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末年，各方面的矛盾更加激烈，社会危机正在加深。东林党人目睹
政治的腐败，要求改革弊政，缓和日益尖锐、势将危及封建统治的阶级矛盾。
他们在位时敢于弹劾执政大臣，乃至上书皇帝，直言不讳地批评朝政弊病；
削籍闲居时，则通过“清议”的方式，发表政治主张，议论朝政得失。东林
党首领顾宪成认为士大夫应该关心朝廷，关心民生，关心世道。翰林院检讨
姚希孟，也是东林党人，反对滥征商税，他上奏疏说，朝廷滥征滥派，使财
赋根本之地“十室九空”，若不减轻人民的负担，势必要招致大水冲溃堤防
一样的危险。明神宗贪婪成性，为了搜刮财赋，他派出许多矿监，税监，到
处欺压百姓，为非作歹。东林党人李三才担任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
诸府期间，就曾揭发税监陈增的罪恶，并且冒犯天颜，上疏批评神宗说：“陛
下爱珠玉，百姓也想温饱；陛下爱子孙，百姓也恋妻儿。那为什么陛下你要
拼命地聚敛财宝，而不让小民满足一升一斗之需要呢？为什么你要延福万
年，而不让小民享受朝夕之欢乐呢？”他要求神宗罢天下矿税监，并指出利
害关系说，如果固执不改，“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万一天下大乱，
到那时，陛下凄然独处，即使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你守呢？”
东林党反对矿监税使反映了工商业者要求限制封建掠夺的呼声，对资本
主义萌芽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东林党人的这些言行和政治见解，虽然赢得社会广大阶层的同情和支
持，但却不能为腐朽昏愦的皇帝所采纳，而且引起了反动官僚集团的憎恶。
所以，不仅他们的改革希望象梦幻一样地破灭，还招来了日后宦官勾结反对
派对他们进行残酷无情的迫害。
明末党争的焦点除上面所说的争“国本”外，还有“三案”，即“梃击
案”、“红丸案”和“移宫案”。这三案都是围绕争夺皇位继承权开展的。
是朱常洵为争得太子地位进行的最后努力。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日傍晚，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男子，手持
枣木棍，闯进大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直至大殿檐下才被
内侍擒住。浙党巡城御史刘廷元审问后奏称：犯人张差，蓟州人，语无伦次，
是个疯子，后来又经两浙党官员审问，结果和初审完全一样。于是，便准备
按疯颠结案。当时朝廷内外的多数官员均怀疑是郑贵妃和其弟郑国泰主使张
差谋害太子，为朱常洵夺取太子地位。而且浙党魁首方从哲向来交通外戚以
巩固地位，因而对浙党官员的两次审讯均表怀疑。
巩固地位，因而对浙党官员的两次审讯均表怀疑。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病死，太子朱常洛于八月初一日继承
帝位，是为光宗。光宗做太子时，就已经有妃子、宫女多人，朱常洛当皇帝
后，郑贵妃怕他记前恨，又选了四个美女进献，以此来讨好他。这下子，美
女们便要了他的命。光宗溺于女色，即位没几天便得了病。内医太监崔文升
开了一服泻药，光宗服后，腹泻不止，一日要拉三四十次。后来，鸿胪寺丞
李可灼献上一颗红丸，自称仙丹，光宗服后，觉得较为舒服。过了半日，李
可灼又献上一颗，光宗再把它服了，睡到第二天凌晨死去，只当
29天的皇帝，
