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闭上了眼睛，对突然一哄而起的狗吠声无一丝反应，蒙蒂利亚以为他又睡着了。经过片刻的深思，将军又睁开了眼，并以了结的语气说道：“就这样，不过我什么也不知道。”
在这之后．他听到了群狗乱吠的声音，这种声波以同心圆的方式向四处扩散，从城里一直传到远郊的沼泽地；那里的狗有些被驯养得不再呕叫，这样就不致暴露出它们的主人。蒙蒂利亚将军告诉他说，正在给街上的狗施放毒药，以免狂犬病蔓延。在奴隶区被咬的孩子里，只逮住了两个，其它一些，就象历来一样，或被他们的父母藏了起来，好让他们在自己的主人面前死去，或被带到政府管不到的马里亚巴哈沼泽地区，那儿聚居着逃亡的奴隶，以便让他们用玩蛇者的高招来拯救孩子的生命。
将军从来没有打算取缔过那些不吉的仪式，但是给狗下毒药，他觉得这有失人的身分。他喜爱狗有如喜爱良马、喜爱鲜花。当他第一次乘船去欧洲时，他把一对狗崽儿一直带到了韦拉克鲁斯。（23）当他从委内瑞拉的利亚诺省率领四百名打着赤脚的当地人越过安第斯山脉时，他随身带了十多条狗。在整个战斗中，他都没有让它们离开过自己。其中最有名的一条叫“白雪”，从将军戎马生涯的最初时刻起就一直伴随着他，而且曾独自击败过西班牙军队由20条食肉猛犬组成的一个小队，后来在卡拉沃沃（24）的第一次战斗中被敌军用长矛刺死了。在利马，曼努埃拉·萨恩斯除了马格达莱纳庄园里各种成群的动物外，还有多得照顾不了的狗。有人曾向将军进言，当一条狗死去后，应该用另一条外形完全一样并且呼之以同样名字的狗来代替，以便相信它仍然存在。他不赞同这样做。他一向希望它们各有个性，这样可以根据它们的各自特点、眼神里的热望、呼吸中的焦虑来记住它们，而且能为每一条狗的死亡悲痛。9月25日的那个不幸的夜晚，两条曾经咬死过反叛者的猎狗，在攻击敌阵时毙命。将军在这次旅程中。除了从河里捡来的那条名叫猎虎的背时的狗之外，还带着有幸活下来的两条狗．蒙蒂利亚告诉他关于第一天就毒死了 50多条狗的消息，一下扫尽了竖琴带来的美好情绪。
蒙蒂利亚确实感到遗憾，再三保证街上将不会再有狗死去。他听了后心情稍趋平静，这不是因为他相信这项保证将会兑现，而是他周围的将军们的良好用心给他以慰藉。夜的光辉包容了其余一切。灯光灿烂的庭院散发出茉莉花的馨香，大气里好似缀满了钻石，从来没有过如此众多的星星在天幕上闪烁。“就象四月的安达卢西亚。（25）”往日回忆谈起哥伦布时，他曾这样说过。一阵从相反方向吹来的风带走了嘈杂的市声和花香，剩下的只有海浪撞击城墙时发出的轰鸣。
“将军”，蒙蒂利亚恳求道，“您留下吧。”
“船已停在码头了。”他说。
“还会有其他船的。”蒙蒂利亚说。
“都一样的，”他反驳道，“所有的船都是最后一次机会。”
他没有做半点让步。在多次恳求无效后，蒙蒂利亚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他起誓要到事件发生前夕才公开的秘密透露给他，以拉斐尔·乌达内塔（26）将军为首的忠于玻利瓦尔的军官们准备于9月初在圣菲发动政变。与蒙蒂利亚期待的相反，将军并未感到意外。
“不知道这件事，”他说，“但不难设想。”
于是蒙蒂利亚向他讲述了关于在委内瑞拉军官们的同意下策动军事政变的细节，并说有关行动己经在所有忠于政府的驻军中进行酝酿。将军沉思了片刻后说：“没有意义。如果乌达内塔真想整治天下，让他与派斯（27）商量去，他就得重演最近15年从加拉加斯到利马的历史。再往后，就是坦途漫步了，将一直走到巴塔高尼亚高原。”然而，在他离开那儿准备去就寝时，并没有把门关严。‘苏克雷知道吗？”他问。
“他不赞成。”蒙蒂利亚说。
“当然，他与乌达内塔一向不和。”将军说。
“不是，”蒙蒂利亚说，“他反对一切有碍于他去基多的做法。”
“不管怎样，得和他去谈谈。”将军说，‘和我说是浪费时间。”
这似乎是他的最后意义，尤其是第二天一早他就给何塞·帕拉西奥斯发了话，让他趁船只停留在港湾里的机会，赶快把行李装上船．同时还让他去和船长联系，请他把船于当天下午锚在圣多明各要寒前面，这样他可以从住处的阳台上一目了然地看到邮船。他的吩咐如此具体，但就是没有说哪些人陪他同行，所以他的随员们都猜想他可能谁也不带。威尔逊按一月份已定好的方式行事，没有与任何人打招呼，就把行李装上了船。
甚至那些最不相信他会走的人，当看到六辆装满行李的大车沿着大街向港湾的码头驶去时，都纷纷去给他送别。雷格考特伯爵由卡米列陪着，也来到了，他是将军午餐席上特邀的贵宾。卡米列看上去更加年轻了，她的眼神奇由于头发梳成了发髻而显得不那么严厉，上身穿一件宽松的外衣，脚上的便鞋也是同一种颜色。将军以殷勤的举止掩饰了他见到她的不快。“美丽的贵夫人肯定非常有把握地认为翠绿的颜色能为她增生添彩。”他用西班牙语说。
伯爵随即把这句话译了出来，卡米列发出了放荡不羁的女人才有的笑声，使整个大厅充满了她那带甘草味的气息。“西蒙先生，我们别再耍嘴皮子了。”她说。两个人都发生了些变化，谁也不敢挑起第一次见面时那种修辞学上的比赛，因为彼此都担心那样会伤害了对方。卡米列立刻把他忘了，而尽情地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里周旋，想能以法语直接与某人交谈。将军走到塞瓦斯蒂安·德西根修士身边，两个人聊了起来，这位忠厚长者，享有很高的声望，因为当温布尔特（28）于世纪初路经此地染上天花时，是他给治愈的。修士本人是唯一不把此事放在心上的人。“上帝安排某些人死于天花，让另一些人免于此难，男爵就属于后者之列。”他解释说。将军上次来这里时，曾提出过要见他，那时就听说他能以芦荟入药治疗300多种不同的疾病。
蒙蒂利亚吩咐准备好送行时的军事查阅，这时何塞·帕拉西奥斯从码头带着正式的口信回来了，说午饭以后，邮船将驶到将军住处前面的水面上，为免受六月里正午烈日的炙烤，蒙蒂利亚命令在送将军由圣多明各要塞去邮船的小艇上支起遮荫的布篷。十一点时，开始往桌上上菜，当地厨房食谱上的稀珍名菜桌上应有尽有。这时，大厅里已宾客如云，有应邀而来的也有自己主动来的，大家都热得喘不过气来。卡米列未能弄清震撼大厅的一阵激动出于何因，直到她耳边响起“Apres vous, madameg（29）”的沙哑嗓音时，才醒悟了过来。将军帮她从每个菜盘里各取了一点，并告诉她相应的菜名、做法和渊源，接着他自己取了一份数量更多一点的菜，女厨师见状大为惊异，因为一个小时前他曾拒绝了特意为他准备的远比桌上这些要鲜美得多的菜肴。片刻之后，他从寻找座位的人群中走到了卡米列身边，把她引到了内阳台上。阳台下面开着硕大的赤道鲜花，将军直接了当地问道： “我们如能在金斯敦（30）见面，那将太令人高兴了。”他说。
“没有什么比这更如我的意了。”她答道，没有现出一丝惊诧的表情，“那里的阿苏莱斯山使我着迷。”
“您独自一人？”
“不管和谁一道，我永远是孤单一人。”她应声道。说完，又调侃地加了一句“阁下。”
将军微微一笑，然后说道：“我将通过伊斯洛勃找您。”
以上就是发生在他们两人中间的一切。他领着她穿过大厅把她又送回到原来的地方，告别时，他作了一个对舞时弯腰的姿势。盘子里取的菜，他一口未动，搁在了窗台上，他又回到了起先的座位上。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决定留下不走的，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作出这一决定的。当地政界人士之间的互相倾轧，把他折磨得烦恼不堪，当他突然向雷格考特伯爵转过身，还没有等后者反应过来时，有意让大家都听到他高声说的话：“您说得对，伯爵先生，在我身体状祝如此糟糕的情况下与这么多女士一起旅行，我这是干什么呢？”
“的确如此，将军，”伯爵微微叹了口气应道，接着又赶紧补上一句：“不过下星期‘香农号’就要到了，这是艘英国的三桅帆船，不仅有上好的客舱，而且配有出色的医生。”
“这比一百个女人还要糟。”将军答道。
不管怎么说，他的解释只是一个遁词，因为有位军官曾准备把舱位给他，让他坐到牙买加。何塞·帕拉西奥斯是唯一以决然无误的见解道出其准确理由的人：“我老爷所想的事，只有我老爷知道。”不管怎么样，这次旅行都无法成行了，因为此外，邮船为接他上船在驶往圣多明各要塞的途中搁浅了，受损情况相当严重。
就这样，他又留下了，唯一的条件是又在蒙蒂利亚家里继续住下去。将军认为，就房子本身而言，城里没有比它更漂亮的，但由于临近海边，对他的关节炎来说，湿气太重了，特别是冬季，每当他醒来时，床单都是湿漉漉的。他的身体要求于他的是一种少一些城里贵族气味的空气。蒙蒂利亚把将军的要求理解为将要长期留下来的表示，所以立即设法让他满意。
波帕山的山坡上，原先有个游乐休息的村落，但是1815年卡塔赫纳人为了不使卷土重来的保皇党部队有安营扎寨灼方便，一把火烧光了这地方的房屋。但这种牺牲没有顶一点用，因为西班牙人经过106天的围困后，终于攻占了布满工事的城区，在围城期间，城里的人甚至连鞋底都被用来充饥，饿死的人有6000之多。 15年后，那片被战火烧烤得滚烫的平原，此时仍被下午两点钟无情的烈日炙烤着。在为数不多的、经过修整的房子里，有一所是一个名叫朱达克·金塞勒的英国商人的，这几天他外出旅游去了。当将军从图尔瓦科来到这里时，这屋子保护得很好的棕榈叶屋顶和色彩欢快的墙壁引起了他的注意，还有，一片果树林几乎遮住了人们窥探的视线。蒙蒂利亚将军思忖：对于这样等级的房客，房子未免太小了点，但他又想到，将军既在公爵夫人的床上留过宿，也裹着斗篷在猪圈里度过夜，于是便把它租下了，租期没有说定。卧室里的床和洗脸用的盆、罐，正屋里的六张皮凳子，还有金塞勒先生用来制造自饮的烈性酒的煮酒器，都一一加付了租金．蒙蒂利亚将军从政府办公处搬来了一张天鹅绒安乐椅，还让用苇子、泥巴给卫队的士兵盖了一座棚屋。当室外烈日炎炎时，屋里却清新、凉爽，而且什么时候都比巴尔德奥约斯侯爵的住所干燥。此外，它有四个通风极好的卧室，成群的鬣蜥在那里安闲地爬来爬去，耳边响着熟透了的刺果香荔枝不时掉到地上的破裂声，清晨的失眠也不那么枯燥难耐。午后，特别是暴雨滂沱的下午，可以看到穷人们抬着被淹死的亲属去修道院守灵的行列。
