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2004年6月10日，许倬云的电子邮件。
由蓝衣社扶植的中国学生运动并不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团体——这个名词使多数读者联想到，对其他国家和民族恶劣、具攻击性的态度①。蓝衣社痛恨法西斯日本，也激烈反帝国主义——这是可以理解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无不如此。他们喜欢夸称透过恫吓，他们对压制1933至1934年的反蒋、反政府民众（主要是学生）示威运动做出贡献。其实，他们的每项活动都没能停止中英文报纸和非正式印刷品，不断出现对蒋、对蓝衣社的抗议和猛烈批评②。
① Wakeman（魏斐德），"Revisionist View," p.149.
② Kirby（柯伟林），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p.176.
暗杀是蓝衣社最声名狼藉的行为。有两个著名的被害人是军阀将领，其中一人有和日本人往来交涉的嫌疑，还有两人是天津的亲日报人。反映出蓝衣社强烈反日的心态元素。该社的一份出版品声称1933年春天，它在武汉杀了40名勾结日本人的“叛徒”①。非亲日、但批蒋不遗余力的自由派人士也有遭到蓝衣社毒手的；中国保护人权联盟两名会员遇害，一是联盟副主席杨杏佛，一是上海最著名的中文报纸《申报》负责人史量才②。蒋有可能并没下令干掉这些人，蒋的情报头子戴笠或许未请示老板就自作主张（这样蒋就可否认涉及）。不论如何，报界把这些帐统统记在蓝衣社和蒋本人头上。更值得注意的是，蒋即使事先不知情，事后他也没在日记中表示对此的关心，也没提到他试图制止这种行为以免恶名昭著。
① Eastman（易劳逸），"Rise and Fall of the Blue Shirts," pp.31-32.
② Frederick Wakeman Jr.（魏斐德），Spym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p.27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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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头子戴笠
除了这些个案，某些历史学家指控蓝衣社涉及多起杀人最戏剧化的证据，是《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1933年7月19日刊出的一份“神祕文件”。据说，这份文件由“蒋介石的‘中国法西斯组织’”发出，文件列出55位出现在“暗杀对象名单”上的“中国领导人”。伊罗生的杂誌《中国论坛》（China Forum）把这份文件交给《大美晚报》①。伊罗生不是中立无偏见的，他公开表态亲共，日后成为托洛斯基派，但是他并没向《大美晚报》隐瞒此一“神祕文件”是由中共中央印刷局交到他手中的②。最合逻辑的假设是，这份文件是周恩来的宣传机构制造出来的。
① 同上注，p.177。
② 共产国际档案文件显示，共产国际至少有一次秘密付给伊罗生的刊物500美元，见1932年4月19日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备忘录，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4, file 182, sheets 8-9, and collection 514, inventory 1, file 707, sheets 56-59, 63-66.
据说，戴笠手下在上海的外国租界搞绑架，有人指责他们“大规模”地干这些勾当。据说大部分受害人是“无名”的学生和工人，因此无法估计人数。两个出名的案例是作家丁玲和左派帮派刺客王亚樵。1933年初加入中共的丁玲，其实是被租界警察逮捕，再交给南京，不是被戴笠手下绑架。她获得假释在南京住了3年后逃跑——以激烈的异议分子而言，这对待算不上严苟①。至于王亚樵则是被判刑十年。
①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3, p.274.
蒋有能力下令干出数以百计的暗杀和绑架，如果他认为这么做攸关他政府的成功或中国的生存的话，而他或许也果真如此做，但是证据并不明确。发生的杀人事件数量还不足以减少中国各大城市里，对蒋及其政府的公开批评，更谈不上终结批评了；这点倒是毫无疑问。亲共作家茅盾和鲁迅持续发表文学作品，痛骂国民党的残暴、贪腐，以及蒋介石的对日姑息。就和这些大贪渎的指控一样，国民党从事政治暗杀的故事，不论真假，对中共而言都是好消息，后者刻意扩大渲染、再捏造一些新故事①。蒋的反共派政敌，即称兵作乱的军阀和非共产党的自由派，亦不问真假地散布、雕琢这些谋杀的指控。
① Wakeman（魏斐德）引述了大陆和台湾许多的文章和传记，但我们应仔细评估这些作品的资料来源。
他们的目的当然是要进一步拉低中国（尤其是上海）知识分子、文化菁英对蒋及其政府的评价，并助长大部分西方新闻记者、外交官和军事武官对政府原有的鄙视。我们还可从其他情况看出，蓝衣社根本不是残暴不仁、使命必达的模范。共产国际派在上海公共租界秘密活动的特务应该是国民党绑架、暗杀的主要目标。可是，国民党在上海的情报员及地下组织挖掘这些外国特务的成绩却相当有限。莫斯科收藏的1930年代档案文件透露，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地下组织处理巨款转帐、资助共产党青年和劳工运动以及记者和书店、负责与莫斯科及江西苏区的无线电通讯（它有“六到八个发报机”）、经营一所报务员学校培训11名学员，还有如前文所述的购买一架飞机。尽管它如此活跃，蒋的特务人员、英法租界警察、青帮，只抓到少许共产国际特务。
戴笠的手下倒是有一个罕见的突破，逮到中共“中央特科”（显然与“特务部”有别）的负责人顾顺章。戴“说服”顾投向国民党，结果“（在上海）逮捕了不少人，也杀了一些人，包括中共总书记向忠发”。193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为了“自保”，授权周恩来展开报复，周下令杀掉顾顺章及其家人①。张国焘也提到周曾下令在上海做掉一个共产党籍的黄埔毕业生，怀疑此人立场动摇②。
① Wakeman（魏斐德），Spymaster, pp.178-179.
