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片撕裂了这个小小的舰队。那只运送着詹姆斯·梅加拉斯中尉所属排的一半人的船沉没了，没有留下一点痕迹，没有幸存者。艾伦·麦克莱恩中尉看到，有两只船被炸成了两半，伞兵们被扔进水里。在T. 莫法特·伯里斯上尉的那条船四周，枪弹“就像雹子一样”倾泻下来，最后那位掌舵的工兵说道:“抓住船舵。我被击中了。”他的手腕粉碎了。当伯里斯俯下身来帮忙的时候，那位工兵又再次被击中，这一次是头部中弹。炮弹碎片击中了伯里斯的身体侧面。当那位工兵从船舷落入水中的时候，他的脚钩住了船舷上缘，使得他的身体起到了船舵的作用，让船转起圈来。伯里斯不得不把这个死去的人推进水里。这个时候，又有两个坐在前面的伞兵被杀死了。
　　由于刮起了一阵疾风，烟幕被吹得七零八碎。现在德国的机枪手们一条船一条船地扫射。中士克拉克·富勒看到，有一些士兵，忙着要迅速过河，而又不顾一切试图躲避开炮火，结果“彼此对立地划着船，使得他们的船一圈圈地旋转着”，德国人轻而易举便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射死了。富勒“吓坏了，感到自己瘫痪了”。在渡河来到一半的时候，列兵伦纳德·G. 特伦布尔突然被猛击到船的底下。他的船被直接击中，特伦布尔的脸上、肩膀、右臂和左腿受了伤，他确信他要流血死去。船进了水，疯狂地转着圈，接着又缓慢地漂浮回到了南岸，除了特伦布尔之外，船上的所有人都死了。
　　在指挥所里，范德勒看到，“巨大的缺口开始在烟幕中出现”。他的坦克手们发射了10多分钟的烟雾炮弹，但现在近卫团的每一种弹药都快要耗尽了。“德国人已经换了弹药，正在开始使用大家伙，我记得，我几乎是试图恳求美国人再快一些。显然这些年轻的伞兵们在使用突击舟方面没有经验，突击舟并不是容易操纵的东西。他们正在水的上面作之字形行进。”
　　然后，第一拨到达了北岸。士兵们挣扎着从船上爬出来，开着枪，开始越过那块暴露的平地。中士克拉克·富勒，几分钟以前还吓得几近瘫痪，现在为还活着而高兴，以至于感到“兴高采烈。我的恐惧被一种突然冒出的鲁莽所取代。我感到，我能够把德军全都揍一顿”。 范德勒在注视登陆的时候，“看见一两条船触到了河滩，立即又有三四条穿触到了河滩。没有一个人停下。士兵们从船里出来，开始朝堤岸跑去。我的上帝啊，那是一个多么英勇的景象！他们只是一个劲地越过那块开阔地。我从未看见有一个人在未被击中之前倒下。我认为，最终成功渡河的人，占那个舰队的不到一半。”接着，令范德勒吃惊的是，“那些船又转过头来，开始返回，再运送第二拨”。布朗宁将军转向霍罗克斯，说道:“我从未见过更为英勇的战斗。”
　　当朱利安·库克的突击舟靠近河滩的时候，他跳了出来，拖着船，急于上岸。突然，在他的右边，他看见，灰色的河水中发出了一种噗噗的翻腾声。“那个样子就像一个大的气泡，正在稳定地靠近河岸，”他记得，“我想，我是有幻觉了，正在这时一个头盔的顶部打破了水面，继续向前移动。然后一张脸在头盔的下面出现了。那是小个子机枪手、列兵约瑟夫·杰德里卡。他把30弹径的机枪子弹带绕在肩膀上，两只手各拎着一个子弹箱。”杰德里卡从船舷掉入水中，水深8英尺，他屏住气息，平静在河床上走着，直到在水面上出现。
　　卫生员们已经在河滩上工作，当汤姆·麦克劳德中尉准备返回，渡过瓦尔河，再带一船伞兵过来时，他看见，步枪已经插在阵亡者旁边的地上了。
　　下午4点刚过，在位于多尔内堡村的司令部里，海因茨·哈梅尔得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根据报告，“一道白色的烟幕被投放在荷兰农家堡垒对面的河上”。哈梅尔以及他的一些参谋，匆匆驱车来到伦特村，伦特村在瓦尔河的北岸，距奈梅亨大桥1英里远。那个烟幕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情：英美联军正在试图乘船渡过瓦尔河。不过哈梅尔仍然无法相信他本人的分析：河的宽度，守卫在北岸的兵力，奥伊林有关那天上午的乐观的报告，以及他本人对在奈梅亨的英军和美军兵力的估计——全都表明这个行动是行不通的。但哈梅尔决定还是亲自看看。他记得，“我无意因为让这些桥梁落入敌人的手中，而被柏林逮捕和枪毙——不管莫德尔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
　　朱利安·库克少校知道，损失是可怕的，但现在他没有时间来估价损失。他的各个连队已经在那块暴露的河滩上登陆了。各分队密不可分地混合在了一起，而且一时间毫无组织。德国人正在用机枪扫射河滩，然而顽强的伞兵们却拒绝被火力压制住。他们或者是单独，或者是三三两两，朝堤岸奔去。“要么呆在那里被打成筛子，要么前进。”库克记得。士兵们奋力前进，以机枪、手榴弹和上了刺刀的步枪为武器，向堤岸发起冲锋，把德国人狠狠地寻找出来。中士西奥多·芬克拜纳相信，他是最早赶到那条高高的堤坝马路上的人之一。“我把头探出马路在地面，结果正好盯着一架机枪的枪口。”他回忆说。他忽地低下了头，但“枪口的火力把我的头盔炸飞了”。 芬克拜纳把一颗手榴弹扔进了德国人的机枪掩体，听见手榴弹的爆炸声和人尖叫的声音。然后他迅速站起身来，上了堤岸马路，朝下一个机枪掩体跑去。
　　莫法特·伯里斯上尉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身体侧面的弹片伤，当他登陆时，他“因为还活着而高兴极了，结果都呕吐起来”。他径直朝堤坝跑去，朝他的士兵喊道，让“一挺机枪朝左翼射击，另外一挺机枪朝右翼射击”。士兵们照办了。伯里斯看见，堤坝的后面有几幢房子。他踢开一幢房子的门，惊讶了，因为“有几个德国人还在睡觉，显然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伯里斯迅速掏出一颗手榴弹，拔下保险针，扔进屋子，然后砰地关上了门。
　　在烟雾、喧闹和混乱当中，一些第一拨的士兵记不得了，他们是怎么离开河滩的。下士杰克·邦默是一个通信兵，背负着沉重的通讯设备，他只是向前跑。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可能的话要活下去”。他知道，他得赶到堤岸，等待进一步的指示。在到达堤岸顶上的时候，他看到“到处都是尸体，而且德国人——其中有一些还不到15岁，另外一些60岁以上——他们几分钟之前还在屠杀坐在船上的我们，现在却乞求饶命，试图投降”。士兵们因为他们的磨难而受到了太大的震惊，也因为朋友们的死亡而太愤怒了，因而不能接受许多俘虏。邦默回忆说，有一些德国人“立即被近距离射击杀死了”。
　　第一拨士兵们用了不到30分钟的时间，便制伏了堤坝马路上的德国防御者，他们因为这次渡河而悲伤和筋疲力尽，他们死去的和负伤的同伴们躺在河滩上。并非所有的敌人阵地都被攻占了，但现在伞兵们可以蹲伏在原先的德国机枪掩体里，保护随后几拨人的到来了。第二次渡河中，又有两条船损失了。而在仍然猛烈的炮火的轰击下，剩余的11条船上的精疲力竭的工兵们，又进行了五次强渡，最终把所有的美国人送过了血染的瓦尔河。现在，重要的一切，就是速度。在德国人充分理解正在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在他们把那些桥梁炸掉之前，库克的士兵们得夺取各个渡口的北端。
　　现在，堤岸防线已经被攻占了，德国人正在撤退到第二道防线去。库克的伞兵们对他们决不心慈手软。亨利·基普上尉评论说:“该营的剩余人员似乎变得狂热起来，而且由于狂怒而疯狂，士兵们片刻间忘记了害怕的意义。我从未目睹过，人性的这种变态会展现得像在这一天这样激烈。那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景象，但却不是一个好看的景象。”
　　那些曾无助地坐在船上、朋友们又在周围死去的士兵们，他们或者是单独，或者是以小组，用手榴弹、冲锋枪和刺刀，杀死了相当于他们死去朋友的人数四五倍的敌人。他们以残酷无情的效率，把德国人寻找出来，然后并不停下来休息，也不重组，而是继续他们的横冲直撞的攻击。他们冒着机枪火力，冒着就在前面的荷兰农家堡垒的高射炮组的猛烈轰击，在田野、果园以及堤岸后面的房屋里作战。有一些小组沿着下沉的堤坝马路朝正东方向奔去，前往各座桥梁，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小组猛烈攻击那座堡垒，对德军的炮火几乎置若罔闻。有一些伞兵，背着手榴弹，游过围绕着堡垒的城壕，开始爬城墙。中士勒罗伊·里士满潜水游了过去，出其不意地俘获了保卫着那个砌高的堤道的敌军士兵，然后挥手让他的人过去。按照弗吉尔·卡迈克尔中尉的说法，伞兵们“设法爬上了堡垒的顶部，接着在下面的其他伞兵朝上投掷出手榴弹，手榴弹立即一个又一个地落入了小塔楼的炮眼”。德国防御者们迅速投降了。
　　与此同时，两个连队——伯里斯上尉的I连和卡普尔上尉的H连——的一些部队，正在朝那些桥梁冲刺。在铁路桥上，H连发现，德国人的防御是如此猛烈，以至于看起来美国人的进攻有可能被拖住似的。① 然后来自南端以及奈梅亨的英美军队的持续压力，使得敌人突然垮掉了。令卡普尔吃惊的是，德国人开始“大规模地”越过大桥撤退——直接朝美国人的火炮撤退。从他的在PGEM发电厂附近的坦克上，约翰·戈尔曼中尉“能够看到，好像有几百个德国人，又糊涂又惊慌，越过大桥直接朝美国人跑来”。在北岸，理查德·拉里维埃中尉和E. J. 西姆斯中尉也看到，德国人跑来了。他们难以置信地看到，德国人丢下武器，匆匆朝北出口走去。“他们大批地走来，”拉里维埃回忆说，“而我们就让他们来——来到路的三分之二的地方。”然后美国人开火了。
　　一阵弹雨迅速射向防御者们。德国人在各处倒下了——有些人掉进桥下面的主梁里，还有些人落入水中。260多个人躺倒死去，许多人受了伤，还有几十个人停火之前就被抓了俘虏。在瓦尔河袭击开始后不到两个小时，那些桥梁中的第一座就陷落了。爱尔兰近卫团的爱德华·G. 泰勒少校看见，“有人在招手。好长时间我一直全神贯注于那座铁路桥，结果，那座桥成了对我来说惟一存在的东西了。我拿起无线电，给营部打了无线电话，‘他们在桥上！他们夺到桥了！’”时间是下午5点。近卫步兵第一团的托尼·海伍德上尉收到了泰勒的消息，发现消息“完全把人搞糊涂了”。这个消息指的是哪座桥？古尔本中校所率领的近卫步兵第一团的士兵们，仍然在瓦尔克霍夫教堂附近，与范德勒中校的伞兵们并肩作战，而在那个地方，奥伊林的党卫军继续拒绝让他们夺取那座公路桥。海伍德记得，如果消息说的是那座公路桥已经被攻占了，那么“我无法明白他们是怎么过去的”。
　　铁路桥完好无损、实实在在地掌握在了英美联军的手中，但德国人——不论是准备战斗到最后，还是吓得要离开阵地——却仍然还在桥上。美国人迅速在北端寻找，看有没有准备炸桥用的炸药。尽管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但大桥仍然还有接上电线、准备炸掉的机会。卡普尔上尉现在给库克少校打电话，敦促他尽可能快地派英军坦克过桥，他和I连的伯里斯上尉相信，有了这些坦克作为支援，他们就能抓住那个大奖，也就是在东边将近1英里处的奈梅亨公路桥。卡普尔回忆说，然后塔克上校来了。塔克说道，这个要求“已经转达了，德国人仍可能随时把这两座桥都炸掉”。库克的伞兵们没有犹豫，又出发赶往那座公路桥。
　　哈梅尔将军无法搞清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的眼睛放在双筒望远镜上，立于伦特村附近的一个地堡的屋顶。这个阵地在瓦尔河的北岸，距离那座主要的奈梅亨公路大桥不到1英里，从这个阵地，他能够看见烟雾在他右边升起，能够听见战斗发出的巨响。但除了知道对方曾经试图在铁路桥附近渡河之外，似乎谁都不能准确地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能够清楚地看到那座公路桥，桥上什么也没有。哈梅尔回忆说，然后“伤员开始到达了，我开始接到互相冲突的报告”。他得知，美国人已经过了河，“但一切都被夸大了。我不清楚，他们是坐10条船还是100条船过的河”。哈梅尔的脑子“在紧张地思考着，试图决定下面该做什么”，他与他的工兵们进行了核对。“我被告知，这两座桥都做好了被炸掉的准备，”他记得，“当地的指挥官得到了指示，要炸毁铁路桥。炸公路桥的引爆装置藏在伦特村地堡附近的一个花园里，有一个人守在那里，正在等待压下撞针杆的命令。”接着，哈梅尔接到了第一个清楚的报告：只有几条船过了河，而且战斗仍然在进行。他再次用双筒望远镜察看，看见公路桥仍然是清晰的，没有任何活动。尽管他的“本能，是要把这座压在我肩膀上的麻烦的桥炸毁，但我却无意在绝对确信桥已丢失之前做任何事情”。哈梅尔决定，如果他不得不炸掉公路桥的话，他也将确保“桥上挤满了英军的坦克，让他们也在爆炸中飞上天去”。
　　在胡纳公园以及紧靠着公路桥南入口的瓦尔克霍夫教堂里，卡尔·奥伊林上尉的党卫军精锐装甲部队正在为了活命而战斗。爱德华·古尔本中校的英军近卫步兵第一团，以及本·范德弗特中校的美军第八十二师第五○五团第二营，所组成的英美联军，发起的进攻是有条不紊而又残酷无情的。范德弗特的迫击炮和大炮轰击着德国人的防线，同时他的士兵们从一幢房子冲刺到另一幢房子。古尔本的坦克正在拉近它们与奥伊林的不断缩小的防线之间的间隔，它们在通向会合点的各条街道上行驶，驱赶着面前的德国人，它们发射17磅重炮弹的大炮和机枪在轰击着。
　　德国人奋力还击。“那是我曾遭遇过的总量最大的炮火，”中士斯潘塞·沃斯特回忆说，沃斯特当时是一位19岁的老战士，自北非战役以来一直与第八十二师在一起，“我有了这种感觉，我可以伸出手来，用每一只手抓住子弹。”沃斯特趴在离瓦尔克霍夫教堂大约25码的一幢房子上的一个壁架上，从他的这个有利位置，能够朝下看见德国人的阵地。“公园各处都是散兵坑，”他记得，“所有的战斗行动，似乎都是以这些散兵坑以及一个中世纪的塔楼为中心。我看到，我们的人从右边和左边突出来，直接朝环形交叉路口发起冲锋。我们太急于赶到那座大桥了，结果我看见，有一些士兵爬到散兵坑，简直就是把德国人拽出来。”沃斯特本人的步枪枪管太热了，结果步枪里面的防腐润滑油开始从木头枪托里渗出来。
　　在这场杀气腾腾的交火继续的时候，沃斯特震惊地看到，范德弗特上校“溜达着过了街道，吸着一支雪茄。他在我呆的那幢房子的前面停了下来，抬起头说道，‘中士，我想你最好还是去看看，你能不能让那辆坦克动起来。’”范德弗特指着公园的入口，那里停着一辆英军坦克，坦克的旋转枪架关闭着。沃斯特从屋顶上爬下来，跑到那辆坦克那里，用他的头盔敲打着坦克的侧面。旋转枪架打开了。“上校要你们开动，”沃斯特说道，“来。我告诉你们朝哪里开火。”沃斯特走在坦克的旁边，德国人尽收眼底，他把目标指了出来。当范德弗特的士兵和古尔本的坦克部队火力增强的时候，敌人的防御圈便开始崩溃了。曾把盟军先前的每一次进攻都阻止下来的那条由反坦克炮组成的令人畏惧的防线，被消灭了。最后，只有环形交叉路口中央的4门自行火炮还在开火。然后，下午4点过后，在坦克部队和步兵发起的一次全力攻击中，这些自行火炮也被打垮了。当范德弗特的伞兵们用刺刀和手榴弹冲锋的时候，古尔本把他的坦克列成战阵，4辆并排，冲进公园。一片惊恐中，德国人溃散了，他们撤退的时候，有一些人试图在大桥的大梁上隐蔽，另外一些人，他们离开得要远一些，则是快速穿过英美联军的炮火，朝着那座中世纪的堡垒跑去。在德国人经过时，几十名伞兵把手榴弹扔在他们当中。攻击结束了。“他们确实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沃斯特说道，“我们看见，他们径直从我们旁边冲过，冲向那条通往大桥的马路，有些人跑了过去，到了东边。我们感觉相当良好。”
　　近卫团装甲师的师长艾伦·阿代尔将军记得，他在指挥附近的一幢大楼里的作战行动的时候，“咬紧牙关，害怕听见爆炸的声音，因为那会告诉我，德国人已经把大桥炸掉了”。他没有听见爆炸声。通往瓦尔河大桥的各条入口都畅通着，各个桥墩完好无损。
　　中士彼得·鲁宾逊的那支由4辆坦克组成的部队一直在等待，等的就是这个时刻。现在他们朝大桥驶去。① 这位参加过敦刻尔克撤退的老战士，几小时之前就由他的连长约翰·特罗特少校通知待命，“随时准备夺取大桥”。德国人仍然在渡口上，特罗特提醒鲁宾逊:“我们不知道你过河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大桥得夺下来。无论如何也不要停下来。”特罗特与中士握手，又开玩笑地说道:“不要担心。我知道你的妻子住在哪里，要是出了什么事情，我会告诉她的。”鲁宾逊觉得没有什么可乐的。“你非常快活，是吧，长官？”他问特罗特。鲁宾逊爬上坦克，率先奔向大桥。
　　这支4辆坦克的部队从环形交叉路口的右边，进入了胡纳公园。在鲁宾逊看来，“整个城镇都在燃烧。我左边和右边的楼房都着火了”。由于被烟雾所环绕，这个巨大的渡口显得“非常巨大”。当鲁宾逊的坦克隆隆向前行驶的时候，他不断用无线电向师司令部汇报。“别的每一个人都接到了命令，要停止广播。”他回忆说。鲁宾逊记得，在坦克当啷当啷进入大桥入口的时候，“我们遭到炮火的猛烈袭击。随着一声爆炸，承载着坦克一侧的履带的一只惰轮① 被击中了”。坦克仍然在奔跑，尽管“无线电断了，我已经与司令部失去了联系”。鲁宾逊喊叫着要他的司机倒车，把他的坦克倒退到马路的一边。这位中士迅速跳出来，跑到在他后面的那辆坦克，告诉那辆坦克的指挥官、中士比林厄姆，要他出来。比林厄姆开始争论。鲁宾逊喊道，他是在下达“一个直接的命令。赶快从那辆坦克出来，到我的坦克里面去”。后面的第三辆坦克，其指挥官是中士查尔斯·佩西，那辆坦克驶出来，率先上了大桥。鲁宾逊跳上比林厄姆的坦克，命令其他的坦克跟上。鲁宾逊回忆说，当这4辆坦克前进的时候，他们遭受了轰击，轰击他们的是一门“口径为88毫米的大炮，它停放在河的另外一边，在一些正在燃烧的房子附近，他们同时也遭受到似乎是远处的一门自行火炮的轰击”。
　　范德弗特上校注视着这些坦克，他看见，那门口径为88毫米的大炮开始发射了。“那相当壮观，”他回忆说，“那门口径为88毫米的大炮用沙袋加固，在马路的一边，距离大桥的北端大约有100码远。一辆坦克与那门口径为88毫米的大炮交火了大约四个回合，那辆坦克一直在发射弹径为30毫米的曳光弹。在渐浓的夜色中，好看极了。”然后鲁宾逊的炮手、近卫团士兵莱斯利·约翰逊，用另外一发炮弹击中了那门口径88毫米的大炮。鲁宾逊记得，德国人用手榴弹、步枪和机枪，在大桥的大梁上负隅顽抗。坦克上的机枪开始“干掉他们，就像推倒九柱戏的木柱一样”。而约翰逊，在对敌人的猛烈炮火进行反击时，“把炮弹连续发射出来，炮弹装填手能装填多快，他就发射多快”。在雹子般的炮火之中，鲁宾逊的部队哐啷哐啷地前进，现在靠近了公路大桥正中的标识。
　　薄暮时分，翻腾的烟雾塞满了远处的瓦尔河公路桥。在位于伦特村附近的前沿阵地上，海因茨·哈梅尔将军用双筒望远镜凝视着。火炮在他的周围各处砰砰作响，部队正在撤退，穿过村子，进入新的阵地。哈梅尔最害怕的事情，现在发生了。美国人，出乎一切预料，已经成功地、大胆而又胜利地渡过了瓦尔河。在奈梅亨，卡尔·奥伊林上尉的乐观主义已经证明是无稽之谈，从他那里得到的最后一个消息是简短的：奥伊林说，他被包围了，只剩下6个士兵。现在，哈梅尔确切无疑地知道，那些桥梁丢失了。他不知道，那座铁路桥是否已经被毁掉，但如果要炸掉那座公路桥的话，必须立即就做。
　　“一切都似乎是同时经过我的头脑，”他回忆说，“必须首先做什么事情？要采取的最急迫、最重要的行动是什么？这全都归结到那些桥梁上了。”他事先并没有与比特里希取得联系，以便“提醒他，我可能不得不炸掉那个公路桥。我本来以为，应该由比特里希来下命令，准备炸掉大桥”。因而，哈梅尔推论，尽管有莫德尔的命令，但“倘若比特里希处于我的境地，他也会把那座主桥炸掉。在我看来，不管怎么说，莫德尔的命令现在已经自动取消了。”那个时刻，他预料坦克一定会出现在公路桥上。
　　哈梅尔站在起爆箱旁边的那位工兵身边，审视着渡口。起初他未能发现任何运动。然后突然，他看见“一辆孤零零的坦克到达了中央，然后又有了第二辆，在它的后面和右方”。对着那位工兵，他说道:“做好准备。”又有两辆坦克出现在眼前，而哈梅尔还在等待着，等到那列坦克来到正中央时再下达命令。他喊道:“炸掉它！”那位工兵把撞针杆猛压了下去。但什么也没有发生。英军坦克继续前进。哈梅尔喊道:“再炸！”工兵再次把起爆管的撞针杆猛地压下去，但哈梅尔所期待的巨大爆炸还是没有出现。“我等着要看大桥倒塌，坦克冲进河中，”他回忆说，“但相反，那些坦克不间断地向前移动，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近。”他朝着他的焦虑的参谋们喊道:“我的上帝啊，他们两分钟后就要到这里了！”
　　哈梅尔向他的军官们厉声发出命令，告诉他们“要用每一件可用的反坦克炮和火炮，挡住埃尔斯特和伦特之间的马路，因为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他们就会直接开进阿纳姆”。然后，让他沮丧的是，他得知，那座公路桥也仍然还站立着。他匆匆来到附近一个指挥所的一支无线电部队那里，与他的前沿司令部取得了联系，和他的作战部长通了话。“斯托利，”哈梅尔说道，“告诉比特里希。他们过了瓦尔河了。”①
　　中士彼得·鲁宾逊的4辆坦克强行通过大桥。又有一门口径为88毫米的大炮停止了发射，鲁宾逊“认为，我们也把它打得不能运转了”。隐约耸现在前面的，是一个路障，它由巨大的水泥块组成，路障有一个缺口，缺口的中央大约10英尺长。鲁宾逊看到，中士佩西的坦克成功地穿过缺口，在对面停了下来。然后鲁宾逊过去了，在佩西为那3辆坦克打掩护的时候，鲁宾逊又再次领先。鲁宾逊记得，“能见度是可怕的。我拼命地喊叫，努力为炮手、司机下达指示，并且同时告知司令部所有这一切。喧闹声是难以置信的，从大桥的大梁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射击声。”鲁宾逊看见，右前方三四百码的地方，在车行道的旁边，又有一门口径为88毫米的大炮。他朝自己的炮手喊道:“炮口直接对准400码之外，开炮。”近卫团士兵约翰逊把那门大炮炸成了碎片。当大炮周围的步兵开始逃跑时，约翰逊用他的机枪开火了。“那是一场屠杀，”他回忆说，“我甚至都不费心看潜望镜。他们人数是这么多，我只是扣动扳机而已。”他能够感到，坦克“在躺在路上的尸体的上面颠簸而行”。
　　从旋转枪架上，鲁宾逊看见，他的3辆坦克仍然在前进而没有受到伤害。他用无线电对他们讲话，要他们“靠拢，继续前进！”这支部队现在靠近了大桥的北端。没过几秒钟，一门自行火炮开始发射了。“在我们的面前发出了两声巨响，”鲁宾逊回忆说，“我的马口铁制的帽子被炸飞了，但我并没有被击中。”鲁宾逊发射出了三四发炮弹，那门自行火炮和旁边的一幢房子“呼地燃烧起来，整个地区被照亮了，就像白天一样”。不知不觉之间，鲁宾逊的那支坦克部队已经过了大桥。
　　他命令炮手们停火，当尘埃落定的时候，他看见壕沟里有一些人影。起初他以为是德国人，接着“从他们头盔的样子我知道，他们是美国佬。① 突然美国人一窝蜂地涌到坦克四周，拥抱我，亲吻我，甚至亲吻坦克”。 T. 莫法特·伯里斯上尉，他的衣服仍然湿漉漉的，浸满了渡瓦尔河过程中受伤时的鲜血，他对约翰逊咧着嘴笑。“你们这些人是我多年见到的最美的景象。”他说道。这个巨大的、多跨距的奈梅亨渡口，连同它的各个几乎有半英里长的入口，完好无损地陷落了。在市场花园行动要攻占的各座大桥当中，倒数第二座现在已经掌握在盟军的手中了。时间是9月20日，下午7：15。阿纳姆现在只不过在11英里以外的地方。
　　皇家工兵部队的托尼·琼斯中尉——霍罗克斯将军后来把他描述为“勇敢者中的最勇敢者”——他跟着鲁宾逊的部队过了大桥。琼斯仔细地寻找爆破器材，他是如此专注，甚至没有意识到，德国人仍然正在朝他开枪。他回忆说，事实上“我并不记得看见了任何德国人”。在大桥中央的路障附近，他发现，“有6条或者8条电线从栏杆上落了下来，落在人行道上”。琼斯立即把这些电线切断。不远处，他发现有十来个特勒型地雷整齐地堆放在一个狭长掩体里。他推断，“它们大概是要用于关闭路障上的那个10英尺长的口子，但德国人没有来得及这样做”。琼斯取下起爆管，把它们扔进河里。在大桥的北端，他在其中的一个桥墩里发现了主要的炸药。他对“德国人为了炸桥而做的准备感到震惊”，那些马口铁制的炸药盒子，被漆成了绿色以便与大桥的颜色相一致，“它们被制造出来，可以精确地安装进它们附着其上的大梁上。每一个盒子都有一个相配的序号，它们里面总共装了大约500磅的梯恩梯”。这些炸药的设计，是用电起爆，引爆装置仍然在其应在之处，与琼斯在大桥上刚刚切断的电线相连。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德国人没有能把大桥炸掉，除非英美联军的突然而又猛烈的大举猛攻使他们没有来得及这样做。现在引爆装置被卸了下来，所有的电线都切断了，这座大桥对车辆和坦克来说是安全的了。
　　但美国人所预期的那支将立即出发，前往阿纳姆的英军装甲部队的特遣部队，却没有出现。
　　与英军第一空降师在走廊的最远端会合这件事情，沉重地压在美国人的脑子里。这些美国人自己就是伞兵，他们对那些仍然在前面作战的人怀有一种强烈的亲切感。库克的那个营在渡瓦尔河的时候，损失惨重，他损失了他的两个连的一半以上——有134个人阵亡、负伤或者失踪——但从南北两端攻占奈梅亨大桥并打开朝北的马路的任务，却已经完成了。现在，库克和他的军官们迅速推进部队，进入了公路桥北端周围的一个环形防线，等待着，期望能看见坦克快速通过，去解救前面的英军伞兵。但过了大桥之后，就没有进一步行动。库克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事。他本来预料，在天黑之前，坦克就会“拼命”奔向阿纳姆。
　　H连的连长卡尔·卡普尔上尉惴惴不安，因为他的朋友约翰·弗罗斯特上校“在那里的什么地方”。他的士兵也在北端发现并切断了电线，他确信，大桥是安全的。当他和拉里维埃中尉继续注视那座空荡荡的大桥的时候，卡普尔不耐烦地说道:“也许我们应该带一支巡逻队，牵着他们的手把他们领过来。”
　　库克营的欧内斯特·墨菲少尉，跑到其部队已经过了桥的中士彼得·鲁宾逊的面前，对他说:“我们已经清理了前面的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现在该由你们进行对阿纳姆的进攻了。”鲁宾逊倒是想去进攻，但他已经被告知，“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马路和大桥的北端”。他没有接到出发的命令。
　　第五○四团的团长塔克上校，对英国人的延误大为光火。塔克本来以为，大桥一被攻占并清理了爆破器材，一支特遣部队就会从马路上冲刺过去。他认为，应该“就在此刻，在德国人未能获得喘息之前”冲刺过去。他后来写道:“我们竭尽了全力才渡过瓦尔河，夺取了大桥的北端。我们只是站在那里，气急了，因为英国人安顿下来过夜，没有能够利用这个形势。我们无法理解。这纯粹不是我们在美国军队里做事情的方式——倘若11英里之外命悬一线的是我们的人的话，那就尤其不是我们的做事方式。我们会一直在前进，不停顿地行驶。要是乔治·巴顿的话，他就会这么做的，不管那是白天还是黑夜。”
　　A. D. 德米特拉斯中尉无意中听到，塔克在与近卫团装甲师的一位少校争吵。“我想，一个最为难以置信的决定正在那里当场作出。”他回忆说。有一间小平房被用做指挥所，德米特拉斯听见，塔克在房子里愤怒地说道:“你的孩子们正在阿纳姆受苦。你最好还是过去。只有11英里远。”那位少校“告诉上校，在步兵赶上来以前，英军装甲部队不能前进，”德米特拉斯回忆说。“他们是按照书本打仗，”塔克上校说道，“他们已经‘入港停泊’过夜了。他们照旧停下来喝茶。”
　　尽管他的士兵兵力不到正常的一半，而且弹药几乎用完，但塔克还是想到，要派第八十二师的伞兵们单独北上，前往阿纳姆。然而他也知道，加文将军决不会赞同他的这个行动。第八十二师沿着它在走廊上的防区拖长了战线，提供不出这个人力。但加文同情并理解他的士兵：英国人本应该在前面大举猛攻。正如他后来所说:“军长布朗宁将军不过是位军人而已。倘若那个时刻是由里奇微指挥的话，我们就会接到命令，尽管我们有种种困难，也要上路，去救困在阿纳姆的人”。①尽管他们明显是漫不经意，但英国军官——布朗宁、霍罗克斯、邓普西，以及阿代尔——却也完全意识到，当务之急是继续前进。然而，问题是巨大的。霍罗克斯的那个军，汽油和弹药短缺，他看到了这样的迹象，即他的纵队有可能在奈梅亨的南边随时被夹断。战斗仍然在城市的中央进行，G. I. 托马斯少将的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由于远远地落在纵队后面，甚至还没有到达南边8英里处的格拉夫大桥。托马斯既小心翼翼又按部就班，因而跟不上英军纵队的步子。德国人在几个地点切断了马路，托马斯的士兵为了再次夺得马路并击退进攻，进行了猛烈的战斗。德国人的进攻现在正在紧逼通往奈梅亨的那条狭窄走廊，尽管布朗宁将军对德国人进攻的凶残感到担忧，但他也认为，托马斯本来是能够前进得更快一些的。霍罗克斯则并不这么有把握。霍罗克斯对马路沿线的巨大交通阻塞感到关切，他告诉加文将军，“吉姆①，永远也不要试图为只在一条马路上的一个军提供所需物品。”地形——蒙哥马利已经预见到而且莫德尔所指望的这个困难——极大地影响了从奈梅亨大桥继续前进的战术考虑。在率领着近卫团装甲师的阿代尔将军看来，显然，坦克部队到达了市场花园行动走廊中的最糟糕的部分。面前的那条在奈梅亨和阿纳姆之间的绝对笔直的高堤坝马路，看上去就像一个“岛屿”。“当我看到那个岛屿的时候，心都凉了，”阿代尔后来回忆说，“你无法想象还有别的更不适合坦克的东西：陡峭的河岸，两边都是沟渠，能够轻易被德国人的炮火所覆盖。”尽管他有种种担忧，但阿代尔也知道，他们将“不得不碰碰运气”，但他实际上又没有步兵，而“在那条马路上前进，显然首先是步兵的任务”。 霍罗克斯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坦克部队将不得不等待，直到步兵能够赶来并通过近卫团装甲师的纵队。几乎将是在18个小时之后，坦克部队才能够对阿纳姆发起进攻。然而这位军长，像那些美国人一样，还是对能够迅速在走廊出发抱有希望。奈梅亨渡口一被夺取，认为阿纳姆大桥的北端仍然在英国人的手中的布朗宁将军便告知厄克特，坦克部队已经过河了。在差两分钟就到半夜12点的时候，布朗宁仍然对能够早些出发持乐观态度，于是发出了下述第二个电报：