是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此即为“红丸案。”
光宗之死，内外官员都归咎于李可灼，而首辅方从哲却用光宗遗诏的名
义，赞扬李可灼为光宗治病有功，拟赏李可灼银五十两。于是，群情大哗，
纷纷上疏弹劾李可灼和方从哲。方从哲才把赏银改为罚俸一年。但是纠弹的
奏章还是接二连三地送上来，指责内医崔文升系郑贵妃心腹，故意给光宗用
泻药，使光宗元气不能恢复，其罪不在张差之下；又指责李可灼进红丸致光
宗死亡，罪不容诛；而这些罪行都是方从哲指使干的，认为方从哲有十大罪、
三可杀。方从哲在众官员的指责下，只好辞官。天启二年（1622），东林党
人礼部尚书孙慎行又追论李可灼和方从哲，指斥方从哲是谋杀皇上的千古罪
人。大多数官员都要求办方从哲的罪。方从哲上疏力辩，同党官员也极力为
他辩护。争了好长一阵子，李可灼充军，崔文升贬放南京，方从哲还是无法
官复原职。光宗生前宠爱的一位选侍西李，在光宗未死时曾谋取皇后的地位，
光宗死后，又企图借皇长子朱由校年少（仅
16岁）之便，掌握大权。她要下
面的官员把奏章先交给她看，然后才转给皇长子。而且，光宗死后，她还住
在乾清宫里，无意搬出。本来，按照封建礼仪制度，只有皇帝和皇后才配住
乾清宫。光宗死后，照规矩她必须搬出，让新任皇帝搬进。因此，一些大臣
在光宗死后的第二天（九月初二日）就合疏请西李移宫。御史左光斗的言论
最为激烈，他说，西李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居正宫，如不及早采取措
施，而让西李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则天专权的灾难将复见于今日。
奏疏上去后，西李还是没有移宫的意思。初五日，给事中杨涟再次上疏，力
促移宫。在群臣的催促下，西李不得不搬出乾清宫，移居仁寿殿。此即为“移
宫案”。
移宫后，与东林党作对的官员又上书责备力促移宫的杨、左，说西李系
光宗遗爱，光宗尸骨未寒，就对她限时驱逼，未免太过分了。于是，两派官
员又围绕着移宫的是非展开了激烈争吵。后来，新登基的熹宗（即皇长子朱
由校）传出一道谕旨，痛数西李的几条罪状，包括威挟邀封，控制臣下上奏
的文书，企图垂帘听政，凌虐、逼害嘉宗生母致死等，下令叫西李搬出仁寿
殿，并且指责为西李说话的官员是“党庇”，于是，争吵才稍为缓和。
殿，并且指责为西李说话的官员是“党庇”，于是，争吵才稍为缓和。
正直派东林党围绕三案对邪恶派官僚的弹劾，从其基本内容讲，基本符
合实际，但也有一些人将一些无法落实的罪状说成确凿事实。另外，其态度
也显得过分激烈，许多人是抱着与对手誓不两立的严厉态度。正直派官吏的
这些表现，无疑有些感情用事。双方几十年的角斗，相互间形成了严重的仇
恨情绪，万历末年正直派官吏受到残酷打击的经历，更使之对此耿耿于怀；
现在正直派官吏翻过身来了，他们便很易于怀着百倍的仇恨，向对方发泄胸
中积存已久的怒火。然而权衡当时的大局，正直派官吏的这些作法是存在严
重问题的。如果这时他们不把自己的相当多的精力用在对历史问题的追究，
而且态度宽恕一些，那么，他们就可有更多的精力去改良当时的政治，与对
立面的紧张关系就会得到缓和，这将对巩固其政治上的优势地位极有帮助。
但他们实际上却是没能克制住自己的情绪，用了相当多的精力去追论三案，
报复政敌。这便无精力在改良政治上较多地有所作为，也使邪恶派与之仇恨
更深，门户之争不仅不能停歇，反而愈演愈烈。当时腐朽的宦官魏忠贤集团
恰好正在兴起，于是到天启四年（1624年）后，它终于代替正直派官吏，而
在朝廷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将朝政掌握在自己手中。
