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主要是丹砂、铅、硫等矿石及药物的烧炼，所炼出来的金丹多是硫化汞
之类铅、汞的化合物，在制作过程中，道士们积累了许多有关化学反应的知
识，也学会了许多化学实验及化工生产的方法。如飞、升、抽、优、制点等
都是炼丹术常使用的操作方法。炼丹家们经常与丹砂和汞打交道，为此，他
们总结出了很多的经验。如葛洪云：“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
其化学反应式即是：
21
HgS＋O2 →Hg＋SO （）
Hg＋
21
O →HgO 2
2（）
（1）式即是由丹砂炼汞的反应。它在
285℃时开始反应，因汞的沸点仅
为
357℃，炼出来的汞继续与氧气反应，则可生成红色氧化汞，如（2）式所
示，即所谓“积变又还成丹砂”。
这种用硫和汞化合成丹砂的方法，在我国唐代就已达到了定量反应的水
平。
此外，还有关于铅的化学反应知识，砷化物的化学反应知识，炼丹家们
早在公元
7世纪前就能制成铅、氧化铅和单质砷，这在化学史上是了不起的
成就。
道教炼丹家们的众多贡献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火药的发明。提起火
药，几乎人人都知道它与造纸、印刷术、指南针被誉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它经阿拉伯传入欧洲，从而制造出了枪炮，成为中世纪封建社会崩溃的原因
之一。但是，也许很少有人知道，火药的发明其实是炼丹术的副产品。
硫、硝、炭是制造火药的三种基本成分。道士们在炼丹过程中，常用硝
石与三黄（硫、雄、雌黄）等为炼丹原料，极易发生燃烧和爆炸情形。著名
道士葛洪的《抱朴子内篇》中记载了用硝石、玄胴肠（猪大肠）、松脂与雄
黄合炼丹药之方，这里，玄胴肠和松脂加热炭化后相当于木炭成分，雄黄则
含硫，这配方与黑火药的配方几乎完全相当。因此，在炼制过程中，各种原
料成分的比例与加热操作稍有不当，即可引起燃烧和爆炸。在唐宋两代，与
火药配方有关的资料更多。如中唐的《真元妙道要略》记载：“硝石，宜佐
诸药，多则败药。生者不可合三黄等烧，立见祸事。”正是从这些祸事中，
人们得出了原始火药的配方。以研究中国的科学和技术而闻名于世的李约瑟
先生曾这样说过：“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中，最早提到火药的，是一部题为
《真元妙道要略》的道教炼丹著作。”
道士葛洪的《抱朴子内篇》中记载了用硝石、玄胴肠（猪大肠）、松脂与雄
黄合炼丹药之方，这里，玄胴肠和松脂加热炭化后相当于木炭成分，雄黄则
含硫，这配方与黑火药的配方几乎完全相当。因此，在炼制过程中，各种原
料成分的比例与加热操作稍有不当，即可引起燃烧和爆炸。在唐宋两代，与
火药配方有关的资料更多。如中唐的《真元妙道要略》记载：“硝石，宜佐
诸药，多则败药。生者不可合三黄等烧，立见祸事。”正是从这些祸事中，
人们得出了原始火药的配方。以研究中国的科学和技术而闻名于世的李约瑟
先生曾这样说过：“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中，最早提到火药的，是一部题为
《真元妙道要略》的道教炼丹著作。”
对中国医学的影响。炼丹家们在寻求不死之药时，也导致了许多有医
学价值的发现。他们积极收集了各种疗疾单方，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养生学说。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在我国古代是一种颇有影响的价值观念，这一观念
在许多道教经典中也有具体的表述。著名道士兼医学家葛洪就曾明确指出：
为道者必须“兼修医术”。我国古代的许多医学家都是道士出身或道教信徒。
他们当中的著名人物如华佗、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
华陀是东汉末年的著名方士和医学家，他以毕生精力从事医学研究，包
括药物的运用、针灸乃至外科手术。他的医术出神入化，并以用麻沸散做麻
醉药动外科手术而创先例。《三国志·魏书方伎传》记述了许多他治病妙手
回春的故事，其中包括救活被毒箭射伤的关羽。后来华陀因卷入策划谋杀曹
操的政治反叛而被杀害，其医书也因之散佚了。
另一位对我国古代医学做出重大贡献的是葛洪。他既是著名的炼丹家，
又是著名的道教医生。他关于用水银治皮肤病的记载，比意大利的著名外科
医生罗吉尔关于使用水银软膏的发明早了
800多年，关于天花的发现也比国
外早
500多年。他所著的《肘后备急方》被历代医家刻印、运用。
陶弘景作为道教学者、炼丹家，在道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他也
精于医学，他的《本草集注》将数千种植物——包括树、草、花、果、真菌，
根据其医学功能加以鉴别分类，常被后人所征引。他还增补了葛洪的《肘后
救猝方》，作《肘后百一方》。他们有力地促进了祖国医药学的发展。
初唐的孙思邈是我国历史上的著名医生和药物学家，据说他活了
100多
岁，少时即有“圣童”之称，通晓百家学说，尤爱老庄。他撰有《备急千金
要方》于世，全书收方
5000余个，详述救急、食疗、气功、养生、按摩等内
容，且以论带方，充分发挥了他作为道教理论家的优势。此书对后世中国医
学影响极大，而且东传日本、朝鲜等国。
道教中的科学内容是丰富的，其贡献也是多方面的。道教徒很大程度上
进行了实验科学的实践，他们将理论付诸实践，所以，“东亚的化学、矿物
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药物学，都发端于道教。”可以当之无愧地说，在中
国科技史上，道教的贡献要比儒教、佛教大得多。
道教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是择其一二加以评述，
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人们的深入研究。时至今日，道教已今非昔比，甚至已
经衰落，但其影响早已渗透到我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以至于中国人的性格和
民族精神已深深地刻上道教的烙印。今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仍
可见到道教影响的痕迹，近几年来，国外学术界非常重视道教的研究，把它
