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朗向史密斯汇报说，第九党卫军装甲师在荷兰，第十装甲师大概也在荷兰，“十有八九是要重新装备以坦克”。斯特朗汇报说，这两个师究竟还剩下多少人，他们的作战能力究竟怎样，谁也无法说清，但有关他们的位置却不再有任何疑问了，他们肯定就在阿纳姆附近。
　　史密斯对市场花园行动深感担忧，而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对失败的可能性感到惊恐”，因而他立即与盟军最高司令进行商谈。史密斯告诉艾森豪威尔，定于在阿纳姆着陆的英军第一空降师，“没有能力抵抗两个装甲师”。固然有一个问题——一个大问题——也就是这两个师的兵力问题，不过为了稳妥起见，史密斯认为，应该给市场花园行动增加兵力。他认为，阿纳姆地区需要两个空降师（大概史密斯考虑，要把经验丰富的英军第六空降师额外派出去，这个师的师长是理查德·盖尔少将，该师曾在诺曼底入侵过程中得到了成功的使用，但没有被包括在市场花园行动里）。史密斯告诉艾森豪威尔，否则的话，计划就必须修改。“我的感觉是，”他后来说道，“如果我们不能在那个地区空投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那么我们就应该把美军空降师当中的一个转移过来，那个师将在更北边的形成那块‘地毯’，以增援英国人。”
　　艾森豪威尔考虑了这个问题以及它的风险。根据这个情报，几乎就在进攻前夕，有人正敦促艾森豪威尔推翻蒙蒂的计划——那个艾森豪威尔本人批准的计划。这意味着，要挑战蒙哥马利的指挥才能，并且搅乱已经微妙的指挥形势。作为盟军最高司令，另外一个选择向他敞开着：市场花园行动可以被取消，但作出这个决定的惟一理由，却是一个孤零零的情报。艾森豪威尔想当然地认为，蒙哥马利是在他面前的敌人兵力最好的裁判员，他会相应地作出计划。艾森豪威尔对史密斯解释说，“我不能告诉蒙蒂，怎样去处理他的部队，”也不能“取消这个行动，因为我已经向蒙蒂开了绿灯”。如果要作出改变的话，那也应该由蒙哥马利作出。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还是准备让史密斯“飞往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司令部，就此事与蒙哥马利进行讨论”。
　　比德尔·史密斯立即前往布鲁塞尔。他发现，蒙哥马利既自信又热衷。史密斯解释了他对阿纳姆地区的装甲部队的惧怕，并强烈提议，计划可能需要修改。蒙哥马利“嘲笑这个主意。蒙蒂感到，最大的抵抗将会是来自地形上的困难，而不是德国人。他一再说，如果我们这些身在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人愿意帮助他克服后勤上的困难的话，那么一切都会顺利。他并不担心德国人的装甲部队。他认为，市场花园行动将会按照预定的计划顺利进行。”这次商谈无果而终。“起码我是试图阻止他，”史密斯说道，“但却一点也不顶用。蒙哥马利纯粹是轻率地对我的反对意见置之不理。”①
　　就在蒙哥马利与史密斯商谈的时候，自英吉利海峡的彼岸，令人震惊的证据来到了英军第一空降军司令部。那天早些时候，皇家空军的有特别装备的空中照相侦察中队的战斗机，在对阿纳姆地区进行低空飞行侦察之后，从海牙返回了。现在，在办公室里，情报军官布赖恩·厄克特少校拿起放大镜，检查5张斜角① 照片——那是飞机拍摄的条幅式侦察照片中的“最后几张”。在过去的72个小时里，人们为市场花园行动的地区拍摄了许多照片，并且被评估了，但只有这5张照片把厄克特长期惧怕的事情显示了出来——德国装甲部队清楚明显地出现了。“这就是最终折断骆驼腰的那根稻草②，”厄克特后来回忆道，“在那里，在照片上，我能够清楚地看到坦克——如果说不是正好就在阿纳姆着陆和空投区域的话，也是非常靠近着陆和空投区域。”
　　厄克特少校带着照相证据匆匆来到布朗宁将军的办公室。布朗宁立即接见了他。厄克特把照片放在布朗宁面前的桌子上，说道:“看看这些吧。”将军一张一张地研究了照片。尽管厄克特不再记得原话，但如果他没有完全记错，布朗宁说的是:“我要是你的话，就不会用这些来烦自己。”然后，关于照片上的坦克，他继续说，“不管怎么说，它们大概不会顶用。”厄克特目瞪口呆。他无助地指出，那些装甲车，“不管是否顶用，都仍然是坦克，而且它们还有火炮”。回过头来看此事，厄克特感到:“也许是由于对情报一无所知，所以布朗宁将军不打算接受我对照片的评价。我的感觉还是那样——每个人都非常急切地要行动，结果不论什么都不能阻止他们。”
　　厄克特并没有意识到，布朗宁的参谋班子的一些成员认为，这位年轻的情报军官是过于热心了。演出就要开始，大多数军官急于快一点，渴望快一点，厄克特的悲观主义的警告令他们恼火。正如一位高级参谋军官所说:“他的看法带有神经紧张而又疲惫不堪的色彩。他有点歇斯底里，毫无疑问是过劳引起的。”
　　在与布朗宁会面后不久，军部的医官访问了厄克特。“我被告知，”厄克特回忆说，“我极其疲惫——可谁又不是极其疲惫呢？我还被告知，我也许应该休息，休假。我下台了。我成了司令部里的一块痛，结果就在进攻前夕，我被从现场调走了。我被告知，要我回家。我无话可说。尽管我不同意这个计划，而且最为担心，但它仍然要成为一场大演出，而奇怪的是，我又不想被落在后面。”
　　6
　　9月16日，星期六，中午时分，德国人的公告张贴在阿纳姆各地的布告牌上。
　　根据反间谍警察的命令，特宣布如下：
　　夜晚期间，在沙尔普斯德里夫特的铁路高架桥上，发生了一起炸药袭击。
　　号召全体居民予以合作，追查这次袭击的肇事者。
　　如果在1944年9月17日，星期日，中午12点以前，还没有找到他们，若干名人质将被枪毙。
　　我呼吁，你们所有的人都能予以合作，好让那些没有必要的牺牲者被饶过一命。
　　代理镇长 利拉
　　在一个地下室里，阿纳姆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会面了，召开一次紧急会议。对铁路高架桥的破坏，做得非常拙劣。阿纳姆情报组长亨利·克纳普从一开始就对这个任务感到不愉快，他感到:“当要搞破坏的时候，我们全都十分业余”。在他看来，“集中精力为盟军提供情报，而把拆毁东西的工作留给那些知道他们是在干什么的人去做，要好得多”。阿纳姆地下组织的负责人、38岁的皮特·克鲁伊夫，问别人有什么看法。尼古拉斯·查凌·德博德提议，成员们应该自首。克纳普记得，他当时想，“这是为了在桥上炸出的一个小洞，而要付出的一个过于昂贵的代价——人质们、无辜的人们的生命”。盖伊斯伯特·扬·纽曼感到内疚，他与哈里·蒙特弗罗伊、阿尔贝特·多伊斯、图恩·范·达伦等人，参与了获得制造炸药的材料，制定了破坏行动的计划。谁也不想让无辜的人们遭受苦难，然而又应该怎么办呢？克鲁伊夫听每一个人说完，然后作出了他的决定。“组织必须保持完好无损，即使无辜的人们可能被枪毙。”他下令。尼古拉斯·德博德记得，克鲁伊夫看了看聚集起来的领导人，告诉他们:“谁也不得向德国人自首。这是我的命令。”亨利·克纳普感到担心。他知道，如果德国人沿用他们的通常做法的话，那么10到12个市民领袖——其中有医生、律师和教师——就将在星期日，在阿纳姆的一个广场里被公开处决。7
　　在盟军的整个指挥系统中，对有关阿纳姆地区出现德军装甲部队情报的评估搞得一团糟。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情报总结第26号，是于9月16日发出的，那是市场花园行动就要开始的前夕，该总结包含了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惊恐的那个不祥的警告，但是，这个总结遭到了忽视。总结的一个地方写道:“据报告，第九党卫军装甲师，大概还有第十装甲师，正在朝荷兰的阿纳姆地区撤退；在那里，他们大概能从一个军需库获得新的坦克，据报告那个军需库是在克利夫斯地区。”
　　这个信息，蒙哥马利在与史密斯会晤的时候就已经拒绝相信，现在，又在邓普西将军的英军第二集团军司令部里受到了轻视——而就是这个司令部最初注意到，9月10日，“遭到重创的装甲部队编队”出现在荷兰。9月14日，邓普西的情报参谋班子出了最严重的纰漏，他们把在市场花园行动地区的德国人描述为“软弱，士气低落，若是面对着一场大规模的空降进攻，就可能整个崩溃”。现在，他们与最初的立场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排除了装甲部队的出现，而这又是因为，邓普西的参谋们不能在任何一张侦察照片上发现敌人的装甲车。
　　在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司令部里，布里尔顿将军的首席情报官、英军的安东尼·塔斯克中校，也不打算接受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报告。他仔细审度了所有可以得到的信息，并且断定，没有直接证据说明，德军在阿纳姆“已知存在的相当规模的高射炮防御工事之外，又有多大的增加”。
　　看来，每一个人都接受了蒙哥马利司令部的乐观看法。英军第一空降军的参谋长戈登·沃尔什准将记得，“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司令部是我们情报的主要来源，他们给我们的情报，我们都认为是真实的”。英军第一空降师师长厄克特将军，则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不允许有任何事情破坏在海峡两岸大行其道的乐观主义。”
　　然而，除了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有关“失踪的”装甲车的报告之外，还有别的证据说明德国人在增强兵力，但这也只是被草草看上一眼。在前线，在霍罗克斯将军第三十军的花园行动部队的前面，情况一目了然，正有愈来愈多的德国部队进入防线。10天以前在安特卫普犯下的战略错误，现在开始加剧，并威胁到市场花园行动的宏伟设计。正在充实施图登特将军的前线的德国部队，恰恰就是从斯海尔德河河口逃脱出来的那些师的散兵游勇——冯·扎根的第十五集团军的遭到重创的士兵，而盟军实际上已经把这个集团军一笔勾销了。情报军官们注意到，尽管德军在数量上增加了，但防线上的新部队，却“被认为不能够抵抗任何坚定的进军”。而战斗在比利时与荷兰边界的任何一位英国兵却都能够说明，情况并非如此。①
　　在离前线不到10英里的地方，比利时北方的利奥波尔德斯堡这个肮脏的矿业城镇里，那些鹅卵石铺成的街道被吉普车和巡逻车阻塞了。所有的马路似乎都通向火车站对面的一家电影院——这个平淡无奇的影剧院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观众。霍罗克斯中将的第三十军的军官们——第三十军是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他们将穿过荷兰向北大举猛攻，与伞兵会师——他们聚集在街道上，在入口处转来转去，与此同时戴着饰以红圈的帽子的宪兵在检查他们的证件。这是一群富有特色、生气勃勃的人，这令第四十三韦塞克斯① 步兵师第二一四旅的旅长休伯特·埃塞姆准将油然想到，这就像“和平时期，军队在一场定点越野赛马中集结起来，或者在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一次游行示威② ”。他被指挥官们的色彩斑斓的服装迷住了，他们头上戴的东西形形色色，惹人注目。谁都没有戴钢盔，而是戴着贝雷帽。颜色众多的贝雷帽上带有各个著名的团的骄傲的徽章，其中有爱尔兰近卫团、近卫步兵第一团、科尔德斯特里姆近卫团③、苏格兰近卫团、威尔士近卫团，以及皇家骑兵卫队、皇家后勤部队和皇家炮兵部队。每一个人的服装，都是既漫不经心又着意华丽。埃塞姆注意到，大多数指挥官都穿着“狙击手的伪装服、伞兵的茄克衫或者吉普车驾驶员的外套，里面穿着色彩明亮的宽松长裤、灯心绒裤子、粗呢马裤，甚至普通马裤”。许多人没有戴普通领带，而是炫耀地戴着领巾式领带，或者“色彩各异的长围巾”。④
　　爱尔兰近卫团的装甲部队的指挥官、名声在外的J. O. E. （“乔”）·范德勒中校，体格结实，脸色红润，身高6英尺，他是爱尔兰近卫团的军官们的那种天塌下来也不在乎的高雅姿态的典型。41岁的范德勒穿着他通常的作战服：黑色的贝雷帽，伞兵的多色伪装茄克衫，灯心绒裤子和高统橡皮靴。除此之外，范德勒还一如既往，在屁股上用皮带吊着一把口径为45毫米的科尔特自动手枪，而塞进他的茄克衫里的，是一条色彩艳丽的翠绿色长围巾，对他的坦克手们来说，这翠绿色长围巾已经成了一个象征。远在英格兰的那位穿戴过分讲究的将军、“男孩”·布朗宁要是看见了，一定会皱眉头。甚至霍罗克斯也曾经冷冰冰地告诫范德勒，“要是德国人抓住你，乔，”他说道，“他们会以为是抓住了一个农民。”但在这个9月16日，甚至霍罗克斯也没有了英军参谋军官的那种通常的、在穿着上无懈可击的高雅姿态，他并没有穿衬衫，而是穿了一件带有罗纹的马球汗衫，而在作战服的外面，是一件无袖的皮短外套，令人想起一个英国自耕农的服装。
　　当讨人喜欢的霍罗克斯沿着拥挤的影剧院通道走来的时候，四周的人都朝他打招呼。他所召集的这个会议，让大家非常激动。人们急于再次继续干。从塞纳河到安特卫普，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往往平均一天前进50英里，但自从9月4日“重新装备、加油和休息”的那次灾难性的三天暂停以来，进展就艰难了。随着英军前进势头的消失，敌人就迅速恢复了元气。在自那以后的两个极其重要的星期里，英国人的进军降低为爬行。由乔·范德勒的爱尔兰近卫团的装甲部队在前面带路，近卫团装甲师用了4天的时间，才推进了10英里，攻占了在内佩尔特附近的默兹河—埃斯考河运河上的那座极其重要的桥梁，而第二天，他们就要从那里发起进入荷兰的进攻。对于德国人的抵抗，霍罗克斯并不抱有幻想，不过他确信，他的部队能够突破敌人的坚硬外壳。
　　上午11点整，霍罗克斯迈步走上舞台。聚集在那里的人全都知道，英军的攻势就要再次发动了，但蒙哥马利的计划有着非常严格的保密措施，因而在场的军官当中只有几个人知道细节。离市场花园行动的D日不到24个小时了，陆军元帅手下的指挥官们此时首次得知这场进攻。
　　挂在电影院银幕上的是一幅巨大的荷兰地图。彩色的带子沿着一条单一的马路向北方蜿蜒蛇行，越过一个个大河的障碍，穿过瓦尔肯斯瓦德、艾因霍温、费赫尔、乌登、奈梅亨等城镇，再从那里前往阿纳姆，这是一段大约64英里的路程。从那里，彩色的带子继续蛇行，又有大约30英里，到达须得海。霍罗克斯拿起一根长长的指示棒，开始作简要指示。“这是一个你们将要告诉你们的孙子的故事，”他告诉听众。然后停顿了一下，他又说，“而且他们将会烦得要命。”这让聚集起来的军官们乐不可支。
　　在听众当中，柯蒂斯·D·伦弗罗中校是来自美军第一○一空降师的联络官，也是在场的为数不多的美国人当中的一位，军长的热情和自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柯蒂斯记载，军长讲了一个小时，“只是偶尔看了看笔记”。
　　霍罗克斯一步一步地解释了市场花园行动的复杂之处。空降部队将先行一步，其出击目标是：攻占在第三十军前面的各座桥梁。霍罗克斯将下达进攻开始的命令。根据天气，地面部队开始进攻的时刻预定是下午2点。在那个时刻，350门火炮将齐射，形成一个持续35分钟的巨大的火炮火力网。然后，在下午2：35，由一拨一拨的发射火箭的台风型坦克引路，第三十军的坦克将从他们的桥头阵地冲出来，“沿着主要的马路疾驶”。近卫团装甲师将荣幸地在进攻中担任先导。在他们的后面，将是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和第五十诺森伯兰师①，然后是第八装甲旅和荷兰的艾琳公主旅。
　　霍罗克斯强调，将“不得停顿，不得停止”。近卫团装甲师要“拼命地不断前进”，一直前往阿纳姆。霍罗克斯相信，从桥头阵地发起的突破，将“几乎是立即的”。他预计，近卫团装甲师的第一批坦克将在两三个小时之内到达艾因霍温。如果敌人足够迅速地作出反应，在空降部队夺取之前就把所有的桥梁炸掉，那么随后赶来的第四十三韦塞克斯步兵师的工兵，就将带着人员和筑桥设备冲向前去。霍罗克斯解释说，这个巨大的工兵行动，倘若需要的话，可能会牵涉到已经在利奥波尔德斯堡地区的9000名工兵和大约2277辆车辆。第三十军的整个装甲纵队，将两辆并排，每英里35辆，塞满主要的马路。车辆交通将是单向的，霍罗克斯预计，“在60个小时里，将有2万辆各种车辆通过公路前往阿纳姆”。
　　阿伦·阿代尔将军是著名的近卫团装甲师的46岁的师长，他听着霍罗克斯的讲话，心中想，市场花园行动是一个大胆的计划，不过他认为也有“可能棘手”。他预料，最糟糕的时刻，将会是从默兹河—埃斯考河运河桥头阵地突破的时候。尽管他充分预料到德国人会进行抵抗，不过一旦突破成功，前进就“不会困难”。除此之外，他对那支将率先进攻的部队——乔·范德勒中校的爱尔兰近卫团——有完全的信赖。
　　乔·范德勒记得，当他得知他的坦克部队将在突破中担当先头部队的时候，心中想:“啊，天哪！不要再是我们了。”范德勒感到骄傲的是，他的经验丰富的部队被选中了，然而他也知道，他的士兵疲倦，他的部队人员不足。自从诺曼底突破以来，不论是在人员上还是在坦克上，他都没有得到什么补充；除此之外，“他们也没有留出大量的时间进行计划”。不过他接着又想到，穿过德军营地直接猛击，实际上又会需要多少时间来进行计划呢？在他的旁边，是他的堂弟、36岁的贾尔斯·范德勒中校，他是乔手下的第二营的营长。“对于那个在单辆坦克形成的前线上，飞驰穿过德军的抵抗的计划”，贾尔斯“惊恐万状”，在他看来，这不是正确的装甲战。他回忆说，他是“把我所拥有的不管什么疑虑都吞下了，我屈从于一种奇怪而又强烈的激动，就好像在赛马起跑线上的支杆处一样”。
　　影剧院里有三个人，对他们来说，这个宣布产生了深深的个人感情。荷兰的艾琳公主旅的高级军官们，曾经率领他们的部下，从诺曼底一路作战打过来。一开始，他们和加拿大人并肩作战；然后，在布鲁塞尔陷落以后，他们被调入英军第二集团军。现在，他们要回家了。尽管他们期盼着荷兰的解放，但旅长阿尔贝特·史蒂夫·德瑞特尔·范·史蒂文宁克上校，他的副手夏尔·帕于德·德·莫尔唐热中校，以及参谋长约克希尔·扬·贝拉尔茨·范·布洛克兰少校，却对荷兰解放的实现方式怀有严重的疑虑。史蒂文宁克上校认为，这整个计划是有风险的。莫尔唐热的印象是，有关眼前的事情，与实际情况所允许的相比，英国人显然准备不足。按照他的说法，“事情搞得似乎非常初级。首先，我们将攻占这座桥，然后攻占那座桥，跃过这条河……前面的地形，由于有河流、沼泽、堤坝和低地，因而将极其困难——这一点，从我们提交的许多材料中英国人应当已经非常清楚。”33岁的参谋长布洛克兰，不能不想到以往的军事史。“我们似乎违背了拿破仑的格言，即除非你有起码百分之七十五的成功把握，否则永远也不要作战。然后，那另外的百分之二十五就可以听天由命了。英国人把它颠倒了，是让百分之七十五听天由命。我们要赶到阿纳姆，只有48个小时的时间，哪怕只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出了差错——一座桥被炸掉了，或者德国人的抵抗比预期强硬一些——我们就会赶不上日程。”布洛克兰还有一个个人的担忧：他的父母住在奥斯特贝克村，距离阿纳姆大桥只有2英里半。
　　在军衔低于旅参谋长的军官当中，只有为数甚少的人听到了这个简要指示，其中的一位就是爱尔兰近卫团的21岁的中尉约翰·戈尔曼。他受到整个事情的激励，认为霍罗克斯“最为春风得意”。戈尔曼后来回忆，这位军长“运用了他的一切机智和幽默，在更具有戏剧性或者更具有技术性的要点当中，点缀着小小的幽默的离题的话。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喜欢炫耀的人”。戈尔曼尤其满意于花园行动，因为“要由近卫团警卫军率先开始，他们的角色将会是极其具有戏剧性的”。
　　当会议结束，指挥官们朝外走去，要向他们的部队作简要指示的时候，年轻的戈尔曼第一次感到，他“对成功的机会私下里有了怀疑”。他记得，他在一张地图的面前逗留，心中想，市场花园行动是“一个可行的军事行动——也仅仅只不过是可行”。实在是有“太多的桥梁”了！他对地形本身也没有热情，他认为，那是不怎么适合于坦克行进的区域，而且“坦克单行前进，会使我们非常容易受到攻击”。但由于已经许诺，发射火箭的台风型坦克将给予支援，这又使人放下心来。还有一个也算明确的许诺，也使人放下心来。戈尔曼记得，几个月以前的一天，他因为作战勇敢而接受了蒙哥马利亲自颁发的军人十字勋章。① 在那个授勋仪式上，蒙蒂说道:“倘若打赌的话，我就会说，战争到圣诞节的时候就会结束，这应该是一个不赔不赚的赌注。”戈尔曼回忆说，霍罗克斯“告诉我们，这次进攻能够结束战争”。“在前往北方的过程中”，戈尔曼能够发现的惟一的其他可能，“似乎就是将要在埃斯考运河或者其附近，度过一个沉闷的漫长冬天”。他相信，蒙蒂的计划“拥有数量恰好的闯劲和胆量。如果能有机会在圣诞的时候赢得战争，那么我就支持继续前进”。
　　平坦、灰色的比利时乡下，由于有煤田和炉渣堆，就使人联想到威尔士的许多地方。现在，在比利时的乡下，那些要为邓普西的英军第二集团军开路的人，听说了这个计划，也听说了有关阿纳姆的许诺。在侧路的边上，在露营地区以及营地里，士兵们围在他们的军官四周，了解自己将在市场花园行动中所要发挥的作用。29岁的爱德华·G. 泰勒少校记得，当贾尔斯·范德勒中校告诉他的军官们，爱尔兰近卫团将打头阵的时候，从聚集起来的军官当中传出了“几乎是呻吟的声音”。“我们认为，”他回忆说，“在攻占了埃斯考运河上的那座桥以后，我们应该休息一下，那座桥我们用乔·范德勒的名字命名，叫‘乔氏桥’。但我们的指挥官却告诉我们，我们被选中是一种巨大的荣幸。”尽管泰勒希望能够撤消这个决定，但也是同样这样认为。“我们习惯于单辆坦克的前进，”他记得，“而在单辆坦克的前进的情况下，我们依靠的就是速度和支援。似乎谁对此也不担心。”
　　但刚刚21岁的巴里·奎南中尉，却是“极其惴惴不安”。他要在米克·奥科克上尉的指挥下，第一次与打头阵的近卫团装甲师的坦克中队一起投入战斗。奎南的步兵将按照俄国人的风格，在坦克的后面行进。在他看来，“前面的河流的数量似乎是不祥的。我们并不是水陆两栖部队。”然而奎南感到骄傲的是，他的士兵将“在整个英军第二集团军中打头阵”。
　　也是21岁的鲁珀特·马哈菲中尉生动地记得，他被告知，“如果这个行动成功的话，那么家里的妻子儿女就会免于德国人的V-2型导弹的威胁”。马哈菲的母亲住在伦敦，那时候伦敦正遭受猛烈的轰炸。尽管他对进攻的前景感到激动，却也认为，那条一直通往阿纳姆的孤零零的马路，却是“一条要走的可怕的漫长道路”。
　　23岁的罗兰·S. 兰顿上尉被弹片击伤以后，在野战医院呆了5天，现在刚刚回来，他得知，他不再是爱尔兰近卫团第二营的副官了，相反，他被指派担任米克·奥科克上尉的突击中队的副指挥。对于这个指派他兴高采烈。在兰顿看来，这个突击似乎是一件马到成功的事情。花园行动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成功。“对所有的人来说，显然德国人是瓦解了，吓坏了，缺乏凝聚力，只能够进行零星的战斗”。
　　并非每一个人都这么自信。皇家工兵部队的A. G. C. 托尼·琼斯中尉，21岁，当他听着这个计划的时候，心中想，这“显然将会非常困难”。那些桥梁是整个行动的关键，正如一位军官所说，“第三十军的大举猛攻，就像用一根棉线穿7根针，只要一根针没有穿过去，我们就会有麻烦。”对于24岁的爱尔兰近卫团的老兵蒂姆·史密斯来说，这次进攻“只是另外一场战役”而已。在这一天，他最关心的是纽马基特举行的著名的圣莱杰赛马①。他得到了有关赛马的特别情报，说是一匹名叫德黑兰的马，将由著名的职业赛马骑师戈登·利查兹驾驭，这匹马“一定会赢”，他与营司令部的一位一等兵一起，把身上的每一个便士都押在了德黑兰的身上。如果市场花园行动要成为赢得这场战争的军事行动的话，那么今天德黑兰就应该赢得圣莱杰赛。令他惊奇的是，德黑兰果然赢了。他现在完全确信，市场花园行动将会成功。
　　有一个人“肯定感到不舒服”。28岁的空军中尉唐纳德·洛夫，是皇家空军的一位战斗侦察机飞行员，他在近卫团装甲师的军官们当中感到自己完全不在适当的位置上。他是空军联络队的一员，当突破开始的时候，空军联络队将从地面，把发射火箭的台风型战斗机召来。他的轻型装甲车（代号为“酒杯”），车顶是帆布的，车里有迷宫似的通讯设备，将紧随乔·范德勒中校的指挥车冲在前面。洛夫感到没有保护，不能自卫：皇家空军的这个联络队所拥有的惟一武器，是左轮手枪。范德勒说，“滚动的掩护炮火将以每分钟200码的速度向前推进”，这位壮实的爱尔兰人把洛夫的小小的侦察车，描述为一个“装甲的信号站，能够与天上的飞行员直接通信”。当洛夫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忧虑增长了，“我得到的清晰印象就是，我将是负责把头上的台风型战斗机的‘出租车站’召来的惟一的一人。”这个想法让他放心不下。洛夫对无线电装置所知甚少，而且以前也从未担任过地对空的战术军官。然后，令他如释重负的是，他又得知，有一位专家、空军少校马克斯·萨瑟兰，将在第二天时与他一起，为一开始的突击处理通讯问题。洛夫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应该首先就自报奋勇。他之所以接受这个工作，只不过是“因为我认为，它可能是一种不错的节奏变化”。
　　有一种改变让爱尔兰近卫团的团长伤透脑筋。在夺取埃斯考运河上的桥头阵地的过程中，乔·范德勒失去了“一位亲密而又受人尊敬的朋友”——他的广播车，车顶上有一个巨大的喇叭样的扩音器，那辆车被德国人的一枚炮弹摧毁了。在英格兰进行培训的全部时间里，以及在诺曼底大进军的过程中，乔都是使用这辆车向他的部队广播，而在每次活动之后，由于他是位古典音乐爱好者，他也总是放上一两张唱片——所选的并非总是令近卫团士兵感到愉快的乐曲。那辆车被炸成了碎片，那些古典音乐唱片的碎片，与范德勒最喜欢的流行乐曲的碎片一起，洒落在乡下各地。这个损失让乔悲伤，但他的爱尔兰近卫团士兵却并不感到悲伤。他们认为，前往阿纳姆的大举猛攻将会足够艰巨，因而不必再听乔的扩音器刺耳地播放出的他当前的主题歌曲《赞美主并送来弹药》了。
　　与此同时，在英格兰，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伞兵和滑翔机空降步兵部队，已经来到集结地区，为起飞的时刻做好了准备。在过去的48个小时里，军官们使用地图、照片和比例模型，向他们的部下一次次下达简要的指示。准备工作是巨大而又一丝不苟的。在24个空军基地（8个英军基地，16个美军基地）里，运送兵员的飞机、牵引飞机和滑翔机的巨大机群，被核对过了，加上油，装上火炮、吉普车等装备。伦敦以北大约90英里，詹姆斯·M. 加文准将的“全是美国人的”第八十二空降师，在林肯郡格兰瑟姆镇四周的一群机场里，与外部世界隔绝了。罗伊·厄克特将军的红毛鬼子、英军第一空降师，以及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的波兰第一伞兵旅中的一些人，也与外部世界隔绝了。南边，在纽伯里镇，大致是在伦敦以西80英里的地方，马克斯韦尔·D. 泰勒少将的第一○一空降师的“尖叫的老鹰”，也被“密封起来”了。在同一个地区，而且一直延伸到多塞特郡的，是厄克特的师的余部。他的部队大多数要直到17日的上午才会转移到机场里去，不过在没有教堂的小镇、村庄以及靠近出发地点的露营地里，他们也做好了准备。现在，每一处，参加市场花园行动的空降部队都在耐心等待起飞，等待那个从空中入侵荷兰的历史时刻。
　　与任务本身相比，有些人对被密封起来更感到忧虑。在拉姆斯伯里村附近一个机场里的安全预防措施，使得第一○一师第五○二团的下士汉斯福德·维斯特焦躁不安。飞机和滑翔机“停在乡下各地几英里的地方，到处都有警卫”。他注意到，机场围着铁丝网，“外面是英国的警卫，里面是我们自己的警卫”。维斯特“感觉，我们的自由失去了”。第五○八团的列兵詹姆斯·阿勒代斯，在拥挤的帐篷城里，试图对铁丝网和警卫视而不见。他一再检查他的装备，“到最后装备几乎都破损了”。阿勒代斯无法摆脱那种感觉，即“我们就像被判了死刑的人，等着被带出去”。
　　另外一些人的忧虑，主要是有关他们执行任务的机会。以前的许多作战行动都被取消了，结果第五○六团的一名新兵、19岁的列兵梅尔文·艾斯尼克夫（他从美国到达的那一天是6月6日，正是第一○一空降师跳伞进入诺曼底的那一天），在到达集结区的时候，他仍然不相信会出发。艾斯尼克夫想，“为了这个任务接受了长期而艰苦的训练，我不想被挡在后面”。然而他差点儿就被挡在后面了。他试图点燃一个用来烧热水的临时代用燃油炉，于是把一根划着的火柴扔进了一个油桶里，看见没有什么动静，艾斯尼克夫便“把头伸在油桶的上面，朝里面看，而油桶却爆炸了”。刹那间他什么也看不见了，于是立即想到:“现在我做了这事。他们不会让我去的。”幸运的是没过几分钟，他的脸上不再燃烧了，他的眼睛又能看见了。不过他相信，在跳伞进入荷兰的第一○一师的人员当中，他是惟一没有眉毛的人。
　　第五○二师的24岁的上士丹尼尔·扎帕尔斯基，“坚持完成了跳伞训练；希望降落伞折叠得正确，希望田野柔软，希望我没有在树上着陆”，他急于出发。尽管他在诺曼底受伤的腿还没有痊愈，但扎帕尔斯基仍然相信，他的伤“并不是严重得足以让我不能尽到正常的责任”。他的营长，那位讨人喜欢的罗伯特·G. 科尔中校，却并不这样认为，他拒绝了扎帕尔斯基的恳求。扎帕尔斯基并没有被阻止住，他绕过了科尔，从团部的外科医师那里获得了一份书面声明，证明他可以参加战斗。尽管扎帕尔斯基与科尔曾经在诺曼底并肩作战，但现在上士却“让科尔把我臭骂了一顿，这是他的作风。他说我是‘一个傻瓜波兰佬，不切实际，累赘而且不讲道理’”。不过他还是让扎帕尔斯基参战了。
