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约翰尼（Johnny），是约翰（John）的昵称。又，这里讲的是英国人和美国人性格不同，对英国人来说，美国人的大大咧咧的样子让人不放心，以为他不负责任。
　　①那天上午，陆军元帅莫德尔在向东边逃跑的时候给库辛下达了命令，库辛奉莫德尔的命令，告知希特勒的司令部：盟军着陆了，莫德尔险些遇难。盟军的攻击使得希特勒歇斯底里地担心起来。“如果这里出现这样的混乱局面，”他推测，“在这里，我是和我的最高统帅部——戈林、希姆莱、里宾特洛甫——坐在一起。唔，那么，这就是最有价值的猎物。这是明显的。如果我一拳就能获得整个德国部队的话，我就将毫不犹豫地拿出这里的两个伞兵师去冒险。”——原注
　　①优异服务勋章获得者、最低级巴思爵士R. E. 厄克特（与威尔弗雷德·格雷特雷克斯合著）：《阿纳姆》，第40页。——原注
　　①弗罗斯特回忆说:“我有一张从德国俘虏那里获得的地图……它指出了敌人的一个装甲车巡逻队的路线，因而我意识到，德国人的兵力是在我的左边。”——原注
　　①有几个报道说，火焰喷射器偏离了方向，火焰并没有击中碉堡，而是击中了几个装有炸药的木屋。——原注
　　②“步兵反坦克炮”（Piat）是英军使用的一种短距离的、弹簧承载的反坦克炮，重量为33磅，能够发射穿甲弹，穿透4英寸的经过回火的装甲钢板。——原注
　　③荷兰警佐约翰内斯·范·库埃克的说，那天晚上7：30他来值班的时候，大桥被遗弃了，没有警卫。按照范·库埃克的说法，早些时候，当空降部队开始着陆的时候，由参加过一次大战的25名老兵组成的大桥卫戍部队开了小差。——原注
　　①在给厄克特下达的正式命令中，似乎并没有提到德里尔渡口是一个出击目标。在情况简介会上所使用的皇家空军的侦察照片，清楚地表明了渡口的存在，而且人们必须假设，在制定计划过程中的某个阶段，这个地方被讨论过了。然而，当我就这个问题采访厄克特将军的时候，他告诉我:“我回想不起那个渡口曾经出现过。”当厄克特最终得知那个渡口的存在时，已为时太晚，没有用处了。厄克特说道:“到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足够的士兵可以送到河的对岸。”然而，在口头命令中，工兵们得到提醒，“对所有的渡口、驳船和拖船的夺取，对于帮助第三十军的随后进军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然而，显然在计划的最后阶段，这些命令不予优先考虑，因为它们从未正式下达。“没有人告诉我们在德里尔的渡口，”弗罗斯特上校告诉我，“而这本来是可以使情况大为不同的。”——原注
　　①皇家空军确实在乌得勒支周围的一个广阔地区空投了伞兵人体模型，这在几天的时间里转移了一些德国部队的注意力。部队并没有在华沙空投，这个报告可能是在传输过程中变得含糊了，或者纯粹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传言所带来的结果。——原注
　　②“当我们第一次把空降部队的进攻告知冯·伦德施泰特的司令部时，”莫德尔的作战部部长汉斯·冯·滕珀尔霍夫上校告诉我，“西线总司令似乎并不感到不安。事实上，那种反应几乎是意料之中的冷漠。之后反应迅速改变了。”——原注
　　①西线总司令也没有被告知，有这个被缴获的市场花园行动计划；在莫德尔给冯·伦德施泰特有关这些文件的报告中，也没有提到这个计划。出于某种原因，莫德尔根本就没有把这些计划看在眼里，因而没有把它呈送高一级的司令部。——原注
　　①有的叙述说，布朗宁的三角旗是他的妻子、小说家达夫妮·杜莫里埃做的。（译者按：杜莫里埃[1907—1989]，英国女小说家和剧作家，以长篇小说《吕蓓卡》[Rebecca，1938]闻名，《吕蓓卡》更以据此改编的电影《蝴蝶梦》为国人所知，“吕蓓卡”是音译。1969年被授予英帝国女爵士勋位。）“对不起，”她写道，“我让那些制造神话的人失望了……但凡是见过我纫针的人都会知道，这是我做不来的。然而，这是一个讨人喜欢的想法，而且会让我的丈夫很开心。”实际上，这三角旗是伦敦的霍布森父子有限公司制作的，是在克莱尔·米勒小姐的监督下制作的。根据布朗宁的指示，就在市场花园行动开始之前，米勒小姐还用手工把小罗盘缝进500件衬衫的领子里和皮带里。——原注
　　①这就是说，莫德尔原先臆断，空降部队的攻击目标是他和他的司令部，现在才明白，并非如此。
　　①几天以后，医生告诉贝斯特布罗尔赫，那根食指必须截掉。“我告诉他们，绝对不能，” 贝斯特布罗尔赫说道，“那是我的指头，我不想让它被截掉。除此之外，它还将会毁掉我的钢琴演奏。”他至今仍然还拥有那根手指头。——原注
　　①那些爱尔兰人，即爱尔兰近卫团。
　　第四章 围困
　　黎明时分从莱茵河升起的雾，在阿纳姆大桥以及大桥四周的静谧、黑暗的房屋上面盘旋。距离大桥的北坡道不远，那条与历史悠久的内城接界的长长的风景如画的林阴大道——优西比乌斯乡村大道，向后延伸到北边和东边的市郊，最后来到圣乐厅，这是阿纳姆最受欢迎的音乐厅。这个星期天，9月18日，在微弱、朦胧的光线之中，海尔德兰的这个古老的首府似乎被人遗弃了。在街道、花园、广场或者公园里，没有人走动。
　　从在大桥北端周围的阵地里，弗罗斯特的士兵可以第一次看到这座城市的住宅和市政建筑，那是一些散乱扩展开来的建筑群：法院、省政府大楼、国家档案馆、市政厅、邮政总局，西北方向不到1英里的地方就是火车站。在更近一点的地方，是圣优西比乌斯教堂①，它以其305英尺高的尖塔而傲视城市。弗罗斯特的士兵，在一个由18幢房屋组成的环形防线上，从破碎的窗户和刚刚挖掘的散兵坑里小心翼翼地朝外看着，但却没有人意识到，这座伟大的教堂现在却有着一种不祥的意义。在夜间，德国狙击手们已经进入了塔楼。他们仔细地隐藏着，就像英国人一样，也在紧张地等待天大亮。
　　争夺大桥的战斗整夜都在激烈进行。午夜时分曾经暂时平静了一下，却只是短暂的停顿。当战斗再次爆发的时候，就好像每一个人都参加了单打独斗。在夜间，弗罗斯特的士兵曾两次试图突然袭击大桥的南端，结果两次都被击退。这两次冲锋都是约翰·格雷伯恩中尉率领的，他脸上严重受伤，但仍然呆在桥上，监督所有的士兵撤退到安全的地方。② 后来，一辆又一辆卡车的德国步兵试图强行过桥，结果遭遇到英军伞兵的密集火力。弗罗斯特的士兵用火焰喷射器把那些车辆点着了。党卫军精锐装甲部队在这片火海当中被地烧着了，尖声大叫着落入100英尺以下的莱茵河。燃烧着的橡胶的刺鼻气味，以及从车辆残骸旋转升起的浓密黑烟，使双方的救援队都受到了阻碍，双方的救援队在桥上到处都是的尸体当中寻找伤员。一等兵哈罗德·巴克就在这样的一支救援队当中，他正在把伤员抬进由弗罗斯特的士兵坚守的一幢房子的地下室。在黑暗的地下室里，他看到一些东西，他以为有几支蜡烛在燃烧。地板上全都躺着受伤的伞兵，巴克突然意识到，他所看到的，是一些伤员身上发出亮光的小碎片。那些人被含磷炮弹的碎片击中，于是便在黑暗中发出亮光。
　　莫名其妙的是，在阳光照耀的这些最初的时刻，战斗再次停止了，就好像双方都正在深深呼上一口气。弗罗斯特营司令部的马路对面，就在大桥坡道下面的一条小街上，埃里克·麦凯上尉对一些房子进行了一次静悄悄的侦察，他小小的工兵队伍以及其他部队的几个小组，现在就控制着这些房子。在一次噩梦般的恶战过程中，麦凯最终守住了4幢房子中的两幢，并在其中的一幢房子里设立了指挥所，那是一幢砖结构的校舍。德国人在进行反攻的时候，爬过了经过景观美化的庭院，朝房屋里投掷手榴弹。德国人进入大楼，与英国人进行了一场殊死的、几乎是寂静的白刃战。麦凯的士兵遍布于各个地下室和一个个房间，用刺刀和匕首把成群的敌人驱逐了回去。然后，麦凯带着一小群人冲了出去，尾随着撤退的德国人进入灌木丛。英国人再次用刺刀和手榴弹击溃了敌人。麦凯的双腿被炮弹碎片击中，一颗子弹刺穿他的钢盔，擦伤了他的头皮。
　　现在，在核对他的伞兵的时候，麦凯发现了一些情况与他本人相似的伤员。问题严重的是，补给品的形势不好。有6支布伦式轻机枪、弹药、手榴弹和一些炸药，但没有反坦克武器，食品甚少，除了吗啡和战地绷带之外，没有医药补给品。除此之外，德国人还切断了供水。现在，手头所拥有的一切，就是他们的饭盒里面剩下的东西。
　　尽管这次夜间作战是可怕的，麦凯却仍然抱有一种强烈的决心。“我们一直做得不错，我们的伤亡相对而言是轻微的，”他回忆说，“除此之外，随着阳光的出现，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是在做什么事，而且我们也做好了准备。”尽管这样说，麦凯还是像弗罗斯特一样，并不抱什么幻想。在这种最殊死的战斗——在一条街道又一条街道、一幢房子又一幢房子、一个房间又一个房间里的战斗中，他知道，大桥上的英军守备部队被消灭，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德国人显然是希望，单凭人数上的优势，就能够在几个小时里粉碎弗罗斯特的小小的兵力。针对这样强大而又集中的进攻，能够拯救大桥上的勇敢的守卫者们的，只能是第三十军的到达，或者是第一伞兵旅的其他营的到达，那些营仍然在试图杀出一条血路，进入这座城市。
　　对于那些在大桥附近作战的党卫军士兵来说，那是一个恐怖不断的夜晚。哈策尔上校显然对他已经挡住了厄克特的各个营而感到满意，但却低估了那些已经到达了大桥北端的人的数量和能力。哈策尔甚至并没有费心下令，把他的为数甚少的几门自行火炮带上来作为支援。相反，针对在坡道四周的房子里的英军阵地，他把一个又一个班的党卫军投了过去。这些强悍部队中的大多数人记得，他们遇见的敌人，是他们所曾遭遇到的最凶猛的士兵。
　　党卫军班长阿尔费雷德·林斯多夫，21岁，是一位曾经在俄国打过仗的有经验的士兵，他正在一列前往阿纳姆的货运火车上，在车上他被告知，他的班将被重新装备。当林斯多夫和他的士兵到达阿纳姆车站的时候，那里乱成一团。来自形形色色编制的部队在乱兜圈子，排成队，然后开拔出去。林斯多夫的部队被告知，要立即向城内的一个指挥所报到。在那个指挥所里，一位少校把他们编进了第二十一精锐装甲团的一个连。这个班在到达的时候没有武器，但到星期天下午晚些时候，他们已配备了机枪、卡宾枪、手榴弹，还有几门防坦克导弹发射器（Panzerfauster）①。他们对有限的弹药提出了疑问，转而被告知，补给正在运送途中。“这时，”林斯多夫说，“我不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打仗，战役在哪里，而且我以前也从未去过阿纳姆。”
　　在城市的中心，有证据说明，猛烈的巷战已经发生了。林斯多夫第一次得知，英国伞兵已经着陆，正在坚守阿纳姆大桥的北端。似乎谁也不知道，那支兵力有多大。他的班在一个教堂里面集合起来，被下达了命令。他们将要渗透到大桥坡道两边的房子背后，把那里的英国人驱逐出去。林斯多夫知道，这种战斗是多么的致命，他在俄国前线的经验已经给了教训。他所率领的是久经沙场的年轻老兵，他们认为，这场战斗将会是短暂的。
　　在通往大桥的整个地区，这个班看到，房子被轰炸得严重损坏，他们不得不在瓦砾当中费力地慢慢走着。当他们靠近英国人在大桥北端所建立的环形阵地的时候，遭遇到猛烈的机枪射击。他们被压制得动弹不得，无法来到距离大桥入口600码的距离以内。一位中尉要求能有人自告奋勇，越过广场，把爆破炸药扔进机枪火力似乎最猛烈的那座房子里。林斯多夫自告奋勇了。在火力的掩护下，他冲过广场。“我在一个地下室窗户附近一棵树的后面停了下来，射击就是从那个窗户里发出来的。我把炸药扔了进去。然后跑回我的人那里。”林斯多夫躺在瓦砾当中，等待炸药爆炸，他回头望去，只见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幢高房子，有一些德国工兵正在那里掩蔽，正在这时，这座高房子突然被炮弹击中了。这座房子的正面全都坍塌了，把所有人都埋了进去。林斯多夫突然意识到，他自己的人就是在那里，整个班将会被消灭。这时，他扔进地下室的爆破炸药在离他不远的街道上爆炸了——英国人又把炸药从窗户里扔回来了。
　　夜幕降临时，各个班开始渗入房子，以便把英国人找出来。林斯多夫的出击目标是一幢红色的大屋，他被告知，那是一座学校。他的班朝那幢房子奔去，很快就遭遇了警觉的英国神枪手，他们迫使德国人躲进附近的一幢房子里。党卫军们打碎窗子，开起火来。英国人立即在隔壁的一幢房子里隐蔽起来，于是又一场激烈的交火开始了。“英国人的射击是致命的，”林斯多夫回忆说，“我们几乎无法探出身来。他们朝头瞄准，士兵开始在我的身边倒下，每一个人的前额都有一个整齐小孔。”
　　由于伤亡不断增加，德国人就直接朝英国人占领的那幢房子发射了防坦克导弹。当炮弹射进房子的时候，林斯多夫的班便发起了冲锋。“那次交战是残酷的，”他记得，“我们一个房间又一个房间、一码又一码地把他们推回去，我们蒙受了可怕的损失。”在混战当中，这位年轻的班长又奉命回去向他的营长汇报；他再次被告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些英国人赶出去。林斯多夫回到他的士兵那里，命令全班向前猛冲，他们像下雨般地投掷手榴弹，让英国人不断遭到攻击。“只有这样，”林斯多夫说道，“我们才能取得优势，继续前进。当我从德国过来的时候，并没有预料到，我会突然在一个有限的地段参加殊死的战斗。与我在俄国参加过的任何一次战斗相比，这次战斗要更加艰难。这是持续的、近距离的肉搏战。到处都有英国人。街道多半是狭窄的，有些地方不超过15英尺宽，我们在不过几码远的地方互相开火。我们打上一阵子，才能夺取几英寸的地方，把一个又一个的房间清理干净。那绝对是地狱！”
　　林斯多夫小心翼翼地朝一幢房子奔去，在一个敞开的地下室门口，瞥见了一顶英国钢盔，片刻间还露出了伪装网的轮廓。当他举起胳膊要投掷手榴弹时，听见一个低沉嗓音呻吟的声音。林斯多夫没有把手榴弹投掷出去，而是悄悄地走下地下室的台阶，然后大声喊道:“举起手来！”这个命令毫无必要。用林斯多夫的话来说:“我的面前是一个吓人的景象。这个地下室就像一个藏骸所，里面全是英国伤兵。”林斯多夫抚慰地说着话，他知道那些英国人不会懂他的话，但却可能领会他的意思。“好了，”他告诉那些伤员，“没关系。”他把他的随军卫生员叫了过来，然后把俘虏们集中起来，命令那些英国人回到他本人的营地进行护理。
　　当那些伞兵们被带出地下室的时候，林斯多夫开始寻找一位能够行走的伤员。令他吃惊的是，那个人低低地呻吟了一声，倒在林斯多夫的脚下，死去了。“那颗子弹是打我的，”林斯多夫说道，“英国人在保护他们自己的人。他们不知道，我是在试图拯救他们的伤员。刹那间我呆若木鸡。然后我出了一身冷汗逃了出去，跑了。”
　　由于英国伞兵在学校四周不屈地坚持着，林斯多夫知道，甚至他的精锐士兵也没有强大地足以迫使对方投降。星期一，破晓的时候，他与他的大大减员的班又撤退回到了优西比乌斯乡村大道。林斯多夫与一位炮兵指挥官不期而遇，林斯多夫告诉他:“把那些英国人赶出来的惟一方式，就是把那幢房子炸掉，一块砖又一块砖地炸掉。相信我的话吧，这些是真正的男人。在我们把他们炸飞之前，他们是不会放弃那座桥的。”
　　军士长埃米尔·佩特森有充分的理由得出同样的结论。他隶属于帝国劳工团（Reichsarbeitsdienst），由于德国的人力短缺愈来愈严重，佩特森和他35个人的排就被转到一支防空重炮部队，然后又被转到一支步兵部队。他们是从法国一路撤退过来的。
　　在星期天的下午，佩特森的排在阿纳姆车站等待，他们要被运回德国进行重组。现在他们又被动员起来，一位中尉告诉他们，他们要与在城市里着陆的英国空降部队交战。“我们加入的那支部队有250个人，”佩特森回忆说，“谁也没有武器。只有我和另外四个人有自动手枪。”
　　佩特森的部下非常疲倦，他们已经24个小时没有吃饭了，这位军士记得，他当时想到，倘若火车不晚点的话，这个排就会吃上饭，就会不参加这个战役，就会到达在德国的家。
　　在党卫军的一个兵营里，这群人领到了武器。“形势是可笑的，”佩特森说，“首先，我们谁也不愿意同武装党卫军一起战斗。他们享有一种残酷无情的名声。他们给我们的武器是老掉牙的卡宾枪。要打开我的卡宾枪，我得在桌子上猛敲一下。当我的人看见这些旧武器的时候，准确地讲他们的士气并不高。”
　　费了一些时间，才把这些枪收拾得可以使用，而且这支部队也尚未接到任何命令。似乎谁都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这些人要到什么地方去参战。
　　最终，黄昏的时候，这群人被带走，来到城防司令部。到达的时候，他们发现房屋空无一人。他们再次等待。“我们所能够想到的就是食物。”佩特森说道。最后，一位党卫军中尉来了，宣布这些人要穿过市中心，去莱茵河大桥。
　　这支部队以排为单位，沿着市场大街朝莱茵河走去。在黑暗当中，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但佩特森回忆说，“我们意识到，在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有动静。偶尔我们听见远处有枪声，听见车辆行驶的声音。有一两次我想，我看见了钢盔的昏暗的侧影。”
　　在距离大桥不到300码远的地方，佩特森意识到，他们是在从一列列的士兵当中经过，他猜，他所在的这支部队一定是要去接替这些人的。然后那些士兵当中的一位说了点什么，佩特森听不懂那个人说的话。佩特森立即意识到，那个人说的是英语。“我们是与一支英国部队并排进军，他们同我们一样，也是前往大桥。”这个错误的身份大家突然都清楚了。一个英国嗓音喊道，“他们是德国佬！”佩特森记得，他喊道，“开火！”
　　几秒钟之内，街道就回荡起机枪和步枪的开火声，那是两支部队在面对面地交战。一连串的子弹撕破了他的背包，差几英寸就击中佩特森。火力使他砰地倒在地上。他迅速在一位死去的伙伴的后面掩蔽了起来。
　　“不管你朝哪里看，都有人从散开的阵地里射击，而且往往错误地朝自己一方开火。”佩特森记得。他开始慢慢地朝前爬去。他来到一道围着一个小公园的铁栅栏，爬了过去。在那里，他发现几个德国排的大多数别的幸存者正在树木和灌木丛当中隐蔽。英国人已经撤退到公园两边的一些房子里，现在，在这个小小的广场里，德国人开始遭遇到交叉射击。“我能够听见伤员的尖叫声，”佩特森说道，“英国人瞄准我们的阵地发射了照明弹，把我们的部队切成了几块。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里，我的排就有15个人阵亡了。”
　　就在黎明时分，英国人停止了射击，德国人也停下来。在晨光之中，佩特森看到，在动身前往大桥的250个人当中，一半以上不是阵亡了，就是负伤了。“我们从来也没有赶到大桥入口的附近。我们只是躺在那里受罪，没有得到自吹自擂的党卫军的支援，也没有得到一门自行火炮的支援。”佩特森说道，“这就是我们的阿纳姆战役的序曲。对我们来说，它不啻是一场大屠杀。”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英军第一空降师那两个失踪的营，不知怎么就来到了大桥。他们三三两两，勉为其难，边作战边穿过了哈策尔上校在北边和西边的防御圈。许多人负了伤，饥寒交迫。他们将给弗罗斯特上校的部队增加医疗和补给的问题。不过在这些个小时里，这些掉队的人尽管疲惫不堪且又受伤，但却是既骄傲又情绪高涨。因为他们来到了要他们来到的地方，那是在英格兰时给他们下简短命令的军官、以及他们自己的指挥官要他们来到的地方。头一天下午，他们非常自信地从各个部队出发，源源不断地赶来，前往阿纳姆大桥，到18日黎明的时候，弗罗斯特估计，现在在北入口有六七百人。虽然每过一个小时都有更多的伞兵来到大桥，但也有更多的机械化设备发出声音，那是哈梅尔将军的装甲部队进入了城市，进入了阵地。
　　甚至连德国装甲部队也发现，阿纳姆是一个危险吓人的地方。在城市各地的道路上，荷兰老百姓设置了路障。住在作战地区的男人和女人，冒着德国人和英国人的子弹，开始收集死者的尸体——英国人、德国人以及他们自己同胞的尸体。第一营的中士雷金纳德·伊舍伍德，在马路上度过了一个危险四伏的夜晚之后，终于在破晓时分来到了阿纳姆中心，在那里，他看见了“一个我终生都不会忘记的景象”。从地下室、地窖、花园和严重毁损的房屋里出现的荷兰人，正在收集尸体。“他们把受伤的人送到临时包扎所和设在地下室里的避难所，”伊舍伍德回忆说，“但死者的尸体却被堆放起来，就像一排排长的沙袋一般，头与脚相对排放着。骄傲而又悲伤的阿纳姆市民，正在把朋友和敌人的尸体一起排起来，在街道上形成一个5英尺高、6英尺宽的人体路障，以阻止德国人的坦克到达大桥上的弗罗斯特。
　　对内城的市民来说，黎明并没有让他们从恐怖和混乱中解脱。火失去了控制，迅速蔓延。人们在地窖和地下室里挤作一团，没有几个人睡觉。那个夜晚，不时被炮弹的碰撞、迫击炮沉闷的轰击、狙击手射出的嗖嗖的子弹，以及机枪的断断续续的扫射所打断。奇怪的是，在老城区之外的地方，阿纳姆的市民却未受到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影响，而且他们全然摸不着头脑。他们给在内城的朋友打电话，寻求信息，结果从吓坏了的房主们那里得知，一场酣战正在大桥的北端进行，英国人正坚守着大桥，抵御德国人的反复进攻。对打电话的人来说，显然德国部队和车辆正在从各个方向进入城市。然而荷兰人的信念并没有动摇，他们相信，英国人和美国人带来的解放就在眼前。在城市的这些外城地区，人们像通常一样准备工作。面包店开门了，送奶工在挨门挨户送奶，而电话接线员、铁路雇员、公用事业工人——全都在岗。公务员正计划去上班，消防人员仍然试图跟得上越来越多的燃烧着的房屋，而在阿纳姆北边几英里的地方，市动物园的园长赖尼尔·范·胡夫博士，正在照看他的忐忑不安、紧张激动的动物。① 也许惟一知道战斗达到什么程度的荷兰人，是医生和护士们，他们整个夜晚都在不停地接电话。救护车全速穿过城市，把伤员收集起来，然后快速运到西北郊的圣伊丽莎白医院，以及城市之内的小私人疗养院。在阿纳姆还没有人意识到，这座城市已经是一个无人地带，而且形势将愈加糟糕。阿纳姆，荷兰的景色最优美的地点之一，将很快就变成一个微型的斯大林格勒。
　　在内城的荷兰人却几乎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解放不会轻易到来。半夜，在距离大桥不到四分之一英里的优西比乌斯广场上的警察局里，27岁的警佐约翰内斯·范·库埃克听见，警察局的大门有轻轻的敲击声。他打开门，看见英国士兵站在外面。范·库埃克立即请他们进来。“他们想得到有关建筑物的位置和地标的各种各样问题的答案，”他记得，“然后他们中的若干人离开了，开始越过马路，拼命朝大桥的方向跑去——所有这一切都做得尽可能地安静。”范·库埃克看到，在附近的一位医生的家门口，英国人设立了一个迫击炮发射点，接着又有一门发射6磅炮弹的反坦克炮，安置在医生的花园的一个角落里。到黎明时，范·库埃克看到，英国人已经在大桥的最北端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环形防线。在他看来，这些士兵的举动与其说像解放者，毋宁说更像神色严峻的保卫者。
　　优西比乌斯乡村大道，是一条紧靠大桥的蜿蜒的、有着带状草地的林阴大道，这条大道的另外一边，劳动调解员库恩拉德·赫勒曼，正和他的未婚妻特鲁伊德·范·德桑德以及她的父母一起，呆在他们的别墅里。他们整夜没有睡觉，听着一条街道之外的学校周围的开火声和爆炸声，那是麦凯上尉的士兵正在击退德国人。由于战斗紧张，所以范·德桑德一家以及赫勒曼，都躲进了房子中间部分下面的一个小的、没有窗户的地窖里。
　　现在，黎明时分，赫勒曼和他的未来岳父小心翼翼地偷偷上了楼，来到俯瞰林阴大道的一个二层房间。在那里，他们吃惊地朝下凝望着。一个死去的德国人，躺在这条景色如画的街道上的一片金盏花上面，而且他们看见，在草地的各处，德国人躲在单人狭长掩体里。赫勒曼顺着林阴大道朝右边瞥去，看见有几辆德国装甲车停在一堵高高的砖墙旁边，列阵等待。就在这两个人注视的时候，一场新的战斗又打响了。坦克上的机枪突然朝附近的圣沃尔布加教堂的塔楼开火，赫勒曼看见，红色的细尘喷放出来，他只能假定，伞兵们就在教堂里的瞭望阵地上。几乎立即，坦克的炮火得到了反击，于是在狭长掩体里的德国人开始用机枪朝街道对面的房屋扫射。其中的一幢房子是一家戏装商店，橱窗里摆放的是穿着铠甲的骑士。在赫勒曼观看时，子弹打碎了橱窗玻璃，推翻了那些骑士。赫勒曼动情地流下了眼泪，转过脸去。他希望，这个景象并不具有预言性。
　　在北边几个街区之外，在音乐厅附近的一幢房子里，天亮后不久，威廉·昂克便被街上部队运动的声音惊醒了。有人捶打他的房门，一个德国嗓音命令昂克和他的家人呆在屋里，拉上窗帘。昂克并没有立即服从，他跑到前窗，看见在街道的每个角落里，都有扛着机枪的德国人。在圣乐厅的前面，有一门口径为88毫米的排炮，而让昂克无比吃惊的是，德国士兵正坐在排炮的旁边，他们是坐在从礼堂里搬到街道上的椅子上。他们彼此随意交谈着，昂克注视着他们，心中想，他们那个样子，好像不过是在等待音乐会开始似的。
　　这个地区的最沮丧而又愤怒的平民，是荷兰地下组织的成员们。他们当中的几个人几乎立即与在大桥上的英国人取得了联系，但他们的帮助却被客气地拒绝了。阿纳姆的地下组织领导人皮特·克鲁伊夫，派图恩·范·达伦和盖伊斯伯特·纽曼去奥斯特贝克，以便与英国人建立联系，他们也发现，他们的帮助对方并不需要。纽曼记得，他曾提醒伞兵们，那个地区有狙击手，并且忠告他们，不要走大马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告诉我，他们得到的命令只是前往大桥，他们将走给他们指明的路线，”纽曼说道，“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们害怕故意煽动肇事的破坏分子，因而根本不信任我们。”
　　现在，黎明，约翰努斯·彭西尔在他的地下室里，与他的抵抗力量工作人员举行了一次会议。彭西尔计划接管一个当地电台，播放一个宣言，说城市已经自由了。但纽曼打来的一个电话改变了他的主意。“情况糟糕，”纽曼报告说，“形势是危急的，我认为一切都已经失去了。”彭西尔呆若木鸡。“你是什么意思？”他问道。纽曼现在是在圣伊丽莎白医院的附近，他说道，英国人已经发现，要穿过德国人的防线前往大桥是不可能的。彭西尔立即给皮特·克鲁伊夫打电话，克鲁伊夫建议，暂停一切计划中的活动——参加过那次会议的亨利·克纳普回忆说，那是“一个暂时的不介入”。但抵抗力量工作人员的长期希望被粉碎了。“我们为一切都做好了准备，”彭西尔回忆说，“甚至如果必要的话牺牲我们的生命。相反，我们却坐着，没有用处，不被需要。现在越来越清楚，英国人既不信任我们，也不打算使用我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9月18日，星期一的最初几个小时里，不论是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还是蒙哥马利，还是参加市场花园行动的任何指挥官，都对形势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而在这个时候，荷兰地下组织的成员却通过秘密的电话线，给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的荷兰联络官阿里·贝斯特布罗尔赫上尉发去了一个报告，说英国人正在阿纳姆被德国的装甲师击溃。在第八十二师的文电日志中有这样的记录:“荷兰人报告说，德国人正在阿纳姆战胜英国人。”由于与阿纳姆作战地区没有直接的通讯联系，所以这个信息实际上是盟军最高指挥部所收到的第一个暗示，即危机正突然降临在英军第一空降师的身上。2
　　阿纳姆大桥西南7英里处，在小小的德里尔村的渡口码头，渡船工人皮特准备当天第一次渡过下莱茵河。那些一大早的通勤者，在河北边的镇子和村庄里上班，他们分成小组挤在一起，晨雾使他们感到很冷。乘客们谈论着阿纳姆西边以及阿纳姆市里面所进行的战斗，皮特并没有加入他们的交谈。他所关心的是渡船的操作，以及每天都必须维持的日程安排，许多年来他都是这么做的。
　　几辆小汽车以及满是准备到河北岸储存和交易产品的农用大车，被首先装上了船。然后，推着自行车的男人和女人上了船。早晨7点整，皮特摆动着船下了河，渡船沿着缆绳流畅地运行着。这个行程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在北岸的赫维多普村下面的斜坡靠岸后，乘客和车辆下了渡船。他们的上方，100英尺高的韦斯特博文山俯瞰着乡下。大多数通勤者走上了向东通往奥斯特贝克的马路，奥斯特贝克那座建于10世纪的教堂，高耸在长着橡树丛和覆盖着羽扇豆的荒原上。再远处，就是阿纳姆。
　　别的乘客正等待着，摆渡回到德里尔。皮特再次接纳了去北岸的旅客，其中的一位旅客就是年轻的科拉·巴尔图森。两个星期以前，9月5日，荷兰人将永远把那一天当作疯狂的星期二来记住，在那一天，她看到了德国人发疯似的撤退。在德里尔，征服者们并没有返回。在许多个月的时间里，科拉第一次感到自由了，但现在，她又再次感到忧虑。头一天伞兵着陆的消息所带来的欢乐，被有关在阿纳姆激战的谣传减少了。尽管如此，科拉还是无法相信，德国人能够打败来解放她的国家的强大的盟军部队。
　　在河北边的赫维多普码头，科拉把她的自行车推出渡船，骑车去了奥斯特贝克以及当地的面包店。由于一个特殊的理由，她把贮存起来的少得可怜的糖的定量，交给了这家烘烤糕点的商店。在这个星期一，9月18日，巴尔图森罐头厂要庆祝其开业75周年，而科拉的母亲要庆祝其62岁生日。在许多个月的时间里，全家人将第一次团聚。科拉一大早就来到奥斯特贝克，来取生日蛋糕，那生日蛋糕将既纪念公司的周年，又纪念巴尔图森太太的生日。
　　朋友们曾试图说服科拉不要去，科拉不听。“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呢？”她问一位朋友，“英国人正在奥斯特贝克和阿纳姆。战争几乎就要结束了。”
　　她的旅行平安无事。大清早的奥斯特贝克似乎是安宁的，在那里，英国部队行走在街道上，商店开门，到处是一种节日的气氛。眼下，虽然能够听见几英里之外的枪炮声，但奥斯特贝克是平静的，还没有被战斗触动。尽管她定做的蛋糕已经做好了，但面包师还是对她的来到感到惊讶。“战争差不多结束了！”她告诉他。她带着包裹，骑车返回赫维多普，等着皮特把渡船再次摆渡过来。在南岸，她返回到寂静得令人昏昏欲睡的小小的德里尔村，那里一如既往，没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3
　　在英军的着陆区域和空投场，那位担负着也许是最不令人向往的工作的军官，正在用他通常的能力做着那个也许是最不令人向往的工作。整个夜晚，菲利浦·皮普·希克斯准将的英军第一机降旅的士兵，击退了敌人一系列猛烈的进攻，那是冯·特陶率领的一支杂牌部队，在骚扰这个旅。希克斯的士兵在环形防线的周围挖掘工事，坚守这些区域，沙恩·哈克特准将的第四伞兵旅将于上午10时在这里空投，随后还将进行补给品的空投。希克斯保护下的这些区域，也是英军空降部队补给品的临时堆积处。
　　不论是希克斯还是他的士兵，都只睡了一两个小时的觉。德国人从树林里发起进攻，在一些地方把树林点着了，希望能把英国防御者们烧出来。“红毛鬼子们”立即作出了反应。他们悄悄溜到敌人的背后，上了刺刀发起冲锋，把德国人逼进他们自己点着的火里。通信兵格雷厄姆·马普尔斯生动地记得那些激烈的夜间战斗。他和另外几个人偶然遇见了一个排的阵亡的伞兵，他们被打垮了，被完全消灭了。“谁都没说什么话，”马普尔斯记得，“我们只是上了刺刀，径直进入树林。我们从树林里出来了，但德国佬却没能出来。”列兵罗伯特·爱德华兹曾参加过在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的战斗，他回忆说:“我曾经历了所有那些战斗而没有负伤，但在荷兰的一天里，我交火的次数比别的所有的交火加起来都多。”
