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说的这些，都属于“传教供佛区”的范畴，可以理解为僧尼们上班学习工作的地方。除此之外，还需要有一部分建筑供僧尼们生活用，包括僧竂（宿舍）、香积厨（厨房）、斋堂（食堂）、茶堂（接待室）、职事堂（库房）及厕所等，这些建筑一般集中于寺院的东边。您想看看自己睡觉的房间是什么样子？来来，往东走，我们进这座门边挂着“僧竂”木牌的房子看看。
一进门，好宽敞，好通透啊。整间房子里连个隔断都没有，陈设也非常简单，窗户下有一张大卧铺或者地台，能容下十来个人并头倒卧，另外可能还有些木箱、衣架、蒲团啥的。您问这么大的一间房子都归您自己使用？做春秋大梦呢这是，整座寺庙里一般只有地位最高的住持、方丈能有一间独立的小卧室，其他僧尼都要吃住在一起，连一张单独的床都没有，而是要挤在一起睡大通铺，一人打呼噜，所有人失眠的那种。您如果觉得在大学里住上下床的八人宿舍已经很苦了，不妨来这里试试看。
怀着浪漫期待出家的小沙弥、小尼姑也别想着艳遇，你们日常生活的区域都在寺院东侧，而接待云游僧人、外来散客的“云会堂”则位于寺院西侧。僧尼平时没事不许自己一个人瞎转悠，您就先收敛心神，老老实实过一阵艰苦朴素、清心寡欲的生活吧。
和尚尼姑们日常的“坐禅、课诵、布萨、安居、自恣、普请”等活动会占去大部分时间。简单说说这些都是什么吧。
“坐禅”应该比较好理解，像唐僧那样盘腿静坐不出声，自己冥思佛经真义，寺里会定时组织大家一起坐禅，个人也可以在任何时间自己坐禅修习。
“课诵”则类似于俗人所说的“和尚念经”，大家一起敲着木鱼诵读经文拜佛行礼。佛教早期是要求一昼夜“课诵”六次，这个因为不符合中国国情而被逐渐缩减，到了唐朝一般寺庙里每天课诵三次或者早晚各一次，叫作“早课”“晚课”。到了规定时间，所有僧尼都聚在大殿或者讲堂里，由住持法师们带领，一边敲击木鱼法器控制节奏一边唱诵。早课通常是唱诵《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心经》等，晚课则唱诵《佛说阿弥陀经》《礼佛大忏悔文》《蒙山施食》，一边念经一边行礼拜佛等。
“布萨”每月举行两次，基本形式是僧尼聚齐在讲堂或斋堂，由高僧向僧众们重申各条清规戒律，讲完一段向堂下僧众提问一次“有犯否”，僧众们要齐声应和回答，自查自纠。
“安居”比较像“集训”，是把寺里现有的僧尼们集中到一起学习修行，不准外出化缘、云游，也不再接待访客的一种封闭性活动。每年两次，一般是冬三月和夏三月。在这三个月期间，寺里的出家人们只能每天一起念经坐禅听课辩论，集中精力提升自己的修为。
每年的“夏安居”结束以后，大概是因为僧尼们要闷疯了，寺院里还会举行一年一次的“自恣”活动。这个可以理解为“吐嘈大会”，主要内容是大家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可以尽情向自己看不顺眼的师兄弟姐妹们砸砖。挨了砖的，无论是确有其事还是诬告抹黑，都不准申辩，而只能由两位负责主持这项活动的“五德”总检举人来判断。如果确实有犯错，就要接受戒律惩罚并忏悔，之后才给你的档案上增加一年工龄（戒腊）。“戒腊”是指当和尚尼姑的年数，这个是很有用的东西。
以上说的都是和尚尼姑们在课业修行方面的任务，大多都属于室内工作。除此之外，汉化的中国佛寺大多数还有另外一项特殊任务，那就是体力劳动。
其实在印度半岛佛教发源地，僧人们的主要生活物资都是靠化缘施舍来的，吃个现成饭就行了。但是在我天朝中原地区，国情不同，僧人们的生活来源一大部分要依赖于自己种粮、种菜、砍柴、担水，做各种体力手工活，更高级的还有放贷收债经营商铺的。所以寺庙里还有一种专门活动叫“普请”，内容是事先挂牌通知，约定日期时间，包括住持、方丈在内的所有僧尼一起去田里耕种劳动。至于低层僧尼就更是几乎天天都要干体力活了，所谓“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说到“食”了，师父师太们平时都吃些什么呢？很不幸，其实佛教刚入中原时僧众们并不严格吃素，但是南北朝以后，更具体地说是梁武帝时期以后，基本上“戒杀生戒肉食”的清规就固定下来了，所以穿越成唐朝僧尼的您，不用期望自己的碗里能出现荤腥。一日几餐以米粥为主食，最常见的副食是各种腌咸菜，新鲜的青菜豆腐都算美味佳肴。如果有病弱的僧尼实在需要营养，那么经过特殊申请可以给吃些蜂蜜、酥酪等。
怎么样，剃度出家以后的生活很纯朴健康有吸引力吧？据说经常有受不了清规的小沙弥或者未正式剃度的佛弟子偷偷逃跑，以至于多数寺院每年都要清点人头，举行一次“安单”活动来确定寺内常住人口，真是不可理解啊。
客人您别哭。如果您能在寺内熬上几年，至少把脸混熟了，能不引人注意地随便走走，特别是能往西边那些收容俗人的设施地点去溜达一下，还是能发现不少有意思的寺院生活的。
比如每天早上中午你们在斋堂吃粥的时候，就经常能看见来来去去的生面孔。他们有的是在寺庙干活的佣工杂役，有的是来进香的施主，这两种都没什么。但还有一种人进来就坐下闷头大吃，尽量把自己变成透明隐形人，而有些比较势利眼的僧人一看见他们就皱眉瞪眼满脸不高兴，因为这些是住在寺院旁边的穷人，纯属白蹭饭来的。我佛慈悲，普度众生，理论上不能把穷人拒之门外让他们活活饿死，但要负责整个寺庙财务运转的大和尚看着这笔额外支出还做慈祥欢喜状，也太强人所难了点。
何况庙里不但有白蹭饭的，还有蹭住宿、蹭上学的呢。
有一定规模的寺庙，都会有一些空闲住宿房，名义上用来接待施主香客们，但事实上往往会成为变相的“旅店”。一些赶路的旅客，特别是文人士子们，经常以上香布施的名义给寺里一些财物，作为实际上的食宿费，然后就可以在寺里住上一阵子。要知道当时想住正规旅店或驿站，必须出示各种身份证明文件，有时候搞得相当麻烦，而寺院里这种手续就简便得多，相对来说收的费用也少。甚至住客们钱花光了一贫如洗，一些在乎脸面讲究影响的寺院也不好硬把人轰出去。
借住在寺庙里还有个好处，就是像您这样有文化素质的僧众多。某天您有空了，晃到客舍去跟住客月下散步聊聊天，从春秋左传谈到楞伽华严，从孔孟仲舒扯到达摩玄奘，吟诗对曲打打机锋来个顿悟，大家都开心。文人和僧人之间酬唱应和留下的“千古佳话”也不少，像王维和神会、陆羽和皎然、苏大胡子和佛印等。一些名山大寺里还有学问非常深的高僧，会吸引很多俗世文人来拜在门下从师受教，他们往往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就像上大学进修一样。
这种情况还算正常的寺庙生活，但您要再往边上走走，没准能看见更奇特的现象。大和尚们不但开办成人进修班，连童蒙基础教育也一力包办。
