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形成私学并开始进行争鸣的，当然只可能出现在保存西周文化最为丰富的
鲁国。学术的解放，士阶层的兴起并不断扩大等种种条件，为小土地私有者
甚至包括农村中最下层的贫苦农民（相当于贫雇农）中产生出代表他们利益
的思想家提供了历史的契机。这样，杨朱学派和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便应运
而生了。这就出现了儒墨显学之争正方兴未艾，而杨朱学派又异军突起（此
时农家虽也开始积极活动，不过未能发展成为较大的势力，因而有人认为许
行属墨家），形成三家鼎立的局面。这一发展趋向说明了小生产者（包括小
手工业者和小土地所有者）势力的发展壮大，形成了短暂的对儒家似乎有压
倒优势的局面。因此，孟子把矛头指向杨、墨两家，同时也对农家许行有所
批判。
儒家最重要的思想家除了孔子外，还有孟子、荀子。
孟子，名轲，鲁国邹（今山东邹县）人。孟子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后
来接受了儒家思想，并成为一代儒学大师。孟子政治上主张兴“王道”、行
“仁政”。他反对暴政，希望各国的统治推行古代圣王的“王道”，恢复西
周的井田制。这种思想在当时也是落后于时代的。孟子与孔子一样，表示了
对民众的更多关怀，他更进一步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
种民本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进步的积极意义。
与孟子相比，荀子的思想则比孟子进步得多。荀子名况，字卿，是战国
后期赵国人，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杰出的思想家。时代的变
化，使其思想和孔、孟有很大的不同。他虽然接受了孔、孟儒家学说中那一
套礼治、孝悌、任贤等思想，但又肯定和赞扬了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强调加
强君权、统一国家的重要性。因此，荀子的思想对以后封建社会的影响非常
深远。
与孟子相比，荀子的思想则比孟子进步得多。荀子名况，字卿，是战国
后期赵国人，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杰出的思想家。时代的变
化，使其思想和孔、孟有很大的不同。他虽然接受了孔、孟儒家学说中那一
套礼治、孝悌、任贤等思想，但又肯定和赞扬了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强调加
强君权、统一国家的重要性。因此，荀子的思想对以后封建社会的影响非常
深远。
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等人，他们不仅大力
倡导法家主张，而且大都以执政身份在各国推行法家主张，从而使战国改革
运动风起云涌。后期法家的代表是韩非、李斯等人。
韩非是法家集大成者，他综合法家主张，全面地批判和继承了战国诸子
的思想，提出了一套比较全面系统的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统治、防止人
民反抗的学说，韩非的学说后来就成为了秦国统一中国的理论基础，为统一
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除了以上各家各派外，春秋战国时期还涌现了许多影响略小的门派，其
中较有影响的有老庄的道家学派、孙武的兵家学派等等。
老子、庄子的道家学派主张“无为而治”、“顺其自然”，从而达到“无
为而无不为”。这在当时社会急剧变动的社会时代背景，显然是一种消极避
世的思想。老、庄思想在当时并无多大影响，但它在以后的岁月里却影响深
远，中国古代以至近现代思想、文学艺术无不浸润其智慧之光。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呜”，呈现出群星灿烂、盛况空前的局面，这是
我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百家争鸣”过程中，各家之间存在着极为错综复
杂的关系，他们既有思想交锋，又有相互影响。这种情况在齐国的稷下学宫
表现尤为突出。到战国末期，统一已成为大势所趋，诸子百家的融合更为明
显，吕不韦组织其门客编撰《吕氏春秋》一书，则是诸子百家融合的重要标
志。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相互诘难，进行了激烈的论争，可是，这只是
“百家争鸣”的一个方面。在争鸣的过程中，各家还有相互影响的一面。过
去对“百家争鸣”互相诘难的一面比较重视，而争鸣中相互影响一面则往往
被忽略了。