自从搬到波帕山以后，将军只去过城里两三次，而且是专门为让一位路经卡塔赫纳的意大利画家安东尼奥·梅乌西给他画像。他感到身体如此虚弱，以致只好坐在侯爵寓所的内阳台上，闻着野花的清香，听着喧闹的鸟鸣，让画家作画。尽管这样，也不能坚持纹丝不动地呆一个小时。画的像他很喜欢．虽然很明显，画家对他注入了过分的怜悯。
在9月谋害事件发生前不久，哥伦比亚画家何塞·马丽亚·埃斯皮诺萨曾在圣菲的总统府为他画过一祯画像。但他觉得那幅画与他自己的形像相差太远了，以致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向他当时的秘书桑塔纳将军吐露了心中的不快。“您知道这幅画像谁吗？”他说，“象梅萨（31）的那个老奥拉亚。”
曼努埃拉·萨恩斯知道这件事后颇为生气，因为她认识梅萨的那个老家伙。“我看您太贬低自己了，”曼努埃拉对他说。“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差不多就80岁了，已经站不起来了。”
他最早的一幅肖像是16岁在马德里时一个无名画师给画的。32岁时，在海地又画了一幅。这两幅画都忠实地描绘了他当时的年龄和他的加勒比人的性格。他身上有非洲人的血统，他的高祖父曾与一个女奴有过一个男孩，这一点从他的五官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所以秘鲁的上流社会都称他为桑博（32）人。但是，随着他的荣誉和地位的不断上升，画家们便逐渐把他理想化，洗涤他的血液，神化他的形象，直至最后以拉丁人的侧面浮雕形象树立在官方的记忆里。相反，埃斯皮诺萨笔下的画像，只象他而不象任何别的人，他当时45岁，已被病魔啮食得遍体鳞伤，他不仅对别人，甚至也对自己竭力隐瞒这种事实，直到他咽气前夕都是这样。
一个雨夜，他睡在“波帕足”的住所里，当从令人不安的睡梦中醒来时，看到一个福音中的少女端坐在他卧室的一角，穿一件世俗的宗教团体的绣花麻布外衣，头发上饰以荧火虫做的光环。殖民地时代，欧洲的游客们看到土著人用瓶子装着荧火虫在夜间照路，感到很惊奇。后来，共和国时代，萤火虫成了女性的时髦饰物，她们用来做成诸如发亮的环钳戴在头上，闪光的霞冠饰在额顶，或者灿灿的胸针别在胸前。那天夜里走进他卧室的这位姑娘则是把荧火虫缝在束发带上，所以她的脸沐浴在一种幻觉般的光亮之中，娇慵的倦态显得深不可测，虽才二八年华，却已华发丛生，然而将军立即在她身上发现了作为女人最引为重的美德：未经雕琢的才智。为了能让人放她进入掷弹兵的营地，她表示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值班的军官感到这人很少见，便把她交给了何塞·帕拉西奥斯，看看将军对她是否有兴趣。将军让她躺在自己身旁，因为他感到没有力气把她拥在怀里躺到床上去。姑娘解下头上的发带，把荧火虫装进随身携带的一节挖空的甘蔗里，在他身旁斜躺了下来。在漫无目的地交谈了一会儿之后，将军冒然地问她卡塔赫纳的人对他是怎样看的。
“人们说阁下身体不错，但您装出一副生病的样子以便获得人们的同情。”她说。
他脱去睡衣，请姑娘在油灯下看看他的上身。姑娘丝毫不漏地看清了所能看到的最糟糕的身体：腹部干瘪，肋骨外露，上下肢瘦得只剩下了骨头，整个身子被一张汗毛稀少、如同死人一样苍白的皮包裹着，而他的脑袋，由于风吹日晒，则象是另一个人的。
“现在我所欠缺的就是死亡。”他说。
姑娘坚持道：“人们说您一向如此，但是现在让人们知道这些对您有好处。”
面对着不容置疑的事实，他没有认输，他继续摆出有关他病症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而她则不时被睡魔所压倒，并在睡梦中继续与他对话，一点也没有离开谈话的思路。整个夜里，他连碰都没有碰她，但能感受到她青春的气息已经足够了．突然，伊图尔维德上尉开始唱道：“如果暴雨仍不停歇，如果狂风愈刮愈急，抱住我的脖项，让大海吞没。”这是过去的一首歌，那时胃还能忍受熟透的番石榴的强烈诱惑和黑暗中女人的无情。将军和姑娘几乎以虔诚的心情一起听了那首歌，但是当另一首歌唱到一半时，姑娘又睡着了，而他则感到疲惫不堪、心绪不宁。歌声消失后，夜的寂静是那么纯洁，当狗的吠声四起时，姑娘蹑手蹑脚地下了床，以免惊醒他。他听到了她摸索着寻找门锁的声响。
“你走了，处女？”他问。
她伴以俏皮的笑声答道：“只要和阁下住一宿，谁也不会是处女。”
象所有其他女人一样。她走了。在他一生中遇见过的那么多女人里，其中很多与他只有过短暂的欢愉，但从没有向任何一个女人暗示过让她留下来的想法。一旦他的欲望如愿以偿，他就满足于在记忆中继续回味她们；或从遥远的地方通过火热的书信表示对她们的迷恋；或给她们赠以厚礼以给自己的健忘辩解，但决不使自己的生活哪怕有一丁点儿陷入这种与其说是爱倩不如说是虚荣的感情里去。
那天夜里，当只剩下他孤单一人时，他下床来到伊图尔维德身旁，后者与其他几个军官围着院子里的篝火在继续交谈。将军让他唱歌，请何塞·德拉，克鲁斯·帕雷德斯上校用吉它伴奏，就这样，一直唱到黎明时分。大家从他所挑选的歌曲中意识到了他当时恶劣的心情。
第二次去欧洲回来后，他曾对流行歌曲很感兴趣，他不仅纵情唱这些歌曲，而且在加拉加斯上流社会的婚礼上，他随着这些歌曲跳舞时的优美舞姿是谁也比不上的。战争使他改变了兴趣，那些源于民间、曾搀着他的手在初恋时期疑窦丛生的大海里漫游的浪漫主义歌曲，已经被华丽的华尔兹舞曲或振奋人心的军乐曲所代替。这天晚上在卡塔赫纳，他又一次要他们唱他青年时期的那些歌曲，其中有些太古老了，他得不不教伊图尔维德唱，因为后者太年轻了，实在记不起这些歌曲。随着将军陷入内心的苦痛，听的人都慢慢走开了，最后，只剩下伊图尔维德陪他一起凝望着篝火的余烬。
那是一个不平常的夜，天上没有一颗星星，阵阵海风带来孤儿的哭声和腐烂变质的花香。伊图尔维德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可以从清晨起不眨一眼地端详冰凉的灰烬，就象他充满灵感地高歌达旦一样。将军一边用木棍拨旺火堆．一边打断了他的歌唱：“墨西哥那边有什么新闻？”
“我那边没有人，”伊图尔维德说，“我是个被流放的人。”
“这儿我们都是被流放的”将军说，“从战争开始起，我在委内瑞拉只待了六年，其余的时间我都耗在拦截不驯的马驹（33）、奔波在半个世界之间。您无法设想要是现在能在圣马特奥斯吃上顿炖牛肉我愿付出的代价。”
他的思绪应该离开他现实的生活回到童年时代的榨糖厂去了，默然片刻后，两眼盯着行将熄灭的篝火。当他重又开始说话时，思绪已回到现实里了。“扯蛋的是我们已不是西班牙人了，我们东跑西颠地到过的这些国家，不是三天两头地更换名字，就是那些政府都是短命的政府，以致我们自己都弄不清楚找们是什么鬼地方的人。”话毕，又回过来长时间地盯着篝火的灰烬，他换了一种语调问道：“世界上这么多国家，您干吗到这儿来？”
伊图尔维德王顾左右而言他。“在军事学校时，老师教我们纸上谈兵，”他说，“我们在石膏做的地形图上用铅铸胞小兵作战，星期天老师带我们去附近的草原上，那儿既有放牧的奶牛，也有做完弥撒的妇女，为了让我们习惯惊恐的气氛和火药气味，上校就打一发炮弹。教员里最有名的那一位是个有残疾的英国人，他教我们人死后怎样从马背上跌下来。”
将军打断了他的话。“您喜欢战争？”
“我喜欢的是您那种战争，将军。”伊图尔维德说，“从我被接收入伍到现在快两年了，但是我还不知道一场有血有肉的战争是什么样子。”
将军的目光仍未移到他脸上。“嗯，您走错道啦。”他说，“这里除了一些人反对另一些人外，再没有别的战争了，而这些战争有如在杀害自己的母亲。”何塞·帕拉西奥斯从暗影中提醒将军，天就要亮了，于是他用树棍拨散了灰烬，当他站起身时，抓住伊图尔维德的一只胳膊说“我如果是您，就趁丢脸的事还没有撵上，赶紧离开这儿。”
何塞·帕拉西奥斯没完没了地重复，让灾星笼罩着“波帕足”的这座房子。当他们刚搬到那儿还未安顿就绪时，海军中尉何塞·托马斯·马查多便从委内瑞拉带来了消息，说好几个兵营宣布不承认分离主义者的政府，另外，一个新成立的、支持将军的政党势力日盛。将军单独接见了中尉，并认真地听取他谈的情况，但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带来的消息都挺好，但是晚了，”他说，“至于我，一个可怜的不能动弹的人怎么能对付整个世界呢？”他命令以周到的礼节款待这位来使，但没有答应给他任何答复。
“我不指望我的身体今后能报效祖国了。”他说。
但是，一送走马查多船长，将军就转身问卡雷尼奥：“您见到苏克雷了吗？"“见到过，他是5月中旬匆匆忙忙离开圣菲的，他想在他命名的这一天准时与他妻子、女儿团聚。”
“他走的时间满充裕，”卡雷尼奥说，“莫斯克拉总统在去波帕扬的路上遇见了他。”
“怎么会这样呢？”将军颇感意外，“他从陆路走的？”
“对，我的将军。”
“我的天啊！”他叹道。
这是一种预感，就在这天夜里，接到了苏克雷元帅惨遭杀害的消息。6月4日，当他穿过险恶的贝鲁埃科地带时，遭到伏击，被人从背后用枪打死。这一不幸的消息是蒙蒂利亚带回来的，当时将军刚洗完晚浴，勉强听他讲完了惨案的经过。他向额头上猛击一掌，扯翻了仍摆着晚餐、杯盘的台布，他很少如此震怒，他真是气疯了。“娘的！”他吼叫道。
当他恢复理智后，屋子里仍然回响着他怒吼的余音。他一下摔坐在椅子上，咆哮道：“这是奥万多干的。”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是奥万多，这个西班牙人收买的刽子手。”他指的是何塞·马丽亚·奥万多（34）将军，时为新格拉纳达（35）南部边境地区帕斯托的军政长官。就是以这种方式，奥万多杀害了将军唯一可能的接班人，同时为自己确保取得四分五裂的共和国总统的宝座，然后再把它交给桑坦德。一个参与这次谋杀的知情者在回忆录里写道：傍晚时分，当他走出谋划这一罪行、位子圣菲大广场附近的一座房子时，他的心灵受到了震动，因为透过凉气透骨的薄雾，看到苏克雷元帅身披黑呢大氅，头戴普通礼帽、两手抽在口袋里，在教堂的门廊下漫步。
在得悉苏克雷被害的那天夜里，将军吐了血，就象那次在洪达一样，何塞·帕拉西奥斯没有把它泄露出去，当时，他看见将军趴在浴室的地上用海绵擦拭血迹。这两件事，将军没有要求他保密，但他都这样做了。他考虑的是，坏消息已经够多的了，这不是添加坏消息的时候。