　　雷蒙德·S. 霍尔上尉，是第五○二团的牧师，他有一个在某种程度上类似的问题。他“非常急于返回参战，与我的士兵们在一起”。但他也在诺曼底负了伤，现在医生们不让他跳伞。他最终被告知，他可以乘坐滑翔机。牧师吓坏了，他是一位跳伞老手，认为滑翔机很不安全。
　　对死亡的恐惧，或者对不能有良好表现的恐惧，让另外的人不安。勒格兰德·约翰逊上尉，是一位22岁的连长，他宿命般地“听天由命”，因为他想起了，在诺曼底入侵以前第一○一师进行的一次夜间空降进攻的过程，“非常恐怖，九死一生”。他确信，他将不会完成任务后返回。尽管如此，这位年轻的军官还是“打算尽可能折腾一下”。约翰逊确信，他不喜欢白天空投的主意，那可能造成更多的伤亡。而另一方面，这一次“我们将能够看见敌人”。为了掩盖他的焦虑不安，约翰逊与他的伞兵伙伴们打赌，赌的是谁将能喝到第一杯荷兰啤酒。约翰逊的一位参谋军士、查尔斯·多恩，担心得“几乎麻木”了，他“不知道怎样把这次白天跳伞与诺曼底进行比较，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还没超过48个小时，参谋军士查尔斯·多恩就忘掉了他的麻木，英勇地拯救那位宿命的约翰逊上尉的生命。
　　22岁的技术军士马歇尔·科帕斯，他的担心也许比大多数人更有理由。他是一名“伞降信号员”，进攻开始时“伞降信号员”们将首先跳伞，为第一○一师标出空投场。科帕斯回忆说，在诺曼底空投的时候，“在伞兵主体开始跳伞之前，我们有45分钟的时间，而现在我们只有12分钟的时间”。科帕斯和他的朋友、29岁的军士约翰·鲁道夫·布兰特，有一个共同的担忧:“倘若在地面作战的是巴顿将军的第三集团军，而不是英国人的话”，他们两个人都会感觉好一些。“我们以前从来也没有和英国兵一起作战过。”
　　在格兰瑟姆地区，列兵约翰·加齐亚大为震惊，加齐亚是一位曾经在第八十二空降师参加过三次跳伞作战的老兵。在他看来，市场花园行动“纯粹是发疯”。他心里想:“艾克已经和德国人站在一边了。”
　　既然市场花园行动实际上已经在运作了，第八十二空降师第五○八团的营长路易斯·门德斯中校，也就毫不犹豫地在一个特别话题上畅所欲言了。门德斯中校还清晰而痛苦地记得他所在的团在诺曼底的夜间经历，所以对那些将在第二天运送他的营投入战斗的飞行员们，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先生们，”门德斯冷冰冰地说，“我的军官们已经把这张荷兰地图和空投场牢记在心，我们为出发做好了准备。在诺曼底登陆之前，当我带着我的营去听简要指示的时候，我拥有将永远被人们记住的做好战斗准备的最优秀的一个营的兵力。等到我在诺曼底把他们集合起来的时候，一半的人已经失去了。我命令你们：要么把我们扔进荷兰，要么把我们扔进地狱，但一定要把我们整个地一起扔进一个地方。”
　　24岁的一等兵约翰·艾伦，是一位曾经三次跳伞的老兵，在诺曼底负的伤尚在痊愈中，他豁达地对待这次行动:“在夜间跳伞的时候他们从来也没有击中我，”他庄重地告诉他的伙伴们，“而现在他们将能看见我，一枪就把我射下来。”参谋军士拉塞尔·奥尼尔，以前有过三次夜间作战跳伞的经历，他确信，他的“爱尔兰好运就要用完了”。当他听说第八十二空降师定于白天跳伞的时候，他写了一封永远也没有发出的信——“今天晚上你可以在你的窗户上挂上一颗金星① 了，妈妈。德国人有甚至在我们着陆之前就打击我们的良好机会。”第五○四团的列兵菲利普·H. 纳德勒，为了使气氛轻松起来，散布了几个谣言——尽管在散布谣言的时候，他可能把气氛搞得更糟糕了。他最喜爱的那个谣言就是：有一个巨大的德国营地，里面是党卫军在露营，那个营地就在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一个空投场里。
　　给他的排下达的简要指示，并没有使纳德勒感动。第五○四团的一个出击目标，就是位于格拉夫的那座桥。下达简要指示的那位中尉把士兵聚集在他的周围，掀开沙盘模型上的盖子，说道:“士兵们，这就是你们的目的地。”他把指示棒落在那座带有“格拉夫”字样的桥的上面。纳德勒第一个作出了评论。“是的，我们知道那地方，中尉，”他说道，“不过我们是要在哪个国家伞降？”②
　　第五○四师第二营的爱德华·韦勒姆斯少校也认为，这座桥的名字相当不祥，尽管那些给他的大队作简要指示的军官突然把发音变了，把它念作“格里韦桥”。
　　这些简要指示造成了复杂的反应。19岁的下士杰克·邦默认为，“六个或者八个星期以后我们就会回家了，然后他们就会把我们派到太平洋。”21岁的列兵利奥·哈特认为，他们根本不会出发。他听说——也许是由于列兵纳德勒所散布的谣言所带来的后果——在总的跳伞地区有4000名党卫军。
　　38岁的埃德温·比德尔少校记得，有一位列兵，他惟一关心的事情，就是在当地村庄举行的一次兑奖售物活动中，他所赢得的一只活野兔的安全。这位列兵感到惧怕的是，他的宠物因为太驯服了，所以不论他走到哪儿都跟着他，但可能在跳伞之后不会活下来了，即使是活下来，也可能最终进入炖汤的锅。
　　在位于格兰瑟姆地区的斯潘霍机场附近，英军第一空降师第四伞兵旅的帕特·格洛弗中尉，正为默特尔担忧，默特尔是一只棕红色的鸡，从初夏以来格洛弗就把她当作宠物养着。“伞兵鸡”默特尔的脖子上系着一根橡皮筋，橡皮筋又系在降落伞的伞翼上，进行过6次训练跳伞。一开始，她呆在系在格洛弗的左肩膀上的一个带拉链的小帆布包里，然后，在距离地面50英尺的高度时，他再把她放出来。到现在，默特尔已经成专家了，格洛弗可以在300英尺的高度就把她放出来。默特尔发疯似的拍打着翅膀，发出嘶哑的尖叫声，之后仪态万方地飘落在地上。格洛弗回忆说，在那里，“这只相当温柔的宠物鸡就会在地上耐心地等着，等着我着陆后把她抱起来”。伞兵鸡默特尔要去阿纳姆，那将是她的第一次作战跳伞。但格洛弗并不打算冒不必要的风险。他计划把默特尔放在她的包里，一直到他在荷兰着陆。
　　第一机降旅的基地在南方，离基维尔不远，该旅的23岁的一等兵悉尼·纳恩，巴不得能从他的“宠物”那里脱开身。他认为，这个营地是“一场噩梦”。纳恩已经等不及地要去阿纳姆或者别的任何地方，只要能离开那只纠缠不休的鼹鼠足够远就行，那只鼹鼠老是钻进他的床垫里。
　　英军第一空降师，是在从多塞特郡以南的英格兰中部地区延伸开来的基地里待命，对该师的士兵们来说，普遍的感觉如释重负，因为他们终于要参战了。除此之外，作简要指示的军官们还强调了这个事实，即市场花园行动能够缩短这场战争。对这些从1939年就一直在作战的英国人来说，这个消息是使人飘飘然的。第二十一独立伞兵连的中士罗恩·肯特听说，“这次行动的成功甚至可能让我们夺取柏林”，而且在阿纳姆的地面抵抗，“将主要由希特勒青年团和骑自行车的老年人构成”。第一伞兵旅的中士沃尔特·英格里斯也同样自信，他认为，这场进攻将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红毛鬼子们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保住阿纳姆大桥48个小时，直到第三十军的坦克部队到达，然后这场战争就实际上结束了”。英格里斯预料，他将在一个星期以后返回英格兰。第一伞兵旅的一等兵戈登·斯派塞不假思索地认为，这次行动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在我们靠近的时候，几个在幕后活动的德国人将惊恐地退缩”；而第一机降旅的一等兵珀西·帕克斯，在得到下达的简要指示以后则感到，“我们在阿纳姆遭遇到的，将是一帮混杂的德国厨子和办事员”。珀西说，坦克的出现“只是被顺便提了一句，我们被告知，我们的空中掩护将会强大得让我们上面的天空变黑”。卫生员杰弗里·斯坦纳斯预料，只能见到“两三个长了疝气的营”；而通信兵维克托·里德，则“期望能看到德国的空军妇女辅助队”，他认为，“空军妇女辅助队将是惟一保卫阿纳姆的德国人”。
　　有些能够合法地呆在后方的人，也急于出发。第一机降旅炮兵部队的中士艾尔弗雷德·鲁利埃就是其中之一。这位31岁的伞兵发现，他没有被列入参加阿纳姆行动的名单，尽管鲁利埃是作为炮手受的培训，但当前却是在他的营司令部做军人食堂的代理中士。由于他有烹调专长，他似乎可能在这个工作上度过战争的剩余时间。艾尔弗雷德·鲁利埃曾两次向军士长约翰·西利恳求，恳求能被包括在进攻之中，但每一次都被拒绝了。第三次恳求的时候，阿尔夫① 强调了他的理由。“我知道，这次行动能够缩短战争，”他告诉西利，“我有一个妻子两个儿女，但如果这次进攻能够让我回家更快，保证他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那么我就想参战。”西利为他开了后门。阿尔夫·鲁利埃的名字被加在将前往阿纳姆的那些人的名单上了——在阿纳姆，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这位军人食堂的中士助理将在某程度上成为一位传奇人物。在市场花园行动开始之前的普遍高涨情绪当中，某些军官和士兵当中却有着一些怀疑的暗流。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而忧虑，尽管他们谨慎地掩盖着他们的感情。第一伞兵旅的下士丹尼尔·摩根斯认为，“市场行动是一个可笑的行动”。还有，“在距离出击目标六七英里的地方空投，然后一路作战穿过一座城市到达出击目标，实际上是自找麻烦”。团部军士长 J. C. 洛德是职业军人，他也这样认为。“这个计划有点难以逆料，”他感到。对于有关敌人已经兵力不足、精疲力竭的言论，他也不怎么认可。他知道，“德国人绝非傻瓜，而是一位非凡的勇士。”J. C. 洛德的举止甚至能吓坏他所负责的老兵（有些人在他的背后甚至敬畏地称他为“耶稣基督”），不过他仍然没有把他的不安显露出来，因为“那对士气来说可能会是灾难性的”。
　　埃里克·麦凯上尉的工兵们的一项任务，就是快速赶到阿纳姆的那座主要的公路大桥，拆掉预料中的德国人的爆炸物，他对这整个行动抱有怀疑。他想，这个师“在距离出击目标8英里的地方空投，可能与在100英里以外的地方空投没有什么两样”。突然袭击和“闪电般的迅速打击”的长处，无疑将会丧失。麦凯悄悄地命令他的部下，每一个人所携带的弹药和手榴弹数量加倍，他还亲自向连里的每一个人简要介绍了逃跑技巧。①
　　27岁的安东尼·迪恩-德拉蒙德少校，是第一空降师通信兵部队的副指挥，他尤其关切他的通讯手段。他所担心的，除了那些主要的指挥装置之外，还有那些称之为“22”的小一些的器械，在对阿纳姆进行攻击期间，将在厄克特和各座桥梁之间使用“22器械”。“22器械”最好的传输和接受效果，是在直径为3到5英里的距离之内。由于空投场在距离出击目标7到8英里的地方，所以可以预料其性能是不确定的。更糟糕的是，这些器械还必须与布朗宁的空降军司令部进行有效的信号接收，按照计划，该空降军要进攻奈梅亨，那是在空投场南边大致15英里的地方。使问题愈加严重的还有地形。在阿纳姆的主要公路大桥和着陆地区之间，是城镇本身，另外还有茂密的森林地段和郊区的新建住宅区。另一方面，一支独立的收集资料的联络部队，被称为“鬼怪式”联络部队，它被组织起来，为的是把对情报的评估和直接的报告收集起来，并传递给战场上的每一位指挥员，在这里就是传递给空降军的布朗宁将军。而“鬼怪式”部队却并不为自己使用的“22器械”的传输范围担心。25岁的内维尔·海中尉负责的，是“鬼怪式”部队的受过高级培训的专家，他甚至“有点藐视皇家通信兵部队”，他的部队倾向于把皇家通信兵部队当作“穷堂弟”对待。海和他的操作员使用一种特殊的天线，能够在“22器械”上进行超过100英里距离的传输。即使海能获得成功，可以在情况紧急的时候使用各种各样的通讯手段①，迪恩-德拉蒙德还是感到不安。他对自己的上级、汤姆·斯蒂芬森中校谈到，“在行动的最初阶段，这些器械是否能够满意地运转，是非常令人怀疑的”。斯蒂芬森同意他的话，但即使如此，还是没有什么要紧的。在突然袭击中，预计部队将非常迅速地靠拢阿纳姆大桥，因此可以相信，部队与司令部脱离联系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两个小时，而迪恩-德拉蒙德听说，到了那个时候，“情况将会恢复正常，厄克特的指挥部将会与已经在桥上的第一伞兵旅在一起”。迪恩-德拉蒙德回忆说，尽管他并没有完全放心，“但就像别的每一个人一样，我也深受普遍态度的影响，那普遍的态度就是:‘不要消极，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捣乱，让我们开始进攻吧。’”
　　现在，最后的决定所依赖的，并不是人，而是天气。从最高司令的司令部往下，高级军官们焦急地等待着气象报告。如果考虑到满足蒙哥马利的最后期限还有不到7天的时间，那么市场花园行动实际上已经完全准备就绪了，不过还是需要起码三天的好天气的预告。9月16日傍晚，气象专家发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除了一大早有一些雾之外，以后三天的天气将是晴朗的，没有什么云，也没有风。在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司令部里，布里尔顿中将迅速作出决定。在下午7：45发给他手下的指挥官们的密码电传电报说:“确认花园行动，17日，星期日。要回音。”在他的日记里，布里尔顿记载:“我们终于参加战斗了。”他心中想，这个夜晚他将能睡个好觉，因为正如他对他的参谋们所说的那样，“我既然作出了决定，就不再担忧了”。
　　在拥挤的飞机库、帐篷城和尼生式活动房屋① 里，等待的人们得知了这个消息。格兰瑟姆附近的英军第一空降师通信兵部队的军士食堂里，在壁炉上方的一面大镜子上，有人用粉笔写道:“还有14个小时……决不会取消。”中士霍勒斯·霍克·斯皮维注意到，随着每一个小时的过去，变化的数字也一次次用粉笔写上。为那些永远没有实行的行动所作出的简要指示，斯皮维已经厌倦了，对他来说，镜子上的那个总是在减少的数字，是迄今最好的证明，这一次“我们肯定是要出发了”。在所有的基地里，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官兵们做了最后一刻的准备。已经向他们发出了意义明确的简要指示，他们的武器已经检查过了，他们的货币已经兑换成了荷兰盾，现在，这些被隔离的伞兵除了等待，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有些人用这个时间写信，“庆祝”他们第二天上午的出发，有的把个人的东西包装起来，之后睡觉，或者参加马拉松式的打牌游戏，玩的牌有21点、扑克牌戏、桥牌等，不一而足。第一伞兵旅第二营的20岁的中士弗朗西斯·蒙克，一个又一个小时地玩21点。让他惊奇的是，他连续不断地赢。蒙克看着在他面前那堆不断增长的荷兰盾，感到自己就像一个百万富翁。他期望，“战斗之后在阿纳姆能够玩得非常痛快”，在他看来，那场战斗将“只会持续48个小时”。让这位中士与德国人算账，这个时间够用了。就在72个小时以前，蒙克的弟弟、一位17岁的皇家空军上士，当试图在200英尺的高空从他被击毁的轰炸机上跳伞时，被打死了，他的降落伞没有能够完全打开。
　　在格兰瑟姆的南边，位于科蒂斯莫村的一个基地里，第四伞兵旅的中士乔·森利正在进行安全巡逻，以确保“没有一位伞兵能溜出基地，进入村子”。在返回飞机场的时候，森利看见，中士金格尔·格林把一个瘪了气的足球扔向空中。金格尔是一位体育教师，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大个子”。格林敏捷地接住球，又把球扔向森利。“你用这个球到底要干什么？”森利问道。金格尔解释说，他要把这个瘪了气的足球带到阿纳姆，“这样在结束之后我们就能在空投场玩上一会儿”。
　　在肯特郡的曼斯顿，滑翔机飞行员团的陆军上士乔治·贝利斯也盼望着能有一些娱乐活动。他听说荷兰人喜欢跳舞，因而仔细地把他的跳舞用的平底轻便鞋装了箱。第一伞兵旅通信兵部队的通信兵斯坦利·G. 科普利，为他的相机购买了额外的胶卷。由于预计不会遭遇到多少抵抗，他认为，那是“一个完美的机会，可以给荷兰的乡下和城镇拍摄一些照片”。
　　有一个人带着他几天以前在伦敦买的礼物。当荷兰被占领的时候，荷兰海军的32岁的海军少校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开着他的扫雷舰逃了出来，驶往英格兰。从那个时候起，他就隶属于荷兰流亡政府，做着各种各样的文案工作，处理信息和情报。几天以前，沃尔特斯被要求前往荷兰，作为隶属于厄克特将军司令部的军政府和民事工作队的成员。根据提议，沃尔特斯将担任空降部队解放的荷兰领土的军事长官。“那是一个使人吃惊的提议——从办公椅来到滑翔机。”他回忆道。他隶属于希拉里·巴洛上校手下的一支部队，巴洛是第一机降旅的副旅长，被指派在阿纳姆被攻占以后，担任阿纳姆的防区司令，而沃尔特斯将担任他的助手。现在，沃尔特斯为返回荷兰的前景而激动，“被这种乐观主义所感染，凡是告诉我的事情我都相信。我确实没有预料到这次行动将会非常困难。似乎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进攻将非常容易。我预计，我将在星期天着陆，星期二回家，在希尔维萨姆与妻子和孩子团聚”。为妻子玛丽亚，沃尔特斯买了一块表，为女儿，他买了一只两英尺高的玩具熊，四年前他最后一次见她的时候，她还是个婴儿。他希望，如果他把玩具熊带进滑翔机的话，谁也不会在意。
　　31岁的约翰·弗罗斯特中校，要率领被指派去攻占阿纳姆大桥的那个营，他把猎狐时吹的铜号，连同他的作战服一块儿装了箱。那只铜号是皇家猎狐队的成员们送给他的，在1939至1940年的时候他是那个猎狐队的队长。平时训练的时候，弗罗斯特会用那只铜号集合他的士兵，在这次行动中，他也将这样做。对于白天跳伞，弗罗斯特并没有感到不安。简报会上所给的信息，“已经使我们感到，德国人是虚弱的，士气低落，那个地区的德国部队肯定是层次很低，装备差劲”。但弗罗斯特确实曾对空投场怀有疑虑。他被告知，“在大桥南边的圩田不适合伞兵和滑翔机”。他纳闷，既然如此，“如果是这么不适合”，为什么那些波兰人还要在大桥的南边空投呢？
　　尽管弗罗斯特急于参加战斗，但却“不喜欢前往荷兰”，他暗自希望，能在最后一刻取消或者推迟。他喜欢林肯郡的斯托克罗克福德地区，希望“也许能再呆上一两天，只是做我以前所做过的一切愉快的事情”。但与这些想法在一起的，还有别的想法，那些想法“告诉我，我们在这里呆的时间够长了，现在该离开了”。9月16日，弗罗斯特睡得很香。尽管他还不至于天真到认为阿纳姆战役将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但又确实告诉他的勤务兵威克斯，把他的枪、子弹、高尔夫球杆和无尾礼服，装进随后出发的参谋车里。
　　军士食堂现在空无一人，在食堂的壁炉上方的那面镜子上，有一个最后的记录，那是在人们还没有忙得顾不上的时候乱涂乱画上的。写的是:“两个小时以后出发……决不会取消。”
　　129
　　第二部
　　计划
　　①航空队（air force），美国空军最大的战术编制单位。
　　②近卫步兵第一团（Grenadier Guards），即著名的皇家步兵卫队的第一团。
　　128
　　①克纳普从来不知道，他的联系人是谁，只知道他的报告被传递给一个绝密单位，被称之为“阿尔布雷希特小组”。他知道，他打的电话是长途电话。那个时期，荷兰的电话是4位数。有一个才华横溢的电话技师，名叫尼古拉斯·查凌·德博德，为地下组织成员设计出了一个方法，根据这个方法，通过使用某些电话号码，他们能够绕过当地的电话交换台，自动在荷兰各地通话。——原注
　　① 第五十二苏格兰低地师（52nd Lowland Division），第五十二是师的序号，而它又是苏格兰低地的师，意即，它是第五十二师，又名苏格兰低地师。
　　② 空军兵团（command，或者 air command），指挥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航空队的最大编制单位。
　　①战后，在他的安全的单人牢房里，劳特向荷兰审问者们承认:“当时我提心吊胆……我不得不让抵抗力量瘫痪。”1949年1月12日，一个荷兰法庭认为他的罪名成立，罪名范围广泛，包括“迫害犹太人，流放居民让其进行奴隶劳动，劫掠，没收财产，非法逮捕，扣押……以及对无辜平民杀戮，以报复其对占领当局的冒犯”。他于1949年3月25日被处决。——原注
　　①战后，一些英国报纸指责，正是由于林德曼斯准确地描述出了阿纳姆是空降的主要出击目标，才使得德国的装甲部队在那里等候，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在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9月10日会面并决定进行市场花园行动之前，比特里希的军团已经抵达了阵地。林德曼斯不可能知道有关对阿纳姆的进攻以及这个行动的巨大规模的任何事情。而且，盟军有关日期、空投场的部署等等的决定，是在林德曼斯离开布鲁塞尔、越过德军营地很久以后作出的。第二个经常被重复的说法就是，林德曼斯被带到位于弗尔特的库尔特·施图登特大将的司令部进行审问，有人提出，施图登特大将这位空降专家正确地估价了这个报告，并发出了警报。施图登特断然否认了这个说法。“一派胡言，”他告诉我，“我从未见过林德曼斯。实际上，我战后才在一个战俘营里第一次听说这整个事情。”施图登特又说:“真相是，在进攻发生之前，德军司令部的任何人都一无所知。”在市场花园行动开始后不久，怀疑便落在了林德曼斯身上，于是他被荷兰人逮捕了。“金刚”，这个十足的登徒子，一直到最后都名副其实。1946年7月，在对他进行审判的48小时之前，在一家监狱医院里，人们发现林德曼斯失去了知觉，旁边是一位监狱里的护士。在一个古怪的“爱情契约”中，他们两个人都服用了过剂量的安眠药。林德曼斯死了，那个姑娘幸存了下来。——原注
　　①纽马基特（Newmarket），英格兰东南部城镇，著名的赛马中心。圣莱杰赛（St Leger race），英格兰三王冠马赛之一，1776年由陆军上校圣莱杰创办，1778年用他的名字命名，限三龄马驹参加。
　　①阿尔夫（Alf），艾尔弗雷德（Alfred）的昵称。
　　①这里的“常规”，原文是“law of averages”，也可译作“概率”，即“你不能永远赢，也不能永远输”这种理念。他们自称“逃避常规”，言外之意就是他们总是赢。
　　②在他们第一次面谈的时候，厄克特还戴着他的准将徽章，穿着紧身的苏格兰高地师的格子呢裤子（格子呢紧身短裤），套着鞋罩。会见结束的时候，布朗宁指着厄克特的裤子，说道:“你不妨穿得合适一些，脱下那条格子呢紧身短裤。”——原注
　　①“该死的将军”，原文是“bloody general”， 这里的“bloody”是俚语，意为“该死的”，是一种温和友好的咒骂，同中文一样，当然不可从字面上理解之。
　　②红毛鬼子（the Red Devils），俚语，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北非的德军对英国陆军伞兵团的称呼。
　　① 圩田（polder），指荷兰等国家围海而造的低田。
　　①滑翔机飞行团的团长乔治·C. 查特顿上校回忆，当时他想奇袭，“一支由五六架滑翔机构成的兵力在桥的附近着陆，并攻占桥梁。我看不出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但显然别的人谁也看不出这种需要，我清楚记得，因为提出了这个建议，我被称为一个该死的凶手和刺客”。——原注
　　①霍亨施陶芬（Hohenstaufen），原是神圣罗马帝国一个王朝的名字，即霍亨施陶芬王朝（Hohenstaufen Dynasty）。其奠基人是腓特烈伯爵（1105年卒），其继任的统治者当中，有大名鼎鼎的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55—1190）等。第九党卫军装甲师系以霍亨施陶芬命名。第九是各个装甲师当中的序号，且它又是党卫军的装甲师，该师又名霍亨施陶芬师。
　　①弗伦茨贝格（Georg von Frundsberg，1473—1528），日耳曼军人，哈布斯堡王室的忠实臣仆，曾先后为马克西米连一世和查理五世对外作战。1509至1525年间屡次为帝国立下汗马功劳。这个师的名称意为：这是第十装甲师，又是党卫军的装甲师，又名弗伦茨贝格师。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比特里希被怀疑为战犯，并因此在监狱里呆了8年，1953年6月22日被无罪获释。要找到武装党卫军指挥官们是困难的，要采访他们也是困难的，不过比特里希以及他手下的军官们却对我帮助极大，让我弄清楚了迄今为止在阿纳姆战役中的许多未知事件。比特里希想要我澄清他的个人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情。在英国人的各种各样的叙述中，“我被描述为一位希望能当上指挥的音乐家，”他告诉我，“不过那些作者把我和我的兄弟混为一谈了，我兄弟是格哈德·比特里希博士，他是一位极有才华的钢琴家和指挥。”——原注
　　①有关情报的这个部分，我所依据的，是S. L. A. 马歇尔将军提供给我的资料。马歇尔将军是二战欧洲战区的首席撰史人，他欣然让我看他的论述市场花园行动的各个专著，还有他在1945年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的访谈录，该访谈录记下的，就是这里所讲的史密斯先后与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的会晤。——原注
　　遥远的桥
　　①英军少将休伯特·埃塞姆，在其卓越著作《德国战役》一书（第13页）写道:“在8月底和9月的上半月，盟军的情报参谋们对实际形势的理解有误，他们沉沦到这样一个层次，那是在1917年的帕辛代尔战役的时候，黑格的首席情报官约翰·查特里斯准将达到的那种层次。当时，战时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指控，查特里斯“只挑选那些适合于他的想象的数字和事实，然后又相应地发布给人以希望的报告”。在1917年的弗兰德战役的各个时期，查特里斯报告说，敌人“崩溃”，“遭到重创”，“后备部队甚少”，甚至“在逃窜”。按照官方的英国史的说法，在1917年7月31日到11月12日之间，在帕辛代尔周围相继发生的可怕战斗中，伤亡总数高达244，897人。——原注
　　译者按：黑格（Douglas Haig，1861—1928），英国陆军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法国战场任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因推行消耗战略而造成英军大量伤亡；他于1919年封伯爵。帕辛代尔（Passchendaele）是比利时的一个村庄，是1917年英军伊普尔（Ypres，比利时城市）攻势中的突出部，全部被战争所毁。弗兰德（Flanders），位于历史上的低地国家的西南部，大致包括今天的比利时西部、法国北部和荷兰西南部。
　　①斜角照片，也就是既不是垂直拍摄，也不是水平拍摄。
　　②“这是最终折断骆驼的腰的那根稻草”是一句常用的英语成语，意即致命一击。
　　①韦塞克斯（Wessex）是英格兰西南部一地区。第四十三韦塞克斯步兵师，意即这是第四十三步兵师，又名韦塞克斯师。
　　②索尔兹伯里（Salisbury），英格兰南部城市。
　　③科尔德斯特里姆（Coldstream），苏格兰博德斯行政区贝里克希尔区的一个小自治市，著名的科尔德斯特里姆近卫团于1650年在这里建立。
　　④在其历史著作《战争中的第四十三韦塞克斯步兵师》中，埃塞姆写道:“未来的检查军容风纪的人”可能会记得，“当英国陆军的士气在其历史中最为高涨的时候，军官们就穿着认为最适合于他们的生活条件和作战条件的服装”。——原注
　　①诺曼底战役期间，在康城作战的时候（译者按：康城[Caen]，法国西北部下诺曼底大区卡尔瓦多斯省省会，距离英吉利海峡14公里。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德国人把此地作为阻止英国与加拿大军队进军的防线），他率领一组三辆谢尔曼型坦克，与4辆德国坦克不期而遇，其中一辆是60吨重的虎式坦克。他的士兵利索地摧毁了敌人的装甲，戈尔曼猛烈地撞击那辆巨大的虎式坦克，并在那辆坦克试图逃跑的时候，摧毁了它的火炮，杀死了里面的坦克手。——原注
　　①金星（gold star），表示有家庭成员战死疆场。
　　②“格拉夫”，英文是“Grave”，意为“坟墓”。这里的言外之意是，“我们要去坟墓，但不知道是哪个国家里的坟墓。”
　　①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是英格兰的一个郡。第五十诺森伯兰师，意即它的部队序号是第五十师，又名诺森伯兰师。
　　①尼生式活动房屋（Nissen huts），由英国采矿工程师尼生（Peter N Nissen，1871—1930）设计的瓦楞铁皮半圆顶和水泥地面的活动房屋，用作士兵宿舍。
　　①包括在通讯配置当中的，是皇家空军提供的82只鸽子。这些鸽子的鸽舍在伦敦地区——这就是说，如果它们在空降兵的着陆和德国人的打击之后还活着的话，它们就将飞行大致240英里，才能传递信息。——原注
　　①有关英军第一空降师在阿纳姆大桥的活动的最精确的叙述之一，见于埃里克·麦凯所写的《阿纳姆大桥战役》一文，载于《布莱克伍德杂志》1945年10月号。——原注
　　
　　第三部 进 攻
　　①许多官方报道说，第一批市场行动飞机起飞的时间是上午10：25。也许他们想到的是导航飞机的起飞时间。对飞行日志和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时间表研究一番，显而可见，空运是在上午9：45开始的。——原注