您走近寺院旁边一处偏远独立的小四合院，听到院内传出小孩子们的琅琅读书声。走进去一看，正堂檐下端坐着寺里的和尚，当然一般是文化水平较好也比较有耐性的那种，院子里或者两廊下放着一具具书案坐垫，若干个从七八岁至十几岁不等的俗家小孩正坐在书案后，摇头晃脑地跟着和尚师父读书。这里面也可能有自幼出家的小沙弥，但大部分都是附近人家的小孩，授课内容也包括一些佛经教典，但也有很多五经诗文等儒家经籍，因为来上学的这些孩子主要目标可不是当和尚，而是读书识字长大了考科举。特别是在当地政府无力办好官学的地方，寺庙里的学校就成了当地基础教育的主力军，这些孩子每次抄书写文，作业卷子末尾都署名为“××寺学郎 某某”。
寺庙附属小学，您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再往边上走，那里还有更多“寺庙办社会”的产物，比如这几进院子。您别太靠近了，更别走进去，这可是很危险的地方。
院门外边挂着“病坊”木牌的这个院子，是专门收治穷苦病人特别是传染病人的民间医院。当时平民百姓对传染病怕得厉害，如果家里没什么钱，久病床前无孝子，往往把病人送进寺院里的“病坊”完事。医院支出由寺庙负责，医生也都是寺里的和尚，当时懂医术的僧众不少，事实上替信徒治病也是佛教的主要传播手段之一。还有个别非常虔诚要造大功德的高僧建立过“疠人坊”，专门收治麻风病人，还真有治愈的例子，当然也有大和尚把自己老命赔进去染病而死的例子。
这种有慈善救济性质的“病坊”，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所以历代官府都对此给予支持鼓励，后来还出资把“病坊”扩建为“悲田坊”，除了收治病人以外，还收容无家可归的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等。即使是在唐武宗灭佛时期，这些社会救济机构也被鼓励继续办下去，不过主办者由佛寺变成了当地官府。
寺庙办旅馆，寺庙办学校，寺庙办医院，您问寺庙还管办什么更不靠谱的社会事业？呃，这边来，请跟我走进寺庙后面的山冈祠堂席棚，请看屋棚里这一具具方方正正、有棱有角、阴沉肃穆的……棺材。
吓着了？至于吗，之前我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古代社会医学不发达，得了病治愈率很低，送到“病坊”“悲田坊”来的重病穷人死亡率就更高了，包括来寄宿的住客也会有急病暴毙的情况发生。这些死者怎么处理？总不能晒干了做花肥吧。
不过您看到的这些棺材，基本上倒不是病坊的死者，穷人死后是连棺材都置不起的，破席子一卷乱葬岗埋了完事。您走进的是寺庙另一项特殊服务处，“寄殡”所在。
唐朝人有很浓重的“归葬祖坟”执念，如果一个人不幸死在了家乡以外的地方，而一时半会儿又没条件把尸身运回祖坟归葬，他的亲人会先置办一套棺木灵柩装置好尸身，然后找寺庙“寄殡”，暂且存放，等日后有机会再把棺柩运回家乡。这个“寄殡”时间可长可短，视死者家人的意愿和财力而定，也有死者家此后一直败落下去再也没能力运走棺材的，那么僧人可能等上若干年绝了念头埋掉完事。
所以寺庙附近除了有停棺材的场所，也有真正的墓地。有些人家也愿意把死去的亲人，特别是传统上不入祖坟的妇女、小孩等葬在寺庙旁边墓地，认为这样可以受佛祖保佑来世转生投个好胎。当然了，墓地和墓地也不一样，如果想把亲人葬在寺庙附近景色优美风水好的地方，再修个坚固的坟墓、建个纪念塔，就得给寺里多布施香火钱了。
说了这么多，似乎寺庙里的生活就是以对内修身养性、对外多做功德为主，总之是寂寞、辛苦，甚至危险恐怖的日子过不到头。大体是这样，不过一年里总也有不少日子，能让僧众信徒和平民百姓都欢乐热闹开心得要命。您的出家生活，还是会有些盼头的。
本篇主要参考资料&深度了解推荐：
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王景琳.中国古代寺院生活.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李富华.中国古代僧人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6
李艳茹.唐代小说呈现的佛教寺院社会生活图景.香港：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2011
想听书看戏，茶馆剧院不侍候，请去庙里拜佛【公众娱乐】
穿越到寺庙里当了和尚尼姑的唐穿团客人您，在经历过烦琐严肃的出家仪式和清苦枯燥的修行生活以后，今天我们来说说佛寺里的一些欢乐时光吧。
场面最盛大的活动当然是——过节！什么新年、端午、冬至之类的俗家节日，百姓来逛庙就不说了，单说三个跟佛教关系最紧密，而且从寺里发展到寺外成了全民狂欢活动的节日。这三大佛教节日是：四月初八佛诞节（浴佛节）、七月十五盂兰盆节、十二月初八佛成道节（腊八节）。
这其中最有中国特色的要算是七月十五盂兰盆节了，在俗世里这个日子也叫“中元节”。不过在佛寺里，当这一天到来，您可别一不小心脱口欢喜赞叹：“今天是中元节啊！”否则老和尚会“啪”给您脑袋上来一戒尺：“不得妄语外道！”
您揉着光头上的包，可能会很迷惑不解，为什么师父不愿意听到“中元节”这个词？哈哈，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元节”是佛家的对头——道教的节日。
早在东汉末期，人家本土宗教道教就开始尊奉天官、地官、水官三神祇，大约到北魏时期，这三官又与“正月、七月、十月之望日为三元日”的说法结合，七月十五就变成了中元日——地官赦罪日。而佛教呢，虽然在印度半岛也形成得很早，但是“盂兰盆节”在原生地却是没有的，是传入中原以后我天朝人民自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佛教节日，南北朝中后期才在南方地区流行开，比道家的中元节要晚一些。
虽然两个节日的名称不同，但都在七月十五这一天举办，而且节日的内涵也惊人地相似，都是为死去的亲人祈福赦罪、准备供奉品喂饱阴间饿鬼以使亲人灵魂免遭罪。由于汉语的“中元节”比译自梵语的“盂兰盆节”听着亲切顺口，所以名称上是道教的“中元节”更普及些，但是因为佛教在下层广大群众中的基础远远比注重走上层路线的道教稳固广泛，所以这一天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佛寺而不是道观。
作为一个勤学好问的小僧人，您不妨问问庙里的师父，“盂兰盆”到底是什么。大和尚如果有耐性，会把您带到佛殿中寺院里放置的一座座供物堆前，指着那些内置幡花、灯烛、衣裳、鲜花、水果、点心、素菜的一个个大盆说，这就是了。