　　202358……打算让近卫团装甲师……天一亮便全力以赴前往阿纳姆大桥。
　　大约45分钟之后，布朗宁得知未能及时在把步兵带上来，于是又给厄克特发了第三封电报：
　　210045……在明天的进攻中，最优先考虑的是第一空降师，但不要期望在中午12点之前会有另外的进军。
　　在阿纳姆，那个“最优先考虑”来得太晚了。约翰·弗罗斯特上校的第二营的士兵们，已经被他们的悲剧命运包围了。在中士鲁宾逊的部队驾驶着坦克，嘎啦嘎啦地过了奈梅亨大桥的巨大跨距的3个小时之前，汉斯·彼得·克瑙斯特少校所率领的第一批共3辆德军坦克，已经终于打出一条路，上了阿纳姆大桥。
　　11
　　下午，与库克少校的第一拨伞兵开始强渡瓦尔河的同一时刻，埃里克·M. 麦凯上尉下达了命令，从阿纳姆的那座校舍里撤离，他的士兵们在那里坚守了60多个小时——那是从9月17日的傍晚开始的。现在，从70码之外的地方，一辆虎型坦克把一枚枚炮弹发射进了大楼的南墙。“那幢房子现在在燃烧，”麦凯记得，“而且我听见，留在楼上的我的那点炸药，爆炸了。”在仍然能够移动的13个人当中，每一个人都只剩下了一个弹夹的子弹。麦凯在地下室里一瘸一拐地走着，做出了决定，让他的部队突围，战斗到底。他无意把伤员留在后面。由丹尼斯·辛普森中尉带路，麦凯与两名士兵殿后，伞兵们把伤亡人员抬出了地下室。在辛普森为他们打掩护的时候，伤员被送进了旁边的一个花园里。“然后，就在辛普森朝隔壁的房子走去的时候，迫击炮的又一轮炮轰开始了，我听见他喊道，‘又有6个人负伤了。’我知道，”麦凯回忆说，“我们将被大规模屠杀掉——或者不管怎样，伤员将被大规模屠杀掉——如果我们试图带着他们一起逃脱的话。我朝辛普森叫喊，要他投降。”
　　麦凯把剩下的5个人集合起来，每一个人都配备以一只布伦式轻机枪，朝东边奔去——他相信，德国人不会料到他会走那个方向。他的计划是“在夜里隐匿起来，并试图再回到西边，与主力部队会合”。麦凯率领他的士兵越过马路，穿过马路对面的成为废墟的房子，来到了下一条街道。在那里，他们与两辆坦克撞了个面对面，伴随着坦克的有五六十名士兵。这6位伞兵迅速并排前进，一起朝那群大吃一惊的德国人扫射。“我们只有每人发射一个弹匣的时间，”麦凯回忆说，“两三分钟之后就全部结束了。德国人就像装得半满的谷子口袋一样倒下了。”当麦凯朝他的小组喊着前往附近的一幢房子的时候，又有一名士兵被杀死了，另一人受伤。在到达临时掩蔽处后，麦凯告诉剩下的3个士兵:“这场战斗结束了。”他提议，伞兵们单独行动。“要是走运的话，”他说道，“今天晚上我们可能全都在大桥边再次相遇。”
　　士兵们一个个地走开了。麦凯躲进一个花园，在一个玫瑰丛的下面趴着。在那里，他取下他的军衔徽章，把它们扔掉。“我认为，我可以睡点觉了，”他回忆说，“我刚刚闭上眼睛，到达昏昏欲睡的阶段，便听见了德国人的说话声。我尽力轻声呼吸，而且由于我的衣服焦黑，满是血污，我认为我可以令人信服地显得就像死去一样”。突然“他的肋骨被狠狠地踢了一下”，他柔软地接受了这一踢，“就像刚刚死去的尸体一样”。然后他“感到，一把刺刀刺进了我的屁股，颠簸了一下卡在了我的骨盆上”。麦凯回忆说，奇怪的是，“那并不疼痛，只是在碰到骨盆的时候让我震惊。在刺刀拔出来的时候，我才感到疼痛”。这激起了麦凯的愤怒。他费力地站了起来，拔出他的科尔特左轮手枪。“你把刺刀刺进一名英国军官，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叫嚷道。那些德国人对麦凯的爆发毫无准备，向后移动了，麦凯意识到，“要是还有子弹的话，他就能射中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他们无法还击，”他记得，“因为他们围着我成了一个圈。要是还击的话，他们就会击中自己人。他们的形势太滑稽了，结果我笑了起来。”当德国人盯着他的时候，麦凯轻蔑地把他的科尔特左轮手枪扔出了花园的墙，“这样他们就不能取来留作纪念”。
　　那些德国人强迫麦凯靠墙站着，开始搜他的身。他的手表以及他父亲留给他的一个空的银质瓶子被拿走，但在他胸部口袋里的一张逃跑地图却被忽略了。一位军官把瓶子还给了他。当麦凯问手表的时候，他被告知:“在你要去的地方你不会需要它了，而我们又相当缺少手表。”他手举在头上，被押送到了一个关押英军俘虏的大楼里。麦凯从一群人走到另外一群人那里，提醒他们，他们的任务就是逃跑。突然，麦凯，这位在场的惟一一位军官，被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审问。“我决定采取攻势，”他回忆说，“有一位德国中尉，能说完美的英语，我告诉他，坚定但又客气地告诉他，对德国人来说一切全都结束了，我将欣然接受他们的投降。”麦凯记得，那位中尉惊讶地盯着他，但“这就是审问的结束”。
　　快到傍晚的时候，俘虏们被赶了出来，上了卡车，卡车载着他们向东，前往德国。“他们在车的后面放了一个警卫，这使得试图逃跑更加困难，”麦凯说道，“但我告诉小伙子们，蹲下来挤他，这样他就无法开枪了。”当他乘坐的卡车在马路上缓慢拐弯的时候，麦凯跳了下来，试图逃跑。“不幸的是，我选择的可能是最糟糕的地方，”他回忆说，“我落在距离一名哨兵不到三英尺的地方。我突然袭击他，试图扭断他的脖子。就在这时别的德国人来了，他们打得我失去了知觉。”麦凯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和别的俘虏挤在一起，那是在一家荷兰小旅馆的一个房间里。他费了好大的劲才爬起身来，靠着一面墙坐着，接着，在90个小时里第一次，这位年轻的军官熟睡了过去。①
　　傍晚时分，在弗罗斯特上校的司令部大楼四周，在坡道边上，大约有100个士兵，分成小组，仍然在凶猛地战斗着、坚持着。司令部的屋顶在燃烧，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只剩下最后几发子弹了。然而伞兵们似乎还是那么精神饱满。弗雷迪·高夫少校认为:“即使是现在，如果我们能够再坚持几个小时的话，我们就得救了。”
　　下午7点钟前后，第二营的负了伤的指挥官醒了过来，因为发现自己居然睡了一觉而恼火。弗罗斯特听见，在黑暗的地下室里，“有一些显示出患有战斗疲劳症② 的胡言乱语”。德国人仍然在轰击这座大楼，弗罗斯特意识到，地下室里现在塞满了200多名伤员，里面一派酷热。他试图挪动时，感到疼痛的冲击穿过了他的双腿。他派人把高夫叫来。“你将替我指挥，”弗罗斯特告诉少校，“但在作出关键性的决定之前必须先找我商量。”到现在，弗罗斯特开始意识到，他最惧怕的事情开始出现了：大楼正在烧倒，伤员有“被活活烤死”的危险。在黑暗的屋子的各个地方，人们由于吸入了刺激性的烟而咳嗽。营的首席医官詹姆斯·洛根医生，在弗罗斯特的旁边跪了下来。洛根说道，到了该把伤员搬出去的时候了。“我们得与德国人安排一次休战，长官，”洛根坚决要求，“我们再也不能等了。”弗罗斯特转向高夫，命令他去安排，“但要把作战的士兵们带到别的大楼里，继续战斗。我感到了，即使大桥丢失了，我们仍然能够控制入口一段时间，也许能控制足够长的时间，让我们的坦克部队上来”。
　　高夫和洛根离开，去为休战作安排。洛根提议，打开大楼沉重的前门，打着一面红十字会的旗帜出去。高夫对这个主意持怀疑态度。他并不信任党卫军，党卫军很有可能在对方举着红十字会旗帜的情况下开火。洛根又回到弗罗斯特那里，得到了如此进行的许可。当医生朝门口走去的时候，弗罗斯特取下了他的军衔徽章。他希望“能消失在士兵们当中，也许以后能逃脱”。他的勤务兵威克斯，则出去找担架。
　　在不远处，伤员之一、列兵詹姆斯·西姆斯，闷闷不乐地听见正在制定撤退计划。从逻辑上，他知道别无选择。“我们的阵地显然毫无希望了，”他后来回忆说，“弹药几乎用完了，几乎所有的军官和军士都死去或者负伤了，而且大楼正在熊熊燃烧，烟雾几乎让每一个人窒息。”他听见，弗罗斯特让体格健全的人和能行走的伤员“出去，突然逃跑”。西姆斯知道，那是“惟一明智的做法，但我们要被留在后面这个消息，却不怎么被人接受”。
　　在楼上，洛根医生打开了前门。在两名勤务兵的陪同下，洛根举着一面红十字会的旗帜走了出去，与德国人见面。战斗的喧闹声停止了。“我看见，有一些德国人跑到大楼的后面，那里停放着我们的吉普车和运兵车，”高夫记得，“他们需要用那些车辆来搬运伤员，我在脑子里向我们的剩余运输工具永远地挥手道别了。”
　　在地下室里，人们听见，走廊里传来了德国人说话的声音。西姆斯注意到，“德国人的纳粹军靴重重地踏在楼梯上”。地下室突然安静了下来。西姆斯抬起头，看见一名德国军官出现在门口。令他非常恐惧的是，“一名负了重伤的伞兵举起了他的斯特恩式轻机枪，但他迅速被制服了”。西姆斯记得，那位军官“对形势作出了判断，于是厉声发出了一些命令。德国士兵鱼贯走进来，开始把伤员抬到楼上”。他们几乎是太晚了。当西姆斯被搬动时，“一块巨大的燃烧着的大梁几乎落在我们上面”。他敏锐地意识到，那些德国人是“神经紧张的，随便就会开枪，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配备的是英国步枪和斯特恩式轻机枪”。①
　　在一名患战斗疲劳症的伞兵的帮助下，弗罗斯特被抬了上去，放在他曾拼命想守住的那座大桥边的堤岸上。在四周，他看到楼房在猛烈燃烧着。他看到，德国人和英国人“以最快的速度工作着，把我们抬出来，与此同时，整个场面被火焰照得明亮极了”。最后一名伤员被抬上来后没过几分钟，突然发出了一声轰鸣，大楼倒塌了，成了一堆火红的瓦砾。道格拉斯·克劳利少校正躺在他旁边的担架上，弗罗斯特转向克劳利，疲倦地说道:“唔，道格，这一次我们没有能够逃脱，是吗？”克劳利摇了摇头。“是的，长官，”他说道，“不过我们也让他们够受的了。”
　　当英军伤员又小心又惊讶地注视的时候，德国人以非同寻常的友好在他们当中走动着，分发着香烟、巧克力和白兰地。伞兵们辛酸地注意到，这些补给品大多是他们自己的，显然是从落入德国人手中的空投补给品中拿来的。当这些饥饿、口渴的士兵们开始吃的时候，德国士兵们在他们旁边跪着，为这场战役而向他们表示祝贺。列兵西姆斯盯着一行马克IV型坦克，那些坦克沿着马路向后延伸。有一个德国人看见了他的表情，便点了点头。“是的，英国兵，”他告诉西姆斯，“要是你们没有投降的话，到上午时那些坦克就是对付你们的了。”
　　但弗罗斯特的顽强的体格健全的士兵们，却并没有放弃。当最后一名伤员被抬出地下室的时候，战斗又再次开始了，就像一个小时以前那样猛烈。“那是个噩梦，”高夫回忆说，“不论你转到哪个方向，都是德国人——在前面，背后，以及两边。在休战期间，他们设法把一支大的兵力渗透进了这个地区。他们现在实际上占据着每一幢房子。我们实际上被打垮了。”
　　高夫命令伞兵们散开，躲藏起来过夜。他希望，在黎明的时候，能把兵力集中在河岸边一部分被毁的建筑里。甚至现在他仍然预料，到上午的时候就能得到解救，而且“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们能够坚持到那个时候”。当士兵们出去，进入黑暗之中时，高夫在他的无线电的旁边蹲了下来。他把话筒紧放在嘴前，说道，“这是第一伞兵旅。我们不能坚守多久了。我们的阵地情形危急。请赶快。请赶快。”
　　德国人知道，战斗结束了，现在所剩下的，就是一次肃清行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桥上有坦克，但坦克却无法通过。正如哈梅尔将军所预料的那样，积聚起来的车辆残骸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才能清理掉。直到9月21日，星期四的一大早，才最终清理出了一条单行通道，过桥的行动才得以开始。
　　星期四天刚亮，高夫和仍然呆在环形防线里的散开的士兵们，从他们的躲藏处出现了。救援并没有来到。德国人系统地占领了阵地，迫使现在已没有弹药的士兵们投降。幸存者们三三两两，未被察觉，他们分散开来，试图逃跑。英国人的最后抵抗，缓慢地、不服气地结束了。
　　高夫少校向自来水厂走去，他希望能躲藏和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尝试一路向西，走向厄克特指挥下的主力部队。就在自来水厂大楼的外面，他听见了德国人的说话声。高夫全速朝一堆柴火跑去，试图在柴火的下面钻过去。他靴子的后跟露了出来，一个德国人一把抓住后跟，把高夫拽了出来。“我累死了，我只是抬头看着他们，笑了。”高夫说道。他的双手举在头上，被带走了。
　　在满满一屋子别的俘虏当中，一位德国少校叫高夫出来。他向这位英国军官行了一个希特勒式的敬礼。“我听说你是指挥官。”那个德国人说道。高夫警惕地看着他。“是的。”他说道。“我想向你和你的士兵们表示祝贺，”那个德国人告诉他，“你们是英勇的军人。我在斯大林格勒打过仗，显然你们英国人有许多巷战的经验。”高夫盯着这位敌军军官。“不，”他说道，“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巷战。下一次我们会好得多。”①
　　在这最后几个小时当中的某个时刻，一条最后的信息由大桥附近的某个人用无线电发出了。不论是厄克特的司令部，还是英军第二集团军，都没有接收到，但在第九党卫军装甲师（霍亨施陶芬师）的司令部里，哈策尔中校的监听员们却清楚地听到了。多年以后，哈策尔已不能回忆起信息的全部，但最后的两句话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没有弹药了。上帝保佑我国王。”
　　在北边几英里处，在阿珀尔多伦的附近，列兵詹姆斯·西姆斯躺在一家德国部队医院外面的草地上，周围是别的负伤的伞兵，等待处理和治疗。这些士兵是安静的，在沉思。“我自然想到，我们白白地打了一仗，”西姆斯写道，“但我却不能不想到主力部队，主力部队是那么强大，然而却无法走上那最后的几英里来到我们这里。最难以忍受的事情，就是感到人家决定要把我们忘掉。”
　　12
　　9月21日，星期四，上午10：40整，爱尔兰近卫团的罗兰·兰顿上尉被告知，他的坦克第一连要从刚刚夺取的奈梅亨大桥冲出去，前往阿纳姆。乔·范德勒中校告诉他，进攻发起时刻将是上午11点。兰顿表示怀疑，他认为，范德勒一定是在开玩笑。只给了他20分钟的时间，向他的连下达简单命令，让他们准备进行一次大的进攻。兰顿是在一张缴获的地图上，被迅速下达简短命令的。“我们所拥有的另外一张地图，是一张没有详情的路线图。”他说。有关敌人火炮阵地的信息，就在一张孤零零的侦察照片上，表明在伦特村和埃尔斯特村之间有一个防空工事，而且“据称它可能不再存在了”。
　　在兰顿看来，这个计划的一切都是错的——尤其是，事实上，“他们实际上是要在20分钟之内发起这次进攻”。他的连要开辟道路，第二个连从后面跟上。兰顿被告知，有两辆坦克将载着步兵，更多的部队将跟上。然而他却不能指望得到多少炮兵的支援，而且在最初的突破过程中曾成功使用的台风型飞机的“出租车候车站”式的空中掩护，也不能立即得到，因为在比利时，那些台风型飞机因为天气的原因而停飞。尽管如此，兰顿得到的指示却是，“要发疯似的前进，赶到阿纳姆”。
　　乔·范德勒尽管没有向兰顿吐露他的感觉，但对这次进攻的结果是悲观的。早些时候，他与别的人，包括他的堂弟贾尔斯·范德勒中校，曾经过了奈梅亨大桥，去研究那条向正北通往阿纳姆的抬高了的“岛屿”公路。在这些军官看来，这条马路似乎是不祥的。乔·范德勒的第二把手、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少校首先发话了。“长官，”他说道，“在这条该死的马路上我们一码也走不出去。”贾尔斯·范德勒同意。“这是一个试图开动坦克的荒唐的地方。”走廊上进军，在进行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尽管车辆已经以坦克单行向前移动了，但也总是在必要时可以在大马路之外调动的情况下实施。“这里，”贾尔斯·范德勒回忆说，“毫无能够离开马路的可能。一个堤坝堤岸，顶上是一条公路，要进行防御是极好的，但绝不是坦克施展的地方。”贾尔斯转向其他人，说道:“我只能想象，当德国人看见我们来的时候，他们只是坐在那里，幸灾乐祸得搓起手来。”然后他又说，“尽管如此，我们也得试试。我们得在那条该死的马路上冒险。”贾尔斯记得，“我们的进军根据的是一个时间计划。我们要以两个小时15英里的速度前进。”近卫团装甲师的参谋长格沃特金准将，已经简短地告诉他们:“就是要赶到目的地。”
　　上午11点整，兰顿上尉拿起在他侦察车上的话筒，用无线电发话:“前进！前进！前进！无论如何也不要停！”他的坦克隆隆驶过伦特村邮局，上了大马路。兰顿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心中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在过了15到20分钟之后，他开始呼吸轻松一些了。敌人没有采取行动，兰顿“因为早些时候如此不安而感到有点羞耻。我开始纳闷，我到达阿纳姆大桥的时候要做什么。我以前真的没有想过”。
　　在领头的坦克后面，范德勒堂兄弟俩坐着他们的侦察车跟来了，在他们后面，是空军中尉唐纳德·洛夫，洛夫坐在他的皇家空军的地对空通讯车上。同他在一起的，又是空军少校马克斯·萨瑟兰，萨瑟兰又安静又焦虑。在从默兹河-埃斯考河运河突围的时候，萨瑟兰曾指挥了台风型飞机的攻击，现在，当他爬上那辆白色的装甲侦察车的时候，他告诉洛夫:“在阿纳姆的空降部队的小伙子们有很大的麻烦，急需帮助”。洛夫审视着天空，寻找台风型飞机，他确信，他们将会需要那些飞机。洛夫记起了那次突围时的恐怖状况，因而“根本不急于发现他本人所处的状况，与我在上一个星期天的情况相类似，在那个星期天，德国人一下子就把我们挡住了”。
　　爱尔兰近卫团的坦克稳定地前进，途中经过了左边的奥斯特豪特村，以及右边的没有教堂的小村子雷森和本梅尔。从侦察车上，兰顿上尉能够听见，领先的坦克部队指挥官托尼·塞缪尔森中尉在宣告所在的位置。塞缪尔森大声叫道，第一辆坦克正在接近埃尔斯特的郊外。此时，这些爱尔兰人大体在前往阿纳姆的中间点上。兰顿在听的时候意识到，“我们单独出发了”。但在整个纵队里，紧张气氛正在放松。空军中尉洛夫听见空中传来了嗡嗡声，随后看见第一架台风型飞机出现了。在比利时，天气放晴了，现在空军中队出现在了眼前，一次出现一架。当那些飞机开始在头上盘旋的时候，洛夫和萨瑟兰重新坐下来，感到放心了。
　　在他的侦察车上，兰顿上尉正在察看地图。整个纵队已经过了这个次要的本梅尔村岔路口，拐向了右边。这时，兰顿听见了一声猛烈的爆炸。他抬起头来，看见“一个谢尔曼型坦克的链轮慢吞吞地升到空中，飞到前面的树上”。他马上明白，领先的一辆坦克被击中了。塞缪尔森中尉在前面更远的地方，迅速证实了这个事实。
　　在远处，火炮开始发出轰鸣，黑色的烟雾旋转着翻滚着升上天空。行列的后面，鲁珀特·马哈菲中尉知道，有什么事情出了差错。纵队突然停了下来。大家感到困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在开始交战的时候，无线电上的说话声走了样，语无伦次。“似乎有大量的喊叫声，”贾尔斯·范德勒记得，“于是我告诉乔，我最好到前面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这位爱尔兰近卫团的指挥官同意了。“尽可能快点告诉我！”他告诉贾尔斯。
　　兰顿上尉已经朝前面赶过去了。兰顿从停下的装甲车旁边缓慢向前挪动着，来到马路上的一个弯曲处。在前面，他看见那4辆领先的坦克，包括塞缪尔森的那辆坦克，全都被击毁了，有的坦克在燃烧。炮弹来自左边树林里的一门自行火炮，在埃尔斯特镇附近。兰顿命令他的司机把坦克开进道路弯曲处的一幢房子的院子里。几分钟以后，贾尔斯·范德勒来到了他这里。立即，机枪的火力迫使两人隐蔽起来。范德勒无法返回他的装甲车并向他的堂兄乔报告。他大声朝他的司机、下士戈德曼喊叫，把装甲车倒回去——那是一辆亨伯型装甲车，上面有一个舱口，边上有一扇门。他每喊叫一次，“戈德曼就会打开舱口的盖子，而德国人就会在他的上方猛烈射击，迫使他再次砰的一声把盖子关上”。最后，贾尔斯烦透了，于是沿着一条沟，爬着回到乔的指挥车那里。
　　乔·范德勒已经在厉声发出命令了。他用无线电要求炮火支援；然后，看到台风型飞机在头上飞行，于是命令洛夫叫飞机进来。在那辆皇家空军的汽车上，萨瑟兰拿起话筒。“这是酒杯……酒杯……”他说道，“请过来。”台风型飞机继续在头上盘旋。萨瑟兰绝望了，又再次召唤:“这是酒杯……酒杯……过来吧。”没有反应。萨瑟兰和洛夫面面相觑。“无线电坏了，”洛夫说，“我们什么信号也接收不到。台风型飞机在我们的头上乱转，而在地面上，炮轰正在进行。那是我所曾经经历过的最无望、最令人泄气的事情，我注视着那些飞机在天上，但却对此无能为力。”洛夫知道，这些缓慢旋转的飞机“已经得到指示，不得根据猜测而进攻任何东西。”这个时候，贾尔斯·范德勒已经来到他的堂兄这里。“乔，”他说道，“如果我们再派坦克沿着这条马路前进，那就要成为一场血腥的谋杀。”这两个人一起前往兰顿上尉的阵地。
　　现在，爱尔兰近卫团的步兵已经下了坦克，进入到马路两边的果园里。兰顿已经接管了其中的一辆坦克，由于无法找到隐蔽处，也无法驶离马路，所以他便前后开来开去，试图朝树林里的那门自行火炮开火。他每发射一炮，“那门火炮便发射五炮，作为回应”。
　　那位步兵上尉，他的部队也面对着同一个目标，但现在却在一条沟里聚成一堆。那位步兵上尉怒不可遏。“你以为你到底是在做什么？”他冲着兰顿喊道。年轻的兰顿保持平静。“我是在试图击毁一门火炮，这样我们就能到阿纳姆了。”他说道。
　　当范德勒堂兄弟二人出现的时候，试图击毁火炮未获成功的兰顿从坦克里爬了出来，迎接他们。“那里乱成一团糟，”乔·范德勒记得，“我们什么都尝试了。没有办法把坦克移出马路，从那个该死的堤坝的陡峭的边上下来。我能够得到的惟一的火炮支援，来自一个野战炮兵连，但那个炮兵连对准目标的速度太慢了。”他的孤零零的步兵连被压制得动弹不得，却又无法叫台风型飞机过来。“想必我们能够在什么地方得到支援？”兰顿说道。范德勒慢慢地摇了摇头:“恐怕不能。”兰顿仍然坚持。“我们能够到达那里，”他恳求道，“我们如果得到支援就能出发。”范德勒再次摇了摇头。“对不起，”他说道，“你就在这里呆着，直到接到新的命令。”
　　在范德勒看来，显然，在G. I. 托马斯少将的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的步兵到达爱尔兰近卫团之前，是不可能再次发起进攻的。在他们到达之前，范德勒的坦克部队被单独搁浅在无遮蔽的抬高的马路上。只是一门对准这条抬高的马路上的自行火炮，就已经有效地把整个救援纵队挡住了，那个地方就在阿纳姆的6英里外。
　　这一行坦克往后，在埃尔斯特村的附近，有一个温室，它的窗户神奇地几乎全部完好无损。在温室的对面，约翰·戈尔曼中尉愤怒地抬头盯着马路。在这个走廊更后边，在瓦尔肯斯瓦德村，这个纵队就曾受阻停止前进，从那时起戈尔曼就感到，他受到了驱使要移动得快一些。“我们从诺曼底一路赶来，攻占了布鲁塞尔，走了半个荷兰作战，而且过了奈梅亨大桥，”他说道，“阿纳姆和那些伞兵就在前面，几乎能看得见那最后一座该死的大桥，但我们被挡住了。我从未感到过这种病态的绝望。”
　　第四部 围 困
　　①圣优西比乌斯（St. Eusebius，？ — 310），意大利籍教皇（310年4月至8月在位），对接纳基督教受迫害时变节者重新入教持有异议，被罗马皇帝放逐西西里岛至死。
　　②格雷伯恩在阿纳姆战役中阵亡了。9月20日，他站在一辆敌人的坦克能够看得一清二楚的地方，指挥他的士兵撤退到一个主要的环形工事。由于他在交战的整个过程中表现出了最大的勇气、出色的领导才能和忠于职守，而在死后获得了英国最高的军事荣誉——被授予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原注。（译者按：维多利亚十字勋章[Victoria Cross]，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于1856年颁发的铜质勋章，授予有杰出功勋的英国军人。）
　　第一部 城 市
　　①防坦克导弹发射器（Panzerfauster），这是一种美国无后坐力的反坦克火箭筒的德国版，能够极其精确地发射20磅重的射弹。——原注。
　　381
　　第四部
　　围困
　　①在这个动物园里，有12，000只信鸽，那是德国人从阿纳姆全城的养鸽子的人那里收集来的。由于害怕荷兰人会使用这些鸽子传递报告，所以这些鸽子便被没收，养在动物园里。德国士兵每天都来清点鸽子的数目，甚至命令把死去的鸽子也留下来，等德国人来核对它们的注册号码。——原注
　　382
　　①他命令，属于南斯塔福德郡团的半个营前往阿纳姆。这个营的另外一半在第二次空运的时候才能到达，那时这些部队也将动身，为哈克特的第十一营的进军补充兵力。——原注
　　①拉格（Laag）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有其独有的教义和崇拜形式。
　　①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苏军与德军曾进行过巷战。
　　②安齐奥（Anzio），意大利拉齐奥区城镇。1944年1月22日盟军曾在此登陆。
　　③复视（double vision），也就是把同一个东西看成两个。
　　④观测射击（observed fire），由地面上、飞机上和军舰上的观察员观测弹着点或者炸点所进行的射击。
　　①此后不久，在勘察英军阵地的地形时，沃迪被一枚迫击炮弹炸死了。——原注
　　①联合王国国旗（Union Jack），即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国旗，也就是英国国旗。
　　①这里的“哈里”即指亨利·阿瑟·金。“哈里”（Harry）是“亨利”（Henry）的昵称。
　　①伞兵们注意到，在那场战役中，阿拉伯人在彼此喊着口号的时候，似乎每次交流都用这两个字开头。在阿纳姆，这个战斗口号则有了特殊的意思。它使得北坡道两边的伞兵们能够确定，在各个楼房和地点的人当中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因为德国人似乎不能发出这两个字的音。按照希拉里·圣乔治·桑德斯在其《飞往战斗》一书中的说法，这个战斗口号“似乎能激发起士兵们作出最大的努力”。
　　①战功十字勋章（Military Cross），授予英国陆军军官的十字勋章。
　　①这应该是在战场上通话时用的暗语。“长着羽毛的朋友”，应该就是一○一空降师的“尖叫的老鹰”，“小马倌”自然就是爱尔兰近卫团。
　　①贝斯特，原文是Best，字面意思是“最好的”，但对执行任务的美军来说，它恰恰是“最不好的”。所以“取名不当”。
　　①荣誉勋章（Congressional Medal of Honor），由美国国会授予的最高军功勋章。
　　①见科尼利厄斯·瑞恩著，《最长的一天》，第63、300页。——原注
　　②勃郎宁（John Moses Browning，1855—1926），美国枪械和自动武器设计师，因设计自动步枪而闻名，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美国武装部队普遍使用勃郎宁设计的自动武器。
　　③在随后在这些区域进行的为时4个多小时的疯狂而又混乱的战斗中，八十二师的一位最受人爱戴的军官、该师的最重量级拳击冠军安东尼·斯蒂芬尼奇上尉阵亡了。“我们一起走了这么远的路，”他告诉他的士兵们，“告诉小伙子们好好干。”然后他死了。——原注
　　①在对飞机数量进行整理的时候，有些不一致之处。美国人给的数字是总共3807架飞机，英国人给的是4000架飞机。上面所使用的总数，系来自布朗宁将军的军部战后报告，它表明，数字上的不同处似乎在于战斗机的数目。按照美国人的说法，有674架战斗机从英格兰的基地起飞，为第二次空运护航，但没有被包括进这个数字上的是193架在比利时基地里的飞机，而如果加上去的话，战斗机的总数就应该是867架。有关市场花园行动的空中军事行动的最好的叙述，尤其是在涉及到运送兵员的飞机的方面，无疑是美国空军的官方杂志《师的史实研究》第97期中的一篇文章，文章作者是约翰·D. 沃伦博士，题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区中的空降行动》。——原注
　　①这个故事大概是杜撰的，但荷兰人愿意讲这个故事。按照奥斯特贝克的特尔霍斯特太太的说法，当英国伞兵和他们的装备，包括一门反坦克炮上了德里尔的渡船的时候，船工皮特面对着一种两难：他不知道是否应该让他们付费。等他们到达北岸的时候，皮特决定给他们免费。——原注
　　①尽管众多的目击者证实了这个故事，但我不想吐露这位军官的名字。有关他的自杀，仍然还有疑点。他既受大家喜爱，又勇敢。他可能确实用自己的手枪自杀了，也可能是被狙击手杀死的。——原注
　　①达利风格的（Daliesque），是由人名派生出来的形容词。达利（Salvador Dali，1904—1989），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作品以探索潜意识的意象著称。
　　①雪利酒（sherry），原产于西班牙的一种白色或者深褐色的烈性葡萄酒。
　　①在荷兰的著名军事史家西奥多·A. 博尔里中校的几部专著中，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倘若厄克特在那里的话，”他写道，“他完全可能放弃对大桥的防御，如果可能的话，把弗罗斯特的那个营召回来，把他原先的6个营以及刚刚着陆的第四伞兵旅中的3个营集中起来，在下莱茵河北岸的某个别的地方建立一个坚强的桥头阵地……让在韦斯特博文山的高地……成为这个桥头阵地的中心。在那里，他们便可以等待英军第二集团军的到来。”——原注
　　①圩田（polder），指荷兰等国围海而造的低田。
　　①这里的“皮普”，即希克斯，全名是“皮普·希克斯”。上面的“查尔斯”，即麦肯齐，全名是“查尔斯·麦肯齐”。
　　②我认为，这场争吵要远比上面的叙述激烈，但可以理解的是，希克斯和哈克特这两位好朋友，都不愿意更详尽地讨论这个问题。有关所发生的事情，起码有四种不同的说法。我的重现所根据的，是对哈克特、希克斯和麦肯齐所作的采访，还有在厄克特的《阿纳姆》一书第77—90页中的叙述，以及在希伯特的《阿纳姆战役》一书第101—103页中的叙述。——原注