　　那些没完没了的小规模战斗造成了伤亡。那天晚上，希克斯曾几次要求W. F. K. 谢里夫·汤普森中校给予炮兵支援，以便把敌人无休止地进攻逼回去。他现在知道，德国装甲部队正在阻挡前往大桥的那几个营，他真正惧怕的是，德国的装甲部队将会突破他的脆弱的防御工事，把他赶出着陆区域和空投场。“我经历了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最糟糕的几个小时，”希克斯回忆说，“有两件事情是清楚的：一是我们实际上是在两个德国装甲师的上面着陆了，而那两个德国装甲师本来是不应该在那里的，尽管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一是德国人以非同寻常的速度作出了反应。”由于遭到来自西边的冯·特陶的各支部队和来自东边的哈策尔装甲部队的进攻，希克斯的携带轻武器的伞兵，除了坚守直到解围，或者直到增援部队和补给品安全着陆之外，已别无选择。
　　厄克特将军的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上校，是在伦库姆荒原的着陆区域里过的夜，那儿距离希克斯的指挥所大约3英里。激烈的战斗已经使师部从树林里移了出来，又回到阔野里。在那里，在那天晚上的其余时间，司令部的参谋们都把滑翔机当作藏身之地。麦肯齐所担心的，就是得不到厄克特的命令。“在9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们根本听不到厄克特的任何命令，”他回忆说，“我想当然地认为，他是同拉思伯里的第一旅在一起，但通讯系统中断了，那两位军官的指示我们都听不到。我知道，有关这个师的指挥权得很快作出决定。因为始终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即厄克特或者是被俘了，或者是阵亡了。”
　　星期一一大早，由于仍然没有消息，麦肯齐决定与两位高级参谋官进行商谈，一是R. C. 洛德-西蒙兹中校，另一个是P. H. 普雷斯顿中校。麦肯齐把起飞前厄克特同他的交谈告诉了他们：万一厄克特出了什么事情，指挥权的接替顺序是拉思伯里，希克斯，然后是哈克特。现在，由于拉思伯里也失踪了，因而麦肯齐感到，应该与希克斯准将联系。另外两位军官表示同意。他们立即驱车前往希克斯的司令部。在黑尔苏姆至阿纳姆的马路边的一幢房子里，麦肯齐把他所知道的事情告诉了希克斯:“我们得到了一个证据不足的报告，说弗罗斯特已经攻占了大桥，但一营和三营却陷于巷战，没有能够支援他。”
　　麦肯齐认为，现在的最佳举措，就是让希克斯拨出他的一个机降营，派往大桥。当哈克特的第四伞兵旅在上午晚些时候到达的时候，那个机降营就可以得到第四伞兵旅的增援。与此同时，希克斯被要求立即掌握该师的指挥权。
　　希克斯似乎是目瞪口呆。他的部队已经兵员不足，他没有一个完整的营可以派到大桥。好像英军的作战计划正在摇摇欲坠。如果弗罗斯特不能立即得到帮助，大桥就可能丧失；而如果着陆地区被攻占，那么哈克特的第四旅，甚至在集结之前就可能被消灭。
　　除此之外，大家还心照不宣地公认，要求希克斯掌握指挥权的这个师，由于通讯系统完全崩溃，也由于没有指挥官，实际上已经处于解散之中。希克斯勉强派出了一个营的一半——这是他能拨出的一切——去保卫大桥。① 显然，这个决定是非常急迫的。大桥得守住！然后，麦肯齐记得:“我们终于说服了希克斯，他必须掌握师的指挥权。”
　　没有几个人曾经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之下，被要求去接受一整个师的战场责任。希克斯很快就发现，通讯系统的故障是多么严重地影响了所有的军事行动。从大桥上的弗罗斯特那里收到的区区几个信息，是通过谢里夫·汤普森中校收到的，汤普森是第一机降旅轻武器团的炮兵指挥官。距离大桥二英里半，是奥斯特贝克的拉格教堂①，汤普森从教堂尖塔上的一个观察所，与D. S. 芒福德少校的炮兵指挥所建立起了无线电联系，芒福德的指挥所在大桥附近一个自来水厂的旅司令部里。汤普森与芒福德之间的这个联系，是可供希克斯支配的惟一可靠的无线电通讯。
　　同样严峻的是，无论是与奈梅亨附近的布朗宁将军的军司令部，还是与在蒙哥马利司令部的特殊的“鬼怪式通讯网”装置，师部都没有建立起通讯联系。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极其重要的信息确实是到了英格兰，但它们大多是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无线电接收装置传过去的，那套装置是为英国战地记者特地空运的。它的信号微弱、失真。有一个大功率的德国电台，与英国的无线电接收装置使用的是同样的频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师部能够接收到在英格兰的后方军司令部的信号，但却不能往回发出信息。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的无线电接收装置发出去的那点很少的通讯，是由穆尔公园里的布朗宁的后方军司令部收到的，之又转发到欧洲大陆。这种传输耗时几个小时，当信息到达的时候，它们已经过时，往往实际上毫无意义。
　　希克斯既沮丧又担心，他当下就有三件要担心的事情：第一就是英格兰的天气；第二就是，他没有能力确认第二次空运的预定到达时间；第三就是，他没有手段可以把阿纳姆地区的真正形势告诉任何人。除此之外，他也无法提醒哈克特，英国人对着陆地区的控制危机四伏，而第四伞兵旅本来是期望要在排除了障碍而且得到保护的区域里空投的。
　　虽然不那么至关重要，但仍然棘手的，是即将与沙恩·哈克特准将的相遇。麦肯齐告诉希克斯，这位火暴脾气的哈克特，在一着陆的时候，就会被告知厄克特有关指挥权序列的决定。“我知道哈克特的脾气，”麦肯齐回忆说，“我并不盼望这个见面。但告诉他实情又是我的责任，我是在执行厄克特将军的命令。我再也不能冒险认为，厄克特将军和拉思伯里都没有出事。”
　　起码希克斯避开了那个需要慎重处理的冲突。这位新任师长脑子里有足够多的事情了。“形势不仅仅是令人困惑，”他记得，“简直是乱成一团。”
　　4
　　在阿纳姆的西郊，当英军一营和三营挣扎着要赶到大桥的时候，以往整洁的公园和扫得干干净净的街道，被这场战斗搞得伤痕累累、坑坑洼洼。铺着鹅卵石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玻璃、瓦砾以及紫叶山毛榉树的断枝。杜鹃花树丛，以及青铜色、橘黄色和黄色的金盏花组成的浓密的狭长绿化带，都被扯断了，践踏了，而荷兰人整洁住房后面的菜地，也成了废墟。英军反坦克炮的炮口，从店铺和商场的粉碎了窗户伸了出来，而德国人的半履带式车辆则威胁着街道，它们故意倒车进入房屋，用房屋的瓦砾来隐藏自己。黑色的烟从燃烧着的英国车辆和德国车辆喷涌出来，而当炮弹猛烈撞进据点的时候，瓦砾就像雨点一般落下来。伤者和死者扭曲的身体到处都是。许多士兵记得，他们看见，荷兰的男人和女人戴着白色的头盔，穿着画有红十字图案的白色的宽大罩衫，从街道的两边冲出来，对炮火不予理会，把伤者和濒临死亡的人拽到隐蔽处。
　　这场奇怪而又致命的战斗，正在摧毁距离阿纳姆大桥不到两英里的市郊，这场战斗似乎没有计划，也没有战略。就像所有的巷战一样，它现在变成了一场在棋盘似的街道上，一场大规模而又凶猛的人打人的遭遇战。
　　红毛鬼子们身体寒冷，没有剃须，又脏又饿。战斗接二连三，使得大家只能偶尔“泡点”茶。弹药正在耗尽，伤亡正在增加，有的连减员，已达到兵力的百分之五十。除了短暂的片刻小憩之外，睡觉是不可能的。许多人，由于疲惫不堪而且连续几个小时在行进，已经失去了一切有关时间的概念。没有几个人精确地知道，他们是在什么地方，或者大桥还有多远，但他们却又抱定不屈不挠的决心，一定要赶到大桥。若干年以后，像在中间的路线——也就是老虎路线上的，由菲奇上校率领的三营的列兵亨利·贝内特这样的人，将会记得，在不断出现的小规模战斗、狙击手的冷枪和迫击炮的炮火的整个过程中，有一个命令是不断发出的:“出发！出发！出发！”
　　厄克特将军离开师司令部16个小时了，而且也没有无线电联系，对他来说，进攻的进程慢得使人痛苦。他在那座别墅里的几个小时一直是坐立不安的，凌晨3点的时候被唤醒，从那个时刻起，厄克特便与拉思伯里准将一同，和三营一起在路上不断地行走。“激烈的遭遇战，短暂的开火，不断使整个纵队停下来。”厄克特说道。德国狙击手所带来的心理上的威胁，令将军不安。他预料到，一些以前没有打过仗的士兵，将会“在一开始的时候有点害怕子弹”，但会迅速重新振作起来。相反，在一些街道上，单是狙击手的射击，就减缓了整个营的进程。但厄克特并没有干涉菲奇的指挥，而是一直一言不发。“作为一名师长，卷入了一个营的遭遇战……我最不应该干涉了，但自始至终我又意识到，每一个珍贵的分分秒秒正在被浪费掉。”德国狙击手遭到了有效的处理，但把他们找出来所用掉的时间，却又让厄克特惊恐万分。
　　准尉副官约翰·C. 洛德也同样惊恐。就像将军一样，洛德也因为这个耽搁而焦躁。“德国人的抵抗是猛烈的，持续的，但我们的耽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荷兰人造成的。他们一大早就出现在街道上，挥手，微笑，给我们送来代用咖啡。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还在他们的树篱上盖上联合王国国旗①。他们就处在战斗的当中，而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战斗正在进行。他们尽管完全是出于好意，却也会像德国人一样让我们停滞。”
　　突然，狙击手的猛烈开火，被某种远远的更加严重的东西取代了：那是敌人的口径为88毫米的大炮和自行火炮的刺耳的爆炸声。此时，菲奇营的先头部队，正在规模巨大的圣伊丽莎白医院的旁边，那是阿纳姆大桥西北不到两英里的地方。医院几乎就在那两条通向阿纳姆的主要马路的汇合点上，而一营和三营正试图沿着这两条马路前往大桥。在这里，整个夜晚，霍亨施陶芬师的一些装甲部队一直在进入阵地。不论是在埃德通往阿纳姆的那条马路上的多比上校的一营，还是在乌得勒支通往阿纳姆的那条马路上的菲奇的三营，要想赶到大桥，都必须在这个汇合点的一个边通过。多比的一营首先感受到了哈策尔上校的狂热的党卫军部队的力量。
　　从覆盖着城市北边和西边入口的一个马蹄形环形防线，德国人已经迫使多比的部下离开了上面的那一条马路，进入周围的建筑物密集的地区掩蔽起来。党卫军藏在屋顶上，狙击手藏在阁楼里，他们让先头部队经过而不予以阻碍，然后朝后面跟来的部队杀气腾腾地开火。在这种突然袭击所带来的混乱中，士兵们朝各个方向散开。
　　现在，德国人采用相同的策略，开始集中打击菲奇率领的三营。在一种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形势中，四位关键的军官——一营营长和三营营长、负责第一伞兵旅的军官，以及英军第一空降师的师长——全都发现，他们在同一个小的、人口稠密的地区中陷入了瓶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像莫德尔以及莫德尔在奥斯特贝克的指挥官们一样，厄克特将军和拉思伯里准将也没有被觉察到，他们被早就存在的敌人包围着。
　　来自身前身后的火力使英军的纵队陷入困境，他们散开了。一些人朝莱茵河边上的房屋跑去，更多的人跑进了附近的树林，而别的人——其中就有厄克特和拉思伯里——则跑进了由一模一样的砖瓦房形成的狭窄街道里躲避。
　　厄克特一行人，在刚刚到达乌得勒支至阿纳姆马路附近一个街区的一座三层楼时，德国人就炮轰了这座楼。厄克特后来写道，他们并没有受到伤害，但德国人的装甲车则是“在穿过街道的时候，几乎是不经意间有了免疫力”。有一辆坦克隆隆地在街道上行驶着，其指挥官站在敞开的舱口里，寻找目标。这时，彼得·沃迪少校，从在厄克特的房子隔壁楼上的窗子里探出头来，内行地把一枚塑料炸弹投掷进敞开的回转炮塔里面，把坦克炸成了碎片。① 其他的人以沃迪为榜样，摧毁了另外两辆坦克。尽管英国人凶猛地战斗着，但这些装备着轻武器的伞兵却决非德国装甲车的对手。厄克特本人的困境每一分钟都在增加，他极欲返回师司令部，并控制战斗。他认为，由于已经陷入战斗当中，他的惟一逃走的方式，就是上街，在混乱当中尝试穿过德国人的阵地。他手下的军官为他的安全担心，所以不同意，但厄克特是固执的。他认为，这场激烈的战斗只不过是“连队规模的战斗”，而且由于英国人所占领的楼房尚未被包围，所以他认为，在德国人的力量增加并使包围圈牢固之前，他们一行人应该迅速离开。
　　一个匆忙的会议在战斗的喧闹声中召开了，会议期间，厄克特和军官们目瞪口呆地看到，一辆英国的履带式小型装甲车，在街道上哐啷哐啷地疾驶着，好像并没有意识到德国人的炮火似的，然后它在大楼的外面停了下来。一位加拿大中尉，名字叫利奥·希普斯，用厄克特的话来说，他“好像拥有一种魔法保护的生存方式”，他从司机座位上跳了下来，全速跑向大楼。在希普斯的身后，是荷兰抵抗力量的夏尔·弗伦奇·拉布谢尔，他是在给希普斯做向导。这辆装甲车装载的是补给品和弹药，希普斯希望把它们送给在大桥上的弗罗斯特上校。在到处都是德国装甲车的情况下，这辆小车及其两位乘员竟不可思议地幸免于炮火，并在途中碰巧发现了厄克特的行踪。现在，厄克特第一次从希普斯那里得知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消息远不是令人鼓舞，”厄克特后来回忆说，“通讯手段仍然瘫痪。弗罗斯特在大桥的北端，遭到猛烈的进攻，但仍然在坚守，而有关我的报告说，我不是失踪了就是被俘了。”在听了希普斯的话之后，厄克特告诉拉思伯里，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在我们被完全困住之前，冒险突围出去。”
　　厄克特转向希普斯，告诉这位加拿大人，如果在完成去大桥上的任务之后能够到达师司令部的话，他要敦促麦肯齐，“为弗罗斯特的营组织起尽可能多的帮助来”。厄克特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包括他本人的安全的代价，也要让弗罗斯特必须得到所需要的补给品和人员，坚守下去，一直到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到达阿纳姆。
　　在希普斯与拉布谢尔离开之后，厄克特与拉思伯里着手进行他们的逃脱。外面的街道不断被敌人的炮火轰击扫射，楼房在炮弹的狠狠打击下正在坍塌。厄克特注意到，“在我们占领的楼房四周，有一堆越来越多的尸体”，他得出结论，认为通过街道离去是不可能的。两位指挥官与其他人一起决定，从楼房的后面离开。在楼房的后面，在掩护火力和烟幕炸弹的掩护下，他们或许能够逃脱。然后，他们希望利用一排排楼房屋的后花园里栽培的植物，能最终到达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寻道返回司令部。
　　这条途径就像噩梦一般。在伞兵们制造出浓重的烟幕时，厄克特一行人冲出了后门，快速奔跑穿过一个菜地，爬上把楼房与其邻居分开的一道篱笆。当他们在下一个隐蔽处停留片刻时，拉思伯里的斯特恩式轻机枪意外走火了，差点击中厄克特的右脚。厄克特后来写道:“因为有一些士兵无法控制住他们的斯特恩式轻机枪，我指责过拉思伯里。让一位师长四处闪避是一件足够糟糕的事情……而我若是被自己手下的一位准将射出的子弹击倒，那就太具有讽刺意味了，太无可言表了。”
　　一行人爬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篱笆，有一次还爬过了一道10英尺高的砖墙，他们沿着整个街区的房子移动，最后来到了一条鹅卵石铺成的交叉街道。然后，他们被弄糊涂了，加之筋疲力尽，结果造成了一个重大的失算。他们并没有转向左边，如果那样的话就可能给他们带来些许安全，相反他们却转向右边，朝圣伊丽莎白医院走去，直接走进了德国人的炮火之中。
　　跑在厄克特和拉思伯里前面的，是另外两位军官，一是旅司令部参谋部的威廉·泰勒上尉，一是三营的詹姆斯·克莱明森上尉。他们当中的一位突然叫喊起来，但不论是厄克特还是拉思伯里都听不懂他的话。在泰勒和克莱明森能够拦住两位高级军官之前，那两位将军已经碰上了迷宫般的交叉街道，厄克特看来，在那个地方，“一挺德国人的机枪正在朝我们每一个人射击”。当这四个人试图跑过其中的一条狭窄交叉口的时候，拉思伯里被击中了。
　　其余的人迅速把他拽出街道，进入了一幢房子。在那里，厄克特看到，一颗子弹射进了准将的后背下部，他似乎丧失活动能力了。“我们全都知道，”厄克特回忆说，“他再也不能行走了。”拉思伯里敦促将军，把他留下，立即离开。“你要是呆下来的话，只能被切断退路，长官。”他告诉厄克特。当他们交谈时，厄克特看见一名德国士兵出现在窗户上。他举起自动步枪，近距离平射，那个德国人满是鲜血的脸消失了。现在，由于德国人在这么近的地方，不容置疑，厄克特必须迅速离开。在离开之前，他与那对中年夫妇进行了交谈，那对中年夫妇是房主人，会说一些英语。他们许诺，战斗一有间歇便把拉思伯里送到圣伊丽莎白医院。为了使房主人免遭德国人的报复，厄克特一行人便把拉思伯里藏在楼梯下面的一个地下室里，直到他能够被送去医院。厄克特记得，然后“我们从后门离开了，但又进入了另外一个由带有篱笆的小花园组成的迷宫”。三个人并没有走远，但厄克特的生命，却完全可能是由那位55岁的安东·德克森所立即采取的行动给救下来的，安东·德克森是茨瓦特路14号一栋房屋的主人。
　　在极度混乱的射击当中，安东和他的妻子安娜、他们的儿子扬以及女儿赫米娜，正在房子后面的厨房里躲藏。德克森从窗子朝外瞥了一下，吃惊地看见，有三个英国军官跃过篱笆，进入他的后花园，朝厨房门口走来。他赶忙让他们进来。
　　由于无法交流——安东不会说英语，而厄克特一行人谁也不会说荷兰语——因而安东打着手势，试图警告那些英国人，这个地区被包围了。“街上有德国人，”他后来回忆说，“而在后面，也就是那些军官要去的那个方向，也有德国人。在这排花园的尽头，角落的阵地里也有德国人。”
　　德克森匆匆带着客人们上了一个狭窄的楼梯，来到一个楼梯平台，又从那里进入一间卧室。天花板上有一扇可以拉下来的门，上面有台阶，通向阁楼。这三个人小心翼翼地从卧室的窗子朝外看，于是明白了为什么德克森疯狂地演出了一出哑剧。就在他们下面不过几英尺的地方，在沿街各处的阵地里，是德国部队。“我们靠他们太近了，”厄克特记得，“我能听得见他们的说话声。”
　　厄克特无法猜出，当他们进入房子的后门时，德国人是否发现了这一行人，也无法猜出，他们是不是随时会冲进来。尽管德克森警告说，这个地区被包围了，但他仍然细细思考着那两个密切相关的风险：一是继续穿越那一连串的后花园，一是用手榴弹扫清道路，在前面的街道上冲下去。他准备不惜冒任何风险，也要返回他的司令部。他的军官们由于为他担忧，因而并不准备冒险。此刻，困难太大了。他们争论说，与让将军冒被捕、或者可能死亡的风险相比，还是一直等到英军攻占这个地段要好得多。
　　厄克特知道，这个忠告是明智的，而且他也不想强迫他的军官们冒可能证明是自杀的风险。然而，“我所能想到的，就是我离开师司令部时间太久了，对我来说，似乎怎么样都比这个样子脱离战斗要好”。
　　履带发出的熟悉的嘎吱喀哒声，迫使厄克特原地不动。这三位军官从窗子看到，一门德国自行火炮在街上缓缓驶来，直接停在了德克森家的外面。这辆装甲车的顶部，几乎与卧室的窗子齐平，炮组人员下了车，现在就在下面坐着，边交谈边抽烟。显然，他们不再前进了，英国人预料，他们随时都会进到屋里来。
　　泰勒上尉迅速把阁楼的楼梯拉了下来，三位军官匆匆爬了上去。身高6英尺的厄克特蹲下身，四下看着，发现阁楼只能让人爬行而已。他感到“犯傻，可笑，无能为力，在战斗中当上了看客”。
　　房屋里现在安静了。作为一名忠诚的荷兰人，安东·德克森为这几个英国人提供了庇护所。现在，由于害怕如果厄克特被发现而可能遭到报复，他审慎地把家人转移到隔壁邻居的家里。在几乎没有空气的阁楼里，更没有食品和水，厄克特和他的军官们只能焦急地等待着，希望不是德国人撤退，就是英国部队能到达。在这个星期一，9月18日，市场花园行动才进行了一天，德国人就已经几乎让阿纳姆战役停止了，而且使所有错误和失算雪上加霜的是，厄克特这位惟一可能给英军的进攻带来聚合力的人，却又被孤立在一个阁楼里，在德军营地之内陷入了困境。
　　对于保罗·格拉布讷上尉以及他的第九党卫军装甲师侦察营来说，这是一个漫长而又令人生厌的任务。盟军的伞兵并没有在阿纳姆和奈梅亨之间的那块11英里长的地段着陆。对于这一点，格拉布讷是确信的。但敌人的部队在奈梅亨。格拉布讷的几个车辆过了瓦尔河大桥之后，立即就发生了一场短暂而又激烈的轻武器遭遇战。在黑暗当中，敌人表现得似乎根本无意继续与他的装甲车作战，格拉布讷向司令部报告说，至今盟军在城里似乎没有多少兵力。
　　现在，既然他的侦察任务完成了，于是格拉布讷命令，从有40辆车的部队中，抽出几门自行火炮来保卫奈梅亨大桥的南入口。他带着侦察营的其余人员，朝北返回阿纳姆。头一天晚上，在过阿纳姆大桥的时候，他既没有看见伞兵，也没有看见敌人有任何活动。然而，从无线电获得的信息中他得知，一些英军部队现在已经在大桥的一边了。哈策尔的司令部只是把他们称为“先头部队”。格拉布讷再次停了下来，这一次是在埃尔斯特镇停下来的，该镇大致处于阿纳姆和奈梅亨的中间。在那里，为了能使两座公路桥都在打击距离之内，他再次把他的一些装甲车留了下来。带着剩余的24辆装甲车，他快速朝阿纳姆大桥返回，以便把那里还剩下的小股敌人肃清掉。格拉布讷预料，这不会有什么困难。他的强大的装甲部队将会干脆利落地冲过英军轻武器防御的工事，把他们摧毁。
　　上午9：30，下士唐·卢姆从他的在大桥附近的屋顶阵地上，激动地喊叫起来:“坦克！那是第三十军！”在附近的营司令部里，约翰·弗罗斯特上校听见了自己的观察员的喊叫。就像卢姆下士一样，弗罗斯特也感到了一阵飘飘然的兴奋。“我记得，我想，我们将荣幸地仅凭我们自己就把第三十军欢迎进阿纳姆。”他回忆说。其他的人也同样感到振奋。北入口相对的另一边，在埃里克·麦凯上尉的指挥所附近的坡道下面，士兵们已经听得见重型车辆在大桥上发出的回响。中士查尔斯·斯托里嗵嗵嗵地爬上卢姆下士所在哨所的梯子。斯托里朝大桥南入口上升的烟雾瞥视过去，看见了卢姆所发现的那个纵队。他立即作出了反应。这位参加过敦刻尔克撤退战斗的老兵全速下了楼梯，喊道:“他们是德国人！大桥上是装甲车！”
　　保罗·格拉布讷上尉的进攻部队的前锋，以最快的速度过了桥，出现了。德国司机们以非凡的技巧，向左边和右边急转，不仅避开了乱堆在桥上的闷燃着的车辆残骸，而且还直接穿过了一个雷区——那是英国人在夜间布下的一连串盘子样的特勒型地雷。在格拉布讷的5辆先头车辆中，只有一辆触了雷——而且也只是受了点表面上的损坏，那辆车还在继续前进。麦凯上尉吃惊地注视着，在坡道的他这一边，那些伪装起来的粗矮汽车当中的第一辆，不断地用机枪扫射，飞奔着冲下坡道，冲过英军的环形防线，直接驶向阿纳姆中心。麦凯看见，另外一辆几乎是立即驶了过去。“我们这一边没有反坦克炮，”麦凯说道，“我只是无能为力地注视着，又有三辆装甲汽车快速从我们旁边通过，上了林阴大道。”
　　格拉布讷强行快速通过大桥的大胆计划正在进行。在英国人的视线之外，在大桥的南入口，他排好了他的纵队。现在，半履带式车辆、更多的装甲汽车、兵员运输车，甚至还有几卡车的步兵，开始进军，卡车上的步兵从沉重的谷物麻袋的后面射击。蹲伏在半履带式车辆后面的另外一些德国士兵，也在不断地射击。
　　格拉布讷先头车辆的突然突破，把英国人惊得目瞪口呆。但他们迅速镇定了下来。在大桥的弗罗斯特一边的反坦克炮，开始进入射程。从整个北边地区，一种具有杀伤力的炮火覆盖了德军的纵队。从矮墙、屋顶、窗户和狭长掩体里，伞兵们用每一件可用的武器开火。在坡道的麦凯的那一边，皇家工兵罗纳尔多·埃默里击毙了第一辆经过的半履带式车辆的司机和副司机。当第二辆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埃默里把它的司机也击毙了。那辆半履带式车辆就在坡道的下面停下来不动了，车上的6名德国士兵弃车而逃，他们也被一个个地击毙了。
　　格拉布讷的纵队不间断地继续前进，又有两辆半履带式车辆缓慢地驶过了大桥。突然，混乱的场面降临在德国人的攻击之中。第三辆半履带式车辆的司机负伤了，他惊慌失措，猛地倒车，结果与后面的半履带式车辆撞在一起。这两辆车纠缠在一起，分不开，于是侧滑越过了马路，其中的一辆燃起了熊熊大火。从后面赶上来的德国人，试图强行打开一个通路。他们给车辆加速，发疯似的要夺取北边的一边，结果彼此猛撞在一起，进入炮弹爆炸造成的那堆越来越大的车辆残骸之中。由于失去控制，有一些半履带式车辆碰到了坡道的边缘，因为撞击力量太大，结果从边缘翻过去，摔进了下面的街道。跟在半履带式车辆后面进行支援的步兵，也被无情地杀死了。由于无法前进越过大桥的中央，幸存者们便快速返回到南边。
　　一阵暴风雨似的炮火来到大桥。谢里夫·汤普森中校的炮兵在奥斯特贝克，被丹尼斯·芒福德少校请来帮忙，现在汤普森中校的炮火，呼啸着轰击格拉布讷的已经被击中的车辆。丹尼斯·芒福德少校是从那个用作旅司令部的阁楼里发出请求的，而那个阁楼就在弗罗斯特所在建筑的附近。在这一片喧闹声中，传来了兴高采烈的英国伞兵的叫喊声，他们喊着这个战斗口号:“嗨，穆罕默德！”这些“红毛鬼子们”第一次使用这个战斗口号时，是在1942年北非干燥的山区里。①
　　战斗之激烈，让该地区的荷兰人目瞪口呆。兰贝特·斯哈珀与他的家人一起住在赖因卡德街——这是一条在大桥东西方向延伸的街道，他匆匆把他的妻子和九个孩子送到一个掩蔽所里。斯哈珀本人则呆在家里，一阵弹雨穿过窗子，让墙变得坑坑洼洼，打碎了家具。在这猛烈的炮火下面，斯哈珀逃走了。在警佐约翰内斯·范·库埃克看来，这场战斗似乎没完没了。“火力猛烈，”他回忆说，“一座又一座楼房或者被击中了，或者在燃烧。同事和朋友们不断打来电话，询问正在发生的事情。在楼房里，我们吃了不少苦头，隔壁的楼房着了火，优西比乌斯乡村大道上的那些楼房也烧着了。”
　　在北入口附近的那条宽大的林阴道上，库恩拉德·赫勒曼未婚妻的家，距离麦凯上尉的指挥所只隔着几个门，现在他与范·德桑德家的其他人一起，呆在地下室掩蔽所里。“有一种滑稽的声音压倒了所有别的喧闹声，有人说，那是在下雨，”赫勒曼记得，“我上了一楼，朝外边看，看到那是火。士兵们正在朝各个方向跑，整个街区似乎都在燃烧。战斗直接转移到林阴道上了，突然轮到我们了。子弹啪啪地射进房里，打碎了窗子，而楼上，我们听见了琴声，那是钢琴被击中了。还有，令人吃惊的是，范·德桑德的办公室里传来像是人打字的声音。那纯粹是子弹在咀嚼打字机。”赫勒曼的未婚妻特鲁伊德跟着他上了楼，她看见，子弹击中了规模巨大的圣优西比乌斯教堂的塔楼。当她吃惊地注视着的时候，教堂上的巨大时钟的金指针正在发疯似地旋转，特鲁伊德记得，那就好像“时间在飞速逝去”。
　　对于在大桥上作战的人们来说，时间已经失去了一切意义。战斗的撞击、速度和凶猛，让许多人认为，战斗已经进行了许多个小时了。实际上，格拉布讷的进攻持续了不到两个小时。哈策尔上校所珍惜的不让哈梅尔将军要去的装甲车辆，其中的12辆在大桥的北边被摧毁了。剩余的装甲车辆脱离这场残杀，开回了埃尔斯特，但缺少了他们的指挥官。在这场激烈的、决不心慈手软的战斗中，保罗·格拉布讷上尉阵亡了。
　　现在，英国人在骄傲和胜利的情绪之中，开始对损失进行估价。随军卫生员和担架兵，不顾狙击手的无情射击，穿过烟雾和瓦砾，把双方的伤员抬到掩蔽所里。大桥上的“红毛鬼子们”，在击退了装甲车的一次恐怖进攻之后幸存下来，这时二营的通信兵突然收到了第三十军发来的一个有力而清晰的信息，就像是对他们的成功表示祝贺一般。这些满是污垢、疲惫不堪的伞兵们想象，他们的磨难很快就要结束了。现在，毫无疑问，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就在不过几英里以外的地方。
　　从德国边界后面的各个机场里，成群结队的战斗机升空了。为了把飞机集结起来加油，附近的已经被损耗了的德国空军全力以赴，作出了努力。一个狂热的不眠之夜之后，战斗机从德国各地被匆匆派来，现在，在上午9点和10点之间，大约有190架飞机聚集在了荷兰上空。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摧毁市场行动的第二次空运。德国空军的将军们与持怀疑态度的陆军元帅莫德尔不同，他们相信，所缴获的市场花园行动的计划是真的，他们看到了一个可以取得重大成功的辉煌机会。从那些计划中，德国空军的指挥官们知道了星期一的空运的路线、着陆区域和空投时间。德国战斗机编队在荷兰的海岸巡逻，飞越已知的盟军飞行路线和空投场，等待向空降部队猛扑过去。盟军的空降部队定于上午10时开始空投。这些短程战斗机得到的命令是：着陆，再次加油，再次起飞。但空中至今什么也没有，预料中的目标一个也没有出现。德国空军统帅部既困惑又失望，纳闷发生了什么事情。
　　发生的事情很简单。荷兰的天气是晴朗的，但英国的天气则不同，那里被雾所覆盖。在各个基地，英国和美国的空降部队已经做好了出发准备，在飞机和滑翔机旁不耐烦地等候着。在这个关键性的上午，每一个小时都至关重要，而这个时候，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司令刘易斯·H. 布里尔顿将军，就像参加第二次空运的士兵们一样，只好任凭天气的摆布。在与气象专家们磋商之后，布里尔顿不得不重新安排行动的开始时刻。那些在不断加强的德国兵力面前坚守的、在阿纳姆市内及其周围的士兵，还有在走廊里的美国人，现在必须再等上4个漫长的钟头。在下午2时之前，第二次空运不可能到达空投场。5
　　阿纳姆南边57英里处的瓦尔肯斯瓦德，地面上的浓雾，使得第三十军的坦克部队原定早晨6：30出击的时间不得不推迟。然而，侦察车却仍然按计划动身了。他们从拂晓便开始巡逻，以摸清德国人的兵力。在东边，覆盖着欧石楠的沙滩和小溪，使得这个地区甚至让侦察车也难以通行。在村子的西边，小溪和河流上面的木桥被认为太轻了，支持不住坦克。当位于中央的侦察车在瓦尔肯斯瓦德外面狭窄、只有一辆坦克宽的马路上移动的时候，突然与一辆德国坦克和两门自行火炮不期而遇，当巡逻车靠近时，他们开了出去，朝艾因霍温驶去。从所有的报告来看，似乎进入艾因霍温的最快的路线仍然是公路，尽管看见了德国的装甲车，而且可以预料，当英国人靠近城市的时候，还会碰到更多的德国装甲部队。现在，3个小时之后，霍罗克斯将军的坦克刚刚开始再次开动。当弗罗斯特上校的士兵在阿纳姆大桥与格拉布讷上尉的部队交战的时候，作为先锋的爱尔兰近卫团终于动身了，沿着大马路前往艾因霍温。
　　德国人强硬的抵抗，已经使霍罗克斯的计划受挫，那计划就是，在星期日从默兹河-埃斯考河运河猛冲出去，在3个小时之内与在艾因霍温的泰勒将军的第一○一空降师会合。17日，到夜幕降临时，乔·范德勒中校的坦克手们朝瓦尔肯斯瓦德只走了7英里，比那天的目标少了6英里。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表明，应该在夜间继续向前推进。近卫团装甲师的参谋长诺曼·格沃特金准将告诉范德勒，艾因霍温以外的索恩桥已经被摧毁了，在坦克过河之前，得先把建桥的设备带来。范德勒记得，格沃特金说道:“明天再继续向前去艾因霍温吧，老兄，不过不用着急。反正我们已经失去一座桥了。”
　　士兵们对这个挫折一无所知，因而也就对耽搁感到不耐烦。约翰·戈尔曼中尉，在进攻之前曾经参加霍罗克斯将军举行的简介会，他当时就认为，需要越过的桥太多了。戈尔曼在几个星期以前接受了战功十字勋章①，现在却烦躁易怒。他原先的惧怕似乎是有理由的。戈尔曼急于出发，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近卫团装甲师居然在瓦尔肯斯瓦德过夜。他指出，习惯“似乎规定了，晚上睡觉，白天工作”，但戈尔曼感到，这样的行为习惯此时是不适用的。“我们必须前进，”他记得他当时说道。“我们不能等待。”鲁珀特·马哈菲中尉，也同样为近卫团的缓慢推进感到不安。“我开始朦胧感到良心上不安，”他说道，“我们的进军似乎比原先的打算要慢，而我知道，如果我们不迅速加快步伐，就不会按时到达阿纳姆。”