原来唐朝的“盂兰盆”真的是一个个盆子啊······其实“盂兰”这个外来语音译词的本身含义是“倒悬”，指的是鬼魂在阴间受煎熬的苦痛感觉。佛经里有一部《佛说盂兰盆经》，里面有个“目连救母”的故事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没有，那请去问自己的师父让他好好教你念经谢谢······按经文的叙述，目连为了消解母亲因生前罪孽在地狱中所受的苦难，按佛祖的指点，“七月十五日······具饭百味五果、汲灌盆器、香油锭烛、床敷卧具、尽世甘美，以著盆中，供养十方大德众僧”打通了这一关。因为这个故事跟我国自古以来特别推崇“孝道”的文化传统相契合，所以我汉地信众居士们就生生造了这个节出来折腾。
好，七月十五的热闹要开始了，您赶紧洗脸刷牙穿好法衣，听从师父师兄们安排，准备迎接各种仪式活动。如果您是在首都长安里的一座皇家寺院里出家，说不定还能见识到皇帝老儿给父母祖先做供养的盛大场面。
浩浩荡荡的“送盆官人”队伍进寺啦，皇室气派当然不同于常人，您看那只金镶点翠的大盆子，铸造装饰再加上里面供奉的珍宝花果食物得花费上百万钱呢。“盂兰盆”后面跟着七副神座，就是唐高祖、太宗再加上当朝皇帝的爹、爷爷、曾祖父、高祖父等五代先人，这些神座和盂兰盆周围都被幡节、龙伞、衣裳等簇拥着，七位皇帝祖先的庙号写在长幡子上用来识别。这一路队伍是从皇宫里抬出来的，用了全副仪仗，百官都立在光顺门内外夹道相送，一路上被围观得水泄不通，敲锣打鼓欢呼迎接地送到寺里陈设一天，过了中元节再抬回去完事，年年如此。
即使在一般的非皇室寺院，盂兰盆节这一天也会有很多人送内装各种供物的大盆子到佛前供养，顺便行香、拜佛、偷瞄别人家的供盆暗自较劲、参观寺里的楼阁庭院花木、跟和尚们打打机锋、跟文人朋友吟诗作对、跟来拜佛行香的女眷们眉目传情偷闲约会。在山门内外，还会有小贩们挎篮子叫卖“瓜子可乐矿泉水”——错啦，是“胡饼酒浆果子点心”——中间掺杂着“郎君娘子行行善”的哀告乞丐们，平时冷清庄严的禅院清修之所一下子人头攒动熙熙攘攘起来。
您觉得光人多也不算什么？那好，听，那边殿前的琵琶笛子鼓声响起来了，有富贵人家觉得光在佛前供奉香花果菜还不够虔诚，还带来了“伎乐”，也就是乐队和舞蹈班子，就在庙里奏唱起了欢乐热烈的民间小曲，没准儿那些跳舞的美女还穿得颇为暴露。这当然会吸引大批民众围观，喝彩之声此起彼伏，至于“为亲人洗罪超度”的目的能否在这么欢实的活动里达到，已经没啥人关心了。
这家现场秀劲舞，那一家也不甘示弱，带了一堆玩“百戏”的杂技演员进寺，什么顶竿的，抛刀的，走绳的，玩相扑的，耍木偶的，舞狮子的，现场铺陈演出，更是热闹非凡。您觉得还不够过瘾？没关系，大家玩得开心了，还可以抬着佛像和各种大盆里的供品，一起出寺上街游行，伎乐百戏幡花云伞都跟在队伍里巡游全城，所到之处倾城轰动，一直狂欢到天黑为止。
盂兰盆节这一天，你们这些平时清苦的僧众，不但能看到很多奇妙物，还能大饱口福。那些由施主檀越供奉的水果点心素菜，从佛前撤下来以后，自然就进了你们的肚子。虽然一般也不会有什么大鱼大肉，但对于常年就着咸菜喝粥的你们来说，这已经是难得的受用了。
除了七月十五这一天外，另外还有两个比较重大的佛教节日，分别是“浴佛节”和“腊八节”，您大概在现代也听说过，特别是后者，所以只简单介绍几句。
“浴佛节”是为了纪念佛祖释迦牟尼的出生和第一次被洗澡，这个日期曾经有四月初八、二月初八和十二月初八好几种说法，到了元朝才在全国统一定为四月初八。在唐朝呢，北方一般都认为四月初八是“佛诞日”，于是每年到了这一天，你们这些和尚尼姑穿好法衣，举行完仪式以后，要把寺庙里大大小小的佛像都用浸了香料的水擦洗一遍，洗过的剩水，不，圣水，还要往自己身上滴和给虔诚信众大香主滴洒一些以求福佑。参加这个活动的信徒们大多都会向庙里捐献衣食财物等，隆重热闹的仪式举行完，僧俗众一起吃唐朝“浴佛节”特有的食品“糕糜”。如果年岁太平，官员百姓兴致很高，也有可能在这一天抬着佛像上街巡游，前后都有杂技鼓吹等。
“腊八节”您就更熟悉了，每年十二月初八，释迦牟尼悟道成佛日，这天早上恐怕你们都是被腊八粥的香气诱醒的。头天晚上，寺里空地上的大锅就支起来啦，各种由施主捐赠的粮食杂果搅在一起咕嘟咕嘟煮出大量腊八粥，不但供应僧众施主，还可以施舍给来蹭饭的穷人，同时寺里也会再做相应的法事。
一年过三个大节，您觉得其余的日子还是很无聊？那还有别的热闹活动呢，比如“开俗讲”。
顾名思义，“俗讲”是相对“僧讲”而言的，后者算是寺院内部僧人们的学习进修活动，一群和尚在一起学习宣讲经文奥义相互切磋啥的，目标是提高僧人们的业务水平。而“俗讲”呢，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大众百姓，目的则是——阿弥陀佛，请施主们多多捐献供奉财物吧。
在多数寺院里，“俗讲”至少一年开三次，春夏秋三季各一次，日子也是精心选择的，比如夏天那次往往选在七月十六日，也就是“盂兰盆节”的欢乐刚过去，僧俗众还觉得意犹未尽想继续热闹两天的时候。除了这三次固定时间的“俗讲”，如果遇上了特殊事件，比如当地富绅家里有人去世做法会，应大香主的要求，寺里老和尚们也不会吝于多开几次俗讲多赚几次钱。
好吧，七月十六日早上，您摸着头天吃饱了撑着的肚子，整顿仪容，穿好法衣跟着师兄弟们来到佛堂前院子里，只见虔诚的百姓信徒们早早地来到场子里，前排的席地而坐，后排的站着挤着，摇着扇子扶着树，大家脸上的表情……您觉得有点奇怪？不像是听佛经时那种庄严肃穆感，反而都喜笑颜开、指手画脚的样子，一个个跟准备看猴戏似的。这信徒们也太不讲究了。
其实真不能怪他们，一会儿您就知道了，这“俗讲”跟你们僧团内部严肃枯燥的“僧讲”差别相当大。
一声“升座”，鼓磬齐鸣，只见今天主讲的大和尚从边门出来，拜佛行礼毕，坐到佛堂中间专门为讲经僧设置的一具“高座”上。音乐止息，法师启齿高诵佛号，讲经开始。
理论上，俗讲也像僧讲一样，应该有作梵、礼佛、唱释经题、说经本文、入经说缘喻、回向、发愿等程序。但程序是为目的服务，堂下挤过来听俗讲的大众百姓可不耐烦老是听僧人们唱诵半懂不懂天书一样的经咒，大家喜欢听的是浅白易懂、情节曲折的押座文、讲经文、变文。比如拿昨天中元节上讲诵的《佛说盂兰盆经》来说，僧人们自己唱诵是这么唱：
“······见其亡母，生饿鬼中，不见饮食，皮骨连立。目连悲哀，即以钵盛饭，往饷其母。母得钵饭，便以左手障钵，右手搏食，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
这些句子是文言散句，也不见得押韵，僧众们闭着眼睛拖长了腔调摇头晃脑地唱着，除自己人以外，恐怕大部分观众都听不明白他们在说啥，很不吸引人。所以到了开“俗讲”的时候，大和尚就得换一种方式了。
还是上面那段的内容，讲师摇身一变，神情语气模拟成中年妇人的样子，先是一段白话叙述：