　　③当然这是比喻。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表现的是一个公司的收支的总差额。这里比喻的是，市场花园行动赢得了多少，又付出了多少，这当中的差额。
　　遥远的桥
　　①当然这是比喻。这里的童话（fairy tale），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即“谎言，不可信的事情”。
　　②马尾藻海（Sargasso sea），北大西洋的一部分，在西印度群岛东北，以有大量马尾藻漂浮水面而得名。[这里的海（sea）是小写，用作比喻，所以才有“一个马尾藻海”一语。马尾藻是海藻的一种。]
　　①战后高夫得知，霍罗克斯将军也一直在思考一个类似的主意。他记得，曾经有一支快速侦察部队走在英军纵队的前面，并与美军第一○一师会合，因而他认为，也完全可以由一支类似的快速侦察队碰碰运气，抵达阿纳姆大桥。“文森特·邓克利上校接到了命令，要他率领这支部队，”高夫说道，“而且就像我一样，他也承认，他整整一天都在因为想到这个而着慌，而老是小便。”——原注
　　① “灰色的地毯”，喻指德国人的尸体摊开来，就像地毯一样。德国人穿灰色制服，所以是“灰色的地毯”。
　　①这个德国人当然不会知道塞科姆的名字，这里的“豪普特曼先生”是德语中的常用名，类似于我们的“老张”、“老李”，随便说说，但大家都明白指的是对方。
　　②在阿纳姆战役的大多数时间里，这家医院都是被英军和德军双方的医生和卫生员共同使用，来照看他们的伤员。塞科姆由于是德军的俘虏，于是便被送到了离德国边境大约5英里远的荷兰小镇恩舍德。在那里呆着期间，他的两条腿都被截肢了。他于1945年4月被解放。——原注
　　①在9月22日，星期五，迪恩-德拉蒙德在离开阿纳姆大桥附近的这幢房子后不久便被俘了。在费尔普附近一座用来关押战俘的旧别墅里，他发现了一个可以藏身的壁橱。在这个狭窄的地方，他呆了13天，给自己实行定量供应，只喝几口水，吃少量的面包。10月5日，他逃脱了，与荷兰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并于10月22日晚被带到了位于奈梅亨的第一空降师的战地医院。在阿纳姆的时候同他在一起的那三个人之一、迪恩-德拉蒙德的勤务兵阿瑟·特纳，也被俘了，也被带到了费尔普附近的那座关押战俘的旧别墅里。最终他被送到了在德国的一个战俘营，于1945年4月被解放。迪恩-德拉蒙德本人的故事，在他自己写的《返程车票》一书中，得到了给人以最深刻印象的讲述。——原注
　　①“六膛火箭发射器”（Nebelwerfer），德语，亦译“多级火箭发射器”。
　　②米尔本后来在奥斯特贝克的特尔霍斯特家的地下室里被俘了。他失去了左眼，两只手在阿珀尔多伦由一位德国外科医生截肢。在这场战争的剩余时间里，他呆在德国的一个战俘营里。——原注
　　①当时厄克特被困在那个小阁楼里，自己能否逃走，都是个问号；当时他根本就不知道二位中校的部队就在几百码远的地方，亲自指挥更是无从谈起。真是既悔之莫及又无可奈何。
　　②贝利桥（Bailey bridge），即军用活动便桥，根据20世纪英国工程师贝利（Donald C Bailey）的姓命名。
　　①按照比特里希的说法，德国人从战俘中得知，厄克特不是死了就是失踪了，他还声称:“我们正在监听无线电信息和电话。”——原注
　　①英国人有关阿纳姆的许多报道，包括切斯特·威尔莫特的杰出的《为欧洲而斗争》一书，都暗示说，布朗宁对厄克特此刻的形势的了解，实际上不止这些。对传递到军司令部的分散而又不确定的信息仔细检查一下，便可得知，从阿纳姆防区发出的第一个直接信息，是在19日上午8：25到达布朗宁那里的。那一天后来，又有两个信息来到了，信息的内容是大桥的情况、部队的位置，以及要求空军支援。尽管发出了许多给出了真实情况的电报，但这些电报却没有被收到，而收到的这三个电报又恰恰没有表明，厄克特的师正在被有条不紊地消灭。某些人士批评蒙哥马利和布朗宁，说他们没有采取更迅速、更有效的步骤，但这种批评是不公正的。因为此刻，他们对厄克特的严重问题实际上一无所知。——原注
　　①格兰瑟姆（Grantham），英格兰林肯郡城镇，因被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比》（1839）述及而闻名。
　　①阿斯克特（Ascot），在英格兰伯克郡的温莎-梅登黑德区，以其赛马场闻名。
　　①斯特恩式轻机枪（Sten gun），系二战中英军所使用，其两位发明者谢泼德[R. H. Shepherd] 、特平[ H. J. Turpin]， 一为英军少校，一为英国文职官员。德国人用英国枪，这是盟军空投的武器落入了德国人之手的一个例子。
　　①戴夫（Dave），是驾驶员戴维·洛德的名字戴维（David）的昵称。
　　②空军上尉戴维·洛德是空战十字勋章的拥有者，在死后又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后来，那三位皇家空军军官和那4位陆军发送员——空军少尉R. E. H. 梅德赫斯特、空军中尉A. 巴兰坦、下士尼克松、驾驶员詹姆斯·里基茨、驾驶员伦纳德·悉尼，以及驾驶员阿瑟·罗伯特姆——他们的尸体被辨认了出来，埋葬在阿纳姆的英军墓地。——原注
　　①有关这个故事，我感激约翰逊太太。她最初是从第五○二团的副官、休·罗伯茨上尉那里得知的。尽管罗伯茨上尉并没有提到那位营长的名字，但我却必须认定，那是二营的史蒂夫·查普伊斯中校。约翰逊上尉只记得，他是“在6个星期以后在英格兰醒来——瞎了，聋了，哑了，轻了40磅，头上有一块大的保护性覆盖物”。后来，除了部分失明之外，他康复了。为了写这本书，我与军士多恩进行了通信并采访了他，他没有怎么多说他在拯救约翰逊上尉的生命中所起到的作用。不过他承认，他是起了作用。他写道:“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是否想要毙了那位医生。”——原注
　　①在诺曼底，范德弗特曾带着骨折了的脚踝，打了40天的仗。见《最长的一天》。——原注
　　①苏族（Sioux），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尤其是在达科他州的印第安人部落。
　　①查理曼（Charlemagne，742？—814），即查理大帝，他是法兰克国王（768—814）、查理帝国皇帝（800—814），称查理一世。他扩展疆土，建成庞大帝国，加强集权统治，鼓励学术，兴建文化设施，使其宫廷成为繁荣学术的中心。
　　②巴尔巴罗萨（Barbarossa），即绰号为“红胡子”的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1123—1190），是德意志国王（1152—119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55—1190）。
　　③附联式房屋（attached houses），即各个房屋彼此相连。
　　④观测射击（observed fire），由地面上、飞机上和军舰上的观察员观测弹着点或者炸点所进行的射击。
　　①折叠座手杖（shooting stick），此手杖的顶端可以打开，用做坐椅。
　　②安齐奥（Anzio），意大利拉齐奥区城镇。位于深入第勒尼安海的半岛上。1860年归属意大利。1944年1月22日盟军在此登陆。
　　③布雷格堡（Fort Bragg），美国地名。美国的一个军事基地。
　　①帕特（Pat）是帕特里克（Patrick）的昵称。
　　①麦凯认为，这个报道指的是阿纳姆。事实上，它讲的是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与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在奈梅亨的会合。——原注
　　①这句话言外之意就是，他是牧师，不是作战人员。
　　②安非他明，这里用的英文是benzedrine，即amphetamine，是一种中枢兴奋剂。
　　③复视（double vision），也就是把同一个东西看成两个。
　　①奎里佩尔死后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原注
　　①所谓矩阵（box），也就是四周严密设防。
　　②贝利桥（Bailey bridge），即军用活动便桥，以20世纪英国工程师贝利（Donald C. Bailey）的姓命名。
　　①长期以来，英国人就对荷兰地下组织保持警惕。1942年，纳粹在荷兰的间谍头子赫尔曼·吉斯凯斯成功地渗透进了荷兰的情报网。从英格兰派去的特工被捕获了，被迫为他工作。在20个月的时间里，在大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引人注目的反情报行动中，几乎每一个跳伞进入荷兰的特工，都被德国人拦截了。作为一种安全审查的手段，英格兰的监听员得到指示，要留意用莫尔斯电码发出的无线电信息中的故意的错误。然而由这些“双重间谍”发出的信息，都毫无怀疑地被英国情报部门接受了。直到有两个英国特工逃脱，吉斯凯斯的“北极行动”才告结束。由于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哄骗了盟军，因而吉斯凯斯忍不住对他的漂亮之举吹嘘起来。在1943年11月23日给英国人的一封明语电文电报中，他说道:“致伦敦亨特和宾厄姆先生公司继任人股份有限公司。我们的理解是，你们一直在没有我们帮助的情况下，努力在荷兰做了一段时间的生意。我们对此表示遗憾……因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是在担任你们在荷兰的惟一代表。……倘若你们想要前来欧洲大陆，在一个广泛的范围里访问我们，那么我们就将给你们的密使以迄今为止我们所给予的同样的关注……”结果，尽管情报网被清洗了，彻底改组了——而且尽管荷兰抵抗组织与这些秘密活动是各自为政的——然而在市场花园行动之前，许多英国军官仍然得到提醒，不要对地下组织过于信任。——原注
　　①道格（Doug）是道格拉斯（Douglas）的昵称。
　　①尽管这些数字完全是从B集团军群的作战日志里引用的，但它们字似乎过分了，尤其是在火炮、车辆和马匹的数字上。第十五集团军渡过斯海尔德河以及在安特卫普周围的撤离，是由欧根·费利克斯·施瓦尔布将军指挥的。1946年，施瓦尔布给出了下述估计：65，000人、225门火炮、750辆卡车和运货马车，以及1000匹马（见米尔顿·舒尔曼的《西线中的失败》，第180页）。这个出入，我无法解释，但施瓦尔布的数字显得要更实际一些。——原注
　　①科尔德斯特里姆（Coldstream），位于苏格兰。著名的英国科尔德斯特里姆近卫团于1650年在此建立。
　　①次要道路（secondary road），亦可译为“支路”，“公路支线”。
　　①“‘上帝与你同在’太长了，”库克说道，“所以我不断重复‘欢呼马利亚’（划上一桨），‘承蒙上帝的恩典’（再划上一桨）。”基普上尉试图记住他在普林斯顿当船员的日子，但却发现自己是在神经质地数着“7-6-7-7-8-9”这些数字。——原注
　　②安齐奥（Anzio），意大利拉齐奥区城镇。1944年1月22日盟军曾在此登陆。
　　①按照查尔斯·B. 麦克唐纳在《齐格菲防线战役》第181页中的说法，德国人在那座桥上部署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武器，包括34挺机枪、两门口径为20毫米的高射炮，以及1门口径为88毫米的防空陆战两用火炮。——原注
　　①据说有一面美国旗升起在铁路桥的北方，在烟雾和混乱之中，英军的坦克手们以为，那面旗是飘扬在公路桥的远端——这意味着，美国人已经夺取了那个远端。这个说法可能是真的，但在我进行的许多次采访中，却没有发现一个参与者能够证实此事。我曾在整个地区走了一遍，似乎难以想象，有谁在朝公路桥对面望去的时候，会把在西边1英里处飘扬的一面旗帜，误认为是这个渡口的终点。——原注
　　①惰轮（idler wheel），也就是空转轮。
　　①德国人要炸毁奈梅亨公路桥的尝试，这里是首次披露。在此之前，哈梅尔将军从未有关这个问题接受过任何人的采访。直到今天，炸桥用的炸药为何失效仍然是个谜。许多荷兰人认为，这个主要的渡口是年轻的荷兰工人扬·范·胡夫救下来的，19日，他被美军第八十二师的联络官阿里·贝斯特布罗尔赫上尉派进了奈梅亨，给伞兵们做向导。据认为，范·胡夫成功地渗透进了德军的营地，到达了大桥，在那里他切断了通向炸药的电缆。他很有可能这样做了。1949年，一个调查这个故事的荷兰委员会感到满意的是，范·胡夫确实切断了一些电线，但却无法证实，是否单是切断这些电线就实际上拯救了大桥。炸药和传输线在瓦尔河的伦特村那一边，诋毁范·胡夫的人断言，他到达传输线而又不被发现是不可能的。争论仍然在激烈进行。尽管证据对他不利，但就我本人而言，我倒愿意相信，这个年轻的荷兰人，因为在这场战役的进程中作为地下组织的一员所起的作用而被德国人枪杀了，他确实救了这座大桥。——原注
　　①鲁宾逊是英国人，所以称他们“美国佬”。
　　①加文将军说:“我无法告诉你，我的士兵们的愤怒和心酸。我在黎明时候找到了塔克，他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敬佩的军人就是英国军人，但英国的步兵领导人却或多或少并不理解空降部队的同志情谊。对我们的士兵们来说，只有一个目标：拯救在阿纳姆的他们的伞兵兄弟们。那是个悲剧。我知道，塔克想去，但我决不能让他去。我手头的事情应接不暇。除此之外，塔克和我的其他前线军官们也没有充分意识到，英国人在那个时刻也有一些难题。——原注
　　①加文的教名是詹姆斯（James），吉姆（Jim）是詹姆斯的昵称。
　　①第二天，麦凯和另外3个人从德国的埃默里希镇逃跑了。和他一起逃跑的人当中，有一位就是丹尼斯·辛普森中尉，他曾经率领一个小组从那个校舍里突围。这4个人一路走过乡村，来到莱茵河。他们偷了一条船，一路划下去，来到了奈梅亨的盟军营地。——原注
　　②战斗疲劳症（shell-shock），亦译“炮弹休克”或“弹震症”，即因战争的可怕经历而精神异常。
　　①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苏军与德军曾进行过巷战。
　　第五部 巫婆的大锅
　　“蒙蒂的坦克部队在路上！”在收缩了的奥斯特贝克环形防线的各个地方——从狭长掩体、现在已经变成了据点的房子、十字路口阵地，以及树林和田野里——满是污垢、脸色灰白的士兵们欢呼着，传递着这个消息。在他们看来，这个漫长、陷于孤立的磨难就要到尽头了。厄克特将军的莱茵河桥头阵地，成了地图上的一个指头尖样的地点。现在，在这样一个地区，它长不到两英里，中心地带有一英里半宽，在莱茵河边的基地有一英里长，“红毛鬼子们”被包围了，从三面遭到进攻，正在慢慢地被消灭。水、医药用品、食品和弹药极为短缺，所剩无几。作为一个师来说，英军第一空降师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士兵们再次被能获得解救的希望振奋起来。就是现在，暴风雨般的炮火在头顶上面咆哮着，那是在莱茵河对岸，在南边11英里之外的地方，英军的中型火炮和重型火炮，在猛烈轰击距离厄克特的前线只几百码的德国人。
　　通过电报，布朗宁将军已经许诺厄克特，到星期四时，第三十军的第六十四中型火炮团，将会进入射程，而且团的炮兵军官们也已经清楚了目标的先后顺序。厄克特的意志坚定的老兵们并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安全，迅速依从了。通过第六十四中型火炮团的通讯网，红毛鬼子们第一次获得了良好的无线电联系，强烈要求炮兵几乎就朝他们自己的阵地上面开炮。炮火的精确性是令人振奋的，其效果，就是使德国人吓得不知所措。那些一次次几乎就要击溃这些胡须满面、衣衫褴褛的伞兵们的猛烈的坦克部队的进攻，又一次次地被英军的火炮击退了。
　　即使有这种受欢迎的解救，厄克特仍然知道，德国人如果集结兵力，进行一次协调的进攻，还是能消灭他的微不足道的兵力。然而，士兵们却认为，现在有一点点希望——有一个能在最后时刻夺取胜利的机会。在这个星期四，前景稍微光明了一些，厄克特拥有了有限的通讯手段，并与第六十四中型火炮团的火炮支援取得了联系。他知道，奈梅亨大桥是安全而且畅通的；近卫团装甲师的坦克在行进；而且，如果天气保持晴好的话，索萨博斯基将军的波兰第一伞兵旅的1500名新的伞兵，就会在下午晚些时候着陆。如果波兰人能够在德里尔与赫维多普之间迅速摆渡通过莱茵河的话，那么这个凄凉的画面就大有可能改变。
　　然而，如果厄克特要顶住的话，那么补给品就像索萨博斯基的士兵的到来一样紧迫。在头一天，在总共300吨的补给品当中，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只给哈滕施泰因区域送来了41吨。在反坦克炮和火炮大量到来之前，近距离的空中支援具有关键性的重要性。由于缺乏地对空的通讯手段——那种特殊的美国超高频设备，在D日，也就是17日那一天，起飞前几小时才匆匆送到英国人那里，波长又设置错了，因而毫无用处——所以师部的军官们不得不承认，皇家空军似乎不打算放弃误伤的警惕而大胆突袭，可是空降部队的士兵们却知道，那种大胆的突袭是绝对必要的，并且准备好了要冒险。厄克特已经连续地给布朗宁发去了一连串的电报，敦促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进攻“机不可失的目标”，而不要考虑红毛鬼子们自己的阵地。这是空降部队的作战方式；这并不是皇家空军的作战方式。即使在这个关键的阶段，飞行员们仍然坚持，敌人的目标应该以几乎是绘图式的准确性，来精确地标出其位置——对被围困的伞兵们来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在不断缩小的空降场里被压得动弹不得。皇家空军没有进行一次低空攻击，而在环形防线的周围，一直伸展向东到阿纳姆，这些地方的每一条马路、每一块田野和树林，都有敌人的车辆和阵地。
　　红毛鬼子们缺少他们拼命敦促的空中打击，被围在环形防线里面，几乎一刻不停地遭受迫击炮的轰击，并且在一些地方进行肉搏战。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近卫团装甲师的纵队上，他们相信爱尔兰近卫团装甲师正在朝他们隆隆驶来。厄克特并不那么乐观，他知道，他的被打得支离破碎的师，敌人在人数上起码是他们的4倍，而且他们遭受着火炮和坦克的轰击，伤亡人数还在持续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规模庞大而又全力以赴的努力，才能拯救他的师。这个顽强、英勇的苏格兰人敏锐地意识到，德国人能够像蒸汽压路机一样压倒他的小得可怜的兵力，因而即使在告诉他的参谋们，“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桥头阵地”的时候，他也不透露自己的内心想法。
　　环形防线现在分成了两个防区，皮普·希克斯准将坚守西边，沙恩·哈克特准将坚守东边。希克斯的西边防区，配备的士兵系来自滑翔机飞行员团、皇家工兵部队、英格兰苏格兰边境团的余部、一些波兰人，以及来自各个部队的使用多种语言的其他伞兵。在东边，是哈克特的第十营和第一五六营的幸存者们、滑翔机飞行员团的其他士兵，以及皇家炮兵的第一机降旅轻武器团的士兵。北边（靠近位于沃尔夫黑策村的铁路线），从这些主要的防御工事蜿蜒向上，在这里坚守的是博伊·威尔逊少校的第二十一独立伞兵连——他们是那些带路的伞降信号员，再就是R. 佩顿-里德中校的御用苏格兰边境居民团第七营。沿着南边的基地，从下奥斯特贝克的那座中世纪教堂的东边，一直延伸到在西边的韦斯特博文山高地，哈克特指挥着英格兰苏格兰边境团的另外的士兵，以及一支五花八门的兵力，其构成是南斯塔福德郡团的余部、第一营、第三营和第十一营，以及在两次负伤的迪基·朗斯代尔少校率领下的各种服务部队——号称“朗斯代尔部队”。在那个地区的中心，是谢里夫·汤普森中校的主力部队，他们是处于困境的炮兵，炮组不断努力为这困难的防线效力，而他们的宝贵的弹药补给正在迅速减少。①
　　在战后报告中的整洁的地图上，每一支部队的地点都是先用铅笔画出，再用墨水描过；但多年以后，幸存者们却回忆说，实际上毫无环形防线可言，没有前线，各个部队之间没有区分，没有相互协调的作战。只有受到震惊、扎着绷带、满身血污的士兵，不论是哪里，也不论是什么时候，只要有了口子，他们就跑过去堵上。希克斯准将的士兵们顽强地保卫着桥头阵地的防区，当希克斯去访问精疲力竭的士兵们时，他知道，“这是结束的开始，我认为我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我们试图保持一张合乎情理的面孔”。
　　在谢里夫·汤普森中校的炮兵与丹尼斯·芒福德少校之间的无线电联系停止传输的时候，汤普森就怀疑，弗罗斯特在大桥上的英勇抵抗已经结束了。厄克特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仍把希望寄托在近卫团装甲师的身上，希望他们的坦克部队能够及时抵达第二营的余部。① 这座跨越莱茵河的孤零零的大桥——德意志帝国的最后一道自然防线——一直就是主要的出击目标，是蒙哥马利要迅速结束战争的跳板。要是没有了这座大桥，那么第一空降师的困境，尤其是弗罗斯特的勇敢的士兵的苦难，也就白白地蒙受了。正如厄克特对弗罗斯特和高夫所说，他再也不能为他们做什么了。他们的帮助，必须来自第三十军的速度和装甲部队的力量。
　　对厄克特来说，当务之急就是索萨博斯基的波兰人一着陆，尽快让他们过河，进入环形防线。索道渡船尤其适合这个行动。厄克特的工兵已经用电报与军司令部进行了联系，说那是“一种第24等级类型的渡船，能够运载3辆坦克”。尽管厄克特对韦斯特博文山高地感到担忧，也对德国炮兵可能控制那里的渡口感到担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敌军部队到达那里。由于坚守环形防线的士兵是如此之少，因而只派出了英格兰苏格兰边境团第一营的一个排去保卫那个阵地。事实上，双方都没有守卫那个高地。查尔斯·奥斯本少校的英格兰苏格兰边境团的D连，在星期日着陆后很快就被给予了这个任务，但按照奥斯本的说法，“我们从来也没有真正坚守过韦斯特博文山。我被派了出去，进行侦察巡逻，以便安排各个营的阵地。然而，等到我完成了这个任务，返回司令部的时候，计划又改变了。”到星期四时，奥斯本的士兵“被相当零碎地调动出去，进入了哈滕施泰因旅馆附近的一个阵地”。而在那个极其重要的高地上，没有一兵一卒。
　　星期三，工兵部队已经派出了侦察巡逻队沿着莱茵河进行侦察，以便汇报渡口深度、河岸的状况以及河水的流速等情况。皇家工兵汤姆·希克斯认为，这个勘测是“为了在第二集团军试图在河上架桥的时候，给他们提供帮助”。 希克斯与另外三名皇家工兵以及一位荷兰向导一起，乘渡船过了莱茵河。他看到，渡船工人皮特“用一根缆绳操作着，那位老人家用手卷绕着缆绳，似乎水流帮助渡船过河”。 希克斯把一颗手榴弹系在降落伞的一根索具上，每隔1英尺打上一个结，以此探测水深，估量流速。星期三的晚上，在波兰人的空投场又改变为德里尔村之后，另外一个巡逻队被派到了轮渡地点。“那是一个自愿参加的工作，”南斯塔福德郡团的列兵罗伯特·爱德华兹回忆说，“我们要前往在赫维多普村的河边，找到渡船，呆在那里，保卫渡船。”
　　黑暗之中，一名中士、一名下士、6名列兵和4名滑翔机飞行员动身了。“在我们一头钻进在我们和赫维多普村之间的树林浓密的乡间的时候，迫击炮弹和子弹在猛烈地落下。”爱德华兹说。有几次这一行人遭到了射击，一名滑翔机飞行员负伤了。这个巡逻队来到地图上标明了地点的河岸，却发现没有渡船的影子，渡船消失了。尽管仍然有可能渡船停泊在南岸，但巡逻队却被告知，他们将在河的自己的这一边找到渡船。士兵们立即散开，在渡口北码头的两边的四分之一英里的地带寻找。寻找没有结果，工人皮特的渡船无法找到。爱德华兹记得，负责这个巡逻队的那位中士得出的结论是，那条船要么是沉了，要么是根本就不存在。天一亮，士兵们便放弃了寻找，开始了他们的危险的返程。
　　只不过几分钟，猛烈的机枪火力又伤了巡逻队的另外三个人，一行人又撤回到了河边。在那里，中士认定，士兵们分开会更有机会返回。爱德华兹与下士和两位滑翔机飞行员离开了。在“与德国人进行了小的遭遇战和小冲突之后”，他的小组来到了下奥斯特贝克的那座教堂，正好一颗迫击炮弹落地爆炸。爱德华兹被摔在地上，他的双腿充满了“小的炮弹碎片，靴子里满是血”。在教堂隔壁的一幢房子里，一名勤务兵给他包扎了伤口，并要这位受伤的列兵休息。“不过他并没有说在哪里休息，”爱德华兹回忆说，“房子里的每一英寸空间都塞满了重伤号。伤者和死者所发出的恶臭，是某种可怕的东西。”他决定离开，前往连指挥部，指挥部位于一个洗衣房，“为的是找个人，向他汇报。我把渡口的情况告诉了一名军官，然后与一位滑翔机飞行员进入一个放武器的坑道。我不知道另外的人是否回来了，也不知道和我一起来到教堂的那几个人发生了什么事情。”
　　过去了若干时间之后，厄克特将军仍然对弗罗斯特的命运一无所知，于是便给布朗宁发去了电报：
　　大批敌人正在进攻大桥。不足的兵力形势严峻。敌人从黑尔苏姆村以东、阿纳姆以西进攻。形势严峻，但师的余部围绕着哈滕施泰因旅馆组成了严密的环形防线。对这两个地方尽早解救是绝对必要的。仍然控制着赫维多普村的渡口。
　　这个电报是经由第六十四重型炮兵团的通讯网发出去的，甚至就在发报的时候，师司令部就已经得知，渡船没有找到。厄克特的军官们认为，德国人把它炸沉了。但实际上皮特的渡船仍然在漂浮着，大概炮火把系泊渡船的绳索炸断了。渡船最终由荷兰平民，在大约1英里之外的那座被拆掉的铁路桥附近发现了，船被冲到岸边，仍然完好，但已为时太晚，没有用处了。“我们要是能够再靠近奥斯特贝克几百码进行寻找的话，就会找到它。”爱德华兹说。
　　星期四上午，在视察了哈滕施泰因旅馆的防御阵地之后，厄克特返回司令部，听到了这个毁灭性的消息。波兰人的空投只剩下几个小时了，可是他的用索萨博斯基的士兵来增援环形防线的惟一迅速的方式却消失了。①
　　当运载着波兰第一伞兵旅的那个长长的纵队，前往位于德里尔村的空投场的时候，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从领先的达科他型飞机的窗子往下面看，于是“得知了真相，得知了我一直怀疑的事情”。飞机编队在艾因霍温转向北边，他看到，“下面的整个走廊里交通堵塞，几百辆车辆挤在一起，混乱不堪”。烟从马路上翻腾着升上来。公路的各个地点，都有敌人的炮弹在爆炸，卡车和其他车辆在燃烧，而且“到处都有车辆残骸堆积在两边”。然而，车队却不知怎么仍然在移动。然后，在过了奈梅亨之后，车辆的运动停止了。透过低空云彩，索萨博斯基能够看见那条“岛屿”马路，以及马路上面的被堵塞的、停顿下来的坦克。敌人的炮火正落在纵队的头部。几分钟之后，当飞机倾斜着飞向德里尔村时，阿纳姆大桥隐约出现在眼前。坦克正在过桥，从北边驶向南边，索萨博斯基意识到，他们是德国人。他震惊了，目瞪口呆，明白英国人已经丢失了这座桥。
　　星期三晚上，由于对缺乏有关厄克特形势的信息感到焦虑，也“因为设想我有可能被我自己的政府军法审判”， 索萨博斯基于是便把谨言慎行抛到九霄云外。他要求见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司令布里尔顿将军。与波兰伞兵旅进行联系的联络官是乔治·史蒂文斯上校，索萨博斯基情绪激动地对他强调，除非“把厄克特在阿纳姆周围的确切形势告诉他，否则波兰伞兵旅就不起飞”。史蒂文斯大吃一惊，于是带着索萨博斯基的最后通牒，匆匆前往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司令部。星期四早晨7点，他带着从布里尔顿那里得到的消息回来了。史蒂文斯承认，是有混乱，但进攻将按计划进行；在德里尔村的空投场并没有改变，而且“赫维多普村的渡口在英国人的手中”。 索萨博斯基气消了。现在，当朝下看着战斗的全景的时候，他意识到，他“知道的比布里尔顿多”。当他看到，在奥斯特贝克的周围以及前面，明显是德国人的坦克，而且冰雹似的防空炮火正飞上来迎接他的士兵时，索萨博斯基被激怒了，他认为，他的旅“正在一场完全是英国人的灾难中被牺牲掉”。几分钟之后，他从飞机的舱门出来了，穿过防空炮火编织的帷幕落了下来。这位严谨的50岁的将军注意到，时间是下午5：08。
　　正如索萨博斯基所惧怕的那样，这些波兰人跳进了一场大屠杀。和以前一样，德国人正在等着呢。从敦刻尔克① 开始，他们就一直在跟踪这些编队并测定它们的时间，而现在，由于有了远远多于以前的增援部队，所以这个地区布满了高射炮。当波兰人靠近的时候，25架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突然出现，从云层中俯冲出来，朝这些靠近的飞机扫射。
　　当索萨博斯基从空中落下时，他看见，有一架达科他型飞机正朝地面落去，它的两个引擎都在燃烧。下士亚历山大·科察尔斯基看见，又有一架飞机坠落了，在飞机坠毁之前，只有10来个伞兵逃脱了出来。斯蒂芬·卡茨马里克中尉被悬挂在他的降落伞下面，他祈祷着。他看见，有这么多的曳光弹，“地面上的每一门炮都似乎瞄准着我”。下士乌拉代斯劳·科罗布的降落伞全是窟窿，他在一位头被炸掉了的波兰同胞的旁边着了陆。
　　不到两英里半之外的波兰人的空投，给奥斯特贝克环形防线的战斗造成了片刻的停火。德国人的每一门火炮似乎都集中在那些摇摆着的、不能自卫的人们身上。“好像敌人的所有枪炮都一块儿举了起来，同时发射。”炮手罗伯特·克里斯蒂注意到。从不断的炮击中获得的暂时缓解太宝贵了，不可浪费：士兵们迅速利用这个机会移动吉普车和设备，挖掘新的火炮掩体，把剩余的弹药搬上来，再次安置掩护网，并把空的炮弹箱从拥挤的狭长掩体里扔出来。