　　第一部 城 市
　　1
　　巨大的飞机编队发出的隆隆声，震耳欲聋。位于牛津郡和格洛斯特郡的英军滑翔机部队基地的四周，马和牛惊慌失措，在田野里乱窜。在英格兰的南部和东部，成千上万的人吃惊地注视着。在一些村庄和城镇里，交通堵塞，人们停了下来。在快速行进的火车里，旅客们互相拥挤着，朝窗外凝视。各处的人们都瞠目结舌，目瞪口呆，因为那是一种他们谁也没有见过的景象。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空降部队离开了地面，飞向目标。
　　碰巧，在1944年9月17日，这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的上午，特殊的宗教仪式正在英格兰各地举行，纪念“那些勇猛的少数人”，也就是那几个皇家空军飞行员，四年前他们无畏地向希特勒的德国空军挑战，打得他们陷于停顿。当做礼拜的人们跪下来祈祷时，飞机螺旋桨持续而又强烈得使人无法忍受的嗡嗡声，把一些仪式的声音完全湮没了。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正演奏着庄严的《圣母马利亚颂》，那原本昂扬的风琴乐音听不见了。人们三三两两离开他们坐着的长椅，与已经聚集在街道上的人群呆在一起。在街上，伦敦人朝天上凝望，被喧闹声惊得不知所措，那是一个又一个飞机编队在低空飞行，从他们的头上飞过。在伦敦北边，一个救世军① 乐队由于无法忍受这噪音而停止了演奏，但那位低音鼓鼓手，却眼睛盯着天空，用力敲出了一个象征性的鼓点：三点一线——那是V字，在莫尔斯电码中，V代表“胜利”（victory）。
　　对旁观者来说，牵引着滑翔机的飞机的巨大洪流，已经清楚地揭示出了这次进攻的性质。但当英国人民得知，他们目睹了有史以来所构想的最重要的空降攻势的开始阶段，却已经是6个小时以后的事情。红十字会工作者安杰拉·霍金斯的一番话，可能最好地总结了那些看见这个巨大机群飞过的人们的反应。从火车的窗子边，她吃惊地朝上凝望着，只见一浪高过一浪的飞机，就像“成群结队的紫翅椋鸟”从天上飞过。她确信，“这次进攻，不管目的地是在什么地方，都一定会带来战争的结束”。
　　对于自己的出发所造成的这个令人敬畏的景象，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官兵，就像地面上的平民一样没有准备。对动身前往荷兰的伞兵、滑翔机运送的步兵以及飞行员们来说，机群的规模之大、场面之壮丽使他们惊愕。阿里·D. 贝斯特布罗尔赫上尉是隶属于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一位荷兰军官，他认为，这个景象是“难以置信的。盟军所拥有的每一架飞机，都一定参与了这个单一的行动”。事实上，参与的飞机大约有4700架——这是在一个单一的空降任务中所曾经使用过的最大的数目。
　　行动是在拂晓前的几个小时开始的，并持续了整个上午。一开始，1400多架盟军的轰炸机从英国的机场起飞，对市场花园行动地区里的德国防空阵地和部队集结地进行了狂轰滥炸。然后，从上午9：45开始，在此以后的两个小时又一刻钟的时间里，2023架运送兵员的飞机、滑翔机以及滑翔机的拖航飞机，从24个美军基地和英军基地蜂拥上天①。45架运送伞兵的C-47型飞机，排成一个长的编队飞行。更多的C-47型飞机以及英军的轰炸机——哈利法克斯型、斯特林型、阿尔伯马尔型——牵引着478架滑翔机。这些数量巨大的运送装备和兵员的滑翔机，似乎形成了无穷无尽的空中列车，它们在拖航飞机的后面，拴在300英尺长的绳索的尾部，反弹着上下跳动。在小一些的霍萨型和韦科型滑翔机当中摇晃着飞行的，是大而细长的哈米尔卡型飞机，每一架这种飞机的运载能力是8吨，能够承载一辆小型坦克，或者两辆装上大炮和弹药的3吨重的卡车。在这些巨大编队的上面、下面和侧翼，给它们护航的，是几乎1500架盟军的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有英军的喷火式战斗机、发射火箭的台风型战斗机、暴风雨型战斗机、蚊子型战斗机，有美军的雷电型战斗机、闪电型战斗机、野马型战斗机，以及可以低空俯冲的轰炸机。天上的飞机是如此众多，结果第一○一空降师的尼尔·斯威尼上尉记得，“就好像我们能够振翮飞行，然后一路去到荷兰”。英军滑翔机部队是首先起飞的。在市场花园行动中的那个走廊里，与美国人相比，厄克特将军是更北边的地方，而且要求也不同，因而在第一次空运中，就需要最大数量的人员、装备和火炮——尤其是反坦克炮——以便攻占和坚守他的攻击目标，一直到地面部队能够赶来接应。因而，他的师的主要部分是滑翔机运送的：有320架滑翔机，运送着菲利普·皮普·希克斯准将的第一机降旅的人员、运输工具和火炮。他们将在下午1点多钟的时候，到达位于阿纳姆以西的着陆区域。30分钟后，分乘在145架运送飞机上的杰拉尔德·拉思伯里准将的第一伞兵旅，就将开始伞投。由于不灵便的滑翔机和拖航飞机要慢一些——每小时120英里，而运送伞兵的飞机是每小时140英里——所以这些巨大的“空中列车”得先起飞。从格洛斯特郡和牛津郡的8个基地里，滑翔机和拖航飞机在机场跑道上徐徐行进，然后以之前从未尝试过的起飞速率升上天空：一分钟起飞一个组合。此后组成队形尤其复杂而且充满危险。这些飞机缓慢地升高，向西飞行，越过布里斯托尔海峡①。等拖航飞机和滑翔机的速度同步了，它们就成对地朝右边靠拢列成梯形编队，然后返回，飞过起飞的基地，向着伦敦以北的哈特菲尔德镇上空的集结点飞去。
　　当英军的第一个滑翔机系列在布里斯托尔海峡的上方组成队形的时候，12架英军斯特林型轰炸机和6架美军C-47型轰炸机，就在上午10：25起飞，前往荷兰。在这些飞机里，是美军和英军的伞降信号员——这些人将首先着陆，为市场行动的部队标出着陆区域和空投场。
　　与此同时行动的，是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和英军第一空降师的伞兵，他们乘坐着625架运送兵员的飞机和50架C-47型牵引滑翔机，从林肯郡格兰瑟姆镇周围的基地起飞了。第九运输兵团的飞机以令人吃惊的精确性，以5到20秒钟的间隔离开地面。他们一浪高过一浪，在剑桥郡马奇镇的上空会合，又从那里以三个平行的系列，向前飞越奥尔德堡② 的海岸。
　　同一时间，从格林哈姆康芒四周的南部机场，第一○一空降师乘坐424架C-47型飞机，外加70架滑翔机和拖航飞机，升上了天空。他们编队以后，也通过了哈特菲尔德上空的交通控制点，然后朝东飞行，在布拉德韦尔湾越过海岸。
　　这个庞大的机群排成3架一排的巨大纵队，绵延约10里宽、100英里长，自英格兰乡下的上空掠过。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和英军第一空降师，在前往奈梅亨和阿纳姆的途中，沿着北边的线路飞行。与他们一起飞行的，有一个由38架滑翔机组成的特殊系列，它运送着布朗宁将军的军司令部，前往奈梅亨。南边的路线上，美军第一○一空降师越过了布拉德韦尔湾，飞往在艾因霍温以北不远的空投场。到上午11：55的时候，整个部队——20，000多兵力、511部车辆、330门火炮以及590吨的装备——都离开了地面。第八十二空降师的詹姆斯·J. 科伊尔中尉，从只有1500英尺的高度，俯瞰着英格兰的乡下，他看见一些修女，从一个女修道院的院子里挥手。他想，“这个晴朗的日子和修女们组成了一个具有油画性质的画面”。他朝她们挥手，不知道“她们是否能够知道，我们是谁，到哪里去”。
　　对空降部队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次飞越英格兰的旅行的开始阶段，情绪是轻松的。对第一伞兵旅的列兵罗伊·爱德华兹来说，“一切都是如此安详，就像乘坐公交车前往海边旅游一般”。列兵A. G. 沃伦德记得，“这是一个完美的星期日。是一个适合在乡间小路漫步、在小酒馆里喝上一品脱酒的上午”。
　　滑翔机飞行员团的团长乔治·S. 查特顿上校，为运送布朗宁将军的那架滑翔机导航，他把这个星期日描述为“极其晴朗的一天。似乎不可能是我们正在起飞，去参加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役”。布朗宁的随行人员和装备给查特顿留下了深刻印象。和将军在一起的，是他的勤务兵、司令部的医官、厨师，以及他的帐篷和私人吉普车。布朗宁坐在一个装沃辛顿牌啤酒用的空板条箱上，一边是飞机驾驶员，另一边是副驾驶，查特顿注意到，他“衣着干净利落，穿着巴拉瑟亚军服呢的作战服，扎着擦得锃亮的萨姆·布朗武装带①，穿着有形似刀刃的折缝的裤子，带着一面有皮套的闪闪发亮的镜子，还有一个轻便手杖、一双一尘不染的灰色小山羊皮手套”。查特顿说，这位将军“情绪极其高涨，因为他意识到，他已经到达他的事业的一个顶峰。四周有一种极其欢快的气氛”。
　　在另外一个滑翔机系列里，那位被指派执行市场花园行动最困难任务的安静的苏格兰人，也就是第一空降师的罗伊·厄克特将军，他认为，“要不因为我们终于动身而感到激动，是困难的”。然而这位颇得人心的军官脑子里，仍一如既往想着他的士兵和摆在前面的工作。同布朗宁一样，他也带着随行人员。那架霍萨型滑翔机载着他的副官罗伯茨、勤务兵汉考克、滑翔机飞行员团的随军牧师G. A. 佩尔牧师大人、一名通信兵、两名宪兵、他们的摩托车以及将军的吉普车。厄克特把滑翔机里面上上下下看了看，感到一阵良心上的剧痛。他想到他的伞兵们，他们负担沉重，带着背包、枪支和装备，拥挤进沉重的运输机里面。厄克特只带着一个小的肩背包、两只手榴弹、一个地图盒子和一个笔记本。他为自己的舒适感到不安。
　　几乎直到起飞的时刻，厄克特还被要求作出困难的决定。在动身的几个小时以前，他的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上校接到了美国空军一位高级军官的电话。是不是要轰炸在沃尔夫黑策的那家精神病院？麦肯齐汇报说，那个美国人“想得到厄克特的亲自保证，里面的人是德国人而不是疯子；否则的话，美国人将不能承担责任”。那个精神病院靠近该师的集合地点，位置危险，厄克特的参谋班子认为，是由德国人坚守的。麦肯齐承担了责任。“责任自负！”那个美国人回答道。厄克特批准了他的参谋长的行动。“我的意思是尽可能做好准备，这就是要做的一切！”他记得。
　　当麦肯齐就要前往他本人的滑翔机的时候，厄克特把他私下里带到一边。“瞧，查尔斯，”他告诉麦肯齐，“要是我出了什么事，指挥权的接替将是：首先，是拉思伯里，然后是希克斯和哈克特，按照这个顺序。”厄克特的选择是根据经验作出的。“谁都知道，拉思伯里是我的副手，”他后来回忆说，“哈克特军衔比希克斯高，但年龄小得多，我确信在处理步兵上希克斯要更有经验。我的决定决不是对哈克特指挥能力的反映。”厄克特反省，也许他应该早一些把他的决定告诉他的每一个准将，不过他“坦率地认为，这整个问题是非常不合实际的”。这个师既失去厄克特又失去拉思伯里的机会，微乎其微。
　　现在，所有的决定都作出了，厄克特无所事事地注视着，“战斗机中队掠过了滑翔机的行列”。这是他第一次乘坐滑翔机进行作战旅行，他提前吃了两三片防晕机的药片。他的喉咙干燥，吞咽有困难。他还意识到:“我的勤务兵汉考克正在注视着我，他的脸上有关切的表情。就像每一个别的人一样，他也预料我会晕机。”厄克特并没有晕机。“我们是在一个巨大的飞机洪流之中，我集中在各种印象上。我们投入了战斗。我们制定了一个好的计划。我仍然希望我们能够更接近那座大桥，但我并没有老是想这件事情。”
　　尽管这个庞大的机群在起飞的时候，表现出了运作上的高效率，但不幸和事故却也几乎立即发生了。就在起飞之前，一架滑翔机的左舷机翼，被一架斯特林型轰炸机的螺旋桨打了下来。没有人受伤。运载机降旅的艾伦·哈维·考克斯中尉的滑翔机，在费力升空的时候陷入了困境。低空的云挡住了滑翔机飞行员的视线，他无法与他的拖航飞机的尾部排成行。滑翔机飞向一个方向，拖航飞机飞向另外一个方向，这样一来牵引绳索有可能缠绕滑翔机的机翼，使滑翔机倾覆。滑翔机飞行员由于无法与他的拖航飞机重新校直，所以只好一把抓住红色顶部的松脱控制杆，解开了缆绳。考克斯的滑翔机在泰晤士河畔桑福德的一块干草地上着陆了，但没有受到损伤。一个更为古怪的事故，发生在一架运载第八十二空降师的士兵的C-47型飞机上，那些士兵面对面地坐在飞机的两侧。起飞5分钟后，下士杰克·邦默看见，“就在我对面的人身后的载货舱口弹开了”。空气的力量几乎把人们从舱口吸到外面的天空里去。邦默回忆说，当他们绝望地抓住东西不放的时候，“飞行员优美地翻了个筋斗，舱口又砰的一声合上了。”
　　一等兵悉尼·纳恩，原先是急于离开他在基维尔的基地，以及那只老钻进他的床垫的鼹鼠，现在则为能活着感到幸运。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平静飞行以后，他的滑翔机钻进了云彩里。在从云堆中穿出来的时候，滑翔机飞行员看见，牵引绳索在左舷机翼上缠住了。纳恩听见，滑翔机飞行员在与拖航飞机上的对讲机上说:“我出麻烦了！我出麻烦了!”接着就把缆绳解开了。“我们似乎完全停在空中。”纳恩记得，“然后滑翔机的机头下垂，我们歪歪扭扭地朝地下飞速而去，牵引绳索在旁边飘扬着，就像一根断了的风筝线一样。”纳恩坐着，“吓呆了”，听着风在机身旁呼啸着，“希望在滑翔机里拴住吉普车的锁链能够承受住拉力”。然后他听见飞行员提醒他们:“振作起来，伙计们。我们到了！”滑翔机触到了地面，反弹上去，又再次触到地面，然后慢慢地停了下来。在突然出现的寂静中，纳恩听见飞行员问道:“你们这些伙计们都没事吗？”每一个人都没事，大家又返回基维尔基地，于9月18日在第二次空运中飞了出去。
　　别的人却没有这么幸运。在威尔特郡的上空，悲剧打击了一个滑翔机系列。皇家空军中士沃尔特·辛普森，坐在一架斯特林型轰炸机的用普列克斯玻璃① 制造的回转炮塔里，注视着拖在后面的霍萨型滑翔机。突然，“滑翔机似乎就要在中间裂开，那个样子就好像，尾部与前部脱离了”。辛普森吓坏了，于是朝机长喊道:“上帝啊，滑翔机断开了！”牵引绳断了，滑翔机的前部沉了下去，就像“一块石头一样落地一般”。斯特林型轰炸机离开了飞行编队，逐渐降低高度，返回去确定飞机残骸的位置。飞机的前半部分在一块地里被发现了，尾部无处可寻。在标明了地点以后，机组人员返回基维尔基地，由吉普车带着来到失事的地方。在那里，辛普森看见，那个样子“似乎就是一个被践踏了的火柴盒”。士兵们的尸体还在里面。辛普森无法估计那里有多少个死人——“只是一堆胳膊、腿和身子”。
　　等最后一个系列到达英国海岸的时候——北边的飞行纵队越过了在奥尔德堡上空的飞行检查点，南边的飞行纵队飞过了布拉德韦尔湾——有30架运载兵员和装备的滑翔机落了下来。拖航飞机的发动机故障、折断了的牵引绳，以及在某些地方的浓雾，造成了这些飞行夭折。按照军事标准，这个行动的开始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伤亡轻微，而且落下来的士兵以及落下来的大多数货物将在以后的空运中乘飞机到达，但尽管如此，损失无可置疑会带来伤害。在这个极其重要的日子，每一个人、每一件装备，对厄克特将军来说都是重要的，可是在这一天，他的23架滑翔机所装载的人和货物失去了。等到前往阿纳姆的部队到达其空投场和着陆区域的时候，指挥官们才发现，这些损失是多么的至关重要。
　　现在，当这个长长的空中列车蜂拥着飞过英吉利海峡，把陆地落在后面的时候，一种新的期待开始弥漫这个庞大机群。那种“星期日郊游”的情绪在迅速消失。当一个个美国系列飞过海滨胜地马盖特① 的时候，第一○一空降师的列兵梅尔文·艾斯尼克夫看见，右边就是多佛尔的白色悬崖。从这个距离来看，那些白色悬崖就像他位于纽约州北部的家乡附近的阿迪朗达克山脉的灰白色山腰。英军第一空降师的下士D. 托马斯，从飞机的一扇敞开的门朝外凝望着，一直到他的祖国的海岸线消失，这时他发现他的眼睛充满了泪水。
　　从马奇镇和哈特菲尔德镇的集结出发点，空降纵队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导航设施的帮助：雷达信标、特殊的有罩灯光，以及无线电测向信号。现在，北海舰船上的灯塔开始为飞机导航。另外，成群结队的工作艇——北部路线有17艘，南边的飞行路线有10艘——在水面上伸展了开来。在一架牵引着一架4吨重的霍萨型滑翔机的飞机里，空军上士威廉·汤普森坐在操纵装置前，在他看来，“用不着怎么导航。我们下面的那些工作艇所展示的样子，就像横跨海峡的踏脚石一般。”但这些迅速移动的海军舰艇所做的事情，远非仅是帮助指示方向，他们是一个巨大的海空救援行动的组成部分，而且已经忙碌了起来。
　　在越过北海的30分钟行程中，人们看到，有一些滑翔机在灰色的海水里上下颠簸，这时，水陆两栖飞机在低空盘旋，把它们的位置标明出来，一直到救援艇到达这个地点。搜集情况的鬼怪式联络部队的内维尔·海中尉，“完全超脱地”注视着，“两架滑翔机坠落了，还有一架在做水上迫降”。他拍了拍他的下士的肩膀。“朝下面看，霍布柯克，”海喊道。那位下士朝下瞥了一眼，海记得，“我几乎能够看得见，他的脸色发青了。”海迅速安慰那个人:“没有什么要担心的。看，那些船已经把他们打捞出来了。”
　　上士约瑟夫·基奇纳驾驶着一架滑翔机，他也同样被海空救援艇的速度所深深感染。他发现有一架滑翔机在漂浮，而那艘救援艇已经赶到它的旁边。“他们是如此迅速地把人们打捞了出来，我甚至认为他们连脚都没有湿。”他回忆道。上士西里尔·莱恩驾驶的一架滑翔机里面的人却没有这么幸运——不过却幸运能够活着。莱恩注意到，在摇摆着的黑色霍萨型滑翔机所组成的空中列车中，有一架滑翔机缓慢地脱离了位置。他被迷住了，注视着那架霍萨型滑翔机摆脱出来，几乎是从容地朝海上下降。当它击中海水的时候，一圈白色的泡沫出现了。他不知道“那些可怜的家伙是谁”。这时，牵引着他的滑翔机的那架斯特林型轰炸机上的右舷螺旋桨慢了下来，之后停下了。当飞机的速度降低的时候，莱恩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尴尬境地，要飞到为自己的飞机拖航的那架飞机的前面”。他立即松开了牵引绳，他的副驾驶大声喊道:“做好准备，水上迫降！”他们能够听见，在后面的座舱里，步枪的枪托撞击着滑翔机的胶合板机身，那是那些发狂似的乘客们在试图打开一个逃生的通道。莱恩迅速降低高度，回头一看，吓坏了，只见那些绝望的伞兵们“已经在滑翔机的顶部打开了一个洞，两侧正开始折断”。莱恩惊呼道:“别这么干！系好安全带！”然后，随着沉重的砰的一声，滑翔机碰撞上水面。当莱恩浮出水面的时候，他看见飞机残骸在大约30英尺以外的地方漂浮。座舱一点影子也没有，不过他的每一位乘客倒都有了交代。没出几分钟，所有的人都被捞了起来。
　　总共，在这个第一次空运中有8架滑翔机做了水上迫降；它们一落水，海空救援部队便以精彩的表现，救出了几乎所有的机组人员和乘客。然而，又是厄克特的部队被削弱了——在那8架滑翔机当中，有5架是飞往阿纳姆的。
　　在飞越海峡的过程中，敌人除了对一架落水的滑翔机作了一些长距离的、不精确的炮击之外，并没有进行认真的抵抗。第一○一空降师走的是南部路线，那将使该师飞过盟军占领的比利时，这个师的飞行几乎完美。但当荷兰的海岸线出现在远方的时候，北部纵队中的第八十二空降师和英军的伞兵们，开始看到那种使人感到不祥的、能说明问题的、一阵阵灰色和黑色的高射炮火的烟雾——那是德国的防空炮火。当他们在只有1500英尺的高度继续飞行的时候，从荷兰海岸线外的瓦尔赫伦岛、北贝弗兰岛和斯豪文岛所发射的敌人炮火，已是清晰可见，斯海尔德河河口的防空军舰和驳船上的炮火也是清晰可见。
　　护航的战斗机开始脱离编队，开始与火炮阵地交火。在飞机里人们能够听见，力道已尽的炮弹碎片碰撞着C-47型飞机的金属侧面。第八十二空降师有战争经验的列兵利奥·哈特，听见一名新兵问道:“这些凹背单人坐椅是不是防弹？”哈特只是怒视了他一下：这些轻金属做的椅子连一块用力扔出的石头都挡不住。在另外一架C-47型飞机上，列兵哈罗德·布罗克利记得，有一名补充兵员在纳闷:“喂，下面的那些黑色和灰色的烟雾是什么？”在谁也没有来得及回答之前，一块弹片穿透了飞机的底部，砰的一声击在了一个野战炊具上，但并没有把炊具打坏。
　　有战争经验的伞兵们用不同的方式掩盖他们的恐惧。上士保罗·纽南看见，“那种高尔夫球似的熟悉的红色曳光弹正迂回向我们飞来”，于是就假装打盹儿。曳光弹差一点就击中了列兵肯尼斯·特鲁阿克斯的飞机。“谁也没有说话，”他回忆道，“只有一两个勉强的微笑。”中士比尔·塔克曾在诺曼底经历过防空炮火，他老是“恐惧会从下面被击中”。他感到，如果坐在三件空军的防弹衣上，就“不会那么毫无防御能力”。列兵鲁道夫·科思记得，他感到“就像坐在我自己的钢盔上一样，不过我知道我需要把它戴在头上”。
　　有一个人更关切来自内部的危险，而不是外部的危险。副驾驶员、中士比尔·奥克斯，尽力要使他的霍萨型滑翔机在空中飞行平稳，他回过头来，看他的乘客们的状况如何。令他感到恐怖的是，有三个伞兵正“平静地坐在地板上，在一个小厨灶上用军用饭盒煮茶。另外五个人正站在四周，拿着缸子，等待把茶水倒进去”。这促使奥克斯采取行动。他把飞机操纵杆交给正驾驶，匆匆向机尾走去，心想滑翔机的胶合板地板随时都会着火。“或者，甚至更糟糕的是，我们装载在拖车里面的迫击炮炮弹可能会爆炸。那个小小的野战炉传出来的热是可怕的。”他怒不可遏。“我们只不过是稍微煮一下。”一名伞兵安慰地告诉他。奥克斯匆匆返回到飞行员座舱，把事情向正驾驶、上士伯特·沃特金斯作了汇报。正驾驶微笑了:“告诉他们，茶煮好的时候别忘了我们。”奥克斯一屁股坐进他的座位上，把头埋进手里。
　　尽管护航战斗机让大多数海岸高射炮阵地安静下来，但一些飞机被毁坏，一架拖航飞机和它所牵引的滑翔机，以及一架运送兵员的C-47型轰炸机，在斯豪文岛的上空被击落了。那架拖航飞机强行着陆，结果机组人员全部阵亡。那架滑翔机，是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的韦科型滑翔机，在半空中粉碎了，而在附近的英军纵队中飞行的丹尼斯·芒福德少校，可能看见了这个景象。当那架韦科型滑翔机解体的时候，他吓呆了，只见“人和装备从飞机上洒落出来，就像玩具从圣诞彩包爆竹① 中洒落出来一样”。其他人看见，那架运送兵员的C-47型轰炸机坠毁了，装在飞机下面的成捆的装备，被曳光弹点着了。“黄色和红色的飘带似的火焰在黑色的烟雾中出现。”阿瑟·弗格森上尉回忆道，当时他正在附近的一架飞机上。没出几分钟时间，那架C-47型轰炸机就熊熊燃烧起来。弗吉尔·卡迈克尔中尉站在他的飞机门里面，注视着伞兵从被击中的飞机上跳伞。“当我们的人在使用伪装的降落伞时，我能够在他们离开的时候清点他们，并且看到，他们全都安全地逃脱了。”尽管那架飞机被火焰吞没，但飞行员却想方设法使飞机保持平稳，一直到伞兵们开始跳伞。然后卡迈克尔看见，又有一个人离开了飞机。“陆军航空兵团使用的是白色的降落伞，所以我认为，他一定是机长。”他是最后一位离开的。几乎是立即，那架熊熊燃烧的飞机就俯冲下去，全速冲进了斯豪文岛的一个洪水泛滥地区。卡迈克尔记得，“在碰撞的时候，一个白色的降落伞在飞机的前面鼓扬了起来，大概是被坠毁的力弹出来的。”对詹姆斯·梅加拉斯中尉来说，那架坠毁的C-47型轰炸机的景象具有一种“可怕的效果”。梅加拉斯是他飞机上指挥跳伞的军官，原先曾告诉他的部下，他将“在到达空投场的5分钟之前”，下令“起立，钩上挂钩”。现在，他立即下达了这个命令。在许多别的飞机里，指挥跳伞的军官作出了与梅加拉斯同样的反应。对他们来说，他们已经参加战役了——而且，事实上，对空降部队而言，到达空投场和着陆区域，现在不过是30到40分钟以后的事情。2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夜间普遍遭到了轰炸，现在又有了针对阿纳姆、奈梅亨和艾因霍温的空袭，但德国人却没有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整个指挥系统，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单一的威胁上：英军第二集团军，将从其在默兹河—埃斯考河运河上的桥头阵地再次发起攻势。
　　“指挥官们和部队、我本人，尤其是我的参谋班子，面对着困难，承担着过重的负担，过于焦虑，结果我们只想到有地面上的军事行动。” 库尔特·施图登特大将回忆道。施图登特是德国杰出空降专家，现在他的司令部在弗尔特附近的一个村舍里，大致是艾因霍温西北21英里的地方，他正在司令部里做“官样文章——堆积如山的文件，那些文件甚至跟着我进入了战场”。施图登特走了出去，来到一个阳台，朝着那些轰炸机注视了几分钟，然后，并没有放在心上，又回去做他的书面工作。
　　瓦尔特·哈策尔中校，是第九党卫军装甲师（霍亨施陶芬师）的指挥官，现在他已经把他打算移交出去的装备，全都移交给了他的竞争对手、第十党卫军装甲师（弗伦茨贝格师）的海因茨·哈梅尔将军。哈梅尔现在已经到了柏林，这是遵照比特里希的命令，而莫德尔又不知情。最后一批装载着哈策尔的“丧失能力的”装甲兵员运输车的平板车，准备由凌晨2点开的火车拉到德国。由于自诺曼底以来一再受到轰炸，因而哈策尔“对飞机也就不怎么理会”。他认为，在荷兰上空的巨大轰炸机编队，并没有什么非同寻常之处。他和他的富有战争经验的坦克手们知道，“轰炸机一天几次，向东飞往德国又返回，是家常便饭。我和我的部下由于不断遭到炮击和轰炸，已经变得麻木了。”埃贡·施卡尔卡少校是第九党卫军装甲师的首席医官，哈策尔与施卡尔卡一起，从他的位于贝克贝亨的司令部出发，前往霍恩德罗兵营，那是阿纳姆以北大约8英里的地方。在该师约有600名士兵的侦察营面前所举行的一个仪式上，他将给营长保罗·格拉布讷上尉授予骑士十字勋章。授勋以后，将会有香槟酒和一顿特殊的午餐。
　　在位于杜廷赫姆的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的司令部里，威廉·比特里希中将也同样没把空袭放在心上。对他来说，“这是家常便饭”。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在位于奥斯特贝克的塔弗尔贝格旅馆里，注视着这些轰炸机编队有一些时间了。司令部里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些“飞行堡垒”①中队，是在夜间轰炸德国之后返回，而且别的飞行堡垒机群照常对德国进行永无休止的轰炸，他们正在向东飞行，前往别的目标。至于对当地的轰炸，轰炸机把没有使用的炸弹投弃在鲁尔河上，并且往往因此而投弃在荷兰本土，也并不是非同寻常的事情。莫德尔和他的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中将相信，这些轰炸和低空扫射是“削弱敌人力量的作战行动”——是英军开始地面攻势的前奏。
　　对于荷兰上空愈来愈烈的空袭活动，有一个军官不是完全不放在心上。大约120英里以外，在位于科布伦茨附近的阿里姆贝格的西线总司令的司令部里，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尽管他仍然相信，空降部队只是在对鲁尔河地区发动进攻的时候才会使用——却想得到更多的信息。在9月17日上午的报告附件第2227号中，他的作战局局长记录，冯·伦德施泰特要求莫德尔调查一下，是否有海军和空降部队正在对荷兰北部进行入侵的可能性。记录上写道:“总的形势，以及敌人侦察活动的值得注意的增加……使得西线总司令要再次调查军舰进攻和机降作战行动的可能性……调查的结果要报告给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希特勒）。”
　　这个电报到达莫德尔司令部的时候，大致就是那个庞大的机群的第一批飞机越过海岸线的时候。
　　上午11：30，在阿纳姆上空，黑色的烟柱升到天空，烈火在整个城市燃烧，这是3个小时的近乎饱和的轰炸所带来的后果。在沃尔夫黑策、奥斯特贝克、奈梅亨和艾因霍温，一座座建筑被整个地夷为平地，街道被炸得坑坑洼洼，瓦砾和玻璃随处都是，伤亡每一分钟都在增加。甚至就是现在，低空飞行的战斗机也正在扫射各个地方的机枪和高射炮阵地。荷兰人或者是在教堂、家里、地下室和庇护所里挤作一团，或者鼓起卤莽的勇气，在街上骑自行车或者从屋顶上张望，他们的情绪在恐惧和欢欣鼓舞之间交替。谁也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也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在南边，距离奈梅亨83英里的地方，就是马斯特里赫特，它是第一个被解放的荷兰城市，美军第一集团军是9月14日入城的。许多荷兰人预料，美国步兵随时都会来到他们自己的城镇和村庄。从伦敦进行广播的橘子无线电台，在一个个忙乱的新闻快报中，加深了这种印象:“时间几乎到了。我们所一直等待的事情终于就要发生了……由于盟军进军迅速……有可能部队还没有带荷兰钞票。如果我们的盟友拿出法国或者比利时钞票……望予以合作，在卖东西收款的时候接受这个钱……农民应该把庄稼收割完，把收成交出来……”伯恩哈德亲王在一次电台讲话中，敦促荷兰人:“当盟军解放荷兰领土的时候，不要用献花或者献水果来表示欢乐……过去，敌人曾在献给解放者的东西当中藏有炸弹。”大多数荷兰人头脑中最主要的想法，就是确信这些密集轰炸是盟军入侵的前奏——地面攻势的开始。就像他们的德国征服者一样，荷兰人对即将发生的空降进攻也一无所知。
　　扬·沃斯奎尔和伯莎·沃斯奎尔，正在位于奥斯特贝克的沃斯奎尔的岳父家里躲避。他们夫妇认为，在他们地区里的轰炸目标，是塔弗尔贝格旅馆里的莫德尔的司令部。沃斯奎尔记得，那个晴朗的日子“是完美的轰炸天气”。然而他却发现，难以“把正在到来的战争，与成熟的甜菜的香味和成百棵向日葵的景象扯在一起，向日葵的梗被它们的沉甸甸的头压弯了。似乎不可能出现人们死亡、房屋燃烧的可能性”。沃斯奎尔自己平静得奇怪。从他岳父家的前阳台，他注视着战斗机从头顶掠过，确信它们是要去低空扫射那个旅馆。突然，一个德国士兵出现在花园里，没有戴钢盔，也没有带步枪，只穿着衬衫和裤子，他客气地问道:“我可以在这里躲一躲吗？”沃斯奎尔盯着那个人。“为什么？”他问道，“你们有你们的战壕啊。”那个德国人微笑了。“我知道，”他回答说，“不过战壕里面满了。”那个士兵走向前，来到阳台。“这是猛烈的轰炸，”他告诉沃斯奎尔，“不过我认为奥斯特贝克并不是目标。他们似乎更集中在村子的东边和西边。”
