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Keiji Furuya（古屋奎二），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1981), p.264.
②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1, p.63.
此时，少帅担心他父亲的参谋长杨宇霆勾结日本人。1929年1月10日，张邀杨宇霆以及一位杨的亲信一起晚餐。席间，张暂退去吸鸦片（另有一说是打吗啡）；卫兵进到房里，杀了杨宇霆及其副手。有一说表示，张学良靠掷硬币来决定是否亲手杀杨①。
① 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 vol.5, pp.3-239 to 3-242.
蒋这位最新盟友又是一个军阀，不过是军阀盟友中最为富有的，也是一个花花公子与鸦片成瘾者。即使他比其他地方军阀更加爱国，这位少帅还是为他的地方“王国”、为他个人、为他的大家族、为他的内部高级将领，争取高度自主权。不过，张学良也是相对的自由派与现代化人物，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必要时愿赌上他的遗产、封国和前途，追求伟大的中国统一之梦想。当许多军阀还在恼怒国民党领导权落在新秀蒋介石手中之际，张学良则属于一个新世代。张敬重蒋总司令，蒋的沉默和僵硬的个性，让张想起同样强悍和坚毅的父亲。数十年后，张学良告诉一位访客：“起先，我全心全力支持（蒋介石）。”①
① 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 vol.84, pp.51-4152 to 51-4153.
令日本陆军懊恼的是，田中首相当初言词强硬，现在却默默接受满洲重申它是中国主权领土的一部分。现在，从极北的乌苏里江直到东南亚国境，中国似乎已完整联结起来；虽然中央政府的实质权力仅及于少数省分。蒋介石解决各种拂逆，竟然击败各路军阀，或号召他们归入共和政府及单一政党（国民党）旗下。这是历史性的丰功伟业。
1929年1月份一项重要的军事编遣会议上，蒋举德国和日本为中国武装部队改组的模范，强调军事编遣需要军队把控制权交还给中央政府①。但是，军阀们及其身边的扈从、家人都无意以对数百万人民以及广大资源的控制权，换取中央政府的高官位子。他们认为蒋不过是牺牲他们，把军权统统抓在自己手上罢了。各路军阀佯称接受编遣，可是内政部长阁锡山、军政部长冯玉祥纷纷弃职逃回自己的地盘，蒋觉悟到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挑拨军阀互斗，贿赂他们、收买他们的支持者，以及必要时在战场上击败他们。
① 蒋介石1929年1月5日演讲稿，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一，p.260。
接下来的两年于是乎就演出了一场合纵连横、阴谋诡诈，甚至大军火拼的大戏，蒋和想扩展势力以及通力对付自己的各方军阀一路混战。动员的兵力动辄数十万，死伤也不下数万人。最重要的是，从头到尾张学良一直效忠委员长。蒋能成功，间谍和地下工作，尤其是大手笔行贿，居功厥伟。这时，陈立夫奉蒋之命，成立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中统）这个情报单位。后来，蒋展现创造重叠机关、使官僚派系斗争的行事作风，让黄埔毕业的戴笠也领导一个军事委员会调査统计局（军统）。这两个情报机关都从事秘密行动，包括收买、暗杀还有抹黑，以及透过渗透、威胁和贿赂秘密搜集情报①。
①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p.66-67.
