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在这里要了解一下当时中国的情况以及与外部世界进行经济文
化交流的历史。
明朝自英宗（朱祁镇.. 1436—1449年）以后，开始由盛转衰，社会矛盾逐
渐尖锐化。这一时期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激烈。官场贪污成风，
吏治更趋腐败。正统以后，宦官开始插手政治，干预司法、军政，甚至发展
杀戮朝臣、废立皇帝。到明神宗时，明代宦官专权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宦
官专权的结果，使明代的政治更加黑暗，人民的苦难加深，阶级矛盾进一步
激化。
明中叶以后，土地越来越高度集中，官僚和缙绅、皇族及勋贵等通过各
种手段大肆地兼并土地，农民则赋税负担日益加重，沉重的赋役使大批失去
土地的农民不得不离乡背井，流民几乎遍布全国。
自明中叶以后，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高度发展，全国各地农民不断地
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逃亡到抗赋抗役，从“盗矿”到武装反抗“矿禁”、
“封山”，从抗租到武装“踞田夺地”，斗争形式多样，规模越来越大。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地主阶级当权派中已有人意识到再也不能因循苟且
下去了。他们呼吁作某些改革，以维持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样，在万历年间，
张居正发起了社会改革运动。但是，由于张居正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和
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解决政府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巩固明朝的统治。所
以农民的赋役负担并没有得到减轻。而且由于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大官僚
大地主一些眼前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强烈的反对。1582年（万历.. 10年）
张居正病死后，他们立即群起攻讦，抄没了张居正的家产。改革措施逐渐被
破坏，明朝的社会危机也随之愈来愈严重了。
从.. 14世纪末到.. 16世纪初，也就是明朝初期与中期时，中西方人员往来
和文化交流一度比较沉寂。可是这段时间双方都在经历着重大的历史变化，
待到.. 16世纪中期再度恢复接触时，形势就和200年前的元朝大不相同了。就
中国而言，蒙古的统治已由汉族的明朝取代，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更大的重视
与恢复，中国文化界和外人的接触不再存在以前的民族壁障。就意大利与欧
洲而言，这两百年正是文艺复兴由萌生而繁荣之时，西方已有较高文化水平，
不但在吸收和恢复古典文化方面有了青出于蓝的成就，而且在科学发展方面
已开始形成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这就比起中国来前进了一大步。这两方面
的变化，当然会为新恢复的中意文化交流促成丰硕的成果，特别是我国明朝
时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社会发展阶段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相仿，正需要
提高我们自己的科学文化。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走向近代社会的发展并
不顺利，日后终于形成中国落后的局面，然而这些新的发展情况却为明末清
初的中意文化交流添了异彩。
提高我们自己的科学文化。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走向近代社会的发展并
不顺利，日后终于形成中国落后的局面，然而这些新的发展情况却为明末清
初的中意文化交流添了异彩。
西方传教士来华，是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16世纪，西方历史上掀