　　罗兰·兰顿上尉的坦克先头连，大约6个小时之前在前往阿纳姆的途中被挡住了，现在，兰顿在6英里之外的那条抬高了的“岛屿”马路上，痛苦地注视着这场空投。这是他所曾见到的最恐怖的景象。德国飞机朝不能自卫的波兰运输飞机俯冲过去，“把它们从空中炸飞出去”。伞兵们试图从燃烧着的飞机里跳出来，“其中的一些飞机机头翻转，一头栽在地上”。士兵们的尸体“在空中翻滚，那些无生命的形体缓慢地飘下来，在触地以前就已经死亡了”。兰顿差不多要哭出来了。“那该死的空中支援在哪里？”他纳闷，“我们在下午被告知，我们在朝阿纳姆发起进攻的时候不能得到空中支援，因为所有可用的空中支援都要给波兰人。它现在在哪里呢？是因为天气吗？胡扯！德国人能飞行，我们为什么不能飞行？”兰顿从未这样感到泄气，他真心实意地想，要是有了空中支援，他的坦克部队“就能到达在阿纳姆的那些可怜的杂种那里”。在焦虑和绝望之中，他突然发现自己呕吐得厉害。
　　尽管对飞机和高射炮炮火的野蛮联合攻击感到震惊，但波兰旅的大多数人还是神奇地到达了空投场。甚至在他们着陆的时候，高射炮火和装有烈性炸药的迫击炮弹，也在他们当中爆炸。那些炮火是奈梅亨到阿纳姆的那条高架公路上的坦克和高射炮，以及德里尔村北边的炮组发射出来的，而且索萨博斯基看到，甚至机枪也在整个地区瞄准射击。士兵们在空中遭到了打击，在地面上又陷入致命的交叉火力中，他们现在不得不杀开一条血路，离开空投场。索萨博斯基在一条运河附近着陆了。当他跑开隐蔽的时候，碰见了一名伞兵的尸体，“他躺在草地上，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伸展开身子，”索萨博斯基后来写道，“一颗子弹或者炮弹碎片整齐地切掉了他头颅的顶部。我不知道，在战斗结束之前，我将看到我的士兵当中还有多少人是这个样子，也不知道，这个牺牲是否值得。”①
　　德里尔的所有居民都被德国人所做出的凶猛接待吓呆了，也被伞降吞没了。波兰伞兵们落在这个小村子的各个地方，落在果园里、灌溉渠里、堤坝的顶上、圩田里，也直接落在村子里。有些士兵落在莱茵河里，由于无法脱掉降落伞，而被河水冲走，淹死了。荷兰人不顾落在他们四周的炮弹和机枪子弹，跑去帮助这些倒霉的波兰人。在这些荷兰人当中，就有科拉·巴尔图森，她是红十字会队伍的一员。
　　这次着陆，以在德里尔村南边不到两英里的空投场为中心，令村民们大吃一惊。没有使用伞降信号员，而且荷兰地下组织对这个计划也一无所知。科拉·巴尔图森骑着一辆带有木质轮胎的自行车，在一条狭窄的堤岸路上朝南骑去，前往一个叫霍宁斯旷野的地方，伞兵当中似乎有许多人是在那里着陆的。她既震惊又害怕，看不出还有人能够穿过德国人的炮火活下来。她预料会有大量的伤亡。令科拉惊讶的是，她看到，士兵们冒着炮火，排好队伍，分成小组，跑向安全的堤岸。她几乎无法相信，这么多的人仍然还活着，但她想:“英国兵终于到德里尔了。”
　　她有多年没说英语了，但科拉是德里尔惟一一位熟悉这种语言的居民。科拉希望，她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红十字会护士的服务将会被需要，同时还希望能当翻译。她匆匆赶上前，看见士兵们在疯狂地朝她招手，显然是“警告我，要我离开这条马路，因为有炮火”。但在她的“激动和愚蠢”之中，科拉并没有意识到，敌人连续齐射的炮弹就在她的四周呼啸。她朝她遇见的第一群士兵喊道:“哈罗，英国兵！”但他们的回答却让她不知所措。这些人说另外一种语言——不是英语。她听了一会儿。有几个波兰人曾被强征入伍，加入了德国军队，几年前曾在德里尔驻扎过。她几乎立即就听出来了，那种语言是波兰语。这让她更加困惑了。
　　由于在敌人的占领下生活了多年，科拉是警惕的。在这个时刻，几名英国伞兵，以及一架被击落的飞机的机组人员，就躲藏在巴尔图森家的工厂里。那些波兰人似乎也同样怀疑，因为他们在仔细打量着她。他们不会说荷兰语，但有几个人用蹩脚的英语或者德语，试探着问了一些有保留的问题。他们问，她是从哪里来的？德里尔有多少人？村子里有德国人吗？巴尔斯坎普家的农场在哪里？对巴尔斯坎普家农场的提及，让科拉用德语和英语滔滔不绝说了起来。这个农场在村子东边不远的地方，尽管科拉并不是德里尔村那个小小的地下组织的成员，但她却听到她的哥哥约瑟夫斯、一个积极的地下组织的成员提到，那个农场的主人是一个荷兰纳粹。她知道，有一些德国部队在巴尔斯坎普家的农场周围，在莱茵河的堤岸马路上，并在沿着河岸的砖建筑物里为高射炮配备了人员。“不要到那里去，”她乞求道，“那里全都是德国部队。”波兰人似乎并不相信。“究竟是否应该信任我，他们并没有把握，”科拉回忆说，“我不知道该做什么。然而我极度害怕这些人会前往巴尔斯坎普家的农场，害怕他们会落入某种陷阱。”她周围的那群人当中，就有索萨博斯基将军。“由于他没有佩带明显的标识，样子和别的人完全一样，”科拉记得，“因而直到第二天我才知道，这个精瘦结实的小个子是将军。”她记得，索萨博斯基正在平静地吃苹果。他对她有关巴尔斯坎普家的农场的信息非常感兴趣；完全是出于偶然，那个地方被选作他的旅的主要会合地点。尽管科拉认为，这群人当中没有人信她的话，但索萨博斯基的军官们现在却立即派出了传令兵，告知别的小组有关巴尔斯坎普家的农场的情况。这个吃苹果的精干的小个子现在问道:“渡口在什么地方？”
　　一位军官拿出了地图，科拉指出了位置。“但是，”她告诉他们，“它不运行了。”自从星期三以来，德里尔村的人就没有见过那条驳运船。他们从皮特那里得知，缆绳被砍断了，他们推测，那条渡船已经被毁掉了。
　　索萨博斯基气馁地听着。在着陆以后，他就派出了一个侦察巡逻队去寻找那个地点，现在他的惧怕被证实了。“我仍然等待巡逻队的报告，”他回忆说，“但这个年轻女人的信息似乎是精确的。我衷心地感谢了她。”① 一个令人畏惧的任务现在摆在他的面前。要迅速派兵帮助在环形防线里的厄克特的被围困的士兵，索萨博斯基就得让他的部队坐船或者坐筏子渡过400码宽的莱茵河——而且是在夜晚渡河。他不知道厄克特的工兵是否找到了船，也不知道他自己能够在哪里找到足够的船。索萨博斯基得知，他的无线电机务人员无法与英军第一空降师的司令部取得联系。是否已经制订了新的计划，他一无所知。
　　现在，当科拉和她的救护队着手帮助伤员时，索萨博斯基注视着，他的士兵在发烟炸弹的掩护下出发，把那个地区里的一点点抵抗打垮了。到目前为止，他的旅所遭遇到的惟一的主要抵抗，系来自火炮和迫击炮。至今尚无装甲车出现，这柔软的圩田似乎不适合于坦克。索萨博斯基既困惑又生气，于是便在一幢农庄住宅设立了旅司令部，等待来自厄克特的消息。当他得知，在他的有1500名士兵的旅里，有500名没有能够到达，他的心情并没有得到改善。恶劣的天气迫使运送着几乎整整一个营的飞机飞行夭折，返回了英格兰的基地。在伤亡方面，他的剩余兵力已经付出了残酷的代价：尽管他没有得到精确的数字，但到夜幕降临时，只有大约750名士兵集结了起来，在他们当中又有几十人负了伤。
　　晚上9点，厄克特的消息到了，是相当戏剧性地来到的。由于无法通过无线电与索萨博斯基取得联系，所以厄克特的司令部里的那位波兰联络官、茨沃兰斯基上尉，便游泳过了莱茵河。“我正在看地图，”索萨博斯基记得，“突然这个不可思议的人物走了进来，他浑身滴着泥水，穿着短裤，披着伪装网。”
　　茨沃兰斯基告诉将军，厄克特“想要我们那天夜里过河，他将准备好筏子把我们摆渡过去。”索萨博斯基立即命令他的一些士兵，前往河边等待。他们在那里呆了大半夜，但筏子并没有过来。“在凌晨3点时，”索萨博斯基说道，“我知道，由于某种原因，计划失败了。我把我的士兵撤了回来，进入一个环形阵地。”他预料，黎明的时候，“德国人将会发起步兵进攻，将会有猛烈的火炮火力”。“在这个夜里，在黑暗的掩护下”渡过莱茵河的所有机会，都“丧失了”。
　　大河对面的哈滕施泰因旅馆里，在早些时候，厄克特已经给布朗宁发去了一封紧急电报。电文如下：
　　（212144）有24个小时的时间没有得知在阿纳姆的我师部队的消息。我师剩余部队在非常小的环形防线里面。迫击炮和机枪火力猛烈，随后是局部的进攻。最恼人的是自行火炮。我们伤亡严重。弹药几乎用完。在24个小时解救是绝对必要的。
　　在位于布鲁塞尔的小小的驻地里，就在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司令部附近，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伯恩哈德亲王，极度痛苦地关注着事态的每一个新的、折磨人的进展。荷兰本来可能在9月初便轻而易举获得解放，但现在却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战场。伯恩哈德谁也不责怪。美国和英国的战士们，正在为了让荷兰摆脱掉一个残酷的压迫者，而献出他们自己的生命。尽管如此，伯恩哈德还是迅速对蒙哥马利以及他的参谋部不再抱有幻想。到9月22日，星期五的时候，伯恩哈德得知，近卫团装甲师的坦克部队在埃尔斯特被挡住了，而波兰人是在德里尔村空降，而不是在阿纳姆大桥的南边空降，这位33岁的亲王发脾气了。“为什么？”他愤怒地质问他的参谋长、皮特·多尔曼少将，“为什么英国人就是不听我们的？为什么？”
　　在为市场花园行动制定计划时，荷兰的高级军事顾问被排除在外了，而他们的忠告本来可能是非常宝贵的。“比如，”伯恩哈德回忆说，“倘若我们及时知道对空投场的选择以及在空投场与阿纳姆之间的距离，我的人自然会说话。”由于“蒙哥马利具有渊博的经验”，伯恩哈德和他的参谋部也就“对什么都没有提出异议，而是接受了一切”。但自从荷兰的将军们得知霍罗克斯的第三十军打算要走的路线的那一刻起，他们便焦虑地试图说服每一个能听他们说话的人，警告他们，使用无遮蔽的堤岸马路是危险的。“在我们的军事参谋学院里，”伯恩哈德说道，“我们曾对这个问题作过无数次的研究。我们知道，要是没有步兵，坦克纯粹是不能在这些马路上运作的。”荷兰军官们一再告诉蒙哥马利的参谋们，除非步兵陪伴着坦克部队，否则市场花园行动的进程无法维持。多尔曼将军描述说，他“在战前就曾亲自在那个地区用装甲部队进行过试验”。
　　伯恩哈德说，英国人“对我们的否定态度不予理会”，尽管每一个人都是“出奇的客气，但英国人却宁可自己制订计划，我们的看法被排斥了。大行其道的态度是，‘不要担心，老兄，我们要开始做这件事情了。’”伯恩哈德注意到，甚至现在，“一切都怪罪到天气上了。在我的参谋们得到的普遍印象是，英国人认为我们是一伙蠢材，因为我们居然敢于对他们的军事战术提出质疑”。伯恩哈德知道，除了几位高级军官们之外，他“在蒙哥马利的司令部里并不特别受人喜爱，因为我的话现在正不幸地证明是对的——而一般的英国人不喜欢被一个该死的外国人告知，他错了。”①
　　从布鲁塞尔，伯恩哈德把事件的信息充分告知了64岁的威廉明娜女王，以及在伦敦的荷兰流亡政府。“他们也不能影响英国人的军事决定，”伯恩哈德说道，“若是把这件事情反映给丘吉尔，那不论对女王还是对我们的政府都不会有好处。他决不会干涉在战场上的军事行动，蒙蒂的声望太高了。我们确实是无计可施。”
　　威廉明娜女王焦虑地关注着这场战役的进程，就像她的女婿一样，她本来也以为荷兰会迅速得到解放。现在王室成员们担心，如果市场花园行动失败，“德国人将会对我们的人民进行可怕的报复。女王预料，德国人决不会有同情心。女王感情强烈地痛恨德国人”。
　　在这次行动进行的早期，伯恩哈德已经告知威廉明娜，“不久我们就会攻占王宫和王室庄园”。女王回答说:“把它们全都烧掉。”伯恩哈德大吃一惊，结结巴巴地问道:“您说什么？”威廉明娜说道:“我决不会再次踏进德国人在我的房间里坐在我的椅子上的地方。决不！”伯恩哈德试图平息她的怒气:“妈妈。您有点夸张吧。毕竟，它们是非常有用的建筑。我们可以用蒸汽消毒，用滴滴涕消毒。”女王固执己见。“把那些宫殿烧掉，”她命令道，“我决不会踏进其中的任何一座。”亲王拒绝了。“女王生气了，因为我和我的参谋部占用了宫殿（没有把它毁掉），而没有先问她。她有好几个星期不同我说话，除了涉及公事之外。”
　　现在伯恩哈德和他的参谋们只能“等待和希望。事态的变化令我们心酸和气馁。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那些代价昂贵的错误居然是上层犯下的”。荷兰自身的命运使得伯恩哈德甚至更加焦虑:“我知道，如果英国人在阿纳姆被赶回去，那么在即将到来的冬天，针对荷兰人民所产生的后果将会是可怕的。”
　　2
　　奥斯特贝克，这个战争当中的“安静的孤岛”，现在成了交战的核心。在不到72个小时的时间里——从星期三往后，这个镇子就被炸得一塌糊涂。火炮和迫击炮的炮火，把它炸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堆。这个镇子的宁静的秩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遭到蹂躏的光秃秃的景色，弹坑搞得地面坑坑洼洼，狭长掩体留下条条伤痕，木头的碎片和钢铁的碎片一片狼藉，红砖的粉末和灰烬厚厚的一层。在被火烧黑的树上，衣服和窗帘的碎片在风中怪异地飘动着。用空了的黄铜制子弹盒，在街道上的深没脚踝的尘土中闪闪发亮。马路上建起了临时路障，用的材料是烧坏了的吉普车和其他车辆、树木、门、沙包、家具——甚至还有浴缸和钢琴。在被部分拆掉的房子和棚屋的后面，在街道的边上以及成了废墟的花园里，躺着士兵和平民的尸体，是并排躺着的。现在成了医院的度假旅馆，立在草坪当中，草坪到处乱放着家具、绘画和打碎了的灯；而有着花哨条纹的天棚，本来是给宽大的阳台提供遮阴的，现在成了肮脏的碎布片悬挂着。几乎每一幢房子都被击中了，有一些被烧毁了，镇子里没有剩下几扇完整的窗子。这是个被蹂躏的海洋，德国人现在把它称之为巫婆的大锅（Der Hexenkessel）①，在这里，荷兰人——大约8000到10，000个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挣扎着要活下去。他们拥挤在地下室里，没有煤气和水电，而且就像在许多防区里的部队一样，也几乎没有食品，这些平民照料着他们的负伤者，照料着英国保卫者，而且当德国人负伤的时候，他们照料着他们的德国征服者。
　　斯胡努尔德旅馆现在是直接位于前线的一个主要的伤亡人员收容站，在这家旅馆里，旅馆主人的女儿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在她的日记里写道：
　　我们不再害怕了，我们已经害怕过了。我们周围到处都躺着伤员——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正在死去。若是要求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又为什么不应该这样做呢？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变得超然于我们以前所依恋的一切。我们的财物失去了。我们的旅馆在每一面都损坏了。我们甚至都不想它一下。我们没有时间想它。如果这个争斗要既夺去英国人的生命，又夺去我们的生命，我们将献出我们的生命。
　　在巷子里，在田野里和屋顶上，在房子废墟中的成了路障的窗子的后面，在下奥斯特贝克镇的那座教堂附近，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哈滕施泰因旅馆四周的鹿苑里，精神紧张、眼睛凹陷的伞兵们被部署在阵地上。轰炸的喧闹声几乎是持续不停，不论是军人还是平民都被震聋了。在奥斯特贝克，英国人和荷兰人被震得进入了一种麻木状态。时间没有了什么意义，事件也变得模模糊糊。士兵和平民彼此安慰，希望能得到解救，但又几乎精疲力竭，以至于对能否活下去并不担忧了。御用苏格兰边境居民团第七营营长R. 佩顿-里德中校着重提到:“在一切艰苦当中，睡眠的缺乏是最难于抵御的。士兵们到达了这样一个阶段，生活中惟一重要的事情就是睡觉。”正如第十伞兵营的本杰明·克莱格上尉所说，“我记得，那种疲倦超出了别的任何东西——几乎到达被杀死也值了这种程度。”中士劳伦斯·戈德索普是一位滑翔机飞行员，他太疲惫了，以至于“有时但愿我能负伤，这样就可以躺倒休息一下”。但任何人都得不到休息。
　　在环形防线的各处——从这个指尖形状的突出部最北端的那座白色的德赖鲁尔德旅馆，（部队将其称之为“白宫”，）一直到下奥斯特贝克的那座建于10世纪的教堂——士兵们打着一种混乱得让人难受的仗，进攻者和保卫者的装备和兵力疯狂地混合在了一起。英国伞兵们往往发现，自己使用的是缴获来的德国弹药和武器。德国坦克正在被他们自己布下的地雷炸毁。德国人驾驶着英国人的吉普车，用缴获来的、本来打算空投给英军空降部队的补给品增强了自己。“那是我们所曾打过的最廉价的仗，”霍亨施陶芬师师长哈策尔回忆说，“我们有免费的食品、香烟和弹药。”双方攻占和再次攻占彼此的阵地，次数如此之多，结果在一个又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没有几个人有把握地知道，是谁占领着他们旁边的地点。对在环形防线沿线的各个地下室里躲避的荷兰人来说，那种不断的交换是可怕的。
　　化学工程师扬·沃斯奎尔，把他的全家——他的岳父母、他的妻子伯莎，以及他们的9岁的儿子亨利——搬到了翁德沃特医生的家里，因为这位医生的用沙包强化的地下室似乎要安全一些。在一个阶段的不停射击达到高潮时，英军的一支反坦克部队在他们的上面一层作战。几分钟后，地下室的门猛地打开，一名党卫军军官带着几名党卫军出现了，要求知道大家是否藏了英国人。小亨利正在玩一个英军战斗机的炮弹壳。那位德国军官举起炮弹壳。“这是英国人的大炮上的，”他喊道，“每一个人都上楼去！”沃斯奎尔清楚，地下室里的人将会被全都枪毙。他迅速干预了。“瞧，”他告诉军官，“这是英国飞机上的弹壳。我儿子发现了它，纯粹是为了玩。”那个德国人粗鲁地向他的部下示意，于是这群德国人上了楼，没有伤害这些荷兰人。过了一些时候，地下室的门又一次猛地开了。令每个人宽慰的是，是英国伞兵进来了，沃斯奎尔心中想，他们的样子“奇异，穿着伪装服，头盔上仍然插着树枝。他们就像圣尼古拉① 一样，分发了巧克力和香烟，那是他们刚刚从德国人的补给卡车里缴获的”。
　　列兵艾尔弗雷德·琼斯，是博伊·威尔逊少校手下的一位伞降信号员，他也陷入了战斗的混乱中。在斯胡努尔德旅馆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琼斯和一个排的其他人坚守着阵地，这时他们看见一辆德国参谋车驶来。晕头转向的伞兵们注视着，只见那辆车在他们隔壁的房子前停了下来。“我们张大了嘴看着，”琼斯记得，“只见司机为军官打开车门，给他行了一个希特勒式的礼，然后军官朝房子走去。”琼斯回忆说，然后“我们全都醒悟过来，开火了，我们把司机和军官全都抓获了”。
　　有一些与敌人的遭遇战，就不那么不受个人感情影响了。滑翔机飞行员团的迈克尔·朗中尉率领一个作战巡逻队，在登讷坎普十字路口附近环形防线的北突出部，穿过一片茂密的矮树丛，这时与一个年轻的德国人撞了个面对面。那个德国人携带着一支施迈瑟式冲锋枪，朗拿的是一支左轮手枪。中尉喊叫着让他的士兵散开，同时开火，但那个德国人比他快了“一刹那”。朗的大腿中弹，倒在地上，那个德国人“只是右耳朵擦伤”。让朗恐怖的是，那个德国人扔过来一枚手榴弹，“在离我大约18英寸的地方落了地”。朗发狂似的把那个“木柄手榴弹”踢到一边。它爆炸了，没有对朗造成伤害。“他搜了我的身，”朗记得，“从我的口袋里取出两个手榴弹，朝树林里我的人那里扔去。然后他平静地坐在我的胸口上，用那支施迈瑟式冲锋枪开火。”当那个德国人向矮树丛扫射时，炽热的弹壳落下来，掉进了朗的作战服敞开的领子里。朗恼火了，推着那个德国人，指着那些弹壳，叫喊道:“太热了（Sehr warm）。”那个德国人仍然在射击，说道:“哦，是的（ja）！”于是挪动了一下身子，这样，用过的弹壳就落在了地上。过了几分钟，德国人停止了射击，再次搜了朗的身。他正要扔掉中尉的急救药箱，这时朗指着自己的大腿。德国人指着被朗的子弹擦伤的耳朵。在矮树丛里，他们四周全是射击声，这两个人包扎了彼此的伤口。然后朗被带走了，做了俘虏。
　　缓慢地，但又是确定地，环形防线正在被压缩，因为士兵们被杀死，受了伤，或者是做了俘虏。陆军上士乔治·贝利斯是位滑翔机飞行员，他把他的无带轻软舞鞋带到了荷兰，因为他认为荷兰人喜欢跳舞。在一个花园里的一个伪装了的狭长掩体里，德国士兵“眨眨眼要他出来”，贝利斯靠墙和其他人并排站着，遭到了搜身和审问。贝利斯没有理会审问他的人，而是平静地取出了一个手镜，检查着他的满是污垢、没有剃须的脸，问那个德国人:“你是否知道碰巧今天晚上镇里有舞会，是吗？”他被带走了。
　　别的伞兵实际上确实听到了舞会音乐。从德国人的扩音器里，传来了二战时的一首流行歌曲，那是格伦·米勒的《来劲儿》①。在战壕阵地和防御阵地，形容枯槁的伞兵们静静地听着。当唱片结束的时候，一个说英语的嗓音告诉他们:“第一空降师的士兵们，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滑翔机飞行员团的中士伦纳德·奥弗顿“现在充分预料到，反正是不会活着离开荷兰了”。奥弗顿和附近的每一个人都用机枪作出了回答。中士劳伦斯·戈德索普也听见了扩音器中的话。几个小时以前，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取回了一个补给品的挂篮——结果却发现，里面装的不是食品或者弹药，而是红色的贝雷帽。现在，当他听见要求“投降，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他叫喊道:“滚开，你们这些愚蠢的杂种！”当他举起步枪的时候，他听见树林和战壕阵地里的其他人也喊了起来。机枪和步枪火力冒着火焰，那是被激怒的伞兵们在对准扩音器射击。那个嗓音突然停止了。
　　在德国人看来，投降似乎是英国人惟一明智的做法——第一机降旅的理查德·斯图尔特少校就发现了这一点。斯图尔特被俘了，由于发现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于是便被带到一个大的司令部里。他生动地记得那位指挥官。比特里希将军“是个身材修长的人，大概四十岁出头或者四十四五岁，穿着黑色的长皮外套，戴着帽子。”斯图尔特回忆说。比特里希并没有审问他。“他只是告诉我，他想要我去找我的师长，劝他投降，以便使该师免于被消灭。”斯图尔特客气地拒绝了。那位将军用嘴发表了“一篇长长的论文。他告诉我，我有权拯救‘国家的鲜花盛开般的青年’”。 斯图尔特再次说道:“我不能这样做。”比特里希再次敦促他。斯图尔特问道:“长官，如果我们的位置调换一下的话，你的回答会是什么呢？”那位德国指挥官缓慢地摇了摇头:“我的回答会是不。”斯图尔特说道:“那也是我的回答。”
　　尽管比特里希“从未看到有别的士兵像在奥斯特贝克和阿纳姆的英国人那样奋力作战”，但他却继续低估了厄克特的伞兵们的决心，而且他也错误地阐释了波兰人在德里尔的空投。比特里希虽然认为，波兰人的到达对被陷入包围的英军第一空降师是“一种士气上的鼓舞”，但他却判断，索萨博斯基的主要任务是进攻德军的后方，并阻止哈梅尔的弗伦茨贝格师到达奈梅亨地区，哈梅尔的弗伦茨贝格师现在正在使用阿纳姆大桥。他认为，波兰人的威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他“干预了针对奥斯特贝克的军事行动”，命令汉斯·彼得·克瑙斯特少校急调他的装甲营南下。这个强大的克瑙斯特战斗队（Kampfgruppe），现在有了25辆载重量为60吨的虎型坦克和20辆美洲狮型坦克的增援，它的任务是保卫埃尔斯特，阻止波兰人到达阿纳姆大桥的南端，也阻止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与他们会合。哈梅尔的弗伦茨贝格师在重组之后，奉命“要把奈梅亨地区的英美联军赶回到瓦尔河那边去”。在比特里希看来，英国人从奈梅亨发起的大举猛攻具有最大的重要性，而厄克特的师已经被牵制住了，被消灭了。他从来也没有考虑到，波兰人的目标是增援厄克特的桥头阵地。比特里希的战略将决定第一空降师的命运。
　　9月22日，星期五一大早，当克瑙斯特的坦克到达埃尔斯特的时候，厄克特将军得到了第三十军军长霍罗克斯的消息。昨天夜间，厄克特通过鬼怪式通讯网发出了两封电报，告知英军第二集团军司令部，渡口不再被控制了。霍罗克斯却显然并没有被告知这个消息，这位军长的电报电文是:“第四十三师奉命，今天冒一切风险实现解救，目标是渡口。如果形势许可，你应该撤退到渡口或者渡过渡口。”厄克特回答:“我们将高兴地看到你。”
　　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哈滕施泰因旅馆的酒窖里——“这是所剩的惟一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厄克特回忆说——将军与他的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上校进行了商谈。“我们最不想做的，就是大惊小怪，”厄克特记得，“但我感到，我必须做什么事情以实现解救——而且是立即实现解救。”
　　通常在黎明时分进行的迫击炮轰击，伞兵们将其称之为“清晨的仇恨”，现在，外边“清晨的仇恨”已经开始了。已经被毁坏的哈滕施泰因旅馆摇动起来，发出了回响，那是几乎被击中所产生的震荡，备受折磨的厄克特不知道，他们还能够坚守多久。当初在阿纳姆空投场着陆的空降部队，总共有10，005人——有8905人是该师的人，1100人是滑翔机飞行员和副驾驶——厄克特现在估计，他只拥有其中的不到3000人了。在差一点不到5天的时间里，他损失了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尽管厄克特现在与霍罗克斯和布朗宁有通讯联系，但他却认为，他们并不理解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我确信，”厄克特说道，“霍罗克斯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我们的困境，我得想法让他知道形势的紧迫和严峻。”他决定派麦肯齐上校和埃迪·迈尔斯中校前往奈梅亨，去见布朗宁和霍罗克斯；迈尔斯是首席工兵，“他将处理在人员和补给品轮渡过河中的特殊安排”。“我被告知，”麦肯齐说道，“绝对重要的是，要向霍罗克斯和布朗宁强调，这个师事实上已经到了不再存在的程度了——我们只不过是聚集起来了正在坚持的个人。”厄克特认为，忍受的限度已经到了，而麦肯齐则要向他们强调，“如果今天晚上我们还得不到兵员和补给，一切就可能太晚了”。
　　当麦肯齐和迈尔斯准备动身时，厄克特站在一边。他知道，这个旅行将会是危险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然而也似乎有理由假定——如果霍罗克斯的电报可信，而且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的进攻将会按预定时间发动——等到麦肯齐和迈尔斯过河的时候，将会有某种路线向奈梅亨开通。在两个人离开的时候，厄克特“对查尔斯有最后一句话要说。我告诉他，要努力让他们意识到，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困境。查尔斯说，他将竭尽全力，我知道他会的”。迈尔斯和麦肯齐带上了一个橡皮艇，乘坐吉普车出发，前往下奥斯特贝克和莱茵河。
　　10英里之外，在瓦尔河北边的奈梅亨地区，26岁的洛德·理查德·罗茨利上尉，率领着皇家装甲兵团第二营的一个连，他此时正坐在一辆装甲汽车里，准备下达出发的命令。夜间时，他的侦察队得到命令，要在进行进攻的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的前面，给这个装甲连带路，并与空降部队取得联系。前天，爱尔兰近卫团被阻挡住了，从那天开始，罗茨利就“充分意识到了德国人在奈梅亨北边的力量”。一直以来，他既没有得到在德里尔的波兰人的消息，也没有得到第一空降师的消息，因而“得有人搞清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年轻的罗茨利记得，这个连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一种方式，在敌人的防御工事中打开一条路并走过去”。罗茨利认为，如果避开那条从奈梅亨到阿纳姆的主要马路，转而走那些西边的那些格子样的公路支线，就能有一个较好的机会，在清晨浓雾的掩护下，从敌人的防御工事当中快速跑过去，清晨的雾“能够促成我们走运”。天刚亮，罗茨利就下令出发。他的两辆装甲汽车和两辆侦察车迅速消失在雾中。在他后面跟上来的，是阿瑟·扬中尉率领的又一个装甲连。这支部队迅速行进，在奥斯特贝克村的西边转弯，沿着瓦尔河的河岸走了大约6英里。然后，又绕着圈返回，朝正北方向前往德里尔。“在一个地方我们看见了几个德国人，”罗茨利记得，“但他们似乎比我们更吃惊。”两个半小时以后，即9月22日，星期五的早晨8点，市场花园行动中的地面部队与英军第一空降师之间的第一个会师实现了。蒙哥马利本来展望，48个小时就实现这个会师，但这个48小时被拉长成了4天又18个小时。罗茨利和扬中尉超过了近卫团装甲师的坦克部队在星期四的尝试，没有放一枪一炮便到达了德里尔和莱茵河。
　　跟随在他们的身后的H. S. 霍普金森中尉所率领的第三个连，则遇上了麻烦。清晨的雾突然散开，当这支部队被发现时，敌人的装甲部队便开火了。“第一辆车的司机里德立即被打死了，”霍普金森说道，“我上前去帮忙，但那辆侦察车正在熊熊燃烧，敌人的坦克继续朝我们开火。我们被迫撤退。”德国人再次暂时关闭了通往厄克特的第一空降师的解救道路。