一天夜里，就象今天的夜晚一样，那是在瓜亚基尔，将军意识到了他过早的衰老。当时他仍留着长发，一直拖到两肩，为了作战和做爱的方便，他用一根带子把它们束在脑后，因此他发现头发几乎全白了，脸色也憔悴而忧伤。“如果您现在看到我，您是不会认出来的。”他在信里给一位朋友这样写道，“我现在四十一岁，但活象是六十岁的老人。”那天夜里，他剪掉了长发，不久后，在波托西（36），为了缚住从他手指缝里迅逃的青春，他开始修理胡髭和鬓角。
苏克雷遇害后，他已不再用打扮的技巧来掩盖他的衰老了。“波帕足”的屋子沉浸在一片哀痛里。军官们不再玩牌了，他们彻夜不眠，或是围坐在躯赶蚊虫的、永不熄灭的筹火四周谈到深夜，或是躺在集体宿舍里高高低低的吊床上进行交谈。
将军宁愿把他的酸楚点一点地往外滴，他随意挑两、三个军官陪他守夜，给他们述说他隐藏在内心暗阴处最令人齿冷的事情。他让他们又一次听他的老生长谈：在解放秘鲁的最后阶段，由于负责哥伦比亚的总统桑坦德拒不给他派遣部队和筹措军饷，他的军队曾面临瓦解的危险。“他生性是个吝啬鬼、守财奴，”他叙述道，“但他的理由更是些歪道理，他的才智只允许他看到殖民地边界那么远的距离。”
他又给他们重述那件不知讲了多少遍的、令人昏昏欲睡的事：对美洲大陆统一的致命打击，是桑坦德将军自作主张冒险邀请美国参加巴拿马代表大会，那次会议正是关于宣布美洲团结的大会。“这好比邀请猫参加老鼠的聚会，”他说，“而那样做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威胁要控告他把美洲大陆变成一个反对神圣同盟的人民政权的联盟。真是不胜荣幸！”他对桑坦德为达到最终目的而表现出的令人难以理喻的冷酷，又一次重述了他的恐惧感。“他是个冷血动物。”他说。对桑坦德接受英国贷款和纵容、庇护同党腐化这样的事，他深恶痛绝。每当他谈起桑坦德，无论是私下还是公开场合，他那要给似乎已处于极限状态的政治气氛再添进一滴毒液。但他不能克制自己。“事情就是这样开始完蛋的。”他说。在管理公共钱财上，将军极为严谨，所以只要一谈起这样的事，他就抑制不住自己的怒火。作为总统，他颁布法令规定，一切政府官员，凡犯有贪污行为或诈骗10比索以上钱财者，皆处以死刑。相反，在对待自己个人的财物上，他却是那样慷慨大度，为了独立战争，他从先人继承下来的财产，没有几年就用去了大部分。他自己的薪水被分给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寡妇和残废军人。他把自己继承的制糖厂送给了他的侄子和外甥，他在加拉加斯的一座房子送给了他的姐姐妹妹，而他的大部分地产则分给了早在奴隶制废除之前就被解放了的、为数众多的奴隶。他曾拒绝利马议会在解放的喜庆气氛中馈赠给他的100万比索。政府为了让他有个象样的住所而拨给他的蒙塞拉特乡间别墅，在辞职前几天，他送给了一位经济拮据的朋友。那是在阿普雷河边，他把自己正用着的吊床送给了一位发烧的向导，让他躺在上面好发发汗，而他白己则裹着一件军用斗篷往地上一歪继续睡觉。他想用自己的钱付给公谊会教育家何塞·兰卡斯特尔 2万银比索其实这并不是他欠的钱，而是政府亏下的债。他非常爱马，但他常把它们送给途中遇到的朋友，甚至那匹最有名、最荣耀的战马——白鸽，他也把它留在了玻利维亚以带领圣克鲁斯元帅的马群。所以贪污货款的话题，总是使他失去控制而怒火中烧。“正象9月25日那样，卡桑德罗身上没有沾上一点污渍，因为在保持正人君子的外表这一点上，他是个魔术师”，凡是有兴趣听者，他就这样讲，“但是他的一些朋友把英国人以高额利率借给国家的钱，又拿到英国去放高利货，成倍一成倍地给他大发横财。”
好几个晚上，他彻夜不眠地向他们坦露心灵深入最阴暗的部分。第四天请晨一醒来，当危机似乎将永远地持续下去时，他穿着那天得悉苏克雷被害消息时的同样一身衣服，探身到庭院的门外，把布里塞尼奥·门德斯将军单独叫到了一边，两个人一直谈到鸡叫。将军坐在罩着蚊帐的吊床上，布里塞尼奥·门德斯坐在由何塞·帕拉西奥斯挂在将军一侧的另一张吊床上。也许此刻他们无论谁也没有意识到和平时期的久坐不动的习惯有多少已成为过去，而短短几天里，军营中那捉摸不定的夜间生活有多少又已回到了他们身边。通过交谈，将军清楚了，何塞·玛丽亚·卡雷尼奥在图尔瓦科表示的那些忧虑和希望不仅是他个人的，也是大部分委内瑞拉军官所共有的。当他们看到哥伦比亚人的敌对举动之后，更加感到自己是委内瑞拉人，但他们同时也准备为统一大业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如果将军命令他们去委内瑞拉作战，他们早就奔向那里了，而布里塞尼奥·门德斯将走在前头。
那是最难挨的几天将军唯一愿意接待的来客是波兰陆军上校米耶塞斯劳·纳皮尔斯基，弗里德兰（37）战役（38）的英雄和莱比锡惨战（39）的幸存者，他刚到不久，是波尼亚托夫斯基（40）将军推荐他来加入哥伦比亚军队的。
“您来晚了，”将军对他说，‘这儿已无事可干了。”
苏克雷死后，一切事情都无从谈起。他就这样给纳皮尔斯基说明了情况，而后者也如实地写在了他的旅途日记里，一位哥伦比亚大诗人根据他的日记，把这一点补写进了历史，那是180年之后的事。纳皮尔斯基是乘“香农”号邮船抵达的，船长陪他一起来到将军的住地，将军对他们谈了他想去欧洲的愿望。但两人中间谁也没有觉得他真的要乘船运行。由于这艘三桅船要在瓜伊拉停留，并在去金斯敦之前回卡塔赫纳，所以将军给了船长一封信让他带给他经营的阿罗瓦矿业公司的委内瑞拉代理人，以便乘船长返程时带点钱来。船回来了，但没有捎来任何消息，将军颇为沮丧，谁也没有再问他是否还乘船起航。
没有任何令人欣慰的消息。何塞·帕拉西奥斯尽量注意不给坏消息添枝加叶，而且尽可能缓以时日再告诉将军。有件事使随行的军官们担忧，他们设法瞒住了将军，以免他意乱心烦：原来卫队里的轻骑兵和掷弹兵一路上所到之处都沾染下了淋病的病毒。事悄是从在洪达逗留期间开始的，有两个女人只用几个晚上的工夫，就跟警备部队的所有人员都睡了一遍。从那以后，每过一地士兵们便在私通苟合中继续传播这种病毒。尽管所有科学的药物或江湖术士的妙方都尝试过，但没有一个士兵能免于此病。
何塞·帕拉西奥斯想方设法不使令人难受的消息送到他老爷的手里，但这种努力并非万无一失。一天夜里，一封没有姓名、地址的信函几经传递，不知怎么竟送到了将军的吊床上，因为没有戴眼镜，看信时不得不伸长胳膊，一会儿后，他就把信放在蜡烛的火苗上，直到全部化为灰烬。
这封信是何塞法·萨格拉里奥写的。她在去蒙波克斯的途中于星期一抵达这里，同行的有她的丈夫和孩子，听说将军被解除职务并将远走国外，她感到病情有所好转。从没有透露过信的内容，但那天整个夜里，他一直烦躁不安。第二天早晨，他派人给何塞法·萨格拉里奥送去一份和解的建议。她没有为他的恳求所感动，而是如所安排的那样，继续她的旅程，没有流露出一丝的脆弱。据后来他告诉何塞·帕拉西奥斯说，何塞法所以那样寸步不让，因为她认为与一个行将就木的人讲和没有任何意义。
那个星期，得知曼努埃拉·萨恩斯为了让将军重返政坛，在圣菲进行的个人战争愈演愈烈。内政部不断找她的麻烦，要她交出她保管的档案材料。她一口拒绝了，而且挑起了一系列使政府恼怒的事端。她到处制造风波，散发颂扬将军的小册子，带着两个好斗的女奴用炭笔涂抹公共墙壁上的广告。她身着陆军上校的制服．或进出兵营，或出席士兵的聚会，或参加军官们的密室会议，这些都是众人皆知的事。流传得最激烈的消息说，在乌达内塔的庇护下，她正在推动一场武装暴动，以重建将军的绝对权力。
要使人相信将军尚有余力胜任这样的事，那是困难的。傍晚的热度每天定时升高，咳嗽的声音也令人揪心。一天清早，何塞·帕拉西奥斯听到他高声呼叫：“祖国个婊子！”将军训斥军官的叫声使他大吃一惊，他一下跑进将军的卧室，看到他脸颊上满是鲜血，原来是刮脸划破了皮。他所以发火倒不是由于这件事本身，而是恼恨自己动作的迟笨。威尔逊上校赶紧找来了药剂师给他做处理，发现他极为难受，药剂师想给他服几滴颠茄液，以便让他平静下来，但被他突然拒绝了。
“让我就这样待着，”他说，“无可救药者的健康就是绝望。”
他的姐姐玛丽娅·安东尼娅从加拉加斯给他来信，信中说：“大家都抱怨你不来整给这儿的混乱状况。”村镇里的神父们都为他铁了心，军队里开小差的现象层出不穷，各个山岭上都布满了全副武装的人群，他们除了将军谁也不相信。她姐姐在信中写道：“这是一场疯子的喧闹，他们不懂得是他们自己干革命。”就在一部分人为他大声疾呼的同时，全国有一半的墙壁上一夜之间都写上了辱骂他的标语口号。散发的传单上写道，他这一家应连诛五族。
给他以致命打击的是委内瑞拉议会在瓦伦西亚举行的会议，会上通过了彻底分离的决议和相应的声明，声明庄严地宣布，只要将军还滞留在哥伦比亚的领土上，委内瑞拉与新格拉纳达和厄瓜多尔就没有达成谅解的可能。使他万分痛心的不仅是圣菲发表的官方照会，而且还因为给他送交这份照会的竟是他的死敌、一个参与9月 25日阴谋的成员。莫斯克拉总统把这个流亡国外的人召了回来，并委以他内政部长的重任。将军说：“我一定要说，在我一生中这是对我刺激最大的一件事。”那天夜里，他彻夜未眠，为了作出回答，向记录员们口授了几种方案，他当时如此恼怒，以致最后竟沉沉入睡了。天亮时，他从恶梦中醒了过来，对何塞·帕拉西奥斯说：“哪一天我死时，加拉加斯一定钟声齐鸣。”
事情还远不止此。假如马拉开波（41）省省长得知他死去的讯息后，将会这样写：“我迫不及待地把这无疑将给国家幸福和自由事业带来无限好处的重大消息告诉大家。制造灾难的天才，燃起混乱的火把，压迫祖国的独夫，已经死了。”这份原本用来向加拉加斯政府报告消息的通告，结果变成了国家公告。
令人可怖的气氛笼罩着那些不幸的日子，清晨五点，何塞·帕拉西奥斯为他唱了他的生日之歌：“7月24日，是圣克里斯蒂娜、圣母和殉道者日。”他睁开了双眼，他明白，他已是被上帝看中的背时汉。