起了大规模的宗教改革运动。为了对抗宗教改革，罗马天主教发动了一场反
改革运动。1534年成立的耶稣会，就是反对宗教改革的中坚，后来又是远东
传教士的主要派遣者。自从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殖民主义者相继东来。当时，
传教士与商人是相辅而行的。最早派人东来的葡萄牙，在罗马教皇支持下，
实行一种派遣传教士随着船队航行的制度。对中国，他们最初也想采用在非
洲和亚洲一些地区曾行之有效的方法，一手拿《圣经》，一手握剑打进中国。
从
16世纪开始，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
殖民者相继来到东方，抢占殖民地，开始了对中国的掠夺和侵略，遭到中国
人民的坚决抵抗。
1511年（正德
6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满刺加（今马六甲）后，随即
到中国沿海骚扰，剽劫行旅，抄掠人口，贩运违禁物品。1517年（正德
12
年）9月，葡萄牙舰队炮轰广州。对于这种海盗行为，中国军民给予了有力
的回击。1521年（正德
16年），明军在广州附近的屯门岛驱逐了葡萄牙殖
民者。随后，又在广东新会县的西草湾打退了葡萄牙殖民者，并缴获了它的
佛郎机大炮。由于中国军民的有力抵抗，葡萄牙殖民者用武力在中国沿海建
立侵略据点的企图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葡萄牙海盗商人在广东失败后，窜犯浙江、福建，侵占宁波的双屿、漳
州的月港和泉州的浯屿，继续在沿海地方骚扰，先后被中国军民击败。1553
年（嘉靖
32年），葡萄牙人又贿赂明朝官吏，借口要到澳门岸上曝晒水浸货
物，以每年纳租银
2万两作为条件，请求上岸居住。得逞以后，他们便在澳
门扩大居住地区，建筑城墙、炮台，自设官吏，使澳门成为西方殖民者入侵
中国的据点。
跟随在葡萄牙后面来到中国的是西班牙人。1571年（隆庆
5年），西班
牙殖民者占领吕宋（菲律宾），并盗用吕宋的名义，对中国进行掠夺财货的
欺骗贸易，阻碍中国和吕宋的正常经济文化交流。1626年（天启
6年），西
班牙殖民者又悍然侵占了我国台湾北部的基隆和淡水。
与西方殖民者侵略我国的同时，西方传教士也陆续来华从事宗教活动。
1511年葡萄牙殖民者占领满刺加（今马六甲）后就把中国作为下一个战
略目标。1514年，他们曾经一度占领了广东珠江口的屯门岛。1521年（正德
十六年）明朝将领汪鋐率水师大败葡萄牙入侵者，缴获佛郎机铳大小
20余
枝，并把他们从屯门岛驱逐出境。在被击毙的入侵者中，就有一名叫梅尔古
劳的传教士。这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
16世纪最早来华的传教士的名字。
16世纪初，葡萄牙人经新航道至印度，继而至马六甲，1517年开始有葡
人商船至广州，1557年葡人霸占澳门，西方与中国接触渐趋频繁。与此同时，
在意大利、西班牙与葡萄牙等天主教国家大力搞“反宗教改革”的罗马教会，
认为和东方恢复接触是传教扩张的好机会，尤其是当时新建立的耶稣会雄心
勃勃，极想使地大物博而又兼古代文明大国的中国“皈依圣教”，因而促成
了一批又一批耶稣会派的天主教士来到中国。耶稣会虽然为西班牙人罗耀拉
所创，可是其中心仍在罗马，会规且强调绝对忠于罗马教皇，会士多为意大
利人，来华者亦以意人贡献为著。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这些意大利传教士
客观上仍起了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的作用。《明史·意大里亚传》总结这些传
教士带来的影响说：“其国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
禄利。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看来这还是比较
公允的评价。
在意大利、西班牙与葡萄牙等天主教国家大力搞“反宗教改革”的罗马教会，
认为和东方恢复接触是传教扩张的好机会，尤其是当时新建立的耶稣会雄心
勃勃，极想使地大物博而又兼古代文明大国的中国“皈依圣教”，因而促成
了一批又一批耶稣会派的天主教士来到中国。耶稣会虽然为西班牙人罗耀拉
所创，可是其中心仍在罗马，会规且强调绝对忠于罗马教皇，会士多为意大
利人，来华者亦以意人贡献为著。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这些意大利传教士