蒋和军阀混战之际，1929年4月中苏边境爆发一场危机。据日后张学良的说法，他自作主张派人占领哈尔滨苏联领事馆，抄出一些敏感文件。3个月之后，在蒋答应必要时会派兵支援之下，张学良又接管了自1896年以来即由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少帅和蒋天真地认为斯大林会忌惮国际反弹（包括日本）而不敢入侵中国，或者倘若他真的出兵，东北军也可力抗红军的远东师团①。
① 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 vol.37, p.24-1823, and vol.7, p.4-445; O.Edmund Clubb（柯乐博），China and Rus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p.256;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p.278,282-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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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和蒋错了。1929年10月12日，苏军在蒋的昔日老友、顾问加伦率领下越过边界、进入东北，迅速击败张学良的精锐部队，俘虏8000人。少帅退守新防线，急拍电报向南京求援，但蒋却收回早先大胆的立场，建议张学良撤退。12月，南京和沈阳当局跟苏联达成伯力协定（Khabarovsk Ptotocol），斯大林因为不想刺激日本人，于是接受仅恢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地位，并在铁路公司董事会增添一席董事的方案。日本人注意到蒋若面对优势兵力，或者国际社会没回应他的求助时，在政治、军事上都会迅速退却①。
① 蒋有关北伐的演讲，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p.278,282-284；Zhang Xueliang（张学良）, Columbia interviews, 1990-1991, vol.7, pp.4-331 to 4-433; Robert C. North, Moscow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2d ed.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123.
1929年10月开始的史无前例的世界大萧条，对中国有很深远的影响。由于国际贸易崩溃，中国刚萌芽的生丝、香烟、棉花、黄豆出口大幅衰退。某些农村地区，数万人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环境艰苦，使得南京政府——摇摇欲坠、四面环敌的政治联盟——尤其不易推动财政及农村改革。它们也替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激进化创造了沃土，宣扬无产的共产主义社会代表未来浪潮的想法。此外，情势使斯大林认为全世界已出现革命浪潮，中国是一个关键地区。共产国际有一份检讨中共财务状况的报告在1928年6月11日送呈斯大林，它指出从1927年8月至1928年年底，苏联已提供约180万元（中国银元）给中国共产党①。
① J.A.Piatnitsky to J.V.Stalin, June 11, 1928, RGASPI, cooolection 508, inventory 1, file 112b, sheets 1-2. 100万元（可能是中国银元）是“紧急”“额外”拨款。根据1928年2月共产国际一份文件，当时中国2.8元等于美金1元。
蒋介石经常公开警告全国提防中共之威胁，但是他希望先弭平军阀，再来对付中共游击队基地。因此他暂缓大举征伐毛泽东及其他中共游击队首脑，把“剿匪”工作交给地方及省级军事指挥官负责①。但是，这些“苏区”得到三年的喘息时间，有些成长得相当具规模。中共一位领导人张国焘就说：中共各“苏区”成长的“主因”是，蒋的专注于第二阶段北伐和后来与军阀间的冲突。这些战争在全国各地打得难分难舍，让原本已够糟的状况更加恶化，乡村民心背离、还创造出成群游荡的逃兵溃卒，这些人极易被中共吸收。最重要的是，国民党派系内讧消耗掉中央政府的力量，使中共的苏区在苏联金钱及武器的援助下有足够的时间去扩张②。
① 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Li Congren，李宗仁），Memoirs, pp.262-265; J.A.Pliatnitsky to A.E.Albreht, Moscow, December 12, 1928;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3, file 50a, sheet 138.
② Zhang Guotao（张国焘），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2, pp.164-165.
中共游击队基地从1927至1930年的成长，也反映出1927年中躲入山区的中共青年领导人令人佩服的执著、领导力和组织技巧。蒋仍然渴望替他的党和军贯注同样的精神。留学法国期间经周恩来吸收加入共产党的年轻军事领袖朱德，也上了井岗山加入毛泽东的小团队。他们合组中国共党红军第四军，“一伙士兵、土匪、强盗、乞丐和妓女的结合”，这些人是过着朝不保夕生活的社会底层。此时，中共三个苏区合起来只有15000支步枪①。毛泽东传奇性的战术口号是，他们得以存活的关键——“敌进我退；敌停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① Stuart Schram（宣道华），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67), pp.245-246.
1930年6月，中国又爆发一轮冲突，李宗仁、白崇喜、冯玉祥和张发奎，纠合阎锡山，同刚回国的汪精卫合组一个反蒋同盟①。这些军阀担心蒋要打造强大的中央政府之种种作为，如企图以德国武器和训练建立强大的中央军，消除各省和各区域之货币等等——全是让中国强大起来抵御日本的必要条件。
① Lary, Region and Nation, pp.155-156.