② 同上注。
打从一开始，中共的凶残就不逊国民党，有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共的“保护局”职司揪出、铲除内部敌人。据说中共的“特务部”，在1930年代杀了“数以百计的‘叛徒’、工厂领班、侦探、公会干部、帮派分子、慈善家、工业领袖、不合作的工会领袖和国民党特务”。张国焘抱怨，未经核可即杀掉党员违反了党纪，之后“消灭”反党分子的行动曾停过一段时间，但是“不久之后，独裁者和（中共）特务又肆无忌惮”①。
① 同上注；Zhang Guotao（张国焘），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71), vol.2, p.151.
一
国、共在江西打得不可开交之际，蒋著手展开一项改造中国政治、学术和道德生活的群众运动。有人认为就其提振经济生活、推动土地改革，以及争取全民尊敬的目标而言，这可说是蒋的政治伎俩，也是一大挫败①。可是，最近的评价却认为运动虽不成功，却不是虚情假意②。当共产党在赣南节节败退之际，国民党的民间活动队深入到各县、乡、村去建立法律与秩序，并推动农业及教育的重大改革。在早先的一次庐山会议中，某些官员主张共产党重新分配土地，给了国民党机会大规模改革土地所有权及租赁形态。他们认为，进行会扰及社会经济秩序的彻底改革之最佳时机，就是与支持更激烈手段一方的拉锯结果还不确定时。但是，国民党采取比较保守的做法，把土地还给原来的主人，暂停重新分配，等候已经元气大伤的地方经济复苏再说。国民党官员在扑灭农村的暴力革命之火时，“并不想再不必要地搅动余烬”③。
① Mary Wright（芮玛丽），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② Stephen C.Averill（韦思谛），"The New Life Actio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South Jiangxi, 1934-1937," China Quarterly 88 (December 1981): 595.
③ 同上注，pp.606-607。
不过，蒋的团队还是尝试了不少方法，实施非土地充公式的土地所有权改革，譬如政府持续购买流入市场的土地，设立合作社，使地主的土地可出租给无地农民耕作。这些民间活动队中有些热忱、正直的官员认为，在家户长制的架构中，以既有传统为根基去打造，他们可以迈向更公平、繁荣的社会。因此，恢复讲究团体责任的传统保甲制，将会是关键的社会体制，不仅能推动法律与秩序，还可做为新的社区模范。他们希望前述改革再搭配上水利灌溉渠道和公共卫生所，能够带来全新的国民荣誉感和爱国精神。
但是，自红军1934年从江西逃窜后一年，国民党的草根运动也四分五裂了。或者换个较精确的说法，在江西推动政治、经济“新政”的希望，因贪婪的地方乡绅重回台面而被粉碎。这些农村的上层人士不像受过更多教育、不在籍的地主以及其他优势阶级的文化菁英，那些人通常住在商业、财经、专业更能快速发展的城市里；这些人是较低阶的地方头脸和地主，把一部分土地出租给佃农①。这些小地主除了略有几亩地可出租做为收入来源，也别无太多财产。而共产党来之前和期间的多年暴动，曾使他们被歧视、摧残。现在共产党既被赶走，这些小乡绅又冒出头来，借地痞流氓之力重申权利。不久，他们就主宰村子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强化权力②。
① 同上注，pp.626-628。
② 同上注。
蒋介石的另一项运动——“新生活运动”——在江西展开，是第五次剿匪作战的一部分。蒋一直在思索如何发展一套精神和文化架构以补足、加强民族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蒋说：“革命即生活形态之改进也。”他认为国民党革命到现阶段仍未成功的基本原因是，“全国国民生活态度始终无所改进。”新生活运动旨在改变这一切①。
① 蒋1934年2月17日的演讲，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p.660-662。
新生活运动想要培养的价值观，主要就是新儒家的优点和传统的日本习惯——简朴、良知、单纯、诚实，甚至准时、清洁和整齐。在批评者眼里，新生活运动令人不安的是，它意图让“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可是，“完全军事化”的目的不是要征服其他民族，而是要培养“勇气迅速、刻苦耐劳，特别是有统一行动的习惯和能力”。它的目标是“告别昨天的野蛮生活方式、无秩序、倦怠和萎靡”①。这些根本不是什么好反对的目标，尤其是当它们摆在平凡的儒家和基督教框架中。
① Eastman（易劳逸），"Fascism," pp.1-31.
基督也越来越深入委员长的思想当中。他的日记经常提到圣经，通常是在忍辱负重的脉络下。譬如，1934年5月4日他写下：“耶稣信徒必须克己忍辱耐苦，日日背著十字架，跟从耶穌。”①蒋大约也在这年开始，一天一篇地读一本基督教的文集《荒漠甘泉》（Streams in the Desert）②。它的主题是面对失败、灾害和牺牲关头，要屹立不摇、坚贞信念。蒋在每个鼓舞人心的信息和故事旁都做眉批。
① 简笙簧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6》，1934年5月4日，（新店：国史馆，2006）。
② Mrs. Chas.E.Cowman, Streams in the Desert (Los Angeles: Oriental Missionary Society, 1931).