“······慈母告目连：‘我为前生造业，广杀猪羊，善事都总不修，终日咨情为恶。今来此处，受罪难言。浆水不曾闻名，饭食何曾见面。浑身遍体，总是疮疾。受罪既旦夕不休，一日万生万死。’慈母唤目连近前，目连，目连啊······”
说到这里连呼两声，法师敲着木鱼开唱啦：
“我缘在世不思量，悭贪终日杀猪羊，
将为世间无善恶，何期今日受新殃。
地狱每常长饥渴，煎煮之时入镬汤，
或上刀山并剑树，或即长时卧铁床。
更有犁耕兼拔舌，洋铜灌口苦难当，
数载不闻浆水气，饥羸遍体尽成疮……”
一边唱着，一边以袖掩面做凄苦拭泪状。您再看堂下听讲的百姓信众，特别是那些心软命苦的妇女，早已哭成一片啦，一边哭一边纷纷摘首饰掳戒指手镯捐献给寺庙。这也难怪，当时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十分贫乏，别说电视电影电脑了，连书本都很贵且少见，大部分人又都不识字，难得看一场文艺表演，再粗陋简单也能轻易感染人。法师们以说学逗唱模仿拟声种种手段演出的六道轮回故事、因果报应故事、劝善劝捐故事，往往都会受到当地民众的疯狂追捧，收获的捐献供奉物也会很丰厚。
除了宣讲内容通俗易懂、形式生动活泼，和尚们的“俗讲”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尽量使用当地的方言口语，比文人士子读书和高僧诵经都“三贴近”[注33]多了。到了后来，“俗讲”的内容除了佛经故事，还有民间寓言、历史传说、诗歌文赋，甚至宣扬当地统治者的威望治绩等，俨然成了当地的文娱演艺中心。
这就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如果您所在寺院处在繁华富裕地区，比如首都长安城内吧，“俗讲”的次数密集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某天早上您起了床正在干活，突然听到寺庙围墙那边传来叮叮当当的噪声，走过去一看，雪白的围墙上用红漆画了个圈，圈内一个大大的“拆”字``````
呃，开玩笑的，反正是一群建筑工人开始施工了，要搞一块跟寺院连通的场地，有钱的话场内还要筑起台楼来。您问这是在盖什么？为首的工头很淡定地告诉您，要建一座“戏场”。
对，您没听错，就是像后世现代的戏园子、音乐厅、歌剧院、大舞台甚至电影城那样的娱乐场所，就在寺院里开建，而且人们也一般称之为“某某寺戏场”。这个“戏场”除了供寺里的和尚师父们做法事开俗讲用，平时还会经常上演各种伎乐、百戏、傀儡、参军等文艺活动，甚至大而平坦的场地还可以用来蹴鞠、打马球，总之附近地区的所有演出大都会在这里举行了。
大的寺院戏场火爆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天您偷空跑来看杂戏，突见一骑绝尘，黄衣使者白衫儿直入场内，向着坐在行障后也在看戏的某衣饰华贵美女耳语，美女带着奴婢匆匆离去。后来您辗转听说，那是当今天子的亲生女某公主，看戏那天她的小叔子卧病在床，当嫂子的公主不去照顾也就算了，居然还有心情跑寺里来看戏，而且运气糟糕到这事被她的天子老爹得知，当下就大怒把公主召回宫里好好骂了一顿。
为什么连金枝玉叶都要跑到寺里来看戏？那是因为当时社会上没有别的类似专门性娱乐场所啊。您上街化缘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个穿越众，张嘴就问“我想听评书看戏，请问茶馆戏园子怎么走”，您也别跟他（她）废话，直接指点回寺的道路就行了。唐朝就没什么独立经营的“戏园子”，在茶馆里进行曲艺表演的风俗也还没出现，“评书”啥的更得晚好几百年才有。
不过说到“看戏”，有一个特别容易被误会的地方，就是穿越众们经常以为唐朝的“戏”也是像京剧、昆曲、外国歌剧那种多人分角色饰演的有复杂故事情节的戏剧。很遗憾，那种文艺表演形式在唐朝最多只有个萌芽状态，基本看不到。
您往戏场中间台子上瞅瞅，唐朝流行的“戏”，要么是像“二人转”“对口相声”似的双人表演的“参军”，要么是像木偶剧似的弄“傀儡”，或者干脆就是被称为“百戏”“杂戏”的各种杂技表演。这些在当时已经算是高级演出了，乡人村民一辈子也见不到几次。而你们这些本应清苦修行的僧人近水楼台先得月，没事儿来晃两圈都能站着看一会儿，有丝竹之乱耳，无修习之劳形，怎么样，日子过得挺舒服吧？
可惜啊，寺庙里兼开戏场，特别是风靡一时的“俗讲”，在唐朝灭亡不久就不再流行了。北宋真宗曾经明令禁止大和尚们搞这种“三俗”演艺事业，南宋以后就彻底消失了。不过“俗讲”的子孙支脉仍然在民间代代流传，如宋元话本中的“说经”一类，还有鼓词、诸宫调以及盛行于明清的“宝卷”“弹词”等，都受到俗讲的直接影响。
如果您觉得出家以后虽然有吃的，有玩的，有听的，有看的，但各种清规戒律还是太烦人，住寺内念经吃素的生活也太枯燥，那么还有更好的消息等着您呢。
敦煌出土资料显示，当地的僧人尼姑们很多住自己家里，结婚生子，种地经商，缴税当兵，寺院有活动临时通知他们，他们跟俗人的区别只有——可以通过做法事赚钱。即使住在寺院里的僧尼，平常也不管饭要自己喂饱自己，甚至房子都要自己修造，产权归个人所有。
在这种情况下，“出家”已经成为了一种纯职业行为而不是生活方式了。这一现象估计在中原江南地区的一些较偏僻县乡也广泛存在，而且东延日本、下传明清民国近现代。如果您还想对此有更深刻的认知，可以阅读汪曾祺先生代表作《受戒》，体味近代江南水乡的僧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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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王景琳.中国古代寺院生活.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李富华.中国古代僧人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6
李艳茹.唐代小说呈现的佛教寺院社会生活图景.香港：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2011
注33：“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当个有文化的唐朝人
郎君，您这一口标准长安音实在是……土得掉渣了！【中古普通话】
您想穿越回唐朝吗？您想跟武则天、杨贵妃、李白、贺知章一起喝酒聊天吗？——您听得懂他们说话的口音吗？