东林党在万历朝不受重用，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和光宗在不
到两个月内相继病死后，其命运才有了转机。光宗临终之时，李涟以一个小
小的给事中受顾命。扶立熹宗朱由校，自此东林党人受到重用。天启初年，
内阁、都察院、吏部、兵部、礼部等要职都为东林党人所把持。东林权势，
盛极一时。
但是，当政后的东林党并没有什么建树，他们毕竟只是封建社会没落时
期的地主阶级中的一个政治集团，他们没有提出，也提不出一个救世良方。
此时的东林党人只是忙于起用大批前期受贬的党人；再则是排斥异己，打击
宿敌齐、楚、浙诸党。并且，这些被誉为正人君子的东林党偏侠傲慢，不能
容人，凡是不合自己口味的都视为异党，加以排斥。这一做法不但没有壮大
东林党自己的势力，反而迫使一些本非死对头的官员投靠正在发迹的魏忠
贤。
熹宗幼年丧母，由奶妈客氏抚养长大，他即位后就封客氏为“奉圣夫人”，
同时提拔与客氏有暖味关系的惜薪司太监李进忠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并且让
他恢复魏姓，赐名忠贤。
原来，魏忠贤乃河北肃宁县人，是个二流子，因赌博输了钱，被债主逼
得走投无路，只好自施宫刑，变姓为李，易名进忠，混入宫中充当太监。后
来和客氏搭上关系，得到熹宗的宠幸和信任。
魏忠贤目不识丁，本不能当秉笔太监，当上秉笔太监后，就利用王体乾
和李永贞两个识字的太监为他效劳。他生性猜忌、残忍、阴险、毒辣，和客
氏狼狈为奸，宫中谁也不敢和他作对。王体乾虽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位在魏
忠贤之上，也得服服帖帖地听从他使唤。天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兼掌
东厂，权力更大，加上有客氏做内援，权势日益显赫。
客氏与魏忠贤之受重用和得到特别优厚的待遇，不是由于立过战功，也
不是因为具有治国才能，完全是由于宠幸所致。因此，当时的东林党正直派
官吏对此不予支持，相反，一有机会即加反对，绝不与他们拉拢关系。
客氏与魏忠贤之受重用和得到特别优厚的待遇，不是由于立过战功，也
不是因为具有治国才能，完全是由于宠幸所致。因此，当时的东林党正直派
官吏对此不予支持，相反，一有机会即加反对，绝不与他们拉拢关系。
由于正直派官吏及邪恶派官僚对客氏及魏忠贤的态度截然相反，再加上
其他一些因素，造成魏忠贤一开始就与邪恶派官僚结合在一起，而且相互关
系越来越密切，投奔魏忠贤的邪恶派官僚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腐朽的政治
集团。由于这个集团的首脑魏忠贤是个太监，所以投奔在他周围的邪恶派官
僚被称为阉党。魏忠贤集团从其形成之日起，就不断找机会向正直派官吏发
动或大或小的进攻。
由于朝中两派官僚争斗的激烈和客氏的不断唆弄，熹宗渐渐由任用东林
党人变为宠信宦官近侍。魏忠贤这班阉人得到皇帝的信任后，乘机从中弄权，
勾结外廷官僚，操纵朝中一切大权，于是，宦官专权的局面再度出现。与东
林党作对的各派官员便纷纷投靠到魏忠贤门下，形成一股强大的邪恶势力。
阉宦得势，首辅、东林党人叶向高于天启四年（1624年）被斥，辞官。
内阁中的其他东林党人也一一遭罢黜。阉党顾秉谦升为首辅，控制整个内阁。
魏忠贤又和锦衣卫都督田尔耕勾结，利用东厂和锦衣卫这两个特务机构钳制
百官，镇压异己。魏忠贤的党羽在内宫有王体乾、李永贞等
30余人为左右拥
护；在外廷有崔呈秀等
5个出谋划策的文臣，号称“五虎”；田尔耕等
5个
负责捕杀、镇压异党的武臣，号为“五彪”。此外，还有所谓“十狗”、“十