蒋夫人在新生活运动扮演相当重要角色。根据一项记载，在谈到她受不了中国十分欠缺卫生观念时，她、澳洲顾问端纳和陈立夫三个人才兴起这个念头。蒋夫人“忍受不了城市街道的肮脏、中国人厨房的零乱，以及人人用自己的筷子伸进大锅饭里取菜”。她甚至随身带布巾铺座椅，在家里更坚持每道菜都得有一副公筷。但是她拿中国人的“干咳和吐痰一点办法都没有”①。
① Emily Hahn（项美丽），Chiang Kai-shek: An Unauthorized Biography (New York: Doubleday, 1955), p.72.
陈立夫建议新生活运动也强调儒家的旧美德——礼、义、廉、耻。蒋和部属又加上简朴、纪律和爱国精神。在蒋夫人发起下，美国传教士响应，加入推动此一符合基督教教义的运动。强调卫生和礼貌的诉求也切中美国人的礼仪和清洁习惯。不过南京的美国传教士也注意到，这运动强调香烟（美国的灾祸）的害处远胜过对鸦片的挞伐①。
① 美国驻北平使馆给国务卿的无线电报，Auguse 6, 1934, FRUS(1934), vol.3: The Far East, p.217.
早先，南京政府不断以各种办法，尝试管制并逐步终止鸦片吸食，但是在国内混战那段动荡时期，对种植、配销和吸食鸦片所课的税，一直是中央政府及各地军阀的重要收入来源，禁绝鸦片没有太大进展。1928年，政府颁布法令要改善执法、治疗和教育，但因为中央对各省没有实权，进展依然有限。1932年，军事委员会显然在蒋的核可下接下担子，成立一个毒品管制委员会；加重刑罚（包括死刑），且在2年之内于17个省市正式全面禁绝鸦片。青帮头子杜月笙也成了委员会一员——满诡异的一项任命案。但是杜月笙已经赚了许多合法钱，如果他真心合作，显然成绩将会大有可观。
根据中国大陆2000年出版的一篇未载明来源出处的文章，这段期间从鸦片生意课征到的规费和税款，每年超过2亿（中国）银元，其中有一大部分毫无疑问被侵吞了。不过，这篇文章认为固然成绩有限，加重刑罚的新规定，以及军事委员会的魄力，仍替下一阶段奠定了“坚实基础”，可是新阶段却被战事打乱。总之，中国的吸毒恶习继续替政府、贪官污吏、军阀制造所得，但也不无努力认真地要终结或降低吸毒恶习①。
① 季鹏，《1927至1935年国民政府禁烟评述》，《民国档案》1(2000)：71-81。
与取缔鸦片成对比的是，到了1934年，蒋介石显然已在剿匪上取得相当进展，不仅江西苏区，就连城市里的中共势力都受到打击。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中国红军的战士们在1929年成长至30万，到了1934至1935年，只剩下25000人。有一度，中共代表江西苏区要求共产国际多拨点钱，莫斯科建议在赣南设立一个“驻地”，以便运交补给品到被包围的苏区去，它甚至还提议成立一家公司“专司销售四川鸦片”①。中共在江西原本控制70个县，现在全丢了，只剩下6个。中共领导人开始辩论是否突围，长途撤退到靠近苏联的偏远地区②。最后，斯大林藉由短波无线电指示中共突围、寻找新的基地，最好接近外蒙古③。
①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84, file 47, sheets 81,130.
② North, Moscow, p.164.
③ Michael M.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3.
10月16日，中共红一方面军25000名战士踏出他们的赣南基地，展开向北方撤退的行程①。他们当中只有1/3有步枪。这大批人马中，有35人是领导人的妻子，如毛的第二任妻子贺子珍。毛本人带著一袋书、一把伞，骑在一褐色马背上。他和大家一样，有一条毛毯和三天份的口粮②。他们携带大量墨西哥银元，一路上用来买粮食和其他物资，甚至行贿军阀让他们通行无阻，所以不致死于第四天后。早在突围之前，中共上海局就向共产国际报告，已把5万墨西哥银元送到江西苏区；在10月中旬它又表示还需要40万银元，因为“以后恐怕就没有机会”送交这些钱了③。去年11月收到的300万墨西哥银元，显然已送到江西苏区，现在这些款项都是另外追加的④。若没有这些钱，长征云云，恐怕走不了太远⑤。
① 毛泽东1956年3月31日与苏联大使尤金（P.E.Yudin）谈话时，提到这个数字。见尤金1956年4月5日日记，no.289, Woodrow Wilson Center International Cold War History website. 毛泽东对史诺说“估计有9万人”参加长征，这还不包括数以千计的红色农民。我选择采用他告诉尤金的数字。
② Ross Terrill（谭若思），A Biography: Mao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0), p.121.
③ 中共上海局致共产国际电报，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84, file 61, sheet 58. 9月4日，共产国际统治江西的中共，它已派一名外国人建立组织，采购、运送武器弹药给江西苏区。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84, file 48, sheets 9-10.