客观上仍起了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的作用。《明史·意大里亚传》总结这些传
教士带来的影响说：“其国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
禄利。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看来这还是比较
公允的评价。
最早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是罗明坚（MichelRuggieri，1543—1607
年）。他于 1579年抵达澳门，先在澳门学习了两年中文，然后于.. 1581年到
广州，第二年得到广东政府的许可，在肇庆一带从事传教活动。
紧随罗明坚之后的就是著名的利玛窦（1552—1610年），他是意大利马
塞拉塔城人，先在印度居留数年，后来决心来华传教。
罗明坚感到一个人势孤力单，要求范礼安派正在印度的利玛窦，来中国
协助传教。
利玛窦在.. 26岁时，与罗明坚一起，过去曾到印度传教。当时，亚洲的传
教中心在印度的果阿（葡萄牙殖民地）。1582年，31岁的利玛窦应罗明坚的
请求，到了澳门。这时的利玛窦，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传教士。他和罗
明坚两人，起初学沙勿略当年在日本的作法，剃光头，穿僧服，自称是来自
印度之西的僧人，声称一向钦慕中国，申请在中国内地定居。1583年（万历
11年），他与罗明坚一起，获得了地方官批准，在肇庆定居。从此，利玛窦
和罗明坚一起在这里活动了将近.. 10年时间。
他在这段时间充分掌握了中文、汉语以及有关学识，这一切为他进一步
接触中国上层人士打下基础。利玛窦明确认识到，要在中国站住脚必须和明
朝中央政府接触，在上层人士中传教。这样，经过多次努力，并通过在韶州、
南昌和南京的广泛活动，他最后终于得以获准进入北京，并在北京活动了.. 10
年，直到1601年逝世为止。他的墓现犹存于阜成门外二里沟（今北京市委党
校内）。
1588年，罗明坚回罗马去了。不久，利玛窦在肇庆的西式住屋被新到任
的地方官占居。1590年，利玛窦从肇庆迁居韶州，在城外西市南安桥附近建
筑了天主教堂。
到韶州建堂后，利玛窦就开始了传教活动。他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以“西
方学者”的姿态，跻身于中国的儒林。与此同时，他也为基督教教义披上了
儒家的外衣，写下了著名的《天学实义》。这就使士大夫阶层误以为基督教
教义的某些内容，乃至基督教所奉行的神，在中国的儒家经典中早已有记载。
因为，天主教披上了儒家的外衣，改变了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服务的形象，从
此以后，利玛窦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到韶州建堂后，利玛窦就开始了传教活动。他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以“西
方学者”的姿态，跻身于中国的儒林。与此同时，他也为基督教教义披上了
儒家的外衣，写下了著名的《天学实义》。这就使士大夫阶层误以为基督教
教义的某些内容，乃至基督教所奉行的神，在中国的儒家经典中早已有记载。
因为，天主教披上了儒家的外衣，改变了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服务的形象，从
此以后，利玛窦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1595年
4月，利玛窦由韶州北上，去江西南昌，所以，徐光启到韶州时，
只见到郭居静而未遇到利玛窦。利玛窦的目标逐步向北发展，以便最后到达
北京，然后就等待机会，请求明朝皇帝明令准予居留。当利玛窦第一次到达
南京，试图再北上时，当时正值日本丰臣秀吉进攻朝鲜，中国派兵往救，中
日之间进行着战争，南京的政治空气也很紧张。一个西洋人，很容易被人误
认为“日本奸细”，所以没有人敢接待他。利玛窦不得不又退回南昌。1597
年，利玛窦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区的第一任会长。1599年丰臣秀吉死，
明军在朝鲜大破日军，形势趋向缓和，利玛窦的传教活动又活跃起来。从
1595
年到
1600年，利玛窦除二次回南昌，一次赴北京，有过短期外出外，大部分
时间住在南京。他利用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和科学仪器，广泛结交社会名流，