孩儿”、“四十孙”的大小爪牙。当时，从朝廷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
抚，无不遍置魏阉死党。
熹宗年少，不爱过问朝政，而喜欢木工作业。他经常自己动手、劈、锯、
刨或者油漆木器，成年累月，不觉厌倦。魏忠贤这班阉党就利用他的这一特
性，每逢熹宗正兴致勃勃地做他的木工活计时，就拿出一大堆奏章文件请他
审批，或向他请示问题，故意惹得熹宗厌烦。这时，熹宗便随口说：“我都
知道了。你们拿下去，自己好好地处理就行了。”就这样，大权便落在魏忠
贤手里，使得他能在朝中擅作威福，为所欲为。
魏忠贤经常外出炫耀威风。每次出门，他身坐装饰华丽的车子，驾车的
四匹马，飞一般的奔驰，那些身着锦衣玉带，脚蹬长筒皮靴、佩着利刃的卫
士，夹护左右飞驰，加上随从的优令、车夫，总共数万人。一些逢迎拍马的
官员甚至呼他为“九千岁”。朝中事无巨细，必须派人飞驰至魏忠贤面前请
示，经他认可方能办理。熹宗虽然近在咫尺，却无人向他请示，真是朝廷上
下，只知有魏阉，不知有皇帝。
魏忠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弟侄亲朋，一个个平步青云，官高禄厚。
他的侄儿魏良卿、魏良栋，侄孙魏鹏翼分别被封为公、侯、伯，而后又分别
被加封为太师、太子太保和少师。而这时的魏良栋、魏鹏翼却都是尚在襁褓
之中的婴孩。面对魏忠贤集团的日益强大，正直派官吏为了解除威胁，很需
要发动一次强大的攻势。天启四年六月一日，杨涟上了有名的二十四罪疏，
对魏忠贤进行愤怒的弹劾。这个奏疏，以大量事实为依据，无情地揭露了魏
忠贤
24方面的“大罪”。杨涟此疏，可说火力相当猛烈，犹如连珠炮的一阵
轰击，顿使魏忠贤被打得晕头转向，他所揭露的事实，句句刺痛其要害。魏
阉着了慌，向熹宗哭诉，客氏从旁为他辩解，王体乾等也极力为他辩护。昏
愚的熹宗竟偏信不疑，不但没办魏忠贤的罪，反而下旨痛责杨涟。但是，朝
中魏大中、黄尊素、袁化中、周宗建等
70多个官员还是冒死上疏，交章弹劾。
由于熹宗的昏暗和阉党权势之大，魏忠贤竟逍遥法外，毫毛无损，而为首揭
发魏阔的杨涟、左光斗于这年十月被罢官。
杨涟的这次上疏，是正直派官吏对魏忠贤集团的一次决战，杨涟败下阵
来之后，双方的斗争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正直派官吏开始丧失自己在朝廷
上的优势地位，而魏忠贤集团则开始进一步招收朝野的邪恶派人物，逐渐走
上垄断朝政的阶段。在这次决战中，明熹宗站在了魏忠贤一边，并发生了决
定性的影响。这说明明熹宗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也说明了明代历史一再表明
的一个问题：在君主专制制度高度发展的明代，在一定的范围内，君主的意
旨及其昏庸或开明的品质，对历史的发展面貌，常常是决定的因素。
魏忠贤站稳了脚跟之后，正直派官吏想要动摇其地位，已是不再可能了。
以前魏忠贤本来就对正直派官吏不满，一有机会便向之发动进攻；现在站稳
了脚跟，以百倍的疯狂进行反扑。他对东林党人切齿痛恨，决心赶尽杀绝。
其党羽也想借机报复，以泄旧恨。阉党崔呈秀等就在魏阉面前煽动说：“东
林将害公”，怂恿他镇压异党官员。
权势极大的魏忠贤脾气相当大，不容许有任何异己势力并存于世，顺我
者昌，逆我者亡。这一时期受魏忠贤及其帮凶迫害最多最重的，是正直的东
林派官吏。这时投奔魏忠贤的新、老邪恶派官僚，都把攻击东林当成了讨好
魏忠贤的重要手段；此外，新、老邪恶派官僚，特别是其中的老牌邪恶派官
僚，与东林角斗几十年，积怨甚深，在东林势衰之时，他们不会放过机会不
加报复。于是，新、老邪恶派官僚与魏忠贤结合在一起，展开了对东林党派
的大围剿。为了明确打击目标，邪恶派官僚还搞了许多黑名单，献给魏忠贤。
