复，他得到的是无限麻烦，而不是满足和乐趣，这比妻子公开坦白自己不爱他还要痛苦得多。这样一个例子充分说明了一个心理症患者会造成什么后果。
除了性冲动之外，社会所要压制的其它一些有害的冲动也常常不能得到应有的补偿。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粗暴的天性极力压制，就可以变得过分地“慈悲”。但要达到这样一个结果，他就得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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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与文明。文明的性道德９５２
出相当大的精力，这种付出可能大大超出了他所能得到的，具体说，他因此而做的善事，还不如他没有压制自己天性之前做的多。
必须指出，在任何一个民族里，这种对性活动的限制都会大大增加人们对生存的焦虑感和死亡的惧怕感，这样一种心理状态既干扰人们享受生活乐趣的能力，又摧毁了他的冒险精神和不惧一死的勇气——这两种后果都促使人们不愿再生育后代，而这种不能繁衍子孙的个人或民族，久而久之就要消亡。我们不禁要问：这种文明的性道德究竟是否值得我们去为之牺牲？特别是当我们还不愿完全放弃享乐主义的人生观，认为促进个人幸福乃是文化发展之目的的一个组成部分时，我们的这个疑惑就会有增无减。作为一个医生，我无权设计一个改革的方案，但是当我参考艾伦费尔斯先生的意见，将文明性道德带来的恶果一一列举出来，并指出它与文明人神经质增加之间的关系时，我已尽了自己的本分。我所作出的补充和进一步解释意在使人们认识到，对这一性道德实行改革，已经是一个相当急迫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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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纲要
刘福堂 姚锦清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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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精神及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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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精神器官
精神分析学提出一个基本设想，讨论这个设想必须运用哲学思想，但证实这个设想却只要看这个设想所产生的结果如何。我们都知道我们称之为精神（Ｐｓｙｃｈｅ）或精神生活（ＭｅｎｔａｌＬｉｆｅ）
的两个方面：第一，它的机体组织和活动场所，即大脑（或神经系统）
；第二，我们的意识活动，即最直接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任何描述都不能作出进一步解释的。介于这二者之间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未知的，这些材料中也不包含我们的知识的这两个终极之间的任何直接联系。即使这种联系确实存在，它也至多只能提供思维过程的一个确切的定域，不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些思维过程的了解。
我们的两个前提就从我们的认识的结尾或开端出发。第一个前提和定域有关。
我们假定精神生活是某个器官的功能，我们把这种器官的特征描绘为具有空间的伸展性，并且是由几部分组成的——也就是说，我们把它想象成类似望远镜或显微镜之类的东西。尽管在这之前已经有人朝着同样方向作过一些尝试，然而对这样一种观念进行不懈的探究却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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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前所未有的事情。
通过研究人类的个体的发展，我们已获得了对这种精神器官的认识。我们把这些精神区域或精神媒介中最原始的本能称作“本我”
（ｉｄ）。
它含有一切遗传东西，一切与生俱来的东西，一切人体结构中内在的东西——因此首先就是来自躯体组织，并且第一次以我们未知的形式（即“本我”）发现一种精神的表达方式的本能①。
在我们周围的客观现实世界的影响下，“本我”
的某一部分经历了特殊的发展。从本来是具有接受刺激的器官同时又排列成能起到抵抗刺激的防护作用的外皮层产生出了一种特殊的机体，从此它就充当了“本我”和客观世界之间的调解人，我们把精神的这一区域叫做“自我”
（Ｅｇｏ）。
“自我”
的主要特征如下。
由于意识感知与肌体活动之间预定的联系，“自我”能在自身的支配下发挥能动作用。对于外部事物，它是通过以下方式履行这一使命的——对刺激产生意识，贮存有关刺激的经验（在记忆中）
，防止过于强烈的刺激（通过逃避）
，处理适度的刺激（通过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