　　尽管皇家装甲兵团的侦察巡逻队警告说，有德国的装甲部队和步兵在等候，但爱尔兰近卫团在到达阿尔斯特村之前，却并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阿尔斯特村位于前往艾因霍温的路途中央。但是不久，从公路两侧的松树林里，雨点般的步兵子弹吞没了这个纵队，一门孤零零的自行火炮与领头的坦克交战。很快，那门自行火炮被打得失去了战斗力，范德勒的部队继续隆隆地驶过村子。向北两英里，在横跨多梅尔河的一座小桥上，爱尔兰人又再次被耽搁了，这一次遇到的是猛烈的炮火。4门88毫米火炮的炮火覆盖了这座桥，配备以重机枪的步兵，隐藏在附近的房屋里和水泥墙后面。打头的车辆立即停了下来，英军士兵从坦克里跳出，进行还击。
　　为了能够尽可能快地继续前进，范德勒决定求助于能发射火箭的台风型战斗机，在头一天的进军中，那些飞机曾技艺精湛地帮助过这个纵队。空军中尉唐纳德·洛夫现在全权负责地与空的通讯，他把这个要求传递了出去。令他吃惊的是，他被拒绝了。在比利时，那些飞行中队因为大雾而停飞。洛夫回忆说，范德勒“怒不可遏”。他眯着眼睛看着荷兰上空的晴朗天气，挖苦地问洛夫，“皇家空军是不是被阳光吓坏了。”
　　整个纵队朝后延伸，几乎到了比利时边界，现在，他们被位置优越的敌人炮火拖住了。打头的坦克试探着向前徐徐移动，一门大炮直接朝马路开火，近距离的平射让坦克停了下来。当自己的坦克朝德国人开火的时候，范德勒要求派重炮来，并迅速命令巡逻队沿河向西移动，寻找桥梁或者车辆可以涉水而过的浅滩，以便包抄德国人的炮组，从后面发起进攻。
　　当英国的大炮开始与敌人交战时，一个钢铁的火力网呼啸着飞过了打头的坦克上空。但德国人位置优越，而且抱有坚定的决心，继续开火。战斗一直持续了两个小时。范德勒因为这个耽搁而发怒，却又无能为力，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等待。
　　但在北边不到4英里的地方，有一支侦察部队获得了意外的成功。侦察车在遍布水流的地形和沼泽当中，越过脆弱的木桥，进行了一次穿越乡间的迂回旅行。他们在回避德国阵地的时候，突然与艾因霍温北边的美国伞兵不期而遇。接近中午时，率领着皇家装甲兵团侦察部队的约翰·帕尔默中尉，受到了杰拉尔德·希金斯准将的热烈欢迎，希金斯是美军第一○一师的“尖叫的老鹰”的副司令。帕尔默通过无线电，兴高采烈地告诉他的司令部，“小马倌已经与我们长着羽毛的朋友们接触上了”。① 沿着走廊的三个极其重要的会合中的第一个，已经获得成功，这比市场花园行动的时间安排，整整晚了18个小时。
　　由于终于接触上了，讨论就立即转向了索恩大桥。等待中的英军工程兵部队需要了解完整的细节，以便把修复渡口所需要的材料和设备送上去。皇家工兵与范德勒的先头纵队一起赶向前去，准备进军。信息本来可以通过无线电传递，不过美国人已经发现了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吃惊的英国人被无线电告知，要他们的工兵们给“索恩244”打电话。电话立即通过了德国人控制的自动电话交换机，没出几分钟，索恩大桥的美国人便给英国工兵们送去了那个重要的信息，以让他们把合适的建桥设备送上来。
　　在阿尔斯特村，范德勒的坦克手们对德国人炮火的突然结束感到惊奇，那炮火曾使得他们在马路上长时间动弹不得。原来，是他们自己的一个连打通了道路。一支英军侦察部队缓慢地沿着多梅尔河的西岸行进，在阿尔斯特村北边1英里处，在德国人阵地的后面，碰到一个渡口。该连从后面朝德国人的大炮发起冲锋，攻占了他们的阵地，结束了战斗。
　　滞留在阿尔斯特村的坦克手们，对这个行动一无所知，他们以为，这个突然的平静是战斗中的一个间隙。领头的第二连由爱德华·泰勒少校负责，他正在斟酌，他是否应该利用这个中断，命令他的坦克向前冲，这时他发现，一个人在马路上骑着自行车朝纵队奔来。那个人在对岸停下来，跳下自行车，发疯似的挥舞着手臂，跑过桥。感到愕然的泰勒听见他说:“将军阁下！将军阁下！德国佬走了！”
　　那个荷兰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自我介绍。科内利斯·洛斯，41岁，是受雇于艾因霍温的一名工程师，不过却住在阿尔斯特村。“马路，”洛斯告诉泰勒，“开通了，你们已经把村子入口处的惟一一辆坦克炸坏了。”泰勒回忆说，然后，“他提交了一份详尽的草图，上面有阿尔斯特与艾因霍温之间德国人的所有阵地。”
　　泰勒立即下令进军。坦克过了桥，上了马路，经过现在已成废墟的德军炮兵阵地。没出一小时，泰勒便看见，前面就是建筑无序扩张的艾因霍温，好像有成千上万的荷兰人蜂拥在马路上，他们在欢呼、挥舞着旗帜。“现在使我们滞留下来的惟一障碍，就是荷兰的人群！”E. 费希尔-罗少校用无线电给后面的纵队发去了这样的信息。在这种使人飘飘然的狂欢气氛当中，第三十军的笨重的坦克部队将会用4个多小时穿过城市。直到下午7点过后，先头部队才到达索恩大桥，罗伯特·F. 辛克上校的疲惫不堪的工兵们正在那里干活，自从大桥被毁掉以来，他们就一直在那里修复这座极其重要桥梁。
　　从一开始，这个同步进行的市场花园行动的日程安排就不允许出太多差错。现在，就像进入阿纳姆的英军的进军受挫一样，给索恩大桥带来的损坏，也是威胁整个行动的一个重大挫折。这个28英里的走廊——从比利时边界，向北到费赫尔——现在被英美联军控制着。美军第一○一师以非同寻常的速度，走完了走廊中的15英里公路，攻占了艾因霍温、圣奥登罗得和费赫尔这些重要的城镇，其中的11个渡口只有两个没有攻占。然而霍罗克斯的有2万辆车辆的增援纵队，却只能在索恩渡口被修好之后才能向前推进。英国工兵随着领头的坦克赶到前面，他们必须争分夺秒修复大桥，把第三十军送过威廉明娜运河，因为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只能走这一条路线，别无选择。
　　在制定计划的阶段，马克斯威尔·泰勒将军知道，对于直接冲到走廊来说，索恩大桥是至关重要的，因而他也把一个次要的目标包括了进去。为了抵消像在索恩发生的这种挫折，泰勒已经命令，要攻占位于贝斯特村的那座100英尺长的运河公路桥。这座桥在大马路西边4英里处，它可以在紧急时刻使用。由于情报官员认为，这个地区德国部队人数很少，因而只排了一个孤零零的连去夺取这座桥以及附近的一个铁路道口。
　　对于被派去夺取这座桥的美国部队来说，贝斯特注定要成为一种悲剧性的取名不当。① 爱德华·L. 威尔斯鲍斯基中尉的兵员得到了补充的连，在17日夜晚的凶猛作战中又大大减员了。在威尔斯鲍斯基的率领下，顽强的伞兵们沿着堤岸进行渗透，穿过沼泽，面对人数占压倒优势的德国兵力推进；有一次，他们来到距桥不到15英尺的地方，但齐射的火力又把他们挡回去了。在夜间各个不同的时间段里，有不同的消息传回来，有的说桥已经被攻占，而另外的报告则声称，威尔斯鲍斯基的连已经被消灭了。增援部队像威尔斯鲍斯基的连队一样，也迅速陷入了绝望的、远非势均力敌的搏斗之中。在第一○一师司令部里，情况被搞清楚了：在贝斯特有德军重兵集结。这个村子远不是防御薄弱，而是有将近1万名兵力——那是被人们遗忘的德军第十五集团军的部队。贝斯特就像海绵一样，正在吸收越来越多的美军。当战斗在整个地区猛烈进行的时候，威尔斯鲍斯基和连里的几个幸存者就处在战斗的正中间。他们被包围得严严实实，结果连增援部队都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而他们则继续在为夺取大桥而战。
　　中午时分，当英军和美军的先头部队在艾因霍温会合时，贝斯特的那座桥被德国人炸掉了。威尔斯鲍斯基和他的士兵离大桥太近，飞来的瓦砾使他们已有的伤亡更加重了。在别的地方，伤亡也同样惨重。罗伯特·科尔中校是第一○一师的最生动有趣而又言辞尖刻的指挥官之一，他拥有荣誉勋章①，他阵亡了。荣誉勋章也将授予另外一位牺牲的军人。列兵乔·E. 曼在桥上负了非常重的伤，两只胳膊都裹上了绷带，捆在肋部。他看见，有一枚德国人的手榴弹落在他所在的人群中。由于无法伸出胳膊来，他便扑在手榴弹上，救了他四周人的命。当威尔斯鲍斯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曼只说了一句话。“我的背没了！”他告诉中尉。然后他死了。由于贝斯特桥失去了，所以市场花园行动的成功，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取决于工兵修复索恩渡口的速度。市场花园行动的各个阶段之间是丝丝入扣的——每一个环节都依赖于下一个环节。现在，在这些丝丝入扣的阶段当中，索恩前面的马路却没有坦克部队，而坦克部队本来在几个小时之前就应该在那条马路上行驶。蒙哥马利的大胆的进攻正在走进愈来愈深的麻烦之中。
　　在走廊里越往前走，问题就越复杂。加文将军的第八十二空降师走在中央，南面是泰勒将军的“尖叫的老鹰”，北边是阿纳姆的红毛鬼子们。加文将军的第八十二空降师牢牢控制着格拉夫的那座1500英尺的桥，另外还有霍伊曼附近的那座小一点的桥。西南方向，在经过了一场爽快的战斗之后，第五○四团和第五○八团，从马斯河-瓦尔河运河的两边同时发起进攻，夺取了格拉夫至奈梅亨公路上的另外一座桥梁，那座桥梁位于霍宁胡蒂村，这就为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打开了进入奈梅亨的一条可替代的路线。但当那座被毁坏的索恩大桥阻挡英军向走廊的中间进军的时候，第八十二师未能迅速夺取奈梅亨渡口，这造成了别的一些问题。在奈梅亨渡口，党卫军现在已在南入口挖掘战壕守卫，他们有很好的保护和隐蔽，一再击退第五○八团一个连的进攻。随着每一分钟过去，德国人的力量都在增强，而加文却抽不出更多的人来，全力以赴，夺取这座桥。因为在第八十二师的巨大的驻扎地——一个南北10英里、东西12英里的地区，到处都有敌人一系列疯狂的、缺少规律的进攻，那些进攻预示着灾难。
　　在格拉夫至奈梅亨公路上的巡逻队，不断遭到渗透进来的敌军的攻击。下士厄尔·奥德法瑟正在随时注意狙击手，他在第五○四团的战地看见了三个人，“其中的一位正在从他的散兵坑里往外舀水，另外两位正在挖掘，”奥德法瑟回忆说，“我挥了挥手，看见其中的一位拿起了步枪。原来他们是德国佬，他们直接进入了我们的战地，从我们自己的散兵坑里向我们开枪。”
　　再往东，格鲁斯贝克高地与德国边界之间的那两个极其重要的着陆区域，也正迅速变成战场，因为一拨一拨的德国步兵正被投入来对付伞兵们。在那些低水准的德国步兵当中，有海军和空军的人员、通信部队人员、正在休假的军人、医院的护理员，甚至还有刚刚离开医院的康复期病人。下士弗兰克·鲁普记得，他看见的第一批德国人，穿着各种各样令人晕头转向的制服，佩带着令人晕头转向的军衔徽章。他回忆说，进攻开始得如此突然，“我们实际上是在自己的前哨基地的外面遭到了伏击”。那些部队似乎是从乌有乡里出现的。在最初的几分钟里，哈罗德·根斯莫中尉抓获了一位过于自信的德国上校，那家伙吹嘘说:“我的士兵将很快就把你们从这座山上直接踢下去。”他们几乎做到了这一点。
　　德国人成群结队，从维勒镇越过德国边界，从国家森林里出来，他们在人数上占有压倒优势，突破了第八十二师的环形防御阵地，迅速攻占了那些区域，抢占了补给品和弹药临时存放处。有一段时间，战斗是混乱的。第八十二师的防御者们尽可能长地坚守他们的阵地，然后缓慢撤退。这个地区的其他部队接到了通知，要快速赶往战斗现场。在奈梅亨附近的士兵一路强行军前往空投场，以给予额外的支援。
　　一种惊恐似乎正降临在荷兰人当中。列兵帕特·奥黑根注意到，当他们排从奈梅亨郊外撤退的时候，他在进城时看到的那些大量的荷兰国旗，正在被匆匆取下。列兵阿瑟·荷兰人·舒尔茨①，是一位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老兵，是排里的一位勃郎宁自动步枪手②，他注意到:“每一个人都神经紧张，我所能听到的，全都是反复一句话:‘把前面和中央堵住。’”不管他朝哪里看，都能看见德国人。“他们在我们周围的每个地方，决心强行把我们从我们所在的区域中赶出去。”每一个人都清楚，在德国装甲部队和经验丰富的增援部队到达之前，这支估计约有两个营的德国部队，是被派来执行一项自杀式的任务的：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消灭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并坚守这些空投场——而这些空投场正是该师获得增援部队和补给品的生命线。如果德国人获得成功，那么他们就能在盟军第二次空运着陆时，将其歼灭。
　　这个时候，加文将军认为，预定的第二次空运已经离开了英格兰，已经没有办法让他们停下来，或者及时把他们转移到别的地方去。这样，加文就只有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来清理这些地区，而且每一个可以战斗的伞兵他都需要。除了那些已经在交战的伞兵外，惟一随时可用的预备部队就是是两个工兵连。加文立即把他们投入了战斗。
　　这些伞兵与敌人在人数上的比例大约是一比五，他们在迫击炮和火炮的支持下，整个上午都在作战，力图把这些地区清理干净。③ 后来，许多士兵上了刺刀，沿着山坡朝德国人追去。在战斗进行得最猛烈的时候，加文得知，第二次空运下午两点才能到达。树林里仍然有形形色色的德国步兵大量出没，敌人的这些突袭预示着将会有更为集中而又坚决的进攻。加文确信，如果让他的部队在一个又一个的地区尽力对付，他是能够坚守住的，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眼下八十二师的形势岌岌可危。由于得到了信息，说索恩大桥坏了，正在修理，因而他也就不能期望在D日的两天之后与英军会合了。加文焦急而担忧地等待着第二次空运，第二次空运将带来他所急需的火炮、弹药和人员。6
　　从阿纳姆的发出烟雾的废墟，到索恩的被毁坏的渡口，在散兵坑，在树林里，在堤岸的旁边，在炸坏的楼房的瓦砾中，在坦克上，以及在极其重要的桥梁的入口处，参加市场花园行动的士兵和与他们交战的德国人，都听见从西边传来了低沉的隆隆声。参加第二次空运的飞机和滑翔机，排成一个又一个的纵队，正在接近，让天空都变暗了。马达持续的、越来越响的嗡嗡声音，使英美联军和荷兰人民的心中再次充满了力量和希望。而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这个声音就像毁灭的前兆。战斗人员和老百姓都朝天空凝望，等待着。时间是9月18日，星期一，下午，马上就到两点。
　　这个军用机机群之庞大，甚至让头一天的那个景象相形见绌。在17日，飞行走了两个不同的路线，一个是北路，一个是南路。现在，恶劣的天气，以及希望更能保护自己免遭德国空军的打击，使得整个第二次空运都走北路前往荷兰。4000架飞机压缩成一个巨大的纵队，覆盖了一英里又一英里的天空，机群高度从1000到2500英尺不等。
　　1336架美国C-47型飞机和340架英国斯特令轰炸机，翼尖与翼尖并排飞行，它们组成了这个空中列车的主体。在这些飞机当中，有一些运送部队，其他的飞机拖航着数量大得惊人的滑翔机——1205架霍萨型滑翔机、韦科型滑翔机以及庞大的哈米尔卡型滑翔机。在这个100英里长的飞机队列的后部，是252架4引擎的解放者轰炸机，它们运送的是货物。在上方和两翼保护这些编队的，是867架战斗机——有英国的喷火式战斗机和发射火箭的台风式战斗机，也有美国的霹雳式和闪电式战斗机——他们在护航飞行。在起飞的时候，这第二次空运总共载着6674名空降部队士兵、681辆车辆和装了货物的挂车、60门火炮以及弹药，还有将近600吨的补给品，另外包括两辆推土机。①
　　这个巨大的军用机机群，由于被高射炮火所笼罩，便在斯豪文岛的荷兰海岸上着陆，然后向东朝内地飞去，前往斯海尔托亨博斯镇南边的一个交通控制点。在那里，由战斗机开路，这个纵队分成三个部分。美国机群以时间上的精确性，完成着困难而又危险的机动动作，突然转向南边和东边，朝第一○一师和第八十二师的区域飞去，与此同时英国的编队则朝北边飞去，前往阿纳姆。
　　就像在头一天一样，也有不少问题出现，尽管某种程度上减少了一些。混乱、飞行中途的失败以及致命的不幸事故，尤其打击滑翔机机群。早在第二次空运到达空投场之前，就有54架滑翔机，由于结构上的错误或者人为的错误而坠落。大约26架飞机在英格兰内地和英吉利海峡的上空飞行中失败，人们看到，其中两架在飞行过程中解体。还有26架，在敌人领土上空距离约80英里的飞行过程中，被过早地释放下来，着陆的地方远离比利时和荷兰的着陆区域，落在德国边界后面。在一次古怪的事故中，一名惊魂未定的伞兵冲向驾驶舱，猛拉松脱杆，结果使得滑翔机脱离了它的拖航飞机。但是，总体上来说，部队的伤亡是比较低的，最大的损失，就像头一天一样，还是在珍贵的货物方面。厄克特的士兵似乎再次受到了命运的折磨——损失的载货滑翔机，一半以上是飞往阿纳姆的。
　　命运也摆布了德国空军。上午10点钟时，由于没有看见预料中的盟军机群的影子，于是德国空军的指挥官们，便把那190架飞机的一半以上撤回了基地，其余的飞机则在荷兰的北部和南部上空巡逻。当第二次空运飞机飞进来的时候，这些德国飞机的一半，有的不在自己原先的防区，有的正在加油。结果，只有不到100架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和FW-190式战斗机，匆匆前往阿纳姆和艾因霍温地区参加战斗。德国的飞机，没有一架能够穿越保护兵员运输机纵队的庞大的盟军战斗机网。在这次任务完成之后，盟军飞行员们声称，他们消灭了29架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而美军只损失了5架。
　　当这个机群靠近着陆区域的时候，猛烈的地面炮火开始将其包围。缓慢移动的滑翔机队列，在靠近索恩以北的一○一师的空投场时，地面上一片阴霾和雨水，这在某种程度上掩蔽了自己，得以逃脱德国炮手的视线。但从贝斯特地区发射出的持续而致命的高射炮火，则射进了迎面而来的纵队之中。有一架滑翔机，大概运的是弹药，遭遇到高射炮火的猛烈打击而爆炸了，完全消失了。有4架拖航飞机，在释放它们的滑翔机时，被相继击中了，两架立即着火，一架坠毁，另外一架则安全着陆。有3架滑翔机布满弹痕，在着陆区域坠机着陆，机上的人员神奇地安然无恙。在原定于前往泰勒将军的一○一师的450架滑翔机当中，总共有428架，带着2656名伞兵、伞兵的车辆和拖车，到达了着陆区域。
　　在北边15英里处，加文将军的第二次空运，在滑翔机开始进入空投场时，受到了那里仍然在猛烈进行的战斗的威胁。给八十二师带来的损失，高于在一○一师地区的损失。飞机和滑翔机飞进了冰雹般的高射炮火之中。德国炮手们尽管没有头一天那么精确，但也击落了6架拖航飞机，那是在它们在释放了滑翔机之后，陡直飞离的时候被击落的。其中一架拖航飞机的机翼被炸掉了，另外3架在烈火中坠毁，还有一架落在了德国境内。为了争夺着陆区域而进行的不顾一切的交火，迫使许多滑翔机在别的地方着陆。有些滑翔机着陆的地方，距离它们的目标有3到5英里远；还有一些最终去了德国；不过更多的滑翔机则决定，就在它们预定的着陆区降落。每一个着陆区都成了无人地带，因为它们被炮弹和迫击炮炸得坑坑洼洼，而且还遭到机枪的交叉射击。许多滑翔机迅速进行硬着陆，结果摔坏了起落架，要么就是机头着地翻过身去。然而，飞行员们的极端的机动动作奏效了，不论是部队还是货物，都令人吃惊地没有遭到多少伤亡或者损失。根据报告，没有一个人在着陆事故中受伤，只有45个人在飞行过程中或者在着陆区里，因为敌人的火力而阵亡或受伤。在454架滑翔机当中，有385架到达了八十二师的地区，带来了1782名炮兵、177辆吉普车和60门大炮。起初据认为，有100多名伞兵失踪了，但后来那个数目的一半以上在远处着陆，之后又走回了八十二师的营地。那些抱定不屈不挠决心的滑翔机飞行员们蒙受了最大的伤亡，有54人阵亡或者被列入失踪者名单。
　　尽管德国人并没有严重地阻碍第二次空运的到达，但针对在兵员运输机和滑翔机之后而到达的执行再次补给任务的轰炸机，他们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共有252架四引擎B-24型解放者号轰炸机，当其中的第一架靠近一○一师和八十二师的区域时，德军的高射炮炮手们已经找到了目标。战斗机在补给飞机的前面猛扑下来，试图压制高射炮火。但就像17日霍罗克斯的坦克开始突破时德国炮台所做的那样，现在敌军也忍着不开火，等战斗机飞过去。然后，他们突然开火了。没出几分钟，就有大约21架护航飞机被击落。
　　轰炸机编队跟在战斗机的后面，以800到50英尺不等的高度飞了进来。这些区域上面的炮火和烟雾，把识别地点的彩烟和地面标识隐藏起来，这让飞机上的甚至有经验的空投能手也无法确定合适的地点。每一架B-24型飞机都载着大约2吨重的货物，从飞机的隔舱，补给品开始随意落下，分散在一个宽广的地区。八十二师的伞兵们在他们的空投场里到处乱跑，几乎就在德国人的眼皮底下，总算收回了他们的百分之八十的补给品。一○一师就不这么走运了，他们的许多装备包裹，几乎直接落在了贝斯特地区的德国人当中，他们的再次补给品被收回的不到50%。身处走廊底部的泰勒将军的士兵们的损失是严重的，因为原打算送给他们的100多吨货物，是汽油、弹药和食品。德国人的攻击破坏性极大，大约有130架轰炸机被地面炮火毁坏，7架被击落，另有4架坠毁。对于在走廊沿线被围困的美国人来说，那一天在开始的时候曾带来那么大的希望，但又迅速变成了为幸存下去而进行的一场残酷的战斗。
　　沙恩·哈克特准将的第四伞兵旅的帕特·格洛弗中尉跳出了飞机，朝着埃德至阿纳姆的马路南边的空投场落去。当他的降落伞打开的时候，他感到猛地抽动了一下，于是便本能地伸过手去，拍打系在他的左肩吊带上的那个带拉链的帆布包。在帆布包的里面，伞兵鸡默特尔咯咯大叫，于是格洛弗放心了。就像他在英格兰所计划的那样，默特尔正在进行她的第一次作战跳伞。
　　当格洛弗朝下面看的时候，似乎觉得下面的整个荒原都着火了。他能看得见，炮弹和迫击炮在整个着陆区爆炸，烟与火滚滚升起，有一些伞兵，由于无法纠正他们的下降，正在落进火海之中。在远处，滑翔机正在把皮普·希克斯准将的机降旅的其他兵力运来，格洛弗能够看见，那里有飞机的残骸，人们在朝各个方向跑去。一定有什么事情出了可怕的差错。根据情况简介，格洛弗知道，阿纳姆应该只有少量守军，而这个时候，空投场应该是被清理得整洁安静。在第二次空运离开英格兰之前，没有迹象说明有什么事情出了差错。然而在格洛弗看来，一场全面的战斗就在他的下面进行。他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由于某种错误，而正在错误的地方跳伞。
　　当他靠近地面时，机枪的突突声和迫击炮沉闷的砰砰声，似乎把他吞没了。他触到了地面，小心翼翼地滚向他的右肩，以保护默特尔，然后迅速解开他的吊带。不远处，格洛弗的勤务兵列兵乔·斯科特刚刚落地。格洛弗把装着默特尔的包递给他。“好好照顾她！”他告诉斯科特。通过覆盖着田野的烟雾，格洛弗发现了标明会合点的黄色烟雾。“咱们走！”他朝斯科特喊道。两个人动身出发，迂回着穿行，蜷曲着身子。不论格洛弗朝哪个地方看，都是一片混乱。他的心沉了下去。显然形势正变得十分严峻。
　　在J. L. 沃迪少校下落的时候，也听到机枪射击发出的那种不祥的声音，机枪的射击似乎是在到处痛打这个地区。“我无法理解，”他回忆说，“原先给我们的印象是，德国人在逃跑，他们的士兵乱了套。”沃迪驾驶着降落伞，摆动着下降，他发现，空投场几乎让猛烈的炮火产生的烟雾遮蔽住了。沃迪在场地的南端着了陆，动身前往本营的会合点。“迫击炮似乎到处都在爆炸，我向前走的时候，看见伤亡无数。”沃迪快走到集结点时，迎面撞上了营司令部的一位发怒的上尉，他是在头一天跳伞进入荷兰的。“你们来得太晚了，”沃迪记得那个人喊道，“你们意识到了吗，我们在这里等了4个小时？”那位军官激动起来，立即开始向沃迪简要介绍情况。“我听的时候震惊了，”沃迪记得，“那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消息，即事情的进展并不像计划的那么好。我们立即组织起来，当四下张望的时候，在我看来，前面的整个天空似乎都是一片火焰。”
　　沃尔夫黑策火车站西边有两个着陆区，一是金克尔荒原，一是雷耶斯营地，而在这两个着陆区里，伞兵和滑翔机运载的步兵，似乎落进了一场猛烈的战斗中。从所缴获的市场花园行动的文件里，德国人知道了着陆地区的位置，与在地面上的英国人不同，他们通过仍然占领着的海峡港口的雷达装置，比如在敦刻尔克的雷达装置，能够精确地计算出第二次空运到达的时间。党卫军部队和高射炮兵，匆匆脱离开在阿纳姆的战斗，赶到这些区域。20架德国空军战斗机，也经过导航飞了过来，正在持续地低空扫射这些地区。地面战斗同样激烈。为了把进犯的敌人从荒原里清理出去，英国人上了刺刀进行冲锋，就像他们在夜间和清晨时所做的那样。
　　迫击炮的轰炸击中了那些前一天着陆的滑翔机，把它们变成燃烧着的火团，那些火团又接着把荒原点着了。进行渗透的德军部队，用一些滑翔机来掩护他们的进攻，而英国人则亲自把那些飞机点燃，不让它们落入敌人手中。在这块田野的一个地段，大约50架滑翔机燃烧成了一片火海，皮普·希克斯准将的机降旅——其中有半个营已经被派到阿纳姆了——总算以顽强的意志守住了这个区域。伞兵和滑翔机的着陆，带来了2119名兵力，他们取得了远远超过空中和地面人员所能相信的成功。即使在战斗正在进行的时候，空运的百分之九十也正在着陆——而且是着陆在正确的地方。
　　空军上士罗纳德·贝德福德，是一架四引擎斯特令型飞机的机尾射手，他发现，星期一的任务与他在星期天飞行的那一次迥然不同。当时，坦率地说，这位19岁的贝德福德对这种日常的飞行感到厌倦。现在，当靠近着陆区域的时候，炮火正在持续而且十分猛烈。贝德福德发现，有一个立在一辆卡车上的高射炮炮台位于这个地域的边缘，贝德福德不顾一切，试图把自己的大炮对准它。他看得见自己发射的曳光弹弯曲着落了下去，然后那个炮台不再射击了。贝德福德兴高采烈。“我打中了他！”他喊道，“听，我打中了他！”当这架斯特令型飞机稳定地飞在航线上的时候，贝德福德注意到，周围的滑翔机似乎全都过早地脱离开了它们的拖航飞机，他只能假定，猛烈的炮火使得许多滑翔机飞行员想解脱出来，以图尽可能快地落下。然后，他看见自己拖航的那架霍萨型飞机上的牵引绳脱落了。贝德福德注视着那架滑翔机突然下落，他确信，它将在着陆之前就与别的滑翔机碰撞在一起。“整个场面是混乱的，”他回忆说，“那些滑翔机似乎在陡直地进行俯冲，又恢复水平飞行，靠惯性滑行，那个样子就像要直接彼此相撞。我不知道它们怎么能够成功。”
　　中士罗伊·哈奇是一架霍萨型飞机的副驾驶，这架飞机载着一辆吉普车、两辆装满了迫击炮炮弹的拖车，还有3个士兵。当哈奇看见前面的高射炮猛烈开炮的时候，他不知道他们将怎么落下来。上士亚力克·扬是驾驶员，当他让滑翔机陡直俯冲，然后又恢复水平飞行的时候，哈奇吃惊地注意到，每个人似乎都朝着同一个触地点跑去——包括一头母牛，那头母牛就在他们的前面疯狂地奔跑着。不知怎么地，扬把滑翔机安全着陆了。士兵们立即跳了出来，开始打开飞机的尾部。在不远处，哈奇注意到，有3架滑翔机仰天躺着。突然，带着一种撕裂般的、刺耳的声音，另外一架霍萨型飞机在它们的上面坠毁了。那架滑翔机直接撞过来，切掉了哈奇的滑翔机的机头，包括座舱盖和飞行员座舱，而只是几分钟之前哈奇和扬就坐在那里。然后，那架飞机朝前滑行，就在他们的面前停了下来。
　　另外的滑翔机根本就没有到达着陆区域，有一些远在3英里之外的地方坠落。有两架是在莱茵河的南岸降落的，其中一架就在德里尔村的附近，士兵们把伤亡人员留给荷兰老百姓照看，自己则从已经被忘却、但却仍然活跃的德里尔渡口渡过了莱茵河，与他们的部队再次会合。①
　　有一些C-47型飞机在靠近着陆区域时被击中，燃烧了起来。着陆之前大约10分钟，中士弗朗西斯·菲茨帕特里克注意到，高射炮火密集地发射了上来，有一位年轻的伞兵、列兵金杰·麦克法登，猝然一动，叫了起来，双手伸向他的右腿。“我被击中了！”麦克法登咕哝说道。菲茨帕特里克迅速给他检查了一下，然后给他注射了一针吗啡。接着中士注意到，飞机似乎在颠簸。当他弯下身子朝窗外看时，飞行员座舱的门开了，调度员走了出来，神色紧张。“在边上站好，为红绿灯做好准备！”他说道。菲茨帕特里克看着那一排伞兵，他们现在挂上挂钩，准备跳伞。他能够看见，烟从左舷的发动机里冒出来。菲茨帕特里克领头，跳了伞，当他的降落伞打开时，飞机全速俯冲了下去。在菲茨帕特里克触地之前，他看见那架C-47型飞机插进了右边的田野里，机头着地翻了过去。他确信，机组人员和金杰·麦克法登没有逃脱。
　　在另外一架C-47型飞机里，美国机组组长开玩笑地告诉弗兰克·D. 金上尉:“你们将很快落到那里，而我将回家吃腊肉和鸡蛋。”那个美国人在金的对面坐了下来。几分钟以后，绿灯亮了。金朝那位机组组长瞥了一眼。他似乎睡着了，颓然后仰着，下巴压在胸口，手放在大腿部。金有种感觉，有什么事情不那么对头。他摇了摇那个美国人的肩膀，那人朝一边倒下了。他死了。在他的后面，金看见在机身上有一个大洞。好像是被一颗. 50的机枪子弹打穿的。金站在门口，准备跳伞，他看见火焰从左边的机翼冒了出来。“我们着火了，”他朝军士长乔治·加特兰喊道，“同飞行员核对一下。”加特兰朝前走去。当他打开飞行员座舱门的时候，一片烈火冲了出来，在整个飞机里蔓延。加特兰猛力把门关上，金命令士兵们跳伞。他认为，他们现在没有飞行员了。
　　当伞兵们跳出舱门时，加特兰估计，飞机离地面有200到300英尺高。他在着陆的时候碰伤了。他开始清点人数，有4个人失踪了。其中一个人还没有离开飞机，便在舱门口被炮火杀死了；另外一个人跳了伞，但他的降落伞着了火；而加特兰和金得知，第三个人是在不远处着的陆；然后第四个人到了，还挂着他的降落伞。他是和飞机一起着陆的，他告诉他们，机组人员设法迫降着陆，而且他们还神奇地从飞机里走了出来。现在，在距奥斯特贝克15英里的地方，远离英军的营地，金一行人动身返回。当他们走开时，那架在四分之一英里之外熊熊燃烧着的C-47型飞机，爆炸了。
　　在一些地区，伞兵们安全地跳了伞，但却发现自己是在波浪般燃烧的炮火当中降落。许多人拼命猛拉降落伞的绳子，以避开这些曳光弹，结果在着陆区的边缘着陆，落在茂密的树林里。有一些人，当他们挣扎着要摆脱降落伞的时候，被狙击手击中了。另外的人在远离着陆区域的着了陆。在一个地区，一个营中的一部分人降落在了德国人的身后，之后他们集结前往会合点，还带上了80名俘虏。
　　着陆区里，在密集火力的打击之下，伞兵们丢掉降落伞，迅速跑开隐蔽起来。小群的受了重伤的人躺得到处都是。列兵雷金纳德·布赖恩特遭到了一枚迫击炮炮弹的打击，严重脑震荡，一时间瘫痪了，他能意识到周围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却一块肌肉也动弹不得。他无助地看着，而他同机的人，则认为他已经死了，于是捡起他的步枪和子弹，匆匆赶往会合点。
　　许多士兵，对横扫着陆区的又无休止的机枪和狙击手的射击感到吃惊，于是快速跑进树林隐蔽起来。几分钟后，这些地区除了伤亡人员之外，已是空无一人。中士金格尔·格林是位体育教练，他乐观地带来一个足球，准备于预料中的轻易战斗之后，在着陆区域中进行一场比赛。他跳了下来，猛地触地，结果折断了两根肋骨。自己在那里躺了多长的时间，格林并不知道，当他恢复知觉的时候，除了伤亡人员之外，就他孤零零一个人了。他痛苦地坐了起来，几乎立即就有一个狙击手朝他射击。格林站起来，开始猛冲迂回，朝树林跑去，子弹在他的四周砰砰作响。肋骨上的疼痛，一再迫使格林倒在地上，他确信，他将会被击中。在荒原上滚滚而来的烟雾之中，他与那位狙击手的这个奇怪的决斗似乎持续了几个小时。“我一次只能走五六码远，”他记得，“我认为，我的对手要么是一个施虐狂的杂种，要么是一个该死的不高明的射手。”最终，格林紧抱着他的受伤的肋骨，朝树林进行了最后的冲刺。到达树林的时候，他投进灌木丛，倚着一棵树滚了过去，正在这时，最后一颗子弹啪的一声射进了他头上的树枝，却没有给他带来伤害。在生命中的最为绝望的状况之下，他跑了至关重要的几码远。格林精疲力竭，疼痛难忍，他缓慢地从伪装服的里面把瘪了气的足球取了出来，痛苦地把它扔掉了。