反蒋同盟在全国共有60万大军。蒋有100万部队，但相当大的数量正负起驻守各地、维持治安的任务。东北的张学良在两大阵营之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1930年从夏天到秋天一系列的流血冲突，使得河南、湖南、山东广大地区再次成为焦土。但是，蒋的中央军（包括首次参战的德式训练部队）后来在张学良戴毛皮军帽的东北军之助下战胜①。这是一厂代价不菲的战争——共有24万人死伤②。蒋并没追击已战败的军阀、打进他们的地盘，他早已放弃了试图说服或强迫他们执行大规模裁军的念头。这一克制之举或许是出自他天真的念头，即希望他的诚意和新近的声望会使他们回心转意；更有可能是他晓得张学良会反对裁军政策③。但是，这些军阀存活下去只会使蒋再度空有一支巨大但分歧的联军，其品质和忠诚度参差不齐④。
① William C.Kirby（柯伟林），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e,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109-110.
② Furuya（古屋奎二），Chiang Kai-shek, p.286.
③ Gibson, "Chiang Kai-shek's Central Army," pp.205-207.
④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art 1, pp.58,60,62.
即使如此，4年征战下来，他已建立军功彪炳的名声。没有一辆坦克，只有一个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旧炮的炮兵单位，经常没有地图，实际上也没有卡车，全国又只有少数几条铁路干线，他却能够调遣长达1000英里前线的多个军队①。外国记者开始跟在中国记者后头，报导蒋的英勇事迹②。他在某些地区集中兵力，在别的地区又採取防御措施，也执行有效的侧翼包抄动作。针对军阀，他继续运用分而治之的战术，以及承诺大额补助甚至贿赂收买的手法——若用在中共或日本人身上则完全不管用。不过，他的部队士气远比军阀的高昂。在他以及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他能够屡次战胜叛变，是国家强盛命运的证明。他还在日记里自责本身的缺点——有点类似口号化的新儒家自修以及更严厉的行为要求——这些苦水似乎并非过分虚饰的自欺，而是反映他对自己及其军队的弱点通常有切实的体悟。
① Kirby（柯伟林），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p.109.
②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art 1, p.61.
1930年底，蒋公告全国，中央政府现在将致力改革、政治重建，以及建设农工等一切事业。他承认在军事行动时期，财政管控和经济管理“相当混乱”，誓言要全面展开财政改革——包括每年公开预算、加强会计和监督程序、统一各种已存在的货币，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强大、有效率和诚实的中央政府。他无疑是认真的，因为就每一方面而言，这样的政府符合他、也符合中国的利益。所谓的“南京年代”（1927至1937年）事实上向全世界、也向中国人民展示，现代中国或许会有所作为。纵使条件可谓恶劣至极，全球大萧条、出口崩溃、毫无外国援助、空前的旱涝、与日本冲突不断、国内叛乱、军费浩繁、传统贪渎横行、对大多数省分及其财政税收无法管控、国民党内派系又无休止的权力斗争，它仍能举步维艰地向前走。
南京位于河宽可达4英里的长江南岸，4000年的古城。1931年的南京仍是艺文和工业的重心①。国民党政府接收太平天国天王在城里兴建的宫殿，打通蜿蜒、狭窄的胡同，代之以新的宽广大马路的过程早已展开。南京人口只有34万，比上海小得多，没有大型百货公司、跑马场和西方式的娱乐消遣。夏天时比起上海更湿热，但是宋美龄和国民党一些大员的内眷不一样，还是搬到南京住，在市郊紫金山、距雄伟的中山陵不远处盖了一栋房子，取名“小红山官邸”。她经常出现在丈夫的办公室，或是出城参加各种协助孤儿、残障及阵亡士卒家属的团体之活动。有时候也还是会陪蒋到前线。
① 明太祖朱元璋以南京为首都，但他的儿子成祖迁都到北京。
但是宋美龄也很忧愁。她在前一年8月流产，事后几度陷入严重忧郁。（蒋在日记中提到的）流产似乎驳斥了外界以及他自己的臆测，指蒋因早年嫖妓得了性病以致不能生育①。许多年以后，蒋夫人告诉她的侄儿、侄女，她也想要有小孩，但是南京某位无能医生的失误，害她无法受孕②。很显然她和常人一样想要有小孩，但也是渴望替极可能成为现代中国之父的男人留下子嗣。1931年7月母亲的逝世，使宋美龄又深受打击，觉得“精神沮丧、凄凉和孤寂”③。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25,26,29, and 31, 1929, box 7, folder 2.