武则天是山西人，杨贵妃生于四川，贺知章是听着吴侬软语长大的，李白更是据说一竿子戳到中亚去了。这天南海北的人凑到一起，就算是在现代中国，彼此的口音都可能要闹不少笑话给编成相声说，何况是在没电视机，没电话，没新闻联播，没视频聊天的唐朝，又何况唐朝全盛时候的疆域比现在还大，各种稀奇古怪的族群比现在还多呢。
所以啊，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各地人想要相互沟通、交流、学习、进步，普通话是不能不学的。
唐朝的普通话是什么模样？很多人想当然，觉得既然现代普通话是以明清两代的首都——北京话为基础发展出来的，那么唐朝普通话，大概也就跟首都长安的本地方言差不太多吧？
哼哼哼，大错特错啦。
您要不信，穿越之前咱们就先搞个集中加强恶补培训班，让您学会一口标准的唐朝长安语音——当时叫“关中秦音”——然后再开始时间旅行回长安去，看看会有什么效果？
穿越初落地，您发现自己姓唐名穿，是一位世居长安的中级官员，业务能力平平，人缘不错，见谁都能打招呼说上话，成天跟朋友同事一起喝酒吃饭。好了，前半天您是在自己家里混，跟亲人、仆人都说秦音，毫无障碍，大家腔调一致。可等您饱餐完一顿，走出家门去官署上班，麻烦就来了。
进衙门，看到一个老家在江南的熟人同事张三，人家是正经考科举、进士出身来做官的。您笑眯眯地打招呼：“三郎万福。”
张三一愣，寻思您大概没睡醒，还以为在家里呢，口音一时没倒过来，也就客客气气地回一声：“螳螂面部（唐郎万福）。午食否？”
您脑子里飘过午餐案上那几盘大菜：清蒸蒜泥猪肉、生鱼片切鲙、煮驴肉丸子·····忙不迭点头炫耀：“已鸡（已吃），已鸡嘟（猪）、鱼、驴，还有咩（米）饭······”
话没说完，张三再也忍不住，当场哈哈大笑！
这时候旁边一个官员李四听见笑声也走过来，问出啥事了，张三就把您刚才那句话按字音学说了一遍。这位李四脑筋转得比较慢，想了一会儿，才恍然大悟：“唐郎莫不是说：已鸡兜（猪）、哟（鱼）、喽（驴），还有美（米）饭？”
说完，老家在山东的李四也笑了起来。张三点头认可李四的发音——因为他俩说的才是在官场上通行的“普通话”，或者更确切点叫“官话”“正音”。您那满嘴“鱼”“驴”的，倒是跟现代普通话比较接近，可在唐朝就算是“首都本地土话”，跟卖菜的、种地的、开饭馆的、家里仆人、上门化缘的僧人之类说这种“秦音”正合适，在官衙跟同事官人们这么说话，不被嘲笑至死才怪。
那么，唐朝的“官话”，到底是以什么地方的语音为准呢？
严格地说······其实它跟当时任何一地的方言都不大一样。
您在衙待半天，听着来自天南海北的同事互道“面部”（万福），斯斯文文、抑扬顿挫地用这种官话交谈办事。听时间长了，您会发现两点：
1.虽然大家相互之间交流顺畅，但不同地方的人，所说的官话发音还是颇有不同的，就像我们现代普通话推行力度都这么大了，社会上还是存在着所谓川普、广普、温普······
2.各位官员说话时的遣词造句，当然不会跟书面语（就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唐代文言文）严格保持一致，但是似乎跟正常人在家里说话也不太一样。说好听点叫“出口成章”，说难听点略似现在的公文体、官腔套话，大家都是文绉绉的，之乎者也的，句式语法过分规矩整齐，很少能听见零碎的口头语或残句。
您觉得别扭吗？其实大家也都觉得这么说话不舒服，真的······如果运气好，下班以后各位官员家里的仆人来接各自主人，您仔细偷听一下张三、李四跟自家老佣人说话，很可能会听到山东大汉李四正粗声豪气地讲着跟官话差异很大的方言，而江南书生张三口中快速流出的吴语更让您如听鸟鸣、一个字都不明白。别人也差不多都是这样，官话这玩意儿嘛，都要经过后天学习才能掌握。
有没有什么人是出生在一个“标准官话”环境里，从小到大就是听着“正音”长大的，除此之外根本不会说别的方言呢？
也不能说肯定没有，只是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如果有呢，那八成这孩子会是生在唐朝那些所谓“高门大姓”家里，姓崔、姓卢、姓郑、姓王或李，也就是这些高傲到都懒得跟皇室结亲的士族出身。再或者，姓孔、姓颜、姓孟，圣人后裔诗书传家，总之他得生长在这种全家人都拼命读书做官的环境里，父母都对他要求极严格，平常说话只准说“正音”，不准跟着仆人们说方言、讲俗字，才可能造就一个只会说官话的奇葩。
说了半天，到底唐朝的“官话”是一种什么样的神奇语言呢？为什么它跟当时唐朝各地的方言全都不一样？
想知道答案的话，您得再往早点的朝代穿越，比如说······再往前穿三百年吧。
这回睁开眼时，您发现自己站在一座小山顶上，面前天高云黯，大江奔流，黑压压的人流如蚁群般次第乘船渡江南来。您身边还并肩立着十来位衣冠楚楚的贵族男子，个个神色凝重，有人还咬牙切齿地低声怒骂着什么。留心多听一会儿，您渐渐明白了，这群人是王家的子弟，您正在目睹“五胡乱华，衣冠南渡”。
北方传来消息，那些草原胡狄的军队已经攻陷了西晋两京洛阳和长安，司马家皇帝也做了俘虏，北方和中原地区无可避免地将沦为胡虏天下。你们这些从东汉起就逐渐形成强大势力的士家大族，必须为自家的族人和产业做打算，像崔氏、卢氏就决定留下与胡人统治者就地周旋——毕竟那些部族人数太少，不可能把原住汉人全杀光——而像你们王家、谢家，还有庾家、桓家等，对北方的前景比较悲观，宁可拉家带口扛着米袋牵着牲畜跟随晋皇族司马睿等一起渡过江淮南下，到如今的南京一带开辟家业、修筑都城、奉立新君、建立东晋王朝。
您和家人亲友走下幕府山顶，回到迁徙队伍里，对十几岁的儿子羲之吩咐一声，叫他去队尾瞧瞧有没掉队的，自己上车继续南行。
环顾人流，您会看到，队伍里除了自家有血缘关系的妻儿老小，还有大量依附于你们这些士族的仆人、部曲、佃农等，他们都带着一部分财产农具跟你们南下，到了你们认为合适的地方，也听从你们的指令驻营建屋、开垦荒地、种田交粮，以及——跟当地人为争夺生存资源打架。
由于当时北方中原地区的生产力和组织程度远远比南方发达，你们这些人的战斗力还是挺强悍的。主要靠着你们这些南迁的北方大族，再加上当地一些早就被中原文明同化了的朱、张、顾、陆等大姓支持，司马家新君在南京继续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统治。