　　沃斯奎尔听见，屋子里有说话的声音。这个家庭的一个朋友刚刚从沃尔夫黑策地区赶来。她告诉他们，那里遭到了猛烈的轰炸，许多人死了。“恐怕，”她颤抖着说，“这是我们最后的晚餐。”沃斯奎尔看着那个德国人。“也许他们是因为莫德尔而轰炸塔弗尔贝格旅馆的。”他婉转地说道。那个德国人神情木然。“不，”他告诉沃斯奎尔，“我不这么认为。那里没有落下炸弹。”后来，那个士兵离开以后，沃斯奎尔出去调查伤害的情况。谣传各种各样。他听说，阿纳姆遭到了猛烈的轰炸，沃尔夫黑策几乎被夷为平地了。他想，毫无疑问盟军正在行进，随时都会到达。他既欢欣鼓舞，又感到悲伤。他记得，在诺曼底入侵的过程中，位于诺曼底的康城① 就成了一片瓦砾。他确信，他和他的家人找到躲藏处的奥斯特贝克，将是一个变成废墟的村庄。
　　在沃尔夫黑策的四周，树林里隐藏的德国人的弹药正在爆炸，那座著名的精神病院遭受了直接的打击。行政楼周围的4个分馆式病房被炸平了，45名病人死亡（之后死亡人数将增加到80人以上），还有更多的人受了伤。60个吓坏了的住院者，大多是妇女，正在毗邻的树林里无目的地走动。由于停电，副院长马里乌斯·范·德贝克医生就无法召集别人帮忙。他不耐烦地等着医生们从奥斯特贝克和阿纳姆赶来，他知道，他们一定会听到消息，也一定会来的。他需要尽可能快地与外科小组建起两个手术室。
　　其中的一位“住院者”，亨德里克·沃伊堡，实际上是在这家精神病院隐藏起来的地下组织成员。“当时，”他回忆说，“德国人实际上并没有在这家医院里面，尽管他们确实在附近有阵地，在树林里存放着大炮和弹药。”在轰炸的过程中，当军火存放处被击中的时候，正在一座楼的阳台上的沃伊堡被击倒在地板上。“发生了巨大的爆炸，”他记得，“从军火存放处飞来的炮弹飕飕地落进医院，杀死杀伤了许多人。”沃伊堡狼狈地站起来，在低空扫射进攻达到高潮的时候，帮助护士们在草地上展开白床单，组成一个巨大的十字。整个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在他看来，好像“这个地方将很快满地都是死人和濒临死亡的人”。
　　在阿纳姆，消防队拼命要把蔓延的火势控制下来。迪尔克·希丁克是一个由15个人组成的老式消防队的队长（他手下的人推着两辆大车，一辆装着卷好的水龙带，另一辆装着梯子），他接到命令，前往德国人占据的威廉斯兵营，该兵营遭受了低空飞行的蚊子型飞机的直接打击。尽管兵营在熊熊燃烧，但希丁克从阿纳姆消防队总部得到的指示却非同寻常：他被告知，让兵营烧掉，但要保护周围的房屋。当消防队到达的时候，希丁克看见，要拯救兵营，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火势太猛烈了！
　　从父亲的在威廉广场28号的公寓套间里，格尔哈杜斯·吉斯伯斯看见，周围的一切都被烈火吞没了，不仅兵营在燃烧，而且附近的中学和中学对面的皇家餐厅也在燃烧。热气非常强烈，吉斯伯斯记得，“我们窗子上的玻璃突然波动起来，接着又完全融化了”。一家人立即从大楼里撤离，爬过砖瓦木料来到广场。吉斯伯斯看见，德国人从兵营的爆炸瓦砾中跌跌撞撞走了出来，鼻子和耳朵里流着血。有轨电车司机亨德里克·卡雷尔，他来到威廉大街并不是出于故意。由于轰炸造成电力短路，卡雷尔的淡黄色有轨电车靠惯性滑行，稍微倾斜了一下，在广场上停了下来。在那里，他发现还有一堆有轨电车，那些电车同他的车一样，也是靠惯性滑行进入了广场，无法离开。透过烟雾、人群和瓦砾，卡雷尔看见，皇家餐厅的服务员们从燃烧的房屋里逃出来，服务员们顾不上管那几个朝大门跑去的就餐者，而自己直接从窗户跳了出来。
　　在位于阿纳姆大桥东南的市煤气厂里，技工尼古拉斯·翁克对投弹手的技巧感到钦佩。他朝莱茵河的对面望去，看见有12个防空阵地被摧毁了，只剩下一门炮，但炮管是扭曲的。现在城市没有了电，翁克也就面临着自己的问题——再也不能制造煤气了。那3个巨大的储气罐里剩余的燃料用完之后，就再也不会有了。除了煤和柴火之外，阿纳姆现在没有电，没有供暖，也没有做饭的燃料。
　　成千上万的人，在他们的教堂里与外界隔绝。教堂司事扬·迈恩哈特记得，单是在那个巨大的荷兰归正会① 大教堂里，就有1200人。“即使我们已经清楚地听见炸弹在外面爆炸，”他说，“约翰·格里森牧师大人也仍然平静地继续讲道。当断电的时候，风琴停下了。会众当中有一个人走向前来，开始用手拉着风琴的风箱。”然后，在汽笛、爆炸和隆隆的飞机声中，风琴发出了响亮的声音，全体会众站立起来，唱起荷兰国歌《威廉颂》。
　　一个加尔文教派的教堂，位于阿纳姆火车站附近，抵抗组织成员盖伊斯伯特·纽曼在这里听多米尼·伯特讲道。纽曼感到，甚至这剧烈的轰炸也不足以威慑住德国人，使他们不敢把他们的威胁付诸于现实，那威胁就是：为了对抵抗组织对高架铁路的进攻进行报复，他们将在这一天的某个时间，处决平民人质。当他听到多米尼·伯特有关“你的行为对上帝和你的同胞所负有的责任”的布道的时候，他的良心让他不安了，他决定，礼拜一结束，他就向德国人自首。离开教堂以后，纽曼走过杂物满地的街道，来到一个电话前，在那里，他给皮特·克鲁伊夫打了电话，把他的决定告诉了这位地区指挥官。克鲁伊夫直言不讳，而且十分果断。“拒绝，”他告诉纽曼，“继续你的工作。”不过克鲁伊夫的话不会成为最终的决定，市场花园行动将会拯救那些人质。
　　在南边11英里外的奈梅亨，轰炸机以极高的精确性击中了德国人的防空阵地，结果只剩下一个阵地仍然在开炮。那个巨大的、高耸的PGEM发电站，为整个海尔德兰省① 提供电力，它只受到皮毛的损坏，不过高压线断了，使整个地区断了电。PGEM发电站附近的一个人造丝工厂受到严重损坏，成了一片火海。这个城市的许多房屋被直接击中了。炸弹落在一个女子学校和一个大的天主教联谊中心上。在瓦尔河对岸的伦特村，一家工厂被摧毁，德军弹药存放处爆炸了。
　　在城市的空袭指挥部，工作人员点着蜡烛工作，他们被蜂拥而来的报告弄得越来越糊涂了。半黑暗中，阿尔贝图斯·乌尔扬伏案工作，给送来的报告登记，发现自己每过一分钟就多一分困惑。分布广泛的轰炸，并没有清楚说明发生了什么事情，只不过在奈梅亨周边的所有德国阵地都遭到了进攻。进入城市的主要通道——瓦尔布鲁赫路、圣安那斯特拉特路、格鲁斯贝克路——现在被封闭了。看来是要努力把这座城市孤立起来。
　　就像在阿纳姆一样，奈梅亨的大多数人，也在躲避那些正继续低空扫射街道的战斗机，但住在离瓦尔河大桥不远的伊莱亚斯·布罗克坎普却爬上了屋顶，以便看得更清楚一些。让布罗克坎普吃惊的是，德国人的市长办公室的人员也爬上了屋顶，市长办公室与布罗克坎普的家隔着5幢房子。布罗克坎普记得，那些德国人“显得非常焦虑。我明显是高兴极了。我甚至说，天气好极了”。
　　护士约翰娜·布雷曼看到，在飞机低空扫射过程中，德国人惊慌失措。从瓦尔河大桥南边的一幢公寓大楼二层楼的窗户上，布雷曼护士朝下看，只见“德军伤兵互相搀扶着往前走。有一些伤兵瘸得相当厉害，我可以看到，许多人扎着绷带。他们的紧身短上衣是敞开的，大多数人甚至都懒得戴上钢盔。紧随其后的是德国步兵。当他们朝大桥走去的时候，一看见有荷兰人从窗户上朝外窥视，便朝窗户开枪”。当这些德国人来到大桥通道时，就马上开始挖掘散兵坑。“他们到处挖，”布雷曼小姐记得，“在通往大桥的街道旁边挖，在附近的长满草的地方和树的下面挖。我确信，入侵开始了，我记得，我当时想，‘从这里我们将看到一个多么美丽的作战景象啊。’我有着一种期待的感觉。”布雷曼小姐当时的期待，并没有包括几个月之后她的婚姻——几个月之后，她将嫁给第八十二空降师的军士长查尔斯·梅森，而现在，梅森将乘坐第13号滑翔机，在她的公寓套间西南2英里的格鲁斯贝克高地着陆。
　　在市场花园行动主要出击目标的边缘上的一些城镇和村庄，蒙受了同主要目标一样严重的毁坏，而救援服务，即使有的话也是微乎其微。在艾因霍温西边大致5英里处没有教堂的小村子策尔斯特附近，热拉尔杜·德维特躲在一块甜菜地里，并没有听见空袭警报。他看见高空中有飞机，突然间炸弹就像雨点般落了下来。德维特正要去拜访费尔德霍芬村的兄弟，费尔德霍芬村在南边4英里处，现在，他转过身来，离开马路，一头钻进田边的一个沟里。此时此刻，他发疯似的急于回到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11个儿女身边。
　　尽管飞机在低空扫射，但德维特还是决定冒险回去。他抬起头来，朝田地对面望去，看见“甚至树叶也烧焦了”。他把他的自行车留在后面，从沟里爬出来，跑过那片开阔地。当靠近村子的时候，他注意到，本来是应该落在艾因霍温城外的韦尔斯哈普机场的炸弹，却直接落在小小的策尔斯特村上了。德维特所能看到的只是废墟。有几幢房屋在燃烧，还有些房屋倒塌了，人们四下站着，神情茫然，哭泣着。德维特所认识的范·海尔蒙特太太是一位寡妇，她认出了他，于是求他与她一起，用一块床单盖住一个死去的男孩。她满脸泪水，解释说，她无法自己做。这个孩子的头被削掉了，但德维特还是认出，这是邻居的儿子的尸体。他迅速盖住了尸体。“我什么也不再看了，”他记得，“我只是试图尽可能快地回家。”当他接近自己家的时候，住在对面的一个邻居试图把他留住。“我的血流得都快要死了，”那个人大声说道，“我被炮弹碎片击中了。”
　　这时，德维特看见他的妻子阿德里安娜，正站在街上哭。她朝他跑去。“我以为你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她告诉他，“快来。我们的蒂尼被炸着了。”德维特从受伤的邻居身边走了过去。“除了我的儿子我什么也不想。当我走到我儿子面前的时候，我看到，他的右边的身子被炸开了，右腿几乎被炸掉。他仍然完全清醒，要水喝。我看到，他的右臂已经不见了。他问我，他的右臂怎么样了，我为了安慰他，便说，‘你正躺在你的右臂上面。’”当德维特在孩子身边跪下来时，一个医生到了。“他告诉我，不要再抱任何希望，”德维特记得，“因为我们的儿子要死了。”德维特把孩子抱在怀里，朝杜克·乔治雪茄厂走去，那里建了一个红十字站。但在他到达工厂之前，他14岁的儿子就在他的怀里死去了。
　　在这片恐怖、混乱和希望之中，没有几个荷兰人看见盟军空降部队的先头部队。大约中午12：40，12架英军斯特林型轰炸机飞到阿纳姆地区的上空。中午12：47，4架美军C-47型飞机在艾因霍温以北的荒野上空出现，而另外两架则在奈梅亨西南的阔野上空飞过，那片阔野靠近上拉瑟尔特镇。飞机里是英军和美军的伞降信号员。
　　扬·彭宁斯的农场毗邻伦库姆荒原，距离沃尔夫黑策不到2英里，他在返回农场的时候，看见飞机从西边飞来，而且是低空飞行。他以为，他们是回来轰炸铁路线的，于是小心翼翼地注视着，准备如果飞机扔炸弹的话，他就钻进一个地方隐蔽起来。当飞机来到伦库姆荒原的上空时，感到愕然的彭宁斯看见，“一个个包裹落了下来，接着伞兵出现了。我知道，在诺曼底盟军就使用了伞兵，我确信，这就是我们的入侵的开始”。
　　几分钟以后，扬骑着自行车来到他的农场，朝他的妻子喊道:“出来呀！我们自由了！”然后，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伞兵走进了他的农家宅院。彭宁斯既茫然又敬畏，与他们握了手。他们告诉他，不出半个小时，“我们将还有几百个人来到”。
　　汽车司机扬·佩伦也看见伞降信号员在伦库姆荒原着陆。他回忆说:“他们几乎是无声地落了下来。他们纪律严明，立即开始在荒原上钉木桩。”就像在铁路线北边的别的伞降信号员一样，他们正在标明着陆区域和空投场。
　　南边15英里处，在上拉瑟尔特镇附近，19岁的特奥多鲁斯·罗洛夫斯在躲避德国人的时候，突然被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伞降信号员解放了，那些伞降信号员是在他家农场附近着陆的。他记得，那些美国人是“侦察兵，我非常害怕这几位勇士会轻易被干掉”。那些伞降信号员没有浪费时间。他们发现这个年轻的荷兰人会说英语，便迅速招募了罗洛夫斯，让他当向导和翻译。罗洛夫斯确认了他们地图上的阵地，便给他们指路，来到选定的着陆地点。罗洛夫斯着迷地注视着，那些伞兵用“彩条和烟火炉”给这个地区标明位置。没出3分钟，一个镶在黄色镶板上的“O”形字和蓝紫色的烟，就给这个地区清晰地标出了轮廓。
　　那4架运送第一○一师伞降信号员，前往艾因霍温以北区域的C-47型飞机，遭遇到了猛烈的防空炮火。一架飞机在烈火中被击落了，只有4位幸存者。另外3架飞机继续飞行，伞降信号员们在第一○一师的两个区域精确地进行了伞投。到中午12：54，市场花园行动的整个地区的空投场和着陆区域都被确定和标明出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德国人还是没有发出警报。
　　在霍恩德罗兵营，霍亨施陶芬师的师长瓦尔特·哈策尔中校，为刚刚被授勋的保罗·格拉布讷上尉祝酒。几分钟以前，哈策尔看见有几个降落伞落在阿纳姆以西的地方。但他并不感到吃惊，他认为，那是跳伞逃脱的轰炸机机组成员。在奥斯特贝克，塔弗尔贝格旅馆，陆军元帅莫德尔正在喝午餐前的开胃酒——一杯冰过的摩泽尔白葡萄酒①，与他一起喝酒的是他的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中将、作战处军官汉斯·冯·滕珀尔霍夫上校，以及司令部的副官莱昂德加德·弗莱贝格上校。行政军官古斯塔夫·赛德尔豪泽尔中尉记得，“每当陆军元帅呆在司令部时，都是过分地准时。我们总是在13点整的时候下来吃午餐。”而这正是市场行动部队的进攻发起时刻。3
　　现在，运载着第一○一空降师的C-47型飞机的巨大行列，排成紧密的编队，隆隆地飞过盟军占领的比利时。在布鲁塞尔以北大约25英里处，机群向北拐，朝荷兰边界飞去。这时，飞机里的人朝下面看，第一次看见了他们的地面友军，也就是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他们的地面进攻将与空中袭击同步进行。这是一个壮观的、令人难以忘怀的景象。霍罗克斯将军的第三十军的数量巨大的装备，覆盖了每一块田野、小径和马路。集结起来的坦克纵队、半履带式车辆、装甲车和运兵车，以及一行又一行的火炮，摆开了架势，为突击做好了准备。在坦克天线上，三角旗迎风飘扬，成千上万的英国人站在车辆上面，拥挤在田野里，向天上的空降部队挥手。摇曳升空的橘黄色的烟，为英军的前线标明了位置，对面就是敌人。
　　战斗轰炸机飞速掠过地面，在前面带路，前往空投场，试图把飞机编队面前的一切都清理干净。空降进攻之前，密集轰炸已经把许多防空炮台夷为平地，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伪装网突然掀开，把隐藏的敌人阵地显露出来。有些人记得，他们看见，大的干草堆的顶部敞开了，露出了掩体内的口径为88毫米和20毫米的大炮。尽管战斗轰炸机的进攻可谓彻底，但要使敌人的抵抗安静下来却是不可能的。在艾因霍温以北，距离他们的空投场不过7英里远的地方，第一○一空降师就遭遇到了猛烈的高射炮火。
　　一等兵约翰·西波拉正在打盹，突然“高射炮的刺耳爆炸声，以及弹片撕裂我们的飞机的声音”，把他惊醒了。就像其他每个人一样，西波拉也背负着沉重的装备，因而几乎无法移动。除了步枪、背包、雨衣和毯子之外，他的肩膀上还挂着子弹带，口袋里全都是手榴弹配给的口粮，还有他的主降落伞外加备用降落伞。除此之外，在他的飞机里，每一个人还带着一颗地雷。他回忆说:“我们左翼的一架C-47型飞机突然着火，然后又有一架着火，我心中想，‘天啊，我们是下一架了！我怎么才能从这架飞机里出来呢！’”
　　他的C-47型飞机在剧烈震动，似乎每一个人都同时叫喊起来:“让我们出去！我们被击中了！”指挥跳伞的军官命令:“起立，钩住。”然后他平静地开始检查装备。西波拉能够听见士兵们喊道:“一号好了。二号好了。三号好了……”西波拉是要连续跳下的一组伞兵中的最后一位，等到他能够喊“二十一号好了”的时候，似乎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了。然后绿灯亮了，士兵们赶紧跳了出来，徐徐降落，降落伞在他们的上面像鲜花盛开。西波拉朝上望去，看他的降落伞的伞衣状况如何，结果看见，他刚刚离开的那架C-47型飞机开始熊熊燃烧。他一直注视着那架飞机在烈火中坠落。
　　尽管爆炸的炮弹包围了飞机，但飞机编队并没有犹豫不决。空军第九运输兵团的飞行员们保持着他们的航向，没有偏离。少尉罗伯特·奥康奈尔记得，他的编队飞行得非常密集，使得“我以为，我们的飞行员就要把机翼，伸进左边飞行的飞行员的耳朵里去”。奥康奈尔的飞机着火了，红色的跳伞预警灯亮了，“过道里烟雾弥漫，以至于我都无法向后看到我的操纵杆的端部”。士兵们咳嗽起来，叫嚷着要出去。奥康奈尔“用背抵着门，把他们挡回去”。飞行员平稳地向前飞行，没有采取任何规避动作，奥康奈尔看到，飞行编队正在逐渐降低高度，减慢速度，为跳伞做好准备。奥康奈尔希望，“如果飞行员认为飞机就要坠落，他会及时给我们打开绿色信号灯，让士兵们出去”。那位飞行员平静地驾驶着他的着火的飞机，飞行在正确的航向上，一直来到空投场的上方。然后绿色信号灯亮了，奥康奈尔和他的士兵们安全地跳了伞。奥康奈尔后来得知，那架飞机强行着陆，结果损毁了，但机组人员幸存了下来。
　　运送部队的飞行员们全然不顾自身的安危，驾驶着飞机穿过高射炮火，来到空投场的上空。“不要为我担心，”一架燃烧着的C-47型飞机的飞行员、少尉赫伯特·E. 舒尔曼，用无线电对他的飞行指挥官说。“我将在空投场的上空把这些士兵空投下来。”他确实在空投场的上空把士兵们空投了下来。伞兵们安全地离开了飞机。几分钟以后，这架飞机在熊熊烈火中坠毁。上士查尔斯·A. 米切尔震惊地注视着，飞他左边的那架飞机，正从左舷发动机喷出火焰来。米切尔看见，当那位飞行员在航向上持续飞行的时候，整个一组伞兵连续从烈火当中跳了下来。
　　悲剧并没有在那里停止。一等兵保罗·约翰逊的位置在飞机的前部，就在驾驶员座舱的旁边，这时飞机正好在中间被击中，两个油箱都着了火。在飞机上的16名伞兵、驾驶员和副驾驶当中，只有约翰逊和另外两名伞兵跳了出来。他们不得不从飞机里的死人身上爬过去，这样才得以跳伞。每一位幸存者都被严重烧伤，约翰逊的头发完全被烧掉了。这三个人落在了德国人的一个坦克野营地区。在从一个壕沟里击退了敌人，坚守了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他们全都负了伤，接着被制伏，当了俘虏。
　　另外一架飞机，正当绿灯亮的时候，站在门口的那位领跳伞兵被打死了。他朝后一仰，倒在下士约翰·奥尔托梅尔的身上。他的尸体被迅速搬到一边，小组的其他人跳了伞。而当另外一组连续跳下的伞兵飘落到地上的时候，一架失控的C-47型飞机撞上了其中的两人，飞机的螺旋桨把他们切成了碎片。
　　甚至在接近空投场的可怕时刻，这些美国人也一如既往找到了幽默。就在塞西尔·李上尉站起来要把降落伞钩住的时候，飞机被击中了，弹片在他刚刚离开的座位上撕开了一个口子。旁边，一个伞兵喊了一句让人恶心的话:“好了，他们给了我们一个茅坑！”在另外一架飞机里，少尉安东尼·博雷利确信，他瘫痪了。绿灯亮了，每一个人都把降落伞钩住了——只有博雷利除外，他动不了。博雷利当上军官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是执行他的第一次作战任务，并在连续跳下的一组伞兵当中排在第一号，他意识到，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令他尴尬的是，他是把皮带钩在座位上了。列兵罗伯特·博伊斯不顾师部牙科医生的好意，还是登上了行程，由于他的牙病，师部牙科医生用“免于参战”把他一笔勾销。博伊斯是一位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老兵，在连长的干预下，他获准参战了。除了一颗牙齿出了毛病之外，他还有别的担忧。伞兵有几种新的创新——机关枪腿上有降落伞包、某些降落伞上有能迅速解开的吊带，以及作战靴、而不是跳伞靴——这都使得他和别的许多人神经紧张。尤其是，伞兵们担心，他们的吊伞索会钩住他们的新作战靴上的搭扣。当飞机在临近目的地的地方低空飞行的时候，博伊斯看见，下面的荷兰平民向上伸着两个手指头，以表示胜利的V字形打招呼。这就是博伊斯需要的一切。“嘿，瞧，”他朝别的人喊道，“他们伸出两个手指头，说明我们的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各占百分之五十。”
　　对许多人来说，他们能够到达空投场的可能性，似乎起码有百分之五十。第五○六团的团长罗伯特·F. 辛克上校看见，“巨大的高射炮火正前来迎接我们”。当他朝门外望的时候，飞机猛烈地震动起来，辛克看见，机翼的一部分折断了，悬吊着。他转向那组要连续跳下的伞兵，说道:“是啊，机翼断了。”令他感到宽慰的是，“似乎谁也没有对此多想。他们可能估计到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到达空投场了”。
　　在第2号飞机，辛克的主任参谋查尔斯·蔡斯中校看见，他们的左翼着火了。托马斯·马尔维上尉记得，蔡斯盯着看了一分钟，然后婉转地说道:“我猜他们撵上我们了。我们最好还是走吧。”当绿灯在两架飞机里亮起来的时候，伞兵们安全地跳了伞。蔡斯乘坐的那架飞机在地上燃烧起来。辛克的那架飞机，人们认为它带着其被损坏的机翼，安全地返航回到了英格兰。
　　类似的猛烈高射炮火包围了第五○二团的机群，两个空军大队的飞机几乎相撞。有一个机群略微偏离了航向，进入了第二个机群的航路，使得第二个机群爬高，结果这批伞兵跳伞的高度比原计划高了一些。在一个机群的领先飞机中，有师长马克斯韦尔·D. 泰勒将军，以及第五○二团第一营的营长帕特里克·卡西迪中校。卡西迪站在门口，看见空军大队中有一架飞机突然起火。他数了一下，只有7个降落伞落了下来。然后，左边的另外一架C-47型飞机，火也燃烧起来，但所有的伞兵都从那架飞机跳了出来。卡西迪被这架熊熊燃烧的飞机迷住了，竟没有看见绿灯已亮。泰勒将军正站在他的身后，轻声说道:“卡西迪，灯亮了。”卡西迪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是的，长官。我知道。”然后跳了伞。泰勒紧跟着他跳了伞。
　　在泰勒将军看来，第一○一师的跳伞是“非同寻常的成功，几乎就像一场演习”。在最初作计划的时候，泰勒的参谋班子预计，伤亡将高达百分之三十。在从英格兰登机的6695名伞兵当中，实际跳伞的有6669人。尽管高射炮火猛烈，但C-47型飞机以及战斗机的飞行员的勇敢，却给了第一○一师一个几乎完美的跳伞。虽然有一些部队是在空投场以北1到3英里的地方空投的，但他们的着陆地点非常靠近，因而得以迅速集结。只有两架飞机没有到达空投场，而空军第九运输兵团，凭着他们的英勇决心，首当其冲，不顾一切伤亡，把伞兵们送到他们的目的地。在运送第一○一师的424架C-47型飞机当中，每4架就有1架受到了损坏，有16架被击落，他们的机组人员阵亡。
　　滑翔机的损失也是巨大。后来，当这些机群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原先的70架滑翔机，只有53架顺利到达索恩附近的着陆区域。尽管有的滑翔机未能飞完全程，尽管敌人的高射炮火猛烈，尽管有的强行着陆，但这些滑翔机最终还是把它们所运送的将近百分之八十的人，以及百分之七十五的吉普车和拖车，送到了目的地。① 现在，泰勒的“尖叫的老鹰”开始朝他们的出击目标前进——那就是英军地面部队前面的，那个延伸15英里的极其重要的走廊上面的那些桥梁和渡口。
　　4
　　在弗尔特附近，库尔特·施图登特大将和他的参谋长赖因哈德上校，站在将军居住的那个村舍的阳台上，“纯粹是目瞪口呆，就像傻子一样”。施图登特清楚地记得，“不论我们朝哪里望去，都能看见排列成行的飞机——战斗机、兵员运输机和货运飞机——在我们的上空飞过。我们爬上屋顶，想更好地了解一下，这些部队究竟要到哪里去”。川流不息的飞机似乎是飞往格拉夫和奈梅亨的方向，而且在南边不过几英里的地方，艾因霍温和索恩附近，他能够清楚地看见兵员运输机——一架又一架的飞机——飞了进来，并空投伞兵和装备。有些飞机飞得非常之低，使得施图登特和赖因哈德本能地迅速低下头。“在司令部的庭院里，我们的文书、军需官、司机和通信兵们都来到空地上，用各种各样的武器射击。照例，我们自己的战斗机连影子也没有。”施图登特彻底被难倒了。“我说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说不出这些空降部队在向哪里去。在这些时刻，我一点也没有想到我们自己位置的危险。”施图登特这位伞兵专家，对此既极为敬佩又极为妒忌。“这个雄伟的景象深深地感染了我。我既反思又渴望我们自己能够进行空降行动，我对赖因哈德说，‘噢，但愿能够有这样的手段由我来使用。只一次，拥有这么多的飞机！’”赖因哈德想的完全是眼前的事情。“将军先生，”他告诉施图登特，“我们得采取对策！”他们离开屋顶，回到施图登特的办公室。
　　仅仅是头一天晚上，在他的日常报告中，施图登特就已经警告说:“马斯河—斯海尔德河运河南边的繁忙运行的车辆表明，进攻即将发生。”问题在于：进攻已经开始了吗？如果是已经开始的话，那么这些空降部队的目标，就是艾因霍温、格拉夫和奈梅亨周围的桥梁。所有的桥墩都准备好了要拆除，并由特别的工兵部队和保安小分队把守。每一个渡口都安排了一个桥梁指挥官，严格命令他们，一旦发生进攻就炸桥。“盟军的明显动向，”施图登特想到，“就是在这个形势中使用空降部队，在我们能够炸桥之前把这些桥梁夺取下来。”此时此刻，施图登特甚至并没有想到阿纳姆的下莱茵河大桥的重要性。“给我接莫德尔！”他告诉赖因哈德。
　　赖因哈德抓起电话，却发现电话线断了。司令部已经与外界隔断了联系。
　　大致37英里之外的奥斯特贝克，在塔弗尔贝格旅馆里，莫德尔的行政官古斯塔夫·赛德尔豪泽尔中尉发火了。“你昨天晚上的觉还没有醒吗？”他冲着一台野战电话机喊道。军士尤平格尔是那个有250个人的连队当中的一位，该连系由赛德尔豪泽尔指挥，被安排来保护莫德尔。尤平格尔重复了他说过的话。在沃尔夫黑策，“滑翔机正在我们的腿上着陆！”他坚持道。赛德尔豪泽尔摔掉电话，冲进作战室，在那里把这个信息向一位吃惊的中校作了汇报。他们一起匆匆赶到餐厅，莫德尔和他的参谋长克雷布斯将军正在那里吃午饭。“我刚得到消息，滑翔机正在沃尔夫黑策着陆。”那位校官说道。作战处处长滕珀尔霍夫上校瞪着眼睛发愣；克雷布斯的单片眼镜掉了下来。“唔，我们正等着它呢。”滕珀尔霍夫说道。
　　莫德尔跳了起来，匆匆下达了一些命令，要司令部撤离。当他走出餐厅收拾自己的东西时，朝身后喊道:“他们是要找我和这个司令部！”几分钟以后，莫德尔只拿着一个小箱子，冲出了塔弗尔贝格旅馆的大门。在人行道上，他的箱子掉在地上，箱子蓦地打开了，把他的内衣裤和梳洗用具倒了出来。
　　赛德尔豪泽尔看到，克雷布斯急匆匆地跟着莫德尔来到外边，结果“他甚至都忘记戴帽子、带手枪和扎皮带了”。滕珀尔霍夫甚至都没有时间取下在作战室的作战地图。司令部的副官弗莱贝格上校也是同样行色匆匆，当他从赛德尔豪泽尔身边走过的时候，喊道:“别忘了带上我的雪茄。”在汽车里，莫德尔对他的司机弗罗姆贝克说:“快！去杜廷赫姆！比特里希的司令部！”
　　赛德尔豪泽尔一直等到汽车驶去，才回到旅馆。在作战室里，他看见，作战地图仍然摆在桌子上，上面标明了从荷兰一直到瑞士的阵地。他把地图卷起来，随身带走，然后命令哈滕施泰因旅馆和塔弗尔贝格旅馆里面的人立即撤离。他说道，所有的交通工具，“每一辆小汽车、卡车和摩托车，都要立即离开”。在动身前往杜廷赫姆之前，他所收到的最后一个报告就是，英国人离这里不到两英里了。慌乱之中，他全然忘掉了弗莱贝格的雪茄一事。
　　5
　　在地面上弥漫的烟雾、燃烧的建筑物的烟火包围中，强大的英国滑翔机群着陆了。由橘黄色和深红色的尼龙带子标出的那些地区，已经开始像巨大的飞机停机场了。蓝色的烟从沃尔夫黑策附近的两个着陆区域袅袅升起，那两个着陆区域，一是北边的“雷耶斯营地农场”，一是西南的“伦库姆荒原”。从这些区域，排列成行的拖航飞机和滑翔机朝后面伸展，几乎有20英里，一直伸展到斯海尔托亨博斯镇附近他们的飞机进场着陆点，该镇位于奈梅亨的西南方向。成群的战斗机保护着这些行动迟缓的行列。交通非常拥挤，让飞行员们想起了伦敦忙碌的皮卡迪利广场① 周围的上下班高峰时的拥挤状况。
　　这些机群——每一组与下一组有4分钟的间隔——在平坦、有着水路纹理的荷兰乡下低空飞行。曾经向飞行员们简要指示过的、要他们认出的那些地标，现在正从他们下面流过：宽阔的马斯河与瓦尔河，再往前面，就是下莱茵河；然后，当每一个编队开始下降的时候，人们能看见阿纳姆就在右边，看见了他们的极其重要的出击目标：铁路桥梁和公路桥梁。皇家空军曾经预料，将会有猛烈的防空炮火，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巨大的滑翔机队列，实际上并没有遭遇到抵抗。攻击前所进行的轰炸，在阿纳姆远比在艾因霍温地区有效。进场着陆的时候，没有一架拖航飞机或者滑翔机被击落。
　　皇家空军和滑翔机飞行员团的技术精湛的飞行员们，以时钟般的精确性，来到了这些区域的上空。当滑翔机从拖航飞机上脱落时，它们的拖航飞机旋转着向上空飞去，以给紧随其后的组合腾出飞行空间。这些错综复杂的机动动作和繁忙的飞行，本身就带来了问题。中士飞行员布赖恩·汤布林记得，在着陆区域的上空拥挤混乱。“天空中有滑翔机、拖航飞机、绳索和各种各样的东西，”他回忆道，“你不得不一直当心。”
　　上士维克托·米勒驾驶着一架霍萨型滑翔机，他回忆说，当他来到下莱茵河上空的时候，发现那个地方“安静得令人难以置信”。在更远处，他突然发现了他的着陆区域，那里有“三角形的树林，一个小小的农场在远处的角落里半隐半现”。几秒钟后，米勒听见拖着他的滑翔机的斯特林型拖航飞机领航员的声音。“喂，二号。准备好了吗。”米勒确认准备好了。“祝你好运，二号。”领航员告诉他。米勒立即解开缆绳。他的拖航飞机消失了，那根拖航缆绳紧跟在它的后面呼啦呼啦地飘动。米勒知道，那根缆绳将被丢落下来，“在那架斯特林型飞机转向回家的航向之前，作为离别礼物丢给敌人”。