如魏广微与顾秉谦编制的《缙绅便览》，将叶向高、韩■、越南星、高攀龙、
杨涟、左光斗等百余人，“目为邪党”，而以贾继春、霍维华、徐大化等
“60
余人为好人”崔呈秀向魏忠贤进《同志录》，所列皆“东林党人”，又进《天
鉴录》，罗列反对过魏忠贤的人。王绍微“仿民间《水浒传》，编东林一百
零八人为《点将录》，献给魏忠贤。这些黑名单，有的编造和献出可能略早
于天启五年，但它们都在天启末年发挥着作用，则是可以肯定的。由于这场
大围剿，魏忠贤虽是总指挥，而出主意、当打手的是邪恶派官僚，这使它在
一定意义上讲，实为万历以来正直与邪恶两派官僚相互角斗的续篇，这也使
其围剿的题目，往往是万历以来两派聚讼纷纭的老问题。这场围剿，出击频
繁，而规模最大的事件有三：六君子之狱、七君子之狱及《三朝要典》之炮
制。
六君子之狱。这是以迫害
6个正直派官吏（即所谓“六君子”）为主，
同时迫害另一批正直派官吏的案件。六君子包括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
化中、周朝瑞和顾大章。袁化中于泰昌元年（1620年）擢御史，杨涟二十四
罪疏写出后，他曾继之上疏；这是他遭魏忠贤集团忌恨的一个原因。另外，
高攀龙于天启四年（1624年）揭发崔呈秀贪污罪状时，他参与其事，这也使
他不能为魏忠贤集团所容忍。这次六君子之狱将他牵涉进去，乃是对他的进
一步迫害。周朝瑞，临清人。万历三十五年（ 1607年）进士。天启二年（1622
年），由于辽东经略熊廷弼与广宁巡抚王化贞在对后金的作战中主张不同，
造成广宁失守时，邪派官僚徐大化请处死属于正直派官吏的熊廷弼，而当时
周朝瑞担任礼科左给事中，他.. 4次上疏为熊廷弼辩护。由上述看来，在这次
六君子之狱中，周朝瑞之被牵入其中，也非偶然，是其与邪派官僚多次冲突
的结果。顾大章，常熟人，万历.. 35年（1607年）进士，万历.. 46年（1618
年）迁刑部主事，天启元年（1612年）进员外郎。他之牵入此狱，也是邪恶
派与其冲突的继续。
高攀龙于天启四年（1624年）揭发崔呈秀贪污罪状时，他参与其事，这也使
他不能为魏忠贤集团所容忍。这次六君子之狱将他牵涉进去，乃是对他的进
一步迫害。周朝瑞，临清人。万历三十五年（ 1607年）进士。天启二年（1622
年），由于辽东经略熊廷弼与广宁巡抚王化贞在对后金的作战中主张不同，
造成广宁失守时，邪派官僚徐大化请处死属于正直派官吏的熊廷弼，而当时
周朝瑞担任礼科左给事中，他.. 4次上疏为熊廷弼辩护。由上述看来，在这次
六君子之狱中，周朝瑞之被牵入其中，也非偶然，是其与邪派官僚多次冲突
的结果。顾大章，常熟人，万历.. 35年（1607年）进士，万历.. 46年（1618
年）迁刑部主事，天启元年（1612年）进员外郎。他之牵入此狱，也是邪恶
派与其冲突的继续。
五月，周朝瑞、袁化中和顾大章先后被逮至北镇抚司。六月，魏大中、
杨涟和左光斗先后继至。六月二十八日开始拷讯。
将杨涟等折磨多日之后，七月二十四日夜，狱卒奉令杀害了杨涟、左光
斗和魏大中。八月十九日，袁化中被狱卒杀害；同月二十八日，周朝瑞继之。
5人既死，顾大章不肯再去那里受苦，饮药自杀，未遂，又找机会上吊自杀
了，时在这年九月中旬。
七君子之狱。是以苏杭织造太监李实名义上疏的方式，将.. 7个正直派官
吏加以迫害的一个事件。这.. 7个正直派官吏有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李
应升、周顺昌、黄尊素和周起元。黄尊素是一位正直的东林党人。天启四年
（1624年）四月，汪文言下狱之案中，曾救助汪文言；同年六月，杨涟弹劾
魏忠贤的.. 24罪疏写出后，他又跟着上疏助威。这都使魏忠贤集团对之甚为仇
恨。所谓的李实奏疏，上于天启六年（1626年）二月。它将7个人一齐弹劾，