而在这段时间内，你们这些士族子弟逐渐习惯在固定的家族里找对象，通婚圈子越来越小，也垄断了朝廷的人才选拔，日常生活当中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都是自家亲戚，你的小舅子又是自己妹夫和同事，你的上司是堂伯父又是表姑父·····诸如此类，大家不但姻缘关系盘根错节，而且往上推溯，几乎全是这一两代从中原地区南迁过来的。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你们这些家族也就是“上层社会”流行的语音，基本上都是南迁之前中原那边的话音，也就是东汉以来洛阳地区的“洛下音”，跟江南当地百姓讲的当时的“吴语”简直是格格不入。但你们丝毫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反正对于你们这些贵族老爷来说，根本不用走出家门上街接触社会，什么收租子啦，买东西啦，修房子啦，自有学会讲双语的下人佣仆去办，你们只要做官和读书清谈就够了。至于那些顾氏、陆氏等本地的大族，早在东汉就全盘接受了中原文化，所以那些家族的士人虽然在家里也讲吴语，但出门就可以跟你们这些南迁士族讲洛下音，毕竟人家也是从小努力学习中原语才能够读书写文章的。
说到这里，您可能猜到了——唐朝的官话，难不成也是这种号称传承了两汉以来N百年文化正统的优雅高贵的“洛下音”？
呃，嗯，怎么说呢，唐朝官话的制定者倒确实是这么想的，他们一心一意地想“复原”五胡乱华之前、“纯洁”的中原汉族的语音，但是呢，他们的最终成果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您还得耐着性子继续穿越下去看。
您在东晋建立初穿越成了王家的儿郎，几大家族共同扶持司马家皇帝掌握朝政，构成了一个又高傲又封闭的圈子，那些平民贱姓根本挤不进来。你们当然希望这种局面能一直持续下去，但大家都知道，官二代富三代们那都是一种什么德性，不劳而获躺在祖宗家业上睡大觉，只会越来越腐烂堕落。于是没传几代，江南这边的平民大头兵就造反啦，再加上北方中原的军队也时不时来个南下进攻，一波一波兵火延及，改朝换代，你的士族后代们家业不断凋零，在兵权政权上的垄断地位也慢慢消失掉。这么样过了三百年左右，到隋朝再统一南北中国的时候，你的后代除了家族姓氏、历史传承还可以拿出来吹一吹，也就在文化上还有些优势罢了（当时纸张很贵，印刷术没普及，书籍是稀罕物主要靠世代积攒，一般平民新贵要读书挺困难）。
这三百年间，原本留在北方中原的那些汉晋士族，像姓崔的、姓卢的，不可避免地要认奉那些南来的草原蛮族为主，也不得不在各方面都深受草原游牧文明影响，包括衣食住行，当然也包括说话发音。不过，正像一千年后又一次游牧文明入关时所发生的事一样，由于汉人数量巨大、汉人农耕文化更加适应中原地理和气候，那些南下的匈奴、鲜卑等游牧民，虽然身为统治阶层，却是被汉人生活方式给完全同化了，在中原占据主流位置的语言仍然是汉语，而且北方的“普通话”依旧是洛阳地区的洛阳音。
当然，这里的“洛阳音”和三百年前西晋时期的洛阳音并不完全相同。一则过了三百年，语音自身就会发生演变；二则，也掺杂了一定的胡音，引入了一定数量的胡人语言的借词。不过在大部分学者看来，北方这种百姓普遍在讲的语音，比南方中下层社会群众（不包括士族大姓）讲的“吴语”，还是要“纯正”不少。
您问为什么？唉，多解释几句吧。
你们这些中原士族南迁之前，江南地区和更南边的闽粤楚湘，（跟草原游牧民族相比）接受中原文化已经很深了，但是仍然保持着鲜明的自身特色，当地人的语言有的与汉语同源但差异很大，有的根本就不是汉语。当你们南迁以后，虽然人数少，但有更先进的文化和社会组织，就自然导致当地人的语音向你们靠拢。这个有点像英语殖民地那些所谓“印度英语”之类的东西，它们是少数外来人口文化优势加上当地土著人数优势的产物，也就是说，是当地土著用自己土语的音系去生搬硬套学出来的“洋泾浜英语”。而在南北朝时期，就是南方的“老吴语”生搬硬套“洛下音”，最后大部分语音都类似洛阳腔，但整体音系和好些词汇又是“老吴语”底层的，发展到隋唐，汉晋老吴语基本上就给消灭了，出来的是一种“新吴语”，这个“新吴语”，再往后演变成了现代南方吴语的前身。
其实中国南方的方言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就是在中原一波波移民影响下，用南方土著的音系来生搬硬套学的各时代“正音”“官话”。因此，一方面，南方方言里有不少字词看起来是“保留了古音”；另一方面，南方方言的内部音系却很“乱”，历史层次太复杂，整体上很难“还原”到“中原正音”。而相比之下，那些“乱华”的草原游牧民族，因为语言和汉语差得太多，相互影响感染的程度就比较小，发展几百年以后，大部分游牧民族后代就干脆抛弃了本民族语言，直接去讲汉语了。
于是在隋建国不久的开皇初年，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有那么七八个人鬼鬼祟祟——唉，不对，是趾高气扬、斯文优雅地来到当时一位著名学者陆爽家里，参加一个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文艺沙龙，主要论题就是“我大中华文化圈应该推广使用什么样的官话、国语、普通话、正音……”
与会的专家学者首先达成了两项共识：
第一，现代（也就是隋朝初年）人们说话的语音，不管是哪里的，都太歪曲、太猥琐、太难听、太“三俗”啦！用这种语音去读诗经、汉赋、乐府，好多都不押韵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精华都要失传殆尽啦，呜呼哀哉……
第二，那么俺们要更正推广什么样的语音呢？当然最美好的黄金时代是夏商周三代啦，尧舜禹汤那时候啊……（此处省略复古癖们的梦话癔症三千字）只可惜三代离俺们现在太远了，语音完全不可考，那么退而求其次，俺们就去复原推广五胡乱华之前的中原洛阳正音吧！
这两项共识都挺容易就取得了，不过容易的部分也就到此为止。下面进入“洛下正音到底如何发音”的讨论阶段，学者们就开始吹胡子瞪眼拍桌子揪衣领——嗯，好吧，应该没有这么激烈，有身份教养的士族文人们还是保持着和平气氛，斯斯文文地进行学术争论。
争论的内容恶意推想如下：
“洛下正音当然应该以南迁士族保存在金陵的音系为主。”来自南朝的刘臻、萧该等人主张，“北朝音被胡化得太厉害了！比如对家中最重要的男性尊长的称呼，北方人居然普遍顺从胡语，管父兄叫爷、叫哥！汉晋时哪有这种称呼！”
“啊呸，”来自北朝的魏彦渊、卢思道等人反对，“北方语音固然被胡化了，你南朝语音就敢保证没受吴越当地夷语沾染？你说北人呼父为爷很难听，你们南人还呼父为爸呢！一样‘三俗’鄙陋啊各位！”
北音胡化，南音夷化，那么到底应该以哪种语音为正统？可能有聪明人说了——当今皇帝讲哪种语音，哪种就是正音呗，政治正确的大方向不能变。
您要是那一晚在陆爽家里说了这话，估计沙龙现场立刻就得沉默下来，各位大学者你望望我，我望望他，有的强行忍笑，有的很鄙夷地用眼光杀死你，再有脾气暴躁的，直接拎着您的脖子丢出门——一个没文化的土包子，别跟我们这儿瞎掺和捣乱了。