“百家争鸣”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在稷下学宫表现得十分明显。
齐国稷下学宫各学术的争鸣，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高潮。我们可以把
它看成百家争鸣的缩影，从中可以见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盛况。除宋钘、
尹文、田骈、慎到、环渊、捷子等人外，还有儒家孟子、荀子等；阴阳家邹
衍、邹奭；名家儿说、貌辩。其中慎到、田骈、尹文子等又属田齐法家。淳
于髡“学无所主”，属杂家。成书于稷下学宫的《管子》，内容庞杂，更是
稷下“百家争鸣”的反映。那里有黄老之学的《心术》、《白心》、《内业》、
《宙合》等篇；有阴阳家学说的《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
《侈靡》、《水地》、《地员》等篇；有属于兵家思想的《兵法》、《七法》、
《参患》、《制分》、《地图》等篇；有属于儒家思想的《小称》等篇；有
属于法家著作的《法禁》、《法法》、《霸言》、《禁藏》等篇。在《霸言》、
《禁藏》两篇中有纵横家的纵横捭阖的权术思想；《立政·九败》有对包括
墨家在内的诸家的评论，可是，不批评儒家。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老帛书》
（或称《黄帝四经》），很可能是来自楚国的稷下先生的著作。
墨家在内的诸家的评论，可是，不批评儒家。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老帛书》
（或称《黄帝四经》），很可能是来自楚国的稷下先生的著作。
儒家学说的创立和发展
儒家学说的创立和发展
“儒学”已几乎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名词。要了解东方文化，不
能不知晓儒家思想，那么，儒家学说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呢？
儒家学说由孔子创立，其后通过孟子等人的补充、发展，理论日益完善，
最终成为中华大地的主流文化。
要了解儒家学说的形成，研究儒家学说创始时期的两个重要人物，即孔
子、孟子的思想是十分必要的。
公元前
551年
9月
28日，即周灵王二十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在鲁国
陬邑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诞生了一个小生命，因是“祷于尼丘”而生，故名
取为丘，字号仲尼，他就是孔子。孔子
3岁时丧父，孤儿寡母离开陬邑，迁
居鲁国都城曲阜，生活在城西南的平民区。他们生活清贫，主要靠自己谋生
糊口。孔子小时虽然有机会参加当地在农闲时举办的平民私塾学习，但多数
时间不得不帮母亲做事。然而不幸又再次降临到他的头上，在他十六七岁时，
母亲在生活的重压下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艰难的环境，使他立志勤奋学习，
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走出一条立身之路。
孔子
15岁之前在平民私塾学习时，他不仅学到了一般的文化和军事训
练知识，而且受到传统礼仪活动的熏陶。小时候的孔子对此极感兴趣，经常
模仿成人们做祭祀的儿童游戏，这是导致他以后学习礼仪的重要原因。由于
母亲的悉心教育，孔子对学习很是喜欢，平民私塾已不能满足孔子的求知欲
望，在没有资格进入贵族子弟大学深造的情况下，决心自学。他自学的主要
内容是《诗》、《书》、《礼》、《乐》等。孔子在求学中，不仅向名人学
习，更经常、更大量的是向普通人学习，向他所能遇到的一切有识之士和有
一技之长者求教，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还重视学思结合。虚
怀若谷的好学精神，加上正确的学习方法，使他的学识远远超出了旧学“六
艺”的范围，成为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
在孔子生活的年代，文化由中央散入地方，大批文化公职人员由各国官
府而走向民间，学业由王官谨守而不外传的局面已被打破，于是青年时期的
孔子决定聚徒设教，创办私学。由于他在办学方针、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
有许多独到之处，他的私学在与其他私学的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而声名大
振，从而使孔子获得了社会的尊重，即他自己所称的“三十而立”。
孔子成名之后的十几年里，虽受到王府的重视，但因社会动乱，他没有