当作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钥匙，道教的一些思想资料也引起了中外科学
家、思想家的重视。
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
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
端。春秋战国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
由于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与商业也发展起来，城市也随之大批兴起，出现了
如临淄、安邑、邯郸、咸阳、定陶等繁华的大都市。伴随着地主阶级的产生，
大量的奴隶获得解放，而成为耕种私田的农民，或者成为小块土地私有者，
也就是自耕农。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成为社会上对立的两大基本阶级。尽管
奴隶主阶级还存在，奴隶也还大量存在着，官营手工业作坊私家的奴隶仍然
没有获得解放，但是在农业生产中已经不使用奴隶了。个体工匠和商人在城
市和乡镇中占有相当的数量。当时的社会阶级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
春秋战国社会，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士”阶层的大量涌现
与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
那么“士”这一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呢？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所办的。
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
夏商周三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
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例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
记载：“受法于司徒”，也就是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
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周礼》明确规定，那时
的学校只允许“国之贵族子弟学焉。”普通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周平
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一些“王官”便散
入各诸侯国，有些则流落民间。《论语》卷十八《微子》记载流落民间的“太
师”、“乐师”、“鼓师”、“少师”等都是“王官”，是专门为王室服务
的。在动乱中，他们分别逃到齐、楚、蔡、秦等国；有的人居于黄河或汉水
之滨，有的则处于海边。因而他们就把本来属于官府的文化传播到民间。正
如孔子向郯子学官之后对旁人说：“‘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
还有另一种使王官散入民间的途径，例如，《吕氏春秋》卷二《当染》记载，
鲁惠公使宰让请周平王派史角到鲁国传授“郊庙之礼”，史角被鲁惠公留在
鲁国，“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也就是史角及其后代便定居于鲁国，成
为墨子的老师。他是西周末年周王室掌管“郊庙之礼”的史官，他被留在鲁
国以后，经数代相传，“郊庙之礼”并没失传，可是，他的后代已经不是周
王室的史官了，于是“郊庙之礼”便流传于民间。
随着“学在官府”局面的被打破，私人办学之风开始兴起来了。入学条
件也比西周时期大为改观，如孔子所办的私立学校招收的对象则不分高低贵
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脩”（即一串干肉）作为学费，就可被接收。
这样一来，就大大地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就迅速地多了
起来。这些人就是“士”。
“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
官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就记载，中牟的地方官壬登（原文误为王登）
在一天之内推荐两位学问渊博的人（即“士”）当上了中大夫，而且赏赐了
田宅。因此，中牟的人纷纷抛弃自己耕种的田地，出卖了房屋与园圃，“而
随文学者邑之半”。也就是说改学文学的人竟多达中牟人数的一半。由此可
见，当时弃农为“士”的人数不少。虽然“士”的来源还有多种途径，而私
人办学的发达，则是最主要的。
田宅。因此，中牟的人纷纷抛弃自己耕种的田地，出卖了房屋与园圃，“而
随文学者邑之半”。也就是说改学文学的人竟多达中牟人数的一半。由此可
见，当时弃农为“士”的人数不少。虽然“士”的来源还有多种途径，而私
人办学的发达，则是最主要的。
春秋战国诸侯、大夫、贵族的“养士”之风，使“士”受到重视，既使
他们生活有了保障，又使其学术活动有了方便的条件。其中一些出类拔萃的
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取得卿相的地位，如吴起、商鞅等。这就鼓励了“士”
阶层的活跃和大大促进了“士”阶层的发展。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局面的出现，正是上述社会与阶级关系在我国
古代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可是这种“百家争鸣”的出现，则又是有其特
殊的历史环境的。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了变法改革。这
些都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
会秩序，从而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到战国时期，因为各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