于是大家默默地在心里达成了第三项共识：当今皇帝大隋天子杨氏所出身的西北关陇贵族，是全天下最没文化、最土气的上层社会团体，他们的口音（关中秦音）简直就是汉胡语的杂种，议定官话正音的时候，完全不必考虑他们的语体。
怎么会这样呢？
您知道南北朝末年的时候，中华版图里主要分成了三块对峙吧？南朝就是长江沿线和以南地区，北朝则以山西河南为界，分成北齐、北周两国对掐。这三块里，文化人基本上都在南朝或者占据了山东、河北地区的北齐。占据陕西关中这里的北周，本来是最弱小也最没文化的政权，可是架不住人家勇猛能打，最后统一中国当了天下之主的，还就是北周——隋——唐这一系的关陇贵族。
能打归能打，当皇帝归当皇帝，虽然关陇贵族们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当了老大，可仍然是一群没文化的暴发户。在陆爽家参加语音沙龙的这八位学者，其实每人多多少少都有在周隋当官的经历，可他们依旧以南朝遗族或北齐后人自居，这里面就没有一个土生土长的关陇文人。
文化素养这种东西，就得靠世代熏陶才能积累，有钱人一拍脑门搞“大跃进”可搞不出来。别说隋初，天下刚刚统一，百废待兴，杨家皇帝根本不会在“普通话”这种小事上操心，就假设经人提醒，杨家父子忽然想到要把“确定推广普通话”列入“N大文化工程”了吧，皇帝找来一堆文臣，下诏：“把关中秦音定为官话，向全国推广。”
文臣们一摊手：“陛下明鉴，我们这些人不是生长南朝，就是北齐余孽，谁也不会说秦音。陛下您自个儿找些关陇文人写韵书，到全国各地去教授秦音吧。”
皇帝他真的找不出来。所以就算朝廷想办这事，也是心有余力不足，何况根本就没理会、没想办呢。
咱们回到开皇年间那一夜，陆爽家的“语音文化沙龙”。讨论的最终结果，学者们还是以南迁到金陵那一支洛下语音为基准，参考留在洛阳本地的北音，确定了一套因为折中而变得很复杂的音系，以此作为“高贵有教养的文化人”用来读书写作和相互交流的音韵。由主人陆爽的儿子陆法言执笔，经过几年整理，把这套音系写成了一本书，书名叫《切韵》。
在参与写作这本书的那几位学者看来，《切韵》就是他们理想中的汉晋洛阳语发音。但事实上呢，当时又没录音录像设备可供实地验证，他们还原的这套语音，跟历史上真实的汉晋洛阳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相符，那真是谁也不敢说。更何况，现在我们都知道万事万物均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当中，就算没有五胡乱华衣冠南渡这一出，洛阳语不受外来影响，它自己也会在内部不断变化，变个三百来年，也会是另一番面貌了。
其实对于隋人、隋唐以后直至我们现代的人来说，没啥必要去纠结《切韵》到底像不像汉晋洛阳话，咱们要知道的，就是《切韵》成书后，很快得到了天下文人士子的普遍认同，以及官方机构的承认。最晚到唐贞观年间，官府的教育机构已经拿着《切韵》作为科举考试用书，要求全国各地学生写文作诗的时候都以《切韵》为准。那么自然地，在官场上进行交流时，各地人为了彼此能听懂话，也都努力向《切韵》的发音靠拢，纷纷自称在讲“洛下正音”了。
再往后啊，《切韵》音系也随着时间流逝而不断地发展变化，历朝都有增补修删，但是宋元明清各朝代官方都承认这一系的语音才是读书作诗的“正韵”，所以它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文化的传承，甚至百姓的生活。大概直到五四运动白话文兴起，这个文言文读书音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才渐渐淡出了。
要说起来，以隋唐皇室为代表的关陇贵族，虽然是一群没文化的暴发户，但也是一群很可爱的暴发户。
他们的可爱之处就在于能够承认自己没文化，把相关事业交给有文化的人去做，然后自己努力去学习文化。
如果说周隋之际，关陇贵族里还没啥文化人，那到了唐初，皇帝大臣们基本都可以提笔写个赋作首诗了，对“正音”自然也开始接受和讲究起来。比如说，初唐的国舅宰相长孙无忌就是位很讲究“正音”的学问家，虽然他也是自幼生在长安，但您最好别用秦音叫人家的名字“党孙无忌”，严肃点，要用切韵正音优雅地称呼人家为——
“党参母鸡。”
* * *
此篇说明：语言学是一门非常专业和艰深的学科，古代汉语语音与现代差异很大，多数字音无法用现代汉字或汉语拼音准确标注，如果使用国际音标，又将给非专业读者造成阅读障碍。因本文是科普随笔性质，所以使用现代汉字“近略模拟”了古字读音，让读者略微感受一下古今异同，不可视为准确古音。
本文中所涉及的语音知识和《切韵》流变种种，均由语言学专业人士吾友水支作技术支持。中古南北语音的特点和切韵系发音，主要取潘悟云教授观点，可参考网站：东方语言学（http://www.eastling.org）。关中秦音参考资料为黄淬伯《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小学老师不教《三字经》《百家姓》，体罚必不可少【幼童启蒙教育】
穿越团的客人们，现在你们已经对唐朝人说话和写诗文的语音稍有了解，在《唐朝穿越指南：长安及各地人民生活手册》中也看到了唐朝的大学生甚至留学生们的生活。但是万丈高楼平地起，要成为一个唐朝的文化人，最基础的幼儿启蒙教育仍然不可或缺。特别是那些打算穿越成婴儿从小在唐朝长大的，“上学发蒙”这个环节必不可少。
发蒙？对，唉，不是您说的“昏头昏脑”的“发蒙”啦，这里的“蒙”字要读二声，是“启蒙”的意思，在古代是指幼儿刚刚开始认字念书的过程。
您觉得小孩子学认字、写字、背诗文没什么可说的？太天真了吧，不信您数数自己能背出多少古代幼教内容？看这张口就来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如果您穿越的时代是武后之前，李白恐怕还没生出来呢。
或者您打算仿效什么历史正剧，让唐朝的儒生学童们开诵“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谢谢，《三字经》虽然版本众多屡经增补，但有证据的最早作者也是南宋学者王应麟，您穿越到唐朝去哪儿找这东西？
再来一个，“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我说您也不怕传到唐朝皇帝耳朵里被打死？“我堂堂皇室李姓，居然只被你排在第四位？”《百家姓》是宋初南方江浙一带的著作，所以才把宋朝皇室的“赵”姓排第一，五代时统治江南一带的割据政权首领“钱”氏排第二。