　　从一开始就不断干扰着市场花园行动计划的、那种奇怪而又造成严重损害的瘫痪，现在正开始强化。9月22日，星期五，黎明时分，人们等待许久的托马斯将军的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将要从奈梅亨突破，去帮助仍然在埃尔斯特受阻的近卫团装甲师的纵队。计划要求，有一个旅——第一二九旅——要沿着高架公路的两边进军，穿过埃尔斯特，继续前往阿纳姆；与此同时，第二个旅——第二一四旅，要在更西边的地方发起进攻，穿过奥斯特豪特镇，然后朝德里尔和渡口发起攻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些韦塞克斯人①从埃斯考运河赶来，竟用了将近3天的时间——而这段距离只不过60英里多一点。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敌人不断对走廊发起进攻，但有些人后来指责说，这也是因为办事有条不紊的托马斯的过分小心所致，他的师就是步行走完这段距离，也会比这快。②现在，不幸的事故又再次降临在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身上了。第二一四旅的旅长是埃塞姆将军，令他既心酸又失望的是，他的一个先锋营，也就是第七萨默塞特营③，迷路了，未能在21日的夜间渡过瓦尔河。“你究竟到哪里去了？”当这支部队终于到达时，埃塞姆愤怒地质问其营长。这些萨默塞特人在奈梅亨被人群和路障耽搁了，有几个连在混乱中分开，被指引着过了错误的桥。埃塞姆的利用黎明的浓雾朝德里尔大举猛攻的计划失效了。这个分两路发起的进攻，直到上午8：30才开始。在充足的光亮中，皇家装甲兵团的侦察队使敌人警觉起来，他们做好了准备。9：30时，一位在奥斯特豪特的足智多谋的德国指挥官，熟练地使用了坦克和火炮，成功地把第二一四旅压制得动弹不得；而第一二九旅，在前往埃尔斯特，试图支援范德勒上校的爱尔兰近卫团的时候，则遭到了克瑙斯特少校集结起来的坦克的炮火轰击，比特里希将军曾命令这支坦克部队南下，粉碎英美联军的大举猛攻。在厄克特看来，这个关键的星期五，英军第一空降师的命运依赖于立即的解救，但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攻占奥斯特豪特，却已是傍晚时分——时间太晚了，无法大规模移动部队去帮助奥斯特贝克的被包围的士兵们。别的人像埃塞姆一样，也对进攻的行动迟缓感到愤怒。乔治·泰勒中校率领着第五康沃尔公爵轻步兵团①，他无法理解，“是什么把每一件事情都耽搁了”。他知道，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在到达第一空降师的时候，已经比预定时间晚了3天。他不安地意识到，更高一级的司令部也在担心。星期四，他遇见了军长霍罗克斯将军，将军问他:“乔治，你想做什么？”泰勒毫不犹豫地提出，想在星期四的晚上急速调派一支特遣部队，带上满是补给品的载重量为2.5吨的水陆两用车，前往莱茵河。“我的主意是无根据的妄想，”泰勒回忆说，“霍罗克斯显得有点吃惊，就像人们在认为一个建议不切实际而有时做的那样，他迅速换了话题。”泰勒不耐烦地等待命令，以便调动他的营渡过瓦尔河。直到星期五的中午，才有一位少校，他是第三十军的一位参谋，过来告诉他，他的营将被给予两辆装有补给品和弹药的水陆两用车，要把它们带到德里尔去。除此之外，泰勒还将得到龙骑兵近卫军团②的一个坦克连。“阿纳姆局势危机，”少校说道，“水陆两用车今天晚上必须过河。”那两辆满载的水陆两用车，是星期五下午3点到达集结地的，泰勒看着它们，不知道它们是否带上了足够的补给品。“想必，”他对他的情报官戴维·威尔科克斯中尉说，“我们得带上比这更多的东西过河给他们。”
　　就在这些步兵走出奈梅亨桥头阵地的时候，麦肯齐上校和迈尔斯中校，就已经到达了德里尔的索萨博斯基的那些波兰人那里。他们渡过莱茵河，顺利得令人惊讶。“只朝我们开了几枪，”麦肯齐说道，“而且子弹是从我们的头上面飞过的。”在南岸，一场全面的战斗却正在进行中，波兰人处在强大压力之下，抵挡着从埃尔斯特和阿纳姆方向赶来的敌人步兵的进攻。有一段时间，麦肯齐和迈尔斯在莱茵河的南岸等候波兰人。“已经用无线电告诉他们了，要他们密切注意我们，”麦肯齐说道，“但战斗打得如火如荼，索萨博斯基忙得不可开交。”最后，他们骑着自行车，被护送到索萨博斯基的司令部。
　　发现皇家装甲兵团的部队，麦肯齐很是振奋。但他的要到达在奈梅亨的布朗宁将军的希望，却很快就被粉碎了。对洛德·罗茨利和阿瑟·扬中尉来说，霍普金森的第三装甲侦察连的车辆未能到达德里尔，就意味着德国人已经从后面把他们包围了；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的进攻也尚未获得突破。麦肯齐和迈尔斯将不得不等待下去，直到有一条路线被打通。
　　罗茨利回忆说:“麦肯齐要求，立即用我的无线电与军司令部联系。”他开始给霍罗克斯和布朗宁发一封长长的电报，这位厄克特的参谋长并没有费心把电报译成密码。罗茨利站在麦肯齐的旁边，听见他“清晰地”说:“我们缺乏食品、弹药和医疗用品。我们不能再坚持24个小时以上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等待和祈祷。”罗茨利第一次意识到:“厄克特的师一定处境极为恶劣。”
　　麦肯齐和迈尔斯接着与索萨博斯基进行了交谈，谈到了让波兰人过河的紧迫性。“现在甚至几个人也能造成不同！”麦肯齐告诉他。索萨博斯基表示同意，但又问，船和筏子从哪里来。如果顺利，要求送来的水陆两用车将会在晚上到达。迈尔斯想到，空降部队所拥有的几条可装载两人的橡皮救生筏，也可以一起使用，用缆绳连起来，就可以把它们在河的两边来回拉动。索萨博斯基“听到这个主意感到高兴”。他说，那会慢得让人痛苦，但“如果没有遭到抵抗，那么一夜间就能有两百名士兵被运送过河”。 迈尔斯用无线电迅速与哈滕施泰因旅馆取得了联系，要他们为橡皮救生筏作好安排。已经决定了，这个可怜而又孤注一掷的军事行动，将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开始。
　　在河对岸的桥头阵地上，厄克特的士兵们继续以非同寻常的勇气和决心战斗着。然而，在环形防线的一些地方，甚至最坚定的人也对解救表示出担心。在各处，一种正在降临的孤立感正在成长，这种孤立感也传染给了荷兰人。
　　杜沃·范·德克拉普，这位前荷兰海军军官，在早些时候被安排指挥一支由25个人组成的荷兰地下组织部队，与英国人并肩作战。这个小组是在海军少校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的建议下组织起来的，沃尔特斯是厄克特的司令部里的荷兰联络官。扬·埃以克尔霍夫曾经在星期一帮助斯胡努尔德旅馆做好准备，以收容伤亡人员，他受命为这个小组找到德国武器。英国人只能给每一个人5磅弹药——如果能够找到武器的话。埃以克尔霍夫开着车，一直到了沃尔夫黑策，但找到三四支步枪。起初，这支部队的刚刚被任命的指挥官，也就是范·德克拉普，对这个主意感到欢欣鼓舞，但接着他的希望就渺茫起来。他的部下在与伞兵们并肩作战时，如果被俘，就会立即被处决。“英国人得不到解救，也没有补给品，显然是不能坚持下去的，”范·德克拉普回忆说，“他们不能武装我们，也不能给我们饭吃，所以我决定解散这个小组。”然而，范·德克拉普却继续和伞兵们在一起。“我想战斗，”他说道，“但我认为我们并没有机会。”
　　年轻的安赫·范·马尔南，本来由于伞兵们的到达以及每天都想看到“蒙蒂的坦克”的期望而激动万分，但现在，持续的炮轰和不断改变的战线，却把她吓坏了。“嘈杂声和苦难在继续，”她在日记里写道，“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我吓坏了，我除了炮弹和死亡之外什么也想不到了。”安赫的父亲、格里特·范·马尔南医生，与英国医生在塔弗尔贝格旅馆里一起工作，他一有可能就把消息带给家人，但在安赫看来，这场战斗到了不切实际的程度。“我无法理解，”她写道，“在街道的一边是英国人，另一边是德国人，人们从街道两边彼此杀戮。在房子上打，在楼层上打，在屋子里打。”星期五，安赫写道:“英国人说，蒙蒂随时都会到这里。我不信。蒙蒂可以到地狱里去！他永远也不会到这里来。”
　　在斯胡努尔德旅馆，英国伤员和德国伤员拥挤在宽大的阳台上，躺在接待室、走廊和卧室里。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几乎无法相信，这是星期五。这个医院正在不断易主。在星期三，旅馆被德国人攻占了，星期四又被英国人攻占，而到了星期五的上午，又被德国人再次攻占。对斯胡努尔德旅馆的控制，与避免它遭到轰击相比，并不那么重要。一面大的红十字会会旗，在屋顶上飘扬着，而众多的小会旗则插在庭院的周围，但尘土和飞起的瓦砾却往往让这些三角旗受到了遮蔽。卫生员、护士和医生持续地工作着，除了对不断流动的伤员，似乎对别的什么都不在意。
　　每天晚上，亨德丽卡只和衣睡上几个小时，起床后便帮助医生和卫生员，因为新的伤员正被抬了进来。她能说流利的英语和德语，开始的时候她注意到，在德国人当中有一种悲观情绪，与英国人的乐观的耐心形成了对照。而现在，在受了重伤的红毛鬼子当中，有许多人似乎坦然准备接受他们的命运。她给一名伞兵送来了一份量非常小的汤和一块饼干，这家医院所能提供的一顿饭就是这么多，这时这位伞兵指着一位刚刚来到的伤员。“给他。”他告诉亨德丽卡。她掀开那个人身上的毯子，看到他穿着德国制服。“是德国人，啊？”伞兵问道。亨德丽卡点了点头。“还是把饭给他，”英国人说道，“我昨天吃了。”亨德丽卡盯着他。“为什么打仗呢，真的？”她问道。他疲倦地摇了摇头。在她的日记里，她写下了自己的私人的惧怕:“我们的村子是否变成了一个最血腥的战场？让主力部队停滞下来的是什么？不管怎么说，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在翁德沃特医生的地下室里，沃斯奎尔一家与另外二十来个人一起躲避，既有荷兰人也有英国人，沃斯奎尔太太第一次注意到，地板上因为有鲜血而打滑。在夜间的时候，两位受伤的军官、彼得·沃尔少校和肯·史密斯中校，被英军伞兵抬了进来，两人都受了重伤，沃尔伤在大腿上，史密斯是在肚子上。在伤员被放在地板上之后不久，德国人冲了进来，其中的一个人扔了一颗手榴弹。史密斯中校的第十营的一等兵乔治·怀利记得:“先是一道闪光，然后是震耳欲聋的爆炸。” 沃斯奎尔太太正坐在沃尔少校的后面，她感到她的腿“灼热疼痛”，在此刻变得黑暗的地下室里，她听见有人在喊:“杀死他们！杀死他们！”她感到，有一个男人的身体重重地跌倒在她的身上。那是列兵艾伯特·威林厄姆，他跳在了沃斯奎尔太太的前面，为的是保护她。一等兵怀利看见，威林厄姆的背上有一个敞开的伤口。他记得，那个女人坐在一把椅子上，旁边是一个孩子，那个死去的伞兵横躺在她的腿上，那个孩子似乎满身是血。“我的上帝啊！”怀利在失去知觉之际想到，“我们杀死了一个孩子。”这场凶猛的战斗突然结束了。有人点着了一个火把。“你还活着吗？”沃斯奎尔太太朝她的丈夫喊道。然后她伸手去找她的儿子亨利。孩子对她的喊叫没有作出反应。她确信，他死了。“突然我不在乎发生什么事情了，”她说道，“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她看到，不论是军人还是平民都严重受伤，在尖声大叫。在她前面，沃尔少校的紧身短上衣“血淋淋的，敞开着口子”。每个人不是在喊叫，就是在啜泣。“安静，”沃斯奎尔太太用英语叫喊道，“安静！”她身体上面的那个沉重的负担被拖走了，然后她看见，怀利在附近。“那个英国孩子站了起来，可以看出是在颤抖。他步枪的枪托拄在地上，那把刺刀几乎和我的眼睛水平，他抽搐着前后移动，试图站稳。动物一般的低沉声音——几乎就像狗吠或者狼嚎——正从他嘴里发出来。”
　　一等兵怀利的头开始清醒了。有人在地下室里点了一支蜡烛，一位德国军官让他啜饮了点白兰地。怀利注意到，酒瓶子有红十字会的标记，标记下面写的几个字是，“国王陛下的军队”。当怀利被带出去时，回头看了看那位“死了孩子的”女士。他想对她说点什么，但又“不知该说什么好”。①
　　那位德国军官要沃斯奎尔太太告诉英国人，“他们英勇地作战了，举止像绅士，但现在他们必须投降。告诉他们，结束了”。当伞兵们被带出去的时候，一位德国卫生员给亨利做了检查。“他昏迷了，”他告诉沃斯奎尔太太，“他的肚子擦伤了，眼睛变了颜色，肿了，但他会没事的。”她一声不吭，点了点头。
　　在地板上，沃尔少校的肩膀骨头由于挨了爆炸而从皮肤下突出了出来，他喊叫着，咒骂着，然后再次失去知觉。沃斯奎尔太太弯下腰来，弄湿她的手帕，擦掉他嘴唇上的血迹。不远处，史密斯中校含糊地说了点什么，一位德国警卫转向沃斯奎尔太太，露出了询问的目光。“他要医生。”她轻声说道。那个士兵离开地下室，几分钟后与一位德国医生一起返回。那位医生检查了史密斯，说道:“告诉这位军官，对不起我得伤害他了，但我必须看他的伤口。告诉他，咬紧牙关。”当他开始脱衣服时，史密斯昏厥过去。
　　天亮的时候，平民奉命离开。两位党卫军把沃斯奎尔太太和亨利抬了出去，送到街上，一位荷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指引着他们，来到一位牙医的地下室，那位牙医是菲利普·克劳斯医生。沃斯奎尔的岳父母并没有去，他们宁可呆在家里碰运气。在克劳斯的家里，牙医热情欢迎这一家人。“不要担心，”他告诉沃斯奎尔，“会没事的。英国人会赢。”沃斯奎尔站在受了伤的妻子和孩子的旁边，脑子里仍然满是夜间的恐怖景象，他盯着那人。“不，”他轻声说道，“他们不会赢的。”
　　许多伞兵，尽管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的忍耐几乎到了尽头，但也知道，他们不能独自坚持多长时间了。上士达德利·皮尔逊对“被德国人摆布”感到厌倦。在环形防线的北部边缘，他和士兵们被坦克追赶着，在树林里被压制得动弹不得，不得不用刺刀一次次把德国人打退。最后，在星期四的晚上，当环形防线收紧的时候，皮尔逊一行人奉命撤退，他被告知，要用一颗发烟手榴弹掩护撤退。在不远处，他听见有一挺孤零零的布伦式轻机枪在射击。他从矮树丛当中爬了过去，发现有一个下士，那个下士藏在树林中的一个深坑里。“出来，”皮尔逊告诉他，“我来断后。”那个下士摇了摇头。“我不走，上士，”他说道，“我要呆在这里。我不会让那些杂种过去的。”当皮尔逊返回时，他能听见那挺布伦式轻机枪在射击。他认为，形势没有希望了，他开始纳闷，想到，是不是投降会更好一些。
　　在哈滕施泰因旅馆的网球场里，地面上散兵坑已是纵横交错，因为德国俘虏被允许自己挖坑，以便保护自己。在网球场附近的一个狭长掩体里，滑翔机飞行员维克托·米勒盯着另外一位飞行员的尸体，那具尸体伸开四肢躺在几码远的地方。射击是如此密集，结果人们无法搬动死去的人。米勒看到，自迫击炮上次轰击以来，那具尸体差不多被树叶和断裂的树枝掩埋了。他不住地盯着那具尸体，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收殓。想到他死去的朋友的容貌将会改变，他吓坏了，而且他确信，有“一种强烈的死亡的气味”。他感到恶心。他记得，当时他在疯狂地想:“如果不赶快采取措施，我们就会全都变成死尸。子弹将会把我们一个一个地消灭掉，直到这里只是一个坟场。”
　　别的士兵感到，长官既激励他们保持勇气，又不让他们知道事实。列兵威廉·奥布赖恩记得，在下奥斯特贝克的教堂附近，“每天晚上都有一名军官过来，告诉我们要坚持，说第二集团军第二天就会到达。对此大家非常冷淡。每一个人都在问，他们究竟是在干什么，那支该死的军队究竟在哪里。我们受够了”。中士爱德华·米切尔是一位滑翔机飞行员，他记得，在教堂对面的一个阵地里，有一个士兵把自己锁在附近的一个棚屋里。“他谁也不让靠近。每过一会儿他就会喊，‘来吧，你们这些杂种。’又把一份杂志撕得满棚屋都是。”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这位孤零零的伞兵交替地喊着，射击着，然后又陷入一阵宁静。当米切儿和其他人争论，怎样才能把他弄出来的时候，又是一阵猛烈的射击，然后又是宁静。他们赶到棚屋，发现这位伞兵死去了。
　　在哈滕施泰因旅馆地区，受到炮弹的震撼、脑子受到震荡、倦于作战的士兵们在各处闲逛，终于对战斗毫不在意了。卫生员塔菲·布雷斯，曾在星期二料理了他的朋友安迪·米尔本的被毁坏了的尸体，现在，当他处理伤员的时候，遇到了这些悲惨的、招人怜悯的人。布雷斯已经用完了吗啡，他正在使用纸绷带。他实在不忍心透露，他没有药了。“你要吗啡干什么？”他问一位受了极严重的伤的伞兵，“吗啡是给真正受了伤害的人用的。你还好吗。”
　　当布雷斯给这个人包扎的时候，他意识到，身后传来了一种奇怪的鸣叫声。他转过身来，看见一位完全裸体的伞兵，上下挥舞着双臂，“发出了类似火车头的声音”。当布雷斯被那个士兵看到时，士兵开始骂起来。“去你的，这个该死的司炉工，”伞兵说道，“他从来都干不好。” 布雷斯带着一个伤员来到在环形防线附近的一幢房子里，他听见有一个人在柔声唱着《多佛尔的白色断崖》①。布雷斯以为，这个伞兵是在安慰其他的伤员，于是便朝着他微笑，点头表示鼓励。这个士兵突然向布雷斯猛扑过去，试图掐死他。“我要杀死你，”他大叫道，“你知道多佛尔什么？”布雷斯松开那掐在他喉咙上的手指。“它没事，”他轻声说道，“我去过那里。”那人后退了几步。“哦，”他说道，“那就没事了。”几分钟以后，他又唱了起来。别的人记得，有一位受了炮弹震荡的伞兵，夜里在他们当中走着，他在蜷缩着身子试图睡觉的人上面弯下身来，粗暴地把他们摇醒，盯着他们的眼睛，问他们同一个问题:“你获得信了吗？”①
　　尽管有一些令人怜悯的、受到震惊和绝望的人，他们的信念已经失去了，但成百上千的其他人，却被行为古怪、英勇无畏的士兵的行动激励着，那些士兵似乎完全毫不畏惧，拒绝向伤痛和艰苦低头。迪基·朗斯代尔少校是“朗斯代尔部队”的指挥官，该部队坚守着下奥斯特贝克教堂四周的阵地，朗斯代尔似乎无处不在。“他是一个能激发起恐怖的人物，”中士达德利·皮尔逊回忆说，“他的一支胳膊吊在一条血迹斑斑的吊带上，头上绑着同样血淋淋的绷带，一个巨大的绷带绑在一条腿上。”朗斯代尔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激励着他的部下，领导了一次又一次进攻。
　　准尉副官哈里·卡拉汉，给他的制服增加了额外的点缀——他在一个灵车里发现了一顶黑色的高帽子，于是不论到哪里都戴着它，对大家解释说，他已经被任命为“参加希特勒葬礼的空降部队代表”。卡拉汉记得，那位模样令人敬畏的朗斯代尔，对教堂里的人们发表了一篇声音洪亮、目空一切的演讲。军官和军士把伞兵们聚拢起来，把他们送到那座快成废墟了的古老建筑中。“屋顶没有了，”卡拉汉记得，“而且每一次新的爆炸，都把墙上的灰泥像瀑布似的震落下来。”士兵们无精打采地倚靠在墙上和断了的长木椅上抽烟，懒洋洋的，几乎睡着了。这时朗斯代尔爬上了布道坛，人们朝上盯着这个模样凶狠、血迹斑斑的人物。“我们曾在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同德国人作战，”卡拉汉记得朗斯代尔这样说，“当时他们并不是我们的对手！他们现在也完全不是我们的对手！”滑翔机飞行员团的迈克尔·科里上尉在进入教堂的时候，“被我所看到的疲惫不堪所感染。但朗斯代尔的演讲是激动人心的。他的话让我感到震惊，感到骄傲。士兵们在进去的时候显得是被打败了，但当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有了新的精神。你可以在他们的脸上看得出来。”
　　有些士兵似乎已经战胜了那种甚至能令人失去勇气的恐惧，那种恐惧是敌人装甲进攻的野蛮力量逐渐带来的。由于没有几门反坦克炮，伞兵们在坦克和自行火炮面前无能为力，坦克和自行火炮在环形防线里随便移动，摧毁一个又一个阵地。然而，这些步兵却仍然以某种方式进行着还击，甚至60吨重的老虎型坦克也被摧毁了——往往是被以前从未发射过反坦克炮的士兵摧毁的。一等兵悉尼·纳恩，原先曾热切地盼望能去阿纳姆，因为那会是从他英格兰兵营的“噩梦”中的一种逃脱，是对入侵他床垫的那只鼹鼠的一种逃脱，现在，他却以表面上的平静面对着一种远远更为可怕的噩梦。他与另外一位伞兵、列兵诺比·克拉克一起，与比邻而居的一个狭长掩体里的一位滑翔机飞行员交了朋友。在迫击炮轰炸暂停期间，那位飞行员朝纳恩喊道:“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老弟，在我们的右前方有一辆非常大的坦克。是老虎型的。”克拉克看着纳恩。“你打算怎么办？”他问道，“去在上面钻孔？”
　　纳恩小心翼翼地从掩壕的边上朝外看，那辆坦克确是“巨大”。不远处的灌木丛里，藏着一门反坦克炮，但炮组人员阵亡了，而在纳恩的小组里，谁也不会装炸弹和发射。纳恩和那位滑翔机飞行员决定爬过去。当他们爬出来的时候，被发现了，于是坦克开始开炮。“我们用我们的鼻子在泥土上挖出了沟，我们就是趴得那么低，”纳恩回忆说，“我们小小的树林开始变得像一个伐木营，因为树在我们四周纷纷倒下。”就在那辆老虎型坦克“开始用机枪亲自关注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这两个人来到了反坦克炮旁边。那个飞行员朝下看了看炮管，高兴地叫喊了起来。“我们的炮直接对准了那辆坦克。倘若我们知道怎样使用，就可能瞄得更准一些。”那位飞行员看了看纳恩，说道:“我希望这东西好使。”他拉了导火索。在随后的猛烈爆炸中，这两个人被摔了个仰面朝天。“当我们的耳朵不再耳鸣的时候，我听见周围的其他人开始大笑欢呼。”纳恩说。当他带着怀疑凝视时，他看见，那辆老虎型坦克被烈火吞没了，其弹药在爆炸。那位滑翔机飞行员转向纳恩，庄重地握着手，“我们赢了，我想！”他说道。
　　许多人记得，第二南斯塔福德郡团的罗伯特·凯恩少校，是对付坦克和自行火炮的真正专家。在凯恩看来，似乎自从他们到达以来，他和他的士兵们就一直被老虎型坦克追赶和威胁着。现在，他的小小的部队分头驻扎在下奥斯特贝克的教堂里、在马路对面的房子和花园里，以及在一个姓范·多尔多伦的人家所拥有洗衣房里，凯恩决心把他看见的每一辆装甲车都干掉。凯恩寻找运作的最佳地点，选中了范·多尔多伦的家。这位洗衣房主人不愿意离开。凯恩环视了一下后花园，说道:“唔，既然如此，我就在那里挖。我要把你的地方用做我的弹药临时堆积处。”
　　凯恩所使用的，是一种火箭筒样的反坦克武器，称之为步兵用反坦克炮，用以摧毁装甲车。星期五，当巷战愈来愈猛烈的时候，凯恩由于自己在不断射击，耳朵鼓膜震破了。他在耳朵里塞进了几条绷带，继续抛掷炸弹。
　　突然有人朝凯恩喊叫，有两辆坦克正在马路上驶来。在一座建筑的角落里，凯恩给步兵用反坦克炮装上炮弹，然后瞄准。上士理查德·朗是一位滑翔机飞行员，他吓呆了一样旁观着。“他是我所见到的最勇敢的人，”朗说道，“他开始射击的时候，离坦克只有100码远。”在凯恩能够再次装弹之前，坦克还击了，炮弹击中了在他身后的建筑。在打旋的浓厚灰尘和瓦砾之中，凯恩射击，射击，又再次射击，他看见，第一辆坦克里的士兵跳了出来，用机枪在街道上扫射。立即，在凯恩周围，伞兵们用布伦式轻机枪开火了，凯恩记得:“那些德国人的脚好像被打得掉了下来。”他再次装上炮弹，开火了，上士朗看到，“有一道巨大的闪光。炮弹在步兵用反坦克炮的里面没有飞出去就爆炸了。凯恩少校双手伸向天空，朝后跌倒了。当我们到他那里时，他的脸是黑的。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以为我瞎了呢。’”上士沃尔顿·阿什沃斯，是那些严重射伤了德国坦克人员的布伦式轻机枪手之一，当凯恩被带走的时候，阿什沃斯毫无表情地凝视着，“我所能够想到的就是，‘这个可怜的该死的杂种。’”
　　没过半小时，凯恩的视力恢复了，但他的脸上却嵌进了金属碎片。他拒绝使用吗啡，认为自己“并没有伤得足以呆在那里”，于是返回参加战斗——就像W. A. 泰勒上尉所描述的那样，“去增加他那袋子里的敌人坦克的数量”。到星期五下午时，这位35岁的凯恩有了满满一袋子。自从18日着陆以来，他总共击毁或者赶走了6辆坦克，还击毁了若干门自行火炮。
　　在整个桥头阵地，凶猛的士兵们进行着勇猛的抵抗，对他们自己的安全毫不在意。下士伦纳德·福莫伊是菲奇上校第三营的幸存者之一，第三营不顾一切行军，要到达阿纳姆大桥上的弗罗斯特那里，到星期五黄昏时，他们已经在西郊占领了一个阵地，离在哈滕施泰因旅馆的师司令部不远。“我们实际上是从所有的方向遭到打击。”福莫伊记得。突然一辆老虎型坦克从阿纳姆的方向驶来，隆隆驶向福莫伊所在的一群人，暮色之中，福莫伊看见坦克上的炮塔在旋转。中士“凯布”·卡洛韦拿起一个步兵反坦克炮，向前冲去。“我到哪里你就到哪里！”福莫伊听见他叫喊道。在距离坦克大约50码的地方，卡洛韦开火了。炸弹在履带上爆炸，坦克停了下来，但几乎同时，卡洛韦被坦克上的枪炮杀死了。“那是一个不顾一切的举动，”福莫伊记得，“他恰好被撕成了两半，但他却救了我们的命。”
　　列兵詹姆斯·琼斯记得，有一位他不认识的少校，他要琼斯和另外3名士兵和他一起到环形防线的外面去，以便寻找枪支和弹药。这一小组人突然撞上了一个机枪掩体里的一些德国人。少校跳了起来，开火，同时喊道:“这些杂种有一些不会活下去！”当德国人开火时，这组人分散开来，琼斯被困在一辆废弃的吉普车后面。“我说了一句祷辞，等枪击再次停止后，又返回了营地。”琼斯回忆说。他再也没有见到那位少校。
　　高级军官树立了他们的士兵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榜样，而且他们所留下的印象，自己却往往并没有意识到。皮普·希克斯准将在整个战役中都拒绝戴头盔。伞兵威廉·钱德勒，是弗雷迪·高夫少校的侦察连的一员，星期天时，他的小组在北边的豹子路线上与其他人分开了，之后奉命返回到奥斯特贝克的一个十字路口，他记得，希克斯的红色贝雷帽在成群的戴着头盔的士兵当中格外显眼。“喂，准将，”有人大声说，“把你该死的头盔戴上吧。”希克斯只是微笑，挥挥手。“我不是要试图穿着入时，”希克斯解释说，“我只是受不了那个在我的头上弹来弹去的该死的东西。”他的行为可能与此多少有点关系。有些士兵回忆，希克斯每天都频繁地向厄克特的司令部里跑，他每次都是慢跑着去，最后又是在德国人的炮火前面一步远快速奔跑。“当我完成那些疯狂的冲刺的时候，我都充分感到了我的年纪。”希克斯承认。
　　沙恩·哈克特准将，曾经率领他的第十营和第一五六营进行了勇敢但又徒劳的尝试，试图突破德国人北边和东边的防线，从而到达阿纳姆，现在又率领他的这两个遭到重创的营返回到奥斯特贝克地区，他不断地访问他的士兵们，用温和的话语赞扬他们。乔治·鲍威尔少校正率领着一五六营的两个排，坚守在北边的环形防线的阵地上。“我们缺少食品、弹药和水，”鲍威尔记得，“而且我们的医疗用品也很少。”星期五，哈克特突然出现在鲍威尔的指挥所里，鲍威尔说，“我们的指挥所实际上直接突了出去，伸进了敌人的营地”。哈克特解释，在此之前他一直没有时间来访问鲍威尔，“但你们一直这么好地顶住，乔治，因而我并不为你担心。”鲍威尔很是得意。“长官，到目前为止我真正犯下的惟一的错误，”他说道，“就是把司令部安置在一个养鸡场里。我们身上满是跳蚤。”上士达德利·皮尔逊是第四旅的首席文书，在他看来，哈克特之所以赢得了尊敬，是因为“他与我们共享，好像他没有头衔似的。如果我们吃饭，他也吃饭，如果我们挨饿，他也挨饿。他似乎没有野战炊具。在星期五时，他与我们一起坐了下来，用手指吃了一小片食物”。皮尔逊出去找到了一副刀叉，在返回的路上，他的脚后跟受伤了。但是，他说道:“我认为，准将确实应该得到比他在我们当中的生活方式好一些的东西。”
　　通信兵肯尼思·皮尔斯，隶属于师司令部的指挥部炮兵通信部队，他将永远记得那个前来帮他忙的人。皮尔斯负责大蓄电量的蓄电池组，称之为“笨蛋”——每一个蓄电池组大约25磅重，装在木盒子里，盒子上有铸铁把手——这些蓄电池组为信号接收装置提供电能。在傍晚稍晚些时候，皮尔斯正在努力把一个新的“笨蛋”从一个深深的壕沟里移出来，蓄电池组原本就储存在那个壕沟里。他听见有人在他的上面说:“喂，让我来帮你。”皮尔斯指示那个人，抓住一个把手，把这个蓄电池组拉上去。两个人一起，把这个笨重的盒子拽到指挥所的壕沟里。“那里还有一个‘笨蛋’，”皮尔斯说道，“咱们去把它搬来。”两个人又去了一次，在回到指挥所的时候，皮尔斯跳进壕沟，与此同时那个人搬起盒子，朝下递给他。当他们走开时，皮尔斯突然注意到，那个人佩带着红领章。他停下脚步一动不动，结结巴巴地说道:“非常感谢你，长官。”厄克特将军点了点头。“这没什么，孩子。”他说道。
　　随着可怕的一步紧跟着可怕的另一步，危机正在增长。在这一天，没有一件事情是对头的，霍罗克斯将军后来把这一天称之为“黑色的星期五”。不论是在英格兰还是在荷兰，恶劣的天气都再次使盟军的飞机停飞，使再次运送补给品的任务受阻。在对厄克特要求战斗机攻击的恳求作出答复的时候，皇家空军方面的回答是:“……在进行了最仔细的检查之后，遗憾地说，由于风暴，无法接受……”而且，霍罗克斯也需要每一个人、每一辆坦克和每一吨补给品，以便保留蒙哥马利在莱茵河上的桥头阵地，并突破到红毛鬼子那里去，可就在这个时刻，德军元帅莫德尔的反攻，终于成功地切断了走廊。霍罗克斯将军先是接到了麦肯齐的电报，说厄克特可能在24个小时之内被打垮，30分钟以后，又接到另外一封电报：在第一○一空降师的防区，强大的德国装甲部队已经切断了费赫尔以北的走廊。
　　莫德尔几乎不可能选择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地点了，也几乎不可能更好地选择他的进攻时间了。第十二军和第八军的英军步兵，沿着公路的两边进军，现在只是到达了索恩，离第一○一空降师的防区约5英里。他们由于要与顽强的抵抗进行斗争，所以进度慢得令人痛苦。第一○一空降师的师长泰勒将军本来预料，英国人应该老早就到达这条“地狱的公路”上的他的防区了。经过了5天多的持续作战，又没有获得支援，泰勒的遭受强大压力的伞兵们兵力分散，而且为数稀少，容易受到攻击。在一些地段，公路已经没有防卫，只是在北边的路上，有一些英军的装甲车和步兵在移动，另外的地方，“前线”实际上就是马路的两边。陆军元帅莫德尔之所以选择在费赫尔发起反攻，出于一个特别的原因。在市场花园行动的整个走廊中，费赫尔地区有最大的桥梁群——不少于4座，而其中的一座又是主要的运河渡口。莫德尔希望，用一个重重的打击，便可扼住盟军的生命线。他几乎做到了这一点。如果不是因为荷兰地下组织的话，他或许会获得成功的。
　　在夜间和一大早，在费赫尔东边的各个村庄和那些没有教堂的小村子，荷兰人发现德国人在集结，他们立即给第一○一师的联络官打了电话。这个警告来得一分钟都不早。集结起来的德国装甲部队几乎彻底击败了泰勒的部队，德国坦克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在走廊的一个5英里长的地段里，两次疯狂地大打出手，试图强行突破赶到那些桥梁。泰勒的士兵，在马路上的英军炮兵和装甲部队的帮助下，拼死击退了这些进攻。但在北边4英里处，在乌登，德国人成功地切断了走廊。现在，由于战斗仍然在激烈进行，而后方的部队又被切断和孤立了起来，霍罗克斯被迫作出了一个灾难性的决定：他不得不派出装甲部队——那是他努力要到达厄克特所紧迫需要的部队——沿着走廊返回南边，以帮助泰勒将军，泰勒的情况现在甚至更加急迫。近卫团第三十二旅被派出匆匆南下，以支援第一○一师并再次打开公路。英勇的第一○一师将继续保住那些桥梁，但即使在近卫团的帮助下，之后24个小时的时间里，也没有一个人、一辆坦克或者一辆运送补给品的车辆能够沿着走廊向北移动。莫德尔的反攻，尽管暂时没有获得成功，但却仍然产生了巨大的效益。最终，走廊之战将决定阿纳姆的命运。