如礼部尚书叶向高、国子监祭酒郭明龙，以及焦竑、李贽等人。
利玛窦与焦竑、李贽的交往，在《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南京的领袖人
物们交结利玛窦神父》一章中，有所记载：“当时，在南京城里住着一位显
贵的公民，他原来得过学位中的最高级别。中国人认为这本身就是很高的荣
誉。后来，他被罢官免职，闲居在家，养尊处优，可是人们还是非常尊敬他。”
“他家里还住着一位有名的和尚，此人放弃官职，削发为僧，由一名儒生变
成一名拜偶象的僧侣，这在中国有教养的人中间，是很不寻常的事情。他
70
岁了，熟悉中国的事情，并且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利玛窦中国札记》里
所说的显贵公民，指的是状元焦竑，和尚，就是李贽。书中还记录了李贽赠
给利玛窦折扇和短诗一事。
徐光启从焦竑、李贽处，得悉利玛窦正在南京。他在韶州已知道有利玛
窦其人，但印象并不深。他是看到了由赵可怀和吴中明翻刻的世界地图，才
知道利玛窦并决心要拜访他的。
徐光启见到的那张世界地图，原来，称为《山海舆地图》，是
1584年（万
历十二年）利玛窦在肇庆为岭西按察司副使王泮绘制的，后由王泮刊印，馈
赠要人。这张地图以后收在明人编的《图书编》一书中，又称《舆地山海全
图》，它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引进中国的新型世界地图。大约在
1594年至
1598年间，驻应天巡抚赵可怀在苏州将利玛窦的地图摹刻于石。1600年，利
玛窦应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之请，将此图重新修订，并翻刻于南京。这张地
图在南京出现后，在士大夫中引起了很大震动，自然也使徐光启产生了极大
兴趣。
玛窦应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之请，将此图重新修订，并翻刻于南京。这张地
图在南京出现后，在士大夫中引起了很大震动，自然也使徐光启产生了极大
兴趣。
已
80年，从欧洲绕地球一周的人，为数已不少。然而，中
国传统的说法是“天圆地方”，中国是“天朝大国”，位于中央，尽管也有
过一种传统说法，天体犹如蛋壳，大地如蛋黄，蛋黄当然也是圆的了。然而
这不过是一种朦胧的猜测，缺乏科学证明。《山海舆地图》用明确无误的事
实，改变了人们关于大地是方形的传统观念。利玛窦绘制的这张地图，最初
把中国放在地图的极东一角。王泮看了大怒。后来利玛窦把福岛零度经纬线
移位，放在图中央，中国也移居图之中央。利玛窦改绘的这幅图特地把中国
放在中央位置，这样就很能符合中国人的“老大”心理。同时，他还能用各
种仪器，把这些观念解释得头头是道。在当时，拒不承认地球是圆的的顽固
派还有不少，但许多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都比较容易接受。看了这张图，
徐光启耳目一新，眼界大开，对五大洲的分布有了清楚了解，从而激发了他
放眼世界、了解西方、寻求科学真理的愿望。
徐光启特地去利玛窦处拜访。利玛窦当时已
49岁，比徐光启大
10岁，
两人却一见如故。
一般说来，到利玛窦处去的人，也是首先被他那五花八门的科学仪器所
吸引的。他们两人从天文到地理，从日、月蚀到经纬度，从欧几里得《几何
原本》到绘制地图和测绘学，谈得十分投机。可是利玛窦则三句不离本行，
在不知不觉中又把话题转入传教的正题。利玛窦到中国来，目的是宣传天主
教教义，科学只是他的进身之阶。第一次谈话，并未使徐光启立即下入教的
决心。然而，天主教的教义，几年前已在韶州听郭居静说过，因而这次留给
他的印象就更深了。
3年后，徐光启又一次到南京去拜访利玛窦，但此时利玛窦已上北京，
接待他的是罗如望。从罗如望处，他得到了利玛窦写的两本书：《天学实义》
和《天学十诫》。《天学实义》是利玛窦平日讲道及与中国士大夫争论探讨
的记录，用汉文写成。利玛窦从中国的《诗》、《书》、《礼》、《易》和
《中庸》等典籍中，找到了一些关于“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中庸》）
之类记载，用来证明中国古代早已有“上帝”的观念，“上帝”与“天主”
是同义语。
利玛窦于
1601年
1月
24日（万历
28年
12月
21日）进京，向万历皇帝
贡献了礼物。贡品中有绘制精美的耶稣像、圣母玛利亚像、《圣经》，还有
珍珠镶嵌的耶稣受难十字架一座，《万国图志》一册。
万历皇帝见了很高兴，把那座十字架放在案前；那架自鸣钟尤其受到皇