② 2004年5月15日，宋仲虎在美国加州桃溪市接受访谈。
③ Li, Madame Chiang Kai-shek, p.98.
自从结婚以来，蒋就定期阅读宋美龄送他的圣经，他决心在决定是否受洗之前至少要读完两遍圣经。当他在城里时，宋美龄和她的传教士朋友有时会和蒋一起读经，他出差时也都带著圣经①。经过3年读经，他决定在上海宋氏家族的教堂受洗。就像所有他对外宣称的信仰，蒋对基督教的态度是严肃的。据他后来在台湾的牧师表示，蒋受基督教义吸引是因为它强调将道德思想转化为行动，这一点和儒家学说相符②。蒋对羞耻心的哲学和情感关注，亦与其新信仰对原罪、救赎的强调不谋而合。除此之外，透过磨难和死亡的磨砺以成就约伯般的毅力，也和他苦修、新儒家的形象首尾一贯。有些批评攻击蒋接受外来信仰，但对折衷的中国人民而言，蒋信基督教所带来的问题绝对不比毛拥抱外来意 识形态多。
① Hahn（项美丽），Chiang Kai-shek, p.130.
② 2004年10月18日，周联华在台北接受的访问。
蒋指派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第一次剿匪总司令，统率12个师进剿江西境内毛泽东的苏区。战役始于1930年秋天，但进入井岗山的国军部队几近一半非死即降。此外，有位师长张辉瓒被俘，遭到斩首；它象征国共之战和蒋与军阀之冲突不同，是个你死我活的惨烈斗争①。1931年，蒋调何应钦和20万经验丰富的冯玉祥部属到江西展开第二次剿匪，但部队兵士水土不服，又一次遭惨败②。同时，汪精卫和华南军阀又在广州另立一个国民政府和蒋打对台。不过，此一政府暂时还未对蒋构成军事威胁，因此蒋赶到南昌，亲自指挥第三次剿匪。他在日记中自承，这是民国从未曾有的“艰巨时刻”③。
① Dreyer, China at War, pp.159-160.
② 同上注，p.164。
③ 蒋氏1931年9月1日的演讲，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p.375-382。
7月1日，蒋动员13万精锐部队，包括他第一军团——第一军扩展而成——的几个师，分兵两路深入游击队区域①。双方激战互有严重伤亡，在此次剿匪的最后一役，中共红军投入的2万人折损五分之一。蒋已“胜利在望，不料沈阳事变爆发，打乱了剿匪作战”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12, 1931, box 8, folder 9.
② Dreyer, China at War, p.169.
这次新危机始于1931年夏天，张学良的东北军抓到一名穿便服搜集情报的日本军官，当他企图逃跑时，杀了他。日本极端国家主义派抓住此一事件兴风作浪，相对温和的东京内阁在民间压力下，公开要求“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同时，驻守旅顺和南满铁路沿线政治立场激进的日本关东军军官，决定自己采取行动。1931年9月18日夜里，他们在沈阳市郊引爆铁路线，并向附近的中国兵营（北大营）开炮。战事因此爆发，日军司令下令全面进攻。日军攻占沈阳时，少帅急电南京请示。这一刻，蒋正在往南昌的军舰上，行政院给少帅的答覆是“自行妥善处理”。少帅以为南京当局也不晓得如何处理此次危机，遂下令东北军撤退①。
① 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 vol.15, pp.8-706 to 8-708, and vol.16, pp.8-756,9-793,9-794.