态，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
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变法改革，因此，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
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统治地位的地主
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也还没有形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这就为诸子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
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教育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
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而且不受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可是一
旦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确立，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形成，就很难再出现春秋战国
时期那样的“百家争鸣”的盛况了。
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与当时各个诸侯国宽容
的学术政策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
这一阶层往往都采取了一种比较宽容政策，允许学术自由发展。这就为他们
著书立说、发表个人见解，创造了十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
期的思想解放。
各国对“士”都给以十分优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
稷下学宫尤为突出。田齐政权尽管倡导黄老之学，可是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
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受到礼遇。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
和随意议论政事。例如儒家大师孟子与齐威王、宣王的政见是不同的，可是
在稷下学宫都受到重视，爵禄都是相当高的。齐宣王多次向孟子问政，甚至
象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最后，终因为彼此政见不合，
孟子离开齐国。然而，齐宣王还尽量挽留他，打算给孟子建造一座房屋和万
钟的俸禄。
春秋战国各国诸侯的尊贤礼士，是因为他们需要巩固政权，力求从多方
面多角度来总结政治的得失，探索统治人民的经验，所以对各家各派都能“兼
而礼之”。对于各派的主张，当时各国的统治者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都
进行了选择而各取所需。因为春秋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
者留，不合则去”。所以“士”就好象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棲”，
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
春秋战国各国诸侯的尊贤礼士，是因为他们需要巩固政权，力求从多方
面多角度来总结政治的得失，探索统治人民的经验，所以对各家各派都能“兼
而礼之”。对于各派的主张，当时各国的统治者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都
进行了选择而各取所需。因为春秋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
者留，不合则去”。所以“士”就好象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棲”，
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
在当时的“百家”中最早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派是儒。儒家的创始
人是孔子，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孔子，生于公元前
551年，死于公元前
479年。他出生在鲁国一个没落
贵族家庭，六世祖孔父嘉是宋国的司马，被华督杀死，其子逃奔鲁国避难，
后来就定居鲁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鲁国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泗水县南）
的一个职位不高的武官。他在年迈时娶了一个年轻姑娘颜征在，即孔子的母
亲。孔子的父母曾在尼丘山祷告求子，以后生下了孔子，所以给他取名孔丘，
字仲尼。孔子在
3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孔子从小勤奋好学，刻苦读书，
掌握了西周时代流传下来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知识，熟悉了
古代的典章制度。青年时代的孔子，在曲阜城内就以崇古好古、知识渊博而
出了名。孔子最初当过管理牛羊的小官，到
30岁的时候，就招收了一批学生，
开始了私人讲学生涯。以后，跟他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弟子有
3000人，著名
的有颜渊、子路、子贡等
72人。孔子在我国历史上首先开创了私学（私人设