他没有做生日的习惯，除非是命名日的纪念。天主教的圣徒列传里有11位圣西蒙，他本来更喜欢用帮助基督扛十字架的西蒙来命名，结果命运却给了他作为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使徒、讲道士的另一位西蒙，日期是10月28日。其一个10月28日，在圣菲的一次晚会上，有人给他戴上了一顶桂冠。他高兴地摘了下来，恶作剧地把它戴在了桑坦德将军的头上，桑坦德毫不推辞地接受了。但它一生的所作所为不是以名字来记载的．而是以年代来记载的。对他来说47岁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去年的7月24日，当时在瓜亚基尔，到处是令人忧虑不安的消息，危险的高烧使他一直神志不清，一种预感震动了他，而他是从来不承认预兆这种事的。征兆是明确无疑的。如果他能活到下一个生日就再没有神灵能夺走他的生命了。这种秘密神谕的玄义就是那股违背常理地把他悬举在空中并坚持到现在的力量。
“已经47岁了，去个毬，”他咕哝了一句，‘而我竟活着！”
他从吊床上欠起身，体力已得到恢复，内心也因为确信已脱离病魔的威胁而感到激励。他把布里塞尼奥·门德斯叫了过来，他是那些为了哥伦比亚的统一想去委内瑞拉作战的头头，并通过他向军官们致以生·的谢意。“中尉以上的军官，”他说，‘凡是想去委内瑞拉打仗的就去收拾自己的坛坛罐罐。”
布里塞尼奥·门德斯将军首先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另外两位将军、四位上校和卡塔赫纳驻军的八名上尉加入了队伍，但是当卡雷尼奥提起他以前答应过的话时，将军说“您留下来有更重要的用场。”
在队伍出发前两个小时，他决定让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也走，因为他感到无所事事的生活加重了他对自己眼睛的烦恼。席尔瓦没有领受这样的荣誉。“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也是一种战争，而且是最严酷的战争之一，”他说，“如果将军不命令我干其他事情，我就留在这儿。”
相反，伊图尔维德、费尔南多和安德烈斯·伊瓦那没有获得将军的同意。“如果您一定要走，将是去另一个地方。，将军对伊图尔维德说。给安德烈斯解释的理由更少有，意思是迭戈·伊瓦那将军己经在那里战斗，兄弟两人参加同一场战争未免太多了。费尔南多甚至连提也没有再提，因为他肯定，得到的将是一如既往的回答 “一个男子汉打仗就要全部上战场，不能允许他的两只眼睛和右手到别的地方去。”他聊以自慰的是这种答复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军事褒奖。
在将军批准一些人走的那天晚上，蒙蒂利亚给他们提供了一切方便，以便当天夜里就能出发，同时参加了为此而举行的简单仪式。将军给每一个人送了赠言，跟每一个人拥抱送别。他们分道而行，一些人经牙买加，另一些人过库拉索岛（42），还有一些人则取道瓜希拉（43），所有人都是便装便服，既不携带武器，也不带任何可能暴露他们身份的证件，就象在反对西班牙人的地下活动中所干的那样。天亮时，“波帕足”的那所房子己是座被遗弃的兵营，但是将军留下了，原一场新的战争能重振他昔日光荣的希望支撑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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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使这片大陆成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国家，在这一点上我从没有过自相矛盾的地方，也从没有过一丝的怀疑。
我聚老、病、累于一身，我万念俱灰，四处受敌，我遭人毁谤，还被恩将仇报。
9月5日乌达内塔将军夺取了政权，而立宪议会任期已满，没有一个有效的机构能使他政变的结果合法化；政变者借助于圣菲市议会，结果承认乌达内塔在掌权期间为政权的代理人。这样驻扎在新格林纳达的委内瑞拉士兵和军官们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兵变，他们在农村教会势力和草原上的小庄园主支持下，击败了政府的武装力量，这是在哥伦比亚共和国发生的第一次政变，是在那个世纪其余的时间我们将要经受的49次内战中的第一次内战。华金·莫斯克拉总统和副总统凯塞多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放弃了他们的职务，乌达内塔从地上捡起了政权。作为他执政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派遣一个私人代表团去卡塔赫纳，请将军出任共和国总统。
何塞·帕拉西奥斯不记得什么时候他主人的健康状况象那几天那样稳定过，头痛和傍晚的高烧在一接到军事政变的消息后就都消失了。但也没有看出他的情绪有更大的起色。蒙蒂利亚为此很担心，结果串通塞瓦斯蒂安·德西根塞修士，让他给将军以不露声色的帮助。修士欣然接受了建议，而且做得天衣无缝。在等待乌达内塔的使者到来的那些炎热的下午，他让将军连连赢棋。
将军是第二次欧洲之行时学会下棋的，在秘鲁作战期间的那些死一样沉寂的夜晚，他常与奥莱亚里将军对奕，差点练成大师。但他也没有觉得自己尚能有更大的长进。“象棋不是一种消遣，而要注入专一的感情，”他说，“我喜欢其它更大胆的事情。”然而在他颁布的公共教育纲领中，象棋仍被列为应在学佼里教授的正当而有益的游艺之一。实际上，他从没有坚持练过棋，因为他的神经不适于如此小心谨慎的游戏，下棋时花的精力，他要用来处理更严重的事情。
塞瓦斯蒂安修士去他那里时，看到他正在床上摆来荡去，床被系挂在面向大街的门外边，这样可以密切注意大路上乌达内塔的使者到来时将要扬起的灼热尘埃。“哎呀，神甫，”看见修士来到时，他招呼道，“您总不吸取教训。”挪动棋子时，他几乎不落坐，因为每走好一步，趁修士思考的当儿，他都要站起来。
“阁下，您不要分散我的注意力，”修士答道，“我要把您活活吃掉。”
将军答道：“午饭时趾高气昂的人，晚饭时将羞惭满面。”
奥莱亚里不时在桌边停下来琢磨棋盘上的态势，并给将军出点主意，但都被他恼怒地拒绝了。相反，每当他赢了，便走到在院子里玩牌的军官中间，向他们大谈他的肚利。有一盘棋，在下到一半时，塞瓦斯蒂安修士问他是不是打算写点回忆录。
“我决不会写，”他说，“回忆录这样的东西是死人千的事情。”
等待邮件，这本来是他的主要兴趣之一，现在也成了一种折磨。特别是在局势一片混乱，他期待着新消息的那几个礼拜里，圣菲的邮件迟迟不到，驿站的联络也使人等得疲累不堪。然而秘密的邮件比过去来得既多又快。这样，在邮局的信件到达之前，将军早已得到最新消息了，从而使他有充裕的时间深入思考他要采取的决定。
当听说信使已快到达时，9月17日他命卡雷尼奥和奥莱亚里去图尔瓦科的路上等候消急。送信来的是比森特·皮涅雷斯和胡利安·圣玛丽亚两位上校，首先使他们感到意外的是将军良好的情绪，对这位毫无希望的病人，圣菲早已议论纷纷了。就在住所里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军界和政界的重要人物都参加了，且发表了应时讲话，并为祖国干杯。仪式结束后，他把密使留了下来，彼此都向对方吐露了真情。圣玛丽亚上校一向以出语惊人自娱，他把谈话推到了高潮，说如果将军不接受成命，全国就将发生无法收拾的无政府主义现象，而将军则避开了话题。
“首宪是存在，然后才是修改，，他说，“只有政治局势明朗化后，我们才能知道祖国是否存在。”
圣玛丽亚上校没有听懂这句话。
“我想说，最紧迫的问题是用武力统一国家，”将军解释说，“但是线的头不是在这里，而是在委内瑞拉。”
从这时候起，从头开始，将成为他坚定不移的想法，因为他清楚，敌人不在外部，而是在家里。两个国家的寡头政府都宣布誓死反对统一的想法，因为这与他们坚持的名门望族应享有地方特权的主张格格不入，在新格拉纳达，寡头政权的代表者是桑坦德分子和桑坦德本人。
“这就是这场置我们于死地的分离主义战争的真正而唯一的原因，”将军说，“最可悲的是，当他们认为在改变世界时，实际上是在使西班牙的落后思想永世长存。”他一口气继续说了下去：“我知道他们在嘲笑我，因为在同一天写给同一个人的同一封信上，我说了一伴事后，又否定了这件事，我赞同君主政体方案，但又反对这一方案，或者因为在另一个地方，赞成和反对这两种立场，我都同意。”人们指责他在判断人和驾驭历史的方式上变化无常，责难他既反对费尔南多七世，又与莫里略拥抱，指责他在与西班牙进行殊死战的同时，却又是西班牙精神的重要提倡者，非难他把海地看作是一个外部国家，不邀请它参加巴拿马会议，而恰恰是依靠它才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责备他既然当过共济会会员且在望弥撤时读伏尔泰，却又是教会的卫士；怪罪他在向英国人调情的同时，却要与一位法国公主成婚：斥责他轻浮、伪善，甚至背信弃义，因为他当面奉承朋友，背后却又低毁诽谤。“嗯，所有这些都确实，但那都属随机应变，”他说，“因为我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使这片大陆成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国家，在这一点上我从没有过自相矛盾的地方，也从没有过一丝怀疑。”他以一句道地的加勒比海话结束了谈话：“其它一切都是扯鸡巴蛋！”
两天后，在一封给布里塞尼奥·门德斯将军的信上他这样写道：“我没有同意接受会议纪要授予我的指挥权，因为我不想被看作是叛乱分子的头儿，并被得胜的一方用军事方式委以职务。”但是在同一天晚上，在口授给费尔南多的两封致拉斐尔·乌达内塔将军的信上，他则注意没有把话说得那么彻底。
第一封是正式的复信，从信的称呼用“先生阁下”这一点，可以极为明显地看出语气之庄重。在信里他为政变申辫，理由是前政府解散后，共和国处于无人过问和无政府主义的状态。他写道：“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是不会上当的。”但没有表示他将接受总统职务的任何可能性。他唯一可以答应的是他准备返回圣菲，以一个普通士兵的身分为新政权效力。