从事政治活动，而是甘愿过着清贫的生活，潜心于文化教育事业，比较研究
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化。
孔子通过对夏、商、周礼乐文化的研究，确定了周礼的主导地位，而且
从周礼的道德理性中发现了仁。以道德理性为特征的周礼是对礼的一次历史
性变革，它的出现，表明起源于神鬼祭祀的礼开始从对虚幻的追求转向人民
日用，促进人们摆脱宗教蒙昧，发展理性活动。孔子通过对三代礼乐文化的
比较研究，他认为，三代礼制表现为一种渐进的历史过程，后世之礼对前世
之礼做出损益而有所发展；他感到，夏礼和殷礼由于时代久远、文献不足而
无法得知其详细内容，只有在夏礼和殷礼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周礼才是最丰富
的，从而使他确立了周文化的主导地位。
无法得知其详细内容，只有在夏礼和殷礼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周礼才是最丰富
的，从而使他确立了周文化的主导地位。
孔子把他的仁论推广到君王为政上，认为贤明有德的国王可以而且必须
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仁，即要“为政以德”。其主要内容是：反战、禁暴、
重民、举贤。反战，就是反对诸侯相互讨伐，各国应和平相处，制止以大欺
小、以强凌弱的不正义战争；禁暴，即治民之道应重视德化礼教，以此引导、
整顿民众才能使人心归服；重民，就是应注重民事，要把民众的衣食问题摆
在首位，要关心人民的丧事和祭祀活动，要重视国人的政治权利，允许国人
批评朝政；举贤，就是要任人唯贤；要选择德才兼备的人担任国家公职，而
不论其世族门第如何。
把仁论推广到人际关系和行为方法上，孔子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达而达人”，即你想自己在社会上立足，也要使别人在社会上立足；你想自
己显达于世，也要使别人显达于世。遇事要设身处地，因爱亲而爱人，因己
之立达而使人立达，因不欲施暴于己而不施暴于人，因维护本国本族安宁而
不侵犯他族他国。
关于仁与礼的关系，一方面，孔子认为“人而不仁，如礼何”，即如果
不仁，就谈不上讲礼了，仁对礼有决定性影响。在大仁大德面前，礼之不足
降到次要地位。我们知道，周礼虽然具有道德理性的特征，但仍保留了祭神
祀鬼的习俗，在大多数人的头脑里仍笼罩着神鬼迷信。孔子把仁作为礼的基
础，而仁又表现为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这使礼论沿着周人开创的摆脱宗教
蒙昧而走向理性的道路更向前进了一步。孔子既强调仁对礼的决定作用，另
方面，又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即一个严以律己、处处遵守礼的规范即社
会公德的人，就能实现仁。孔子说，具有仁德精神的礼，能限制以至克服一
切损人利己之心和损人利己之行，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从而实现以爱人为
旗帜的仁的目的。对于为政者，应仁、智、礼兼具，有治民的智慧，又能守
之以仁，如果在人们面前没有庄重的仪表，就不会受到民众的敬畏；有智，
有仁得之心，又有庄重的仪表，若不能用礼动员民众行事，那也是不完善的。
孔子注重礼对仁的作用，是因为仁要在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中实现其价值，
而这种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是礼所反映的对象。
孔子的私学发展很快，这时一个重要的问题就被提出来：应按什么样的
标准去培养、教育人呢？孔子提出了“圣人”、“君子”、“志士”等人格
概念，而最常提及的是“君子”，它是孔子培养教育学生和律人律己的标准
人格。
君子人格应是维护人伦关系的和谐，做到爱亲、尊上、敬友、与人为善，
在礼所体现的人伦关系中实现自己的人格；这是君子人格的一个基本特征。
所以“君子笃于亲”、“君子成人之美”，表现了君子与社会环境互相统一
的一面。但是君子不是社会环境的简单附属物，他要在人伦社会的深刻联系
中实现自己的理想、情操，所以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同人相处
时，彼此协调合作，但不盲目苟同。有一次，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问他，如
何方称得上士，孔子回答说，朋友和兄弟间，能相互批评，和睦相处，这就
是士。
的一面。但是君子不是社会环境的简单附属物，他要在人伦社会的深刻联系
中实现自己的理想、情操，所以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同人相处