立的学校）。他和他的学生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派——儒家。
孔子的政治思想集中表现在“仁”学上。孔子提倡“仁者爱人”、“克
己复礼为仁”。也就是说，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克服各种错误和缺点，
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做一个仁者。这样一个“仁”者，
最基本最起码的要求，就是他所不希望得到的东西，他做不到的事情，也不
要强迫别人去做到。同时，而且在思想道德方面为全社会的普通人做一个榜
样，用自己的道德力量去感化别人，推动社会向着和谐美好的方向发展。因
此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都应该具有一颗“爱人”之心。孔子提倡的“爱
人”思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人“包括劳动者在内”的重视，毕竟是一种
进步思想，有进步意义。但在阶级社会中，要想调和阶级矛盾，实行一种超
乎阶级之上的普遍的“仁”的主张，显然是行不通的。而且孔子提倡“仁”
的终极目的还在于“克己复礼”——就是在当时社会普遍“礼崩乐坏”情况
下，妄想通过实行“仁”达到恢复过去的西周时代的那种天子、诸侯、卿大
夫、士、庶民等级森严的统治秩序。这显然也是不合时宜的。孔子一生最大
的贡献是在教育方面，不仅表现在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而且在教育思想和
教学方式方法上都提出了极具重要意义的思想和主张。
孔子办教育，推广私人讲学，这对打破“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教育是
有贡献的。他的“有教无类”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孔
子在教学实践中还十分重视启发学生的学习自觉性、主动性；强调实事求是
的学习态度。他还重视互相学习，“不耻下问”，取长补短，他说“三人行
必有我师”，应该经常请教别人。他还重视学习与独立思考、学习与复习的
关系，他认为学习而不思考则等于没学，光是思考而不学习的人也是很危险
的。孔子提倡“因材施教”，不搞一刀切，要求学生对所学知识能够“举一
反三”，触类旁通。
关系，他认为学习而不思考则等于没学，光是思考而不学习的人也是很危险
的。孔子提倡“因材施教”，不搞一刀切，要求学生对所学知识能够“举一
反三”，触类旁通。
当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文化开始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同时，其对立面
也几乎同时产生了。由墨子开创的墨学开始同儒家交锋，影响不断扩大，最
后竟达到与儒家并显的高度。关于儒墨之争的主要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
第一，是爱有差等与“兼爱”的对立。儒、墨两家虽然都提倡“仁”，
可是，两家“仁”的含义却是各不相同的。儒家的“仁”尽管也主张“爱人”，
从表面上看来是爱一切人，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这里所谓的“爱人”，对
统治阶级来说，是要调和其内部矛盾；而对被统治者来说，表面上的爱，是
为了使劳动者为统治者卖力。况且，儒家的“仁”，还受着宗法制的制约，
强调“亲亲、尊尊、长长”的区别。比如，《孟子·告子上》记载就明确说：
“亲亲、仁也”。这样便使爱有了亲疏厚薄。所以，儒家主张爱有差等的。
墨家主张的“仁”，是“兼相爱”。这是一种普遍的爱，是理想化了的
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因此，孟子批评墨家的“兼爱”是“爱无差等”。
第二，“罕言利”与“交相利”的对立。儒、墨两家都提倡“义”，然
而两家“义”的含义也各不相同。儒家常常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可
是墨家则认为“义”与“利”是合一的，而且还认为与“兼相爱”是密不可
分的。“兼相爱”的具体表现在“交相利”。这与儒家的“义利”观是显然
对立的。孔子不仅“罕言利”，而且还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
义，小人喻于利。”他把重视“利”的称着“小人”。
第三、“天命”论与“非命”的对立。儒家认为人的长寿或短命，贫穷
或富贵，国家治乱与安危等等，这些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是不可更变的。即
《论语·颜渊》所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墨家否定儒家的这种“天
命论”，因而主张“非命”，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奋发图强，“不
敢怠倦”。
第四、不重鬼神与“明鬼”的对立。墨家尽管主张非命，可是又不是无
神论者。墨家相信鬼神，主张“明鬼”。这与不重鬼神的儒家也是对立的。
孔子尽管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鬼神，但是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又说：“未
能事人，焉能事鬼”，并“不语怪、力、乱、神”。所以，他确实怀疑鬼的
存在，至少也是不重视鬼神的。
第五、“厚葬”与“节葬”的对立。儒家从贵贱有别出发而重视礼仪。
特别是古代“厚葬”、“久丧”的礼仪，为儒家所维护和提倡。据《庄子·天
下》说，古代的葬礼，“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然而丧礼据《礼记·曾子问》记载，是实行“三年之丧”；墨家则反对“厚
葬”、“久丧”，而主张“节葬”、“短丧”，其出发点是节约社会财富。
因“厚葬”、“久丧”会造成“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的后果；
墨子制定的埋葬的办法是仅用
3寸厚的桐木棺材，穿
2件衣服就可以了。送
葬时仅“哭往哭来”，不过分悲伤。埋葬之后，照常从事劳动。总而言之，
墨家主张不因丧葬而影响物质财富的生产。