④ 1903年，一块墨西哥银元据说约值0.38美元（New York Times, March 11, 1903)。假设1934年其价值仍不变，经通货膨胀调整后，当时的300万墨西哥银元约值2005年的700万美元，但是就它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相对份额而言，今天的倍数就更大了。不论怎么计算，这是一笔极大的数目，没了它，“长征”可能就无法发生。
⑤ 史诺被告知，许多武器、装备，“甚至大量银子”必须沿路埋藏起来。见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1938; New York: Random House Modern Library, 1944), pp.194-195. 毛泽东曾沿路把银子埋藏起来，此说可疑；但如果真是如此，他的钱就过目前文献所能证明。
事实上，逃出包围圈并不算太难。当年稍早，蒋介石力促李宗仁、白崇喜和陈济棠（广东实际当权者）参加第五次剿匪。可是，军阀们担心蒋是要把红军赶入他们的省界，以便替自己的中央军打开一条路跟进，然后乘势占领他们的地盘。多年之后白崇喜接受访问时说，他向大伙儿建议表面上参加围堵共产党，但基本上还是保留实力固守地盘①。
① 程思远，《白崇禧传》，（香港：南华出版，1989）pp.195-180。
这些军头不肯积极参加剿匪，也不是全没道理。蒋此时的优先目标是歼灭共产党，但是和所有的中国现代化人士一样，他的长期目标是消除独立的军队和地方割据。当共产党进入贵州时，蒋在日记里写下，这个发展提供从军阀省主席王家烈手中接管该省的机会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26, 1934, box 37, folder 13.
共军没受到阻挠，从守在湖南、江西南部边境的广东部队防线溜出江西。11月底，毛部抵达湘江，蒋亲自赶到湖南指挥作战。经过一星期激战，双方均损伤惨重，红军趁火力稍弱时，越过湘江、进入贵州①。中央军紧追在后，蒋飞往省会贵阳，拉下省主席，换上效忠他的顾祝同为省主席②。
① Dreyer, China at War, p.194; Stuart R.Schram, Political Thought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66), pp.80-181.
② 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Li Congren，李宗仁），The Memoirs of Li Tsung-jen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79), pp.295-296. 李宗仁说，桂军使共军伤亡万人，另又俘虏7000人。
1935年1月，红一方面军的党集会推选毛为中共政、军领导人。后来毛的部队在四川－江西边境地方，与1933年逃出鄂豫皖边区的张国焘红四方面军会师。两人未能达成共识，于是张国焘率部往西，毛则率领红一方面军先往南、再折西穿过云南。云南军阀龙云大概是收了中共的墨西哥大洋，允许“匪军”和平过境。蒋飞到四川省会成都亲自坐镇，他虽没办法追上张国焘或毛泽东，但是中央军追剿的政治收获不小，蒋乘势掌控了四川、贵州的省会（不过，此外也没太多其他收获了）。这个经验也使得蒋开始认真思考，以高踞三峡天险的四川为基地，有朝一日，抗日战争时可将政府及军队迁移此处。
尽管中共撤退，中国政情依然不稳定。南京又发生一件事故。某个凉爽的秋天上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党部门口集合拍团体照时，一名记者掏出手枪，朝汪精卫连开数枪，重伤了他。蒋当天身体不适没出席拍照，自然引人猜疑。汪精卫的太太陈璧君公开要求国民党中央提出解释。蒋对自己被暗指涉及阴谋相当愤怒，下令戴笠就算千方百计也要査个水落石出。戴笠动用“最残酷的刑求”，亲自盘诘刺客，同时陈立夫奉蒋之命也另行调查①。陈立夫和戴笠一致的结论是，汪精卫自己的改组派内部有人心生不满，发动枪击事件。当特务人员杀了一名嫌犯又逮捕了若干人之后，陈璧君向委员长道歉，夫妻俩即搭船赴欧洲治疗。蒋可能并未涉及暗杀阴谋，但是他因而接任行政院长，又重新掌控了南京政府②。
①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p.114-115. 陈立夫说凶手当场被打死。
② Wakeman（魏斐德），Spymaster, pp.182-186.
9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交给蒋一项增进中日关系的三点方案：中国要接受对日关系优先于和西方的关系；承认满洲国；“和日本一起设法消灭共产主义”。蒋的回答避开第一、二点，但表示，只要日本尊重中国领土的完整，中国预备和东京讨论铲除“中国北方边境共产主义”的有效方法。蒋也照会广田，如果“两国军方之间”所有的协定，包括1932年的淞沪停战协定、1934到1935年的华北塘沽协定，统统废除，东北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中国会停止反日活动①。
① 陈鸣钟，《试论1935至1936年中日会谈》，《民国档案》（南京）2，no.16（1989）：105-118。
蒋亦拍电报给中国驻日大使，重申无论协议为何中国都不会承认满洲国此一傀儡政府，但是假若传统主权得到尊重，中国可以同意不用军事手段处理此一问题。最令日本动心的是，蒋愿意探讨两国合作“对付北方边境共产主义”的方法，当然日本必须先达到恢复中国主权的基本条件。蒋同时也设法展现，必要的话，他也已准备好和日本开战；他在南京城外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沿着陇海铁路部署军队，并在武汉增建防御工事①。
① 同上注。
华府此时终于愿意提供南京5000万美元的贷款，伦敦也提供一笔1000万美元的融资。但是，美、英都要求中国在东北问题上要“务实”。9月，英国使节李滋罗斯爵士（Sir Frederick Leith-Ross）访问东京和南京，提议日本尊重中国在东北之外的主权，以交换中国“承认”满洲国。在重庆（编按：作者笔误，李停商期间主要在南京、上海）经过长谈之后，李滋罗斯爵士向伦敦报告，蒋的政府绝不会放弃东北的主权①。
① 陈鸣钟，《试论1935至1936年中日会谈》，pp.105-118；《从1935年12月到1937年2月中国与日本的重要关键谈判》，《民国档案》2，no.12（1988）：19-44。
纪录十分清楚：蒋不预备在主权问题上面妥协退让①。东京和南京这段期间的交涉纪录凸显，蒋及其谈判代表明确地坚持中国保有对东北的主权，即使他们有时候提议，只要日本完全尊重中国在东北之外的主权，并且废除违反此一原则的所有不平等协定，东北主权问题可暂时搁置②。
① 参见Marius B.Jansen, Japan and China: From War to Peace, 1894-1972 (Chicago: Rand McNally, 1975), p.390.