另一封是以私人身分写的书信，这封信的第一行用“我亲爱的将军”就可以看出来。信写得挺长，言词明确，不让人对他所以迟疑不决的理由存有任何疑问。因为华金·莫斯克拉并没有宣布放弃总统的头衔，说不定明天就可以让人承认他仍是合法的总统，如果这样，他就会被置于篡权者的地位。他在那封正式的信上反复强调了上述这一点，在拥有由合法权利产生的光明正大的授权之前，他出台掌权是不可能的。
这两封信是由同一班邮差带走的，同时寄发的还有他讲话的一份原稿，讲稿里他要求全国忘记他对政治的热情，并呼吁大家支持新政府。但是他避免作出任何承诺。 “虽然着起来我允诺了很多东西，其实我什么也没有答应。”后来他曾这样评论他的讲话。他承认写了一些客套话．其唯一目的是让那些寄希望于他的人听了高兴。
第二封信里最意味深长的是那种命令式的语气，这在一个不具任何权力的人身上表现出来，是出人意外的。他要求晋升弗洛伦西奥·希门尼斯上校的军阶，以便他率领足够的军队和装备开赴西部，对付何塞·马丽亚·奥万多和何塞·伊拉里奥·洛佩斯两位将军，他们在玩弄消极战以抵制中央政府。“是他杀害了苏克雷，”他在信里坚持道。他还推荐其它一些军官担任不同的高级职务。“这一边您注意着，”他给乌达内塔写道：“我负责以马格达莱纳河到委内瑞拉的这片地区，包括博亚卡省在内。”他准备亲自率领2000人去圣菲帮助恢复那里的公共秩序以巩固新政府。
在这以后，有42天他再没有直接收到乌达内塔的消息。但在这漫长的一个多月里，他仍通过各种途径继续给乌达内塔写信，并大量发布军事命令。定期的邮轮来了又走了，他再也没有认真谈起过去欧洲旅游的事，虽然还提起它，但那只是作为他施加政治压力的一种方式。“波帕足”的住所成了全国的大本营，那几个月里，很少的军事决定不是由他在吊床上下达或作出的。一步一步地，几乎连他自己也没有希望过，最终被牵进了远远超过军事范圈的决策。甚至连鸡毛蒜皮的事他也去操心，譬如，为他的好友塔蒂斯先生在邮局的办公室里谋求一份差事，让把何塞·乌尔科斯将军重新召入现役部队。将军已忍受不了门庭的安宁平静。
在那些天里，他再次地反复强调他的一句老话：“我聚老、病、累于一身，我万念俱灰、四处受敌．我遭人毁谤，还被恩将仇报。”然而，任何看到过他的人，都不会相信他的这些话。当看上去他只是在如猫一样小心翼翼地玩弄一些计谋来巩固新政府时，实际上他在以总司令的职权和权威仔细地设计着一架结构严密的军事机器，以便通过它首先报复委内瑞拉，然后由那里重整旗鼓，再造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联盟。
不能设想有比这再好的时机了。新格拉纳达掌握在乌达内塔手里，可信可靠，自由党已溃不成军，而桑坦德又滞留在巴黎。厄瓜多尔为弗洛雷斯所控制，就是那个野心勃勃、专爱闹事的委内瑞拉地方实权人物，他把基多和瓜亚基尔从哥伦比亚分离出去，想建立一个新共和国，但是将军确信，在收拾了杀害苏克雷的凶手后，能够报复厄瓜多尔来推进他的大业。玻利继亚有圣克鲁斯元帅，完全可靠，他刚刚向将军提出作他驻罗马教廷的外交代表。这样，最紧迫的目标便是一举夺取派斯将军的政权，控制委内瑞拉。
将军构想的军事计划好象是从库库塔展开大规棋的进攻，而派斯将军则把兵力集中于守卫马拉开波。但是9月的第一天，里奥阿查省解除了当地住军最高指挥官的职务，不承认卡塔赫纳当局的权限，并宣布归属委内瑞拉。马拉开波方面不仅迅即予以支特，而且派来了9月25日政变的头目佩德罗·卡鲁霍将军，他是在委内瑞拉政府的庇护下才得以逃脱法律制裁的。
蒙蒂利亚一接到上述消息，就立即赶到将军那里，不过他早已知道了，而且高兴得欣喜若狂。因为里奥阿查的叛乱给他提供了从其它方面调集精良部队进攻马拉开波的口实。“另外，”他说，“卡鲁霍已掌握在我们手里了。”
那天夜里，他和他的军官们关在房间里，又是勾绘有关地形的起伏地貌，又是用挪动棋子的方式研究军队的调动，又是确定抢先攻打哪些敌人最料想不到的目标，制定了非常精确的战略方案。从学术方面说，他受的教育比不上他的任何一个军官，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西班牙最好的军事院校培养出来的，但是他能以全局的观点考虑问题，甚至考虑到它最隐秘的一些细节。他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异常惊人，多年前见过的某个障碍物他都可以说出来，他虽然不能被称为是一位驾驭战争的艺术大师，但就军事灵感来说，任何人都难望其项背。
曙光微露时，计划制定好了，甚至最不为人注意的细节都考虑到了，这是一份周密而残酷的计划。但计划如此不切实际，把攻打马拉开波的日期预定在11月末，即使出现最坏的情况，也要在12月初。早晨八点，计划最后修改完毕，那是个雨天的星期二。蒙蒂利亚提醒他，计划里缺少一位格拉纳达将军。
“没有一个新格拉纳达的将军顶用。”他说，“他们要么是蠢材，要么是无赖。”
蒙蒂利亚赶紧缓和话题：“您呢，将军，您去哪儿？”
“现在对我来说，去库库塔还是去里奥阿查都一样。”他说。
当他转过身准备离去时，卡雷尼奥将军紧锁的眉头使他记起了已多次失信的诺言。实际上他想无论如何都要把他留在左右，但是不能把满足他愿望的日期再拖延下去了。象以往一样，在他肩上轻轻拍了一下，说道：“一言为定，卡雷尼奥，您也走。”
远征军由2000人组成，选择在9月25日这个好象有象征意义的日子从卡塔赫纳起锚出发。马里亚诺·蒙蒂利亚、何塞·费利克斯·布兰科和何塞·玛丽亚·卡雷尼奥三位将军负责统率这支军队，他们分别带有在圣马尔塔为将军寻找一所乡间别墅的任务，在他恢复健康的同时，可以密切注视战局的发展。将军给一位朋友写道：“两天之内我将去圣马尔塔，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活动活动身子．摆脱我现在烦透了的生活和陶冶我的性情。”真是说到做到，10月1日就登程出发。10月2 日，尚在途中，将军在给胡斯托·布里塞尼奥的一封信上说得更坦率：“我去圣马尔塔目的在于以我本人给远征马拉开波的军队带去一点影响。”同一天，他又给乌达内塔写道：“我去圣马尔塔是为了看看那个地方，我从没有去过那里，同时也为了看看我能否让几个左右舆论的敌人醒悟过来。”只是这时，他才向他透露了此行的目的：“我将能就近看到攻打里奥阿查的军事行动，我要靠近马拉开波，靠近部队，以便看看我能否在一些重大战役上发挥作用。”从正面看，他已经不是一个失败后正准备逃亡他乡拿的退休金者，而是一位驰骋在沙场上指挥作战的将军。
离开卡塔赫纳前夕，战局很吃紧，所以没有时间举行正式的辞行仪式，为数不多的几位朋友，已预先给他们透了讯息。根据他的指示，为了不给一场捉摸不定的战争背上无益的包袱，费尔南多和何塞帕·拉西奥斯把他的行李扔下了一半，托给朋友和数家商号照管。有10箱私人文件交给了当地商人胡安·帕瓦赫亚乌，托他寄往巴黎，具体地址将另行通知他。托付行李的收据上规定，如果箱子的主人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不能对他所存物件提出要求时，帕瓦赫亚乌先生将把寄存的箱子全都焚毁。
费尔南多在布什股份银号里存放了200个西班牙古金币，这笔钱是最后一刻在他叔叔的文具用品里发现的，谁也不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在胡安·弗朗西斯科那里寄存了一个装有35枚金质勋章的首饰箱；两个天鹅绒口袋，一个装着294枚大银质勋章，77枚小银质勋章，96枚中型银质勋章；另一个内放40枚银质和金质纪念章，其中有些还带有将军本人的侧面像。那副从蒙波克斯带出来的金质餐具被装在一个陈旧的酒箱里，也存放在胡安·弗朗西斯科处，同时还有几床用旧了的被褥，两箱书籍，一把镶有钻石的佩剑和一支不能用的猎枪。在存放的众多小物件、这些往昔岁月留下的杂物里，有几副不再使用的变度眼镜。将军在39岁时发现眼睛有点老花，刮脸感到困难，最后发展到甚至伸直胳膊也没法看书。
何塞。帕拉西奥斯把一个几年来从东到西一直随身带着的箱子托给胡安·德迪奥斯，阿马多尔保管，但谁也不清楚里面装的是什么。这是将军的一些私人物品，是生活中的某个时刻，由于不能抵御对一些人们想象不到的东西或某些价值平平的人物的强烈占有欲而积攒起来的，一段时间以后，不得不把它们一直背在身上，不知道怎样才能甩掉它们。那个箱子是1826年从利马带到圣菲的，9月25日谋杀事件后，当他返回南方准备进行最后一次战争时，他仍然把它带在身边。”当我们还不清楚它是不是我们的东西时，我们不能把它扔下。“他这样说。当他最末一次回到圣菲、准备向立宪议会提出最后辞呈时，在他携带的很少几件原先帝国的行李中，就有那个箱子。后来在卡塔赫纳全面请理将军的财物时，才决定打开它，结果发现里面原来是过去曾以为丢失的一堆杂乱无章的私人东西。有哥伦比亚铸造的金盎司415枚、一幅乔治·华盛顿的画像和一撮华盛顿坐骑的鬃毛、一个英国国王赠送的金质鼻烟盒、一个配有数把钻石钥匙、内装圣骨盒的金制匣子和那枚镶有钻石的玻利维亚巨星勋章。何塞·帕拉西奥斯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寄存在德弗朗西斯科。马丁的那座邸宅里，并对所存物品作了记述和登记，同时请他开了符合规定的收据。这样行李的体积就减少到了合理的程度，虽然四个装替换衣服的箱子里还多出三个，另外还多出一个放有10条旧棉、麻台布的箱子和一个放着数种式样的金银餐具的盒子，这些餐具将军既不想扔下也不想卖掉，留着它们是以便万一将来招待嘉宾贵客时用来布置餐桌。很多次曾建议他把这些东西低价处理掉以增加他拮据的财源，但都被他以“此乃国家财物”为理由拒绝了。
将军一行轻装第一天从简直抵图尔瓦科。次日上路时天气还挺好，但是，中午前，突然下起了雨，大家不得不在一裸桃花心木树下避雨，夜里就守在树底下任随雨水浇淋和沼泽地里恶风的吹拂。将军因胳膊和肝部疼痛不断呻吟，何塞·帕拉西奥斯根据法国医药手册立即为他熬了一剂汤药，然而疼痛反愈加剧烈，体温也升高了。天亮时，他的身体状况如此糟糕，在抬去索莱达小镇时，已失去知觉。将军在镇上的一位老朋友佩德罗·胡安·比斯瓦尔，把他安置在自己家里。由于10月里令人难受的阴雨，将军浑身剧痛难受，结果在这儿一呆就是一个多月。