　　在奈梅亨-阿纳姆地区，9月22日，星期五，下午4点——这是英军步兵最初被德国坦克部队和炮兵压得动弹不得的6个半小时之后——英军步兵才终于打开了一条通路，穿过了奥斯特豪特。这个村庄着火了，被俘虏的党卫军正在被聚集起来。在那条“岛屿”公路西边的解救路线，也就是有胆识的皇家装甲兵团在黎明时全速赶往德里尔时所使用的那些低洼地的公路支线，现在被认为是安全的，或者充其量也只是被敌人轻微把守着。第五康沃尔公爵轻步兵团，在龙骑兵近卫军团一个坦克连的支援下，带着两辆珍贵的装载有补给品的水陆两用车辆，准备奋力冲过任何抵抗，全速前往莱茵河。指挥着这支部队的乔治·泰勒中校，因为非常急于赶到厄克特那里，他“感到有一种疯狂的欲望，想用我的手把我的步兵推到坦克上去，跑起来”。
　　在奥斯特豪特北边的一个小树林里，装载着货物的车辆等待出发。突然，在远处，泰勒发现了两辆老虎型坦克。他小声提醒他的情报官戴维·威尔科克斯中尉:“什么也不要说。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有这些坦克。我们现在不能停下。”泰勒挥手，让救援纵队上了马路。“我知道，倘若我们再等上5分钟，”他说道，“这条路线就会再次被关闭。”
　　泰勒的步兵上了坦克、军车和卡车，全速隆隆驶过荷兰村庄。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惊讶、欢呼的村民欢迎，但速度并没有慢下来。泰勒惟一关心的事情，就是到达莱茵河。“我感到了一种巨大的紧迫感，”他说道，“失去的任何时间，都会给敌人调动兵力进行封锁的机会。”车队没有遭到抵抗，对泰勒来说，“当光线迅速变得暗淡，纵队的前部到达德里尔的时候，那是一种使人精神振奋的感觉”。他们只用了30分钟的时间，就走完了10英里的旅程。在下午5：30，龙骑兵近卫军团先头的几辆坦克到达了莱茵河，又沿着河岸向东北方向绕去，开进了德里尔村的郊外。泰勒听见了一声爆炸声，立即猜出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小心谨慎的索萨博斯基的环形防线上，一辆坦克碰上了波兰人布下的地雷。
　　当泰勒到达索萨博斯基的司令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关于厄克特，他得到的信息是模糊的。“我不知道，他们在阿纳姆的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仍然坚守着大桥的一端。”但泰勒决定，立即派他的步兵和坦克部队前往大桥南端。他知道，水陆两用车必须“尽可能快地过河，而如果大桥仍然被坚守住的话，那么把它们开过去，显然要比让它们漂浮过去要快”。在索萨博斯基的司令部，泰勒惊讶地发现了查尔斯·麦肯齐上校和迈尔斯中校。他们立即劝他不要前往阿纳姆大桥。麦肯齐解释说，自星期三晚上以后，就没有听到过弗罗斯特的任何消息，司令部里的人推测，“在大桥上，一切全都完了”。
　　泰勒勉强放弃了这个计划，命令一个侦察小组出去，沿着河岸，为水陆两用车寻找一个可以下水的地点。索萨博斯基的工兵们不抱乐观态度：这些笨拙的水陆两用车在过沟渠和河岸，下到河边的时候，将会证明操作起来是不方便的，在夜间尤其是如此。一小会儿以后，泰勒的侦察小组证实了波兰人的意见。他们认为，只能通过一条狭窄的、两边是沟渠的马路，才能来到河边。泰勒的部下相信，他们能够让水陆两用车下到莱茵河去。麦肯齐上校由于仍然无法前往奈梅亨，于是将监督车的下水。水陆两用车将在星期六，也就是23日的凌晨两点过河。然而，首先需要让士兵们进入桥头阵地：索萨博斯基的波兰人，将用一小连串的橡皮艇摆渡过河。
　　星期五晚上9点，这个军事行动开始了。波兰士兵静悄悄地蹲伏在河岸上，等待着。河的两岸，在迈尔斯中校的指挥下，工兵们做好了准备，准备来回拉动绑着橡皮救生艇的缆索。只有4条船——两条可载两人的橡皮艇和两条可载1人的橡皮艇，一次只能让6个人渡过400码宽的莱茵河。辅助这些船的，是波兰工兵建造的几个木头筏子，用以运送小的补给品和备用品。在索萨博斯基下达命令之后，最先的6名士兵上了船，开了出去。没过几分钟，士兵们便过了河，在他们后面是一串木筏子。士兵们一到达北岸，船和筏子便被拉回。“这是一个缓慢、吃力的进程，”索萨博斯基特别提到，“但到目前为止，德国人似乎什么也没有怀疑。”
　　然后不久，从河的对面，在登陆地点的西边，一道光亮升上了天空，几乎立即，整个地区便被一颗伞投镁光照明弹照得通明。立即，施潘道型机枪开始朝河里扫射，“激起了小小的波浪，炽热的钢铁让河水煮沸起来。”索萨博斯基回忆说。同时，迫击炮弹开始落在等候着的波兰人当中。没出几分钟，两条橡皮艇便被打出了好多窟窿，艇上的人摇晃着落入水中。在南岸，士兵们分散开了，朝着那颗伞投照明弹射击。在疯狂的混乱中，索萨博斯基暂时停止了这个行动。士兵们后退，进入新的阵地，试图避开正在爆炸的迫击炮弹。等那颗伞投照明弹昏暗下来，他们便跑向橡皮艇和筏子，爬进去，于是渡河又再次开始。又有一颗伞投照明弹在空中爆炸了。在这个残酷的捉迷藏游戏中，波兰人蒙受着可怕的伤亡，在整个夜晚乘坐着剩余的船只，继续过河。德里尔的那幢校舍，已经暂时变成了伤亡人员收容站，在这里，科拉·巴尔图森照料着被带进来的伤员。“我们无法过去，”一个波兰人告诉她，“那里是一场屠杀——我们甚至不能还击。”
　　凌晨两点，泰勒的水陆两用车开始朝河边开去。由于白天下了大雨，所以这条地势低、狭窄、两边是沟渠的马路，就有了几英寸厚的烂泥。而且，当这些水陆两用车在60名士兵的包围下，缓慢地驶向河边的时候，一场浓密的地面大雾形成了。士兵们既看不见马路，也看不见河。挣扎着的士兵们屡次费尽气力，在车辆从马路上滑下去的时候，把它们重新拖过来。补给品被从水陆两用车上卸下，以减轻它们的重量，但甚至这样做也不能让它前进。最后，尽管士兵们作出了艰难的努力，但这两个笨拙的车辆还是在距离莱茵河只有几码远的地方，滑进了沟里。“没有用，”绝望的麦肯齐告诉泰勒，“一点都没有希望。”凌晨3点时，整个行动停止了。只有50名士兵，而且几乎没有补给品，被轮渡过河，进入了厄克特的桥头阵地。3
　　在9月23日，星期六的上午，查尔斯·麦肯齐上校终于到达了奈梅亨的布朗宁将军的司令部，参谋长戈登·沃尔什准将记得，麦肯齐“累坏了，冻僵了，牙齿咯咯作响”。尽管麦肯齐决心要立即见布朗宁，但他还是立即“被放进浴缸里，以便解冻”。
　　英国军队使用的那条解救路线，在那条“岛屿”公路的西边，同时又与其平行，现在他们正稳定地前往德里尔，但那些马路却远非已经摆脱了敌人。尽管如此，洛德·罗茨利还是决定要尽力把麦肯齐和迈尔斯中校带到奈梅亨。这个短暂的旅行，是在一个侦察车的小车队里进行的，是一次惊险的旅行。当一行人来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他们发现，有一辆部分被毁的德国半履带式车辆侧着躺在路口上。罗茨利下了车，指挥他的车辆行进，而就在这时，一辆老虎型坦克出现在马路远处。为了避免发生遭遇战，那辆送麦肯齐的装甲车开始后退，就在这时，马路在车的下面突然坍塌了，车翻了。麦肯齐和车上的人员不得不在一块田地里躲避德国步兵，与此同时，罗茨利一边朝他侦察车的司机叫喊，要他“玩命地开”，一边朝通往奈梅亨的马路奔去，以寻找英国部队。罗茨利组织起了一支救援分队，沿着马路快速返回，寻找麦肯齐。当这支小小的部队到达的时候，那辆德国坦克已经离去了，麦肯齐和装甲车的人员从他们躲藏的地方出来，迎接他们。混乱之中，原本乘坐第二辆装甲车跟在后面的迈尔斯，与部队分开了。
　　布朗宁将军焦急地迎接了麦肯齐。按照参谋部的说法，“这一个星期是一连串令人痛苦而又悲惨的挫折”。最让布朗宁关切的，就是与厄克特的充分沟通的欠缺。即使是现在，尽管在英军第一空降师和军部之间已经互通了电报，但布朗宁有关厄克特形势的局面显然仍是非常模糊的。在最初的市场花园行动计划中，一旦厄克特的士兵找到一个合适的着陆点，第五十二苏格兰低地师就要飞进阿纳姆地区——最好是在9月21日，星期四以前飞到。当厄克特的危急形势为大家所知时，第五十二苏格兰低地师的师长、爱德华·黑克威尔·史密斯少将，便立即提出，要冒险乘坐滑翔机，带着他的一部分部队，在距离被围困的第一空降师尽可能近的地方着陆。昨天，星期五的上午，布朗宁拒绝了这个提议，用无线电说:“谢谢你的电报，但不要再提此事，这并不需要，因为形势比你认为的要好一些……第二集团军绝对会……一旦形势许可，将把你们空运到迪伦机场。”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司令员布里尔顿将军，后来在日记里提到这个电报的时候，评论说:“布朗宁将军过于乐观了，他当时显然并没有充分意识到红毛鬼子们所处的困境。”当时，布里尔顿似乎并不比布朗宁更为消息灵通。星期五的晚上，布里尔顿给艾森豪威尔发过一个报告，是通过华盛顿的马歇尔将军转送的，报告在谈到奈梅亨-阿纳姆的形势时说道:“这个防区的形势正在表现出很大的改善。”
　　没过几个小时，布里尔顿和布朗宁的乐观主义就消失了。星期五为了到达厄克特而作出的徒劳的努力，对布朗宁这位军长来说似乎成了转折点。按照他的参谋部的说法，“他对托马斯将军以及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感到厌恶”。他认为，他们的移动不是足够的快，他告诉参谋们，托马斯“在前进的时候，太过急于把道路整理干净了”。除此之外，布朗宁的权力也只到此为限：英军地面部队一进入奈梅亨地区，行政控制就移交给第三十军的军长霍罗克斯将军；决定将由霍罗克斯作出，或者由他的上司、英军第二集团军的迈尔斯·C. 邓普西将军作出。布朗宁所能做的事情微乎其微。
　　布朗宁与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复活了的麦肯齐坐在一起，第一次得知了厄克特的令人震惊的困境的细节。麦肯齐事无巨细，讲述了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沃尔什准将记得，麦肯齐告诉布朗宁，“这个师是在一个非常紧密的环形防线里，什么都短缺——食品、弹药和医疗用品”。虽然形势严峻，但麦肯齐说道，“如果第二集团军有机会到达我们那里，我们是能够坚持的——但不会坚持太长的时间。”沃尔什记得麦肯齐的令人害怕的总结。“没有剩下多少东西。”他说。布朗宁沉默地听着，然后向麦肯齐保证，他并没有放弃希望，计划现在正在酝酿中，要在星期六晚上派士兵和补给品进入那个桥头阵地。但是，沃尔什准将说:“我确实记得，布朗宁告诉查尔斯，似乎没有多大的机会让大量部队过河。”当麦肯齐动身再次前往德里尔时，他突然想到了军司令部里的思维的矛盾之处——以及那种矛盾的思维给他带来的两难境地。显然，英军第一空降师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决，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说出任何确切的决定。但他应该告诉厄克特什么呢？“看到了在河的两边形势后，”他说道，“我确信，从南边渡河是不会成功的，我可以告诉他这一点。或者，我可以就像我被告知的那样报告说，每一个人都在尽力，将会有一次渡河，我们应该坚持下去。说哪一个好点儿呢？告诉他，在我看来，根本就没有可能让任何人过来吗？或者援助正在路上？”麦肯齐决定说后者，因为他感到，“如果我这样说的话”，将会帮助厄克特“让大家继续坚持”。像布朗宁一样，盟军最高指挥部现在才得知有关第一空降师的困境的真相。在艾森豪威尔、布里尔顿以及蒙哥马利的司令部里举行的不准公开发表的简报会上，战地记者们被告知，“形势严峻，但正在采取每一个措施去解救厄克特”。这个小小的关切的口气，标志着态度上的一种根本改变。自开始实施以来，在面向公众的报道中，市场花园行动就一直被描述为一个势不可挡的成功。就在9月21日，星期四，一家英国报纸的头版新闻，以宣布一个“坦克的乐园就在前面”为大字标题，声明:“希特勒的北部侧翼正在崩溃。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出色帮助下，已经为进入鲁尔河地区铺平了道路——也为战争的结束铺平了道路。”甚至四平八稳的伦敦《泰晤士报》，在星期五也刊登了这样的大字标题:“在前往阿纳姆的路上；坦克部队渡过莱茵河”；只是副标题才暗示，前面可能有麻烦:“阿纳姆即将发生的战斗；空降部队的艰难时光。”这几乎不能责怪记者们。通讯手段的欠缺、盟军指挥官们的过于热情，以及严格的审查制度，使得精确的报道成为不可能。这样，一夜之间，画面就改变了。在20日，星期六，《泰晤士报》的大字标题是:“第二集团军遇到顽强的抵抗；空降部队的严酷战斗。”而伦敦的《每日快报》则把阿纳姆称作了“一小块地狱”。①当然，希望还是有的。在这个星期六，也就是市场花园行动的第七天，英格兰上空的天气放晴了，盟军的飞机又再次上了天。②这个伟大的滑翔机机群的最后一批，自星期二以来就在格兰瑟姆地区停顿着，现在终于动身了，带着3385名官兵前往加文的第八十二师——这是加文等待已久的第三二五滑翔机步兵团，而泰勒的处于强大压力下的第一○一师，也因为将近3000名士兵的到达而恢复了元气。但索萨博斯基，在德里尔受到猛烈的进攻，却无法得到他旅的剩余部队的支援。这是因为，布朗宁被迫指示其余的波兰人前往在第八十二师地区的空投场。布里尔顿原本计划，要在有史以来所设想出的最伟大的空降行动中，在三天的时间里，空运大约35，000名士兵，但由于天气原因，实际上用了计划时间的两倍还多。尽管再次运送补给品的任务在别的地方得以成功完成，但厄克特的士兵们，在位于奥斯特贝克四周他们的那个迅速缩小的小块地区里，却眼巴巴地看着货物落入敌人之手。由于无法确定哈滕施泰因旅馆的空投场的位置，也由于是在野蛮的防空炮火当中飞行，所以运送补给品的飞机不断遇到麻烦：那123架飞机，有6架被击落，63架受损。在给布朗宁的一封电报中，厄克特报告说：
　　231605……再次空运补给品；获得的数量非常少。狙击手现在严重地阻碍了行动，也因而减少了补给品的收集。而且马路被倒下的树木、树枝和房屋严重阻碍，吉普车实际上不可能开动。无论如何，吉普车已经实际上失去战斗力了。
　　战斗机的近距离支持，也仅差强人意。阿纳姆地区的整个上午都天气恶劣，只是中午的时候才晴朗下来。结果，皇家空军的喷火式战斗机和台风型战斗机只飞行了几次，进攻了在环形防线周围的目标。厄克特感到困惑。“鉴于我们具有完全的空中优势，”他后来回忆说，“我对缺少战斗机的支援感到既心酸又失望。”但对士兵们来说，这些进攻是振奋人心的，因为自从D日也就是前一个星期日以来，他们一架战斗机也没有看见过。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已经得知，英国部队终于到达了德里尔的莱茵河南岸。他们相信，解救即将到来。
　　尽管受到所有这些挫折，但既然托马斯将军的部队正在侧路上开赴德里尔，霍罗克斯将军也就相信，厄克特的正在恶化的形势能够得到缓和。霍罗克斯有才能，有想象力，而且有决心，他反对把已经获得的东西都丢掉。然而他也必须找到某种方式，把部队和补给品送进桥头阵地。“我确信，”他后来说，“这些几乎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空降部队在河的另外一边，进行着绝望的战斗，这个画面”让他非常痛苦，以至于使他无法睡觉；而费赫尔北边的走廊，自星期五的下午就被切断了，这个切断又威胁着整个军事行动的生命。
　　现在的每一分钟都极其珍贵。就像霍罗克斯一样，托马斯将军也决心让他的士兵过河，他的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要在一个分为两个方面的行动中全力以赴：一是进攻并攻占埃尔斯特，一是朝德里尔大举猛攻。尽管现在对攻占阿纳姆大桥，没一个人抱有任何幻想——从空中侦察照片可以看出，显然敌人正以重兵把守——但如果要从德里尔渡过莱茵河进行任何行动的话，那么其终点就在埃尔斯特，托马斯的右翼必须予以保护。而且霍罗克斯也希望，除了那些波兰人之外，一些英国步兵也能在星期六晚上过河进入桥头阵地。
　　他乐观得太早了。在奈梅亨至阿纳姆那条主要公路西边的那些地势低洼的公路支线上，一个巨大的瓶颈产生了，这是因为，托马斯的两个旅，都试图穿过同一个十字路口。那两个旅，每一个都大约3，000人，一个旅向东北，朝埃尔斯特发起进攻，另外一个旅向正北，朝德里尔大举猛攻。敌人的炮击又增加了拥挤和混乱。这样一来，等到托马斯的第一三○旅的主力部队开始到达德里尔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与波兰人一起，试图有组织地渡河，已是为时太晚。
　　午夜后不久，索萨博斯基的士兵在炮兵的强力支援下，开始渡河，这一次是乘坐16条船，这些船是第八十二师在渡过瓦尔河之后留下来的。他们遭到了密集炮火的打击，损失惨重，只有250个波兰人成功地到达北岸，而在这250个人当中，只有200人到达了哈滕施泰因旅馆的环型防线。
　　在这个严峻的一天，霍罗克斯和托马斯只收到一条好消息：下午4点时，费赫尔北边的走廊又重新开通了，交通又再次流动起来。在工兵的纵队里，有更多的突击艇，顽固的霍罗克斯希望，能够把这些突击艇及时迅速送到前面来，以便在星期日晚上把步兵送过河。
　　但那个师还能再坚持24个小时吗？厄克特的困境正在迅速恶化。在星期六晚上给布朗宁发去的形势报告中，厄克特说：
　　232015：白天遭受到许多次进攻，是由小股的步兵、自行火炮、坦克发起的进攻，包括带有喷火器的坦克。每一次进攻，都伴随以迫击炮和火炮对师的环形防线之内的非常猛烈的轰击。在经过了多次的险情之后，环形防线基本上没有改变，只是防御兵力稀少。尚未与南岸的那些人实际接触。再次补给砸锅了，只收集到少量的弹药。仍然没有食品，而且由于缺水，士兵们全都非常肮脏。士气仍然差强人意，但迫击炮和火炮的持续轰击正在产生明显的效果。我们将坚持，但同时希望，前面能有一个光明些的24个小时。
　　盟军下午的那次规模巨大的滑翔机空运，让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大吃一惊。在战役的这个较晚的日子，他并没有预料到，还会有盟军的空降部队着陆。这些新的增援部队，正好在他的反攻的势头增长的时候到来，因此能够改变战役的趋势——而且甚至可能会有更多的盟军增援部队来到。自从盟军的进攻开始以来，他第一次对后果产生了怀疑。
　　他驱车去了杜廷赫姆，与比特里希将军商谈，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的司令员记得，莫德尔要求“迅速了结奥斯特贝克的英国人”。莫德尔需要每一个士兵和每一辆坦克。太大的兵力被束缚在一场“本应该在几天以前就结束的战斗上了”。比特里希说，莫德尔“非常激动，不断重复道，‘这里的事情什么时候能完？’”
　　比特里希坚持认为，“我们现在的作战，在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激烈过”。在埃尔斯特，汉斯·彼得·克瑙斯特少校正在挡住英军的坦克和步兵纵队，他们正在试图沿着那条主要的公路前往阿纳姆。但克瑙斯特不能既在埃尔斯特坚守，同时又向西，针对德里尔的波兰人和英国人发起进攻。他的沉重的老虎型坦克一进入圩田，便会陷入泥泞中。比特里希解释说，对德里尔的攻击，是步兵和轻一些的车辆的任务。“莫德尔从来就不对理由感兴趣，”比特里希说，“但他理解我。不过他仍然只给了我24个小时的时间，用来把那些英国人干掉。”
　　比特里希驱车前往埃尔斯特，去见克瑙斯特。少校现在担忧起来。整整一天，针对他的兵力似乎越来越强大。虽然他知道，英军的坦克不可能离开那条主要的公路，但来自西边的进攻的可能性却让他担心。“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英军的突破，”比特里希提醒道，“在我们清理奥斯特贝克的时候，你能再坚持24个小时吗？” 克瑙斯特向比特里希保证，他能够。在离开克瑙斯特之后，这位装甲军团的司令员立即命令霍亨施陶芬师的哈策尔上校:“明天加强针对空降部队的一切进攻。我想要整个事情结束。”
　　哈策尔面临许多困难。尽管奥斯特贝克已经完全被包围了，但其狭窄的街道却正在证明，要调动坦克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60吨重的老虎型坦克，“这些坦克掘开马路的基础，使得马路就像犁出来的地一般，而在转弯的时候，又把人行道撕裂”。除此之外，哈策尔告诉比特里希:“每当我们压缩空降部队的那个小块地区，使它缩得更紧的时候，英国人就似乎作战更凶猛。” 比特里希指点说，“强大的进攻应该从东边和西边发动，进攻环形防线的基地，以便把英国人与莱茵河切断”。
　　弗伦茨贝格师的师长哈梅尔将军的任务是在奈梅亨-阿纳姆地区坚守并击退盟军部队，他也得到了比特里希的消息。他的整个师的集结，由于阿纳姆大桥上的车辆残骸而耽误了，哈梅尔没有能够在那条抬高了的“岛屿”公路的两边，形成一个封锁性的前线，英国人在奥斯特贝克的进攻，把他的兵力分割了开来。当英国人进攻时，他的师只有部分兵力是在西边的阵地上，他的剩余的士兵和设备在公路的东边。哈梅尔向比特里希保证，埃尔斯特将会守住，英国人不能在那条主要马路上进军。但是他却没有力量挡住对德里尔的大举猛攻，“我不能阻止他们前进或者后退。”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的司令员是坚定的，他提醒哈梅尔，下面的24个小时将会极其重要。“英国人将会尽一切努力支援他们的桥头阵地，同时还要向阿纳姆大举猛攻。”只要哈梅尔能够坚守住，哈策尔对奥斯特贝克环形防线的进攻就能成功。正如比特里希所说:“我们将得到指甲。你必须切除手指。”
　　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的大炮在隆隆作响，在奥斯特贝克环形防线的西南角，一个大型煤气罐熊熊燃烧，把一道怪异的、摇曳不定的、淡黄色的光投掷在莱茵河上空。当在北岸从一条船上爬出来的时候，查尔斯·麦肯齐上校明白了，为什么无线电提醒他，要他等向导。岸边地带是无法辨认的，船只的残骸，倒落的树木，以及炸弹爆炸留下来的坑，掩埋了那条向后通向桥头阵地的马路。倘若他尝试自己动身，他将一定会迷路。现在，跟着一位工兵，他被引导着去了哈滕施泰因旅馆。
　　有关他将向厄克特作的报告，麦肯齐并没有改变主意。在等船把自己送到师的环形防线的时候，他再次想到他的种种选择。尽管他在德里尔以及南岸看到了那些准备工作，但对于援军能够及时到达师部，他仍然持有怀疑。对他决定要作的报告，他感到内疚。尽管如此，他本人的见解还是有可能太过悲观了。
　　在被毁坏的哈滕施泰因旅馆的地下室里，厄克特正在等待。麦肯齐把官方的见解给了这位空降部队司令员:“援军正在路上。我们应该坚持。”麦肯齐记得，厄克特“神情木然地听着，这个消息既没有让他沮丧，也没有让他高兴”。对这两个人来说，那个没有说出的问题仍然是同一个：他们必须再坚持多久？在这个时间，在9月24日，星期日的凌晨，在经过8天的战斗之后，据估计，兵力减少到了不足2500人。他们所有的人来说，只有一个问题：蒙蒂的军队什么时候到达？在孤独的战壕里、火炮掩体里和前哨阵地里，在残破不堪的房屋和商店里，在医院和包扎所里，焦急而又毫无怨言的人们把伤员放在草席上、床垫上和光秃秃的地板上，在所有这些地方，他们想着这个问题。
　　由于步兵就在河的南岸，所以伞兵们毫不怀疑，第二集团军最终将会渡河过来。他们惟一感到纳闷的就是，他们当中会不会有人能活着看到等待了那么久的救援。在这最后的几个悲剧性的钟头里，他们老是害怕被歼灭，为了减轻这个惧怕，士兵们试图用所能有的任何方式，来提高彼此的士气。玩笑在辗转相告，受伤的士兵不顾他们受到的伤害，仍然坚守在岗位上，而非同寻常的勇敢的例子，已是司空见惯。尤其是，士兵们是骄傲的。他们后来说，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共有着一种比他们所知的更加强大的精神。
　　炮兵连的一等兵詹姆斯·琼斯，从他的行装里，取出了他随身带来的那个惟一的非军事物品——一个他从孩童时期就一直使用的长笛。“我只是想再吹它，”他记得，“有三四天的时间，迫击炮弹一直像下雨般飞来，我吓得要死。我拿出长笛，吹了起来。”在不远处，火炮阵地军官詹姆斯·伍兹中尉有了一个主意。由琼斯打头，伍兹中尉和另外两位炮手从他们的战壕里爬出来，开始围着火炮阵地齐步前进。当他们排成单行进时，伍兹中尉唱了起来。在他的后面，那两位伞兵摘下头盔，用棍子在上面当鼓敲。遭到重创的士兵们听见，《英国掷弹兵》和《勇敢的苏格兰之歌》的旋律柔和地传遍四方。其他士兵也开始唱起来，一开始是微弱的，但接着，随着伍兹“放声高唱”，火炮阵地就爆发出了一片歌声。
　　位于乌得勒支到阿纳姆马路上的斯胡努尔德旅馆，大致在这个环形防线的东边沿线的中间，在这个旅馆里，荷兰志愿者和英国随军卫生员，在德国看守的警惕的目光下，照料着几百名伤员。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在她的日记里写道：
　　9月24日，星期日。这是主的日子。战争在外面激烈进行。这座楼房在摇动。因此医生无法做手术，也无法打石膏。我们无法为伤员洗伤口，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敢冒险出去找水。随军牧师在他的笔记本里潦草地书写着。我问他。什么时候做礼拜。
　　G. A. 佩尔神夫记完了笔记。他与亨德丽卡一起，把旅馆里的所有房间逐一走了一遍。炮击似乎“声音特别嘈杂，”他回忆说，“外边作战的声音让我几乎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然而，“看着伸展在地板各处的士兵们的脸，”随军牧师佩尔“感到受到了激励，要用内心里的上帝的平和与外面的嘈杂声战斗”。佩尔引用了圣徒马太的话，说道:“不要为明天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① 然后，就像在火炮阵地里的人一样，他也唱了起来。当他唱《继续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开始，人们只是听着，然后他们开始哼着，自己柔和地唱了起来。在斯胡努尔德旅馆外面的雷鸣般的炮声之下，几百个伤员和奄奄一息的人唱起了下面的歌词:“当别的帮忙者未能帮助，当安慰者逃走的时候，无助者的上帝啊，继续和我在一起。”②
　　在下奥斯特贝克教堂的街道对面，凯特·特尔霍斯特把他的5个孩子和11位别的平民，留在她家里的那个10英尺长、6英尺宽的地下室里躲避，她到了上面的一层，走在受了伤的人们当中。这幢14个房间、有200年历史的房子，原先是一位教区牧师的住宅，现在则完全认不出来了。窗子不见了，而且“大厅、餐室、书房、花园里的凉亭、卧室、走廊、厨房、锅炉房以及阁楼里的每一英尺的空间，都挤满了伤员”。特尔霍斯特太太回忆说。伤员也躺在车库里，甚至躺在楼梯的下面。总共，有超过300个受了伤的人拥挤在房子里和庭院里，而且每分钟都还有别的伤员被抬进来。在户外，在这个星期日的上午，凯特·特尔霍斯特看见，烟雾悬挂在战场的上面。“天空是黄色的，”她写道，“黑色的云悬垂下来，就像潮湿的抹布一样。大地被撕裂开了。”在庭院里，她看见“死去的人，我们的死去的人，由于下雨而全身湿透，而且身体僵硬。他们脸朝下躺着，就像昨天和前天时那样——那个有着蓬乱胡子的人，以及那个长着黑脸庞的人，以及许多、许多别的人，他们都是这样”。最终，有57个人将被埋葬在花园里，“其中一位还只是个孩子，”特尔霍斯特太太写道，“他们由于缺乏空间而死在房子里面。”这幢房子里的医疗队的那位孤独的医生、兰德尔·马丁上尉，告诉特尔霍斯特太太，那个孩子“砰的一声把头撞在暖气片上了，一直到死去”。
　　凯特·特尔霍斯特在各个房间里轻手轻脚地走着，心里想着她的丈夫扬。扬是在星期二的晚上骑着自行车出去的，以便在这个地区进行侦察，并把有关德国阵地的情报带回，送给一位炮兵军官。环形防线是他不在的时候形成的，而在激烈的作战之中，扬无法回家。他们还会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不能彼此见面。自从星期三以来，特尔霍斯特太太就一直与马丁医生和护理员们一起工作，几乎没有睡眠。她从一个房间走到另外一个房间，与伤员们一起祈祷，给他们读诗篇第九十一，“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的飞箭。”
　　现在，整个上午，那些在夜间渗入环形防线的德国狙击手们，正在“无耻地向一幢房子里面射击，而那幢房子从未向外射出一发子弹”，她写道，“子弹嗖嗖地穿过挤满了无助的人们的房间和走廊。”有两位护理员，在抬着一个担架走过一个窗子时，被击中了。接着，每一个人最怕发生的事情发生了：马丁医生受伤了。“只是伤着脚踝，”他告诉特尔霍斯特太太，“到下午的时候，我就将再次到处蹦蹦跳跳了。”
　　外面，取狙击而代之的是炮击。迫击炮弹的隆隆声和碰撞声，“无法描述，”特尔霍斯特太太记载。在列兵迈克尔·格罗看来，“这位女士似乎是极度平静和一点儿不紧张。”格罗已经因为炮弹碎片而大腿受伤，现在又被炮弹的爆炸伤了左脚。卫生员们匆匆把格罗和别的刚受伤的人，从一排落地窗那里移开。