第六、重乐与“非乐”的对立。儒家不仅重礼，而且重乐，孔子教授学
生的“六艺”之中就包括了“乐”。“乐”与“礼”是相辅相成的，对于维
护等级制度，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样，音乐也是一种精神抒情的活动与享受，
可是也应该有所节制。不仅贵族享受，还要象孟子主张的那样“与民同乐”；
可是墨家主张“非乐”，反对音乐享受。他认为享受音乐浪费人力、物力和
财务，而且影响从事国家的管理和参与生产劳动。
生的“六艺”之中就包括了“乐”。“乐”与“礼”是相辅相成的，对于维
护等级制度，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样，音乐也是一种精神抒情的活动与享受，
可是也应该有所节制。不仅贵族享受，还要象孟子主张的那样“与民同乐”；
可是墨家主张“非乐”，反对音乐享受。他认为享受音乐浪费人力、物力和
财务，而且影响从事国家的管理和参与生产劳动。
儒墨显学之争主要表现在以上七个方面。为什么两家在一系列的问题上
形成对立呢？从其根本原因来说，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立场不同。儒家是站
在维护统治者的立场，显得保守，然而，为了适应社会的变化，他们也主张
改良。虽然是改良，也还是从维护统治者利益出发的，这与代表小生产者利
益的墨家显然是格格不入。“兼爱”反映的是小生产者的要求平等的美好愿
望。可是儒家的“爱人”则是为建立新的等级制度而服务的，所以，明确爱
有差等与亲疏厚薄。儒家从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出发，注重伦理道德。在“义”、
“利”关系上，强调“义”，甚至把“义”、“利”相对立。而墨家则多注
意切身的物质利益，把“利”作为“义”的具体体现。儒家的“天命”论，
明显是维护统治者统治地位，以欺骗民众。而墨家的“非命”与强调“力”
与“强”的主张，则是揭露这种欺骗。而墨家“天志”，与儒家的“天命”，
完全不同，它是墨家自身善良人格的理想化。同样，墨家“明鬼”的主张也
是如此，它表现出小生产者的软弱性，他们一方面否定命运，可是另一方面
把希望寄托于天与鬼神。这只能是自己欺骗自己。所以，不仅达不到目的而
且往往被统治者所利用，使这种主张起着麻痹老百姓斗志的消极作用。
然而儒家不重鬼神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积极的影响。中国古代
社会虽然不断改朝换代，但传统文化总是以儒家为主体。尽管道教、佛教、
天主教等宗教也在流行，但是宗教在政治生活中未能完全居于主导地位，形
成与西欧中世纪政教合一迥然不同的特点。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
传统。
而墨家的“节葬”、“节用”以反对儒家的“厚葬”、“久丧”，其实
质是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来反对宗法制度与等级制度。儒墨两家在“名实”
观上的对立，则是从“名”、“实”关系的角度，反映了两家的相反的政治
态度。儒家重视音乐，虽然有维护等级制度的作用，然而，音乐的作用并非
如此而已，它还有反映民间疾苦和政治好坏以及鼓舞士气等作用。所以，音
乐在传统文化中是不可缺少的。而墨家的“非乐”主张，则反映了小生产者
的狭隘性。战国早期到中期，在邹鲁儒墨显学之争以后，由于代表小土地私
有者利益的杨朱学派的产生，又形成了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
春秋战国之交的儒墨显学之争，大致说来，儒墨两家的势力还能平分秋
色，不相上下。可是，到了战国中期孟子之时，杨朱学派如异军突起，打破
了儒墨显学对峙的局面，而成为鼎足三分之势，而墨、杨两家的矛头都指向
儒家。儒家的势力已露出衰颓之势，所以，孟子认为：“杨墨之道不息，孔
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是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杨朱、墨翟的
学说如果不停息，则儒家的学说不会发扬光大，这就会造成异端邪说蛊惑民
心，而使儒家宣传仁义的道路被阻塞。所以孟子认为必须出来捍卫儒家的“先
圣之道”，尽力反对杨朱的学说，批判那些“荒谬”的言论，使这种主张的
人站不住脚。
人站不住脚。
为什么从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的儒、墨显学转变为战国初中期的儒、
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墨家产生的阶级基础和特殊的文化环境。
春秋末期，“工商食官”的格局已经完全打破，在官府手工业之外，出
现了私营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其经营者，我们叫小手工业者。这批人本来
是从官府手工业分化出来的，又居住在城镇，消息比较灵通，又有墨翟这样
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领袖，所以比较快的形成代表小手工业者利益的学术集
团墨家，并且能够写出《墨子》这样的著作来。当然这还与墨子生长在鲁国
这样文化繁荣的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其次，杨朱学派产生的阶级基础和文化环境。
前面我们已经论述了杨朱与杨朱学派产生的社会背景，在此不再重复。
要着重指出的是，杨朱及其学派是小土地私有者利益的代表。小土地私有者
要出现代表他们利益的思想家，不如小手工业者那么容易。
那时新兴的地主阶级，正忙于如何巩固他们的政权而实行变法改革。他
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占的地位并不重要，而且诸侯之间与贵族之间、诸侯与
贵族之间，各种各样的战争连绵不断。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在当时还不剧烈，
小土地私有者得到发展的良好时机，这就形成了杨朱学派的阶级基础。
从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的角度来看，当时学术已经从官府走向民间。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