《三字经》《百家姓》都不能用，下面您要琢磨啥？《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您倒是说了，这次拥上来要打死你的是广大的唐朝发蒙幼童——孔老夫子的名言警句从春秋流传到唐朝，也有个一千年了，已经跟当时的语言差很多，属于“古文”范畴，让刚刚开始念书、字都不认识几个的小娃们学这个，坑谁呢？中小学生要减负不知道吗？《论语》和《孝经》在唐朝都不属于“启蒙教材”，要等学生们把基本汉字认得差不多了才会开始读这两部书。
老老实实的，您还是跟着亲身体验一下唐朝儿童上学的过程吧。
先说上学年龄，这个在唐朝没有统一规定，全由家长们做主。根据孩子的智商高低和家庭经济情况（上学读书对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从四五岁到十几岁都可以，极端情况，比如初唐著名诗人陈子昂，据说到了十八岁才开始读书认字，也没耽误人家成名成家。
至于上学的方式，主要有三种。最理想的状态是，孩子的父母兄姐长辈亲戚就是饱学之士，有时间有心情教小孩，不必花钱到外面去请老师。如果家里不缺钱，或者家长认为自己教不了孩子，那么就要请一位家教了——通常是所谓的“落第秀才”，没考中科举当不上官，又没别的谋生手段，来有钱人家当“西席塾师”几乎是他们最好的出路。这些有能力给孩子请私人家教的家庭，一般都要给老师较高的礼遇，提供住宿、膳食、仆役等。
更广泛的现象，是普通中等人家，既没时间和学问教孩子，也没钱请单独的家教，那么就像现代的小孩都去上幼儿园、小学一样，村落或里坊人家的孩子也会就近到一处“乡里村学”去就读。与现代不同的是，唐朝的小学绝大部分是私立的，或者由乡绅寺院等出头募捐、赁房请师开设，作为地方上的公益事业；或者由教师自己在家开堂收费教学，也带有一定公益色彩，因为收上来的“束脩”（学费）往往不够老师一家糊口，这些乡村教师还得在闲暇时间种地做工赚生活费。
好了，请人看黄历挑了个宜发蒙入学的黄道吉日，家长带您去村学拜见老师，给供在学堂正中的“文宣王尼父”孔夫子牌位叩头行礼，完成一系列入学仪式。在学堂里找个书案坐下来，先生可能先教你写几个简单汉字（比如自己名字），也可能先教你背一首最简单的五言诗。等到上了几天学，对教学环境比较熟悉了，正式进入用功阶段，当时最流行的启蒙教材就纷纷登场。
首先要介绍的是抑扬顿挫、十分好听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剑号巨阙，珠称夜光。果珍李柰，菜重芥姜。海咸河淡，鳞潜羽翔。龙师火帝，鸟官人皇……”
这部跟《三字经》《百家姓》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经典启蒙教材的《千字文》，不知道您穿越之前在现代听过学过没有。《千字文》相传为南朝梁武帝指令给事郎周兴嗣取不同的一千个字编写而成，四字一句，对偶押韵，包罗天文地理、文学艺术、历史流变、名贤事迹、修身治国、礼仪规范等，既好读好背又知识广博，隋以后直到清末都是童蒙识字的最普及教材，也是我国历史上流传最为久远的课本，仅敦煌文献中就残存了近50件的《千字文》卷子，而且很大一部分明显是初学文字的幼儿手笔。
所以，如果您穿越到了宋朝以前，别动不动就拿“人之初”和“赵钱孙李”来卖弄，真正好用的是《千字文》，在古代现代知名度都挺高。还有一部书也可以用用，是西汉人史游写的《急就篇》，不过似乎知道这部蒙书的现代人就不多了。
“急就”在这里是“速成”的意思，全书两千多字，包括三言句、四言句和七言句子。开头这样写：“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请道其章。”（意思是本书列出了很多奇异物品、姓名等，并且分好类不混杂，让读者能快速省事地学会，只要努努力肯定有收获，下面来看内容。）
全书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姓氏名字”，四百多字包括了一百多个姓，如：“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周千秋，赵孺卿，爰展世，高辟兵，邓万岁，秦妙房，郝利亲，冯汉强……”第二部分是“器服百物”，包括器物、动植物、人体部位器官、疾病和药物的名称。第三部分是“文学法理”，包括官职名称和法律知识等，常识性和实用性很强。
像《千字文》和《急就篇》这些课本，是教你认字的。当你挽袖子磨墨濡笔准备开始学写字，上面这些书对你来说还是太难了点，写字描红的启蒙教材要更简单些，而且穿越客人您看着可能还挺面熟的。
“上大人 丘乙己 化三千 七十士 尔小生 八九子 佳作仁 可知礼也”
一共就二十五个字，也是流传了上千年的习字教材，后世稍有变异。比如唐朝版本的“丘乙己”，因为“丘”是孔老夫子的名，到明清时孔子的地位越抬越高，大家都要“避讳”不准直呼其名，只好把这三字改成了“孔乙己”——这下您总该认识了吧？再不认识的话，小心鲁迅先生骂你哦……
这二十五个字，笔画简单，却蕴含了汉字的基本笔法。幼童初学写字描红，就是通过反复摹写这二十五字来熟稔运笔和文字结构。您刚刚开始照猫画虎写的时候，先生会在旁边要求：“把字写大点，舒展开，不要惜纸！先写‘上’和‘大’两个字，把这两个字写得横平竖直，笔画端正了，再往下写……”
上面说的这几种识字写字类教材，是几乎每个唐朝学童都会学习到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当时也比较流行的教材，能不能遇上、学到就要看机遇了。比如《杂抄》《孔子备问书》是学综合知识的，《蒙求》《古贤集》是了解历史人物事迹的，《兔园策府》是学习文学知识的，《太公家教》《武王家教》《辩才家教》《新集严父教》是学家规家教的，《王梵志诗》《夫子劝世词》是格言诗句……这些都算启蒙教材。
您说这些都没听说过，看着怪眼生的。那好，再拿一本你熟悉的教材过来吧，这个您肯定一看就乐了，张嘴倒背如流啊：
“一 一 如 一，一 二 如 二，一 三 如 三……四 四 一 十 六，五 五 二 十 五 ，六 六 三 十 六……八 九 七 十 二，九 九 八 十 一。”
对啦，《九九乘法歌》也是唐代儿童要学要背的重要内容，这个发明得非常早，在春秋战国已经见诸文献了。不过要提醒您，您要是按现代习惯从“一一如一”开始背到“九九八十一”，那在唐朝真的算“倒背”，因为唐朝人是从“九九八十一”开始一路从大往小背的，好玩吧？
您说这不习惯，您就喜欢从小往大里背。小心，看先生的棍鞭戒尺“嗖”的一下就抽过来了——别躲啦，躲也躲不过去，因为在唐朝“体罚”这种事太常见了，学堂里很少有哪天听不到淘气学生的号哭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