索莱达这个名字起得很恰切．全镇就只有四条炎热、荒凉、又穷又破的小街。这里距古老的圣尼古拉斯峡谷仅十几公里远，数年之后圣尼古拉斯将变成全国最繁华、最好客的城市。如果不是到这儿来，将军很难找到一个比这里更宁静的地方、一处对他身体更有利的住所：这座房子有六个洒满阳光的安达卢西亚式阳台，还有一个整齐的庭院，将军可以在那棵百年的老木棉树下熟虑深思。透过卧室的窗户，空无一人的小广场及其四周一座座以苦棕榈叶作屋顶、墙壁刷着圣诞节礼品一样五颜六色的房屋和那个残破不堪的教堂，尽收眼底。
宁静的居住环境也没有能对他恢复健康起什么作用。第一天夜里就昏厥过一次，但他拒绝承认这是身体衰竭的新征兆。根据法国医疗手册，他把自己的病描写成由于严重感冒而引起的黑胆汁病恶化和风餐露宿导致的风湿病复发。对病症多方面诊断的结果加剧了他反对为治疗不同的病而同时服几种不同的药的老毛病，因为他说，对一些疾病有益的药对其它病则是有害的。但他也承认，对于不服药的人来晚是无什么好药可言的，另外，他天天埋怨没有个好医生，与此同时，却又不让派来的那么多医生给他看病。
威尔逊上校在那些天里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上曾说，将军随时都有死去的可能，但是他拒绝医生看诊并不是出于对他们的鄙夷，而是出于他自己神志的清醒。威尔逊写道，实际上疾病是将军唯一惧怕的敌人，他拒绝对付它，是为了不分散他对一生中最宏大事业倾注的注意力。“照顾一种疾病尤如受雇于一艘海船。”将军曾这样对他说过。四年前在利马时，奥莱亚里曾建议他准备玻利维亚宪法的同时接受一次彻底的治疗，而他的断然回答是：“不能同时干成功两件事。”
他似乎确信连续不断的活动和依靠自身的机能是对付疾病的法术。费尔南达·巴里加有个习惯，侍候他用餐时，先给他系上围嘴，然后象喂孩子似的，一调羹一调羹地把饭菜送进他口里，他静静地嚼着，直到咽下后，再把嘴张开。然而在这些天里，他夺过菜盘和调羹．不系围嘴，自己动手吃饭，他让大家明白，他不需要任何人。何塞·帕拉西奥斯碰到他企图干那些一直由仆人或勤务人员及副官们干的杂事时，心都碎了。当看到他想往一个墨水瓶里灌墨水而结果把一大瓶墨水全弄洒了时，心里有无限的酸楚。真是不导常，就是他身体最差的时候，他的手也不颤抖，他的手腕还那样有力，一个礼拜仍剪一次指甲，锉一次指甲，每天还要刮一次胡子，大家都为此感到惊异。
一次，在他秘鲁的教堂里，他与一贝督因女郎度过了一个幸福的夜晚，这位少女身上的每一个角落都长满了平直的汗毛。早晨起床后，他边刮脸，边望着床上光着身子的姑娘，思绪便又浮游在称心满意的女人所给予的宁静的美梦里，他无法抵御用宗教讽喻短剧的形式把她永远变为已有的诱惑。于是他给她从头到脚都涂满了肥皂沫，手执剃刀，以爱的乐趣，把她全身剃了个遍，他一会儿用右手，一会儿使左手，一点一点地剃，一直剃到眉毛，使她那如刚生下时美妙的躯体，先后光了两次身。姑娘激动不安地问他是否真的爱她，他以一生中曾毫不吝惜地滋润过如此之多的女人心田的那套话回答道：“世界上从没有过谁象你这样让我喜爱了。”
在索莱达小镇上，有一次他在刮脸时，他也让自己作出了同样的牺牲。开始时，好象受幼稚心理的驱使，剃去了本已稀少的头发中一缕下垂的白发。接着有意识地又剃去了一撮，然后，毫无次序地，就象割草一样，把所有的头发全剃去了。他一边剃头发，一边用嗓子眼吟咏史诗《阿劳卡纳》里他最喜欢的章节。这时，何塞·帕拉西奥斯走进了他的卧室，想看着他在和谁说话，而见到的却是他在剃头顶上涂满了皂沫的头发。他剃了个大光头。
驱邪的办法并没有能使他得到解脱。白天，他头上戴一顶绸帽，晚上就戴上一顶小红帽，但是他沮丧的心情并未因此有一丝好转。黑暗中，他下床在透进月光的大屋子里漫步，只是已不赤身露体，而是身裹毯子，以免在炎热的夜里冻得打颤，后来光裹毯子也不行了，在绸帽子外面又加上红帽子。
军人们的勾心斗角和政客们的胡作非为使他恼怒异常，以至一天下午，他猛敲了一下桌子，决定再也不容忍他们之中任何人了。“告诉他们不要再来找我，我有痨病。”他高声嚷道。他做出了严厉的决定，禁止周围的人穿军服和在家里搞军事礼仪。但是，没有这些，他又难以打发日子，安慰性的召见和徒劳的秘密会议，尽管违反他本人的命令，但仍一如既往地照常举行。这时候，他感到身体状况异常糟糕，终于同意一位医生给他看病，条件是不要给他做检查，不要询问他的病痛．也不要企图让他喝什么药。“只是聊聊。”他说。
没有被选中的这位医生似乎更符合他的愿望。大夫名叫埃库莱斯·加斯特尔冯多，是一个浑身焕发着幸福光彩的老者，一副宽大的身架，一副平和的脾气，头顶因完全秃发而灿灿发光，而且单凭他那种律师才有的耐性也能减轻别人的病痛。在整个沿海地区，他对什么都表示怀疑的态度，他的科学胆识也是有名的。他让胆汁失调者服用巧克力加干酪熬成的油膏，他劝人们在饭后消化时做爱，说这是有利于长寿的妙法良方，他一支接一支地抽那种车把式用包装纸卷的烟卷，并且把这种妙方开给他的病人来治疗身体的各种不适。接受他诊治过的病人都说，他们的病从没有被完全治好过，而是他那口若悬河的谈吐能使人解闷消遣。对此，他发出一声粗俗的笑声。“在我手上死去的病人与死在其它医生手里的一样多，”他说，“但在我这儿死得更快活。”
他坐着巴托洛梅·莫利纳莱斯老爷的车子来到了将军的住处，这辆车一天要来回好几次，接来又送走各式各祥不邀自来的客人，直到后来将军规定除非受邀请者，其他人一律禁止来访。老医生穿着一件没有熨烫过的白色麻布衫，几个口袋全鼓鼓曩囊的装着吃的东西，雨中打着一把脱线的旧伞，与其说是用来遮雨还不如说是用来求雨。礼节性的问候之后，第一件事情便是请将军原谅他已经抽到一半儿的烟卷散发出的恶臭。将军不仅那时候，而且从来就是受不了烟味的人，但原谅了他。
“我已习惯了。”他说，“曼努埃拉抽的烟卷比您的还难闻，甚至在床上也抽，不用说，她向我喷出的烟比您离我要近得多。”
加斯特尔冯多大夫立即抓住了一个炙烤着他心灵的话题。“对了，”他说，“她怎么样？”
“您问谁？”
“堂娜·曼努埃拉。”
将军干巴巴地答道：“还好。”
他不加掩饰地变换了话题，医生见此哈哈一笑以遮掩自己的唐突。将军知道，毫无疑问他的那些风流韵事没有哪一件逃得过他的随从们的背后议论。他从没有夸耀过自己的那些艳遇，但是，他的艳遇如此之多，而且满城风雨，他床上的那些隐私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了。一封普通的信从利马到加拉加斯要走三个月，而有关他的那些桃色奇事的流言好似飞一样转眼就传到了。丑闻就象另一个身影一样追踪着他，他的那些情妇被脸上的灰十字永远标明了身分，而他却还在履行徒劳的义务，为那受到神圣法典保护的风流秘事保密，谁也没有听说过他对曾与他相好的某一女人有过不忠的事，当然，何塞·帕拉西奥斯除外，因为他是将军所有事情的同谋。甚至对于加斯特尔冯多大夫这样天真的好奇，他都不透一丝口风，医生所指的是曼努埃拉·萨恩斯，有关她私人生活的那些传闻已是尽人皆知的事，而且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注意保密的了。
除了这一短暂的插曲外，对将军来说，加斯特尔冯多大夫的到来真似天意的安排。他用博学的癫狂举动振奋起他的精神，他与他共享口袋里的那些搪渍小动物、奶制甜食和木薯粉做的巧克力糖块。他说将军接受他的建议是出于谦恭，将军与他共享那些食物是为了消遣。一天，将军埋怨说，这些沙笼的美食只能用来敷衍饥饿，但不能恢复体重，而这却是将军所希望的。“别担心，阁下，”医生回答说，“从嘴里进去的东西都能使人发福，而从嘴里说出来的一切则使人失去尊严。”他的理论使将军觉得如此有趣，以至答应与他干了一杯陈年佳酿，并喝了一杯西谷椰子粉汁。
然而，医生以如此精心的疗法使他变好了的脾气，一听到不愉快的消息后，又变坏了。某个人告诉他说，他在卡塔赫纳住过的那一家主人，由于担心传染，把他睡过的小床、垫子和床单，以及他逗留期间触碰过的一切东西都焚烧了。他下令让堂胡安·德迪奥斯·阿马多尔从存在他那儿的钱里拿出一定数量，除了付给那一家房租外，把烧毁的那些东西都按全新物品计价付钱。不过，尽管这样，也没有能减轻他心头的苦味。
数天以后，他感到更加难受，因为得悉华金·莫斯克拉在去美国的途中曾路经附近，但并未屈尊去看他一下。他毫不掩饰内心的焦虑，问了一个又一个人，最后知道了莫斯克拉在候船期间确实在海滨地区呆了一个多星期，看望了不少与将军共同的朋友，也走访了几个将军的政敌，并对将军评论为忘恩负义的那些事向所有的人表示了他的不快。当他已登上载他远行的小艇，趁船尚末起航的时候，他对那些赶去送行的人概括了他固定的看法：“请你们牢牢记住，这个家伙他谁也不喜欢。”
何塞·帕拉西奥斯清楚，将军对于类似的指责何等敏感。没有什么能比某人怀疑他的情感这样的事更使他痛心和恼火了，他以那惊人的魅力可以劈山，能够移海，甚至能使怀疑他情感的人相信怀疑错了，在他荣誉的顶峰时期，安戈斯图拉的美人儿德尔菲娜·瓜迪奥拉对他朝三暮四的作风极为恼怒，让他吃了闭门羹。“将军，您是个谁都比不上的出色的男子汉，”她对他说，“但谈情说爱的事情您不够格。”他从厨房的窗子里钻了进去，与她整整呆了三天，结果不仅差点导致一场战斗的失败，而且差点丢了性命，直到最后获得了德尔菲娜对他的完全信赖。
这时候，莫斯克拉已远离他暂住的地方了，但只要一碰到可以交谈的人，他就发泄心中的愤恨。他不停地反问，一个允许用官方照会把委内瑞拉遣责和流放他的决定通告于他的人，有什么权利来谈论人的爱心。“他该感到高兴。因为我没有给他复信而使他免除了一次历史性的惩罚。”他高声叫道。他回顾了为他所做的一切，如何帮助他成为后来那样的人物，如何忍受了他那农民的自我陶醉的无知行为。最后，他给一个普通的朋友写了一封绝望的长信，目的是不管莫斯克拉在世界的什么地方，都能使他痛苦的呼声送到他的耳边。
相反，那些尚没有收到的消息象一团看不见的迷雾把他包裹在里面。乌达内塔仍然没有给他回信。他在委内瑞拉的心腹布里塞尼奥·门德斯给他寄来了一封信和他非常爱吃的牙买加水果，但送信的人，却淹死了。他安排在东部边境的胡斯托·布里塞尼奥，那慢慢吞吞的行动把他急死了。乌达内塔的沉默给全国罩上了阴影。而他在伦敦的联系人费尔南德斯·马德里的去世，则给世界罩上了阴影。