　　许多士兵将一直记得，他们跳伞后那最初的可怕时刻。起码有12名伞兵回忆说，在金克尔荒原，为了躲避子弹和燃烧的树丛而跑着逃命的时候，看见了一位20岁的年轻中尉，他躺在荆豆丛里，负了重伤。当他无助地在降落伞上摇摆的时候，燃烧弹击中了他的双腿和胸部。当这位军官从空投场移出来的时候，帕特·格洛弗中尉看见了他。“他痛苦得令人恐惧，”格洛弗记得，“而大家又不能动他。我给他注射了一针吗啡，并且许诺，一有机会就派一名卫生员来。” 列兵雷金纳德·布赖恩特，在空投场里从瘫痪中恢复了过来，他前往集结地区的时候，也碰巧遇见了这位军官。“当我走近他时，烟正从他胸部的伤口中冒出来。他的痛苦是可怕的。我们几个人同时来到他的面前，他乞求我们杀死他。”有一个人，布赖恩特记不清是谁了，缓慢地低下身来，把他自己的手枪递给中尉，手枪的扳机是扳起来的。当大家匆匆离开的时候，荒原上的火正在缓慢地移向那位受苦的军官躺着的地方。后来，救援队偶然看到了这具尸体。大家的结论是，这位中尉自杀了。①
　　第四伞兵旅旅长沙恩·哈克特准将，以带有他个人特征的精确性，在他为自己的司令部选定的地点的300码之内着陆了。尽管敌人火力凶猛，但准将首先关心的事情，却是要找到他的手杖，他是在下落的时候把手杖丢掉的。当他寻找手杖的时候，与一群德国人不期而遇。“他们吓坏了，可我比他们更吓坏了，”他回忆说，“但他们却似乎急欲投降。”哈克特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粗暴地告诉他们等着，然后，在找回他的手杖之后，这位身材修长、小胡子修剪得十分整洁的准将平静地押着他的俘虏们走开了。
　　哈克特在心情最好的时候，也是不耐烦的，动辄发火或喜形于色，他不喜欢此刻看到的景象。他本来期望，这些区域是安全而又井然有序的。现在，在他的军官们的簇拥之下，他准备让自己的部队开拔。这时，厄克特将军的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上校驱车赶到，来完成他的痛苦的任务。麦肯齐把哈克特拉到一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告诉他，有关指挥权这个过分敏感的事情所作出的决定和结论”，在厄克特和拉思伯里不在的时候，由皮普·希克斯准将负责该师。麦肯齐继续解释说，还在英格兰的时候，厄克特就作出了这个决定，即一旦他与拉思伯里失踪或者阵亡，就由希克斯接管。
　　麦肯齐回忆说，哈克特很不高兴。“瞧，查尔斯，我的级别比希克斯高，”他告诉麦肯齐，“因而我应该指挥这个师。”麦肯齐是坚定的:“我完全理解，长官，但将军确实给了我接替的顺序，我们必须照办。另外，希克斯准将在这里已经有24个小时了，现在更熟悉形势。”麦肯齐说，倘若他“破坏这个运转机构，对它做出什么事情来”，那只能使事情更糟糕。
　　但在麦肯齐看来，显然事情不会到此为止。在厄克特和哈克特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微妙的不和。尽管这位易发作的准将完全有资格指挥，但在厄克特看来，他缺少年龄大一些的希克斯的步兵经验。除此之外，哈克特是机械化部队的人，而大家都知道，厄克特对机械化部队准将们的评价，要低于步兵准将，长期以来厄克特都是在与步兵准将交往。有一次在公开场合，他曾开玩笑地提到哈克特，说他是“出了故障的机械化兵”——这句话哈克特并不觉得好玩。
　　麦肯齐告诉哈克特，他的第十一营要从这个旅里派遣出去，要立即出发，前往阿纳姆和阿纳姆大桥。对哈克特来说，这是最后的冒犯。他之所以对这个旅感到骄傲，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的素质，即它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整体化的部队，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团队而作战的。现在它要被分开，分成几个部分，对此他感到惊骇。“我不喜欢在没有商榷的情况下被告知要放弃一个营，”他气呼呼地告诉麦肯齐，然后思考了一下，他又补充说，“当然，如果有哪个营要走的话，那就是第十一营。它是在空投场的东南角空投的，离阿纳姆和阿纳姆大桥最近。”但他要求，要用另外一个营来交换，麦肯齐回答说，他认为希克斯会给他一个营。这样，事情就暂时结束了。这位才华横溢、一触即发、精力旺盛的哈克特，向不可避免的事情屈服了。眼下，希克斯能够管理这场战斗，但哈克特却决心要管理他自己的旅。
　　对英国人来说，这是一个严酷而又令人讨厌的下午。第二次空运充斥着问题，厄克特将军和拉思伯里准将的命运仍然是个未知数，弗罗斯特上校的小小兵力在阿纳姆大桥的北端坚持着但又岌岌可危，而在两个准将之间，性格上的冲突正在增强，除此之外，又有一个出乎意料的灾难发生了。
　　希克斯机降旅的伞兵在人数上削减了，且由于持续的作战而疲惫不堪，他们绝望地注视着，有35架斯特令型轰炸运输两用飞机，正把补给品空投在每一个地方，但就是没有空投在空投场。原定要送给在阿纳姆的部队的87吨重的弹药、食品和补给品，只有12吨到了部队手中。其余的，广泛地散布在西南方向，落在了德国人当中。
　　在距离不到5英里的地方，在安东·德克森的家里，厄克特将军仍然被德国人包围着。下面的街道上，那台自行火炮以及炮组人员非常靠近，所以厄克特以及和他一起的那两位军官，不敢冒险说话或者移动。除了一些巧克力和水果硬糖，他们没有别的食物。水被切断了，也没有盥洗设施。厄克特产生了一种绝望的感觉。他既不能休息，又不能睡觉，只是沉思着战役的进展以及第二次空运的到达，他不知道，第二次空运推迟了，不知道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推进了有多远，也不知道弗罗斯特是否还在大桥上坚持着。“倘若那时我知道这个形势的话，”他后来回忆说，“我就会不顾军官们的担忧，而尝试逃跑，不管有没有德国人。”厄克特安安静静，一言不发，他发现自己正死盯着詹姆斯·克莱明森上尉的八字须。“那浓密的毛茸茸的翘八字原先我都没有注意到，”他写道，“但现在没有什么别的可看。”那八字须让他恼火，它显得“愚蠢透顶”。
　　厄克特尽管满怀心事，却从来也没有想到他有关师内指挥链所作出的决定，这个紧急关头的指示正迅速地在希克斯和哈克特之间造成一种复杂的对抗。现在，9月18日，星期一的下午4点，厄克特离开他的司令部几乎一整天了。
　　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司令威廉·比特里希将军，被盟军第二次空运的巨大规模震惊了。陆军元帅莫德尔纠缠着他，要他迅速攻占阿纳姆大桥，而哈策尔上校和哈梅尔将军又敦促他增援，比特里希发现，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阿纳姆以西的天空，由于有了几百个五彩斑斓的降落伞而像鲜花盛开一般，然后又充满了川流不息的滑翔机，当他神色严肃地凝视着天空的时候，他绝望了。他从德国空军的通信网得知，另外的两个大规模空投已经开始了。比特里希试图猜测盟军的力量，他大大地高估了此刻在荷兰的英美联军的数量。他认为，也许另外一个师已经着陆了，足以让胜利的天平向进攻者们倾斜。
　　在比特里希看来，盟军力量的加强，与德国增援部队的到达，已经成了一场致命的赛跑。到目前为止，只有少量的人员和物资来到了他这里，而相形之下，盟军似乎有用之不竭的资源。他担心，他们可能在下一天再发起一次空降部队的空投。在荷兰的狭窄范围内，由于它困难的地形、桥梁，以及靠近不设防的德国边界，因而那样一个规模的兵力可能意味着德国的灾难。
　　比特里希的部队，与在南边的施图登特大将的第一伞兵集团军之间，没有什么配合。尽管施图登特的部队不断得到冯·扎根的第十五集团军余部的增援，但那支被摧毁了的部队，运输工具、枪炮和弹药都极其短缺，要重新把他们装备起来，需要若干天，也许若干个星期的时间。与此同时，阻止蒙哥马利进攻的整个责任，都落在比特里希的身上，而他的最紧迫的问题，仍然是奈梅亨的渡口以及阿纳姆大桥北入口处的英国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防御。
　　只要盟军部队在那里继续抵抗，比特里希就会受阻，不能把他自己的部队沿着公路移动到奈梅亨。哈梅尔的弗伦茨贝格师正在努力渡过莱茵河，该师完全依赖于潘讷登的轮渡——这是一种缓慢而又乏味的渡河方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阿纳姆的英国人开始犹豫和怀疑，他们是否有能力坚持的时候，比特里希却深深地担忧着这场战役的结果。他看到，帝国正危险地接近于遭到入侵，接下来的24个小时就可能见分晓了。
　　比特里希的上级的问题，在范围上要更加广泛。在B集团军群巨大前线的各个地方，陆军元帅莫德尔正在让部队勉为其难，试图阻挡美军第一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的无情进攻。尽管杰出的冯·伦德施泰特的官复原职，再次恢复了秩序和凝聚力，但他却为了获得增援部队，而正在动用国家的最后一点人力。找到能把部队从一个地区运送到另一个地区所需要的汽油，也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而从希特勒的司令部得不到什么帮助。柏林一门心思想着的，似乎是来自东边的俄国人的威胁，而不是盟军从西边的大举猛攻。
　　莫德尔尽管有别的担忧，却似乎自信能够战胜在荷兰的威胁，他仍然确信，那个国家的沼泽、堤岸和水陆障碍，能够为他提供时间，从而阻止并打败蒙哥马利的进攻。比特里希却不这么乐观，他敦促莫德尔，应该在形势恶化之前采取几个重要的步骤。在比特里希看来，炸毁在奈梅亨和阿纳姆的大桥是必要的，而且是立即炸掉，但这个建议比特里希每一次提出来，都让莫德尔恼火。“莫德尔每天都访问我，他务实，总是要求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比特里希后来回忆说，“他会就眼前的形势当场下达一系列的命令，但不论是哪次会议，他都不会呆上足够长的时间来听完或者批准长远的计划。”比特里希担心，如果盟军突破，德国就会随之发生意外。而莫德尔并没有领会到这一点，相反，他纠缠于细节问题：他尤其关心的，就是德国人未能再次攻占阿纳姆大桥。在受到这个含蓄批评的刺激之后，比特里希告诉陆军元帅:“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兵，还没有看见士兵作战这样艰苦。”莫德尔不为所动。“我要那座大桥。”他冷冰冰地说道。
　　在18日的下午，比特里希试图再次向不耐烦的莫德尔说明他对总的形势的看法。奈梅亨大桥是整个作战行动的关键，他争论说，如果把它炸掉的话，那么盟军的进攻的头部和身子就会分开。“陆军元帅阁下，我们应该在还来得及的时候炸掉瓦尔河上的渡口。”比特里希说道。莫德尔是固执的。“不！”他说道，“回答是不！”莫德尔不仅坚持认为大桥能够守得住，他还要求，施图登特的集团军和弗伦茨贝格师，应该在英美联军到达大桥之前就把他们挡住。比特里希直言不讳地说，他不相信盟军能被遏制住，他告诉莫德尔，到目前为止，那个地区几乎没有德国的装甲部队，而且还有更严重的危险，即蒙哥马利的势不可挡的坦克力量将会获得突破。然后比特里希又表达了他的担忧，即预料还会有空降部队的空投。“如果盟军从南边的大规模强攻获得成功，如果他们在阿纳姆地区再空投一个空降师，我们就完了，”他说道，“通往鲁尔河和德国的路线将被打开。”莫德尔没有受到影响。“我的命令不变，”他说道，“奈梅亨大桥不得炸掉，而且我要求在24个小时之内攻占阿纳姆大桥。”
　　其他人知道完成莫德尔命令的难度。霍亨施陶芬师的师长哈策尔中校已经无士兵可用，他的兵力全都参战了。没有额外的增援部队到达，而第二次空运的规模，又让人严重怀疑，他的士兵是否有能力阻止和遏制住敌人。和比特里希一样，哈策尔也确信，“盟军所空投的，只不过是空降部队的一支先头部队。我确信，还会有空降，然后他们将大举猛攻，前往帝国。”由于装甲部队有限，哈策尔不知道他是否能够阻挡住敌人。然而，他却已经成功地使一个地方变得安全了——那就是他本人的司令部的院子。在那里，他愤世嫉俗地置俘虏的权利于不顾，命令几百个英国伞兵，在警卫的看守下呆在铁丝网里面。“我完全确信，”他回来回忆说，“皇家空军不会轰炸他们自己的部队。”
　　哈策尔自诩是一个亲英派（“我对英国的东西有种偏爱”），他曾经作为交换学生在大不列颠学习过。他喜欢在俘虏当中漫步，试图进行交谈，以练习他的英语，而且还希望能从中套出情报来。英国兵的士气给他带来深刻印象。“他们傲慢不恭，自信自恃，只有老兵才能做到这样。”他回忆说。他的俘虏们的水准使哈策尔确信，战役远没有赢得胜利。为了使厄克特的部队立足不稳，同时也为了防止敌人发动任何种类的紧凑进攻，因而在18日的傍晚，他命令他的霍亨施陶芬师“不惜任何代价，整个晚上都要不停地进攻”。
　　弗伦茨贝格师的师长哈梅尔将军，“由于太忙了，也就顾不上担心下面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我在下莱茵河作战，忙得不可开交”。哈梅尔承担的任务是，既攻占阿纳姆大桥，又要保卫瓦尔河渡口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地区，因而他的问题要远比哈策尔的问题严重。用渡船把部队渡过河，进展速度就像蜗牛爬行一般。部队、装备以及坦克，被装在临时扎成的橡皮筏子或者木筏子上，通向水边的道路，变得一片泥泞。坦克和车辆从筏子上滑了下去，有一些甚至被水冲走了。更糟糕的是，由于盟军飞机不断进行低空扫射，几乎所有的摆渡和护航行动都得在夜间进行。在24个小时的时间里，哈梅尔的工兵只把两个营，连同他们的车辆和装备送进了阿纳姆-奈梅亨地区。固然，哈梅尔的士兵现在是在奈梅亨的中央以及公路桥的南边，但他仍然怀疑，他们能否阻止英美联军的坚定不移的进攻。尽管给他下达的命令是不得炸掉大桥，但哈梅尔仍然为不测做好了准备。他的工兵已经安放了炸药，并在北岸的伦特村附近的一个路边地堡里设置了引爆装置。他希望，如果他们守不住的话，比特里希将能批准把公路桥和铁路桥炸掉。即如果比特里希不批准的话，哈梅尔也已经作出了决定：如果英国人的坦克突破了，开始过河了，他就会违抗上级的命令，把这两座桥炸掉。7
　　繁荣的奥斯特贝克村似乎被注入了一种气氛，欢快与不安奇怪地混合在一起。就像身处战斗中的一个岛屿一样，这个村子受到了来自三个方向的喧闹作战声的袭击。从西边的空投场，传来了大炮的几乎不断的轰鸣声。在两边种了鲜花的街道上可以清楚听见，从西北方向传来机枪的嗒嗒连发和迫击炮的喀喀轰鸣。而在东边的方向，两英里半之外的阿纳姆，黑色的烟覆盖在地平线上，在这个昏暗的背景之下，重炮的不断轰击发出了定音鼓似的声音。
　　头一天，部队和滑翔机着陆之前所进行的轰炸和低空扫射，已经在平民当中造成了伤亡，并且损坏了一些商店和房屋。渗透进来的狙击手和方向不准的迫击炮的爆炸，同样在平民当中造成了伤亡，并且损坏了一些商店和房屋，不过到目前为止，这场战争还没有严重侵袭奥斯特贝克。整洁的度假旅馆、景致如画的别墅和绿树成荫的街道，仍然大多没有被触及。然而变得明显的是，随着每一分钟的过去，战斗也就更加接近了。在各个地方，远处的爆炸所产生的震荡，使窗玻璃突然裂成碎片，往往令人大吃一惊。烧焦了的纸、布和木头的碎屑，就像五彩纸片一般被风吹送着，雨点般落在街道上，而在空气中，无烟硝化甘油火药发出刺鼻的气味。
　　星期日这天，奥斯特贝克满是部队，因为英国人几乎紧跟在仓皇离开的德国人的后面到达了。在那个夜晚没有一个人睡觉。一种带有神经质的激动，被吉普车的低沉的嘎嘎声、履带式小型装甲车的哐啷哐啷声，以及行军士兵的沉重脚步声，搞得愈加激动了，这使得休息成为不可能。在18日的大部分时间里，军队的调动一直在进行。村民们既欢欣鼓舞又感到忧虑，他们用荷兰国旗装饰着街道和房屋，当英国兵匆匆走过的时候，他们不断地把食物、水果和饮料塞硬给他们的解放者们。对几乎每一个人来说，战争似乎就要结束了。现在，气氛正在起着微妙的变化。有些英国部队显然在村子里站稳了脚，而且谢里夫·汤普森中校的炮兵观察员，也已经占领了在下奥斯特贝克、离莱茵河不远的那个建于10世纪的荷兰新教教会归正会的教堂的塔楼，但可以觉察到的是，部队的移动已经变慢了。到下午晚些时候，多数大街空无一人，令人不安，荷兰人注意到，反坦克阵地和布伦式轻机枪阵地，现在就在那条主要马路的战略点上。看见他们，村民们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扬·沃斯奎尔回忆说，当他在奥斯特贝克村中行走，试图发现究竟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个英国军官正在命令平民把他们的国旗收起来。“这是战争，”他听见那位军官告诉一位村民，“你们就在战争当中。”在他的整个行走过程中，沃斯奎尔注意到，人们的心情正在变化。亚尔普·康宁是一名当地的面包师，沃斯奎尔从康宁那里得知，许多荷兰人是悲观的。康宁说，有谣传说“事情的进展不好”。忧虑正在取代飘飘然的解放感。“英国人，”康宁说道，“在各个地方都正在被赶回来。”沃斯奎尔非常担心。康宁始终是消息灵通人士，尽管他的消息是沃斯奎尔所听到的第一个坏消息，但它却证实了沃斯奎尔本人的惧怕。沃斯奎尔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笼罩天空、从镇子上面呼啸飞往阿纳姆的炮弹，会越来越密集。沃斯奎尔再次记起了诺曼底地区的村庄所遭受到的可怕毁灭，因此再也无法摆脱一种迷惘而又不知所措的无助感。
　　还有一个买卖人，面包师德克·范·贝克，也像康宁和沃斯奎尔一样沮丧。他在上门送货的时候听到的消息，已经给他对盟军空投所产生的最初激动浇上了凉水。“要是战争来到这里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将做什么呢？”他问他的妻子里克。不过他已经知道答案了：他将呆在奥斯特贝克，继续烤面包。“人们得吃东西，”他告诉里克，“不管怎么说，我们要是离开铺子的话，又能到哪里去呢？”范·贝克专心工作，试图让自己放心，一切都将会向最好处发展。几天以前，他收到了他每个月的小麦和发酵粉的配额，现在，他决心呆下去，让他的铺子继续开下去，他记得，一位老面包师曾经告诉他一种方法，可以用少于通常数量一半的发酵粉做面包。他决定把他的补给品用到极致。他将继续烤面包，直到一切都过去。
　　在塔弗尔贝格旅馆、斯胡努尔德旅馆和弗里维伊克旅馆，显然战斗已经变得严重了：这些通风、舒适的度假胜地正在变成伤员收容站。在斯胡努尔德旅馆，英国的卫生员和荷兰平民开始全面大扫除，准备接受伤员。地下组织成员扬·埃以克尔霍夫看到，德国人在匆匆离开的时候，搞得这家旅馆“像猪圈一样。到处都是食物。桌子被掀翻了，盘子砸碎了，衣服和设备散在各处。每个房间都乱丢着纸和垃圾”。额外的床垫从周围的居民家里搬了进来，放在楼下一层。一排排的床摆在接待室里，担架摆在用玻璃封起来的阳台上。荷兰人被告知，每一个房间，包括地下室，到夜幕降临的时候都会需要。埃以克尔霍夫得知，在阿纳姆的圣伊丽莎白医院已经人满为患。然而和他在一起工作的英国卫生员仍然乐观。“不要担忧，”他们当中的一位告诉他，“蒙蒂很快就会到这里了。”
　　在塔弗尔贝格旅馆，格里特·范·马尔南医生正在建一个医院，17岁的安赫·范·马尔南过来给父亲帮忙，她注意到，在别的志愿者当中有了一种惊人的变化。“我们害怕，”她在日记中写道，“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害怕。我们有一种古怪的感觉，感觉在昨天和今天之间已经过了几个星期。”就像在斯胡努尔德旅馆一样，在塔弗尔贝格旅馆也有谣传，说蒙哥马利的部队正在路上。安赫写道，在等待他们迅速到来的时候，“我们不断朝楼上的窗子外面凝望。射击更猛烈了。有光和炮火，但大军尚未来到。”
　　在几个街区之外，那家装饰华丽的有12个房间的哈滕施泰因旅馆，位于公园式的环境当中，现在的样子则是荒凉的，被遗弃了。桌子和椅子以达利风格的凌乱①，在优美的绿色草坪各处散放着，这是头一天的火力猛烈的战斗造成，而在桌椅当中，躺着几个德国人的变了形的尸体。
　　27岁的威廉·吉宾，骑车来到这座大楼的前面，这家原本高雅的旅馆的样子让他作呕。1942年，他从奥斯特贝克镇租用了这座楼房，在他拥有这座楼房的几个月之后，德国人便进入这个镇子，征用了这家旅馆。从那时起，吉宾和他的妻子特鲁乌斯的地位便贬低成了仆人。德国人允许他们打扫哈滕施泰因旅馆，监督烹饪，但旅馆的管理则是在德国人的手中。最后，在9月6日，吉宾被命令立即离开，但他的妻子和两个女用则被允许每天回来，以保持这个地方的干净。
　　17日，“因为盟军的着陆而乐疯了”，吉宾跳上自行车，从韦斯特博文山前往哈滕施泰因旅馆。在韦斯特博文山，他的岳父约翰·范·卡尔克斯霍顿开了一家能俯瞰赫维多普-德里尔渡口的山顶饭店，他刚好赶上看到最后的德国人离开。他跑进楼里，第一次感到，“旅馆终于是我的了”。但遗弃的气氛使他心慌意乱。在餐厅里，两张盖着白色织花桌布的长桌子为20个人安排了座位，有汤碗、银餐具、餐巾和酒杯，在每张桌子的中央，都有一个大的盖碗，里面盛着意大利细面条汤。吉宾触了一下，发现汤还温着。在餐具柜上面的银质上菜用具上，是主菜：炸鲳鱼。
　　吉宾从一个房间漫步到另外一个房间，看着覆盖着华丽的金色缎子的墙壁，装饰华美的石膏天使和花环，以及天蓝色的天花板上点缀着金星的结婚套间。看到德国人并没有洗劫旅馆，他松了一口气。一个调羹都没有丢掉，冰箱里仍然满是食物。在到处转的时候，吉宾听见阳台上有说话的声音。他冲了出来，发现有几个英国士兵正在喝他的雪利酒①，8个空瓶子摆在地板上。在被占领了这么多天以后，吉宾莫名其妙地发脾气了。起码，德国人还让他所爱着的旅馆保持干净。“这就是你们做的第一件事情，”他朝伞兵们大吵大叫，“打开我的地窖，偷了我的雪利酒。”英国人有些尴尬，进行了道歉，吉宾的怒气平息了。他再次被告知，他不能呆在这里，然而英国人向他保证，他的财产将会受到尊重。
　　现在，一天之后，吉宾希望英国人已经过去了，离开了他的旅馆，于是便返回了。当他走近大楼的时候，他的心沉了下来。吉普车停在楼的后面，而在网球场铁丝网的后面，他看见了德国俘虏。狭长掩体和火炮阵地已经在庭院的周围挖掘了出来，而且似乎到处都有参谋。吉宾沮丧了，于是便又回到了韦斯特博文山。下午时，他的妻子访问了哈滕施泰因旅馆，说明她是何人。“我受到了非常客气的对待，”她回忆说，“但又不允许我们搬回来。英国人就像德国人一样，也把旅馆征用了。”她心中想，还是有一种安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到那个时候，吉宾夫妇就能真正经营他们所认为的奥斯特贝克最好的旅馆了。与她交谈的彬彬有理的英国军官们并没有告诉她，从9月18日下午5时开始，哈滕施泰因旅馆已经是英军第一空降师的司令部了。
　　奥斯特贝克弥漫着一种焦虑和欢乐交混的奇怪气氛，在这种气氛中，与想到逐渐到来的战斗相比，一个事件更令许多居民害怕。白天的时候，犯人们被从阿纳姆监狱里放了出来。许多犯人是抵抗力量的战士，但另外的人则是危险的被判有罪的人。他们穿着带有条纹的囚服，从阿纳姆涌出来，有50多位最终来到了奥斯特贝克。“他们增加了一种最后的疯狂感，”扬·特尔霍斯特回忆说。特尔霍斯特原先是荷兰陆军的一名炮兵上尉，后来做了律师，又成为奥斯特贝克抵抗力量的一位领导人。“我们把这些囚犯聚集起来，临时安置在音乐厅里。但问题是，应该对他们做些什么？眼下他们似乎是足够无害的，但在这些重罪犯当中，有许多人被关多年了。我们为最糟糕的事情感到害怕——尤其是为我们的女人感到害怕——当他们终于意识到他们已经自由的时候。”
　　特尔霍斯特在与囚犯们交谈的时候，发现他们只想离开这个当前的作战区域。渡过莱茵河的惟一路线，就是经由赫维多普-德里尔渡口。渡船工人皮特断然拒绝合作，他不想让50名囚犯在南岸无法无天。除此之外，渡船现在停泊在北边，皮特想让它呆在那里。经过几个小时不耐烦的谈判之后，特尔霍斯特终于得以让皮特把囚犯们送了过去。“看见他们离开我们是高兴的，”他记得，“与害怕德国人相比，妇女们更害怕这些囚犯。”特尔霍斯特慎重地坚持，还是应该把渡船送回到北岸，因为在北岸渡船可以被英国人使用。
　　特尔霍斯特原先是位陆军军官，看到英国人并没有立即夺取赫维多普-德里尔渡口，他感到大惑不解。当伞兵进入奥斯特贝克的时候，他曾经就这个渡口询问过他们，令他吃惊的是，他发现他们对这个渡口一无所知。他以前当过炮兵，他对英国人没有占领附近的韦斯特博文山深感震惊，因为那是俯瞰莱茵河的惟一的高地。谁用火炮占据着这个高地，谁就控制了渡口。除此之外，把哈滕施泰因旅馆选作英军司令部，也令他不安。他认为，毫无疑问，在韦斯特博文山高地上的那家饭馆及其楼房，是一个更为可取的地点。“请坚守渡口和韦斯特博文山！”他敦促英军的几位参谋。他们很客气，但不感兴趣。一位军官告诉特尔霍斯特:“我们不打算呆在这里。由于大桥很快会在我们的手里，霍罗克斯的装甲部队马上会到达，我们也就不需要这个渡口了。”特尔霍斯特希望这个人是对的。如果德国人能够到达两英里之外的韦斯特博文山，那么他们的火炮就不仅能够控制渡口，而且还能把在哈滕施泰因旅馆的英军司令部完全摧毁。英国人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个渡口，而且也向他们简要介绍了韦斯特博文山。除此之外特尔霍斯特已经无能为力。事实上，这位以前的荷兰军官已经指出，在整个行动中最关键的疏忽之一——也就是英国人并没有意识到渡口和韦斯特博文山高地的战略重要性。倘若厄克特将军呆在他的司令部里，并且控制作战的话，那么形势就可能及时得到矫正。①
　　希克斯准将在厄克特缺席的情况下指挥着该师，他几乎是每时每刻都面对着这个让他困惑的问题，即让自己熟悉处于困境的空降部队的复杂而又老是变化着的调动。由于司令部和各个营之间的无线电通讯出了故障，因而有关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没有多少精确的情报，希克斯因此无法判定与他对抗的敌人的兵力和潜力。来到他身边的少得可怜的消息，是由精疲力竭、尘土满面的通信员送来的，或者是由荷兰地下组织的各个成员送来的。通信员冒着生命危险给他送来情报，可是等他们到达司令部的时候，那些情报又往往毫无希望地过了时，而荷兰地下组织成员送来的情报，又往往不予理会，或者被视为可疑。希克斯发现，自己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是依赖于一个微弱的通讯渠道——在奥斯特贝克与在大桥上的弗罗斯特的部队之间、汤普森的炮兵与芒福德的炮兵进行的无线电联系。
　　第二营与终于到达大桥的勇敢的掉队者们，虽然遭到了重创，但仍然在坚守，但弗罗斯特的形势几个小时以来一直极其严峻，而且正在迅速恶化。“我们不断得到从大桥来的信息，要求增援和补充弹药，”希克斯回忆说，“敌人的压力和德军装甲部队的兵力，在各处都在增强，而我们与厄克特、拉思伯里、多比或者菲奇没有联系。我们也无法与在军司令部的布朗宁取得联系以说明形势的严峻，而且我们极其需要帮助。”从对俘虏的讯问中，希克斯现在知道，伞兵们所面对的，是第九党卫军装甲师（霍亨施陶芬师）和第十装甲师（弗伦茨贝格师）的身经百战的党卫军。谁也不能告诉他，这些部队兵力是多么大，也不能估计正被投入过来与他对抗的坦克数量是多少。更为糟糕的是，希克斯不知道，原先的进攻前的计划能否抵挡住德国人当前的压力。如果敌人得到重大增援，那么整个任务就会失败。
　　他知道，帮助也许正在到来。19日，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的波兰旅，将会在第三次空运中来到。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也应该到了，而且确实是已经晚了。他们离阿纳姆能够有多近，他们能否及时赶来解救，并使形势保持平稳？“尽管有这一切不利情况，”希克斯回忆说，“我仍然相信弗罗斯特能够守住大桥的北端，一直到蒙蒂的坦克部队来到。毕竟，大桥仍然是我们的出击目标，而且我的决定和行动全都是以夺取和坚守那个目标为中心。”在权衡了所有的因素之后，希克斯感到，他必须坚持原先的计划，当时哈克特准将也有同感。
　　哈克特的第四伞兵旅原先的任务，是占领阿纳姆北边的高地，阻止德军的增援部队到达大桥。但在设想这个计划的时候，据认为敌人的兵力将会是微不足道的，充其量也仍是可以对付的。事实上，敌人的反应是如此迅速，兵力是如此集中而且有效，结果希克斯无法估计真正的形势。比特里希的军队坚守着阿纳姆的北边，他们已经在大桥上把弗罗斯特困住了，并且成功阻止了多比和菲奇的营对他们的解救。这两支部队的进军，现在实际上已经被切断。在距离大桥不到1英里的圣伊丽莎白医院周围的建筑物密集的地区，那两个营突然停了下来。正在前来增援途中的南斯塔福德郡团，以及哈克特旅的第十一营，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我们现在来到了圣伊丽莎白医院前面的那一段敞开、无遮蔽的河边马路，然后突然枪声大作，”南斯塔福德郡团的列兵罗伯特·C. 爱德华兹记得，“我们的样子一定就像靶场里的靶子。德国佬所需要做的，就是把他们的枪和迫击炮排列起来，对准这一个豁口——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宽——然后射击。”爱德华兹看到，他的副连长爱德华·韦斯上尉在队列中不懈地前后跑着，“完全不顾在他身边飞过的一切子弹，他的嗓子越来越嘶哑，喊道，‘前进，前进，前进，D连，前进’”。
　　韦斯似乎在每一个地方。士兵在各处倒了下去。如果伞兵们停顿了或者犹豫了，韦斯便“立即来到他们的身边，敦促他们前进。看见他笔直地站着，你简直无法趴着。你不能不效法他的榜样，穿过那个炮火的地狱。”爱德华兹扔出了几枚发烟炸弹，试图掩盖他们的前进，“然后又低下头，像野兔子一样跑了起来”。他绊倒在“成堆的尸体上面，在一摊摊的鲜血中摇晃着滑行，最后来到马路对面由房屋和楼房提供的掩蔽处”。在那里他发现，韦斯上尉在跑过的时候被击中了。“菲利普斯少校负了重伤。似乎谁也不怎么知道，正在进行的是什么事情，或者我们下面该怎么做。”至于D连，在清点人数的时候，“只剩下百分之二十，而且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不能继续对抗这样具有压倒优势的德国兵力。我们抱着希望，等待黎明的到来”。
　　那情形就像是在他们的师与在大桥上弗罗斯特的少得可怜的人之间，已经建起了一道坚固的墙。
　　哈克特交出了他的第十一营，作为交换，御用苏格兰边境居民团的第七营又给了他。自17日着陆以来，他们一直在守卫空投场。现在，他们同哈克特的第十营和第一五六营一起，经由奥斯特贝克西北的沃尔夫黑策，开拔了出来。在那个地区，御用苏格兰边境居民团将守卫约翰娜霍夫农场，那是一个着陆区，波兰旅的交通工具和火炮原定在第三次空运时到达那里。
　　哈克特的旅一开始是在那些区域作战，然后在开拔出来时也算平安无事，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御用苏格兰边境居民团已经占据了约翰娜霍夫农场四周的阵地。在那里，他们突然遭遇到了强力坚守的机枪阵地的抵抗。一场激战开始了。天色越来越黑，下达的命令是先坚守阵地，然后在黎明的时候击溃敌人。夺取这个地区是极其重要的。索萨博斯基的伞兵将于19日，在阿纳姆大桥的南边着陆，那是一块圩田①，考虑到高射炮火的因素，厄克特和皇家空军本来认为那块地方不适合一开始就进行大规模的着陆。原先预计，等到波兰人到达时，大桥已经在英国人的手里了。大桥如果不在英国人的手里，那么波兰人的任务就是去夺取它。在布朗宁的后方军司令部里，没有人意识到盟军在阿纳姆正遭遇着正在恶化的挫折，因而，波兰人的空投仍然按照计划准时进行。如果弗罗斯特能够坚持下去，而且波兰人的空投又获成功的话，那么即使是现在，市场花园行动仍然还有机会获得成功。