　　下士丹尼尔·摩根斯，在坚守奥斯特贝克教堂附近的一个阵地的时候，头部和膝部中弹，就在一辆德国坦克从马路上驶来的时候，被抬进了特尔霍斯特的家。一位护理员向摩根斯解释说，“他们实际上用光了绷带，没有麻醉剂或者食品，只有一点水”。正在这时，那辆坦克发射了一颗炮弹，炮弹撞上了这座房子。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列兵沃尔特·博尔多克，肋部和背部有子弹伤，他惊恐地注视着，只见那辆坦克“嘎嘎响着移动，转变方向。我能听得见机枪的急促嗒嗒声，然后一颗炮弹穿过了我背后的墙。灰泥和瓦砾开始到处落下，许多伤员被杀死了”。在楼下，投弹手E. C. 博尔登是一位医务护理员，他怒不可遏，一把抓起一面红十字会的会旗，冲出房子，直接跑向那辆坦克。下士摩根斯清楚地听见他说话。“你们究竟是在干什么？”博尔登朝着德国坦克的指挥员尖声大叫，“这幢房子清楚地用红十字会的的旗帜标记着。快滚开！”焦急的伤员们听见了那辆坦克后退的声音。博尔登回到了房子里，摩根斯记得，他“几乎就像离开的时候一样气愤。我们问他，出了什么事”。博尔登简短地回答说:“那个德国人道歉了，不过他倒真滚蛋了。”
　　尽管这幢房子没有再次受到炮击，但他们周围的火力却没有停止过。凯特·特尔霍斯特写道:“到处都有人在死去。难道他们必须在这样的飓风中断气吗？啊，上帝啊！给我们一刻的安静吧。当他们前往永恒的时候，给他们一刻神圣的安静吧。”
　　环形防线的各个地方，当疲惫、虚弱的伞兵们到了筋疲力尽的极限时，坦克冲开了防御阵地。到处都是恐怖——尤其是火焰喷射器带来的恐怖。在党卫军的一个野蛮暴行中，一辆挂着红十字会旗、运送伤员的吉普车，被4个德国人拦下了。其中的一位卫生员试图说明，他是送伤员去伤亡人员收容站的，那些德国人却突然用火焰喷射器袭击了他，然后走开了。
　　但这场战役的始终，不论是在阿纳姆大桥还是在环形防线，都有表现出骑士精神的突出例子。在环形防线东边的哈克特准将的防御阵地里，一位德国军官打着白旗，开车来到英军阵地，要求见指挥官。哈克特见了他，得知德国人“就要发起进攻，首先要把迫击炮和火炮炮火对准我们的前沿阵地”。那个德国人得知，一个伤亡人员收容站就在进攻的路线上，于是他要求哈克特，把他的前沿阵地后移600码。“我们不想让火力网击中伤员！”那个德国人解释说。哈克特知道，他无法遵从。“如果战线按照那个德国人的要求后退那段距离的话，”厄克特将军后来写道，“就会使师司令部到了德国人的营地后面200码的地方。”尽管他无法移动，但哈克特却注意到，当进攻终于来到的时候，火力网仔细地对准了伤亡人员收容站的南边。
　　在塔弗尔贝格旅馆，另外一位医生、盖伊·里格比-琼斯少校，一直在旅馆的娱乐室里，在一张台球桌上做手术，当一颗口径为88毫米的炮弹穿过大楼房顶的时候，他丢失了他的全部设备。自从星期三以来，他就不能做手术了，尽管一个野战救护车队已经在彼得堡旅馆设置了一个手术室。“我们有1200到1300名伤员，但却既没有护理设施，也没有医务人员来适当地医治他们，”他记得，“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就是止痛的吗啡。我们的主要问题是食品和水。我们已经用光了中央供热系统中的水，现在，由于不再做手术，我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军需官，努力给伤员们提供食物。”伤员当中的一位、第一五六营的约翰·沃迪少校，星期二那天被一名狙击手击中了腹股沟，后来又再次负伤。一颗迫击炮弹落在了一个大飘窗①的窗台上，爆炸了，炮弹的一个碎片嵌进了沃迪的左脚，接着这个房间又被直接击中，沃迪的右肩、脸和下巴，被落下来的砖和木头碎片划破。该师的首席医官、格雷姆·沃拉克医生冲到了外边。沃迪挣扎着站了起来，看见沃拉克站在街道上，朝着德国人喊道:“你们这些该死的杂种！难道认不出红十字会旗吗？”
　　范·马尔南一家——安赫、她的哥哥保罗，以及她的姑姑——正在塔弗尔贝格旅馆，在范·马尔南医生的指导下，24个小时不停地工作着。保罗是医学院的学生，他记得，那个“星期天是可怕的。我们似乎一直都在被击中。我记得，我们不可以在病人面前表现出害怕来，但我准备从屋子里跳出来，大声喊叫。我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伤员们如此安静地呆着”。保罗记得，当受到伤害的人从一个毁坏的房间被送到另外一个房间的时候，“我们开始唱歌了。我们为英国人唱，为德国人唱，为我们自己唱。然后似乎每一个人都在唱，由于感情强烈，人们又会停下来，因为他们是在哭泣，但他们又会再次唱起来”。
　　年轻的安赫·范·马尔南曾怀有一个浪漫的梦想，那就是被从天而降的聪明健壮的年轻人解放，对她来说，这个浪漫的梦想正在绝望中结束。许多被带到塔弗尔贝格旅馆的荷兰平民，死于他们自己的伤口。安赫在她的日记里特别提出，有两个荷兰平民是“可爱的姑娘和优秀的滑冰者，和我一样大，只有17岁。现在我将再也看不到她们了”。在安赫看来，这个旅馆似乎不断被炮弹击中，在地下室里，她哭了起来。“我怕死，”她写道，“爆炸声音巨大，每一颗炮弹都能杀人。上帝怎么能让这个地狱存在？”
　　星期天上午，到9：30时，沃拉克医生决定，要为这个地狱做点什么。这个地区的9个伤亡人员收容站和医院，挤满了双方的伤员，因而他开始感到，“战役再也不能这个样子继续下去了”。医疗队“是在不可能的条件下工作，有一些医疗队没有外科工具”，而在德国人的猛烈进攻下，伤亡人员一直在增加——其中就有勇敢的沙恩·哈克特准将，就在上午近8点钟的时候，一颗迫击炮弹，让他的腿和肚子受了重伤。
　　沃拉克决定了一个计划，而那个计划又需要得到厄克特将军的许可，于是他便前往哈滕施泰因旅馆。“我告诉将军，”沃拉克说道，“尽管挂上了红十字会的旗帜，但所有的医院仍然遭到了炮击。有一个医院被击中6次，着了火，迫使我们把150名伤员迅速撤离出去。”他说，伤员正“受到虐待，因而到了该与德国人作出某种安排的时候了”。既然完全不可能把伤员撤离到莱茵河的对面去，所以沃拉克认为，“如果把伤员移交给德国人，到他们在阿纳姆的医院里治疗的话”，那么许多生命就会得到拯救。
　　沃拉克回忆说，厄克特“似乎听从了”。他同意这个计划，但又提醒沃拉克，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敌人以为，这是编队阵地的崩溃的开始”。沃拉克要向德国人说清楚，之所以采取这一步，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厄克特说，可以进行谈判，“条件是，德国人应该明白，你是一个代表着你的病人的医生，而不是这个师的一个官方特使”。沃拉克被允许，在下午的时候要求一段停火的时间，这样一来，在“双方继续作战”以前，可以让战场上没有伤员。
　　沃拉克匆匆离开，前去寻找那位荷兰联络官、海军少校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另外还有格里特·范·马尔南医生，请他们二位帮助谈判。沃尔特斯将担任翻译，他是荷兰军方人士，因而“前往德国司令部可能冒极大的风险”，有鉴于此，沃拉克给他起了个假名，叫“约翰逊”。这三个人迅速前往斯胡努尔德旅馆，与德国师部的那位医官联系。
　　说来也巧，那位军官、29岁的埃贡·施卡尔卡少校声称，他也得出了与沃拉克相同的结论。施卡尔卡回忆说，在那个星期天的上午，他感到“必须做点事情，这不仅是为了我们的伤员，也是为了在‘巫婆的大锅’里的英国人”。在斯胡努尔德旅馆，“伤员躺得到处都是——甚至躺在地板上”，按照施卡尔卡的说法，在沃拉克到达之前他就过来了，为了见“英国人的首席医官，提议清理战场”。不管是谁首先有了这个主意，他们确实见面了。沃拉克对这位年轻军官的印象是，“他长得女人气，但有同情心，显然非常急于讨好英国人——只是为了留个后手”。这位身材细长、风度翩翩的军官，穿着剪裁合身的制服，显得很英俊，沃拉克面对着他，用“约翰逊”当翻译，提出了他的建议。当他们交谈的时候，施卡尔卡打量着沃拉克:“一个高个子的、过分瘦长的、黑头发的家伙，就像所有的英国人那样冷静。他似乎疲倦极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样子倒不难看。”施卡尔卡准备同意这个撤离计划，但他又告诉沃拉克，“首先我们将不得不去我的司令部，以确保我的将军不会反对。”施卡尔卡拒绝带范·马尔南医生同去。在一辆缴获的英国吉普车里，施卡尔卡、沃拉克和“约翰逊”，动身前往阿纳姆，由施卡尔卡开车。施卡尔卡回忆说，他“开得非常快，前前后后地呈之字形移动。我不想让沃拉克确定自己的位置，而我的开车方式，也一定让他吃了不少苦头。我们走得很快，有一部分时间是在炮火下走的，绕着弯进了城。”
　　对沃尔特斯来说，这个进入阿纳姆的短途乘车旅行是“悲伤而又悲惨”的。到处都是车辆残骸。房屋或者仍然在冒烟，或者已经成了废墟。他们所走的一些道路，由于被坦克履带压碎，被炮火炸出了坑，因而“就像犁过的地一样”。残破不堪的火炮、翻倒的吉普车、烧焦了的装甲车，以及“死者的扭曲的尸体”，就像一条小径一样，一直通向阿纳姆。施卡尔卡并没有蒙住这两个人的眼睛，沃尔特斯感到，施卡尔卡也没有试图隐瞒他所走的这条路线，这使沃尔特斯突然感到，这位高雅的党卫军医官似乎“急于让我们看到德国人的力量”。穿过阿纳姆的仍然冒烟、瓦砾遍地的街道，施卡尔卡朝东北方向开，最后在哈策尔中校司令部的外面停了下来，司令部设在在黑策尔贝格路上的那个中学里。
　　尽管沃拉克和沃尔特斯的到来在参谋军官当中造成了惊讶，但哈策尔已经得到过电话通知，正在等待他们。施卡尔卡把这两位军官留在外屋，进去向他的指挥官报告。哈策尔生气了。“我感到吃惊，”他说道，“施卡尔卡竟没有蒙住他们的眼睛。现在他们知道我的司令部的精确位置了。”施卡尔卡笑了。“要是他们能够在什么地方找到他们的路，那么我就会对我开车的方式大吃一惊了。”他向哈策尔保证。
　　两个德国人与英国特使一起坐了下来。“那位医官提议，应该把他的英国伤员从环形防线撤离出来，因为他们不再有地方或者补给品来照料他们了，”哈策尔说道，“这就意味着，要求休战几个小时。我告诉他，我对我们两国交战感到遗憾。毕竟，我们为什么应该交战呢？我同意他的建议。”
　　沃尔特斯——沃拉克介绍他为“一位名叫约翰逊的加拿大军人”——记得，这次会谈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起初，那位党卫军中校甚至拒绝考虑休战，”他说道，“房间里还有几个别的参谋军官，包括代理参谋长施瓦茨上尉，施瓦茨最终转向哈策尔，说道，这整个事情还得由将军决定。”那个德国人离开了房间。“当我们等待的时候，”沃尔特斯说道，“他们给了我们三明治和白兰地。沃拉克提醒我，不要空着肚子喝酒。三明治里不管夹的是什么馅，上面都有切成薄片的洋葱。”
　　当德国人再次进入房间时，“每一个人都啪的一声立正，大声喊道，‘嗨尔，希特勒。’”比特里希将军，没有戴帽子，穿着他的长长的黑色皮外套，走了进来。“他只呆了一会儿。”沃尔特斯记得。比特里希打量着这两个人，说道:“我对我们两国之间的这场战争感到遗憾（Ich bedauere sehr diesen Krieg zwischen unseren Vaterlandern）。”将军静静地听沃拉克的撤离计划，表示同意。“我同意，”比特里希说道，“因为一个人不能失去所有的人性，即使在最激烈的交战期间——当然，只要他首先就有这种感情。”然后比特里希递给沃拉克一瓶白兰地。“这是送给你的将军的。”他告诉沃拉克，然后退出了。
　　星期日上午10：30时，部分休战协议达成了，尽管沃尔特斯回忆说:“德国人似乎有些担心。不论是塔弗尔贝格旅馆，还是斯胡努尔德旅馆，都位于前线，而德国人又无法保证停止迫击炮和火炮的轰击。”哈策尔主要担心的是英国人在莱茵河南边的远程炮击，伤员撤离的时候能否被控制住。施卡尔卡说，这一点得到保证，他收到了英军第二集团军司令部的无线电讯。“那个电讯纯粹是发给第九党卫军装甲师的医官的，它感谢我，并且问，停火能否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好让英国人把医疗用品、药品和绷带从莱茵河对面带过来。”施卡尔卡发回了无线电讯:“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帮助，只是要求，你们的空军不要继续轰炸我们的红十字会卡车。”他立即得到了答复:“不幸的是，这样的进攻是双方发动的。”施卡尔卡认为，这个电讯“可笑”，他生气地回答道:“对不起，我有两年的时间没有看见我们的空军了。”英国人的电讯又回来了:“就按协议办。”施卡尔卡声称，他现在勃然大怒，以至于发回了这样的电讯:“舔我的……”①
　　最终作出的安排，要有两个小时的休战，时间从下午3点开始。其时，伤员将沿塔弗尔贝格旅馆附近的一条指定的路线，离开环形防线。要作出一切努力，“以便少开火，或者完全停火”。坚守前线阵地的双方部队被提醒，不要开火。施卡尔卡开始命令，“每一辆可用的救护车和吉普车在前线的后面集结”，与此同时，沃拉克和沃尔特斯将要返回自己的营地，他们被允许在自己的衣服口袋里装满吗啡和医疗用品。沃尔特斯“为能够离开那里而感到高兴，尤其是因为施瓦茨对他说过，‘你说起德语来，可不像英国人’”。
　　沃拉克和沃尔特斯的吉普车上飘扬着一面红十字会旗帜，并由另外一位德国医官护送，在返回环形防线的途中，他们被允许在圣伊丽莎白医院停留，以视察那里的状况，并访问英国伤员——其中就有拉思伯里准将，他现在去掉了军衔徽章，成了“一等兵”拉思伯里。迎接他们的是英军首席医官、李普曼·凯塞尔上尉，外科手术队队长、锡德里克·朗兰少校，以及荷兰资深外科医生、范·亨格尔医生——沃拉克记得，他们全都“非常急于知道消息”。医院周围曾经进行过激烈的战斗，凯塞尔报告说，有一次，甚至还在大楼里面进行了一场酣战，德国人的子弹从病房里的病人的头上飞过。但自从星期四以来，这个地区是安静的，沃拉克发现，与在环形防线里的伤员所受到的令人痛苦的磨难形成对照的是，在圣伊丽莎白医院里，“英国伤亡人员是躺在床上，盖着毯子，铺着床单，并受到荷兰修女和医生的悉心照料”。这两个人提醒凯塞尔，要为大量涌来的伤亡人员做好准备，然后返回了奥斯特贝克。沃拉克回忆说，他们正好“赶上了塔弗尔贝格旅馆附近的一轮迫击炮炮击”。
　　下午3点钟，部分休战开始。射击突然减少了，然后又完全停止。对一等兵珀西·帕克斯来说，那种“势不可挡的嘈杂声已经成为正常，因而发现这种寂静是如此不真实，以至于刹那间我以为我死了呢”。在英国和德国的医官和护理员的监督下，来自双方的救护车和吉普车开始装伤员。中士达德利·R. 皮尔逊是第四伞兵旅的首席文书，在一辆吉普车里他被放在他的旅长的担架的旁边。“这么说你也受伤了，皮尔逊？”哈克特说道。皮尔逊只穿着靴子和裤子，右肩绑着厚厚的绷带，“弹片在那里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哈克特面色苍白，显然因腹部的伤而非常痛苦。当他们前往阿纳姆的时候，哈克特说道:“皮尔逊，我希望你不会认为我是以权压人，不过我认为我比你要糟糕。到了医院，要是他们先给我治，你不会在意吧？”①那位和伞兵鸡默特尔一起跳伞的帕特·格洛弗中尉，在极大的痛苦中被送到了圣伊丽莎白医院。一颗子弹切断了他右手的两个静脉，而在前往斯胡努尔德旅馆包扎所的途中，弹片又击中了他的右小腿肚子。由于只有一点点吗啡，因而他被告知，除非他认为绝对必要，否则是不能给他打上一针的。格洛弗并没有要吗啡。现在，他睡睡醒醒，不知不觉想到了默特尔，他记不得她是哪一天被打死的。在作战期间，他和他的勤务兵、列兵乔·斯科特，交替拿着装着默特尔的小背包。然后，在一个狭长掩体里，在炮火的打击之下，格洛弗突然意识到，装着默特尔的小背包不见了。“默特尔在哪里？”他朝斯科特叫喊道。“她在那里，长官。”斯科特指着格洛弗的掩体的顶上。在她的包里，默特尔仰面躺着，脚伸在空中。那天晚上，格洛弗和斯科特把这只公鸡埋葬在一处树篱附近的一个小小的坟墓里。当斯科特扫着土盖上的时候，他看着格洛弗，说道:“唔，默特尔到最后都是勇敢的，长官。”格洛弗记得，他并没有解下默特尔的降落伞的伞翼。现在，在一阵疼痛之中，他感到高兴的是，他是让她带着荣誉得体地得到了埋葬——是带着她的职衔标记被埋葬的——这对阵亡者来说死得其所。
　　在斯胡努尔德旅馆，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注视着，德国护理员开始把伤员抬出去。突然射击开始了。一个德国人叫喊:“如果不停下来，我们就开火，没有一个伤员、医生或者护士能活着出去。”亨德丽卡并没有在意。“总是最年轻的士兵叫得最响，”她特别提到，“到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德国人的威胁了。”射击停止了，装车又继续下去。
　　当步行伤员的长长的行列，以及吉普车、救护车和卡车的车队，开赴阿纳姆的时候，有好几次再次爆发了射击。“不可避免的是，”厄克特将军回忆说，“有误解。让一场战斗暂时安静下来是不容易的。”在塔弗尔贝格旅馆的医生们，“当他们把好斗的德国人从旅馆里清理出去的时候，有了一些不安的时刻”。而且几乎每一个人都记得，那些刚刚到达的波兰人无法理解，这个小部分的停火有什么必要。“他们有许多旧账要清算，”厄克特说道，“因而看不到让他们停火的合情理的原因。”最终，他们被“说服了，抑制住他们的渴望，等到撤离完成之后再说”。
　　施卡尔卡少校与沃拉克医生一起，让车队运行了整整一个下午。大约200名能行走的伤员被带了出来，超过250名被抬进了医疗车队。“我从未见过类似奥斯特贝克那样的状况，”施卡尔卡说道，“那里只有死亡和残骸。”
　　在圣伊丽莎白医院，彼得·斯坦福斯中尉从在阿纳姆受的胸伤中恢复了知觉，听见第一批能够行走的伤员进来了。“我感到，一阵激动的颤抖从我的脊椎升了上来，”他说道，“我从未这样骄傲过。他们走了进来，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吓坏了。每个人都长了一个星期的胡子。他们的作战服撕破了，满是污渍，而且肮脏、浸透着血液的绷带从他们所有人的身上伸了出来。最扣人心弦的是他们的眼睛——有红圈，深陷进去，从拉长了的、沾了厚厚一层泥巴的脸上朝外凝视着，脸由于缺乏睡眠而憔悴，然而他们走了进来，并没有被打败。他们显得足够凶猛，足以当场就接管这个地方。”
　　当最后一个车队离开奥斯特贝克时，沃拉克感谢那位党卫军医官的帮助。“施卡尔卡看着我的眼睛，说道，‘你能把这写给我吗？’”沃拉克没有理会这句话。下午5点，战斗再次开始，好像从来没有停止过似的。
　　一等兵珀西·帕克斯的火炮阵地，在多尔德伦家的洗衣房附近，在他的阵地里，“再次乱成了一片。德国佬朝我们投掷一切东西”。在撤离伤员期间，有一段相对的安静，在此之后，帕克斯有了一种被解救感。“一切都返回到正常，这我能够适应。我又再次准备就绪。”德国人利用了这个暂时的休战，渗透进了许多地区。人们从所有的方向，听见了尖叫声和射击声，那是德国人和英国人在街道上和花园里彼此追击。从战壕里，帕克斯看见，一辆坦克穿过一块白菜地，朝排炮大本营驶来，有两个炮兵朝马路上的一门发射6磅重炮弹的大炮全速跑去。当炮兵们开始射击的时候，帕克斯惊奇地朝上看着，因为白菜开始飘过他的战壕。“大炮的力量把白菜吸了上来，直接拽出了地面，把它们掷向天空。接着一声巨大的撞击声，我们看见，一颗炮弹击中了坦克。”
　　罗伯特·凯恩少校听见，有人叫喊，“老虎坦克！”于是他便全速朝一个建筑边上的那门小反坦克炮跑去。一位炮手从街道上跑来帮助他，这两个人一起，把炮推进阵地。“开炮！”凯恩喊道。他看见，炮弹击中了坦克，让它出了故障。“咱们再发一炮，有把握一些。”他叫喊道。炮手看着凯恩，摇了摇头。“不用，长官，”他说道，“它完了。反冲装置没了。”
　　在特尔霍斯特的家里，嘈杂声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每一个人都麻木了，听不见了。突然，凯特·特尔霍斯特感到了“一种巨大的震动。砖发出了轰响，栋梁裂开了，各个方向发出了被抑制的哭叫声”。爆炸的把地下室的门卡住了，令人窒息的尘土在整个小屋子里旋转着，在其中，她听见，“人们用铁锹和工具工作着……把栋木锯开……脚步在砖和灰浆中嘎吱作响……而且沉重的物品被前后拖拽着”。地下室的门被打开，清新的空气涌了进来。在楼上，凯特看见，走廊的一个部分以及花园里的那间屋子，都朝户外敞开着，一面墙的一段已经被炸了进来。人们躺在各处，那是被爆炸抛掷过去的。马丁医生再次被击中，根本无法走动。有一个士兵，几天前因为患有战斗疲劳症而被带进来，现在他在房子里的大屠杀当中徘徊着。他盯着凯特·特尔霍斯特，说道:“我想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她温柔地带着他去了地下室，在石头地板上为他找了个容身之地。他几乎立即就睡着了。后来他醒了，便移到特尔霍斯特太太的旁边。“现在我们随时都会被攻占。”他平静地说道。他又睡着了，凯特疲倦地靠在墙上，她的5个孩子在她的旁边，她等待着，与此同时“这令人恐惧的时间在缓慢地延续着”。
　　在距离凯恩少校的阵地不远的一个战壕里，中士艾尔弗·鲁利埃看见，又有一辆坦克出现在街道上。他与一位炮手冲向似乎是留在他所在的炮兵部队里的惟一一门反坦克炮。就在坦克转向他们的时候，这两个人来到了炮的旁边。他们发射了，看见一道闪光击中了坦克。就在这时，一挺机枪开火了。与鲁利埃一起的那位炮手喘息着，靠着他倒下来。当鲁利埃转过身来，小心翼翼地扶着他倒下时，一颗子弹射进了他的左手。左手开始失去控制，颤抖起来，鲁利埃猜想，子弹一定是击中了神经。鲁利埃把靠在身上的炮手慢慢放下来，然后朝他的战壕走去。“我去找人帮忙。”他告诉这位血迹斑斑的士兵。在特尔霍斯特家的门口，鲁利埃停下来，不愿意进去。他听见，人们在尖声大叫，胡言乱语，乞求给点水，并喊出亲人的名字。“啊，上帝啊！”鲁利埃说道，“我到这里是要干什么？”就在这时，投弹手E. C. 博尔登出现了。“天啊，老兄，”博尔登看着鲁利埃的颤抖的手说道，“你是去打字了吗？”鲁利埃解释说，他是来为那位受伤的炮手找人帮忙。“好的，”博尔登说道，同时给鲁利埃的手包扎好，“我会到那里去的。”在返回阵地的途中，鲁利埃经过特尔霍斯特家的花园，停了下来，恐怖地凝视着。他以前从未见过，在一个地方有这么多尸体，有些尸体，脸上盖着士兵穿的伪装服，但另外的尸体却并没有盖，“他们的眼睛朝所有的方向凝视着”。尸体成了堆，太多了，无法在他们之间迈步。
　　在战壕里，鲁利埃等待着，最后博尔登带着两位担架手来了。“不要担心，”博尔登告诉鲁利埃。他伸出了拇指，“一切都会没事的。” 鲁利埃并不这样认为。在英格兰时，这位31岁的伞兵恳求前去执行任务，他的年龄让他未能如愿，而且，尽管他是个炮兵，却成了代理食堂军士。但鲁利埃还是成功了，最终被允许前去。现在，当他凝视着在他身边的疲倦、口渴、饥饿的伞兵们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我忘记了这场战斗。我一门心思要给我们找点吃的东西”。他并不知道，在这个地区被摧毁的花园里，以及倒掉的房子当中，他爬了多长时间，他在架子上搜查，在地下室里搜索，寻找一片片或者一块块的食品。在一个地方，他发现了一个没有毁坏的镀锌盆，他把找到的所有东西都扔了进去——几个枯萎的胡萝卜、一些洋葱、一小袋马铃薯、盐，以及肉汤的一些块状浓缩料。在房子的附近，他发现了一个鸡笼，只有一只鸡还活着。鲁利埃把它带上了。
　　在成了废墟的房子的石头地板上，他把几块砖围了起来，架上盆。他从墙上扯下一条条墙纸，并使用一些木头，生上了火。他不记得，当他再次出去找水的时候，街道上是否仍然在激战——但当他蹒跚着回来时，盆子里的水就几乎满了。他把那只鸡杀了，拔了毛，然后扔进盆子里。就在薄暮时分，他认为鸡汤已经炖好了，于是便从窗子框上扯下两个窗帘，包住锅的热把手，在另外一名伞兵的帮助下，朝战壕走去。在这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他第一次意识到，迫击炮弹飞来了。两个人每隔一段时间前进一次，在每次就要爆炸的时候停下来，然后再前进。在炮兵阵地里，鲁利埃大声呼喊:“过来吃呀！”眼睛发红而视力模糊的伞兵们大为吃惊，他们以小心翼翼的小组的形式出现，拿着被毁坏的食品罐子和野战餐具。他们恍恍惚惚地咕哝着表示感谢，把餐具伸进热盆子里，然后消失进渐浓的夜色之中。在十分钟之内，炖汤就光了。艾尔弗·鲁利埃盯着盆子的底，只能找到几小块马铃薯。他把马铃薯拣了起来，在那一天，第一次吃了点食物。他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
　　在哈滕施泰因旅馆的庭院的一个五人战壕里，滑翔机飞行员、中士伦纳德·奥弗顿，朝愈来愈浓的夜色望去。与他共用战壕的那4个人，消失了。突然，奥弗顿看见，有黑色的形体在靠近。“是我们！”有人小声说道。当那4位士兵跳进战壕的时候，奥弗顿看见，他们抬着一个扎起来的斗篷。那几个人小心翼翼地打开斗篷，在斗篷的边上举起一个马口铁罐头盒子，把约有1品脱的雨水倒了进去。有一个人拿出了一块茶叶，开始搅动雨水。奥弗顿旁观着，恍惚起来。“在那一天，我们既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只有两片硬饼干，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把它分享了。”他说。然后，令奥弗顿惊讶的是，那些伞兵们把那个马口铁罐头盒子给了他。他啜饮了一小口，又往下传了过去。“生日快乐！”每个人都小声对他说。奥弗顿都忘记了，那个星期日，9月24日，是他的23岁的生日。
　　在斯胡努尔德旅馆，病情危急的和能够行走的伤员，都离开了，但患战斗疲劳症的士兵，却仍然继续逗留在这个大旅馆里。当随军牧师佩尔走过一个被遗弃的房间时，他听见，在这个传出回声的大楼的什么地方，有一个微弱、颤抖的嗓音在唱着《只是在暮色中唱支歌》①。佩尔上了楼，走进楼上的一个房间，在一个患有严重的战斗疲劳症的年轻伞兵旁边跪了下来。“神父，”那个孩子说道，“你能给我掖好毯子吗？这么多的噪音，我好害怕。”佩尔没有毯子，但假装给这个伞兵盖好毯子。“这感觉很好，神父。我现在感觉很好了。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佩尔点了点头。“和我一起念主祷文。”佩尔这样做了。他把那个年轻人的头发抚了回去。“现在闭上眼睛吧，”佩尔对他说，“睡个好觉。上帝保佑你！”伞兵微笑了:“晚安，神父。上帝保佑你。”两个小时以后，一个卫生员来找佩尔:“你知道那个和你一起念主祷文的孩子吗？”佩尔问道:“出了什么事？”卫生员摇了摇头:“他刚才死了。他说，他要告诉你，他无法忍受外面的嘈杂声。”
　　傍晚时分，环形防线的御用苏格兰近卫团地段的R. 佩顿-里德上校，不愉快地看到，“24日令人伤感地结束了。由于共识，希望早日得到地面部队支援这个大希望，现在成了一个忌讳的话题”。
　　星期天的后半夜，鬼怪式通讯网的操作员、内维尔·海中尉，奉命来到哈滕施泰因旅馆地下室里的厄克特的房间。“他递给了我一个较长的电文，”海说道，“并且告诉我，我把它译成电码之后，再还给他。我记得他说，也许到那个时候，他已经不会把这个电报发出去了。”海读电文的时候，惊得目瞪口呆。“这实际上意味着，要么他们得过来救我们，要么我们将被消灭。”海把电报译成电码，又还给厄克特。“我也不希望他把它发出去。”海说道。电报发出去了，原文是：
　　厄克特致布朗宁。必须提醒你，除非在9月25日一大早与我们直接接触，否则我们认为，我们不能坚持足够长的时间了。所有的士兵现在都精疲力竭。缺少口粮、水、弹药和武器，同时军官伤亡率很高。敌人甚至稍微发动一次攻势，就可能造成完全的崩溃。这样，如果不投降的话，将命令所有的人朝桥头阵地突围。在敌人的面前，任何调动眼下都不可能。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只要可能将仍然尽最大努力。①
　　连续两个晚上，要把士兵和补给品送进厄克特的立足点的尝试都失败了。然而第三十军的固执的军长霍罗克斯将军，拒绝放弃这个努力。如果要拯救这个桥头阵地，如果要实现对厄克特及其部下的解救，那就必须在这个星期日的晚上进行。天气再次不利，不能指望基地在英格兰的、执行运送补给品和支援的任务的飞机前来帮忙。但在德里尔至奈梅亨的地区，兵力强大，而霍罗克斯又完成了那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他驱动着他的整个军，沿着那条只有一辆坦克宽的狭窄走廊，到达了在莱茵河上的先头部队的位置，现在困扰他的，就是把他与空降部队分开的那条400码宽的河。他命令托马斯的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发动最后一次进攻：杰拉尔德·蒂利中校的多塞特团第四营，将在上午10点开始，与剩余的波兰人一起发起攻击，渡河进入桥头阵地。
　　蒂利的行动，将是一个更大计划的第一步。“如果事情进展顺利，” 霍罗克斯后来写道，“我希望，将让第四十三师测滑下去，在更西边的地方渡过莱茵河，给进攻空降部队的环形防线的德国军队一记左钩拳。”另外一个选择余地就是撤退。在市场花园行动的这个第八天，霍罗克斯固执地拒绝面对这个选择。然而，其他的人现在却正在认真计划可以怎样撤退。
　　按照他的参谋长戈登·沃尔什准将的说法，第一空降军司令员布朗宁将军，现在“非常公开地谈论撤退”。在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前往德里尔的时候，这个决定尚悬而未决，但“布朗宁确信，一旦他们被卡住了，就将不得不把厄克特的士兵撤出来”。英军第二集团军司令员、迈尔斯·C. 邓普西将军，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自进攻开始以来，他便未曾与霍罗克斯会晤过，现在，由于时间所剩无几，邓普西便命令霍罗克斯，到位于圣奥登罗得的走廊地带开会。按照指挥的顺序，邓普西由于得到了蒙哥马利的授权，将最后说了算。这个令人痛苦的决定，将是由一个人迫使他们作出的，那个人就是德国陆军元帅莫德尔。
　　当霍罗克斯驱车向南，前往圣奥登罗得时，蒂利中校的多塞特团第四营开始准备进行夜间的渡河。他的营正在匆匆赶往德里尔的集结地，而攻击艇，由于现在走廊又再次打开，也正在路上。给蒂利的指示是清楚的，旅长本·沃尔顿准将亲自给他下达了简短命令，蒂利被告知，要“扩大环形防线的基地”。渡河将在那个旧渡口进行，在奥斯特贝克西边大约1英里处。一旦过了河，多塞特团便要“坚持下去，直到得到增援时为止”。他们将轻装前进，只带着能维持三四天的食品和弹药。按照这位35岁的蒂利的看法，他的士兵“是一支特遣部队，为邓普西的整个英军第二集团军带路”。他敏锐地意识到迅速到达厄克特那里的急迫必要。从他所得知的一切来看，那个师的死亡正在以小时计算。