时，彼此协调合作，但不盲目苟同。有一次，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问他，如
何方称得上士，孔子回答说，朋友和兄弟间，能相互批评，和睦相处，这就
是士。
孔子君子理想人格思想的出现，标志着一个因认识自我而立德、立言、
立功的朝气蓬勃的新时代的到来。孔子就是按照这种人格思想培养教育其门
生，使他们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
孔子满怀“仁政德治”的理想，很想找到机会使之成为现实。在当时，
一个人的政治主张，主要是通过做官来实现，孔子很想通过“求仕”来实现
其抱负。公元前
501年，孔子
51岁时在鲁国做官。但不过四年，由于在立场
观点上与统治者矛盾，而孔子不愿与贵族当权者同流合污、被迫弃官出走，
开始了他艰难的访问列国诸侯的求索之路。
孔子访问诸侯列国之行的第一站是卫国。卫国是鲁国的兄弟之邦。当时
卫国政治较安定，经济也较富裕，加之孔子的高足子路的妻兄颜浊邹是有贤
名的卫国大夫，还有蘧伯玉等有贤名的人，可以相互谈论问题，所以孔子首
先选择了这里。由于孔子声望已经很高，又做过鲁国的上卿（即大司寇），
因此卫灵公很有礼貌地接待了他，给他二千石粮的薪水。二千石粮对于孔子
及其随行数十人的生活来说，基本上可以维持下去。但孔子来这里，其目的
主要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实现其“仁政德治”的主张和理想。而平庸的
卫灵公对孔子的所谓“仁政德治”根本不感兴趣，而是为了利用孔子这块招
牌显耀其“尊贤”的名声，以欺骗国人。孔子在卫国五年，卫灵公尽管表面
上对孔子很是尊敬，但始终没能让他参与政事。在孔子到卫国的第五年，卫
灵公死了，君位继承问题使国内动荡不安，同时引起了大国晋和齐的介入，
乱哄哄的局面迫使孔子离开卫国。
孔子离开卫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觉得自己像“丧家之犬”，也没有确立
往何处去。他们一行经过曹国，曹国没有接待；经过宋国，差点遭到杀害；
到郑国，他甚至狼狈得和弟子失散了，郑国也没有接待他们。最后在离开卫
国一年之后到达陈国，住在曾相互仰慕的贤人司城贞子家，并通过他向国君
推荐，取得了个有名无实的职位。三年后，吴国侵略陈国，孔子又不得不躲
避战乱而离开。当时，楚国有位贤名的政治家，人称叶公，孔子决定去找他，
一路上，好几天没有粮食吃，随从的弟子和其他人不免露出不满情绪，孔子
却很镇静，甚至继续讲学、诵诗、弹琴、歌唱不已，使大家深受感动和鼓舞，
想方设法度过难关。
却很镇静，甚至继续讲学、诵诗、弹琴、歌唱不已，使大家深受感动和鼓舞，
想方设法度过难关。
在
63岁的时候，孔子从楚国回到了卫国。但是回卫国
后，当时的卫出公既没有要他为政，也没有向他问政，在此情况下，孔子就
把主要精力用在教学和治学上。
孔子自
55岁离开自己的祖国——鲁国去访问诸侯列国，在外到处奔走
了
14年，历尽了千辛万苦，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结果是到处碰壁。
孔子的弟子如冉有、子贡等在鲁国做了官，孔子也很想回到自己的祖国，于
是在他年近七旬时，他终于结束了流浪生活，又回到了鲁国。
孔子为实现其“仁政德治”的政治主张四处碰壁，历尽坎坷，又耳闻目
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使他感到有必要确定一种使对立双方协
调发展的理论基础和行为准则。这就是中庸。什么是中庸？“中”，即中正，
中和；“庸”，通“用”；中庸，即以中为用。把握矛盾相互依存或相互渗
透的量的规定性，使对立双方各在一定限度内发展，从而保持统一体的和谐
与统一。
在先秦时代，各派哲学家为建立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曾研究过矛
盾问题。道家主张对立的相对性，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在对立面之间，
无须一定的客观条件，可以反复转化。法家主张对立的绝对性，以强凌弱、
以大制小。而孔子主张中庸，保持矛盾的统一，平衡和长期稳定。下面就是
中庸思想的主要论点。
“过犹不及”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贡问他：“子张和子夏两个学生，哪
一个更好一些？”孔子说：“子张有些过头，而子夏显得不及。”子贡说：
“那么，子张好一些吗？”孔子说：“过犹不及。”即是说，过头和不及同
样不好，也就是说，唯无过无不及的中正是好的。过与不及都是相对于一定
的标准来说的，二者是在相反方向脱离标准的对立倾向，构成名副其实的两
端。中庸思想认为，只有把握两端，才能更好地坚持中，并且运用中。所以，