　　在各个地方，士兵们都在艰难地前往大桥。弗罗斯特所攻占的那条南边的马路，在许多人现在看来似乎是许久以前攻占的。列兵安德鲁·米尔本和别的营的一小组掉队者，在那条马路上偷偷地走了过去，来到铁路桥废墟的附近，弗罗斯特的士兵在前往他们的主要目标途中，曾经试图攻占这座铁路桥。米尔本看见，在他左边的田野里，白色的小丘在黑暗中闪着微光。“他们是几十具尸体，荷兰人正在这个地方安静地移动着，用白色的被单盖住他们的同伴。”他回忆说。在前面，火染红了天空，大炮的偶尔闪光把大桥的轮廓显露了出来。整个下午，这一小群人一直被占优势的德国兵力阻挡着。现在，他们再次被压制得动弹不得。当他们在河边上的一座停船棚屋里躲避时，米尔本开始对究竟能否到达大桥感到绝望。这群人当中的惟一的一位通信兵开始操作他的无线电，当大家围拢起来时，他突然接收到了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的信号。米尔本听到，播音员用清晰、精确的嗓音叙述着那天在西线的事件。“在荷兰的英国部队，”报道说，“只遇到微不足道的抵抗。”在这座阴暗的停船棚屋里，有人嘲弄地笑了起来。“该死的说谎者！”米尔本说道。
　　当英军第一空降师勇敢的士兵们为他们的生存而战斗的时候，国王陛下的两位准将却宁可为谁应该指挥这个师，而进行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端是由郁积不满继而愤怒的沙恩·哈克特准将引发的。到18日傍晚时，他看到形势不仅令人忧虑，而且“混乱不堪”，敌人似乎在各个地方都占了上风。英军的各个营分散在各处，而且作战时没有凝聚起来，都不知道彼此身在何处。许多部队缺乏通讯手段，被困在建筑物密集的地区里，完全是碰巧才能遇见。在哈克特看来，显然，作战没有总的指挥或者协调。晚上晚些时候，易激动的哈克特仍然为麦肯齐有关师指挥权的令人吃惊的宣布而感到难受，于是便驱车前往奥斯特贝克的哈滕施泰因旅馆，要与希克斯论个究竟。“他是在午夜时分到达的，”希克斯回忆说，“我正在作战指挥室里，从一开始我就清楚，由于他级别比我高，把指挥权交给我他不高兴。他年轻，意志坚定，而且相当好争论。”
　　起初，哈克特的不悦集中在希克斯从他那里调走了第十一营这个事情上，他要求说明，该营被下达了什么命令，谁在指挥那个防区。希克斯回忆说:“他认为形势太不稳定了，而且明显不同意我作出的决定。”年龄大一些的希克斯耐心地解释，由于遭遇到德国人的强硬抵抗，所以当前的作战形势已经完全出乎预料，因此，每一个营现在都是为到达大桥而独自作战，而且尽管得到的指示是按照特定的路线前进，但各个营也得到了提醒，由于条件非同寻常，也可能出现一些交叉。两支或者三支部队可能发现，自己被迫进入了同一个临近地区。哈克特粗鲁地评论说:“指挥的安排显然不能令人满意。”
　　希克斯同意他的评论，不过他又告诉哈克特，目标“是以我们所能有的任何方式，尽可能快地帮助大桥的弗罗斯特”。哈克特虽然同意应该迅速支援弗罗斯特，但又挖苦地提出，这可以以一种“更为协调的方式，用更多的大举猛攻和凝聚力”来做到。哈克特说的很不全面：一个协调的大举猛攻，可能确实能够成功地突破德国人的包围圈，到达弗罗斯特所在的地方，但由于缺乏通讯手段，加之又频于应付德国人的不断进攻，因而希克斯没有什么时间组织起这样一种全力以赴的进攻。
　　两个人的交谈，又转到了哈克特的旅在第二天应该起的作用上。在希克斯看来，哈克特不应该试图占领阿纳姆北边的那块高地。“我感到，他若是长驱直入阿纳姆，帮助坚守大桥的北端的话，能更好地帮助弗罗斯特。”哈克特强烈反对，他想要得到一个明确的出击目标，而且他显得他知道那个出击目标应该是什么。他宣告，他将首先攻占约翰娜霍夫农场东边的那块高地，然后再“看看我还能做些什么，以帮助在阿纳姆的军事行动”。哈克特的话语平静，陈述并不充分，避而不答对方的问题，但又相当辛辣，他坚持，应该给他一个时间表，这样他就能“把我的行动讲述给每一个其他人”。哈克特要求有“一个合理的计划”，他说，否则，他将不得不“提出师的指挥权的问题”。
　　在希克斯一直圆通地称之为“我们的讨论”的过程中，司令部行政官P. H. 普雷斯顿中校都在现场。普雷斯顿记得，希克斯的“脸拉得很紧”，转向他说道:“哈克特准将认为，他应该指挥这个师。”哈克特对他用的这个措辞提出了抗议。普雷斯顿意识到，交谈变得过于紧张了，于是便立即离开房间，派值勤官戈登·格里夫去找参谋长麦肯齐上校。
　　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麦肯齐正在休息，却苦于无法入睡。“我在那里呆了大约半个小时，这时戈登·格里夫进来了。他告诉我，我应该立即下楼，那两位准将，希克斯和哈克特，‘正在激烈争吵’。我已经穿好衣服了。在下楼的时候，我尽力迅速思考。我知道争吵的原因是什么，或许我有必要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我无意进入作战指挥室，彼此说些打趣话。我感到，在这个时刻，厄克特将军的命令正在受到质疑，我打算在一切事情上都支持希克斯。”
　　当麦肯齐走进房间的时候，两位准将之间的交谈突然停止了。“两个人都开始极力使自己平静下来，”麦肯齐回忆说，“而且我立即清楚的就是，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了。”希克斯抬头瞥了一下麦肯齐，似乎没把事情放在心上。“哦，哈罗，查尔斯，”麦肯齐记得他说道，“哈克特准将和我有了一点点的争吵，但现在好了。”希克斯确信:“情况又回到了正常情悦。我对哈克特相当肯定，当他离开的时候，我知道他是会执行我的命令的。”尽管哈克特可能显得接受了希克斯的新角色，但他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改变。“皮普① 的命令如果合情合理，我就接受，”他记得，“我被告知要做的事情，远不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我倾向于坚持在两位准将中我作为资深准将的位置，并为我的旅的行动下达那些合情合理的命令。”②
　　在任何别的情况下，这两位准将之间的冲突，在历史上都只不过是一件次要的事情。那是两个勇敢而又富于献身精神的人，在巨大的压力下，又出于相同的目的，暂时发了脾气。当时计划处于极大的危险中，如果想成功夺取阿纳姆大桥，就需要每一个士兵的共同努力，这样一来，在市场花园行动的资产负债表上③，指挥官之间的合作以及在士兵们的凝聚力，也就至关重要了。既然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命运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情况就尤其如此。那个新的转折点就是：在市场花园行动的整个地区，陆军元帅冯·伦德施泰特所许诺的增援部队，正在从西线的各个地方源源不断地到达。
　　尼古拉斯·德博德，这位技术高超的技师，曾经为荷兰北方和南方的地下组织之间，建立了第一个秘密电话联系，这一天他整天呆在他的房间里。按照地区抵抗力量负责人皮特·克鲁伊夫的指示，德博德坐在一扇小边窗的旁边，那扇窗子俯瞰着费尔佩尔路，费尔佩尔路是一条宽阔的街道，从阿纳姆的东边通向北边的聚特芬。他一直没有离开他的岗位，却接到了从西边远离市中心的地方打来的电话，这些电话令他深感不安。地下组织成员报告说，在沃尔夫黑策和奥斯特贝克地区出了麻烦；有关解放的激动交谈停止了；到现在有几个小时了，他们所听到的，全都是形势正在恶化。德博德被要求不间断观察，看是否有德国人从北边和东边大量移动过来的迹象。到目前为止，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他的信息是每个小时向地下组织司令部打一次电话传送的，那些信息都包含着相同的简短情报。“马路空无一人。”他一再这样报告说。
　　夜间晚些时候，在他下一次打电话之前的大约20分钟，他听见了“装甲汽车的橡胶轮胎行进的声音，以及装甲车的当啷当啷的声音”。他非常疲劳，走到窗前，凝视着费尔佩尔路。马路似乎像刚才一样空无一人，然后在远处，在悬挂在城市上方的火光中可以看到，有两辆庞大的坦克驶进了视线。它们并排在宽阔的街道上行进着，直接驶向那条通向老城区的马路。德博德睁大了眼睛注视，他看见，除了这两辆坦克之外，还有卡车“运送着样子整洁的士兵，他们笔直地坐在座位上，步枪在他们的面前。然后，又有更多的坦克，更多的士兵成排地坐在卡车上”。他立即给克鲁伊夫打了电话，说道:“看来德国的一个整集团军，坦克与其他武器齐全，正在直接进入阿纳姆。”
　　亨利·克纳普是阿纳姆地下组织的情报负责人，他曾在9月14日提醒伦敦，比特里希的第二装甲军出现了，现在他正从他的网络，收到有关德国增援部队的源源不断的报告。克纳普不再小心翼翼了，他直接给在哈滕施泰因旅馆的英军司令部打电话，向值勤官报告。克纳普开门见山，告诉他:“一个纵队的坦克，其中有老虎型坦克，正在进入阿纳姆，有一些正朝奥斯特贝克开去。”那位军官客气地要克纳普先别挂断。几分钟以后他回了电话，他感谢克纳普，又解释说:“上尉对这个报告感到怀疑。毕竟，他已经听到很多童话了。”① 但英军司令部里面的怀疑主义很快就消失了，因为皮特·克鲁伊夫通过海军少校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证实，起码“有50辆坦克正从东北方向开进阿纳姆”；沃尔特斯是荷兰皇家海军军官，他正为这个师担任情报联络官。
　　交战散发出来的恶臭弥漫了内城。在桥上，车辆的残骸高高地伸出水泥路肩，碎片散落在莱茵河沿岸的街道上。浓密的烟，用一层薄薄的油污给楼房和院子涂上了油渍。在整个滨水地区，几百场火燃烧着而无人理会。人们记得，大地由于大量炸药的震荡而不断抖动着，那是德国人在交战的这个第二天的最后几小时里，在和蒙哥马利的主要出击目标进行的惨烈争夺中，轰击北坡道上的英军据点。
　　午夜时分，约翰·弗罗斯特中校离开了他的在坡道西边的司令部，前往环形防线以核对士兵的人数。尽管自从格拉布讷的装甲部队在上午时候开始进攻以来，战斗就几乎没有中止过，但士气仍然高涨。弗罗斯特为他的疲倦、肮脏的伞兵们感到骄傲。整整一天，他们顽强地击退了一个又一个进攻。没有一个德国人或者车辆曾经到达大桥的北端。
　　下午，德国人改变了他们的战术。他们试图用含磷弹药，把英国人从他们的据点里烧出来。一门长炮管的150毫米大炮，把100磅重的炮弹直接投掷到弗罗斯特的司令部大楼上，迫使大家进入地下室。之后英国迫击炮校准了射程，直接命中，击毙了那门大炮的炮组人员。当伞兵们欢呼并嘲弄地发出嘘声的时候，别的德国人在炮火下冲了出来，把那门大炮拖了回去。环形防线各处的房屋在猛烈燃烧，但英国人在那些房屋里坚持到了最后一分钟，然后才转移去别的阵地。所造成的破坏是令人惊惧的。燃烧着的卡车和各种交通工具，残破的半履带式车辆和成堆的冒烟的瓦砾，乱堆在每一条街道上。中士罗伯特·H. 琼斯记得，这个景象就像“一个马尾藻海②，上面漂浮着燃烧着的倒塌楼房、半履带式车辆、卡车和吉普车”。这场战斗变成了一种忍受的竞赛，弗罗斯特知道，他的士兵如果得不到帮助，就无法取胜。
　　地下室和地窖里满是伤员。伯纳德·伊根牧师大人是营的随军牧师之一，詹姆斯·洛根上尉是营的医官，他们自北非战役以来就是朋友，现在他们用正在迅速减少的医疗补给品照料着伤亡人员。几乎没有剩下吗啡，甚至野战绷带也用完了。士兵们动身前往大桥的时候，只带着可供48个小时用的少量口粮，现在，这些口粮快吃完了，而且德国人又切断了供水。伞兵们不得不到处寻找食物，靠着他们所占领的房屋的地下室和地窖里储存的苹果和为数不多的梨生存。列兵G. W. 朱克斯记得，他的中士告诉士兵们:“你要是吃大量的苹果的话，就不需要喝水了。”朱克斯产生了一种幻觉，感到自己“最终被解救了，扎着血染的绷带，目空一切地与别人背靠背地站着，四周是死去的德国人、用完了的子弹盒，还有苹果核”。
　　弗罗斯特分分秒秒都在等待着，等待多比或者菲奇的解救营突破德国人的包围圈来到大桥，但没有等到。尽管作战的声音来自阿纳姆西边的方向，却没有迹象说明有大部队在运动。在一整天的时间里，弗罗斯特都在期望再次得到霍罗克斯第三十军的消息。自从上午收到那个孤零零的强大无线电信号以来，就再也没有从他们那里听到任何消息了。那些费劲周折终于来到弗罗斯特身边的掉队者，他们带来的消息是，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仍然在走廊的远处。有的掉队者甚至从荷兰地下组织那里听说，那个纵队还没有到达奈梅亨。弗罗斯特既担心真是如此而又不能断定，于是决定不把这个信息透露给别的人。他已经开始认为，他为之感到自豪的第二营的士兵，从建营的时候就一直是由他指挥，现在他们将单独坚守下去的时间，将远远长于他认为可能坚持的时间。
　　在星期一的最后几个小时，弗罗斯特的希望就仰赖于第三次空运了，仰赖于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的波兰第一伞兵旅的预料中的到达。“他们定于在大桥的南边空投，”弗罗斯特后来写道，“而且我对他们将受到的接待感到担心……但重要的是，他们应该发现有一小伙朋友在迎接他们。”为了准备波兰人的到来，弗罗斯特组织了一个“机动的强击队”。弗罗斯特将使用弗雷迪·高夫少校的两辆装甲侦察吉普车和一辆履带式小型装甲车，他指望他们能够冲过大桥，并且在袭击造成的猝然和混乱当中，打开一个通道，把波兰人带过去。要率领这个小组的高夫少校，“彻底流露出了痛苦，对这个主意非常没有热情”。他曾在9月16日庆祝了他的43岁的生日。高夫非常肯定地相信，如果要完成弗罗斯特的计划的话，他将看不到自己的44岁的生日。①
　　据判断，波兰人在19号的10点以前不会着陆。现在，弗罗斯特巡视着他的在狭长掩体、机枪阵地、地下室和地窖里面的士兵们，提醒他们节约珍贵的弹药。他们只能在敌人靠近的时候才开枪，要做到弹不虚发。通信兵詹姆斯·海瑟姆正在用他的步枪瞄准一个德国人，这时上校的命令传达了下来。“站着别动，你这个笨蛋，”海瑟姆喊道，“这些子弹可是要花钱的。”
　　虽然弗罗斯特知道，减少射击率会帮助敌人改善其阵地，不过他也相信，德国人也会被误导，以为英国人不仅丧失了人数，也丧失了勇气。弗罗斯特确信，这种态度将使德国人付出昂贵的代价。
　　坡道的对面一边，与埃里克·麦凯上尉在一起的那一小伙人，已经在证明着弗罗斯特的理论。
　　在坡道下面的那个弹痕累累、凹凸不平的校舍里，麦凯把他的小小的兵力压缩进两个房间，在门厅里设置了几个士兵，以防止敌人试图渗入。麦凯刚把他的士兵安置好，德国人便用机枪和迫击炮发起了一次杀气腾腾的进攻。一等兵阿瑟·亨迪记得，火力是如此猛烈，结果子弹“嗖嗖地穿过破碎的窗户，把木地板劈开，我们既要快速避开实际发射来的子弹，又得快速避开飞来的木头碎片”。
　　当士兵们躲闪着隐蔽的时候，麦凯发现，德国人带来了一个火焰喷射器，没过几分钟，学校附近的一辆炸毁的半履带式车辆便着了火。麦凯回忆说，然后“德国人放火烧了在我们北边的那幢房子，房子猛烈燃烧，在我们的木头屋顶上下了一阵火花雨，木屋顶立即着火了”。在这一片混乱中，大家快速跑上屋顶，在3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们使用学校的灭火器以及他们自己的伪装服，发疯似的灭火。在一等兵亨迪看来，那种臭气“就像在烧奶酪，烧肉。整个地区都被照亮了。阁楼里是一片酷热，而且德国人又一直在朝我们打冷枪。但最终火被扑灭了”。
　　当精疲力竭的伞兵们再次集中在那两个房间里时，麦凯命令他的士兵用他们的伪装服和衬衫把脚包住。“石头地板上面有厚厚的碎玻璃、灰泥和碎铁片，楼梯由于有血而打滑。所有这些东西都在我们脚下咯吱作响，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麦凯记得，当他就要下到地窖去察看他的伤员的时候，“出现了一道使人目眩的闪光和一个可怕的爆炸。我下面知道的事情，就是有人在扇我的脸”。在火燃烧的过程中，德国人带来了反坦克导弹发射器，想一劳永逸地摧毁这支小小的兵力。麦凯看见，校舍的整个西南角以及仍然在闷燃着的屋顶的一个部分被炸掉了，他既茫然又难以置信。更糟糕的是，各个教室现在到处都是尸体和伤员，就像一个存骸所。“只是几分钟以后，”麦凯回忆，“就有一个士兵走过来说，他认为我们被包围了。我从其中的一个窗户朝外边望去。下面有许多德国人。足够滑稽的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在四周的草地上站着。他们站在我们的各个方向，除了西边之外。他们一定是以为反坦克导弹发射器把我们杀死了，因为我们不再射击了。”
　　麦凯小心翼翼地在地板上绕着尸体走去，命令他的士兵取出手榴弹。“我喊‘开火！’的时候，就用你们所有的一切东西开火！”他说道。麦凯回到东南边的那扇窗户，下达了命令。“小伙子们朝下面的人头上扔出了手榴弹，我们立即用我们所剩下的一切东西跟了上去：那是6挺布伦式轻机枪和14挺斯忒恩式轻机枪，以最大的速度射击。”在嘈杂声中，伞兵们侧身在窗户边，在胯部开机关枪，同时喊着他们的战斗口号:“嗨，穆罕默德！”没出几分钟，反击就结束了。麦凯回忆说:“当我再次朝外面看的时候，我所能看到的一切，就是一张灰色的地毯。我们一定是消灭了30到50个德国人。”①现在，他的士兵们着手收集死者和伤员。有一个人胸部中了15颗子弹，正处在弥留之际。另外5个人伤势非常严重，而且几乎所有的伞兵都在试图拯救熊熊燃烧的屋顶时被烧伤了。麦凯也再次被炮弹碎片击中，他发现，他的脚被弹片钉在靴子里了。皇家工兵平基·怀特是代理卫生员，不论是麦凯还是怀特都无法把那块弹片取出来，因而麦凯把他的靴子系得更紧一些，以便把肿胀压下去。在原先的50个士兵当中，现在麦凯只有21个士兵状况良好：有4人死去，25人负伤。尽管他没有食物，只有一点水，但却收集到了大量的吗啡补给品，因而能够减轻伤者的痛苦。“几乎每一个人都受了惊吓，极其疲倦，”他记得，“但我们却为自己获得了另外一个暂时的喘息空间。我纯粹认为情况不太光明，但我们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他们告诉我们，一切正在按照计划进行。我用无线电与上校取得了联系，说明了我们的兵力情况，并且说我们全都情绪饱满，正在坚守。”
　　当一等兵阿瑟·亨迪试图睡上几分钟觉的时候，他听见了远处的教堂钟声。起初他以为，钟声是在宣告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的到来，但那钟声并不平稳，也不连贯。亨迪意识到，一定是子弹或者炮弹弹片击中了钟。他想到在坡道的另外一边、在弗罗斯特上校的司令部周围的那些士兵，不知道他们是否安全。他又听见了钟声，感到自己在颤抖。他无法使自己摆脱掉一种恐怖的、毁灭的感觉。
　　弗罗斯特急迫需要得到的那个帮助，靠近得折磨人——不超过1英里，有4个营在圣伊丽莎白医院和莱茵河之间展开，他们正在拼命试图到达他那里。J. A. C. 菲奇中校的第三营，一直在试图强行沿着狮子路线前进——也就是弗罗斯特两天前抵达大桥所使用的那条莱茵河边的马路。在黑暗中，由于没有通讯手段，菲奇并没有意识到，另外三个营也在前进——即戴维·多比中校的第一营，G. H. 利中校的第十一营，以及W. G. H. 麦卡迪中校的南斯塔福德郡团第二营。多比的士兵离他只有几百码。
　　9月19日，星期二，凌晨4点，第十一营和南斯塔福德郡团第二营，开始在圣伊丽莎白医院和阿纳姆市博物馆之间的建筑物密集的地区穿过。在他们的南边，狮子路线上，菲奇已经遭遇到了破坏力极强的抵抗，现在第一营正试图从那条路线上强行通过。起初，这三个营行动协调，取得了一些推进。然后，随着黎明的到来，夜幕的掩护就消失了。德国人的抵抗在整个夜晚都是不均衡的，现在却突然猛烈地集中起来。进军逐渐停顿了，因为这几个营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紧密的罗网之中，在三面被敌人困住了，敌人几乎是在一个预先准备好的阵地里，在等待他们的到来。德国人准备进行一场大屠杀。
　　先头部队当场就被击中，停了下来，击中他们的是阻塞住街道的德国坦克和半履带式车辆。北边的铁路调车场的陡坡上，正在房屋里等待的机枪队从窗户朝外开火。多炮管的高射炮，从莱茵河对岸的砖厂进行平行射击，炮弹落进了多比的那个营，而当菲奇的士兵试图在下莱茵河边的那条马路前进时，那些平射的高射炮又转而猛烈打击菲奇的士兵。菲奇的那个营，自两天前着陆以来，在作战中已经遭到了重创，现在被无休止的高射炮火切成了碎片，再也无法作为一支有效的部队而存在了。士兵们在混乱中溃散了。他们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由于在敞开的马路上实际上没有保护物，他们被有条不紊地一批批枪杀了。“令人痛苦的是，”欧内斯特·塞科姆上尉说，“德国佬的弹药要比我们多得多。我们试图冲刺，从一个掩蔽物跑到另外一个掩蔽物。我刚刚开始冲刺，就遭遇到一阵致命的交叉炮火。我像一个土豆口袋一样倒下了。我甚至都无法爬行。”塞科姆的两条腿都被击中了，无助地注视着两个德国人走到他的面前。这位英国上尉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要他们看看他的腿。他们弯下身来，检查了他的伤口，然后一位德国人站了起来。“对不起，豪普特曼先生，”① 他告诉塞科姆，“恐怕对你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德国人把他们自己的卫生员叫了过来，于是塞科姆便被送到了圣伊丽莎白医院。②菲奇手下的一位军官碰巧发现，多比的部队出现在南边的那一条马路上，而第一营的士兵们尽管自己蒙受了重大的伤亡，却仍然匆匆朝菲奇一行人的可怜的余部走去。多比现在一门心思要赶往大桥，但困难是巨大的。当多比进入密集的炮火中，走到菲奇的士兵前面时，他本人也负了伤，被俘了（他后来又成功地逃脱了）。到那天结束的时候，据估计他的营只剩下了40个人。列兵沃尔特·博尔多克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一直在试图赶到大桥，但那是个灾难。我们不断遭到迫击炮的轰击，而且德国人的坦克也直接朝我们疾驶而来。我试图用我的布伦式轻机枪打一辆坦克，但接着我们就后退了。我经过一条断了的供水总水管，一个穿着蓝色宽大罩衫的平民躺在排水沟里，水轻轻地在他的尸体旁边冲刷着。当我们离开阿纳姆郊区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就觉得我们是不会回来了。”
　　菲奇的士兵在试图跟着多比的营的时候，再次被打得狼狈不堪。行军已经失去了一切意义；战后报告表明，这时在营的内部已是完全混乱。“在我们到达被拆掉的浮桥地区之前，进展是令人满意的，”第三营的报告说，“然后来自第一营的伤员开始从我们当中经过。重机枪、20毫米口径的火炮以及猛烈的迫击炮开始开火……每一分钟都有一个又一个小组的伤员被匆匆运回。”
　　由于兵力有完全被消灭的危险，所以菲奇命令他的士兵回到莱茵亭，莱茵亭是河岸上的一个大的饭馆建筑群，该营的余部可以在那里重组并占据阵地。“每一个军官和士兵都必须尽最大的努力返回去，”菲奇告诉他的伞兵们，“整个地区似乎被炮火所覆盖，能够安全逃脱的惟一希望就是单独行动。”列兵罗伯特·爱德华兹记得，有一位中士，“他的靴子由于伤口流血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他告诉我们，要冲出去，回到我们原先来到的那第一支有组织的部队”。菲奇上校没有到达莱茵亭，在那条致命的返回路上，他被迫击炮炮弹炸死了。
　　由于一些古怪的情形，有两个本来永远也不应该到那里的人，却实际上进入了阿纳姆。安东尼·迪恩-德拉蒙德少校是师通信兵部队的副指挥，他对通讯手段的故障感到震惊，于是便与他的勤务兵兼司机、一等兵阿瑟·特纳一起出去，要搞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从星期一一大早，迪恩-德拉蒙德与特纳就一直在路上。首先，他们找到了多比的营的位置，他们在那里得知，弗罗斯特在桥上，多比正在准备发起进攻，以便突破到弗罗斯特那里。迪恩-德拉蒙德在河边的马路出发，赶上了第三营的一些士兵，他们正努力前往阿纳姆，于是迪恩-德拉蒙德便同他们一起前往。猛烈的炮火把这一行人吞没了，在随后进行的战斗中，迪恩-德拉蒙德发现自己正率领着一个他们的连长已经阵亡的连的余部。
　　迪恩-德拉蒙德记得，他们不断受到轻武器火力的打击，遭到包围。德国人朝士兵们投掷木柄手榴弹，而他则率领着一行人，沿着马路朝一个小水湾附近的一些房子走去。他能够看见，大桥就在前面。“我们只剩下两百码就能到达我决定要去的那些房子的时候，士兵们实际上就像苍蝇一样跌倒了，”他回忆说，“我们减少到20人左右，而且我意识到，这个营的其他人现在远远落在后面，可能永远不会到达我们这里。” 迪恩-德拉蒙德把士兵们分成三组，决定等到天黑时到河边去，然后尝试游水渡河，到西边找师部。在角落里的一座房子里，他安顿下来等待，周围全都是德国人。前门传来了砰砰的开门声，于是迪恩-德拉蒙德和那三个同他在一起的士兵，全速跑到了房子的后面，把自己锁在一个小的盥洗室里。从这个小房间外面的喧闹声可以得知，显然德国人正在忙着把这幢房子改建成一个据点。迪恩-德拉蒙德落入了陷阱。在以后三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和其他人将呆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①
　　与此同时，第十一营和南斯塔福德郡团的那个营，在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残酷巷战之后，也陷于停顿。进行反攻的德国坦克部队彻底击败了这两个营，迫使他们缓慢退却。
　　列兵莫里斯·福克纳记得，这两个营中的一部分人在蒙受了沉重的伤亡之后，来到了博物馆，结果却又与坦克部队不期而遇。“我看见，有一个士兵从窗户跳到一辆坦克的上面，想把手榴弹扔进去，”福克纳回忆说，“他被狙击手打死了，不过我认为，无论如何他大概已经陷于困境，他可能认为这是惟一的出路。”列兵威廉·奥布赖恩说，形势“突然混乱了起来。谁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德国人带来了六膛火箭发射器（Nebelwerfer），① 听见那些呼啸的声音，我们被吓得精神错乱。我开始认为，似乎那些将军们无权让我们陷入这样的境地。我一直纳闷，该死的第二集团军到底到哪里去了。”
　　列兵安德鲁·米尔本，在奥斯特贝克的教堂附近，听见有人喊机枪手。米尔本走向前，被告知带上他的枪和一组人，到圣伊丽莎白医院附近的那条马路的交叉口去，在那两个营脱离战斗的时候掩护和保护他们。米尔本把他的维克斯式机枪放在一辆吉普车里，和另外三个人一起出发了。他把机枪架在位于十字路口的一栋房子的花园里。几乎立即，他就似乎被他独自的战斗吞没了，迫击炮弹和子弹似乎直接对准了他。当伞兵们开始在他周围退却时，米尔本在他们的前面不断射击，子弹呈现出了弧形。他记得，他听见一种快速移动的声音，就像风一样，然后又看见一道闪光。几秒钟以后他知道，那是他的眼睛和手出了毛病。他记得有人说:“天哪，他倒霉了！”
　　列兵托马斯·普里查德听见这句话，便跑了过去，现在士兵们正站在米尔本身旁。“他躺在已经扭曲的维克斯式机枪的上面，两只手悬挂在皮肤上，一只眼睛从眼窝里掉了出来。我们开始喊叫卫生员过来。”不远处，米尔本最好的朋友、第十六野战救护队的下士特里·塔菲·布雷斯，听见有人在喊叫。布雷斯把刚刚处理好的一个被炮片炸伤的士兵留在后面，全速向前跑去。“快，”有一个人朝他喊道，“维克斯式机枪手负伤了。”布雷斯记得，当他跑的时候，他能够听见机枪在几乎不停地射击，子弹和迫击炮弹似乎落得到处都是。他来到一群人的面前，推搡着走了过去，令他恐怖的是，他看见米尔本躺在地上。布雷斯发疯似的工作着，把米尔本的胳膊包扎起来，在这个伤员的颧骨的下面放上一块绷带，用以支撑他的左眼。布雷斯记得，他一边工作一边不断地说话。“只是一点儿擦伤，安迪，”他不住地说，“只是一点儿擦伤。”布雷斯抱起他的朋友，把他抱到附近的一个包扎所，在那里，一位荷兰医生立即着手工作。接着，他又回到前线。②
　　布雷斯在似乎躺着几百个人的田野和马路上走了过去。“我在每一个人的旁边都停下来，”他回忆说，“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我所能做的惟一的事情，就是脱下他们的伪装服，盖住他们的脸。”布雷斯尽了最大的力量处理了一名受伤的中士，然后当他准备再次动身的时候，那个人把手伸向他。“我挺不过去了，”他告诉布雷斯，“请抓住我的手。”布雷斯坐了下来，用双手捧着中士的手。他想到了他的最好的朋友米尔本，想到了在这一天川流不息走过营地的许多人。几分钟以后，布雷斯感到被轻微拉了一下。他低下头，看见那位中士死了。
　　现在，英国人处于混乱之中，他们没有反坦克大炮，步兵用反坦克炮的弹药也用完了，而且伤亡重大。这场进攻变得一团糟。那两个营无法冲过圣伊丽莎白医院周围的建筑密集的地区。但在迷宫般的街道中，有一场战斗却是既有效又成功，这个进攻攻占了茨瓦特路14号的一排房子，这正是罗伊·厄克特将军未能从中逃脱的那幢房子。
　　“我们听见，外面的自行火炮呼哧作响，履带发出格格声，”厄克特后来写道，“它开走了。”安东·德克森然后出现了，他“激动地宣布，英国人就在马路的尽头。我们跑下街道，我为我们再次取得联系而感谢上帝”。
　　厄克特从南斯塔福德郡团的一位军官那里得知，他的司令部现在是在奥斯特贝克的一家名叫哈滕施泰因的旅馆里，他于是征用了一辆吉普车，冒着狙击手的弹雨全速驶去，终于到达了师部。
　　现在时间是早晨7：25。将近39个小时，在战役的最关键的时期，他脱离开战役，失去了对战役的控制。
　　在哈滕施泰因旅馆，最先见到厄克特的，是随军牧师G. A. 佩尔。“消息一直不太好，”他回忆说，“据报道，将军被俘了，而且也看不见第二集团军的影子。”当佩尔在旅馆的台阶上往下走的时候，“正在登上台阶的不是将军又是谁呢。我们几个人看见他，但谁都一言不发。我们只是凝视着——完全惊呆了。”由于身上肮脏，“两天没有刮胡子，我看上去一定成了别的什么样子”。厄克特说。这时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上校冲了出来。麦肯齐盯着厄克特，告诉他:“长官，我们本来以为你永远离开了呢。”
　　麦肯齐迅速向焦急的厄克特简要汇报了他不在的时候所发生的那些事件，并介绍了眼下的形势——师部所知道的形势。情况糟透了。厄克特辛酸地看到，他引以为骄傲的师被打散了，切成了一片一片。他想到了困扰着他的参加市场行动的部队的那些挫折：从空投场到大桥的距离；通讯手段几乎全部出了故障；哈克特的第四旅由于天气的原因而延误，加上珍贵的再次补给品的丧失；还有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的缓慢进展。厄克特震惊地得知，根据报告，第三十军甚至还没有到达奈梅亨。在哈克特和希克斯之间的指挥权之争使人心烦意乱，尤其是因为，这个争论是在厄克特和拉思伯里本人没有预料到的失踪的时候产生的，而在这个关键时刻恰恰需要对战役作出精确的指示。厄克特最感到悔恨的是，在制定计划的最初阶段，由于过分乐观（让人难以置信），而没有对比特里希的装甲军团的出现给予相应的重视。
　　所有这些因素，一个又使得另外一个更加复杂化，把这个师带到几乎毁灭的灾难境地。只是杰出的纪律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才把遭到重创的“红毛鬼子们”聚在一起。厄克特决心，要以某种方式逐渐灌输新的希望，把他的士兵们努力协调起来，甚至一直协调到连的层次。他知道，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必须向他的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的士兵们，提出比任何时候都更高的要求。他别无选择。这个有献身精神、说话声音柔和的苏格兰男人看到，由于德国增援部队源源不断涌来，除非他立即采取行动，否则“我的师就会完全被消灭”。甚至现在，要想拯救他所心爱的部队，使之免于被消灭，也已经可能太晚了。