　　滑翔机的飞行速度降低，田野隐约临近了。米勒要求把阻力板放下一半，于是他的副驾驶、中士汤姆·霍林斯沃斯立即推了一下控制杆。“当从机翼下面落下来的大阻力板让我们的速度减了下来的时候”，一瞬间滑翔机颠簸起来。米勒估计，现在离着陆区域不到1英里了。“我提醒汤姆，留神他旁边的滑翔机。有一架滑翔机滑了过去，在我们的上方不到50码远”，而令米勒感到吃惊的是，“那架滑翔机又晃动着进来，飞在同一个航向上。另外一架滑翔机则似乎是从右侧向我们飘来。我认为，那位驾驶员甚至并没有看见我们，他太专注于怎样落在田野上了”。为了避免碰撞，米勒故意在迎面而来的那架滑翔机的下面俯冲。“一个巨大的黑色形体从我们的座舱上面闪了过去，它离我们太近了，让我无法喜欢它。我的精力完全集中在怎样才能完好无损地降落上，结果都无暇顾及敌人是不是在朝我们开火——而且对敌人的开火我们确也没有什么法子可想。”
　　米勒继续下降，“树梢朝我们的飞机底板跳去，过了机翼。当地面突然出现的时候，另外一架滑翔机来到了旁边。我拉回方向盘，让飞机达到水平状态，我们触到了地面，跳跃了大约3英尺高，又落下以便停住。汤姆已经使劲关上了制动器，于是我们便在犁过的地上歪歪扭扭滑过。然后轮子沉没在松软的泥土里，我们慢慢停了下来，离一排粗壮的树木不到50码远。”静谧之中，当低压气穴引起的持续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过后，米勒听见远处有轻武器在开火，劈啪作响，“不过我惟一的念头，就是在另外一架滑翔机撞上我们之前，或者它在我们上面着陆之前，从滑翔机里跑出来。我是最后一个出来的人。我甚至没有停顿，而是径直从活动舷梯门里跳出来，摔在4英尺下的荷兰土地上，摔得相当厉害”。
　　通信兵格雷厄姆·马普尔斯乘坐的那架滑翔机，由于空域拥挤，又盘旋着飞回到着陆区域的上空。“不过到这时，我们已经没有力量了，”马普尔斯记得，“我看见树木从滑翔机的门里穿过。那些树正好把地板扯碎，而我所知道的下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飞机机头着地，栽在了地上。我能够听见，每一个东西都在折断，就像干树枝在啪啪折断一样。我们完全是用机头着的陆，不过除了几处划痕和青淤之外，谁也没有受伤。”后来飞行员告诉马普尔斯，他曾经把滑翔机拉了上去，以避免与另外一架滑翔机相撞。
　　许多滑翔机，在克服了漫长的旅行中的所有问题之后，却在触地着陆的时候酿成了灾难。上士乔治·戴维斯站在他的空空的霍萨型飞机的旁边，注视着别的滑翔机进来。戴维斯是最先着陆的人之一，他把第一机降旅的32名官兵带了过来。他看见，有两架滑翔机“几乎是肩并肩地在着陆区域颠簸前行，撞进树里，那两架滑翔机的机翼都被扭断了。几秒钟以后，另外一架霍萨型飞机隆隆地进来了。一看它的速度，戴维斯就知道它永远也不会及时停下。那架滑翔机猛地撞上了树木。一个人也没有出来。戴维斯与他的副驾驶、上士威廉斯一起跑向那架滑翔机，朝普列克斯玻璃覆盖的座舱里面张望。座舱里的每一个人都死了。一门口径为75毫米的榴弹炮，由于固定它的链条挣断，压死了那组炮手，并切断了驾驶员和副驾驶的头。
　　中尉迈克尔·当西驾驶的那架滑翔机，载着一辆吉普车、一辆拖车以及来自一个炮兵连的6名炮兵，他的滑翔机刚着陆，便看见一架巨大的8吨重的哈米尔卡型飞机触地了。“田地松软，”他回忆道，“我看见那架哈米尔卡型飞机的机头把前面的泥土掘了出来。”重量和地速① 使得飞机深陷进去，最后把那个巨大的尾巴翘在空中，而飞机背朝下翻了个个儿。当西知道，“试图把他们挖掘出来是毫无用处的。霍萨型飞机的上面是平的，但哈米尔卡型飞机的驾驶员坐着的地方却有一个小凸面，因而我们知道飞行员们肯定被报销了。”
　　上士戈登·詹克斯驾驶着另外一架哈米尔卡型飞机，在进场着陆的时候，也看见这个飞机失事，于是立即推断，前面的地太松软了。立即，他决定不在这块地上着陆。“我认为，如果我们直接俯冲的话，”他记得，“就将有足够快的速度，可以让我使飞机与地面保持一段距离，一直到我们越过篱笆，安全地进入下一块平地。”詹克斯向前推动操纵杆，俯冲下去，然后在地面上方几英尺的地方达到水平状态。詹克斯让这架巨大的飞机缓慢地越过篱笆，“把飞机像一片羽毛一样轻轻地落在较远处的地上”。
　　现在，在着陆区域的各个地方，正在拔掉滑翔机尾部上的插销，打开门，把火炮、装备、军需品、吉普车和拖车卸下来。一等兵亨利·布鲁克所在的滑翔机的士兵，就像别的许多人一样，发现卸货说说容易但做起来很难。“保护铁丝网上有8个销子，以把滑翔机的尾部固定住，”布鲁克解释说，“在英格兰进行演习的时候，你总是能够正好用两分钟的时间把尾部打开，把吉普车和拖车卸下来。在作战的时候，情况却不同了。我们把铁丝网切断，把销子拔出来，但机尾就是不动。”布鲁克和别的伞兵最终不得不把机尾砍掉。一等兵J. W. 克鲁克也同样失意，不过附近的一辆吉普车过来帮了他们的忙，它用自己的缆绳把机尾拽开了。
　　在这两个着陆区域的每一处，人们开始从失事的滑翔机残骸里抢救货物。两架巨型哈米尔卡型飞机的坠毁，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它们装载了两门能发射17磅重炮弹的火炮，外加上3吨重的卡车和弹药拖车。不过第一机降轻武器团炮兵的15门口径为75毫米的榴弹炮，全都安全地到达了。
　　乘坐滑翔机到达的人，大多都能回忆起，在着陆以后立即面临的是一种奇怪的、几乎是怪异恐怖的静谧。然后，从集合地点，人们听见苏格兰风笛发出高腔尖声，吹奏起《苏格兰人之歌》。大约在同一个时间，在伦库姆荒原边缘的士兵们看见，荷兰平民正在毫无目的地闲逛着穿过树林，或者在惊恐地躲藏。鬼怪式联络部队的内维尔·海中尉记得，“那是一个令人头脑清醒的景象。有些人穿着白色的医院病服，似乎被医务人员成群地驱赶着。男人和女人四处蹦蹦跳跳，挥动着手臂，大笑着，含糊不清说个不停。他们显然疯得非常厉害。”树林里面人群的嗓音让滑翔机驾驶员维克托·米勒大吃一惊，然后，“成群的穿着白色衣服的古怪的男人和女人鱼贯而行，走了过去”。只是到了后来，伞兵们才得知，这些举止奇怪的平民是遭到轰炸的沃尔夫黑策精神病院里的病人。
　　厄克特将军是在伦库姆荒原着陆的，他也被那种静谧所感染。他回忆说:“那安静令人难以置信。非真实。”当他的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上校在树林边建起师的战术司令部的时候，厄克特朝伞兵的空投场走去，那是在400码以外。现在是拉思伯里准将的第一伞兵旅到达的时间，从远处传来飞临的飞机嗡嗡声。当人们抬起头来看那些排成长列的C-47飞机的时候，各个地方的忙碌活动也暂停了下来。在伞兵降落的过程中，轻武器和高射炮的火力就像在滑翔机着陆过程中一样有限，而且时断时续。下午1：53以后的15分钟时间里，天空满是色彩鲜艳的降落伞，那是第一伞兵旅开始跳伞了，大约650个降落伞包，降落伞是鲜亮的黄色、红色和棕色——载着枪支、弹药和准备——迅速地从川流不息的伞兵当中落了下来。别的载有补给品的降落伞，是在士兵跳伞之前从飞机上推下来的，它们载着各种各样的货物向地面飘落，其中有小型折叠式自行车。许多已经负荷过重的伞兵也带着大的背包跳了伞。从理论上讲，这些大背包应该是在人触地之前用绳子放下来的。有几十个大背包突然从伞兵身上脱离了，摔在空投场里，其中几个装的是珍贵的无线电接收机。
　　英军列兵哈里·赖特是从一架美军的C-47飞机跳伞的，他自空中降落的时候，既丢了钢盔又丢了大背包。他重重地摔在地上。团军需官、中士罗伯逊跑了过来。赖特的前额血流如注。“你是被高射炮火击中的吗？”罗伯逊问道。赖特慢慢地摇着头。“不是，中士，”他说，“是那个该死的美国佬。我们跳伞的时候飞机速度太快了。”罗伯逊给他包扎了伤口，然后，令赖特感到吃惊的是，罗伯逊又从他的粗帆布背包里取出一块猪肉馅饼，送给了这个伤号。“我当时几乎震惊得要死去了，”赖特回忆说，“首先，罗伯逊是苏格兰人，其次，作为军需官，他从未送给任何人任何东西。”
　　空投场各地似乎都发生了古怪的事情。中士诺曼·斯威夫特着陆时所看见的第一个人，就是军士长莱斯·埃利斯，埃利斯正抱着一只死了的鹧鸪从他的面前经过。吃惊的斯威夫特问，这只鸟是从哪里来的。“我落在它身上了，”埃利斯解释道，“谁知道呢？以后若是我们饿了的话，这就会相当不错。”
　　工兵罗纳尔多·埃默里刚刚从他的降落伞里爬出，一个上了岁数的荷兰妇女便从地里一路小跑过来，一把抓起降落伞，又快速跑开，让人大吃一惊的埃默里瞪大双眼目送着她。在这块地里的另外一个地方，下士杰弗里·斯坦纳斯背负着过重的装备，落在了一架滑翔机机翼的上面。那个机翼像蹦床一样弹起来，又把斯坦纳斯抛到空中。他两只脚落地，站在了地上。
　　罗宾·弗拉斯托中尉在重重地摔下之后精神恍惚，有几分钟的时间躺着一动也不动，努力确定自己的位置。他意识到，“在我的四周有数量多得难以置信的尸体，集装箱正在落下，而飞机也在继续把伞兵倾倒下来”。弗拉斯托决定，要迅速离开空投场。当他挣扎着要从降落伞吊带摆脱出来的时候，听见一种古怪的声音。他朝四下张望，看见二营营长约翰·弗罗斯特中校从旁边走过，同时吹着他的铜质猎号。
　　弗罗斯特也被列兵詹姆斯·W. 西姆斯注意到了。西姆斯甚至在着陆以前那一天就过得非同寻常。西姆斯本来始终是与皇家空军一起飞行的——西姆斯回忆说，皇家空军的态度是:“不要担心，小伙子们，不管怎样，我们都会把你们送到目的地”——结果他看见送他的飞行员是一个美国人，因而大为震惊。“他是一位中校，戴着那种柔软的帽子。他穿着飞行服，敞开着怀，叼着一根大雪茄。我们的中尉非常帅气地向他行军礼，问道，在起飞的时候，士兵们是否应该到飞机的前面去。”那个美国人咧着嘴笑了笑。“嗨，见鬼，不，中尉。”西姆斯记得他是这样说的，“要是得在跑道上拖着飞机的屁股的话，那么在跑到一半的时候我就会让这架该死的破飞机离开地面。”西姆斯的军官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现在，尽管西姆斯喜欢他的长官，但在注视着弗罗斯特走过的时候，他的耐心还是到达了极限。他坐在地上，四周是他的装备，他咕哝道:“老约翰尼·弗罗斯特① 走过去了，一只手里拎着一把口径为45毫米的手枪，另外一只手里拎着那个该死的号角。”
　　在空投场和着陆区域各处，该师的5191名士兵安全地抵达了，各支部队正在集合，列队出发。厄克特将军“不可能更得意了。一切都似乎进展得极好”。军士长约翰·C. 洛德也产生了同样的想法。这位老伞兵回忆说:“这是我所曾参加过的最好的一次演习。每一个人都平静，而且有条不紊。”但厄克特在起飞之前所持有的保留态度，仍然让洛德不安。他记得，当他四下张望，看见士兵迅速集合，而又没有可与之搏斗的敌人的时候，他心中想:“哪有这么好的事。”别的人也有同样的想法。当一组人准备动身时，彼得·斯坦福斯中尉听见斯丹尼斯·辛普森中尉小声说:“一切都太顺利了，我不喜欢。”
　　在着陆时负有最紧迫任务的人，是第一空降师侦察部队43岁的弗雷迪·高夫少校。高夫要率领一支由四个连组成的中队，乘坐装备有重武器的吉普车，在约翰·弗罗斯特上校徒步的步兵营到达之前，全速赶到大桥。高夫和他的士兵跳伞进入该区域，然后寻找他们的地面运输工具，这些工具是由滑翔机带进来的。高夫迅速确定了他的第二把手、戴维·奥尔索普上尉在着陆区域中的位置，得知了一些坏消息。奥尔索普报告说，为其中的一个连准备的全部运输工具——大致是22辆车辆——没有到达。在原定要飞往阿纳姆的320架滑翔机当中，有36架丢失了，随之丢失的是高夫的A连要使用的吉普车。尽管如此，不论是高夫还是奥尔索普都认为，还是有足够的车辆，可以全速赶往阿纳姆大桥。高夫下令出发。随着他的战斗力的削弱，现在，一切得看德国人的反应了。6
　　在一片惊恐和混乱中，第一个让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状态的德国高级军官，是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的司令威廉·比特里希将军。下午1：30，比特里希收到了来自德国空军通讯网的第一份报告，说空降部队正在阿纳姆周围地区着陆。第二份报告是几分钟以后来到的，说攻击地区是阿纳姆和奈梅亨。比特里希无法与陆军元帅莫德尔司令部里的任何人取得联系，并且也不能与阿纳姆的城防司令官或者弗尔特的施图登特将军取得联系。虽然形势不明朗，但比特里希立即想到了冯·扎根将军的第十五集团军，该集团军的大部已经渡过斯海尔德河河口，逃进了荷兰。“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次空降部队的进攻，旨在遏止冯·扎根的集团军，避免让它与我们的余部联合起来。这样一来，出击目标大概就是，英国陆军将大举猛攻，越过莱茵河，进入德国。”比特里希认为，如果他的推论正确，那么这个军事行动的关键，就应该是那些阿纳姆和奈梅亨之间的桥梁。他立即让第九党卫军装甲师（霍亨施陶芬师）和第十党卫军装甲师（弗伦茨贝格师）进入战斗准备状态。
　　霍亨施陶芬师的师长瓦尔特·哈策尔中校，参加了为保罗·格拉布讷上尉的授勋后的午餐会，他“正在喝汤”的时候，比特里希的电话来了。比特里希简短地说明了形势，然后命令哈策尔“向阿纳姆和奈梅亨的方向进行侦察”。霍亨施陶芬师要立即出发，坚守阿纳姆地区，消灭在奥斯特贝克附近、阿纳姆以西的空降部队。比特里希提醒哈策尔，“迅速的行动是极其重要的。攻占和夺取阿纳姆大桥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比特里希命令弗伦茨贝格师——其师长哈梅尔将军此时正在柏林——朝奈梅亨进发，“去夺取、坚守和保卫该市的那些桥梁”。
　　哈策尔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把原定于一个小时之内、乘坐火车前往德国的霍亨施陶芬师的最后一批部队，从火车上卸下来。包括那些“丧失了作战能力的”坦克、半履带式车辆以及装甲运兵车，这些车辆他是一直决心不给哈梅尔的。哈策尔看着格拉布讷。“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他问道，“这些车辆被拆开，装在火车上了。”在这些车辆当中，有40辆属于格拉布讷的侦察营。“你能用多少时间把这些履带和大炮安上去？”哈策尔问道。格拉布讷立即把他的工兵们召集起来。“我们将在三到五个小时之内做好出发准备！”他告诉哈策尔。“在三个小时之内做完！”哈策尔厉声说道，同时朝他的司令部走去。
　　尽管比特里希将军是根据错误的理由作出了正确的估计，但他却让蒙哥马利的情报军官拒绝考虑进去的装甲师运转了起来。
　　那位奉命离开奥斯特贝克、前往陆军元帅莫德尔司令部的军官，发现他及其所部士兵的基地，就在英军的着陆区域里。党卫军精锐装甲部队训练后备营的营长、党卫军少校泽普·克拉夫特，吓得“反胃”了。他的新司令部是在沃尔夫黑策旅馆里，距离伦库姆荒原不到1英里。在附近露营的是他的两个连，第三个连被留在阿纳姆备用。从旅馆里，克拉夫特能够看到，荒原里“拥挤着滑翔机和部队，有些就在几百码之外”。他本来一直以为，空降部队要组织起来需要几个小时，但当他注视的时候，“英国人正在各处集合出发，准备作战”。他无法理解，这样一支兵力怎么会在这个地区着陆。“我所能想到的具有任何重要性的惟一的军事目标，就是阿纳姆大桥。”
　　这位吓坏了的指挥官知道，除了他的这个不满员的营之外，附近没有其他的德国步兵。克拉夫特决定，在援兵到来之前，“要由我来挡住他们，不让他们到达大桥——如果大桥是他们要去的地方的话”。他各个连的阵地大致形成了一个三角，这个三角的基地——也就是沃尔夫黑策马路——几乎与伦库姆荒原接壤。在克拉夫特司令部的北边，是从埃德至阿纳姆的大马路，以及那条从阿姆斯特丹到乌得勒支，再到阿纳姆的铁路线；在南边，乌得勒支马路经由伦库姆和奥斯特贝克，进入阿纳姆。由于没有足够的兵力维持从一条马路到另外一条马路之间的战线，所以克拉夫特决定，坚守大致从北边的铁路到南边的乌得勒支—阿纳姆公路之间的阵地。他匆忙命令他的后备连离开阿纳姆，与在沃尔夫黑策村的该营的其余部队会合。机枪排被派了出去，坚守战线的两端，而部队的余部，则在树林里成扇形散开前进。
　　尽管兵力缺乏，但克拉夫特却有一种新的实验武器可以使用：那是一种多炮管的、用火箭推进的发射筒，能够发射超大型的迫击炮弹。①有几台这样的发射筒留给了他，用于训练。现在他打算使用它们，以迷惑英国人，带来一种兵力更加强大的印象。与此同时，他命令各个由25名士兵组成的进攻小组进行锐利的突袭，这可能使那些伞兵立足不稳。
　　当克拉夫特正下达指示的时候，一辆参谋车轰响着来到了他的司令部面前，阿纳姆城防司令库辛少将匆匆走了进来。库辛以极快的速度从阿纳姆开车出来，为的是亲自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在途中，他遇见了朝东前往杜廷赫姆的陆军元帅莫德尔。莫德尔在马路上短暂地停了一下，指示库辛命令部队进入作战准备，并告知柏林事态的发展。现在，库辛朝荒原对面望去，看见英军规模巨大的空投，因而目瞪口呆。他几乎是绝望地告诉克拉夫特，他将设法在下午6点的时候给该地区送来援军。当库辛动身开车返回阿纳姆时，克拉夫特提醒他，不要走那条从乌得勒支到阿纳姆的公路，他已经接到报告，说英国伞兵正在那条公路上行进。“走旁的路吧，”克拉夫特告诉库辛，“大马路可能已经阻塞了。”库辛铁着面孔。“我能顺利通过的！”他回答道。克拉夫特注视着那辆参谋车朝公路疾驶而去。
　　他确信，库辛的补充兵员将永远不会到达，而他的小小的兵力被制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甚至就在他把部队部署在沃尔夫黑策公路沿线的时候，克拉夫特就派自己的司机、列兵威廉·劳去收拾他的私人物品。“把它们装在车里，开到德国去，”克拉夫特告诉劳，“我想我不会活着从这个地方出去了。”
　　在柏林附近的巴特萨尔诺，第十党卫军装甲师（弗伦茨贝格师）的师长海因茨·哈梅尔将军，与武装党卫军作战局局长汉斯·尤特讷少将进行了交谈，并扼要介绍了比特里希的兵力不足的第二装甲军团的困境。哈梅尔坚持说，如果要想让该军团继续成为一支有效的作战部队，那么“比特里希对人员、装甲、车辆和火炮的急迫要求就必须得到满足”。尤特讷许诺将尽力而为，但又提醒说，“在这个时候，每一支作战部队的力量都损耗了”，每个人都想得到优先，而他又不能许诺立即给予帮助。当两人交谈的时候，尤特讷的副官带着一份无线电报走进了办公室。尤特讷读了电报，然后一言不发递给了哈梅尔。电报写道:“空降部队进攻阿纳姆。立即返回。比特里希。”哈梅尔冲出办公室，上了他的汽车。从巴特萨尔诺开车去阿纳姆，需要11个半小时。对他的司机、下士泽普·兴特霍尔策，哈梅尔说道:“回阿纳姆——像魔鬼那样开！”7
　　英军第一空降师通信兵部队副指挥安东尼·迪恩-德拉蒙德少校，无法理解眼前出了什么差错。曾几何时，他的无线电接收机能完好地收到拉思伯里准将那个旅的信号，那是在该旅前往它的出击目标时，其中包括阿纳姆大桥。但现在，当拉思伯里的各个营更靠近阿纳姆的时候，无线电信号却一分钟比一分钟弱了。迪恩-德拉蒙德的通信兵报告一个接着一个，那些报告既令他不安，又令他困惑。他们根本无法与一些装载在吉普车上的无线电接收机取得联系，而从别的地方接收到的信号也太微弱了，几乎听不见。然而拉思伯里旅的各个营，以及弗雷迪·高夫少校的侦察部队，又不可能会在两三英里之外的地方。
　　尤其令迪恩-德拉蒙德关注的，是拉思伯里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对厄克特将军的作战指挥，又至关重要。迪恩-德拉蒙德决定派一辆吉普车，带着无线电接收机和机务员，去收听拉思伯里的信号，然后再把那些信号传送到师部。他指示这个队伍，在师部与拉思伯里的移动通信系统中间的一个地点把设备装置起来。时间没过多久，迪恩-德拉蒙德便听见了这个中继队伍转发的信号。他们的无线电接收机的范围似乎大幅减少了——原本，这种“角度为22度”的无线电接收机，最低限度也应该能够起码在5英里的范围之内有效运作——而且信号也很微弱。他推论，不是无线电接收机未能正确行使功能，就是机务员的位置不好，没有把信号送出来。在他倾听着的时候，信号一度甚至完全消失了。迪恩-德拉蒙德无法用无线电与任何人取得联系，一支乘坐两辆带有无线电接收机的吉普车的美军通信机务特别队伍，也无法用无线电与任何人取得联系。这支特别队伍是在17日起飞的几个小时之前，匆匆组建起来并来到英军空降师司令部的，他们将操作地对空的“非常高频率的”无线电接收机，以便把战斗机召来，进行近距离的支援。在战斗的最初几个小时里，这些带有无线电接收机的吉普车本来可能使情况大为不同，但情况恰恰相反，它们却被发现毫无用处。这两辆吉普车上的无线电接收机都没有调整好频率，因而也就没有能够把战斗机召进来。这个时刻，战斗还没有开始，英军的无线电通信系统就已经完全失效了。①8
　　就像接到了信号似的，当运送第八十二空降师的飞机靠近空投场的时候，德国人的大炮开火了。詹姆斯·M. 加文准将朝下望去，看见地面炮火从与马斯河-瓦尔河运河平行的一条战壕里喷射而出。在树木茂盛的地区，敌人那些一直沉默躲藏到现在的排炮，也开火了。在注视着的时候，加文揣测，他以一种预料到的风险做基础而为第八十二师制定的作战计划，是否可能会失败。
　　这个师负责坚守市场花园行动走廊的中段，因而就有范围广泛的出击目标，从南到北约10英里，从西到东12英里。加文将在格拉夫大桥的西端附近空投一个伞兵连，该桥将通过奇袭攻击予以夺取，除此之外，加文还挑选了三个伞降地区和一个大的着陆区域。那个大的着陆区域将能容纳他的50架韦科型滑翔机，另外加上弗雷德里克·布朗宁将军的英军第一空降军司令部的38架霍萨型和韦科型滑翔机。加文命令，只有一个空投场，也就是在上拉瑟尔特北边的那一个，将由伞降信号员把它标出来，而另外的三个，靠近格鲁斯贝克山脊和德国边界，则故意不予标出。加文的伞兵和滑翔机，将在没有供识别的灯标或烟雾的情况下着陆，目的是在着陆地区迷惑敌人。在第八十二师着陆大约13分钟以后，布朗宁将军的司令部将着陆。
　　加文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敌人的坦克可能突然从沿着德国边界的国家森林里出现，森林就在他最大的滑翔机着陆区和空投场的东边。出于这个原因，他下达了两个非同寻常的命令：为了既保护他的师又保护布朗宁的司令部，他指示伞兵，要在靠近他们能够从空中发现的任何防空排炮的地方跳伞，并尽可能快地使那些排炮成为无用之物。这是空降历史中的第一次，他们将在整整一个营的野战炮兵中间伞降，他们要踏上的那个直接面对着森林的区域，距离德国边界大约1英里半。现在，看着猛烈的防空炮火，考虑到国家森林里可能有敌人的坦克，加文很清楚，尽管他已经为几乎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作了计划，但第八十二师的官兵面对的仍会是一个棘手的任务。
　　加文手下的那些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老兵从来都没有忘记，在圣母教堂村他们遭到了屠杀。由于意外地伞降在那个村子里，他们在落地时便遭到了德国人机关枪的射击，许多人的降落伞落在电话线上以及村庄广场四周的树上，他们无助地挂在那里，被杀死了。直到圣母教堂村最终被本·范德弗特中校夺取之后，那些死了的伞兵才被割断绳子放下来埋葬。现在，当第八十二师准备在荷兰上空伞降的时候，有人对仍然在他们身后用钩子固定着的人喊道:“记住圣母教堂村！”尽管边跳伞边用枪扫射是一种有风险的做法，但许多伞兵还是在跳伞过程中扣动他们的扳机。
　　布赖恩德·博丁上尉在格鲁斯贝克山脊附近的空投场下落时，看到自己正好是从一些德国防空补充兵员的上面下降，大炮正在瞄准他。博丁开始用他的四五式科尔特牌手枪射击。“突然我意识到，”博丁记得，“这是多么的徒劳，用我的不起眼的小手枪瞄准，与此同时又在大口径的大炮的上方来回摆动。”博丁在靠近高射炮的地点着了陆，把炮组人员全都俘虏了。他认为，那些德国人是“给吓了一大跳，结果一炮没打响”。
　　詹姆斯·J. 科伊尔中尉以为，他正要在一个德国人的帐篷医院上面着陆。突然，敌军从帐篷里涌了出来，开始朝架在环形防线四周的口径为20毫米的高射炮跑去。他于是也从手枪皮套里拔出了他的四五式手枪，但降落伞开始来回摆动起来，让科伊尔飘离了那个帐篷。其中的一个德国人转头向科伊尔的方向跑来。“我连一枪都无法朝那个德国佬发射过去，”科伊尔回忆道，“这一瞬间，我的手枪指向地面，而到了下一瞬间，却又瞄准了天空。我确实还够清醒，又把那把科尔特牌手枪放回皮套，这样我就不会丢掉它，也不会在我摔倒的时候打着自己。”在地上，甚至在试图从降落伞吊带里摆脱出来之前，科伊尔就再次拔出了手枪。“那个德国佬现在只在几码远的地方，不过他的动作显示好像他不知道我的存在似的。我突然意识到，他并不是朝我跑来，他只是在逃跑。”当那个德国人从科伊尔身边匆匆跑过的时候，扔掉了枪和钢盔，科伊尔可以看出，“他只是一个孩子，大约18岁的样子。我无法朝一个没有武器的人开枪。我最后看到那个孩子的时候，他正在朝德国边界跑去。”
　　当曳光弹开始撕裂降落伞的伞盖的时候，列兵埃德温·C. 劳布勃然大怒，他有意地使降落伞侧滑，这样他就能在那个高射炮的旁边着陆。劳布并没有卸下他的降落伞的吊带，而是在身后拖着他的降落伞，手持冲锋枪突然袭击那些德国人。他杀死了一个德国人，抓获了其余的人，然后用可塑炸弹炸毁了高射炮的炮管。
　　尽管官方认为，在格鲁斯贝克地区降落的第五○五营和五○八营遇到的抵抗是微不足道的，但在这些区域四周的树林里，还是有数量可观的防空炮火和轻武器火力。第八十二师的伞兵们并没有等候集合，而是以单兵或者小组形式，蜂拥着越过这些小股的抵抗部队，并迅速制伏了他们，把他们俘虏。与此同时，战斗机在树梢上面飞速掠过，用机关枪朝敌人的炮台射击。而在对抗这些低空进攻方面，德国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几分钟的时间里，就有3架战斗机被击中，之后在树林的附近坠毁。上士迈克尔·乌莱蒂奇看见了其中的一架。那架飞机横向翻滚着越过了空投场，当它最终停下来的时候，只有机身完好无损。几分钟以后，飞行员出现了，好像并没有受伤，他站在飞机的残骸旁，点着了一支香烟。乌莱蒂奇记得，那位被击落的飞行员仍然和连队呆在一起，做了一名步兵。
　　从陆地上，上士詹姆斯·琼斯看见，一架P-47型飞机在大约1500英尺的高度上着了火。他预料，飞行员将会跳伞逃生，但飞机却落了下来，在空投场上滑行，然后折断。机尾啪的一声断了，发动机滚到一边，座舱在田野里停了下来。琼斯相信飞行员一定是死了，但当他注视的时候，飞机的座舱盖朝后滑动敞开了，然后“一个一头黄发的小个子，没有戴帽子，腋下夹着一支四五式手枪，向我们跑来”。琼斯记得，他问道，“老弟，你干吗不跳伞呢？”那位飞行员咧着嘴笑了。“该死，我害怕跳伞。”他告诉琼斯。
　　就在着陆并收拾好自己的装备之后，参谋军士拉塞尔·奥尼尔注视着一架P-51型战斗机俯冲下去，对附近的一个隐藏着的德国阵地进行低空扫射。飞机在飞过机枪掩体两次以后被击中了，但飞行员却将飞机盘旋起来，安全地以飞机的腹部着了地。按照奥尼尔的说法，“这个家伙跳了出来，朝我跑来，同时喊道，‘给我支枪，快！我知道那个狗娘养的德国佬在哪里，我要抓住他。’”当奥尼尔在身后凝望着他的时候，那位飞行员一把抓过一支步枪，全速朝树林跑去。
　　在18分钟之内，第八十二师的第五○五团和五○八团的4511名伞兵、工兵和70吨重的装备，在他们的空投场上或者附近着了陆，这些地方包括树木茂盛的高地以东的格鲁斯贝克镇。当官兵们集合起来，走出空投场，前往出击目标的时候，特别的伞降信号员队伍又为炮兵的空投、第82师的滑翔机部队以及英军的军司令部标出了界线。到目前为止，加文将军冒着预料到的风险的行动，获得了成功。然而，尽管在这两个团之间的无线电联系立即建立起来了，但与第五○五团一起跳伞的加文，要想知道在西边8英里之外所发生的事情，却为时过早，那里是第五○四团的伞降地，位置在上拉瑟尔特的北边。他还不知道，对格拉夫大桥所进行的特别攻击，是否正按计划进行。
　　就像八十二师的其余飞机一样，运送鲁本·H. 塔克上校的第五○四团的137架C-47型飞机，在接近上拉瑟尔特空投场的时候，遭遇到了时断时续的高射炮火。和在别的地区一样，飞行员们保持航向，到下午1：15的时候，大约2016名人员开始跳伞。有11架飞机稍微向西转了方向，朝一个小的伞降点飞去，那个伞降点在格拉夫附近的马斯河上，位于那座极其重要的1500英尺长的9孔大桥旁边。这些C-47型飞机运载着爱德华·韦勒姆斯少校的第二营的E连，前往第八十二师的最关键的出击目标，他们的任务，就是从西边的入口突然袭击大桥。而韦勒姆斯第二营的余部，则要从上拉瑟尔特出击，前往大桥的东边。如果不能迅速而且完好无损地夺取格拉夫大桥，那么市场花园行动的紧凑的安排就不能维持下去。失去这座大桥，可能意味着整个行动的失败。
　　当E连的飞机朝西边的攻击点飞去时，排长约翰·S. 汤普森中尉能够清楚地看见马斯河、格拉夫镇、他右边上拉瑟尔特附近的第五○四团的大规模跳伞，然后，他又看见了自己所在的连队将要空降的壕沟成列的田野。当汤普森还在注视的时候，这个连别的人已经跳出了飞机，朝格拉夫大桥落下去，但在中尉的C-47型飞机的里面，绿灯还没有闪亮。当绿灯闪亮时，汤普森看到，他们就处在一些建筑的正上方。他等了几秒钟，看见了对面的田野，于是和他的排一起跳了下去。由于出了一个幸运的差错，他和他的士兵落地的地方，距离大桥的西南端只有大约500码或者最多600码远。
　　汤普森听得见，从格拉夫方向传来了起伏不定的射击声，但在大桥的四周，似乎一切都是安静的。他不知道，他究竟是该等到连队的其他人赶到，还是现在就用他排里的16个人来进行攻击。“既然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因而我就决定进攻。”汤普森说道。汤普森派下士休·H. 佩里回去见连长，要他送去一个简短的信息:“我们要前往大桥。”