帝的喜爱，看到钟的时分针能随着滴答的声音移动，准时叮当报鸣，视为天
下奇物，就下令安置在殿内，还派了两名太监看管。刚开始，太监不懂定时
要上发条，走了一段时间后，时钟停摆，以为是被弄坏了，引起了一场虚惊。
太监们怕自鸣钟坏了不会修，万一皇帝发怒，将会惹来杀身之祸，所以千方
百计地要留住利玛窦。然而，礼部官员因利玛窦自称“大西洋国人”，而查
《会典》中没有大西洋国名，怀疑利玛窦的来历，而且又因他是通过走太监
的内线送礼物给皇帝的，自然对利玛窦有反感，几次想把他打发回澳门，可
是，没有成功。毕竟太监们神通广大，最后万历皇帝下令，每月给利玛窦一
定数量俸钱，并可在京城居住。最初，利玛窦住在四夷馆，皇帝赐宅后，住
在京城西南方向的宣武门内东边，不久以后在住宅旁又修筑了教堂。
太监们怕自鸣钟坏了不会修，万一皇帝发怒，将会惹来杀身之祸，所以千方
百计地要留住利玛窦。然而，礼部官员因利玛窦自称“大西洋国人”，而查
《会典》中没有大西洋国名，怀疑利玛窦的来历，而且又因他是通过走太监
的内线送礼物给皇帝的，自然对利玛窦有反感，几次想把他打发回澳门，可
是，没有成功。毕竟太监们神通广大，最后万历皇帝下令，每月给利玛窦一
定数量俸钱，并可在京城居住。最初，利玛窦住在四夷馆，皇帝赐宅后，住
在京城西南方向的宣武门内东边，不久以后在住宅旁又修筑了教堂。
利玛窦踏上中国国土后，不久就发现中国人对数学，特别是对几何学，
有兴趣者很多。假如介绍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同介绍西方的各种科学仪器一
样，容易引起中国士大夫的兴趣，有利于传教。然而当时还没有汉文版，所
以，在讲授时碰到了许多困难，影响有志学习者的深造。十几年前，还在广
东韶州传教时，利玛窦就有过翻译此书的念头。一个名叫翟太素的文人，曾
决心翻译此书，然而失败了。为翻译这部书，利玛窦曾三进三止，深知其中
的甘苦。
当徐光启提出要翻译此书时，利玛窦详细陈述了翻译的困难和几次失败
经过。他告诉徐光启：中国和西方语法不同，词汇不同，第一次翻译拉丁文
的数学书，许多专用名词，汉语中都没有现成的，无成规可循。利玛窦的汉
文底子虽不错，照本宣讲，了然于口，还可以做到，但是要逐字句地翻译，
就非常艰涩，他人也不易理解，因此认为恐难胜任。利玛窦对翻译此书的兴
趣，不象过去那样浓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在北京已站住了脚，因为，
博得了万历皇帝的欢心，而名闻京师。士大夫们以与利玛窦交往为荣，利玛
窦也热衷于与政界和学术界的社会名流进行广泛接触，忙得不亦乐乎。本来，
利玛窦到中国，主要是为了传教，科学只是他用来打进士大夫圈子的一块敲
门砖，现在门已敲开，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热情便自然减退了。徐光启在中
进士那一年写的《跋二十五言》中，称利玛窦“自来京师，论著复少。”徐
光启劝他合作翻译欧几里得的书，做一件千古大快人心的好事。当问他是否
愿意时，利玛窦既不拒绝，也未爽快答应，只是推托说：“现在忙得很，没
有空闲，还是等一等吧！”
经过几次商讨、辩论，利玛窦最后同意与徐光启、李之藻等合作翻译西
方科技书籍。
1606年（万历
34年）秋，他们正式合作译书，冬去春来，时光荏苒。
第二年春，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译完了前
6卷。后来由于利玛窦忙于传教，
而使余下部分未能译出。1608年（万历
36年）春，利玛窦将已刻成的《几
何原本》作一次校正后寄给徐光启，并建议若南方有人有兴趣，可再版重刻。
1610年
5月
11日（万历
38年）这一天，利玛窦病逝于北京，享年
59
岁。教徒们请了一位画家，替去世的利玛窦画了一幅像。工部员外郎李之藻
上疏，奏请万历皇帝赐茔地，让利玛窦在北京安葬。这时，几年前在南京与
利玛窦有过交往的叶向高，已任东阁大学士，也从旁协助，最终促成万历皇
帝批准了这个请求。徐光启返京后，正赶上参加利玛窦的安葬仪式。对于利
玛窦的逝世，徐光启十分悲痛。
利玛窦以掌握中文汉学，传播西方学识为手段，从而达到其传教的目的，
这个基本事实，决定了他在文化交流方面所起的作用大受限制，这是因为传
教活动和天主教世界观是与他带来的文艺复兴的科学文化背道而驰的。所以
近人曾经假设，假设传入这些科学文化的，不是狂热的耶稣会士，而是“另
一批具有近代头脑的人”，使中国文化界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近代科学
体系直接接触，其后果当会积极得多。然而就事论事，我们仍应肯定他作为
介绍西方文化于中国、又介绍中国历史文化于西方的第一位近代人的功绩。