　　只要看一下地图，就知道这是多么令人绝望。简单地说，已经没有前线可言。现在除了波兰旅之外，他的所有的伞兵都到达了，在西边的主要空投场已经被放弃，而且除了提供再次补给品的地区之外，在他们周围由希克斯的士兵坚守的营地已经缩小，收进去了。他看到，哈克特正在进攻沃尔夫黑策东北方向的高地和约翰娜霍夫农场；第十一营和南斯塔福德郡团正在圣伊丽莎白医院附近作战；在下莱茵河马路上的第一营和第三营的进展如何，没有消息。然而厄克特骄傲地得知，弗罗斯特仍然在大桥上坚守着。在战场态势地图的各个地方，红色箭头都表明，据新的报告，敌人的坦克和部队正在集中，有些实际上就部署在英军部队的背后。厄克特不知道，是否还有足够的时间，把他的正在减少的兵力重组起来，并协调他们的进军，前往大桥，以最后一搏进行强攻。眼下，厄克特对一营和三营所遭到的残酷损失一无所知，他认为仍然还有机会。
　　“我突然意识到，”他记得，“谁在指挥城里的战斗？是谁在协调？拉思伯里负伤了，不再是在那里了。没有人被指定去制定计划。”当他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希克斯准将来了。希克斯见到厄克特，并把师的指挥权交还给厄克特，他高兴极了。“我告诉他，”厄克特说道，“我们得立即派人进城。要派一名高级军官，去协调利中校和麦卡迪中校的进攻。我意识到，当时他们离我只有几百码远，倘若我仍然呆在城里并指挥的话，就可能会好一些。① 现在，我派出了希拉里·巴洛上校，巴洛是希克斯的副手，他是适合做这个工作的人。我叫他进城，把两边联系起来。我精确地说明了，利中校和麦卡迪中校在什么地方，让他乘坐吉普车，带上无线电前去，并命令他搞出一次得到合适协调的进攻来。”
　　巴洛从来也没有到达那两个营。在途中的某个地方，他被杀死了。“他纯粹是消失了。”厄克特回忆说，他的尸体从来没有被找到。
　　波兰人在第三次空运中的到达，也几乎同样紧迫。现在他们将会在大桥的南入口着陆，将会直接落在已经做好了准备的敌人上面，这一点弗罗斯特太清楚了；厄克特推断，现在，德国人显然是得到了装甲部队的支援，这场空投可能会成为一场大屠杀。为了阻止他们，即使通讯没有把握——谁也不知道能否把信息传递出去，厄克特还是发出了一个警告电报，要求更换一个新的空投场。在后方的军司令部里，这个电报从来也没有接收到。但这已无关紧要。还有一个挫折，浓雾覆盖了英格兰的许多机场，而参加极其重要的第三次空运的飞机和滑翔机，正准备从那些机场出发。
　　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不得不走的那个走廊，又再次敞开了。在位于阿纳姆南边46英里处的索恩，工兵们注视着英军的第一批装甲车，隆隆驶过他们建起来的临时性的贝利桥②。近卫团装甲师又一次上路了，现在的挺进是由近卫步兵第一团打头。现在，9月19日的早晨6：45，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比预定时间晚了36个小时。
　　到目前为止，走廊的这个地段的人谁也猜不出，在最后算总账的时候，时间的丧失将意味着什么——而更糟糕的事情还没有到来呢。北边35英里处，奈梅亨的那座瓦尔河大桥，仍然掌握在德国人的手中。空降部队的指挥官们担心，要是不能把它完好无损地、而且是迅速地攻占的话，德国人就会把它炸掉。
　　这个担心使得装甲部队的挺进愈加紧迫。对加文将军、对军长布朗宁将军以及对霍罗克斯来说，奈梅亨大桥现在是这个计划中最关键的地方。到目前为止，指挥官们还不知道，英军第一空降师的真正困境是什么。德国人的宣传广播吹嘘说，厄克特将军死了，① 他的师被粉碎了，但从该师自身根本就没有传出任何消息来。在坦克纵队中，士兵们认为，市场花园行动进展顺利。泰勒将军的“尖叫的老鹰”也这样认为。“对第一○一师的一个个伞兵来说，坦克的声音，坦克上的大炮的景象，既是一个保证又是一个许诺，”S. L. A. 马歇尔上将后来写道——“这是一种认为有一个计划的保证，并认为这个计划可能奏效的许诺。”
　　当坦克隆隆驶过的时候，泰勒将军的第一○一师的伞兵们为他们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而且他们也应该感到自豪。他们遭遇到了始料未及的坚强的抵抗，但仍然攻占和坚守住了从艾因霍温一直到费赫尔的15英里长的马路。沿途各地，当皇家装甲兵团、近卫步兵第一团的坦克，以及强大的第三十军飞速驶过的时候，士兵们挥手欢呼。没出几分钟的时间，这个纵队便从索恩来到了费赫尔。接着，以蒙哥马利所展望的那种整个大举猛攻应该有的冲刺，这些装甲部队的先头部队，在两翼的欢呼、挥舞旗帜的荷兰人群当中，快速前进，于上午8：30到达了其第一个目的地，格拉夫。在那里，坦克部队与加文的第八十二空降师会合了。“我们知道我们到了他们那里，”下士威廉·切内尔回忆说，他当时就在打头的装甲汽车中的一辆，“因为那些美国人并不心存侥幸，他们鸣枪示警，让我们停了下来。”
　　第一批坦克迅速继续前进，中午的时候到达了奈梅亨的郊外。现在，那个至关重要的市场花园行动的走廊的三分之二，已经被走过了。这条孤零零的马路，挤满了车辆，倘若不是那些警觉而又顽强的伞兵们为了使它保持畅通，而作战，而死去，这条马路本来随时都会被切断。倘若蒙哥马利大胆的战略要获得成功的话，那么这个走廊就是生命线，单是这个生命线就能维持这个成功。士兵们飘飘然，因为成功而激动。按照官方公告的说法，包括艾森豪威尔司令部的公告，都说，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甚至没有任何信号暗示，一场可怕的困境正在缓慢地吞没阿纳姆的士兵们。
　　然而，弗雷德里克·布朗宁将军却感到不安。在18日的下午，他与加文将军会晤了。这位军长没有得到阿纳姆的任何消息。除了荷兰地下组织的少得可怜的情报之外，布朗宁的通讯部队没有接到一个情况报告。尽管官方宣称，这个作战行动进展令人满意，但从他本人的后方司令部转过来的信息，以及从邓普西将军的第二集团军得到的信息，都在他的身上激起了折磨人的担心。布朗宁无法摆脱这种感觉，即厄克特可能处于严重的麻烦之中。
　　有两个报告尤其令他焦虑。德国人在阿纳姆的力量和反应毫无疑问地证明，他们的力量比计划的制定者们所预期的要强大，反应要迅速。皇家空军空中照相侦察的信息表明，只有阿纳姆大桥的北端被英国人坚守着。但即使是现在，布朗宁也没有意识到，有两个德国装甲师就在厄克特的防区。布朗宁为通讯手段的欠缺所烦恼，又被他的怀疑困扰着，于是便提醒加文:“今天必须把奈梅亨大桥夺下来。起码，明天得把它夺下来。”从第一次听说有市场花园行动的那个时刻开始，布朗宁就一直为阿纳姆大桥担心。蒙哥马利自信地预料，霍罗克斯将会在48个小时之内抵达那里。当时，布朗宁的看法是，厄克特的伞兵能够坚守4天的时间。现在是D日的两天以后，比布朗宁对该师单独行动能力的估计还少了一天，这时，尽管布朗宁还没有意识到英军第一空降师的严重形势，但他还是告诉加文:“我们必须尽可能快地赶到阿纳姆。”①
　　在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的防区会合之后，布朗宁立即召集了一个会议。近卫团装甲师打头的装甲汽车被派了出去，把第三十军的司令员霍罗克斯将军接来，同时也把近卫团装甲师的师长艾伦·阿代尔将军接来。这两位军官与布朗宁一起，驱车前往奈梅亨东北方向的一个俯瞰着河流的地点。下士威廉·切内尔的车被挑中，送其中的一位军官，从那个地方，切内尔与一行人一起站着观察大桥。“让我吃惊的是，”切内尔回忆说，“我们能够看见，德国部队和车辆在桥上来来往往，显然完全是毫不担心。没有打一枪，然而我们就在几百码远的地方。”
　　回到布朗宁的司令部之后，霍罗克斯和阿代尔第一次得知，在第八十二师的防区有德国人的猛烈抵抗。“我在到达的时候惊讶地发现，我们并没有拥有奈梅亨大桥，”阿代尔说道，“我想当然地认为，等到我们到达的时候，大桥就已经在空降部队的手中了，而我们将纯粹是继续疾驶而过。”这位将军现在得知，加文的伞兵为了守住空降场而处于极大的困境，结果有几个连被从奈梅亨召回，来保护这些着陆区域，防止集结起了兵力的敌人的进攻。第五○八营的一些部队，在坚守着大桥入口的强大的党卫军部队面前，已经没有能力取得任何进展。布朗宁认为，能够迅速夺取大桥的惟一方式，就是坦克部队和步兵联合发起进攻。“我们将不只是使用空降部队，来把这些德国人赶出去。”布朗宁告诉阿代尔。
　　奈梅亨大桥是市场花园行动中的最后一个关键环节。由于布朗宁给英军伞兵坚持抵抗的限期就要到了，因而这个行动必须加速。仍然还有11英里的走廊要强行打开。布朗宁强调，必须以空前的速度夺取奈梅亨大桥。
　　弗伦茨贝格师师长海因茨·哈梅尔少将，心情烦躁，而且还不只是有一点儿沮丧。尽管比特里希将军不断施加压力，但他却仍然没有能够把弗罗斯特和他的士兵们从阿纳姆大桥赶出去。“我开始感到非常愚蠢了！”哈梅尔回忆说。
　　现在他知道，伞兵们的补给品和弹药几乎用完了，而且伞兵们的伤亡，如果用他本人的伤亡来做推测的话，也是非常大的。“我本来决定要用坦克和大炮的炮火施加压力，把他们坚守的每一座大楼夷为平地，”哈梅尔说道，“但考虑到他们作战这么顽强，我又感到，应该首先要他们投降。”哈梅尔命令他的参谋们安排一个暂时的休战，他们将挑选出一名英军战俘，带着哈梅尔的最后通牒去找弗罗斯特。被选中的士兵是一名刚刚被俘的工兵，21岁的中士斯坦利·哈利韦尔，他是麦凯上尉手下的一名皇家工兵。
　　哈利韦尔被告知，要他举着一面休战旗进入英军的环形防线。到了那里，他要告诉弗罗斯特，一位德国军官将会前来，与他商讨投降的条件。如果弗罗斯特同意，那么哈利韦尔将再次返回大桥，不携带武器与弗罗斯特站在一起，等那位德国军官到他们这里。“作为一名战俘，我应该在一送到了信并得到上校的回答之后，便返回到德国佬那里，我根本就不喜欢这件事的后一部分。”哈利韦尔说。德国人把哈利韦尔带到接近英军环形防线的地方，在那里，他举着休战旗，进入英军的防区，来到弗罗斯特的司令部。哈利韦尔忐忑不安地向弗罗斯特说明了形势。他说，德国人认为，交战继续下去毫无意义。英军被包围了，没有解围的希望。他们或者死去，或者投降，别无选择。弗罗斯特询问了哈利韦尔，得知“敌人似乎因为他们自己的损失而完全泄气了”。得知这个消息，他的精神暂时提了起来，他记得，他当时想:“只要更多的弹药能够到来，我们就能很快对我们的党卫军对手稳操胜券。”至于德国人进行谈判的要求，弗罗斯特给哈利韦尔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们见鬼去吧！”他说道。
　　哈利韦尔完全同意。作为一名战俘，他应该返回，但他不希望重复弗罗斯特的原话，而且他向弗罗斯特指出，穿过战线返回可能将是困难的。“由你来作这个决定。”弗罗斯特说道。哈利韦尔已经作出这个决定了。“如果对你来说是完全一样的话，上校，”他告诉弗罗斯特，“那么我就要呆下来。德国佬迟早会得到这个信息的。”
　　在大桥坡道的另外一边，埃里克·麦凯上尉刚刚得到了一个类似的邀请，但他却宁可误解这个邀请。“我朝外望去，看见一个德国佬站着，步枪上系着一块不是非常白的手帕。他喊道，‘投降！’我立即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想投降，不过也许说的是要我们投降。”在那座现在几乎已经被摧毁的校舍里，他的小小的兵力正在坚持着，在那里，麦凯仍然以为，那个德国人是在提出投降，于是认为这个主意是不切合实际的。“我们只有两个房间，”他说，“要是再加上俘虏，我们就会有点拥挤了。”
　　麦凯朝那个德国人挥舞着手臂，喊道，“从这里滚开。我们不接受俘虏。”卫生员平基·怀特来到窗口，与麦凯在一起。“滚（Raus）！”他喊道，“走开！”在一连串的嘘叫声和口哨声中，其他的伞兵们喊道:“滚开！回去决一胜负，你这个杂种。”那个德国人似乎明白了是什么意思。麦凯回忆说，他转过身去，迅速走回他自己的大楼，“仍然挥动着他的肮脏的手帕”。
　　哈梅尔试图让在大桥上的精神饱满但又被围困的士兵们投降，这个尝试失败了。战斗又再次更为凶猛地开始了。
　　8
　　在英格兰格兰瑟姆镇① 附近的浓雾弥漫的基地里，波兰第一伞兵旅正在等待起飞。空投的开始时刻原本定于上午10时，但天气却迫使它推迟了5个小时。现在这个旅将在下午3时到达。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这位极端独立、性情多变的波兰指挥官，在等待期间让士兵们在他们的飞机旁边呆着。在52岁的索萨博斯基看来，英格兰每个早晨都是被雾笼罩。如果天气晴朗得比预期要快，命令也可能改变，索萨博斯基打算一接到通知便出发。他感到，现在每一个小时都是重要的。索萨博斯基认为，厄克特出了麻烦。
　　除了本能之外，索萨博斯基的感觉并没有特别的理由。但从一开始，市场花园行动的概念就引不起他的兴趣。他确信，空投场离大桥太远了，难以产生突袭之效。除此之外，在英格兰似乎没有人知道阿纳姆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而且索萨博斯基在司令部里惊恐地发现，与英军第一空降师的通讯联系出了故障。人们所知道的一切只是，阿纳姆大桥的北端在英国人的手中。既然计划没有改变，那么将在埃尔顿村附近的大桥南边空投的索萨博斯基的士兵，就要攻占大桥的另外一端。
　　但将军对信息的欠缺感到担心，他不能确信厄克特的士兵仍然在桥上。消息依赖于布朗宁的后方司令部里的联络官们，而那些联络官又似乎对实际发生的事情所知甚少。他本来想，是不是应去在阿斯克特① 的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司令部走一趟，与集团军司令员刘易斯·布里尔顿将军直接交谈。外交礼节却使他不能如愿。他的部队在布朗宁将军的指挥之下，而索萨博斯基又不愿意绕过现有的军事渠道，计划上的任何改动，都应该只是来自布朗宁，而他又没有接到任何改动指示。但是索萨博斯基还是感到，有什么事情出了差错。如果英国人只是坚守大桥的北端，那么敌人在南端的兵力就应该强大，而波兰人就大有可能面临殊死战斗。索萨博斯基的运输工具和火炮，定于装载在46架滑翔机里，从南边的唐安普尼基地和托兰特拉什顿基地出发，它们仍然定于在中午起飞。既然计划的那一个部分仍然没有改变，索萨博斯基就试图说服自己，一切会顺利的。艾博特·斯马茨尼中尉也同样不安。他预定要率领连队，越过阿纳姆大桥，占领城市东部的一些大楼，而如果大桥没有被攻占，他不知道他将如何让他的士兵渡过莱茵河。斯马茨尼得到的保证是，渡口将掌握在英国人的手中，但自从他在1939年从德国人那里逃脱（他的16岁的弟弟由此遭到报复，被盖世太保打死了）以来，斯马茨尼便一直教育自己:“要预料到出乎预料之事。”
　　波兰人等了一个又一个小时，而与此同时英格兰中部地区的雾仍然不散。下士乌拉代斯劳·科罗布“开始神经紧张起来。我想出发。”他记得，“站在飞机场的四周，并不是我有关杀死德国人的最佳方式的概念。”斯蒂芬·卡茨马里克中尉看着场地上集结的飞机，感到了“一种几乎令人感到疼痛的欢乐”。他也对无所事事地站在机场四周感到厌倦。他告诉他的士兵们，这次行动“是解放华沙的第二最佳的选择。我们如果成功的话，就能径直走过厨房进入德国”。
　　但波兰人命中注定是要失望的。中午，索萨博斯基接到了新的命令。尽管飞机正在南边的机场里起飞，但在英格兰中部地区，那些基地却仍然因为天气恶劣而停飞。那天的跳伞被取消了。“这没有用，将军，”联络官乔治·史蒂文斯中校，对提出抗议的索萨博斯基这样说，“我们不能让你们出去。”攻击推迟到第二天的上午，也就是9月20日，星期三。“到时候我们将试图在上午10点的时候出发。”他被告知。如果要把大量部队转运到南边的基地里去，时间是绝对不够用的。令索萨博斯基懊恼的是，他得知，他的滑翔机补给空运已经离开了，正在前往荷兰的路上。这位将军因为不耐烦而怒不可遏。每过去一个小时，都意味着敌人的抵抗更加强大，而且第二天有可能带来更加艰难的作战——除非困扰着他的那些恐惧完全是没有理由的。
　　困扰着他的那些恐惧并非完全没有理由。索萨博斯基的滑翔机补给空运，装载着士兵、火炮和运输工具，正在飞往几乎全部被消灭的结局。第三次空运将是一场灾难。
　　低空飘过的云层覆盖了穿越英吉利海峡的整个南方路线。第三次空运的飞行方向，是美军第一○一师、美军第八十二师以及英军的空投场，这次空运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根据预计，到下午就应该晴天了。但相反，甚至就在各个编队升空的时候，条件就在恶化。一个又一个中队的战斗机被困在云层中，无法看见地面目标，因而不得不返回。在能见度为零的情况下，由于无法看到它们的拖曳飞机，许多滑翔机就割断缆绳，在英格兰地面作紧急降落，或者降落在海峡里，整个系列行动不得不夭折，返回基地。
　　在确实起飞了的655架运送兵员的飞机和431架滑翔机当中，只有一半到达了空投场和着陆区域，尽管大多数运送兵员的飞机滑翔机组合能够安全地返回英格兰着陆，或者在别的地方安全着陆，但在欧洲大陆的上空，敌人的猛烈地面炮火以及德国空军的进攻，加上恶劣的天气，却造成了大约112架滑翔机和40架运输机的损失。在原定于前往美军第一○一空降师的2310名士兵和68门大炮当中，只有1341名士兵和40门大炮到达了目的地。泰勒将军的士兵处于极大的困境，结果那40门大炮几乎一着陆便投入了战斗。
　　加文将军的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的情况更糟。在这个时刻，对于向关键性的奈梅亨大桥发起的进攻来说，它重视每一个伞兵，可加文的第三二五滑翔机步兵团根本就没有到达。就像波兰伞兵们一样，基地也是在格兰瑟姆地区的第三二五滑翔机步兵团的飞机和滑翔机，也无法起飞。更糟糕的是，在原定于要送给第八十二空降师的265吨的补给品和弹药当中，只有大约40吨被收到。
　　在英军的防区里，厄克特不仅期待波兰人到来，而且还期待能够有一次满载货物的再次提供补给品的空降，但悲剧突然发生了。补给品空投区域已经被敌人侵占，尽管已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要把承担这次任务的163架飞机引到一个新的地区，在哈滕施泰因旅馆的南边空投，但是这个努力最终失败了。厄克特的士兵们什么东西都极短缺，尤其缺少弹药，他们看见，这些飞行编队穿过暴风雪式的防空炮火来到了。接着敌人的战斗机出现了，向这些编队开火，并朝着新的补给品空投区域低空扫射。
　　在大约下午4点钟时，滑翔机飞行员团的随军牧师G. A. 佩尔听见有人喊:“第三次空运来了！”这位随军牧师记得，突然“声音可怕地渐渐增强了，在巨大的炮火齐射当中，连空气本身都颤动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目瞪口呆，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朋友们走向不可避免的死亡”。
　　佩尔在注视的时候，“十分痛苦，因为这些轰炸机通常是在夜间，在15，000英尺的高度飞行，而现在却是在日光之下，在1500英尺的高度飞进来。我们看到，不止一架飞机在熊熊燃烧，然而却仍然继续在航线上飞行，直到把每一个集装箱都扔下来为止。现在，显而易见的就是，我们遭遇到了可怕的抵抗。已经发出了信号，要求把补给品空投到我们司令部的附近，但几乎没有一件是空投到我们这里的。”
　　这些毫不动摇的飞行编队没有战斗机护航，仍顽强地飞行在航线上，把补给品投放在老的空投场里。地面上的士兵们绝望地试图吸引他们的注意，他们发射信号弹，点燃烟幕弹，挥舞降落伞，甚至把荒原的一些地方点着——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遭到俯冲下来的敌人的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的低空扫射。
　　许多士兵回忆说，有一架英军的达科他型飞机，它右边的机翼着火了，飞进了现在由德国人坚守的空投场的上空。中士维克托·米勒是一位在星期日的第一次空运中着陆的滑翔机飞行员，他现在“忧心忡忡地看到，烈火几乎包围了机身的整个下半部分”。米勒在注视着等待机组人员跳伞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咕哝道:“跳！跳！”当飞机低空飞行的时候，米勒看见，发送员正站在门口，把集装箱推下去。他被迷住了，注视着那架着了火的达科他型飞机转了个圈，再次飞进来，而通过烟雾，他看见更多的集装箱滚落了下来。中士道格拉斯·阿特韦尔也是一位滑翔机飞行员，他记得，士兵们从他们的战壕里爬了出来，一言不发凝视着天空。“我们疲倦极了，既没有什么吃的又没有什么喝的，但在那个时刻，我只想到那架飞机。就好像它是天空中的惟一的一架飞机。士兵们只是站在各自的地方，目不转睛——而那位发送员则不断地把包裹推出去。”飞行员把他的燃烧着的飞机架稳，第二次缓慢地飞过。乔治·鲍威尔少校“充满了敬畏之情，因为他居然这样做。我无法让我的目光离开这架飞机。突然它不再是一架飞机了，而只是一个橘黄色的大火球”。当这架燃烧着的飞机一头栽进地里的时候，它的驾驶员、31岁的空军上尉戴维·洛德，仍然坐在操纵装置前。米勒朝树林的那一边望去，“只看见一个油腻的烟柱在上升，那个烟柱把一个勇敢的机组人员的长眠之处标示了出来，他们死了，为的是我们能有机会活下来”。
　　但米勒中士错了，在这架不幸的达科他型飞机的机组成员当中，有一位的确幸存了下来。空军中尉亨利·阿瑟·金，是这次飞行的领航员，他记得，在差几分钟就到下午4点时，飞机接近空投场那一刻，被高射炮火打得右舷引擎着了火。洛德用对讲机说道:“每一个人都没事吗？离空投场还有多远，哈里？”① 金用对讲机回话:“3分钟的飞行时间。”飞机沉重地向右边倾斜，金看到，他们正在迅速失去高度。火焰开始沿着右翼朝主油箱蔓延而去。“下面的人需要这些东西，”他听见洛德说道，“我们要进去，然后再跳伞。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降落伞穿上。”
　　金发现了空投场，告诉了洛德。“好的，哈里，我能够看见了，”这位飞行员说道，“到后面，帮着他们抬筐。”金朝后面走去，来到敞开的门前。高射炮火已经击中了用于移动沉重的补给品包裹的滚棒，发送员、下士菲利普·尼克松，以及皇家陆军服务部队的3名士兵，已经在把装着弹药的8个沉重的挂篮推到门口。为了推这些挂篮，这些人已经脱下了他们的降落伞。这5个人一起把6个挂篮推了出去，这时红灯亮了，表明飞机现在已经离开了空投场。金走到对讲机那里。“戴夫”①，他对洛德喊道，“我们还剩下两个挂篮。”洛德让飞机紧紧地向左边转。“我们要再回来，”他回答说“坚持。”
　　金看到，他们接着来到大约500英尺的高度，洛德“就像驾驶战斗机一样驾驶着这架飞机。我努力帮助那几个皇家陆军服务部队的士兵再次穿上降落伞。绿灯闪亮了，我们把包裹推了出去。我记得的下一件事情就是，洛德喊道，‘跳伞！跳伞！看在上帝分上，跳伞！’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我发现自己正在空中快速落下。我并不记得我拉了降落伞的开伞索，但我一定是本能地拉了。我平躺着重重地落在地上。我记得，我看了下手表，看到那只不过是我们遭到高射炮打击之后的9分钟。我的制服严重烧焦，我找不到我的鞋子。”
　　将近一小时之后，金偶然遇见了第十营的一个连。有人给了他一杯茶和一块巧克力。“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那位伞兵告诉他。金盯着他:“你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你们所有的一切？我们刚刚给你们空投了补给品。”那位士兵摇了摇头:“你们是空投了我们的沙丁鱼罐头，但德国佬拿去了。”金无话可说。他想到了空军上尉洛德，想到了机组人员和士兵，他们脱下他们的降落伞，不顾一切地努力要把珍贵的弹药包裹扔到下面的焦急的部队那里去。在所有这些人当中，只有金还活着，而现在他刚刚得知，他的机组人员是白白地作出了牺牲。②
　　在整个地区到处都有飞机坠机着陆，主要是在瓦赫宁恩和伦库姆的附近。有些飞机最终在莱茵河的南边坠落。中士沃尔特·辛普森记得，他听见他的驾驶员在对讲机上喊道:“天哪，我们被击中了！”辛普森朝外面看，看见左舷的引擎着火了。他听见引擎减速，接着飞机便俯冲了下去。吓坏了的辛普森记得:“飞机拖着它的尾巴飞过河的北岸，稍微抬高了一点，然后在水面上弹射了过去，在河的南边着了陆。”
　　在与地面碰撞的时候，辛普森猛冲向前，被投掷在机身的一边。无线电操作员、中士朗斯戴尔，猛地向他撞去，蜷缩着身子躺在辛普森的身体上。飞机的内部变得一团糟，燃料在燃烧，辛普森能够听见火焰噼啪作响。当他试图从那位无线电操作员的下面把双腿挪动出来的时候，朗斯戴尔发出了尖叫，晕厥了过去。中士的后背折断了。辛普森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把他从紧急出口抱了出去。4位机组人员，既茫然又震惊，已经在外面了。辛普森又回去，寻找还在飞机里面的其他人。他发现，投弹手失去了知觉。“他的一只鞋被炸掉了，脚后跟的一个部分掉了，两只胳膊全都折断了。”他回忆说。辛普森也把这个人抱了起来，放到飞机的外面。尽管飞机现在正在熊熊燃烧，但辛普森还是第三次返回，去寻找那位工兵。工兵的一条腿折断了，他也被带到了安全的地方。
　　在德里尔村，年轻的科拉·巴尔图森、她的妹妹里特，以及她们的兄弟阿尔贝特，目睹辛普森的飞机落下来，三个人便立即跑到出事地点。“那是恐怖的，”科拉回忆说，“有8个人，他们中有几个人伤得可怕。我们把他们从燃烧着的飞机那里拖开，就在拖开的时候飞机爆炸了。我知道，德国人将会寻找机组人员。驾驶员是空军上尉杰弗里·利根斯，他没有受伤，我告诉他，我们将把他隐藏起来，同时把受伤的人送到村子的小诊所里。我们把他和另外两个人藏在附近的一个砖厂中，告诉他们我们天黑的时候回来。”那天晚上，科拉帮助村子里的惟一一位医生做手术，那位医生、桑德博布洛格医生，是一个女人，她把投弹手的脚截掉了。战争终于来到了科拉的身边，也来到了小小的德里尔村。
　　总共，在100架轰炸机和63架达科他型飞机当中，有97架受到了损坏，13架被击落——而且，尽管飞行员们和机组成员们表现出了英雄主义，但厄克特的受到重创的师并没有得到增强。空投下来的390吨补给品和弹药，几乎全都落入了德国人的手中。据估计，只有大约21吨被盟军收到。
　　波兰人的运输工具和火炮的空运，将陷入更为严重的问题。中士飞行员肯尼斯·特拉维斯-戴维森，是一架霍萨型滑翔机的副驾驶，在跟随着波兰人的空运离开英格兰之前，他就意识到，有关他们目的地的状况，信息几乎全无。路线是标在地图上了，波兰人的运输工具和火炮的空投场也标出来了，但特拉维斯-戴维森说:“我们被告知，形势仍然不明。”有关着陆的惟一指示就是:“滑翔机应该在由紫色的烟雾所标明的地区着陆。”在特拉维斯-戴维森看来:“这个情况简直是荒唐的。”
　　然而，尽管信息欠缺，皇家空军的飞机却正确地确定了在约翰娜霍夫农场附近的空投场的地点，在46架滑翔机当中，有31架抵达了该区域。当它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空中枪炮声大作。一个德国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中队，击中了这些飞机中的许多架，把飞机薄薄的用帆布和胶合板做成的壳体打出了很多洞，打穿了吉普车的油箱，让一些吉普车着起火来。防空炮火击中了其他的飞机。而其余那些成功着地的飞机，是在一个战场当中着陆的。哈克特的第四旅的伞兵们，由于正奋力从一支威胁着要打垮他们的敌军那里摆脱出来，因而无法及时到达高地以及高地另外一边的空投场，也就无法给该地区提供保护。当英国人与德国人激烈交战时，波兰人直接就在这场灾难性的战斗当中着陆了。在恐惧和混乱之中，波兰人从两边遭到了射击。滑翔机有许多已经着火了，它们要么在田野上坠落，要不就是一头撞上附近的树。波兰炮兵由于遭到交叉火力的打击而无法分清敌友，便既朝德国人还击，又朝英国人还击。然后，在匆匆把能用的吉普车和火炮卸下来之后，这些茫然的波兰人在炮火的攻击之下，离开了着陆区域。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在地面上遭到的伤亡是轻微的，但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不知所措和感到震惊，却成了俘虏。大多数吉普车和补给品被摧毁了，在那8门极其重要的发射6磅重炮弹的反坦克炮当中，只有3门没有受损。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将军的担心被证明是有理由的，而且还远不止如此。波兰第一伞兵旅的磨难只是刚刚开始。
　　沿公路向南大约40英里的地方，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的美军第一○一师的伞兵们此刻正在艰苦作战，以便让走廊保持畅通。但德国第十五集团军在贝斯特的猛烈防御，正在消耗泰勒的兵力。越来越多的士兵陷于惨烈的交战之中，师的一位情报官苦笑地把这场交战称之为“在估计上的一个小小的错误”。在泰勒的15英里长的防区，压力正在增大，“尖叫的老鹰”把这个防区新命名为“地狱的公路”。显而易见，现在，敌人的动机就是以贝斯特用做基地，把霍罗克斯坦克部队的先头部队切断。
　　集结在公路上的拥挤的车辆纵队，成为炮火容易击中的目标。推土机和坦克在马路上不断地四处开动，把车辆残骸从车队当中推出去，以便让纵队继续行进。自星期天以来，贝斯特，这个小小的次要出击目标，逐渐具有了更大的重要性，以至于它可能会挫败泰勒在这段马路上的所有其他战斗。所以现在，第一○一师的师长决心要完全粉碎贝斯特的敌人。
　　星期二下午早些时候，在英军坦克部队的支援下，泰勒投入了几乎整个第五○二团，与冯·扎根的士兵交战。这个规模巨大的进攻，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在刚刚到达的第三二七滑翔机飞行员团，以及公路上的英军装甲部队的支援下，二营和三营无情地肃清了贝斯特东边的森林地区。德国人陷于一个庞大的包围圈之中，不得不朝威廉明娜运河撤退，战线垮掉了。由于新的兵力投入战斗，这场一刻不停持续了将近46个小时的战斗，突然在两个小时之内就结束了。泰勒的士兵获得了市场花园行动中的第一个重大胜利。300多名德军被打死了，1000多人被俘，同时还缴获了15门口径为88毫米的大炮。“到下午晚些时候，”官方的历史书写道，“由于几百名德国人投降，因而有命令传来，要把所有可用的宪兵队都派过去。”爱德华·威尔斯鲍斯基中尉，他就是在贝斯特大桥被炸掉之前差点儿把这座桥夺取下来的那个排长，在他本人首先被俘之后，现在又把他本人抓住的俘虏带了过来。由于手榴弹和弹药用光了，也由于他的周围全是伤亡人员——在他的勇敢的排里面，只有3个人没有受伤——因而威尔斯鲍斯基最后投降了，他和他的士兵们被送进一家德军野战医院。现在，威尔斯鲍斯基和他的士兵们，其中有的负了伤，他们疲惫至极，浑身污垢，缴了那家德军野战医院的医生和护理员的械，返回师部，同时把他们的俘虏们也带了回来。
　　尽管这次交战获得了成功，但泰勒将军的困难还远远没有结束。甚至就在贝斯特之战结束的时候，德国装甲部队就已经朝索恩刚建成的桥开赴过去，再次试图把走廊切断。泰勒亲自率领着他的司令部人员——这是他惟一可用的增援部队——匆匆赶往现场。一辆德国豹式坦克，在几乎就要到达大桥的时候，被火箭筒和反坦克炮击毁了，同样，另外几辆坦克也被迅速处理掉。德国人的进攻崩溃了，车辆继续前进，但“尖叫的老鹰”的警觉却不能放松。“我们的形势，”泰勒后来写道，“让我回想起早期美国的西部，当时在极其重要的漫长的铁路沿线任何地方，小的守备部队不得不与印第安人的突然进攻进行争斗。”
　　德国人的猛烈、迅速、打了就跑的战略，正在造成伤亡。在第一○一师中，接近300名士兵在地面战斗中阵亡、负伤或者失踪。在公路两边或者在贝斯特四周的田野里坚守阵地的士兵们，随时有被从两翼打垮的危险，而且每一个夜晚都带来其独特的恐惧。黑暗当中，由于德国人渗透进了第一○一师的环形防线，所以谁也不知道，到第二天早晨的时候，下一个散兵坑里的那个人是不是还活着。在这些混乱而又突然的猛烈战斗中，士兵们会突然消失，当交火作战结束的时候，他们的朋友们将在战场上，在前线救护所，或者在野战医院里的死者和伤者当中寻找他们。