乃是要进一步迫害这七个原已遭到其迫害的政敌。李实奏疏加给“七君子”
的罪名是：周宗元做巡抚时，曾贪污公款十余万，而他又是高攀龙的朋友，
所以他们都有罪。李实的奏疏递上之后，魏忠贤马上下令逮捕七君子。时为
天启六年（1626年）二月二十五日。一场大逮捕即杀气腾腾地进行起来。
同年三月十六日，高攀龙在无锡家中得到将被逮捕的消息，很从容地写
了两份遗书，一为遗表，一为别友人书，而后赴水自杀。明熹宗是个地地道
道的昏君，而高攀龙至死对其忠贞无二，这无疑是一种封建的愚忠表现，反
映了高攀龙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的阶级局限性；但他宁死不肯受辱的行为，
表现了坚决不与腐朽的邪恶势力妥协的鲜明立场和斗争意志。这不是高攀龙
一个所独具的特点，而是当时所有的正直派官吏所共有的特征，相互间的差
异，只是在具有这些特征的程度上有所不同，以及在具体的表现方式上相互
有所区别而已。
“七君子”中除去高攀龙外，其余.. 6人皆遭到逮捕，并死于狱中。
由于正直派官吏是地主阶级中比较进步的势力，因此，在他们与魏忠贤
集团作斗争中，常常得到一般群众的支持。在这次魏忠贤集团迫害“七君子”
的过程中，甚至引发了支持被害者的民变。较大的一次发生在苏州。另一次
规模较小，发生在常州。苏州民变是由逮捕周顺昌引起的。
的过程中，甚至引发了支持被害者的民变。较大的一次发生在苏州。另一次
规模较小，发生在常州。苏州民变是由逮捕周顺昌引起的。
东厂到苏州抓人的消息一传开，轰动了苏州市民。周顺昌为反对阉党遭
到迫害，大家也都同情他。东厂兵士到苏州的那天，苏州成千上万市民拥上
街头，声援周顺昌。
大家拦住毛一鹭的轿子，几名秀才向毛一鹭请愿，要求取消逮捕周顺昌
的命令。毛一鹭见群众声势浩大，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旁边的兵士着急
了，厉声吓唬说：“我们是东厂来的，谁敢阻挡！”
市民们被激怒了。群众都高叫起来：“原来是东厂来的奸贼！”大伙一
面叫，一面向毛一鹭和兵士冲过去，愤怒的群众赶上去，把他们揪住，劈头
盖脑地痛打。几个兵士被打死了。其余的兵士连滚带爬地逃走了。
市民们痛打了兵士，接着要找毛一鹭算帐。毛一鹭早钻出轿子，脱了官
服，从一条小巷里溜出去，也顾不得体面，钻到臭气熏天的粪坑角落里。直
到市民群众散去，随从们才从粪坑边把他拖了出来。
东厂特务逃回去后，立刻向魏忠贤哭诉。魏忠贤命令毛一鹭派兵到苏州
镇压。他们把那天带领市民暴动的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
5
人抓进监牢，加上一个煽动叛乱的罪名，把他们定了死罪。
当
5个人被押到刑场就义的时候，他们神色自若，指着魏忠贤、毛一鹭
的名字大骂。他们就义之后，当地人民出了钱，把他们安葬在虎丘东边的山
塘上。碑上写着“五人之墓”。
支援周顺昌的民变发生在苏州城里，而同一天苏州城外也发生了民变，
这是支援黄尊素的事件。
常州民变是由逮捕李应升引起的。它也发生在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
但比苏州民变略晚。
在残酷镇压东林党的同时，阉党又全翻“梃击”、“红丸”、“移宫”
三案，修了《三朝要典》，定所谓三案是非。
《三朝要典》之炮制。这是投靠魏忠贤的邪恶派官僚在取得对正直派官
吏的绝对优势后，通过编写史书，就他们与正直派斗争和争论最激烈的三案
问题，按照自己的意图，纂改两派斗争史，美化自己，攻击正直派，以便巩
固本派的优势地位，并为进一步迫害正直派提供依据的一个活动。
天启初年，正直派官吏在朝迁上占据优势，关于三案的官方结论，是依