“过犹不及”的思想实际上是中庸原则的具体运用。“过犹不及”的思想，
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质与量的辩证关系，一定质是与一定的量联系在一起
的，量的过与不及都会影响质的规定性。为了保证事物具有一定的质，必须
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
无过无不及并不是折中主义。折中主义是在原则上对立的观点之间采取
的无原则的迁就态度，既承认这一个，又承认相反的另一种，没有原则性，
不管是与非。但是，无过无不及则不然，它是有原则的，此原则就是在处理
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上，都必须遵守礼。礼是仁的形式，可以作为决定中的
标准，实际上，孔子不但不搞折中主义，而且十分痛恨搞折中主义的人。对
于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到哪里都受欢迎的人，孔子称其为“乡愿”，
他说：“路过我的家门不进我家，而我不感到遗憾的人，只有乡愿！乡愿是
道德贼！”由此可见孔子对折中主义者的厌恶和痛恨。
“和而不同”在先秦时代，人们把保持矛盾对立面的和谐叫做和，将取
消矛盾对立面的差异叫做同。和与同是根本不问的。比如君臣关系，和是指
君臣不同看法的协调，君认为可行的，其中有不可行之处，臣指出其不可行
的地方，而使其可行的更为完善。君认为不可行的东西，其中有可行之处，
臣指出其可行的地方，而去掉其不可行的，这样就可以达到政治安定，民无
争心的局面。所谓同，就是君说可以，臣附言说可行，君认为不行，臣也说
不可；取消矛盾，造成君主一言堂，结果是使君主犯政治错误，而且愈演愈
烈。孔子认为，唯有和是可取的，而同是有害的。
争心的局面。所谓同，就是君说可以，臣附言说可行，君认为不行，臣也说
不可；取消矛盾，造成君主一言堂，结果是使君主犯政治错误，而且愈演愈
烈。孔子认为，唯有和是可取的，而同是有害的。
“尊五美，屏四恶”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张问孔子：“怎么样才可以
从政呢？”孔子回答说：“尊重五美，屏弃四恶，这样才能从政。”子张又
问：“那什么叫五美呢？”孔子答道：“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
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即为五美。”“那什么为四恶呢？”子张问，孔
子说：“不进行教育便动不动杀人，谓之虐；不说明意图便要别人做出合乎
自己心愿的成绩，谓之暴；起先懈怠不管突然限期完成，谓之贼；答应给人
钱财物却出手悭吝，叫做小气。以上即为四恶。”“惠而不费”、“劳而不
怨”，是讲经济方面的惠民政策。惠民之道，不是要政府向人民提供给养和
废除徭役，而是要从政策上保证人民从生产对象中获得利益，并把徭役放在
非农忙季节，使之不超过人民所能负担的程度，只有这样，人民才能既有物
资生活保障，而政府又不必花费财力；既能完成必需的国家公役，而又不引
起人民怨恨政府。政府才称得上“欲而不贪”，政府施仁于民而自己也得到
的好处，怎么能叫做贪呢？“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此二美是对施政
者作风的要求。孔子认为，无论人数多少、势力大小，一律不摆官架子，不
怠慢，这就是“泰而不骄”，衣冠整洁、举止庄重、使人产生敬爱之心而又
不以势压人，即为“威而不猛”。
在惩与教的关系问题上，孔子反对单纯使用惩办手段，主张把惩办同教
育结合起来。如果不是在这方面花力气，而只是发现不好就进行惩办，就是
虐政、暴政和贼人之行。孔子要求把教育置于首位，显然包涵一个思想前提，
即承认公布法律的必要性。各国司法现象中层出不穷的法律制裁和社会犯罪
使他强烈感到，不仅要反对严刑苛法和滥用刑法，还要加强法令、法律方面
的教育，以免除民众因不知法而招致的灾难。
五美全是从两面立论，把每一个问题的利与弊都联系起来，兴其利而防
其弊，以防弊为兴利所应掌握的度，这就是孔子所要求的中。而四恶中，在
惩与教的问题上，联结两端，以教育为惩治之前提，以惩治济教育之所不及，
二者互为补充而取其中。这充分表现出，孔子力图用中庸之道去探讨一条切
实可行的治国方针。尊五美、屏四恶就是中庸思想在治理国家中的应用，它
的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教育、道德和领导作风等诸多方面，实际上是一篇
施政大纲。
儒家学说的基本特征是：以《诗》、《书》、《易》、《礼》、《乐》、
《春秋》的思想为育人的内容，崇仁厉义序人论为儒家的思想中心，培养君
子人格，成为贤人圣人为儒家育人的最高理想；把仁的思想扩大到政治上，
实行德治，重民生，行教化，旨在维护以等级制度和纲常秩序为核心内容的