　　来自镇子和附近建筑物的射击现在更猛烈了。汤普森率领他的排隐蔽在附近的排水沟里，士兵们在前往大桥的时候，不得不在深达脖子的水中跋涉。他们开始遭到一个靠近大桥的高射炮塔的射击，汤普森注意到，抱着口袋的敌军士兵们，正在渡口附近的一座建筑里跑进跑出。他认为，那一定是一个维修工厂或者发电厂。汤普森害怕，那些德国人是在把爆破炸药送到大桥，准备把桥炸掉，他于是迅速部署士兵，包围那座建筑，然后开火。“我们用机关枪扫射这个地区，攻占了发电厂，发现有4个德国人死了，1个人负伤，”汤普森回忆说，“显然，他们抱着的是他们的个人装备和毯子。”突然，有两辆卡车从格拉夫沿着马路疾驶过来，朝大桥开去。汤普森的一个士兵击毙了其中一个司机，那辆卡车歪歪扭扭地驶离了马路，车上的德国人乱作一团，爬了出来。第二辆车也立即停了下来，车上的士兵跳到地上。汤普森的士兵开火了，但那些德国人并没有表现出作战的意愿。他们没有还击，而是跑开了。
　　那个高射炮塔仍然在开火，不过这个时候，炮弹只是从这个排的头上飞过去。“那些炮手无法把那门22毫米的高射炮压得足够低来射击我们，”汤普森记得。排里的火箭筒手列兵罗伯特·麦格劳，朝前面爬去，在大约75码的距离上发射了三发火箭弹，其中有两发射进了塔的顶部，于是那门大炮不再发射炮弹了。
　　虽然河对岸，在桥的远端一个炮塔里，还有一门配对的口径为22毫米的大炮在发射，但汤普森和他的士兵还是摧毁了电力设备和电缆，他们怀疑它们与炸桥的炸药相连接。然后，这个排在大桥西南入口的马路上设置了路障，埋下了地雷。在他们摧毁的那个高射炮塔里，他们发现炮手死了，但口径为20毫米的火炮却没有损坏。汤普森的士兵立即用这门大炮，朝河对岸的那个高射炮塔开炮。他知道，他们排将很快得到从后面赶来的E连其余人的支援，而且稍后不久，还会得到韦勒姆斯少校全营的支援，就是现在，韦勒姆斯少校的那个营正从上拉瑟尔特急速前进，以便夺取大桥的东北端。就汤普森中尉而言，他认为主要的出击目标已经夺取了。①
　　现在，塔克的第504团的其余两个营，就像轮子上的辐条一样，正在向东进发，前往在马斯河-瓦尔河运河上的那三个马路渡口和铁路桥。急速前往那座大桥的，还有第五○五团和五○八团的部队，他们决意要从对面一端夺取渡口。对于市场花园行动的进军来说，这些出击目标并非全都至关重要。加文希望，在攻击的突然性和随之带来的混乱当中，能够把这些目标全部夺取，但在开始时，除了至关重要的格拉夫大桥之外，再夺取一个目标就足够了。
　　为了把敌人搞糊涂，为了保卫他的阵地，为了保护布朗宁将军的司令部，并在伞兵们前往他们的出击目标的过程中给他们提供帮助，加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的榴弹炮——现在，第三七六伞兵野战炮兵营的火炮正在到来。在以前的作战行动中，曾经空投过小股的炮兵部队，但他们被散开在很大的地方，集合和射击的行动都十分缓慢。此刻前来的这个有544名士兵的炮兵营，是精心挑选出来的，每一个人都是有丰富经验的伞兵。在运送这个营的48架飞机当中，装载有大炮——12门口径为75毫米的榴弹炮，每一门榴弹炮都拆卸成7个部分。这些榴弹炮将被首先空投，然后空投大约700轮次的炮弹。C-47型飞机鱼贯飞临，大炮迅速相继滚落下来，军火和士兵随即伞降，全都几乎完美地完成了着陆。
　　有一个事故，却差点儿造成了行动的停顿。率领第三七六营的威尔伯·格里菲思中校在跳伞时摔断了脚踝，不过他的部下迅速劫掠了一辆荷兰手推车，推着他。“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种情形，”奥古斯丁·哈特少校回忆说，“上校① 被推着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同时又吼叫着，命令每一个人都以最快的速度集合。”集合完毕，格里菲思又被手推车推到加文将军面前，在那里他报告说∶“长官，大炮进入阵地，随时可以开火。”恰好一个小时，这次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空投之后，整个营集合起来，而其中的10门榴弹炮已经开炮了。
　　第八十二师的野战炮兵着陆14分钟以后，运载着反坦克营、工兵、师司令部人员、火炮、拖车和吉普车的韦科型滑翔机，开始进入着陆区。离开英格兰的50架滑翔机中，除了4架之外，全部到达了荷兰。然而，并非全都是在它们的着陆区域着陆，有些滑翔机偏离了一两英里。有一架滑翔机的副驾驶是安东尼·杰德齐斯基上尉，这架滑翔机摆脱拖航飞机的时间晚了一些，杰德齐斯基恐怖地看到，“我们直接朝德国人冲去，进行着一次一架滑翔机的入侵”。驾驶员做了一个180度的转弯，开始寻找着陆的地方。杰德齐斯基记得，当到达地面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机翼插在一个大干草堆里，另外一个机翼插在一个篱笆里，而机头插在地里。当我看到泥土在我的膝盖上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脚是否还是我身体上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听见一门口径为88毫米的大炮的讨厌的炮声，于是，我们就在丝毫说不上平坦的地方，把吉普车拖了出来，乘上它，急速朝我们自己的地区驶去。
　　他们比约翰·康奈利上尉走运，康奈利的驾驶员在进场着陆的过程中被打死了。康奈利以前从未驾驶过滑翔机，此时他抓起操纵装置，就在边界的德国一侧把这架韦科型滑翔机降落了下来，地点在6到7英里以外的地方，维勒镇附近。只有康奈利和另外一个人没有被捕获。他们躲藏起来，等待夜幕的降临，最终，两人在9月18日的上午10时左右回到他们的部队。
　　第八十二空降师总计成功地带进了7467名伞兵和空降兵。最后在这个地区着陆的，是运送弗雷德里克·布朗宁将军的军司令部的35架霍萨型和韦科型滑翔机。有3架滑翔机在前往空投场的途中丢失了，其中两架是在到达欧洲大陆之前丢掉的，而第三架，是在弗尔特的南边、施图登特将军的司令部附近坠毁的。布朗宁的司令部几乎就是在德国边界上着的陆。“高射炮火如果有的话，也是微乎其微，而且几乎没有敌人的抵抗，”布朗宁的参谋长戈登·沃尔什准将记得，“我们在国家森林西边大约100码的地方降落，我的滑翔机离布朗宁的滑翔机大致有50码远。”
　　率领着滑翔机飞行员团的乔治·S. 查特顿上校，操纵着布朗宁的霍萨型滑翔机的装置。飞机在一个电缆上刮掉了一个前轮，然后滑进了一块卷心菜地里。“我们出来了，”查特顿回忆道，“布朗宁朝四周看了一下，说道:‘老天作证，我们到了，乔治！’”在不远处，沃尔什准将看见，布朗宁越过着陆区，朝国家森林跑去。几分钟以后他返回了，向沃尔什解释说:“我想成为在德国撒尿的第一位英国军官。”
　　在布朗宁的吉普车卸下来时，几发德国人的炮弹在旁边爆炸了。查特顿上校立即扑向最近的一个壕沟。“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布朗宁站在我的上方，就像某种探险者一样，问道:‘乔治，你在那里面究竟要做什么？’”查特顿坦率地说道:“我在很好地躲藏，长官！”“唔，你可以很好地不再躲藏了，”布朗宁告诉他，“我们该走了。”从紧身短上衣的一个口袋里，布朗宁取出了一个包着面巾纸的小包裹，他把小包裹递给查特顿，说道:“把它放在我的吉普车上。”查特顿打开面巾纸，看到里面有一面三角旗，三角旗栗色的背景上面，是一匹淡蓝色的带有双翼的飞马，这是英军空降部队的标记。① 三角旗在吉普车的保险杠上飘扬着，花园行动部队的司令官开车离开了。
　　在阿纳姆以西的轮库姆荒原，内维尔·海中尉，这位受过高级培训的专家、收集情况的“鬼怪式”联络部队的负责人，正在大惑不解。他的专家组把无线电接收机，连同专用天线安装了起来，期望能立即与布朗宁将军的军司令部取得联系。海中尉在着陆时优先考虑的事情，就是与军部接通，并给出他的位置。早些时候他已经得知，师部的通讯系统出了故障。他先前认为，问题将会出现在皇家陆军通信兵团的那些缺乏经验的机务员身上，但始料不及的是，他所遭遇到的困难却是出自自己的部下。“我们在着陆区域安装好设备，尽管有松树树林遮蔽着，但以前在比这糟糕得多的乡下我们也能够接通，”他记得，“我们一试再试，但什么也没有接收到。”在能够发现问题出在哪里之前，他无法把厄克特将军那个师的进展告知布朗宁将军，也无法把布朗宁的命令转发给英军第一空降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荷兰的电话系统却在充分运转，包括奈梅亨的PGEM发电厂当局所拥有和操作、并与全省联系的一个特别电话系统。倘若海知道这一点的话，那么他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在荷兰抵抗力量的帮助下，拿起电话来。
　　在15英里以外的地方，布朗宁将军的司令部已经开始出现焦虑，司令部设在格鲁斯贝克山脊的边上。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两个大无线电接收机，在着陆时都损坏了，布朗宁的无线电接收机是安全着陆的，他将其中的一台分配给了第八十二师，这确保了他与加文将军的通信能够立即进行。军部的通信部已经与登普西的英军第二集团军、空降军在英格兰的后方司令部取得了无线电联系，布朗宁也与第一○一师取得了联系，但通信部却未能用无线电与厄克特的师取得联系。沃尔什准将认为，军通信部难辞其咎。“在这次行动的计划作出之前，我们要求应该有一个合适的司令部通信部，”他说道，“我们震惊地认识到，我们的无线电接收机不够好，司令部里的通信兵能力差，又没有经验。”虽然布朗宁能够指挥并影响第八十二师、第一○一师，以及霍罗克斯的第三十军，但是此时此刻，阿纳姆的那个至关重要的战役，却在他的控制之外。正如沃尔什所说:“我们完全不知道，在阿纳姆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一种逐渐生成的瘫痪已经开始影响蒙哥马利的计划了。但在这个早期阶段，没有人知道这一点。在市场花园行动的整个地区，大约2万名盟军官兵身在荷兰，他们前去要为花园行动的庞大部队夺取桥梁，并保持走廊的畅通。按预定计划，花园行动的先头坦克部队，将在夜幕降临的时候与第一○一师的伞兵们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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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默兹河-埃斯考河运河附近一家大工厂的平屋顶上，英军第三十军司令布赖恩·霍罗克斯将军，注视着巨大的空降滑翔机编队的最后一架飞机，从他正在等待的坦克上空飞过。自上午11时以来，他就一直呆在屋顶上，如他所说，“我有大量的时间思考。”这个巨大的机群景象是“给人以安慰的，但我却一点也不抱幻想，不会以为这将是一场容易的战役”。他一丝不苟地把每一个可能的意外事件都考虑了进去，他甚至命令部下，有关食品、汽油和弹药，能携带多少就携带多少，“因为我们有可能出乎意料地靠我们自己”。有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将军无法排遣，不过他并没有与任何人讨论过这件事——他不喜欢在星期日进攻。“在这场战争期间，我所参加的凡是在星期日发起的战斗或者进攻，没有一个是完全成功的。”他拿出他的双筒望远镜，研究那条白色缎带般的马路，马路朝北延伸，通向瓦尔肯斯瓦德和艾因霍温。霍罗克斯感到满意的是，空降攻击已经开始了，他于是下令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开始进攻。下午2：15，随着雷鸣般的咆哮声，大约350门火炮开火了。
　　这个轰炸破坏力极强，成吨的炸药猛击着前面的敌人阵地。当爱尔兰近卫团的坦克笨拙地移动到出发线的时候，那片覆盖纵深5英里，集中在一个宽1英里的前线的飓风般的炮火，使得大地在爱尔兰近卫团的坦克下面震颤。先头装甲兵连的后面，几百辆坦克和装甲车开始缓慢地从它们的停放阵地驶出，准备在第一批坦克出发的时候列成战阵。天空上，就像在“出租车候车站”① 等候客人的发射火箭的台风式战斗机群，正在不断盘旋，等待爱尔兰近卫团的指挥官乔·范德勒中校，指示他们冲向前面的目标。下午2：35，基思·希思科特中尉站在三连先头坦克的炮塔上，朝他的麦克风喊道:“驾驶员，前进！”
　　坦克从桥头阵地隆隆驶出，以每小时8英里的速度在马路上前进。现在，炮兵的炮火烟幕升了起来，以完全相同的速度在装甲车的前面爬行着。坦克手们能够看见，炮弹就在他们前面不到100码的地方爆炸。当各装甲连向前推进，被吞没在掩护炮火的烟尘当中的时候，士兵们有时都不知道，坦克究竟能否安全地处于他们自己的炮火后面。
　　跟在先头连后面的，是乔·范德勒中校和他的堂弟贾尔斯的巡逻车。范德勒站在自己的车上，能够看见，不论前面还是后面，步兵们坐在坦克上，每一辆坦克都用黄色的长条旗予以标记，为的是向空中的台风型战斗机表明身份。“那种喧闹声是无法想象的，”范德勒记得，“但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现在，先头坦克已经冲出了桥头阵地，正在越过荷兰边界。三连连长米克·奥科克上尉用无线电回答:“进军情况良好。先头连已经突破。”然后，只有几秒钟，画面改变了。正如范德勒所回忆的:“德国人开始真正黏住我们。”
　　德国炮手隐蔽在马路两边的十分隐秘的加强阵地里，他们不但在掩护炮火的猛烈轰炸中活了下来，而且还等候着，让掩护炮火从他们上面通过。德国人没有开火，让最先的几辆坦克过去。然后，在两分钟之内，先头连的3辆坦克和下一个连的6辆坦克便被击中，失去了战斗力。那些坦克燃烧着，毁坏了，在半英里的马路上狼藉一片。“我们刚刚越过边界便遭到了伏击，”西里尔·拉塞尔中尉回忆说，“突然，前面的坦克不是侧滑越过了马路，就是在原先的地方燃烧。我突然可怕地意识到，下一辆坦克就是我正坐着的那一辆。我们跳进了路边的壕沟里。”正当拉塞尔向前走去，要看看排里的其他人情况如何的时候，一挺机关枪开了火，他胳膊中弹，朝后跌落进壕沟里。对拉塞尔来说，战争到此结束。①
　　一等兵詹姆斯·多加特的坦克被击中了。“我记得，我并没有看见或者听见爆炸，”他说道，“我突然平躺在了一个壕沟里，坦克倚靠在我的上方。我的胸前有一支布伦式轻机枪，旁边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的胳膊几乎被打断了。不远处，另外一个人也死了。坦克着火了，我回想不起来，坦克手当中有谁活着出来。”
　　巴里·奎南中尉在先头连的最后一辆坦克里，他记得，他的谢尔曼型坦克向左折进了一个壕沟，奎南认为，驾驶员在试图绕过前面正在燃烧的坦克。但坦克随即被一发炮弹击中了，驾驶员和副驾驶都被炸死了。谢尔曼型坦克燃烧起来，奎南的炮手“试图从坦克的舱口盖爬出来，同时把我从回转炮塔上拉出来，这时我意识到，我们的坦克中弹燃烧了”。当从坦克爬出来的时候，奎南看到，别的坦克从后面跟了上来。那些坦克也一辆又一辆地被击中。“我看到，有一辆坦克的指挥官试图不让吞没了整个坦克的那片火焰烧着他的脸。”
　　突破在真正开始之前就被阻挡住了，9辆毁坏的坦克现在堵住了道路。从后面赶来的连队无法前进，而即使他们能够绕过那些坦克残骸，隐蔽的德国炮手也会逐个瞄准射中他们。为了使进攻继续，范德勒召来了那些能够发射火箭的台风型战斗机，坦克发射出紫色烟雾炮弹，以标明疑似的德军阵地，在这些烟雾的指引下，战斗机发着尖锐刺耳的声音俯冲下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台风型战斗机作战，”范德勒回忆说，“那些飞行员的胆量使我惊愕。他们飞了进来，每次一架，就在我们自己的掩护炮火当中飞过去。有一架飞机就在我的正上方解体了。那真是难以置信——大炮在发射，飞机在咆哮，人们在喊着、咒骂着。就在这一切的当中，师部问战斗进行得怎样。我的副指挥干脆举起麦克风，说道:‘听吧。’”
　　就在飞机朝下猛扑向它们的目标的时候，范德勒派了一辆装甲推土机，把燃烧的坦克推出马路。在几英里长的马路上，一片混乱喧闹的战斗场面，一直朝后延伸到范德勒本人的汽车，以及皇家空军的通信车，这些通信车正按照需要召唤台风式战斗机进行俯冲。空军中尉唐纳德·洛夫，是战斗侦察机的飞行员，却又附属于通信部队，他现在确信，他根本不应该自告奋勇做这个工作。当空军少校马克斯·萨瑟兰指挥着台风型战斗机的时候，洛夫从通信车里出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黑色的烟雾从前面的马路上滚滚升起，一辆就在通信车面前的反坦克大炮运输车着火了。当洛夫注视的时候，一辆运送布伦式轻机枪的履带式小型装甲车，正运载着伤员沿马路返回。有一个人的肩膀被炸掉了，衣服烧焦了。“我确信我们被包围了，”洛夫说道，“我吓坏了，不断地纳闷，为什么我不呆在空军里，我本来就属于空军嘛。”
　　按照罗兰·S. 兰顿上尉的描述，在后面更远处停止前进的纵队里，那些正在等候的坦克手们，感到了“一种奇怪的无能为力。我们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兰顿看到，步兵正赶来，清理马路两边的树林，他们的前面是两辆运送布伦式轻机枪的履带式小型装甲车。兰顿认为，这些士兵可能是第四十三步兵师的一个先头部队。“突然我看见，这两辆装甲车都被抛到了空中，”兰顿记得，“他们触到了敌人的地雷。”当烟雾消散的时候，兰顿看到，“尸体挂在树上。我不知道有多少尸体，要说得出是不可能的。每一个大的树枝上都挂着尸体的碎片”。
　　台风型战斗机就在离他们几码远的地方射击，英军步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神色严肃地把躲藏在战壕里的德国人找出来。一等兵多加特刚刚从着陆的那个壕沟里逃出来，他的坦克又被击中了。他快速跑过马路，跳进了敌人的一个空无一人的狭长掩体。“与此同时，有两个德国人——一位是没有穿外套的年轻人，另外一位是个大约30岁的相貌粗鲁的坏蛋——紧随着我从对面跳了进来。”多加特说道。多加特毫不犹豫，踢了那个年纪大的德国人的脸，那个年轻一点的德国人，立即吓得投降了。多加特端着步枪，押送着他们沿着马路往回走，“身边是川流不息的其他德国人，他们全都用手抱着头跑。那些跑得太慢的人，屁股上就会被迅速踢上一脚”。
　　那些毁坏了的坦克现在已经被清理出去，从树林里，壕沟里，在干草堆四周以及马路上，又传来了斯特恩式轻机枪的突突射击声，那是步兵在肃清残敌。近卫团的士兵们毫不宽容，对狙击手尤其不宽容。士兵们记得，那些战俘被命令在马路上快步行进，当他们慢下来时，就立即有刺刀戳他们。有一个战俘在越来越长的行列中试图逃走，但附近有不止一个连的盟军步兵，有几个步兵回忆——用其中的一个人的话来说就是——“那个念头一进入他的脑子，他就被击毙了。”
　　乔·范德勒看到，战俘被押送着经过他的巡逻车。当一个德国人走来的时候，范德勒发现了一个突然的动作。“那个杂种拿出一枚他藏起来的手榴弹，扔向我们的一辆运炮车。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运炮车被炸毁了，我看见我的一个军士躺在马路上，一条腿被炸掉了。从各个方向射来的机关枪子弹把这个德国人打成了筛子。”
　　在他的指挥所里，霍罗克斯将军得到了消息，说马路正在逐渐被清理出来，步兵尽管蒙受了巨大的伤亡，却已经击溃了两翼的德国人。正如他后来所说:“那些爱尔兰人① 已经对被敌人射击感到厌倦了，他们突然发了脾气，这些伟大的战士们往往就是这个样子。”
　　也许火气最大的，莫过于第二营的情报官埃蒙·菲茨杰拉德上尉了，他审问了被俘的一门反坦克炮炮组人员。按照贾尔斯·范德勒中校的说法:“菲茨杰拉德有一种有趣的榨取情报的方式。他是一个巨人般的大个子，能说一口精彩的德语，但却带有一种蹩脚的口音。他的素来的做法就是拔出手枪，抵着德国人的肚子，站得尽可能地近，冲着那人的脸大声提问。”范德勒始终认为，其结果“确实极令人满意。在审问了这个炮组的人员之后没过几分钟，我们的坦克便以值得赞扬的精确，逐个击中了德国人伪装起来的反坦克阵地，马路得到了充分的清理，使我们得以继续进军”。
　　爱尔兰近卫团的许多人认为，中士伯蒂·考恩改变了这个战斗的形势。考恩指挥着一辆带有发射17磅重炮弹的大炮的谢尔曼型坦克，他发现了德国人的一个反坦克阵地，只打了一炮，就把它摧毁了。在战斗的过程中，指挥该连的爱德华·G. 泰勒少校吃惊地看到，有一个德国人正站在考恩的坦克上面指挥作战。他看见，那辆坦克穿过马路不停地开火，接着，由于泰勒本人也在忙着，于是忘记了这个事件。后来泰勒得知，考恩击毁了3门德国大炮。“当我能腾出时间的时候，去向他表示祝贺，”泰勒说道，“考恩告诉我，在他的坦克上面的那个德国兵，是他攻占的第一个阵地的炮组负责人，那个炮组投降了。”那个德国人受到了菲茨杰拉德上尉的审问，然后又被送回给考恩，在考恩那里他显得“非常合作”。
　　爱尔兰近卫团又上路了，但持续不断的战斗还在继续。德国人的外壳比任何人预料的都要坚硬得多。在俘虏当中，有著名的伞兵营的人，令英国人惊讶不已的是，还有第九和第十党卫军装甲师富有作战经验的步兵：他们是威廉·比特里希将军派去增援施图登特第一伞兵集团军的作战部队。更加令人吃惊的是，有些俘虏被发现是属于冯·扎根将军的第十五集团军。爱尔兰近卫团的作战日志记载:“我们的情报部门在一整天的时间都是既惊讶又义愤：一个又一个的德国团出现了，而那些德国团根本就没有权利出现在那里。”
　　霍罗克斯将军本来预料，他的先头坦克将会“两个到三个小时之内的时间里”，行驶13英里到达艾因霍温。宝贵的时间丧失了，爱尔兰近卫团只能行驶7英里，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到达瓦尔肯斯瓦德。至此，市场花园行动已经不祥地落后于预定的时间了。
　　为了尽可能地机动，马克斯韦尔·D. 泰勒将军的滑翔机带进来的大多是吉普车，而不是火炮。英国人晚到了艾因霍温，这个事实是一个打击。泰勒本来希望，能够得到连绵15英里的走廊里的坦克手们大炮的支持，而那个走廊又是“尖叫的老鹰”所必须控制的。泰勒的荷兰联络官发现了形势的真相——美军第一○一空降师将不得不比预期时间更久地独立作战——而且几乎立即就要独立作战：在抵抗力量的帮助下，他们使用电话得知，英国人那儿现在正发生什么事情。
　　泰勒的伞兵们以闪电般的速度攻占了费赫尔，那是走廊最北边的出击目标，同时又攻占了费赫尔的4个渡口——那是在阿尔河和威廉斯运河上的铁路桥和公路桥。激烈的战斗也许会接踵而来，然而，这4个出击目标在两个小时之内就攻占了。再往南，在费赫尔与索恩的中间，圣奥登罗德镇以及该镇多梅尔河上的公路渡口，相对来说攻占得轻而易举。按照荷兰的官方电话工作日志的说法，国家电话交换局的一位忠诚的话务员约翰娜·拉图沃斯听见，“一个清楚明白的美国嗓音，在14：25的时候出现在圣奥登罗德一号线上，要求接瓦尔肯斯瓦德，随后的通话持续了40分钟”。
　　美国人迅速得知，花园行动的先头部队还没有到达瓦尔肯斯瓦德。现在看来，已经延误了的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不大可能在夜幕降临之前到达走廊南端的艾因霍温，而这样时间就会太晚了，无法帮助美国人夺取并控制他们的那些分布广泛的目标。第一○一师的官兵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但现在，他们遇到了难题。
　　在泰勒的出击目标当中，最为紧迫的就是索恩的威廉明娜运河上的公路桥，大致在艾因霍温以北5英里处。作为万一这个主要的交通干线被炸掉时的应急计划，泰勒决定夺取贝斯特运河上的一座桥，那是在西边4英里的地方。由于这座桥被认为是次要的，所以只派了第五○二团的一个连去贝斯特，而且据认为，只会有几个德国人在那里。泰勒的情报部门并没有意识到，施图登特大将的司令部，就在第一○一空降师的空投场西北方向约10英里处，而且刚刚到达的冯·扎根的第十五集团军，正驻扎在附近的蒂尔堡。这些兵力中，有瓦尔特·波普少将的遭到重创的第五十九步兵师，外加上数量可观的火炮。
　　刚刚接近大桥，H连就用无线电发出信息，说它遇上了敌人的路障，遭遇到有力的抵抗。这个信息标志着一场伤亡惨重的战斗的开始，这场战斗不仅将持续整个夜晚，还会延续到随后两天的大部分时间。以一个连的单独作战行动开始的战斗，最终把一个整团以上的人都卷入了进去。但H连的英勇的官兵，尽管伤亡惨重，却已经在减弱德国人的最初的、强大得出乎预料的打击了。
　　当H连朝位于贝斯特的大桥进发的时候，罗伯特·F. 辛克上校的第五○六团也正前往位于索恩的那个主要的公路大桥。在部队抵达村子的北郊之前，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然后他们遭到德国人一门口径为88毫米的大炮的轰击。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先头部队用一支反坦克火箭筒摧毁了这个炮位，击毙了其炮组人员。美国人穿越街道进行战斗，到了离运河还不到50码的时候，大桥被炸掉了，瓦砾落在这些伞兵的四周。辛克上校原定于要在晚上8点以前攻占艾因霍温及其各个渡口，对他来说，这座大桥的丧失是一个痛苦的打击。有三个人——詹姆斯·拉普拉德少校、米尔福特·F. 韦勒中尉，以及中士约翰·邓宁，他们迅速作出反应，冒着炮火纵身跳进运河，向对岸游去。这个营的其他人或者效法他们游水，或者坐上划艇划过去。在南岸，他们制伏了德国人的抵抗，建起了桥头阵地。
　　这座大桥的中央支柱仍然完好，第一○一师的工兵们立即开始建造临时渡口。帮助不期然地出现了。荷兰平民报告说，有数量可观的黑市木料，被一个承包商储藏在附近的一个汽车库里。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内，工兵们使用大桥的中央支架以及劫掠来的木料，在运河上架起了一座新桥。辛克上校回忆说:“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这座桥都不是令人满意的，但它确实使我能够把团里的其他人送过河去，是排成单人纵列过去的。”在建桥装备送达之前，位于索恩的市场花园行动的走廊的这一段，已经沦落为一个供单人行走的木头制作的人行小道。10
　　陆军元帅莫德尔在到达比特里希将军位于杜廷赫姆的司令部时，仍然心烦意乱。正常的情况下，他到达这里不会超过半个小时，但今天，由于他沿途多次停下，命令各个地区的指挥官做好应对空降攻击的准备，结果使行程大大超过了一个小时。尽管这位陆军元帅似乎是平静的，但比特里希却记得，“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们几乎击中了我！他们要打的是司令部！想想吧！他们几乎击中了我！’”
　　比特里希立即把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的最新情报告诉了他。盟军意图的清晰画面尚未出现，不过比特里希却告诉了莫德尔他本人的推测：攻击的目的是牵制第十五集团军，与此同时，英军第二集团军则朝鲁尔河大举猛攻，这就要求盟军夺取奈梅亨大桥和阿纳姆大桥。莫德尔完全不同意。阿纳姆大桥并不是出击目标，他说道。这些空降部队将改变方向，向东北方向进军，前往鲁尔河。莫德尔认为，形势仍然太不明朗，无法作出任何最终的结论，而令他感到大惑不解的是，为什么空降部队是在奈梅亨地区着陆呢。尽管见解不同，他还是认可了比特里希已经采取的措施。
　　比特里希仍然抓住大桥的话题不放。“陆军元帅阁下，我强烈要求立即摧毁奈梅亨和阿纳姆的大桥。”他说道。莫德尔惊讶地看着他。“它们不会被摧毁，”他坚定地告诉比特里希，“不管英国人的计划是什么，这些大桥都是能够守住的。不，绝对不！这些大桥不能炸掉。”然后，莫德尔放下这个话题，说道:“我正在寻找一个新的司令部，比特里希。”在比特里希能回答之前，莫德尔又再次沉思着说:“你知道，他们几乎击中了我。”
　　在位于弗尔特的司令部里，库尔特·施图登特大将面对着一个窘境：他的第一伞兵集团军被空降攻击分成了两半。由于没有电话通信，现在完全依赖于无线电，因而他无法指挥他分离的军队。眼下部队正在各自为战，没有协调一致的指挥。后来，他交了一次重大而又难以置信的好运，在他司令部的附近有一架韦科型滑翔机被击落了，从里面发现了一个没有损坏的公文包，公文包被匆匆送给了他。
　　“真是难以置信，”施图登特说道，“公文包里是敌人这次军事行动的完整的进攻命令。”施图登特和他的参谋们钻研着这些被缴获的计划。“它们把一切都告诉我们了——空投场、走廊、出击目标，甚至还有所介入的师的名字。一切！我们立即就看出了其战略上的含义。他们不得不在我们摧毁那些大桥之前，攻占那些大桥。我所能想到的一切就是：‘这是报应。报应！历史正在重复自己。’1940年我们在荷兰的空降行动中，我手下的一名军官，违背了严格的命令，携带记录我们整个进攻详情的文件参战，而这些文件又落入了敌人之手。现在它又整整转了一圈。我知道了，我该做什么。”①
　　到目前为止，莫德尔尚不知道该做什么。施图登特从未感到这么沮丧，由于他的通信设施出了故障，所以直到将近10个小时之后，他才能够把有关市场花园行动的秘密置于莫德尔的掌握之中。那秘密就是，阿纳姆大桥具有关键的重要性。缴获的计划清楚表明，那是蒙哥马利进入鲁尔河地区的必经之路。
　　这是莫德尔最喜欢的那种战斗：一种要求有即兴发挥、胆量，尤其是速度的战斗。从比特里希的司令部里，莫德尔给西线总司令冯·伦德施泰特打了电话。他以带有个人特点的卤莽描述了形势，要求立即增援。“能够打败这个空降攻击的惟一方式，就是在最初的24小时里猛烈打击。”他告诉冯·伦德施泰特。莫德尔要求派防空部队、自行火炮以及步兵，而且他要求，他们夜幕降临的时候就能前往阿纳姆。冯·伦德施泰特告诉他，能够派得出的增援部队将要上路。莫德尔转向比特里希，洋洋得意地说道:“嗨，我们要有援兵了！”莫德尔决定在杜廷赫姆指挥作战，尽管他显然已经从他匆匆离开奥斯特贝克的震惊中恢复了过来，这一次却不想再冒被打个措手不及的风险了，他拒绝在城堡里面食宿，而要在城堡庭院里的园丁小屋里指挥战斗。