当时，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只有1万人，而张学良手下有20万劲旅①。蒋介石过世多年之后，张学良有一次接受访谈，他自责错估了日方意图，以及在攻击开始时就撤退②。但是，日本在朝鲜有大批后备部队，只需铁路运送，而东北军实则多在河北省。即使蒋介石回到南京，开始和张学良取得连络，他也没有下令东北军反攻、更没有派中央军增援。蒋早先曾赌过，若中国对东北主权态度强硬，日本应不会在该区域追求霸权。但是，在沈阳事变后的第一次军事会议中，蒋强调在国内动荡且准备不足之下，中国必须避免和日本爆发全面冲突。因此，实际上他又退回到1928年济南事变之后的“卧薪尝胆”策略，先姑息日本同时努力致力国家统一，争取时间培养足够力量来抗击日本皇军。这个暂时姑息的政策持续了六年之久③。
① 黄自进，《蒋介石眼中的日本》未刊稿，p.124，引用Manzhouguo and the Guangdong Army (English trans.) (Tokyo: Xin renwu wanglai she, 1994), p.220.
② 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 vol.15, pp.8-706, to 8-708, and vol.16, pp.9-793,9-794.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20, 1931, box 8, folder 10.
日军迅速从沈阳推进，不用武力即占领长春及东北其他城市。同时，蒋仍然试图让日本及全世界相信他真心准备对日一战。他发动全国抵制日货，公开承诺要派中央军赴东北，和幕僚讨论军事动员，也讨论要把首都和中国主力部队迁移到西北。他认为这些动作可警醒国际社会向日本施压。他在南京频频会见西方高阶外交官，蒋在交谈中坦白承认，危机的间接起因是中方（事实上，就是他本人）态度软弱，但是他强调现在迫切需要坚定地和日本交涉。他说：“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绝不向暴力威胁低头，在日本军队撤离并恢复9·18以前的状态前，中国也不会以任何形式进行谈判。”①事实上，南京会谈判，但协议绝不会由中国政府最高阶层批准。美国和西方列强只在言词上表示支持，但不肯派观察员或施援；同样，国际联盟也只派了一个无实际力量的调査团（李顿调查团）。
① 美国驻南京总领事馆詹森（Johnson）电函国务卿。October 18, 1931, FRUS(1931), vol.3: The Far East, pp.228-229.
东京根本不介意口头批评，还透露准备就绪，甚且渴望扩大事端的信息，派军舰溯黄浦江深入，并在长江水域进行海军演习。10月初，蒋慨叹：“倭寇威胁之行，迄为杀止，实不知余为何如人也。可笑！”①他曾分别向张群和宋美龄表示，他决心放手一战；她说，她会和他共生死。但是他又觉得中国弱得不可能再弱了②。
① 杨天石，《蒋介石秘档》，p.352。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8, box 8, folder 11.
对于政治积极的中国人而言，不肯对日作战分明就是怯懦的表现。9·18事变一起，青年学生就涌上街头示威，要求武装抗日。有2万名学生在首都集会。其中，有1000名南京中央大学学生闯入蒋的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办公室殴打他。在广州的汪精卫敌对阵营已经和南京濒于交战边缘，此时呼吁全国团结，但蒋应下台。
东北绝大多数城市已沦入日本控制，要侵略者和平撤走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事实上，蒋也认为日本人“宁可放弃扶桑三岛，也不肯放弃东北”。但是他在日记里仍说，仓促交战“非惟治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①。10月15日，他写下他要辞职，但旋即改变主意。10月中旬，他和宋美龄飞到上海，同汪精卫、胡汉民会面。这两位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早就决心赶走后起之秀蒋介石，现在又获得希望削弱中央政府的军阀之支持，他们指控蒋不抗日、搞独裁。蒋写下：“谈话诋毁讥讪，未改旧态。”②当中国政府撤出东北最后一些城市、反蒋示威更加凶猛时，蒋又改变心意向广州方面表示，若为国家团结之需，要他下台“不是问题”③。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395。
② 杨天石，《蒋介石秘档》，p.357。
③ 同上注。
蒋一度写下，他“痛恨”青年学生，但是他仍然向他们演讲，甚至在冻人的天气里告诉他们，要么回去上课，要么就从军抗日。可是，动乱持续不断①。政府禁止一切示威活动，但是数以千的学生主张对日抗战，涌入首都，再次袭击政府高阶官员②。警方疲于奔命弹压。情势升高到失控的地步，外界批评又集中在蒋身上，他再度和左右亲信讨论引退一事。蒋向一名官员透露心声，如果不辞职，他就必须将全国置于军事统治之下，由他本人担任最高领袖，也就是一个独裁者③。他不考虑批评者所要求的对日抗战，因为他认为此时此际抗日将是一场灾难。
① 同上注，pp.359-362。
② Furuya（古屋奎二），Chiang Kai-shek, p.344.