封建社会。儒家各学派虽有其共同的特征，自从孔子制立儒家学说后，儒家
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时代特征，而且处在不断的发展之中。
孟子（公元前
385年～前
304年），名轲，鲁国邹邑（今山东邹县）人，
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是战国中期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孟轲幼年
丧父，家庭贫困，孟母特别重视对孟轲的教育。据说，孟轲幼年的时候，他
家住在坟墓旁边，小孟轲做游戏就学埋葬死人，孟母惟恐这样下去对孟轲产
生不良影响，就把家迁到集市附近去住。小孟轲在集市旁边，又去学商贩叫
卖。孟母感到这不是教育孩子的环境，又把家迁到学校旁边，使孟轲从小就
学习礼仪。这就是有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小孟轲有些贪玩，读书不努
力，孟母问他为什么不好好读书。小孟轲借口说，我的东西弄丢了，我去找
东西去了。孟母听了很生气，就用刀子把织机上正在织的布割断，小孟轲又
惊又怕地说：“为什么要割断布呢？”孟母说：“要你读书，增长知识，就
是要你成名。现在你不读书而去玩耍，就像我割断机上的布一样。现在学习
不努力，将来就只有干点勤杂劳累的活了。”孟母的严格教育使小孟轲养成
了用心读书的好习惯，“断机教子”的故事一时传为美谈。
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是战国中期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孟轲幼年
丧父，家庭贫困，孟母特别重视对孟轲的教育。据说，孟轲幼年的时候，他
家住在坟墓旁边，小孟轲做游戏就学埋葬死人，孟母惟恐这样下去对孟轲产
生不良影响，就把家迁到集市附近去住。小孟轲在集市旁边，又去学商贩叫
卖。孟母感到这不是教育孩子的环境，又把家迁到学校旁边，使孟轲从小就
学习礼仪。这就是有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小孟轲有些贪玩，读书不努
力，孟母问他为什么不好好读书。小孟轲借口说，我的东西弄丢了，我去找
东西去了。孟母听了很生气，就用刀子把织机上正在织的布割断，小孟轲又
惊又怕地说：“为什么要割断布呢？”孟母说：“要你读书，增长知识，就
是要你成名。现在你不读书而去玩耍，就像我割断机上的布一样。现在学习
不努力，将来就只有干点勤杂劳累的活了。”孟母的严格教育使小孟轲养成
了用心读书的好习惯，“断机教子”的故事一时传为美谈。
如果说孔子的思想为“人学”的奠基，那么孟子的思想则是“人学”的
发展。他的仁政学说和民本主义，意味着“人”的初步发现，其理论基础是
性善论，并蕴含着不少的辩证思维。（“人学”指探讨有关人的价值，人的
完善的品德，以及人性的冶炼的思想学说。）
孔子“人学”的核心范畴是“仁”，其基本含义：一是“爱人”，二是
“复礼”。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孔子“人学”的继承和发展。
孟子也讲“礼”，但他所讲的“礼”在一般情况下是指聘辞受等的礼仪
而言，没有维护奴隶制度之意。实际上，他对周礼关于等级身份关系的种种
规定是很不满意的，孟母死时，他埋葬母亲用了很好的棺木。有个弟子以请
教的口气批评他说，棺木似乎太好了，暗示按等级身份，其母亲不该有这等
待遇。孟子回答说：“上古对于棺椁的尺寸没有一定的规炬，到了中古，才
规定棺木厚七寸，椁的厚度以相称为准。从天子到老百姓，讲究棺椁，不仅
是为着美观，而是这样才尽了弟子之心。为法制所限，不能用上等木料，当
然不称心；能用上上等木料，没有财力，也还是不称心。既能用上上等木料
又能买得起，古人都这样做了，我为什么不这样呢？”
孟子将孔子“爱人”与“仁”引深到人心中去，他说，“爱人”就是一
种“不忍人之心”，即不忍看到别人困苦危难之心。他打比喻说，如果突然
看见一个小孩掉到井里去了，任何人都有惊骇同情之心。这种心情的产生，
不是为了要和这孩子的父母攀结交情，不是为了要在乡里朋友中博取名誉，
也不是厌恶这个孩子的哭声，而是不忍看到孩子痛苦危难。这种发自内心的
同情心，就是“仁者爱人”。另一方面，孟子又把这种“爱人”精神扩展到
政治上去。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同情别人之心。先王因为有同情别人的心，
这才有同情别人的政治。凭着同情别人的心去实施同情别人的政治，那么，
治理天下就像运转小物件于手掌之上一样容易。因此，他主张以“爱人”之
“仁”为施政的出发点，要求统治者“施仁政于民”。这就是孟子的仁政学
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