将军有所不知的是，当他得不到乌达内塔的一点消息时，这一位却与他的随行军官们保持积极的联系，试图让他们从将军嘴里掏出一个明确无误的答复。乌达内塔在给奥莱亚里的信上写道：“我需要彻底地知道将军接受还是不接受总统的职务，还是我们一生都得跟在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幻影后面奔跑。”不仅奥莱亚里，他周围的其他一些人都企图得到他对此事的答复，以便通知乌达内塔，但是将军的搪塞手腕无法破突。
终于接到了来自里奥阿查的消息，情况远比通常的不祥之兆更为严重。正如原先预计的那样，曼努埃尔·巴尔德斯将军于10月20日夺取了里奥阿查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但在紧接着的下一个星期，卡鲁霍歼灭了巴尔德斯的两个侦察连。巴尔德斯向蒙蒂利亚提出了辞呈，并企图说成是高尚的举动，而蒙蒂利亚却认为他的辞职丢尽了脸。“这个无赖被吓死了。”他说，“根据原订的计划，距攻克马拉开波只剩15天了，然而单是控制里奥阿查，也成为无法实现的梦想了。”
“娘的！”将军大声嚷道，“我这位将军里最出类拔萃的英雄，连一场兵营的骚乱都平息不了。”
然而，对他刺激最大的消息是、政府军到哪儿，哪儿的居民就四散奔逃，因为他们把军队与将军看作一丘之貉，他们认为他就是杀害里奥阿查人民所祟拜的偶像，本地出身的海军上将帕迪利亚的凶手。另外，与此同时，国内其它地方的情况也极为不妙，到处是无政府状态，到处都是乱糟糟的一片，而乌达内塔政权又没有能力对付这样的局面。那天，当碰见将军在一位刚给他送来圣菲方面消息的特使面前破口大骂时，加斯特尔冯多大夫又一次为他胆汁的复生能力感到吃惊。“这个狗屁政府，它不是让老百姓和重要人物参与国事，而是把他们的手脚捆得不能动弹，”他一个劲地嚷道，“它将再一次垮台，而且不会第三次得救，因为它的那些成员和支持它的民众将被斩尽杀绝。”
医生想平息他怒火的努力根本没有用，当他痛斥完政府后，又直着嗓门一个一个地数落所有跟过他的那些参谋人员。对华金·巴里加上校，这位二次大战役的英雄，说有多坏就有多坏，“甚至是杀人犯”，对被疑为参与阴谋杀害苏克雷的佩德罗·马格伊蒂奥将军，说他是能力低下的指挥官，对他在考卡省最坚定的支持者冈萨雷斯狠狠地砍了一刀：“他患的病就是忧郁病和软弱症。”发完火后，嘴里直喘粗气，一下跌坐在摇椅里，好让他的心脏稍微缓一下劲儿，20年来，他一直都需要这样的休息。这时，他看到了僵立在大门边的加斯特尔冯多大夫，于是提高嗓音说道“说到底，对一个用两座房子作赌注玩骰子的人，您能期待他什么呢？”
加斯特尔冯多大夫觉得摸不着头脑。
“您在说谁？”他问道。
“说乌达内塔，”将军答道，‘在马拉开波，他把两座房子都输给了一位海军司令，但是在房契上却让写着是卖给对方的。”将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当然，与奸诈狡猾的桑坦德相比，他们还是大好人，”他继续说道，“桑坦德的朋党盗窃向英国借来的贷款，以实际价值十分之一的价钱搜购债券，然后国家付给他们百分之一百的钱。”他声明，不管怎样，他反对向外国贷款不是担心出现腐败现象，而是及时预见到了它威胁着曾为之流过如此多鲜血的独立事业。
“我比憎恶西班牙人还要憎恶外债，”他说，“所以我提醒桑坦德，如果我们接受贷款，我们为国民做的那些好事将付于东流，因为我们得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偿付利息。现在我们都看清楚了，我们将毁于外债。”
在现政府开始执政时，他不仅赞同乌达内塔关于尊重战败者生命安全的决定，而且为这一新的战争伦理观表示祝贺：“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敌人用我们对付西班牙人的做法来对付我们。”就是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恶战。但是，在索莱达小镇上的那些黑暗的长夜里，他在一封叫人受不了的信里提醒乌达内塔，在所有的内战中，总是最残酷的人获胜。“请相信我说的，大夫，”他对医生说道，“我们的威严，我们的生命只有用我们敌手的鲜血才能保存。”
突然，他的暴怒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象它发生时一样突然，将军对刚刚被他辱骂过的军官一一予以历史性的赦免。“不管怎么说，是我错了，”他说，“他们想到的只是争取独立，这是件直接而具体的事情，唉，而且干得不错！”他向医生伸出骨瘦如柴的手，让帮他站起来，他长叹了一声结束道：“相反，我却在寻找一种虚无东西的梦幻中迷失了方向。”
就在那些天里，伊图尔维德的去留一事决定了。10月末，他接到了他母亲的一封信，一般都是从乔治敦写来，告诉他说，墨西哥自由派力量的发展使他们一家重返祖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他这种欲言又止的迟疑态度，加上他从小就有的优柔寡断的性格，折腾他实在无法忍受。幸好，一天下午，将军倚着他的胳膊在走廊里漫步时，意想不到地给他说起了过去的一件事。
“说起墨西哥．只有一件事的印象不愉快，”他说，“那是在韦拉克鲁斯，码头上船长的一群大猎犬把我准备带到西班牙的两条狗崽撕咬成了碎片。”
不管怎样，他说，那是他的第一次社会经历，给他永远留在心里。他第一次去欧洲是1799年2月，本来只计划在韦拉克鲁斯作短暂的停留，后来几乎停留了两个月，因为下一站停留的地点哈瓦那正遭受英国的封锁。在韦拉克鲁斯的耽搁，使他有时间乘车去了一趟墨西哥城，车子在积雪的火山和光怪陆离的沙漠里几乎往上爬了3000米的高度，这种自然景色与他一直生活的土地、阿拉瓜河流域那充满田园情趣的黎明，没有一点共同之处。“我寻思月球上就应该那个样子。”他说。墨西哥城的空气如此清新，使他大感意外，街头的露天市场多得让他眼花缭乱，而且每一处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售卖的吃食里有龙舌兰的红毛虫、犰狳、河蚓、蝗虫卵、蚱蜢、黑幼蚁、山猫、蜜渍水蠊、玉米蜂，家养鬣蜥、响尾蛇、各种飞鸟，矮脚狗，还有一种不停地跳动的、好似有生命的菜豆。“凡能走路的东西都吃。”他说。城里流淌着无数条清沏河渠，油漆着明快色彩的小船，还有繁茂艳丽的鲜花，都使他惊讶不已。但是2月的短暂白昼、沉默寡言的印地安人和下个没完的毛毛细雨使他沮丧扫兴，日后，在整个安第斯山地区，无论在圣菲、利马还是拉巴斯，这一切都将使他感到压抑、憋闷，当时，他只是第一次感到难受。一位通过朋友介绍的主教拉着他的手去谒见总督，他觉得这一位比主教更象主教．总督对这个面容消瘦、皮肤棕黑，衣着考究的小青年几乎没有怎么注意，年轻人还向他表示说自己是法国革命的崇拜者。“这本可以使我送命的，”将军说道，并觉得这件事挺有趣。“也许当时找想，对一位总督，应该谈点政治，这是我16岁时所唯一知道的事情。”从韦拉克鲁斯继续旅行之前，给他的叔叔佩德罗·帕拉西奥斯——索霍写了一封信，这将是他第一封被保存下来的信。“我的字写得这样差劲，以致我自己都看不懂写的什么，”说到这里，他自己都快笑死了，“但找向我叔叔解释说，字写得如此糟糕，是由于旅途太疲倦。”在一页半的信里有40个书写错误。
伊图尔维德对他所讲的这些，无法说出自己的看法，因为他从记忆里已搜索不出更多的东酉了。所有残存在他脑海里的有关墨西哥的印象都是不幸的回忆，这种不幸的回忆使他那天生伤感的性格变得更加忧郁，将军应该理解他。
“别留下来跟乌达内塔跑，”他说，“也别和您家里人一起到美国去，那是个无所不能又非常可怕的国家，它有关自由的神话到头来将给我们大家留下一片贫穷。”
这句话给伊图尔维德充满犹疑的脑海里又投入了一个疑问。他呼喊道：“别吓唬我，将军！"
“您别害怕，”将军平静地说，“回墨西哥去，哪怕是把您杀了人或死在那儿。现在就去，您年纪还轻，否则到某一天太晚了，那时候，您将感到既不属于这儿，也不属于那儿。在哪儿您都会觉得自己是个外乡人，一个人如果这样，比死还要难受。”将军直视着他的目光，并把手张开按在胸口，说道：“给我说说吧。”
就这样，伊图尔维德带着给乌达内塔的两封信，于12月初离别了将军，在其中一封信上将军写道，伊图尔维德、威尔逊和费尔南多都是他身边最可信赖的人，直到第二年4月，乌达内塔被桑坦德集团阴谋推翻时，伊图尔维德在圣菲还没有个固定的安排。他母亲以堪为典范的韧性，终于获得了任命他为墨西哥驻华盛倾使团秘书的差事，事后，他就在被人遗忘的公务中度过了他的一生，直到32年后，当法国人以武力强迫墨西哥接受哈布斯堡王朝的马克西米利亚诺为皇帝，伊图尔维德家族第三代的两个男孩过继给他为养子，并被指定为他那虚无漂渺的王位继承人时，人们才又听到了有关这个家族的消息。
将军让伊图尔维德带给乌达内塔的另一封信，是要求乌达内塔销毁他此前和今后写给他的一切信函，以免留下他忧郁情绪的痕迹。乌达内塔没有使他满意。五年前，他曾向桑坦德将军提出了类似的请求：“无论我生前还是死后，您都不要去发表我的信件，因为这些写得很随便而且很杂乱。”桑坦德也没有按他的要求办。与他的那些信相反，桑坦德给他的信无论从形式或内容上看，都是完美无缺的，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写这些信时就意识到它们最终将被投入历史的篇章。
从写给韦拉克鲁斯的那封信起，到他去世前第六天口授的最后一封信止，将军一共至少写了l万封书信，一部分是他亲笔写的，一部分是他口授、记录员抄写的，还有一些是记录人员根据他的指示撰写的。被保存下来的信件有3000多封，被保存下来的经他签署的文件有8000多份。有时，记录员们被他搞得不知所措，有时又与他们合作得很好。有几次，他觉得口授的信不满意，他不是重新口授一封，而是在原来的信上亲自加上有关记录员的一行字：“正如您将会发现的那样，马特利今天比什么时候都笨。”1817年，在离开安戈斯图拉以便结束大陆解放事业的前夕，为了按期处理完政府的事务，他在一个工作日里一连口授了14个文件。也许由此产生了那永远也没有得到澄清的传说，说他同时给数位记录员口授各不相同的信件。
进入10月后，只有雨丝沙沙声。将军再也没有走出卧室一步，为此加斯特尔冯多大夫不得不运用他最聪明的办法以获得将军允许去看望他并带给他吃的东西。何塞 ·帕拉西奥斯有这样的感觉，午睡时，将军躺在吊床上一动也不动，他的目光在凝视空无一人的广场上的雨滴，他陷入了沉思，这是在记忆里核查他过去生活中甚至是最短暂的瞬间所发生过的事情。