② 陈鸣钟，《试论1935至1936年中日会谈》，pp.105-118；《从1935年12月到1937年2月中国与日本的重要关键谈判》，《民国档案》2，no.12（1988）：19-44。
但是，日本关东军继续伺机进一步侵犯中国的主权。东京方面亦要求委员长停止对日本的双面政策——公开表示友好，秘密准备开战；同时中国的党、政、军及情报机关所有人员一律退出河北省及北平、天津。蒋认为即使这个要求很可恶也得接受，他向倍感屈辱的中国民众解释，中国接受的并不是正式的“协定”，因为没有任何文件是由最高阶层签署或批准的。次月，一个类似的“非协定”协议让南京政府全面退出内蒙古的察哈尔省。蒋的政治声望又跌落不少，但毛泽东的溃逃以及受德式训练中央军的茁壮，让他感到安慰。不过，他因为怕刺激日本的侵略野心，无法炫耀建军成绩。
日本并不以最近的收获为满足，又有新计划要建立完全自治的华北，包含河北、山东、山西和内蒙的察哈尔、绥远共五个省，每一省分别册立一个愿和日本配合的中国将领①。阎锡山和冯玉祥拒绝合作，但其他人接受了这个机会。有一天蒋在日记里激动地写下，现在“唯有自强与力抗，再无其他方策”。但是现实上，歼灭溃逃的红军、完成军事现代化，仍是他的第一优先。他消极地接受，但不承认“华北”在日本人挑选的中国“当局”之下组成“特区”②。实质上，淮河以北的中国已完全由日本人掌握，只差没正式从南京政府独立出去。愤怒的学生再次涌上街头，抗议中国遭到瓜分。
① Jansen, Japan and China, pp.390-391.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8, 1935, box 38, folder 6.
1935年10月，毛率领7000到9000名跟他一起窜逃的士兵抵达陕西北部的小村保安。他们走了3000英里（约1万华里）。在村子四周满是尘土的洞穴落脚，毛泽东这伙人和以前从安徽躲到本地的一支共军（刘志丹）结合，创造出约2万名士兵的军队。毛告诉大家，目标是扩大控制区，直到和苏联、外蒙古连结起来①。
① 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25.
这一年，墨索里尼入侵衣索匹亚，希特勒拒绝履行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武装的条款。民主国家显得瘫痪无力，但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在8月1日号召全世界成立反法西斯的“人民统一阵线”，它似乎代表着抛弃全球共产主义革命，转而支持与共产党、基督教民主党、自由派、温和保守派和民主社会主义党派共组反法西斯同盟。共产国际对中国颁布的新口号是“联蒋抗日”。
毛泽东在陕北仍无法和莫斯科透过无线电联系，但显然有信差捎来共产国际全球统一阵线的新政策。毛、蒋都明白局势变了：由于战争快速接近，而中国唯一可恃的武器供应及直接军事援助来源是苏联，蒋歼灭中共的剩余时间正在快速流失。周恩来在抵达陕北新基地之前，就在1935年9月1日写了一封“正式信件”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陈立夫此时负责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刚入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执会此时的拥蒋派终于占多数）。陈果夫担任江苏省主席。可是，两兄弟仍主管情报及地下工作。周的信函提到，报导指南京政府“计划联俄”，南京的气氛“已与过去相当不同”。周说，两党间的合作又再度可能。他宣称，中共红军在西北的唯一目的是防守该地区不受日本侵略。他要求陈氏兄弟劝蒋立刻停止军事行动，并与苏联、中共联合抗日，同时又要求国共尽早会面，开始“负责任的协商”①。
①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p.116-119. 陈出示周恩来手写信之影印本。Chiang Kai-shek（蒋介石），Soviet Russia in China (New York: Rarrar, Strauss and Cudahay, 1957), p.72. 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指出，周恩来1935年秋、冬，先接触国民党在香港的代表，宣称中共只希望停止和国民党作战、联合抗日，没有别的条件。后来周直接写信给陈氏兄弟。另可参见Wu T'ien-wei（吴天威），The Sian Inciden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6), pp.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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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右）与陈立夫（左）是蒋介石身边负责情报与地下工作的要角
蒋认为共产国际的新政策以及周恩来的信函，不仅反映出斯大林觉得来自东、西两翼的威胁日益严重，也反映出中共十分衰弱。他指示陈立夫给周恩来正面回覆。蒋决心发动最后次对毛的全面进剿，但他也有诱因认真考量统一阵线的政治协议。一方面毛有可能率部逃入苏联或外蒙古，另一方面接受政治协议，可打开通往苏联大规模军事援助之门，在即将来临的对日抗战中，可发挥跟北伐期间同样重大的作用。蒋获悉周恩来来信之后，于10月18日召见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Dimitri Bogolomov），提议与苏联签订秘密军事条约。莫斯科答说，蒋必须先“规制和中共的关系”①。蒋和鲍格莫洛夫后来说好，由张群和鲍氏就此一密约的细节进行后续谈判，在中国政府和中共就统一阵线达成协议后即可生效。陈、周透过中间人决定，将在1936年初于上海进行首次秘密会谈②。
① June Chang（张戎）and Jon Haliday, Mao (New York: Knopf, 2005), p.167, 引用苏联外交部档案文件。
②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p.116-119.