③ 杨天石，《蒋介石秘档》，p.366.
在持续的动乱当中，蒋首次写下他思念儿子经国的情感。他说：“近来甚念经儿。中正不孝之罪，于此增重，心甚不安。”又说：“于国于党为不忠，于母为不孝，于子为不慈，自觉愧怍无地。”①这份情感很可能是因12月初宋庆龄来访而起。左倾的宋庆龄和蒋介石这位妹夫并不和洽，自1927年清党之后就到莫斯科住了两年。她显然曾和莫斯科的权威人士交谈过，才向蒋说如果他肯释放被捕的共产国际特务牛兰（Hilarie Naulen）及其妻子，莫斯科可以安排遣返蒋经国②。
① 同上注。
② 蒋介石1931年1月25日日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感谢民国史专家、中国现代史研究所前任所长杨天石1996年10月提供。
从蒋的日记来看，似乎宋美龄听到宋庆龄的提议，力促丈夫接受。可是，蒋在日记中写下，死于革命的30多万官兵“犹亲生扶长之子”，他怎能把个人需求置于国家利益之上。释放人民之敌以换回自己儿子，根本不能考虑①。
① 杨天石，《蒋介石秘档》，p.367。
即使只是动用很小的特权也不愿为儿子介入，这决定在一片愈演愈烈的批评声浪中，加强了他的烈士形象。他可能认为再一次下野，会替他挣回已失去的道德权威，像1927七年那次，同时也许终能完全恢复其地位——虽然不是100％保证。因此，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辞去一切职务，次週即偕同夫人搭机离开南京。他们先降落在奉化附近的草地，再换汽车沿新辟的一条泥土路，搭轿回溪口。
第三章：南京年代
和上次1927年下野一样，蒋介石在1931至1932年的冬天于溪口赋闲，不久就接到黄埔系将领函电交驰，他们宣称仅肯接受蒋的命令，又说自从他下野，就再没收到支付部队粮饷的资金。政府主要岁入来源是关税收入，东北一失，其关税流失占了全国海关总税收的15％①。各省扣住盐税不肯上缴现由孙中山之子孙科领导的中央政府②。现在工商组织、民间团体、甚至一些学生社团疾呼总司令回任。蒋亦获悉，莫斯科继释放蒋经国之计，又向南京提议恢复外交关系。蒋可以肯定斯大林想增强国民党内反日派的声势，但又不确定蒋的真正立场③。
① Maius B.Jansen, Japan and Chian: From War to Peace, 1894-1972 (Chicago: Rand McNally, 1975), p.384; Parks M.Coble（柯博文）,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88-96.
② Coble（柯博文），Shanghai Capitalists, pp.88-96.
③ Robert C.North, Moscow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2d ed.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p.161; O.Edmund Clubb（柯乐博），China and Rus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p.269.