　　比特里希的先见之明已经产生效果了。哈策尔的霍亨施陶芬师的一些部队正在迅速前往战场，哈梅尔的弗伦茨贝格师——哈梅尔本人预计将在夜间从德国返回——也在行进。比特里希已经命令哈策尔，把他的司令部移到俯瞰城市的阿纳姆北郊的一所中学里，转移正在进行。但哈策尔已经急不可耐了，原定于下午早些时候前往德国的装甲车，仍然在重新装备履带和大炮。哈策尔已经把那些最靠近英军着陆区域和空投场的部队，转移进了阿纳姆以西的一些封锁性阵地，眼下他只有几辆装甲小汽车、几门自行火炮、几辆坦克以及一些步兵。尽管如此，但哈策尔仍然希望，通过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他能够使英军陷于停顿并把他们弄糊涂，直到他的师的主体再次做好战斗准备。
　　奇特的是，哈策尔甚至都不知道，泽普·克拉夫特少校的党卫军精锐装甲部队训练后备营就在这个地区，而且此刻正是位于英军空降部队道路上的惟一部队。哈策尔把兵力集中在进入阿纳姆的那两条主要公路上：一是从埃德通往阿纳姆的马路，一是从乌得勒支通往阿纳姆的马路。他确信，那些伞兵必须要使用这些主要的干线，所以把部队部署在一个跨越这两条公路的半圆形屏障上。由于疏忽，或者也许是因为此刻他兵力不够，哈策尔没有把任何兵力部署在一条安静的公路支线上，那条支线与莱茵河的北岸平行，它是英军能够走上阿纳姆大桥的惟一没有设防的路线。11
　　拉思伯里准将的第一伞兵旅穿着作战伪装服，戴着有特色的防撞头盔，背负着沉重的武器和弹药，正在前往阿纳姆。在行军的伞兵纵队当中，夹杂着拖着大炮的吉普车、装载着枪支和补给品的四轮大车。当罗伊·厄克特将军注视着他们通过时，记起了几个月前霍罗克斯将军对他的恭维。“你的士兵是绝好的士兵！”霍罗克斯敬佩地说。厄克特当时认为这话言过其实，而在这个星期日，他不再那么想了。当第一伞兵旅出发的时候，厄克特心中涌起了一阵骄傲。
　　计划要求，拉思伯里旅的三个营将在阿纳姆会合，每个营都从不同的方向前进。约翰·弗罗斯特中校的第二营，被给予了那个首要的出击目标：弗罗斯特的部下要沿着靠近莱茵河北岸的一条公路支线行军，前去攻占那座主要的公路桥；在途中，他们要攻占那个大渡口西边的铁路桥和公路桥。第三营，在J. A. C. 菲奇中校的率领下，将沿着乌得勒支通往阿纳姆的马路前进，从北边靠近大桥，从而支援弗罗斯特。一旦这两个营的投入成功，D. 多比中校的第一营就要沿着埃德通往阿纳姆的公路——这是最北边的路线——进军，占领城市北边的高地。拉思伯里给每条路线都起了一个代号。多比的路线，也就是那条最北边的路线，定名为“豹子”；菲奇的路线，也就是那条中间的路线，定名为“老虎”；而弗罗斯特的路线，也就是那条最关键的路线，则定名为“狮子”。弗雷迪·高夫少校的侦察连的吉普车，将在整个旅的前面疾驶，对他们的期望是：到达大桥，发起突击夺取大桥，并坚守大桥直到弗罗斯特到达。
　　厄克特认为，到目前为止开端的阶段进展顺利，对这时师内部的通讯手段的故障，他并没有惊恐。在北非的沙漠战役中，他经常经历暂时的信号中断。希克斯准将的第一机降旅的任务，是在随后的两天时间里，为空运坚守着陆区域和空投场，既然厄克特无法用无线电与第一机降旅取得联系，所以他便开车前往希克斯的司令部。他得知，该机降旅已经进入阵地，此刻希克斯正在别的地方指挥他的各个营。在希克斯的司令部里，厄克特却得到了一个消息，攻占阿纳姆大桥的计划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出了差错；他被告知——是被错误地告知的——弗雷迪·高夫少校的大多数侦察车，在滑翔机失事中失去了；希克斯司令部里所有的人，谁也不知道高夫去了什么地方。厄克特没有等希克斯返回，便开车回到了自己的司令部。他需要迅速找到高夫并制定出某个可供选择的计划，他现在最关心的事情，是要提醒拉思伯里，尤其是提醒弗罗斯特，第二营是单独作战。弗罗斯特将无法得到计划中的高夫的突然进攻的帮助，而去攻占阿纳姆的桥梁。
　　在师部，进一步的坏消息在等待厄克特。“不仅是毫无高夫的消息，”厄克特回忆说，“而且除了收到一些短程的信号之外，司令部的通讯手段完全失效了。第一伞兵旅，甚至外部世界，都无法联系到。”厄克特的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上校看到，将军踱来踱去，“焦躁不安，急于得到消息”。厄克特命令他的信号军官安东尼·迪恩-德拉蒙德少校，调查“通讯系统的紊乱，看看无线电设备出了什么毛病，然后纠正过来”。通信员也被派了出去，前去寻找高夫。由于随着时间的过去而又没有新的信息，焦虑的厄克特决定不再等待。通常他会在师司令部里指挥战斗，但现在，他开始感到这场战斗决不能按正常的情况进行了。他转向麦肯齐，说道:“我想我要亲自出去看一下，查尔斯。”麦肯齐并没有试图阻止他。“在那个时候，”麦肯齐回忆说，“既然我们实际上得不到任何信息，那么出去看看似乎并不是一件特别坏的事情。”厄克特动身去找拉思伯里了，吉普车里只带着他的司机和一个通信兵，时间是下午4：30。
　　沿着那条北部的豹子路线——也就是埃德通往阿纳姆的马路，弗雷迪·高夫少校的第一机降旅的侦察部队，在路上花的时间比预计的要少。尽管A装甲连的车辆未能到达，但高夫却在下午3：30，与其他的连一起从着陆区域出发了。他自信，他有足够的吉普车，可以对大桥尝试进行突袭。“事实上，”他记得，“我把几辆吉普车留在后面的着陆区域了，以备后用。我们赶往阿纳姆的吉普车绰绰有余。”高夫甚至还从他的部队里派出了12个人，朝南边前进，以便与第二营会合，并沿着狮子路线前往大桥。他并没有意识到，A装甲连的吉普车的丧失已经引起一阵谣传和一些错误的情报。①
　　从一开始，高夫就对他的侦察部队在阿纳姆计划中的作用，持有保留意见。高夫极力主张，不应该进行突袭，而是应该派出侦察吉普车，在这三个营的每一个营的前面组成掩护屏障。“这样的话，”他说道，“我们就会迅速发现到达大桥的最佳而且最容易的方式。”他要求，如果这不行的话，就用滑翔机带进一支轻型坦克部队，来护送突击部队。这两个要求都被拒绝了，然而高夫却仍然持乐观态度:“我一点都不担心。据认为在阿纳姆只有几个上了岁数的、灰白头发的德国人，以及一些老掉牙的坦克和大炮。我预料胜利将唾手可得。”
　　现在，当他们沿着豹子路线迅速前进的时候，这支部队的先头吉普车，突然遭到了德国人的装甲车和22毫米大炮的伏击。高夫的副手戴维·奥尔索普上尉，碰巧把这个时间记下了：正好是下午4点。高夫超车，以便行驶到纵队的前面进行调查。“正当我要到前面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消息，说厄克特要立即见我。我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做。”高夫说道，“我是由拉思伯里管的，我想我起码应该告诉他我出发了，但又不知道他在哪里。这支部队现在正在进行一场炮火猛烈的战斗，被压在沃尔夫黑策郊外铁道附近的防御阵地里，动弹不得。我认为他们有一段时间不会有麻烦，所以我转了回去，前往着陆区域的师司令部。时间是在下午4：30。”
　　恰恰在厄克特将军动身去寻找拉思伯里的那个时刻，高夫正快速返回师部，去向厄克特汇报。
　　在三条战略行军路线的各个地方，第一伞兵旅的官兵都遇见了成群结队的兴高采烈、歇斯底里的荷兰人，许多来自农场和边远小村子的老百姓，从伞兵一离开着陆区域时就跟着他们，而随着人群的增长，欢迎就似乎压倒了行军本身。埃里克·麦凯上尉与弗罗斯特上校的第二营一起，在最南边的路线，也就是狮子路线上行走着，这种节日气氛令他不安。“我们受到荷兰老百姓的牵累，”他说道，“他们招手，欢呼，鼓掌，给我们送来苹果、梨，以及喝的东西。但他们干扰了我们的进程，让我充满了惧怕，害怕他们会暴露我们的阵地。”罗宾·弗拉斯托中尉记得:“我们行军的第一部分，具有一个胜利游行的性质，老百姓欣喜若狂。这一切是如此难以置信，以至于我们几乎都要预料，会看见霍罗克斯第三十军的坦克，从阿纳姆出来迎接我们。人们在马路上排列成行，用大盘子端着啤酒、牛奶和水果送了上来。在迫使他们意识到德国人的进攻是可能的这一点上，我们遭遇到了最大的困难。”
　　安赫·范·马尔南的父亲，是奥斯特贝克的医生，安赫回忆说，她接到了在黑尔苏姆的特罗姆珀家打来的兴高采烈的电话，黑尔苏姆就在伦库姆荒原英军着陆区域的南边。“我们自由了。自由了！”特罗姆珀家告诉她，“英国兵在我们家的后面空投了，正在前往奥斯特贝克。他们太好了！我们抽运动员牌香烟，吃巧克力。”安赫放下电话，“高兴得都要发疯了。我们全都跳了起来，兜着圈子跳舞。就是这样！一次入侵！真让人高兴！”17岁的安赫几乎无法等到她的父亲回家。范·马尔南医生正在一个病人的家里接生，安赫认为，这“非常恼人，尤其是现在，因为那个女人的丈夫是一个荷兰纳粹”。伊达·克劳斯太太，是奥斯特贝克一位牙医的妻子，也是范·马尔南家的朋友，她也听说，空降部队正在途中。她极度兴奋，在箱子和缝制品碎片中寻找她所拥有的每一片橘黄色，她打算，当英国人到达奥斯特贝克的时候，她就带着她的三个小孩子冲出去，举着手工缝制的橘黄色小旗迎接这些解救者们。
　　扬·沃斯奎尔正在奥斯特贝克他岳父母的家里躲藏，他本人想沿着乌得勒支马路前去迎接伞兵，同时又要避免岳父同他一起去，这让他苦恼。老人家是固执的:“我78岁了，以前从未参加过战争，我想看一看战争。”沃斯奎尔的岳父最终被说服了，呆在花园里，而沃斯奎尔则加入到川流不息的其他平民当中，出去迎接英国人，但在奥斯特贝克的郊区，他们被一个警察挡了回去。“这太危险了，”警官告诉人群，“回去吧。”沃斯奎尔慢慢地走回家，途中他与那个曾经见过的德国士兵不期而遇，在上午轰炸开始的时候，那个德国兵曾要求躲避。现在那个士兵穿着制服和伪装外套，头戴钢盔，手持步枪。他给了沃斯奎尔一些巧克力和香烟。“现在我要离开了！”他说道，“英国兵要来了。”沃斯奎尔微笑了，“呃，你要回德国了。”他说道。那个士兵端量了沃斯奎尔几秒钟，然后慢慢地摇了摇头。“不，先生，”他告诉沃斯奎尔，“我们将战斗。”荷兰人注视着德国人走开了。“现在开始了，”沃斯奎尔心中想，“可是我能做什么呢？”他在院子里焦躁地踱来踱去。他可做的只有等待。
　　荷兰农夫和他们的家人，并没有受制于警察的限制，也没有受制于要求他们呆在家里的警告，而是蜂拥在每一条行军路线上。走在中间的那条路线，也就是老虎路线上的准尉副官哈里·卡拉汉记得，一个农妇从人群中挣脱出来，拎着一罐牛奶朝他跑来。他向她道谢，那个女人微笑着说道:“好，英国兵。好。”但是，就像在南边的那条路上的埃里克·麦凯一样，卡拉汉，这位经历过敦刻尔克撤退的老兵，也为围绕着部队的平民的数量伤脑筋。“他们在我们旁边沿途跑着，戴着袖章，系着围裙，别着小小的缎带，全都是橘黄色的。”他记得，“孩子们把橘黄色的小布片别在他们的裙子或者短上衣上，蹦蹦跳跳，兴高采烈地尖叫着。男人中的大多数都在伸手抓他们的背包，要递给他们巧克力。这是一种如此不同的气氛，结果士兵们就好像在进行演习似的。我开始担心起狙击手来了。”
　　果然如同卡拉汉惧怕的那样，这个胜利大游行突然停止了。“这一切全都发生得如此迅速。”他说，“头一分钟，我们正在平稳地向阿纳姆进军，可下一分钟，我们就散开在壕沟里了。狙击手开火了，三个死去的空降兵横躺在马路上。”这位准尉副官老兵一点时间也没有浪费，他发现，前面大约50码的树丛里有火苗蹿出。在荷兰人散开的时候，卡拉汉率领12个士兵冲向前去。他在一棵树的面前突然停下，朝上看着。有什么东西在闪耀。他举起他的斯忒恩式轻机枪，直接朝树上扫射。一把施迈瑟式自动手枪啪的一声落在地上，当卡拉汉沿着树干向上看去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德国人松沓地悬荡在一根绳子上。
　　现在，在中间的那条路线上，菲奇中校的第三营的其他人也突然进行了一场意外的遭遇战。列兵弗雷德里克·贝内特刚刚把一些苹果递给周围的其他伞兵，一辆德国的参谋车突然快速从马路上驶来。贝内特用他的斯忒恩式轻机枪扫射。那辆汽车戛然刹住，试图倒退，但是太晚了。贝内特旁边的每一个人都开始射击，汽车猛地停了下来，车身上尽是窟窿。当伞兵们小心翼翼走近的时候，他们看见，司机的半个身子挂在车门外面，一位德国高级军官尸体的一部分伸在另外一扇门的外面。在贝内特看来，“他似乎是某个高级德国军官”。他的确是一位高级德国军官。阿纳姆城防司令库辛少将，没有理会党卫军少校泽普·克拉夫特的不要走那条乌得勒支至阿纳姆主要马路的警告。①
　　许多人回忆起，在行军的第一个小时之后——下午4：30左右，德国人第一次认真的抵抗开始了。然后，那三个营当中的两个——在北边路线上的多比的营，以及在中央路线上的菲奇营——意外地与敌人“打了就跑”的猛烈进攻进行交战。高夫少校的侦察部队，现在由奥尔索普上尉指挥，他们正不顾一切地试图找到一条路，以便从侧翼包抄德国部队，为多比的第一营开路。但是，按照奥尔索普的说法，“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被面前的敌人兵力阻滞了”。侦察部队的伞兵威廉·钱德勒记得，当他的C装甲连勘察地形的时候，“德国人的子弹来得太近了，太密集了，在飞过去的时候几乎令人感到灼痛”。
　　这个营在靠近沃尔夫黑策的时候，几乎被彻底挡住了。“我们停了下来，”列兵沃尔特·博尔多克回忆说，“然后我们又再次出发。然后我们停了下来，挖掩体防守。然后，我们又再次出发，改变了方向。我们的进展取决于先头连的成功。一路上迫击炮弹和子弹不断骚扰我们。”在一个篱笆的旁边，博尔多克看见了一位他认识的中士，他负了重伤躺在那里。再往前，又发现了一位中尉的闷燃着的尸体，他是被一颗含磷炸弹击中的。对另外一名士兵、列兵罗伊·N. 爱德华兹来说，“那就像在整个下午，我们不断地在乡下迂回绕行，陷入运动作战之中”。
　　出乎预料的敌人的凶猛进攻，让伞兵们大吃一惊。在北边路线上的列兵安德鲁·米尔本，听见南边的远处传来枪炮声，片刻间因为一营被安排坚守在阿纳姆北边的高地而感到高兴。然后，在靠近沃尔夫黑策的时候，米尔本意识到，纵队已经向南转弯，离开主要马路了。他看见了火车站，靠近车站的地方有一辆坦克。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兴高采烈。“天哪！”他想到，“蒙蒂是对的。第二集团军已经到了这里！”然后，当坦克的回转炮塔缓慢地转过来的时候，米尔本看见坦克上漆着一个黑色的十字。突然，他似乎看到到处都是德国人。他俯身跳进一个沟里，然后小心翼翼地抬起头，开始寻找一个好的地点，以便把他的维克斯式机关枪架起来。
　　中士雷金纳德·伊舍伍德也看见了这辆坦克。一辆拖着一门轻型火炮的吉普车开了上来，开始转圈，以便与它交战。“他们的一位军士喊道，‘我们最好比他们先开炮。否则我们就被击中！’”伊舍伍德回忆道，“火炮像闪电一般转了过来，当我们的人喊‘开炮！’的时候，我听见德国指挥官也喊‘开炮！’那些德国兵一定比我们早十分之一秒把他们的炮弹发射了出来。”坦克炮直接击中了对手。吉普车爆炸了，炮组人员被炸死。
　　混乱在增加，各处都传来极为强烈的枪炮声，多比上校现在清楚，前面的抵抗比任何人所预料的都要猛烈。他不认为，仍然还有占领阿纳姆北边高地的可能性。他无法通过无线电与拉思伯里准将取得联系，他的伤亡每一分钟都在增加。多比决定把部队向更南边一点的地方转移，试图与正在前往阿纳姆大桥的弗罗斯特会合。
　　通讯手段的故障，以及随即造成的指示的欠缺，使得各个营的营长不可能清楚知道现在正在发生什么。在不熟悉的乡下，所携带的地图又往往被发现是不精确的，因而各连和各排也频繁地失去彼此之间的联系。库辛将军是被菲奇上校的第三营击毙的，就在击毙库辛将军的马路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英国人受到党卫军少校克拉夫特的迫击炮和机枪的沉重打击。行军的纵队溃散了，士兵们分散进入了树林。发出尖锐刺耳声音的迫击炮弹，在他们的头顶上方爆炸，朝每个方向掷出致命的碎片。
　　通信兵斯坦利·海斯清晰地记得敌人的强烈骚扰。他快速跑向树林，奔跑的时候把一台备用的无线电发射机掉在地上，他弯腰去拾发射机的时候，脚踝被击中了。海斯勉强爬进了树林，当他倒进低矮树丛的时候，他意识到，在他旁边的那个人是德国人。“他年轻，就像我一样被吓坏了，”海斯说道，“不过他却用我的战地绷带给我包扎了脚踝。没过一会儿，迫击炮的炮火使我们俩都再次负伤，我们只是躺在那里，等人把我们抬走。”海斯和那个年轻的德国人一起呆在那里，直到天完全黑了以后，英军的担架兵才发现他们，并把他们撤离了出去。
　　就像第一营一样，第三营也被压得动弹不得。在马路上行军两个小时之后，这两个营都走了不到两英里半的路程。现在，菲奇上校得出的结论，就像在北边那条马路上的多比的结论一样：他也得找到一条赶往阿纳姆大桥的替代路线。时间是珍贵的，而大桥还有足足4英里远。
　　在沃尔夫黑策周围的树林里，党卫军少校泽普·克拉夫特确信，他被包围了，他估计，英军与他的不满员的营的人数比例为20比1。他认为他的防御是“发疯”，甚至几乎无法相信他的封锁行动已经取得了成功。火箭推进的迫击炮已经在英国人当中造成了浩劫，而且他的部下现在报告说，沿着乌得勒支至阿纳姆的公路行进的伞兵们，在一些地方陷于停顿，而在别的一些地方则好像完全放弃了大马路。克拉夫特仍然认为，他的部队是该地区惟一的德国部队，他对长时间阻止英军不抱幻想。他的迫击炮弹正在用完，伤亡严重，而且他的一位中尉还开了小差。尽管如此，克拉夫特还是对“我的小伙子们的有胆量的冲劲”感到兴高采烈。这位野心勃勃的克拉夫特，后来就有关他的精锐部队训练后备营的战斗，给希姆莱写了一份令人厌恶的邀功请赏的报告，他并不知道，他的“小伙子们”此刻正得到瓦尔特·哈策尔中校霍亨施陶芬师的坦克、火炮和装甲车的支援，该师就在克拉夫特本人的司令部东边只有一两英里的地方。
　　弗雷迪·高夫少校彻底被难倒了。厄克特召他返回师部的命令，并没有暗示这位将军脑子里想的是什么。高夫离开第一营的豹子路线时，随身带着他的侦察部队的4辆吉普车和护卫队。现在，在师司令部，厄克特的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上校也无法让他搞清楚厄克特的意图。麦肯齐说，将军去寻找拉思伯里准将了，拉思伯里的司令部沿着南边的狮子路线，跟在弗罗斯特上校的那个营的后面。高夫带着他的护卫队，又再次动身出发了。想必，在那条路线的某个地方，他将能够不是找到厄克特将军，就是找到拉思伯里准将。12
　　厄克特将军的吉普车沿着乌得勒支至阿纳姆的公路疾驶，又驶离主干道，进入一条能把他带到弗罗斯特的狮子路线的旁路上。没过几分钟，他就赶上了第二营的断后部队。他们正沿着马路两侧，成单行纵队行进着。厄克特能够听见，远处传来了枪声，但在他看来，“并没有紧迫感。每一个人都在缓慢地行进着”。厄克特驱车沿着铺着鹅卵石的马路迅速前进，赶到弗罗斯特司令部所在的那个连，结果发现，弗罗斯特正在前面，与遭遇到德国人抵抗的先头部队在一起。“我试图透露出一种紧迫感，我希望他们能把那种紧迫感传达给弗罗斯特，”厄克特写道，“于是便把侦察连的厄运告诉了他们。”厄克特得到消息，说拉思伯里为了了解三营的情况，去了中间的那条马路，于是他又顺原路返回。他与高夫又再次失之交臂，时间只差几分钟。
　　在到达老虎路线上的第三营的断后部队的时候，厄克特将军被告知，拉思伯里到前面去了。他跟了过去。在乌得勒支至阿纳姆公路上的一个十字路口，厄克特找到了准将。这个地区正遭到迫击炮毁灭性的打击。“迫击炮弹正以令人不安的精确性，落在这个十字路口，落在第三营的许多人正在隐蔽的那块林地上，”厄克特后来写道，“这是我碰到的第一个真正的证据，说明德国人的反应有着什么样的速度和决心。”①
　　厄克特与拉思伯里在一条狭长掩体里隐蔽着，讨论了这个形势。两位军官都对目前的缓慢进展感到担忧，而现在通讯手段的关键性缺失，又使得他们本人的指挥陷于瘫痪。拉思伯里与第一营完全失去了联系，与弗罗斯特也仅仅是有断断续续的交流。显然，他们两人只能够在他们碰巧所在的地方指挥作战。眼下拉思伯里最关心的，是如何使第三营离开那个十字路口，从周围的树林里走出来，再次前进。厄克特决定，尝试用吉普车上的无线电与师司令部取得联系。当他走近吉普车的时候，看见车被一枚榴弹炮击中了，他的通信兵受了重伤。尽管那台发射机似乎没有受到损坏，但厄克特却已无法与师部联络了。“我诅咒那糟透了的通讯手段，”厄克特后来写道，“拉思伯里劝我不要试图返回我本人的司令部。现在，在我们与着陆区域之间，敌人随处可见……我认为他是对的……于是我留了下来。但正是在这个时刻我意识到，我正在失去对形势的控制。”
　　一营和三营的官兵正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小规模的激烈战斗。冷酷无情而又不顾一切的武装党卫军，虽然在人数上占少数，但却得到半履带式车辆、火炮和坦克的支援，他们正使得北边两条马路上的英军的进军沦落为爬行。在混乱当中，士兵与军官彼此分开，各连分散进入树林，在路旁或者在房屋的后花园里作战。“红毛鬼子们”一开始对德国装甲部队的力量感到惊讶，现在已经缓过劲来，尽管他们蒙受了沉重的伤亡，却或者以个人，或者以小组，顽强地进行反击。虽然如此，一营和三营按照计划到达阿纳姆目标的机会，仍然是微乎其微。现在，一切都依赖于约翰·弗罗斯特上校的二营了，二营正稳定地沿着下莱茵河马路前进，那是德国人已经不再过多考虑的次要路线。
　　尽管弗罗斯特的营曾数次短暂地受阻于敌人的炮火，他却拒绝让他的部下散开。他的先头部队是A连，在迪格比·泰瑟姆-沃特少校的率领下向前强行军，士兵掉队也不等待，让他们加入到从后面跟上来的连队。从先遣部队抓获的俘虏口中，弗罗斯特得知，党卫军的一个连正在挡住阿纳姆的西边入口。全营开着自己的吉普车和缴获来的一些交通工具，在前面和两边进行侦察后，又继续前进。下午6时刚过，弗罗斯特的第一个出击目标，也就是偏奥斯特贝克东南方向的下莱茵河铁路桥，出现在眼前。按照计划，维克托·多弗少校的C连离开队伍，朝河边奔去。当他们靠近时，大桥空无一人，没有设防。21岁的彼得·巴里中尉，奉命率领他的排过河。“我们动身的时候，那里是安静的，”巴里回忆说，“当我们跑过田野的时候，我注意到，到处都是死去的牲畜。”当巴里距离大桥不到300码时，他看见，“有一个德国人从另外一边跑上了桥。他来到桥的中央，跪下来，开始做什么事情。我立即叫一个班开火，叫另外一个班向桥上冲。这时候，那个德国人已经消失了。”
　　巴里回忆说，他们“上了桥，开始全速跑去。突然，一个巨大的爆炸发生了，桥在我们的面前被炸毁了”。皇家工兵部队的埃里克·麦凯上尉感到，这个冲击震撼着大地。“一股橘黄色的火焰冲上来，然后黑色的烟在桥上升起。我认为，从南岸数，在桥第二个跨度的那一段被炸掉了。”麦凯说。桥上，在烟雾弹的掩护下，巴里中尉命令他的士兵离开桥的残骸，返回北岸。而当他们开始移动时，躲藏在河对岸的德国人开火了。巴里的腿和胳膊被击中，还有两个人负了伤。麦凯从一开始就对这次作战行动感到不安，他记得，他注视着伞兵们在烟与火中返回时想到∶“唔，第一座被炸掉了。”弗罗斯特上校则要豁达一些了。“我知道，那三座大桥当中有一座被炸掉了，但这并不重要。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不利条件。”现在是下午6：30，还剩下两座桥。13
　　霍亨施陶芬师的工兵们用了5个小时的时间，才把哈策尔原先计划要送回德国的那些坦克、半履带式车辆和装甲运兵车，全都再次装配起来。现在，刚刚授过勋的保罗·格拉布讷上尉，与他的做好了准备的拥有40辆车的侦察营一起，从阿纳姆北边的霍恩德罗兵营出发了。哈策尔给他的指示是，大面积搜索阿纳姆与奈梅亨之间的地区，以便估价那个地区盟军空降部队的力量。格拉布讷迅速穿过阿纳姆，并且通过无线电告知司令部，那座城市似乎被遗弃了，没有迹象说明有敌人的部队。接近下午7点时，格拉布讷的部队越过了阿纳姆公路大桥。在大桥南端1英里的地方，格拉布讷停下车报告说:“没有敌人。没有伞兵。”轻装甲车队一英里又一英里地缓慢行驶着，在公路的两边巡逻，格拉布讷的无线电信号一直传递着相同的信息。在奈梅亨，消息仍旧没有改变。按照霍亨施陶芬师司令部的指示，格拉布讷接着在奈梅亨的郊区巡逻，然后返回司令部。
　　格拉布讷的部队与弗罗斯特的二营的先头部队，大约以一个小时的时间差交错而过。甚至就在格拉布讷驱车驶出阿纳姆城的时候，弗罗斯特的部下则正在城内，悄悄地接近他们剩余的出击目标。莫名其妙的是，尽管比特里希将军下达了清楚明确的指示，但哈策尔还是没能彻底守住阿纳姆大桥。
　　14
　　天色黑下来的时候，弗罗斯特上校加快了该营前往下一个目标的步伐，那个目标就是在阿纳姆大桥西边不到1英里处的那个浮桥渡口。迪格比·泰瑟姆-沃特少校的A连仍然打头阵，在阿纳姆西郊的高地上，他们再次短暂受阻。敌人的装甲车和机枪，迫使连队离开马路，进入附近房屋的后花园。弗罗斯特从后面赶来，发现有10个德国人被A连的一个孤零零的士兵看守着，他后来写道，他猜测，“迪格比的后花园策略获得了完全的成功，该连又再次向前冲去”。弗罗斯特又返回了营部。黄昏时，一阵阵炮火不时地扫过马路，当士兵们前进的时候，他们走过损坏了的车辆，还有若干名死去或者负伤的德国人——弗罗斯特想，这是明显的证据，说明“迪格比的进展非常令人满意”。
　　该营迅速穿过阿纳姆的街道，到达那座浮桥，停了下来，面对着他们的第二个挫折。这座浮桥的中央一段已经被拆掉，桥已经毫无用处了。麦凯上尉看着被拆开的渡口，认为:“在这整个搞砸了的行动中，它具有代表性。我本人的想法是，现在我们得夺取那另外一座该死的桥。”他朝远处凝望。在不到1英里远的地方，那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桥在黄昏最后的亮光中露出了轮廓。
　　在三营的老虎路线上，厄克特将军时断时续地前往阿纳姆，毫无疑问，他知道，他被困住了。天越来越黑，敌人的突袭又在不断地骚扰着行军，他已经没有可能返回师司令部了。他的心情郁闷。“每迈出一步，我都希望能够知道别的地方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就在夜幕降临之前，厄克特得知，三营的先头连队已经到达了奥斯特贝克的郊外，“在某个叫做哈滕施泰因旅馆的地方……我们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厄克特后来写道，“拉思伯里在与营长菲奇讨论之后，叫大家停了下来”。
　　在远离马路的一幢大房子里，厄克特与拉思伯里准备过夜。房主是一个高个子的中年荷兰人，他并没有理会将军因给他和他的妻子带来不便而表示的歉意，将楼下的一间能俯瞰大马路的前屋给了两位军官。厄克特烦躁不安，无法放松下来。“我不断地询问，是否与高夫或者弗罗斯特取得了联系，但不论是从我的司令部还是从任何一个别的什么人，都得不到任何消息。”
　　那座大桥阴森森地耸现在前面。单是那些水泥坡道，自身就是巨大的综合建筑群，马路在坡道的下面，从西向东沿着河伸展开来。在两侧，房屋和工厂大楼的屋顶与坡道的高度齐平。巨大的桥梁入口，以及横跨莱茵河的高高的拱形大梁，在暮色之中显得令人生畏。终于，这就是那个主要的出击目标了——蒙哥马利胆大妄为的计划的核心——而为了到达这里，弗罗斯特的部下已经在行军中作战了将近7个小时。
　　现在，当二营的先头部队靠近大桥的时候，率领A连某排的罗宾·弗拉斯托中尉，对“它的难以置信的巨大高度”感到吃惊。弗拉斯托注意到，“在每一端都有碉堡，甚至在这种被遗弃的普遍气氛中，它们也显得险恶”。黑暗之中，A连悄悄地在北端的巨大支座的下面进入阵地。在他们的上面，车辆在缓慢地隆隆行驶着。
　　皇家工兵部队的埃里克·麦凯上尉，经由一条条镶嵌画般的街道，靠近了大桥，来到一个通往大桥的小广场。他记得，“当我们在街道当中走过的时候，那种安静令人压抑，我们的周围似乎到处都有什么在轻轻地运动。士兵们开始感到那种紧张，我希望能尽快到达大桥。”突然，黑暗被来自一条小街的德国人的炮火撕裂了。工兵的一辆运送炸药的手推车被炸飞，火焰把人们照得一清二楚。麦凯立即命令他的部下带着设备跑过广场。他们不顾德国人的炮火，全速跑了过去。没过几分钟，也没有损失一个人，他们就来到了大桥。麦凯研究了北坡道下面的地形，看见在东边有4幢房子。“其中的一幢是一所学校，它位于一个十字路口的角落里，”他记得，“我认为，谁占据了这些房子也就占据了大桥。”麦凯迅速命令他的工兵进入学校。
　　晚上8点过后不久，弗罗斯特上校和营司令部到达了。弗罗斯特已经派道格拉斯·克劳利少校的B连，带着反坦克炮前往附近路堤上方的高地，以保护本营的左翼，并让A连能够脱身全速冲向大桥。① 在多弗少校的率领下，C连得到的指示是跟随先遣部队进入城市，夺取德国城防司令部。现在，在桥上，弗罗斯特无法用无线电与这两个连取得联系。他迅速派遣通信员去确定他们的下落。
　　弗罗斯特决定不再等待，于是命令A连的各排上桥。当士兵们开始通过的时候，德国人活跃起来。士兵们遭到了来自北端的碉堡，以及来自桥南端的一辆孤零零的装甲车的扫射。一个排的兵力，在埃里克·麦凯的携带着火焰喷射器的皇家工兵的帮助下，开始越过房屋最上面的一层，那些房屋的屋顶和阁楼上的视线，与坡道在同样的高度上。与此同时，弗拉斯托中尉的那个排费劲地穿过地下室和地窖，从一幢房子走到另外一幢房子，最后来到麦凯所处的位置。各就各位之后，他们攻击了那座碉堡。弗罗斯特回忆说，当火焰喷射器喷射火焰的时候，“地狱似乎打开了。天空照亮了，机枪射击一片喧闹，爆炸接二连三，燃烧着的弹药劈劈啪啪，有一门加农炮砰然作响。附近是一幢木建筑被包裹在火焰里，痛苦和恐惧的尖叫声传了出来。”① 现在，弗罗斯特也能够听见，弗拉斯托的步兵反坦克炮② 打进了碉堡。这场短暂的野蛮战斗似乎是突然结束的，碉堡里面的枪炮安静下来。弗罗斯特看见，在烈火当中，德国士兵蹒跚着朝他的士兵们走去。A连已经成功地清理了大桥的北端，北端现在是他们的了。但是现在，牵制性的炮火和爆炸着的弹药，使得冒险第二次冲锋以夺取大桥南端的行动，成为一种自杀。要是早上半个小时的话，弗罗斯特是能够取得成功的。③ 但现在，在南岸，一群党卫军精锐装甲部队已经进入了阵地。