　　当贝斯特战斗结束，长长行列的俘虏被驱赶回师部的时候，31岁的参谋军士查尔斯·多恩，动身前去寻找他的长官勒格兰德·约翰逊上尉。还在英格兰的时候，跳伞之前，多恩几乎“担心得麻木”。22岁的约翰逊的感觉也完全一样，他“对能否回来听天由命”。19日的上午，约翰逊把他的连投入到贝斯特附近的一次进攻之中。“不是进攻成功，就是被屠杀。”他回忆说。约翰逊记得，那场凶猛的战斗是“我所曾看见或听说过的最激烈的战斗”，在那场战斗中，他的左肩被击中了。他的连从180人减少到了38人，又被包围在一块田地里，那里的干草垛在燃烧。约翰逊抵抗着德国人，直到前来解救的连队击退了敌人，赶来把幸存者转移出去。当约翰逊在人们的帮助下返回前线救护所的时候，又再次被击中，这一次是穿头而过。在营的救护所里，他的身体被放在别的受了致命伤的人的当中，卫生员们称那是“死尸堆”。在那里，在找了半天之后，军士多恩找到了他。多恩跪下身来，确信他还有一线生机。
　　多恩抱起这位无力活动的军官，把约翰逊和他连里的另外四位伤员放进吉普车，前往索恩的野战医院。被德国人打断的时候，多恩便把吉普车开进树林躲藏，当德国巡逻队继续前进的时候，他就再次动身。到达医院时，他发现有长长行列的伤员在等着治疗。多恩确信，约翰逊随时都会死去，于是便在成行的伤员当中走了过去，最后来到一位外科医生那里，那位医生正在检查伤员，以确定谁需要立即救助。“少校，”多恩告诉那位医生，“我的上尉需要立即治疗。”那位少校摇了摇头。“对不起，军士，”他告诉多恩，“我们会到他那里去的。他得排队等待。”多恩再次尝试:“少校，你如果不快点看他，他会死去的。”那位医生态度坚硬。“我们这里有许多受了伤的人，”他说道。“我们一到他那里，你的上尉就会被治疗的。”多恩拔出他的.45手枪，扳起扳机。“那不会足够快，”他平静地说道，“少校，你如果不马上去看他，我就在你站着的地方一枪毙了你。”外科医生大吃一惊，盯着多恩。“把他带进来！”他说道。
　　在手术室里，多恩站在一边，他的.45式手枪握在手中，与此同时那位医生以及一个医疗队给约翰逊做手术。在军士注视的时候，约翰逊被输了血，伤口被清洗了，一颗子弹从他的头颅中取了出来，另外一颗从他的左肩上取了出来。当手术结束，约翰逊被包扎好了之后，多恩移动了身子。他走到医生的面前，递上他的.45式手枪。“好的，”他说道，“谢谢。现在你可以告发我了。”
　　多恩被送回第五○二团第二营。在那里，他被带到营长的面前。多恩啪的一声立正。他被问到，是否意识到，他做了什么，他的行为构成了应受军法审判的犯法行为。多恩回答说:“是的，长官，我意识到了。”营长踱来踱去，然后突然停了下来。“军士，”他说道，“我正让你在押”——他停了下来，看了看手表——“在押整整有一分钟。”这两个人沉默地等着。然后军官看着多恩。“走吧，”他说道，“现在返回你的部队。”多恩敏捷地行了个礼。“是，长官！”他说道，于是离开了。①
　　现在，走廊上的加文将军的那个防区，当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驶向奈梅亨的时候，对该城的各个渡口的迅速攻占也就具有了关键性的意义。在17日，德国人只派了几个士兵把守瓦尔河大桥的各个入口，而到了19日下午，加文估计，他遭到了5000多名党卫军精锐部队的抵抗，他们占据着良好的阵地，并得到了炮兵和装甲部队的支援。近卫团装甲师的主力部队，仍然在前往这个城市的途中。只有英军纵队的先头部队——在爱德华·H. 古尔本中校的指挥下，近卫步兵第一团第一营的部队——可以用来发动进攻，而加文的第八十二师的伞兵们，在10英里长的走廊里，因为迎击不断来犯的敌人，造成了兵力分散。加文的滑翔机步兵团的基地，设在浓雾笼罩的英格兰中部地区，没有能够起飞，由于这个原因，他只能派出1个营，与英军先头部队的坦克分队联合发起进攻。加文挑选了第五○五团的第二营，其指挥官是本·范德弗特中校。这次进攻，由于以速度和突然性为基础，也就更有成功的机会。加文认为，如果说有人能够帮助他取得成功，那个人就是生性矜持、说话柔和的范德弗特中校。① 尽管如此，这次行动还是有着极大的风险。加文认为，英国人似乎低估了德国人的力量，而且确实是低估了。近卫步兵第一团的战后报告强调:“据认为，只要列出坦克战阵来，大概就可以使敌人撤退。”
　　下午3：30，联合进攻开始。这支部队迅速进入城市的中心，没有遇到严重的抵抗。在那里，约有40辆英军的坦克和装甲车分成了两个纵队，美军部队则是或坐在坦克上，或跟随其后。在开路的坦克上面，以及侦察车的里面，有12位专门挑选出来的荷兰地下组织的侦察员，由他们带路——其中就有22岁的大学生，名叫扬·范·胡夫，他后来的行为将成为激烈争论的话题。“我不愿意使用他，”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的荷兰联络官、阿里·D。 贝斯特布罗尔赫上尉回忆说，“他似乎非常激动，但另外一位地下组织成员为他过去的行为担保。他乘坐一辆英军侦察车进了城，而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这支部队分开之后，一个纵队前往铁路桥，另外一个纵队，与古尔本和范德弗特一起，走近瓦尔河上的那个主要的公路渡口。
　　在这两个地方，大批德国人正在等待。上士保罗·纽南记得，当他的排走近铁路桥附近的一个地下通道时，“就开始遭到狙击手的射击。由于有一千个地方可供狙击手躲藏，因而也就难以说出射击是从哪里来的”。士兵们扑倒在地，隐藏起来，之后缓慢地开始撤退。英军装甲车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当坦克开始朝大桥行驶时，口径为88毫米的大炮近距离射击，把它们摧毁了。有一条宽阔的街道，克赖亨霍夫大街，它通向渡口西边的一个三角形公园。在那里，在三个方向面对公园的楼房里，伞兵们重新组织起来，准备发动另外一次进攻。但德国人再次把他们击退。屋顶上的狙击手们，以及从一个铁路跨线桥上发射的机枪，不断地把士兵们压制在地上。
　　有一些伞兵记得，拉斯·帕克中尉用牙咬着一根雪茄，冲进空旷的地方，朝着屋顶扫射，把狙击手们的头压了下去。有人大声喊坦克来了，纽南记得，“就在那个时刻，整个公园似乎充满了曳光的子弹，那些子弹来自我们左边，来自街道对面的一个快速发射的自动武器”。纽南转向赫伯特·布法罗·博伊，博伊是苏族印第安人①，也是第八十二师的一位有经验的伞兵。“我认为他们是要派一辆德国坦克来。”他说道。布法罗·博伊咧着嘴笑了。“唔，要是他们再带上步兵来，那就会是非常难对付的一天。”他告诉纽南。那辆德国坦克并没有出现，但一门口径为20毫米的反坦克炮却开火了。伞兵们用手榴弹、机枪和火箭筒继续战斗，直到命令传来，要先头的各个排撤退，巩固所占领的阵地以便过夜。在士兵们撤出的时候，德国人放火烧了沿河的楼房，这就使得范德弗特的士兵们不可能渗透进去，攻占德军炮兵阵地并肃清进行抵抗的小股敌人。对铁路桥的进攻渐渐停止了。在美国炮兵的猛烈炮火的掩护下，第二个纵队向胡纳公园发起进攻，胡纳公园是一些装饰性的花园，通向公路大桥的各个入口。在这里，在一个环形交叉路口上，通向那座桥的所有的马路会合了，而俯瞰着这个地区的，则是一个古代废墟，废墟里有一座有16边的教堂——瓦尔克霍夫教堂，它曾经是查理曼①的宫殿，后来又由巴尔巴罗萨②重建。在这个城堡里，敌人集结了起来。古尔本上校认为:“德国鬼子可能多少知道我们想做什么。”他们确实知道一些。
　　卡尔·海因茨·奥伊林上尉的那个营，隶属于党卫军精锐装甲团，它是首先在潘讷登渡过莱茵河的部队之一。奉哈梅尔将军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大桥，奥伊林于是用自行火炮包围胡纳公园地区，并把他的士兵部署在这个古老废墟中的教堂里。当英军坦克喀嚓喀嚓沿着通向公园的街道角落行驶时，他们遭到奥伊林的炮火轰击。坦克遭遇到齐射炮火，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于是撤了回来。范德弗特上校立即走上街道，命令一个迫击炮炮组投入战斗，以提供掩护炮火，同时派出一个连前突。这个连的先头排，在詹姆斯·J. 科伊尔中尉的率领下，全速奔往一排面对着公园的附联式房屋③，片刻间遭到了轻武器和迫击炮的打击。副排长威廉·J. 麦多夫中尉看到，这是“观测射击④，大炮和狙击手是由无线电指挥的。英军坦克在我们的前面掩护，同时，科伊尔中尉进入了能够俯瞰敌人整个阵地的一个街区建筑。别的排受阻，无法移动，形势显得十分恶劣”。
　　在英军的烟幕弹的掩护下，麦多夫成功地带着连里的其他人前进，而连长J·J. 史密斯中尉，则让他的士兵在科伊尔周围的房屋里巩固阵地。麦多夫回忆说:“科伊尔的排现在可以完全看清敌人，但当我们开始把坦克向前开的时候，一些高速大炮开火了，而在此之前它们还没有开过火。有两辆坦克被摧毁了，别的坦克撤了下来。”当科伊尔的部下用机枪还击时，立即便把街道对面的反坦克炮火吸引了过来。天黑下来的时候，奥伊林的党卫军们试图渗透进美国人的阵地。有一组党卫军来到距离科伊尔的排只有几英尺的地方，他们被发现了，于是爆发了一场猛烈的交火。科伊尔的士兵有伤亡，有3个德国人被打死。后来，奥伊林派了卫生员把他的伤员带回去，而科伊尔的伞兵们则等待着，在受伤的德国人撤出之后，再重新开始交战。交战当中，一等兵约翰·凯勒听见一种低沉的连续重击声。他来到窗前，吃惊地看到，有一个荷兰人站在活动梯上，正在替换隔壁房子上的木瓦，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
　　夜晚晚些时候，由于轻武器的射击仍在继续，因而进军的进一步尝试就推迟到了白天。英美联军的进攻，在距离瓦尔河大桥不到400码的地方戛然而止——而这正是前往阿纳姆的马路上的最后一道水上障碍。
　　在盟军的指挥官们看来，很清楚，德国人正在控制着各座大桥。布朗宁担心，这些渡口随时都有可能被摧毁，于是在19日晚些时候召集了一次会议。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渡过那条400码宽的瓦尔河。加文将军曾经设计出了一个计划，在两军会合时向布朗宁提及过，当时这位军长曾经拒绝了这个方案。在这第二次会议上，加文再次提出了。“只有一种方法才能夺取这座桥梁，”他对聚集在一起的军官们说，“我们得同时夺取它——从两边同时夺取。”加文敦促:“霍罗克斯的工兵纵队的任何一条船，都应该立即快速送到前面，因为我们需要它们。”英国人看着他，大惑不解。这位第八十二师师长脑子里想的，是突袭过河——用伞兵过河。
　　加文继续进行解释。在近三天的作战中，他的伤亡率是很高的——约200人死亡，700人受伤，还有几百个人失去了联系，或者是分散在各处，因而被列为失踪人员。加文分析说，如果生硬的正面进攻还要继续的话，他的损失将会越来越严重。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种迅速而又廉价地夺取大桥的手段。加文的计划是，投入一支部队，在下游1英里处乘船过河，而与此同时，继续进攻，以便夺取大桥南边的各个入口。在坦克炮火齐射的掩护下，在德国人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伞兵们将突然袭击在河北边的敌军防御阵地。
　　然而完全的突然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条河太宽了，无法使整船的士兵不被发现，而且对面的河岸没有遮蔽，伞兵们一旦过了河，将不得不走过一段200码的平地。在更远的地方，是一个堤岸，德国的枪手可以从那里居高临下，向入侵的伞兵射击。而那个防御阵地也得夺下来。在加文看来，尽管可以预料会有重大伤亡，但与继续单独对南边的入口发起进攻相比，伤亡仍然要少得多。“如果市场花园行动想要获得成功，”他告诉布朗宁，“必须进行这个尝试。”
　　英军滑翔机飞行员团的团长乔治·S. 查特顿上校记得，除了布朗宁和霍罗克斯之外，出席会议的还有爱尔兰近卫团、苏格兰近卫团以及近卫步兵第一团的指挥官。嚼着雪茄的鲁本·H. 塔克上校也出席了会议，塔克是第八十二师第五○四团的团长，加文选中了他的团，如果计划被批准的话，就由他的团进行这次渡河突袭。查特顿尽管专注地听加文讲话，却也注意到了聚集在一起的这些人之间的不同。“一位准将穿着仿麂皮的鞋子，坐在一个折叠座手杖上①，”他回忆说。“三位近卫团的团长穿着相当破旧的灯心绒裤子，高帮皮靴，戴着在学校里用的旧长围巾。”查特顿想:“他们似乎心情轻松，好像是在讨论一次演习似的，我不能不把他们与在场的美国人进行比较，尤其是与塔克上校进行比较，塔克戴着一顶几乎把他的脸盖住的头盔。手枪放在他的左胳膊下面的手枪皮套里，大腿上还用皮带扣着一把匕首。”让查特顿大为吃惊的是，“塔克偶尔咬下一块足够长的雪茄，再把它吐出来，而每次他这样做的时候，隐约的惊讶表情就闪现在那些近卫团的军官们脸上。”
　　但真正令人感到吃惊的，却是加文计划的大胆。“我知道，它听起来是另类的，”加文回忆说，“但速度是绝对重要的，甚至都没有时间进行侦察。当我继续谈下去时，塔克是屋子里惟一一位似乎不惊慌失措的人。他曾经在安齐奥② 登陆，知道应该期待什么。对他来说，这个渡河就像第五○四团在布雷格堡③ 做过的那种演习。”尽管如此，这对伞兵们来说它还是非正统的。布朗宁的参谋长戈登·沃尔什准将回忆说，军长“现在对这个主意的大胆充满了敬意”。这一次，布朗宁批准了。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船。霍罗克斯与他的工兵们进行了核对，得知他们携带了大约28条小的帆布和胶合板船，这些船将在夜间匆匆送到奈梅亨。如果计划的制定能够及时完成，那么加文对瓦尔河所进行的微型诺曼底式的水陆两栖进攻，就将在第二天，也就是20日的下午1点开始。伞兵们以前从未尝试过这样的作战行动，但加文的计划，却似乎提供了完好无损夺取奈梅亨大桥的最好希望。而每个人都认为，紧接着，走廊上的另外一次迅速冲刺，将会把他们与阿纳姆的士兵会合起来。
　　在长满草的宽阔的优西比乌斯乡村大道上，海因茨·哈梅尔将军亲自指挥，开始对桥上的弗罗斯特的士兵进行轰炸。他曾试图说服弗罗斯特投降，但是失败了。现在，对集合起来的坦克部队和炮兵的指挥官们，他的指示是明确的：他们要把伞兵们所坚守的每一座建筑物夷为平地。“既然英国人不从他们的洞里出来，我们就把他们炸出来。”哈梅尔说道。他告诉炮手们，“就在山墙的底下瞄准，一米一米地射击，一层一层地射击，一直到每一幢房子都倒塌为止。”哈梅尔决心已定，围困应该结束，既然别的做法已经失败了，那么这就是惟一的做法。“等我们结束的时候，”哈梅尔补充说，“除了一堆砖瓦之外，什么也不会留下。”哈梅尔在两门大炮之间平躺在地上，对准英军的据点校准他的双筒望远镜，指导开火。当头一炮对准目标的时候，他站了起来，感到很满意，然后把望远镜交给他手下的军官。“我倒是想呆在这里，”他回忆说，“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新的作战经历。但由于英美联军正在进攻在奈梅亨的那些桥，我不得不匆匆赶到那里。”哈梅尔离开之后，他的炮手们，以有条不紊、镰刀割草似的精确性，开始了那项把弗罗斯特剩余的阵地化为瓦砾的工作。
　　在第二营起初所占领的18座楼房当中，弗罗斯特的士兵现在只坚守着大约10座。坦克从东边和西边打击阵地，与此同时火炮把炮弹猛地投掷进那些面对北边的阵地。火炮的齐射是冷酷无情的。“那是我所曾见过的最佳的、最有效的炮火，” 党卫军精锐装甲部队的列兵霍斯特·韦贝尔回忆说，“从屋顶开始，楼房就像玩具房屋一样倒塌。我看不出，有谁还能从这个火海中活着出来。我真的替这些英国人感到遗憾。”
　　韦贝尔看到，3辆虎型坦克缓慢驶向格鲁特市场，在机枪朝着大桥北入口的一个建筑群的每一扇窗户扫射时，坦克“向每一栋房子打出一发又一发的炮弹”。他记得，在角落里有一座楼房，“它的屋顶落了进去，上面的两层开始倾颓，然后，就像皮肤从骨骼上脱落一样，前面的整堵墙落进了街道，把每一层都暴露了出来，英国人在那里拼命地爬”。韦贝尔记得，灰尘和瓦砾“很快就使人不可能再看见任何东西了。嘈杂声是可怕的，但即使如此，在嘈杂声之上我们也能听见伤员的尖叫”。
　　坦克轮番上阵，摧毁了莱茵河滨水区的房屋，以及在大桥本身下面的房屋。往往当英国人猛冲出来的时候，坦克就像推土机一样猛撞废墟，把那些地点完全夷平。在坡道的下面，在那座几乎被摧毁的校舍里的麦凯上尉的司令部里，彼得·斯坦福斯中尉估计，“高爆炮弹以每10秒钟一发的速度，射进大楼的南墙”。墙变得“相当热”，他回忆说，“每一个人都多少受了伤。”然而伞兵们顽强地坚持着，“在天花板塌落，墙上出现断裂，房间变得不堪一击的时候”，便依次从那些房间里撤离。斯坦福斯骄傲地回忆说，在瓦砾之中，“红毛鬼子们”弹无虚发，“就像鼹鼠一样幸存了下来。德国兵就是无法把我们挖出来”。但在别的地方，士兵们发现，他们的阵地几乎让他们无法忍受。“德国人决定要把我们轰炸致死，” 列兵詹姆斯·W. 西姆斯解释说，“似乎让炮轰和迫击炮的炮击变得更重是不可能的，但实际上是变得更重了。一个爆炸接着一个爆炸，一枚又一枚炮弹像雨点一样飞来，各自的爆炸汇合成为一个持续的滚动爆炸。”随着火炮的每一次齐射，西姆斯都重复着一个绝望的连续祈祷:“坚持！坚持！它不会持续多久的。”当他在他的狭长掩体里面独自蹲伏的时候，西姆斯闪过一个念头，他是“躺在一个刚刚挖好的坟墓里，正等着被活埋”。他记得，他当时想:“要是第三十军不赶快，我们就完了。”
　　弗罗斯特上校意识到，灾难终于降临在第二营的身上了。前来救援的各个营还没有突破，弗罗斯特确信，他们再也不能来帮助他了。波兰人的空投没有实现。弹药几乎用尽。伤亡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每一个可用的地下室都人满为患，而且士兵们已经一刻不停地作战50多个小时了。弗罗斯特知道，他们不能更久地忍受这个惩罚了。在他的环形防线的各处，房屋在燃烧，楼房倒塌，阵地正在被侵占。他不知道，他还能坚持多长时间。他所珍爱的第二营，正在被埋在他周围的楼房废墟里。然而弗罗斯特并不准备帮敌人的忙。他绝望了，但决心直到最后也不让德国人得到阿纳姆大桥。
　　并非只有他一个人有这种情感。他们的磨难对他的士兵们的影响，似乎就像对弗罗斯特的影响一样。伞兵们共用他们的弹药，从他们的伤员那里所能找到的那点弹药，为正在吞没他们的那个末日做好了准备。没有什么证据说明他们害怕了。士兵们疲惫不堪，饥饿，疼痛，他们似乎对自己以及他们的形势产生了一种幽默感，随着他们的牺牲越来越明显，那种幽默感也就越来越增强。
　　伊根神父记得，他碰见弗罗斯特从厕所里出来。“上校的脸——疲倦，满是污垢，满脸胡楂儿——带着微笑明亮了起来，”伊根回忆说，“‘神父，’他告诉我，‘窗户粉碎了，墙上有洞，屋顶不见了。但它有一个链条，还在起作用。’”
　　后来，伊根试图穿过一条街道，去看望在地下室里的伤员。这个地区遭到迫击炮的猛烈轰击，牧师尽可能地隐蔽着行走。“在外面，有一个人正在漫不经心地在街上溜达，此人是迪格比·泰瑟姆-沃特少校，最初就是他的那个连攻占的大桥，”他回忆说，“少校看见我畏缩不前，于是便走了过来。他的手里拿着一把雨伞。”伊根回忆说，泰瑟姆-沃特“打开雨伞，撑在我的头上。到处都有迫击炮炮弹雨点般落下，他说道，‘跟我来，神父。’”当伊根表现出不愿意的时候，泰瑟姆-沃特安慰了他。“不要担心，”他说道，“我有雨伞。”此后不久，帕特里克·巴尼特中尉碰巧遇见了这位令人敬畏的少校。巴尼特正在快速跑过街道，前往弗罗斯特命令他去坚守的一个新的防御地区。泰瑟姆-沃特在护送伊根神父之后回来，又出去访问他的在缩小了的环形防线里的士兵，头上还撑着那把伞。巴尼特大吃一惊，于是便在途中停了下来。“那把伞对你不会有多少用处的。”他告诉少校。泰瑟姆-沃特佯装惊讶，看着他。“噢，天啊，帕特”①，他说道，“要是下雨了该怎么办呢？”下午，轰炸继续进行，弗雷迪·高夫少校看见，泰瑟姆-沃特手里拿着伞，率领着他的连。坦克正隆隆行驶在街上，到处开火。“当我看见那些庞大的马克IV型坦克几乎是近距离朝我们射击的时候，我几乎昏厥过去。”高夫回忆说。然后，这种紧张突然得到了缓解。“在那里，就在街道上，是泰瑟姆-沃特，正率领着他的士兵，端着刺刀，朝一些已经渗透过来的德国人冲去，”高夫回忆说，“他不知在什么地方找到了一顶旧的圆顶礼帽，当他向前冲去时，还转动着那把破雨伞，那个样子活像查理·卓别林。”
　　还有一些别的幽默时刻，也同样令人难忘。在那个下午缓慢地过去的时候，营司令部受到猛烈轰炸，着了火。伊根神父下楼去地下室，去看望伤员。“唔，神父，”中士杰克·斯普拉特说道，斯普拉特被认为是营里的喜剧演员，“他们把不管什么东西都扔给我们，就是没有扔给我们厨灶。”他这话还没有说完，大楼又再次被直接击中。“天花板落了进来，给我们来了一场泥土和灰泥的淋浴。当我们又站起身来的时候，在我们面前正好有一个厨灶。”斯普拉特看着那个厨灶，摇了摇头。“我知道那些杂种就在附近，”他说道，“但我认为他们听不见我们说话。”
　　将近傍晚时，天开始下雨了，德国人的进攻似乎也强化了。在大桥另外一边的麦凯上尉，打电话与弗罗斯特进行了联系。“我告诉上校，如果进攻在同样的规模上继续，我无法再坚持一个晚上，”麦凯写道，“他说他不能帮助我，但要我不惜一切代价坚持。”
　　麦凯能够看出，德国人正在慢慢地压缩弗罗斯特的兵力。他看见，英国伞兵正从河岸边燃烧着的房子里出来，朝几乎就在他对面的两幢房子急速跑去，那两幢房子还没有倒塌。“他们开始把我们团团包围，”他注意到，“显然，如果我们不能很快就得到帮助，他们就会把我们赶出去。我爬上阁楼，把无线电调到6点钟的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播音员说，英军装甲部队已经到达了空降部队那里。”①
　　几乎立即，麦凯便听到下面一层的叫声。“虎型坦克正在开往大桥。”（这正好是德国时间，下午7点；英国时间，下午6点。）两辆这种60吨重的巨型坦克正从北边开进来。在大桥另一边的弗罗斯特，也看见了那两辆坦克。“在傍晚的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它们显得难以置信的邪恶，”他着重提到，“它们就像一些史前的怪物一样，因为他们的巨大火炮从一边向另外一边旋转着，吐出烈火来。它们的炮弹穿过墙壁。随着爆炸而来的尘土和缓慢落下的瓦砾充满了过道和房间。”
　　麦凯所在大楼的整整的一边被击中了。“一些炮弹一定是穿甲弹，” 彼得·斯坦福斯中尉说道，“因为它们从学校的一边穿透到另外一边，在每个房间里都打出了一个四英尺大的洞。”天花板掉了下来，墙出现了裂缝，而且“整个结构摇晃了”。麦凯盯着坡道上的那两辆坦克，心中想，结局来到了。“再来上这么两轮，我们就要被报销了。”他说道。但麦凯仍然认为，以那种自从他们到达以来所表现出的顽强和无畏的抵抗，他仍然可能“带着一队人出去，把它们炸掉。但就在这个时候，那两辆坦克倒车，撤回去了。我们还活着”。
　　在弗罗斯特的司令部里，伊根神父被击中了。当炮弹开始打进来的时候，他在一段楼梯上进退两难，结果摔下了两段楼梯，倒在一楼。当他苏醒过来时，还有另外一个人，牧师不是孤独一人。伊根爬到那人的面前，看到那位伞兵快要死了。这时，另外一次炮火齐射击中了大楼，伊根再次失去了知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房间和他的衣服都着火了，他绝望地在地板上滚动着，用双手把火打灭。他先前看见的那位伤员死去了。现在伊根无法使用他的双腿，在剧烈的疼痛之中，他慢慢地拖拉着身子朝窗户走去。有人喊他的名字，情报军官布基·布坎南中尉，帮助他爬出窗户，让中士杰克·斯普拉特把他接住。在地下室里，詹姆斯·洛根医生正在工作，牧师与其他伤员一起被放在地板上。他的右腿断了，他的后背和双手布满了细小的炮弹碎片。“我幸亏多少是置身事外”①，伊根回忆说，“我现在除了趴着身子，做不了多少事情了。”不远处，就是那位难以置信的泰瑟姆-沃特，他负了轻伤，仍然试图给大家打气，仍然紧紧抓住他的那把伞。偶尔在那种可怕的轰击中有一个停顿，麦凯上尉认为，那是德国人在装填弹药。在一次这样的间隔中，黑暗降临了，这时麦凯给他的疲倦的士兵们发放安非他明药片②，一个人两片。它对疲惫不堪而又精神不振的人产生的效果，是难以预料而又剧烈的。有些伞兵变得易怒且好争吵，还有的人产生了复视③，一时间无法瞄准。在那些受惊和负伤的人当中，有些人极其兴奋，还有的人开始产生幻觉。下士阿瑟·亨迪记得，有一个伞兵拽着他，把他推到窗前。“看，”他小声命令亨迪，“那是第二集团军！在对面的河岸上。看！你看见他们了吗？”亨迪悲伤地摇了摇头。那个人勃然大怒。“他们就在那里，”他喊道，“一清二楚。”
　　麦凯不知道，他的小小的兵力能否活过这个夜晚。疲惫和伤病正在带来伤亡。“我在清楚地思考，”麦凯记得，“但我们没有吃的东西，也没有睡觉。我们每天限喝一杯水，而且每个人都受伤了。”由于弹药几乎用尽，于是麦凯让他的士兵用还剩下的少量备用炸药，来自制炸弹。他打算在德国人的坦克返回时，做好一切准备。麦凯现在点了一下人数，向弗罗斯特报告说，他只有13名有能力作战的人。
　　在9月19日，星期二的晚上，从大桥对面的阵地里，弗罗斯特看到，整个城市似乎都在燃烧。两个大教堂的塔尖正在猛烈燃烧，当弗罗斯特注视的时候，“挂在两个可爱的塔楼之间的那个十字架，在升到天空的烟雾的映衬下露出了轮廓”。他注意到，“燃烧着的木头发出的劈啪声，以及倒塌的建筑物发出的回声，似乎是怪异的”。在楼上，通信兵斯坦利·科普利坐在他的无线电设备面前，已经不再用莫尔斯电码发报了。现在他正在用明码发报。他不断地重复:“这是第一伞兵旅在呼叫第二集团军……来吧，第二集团军……来吧，第二集团军。”
　　在位于奥斯特贝克镇哈滕施泰因旅馆里的司令部里，厄克特将军拼命试图拯救他的剩余人员。弗罗斯特被切断了。每一个要到桥上与他会合的尝试，都被冷酷无情地击退了。德国的增援部队正在大量拥来。从西边、北边和东边，比特里希的部队正在持续把勇敢的英军第一空降师切成碎片。红毛鬼子们寒冷，潮湿，疲惫不堪，但仍然毫无怨言，他们在努力坚持——用步枪和斯特恩式轻机枪击退坦克。对厄克特来说，形势是令人心碎的。只有迅速的行动才能拯救他的勇敢的士兵。到9月20日，星期三上午的时候，厄克特已经形成了一个计划，可以拯救他麾下的剩余人员，而且也许能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扭转形势。
　　9月19日——用厄克特的话来说是“一个黑暗而又灾难性的一天”——成为了转折点。他所希望的能够灌输出来的那种凝聚力和魄力，来得太晚了。一切都失败了：波兰军队没有到来；货物空投成了一场灾难；而各个营在试图到达弗罗斯特那里的时候，被摧毁了。这个师正在越来越近地被推向毁灭。对厄克特的剩余人员的人数统计，讲述了一个可怕的故事。在19日的整个夜晚，与师司令部仍然有联系的各个营汇报了他们的兵力。尽管那些数字是非结论性的，不精确的，但它们仍然展现出了一个恐怖的结局：厄克特的师正处于消失的边缘。
　　在拉思伯里的第一伞兵旅当中，只有弗罗斯特的部队是作为一个协调的单位在作战，但厄克特并不知道，第二营还剩下多少人。菲奇的第三营列出的单子，是大约50人，而且营长也阵亡了。多比的第一营总共剩下116人，多比本人负伤被俘。第十一营的兵力减少到150人，南斯塔福德郡团第二营减少到100人。这两个营的营长、利和麦卡迪，都受伤了。在哈克特的第10营，现在有250人，而他的第一五六营，汇报说是270人。尽管厄克特师的总的兵力要更多一些——上述数字并没有包括别的单位，比如英格兰苏格兰边境团的一个营、御用苏格兰边境居民团的第七工兵营、侦察和服务部队、滑翔机飞行员团，以及其他人——但他的进攻营却几乎不复存在。这些骄傲的部队的士兵们，现在分散成小组，茫然，震惊，而且往往没有领导人。
　　作战是如此血腥，如此可怕，甚至连久经战斗锻炼的老兵也崩溃了。厄克特和他的参谋长意识到，一种惶恐的气氛渗透进了司令部，当时几个小组的掉队的人从草坪上跑过，喊叫着:“德国人来了。”往往，他们是年轻的士兵，“其自我控制暂时抛弃了他们，”厄克特后来写道，“我和麦肯齐不得不动手干预他们。”但别的士兵却是面对着可怕的困难，在继续战斗。L. E. 奎里佩尔上尉，面部和双臂都负了伤，仍然率领部下对德国人的一个双人机枪掩体发起了进攻，杀死了机枪手。当别的德国人投掷手榴弹，开始包围奎里佩尔一行人的时候，奎里佩尔把那些“木柄手榴弹”又掷了回去。这位军官命令他的士兵们离开他，他掩护他们撤退，继续投掷手榴弹，直到最后战死。①
　　现在，厄克特的受到重创、受伤流血的剩余人员，正在受到挤压，被赶回来。所有的马路似乎都在奥斯特贝克地区到达了尽头，他的部队的主力以哈滕施泰因旅馆为中心，分布在方圆几英里的地方，在西边是赫维多普村与沃尔夫黑策村之间，在东边是从奥斯特贝克镇与约翰娜霍夫农场之间。厄克特计划在那个大致的走廊之内采取守势，该走廊到位于赫维多普村的莱茵河为止。他希望，通过把部队撤进来，就能够妥善使用他的兵力，坚持下去，直到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来到。
　　在19日的整个夜晚，都有命令要求部队撤退进奥斯特贝克环形防线，而在20日凌晨的时候，哈克特被告知，要他放弃第十营与第一五六营朝阿纳姆大桥发起进攻的计划，并且也要他们脱离战斗。“这是一个极其难以作出的决定，”厄克特后来说道，“这意味着要放弃仍在大桥上的第二营，但我又知道，要到达他们那里，就像要到达柏林一样几乎没有可能。”在他看来，惟一的希望，“就是巩固阵地，形成一个防御性的矩阵①，并且努力控制住河北边的一个小的桥头阵地，这样第三十军就能渡河来到我们这里。”
　　对赫维多普村与德里尔村之间运行的那个渡口的发现，是促使厄克特作出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他的要继续生存下去的计划来说，那个渡口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从理论上讲，通过那个渡口，援军可以从南岸到达。除此之外，在渡口两岸的码头上，有一些坡道，将有助于工兵建起一座横跨莱茵河的贝利桥②。不可否认，困难是巨大的。但如果奈梅亨大桥能够迅速夺取，如果霍罗克斯进军迅速，如果厄克特的士兵能够在他们的环形防线里坚持足够长的时间，让工兵在河上建起桥来——那是数量众多的“如果”——的话，那么仍然还有机会，让蒙哥马利得以在莱茵河对岸建起桥头阵地，并且向鲁尔河地区发起大规模强攻，即使弗罗斯特可能在阿纳姆被打垮。
　　在19日，从早到晚，厄克特的司令部都在不停地发电报，要求给波兰人一个新的空投场。通讯手段虽然仍不稳定，但也略微有了改善。鬼怪式通讯网的内维尔·海中尉，正在把一些电报送给英军第二集团军的司令部，司令部又相应地把它们转给了布朗宁。20日的凌晨3点，厄克特收到军部的一份电报，要这位将军有关波兰人的空投场提出建议。在厄克特看来，只剩下一个可能的地区。鉴于他的新计划，他要求，那个有1500名兵力的空降旅，应该在小小的德里尔村的那个渡口的南端附近着陆。
　　放弃弗罗斯特和他的士兵，是这个计划最使人痛苦的部分。在星期三上午8点钟时，厄克特有了一个机会，可以把这个立场向在大桥上的弗罗斯特和高夫进行解释。高夫使用芒福德与汤普森之间的无线电中继线，给师司令部打电话，与厄克特接通了。这是自17日以来，高夫第一次与将军取得联系，在17日那天，他奉命返回师部，结果却发现，厄克特却在行军路线的某个地方。“天啊，”厄克特说道，“我还以为你死了呢。”高夫简述了桥上的形势。“士气仍然高涨，”他记得他当时这样说，“但我们什么都缺。尽管如此，我们将继续坚持。”厄克特记得，接着“高夫问，他们能否得到增援部队”。