但是，蒋、毛都相信“谈谈打打”的策略。因此，蒋一方面试图和苏联、中共和解，一方面又指示张学良率领东北军进驻陕北，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会合。杨虎城不识字、土匪出身，是冯玉祥旧部。张、杨奉命准备于1935年11月，对毛泽东新基地的杂牌军发动攻击。张学良两年前由欧洲回国后，他的反日民族意识空前地高张，蒋这道命令使他起了疑心：这表示他的东北军将驻防西北，离老家越来越远，而且还要听命于另一个效忠蒋的区域指挥官。张开始相信其他军阀指控蒋消灭了共产党之后，就要收拾各地区独立部队的说法（蒋有这个想法当然是真，只不过他希望以和平方式去达成）。张学良和杨虎城渐渐觉得蒋的用心是让他们的部队在剿共作战中失血。
第一次交手，国民党又失利。张学良报告，他折损两个师，另有数千名部属投降。毛在初期交战能得胜，无疑是因为他的组织能力高明、战术运用灵敏，但对手的领导能力和军纪欠佳也是助因。东北军和陕西部队的官兵此时根本没有斗志。但是也有可能，早在此一初期阶段，张学良和杨虎城就没像对南京报告的那样全力攻打共产党，也没有受到那么严重的损失。早先，蒋为了保存实力对付未来抗日之需，曾拒绝何应钦派出手下精锐德式训练部队北上剿共的提议。
很可能蒋只是要这两支军阀部队驻守陕南，骚扰毛泽东的部队，等候大批中央军（但不是精锐部队）从南方调来。可是，把两支军阀部队投进对中共的败仗中，反而强化了毛，使他虏获不少武器和兵员，还把许多被俘兵员编入共军部队。最重要的是，败仗使张学良更听得进中共的联合抗日号召。周恩来的宣传部队已经在全国各城市及大学鼓吹抗日统一战线，他们甚至渗透到蒋底下各路军队，尤其是东北军之中。
二
1936年1月，蒋再度向一群大学师生辩护他的外交政策，声称虽然他“不惧日”，中国仍不够强大到足以和日本帝国一战①。这个立场无论在情感上或意识形态上都不能让中国人民满意，但是很明显地，中国若按照进度在未来3、4年继续整军经武，必可在对日抗战时发挥重大作用。此外，这时候的西方民主国家仍未把中国的完整性与欧美的命运视同一体，完全无意提供实质援助。
① 蒋介石1936年1月15日对学生、学者的演讲，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三，pp.912-917。
下一个月的东京，在经历狂热军人失败的流血政变之后，广田弘毅领导的文人新内阁宣布“积极外交”的新政策；简单的说，就是日本要主宰全亚洲。这些“理性的极端国家主义派”支持与太平洋列强——不只是苏联——开战的准备。他们也希望在真正的大战开始之前，先制服中国。广田内阁立刻向中国提出新一轮的要求，如“睦邻亲善、联防反共、经济合作”。蒋体会到他再也姑息不了日本，战争不久后即会爆发①。【55电子书网】请记住我们的网址 【Www.Txt55.Com】
① Akira Iriye（入江昭），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ondong: Longman, 1987), pp.32-33.
东京发生政变之同时，西伯利亚和东北国境也爆发一场战事。仍由加伦将军率领的苏联远东军，击退日军和满洲国傀儡部队的多师团联手进攻。此役战败使日本海军南进的主张大盛，压过陆军向西、北发展的声音。华府许多人不理解此一简单的动态。1936年，日本在中国称霸似乎根本没受到罗斯福政府或大多数美国人的关心。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elson Johnson）认为，日本侵夺中国与美国没有直接关联。他说，事实上日本“有效率地”经营东北和华北，可能替美国企业创造重要的经济机会①。
① Warren I.Cohen（孔华润），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12-113.
蒋再次下令张、杨进攻陕北共军部队。战果还是很难看：据告又有数千名士卒阵亡或失踪，虽然这可能是夸大后的数字。透过一名被俘军官，周传话给张学良，表示希望和他谈谈抗日统一战线①。2月间，无疑是得到杨虎城的同意，张在西安与周派来的中共代表秘密碰面。经过这次会谈，周和毛透过联络人与张学良持续接触；张甚至准许他们在东北军里成立左派的“抗日同志会”②。
① Zhang Guotao（张国焘），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p.449-450.
② 同上注，pp.638-640；Jonathan D.Spence（史景迁），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W.Norton, 1990), p.421.