“我的天啊，”某一个下午他叹息道，“不知曼努埃拉怎么样了！”
“我们只知道她挺好，其它什么也不清楚。”何塞·帕拉西奥斯答道。
从乌达内塔执政以后，没有听到她的一点消息，将军没有再给她写过信，但让费尔南多及时告诉她旅途的最新情况。她最近的一封来信是8月底写的，有关准备进行军事政变的秘密消息是那样多，要透过她那夸大其词的笔法和为了迷惑敌人故意弄成如乱麻一堆的数字中，搞清楚她所要告诉的那些秘密，并非一件易事。
曼努埃拉忘记了将军的忠告，她确实象回事儿地，甚至有些忘乎所以地，扮演起了全国第一个玻利瓦尔主义者的角色，单枪匹马地对政府展开了一场文字宣传战。莫斯克拉总统没有敢对她进行起诉，但并未制止他的部长们这样做。面对官方报纸的人身攻击。她以漫骂相回击，并印成传单，在女奴的护卫下骑着马在皇家大街颁发。她手握长矛，沿着市郊石子路的小巷追击那些分发攻击将军的传单的人，那些每天早晨出现在墙上的侮辱将军的口号，她使用更激烈的辱骂复盖上。
官方组织的宣传战最后指名道姓地攻击她。但她一点也没有畏缩。她在政府里的一些密友给她传递信息说，在国庆节的某一天，大广场上要安装烟火架，架子上挂有一幅将军身着滑稽可笑的国王服装的漫画像。曼努埃拉和她的女奴们不顾警卫队的阻拦，骑着马把烟火架冲得稀烂。于是，市长亲自带了一小队士兵，企图从床上把她抓走，而她则手握两支上好膛的手枪等候着他们，只是通过双方的朋友们调解，才没有酿成更大的事件。
唯一使她的行动缓和下来的乌达内塔将军夺权成功这件事。乌达内塔是她的一位真正朋友，而她则是乌达内塔军事政变的最热心的同谋。当将军在南方与入侵的秘鲁人作战、而她一个人留在圣菲时，乌达内塔是照顾她安全和解决日常生活需要的知心朋友。当将军有非常议会发表那篇不合时宜的声明后，是曼努埃拉说服将军给乌达内塔写了信，“我向您表示我昔日的全部友情和诚心诚意的彻底和解。”乌达内塔接受了这一豁达的表示，而曼努埃拉则在军事政变后还清了这份情谊。公众生活中不再见到她了，而且消失得不露一点踪迹，10月初曾传说她已经去美国了，谁也不怀疑这一消息的可靠性。所以当何塞·帕拉西奥斯说‘曼努埃拉挺好”时是有道理的，因为没有听到有关她活动的任何消息。
将军为无尽的期待而悲伤，期待谁？期待什么？为什么期待？在绵绵阴雨中他感到茫然若失，在对历史往事的又一次探究中，触到了心灵的深处，结果在哭泣中睡着了。何塞·帕拉西奥斯在听到细微的呻吟时，以为是从河里捡米的那条狗在呜咽，却原来是他主人发出的声音。他惊慌得手足无措，因为在贴身服侍他的漫长岁月里，只见过他哭过一次，而那一次哭并不是由于悲伤而是由于暴怒。帕拉西奥斯喊来了在走廊里值勤的伊瓦拉，他也听到了将军哭泣的声音。
“这将对他有好处，”伊瓦拉说。
“对我们大家都将有益”，何塞·帕拉西奥斯说。
将军比平常哪一天睡的时间都长。无论是邻近果园里鸟儿的啁啾，还是教堂里的钟声，都没有把他闹醒，何塞·帕拉西奥斯俯在吊床边好几次。想听听是不是仍在呼吸。当他睁开眼时，已经八点多了，天已经开始热了起来。
“10月16日，星期六”，何塞·帕拉西奥斯说，“今天是圣玛加丽塔·玛丽亚·阿拉科克日。”
将军下了吊床，眼睛望着飞着尘土、寂无一人的广场和破败不堪的教堂，几只兀鹰在争食一条死狗的残骸。炙人的朝阳预示着今天又将热得透不过气来。
“我们离开这儿，赶快走．”将军说，“我不想听见毙人的枪声。”
何塞·帕拉西奥斯心里一震。他这是生活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时代，他的样子也和当时一模一样，赤着脚站在砖坯铺就的地上，下面穿着长长的短裤，剃光的头上戴着一顶睡帽。这是在现实中重温的一个旧梦。
“我们不会听到毙人的枪声，”何塞。帕拉西奥斯说，接着他又有意精确地加了一句：“皮亚尔将军是在安戈斯图拉处决的，不是今天下午，而是三年前如同今天的一天。”
曼努埃尔·皮亚尔将军，库拉索岛人，是个黑白混血儿，为人严酷无情，当时35岁，在爱国者民兵队伍里他功勋卓著，当解放者军队迫切要求所有的力量团结一致以钳制莫里略的部队迅猛推进时，他使将军的权威经受了一次考验。皮亚尔号召黑人、黑白混血儿，桑巴人以及全岛所有无依无靠的人起来反对以将军为代表的加拉加斯的白人贵族。他的声望和象救世主般受到的欢迎只有何塞·安东尼奥·派斯或绰号保皇党人的搏韦斯（52）能与之相比，而且解放者军队里的一些白人军官也因他的影响转而支持他的主张。将军对他使尽了劝导的艺术，都没有收效。最后，将军下令把他逮捕，皮亚尔被押送到了临时首都安戈斯图拉，在这时，将军争取了一批亲近他的军官，地位得到了巩固，这些军官里有几个人后来一直陪同将军进行那次沿着马格达莱纳河的旅行。一个由将军任命、有皮亚尔在军队里的朋友参加的军事法庭对他进行了速决审判，何塞·玛丽亚·卡雷尼奥担任法庭负责人。辨护人称赞皮亚尔是反对西班牙政权的杰出人物之一，他这话没有一丝虚假的成分。皮亚尔被宣布犯有逃跑罪、叛乱罪和叛国罪，被判以死刑并取消一切军事荣誉称号。了解皮亚尔的功绩的人，都认为将军不可能批准这一判决，特别这是在莫里略的部队刚收复数个省份、爱国者的士气极为低落，大家都为队伍可能要大规模溃逃而担忧操心的时刻。将军受到了各种压力，他亲切地听取了皮亚尔最接近的一些朋友的看法，布里塞尼奥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他的决定是不能申诉的。最后，他撤销了关于取消皮亚尔军事荣誉称号的决定，批准了枪决的判决，而且加重为当众执行。那是个一切坏事都可以发生的漫漫长夜。10月16日下午五点，死刑在安戈斯图拉大广场的炎炎烈日下执行，六个月前，是皮亚尔本人亲自从西班牙人手里夺取了这座城市。行刑队队长让人把几只兀鹰啄食的死狗残骸弄走，关严了广场四周的入口处，以免一些无人管理的动物闯进来破坏了行刑的庄严气氛。皮亚尔要求让他给行刑队下令开火，他的这一最后殊荣遭到了拒绝，他的眼睛被强迫用黑纱蒙了起来，但并未能阻止他在离开这个世界时亲吻十字架和向国旗永远道别。
将军拒绝观看处决的场面。当时，唯一呆在他身边的人是何塞·帕拉西奥斯，当广场上传来枪声时，后者看到他如何挣扎着抑制将要流出的泪水。他在给部队通报此事的公告中说：“昨天是我痛心的一天。”在他一生的以后时日里，他将会反复说明，那是拯救国家的政治需要，它说服了违抗命令者，避免了一场内战。不管怎么说，那是他一生中最残暴地使用权力的一次举动，但也是一次最及时的行动，它立即巩固了他的权威，统一了军队的指挥权，并为他获取荣誉廓清了道路。
13年后，在索莱达小镇上，他好象根本没有觉察到自己成了时间次序错乱的牺牲品。他的目光仍然盯着广场，直到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妪，牵着一条驮椰子的毛驴穿过那里，她的身影吓得几只啄食的兀鹰四下惊飞。这时，他才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回到了吊床上，也没有谁问他，他就说出了何塞·帕拉西奥斯从安戈斯图拉那个夜晚就一直想知道的那个答案。
“我还将那样干。”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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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时，我们将登上厄瓜多尔的钦博拉索山，把永远统一，自由的大美洲三色旗插在雪山项上。
我怎样才能走出这座迷宫呢？
最大的危险是行走，危险不在于会跌跤，而在于过分吃力。相反，他上下楼梯倒没有关系，因为显然总会有人搀扶，尽管他自己可以上楼下楼。不过，当真的有人搀扶他时，他却不允许他们这样做。“谢谢，”他说，“我自己能行。”
有一天他终于不行了。那一天，他正准备自己下楼，突然天旋地转起来。“我腿一软一下子跌在了地上，摔了个半死。”他告诉一个朋友说。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因为他刚好晕倒在楼梯边上，那轻飘飘的身体没有顺着楼梯滚下去。
加斯特尔冯多赶忙用堂·巴托罗梅·莫利纳雷斯的汽车把他送到古老的圣尼科拉斯去。将军从前来这儿的时候，莫利纳雷斯先生曾把他安置在自己家中，这一次他又为他准备了一间同样宽大，通风良好的卧室，而且面临安查大街．在路上，将军的左眼角里出现了一种粘稠的东西，使他很不舒服。他沿途什么也不看，只是有时似乎嘴里嘟嘟哝哝象是在祈祷，实际上，那是在低吟他喜欢的诗篇。将军向来很注意自身的卫生，可这次他居然不去擦眼角里的分泌物，这不禁令医生感到惊奇，只好自己动手替他擦拭。刚一进城将军便醒了过来，这时，一群脱缰的母牛在狂奔乱跑，虽然没有把他的车撞翻，却撞上了牧师的双轮四座轿式马车。牧师在空中翻了个筋斗，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他立即从地上爬起来，黑色的长袍和头发上都沾上了尘土。前额和双手都碰出了血。当牧师从震惊中平静下来时，榴弹兵不得不走在前边开路，推开那些一心看热闹的行人和看到牧师挨摔只是拍手叫好的光屁股孩童，他们根本不知道象死人一般坐在车子阴影里的那位过客究竟是谁。
医生向将军介绍说，当大主教们在讲道台上疯狂地反对他时，牧师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坚决支持他的人之一，为此他被加上“好色的共济会会员”的罪名逐出了教门。将军对发生的一切似乎已经麻木不仁，直到看见牧师长袍上的血迹时才意识到世界的存在。牧师要求他运用他们的权威让母牛不要在城内乱跑，因为大街上已有那么多车辆，再加上这些母牛，行人难免会出危险。
“您不要自我没趣啦，阁下，”他漫不经心地对牧师说，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全国的情形都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