　　星期天，蒂利曾三次爬上德里尔的一个被毁坏的教堂的塔尖，观察他的部队将在莱茵河北岸登陆的那个地区。他的司令部设在德里尔南边的一个果园里，下午的时间沉闷地过去了，他在司令部里不耐烦地等待着他的营从霍姆伊特村赶来，霍姆伊特村在德里尔西南几英里外，与此同时，攻击艇正从走廊送来。
　　下午6点刚过，本·沃尔顿准将便派人叫蒂利过去。沃尔顿的司令部在德里尔南边的一幢房子里，在那里，蒂利本来预料，旅长会再次检查这次夜间行动的细节。相反，沃尔顿却告诉他，计划有了改变。沃尔顿说，已经接到命令，“整个行动——大规模的渡河——取消了”。蒂利的那个营还是要渡河，不过目的不同了。蒂利听着，越来越焦虑。他的士兵们将在厄克特的第一空降师撤退时，坚守环形防线的基地！他被要求带尽可能少的人——“够完成任务就可以”：大约400名步兵和20名军官。蒂利不必去，他可以派他的第二把手、詹姆斯·格拉夫顿少校，取代他的位置。尽管蒂利回答说，他将“考虑一下”，但他已经决定，要亲自率领他的士兵过去。当蒂利离开沃尔顿的司令部时，他感到，他的士兵正要被牺牲掉。有关如何把他们带回来，沃尔顿什么也没有说。他知道，沃尔顿对此也无能为力，无法改变形势。令他困惑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计划为什么改变？
　　要把厄克特的部队撤出的决定，是星期天的下午，在与霍罗克斯和布朗宁将军一起举行的圣奥登罗得会议上，由登普西作出的，而这个决定，还要由蒙哥马利批准，而蒙哥马利则是9月25日、星期一的上午9：30，才最终批准了这个命令。在考虑了手下的军长的大规模渡过莱茵河的设想之后，邓普西推翻了这个计划。邓普西与霍罗克斯不同，他认为这次攻击不可能成功。“不，”他对霍罗克斯说，“让他们撤出。”登普西又转向布朗宁，问道:“你看这样行吗？”布朗宁缄默不语，闷闷不乐，点了点头。邓普西立即通知了身在德里尔的托马斯将军。甚至就在圣奥登罗得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德国人又再次切断了费赫尔北边的走廊。由于被切断了回去的道路，霍罗克斯便使用了一辆装甲军车，突破德军的营地，返回到了他在奈梅亨的司令部。陆军元帅莫德尔的最新的进攻，将使走廊关闭40多个小时。
　　在德里尔，蒂利中校那个营的大多数人现在已经到达了。他在他的部队当中走着，挑选他将带着的人。蒂利拍着士兵的肩膀，说道:“你去……你不去。”这次攻击的真实目的是保密的，他无法告诉那些提出抗议的士兵们，为什么把他们留在后面。蒂利“挑选了那些老兵，他们绝对有把握——绝对是不可或缺——而把其余的人留在了后面”。
　　这个决定是使人痛苦的。他看着那些军官和士兵，认为他们“要走向必然的死亡”。蒂利把格拉夫顿少校叫了过来。“吉米，”① 格拉夫顿记得蒂利说，“我得告诉你点事情，因为除了我之外，还得有人知道这次渡河的真正目的。”蒂利概述了计划中的改变，又小声补充说:“恐怕我们要被抛弃了。”
　　格拉夫顿大吃一惊，盯着蒂利。蒂利补充说，关系重大的是，不能让任何别的人知道这个信息。“那会太冒险了。”他解释说。
　　格拉夫顿知道蒂利是什么意思。如果真相被人所知，那将是对士气的一个可怕打击。当格拉夫顿准备离开时，蒂利说道:“吉米，我希望你会游泳。”格拉夫顿微笑了。“我也这样希望。”他说道。
　　晚上9：30，蒂利的士兵来到河边，却仍然没有攻击艇的影子。“没有船，他们到底要我怎样过河？”蒂利问他的工兵军官、查尔斯·亨尼克中校。给士兵的口粮也没有到达。蒂利心情烦躁，同时也因为知道这次任务的真正原因而精神沉重，于是便与多塞特团第五营的营长奥布里·科德中校交谈起来。“什么都不对头，”蒂利告诉他，“船没有来，口粮也没有给我们发下来。如果不赶快采取措施的话，我就不打算出发了。”科德命令他的营，把口粮交给蒂利的士兵。
　　在3个漫长的小时里，在寒冷的毛毛雨中，蒂利的部队等待着攻击艇。在午夜时，有消息说，那些船现在就在德里尔，但只剩下了9条。在黑暗之中，有一些卡车拐错了弯，结果开进了敌人的营地，还有两辆卡车，从一条泥泞的堤岸马路上滑了下去，丢失了。在会合地点，船由步兵用肩膀扛着，穿过600码沼泽地，来到下水地点。士兵们跌跌绊绊，摇摇晃晃，在圩田的泥土上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船送到河里。直到9月25日，星期一的凌晨两点之后，集结才告完成。
　　当士兵们准备下水的时候，蒂利把给厄克特将军的两封信递给了格拉夫顿：一封是布朗宁将军给他的一封信，另外一封是托马斯将军给他的用密码写的电文，上面概述了撤退计划。这两封信各有两套。厄克特的工兵军官埃迪·迈尔斯中校已经从奈梅亨与布朗宁见面之后回来了，现在，迈尔斯带着相同的信，正在等待过河。“你的任务，”蒂利告诉格拉夫顿，“就是万一那位工兵军官没能送过去，你就带着这些信到厄克特那里去。”带有撤退计划的信“绝对重要”，蒂利强调说。
　　在河上，显然德国人也对另外一次渡河做好了准备。现在只剩下大约15条英国攻击艇——包括3辆水陆两用车，以及头一天晚上所使用的那个小小的舰队的残余船只。在最后的时刻，由于船只短缺，所以决定停止原定于由波兰人在多塞特团的下水地点东边进行的一次牵制性的渡河，蒂利的士兵将分成5拨、每拨3条船过河。当准备工作继续进行时，迫击炮弹在南岸爆炸了，而重机枪——现在显然是仔细地部署在环形防线基地的两个边缘——在水面上扫射起来。蒂利中校跳进了一条船。第一拨开始渡河了。
　　尽管南岸的每一门可用的英国大炮都在频频轰击，从这些多塞特人① 的上方送去了浓密的炮弹，但渡河还是遭到了残酷的攻击。帆布和胶合板做成的船遭到了扫射，打出了洞，被水冲走了。有一些船，比如格拉夫顿少校的船，在离开南岸之前就着火了。格拉夫顿迅速坐上另外一条船出发。在半途，他发现，他的船是这一拨中的惟一的一条船。15分钟以后，格拉夫顿过了河，“为自己还活着而感到走运”。
　　在雨水和黑暗之中，被位置有利的机枪火力包围，这5拨人中的每一拨，都蒙受了重大损失。但到目前为止，最糟糕的敌人却是水流。水流在午夜之后出乎预料地速度加快，无助的多塞特人既不习惯于这些船，又不习惯于这水流，结果被水冲得过了环形防线的基地，落入了敌人手中。那些幸存下来的人散开在几英里的地方，被迅速截断，包围起来。在动身前往环形防线的420名官兵当中，只有239名到达了北岸。蒂利中校在登陆时，遇到了山崩似的手榴弹，那些手榴弹就像保龄球一样滚下坡来，人们听见，他率领着他的士兵从这个火海中冲了出来，大声呼喊着，“跟他们拼刺刀！”②多塞特人无法作为一支有效的部队，而与厄克特的士兵会合。只有几个人到达了哈滕施泰因旅馆的环形防线，其中就有格拉夫顿少校，他带着那份完好无损的撤退计划，经由下奥斯特贝克教堂附近的迪基·朗斯代尔少校的阵地，走了进来。迈尔斯中校已经带着他携带的文件，来到了厄克特的司令部。这两个人都不知道托马斯的密码电文的内容，也不知道电文的极其令人啼笑皆非的名字。当蒙哥马利最初迫切要求艾森豪威尔，进行“一次前往柏林的强大而又有力的挺进……从而结束战争”的时候，他的单兵挺进的提议被拒绝了。“市场花园行动”是妥协的产物。现在，为厄克特的血染的士兵们所制定的撤退计划，已经正式定名。英军第一空降师的余部，将以“柏林行动”为代号撤退。①4现在，蒙哥马利本来希望将迅速结束战争的市场花园行动，正在无情地走向其毁灭。在60英里长的可怕的地段里，士兵们在各座桥梁上坚持着，为一条单一的道路，也就是那个走廊，而战斗。在位于艾因霍温以北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的防区，伞兵们在英军装甲部队和步兵的支持下，击退了一次又一次的凶猛进攻，同时又试图再次打开乌登的被切断了的公路的那个无人地段；在加文将军第八十二师的防区，瓦尔河大桥不断遭到轰炸，敌人继续从国家森林向里紧逼，而且兵力越来越强大。一个星期以前的态度消失了，当时认为战争几乎要结束了。现在遭遇到的敌军部队，是老早就已经被勾销掉的部队。纳粹战争机器，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被认为是惊魂未定，正处于崩溃的边缘，现在却又神奇地生产出了60辆老虎型坦克，那60辆坦克在9月24日的上午交付给了莫德尔。② 市场花园行动正在窒息而死，计划的主要出击目标，也就是在莱茵河的对岸获得立足点，获得通往鲁尔河地区的跳板，现在要被放弃。9月25日，星期一，在早晨6：05的时候，厄克特将军接到了撤退的命令。
　　在为阿纳姆行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厄克特得到的许诺是，在48小时之内就会得到救援。布朗宁将军本来预料，第一空降师独自坚持的时间，最多也不会超过4天。厄克特的士兵，不论是在人数上还是在武器上都逊于敌人，但他们所坚持的时间，是那个时间的两倍还多，对一个空降师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战斗业绩。对于这位第一次指挥一个空降师的勇敢的苏格兰人来说，撤退是痛苦的，然而厄克特却又知道，撤退是惟一的途径。现在，他的兵力只有不到2500人，而且他也不能向这些不妥协的伞兵们提出更多的要求了。实际上，前来救援的英国部队就在1英里之外，与他的师只隔着一条宽阔的莱茵河，得知这一点是让人恼火的，尽管如此，厄克特还是勉强同意了上级的决定。到了该把在阿纳姆的这些勇敢的人撤出去的时候了。
　　哈滕施泰因旅馆里，筋疲力尽的埃迪·迈尔斯中校把那两封信——布朗宁的信，以及托马斯将军的撤退命令——交给了厄克特。布朗宁的表示祝贺的鼓励信，是在24个小时以前写的，已经过时了。其中写道，“……军队正在涌去帮助你，但……在这一天的非常晚的时候”，而且，“我自然感到，不像你那样疲倦和沮丧，但有关整个事情，我大概比你还感到糟糕……”
　　撤退命令，甚至更令人沮丧——尤其是因为它来自托马斯，厄克特就像布朗宁一样，永远也无法原谅托马斯的缓慢。托马斯的信中写道，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现在开始感到，德国人带来的压力愈来愈大，要在莱茵河的对岸建立一个主要桥头阵地的一切希望，必须放弃；而第一空降师的撤退，经过厄克特和托马斯之间的相互同意，必须在指定的日期和时间进行。
　　厄克特思考着他的决定。当他听着外面的迫击炮和火炮持续轰炸的时候，有关日期和时间已经毫无疑问了。如果他的士兵能有人活下去的话，那么撤退就必须迅速进行，而且显然是在夜幕的掩护下进行。上午8：08，厄克特通过无线电与托马斯取得了联系。“柏林行动，”他告诉他，“必须是今天晚上。”
　　大约20分钟以后，厄克特把给布朗宁准备的电文发了出去，头一天晚上，他就已经让内维尔·海中尉把这封电文译成了电码。它仍然是切题的，尤其是那个提出警告的句子:“甚至敌人稍微发动一次攻势，都可能造成完全的崩溃。”因为在这个时刻，厄克特的形势是如此之绝望，他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士兵能否坚持到天黑。然后，这位痛苦的将军开始为这个最困难的调动制定计划。只有一条出路——越过那条400码宽的可怕的莱茵河，到达德里尔。
　　厄克特计划的设计，是按照另外一种经典的英军撤退的路线——1916年的加利波利撤退①。在加利波利，在经过了几个月的战斗之后，部队最后在欺骗性的掩护下脱身了，当主力部队安全撤离的时候，掩饰着撤退的兵力稀疏的营地仍然在继续射击。厄克特计划了一个类似的调动。沿着环形防线，一个个小组的士兵将持续齐射，以欺骗敌人，与此同时大部队将悄悄溜走。逐渐地，环形防线北面的各个部队，将沿着防线的边缘移动到河边，以便撤离。然后最后的部队，也就是最靠近莱茵河的部队，将跟上。“实际上，”厄克特后来说道，“我计划的撤退，就像一个纸袋子的倒下。我想要小股部队驻扎在战略地点，给人的印象是我们还在那里，与此同时又朝低处前进，沿着每一个侧翼撤退。”
　　厄克特希望能够设法制造出“正常”的其他迹象——无线电传输的通常模式将继续；谢里夫·汤普森的炮兵将一直开炮到最后；而在哈滕施泰因旅馆的网球场上，管理德国战俘的宪兵队将继续巡逻，他们将是最后离开的人。显然，除了后卫部队之外，还有人将呆在后面——医生、医务护理员，以及重伤号。不能行走但能占据防御阵地的伤员，将留下，继续射击。
　　为了到达河边，厄克特的士兵将走一条沿着环形防线的每一边的路线。滑翔机飞行员将担任向导，他们将领着厄克特的士兵走那条逃跑道路，在一些地方，逃跑道路是用白色的带子标志出来的。伞兵们的靴子绑上布条，以便隔音，他们将走向河水的边缘。在那里，海滩勤务队队长② 将把他们装进一个小的撤退船队：这个船队由14艘装有动力的强击登陆艇组成，它们由两个连的加拿大工兵管理，每一艘能载14个人。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小船，它们的数目是不肯定的。包括海滩勤务队队长在内，谁也记不得它是多少，但它们当中有几辆水陆两用车，以及在前几次渡河后留下来的帆布和胶合板制作的攻击艇。
　　厄克特在孤注一掷，希望那些观察到船运的德国人会以为，士兵们是在试图进入环形防线，而不是从环形防线里出来。除了部队会被发现这个可怕的可能性之外，在两千多个人试图逃跑的时候，别的危险也可能产生。厄克特能够预见，如果不能维持一个严格的时间安排，那么一个可怕的瓶颈就会在环形防线的狭窄基地里形成，环形防线的狭窄处现在还不到650码宽。如果士兵们拥挤在上船地区，就可能被无情地消灭。波兰人和多塞特人都曾经试图进入环形防线，都是无功而返，厄克特因此并不期望撤退行动不会受到挑战。尽管第三十军能够使用的每一门大炮都将参战保护他的士兵，但厄克特仍然认为，德国人会带来严重的伤亡。时间是一个敌人，因为要完成撤退，得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为计划保密也是个问题，由于在那一天的所有时间里，士兵们都可能被抓获，受到审讯，所以除了高级军官以及那些被给予了特殊任务的人之外，一直到最后一分钟以前，将不会把撤退告诉任何人。
　　厄克特通过无线电与托马斯将军进行了商谈，撤退计划的主要方面获得了对方的同意，然后他又召集所剩下的几个高级军官开了个会，他们是：皮普·希克斯准将；滑翔机飞行员团的伊恩·默里中校，他现在代替负伤的哈克特指挥；R. G. 洛德-西蒙兹中校，他是师的炮兵部队司令；参谋长麦肯齐上校；埃迪·迈尔斯中校，他是将负责撤退的工兵军官。就在会议开始前，首席医官格雷姆·沃拉克上校过来见厄克特，因而成了第一个得知这个计划的人。沃拉克“情绪低落，不愉快。这并不是因为我得呆下来——我对伤员负有责任，而是因为，一直到这个时刻，我都一直以为，这个师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得到解救”。在哈滕施泰因旅馆的地下室里，在军官们的围绕下，厄克特透露了这个消息。“我们今天晚上要出去。”他告诉他们。他一步一步地概述了他的计划。撤退的成功，将取决于一丝不苟的时间安排。部队的任何集中，或者交通堵塞，都可能造成灾难。士兵们要不断地移动，而不要停下来作战。“在遭到射击的时候，他们应该采取回避行动，只有在事关生死的时候才还击。”当他的沮丧的军官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厄克特提醒他们，撤退应该保密尽可能长的时间，只有那些需要知道的人，才可以被告知。
　　这个消息，并没有让厄克特的高级军官多么惊讶。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了，显然这个阵地是没有希望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就像沃拉克一样感到心酸，因为救援从未到来。在他们的脑子里，也有这样的惧怕，即在撤退期间，他们的士兵可能会忍受甚至比在环形防线里更大的磨难。隶属于师司令部的通信兵詹姆斯·科克里尔意外地听到了这个简短的信息:“柏林行动今晚进行。”他苦思冥想着它的意思，甚至都没有想到撤退。科克里尔认为，这个师“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颗子弹”。他以为，“柏林行动”可能意味着，“将以《轻骑兵旅的冲锋》① 的那种英勇精神，或是什么精神”，全力以赴试图突破，前往阿纳姆大桥。另外一个人，则太清楚它是什么意思了。在第一机降旅的司令部里，御用苏格兰边境居民团的佩顿-里德上校，在帮助安排环形防线西部边缘的撤退细节的时候，听见皮普·希克斯准将嘟囔了点什么，好像说的是“又一个敦刻尔克”。
　　这一天从早到晚，在一些发狂似的进攻中，德国人试图攻占阵地，但红毛鬼子们仍然坚守着。士兵们后来回忆，然后，晚上8点刚过，有关撤退的消息开始向下走漏出来。在位于环形防线顶部的第一五六营的乔治·S. 鲍威尔少校看来，这个消息是“一个可怕的打击。我想到所有那些死去的人，然后我又想到，这整个努力成了一种浪费”。由于他的士兵要走最远的路，鲍威尔就在晚上8：15的时候，让他们排成单列出发。
　　第十伞兵营的列兵罗伯特·唐宁被告知，要他离开他的狭长掩体，前往哈滕施泰因旅馆。在那里，一位中士会见了他。“那里有一把旧的塑料剃刀，”中士告诉他，“你干刮一下。”唐宁盯着他。“赶快，”中士告诉他，“我们要过河，老天作证，我们要以英国士兵应有的样子回去。”
　　在阵地附近的一个地下室里，罗伯特·凯恩少校借到了另外一把剃刀，有人找到了水，凯恩刮掉了长了一个多星期的胡子，然后在他被烟熏黑的、沾染着血的伪装服里子上仔细擦干脸。他走了出来，在倾盆大雨中站了一会儿，看着下奥斯特贝克的那座教堂。在教堂的风标上有一个金制的风信鸡，凯恩曾经在战斗间歇用它核对过风向。对他来说，那是好运的一个象征，只要金制风信鸡在，这个师就会在。他感到有一种势不可挡的悲伤。他不知道，明天风标是不是还会在那里。
　　像别的人一样，滑翔机飞行员团的托马斯·托勒少校，也被伊恩·默里上校告知，要他稍微整理一下。托勒才不在乎呢，他是如此疲倦，以至于只“认为，整理是件费劲的事情”。默里把他自己的剃刀递了过来:“我们要出去了。我们不想让部队认为，我们是一群流浪汉。”托勒涂上一点默里留下来的肥皂泡沫，也刮掉了自己的胡子。“让我吃惊的是，我感到好多了，不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好多了。”他回忆说。默里的指挥所里放着那面双翼飞马旗，哈克特的士兵们本来计划在第二集团军到达的时候把它升起来。托勒盯着它看了一会儿，然后仔细把它卷了起来，收好了。
　　在炮兵阵地里，士兵们现在将随意发射，以帮助掩饰撤离，在这里，炮手罗伯特·克里斯蒂听见，通信兵威利·斯皮迪从前哨撤回到炮台了。斯皮迪给了一个新的电台控制频率，然后只是说道:“我现在停止播送了。设备坏了。”
　　中士斯坦利·沙利文是9天前带路的伞降信号员之一，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大发雷霆。“我本来就以为，无论如何我们都会这样的，我们还不如继续战斗下去。”沙利文的前哨站在一所学校里，“小孩子们一直在那里努力学习。如果我们撤出来，我就替所有这些孩子们犯愁。我得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感受是什么，也得让德国人知道，我们的感受是什么。”在他一直保卫着的那间教室的黑板上面，沙利文写上了大的印刷体字母，并在下面画上了几道底线。他写的是:“我们会回来的！！！”①
　　晚上9点整，夜空被第三十军集中起来的火炮的闪光刺破了，炮火沿着环形防线的所有的边缘爆发出来，炮弹雨点般地倾泻在德国人的阵地上。45分钟后，厄克特的士兵开始撤退。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中，恶劣的天气曾经使得部队和补给品无法迅速到达，现在，这恶劣的天气却又帮了红毛鬼子们的忙：撤退是在几乎7级风的状况下开始的，这再加上轰炸的嘈杂声，帮助掩护了英国人的逃跑。
　　在狂风暴雨之中，第一空降师的幸存者们，面部弄黑了，装备捆扎了起来，靴子隔了音，他们艰难地爬出阵地，排起了队，开始了前往河边的危险的跋涉。黑暗和天气，使得士兵们只能看见前面几英尺的地方。伞兵们形成了一个活动中的链条，互相拉着手，或者紧靠着前面的人的伪装服。
　　中士威廉·汤普森是一位滑翔机飞行员，他在倾盆大雨中弓着身子。他负责指引伞兵们到达河岸，并为一个漫长而又潮湿的夜晚做好了准备。当注视着士兵们排成纵队经过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这样一个事实:“除了我们之外，没有几个人会知道，生活在一个1英里长的角斗场里面是什么样子。”
　　对通信兵詹姆斯·科克里尔来说，现在“柏林行动”的意义已经清楚了。他被派去，在部队撤退的时候呆在后面操作。给他的指示是:“一直播送，让无线电装置一直运行，以便让德国人以为一切正常。”在哈滕施泰因旅馆阳台的下面，科克里尔独自坐在黑暗之中，“在键盘上敲个不停。我能够听见，我周围有许多运动，但我除了让装备一直播送之外，没有得到任何别的指示”。科克里尔确信，在天亮以前他就会当上俘虏。他的步枪架在他的旁边，但没有用处。有一颗子弹是假子弹，里面装的是同第二集团军联系的密码。那是他剩下的惟一一颗子弹。
　　莱茵河南岸，医生、医务护理员以及荷兰的红十字会护理人员，在接待地区和集结点做好了准备。在德里尔，救护车和普通车辆的车队在等待着，要把厄克特的幸存者们送回奈梅亨。尽管为士兵们的到达所做的准备工作正在她的周围进行，但科拉·巴尔图森在照料了伤员三天三夜之后，已是疲惫至极，结果她以为，轰炸以及南岸上的活动，标志着另外一次渡河的前奏。在德国人对德里尔的集中炮击中，科拉的头部、左肩和肋部受了弹片伤。尽管伤口疼痛，但科拉还是认为只是皮肉伤，她更关心的是她的血迹斑斑的衣服。她骑车回家，打算换身衣服，然后回来照料刚刚蜂拥而来的伤员，她确信他们很快就会到达。途中，科拉骑进了敌人的炮火之中。她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没有受伤，躺在一个泥泞的沟渠里呆了一会儿，然后又再次动身。到了家里，她不胜疲惫，在地下室里，她躺了下来，本来是想小睡一会儿。她睡了整整一个晚上，并没有意识到，“柏林行动”正在发生。
　　在位于环形防线基地地段的河边，撤离船队正等待着，给它们配备的是加拿大和英国的工兵。到目前为止，行动还没有引起敌人的怀疑。事实上，显然德国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的火炮正朝着留下来的多塞特人开火，多塞特人已经开始在环形防线的西边发起了牵制性的进攻。在更西边，德国人正在开火，因为英国炮兵发射了一阵掩护炮火，好像要在那个地区向河发起进攻似的。厄克特的欺骗计划似乎正在奏效。
　　倾盆大雨中，一列列士兵沿着环形防线的两边，缓慢地向河边蜿蜒前进。有些士兵太疲倦了，结果迷了路，落入了敌人的手中；还有的士兵，由于无法自己前进，得让别的人扶着走。在漆黑的夜色之中，没有一个人停下。停止就会带来嘈杂、混乱——以及死亡。
　　在炮火和燃烧着的房屋的红色光亮之中，博伊·威尔逊少校的伞降信号员小组的中士罗恩·肯特，率领着他的排来到了一块白菜地，那个地方被指定为连的会合点。他们在那里等待着，一直到连的其他人集结起来，然后朝河走去。“尽管我们知道莱茵河是在正南，”肯特说道，“但我们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他们将把我们撤离过去。”突然士兵们发现，从南边飞来了一道道红色的曳光弹，他们把这些曳光弹当作向导，继续前进。不久他们便来到了白色的带子，以及滑翔机飞行员的影子面前，滑翔机飞行员指引着他们前进。肯特的小组听见，在他们的左边，机枪在扫射，手榴弹在爆炸。威尔逊少校和另外一组人撞上了德国人，在随后的凶猛冲突中，两名士兵阵亡了，而安全地带就在1英里外的地方。
　　士兵们将通过细节来记住这次撤退——那些细节是令人心碎的，可怕的，有时是幽默的。当第一营的列兵亨利·布莱顿朝河下走去的时候，听见有人在哭叫。在前面，队列停止了移动。伞兵们朝路边走去，在那里，一位受了伤的士兵躺在浸透了水的泥地上，哭着喊妈。士兵们被命令继续前进，谁也不得为伤员而停下来。许多人死去了。迪基·朗斯代尔少校部队的伞兵们离开阵地以前，他们去了特尔霍斯特家，把能带上的可以行走的伤员都带上了。
　　一等兵悉尼·纳恩，在这个星期的早些时候曾经与一名滑翔机飞行员一起击毁了一辆老虎坦克，他此刻以为，他将永远也到不了河边。白天时，德国人曾侵扰了教堂旁边的炮兵阵地，现在纳恩和一组御用苏格兰边境近卫团的士兵，在那里与德国人进行了一场短暂而又猛烈的冲突战。在雨水和黑暗之中，大多数人脱身了，纳恩则躺在地上，在作战的9天当中，他第一次负了伤。弹片击中了石头，纳恩的一颗门牙被一块小圆石打掉了。
　　第十营的中士托马斯·本特利，跟在鬼怪式通讯网操作员内维尔·海中尉的后面。“我们不断遭到狙击手的伏击，”他记得，“我看见，有两个滑翔机飞行员从阴暗处走了出来，故意吸引德国人的射击，显然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看到，射击是从哪里来的。”这两位向导都被打死了。
　　在哈滕施泰因旅馆，厄克特和他的参谋们准备离开。作战日志合了起来，文件被烧掉了，然后，将军的勤务兵汉考克用一片片的窗帘布包上了厄克特的靴子。当随军牧师念主祷文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跪了下来。厄克特想起来，在D日，他的勤务兵在他的背包里放进了一瓶威士忌。“我把它递给每一个人，”厄克特说道，“每个人都喝了一点。”最后，厄克特下去，到地下室里看伤员，“他们扎着染满血的绷带，裹着简陋的夹板”，他向那些已经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人们道别。还有的人，由于吗啡的作用而昏昏欲睡，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要撤退，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一位面容憔悴的士兵，倚靠着地下室的墙站了起来，对厄克特说:“我希望你能成功，长官。”
　　师司令部的那位荷兰联络官、海军少校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在将军一行人的后面走着，绝对一声不吭。“由于我的口音，倘若我开口的话，就会被当作德国人。”他说。在一个地方，沃尔特斯没有能跟上在他前面的那个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是不停的往前走，祈祷着，希望是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沃尔特斯感到特别沮丧，他老是想着他的妻子，以及他从未见过的女儿。他一直没有能够给她们打电话，尽管他的家人就住在距离哈滕施泰因旅馆只有几英里的地方。他在英格兰为他的妻子买的那块表，还在他的口袋里，他本来打算送给他女儿的那个玩具熊，是在一架失事的滑翔机里的什么地方。如果能够足够幸运，回到河边，那么沃尔特斯将会再次离开荷兰，大概是前往英格兰。
　　在河边，渡河已经开始了。迈尔斯中校和他的海滩勤务队队员们，在士兵们一到的时候便把他们装上船。现在，德国人虽然仍然没有意识到撤退正在进行，但通过照明弹的光线，他们却能够看见船渡的行动。迫击炮和火炮开始瞄准射击，船被打出窟窿，倾覆了。在水里挣扎着的士兵们大声叫救命，还有一些士兵，已经死了，被水冲走。受伤的士兵抓住船的残骸，试图游到南岸。不到一个小时，撤离船队的一半就被毁掉了，但船渡仍然进行着。
　　乔治·鲍威尔少校的士兵沿着环形防线的东边，长途跋涉来到了河边，这时鲍威尔却认为，撤退已经结束了。有一条船正在水里上下颠簸，在波浪的击打下渐渐下沉。鲍威尔涉水过去。那条船满是窟窿，船上的工兵全都死了。当他的一些士兵开始游过去的时候，有一条船突然从黑暗中出现了。鲍威尔匆匆把他的士兵组织起来，让一些人上了船。他和剩余的伞兵等待着，一直到那条船返回。在莱茵河南边的高堤岸上，鲍威尔站了一会儿，回头看着北岸。“我突然意识到，我过来了。我简直无法相信，我活着出来了。”鲍威尔转向他的15名又湿又脏的士兵，说道:“排成三人一行。”他让他们齐步走到接待中心。在那个建筑的外面，鲍威尔喊道:“第一五六营，停！向右转！解散！”他站在雨水之中，注视着他们走向避难所。“全都结束了，但老天作证，我们就像进来一样出去了。骄傲啊。”
　　当厄克特将军的拥挤的船准备离开时，船陷在烂泥里。他的勤务兵汉考克跳出来，把他们推了出去。“他让我们摆脱出来了，”厄克特说道，“但当他挣扎着要再次上船的时候，有人喊道，‘咱们走吧！船已经太拥挤了！’”这种忘恩负义让他气愤，“汉考克不理会这句话，用他所剩下的最后一点力气，爬上了船”。
　　冒着机枪的扫射，厄克特的船过了一半，这时引擎突然发出突突的噪声，停了下来。船开始随着水流漂浮，厄克特感觉，“到了引擎再次活动起来的时候，绝对过了一个时代。”若干分钟后，他们到达了南岸。回过头来，厄克特看到，德国人正在朝河面扫射，火光摇曳。“我认为，”他说道，“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射击的目标是什么。”
　　在莱茵河岸边，以及河岸后面的草地和树林里，几百名士兵在等待着。但现在，由于船队只有一半可以运行，也由于机枪火力猛烈，厄克特惧怕的瓶颈出现了。拥挤的营地里出现了混乱，尽管没有恐慌，但许多士兵仍然试图继续前进，而他们的军官和军士们便试图控制他们。第一营的一等兵托马斯·哈里斯记得，“成百上千的人等着过河。试图上船的人太多、太重，结果使船浸没在水里。”此时迫击炮的炮弹正在落在上船地区，因为德国人已经校准了射程。就像许多别的士兵一样，哈里斯也决定游泳。他脱下他的作战服和靴子，跳了进去，令他吃惊的是，他居然游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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