经过与中共一连串的接触后，张已不需要更多的说服。他反而率先表示，与蒋介石联合抗日是不可能的；他说，蒋的姑息政策已摧毁了他领导国家的道德权威。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张提议成立西北反日政府，成员包括中共及其他爱国（军阀）势力，打出“联张、反蒋、抗日”的口号。野心和爱国精神使少帅决定和蒋总司令反目。他建议由他本人领导这个反蒋联合政府，周立刻就同意。此时，毛已经被正式告知共产国际的新政策是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并不是反蒋抗日。即令如此，毛还是认可了少帅此一（与共产国际）相抵触的策略，认为可以好好利用他的“英雄主义”，而莫斯科方面终究会同意这个决定。他搁了4个月都没告知共产国际此一新计划。
蒋介石的特使并不知道张学良和中共暗通款曲，经过陕西前往中共在保安的总部与敌人展开谈判。保安是位于陕北的一个贫困市集城镇，以窑洞出名。中共在这次会谈建议国共成立联合政府致力国防，并建立抗日联军——前提是国民党要停止内战，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双方同意南京政府在下一次于上海会谈时做回应①。
① Yu M.Ovichinnikov, Stanovlenie I razvitie edunogo nationalnogo fronta sopreotvileniya Yaponii v Kita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National Front of the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n China) (Moscow: Nauka, 1985), pp.44-45.
春天时，张学良秘密穿过陕北共产党地区，来到延安某个已荒废的天主教教堂和周恩来碰头；延安此时仍由杨虎城的部队控制。周极力阿谀夸赞充满理想、天真的少帅，张则告诉温文儒雅、饱读群书的周，当代中国最受他尊敬的几个人物当中，周是其中之一①。虽然与南京当局的秘密会谈已展开，中共此时仍起草一份和张、杨合作的反蒋同盟详细协议。大约同一时间，中共通电全国要求停火、与国民党和谈。
① 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 vol.84, pp.51-4192.
1936年6月无线电通讯恢复了，毛泽东首度通知共产国际，已经成功地和张学良有了秘密协议。毛报告说，此一反蒋同盟将打出“西北国防政府”的旗号，推举张学良为“政府主席”以及“抗日联军”总司令。毛又指出，东北军每月俸银大多仰赖南京政府拨付两百万元（应该是指中央政府发行的纸钞“法币”），但是少帅一旦与蒋介石决裂，这一大笔钱肯定就没了。因此，毛问共产国际是否每个月能拨三百万元支付红军和东北军的饷银。他说，红军的饷银自然“必须和东北军一样”。毛在同一封函电中也要求重炮、飞机和其他武器，并保证2个月内发动攻势，成功“歼灭蒋介石西北部队”①。
① Alexander Dallin and F.I.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1934-1943: Letters from the Soviet Archiv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98-99.
斯大林读到毛泽东这份报告大吃一惊，认为蒋若受此一共产党主导的军阀同盟严重威胁，他会怀疑是苏联躲在背后支持它。这种遭到出卖的感觉，会为日本打开种种的可能性，如与国民党内保守、强烈反共分子结成同盟。这种发展也会刺激日本的反布尔什维克、反俄情绪。斯大林8月13日回信，全面拒绝毛泽东的做法。他直截了当地指示毛泽东“立刻正式向国民党及蒋介石提议展开停火谈判，并就共同抗日签署具体协议”，包括成立“统一指挥本部及共同的军事计划”。斯大林又说：“不能把张学良当做可靠的盟友”，即便他可能“自己叛逃过来”。中共及军阀的联合反蒋阵线构想自此消沉①。
① 同上注，pp.101-105。
毛泽东立刻遵命行事。8月底，他撤销中共反蒋口号，发信给国民党中执会，恭喜蒋的“进步”，并表示认同他的对日政策。蒋把毛的恭维解读为，赤匪首脑已走投无路①。他准备在年底以前再全力发动另一波剿匪作战。张群扮演蒋的密使，在春季与鲍格莫洛夫多次讨论如何共同维护和平——意即协助中国抗日②。可是，为回应日本在内蒙、外蒙的颠覆动作，斯大林与傀儡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共同防卫条约。中国从来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蒋遂搁置中、苏谈判③。斯大林于是安排《真理报》（Prauda）刊登蒋经国写给母亲毛福梅的信，再次谴责他的父亲是“人民公敌，是他儿子誓不两立的敌人。”④
① 蒋1932年8月25日的公开声明，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三，p.966。
② Chiang Kai-shek（蒋介石），Soviet Russia in China, p.68.
③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p.116-121; Clubb（柯乐博），China and Russia, pp.297-298.
④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2, 1936, p.12.
蒋的某些核心干部劝他再和日本反共的领导人接触。陈立夫强烈主张（但没有成功）领袖应派戴季陶到东京游说日本人，表示若中日爆发战争将会增强苏联的力量，以及共产主义对亚洲的威胁。但是蒋明白日本帝国野心已无法制止——日本“鹰派”已经胜出，他们决心逼中国成为其属国。中国若要和平，就必须正式接受东北以及淮河以北中国的独立。他说：“决不能避免战争。”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24, October 1, October 7, 1936, box 39, folder 2,3;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p.114-115, 121-125.