他在晚年曾写下扎记，准备向会友介绍中国情况和传教事迹，死后由另一来
华教士金尼阁编成《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史》一书，在
17世纪初即风靡欧洲，
不胫而走，先后有法、德、西、意、英文译本（利氏扎记原用意大利文，金
尼阁编译为拉丁文）。后来利玛窦的原稿也存于耶稣会罗马档案馆，1910年
以《利玛窦神父的历史著作集》之名刊布，近年来我国已将其中扎记部分译
出。利氏总结他在中国活动和了解情况优于前人之处说：
“我们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差不多
30年，并曾游历过它最重要的一些省
份。而且我们和这个国家的贵族、高官以及最杰出的学者们有了交往，我们
会说这个国家的本土语言，亲身从事研究过他们的习俗和法律，并且最后而
又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还专心致志日以继夜地攻读过他们的文献。这些优点
当然是那些从未进入这个陌生世界的人们所缺乏的。”
所以，他对中国情况的介绍，比起马可波罗等人，就更为真实、具体，
也更为全面。除了中国地大物博，繁荣昌盛，无与伦比这个总情况，他还较
多地谈及工艺技术、汉字结构、人文科学等，同时他也是第一个把孔子和儒
家学说介绍于西方的人。因为他在罗马已受过较高深的教育，在数理之学方
面掌握了文艺复兴以来的基本学识，随身又带有天文仪器、自鸣钟表、地图
眼镜以及洋书洋画之类，所以，他也确实以这些西学法引起了中国有识之士
的重视，尽管他以用基督教远征中国自命，然而实际上中国学术界感谢他的，
却不是他的传教活动，而是他介绍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万国
舆图》等书。据说他逝世后，对他是否应得到官赐墓地一事，朝廷曾经有过
争论，而肯定他的功绩的一位中国官员说：“毋论其他事，即译《几何原本》
一书，便宜赐葬地矣。”这句话是很有代表性的。
利玛窦不仅博学多才，善于辞令，娴于交际，而且又对儒学孔教等中国
传统文化和道德信仰等表示尊重，所以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很受欢迎。这固
然为他的传教事业开辟了新局面，可是，也为中国知识界接受西方文化提供
了一个窗口——尽管是不甚理想的窗口，通过和利玛窦的接触，中国知识界
有不少先进人士“领洗入教”，同时也得以吸取西学中有用的部份，为我国
学术的发展带来新鲜空气。这些人中知名之士有徐光启、李之藻、瞿太素、
冯应京、张焘等，尤以徐光启贡献显著。
“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
“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
他
9岁的儿子朱祁
镇继承帝位，改年号为正统。他就是英宗皇帝。他在位的时期，是明朝几个
最为混乱的时期之一。
英宗当太子时，有个名叫王振的太监在东宫伴他读书，即位后，他便把
王振提为司礼监太监。
当初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曾禁止宦官干预朝政；后来明成祖违犯了这
一规定，开设内廷二十四衙门，都由宦官把持。司礼监是
24个宦官衙门中最
重要的一个。它掌管皇城里的一切礼仪、刑事等杂役，更重要的是替皇帝管
理内外一切奏章，代皇帝批复大小臣子上奏的一切公文。皇帝口述的命令，
也由司礼监的秉笔太监用朱笔记录，再根据皇帝的旨意交内阁撰写诏书，然
后颁布下去。司礼监的宦官成天在皇帝周围，往往善于迎合皇帝的旨意，取
得皇帝的宠任，利用皇帝和外廷官员接触少的弱点，蒙蔽和驾空一些昏庸的
皇帝。他们在代皇帝批复奏章和传达皇帝的命令时，常常是私下加以歪曲篡
改，以此来控制、威慑百官，造成皇权旁落，宦官专权。王振掌握了这样重
要的机构，他便利用来为自己夺权争利，把朝政搞得一团糟。
自从明代建国以后，直到宣宗时期，宦官都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作用。
王振是明代第一个专权的大宦官。他是山西蔚州（今山西省蔚县）人，早年
是个流氓，后来自己净身之后就进宫当宦官，认识不少字，善于揣摩皇帝的
心意，所以得到了明宣宗的赏识。明宣宗的儿子朱祁镇被立为太子后，王振
被派去侍奉，并教太子读书认字。王振平常十分严肃，朱祁镇有点怕他。王
振又很会逗朱祁镇玩，所以朱祁镇又有点离不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