1932年1月蒋在溪口武岭学校的一篇演讲，经上海等地报纸刊载。他重申政府“坚持不屈服，不订损失国权之约”。但是，他也警告，鉴于当前国家实力和精神，不宜轻举妄动，否则“战败之国未有不失地，未有不丧权者”，结果势必“斫丧……中华民族之命脉”①。他的话引起当家同志的共鸣。南京政府当权派只有少数人喜欢蒋，广州政府更是没一个人喜欢他，即便不情愿，他们仍接受他是危机时刻不可或缺的角色；1个月之内，他们投降了。1932年1月，蒋和汪精卫在杭州会面，协议由汪精卫取代孙科出任政府首脑，蒋回任军事总司令②。
① 《申报》（上海），1932年1月15日；蒋1932年1月11日的演讲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421。
② Chen Lifu（陈立夫），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4), pp.111-112.
此时，和日本的危机已转移到上海，每天都有暴力的反日事件发生①。1月底，日本一支陆战队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在上海登陆。当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向日军开火时，日本出动飞机轰炸上海，杀死许多平民。蒋亲自负责全面调度指挥军事行动，致电前线士卒誓死御敌②。同时，他下令在河南省洛阳设立临时首都，以示政府持久抗战的决心。日本急派更多部队和军舰，使得全市日军高达5万人③。杜月笙也派出青帮狙击手在敌后攻击日本人，做为回应④。
① 美国驻南京总领事馆佩克（Peck）电函美国驻北平使馆。January 24, 1932, FRUS(1932), vol.3: The Far East, p.79.
② 《一二八抗战期间国民党内的和与战之争》，《民国档案》1，no,27 (1992)：111。电报目前收藏在南京中国二历史档案馆。
③ Keiji Furuya（古屋奎二），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1981), pp.351-355.
④ Parks M.Coble（柯博文），"CKS and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in China: Zou Taofen and the National Salvation Association, 1931-1937,"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4, no.2 (February 1985): 296.
根据蒋的说法，他警告蔡廷锴，敌军可能从长江南岸的浏河国军防线后方登陆。蔡未能派出部队守住此一地区。3月1日，1万名日军乘船溯长江抵达浏河。打从战事开始至今，中方部队已有4千人阵亡、7700人负伤，被迫狼狈地集体退出上海①。中国报纸、学生团体、宗亲会、寺庙和商业团体，无不主张全面抗日，但蒋批准局部停火，在城的四周划出中立区，国军不准进入。这个协定，和其政府与日本的一切协定相同，不由汪精卫或他本人签署；因此在他们眼里，协定是非官方的文件。3月，蒋复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②。
① Furuya（古屋奎二），Chiang Kai-shek, pp.356-357.
②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3, p.150.
由于日本攻击上海中国管辖区使得政府不遑兼顾，中共分散各地的苏区再度乘机快速发展。毛泽东在江西的苏区规模最大，涵盖30个县、300万人口；其次是张国焘的鄂豫皖边区。国军针对鄂豫皖边区发动两次围剿都以惨败告终，在淞沪战事冷却下来之后，蒋于1932年4月集结约40万部队再次进剿，这次包围着敌人兴建同心圆的碉堡。张国焘发觉自己寡不敌众，且即将被彻底包围，遂率领鄂豫皖边区大部分部队成功突围，往西边窜入四川，长途流浪历时4年，实比毛泽东的“长征”更加了不起①。
① 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 (New York: Longman, 1995), pp.186-187.
1932年6月，蒋在一项军事会议上讲话，宣称中共的根基就是国民政府机器的无能和贪腐，如果这次剿匪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将有大麻烦，因为政府不能既长期抗日、后方又遭人攻击①。但是1932年和1933年初针对江西共军的剿匪之役又失败，且损失惨重，数以千计的武器被共军抢走。1933年5月，蒋指挥第五次剿匪战役，采用对付鄂豫皖边区的战术，集中力量兴建碉堡网，逐步围拢②。这次他召集了80万大军，大部分投入在扩建、补给和维护碉堡网，它们则受到机关枪交织火网的保护。双方损失皆以千计，但是到了1934年，作战区盖了14000座碉堡、1500英里的新道路，提供对共军地盘的有效封锁③。
① 蒋1932年7月2日的《清剿共匪与整饬部队之要道》演讲稿，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465。
② F.F.Liu（刘馥），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p.102.