蒋1936年双十国庆日在南京向群众宣布：“共党余孽已被包围在少数边区，要歼灭并不困难。现在，共产主义对中国已不再具有威胁性。”①演讲结束后，蒋进行阅兵典礼，穿着讲究整齐的部队踢着正步，紧跟在后的是一排又一排的德国武器。受惠于德国的机械工具，中国兵工厂现在可制造若干高品质的精准武器。即使如此，新任德国顾问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认为，中国仍需2年时间才能达成培训60个现代化师团的目标。直到1938年以前，新的德国岸炮、12艘潜水艇、1艘德制巡弋舰、鱼雷快艇等武器还不会交货。德国空军已接管培训中国空军的任务，如果事情按照计划发展，中国空军飞行员到了1939年就可驾驶现代化的“梅塞施密特”战斗机和“史都卡”（Stuka）式轰炸机，那将成为中、日势力天平变动的记号②。
① 董显光，《蒋介石》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1938）p.427。
② Liu（刘馥），Military History, pp.101-102.
尽管内战不断、世界经济大萧条、日本侵夺且全面备战，中央政府的权力却处在自太平天国之乱以降的最高点。在春天，蒋展现他军事、政治和地下工作的技巧，很快地又敉平由桂系与广东异议分子合起的叛乱。乱党再次指控蒋姑息、独裁，基本上它反映出军阀和中央政府之间持续的权力斗争。这些军阀在各自的省分里，独裁的程度比蒋介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两年之内，他们属意的国家领导人汪精卫（此时仍在欧洲）就会投靠日本。蒋对这些积习难改的华南军阀宽大为怀，甚至在急难时给他们300万元（或法币），可谓开明的自利行为，展现国家领导人的气度。
其他亮眼的成绩也不少。政府部队中的文盲率由七成降至三成①。法律条文已经修订，并在全国施行。最近中央财政权力深入被击败的华南省分，有助于国家货币（即法币）的通行。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把农民应纳的年税赋降低了5000万法币，秋季的农作物收成是20年来最好的一年。中国已爬出世界大萧条前期的泥淖。现在，更多的中国农民有更多的钱可花，轻型制造业和工业生产稳定上升②。即使在这段艰苦的岁月，中国人的勤奋和创业精神已开始展现可看性。虽然不乏缺陷，社会亦普遍贫困，但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迈克（Franz Michael）仍肯定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头十年政绩斐然，“在经济开发、社会及教育改革、政治统一，以及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等等许多方面，都有极大进步。”③
① 同上注，p.143。
② Lloyd E.Eastman（易劳逸），The National Era in China, 1927-1949, paperback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46.
③ Franz Michael, "The Role of Law in Traditional, Nationalist, and Communist China," China Quarterly 9 (January-March 1962): 124-148.
毛泽东既推崇蒋介石，自由派的报纸不是住嘴，就是也抱持乐观态度。学生的怒气很快也消褪。平常批评政府的《大公报》宣称：“人民的信心犹如死而复生。”专门研究民国史的重要学者易劳逸（Lloye E.Eastman）说，蒋原本被认为是不学无术、图谋个人权力的武夫，可是到了1936年双十国庆，已被称誉为“高瞻远瞩的领袖，在国家陷于内部斗争时，明智地避免和日本冲突”。他成为“民望很高、无可取代的领导人”①。
① Eastman（易劳逸），Nationalist Era, pp.46-47.
1936年秋天，毛泽东的状况也有改善。他只有3万名步枪部队，但苏联定期给予援助。他总共已收到共产国际20万美元，而且斯大林也于9月间批准他15000至20000枝枪、8门加农炮、10门臼炮、和“足够数量的弹药”。次年，共产国际答应会再给毛160万美元①。10月，宋庆龄在上海应毛的请求，自掏腰包给他5万美元，换算成2005年的币值，相当于70.4万美元②。
① VKP(b), Komintern, I kitai Dokumenty (The AUCP [All Union Communist Party](b), Com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 vol.4 (Moscow: AO Bulket, 2003), p.892; L.M.Kaganovich and V.M.Molotov to I.V.Stalin, telegram, September 8, 1936, RGASPI Moscow,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84, file 36, sheet 263.
② 宋庆龄1937年1月26日告诉王明：“不久前回复毛泽东要求资助之函，我设法在3个月前给了他一些钱（后来讲明是5万美元）。”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74, file 281, sheets 34-35, and collection 514, inventory 1, file 1037, sheets 90-94.
5月，周恩来在蒋担保其人身安全无虞下，偕同共产国际（亦即斯大林）的代表潘汉年，在上海和陈立夫、张群密会，继续交涉抗日统一战线事宜。潘汉年带着与共产国际通讯的密码本，他的参与代表斯大林盼望谈判成功，如果谈成，他会提供苏联军援给国军部队①。国民党方面向周提出一份强硬的要求清单，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求中共把红军裁到3000人、废止“红军”名义、接受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控制。中共还需取消所有的苏区，同意在他们的地区建立民主政府。最后，中共高阶领导人应该离职，并出国半年——蒋对于败战军阀的典型惩处就是出国。这些要求根本不切实际——毛泽东必然宁可退入苏联，也不会接受它们。周当下就拒绝这些条件，坚持中共必须保有对红军的指挥权。但是他也让步说，共军可以成为中国军队的一部分，遵守联合统帅部（以蒋为首的军事委员会）的调度。会谈暂时告一段落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