　　作出回答是不容易的。“我告诉他，”厄克特回忆说，“究竟是我向他们靠拢，还是他们向我们靠拢，我没有把握。恐怕你只能希望从南边得到救援。”弗罗斯特接着来听电话了。“听见将军说话非常让人感到安慰，”弗罗斯特写道，“但他却无法告诉我任何真正鼓舞人的事情……他们自己显然也有巨大的困难。”厄克特“对他们所作出的良好努力表示个人的祝贺”，要求“把我的个人祝贺传达给每一个相关的人，我祝他们好运”。别的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20分钟后，厄克特接到了从内维尔·海中尉的鬼怪式通讯网发来的电报。电报说：
　　200820 （发自第二集团军）。对奈梅亨发动的进攻被该城南边的据点阻挡。近卫团第五旅在前往该市途中。大桥完好，但被敌人占据。打算今天13时发起进攻。
　　厄克特立即告诉他的参谋们，通知所有部队。这是他今天得到的第一个好消息。
　　可叹的是，厄克特有一支杰出的部队可以支配，这支部队的贡献倘若被接受的话，本来可能大大改变英军第一空降师的严酷形势。在整个被占领的欧洲，荷兰抵抗力量当属最富于献身精神和最有纪律的地下组织。在美军第一○一师和第八十二师的防区，荷兰人正在与美国伞兵并肩作战。泰勒将军和加文将军在着陆时所下达的最早的命令当中，就有把武器和炸药发放给地下小组的内容。但在阿纳姆，英国人却实际上对这些生气勃勃而又勇敢不屈的平民们的存在视而不见。阿纳姆的地下小组武装了起来，摆好了架势要立即给在大桥上的弗罗斯特提供帮助，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冷落，他们的帮助也遭到婉言拒绝。经过一系列奇怪的事件之后，只有一个人曾经拥有权力，可以进行协调，把抵抗力量融入英军的进攻中，而这个人也死了。希拉里·巴洛中校，曾经受到厄克特的委派，去协调西郊各个营的摇摇欲坠的进攻，但这位军官在能够把他本人的使命充分执行之前，就阵亡了。
　　在最初的计划中，巴洛定于一旦战斗结束，便承担起阿纳姆的城镇警备长官和军政府长官的角色。他的助手兼海尔德兰省的荷兰代表，也已经被任命了，那人便是荷兰海军的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少校。市场花园行动开始之前，一个英国与荷兰的联合情报委员会，便把绝密名单交给了巴洛，名单上列出的是荷兰地下组织的成员，据悉他们是完全可靠的。“根据这些名单，”沃尔特斯回忆说，“巴洛和我将要对这些小组进行筛选，根据他们各自的能力来使用他们：情报、破坏、作战等等。巴洛是知道我们的真正任务是什么的惟一一个人。当他消失的时候，计划也就崩溃了。”在师司令部里，沃尔特斯被认为不是民政事务官员，就是情报军官，当把那些秘密名单提交出来并提出建议的时候，他遭到了怀疑。“巴洛完全信任我，”沃尔特斯说道，“我很遗憾，司令部里的其他人并非如此。”
　　随着巴洛的死亡，沃尔特斯的手被束缚住了。“英国人感到纳闷，一个荷兰海军的人，居然和他们在一起，”他记得。逐渐地，他获得了有限的接受，尽管有些抵抗力量的成员被安排去工作，但他们人数太少，并且他们的帮助也来得太晚了。“我们再也没有时间，把每一个人都核对得让司令部满意，”沃尔特斯说道，“而且那里的态度纯粹就是：‘我们能够相信谁呢？’”把阿纳姆地区的地下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委派任务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①
　　在英格兰，20日早晨快7点的时候，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得知，他的空投场换了地方。这个波兰旅现在将在距离原先的地点几英里之外的一个地区着陆，在德里尔村的附近着陆。他的联络官乔治·史蒂文斯中校带来的消息，让索萨博斯基瞠目结舌。这个旅已经在机场里了，定于三个小时之后前往荷兰。在这三个小时里，索萨博斯基不得不针对他以前从未研究过的地区，重新设计他的进攻。先前的那些日子，都用在为在阿纳姆大桥南入口的埃尔顿村附近的空投制定计划上了。他后来回忆说，现在，“给我的仅是一个方案的骨架而已，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制定计划”。
　　有关阿纳姆的消息仍然少得可怜，不过当史蒂文斯向他简介这个新的计划——在德里尔-赫维多普村渡口，把他的部队摆渡过莱茵河——的时候，索萨博斯基明白，厄克特的形势变得糟糕了。他预见到了无数的问题，但他也注意到，“别的人似乎都不十分担心。史蒂文斯所得知的一切，其情形相当令人困惑”。索萨博斯基迅速把这个新的进展告诉他的参谋部，同时又把起飞从上午10点推迟到下午1点。他需要这个时间，使他的伞兵重新适应新的形势，并制定新的进攻计划，而且这三个小时的延误，也可能使史蒂文斯获得有关阿纳姆的更新的信息。不管怎么说，索萨博斯基都怀疑，他的部队能否在上午10点的时候飞出去。雾再次覆盖了英格兰中部地区，而且天气预报也不让人放心。“天气以及我们所收到的信息的不充分，使我非常焦虑，”索萨博斯基回忆说，“我不认为厄克特的行动进展顺利。我开始相信，我们可能是空投进入荷兰，结果却增加了失败。”9
　　在阿纳姆大桥上，为数甚少的勇士们表现出来的那种气势磅礴的藐视，几告终了。黎明时分，德国人再次进行了恐怖的轰炸。在清晨的光线中，那些曾经是房屋和办公楼的坑坑洼洼的荒凉废墟，又一次遭受到沉重的炮火轰击。在大桥的每一边，以及在优西比乌斯乡村大道两侧被损毁搅动起来的废墟里，那些尚存的区区几个据点，正在被有条不紊地炸掉。那条曾经保护过大桥北入口的半圆形防线，几乎不复存在了。然而，虽然被火焰包围，用碎石瓦砾做掩护，顽强的士兵们却分成小组继续战斗，不让德国人夺取大桥。
　　只是天生的那种勇气，才把弗罗斯特的士兵们支持到现在，阻挡住德国人达三天两夜，已经是足够凶猛也足够坚持不懈了。第二营，以及从别的部队三三两两加入到这支部队的士兵，（按照弗罗斯特的最高估计，这支兵力总数从来也没有超过六七百人，）在他们的磨难中团结起来。骄傲和共同的目标把他们融合在一起。他们独自到达了一整个空降师的出击目标——而且坚持的时间，超出了这个师所本应坚持的时间。在那些绝望、焦虑的分分秒秒里，在等待根本就没有来到的援兵时，他们的共同心态，也许在一等兵戈登·斯派塞的想法中最好地总结出来了，他写道:“是谁没有尽职尽责？不是我们！”
　　但现在，他们的忍耐几乎走到了尽头。这些“红毛鬼子们”躲避在废墟里和狭长掩体里，努力保护他们自己以及满是伤员的地下室，几乎一刻不停的敌人炮火使他们休克、脑震荡。他们扎着肮脏的血污的绷带，却又摆出一副狂妄的架势，好像是佩带着荣誉徽章似的。他们终于知道，他们再也顶不住了。
　　这个发现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平静，完全没有了惊恐。就好像士兵们私下里决定，他们将战斗到结束——只要能够更多地激怒德国人就行。尽管他们知道，战斗几乎结束了，但士兵们仍然发明了一些新的方式，以使得战斗继续下去。迫击炮排的伞兵们把他们的最后几枚炮弹发射了出去，发射的时候没有用三脚架，也没有用底座板，而是把炮筒抬起来，用绳子拴住。另外的人，他们发现，那些用弹簧承载的步兵反坦克炮导弹发射器，雷管已经用完了，于是他们尝试用火柴盒做成的导火索来引爆炸弹。在他们的周围，到处都有朋友躺在那里，死去了或者正在死去，但他们仍然找到了抵抗的意志，而且在找到抵抗意志的时候，还经常彼此逗乐。士兵们记得，有一位爱尔兰伞兵，被一枚炮弹的爆炸震得失去了知觉，在终于睁开眼睛的时候，说道:“我死了。”然后，他想了一下，又说道，“我不可能死。我在说话呢。”
　　在那个应该成为他们胜利行军的开端的星期天，约翰·弗罗斯特上校的猎号曾经把他们召唤到他那里，在弗罗斯特看来，他们将永远不会被打败。然而现在，这个黑暗而具有悲剧性的星期三，他知道，“实际上没有得到解救的可能性了”。
　　仍然能够进行战斗的士兵，充其量只有150到200人，他们主要集中在坡道西边的被损坏的司令部大楼四周。超过300名的英国和德国伤员充满了地下室。“他们几乎是挤在彼此的上面，”弗罗斯特着重提到，“这使得医生和卫生员难以绕过去照料他们。”很快他将不得不就有关这些伤员作出决定。司令部大楼几乎一定要被再次击中，弗罗斯特告诉弗雷迪·高夫少校，如果大楼被再次击中的话，那么他“看不出，我将怎么能够战斗到最后一分钟，然后出去，而让我们的伤员被烧死”。所以他不得不采取措施，要在大楼被炸毁或者攻占之前，把伤员运送出去。弗罗斯特不知道还剩下多少时间，却仍然相信，他能够控制那些大桥入口一段时间，甚至能再控制上24个小时。但他的环形防线现在非常虚弱，他知道，“敌人如果抱定决心突袭的话，就能进入我们当中”。
　　在坡道的麦凯上尉一边，麦凯心中想，那座被摧毁的校舍“就像一个筛子”。麦凯后来回忆说:“我们孤零零的。东边的房屋全都被烧倒了，没有被烧倒的是南边的那一座房子，那座房子是德国人占据着的。”而在校舍里，一个恐怖又加在另外一个恐怖的上面。“士兵们极其疲惫，而且肮脏，”麦凯写道，“每当看到他们的时候，我都会反胃。他们面容憔悴，眼睛充血，有红眼圈，几乎每一个人都包扎着肮脏的绷带，到处都是血。”麦凯着重提到，当伤员被从楼梯上抬进地下室的时候，“在每一个楼梯平台上，鲜血都形成了水洼，像涓涓细流一样沿着楼梯流下。”他的剩余的13名士兵，“三三两两挤作一团，把守着阵地，而那些阵地实际上应该由两倍以上的兵力把守。惟一干净的东西，就是士兵们的武器。”在校舍遭到炮轰的时候，麦凯和他的士兵们，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击退了敌人的三次进攻，在四周留下了人数是他们的四倍的死亡的敌人。
　　上午慢慢过去的时候，作战在继续。然后，中午时分，这个顽强地藐视德国人的人受伤了。弗罗斯特记得，当他与道格拉斯·克劳利少校会面，讨论要派出一支作战巡逻队去清理这个地区的时候，“一个巨大的爆炸把他抛了起来，把他脸朝下扔在几码远的地方。一枚迫击炮炮弹几乎就在两个人的中间爆炸了。不可思议的是，这两个人都活着，但弹片嵌进了弗罗斯特的左脚踝和右胫骨，而克劳利则是双腿和右臂被击中。弗罗斯特几乎失去了知觉，他感到耻辱，因为他未能“抵抗住那些似乎强行从我身上发出的呻吟声，尤其是因为道格① 根本就一声不吭”而感到耻辱。弗罗斯特的勤务兵威克斯把这两位军官拽到掩蔽处，担架兵把他们连同其他的伤员一起抬进地下室。
　　在拥挤的地下室里，伊根神父试图使自己适应环境。在这个寒冷房间的昏暗的隐秘处，那位早些时候曾帮忙把伊根救出来的情报军官、布基·布坎南中尉，样子好像是筋疲力尽地倚靠着墙站立着。但布坎南已经死去了，炸弹爆炸的冲击波把他当场杀死，而没有留下痕迹。然后，恍惚而又仍然震惊的伊根，看见弗罗斯特被抬了进来。“我记得他的脸，”伊根说道，“他显得精疲力竭，垂头丧气。”地下室里的其他伤员，也看见了他们的营长。约翰·布伦特中尉是死去的布坎南的朋友，在布伦特看来，上校躺在担架上面的景象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我们这些下级始终认为，他是压制不住的，”布伦特写道，“看见他那个样子被抬进来，令人伤心。他从未屈服于任何事情。”
　　在房间的对面，也受了弹片伤的列兵詹姆斯·西姆斯记得，有人焦虑地朝着弗罗斯特喊道:“长官，我们还能坚持下去吗？”
　　在英格兰，索萨博斯基少将注视着，他的旅登上排成长列的运送兵员的达科他型飞机。自从星期日以来，当手下的波兰人等待出发的时候，他就感到紧张在增强。星期二，他们从士兵临时营舍来到了机场，结果却发现，行动被取消了。在这个星期三的上午，在得知他的空投场换了地方之后，索萨博斯基本人又把飞行推迟了3个小时，以便制定出新的计划来。现在，将近下午1点钟，当背负着沉重负荷的伞兵们走向飞机的时候，焦急的气氛消失了。士兵们终于上路了，索萨博斯基注意到，“他们有一种几乎是轻松愉快的态度”。
　　他的心态却大为不同。在计划改变以后的区区几个小时里，他试图尽可能了解有关厄克特的形势以及新的空投场的一切事情。他已经尽力为他的拥有3个营的旅提供了信息，并一直传达到了排的层次，但信息是贫乏的。索萨博斯基感到，他们准备不足，几乎是“要跳进未知的领域”。
　　现在，当螺旋桨慢慢转动起来时，各营开始爬上将把他们带到荷兰的那114架达科他型飞机。索萨博斯基对装载过程感到满意，他本人被吊送上了领头的飞机。随着引擎转速的加快，这架达科他型飞机移动了，在跑道上缓慢地行驶着，又转了个弯，准备起飞。然后飞机却停顿下来。让索萨博斯基气馁的是，引擎减速了。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他的焦虑也在一点点地增长。他不知道，是什么在延误起飞。
　　突然，机舱门打开了，一位英国空军军官爬了进来。他沿着过道来到将军的身边，告诉索萨博斯基，指挥部刚刚接到命令，要停止起飞。情况是星期二的一个翻版：南边的各个机场是开放的，再次运送补给品的轰炸机正在起飞，但在格兰瑟姆地区，浓云正在密布。索萨博斯基不愿意相信。他能听见，当消息传达下去时，他手下的军官和士兵们在咒骂。飞行又被延迟了24小时——一直到9月21日，星期四，下午1点。
　　加文将军的滑翔机步兵团，也再次停飞了。在对位于奈梅亨的瓦尔河进行极其重要的攻击的这一天，加文所极其需要的3400名士兵，以及他们的枪炮和设备，却不能动身。德里尔-赫维多普渡口仍然在进行着作战行动。在这个关键的星期三，也就是D日后的第3天，那个波兰旅本来可能已经渡了莱茵河，来增援厄克特疲倦的伞兵们，但天气却再次打击了市场花园行动。
　　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终于准备，对在荷兰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发起反攻。在9月20日，这个关键的星期三，整个走廊爆发了德国人的一次接一次的进攻。
　　莫德尔的增援部队正不断到达，他确信，他的兵力现在已经强大，足以消灭蒙哥马利的进攻。他计划，要挤垮在索恩村、费赫尔市和奈梅亨市之间的盟军走廊。他知道，阿纳姆大桥几乎已在他的手中。而冯·扎根的第十五集团军——这支部队，蒙哥马利早在安特卫普的时候就把它忘记了——现在正慢慢地恢复元气，人员正在重新组织，弹药和补给品正在到达。不出48个小时，在B集团军群的作战日志里，附件第2342号，莫德尔将用下述字眼，向冯·伦德施泰特报告冯·扎根的状况:“第十五集团军渡过斯海尔德河的人员和设备的总数，达到82，000人、530门火炮、4600车辆、4000多匹马，以及大量有价值的物资……”①
　　莫德尔现在对冯·扎根进行接管的能力充满信心，结果他计划在72个小时之内，完全改组他本人的指挥结构。冯·扎根将指挥盟军走廊以西的B集团军群的所有兵力；现在正在得到系统化增援的施图登特的第一伞兵集团军，将被安排在走廊以东。莫德尔开始他锐利的、穿透性的进攻的时间已经到了。
　　20日上午，在索恩大桥，德军的装甲部队突然进入美军第一○一师的防区，几乎成功地夺取了大桥。只是泰勒将军的士兵以及英军的坦克部队所采取的迅速行动，才抵挡住了这次进攻。与此同时，当霍罗克斯的坦克纵队快速奔往奈梅亨的时候，泰勒防区的整个地段也承受着压力。
　　上午11时，在加文将军的地区，德国部队在一阵狂轰滥炸之后，从国家森林里出击，对第八十二师的右翼发起进攻。没出几个小时，一场全面的大举猛攻就在穆克地区形成了，威胁到了位于霍伊曼村的那座大桥。加文的部下正在奈梅亨，准备对瓦尔河发起攻击，加文匆匆从奈梅亨赶到这个现场，看到“我们所拥有的那惟一一座将让装甲部队通过的桥”，正岌岌可危。“对于拥挤进入奈梅亨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如果要继续生存下去，这座桥就必不可少。”他回忆说。他的问题是急迫的：第八十二师的每一支可用的部队，都已经投入了战斗。加文匆忙要求英军的科尔德斯特里姆近卫团① 给予帮助。然后，他亲自率领进行反攻，于是一场激烈的冷酷无情的战斗开始了，这场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加文把部队前后挪动，就像挪动象棋棋子一样，坚持了下来，并最终迫使德国人撤退。他一直害怕从国家森林发起的进攻。现在加文和军长布朗宁将军知道，战斗的一个新的而且是更为危险的阶段开始了。在抓获的俘虏当中，有些是莫德尔强悍的第二伞兵军团的人。莫德尔的意图现在很明显：夺取关键性的桥梁，把走廊挤垮，粉碎霍罗克斯的坦克纵队。就现在来说，莫德尔确信，盟军永远也不会在奈梅亨渡河，然后开车走完最后的11英里前往阿纳姆。他自信地告诉比特里希将军，他预计战斗将在这个星期之内结束。比特里希则不那么有把握，他告诉莫德尔，要是把在奈梅亨的所有桥梁炸毁的话，他会更放心。莫德尔看着他，愤怒地喊道:“不！”
　　对自己的上级威廉·比特里希的态度，海因茨·哈梅尔少将感到恼火，他认为，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的这位司令，对这场战斗采取了一种过于深谋远虑的态度。比特里希“似乎对在潘讷登村的渡河问题完全置若罔闻”，那些问题从一开始就使哈梅尔受到了牵制，在他看来，比特里希应当在那个地点呆上足够长的时间，“亲自看看让20辆坦克渡过河这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而且其中的3辆还是虎型坦克”。哈梅尔的工兵用了将近三天时间，才建起了一个渡口，能让大致40吨重的货物渡过莱茵河。尽管哈梅尔相信，作战行动现在可以加速了，但到目前为止，却只有3个排的坦克部队（12辆美洲豹型坦克）到达了奈梅亨郊外。其余的坦克，包括他的虎型坦克，正在阿纳姆大桥那里，在经验丰富的东线指挥官汉斯·彼得·克瑙斯特少校的指挥下作战。
　　38岁的克瑙斯特，在1941年莫斯科附近作战中丢了一条腿。哈梅尔回忆说，“他重重地踩着一条木腿走来走去，尽管始终在疼痛，但却一次也没有抱怨过。”然而，克瑙斯特也是哈梅尔不悦的原因之一。
　　为了支援弗伦茨贝格师，“克瑙斯特战斗队（Kampfgruppe）”被匆匆派到荷兰，它有35辆坦克、5辆装甲运兵车和1门自行火炮。但克瑙斯特手下的老兵却水准低下，他们几乎全都曾在某个时候负过重伤，在哈梅尔看来，他们“几乎就是伤残退役军人”。在正常状况下，这些人是不会参加战斗的。除此之外，克瑙斯特的补充兵员都很年轻，许多人只受过8个星期的培训。阿纳姆大桥的战斗已经进行了这么长的时间，因而哈梅尔现在对奈梅亨的形势开始感到害怕。一旦英国人突破，他就会需要克瑙斯特的坦克部队，来坚守阿纳姆大桥以及位于奈梅亨和阿纳姆之间的防御阵地。更多的装甲支援部队正在路上，包括15辆到20辆虎型坦克以及另外20辆美洲豹型坦克，但哈梅尔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会到达，也不知道阿纳姆大桥是否畅通，从而可以加速他们向南边的大举猛攻。哈梅尔想象，即使夺取了阿纳姆大桥，之后也仍然需要一整天的时候，来清理那些车辆残骸，让车辆得以通过。
　　为了指导所有的军事行动，哈梅尔已经在多尔内堡村附近建立了一个前线指挥所，多尔内堡村在潘讷登村西边两英里、奈梅亨东北6英里处。从那里，他驱车向西，来到奈梅亨至阿纳姆的中间点，以便研究地形，把防御阵地固定下来，一旦发生突破，这些阵地就可以派上用场。他的侦察产生了一个清晰的印象：不论是英军的坦克部队还是德军的坦克部队，似乎都不可能离开公路。只有轻型车辆才能通行在路面薄弱的、砖铺的次要道路上①。他自己的那些坦克，在从潘讷登村渡河之后前往奈梅亨的途中，就曾在这样的马路上陷于泥沼，坦克的重量压碎了路面。奈梅亨至阿纳姆的主要公路，在一些地方是堤岸路，有9到12英尺高，两边是柔软的圩田，在这些高高的地段上移动的坦克，将会完全暴露，在天空的衬映下露出轮廓，选好址的炮兵能够轻易把它们逐个瞄准击中。眼下，哈梅尔没有能够覆盖公路的火炮，这样一来，在英军于奈梅亨突破之前，克瑙斯特的坦克和大炮渡过莱茵河进入阵地，就刻不容缓了。
　　在返回位于多尔内堡村的司令部之后，哈梅尔从他的参谋长帕伊什上校那里听到了最新的报告。从阿纳姆那里传来了好消息：正在抓获更多的俘虏，大桥上的战斗正在走向终止，克瑙斯特相信，到下午晚些时候他就可以成功渡河。战斗也在奈梅亨进行着，卡尔·海因茨·奥伊林上尉尽管伤亡严重，却牵制了对方要夺取那里的铁路桥和公路桥的一切努力，美国人和英国人在两个大桥入口处，都被阻挡住了。在城市中心，英军部队也耽搁了下来，但局势更加危险一些。
　　奥伊林的报告反映了一种哈梅尔并不认同的乐观主义。最终，单是凭着数量上的优势，英军的装甲部队也无疑会越过德国人的防线。哈梅尔点燃一支雪茄，告诉帕伊什，他“预料，在48个小时之内，英美联军的全力进攻，将会投入到那座公路大桥上”。如果克瑙斯特的坦克部队和炮兵能够迅速夺取阿纳姆大桥，他们就可能挡住英军装甲部队的大举猛攻。哈梅尔知道，倘若装甲部队行动迟缓，未能及时迫使那一小群英国人离开阿纳姆大桥并清除大桥上的车辆残骸，他就必须不顾一切命令，把奈梅亨公路桥炸掉。
　　尽管他的考虑十分仔细，但却并没有想见到一个最为反常的计划：美国伞兵可能试图涉水过河，进行一次重大的水陆两栖袭击。
　　10
　　正在等待的伞兵们拥挤在距离渡河点不远的地方，那个地点是从奈梅亨铁路桥顺流而下1英里处。在星期二的整个晚上，一直到星期三上午，当古尔本中校和范德弗特中校率领下的英美联军，继续为争夺铁路桥和公路桥作战的时候，美英士兵在努力把那个通向河岸的地区扩大，这样近卫团装甲师的坦克和重炮就能进入发射阵地，以支援这个水陆两栖袭击。台风型飞机将于进攻发起前30分钟，低空飞过北岸，用火箭弹和机枪扫射整个地区。在地面上，坦克和火炮将对这个地点再轰击上15分钟。然后，在坦克发出的烟幕的掩护下，由27岁的朱利安·库克少校率领的第一拨士兵将出发，进行有史以来最为大胆的一次渡河。
　　指挥官们为了制定这个计划用了整整一个夜晚，计划也是尽可能地完美。但是，伞兵们渡过这个400码宽的河要乘坐的船只，却迟迟没有到达。进攻发起的时刻，原先定于下午1点，现在不得不推迟到下午3点。
　　美国人分成小组等待着，与此同时库克来回踱着步子。“那些该死的船在哪里？”他纳闷。加文将军以及第五○四团团长塔克上校告诉他，他的第三营将渡过瓦尔河进行袭击，从那以后，库克一直是“震惊而又目瞪口呆”。在这位年轻的西点军校毕业生看来，似乎“我们正被要求，全凭我们自己的力量，进行一次奥马哈海滩登陆”。他的士兵当中，有许多人从未坐过小船。
　　焦急等待船只到达的，并不只有库克一人。中午之前，弗雷德里克·布朗宁将军已经收到了第一个清晰的暗示，说厄克特的形势严峻。这封鬼怪式联络部队的电报，是通过英军第二集团军的通讯系统收到的，电报中说：
　　（201105）……高级编队仍然在主桥北端的附近，但并没有与主桥北端接触，也无法再次提供补给……阿纳姆完全掌握在敌人手里。要求采取所有可能的步骤，以加快解救。战斗猛烈，抵抗极其强大。阵地不太好。
　　布朗宁极其不安。每一分钟都很重要，迅速夺取奈梅亨大桥，对于厄克特的士兵们的幸存来说是极其关键的。而在这个时刻，对阿纳姆的防御者的解救，几乎完全取决于库克和第三营——这是一个库克没有意识到的事实。
　　不管怎么说，船只不在近处，而且甚至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些船是什么样子。整个夜晚，霍罗克斯将军和他的参谋们都在试图加快船只的到达。在后边的远处，在工兵的护送车队中，有3辆运载着船只的卡车，在挤得水泄不通的马路上一点点地向前移动着。在艾因霍温时，它们就被德国空军的一次猛烈的轰炸耽搁了。城市的整个中心被炸毁了，几十辆运送补给品的卡车被摧毁，一个运送弹药的车队整个地被点燃了，使得这场大屠杀进一步加剧。现在，在瓦尔河渡口，在距离进攻发起时刻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仍然看不到卡车和那些极其重要的船只的影子。
　　攻击出发地点位于庞大的PGEM发电厂的东边，起初大家认为，可以直接从发电厂里渡河。在那里，在河的边缘，有一个小小的水湾可以为装船提供保护，因为那个地方德国人观察不到。塔克上校放弃了那个地点，因为它离敌人坚守的那座铁路桥太近了。当伞兵从码头区出现的时候，德国人能用机枪火力向每一个人扫射。在水湾的出口，有一股流速为每小时8到10英里的水流，它的旋转也要更强一些。塔克计划把地点移到更西边的地方，让他的士兵跑步把船送到河边，放船下水，然后划船过去。但这也让库克少校担忧，以他所知，每只船大约200磅重，在装上士兵的装备和弹药时，那个数字大概会翻番。
　　一旦下水，每只船将运送13名伞兵外加3名工兵，工兵将把伞兵送过河。军事行动将是持续的，这些攻击船将一浪接着一浪，反复渡河，一直到库克的整个营，以及约翰·哈里森上尉指挥的另外一个营的一部分，全都过河为止。爱尔兰近卫团的爱德华·G. 泰勒少校的坦克部队将给予火力支援，泰勒对这整个计划感到惊骇。“它把上帝的恐惧放在了我的心中！”泰勒回忆说。他问那位嚼着雪茄的塔克上校，他的士兵以前是否练习过这种军事行动。“没有，”塔克简短地回答，“他们正在进行在职培训。”
　　从发电厂的九楼上，库克与指挥着爱尔兰近卫团第二营的贾尔斯·范德勒中校，用双筒望远镜观察北岸。就在他们站立处的对面，平地从河边向内地延伸200到300码，库克的士兵在登陆以后，将不得不越过这块没有保护的地段。在平坦河边的更远处，一个斜坡堤岸有大约15到20英尺高，堤岸的上面是一条从西向东的20英尺宽的马路。有一座矮而宽的房子，被称为荷兰农家堡垒，在马路之外大约800码的地方。库克和范德勒能够清楚地看到，敌人的部队处在堤岸上的适当位置，而且他们确信，观察所和火炮阵地就在堡垒的里面。库克记得，他当时想:“有人想出了一个真正的噩梦。”然而，在进攻发起时刻的空军和炮兵的有效支援，将减弱德国人的抵抗，并使得伞兵迅速控制北岸。库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个支援。
　　范德勒认为，渡河可能被证明是“恐怖的，带有严重的伤亡”。但他打算让他的坦克部队在最大程度上给美国人以支持，他计划使用大约30辆谢尔曼型坦克——那是由爱德华·G. 泰勒少校和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少校指挥的两个坦克中队。下午2：30，坦克将朝河开去，爬上堤岸，“并排地”爬上去，它们75毫米口径的大炮将排列成行，轰击远处的河岸。英军的这个轰炸，还将得到美军第八十二师的迫击炮和火炮的支援。总共，将有100门大炮轰击北岸。
　　库克的士兵们还没有看见过实际的出击地区，他们是在阔步行进的途中听到简短命令的。当他们到达时，河的宽度让每一个人都震惊了。“起初，给我们下达命令时，我们以为他们是在开玩笑。”约翰·霍拉伯德少尉回忆说。中士西奥多·芬克拜纳被确定参加第一拨进攻，他确信:“由于有烟幕，我们的机会是相当好的”。但I连的连长T. 莫法特·伯里斯上尉却认为，这不啻是一个自杀任务。
　　第五○四团的新教随军牧师德尔伯特·库赫尔上尉也有同感。通常库赫尔不会与袭击部队一同前往，现在他要求，能允许他与库克的士兵在一起。“这是我做出的最艰难的决定，”他回忆说，“因为我是自愿前往的。完成这个计划似乎是不可能的，我感到，士兵们如果需要我的话，那就应当是在这次行动里。”
　　亨利·鲍德温·基普上尉，被称为这个营的百万富翁，因为他是美国费城比德尔家族的一个成员，他认为:“我们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在18月的几乎一直持续的作战中，我们什么都做过了，从跳伞，到建立桥头阵地，到用做山地部队和普通的步兵。但渡河却是某种别的事情！它听上去就不可能。”
　　按照弗吉尔·卡迈克尔中尉的说法，库克试图让气氛轻松下来，他宣告，他将模仿乔治·华盛顿的样子，“笔直地站立在船上，紧攥右拳，被推向前去，喊道，‘前进，士兵们！前进！’”H连的连长卡尔·W. 卡普尔上尉，听说在阿纳姆发起的进攻出了麻烦，因而非常关切。他想“上那条该死的船，玩命地渡过河去”。他有一个好朋友在英军第一空降师里，他感到，如果有谁在阿纳姆大桥上，那人就是“弗罗斯蒂”——约翰·弗罗斯特上校。
　　到下午2点时，仍然没有突击舟的影子，而要把正在前来的台风型飞机中队召回，已经为时太晚。在出击地点，库克的士兵和范德勒的坦克部队隐藏在河的堤岸后面，等待着。下午2：30整，台风型飞机的打击开始了。这些飞机在头顶上面掠过，脱离开编队，一架接一架呼啸着俯冲下去，朝着敌人的阵地发射火箭和机枪。10分钟以后，当范德勒的坦克部队开始在堤岸上进入阵地时，那3辆运送突击舟的卡车到了。在还剩下20分钟的时候，库克的士兵们才第一次看到，这些轻而薄的可折叠式的绿色小船。
　　小船19英尺长，船底是用平的强化胶合板做的。船的两个边是帆布的，用木楔子固定住，从地板到舷边高度是30英寸。本来应该在每条船上有8个4英尺长的短桨，但许多船上只有两个短桨。士兵们将不得不用他们的步枪枪托来划船。
　　工兵们迅速组装船只。当每一只船被组装起来的时候，被安排在该船上的伞兵们就把他们的装备装在船上，准备朝河岸冲刺。在猛烈轰击对岸的火力网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喧闹声中，那26只船终于组装完成。“有人喊，‘前进！’”帕特里克·马洛伊中尉回忆说，“于是每个人都一把抓住舷边，开始用力拖着船朝河里跑去。”从后方，炮弹呼啸着从士兵们的头上飞过，坦克从在他们前面的堤岸上开炮，而白色的烟，在马洛伊看来是“相当的厚”，在宽阔的河面上飘过。袭击开始了。
　　攻击的第一拨大约有260名士兵——两个连，H连和I连，外加司令部的参谋和工兵，他们一到河边，让船下水便呈现出一种灾难的性质。被投入到浅水中的船，陷在泥土之中，就是不移动。士兵们在浅水区挣扎着，翻腾着，把船抬到深水区，推开船，然后爬了上去。有些士兵在试图爬上船的时候，船又翻了。有一些船，由于装载超重，被陷在水流之中，开始旋转，从而失去控制，有些船则因为沉重的负荷而下沉。短桨丢失了，士兵从船上落水。卡尔·卡普尔上尉看到，这是一个“群体混乱”的场面。他的船开始沉没。“列兵勒加西落水了，开始下沉。”卡普尔记得。卡普尔跟随着他跳下了水，水流的迅速让他吃了一惊。他一把抓住勒加西，把他拉到安全的地方，“但等我把他拉到岸边的时候，我就好像成了一个老人，精疲力竭”。卡普尔又跳上另外一条船，再次出发。汤姆·麦克劳德中尉的船几乎被水漫过，他以为他们正在沉没。“短桨在疯狂地划动，”他记得，而在这喧闹声之上，他所能听见的，就是库克的嗓音，那是从附近的一条船上发出的，喊道:“别停！别停！”
　　这位少校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同时也在大声地祈祷着。弗吉尔·卡迈克尔中尉注意到，他已经与每一行歌词合上了节奏。“欢呼马利亚——承蒙上帝的恩典——欢呼马利亚——承蒙上帝的恩典。”库克随着短桨的每一次划动而吟唱着。① 然后，在混乱当中，德国人开火了。
　　炮火是如此的强烈而又密集，这让马洛伊中尉回想起“我们在安齐奥② 遭受到的最糟糕的轰击。他们正在用重机枪和迫击炮不断射击，大多数是从堤岸和铁路桥上射击的。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容易击中的浮标”。 随军牧师库赫尔惊恐万状，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士兵的头被炸飞了。库赫尔一再不断重复着:“主啊，你的子民要不行了。”
　　从他的在PGEM发电厂大楼的指挥所里，范德勒中校与布朗宁将军、霍罗克斯将军一起注视着，神色严肃，一言不发。“那是一个恐怖、恐怖的景象，”范德勒记得，“船实际上从水上被炸飞了。在炮弹进行打击的时候，巨大的水柱间歇地喷上去，而从北岸发射的轻武器的火力，又使得河就像一口沸腾的锅。”士兵们本能地开始蹲伏在船里。霍拉伯德少尉盯着脆弱的帆布船侧，感到自己“完全被暴露了出来，毫无还手之力”。甚至他的头盔也“似乎就像无边小便帽一样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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