据正直派官吏的观点作出的。天启五年（1625年）之后，随着邪恶派官僚的
东山再起，他们不再容忍这种状况继续存在下去，极力进行翻案。天启五年
二月二十六日，邪恶派御史李维垣首先上疏翻梃击一案，此时审理张差的官
员王之寀正任刑部侍郎之职，杨疏一上，即被“革职为民当差”。同年四月
八日，邪恶派给事中霍维华又上疏全面地翻三案之案，系统评述三案。
在翻三案的同时，邪恶派官僚极力要将按照其观点新作的有关官方结论
写进史书中去。这就是魏忠贤新修的《三朝要典》。
推翻了“三案”原来的官方结论之后，凡在三案发生时与邪党官僚争论
是非的官员都惨遭迫害，王之寀被投入监狱，病死狱中，而因“红丸案”被
充军的李可灼得赦免，崔文升受重用，当上漕运总督。选侍西李也被封为康
妃。
充军的李可灼得赦免，崔文升受重用，当上漕运总督。选侍西李也被封为康
妃。
魏忠贤镇压了大批反对派之后，更加专权腐化。其党羽对魏忠贤极尽阿
谀奉承之能事，肉麻地吹捧他“尧天帝德，至圣至神”。他们在奏疏中凡提
到魏忠贤的地方均称“厂臣”，而不直书其名。内阁在草拟圣旨时，竟然“朕
与厂臣”联名并称。天启六年（1626），浙江巡抚潘汝桢在西湖首创为魏忠
贤建生祠，从此，各地寡廉鲜耻的官吏争相效仿，生祠几遍天下，每建一祠，
多者费几十万两银子，少者也要花几万两。这些银子全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
阉党为了在开封建魏阉生祠，竟拆毁民房
2000余间，建起九楹的宫殿，状如
皇宫。有些官员在迎魏忠贤塑像进生祠时，至行五拜三叩头礼。有个叫陆万
龄的监生，甚至无耻地说：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
卯，忠贤诛东林。建议以忠贤配享孔子。阉党还强迫百姓尊奉魏阉，凡入祠
不拜者，都要处以死刑。
天启七年（1627年）秋八月，熹宗病死，没有儿子，其弟信王朱由检入
继帝位。改元崇祯，即为思宗。熹宗死后，阉党失去依靠，东林党人纷纷上
书弹劾。崇祯帝也明白阉党不得人心，想振兴一下朝政，支撑住摇摇欲坠的
王朝大厦，于是，就下令把魏忠贤贬谪凤阳，后又派人逮捕治罪。忠贤闻讯，
畏罪自杀。忠贤的侄儿、侄孙及客氏的兄弟、儿子都被处死。崇祯二年（1629
年），崇祯皇帝又把依附魏忠贤的阉党定为“逆案”，分别定罪：崔呈秀等
6人被定为首逆同谋，即时处决，田尔耕、许显纯等
19人被定为交结近侍，
秋后处决；还有
180多人被定为交结近侍，分别判处充军、徒刑和革职闲住。
同时，还为遭受迫害的东林党官员恢复名誉。
但是，由于当时内忧外患，矛盾重重，崇祯皇帝本人生性猜疑，为了控
制百官，加强统治，不久，他又重蹈前代皇帝的复辙，信任宦官。在整个崇
祯朝，东林党和阉党仍潜伏地对立着，并且时有纷争。崇祯政权复亡后，在
南方的几个偏安小朝廷中，这个斗争仍一直继续着，直至朱明残余势力彻底
覆亡为止。东林党与魏忠贤的斗争，加速了明王朝灭亡的过程。
利玛窦在中国
利玛窦在中国
利玛窦，全名玛泰奥·利奇（Matteo Ricci），“利”字，是他的姓的
第一个音节.. Ri音译，“玛窦”，这是他的圣名.. Matteo的音节。到中国后，
他为自己取的号叫“西泰”，也就是把“泰西”倒过来读（明代称欧洲为“泰
西”，“泰”是“极”的意思，由于欧洲在西域之西，故称为“泰西”），
因此又称他“利西泰”，或干脆尊称“利子”。他是意大利人，出身贵族家
庭，1552年生，16岁时奉父命到罗马神学院学习法律，1571年加人耶稣会。
曾跟当时著名的天主教神父、学者克拉维学习数学、地理学和天文历法等，
自然科学知识非常丰富。那么，利玛窦为什么千里迢迢从意大利来到中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