　　弗罗斯特再次尝试与克劳利少校取得联系，他想找出一些船只的正确位置，克劳利的连可以乘坐这些船过河，进攻南岸的德国人。无线电通讯手段再次失效。更糟糕的是，甚至通信员也无法找到那个连；而且他们还报告说，看不见有船。至于C连，派出去与他们联系的小分队，在德国城防司令部的附近被压得动弹不得，正在激战。
　　弗罗斯特的士兵们神色严肃地朝阿纳姆大桥的对面望去。坚守南端的德军到底兵力如何？甚至现在A连也认为，只要能找到船工和船只，就有机会突袭过河，夺取南端。
　　但那个机会已经失去了。这是阿纳姆战役中的一个巨大反讽，因为下莱茵河本来能够在着陆后的一个小时之内渡过去。就在西边7英里的地方，在赫维多普村——弗罗斯特的营在前往出击目标的途中就经过了该村——有一个巨大的钢索渡口，它能够摆渡汽车和乘客，在北岸的赫维多普和南岸的德里尔之间，它全天都在下莱茵河的正常航道上来回摆渡。对这个渡口，弗罗斯特一无所知，而且它也从未列在厄克特的出击目标之中。在对市场花园行动进行一丝不苟地计划的过程中，攻占阿纳姆大桥的一个关键——在德里尔的那个渡口——却被完全忽视了。①
　　弗雷迪·高夫少校跟在弗罗斯特营的后面，走在那条狮子路线上，终于赶上了拉思伯里的旅司令部。他迅速找到副旅长托尼·希伯特少校。“将军和准将在哪里？”高夫问道。希伯特不知道。“他们一起在什么地方，”他告诉高夫，“但他们全都离开了。”高夫现在是完全糊涂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他回忆说，“我试图与师部取得联系，但没有成功，所以我只好决定，继续跟在弗罗斯特的后面走。”高夫离开希伯特，又再次动身了。
　　天黑的时候，高夫和他的伞兵们驱车进入了阿纳姆，发现弗罗斯特和他的部下坚守着在大桥北端附近的阵地。高夫立即问，厄克特在哪里。就像希伯特一样，弗罗斯特对此也是一无所知，他还以为厄克特回到师部了呢。高夫再次尝试用无线电联系，现在令他更加担忧的是，在沃尔夫黑策附近的他所指挥的侦察部队也没有任何消息。他再次无法与任何人取得联系。高夫命令他的疲劳的士兵进入一座紧靠着大桥的建筑。高夫爬上房顶，恰好看见，大桥的整个南端“在烈火中炸飞了”，那是弗罗斯特的士兵第一次试图夺取这个远端。“我听见巨大的爆炸声，大桥的整个南端似乎全都着火了。我记得有人说，‘我们大老远地赶到这里，结果却让这座该死的桥烧掉了。’”高夫本人片刻间也惊恐起来。然后，他透过烟雾看到，只是那座碉堡和一些存放弹药的棚屋被毁掉了。高夫既担心又疲惫，转身进屋，休息了几个小时。那一整天，他一条又一条路线地走，为的是寻找厄克特。现在，在大桥这个地方，起码有一个问题解决了。他又回到了他出发的地方，他将在那里呆着。
　　这个晚上，除了守卫大桥的北端，免遭南边敌人的进攻之外，弗罗斯特中校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他仍然没有与他的那两个失踪的连取得联系，现在，在俯瞰大桥的位于一处角落的一幢房子里，弗罗斯特建起了营司令部。二营密码组的一等兵哈罗德·巴克记得，从房子的前窗户，司令部的人员能够朝外看到那条坡道。“屋子的边窗能让我们直接看到大桥，”巴克说道，“我们的通信兵把天线伸到屋顶的上面，不断移动无线电发射机，但却无法与任何人取得联系。”
　　自那以后不久，旅司令部到达了，在弗罗斯特附近的一幢房子的阁楼里安顿下来。在与军官们商议了以后，弗罗斯特认为，很显然，现在的一营和三营，要么是在老虎路线和豹子路线上受到了阻碍，要么是在阿纳姆的某个地方，在大桥的北边作战。由于没有通讯手段，就不可能清楚说出发生了什么。但如果那两个营不能在夜间到达阿纳姆，那么德国人就会拥有宝贵的时间，足以把在本部和师的其他部队之间的地区封锁起来。除此之外，弗罗斯特还担心，那座大桥仍然可能被炸掉。在工兵们看来，炮火产生的热已经烧断了铺设在大桥到城镇之间的任何保险丝，并且所有可以见到的钢缆都已经被切断了，但是谁也不能肯定是否还有电缆，它们可能藏在什么地方。而且，弗罗斯特回忆说，“炮火甚至使得任何人都不能走到桥上，去卸掉可能仍然在那里的炸药。”
　　但阿纳姆大桥的北端是在弗罗斯特掌握之中的，他和他勇敢的士兵们无意把它放弃。尽管他担心那两个失踪的连，担心师的其他部队，但却没有把他的担忧表现出来。他访问了大桥附近几幢房子里临时营舍里的各个排，发现他的士兵“士气高昂，而且他们也有一切理由士气高昂”。列兵詹姆斯·W. 西姆斯回忆说:“我们感到非常自鸣得意，因为上校开玩笑，并对我们问寒问暖。”
　　在营司令部，现在，弗罗斯特本人在一天当中第一次安顿下来。他啜饮着一大缸子茶，心中想，总的说来形势并不是太坏。“在荷兰着陆之后的7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穿越了8英里危险的、困难的乡下……这确实是一件不错的武功。”弗罗斯特尽管坐立不安，但也像他的士兵一样，是乐观的。他现在拥有一支由各个兵种组成的大约500名兵力的部队，他充满信心，认为丢失的那两个连将会来到他所在大桥的地方。不管怎么说，他充其量也只需要再坚守48个小时了——48个小时以后，霍罗克斯将军的第三十军的坦克部队就会到达。15
　　从柏林到西部前线，盟军的突然进攻让德国统帅部大吃一惊。反应既凶猛又迅速的，只有阿纳姆一地，在那里，英军第一空降师几乎就空投在比特里希将军那两个装甲师的头上。而在别的地方，困惑而糊涂的指挥官们试图确定，9月17日的这些令人震惊的事件，是否确实就是对帝国的一次入侵的开端。已经预料到，英军将从比利时发起地面进攻。所有能用得上的预备部队，包括冯·扎根将军的第十五集团军，都损耗严重，士兵们除了他们所携带的步枪以外，几乎没有别的武器，这些预备部队都被投入防御阵地，以对抗那种威胁。战壕挖掘了出来，战略阵地建造了起来，他们全力以赴，要让英国人为了获得每一英尺的地面，而不得不战斗。
　　谁也没有预见到，空降部队将会与英军的地面进军同时使用。这些空降进攻，是否就像柏林所惧怕的那样，是通过海路入侵荷兰的前奏？在夜晚的那几个小时里，当参谋官们试图分析形势的时候，有关额外的空降进攻的报告进一步令人困惑了。美国的伞兵，其兵力不为人知，部队番号仍没有确定，他们在艾因霍温 - 奈梅亨地区，而英军第一空降师显然已经在阿纳姆周围着陆。但现在新的消息又谈到，在乌得勒支郊外有伞兵，而另一个完全令人晕头转向的报告则声称，空降部队已经在波兰的华沙着陆了。①
　　在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位于科布伦茨的司令部里，普遍的反应是吃惊。② 脾气暴躁、有贵族气派的冯·伦德施泰特，与其说是对这次进攻的性质感到惊讶，毋宁说是对指挥这次进攻的人感到惊讶，他推断，那个人一定就是蒙哥马利。一开始，冯·伦德施泰特怀疑，这些突然的、显然是陆空联合的作战行动，是否就是艾森豪威尔入侵帝国的攻势的开端，这位陆军元帅在很长时间里一直相信，巴顿和朝萨尔河大举猛攻的美军第三集团军，造成了真正的危险。为了与这个威胁作斗争，冯·伦德施泰特已经投入他最好的部队，去击退巴顿疾驶的坦克。现在，这位德国最有名望的军人，暂时被搞糊涂了。他从来也没有预料到，艾森豪威尔的主要攻势是由蒙哥马利领导，他始终认为，蒙哥马利“过于谨慎，过于受习惯的支配，过于仔细周到”。
　　他对蒙哥马利所做动作的大胆感到震惊。从莫德尔的司令部雪片般飞来的电报，带着一种歇斯底里的调子，愈加表明了这个进攻的突然性和严重性:“我们必须考虑到，夜间将会有更多的空降部队着陆……敌人显然认为，他的进攻极为重要，英军针对施图登特取得了最初的较大的成功，已经向瓦尔肯斯瓦德推进……这里的阵地尤其至关重要……迅速而又强大的预备队的缺乏，正在增加我们的困难……B集团军群实际上已经捉襟见肘，其总的形势是危急的……我们要求，尽可能快地给我们装甲车、火炮、重型机动反坦克武器，以及防空部队，而且绝对不可少的是，我们应该日夜在空中都有战斗机……”
　　莫德尔用这些话作结:“……盟军主要集中在我们前线的北翼。”这位军官的意见，冯·伦德施泰特尊重过的次数屈指可数，他曾经尖刻地称他具有一位优秀的军士长的资质，而这次就是冯·伦德施泰特难得尊重他的意见中的一次。在他电报的这个片段中，有关这些令人吃惊的进展，莫德尔让冯·伦德施泰特摆脱了最后的怀疑。的确，B集团军群的“北翼”，就是蒙哥马利。
　　在夜晚的那几个小时里，不可能估计在荷兰的盟军空降部队的兵力，但冯·伦德施泰特却确信，能够预料还会有空降着陆。现在不仅有必要把德国前线的所有裂缝都堵住，而且还有必要同时为莫德尔的B集团军群找到预备队。冯·伦德施泰特不得不再次赌上一把。他的司令部发出了电报，把在亚琛面对着美国人的部队，从他们的阵地里调出来。这些动作是有风险的，但又是必不可少的。这些部队将不得不立即向北开拔，而等到他们能够参战，最少也是48个小时以后了。冯·伦德施泰特又给德国西北边界的那些防区，下达了进一步的命令，要求所有可用的装甲部队和防空部队，前往荷兰安静闭塞的地方，这位陆军元帅现在确信，第三帝国的迫在眉睫的危险就在那些地方。甚至就在德国的铁骑士为了支撑他的防御体系，而彻夜不停地工作的时候，他也仍然默想着这个形势的奇怪之处。负责盟军的这个巨大攻势的军官是蒙哥马利，对此他仍然感到惊讶。
　　当载着威廉·比特里希将军的参谋车从他位于杜廷赫姆的司令部出发，赶到阿纳姆的黑暗街道的时候，夜色已经很黑了。比特里希决心亲自看一下，出了什么事情。当他城市各处察看的时候，火仍然在燃烧，街道上到处都是瓦砾——这是上午轰炸带来的后果。比特里希后来说，许多地区的死亡士兵以及闷燃着的车辆，都表明“发生过激战”。然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却并没有获得清晰的印象。有两名在阿纳姆邮政总部的电话女话务员，比特里希后来授予了她们铁十字勋章，他从那两名女话务员收到的报告中得知，大桥已经被英军伞兵攻占了。比特里希大怒。他曾特别命令哈策尔，要守住大桥，但命令并没有得到执行。现在至关重要的，是瓦尔河上的奈梅亨大桥，在美国人夺取之前必须得到保护。比特里希获得成功的惟一机会，就是要粉碎盟军沿着走廊所进行的袭击，并把英军挤压在阿纳姆地区，让其陷于停顿。现在，阿纳姆北端的伞兵，以及奋力要抵达伞兵那里的那几个散开的营，必须全部消灭。
　　落入库尔特·施图登特大将手中的那份绝密的市场花园行动计划，最终来到了在其新司令部里的陆军元帅莫德尔的手中。莫德尔已经放弃了在杜廷赫姆城堡庭院里的那个园丁农舍，向东南移动了大约5英里，来到小村庄特尔博格附近。施图登特用了近10个小时的时间，才找到陆军元帅的去处，并用无线电把这个文件传了过去。市场花园行动计划是分成三个部分来到的，现在已经解码，因而也就全被揭示出来了。
　　莫德尔和他的参谋们专注地研究这个计划。在他们的面前，是蒙哥马利的全部意图：所使用的空降师的名称，在3天的时间里要进行的一系列空运和再次补给，着陆区域和空投场的精确位置，关键性的大桥出击目标——甚至还有所涉及到的飞机的飞行路线。哈策尔后来从陆军元帅本人那里得知，莫德尔说，这个计划是“异想天开”。它是如此异想天开，以至于在最初几个关键的小时里，莫德尔居然拒不相信。
　　这些计划过于适当了，过于详细了，也就失去了可信性。莫德尔向他的参谋们提出，文件是这样精确，这使它的真实性受到了怀疑。他再次强调了他本人的坚定信念，即在阿纳姆西边着陆的部队，是取道博霍尔特和明斯特，向鲁尔河发动大规模空降进攻的先头部队，博霍尔特和明斯特在东边大约40英里处。他警告说，应该预料，还会有额外的空降着陆，而且他们一旦集结起来，就毫无疑问将突然向北转向，然后向东。莫德尔的推断并非没有根据。正如他对参谋们所说:“如果我们要相信这些计划，要假定阿纳姆大桥是真正的出击目标的话，那么为什么不把部队直接空投在大桥上？这里，他们来到的是适合集结的巨大开阔地区，不仅如此，还是在西边8英里的地方。”
　　莫德尔并没有告知比特里希有这个计划。“在战争结束之前，”比特里希说道，“我从来也没有意识到，市场花园行动的计划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我不知道，莫德尔为什么不告诉我。不管怎么说，这些计划将只不过是确认我本人的见解，即要做的重要事情，就是避免空降部队与英军第二集团军会合——而为了会合，他们当然要需要这些桥梁。”① 在比特里希手下的一名军官，确实知道这个文件的消息。哈策尔中校也许是在陆军元帅的参谋们之外的惟一一名军官，莫德尔曾与之谈到这个计划。哈策尔回忆说:“莫德尔总是为最糟糕的情况做好准备，所以他不是完全不重视这个计划。他告诉我，他无意被控制住。”只有时间才能告诉德国人，这个文件是否真实。尽管这位喜怒无常、难以捉摸的陆军元帅并不打算完全接受这个摆在他面前的证据，但它却给他的大多数参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莫德尔的司令部既然手中有了市场花园行动的计划，因而就把那些空投行动通知了所有防空部队，根据计划，空投将在几个小时以后进行。
　　起码，有一个臆断被放弃了。总司令部的行政官古斯塔夫·赛德尔豪泽尔中尉回忆说，根据所缴获的文件，莫德尔现在的看法是，他和他的位于奥斯特贝克的司令部，原来根本就不是空降部队的攻击目标。①
　　16
　　就在约翰·弗罗斯特中校夺取了阿纳姆大桥北端的时候，对11英里以外另外一个首要出击目标的小心翼翼的逼近，才刚刚开始。在走廊当中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防区的中央，位于奈梅亨的那座横跨瓦尔河的五孔公路桥，是霍罗克斯将军的第三十军的坦克部队，在前往阿纳姆的途中，将通过的最后一个渡口。
　　詹姆斯·M. 加文准将的第五○四伞兵团，以引人注目的成功，夺取了奈梅亨西南8英里处的那座关键性的格拉夫大桥；而在大约晚上7：30的时候，第五○四团和第五○五团的一些部队，夺取了霍伊曼村的马斯河-瓦尔河运河上的一个渡口，该渡口在格拉夫正东不到5英里的地方。加文本来希望，把运河上的三个渡口以及一座铁路桥全都夺取，但希望落空了。在第八十二空降师夺取之前，德国人把那些桥炸掉了，或者严重破坏了。然而，在着陆后的6个小时里，加文的伞兵已经形成了一条将由英军地面部队通行的路线。除此之外，格鲁斯贝克高地附近第八十二师的空投场与国家森林之间的那个地区，第五○五团的巡逻队进行探察的时候，只遭到了微乎其微的抵抗；而夜幕降临时，第五○八团的其他伞兵，还夺取了荷兰与德国边界上的一块3英里半长的林地，那块林地在格鲁斯贝克高地空投场的北边，一直通向奈梅亨的东南郊。现在，第八十二师的四个关键出击目标当中，已经有3个掌握在手中，这样，一切就看对奈梅亨的那座1960英尺长的公路桥的夺取了。
　　尽管布朗宁将军已经指示加文，等到格鲁斯贝克周围的高地被夺取以后，再前往奈梅亨渡口，但加文却自信，第八十二师的所有出击目标，在第一天就能全部夺取。加文在大约24个小时之前对形势作了估价，然后把第五○八团的团长罗伊·E. 林德奎斯特上校召来，指示他派一个营全速赶往大桥。加文分析，在空降部队着陆所造成的惊讶和混乱当中，非常值得赌上这一把。“我提醒林德奎斯特，在街道上行进有被发现的危险，”加文记得，“我指出，赶到大桥的方法，就是从城市东边接近大桥，而不要从建筑物多的地区穿过。”不管是因为他没有听明白，还是因为他想先把最初的几个任务完成，反正林德奎斯特本人的回忆是，一直到该团的其他出击目标获得成功之后，他才把他的伞兵投入到对大桥的攻击。一营的营长是小希尔兹·沃伦中校，林德奎斯特给一营下达的命令是，坚守格鲁斯贝克至奈梅亨的那条公路的防护阵地，那是在城市东南大约一英里多的地方。沃伦的任务是保卫该地区，并与在西边和东边的该团的另外两个营会合。沃伦回忆说，只有在这些任务完成以后，他才可以准备进入奈梅亨。这样一来，沃伦的那个营并没有从东边的平坦农田朝大桥猛攻，而是不知不觉直接来到了加文试图避免的那些建筑物非常多的地区中央。
　　沃伦完成了其他任务之后，夜幕已经降临了。现在，珍贵的时间已经丧失，走在前面的各个连开始缓慢穿过奈梅亨安静的、几乎是被遗弃的街道。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赶到通向大桥南入口的环形交叉路口。还有一个转移注意力的目标。荷兰地下组织报告说，准备炸毁这个巨大的渡口的引爆装置，在邮电局主楼上。只是在沃伦的部队已经开始朝大桥移动之后，这个极其重要的情报才送到他们那里。一个排被匆匆派到邮电局，在那里，工兵们制伏了德国看守，又切断了电线，炸掉了他们所认为的引爆操纵装置。事实上，这个装置究竟是不是真的与大桥上的炸药连在一起，谁都永远不会确凿知道，但现在，起码线路和电话交换台被破坏了。当这个排试图撤退，再次加入大部队中的时候，他们发现敌人从后面包围了过来。他们被切断了退路，在接下来的三天里，他们不得不在邮电局里继续抵抗，一直到援兵到来。
　　与此同时，当沃伦的其他部队靠近通向大桥的一个公园时，突然遭受到机枪和装甲车炮火的猛烈轰击。那位被安排在第八十二师里的荷兰军官、阿里·D. 贝斯特布罗尔赫上尉记得:“大炮突然向我们开火，我能看见从炮口发出的火光。它们似乎在我们的四面八方。”贝斯特布罗尔赫还没有来得及举起他的卡宾枪射击，他的左手、肘部以及右手的食指就被击中了。① 对下士詹姆斯·R. 布卢来说，在变得一片漆黑的街道上激烈进行的那场令人恐惧的战斗，就像一场噩梦。“我们立即参加了白刃战。”布卢记得。当时他正在与一等兵雷·约翰逊一起走在街道上，两人都端着上了刺刀的M-1型步枪，结果与党卫军部队撞上了。当约翰逊试图用刺刀刺其中的一个德国人时，布卢用一把近战两刃短刀奔向一名军官。“我们奉命不得开枪。如果近战，就要使用匕首和刺刀。但是，”布卢回忆说，“那把近战两刃短刀似乎太短了，因而我使用了我的冲锋枪。这个战斗也就结束了，但几乎是立即，一门自行火炮开始朝我们的方向开炮。我们向前移动，来到公园，与别的排会合。”列兵詹姆斯·阿勒代斯记得，他听见有人喊，要卫生员到前面来，但“子弹正呼啸着穿过街道，黑暗中又是一片混乱，结果人们不知道别的人在什么地方。我们在一座用砖砌成的校舍周围，建起了一个环形防线。我们听见，就在前面，防线的外面，有德国人的说话声，还有伤员的呻吟和叫喊声。我们无法赶到大桥。最后我们才觉得，德国佬把我们挡住了。”
　　德国佬确实是把他们挡住了。保罗·格拉布讷上尉的侦察营，原先差一点就在阿纳姆大桥遇见弗罗斯特，现在则是已经到达了奈梅亨，远远早于出发晚了的美国人。
　　在有史以来这个最伟大的空降袭击的第一天，到午夜的时候，英军和美军的伞兵，或者是正在前往他们的主要出击目标，或者是一边作战一边前往目标。在几个漫长的小时里，他们行军，与强大而又顽强得出乎预料的敌人进行了残酷的遭遇战，终于夺取了大多数目标，而策划者们原先预料，那些目标是应该迅速而又轻易就夺取的。约翰·弗罗斯特上校的第二营的英勇的士兵们，坚持在阿纳姆大桥的北端，从那里开始，沿着走廊一直往南，就是罗伯特·辛克上校的第一○一营的伞兵们，他们正在那里艰难地修复索恩的大桥，那是一种既凶猛又抱定决心的心境：他们必须让公路保持畅通，好让英军第二集团军的坦克和步兵长驱直入。在这个午夜时分，伞兵们并不怀疑，他们很快就将被解围，或者原定于在18日到达的增援部队和补给品，将会进一步加固他们的阵地。尽管有严重的伤亡、混乱以及通讯手段上的挫折，但这支空降集团军的官兵们却十分乐观。总的说来，这并不是一个糟糕的星期日远足。17
　　送海因茨·哈梅尔少将从柏林返回的飞驰的汽车，在快到阿纳姆的时候，这座城市的上空出现一道红色的光。经过这个长途旅行，哈梅尔又忧虑又疲倦，他来到在鲁尔洛的弗伦茨贝格师司令部，结果发现他的指挥所此时是在费尔普，费尔普在阿纳姆东北大约3英里处。在那里，他找到他的参谋长帕伊什中校，帕伊什显得疲惫不堪。“谢天谢地你回来了！”帕伊什说道。他迅速向哈梅尔简介了那天发生的事件，以及从比特里希将军那里接到的命令。“我惊得目瞪口呆，”哈梅尔回忆说，“一切都是混乱的，让人捉摸不定。我非常疲倦，但形势是如此严峻，因而我立即给比特里希打了电话，告诉他，我要去见他。”
　　比特里希也没有睡觉。哈梅尔被带进来以后，比特里希马上开始概述形势。他既生气又沮丧，在地图上面俯下身子。“英军伞兵在这里着陆了，在阿纳姆的西边，”他告诉哈梅尔，“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实际兵力或者意图。”这位军团司令指着奈梅亨和艾因霍温，说道:“美国空降部队在这两个地区夺取了立足点。与此同时，蒙哥马利的部队从默兹河-埃斯考河运河向北边发动了进攻。我确信，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部队隔开。在我看来，出击目标就是那些桥梁。一旦夺取了这些桥梁，蒙哥马利就能长驱直入，进入荷兰的中央，再从那里，进入鲁尔河地区。”比特里希挥了挥手，“莫德尔并同意。他仍然相信，将还会有空降部队在莱茵河的北边、阿纳姆的东边和西边空降，然后朝鲁尔河地区进军。”
　　比特里希解释，哈策尔的霍亨施陶芬师，已经奉命去肃清阿纳姆西边和北边的英军。荷兰的武装部队司令、克里斯蒂安森将军，已经接到指示，让他的部队——若干个防御和培训营的混合，接受汉斯·冯·特陶中将的指挥。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两翼的霍亨施陶芬师，努力攻占英军的着陆区域和空投场。
　　比特里希继续说，弗伦茨贝格师负责阿纳姆东边和奈梅亨南边的所有的活动。比特里希用手指戳着地图，告诉哈梅尔:“奈梅亨大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除此之外，阿纳姆大桥以及一直往南到奈梅亨的这个地区，也是你的责任。”比特里希停顿下来，在屋子里踱着步子。“你的问题，”他告诉哈梅尔，“已经被搞得更加困难了。哈策尔没有把装甲部队留在阿纳姆大桥北端。英国人现在在那里。”
　　哈梅尔听着，愈来愈惊恐地意识到，由于阿纳姆大桥在英国人的手中，所以就没有办法让他的装甲部队迅速渡过莱茵河，直下奈梅亨。阿纳姆大桥的东边，也没有另外一座跨越大河的桥梁渡口。他的整个师就不得不在潘讷登村的一个摆渡码头，被摆渡过去，潘讷登村在阿纳姆东南大约8英里处。比特里希预见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已经命令摆渡行动开始。那将是一种缓慢、拖拉、绕道的抵达奈梅亨的方式，而且要把该师的卡车、装甲车和人员摆渡过去，将会用掉哈梅尔的一切资源。
　　当哈梅尔离开比特里希司令部的时候，他问他的司令员:“为什么不在不太晚的时候炸掉奈梅亨大桥呢？”比特里希的口吻是反讽的。“莫德尔断然拒绝考虑这个主意。我们进行反攻的时候可能需要它。”哈梅尔惊愕地瞪大了眼睛。“用什么来进行反攻呢？”他问道。
　　夜色之中，哈梅尔再次动身，前往潘讷登。他的部队已经在行进，前往渡口了，马路上塞满部队和车辆。在潘讷登，哈梅尔明白了他在路上亲眼看见的混乱状况的原因。车辆堵塞了街道，形成了巨大的交通拥挤。在河边，用橡皮筏子组成的临时代用的渡船，正在缓慢地运送卡车漂浮过河。哈梅尔从他的参谋长那里得知，有一个营已经到达了对岸，已经在前往奈梅亨的途中。有一些卡车和小一些的车辆，也渡过了河，但到目前为止，重一些的装甲设备还没有装上。在帕伊什看来，如果这个缓慢、笨重的轮渡不能加速的话，那么9月24日以前，弗伦茨贝格师就不可能在阿纳姆-奈梅亨地区投入战斗。
　　哈梅尔知道，这个问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他将不得不重新夺取阿纳姆大桥，从而打开通往奈梅亨的公路路线。9月17日，是市场花园行动的第一天，在这个第一天结束的时候，德国人的一切沮丧，现在都集中在一个固执的人身上——那个人就是在阿纳姆大桥上的约翰·弗罗斯特上校。
　　239
　　第三部
　　进攻
　　①彩包爆竹（cracker），装有礼物、玩具等的彩色纸筒，拉开时劈啪作响。
　　238
　　①皮卡迪利广场（Piccadilly Circus），伦敦的一个剧场和餐馆集中的娱乐中心。
　　① 普列克斯玻璃（plexiglass），一种透明塑料材料，用以制造飞机座舱罩、镜片等。
　　∶
　　①地速（ground speed），即飞机飞行时相对于地面的水平速度。
　　①第八十二师的战后报告以及第五○四团团长塔克上校的战后报告都阐明，大桥是在下午2：30被“夺取”的。但韦勒姆斯少校的说法却是，由于大桥仍然遭到炮火的骚扰，所以第一批从东北端渡河的人，实际上是在下午3：35过的河。但不管怎么说，汤普森中尉率领的E连的那个排，从下午1：45便坚守那座桥，使它免于被炸掉，一直到下午5点被描述为“安全”时为止。——原注
　　①也就是说，他由于负伤，不能继续参加战斗了。
　　①康城（Caen），法国西北部下诺曼底大区卡尔瓦多斯省省会。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德国人把此地作为阻止英国和加拿大军队进军的防线。
　　①这是一种以摩泽尔河命名的德国产的酒。摩泽尔河（Moselle，或者Mosel）源出法国东北部，流经卢森堡，在德国的科布伦茨汇入莱茵河。
　　① 荷兰归正会（Dutch Reformed Church），荷兰最大的基督教会，其前身是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时期成立的荷兰国家教会。
　　①海尔德兰（Gelderland），荷兰中东部省份，与德国接壤，省会就是阿纳姆。
　　①救世军（Salvation Army），国际基督教慈善组织，1878年由英国牧师W. 布斯（William Booth，1829—1912）创建，其组织形式与活动方式类似军队。
　　①布里斯托尔海峡（Bristol Channel），在威尔士南部和英格兰西南部之间。
　　②奥尔德堡（Aldeburgh），英格兰萨福克郡萨福克沿海区的一个教区和城镇。
　　①萨姆·布朗（Sam Browne，1824—1901），英国将军，武装带的首创者。
　　①克里斯托弗·希伯特的《阿纳姆战役》一书第96页，特别谈到了阿纳姆的英军，并且同样指出了英军通信系统的瑕疵。他声称:“美军的空中支援队伍训练不足……其灾难性的后果，就是直到这次军事行动的最后一天……才给空降部队提供了有效的近距离的空中支援。”似乎没有任何信息说明，是谁在分配频率上出了差错，那些美国人的名字也不为人所知。这两个队伍，战役当中发现，在那个极其重要的日子，他们本来拥有也许能够改变整个历史进程的手段，但这两个队伍却永远也没有被找到。然而这两个作战队伍却是已知参加了阿纳姆战役的仅有的美国人。——原注
　　①由于市场花园行动被认为是一个完全由英国人进行的军事行动，所以没有几个美国记者得到授权去报道这次进攻。没有一位美国记者被派到阿纳姆。有一位隶属于第一○一师的美国记者，是来自合众社的沃尔特·克朗凯特，他是乘坐滑翔机着陆的。克朗凯特回忆说:“我以为滑翔机的轮子是用来着陆的。想象一下吧，当我们在地上打滑、轮子碰到地面的时候，我是多么吃惊啊。还有一件令我震惊的事情。我们全都发誓说，我们的钢盔是固定住的，可是在撞击之下飞了出去，似乎比飞来的炮弹还要危险。在着陆以后，我一把抓住我所看见的第一个钢盔，抓住我的可信赖的小行囊，里面有那台奥利韦蒂牌打字机（译者按：奥利韦蒂牌打字机是意大利奥利韦蒂公司出品的名牌打字机），然后朝运河爬去，运河是会合点。当我回头看的时候，我发现有六七个家伙在我后面爬。看来我是拿错了钢盔。我戴的钢盔后面有两个匀整的条纹，表明我是一位中尉。”——原注
　　①格里菲思是中校，但当哈特少校回忆的时候，这是在战后，格里菲思可能已经是上校了。
　　①飞行堡垒（Flying Fortress），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用的B-17重型轰炸机。
　　①这是比喻。原文是“cab rank”，加引号，这引号本身就说明是比喻，也就是说，那些战斗机就像在候车站等候客人的出租车一样。
　　①在关于阿纳姆的传说中，有关被缴获文件的故事，就像间谍林德曼斯的故事一样，也总是被包含进去。有些报道声称，市场花园行动的计划是在一名美国上尉的尸体上找到的。我采访了施图登特，并仔细看了他所有的文件。他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证实，那个公文包是由一位上尉带着的。在英国和美国的官方记载中，也没有这样提到。大概，既然施图登特说计划来自“一架韦科型货运滑翔机”，就被普遍认为，飞机上只有美国人。然而，布朗宁将军司令部的一部分人是乘坐韦科型滑翔机飞往荷兰的，而其中的一架就在施图登特的司令部附近坠落。不管怎么说，不管那些人员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我都认为，市场花园行动的整个计划由一位上尉掌握，是极不可能的。首先，计划的分发非常小心，其次，每一份都编了号，只限于分发给高级参谋人员。——原注
　　①一些有关阿纳姆战役的报道声称，高夫的部队无法作战，因为他的许多车辆未能用滑翔机送达。“如果那可以称之为失败的话，”高夫说道，“那么那个失败也并不是因为缺少吉普车，而是因为没有人提醒我们，事实上，第九和第十党卫军装甲师就在那个地区。”——原注
　　遥远的桥
　　①这种武器不应该与德国的小型迫击炮投掷器——6膛火箭发射器（Nebelwerfer，亦译多级火箭发射器）——混淆起来。克拉夫特断言，这些实验性的发射器只有4台。我没有能够核对这个事实，不过在西线我并没有发现有类似武器的记录。毫无疑问，它的使用给英军带来了毁灭性的效果。无数目击者描述了这种超大型的迫击炮弹的呼啸声和冲击力，但令人费解的是，在英军的任何战后报告中都没有对这种武器的讨论。——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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