③ Jonathan D.Spence（史景迁），The Search for Mordern China (New York: W.W.Norton, 1990), p.400.
同时，对日停火只适用于上海地区；1933年元旦日军从东北出发，进占位在黄海边、长城最东端、扼东北进出门户的山海关。守山海关的东北军断断续续地抵抗，但他们不是日军的对手。1月间在军事会议上，蒋说明他何以未能投入中央军抗日时，喊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①。未来4年，他一再以此为号召。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1, 1933, box 36, folder 13.
日军继续南进，威胁到北平、天津。在汪精卫的支持下，蒋很难堪地同意华北局部停火（俗称“塘沽协定”），宣布河北省北部为非军事区，就等于又把中国一大块领土让给日本实质（但非法理）的管控①。蒋对一群军官解释，停火目的是“为缓和侵略”，争取时间以“保存华北，稍纡喘息”②。他又说：“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新的变化”，可以缓解情势，给我们机会得到“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③。同时，他禁止在沿海地区兴建新工厂，下令规划把重工业移到内陆省分④。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p.515-553、583、585。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1, 1933, box 36, folder 18.
③ 蒋1932年4月12日演讲，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552。
④ 四届四中全会附录，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三，p.652。
1934年3月，蒋对一群资深政治领导人说，“总共还不到1100天”就会开始对日抗战——这个估计只比实际爆发抗战，多了43天！①他估计抗战要打十年，也算得上是准确。他说，这段期间，列强最后会介入，一场世界大战将开打；最后，日本国内将爆发革命②。
① 蒋1934年3月18日演讲，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670。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21, 1935, box 38, folder 4.
日军占领热河，张学良辞去一切职务，进入上海一家教会医院勒戒鸦片烟癮，用俗称的“冷火鸡法”成功戒毒。等到出院后，他舍政治、军事，纵情社交、出入皆有美女在侧。4月，少帅偕元配、爱妾赵一荻及大批扈从前往欧洲。同船的还有他另一位情妇席爱娜女伯爵（Countess Eddy Ciano）——墨索里尼的女儿、也是意大利大使的夫人。她后来要求张交还她写给他的情书①。委员长调派张学良余下的13万东北军赴江西，参加下一次剿匪②。蒋晓得军事行动必须伴随着“政治设施，才能争取民心效忠”。他告诉属下将领，反共斗争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③。他说，如果“赤匪的宣传赢得人民支持”，特定的战役就不会有成果④。因此，除了展开军事作战，他还投下大量时间和资源训练公民行动及宣传团队，甚至在庐山设立一个训练团专司其事。蒋好几次到学校演讲，强调土地改革是国家的生死大事，中国的根本问题，必须在军事命令下执行⑤。可是就跟肃贪问题一样，关键是如何在不动摇军中及国民党内稳定的前提下，执行土地改革。
① 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 vol.86, p.52-4289;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1, p.65.
② 2003年7月26日王冀在华府受访。王冀父亲王树常将军长期在张学良麾下担任高阶指挥官，也是蒋介石在日本军校的同学。
③ 蒋1932年1月10日在溪口武岭学校的演讲，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465。
④ 蒋1933年8月21日给汪精卫的电报，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610。
⑤ 蒋1932年12月15日有关土地改革的谈话，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p.500-503。
国军包围圈越收越紧，红军在江西共有9万支步枪以及几百挺轻、重机关枪，司令员朱德以及政治部首脑周恩来，尝试用各种方法突围。斯大林则是全力提供援助。1933年6月2日，共产国际驻上海特务报告，计划购买飞机、聘美国飞行员驾驶，“可轻易到达我们的地区”（显然指的是江西）。11月1日，莫斯科指示上海购买“重型飞机、瓦斯面罩和药品”，并问需要以美金或墨西哥银元采购。11月14日，上海报告已收到300万墨西哥银元，并要求再给25万美元①。但是，即使有此奥援，共军士兵逃亡者日益增加——悄悄溜过封锁线——对中共红军而言，前景越来越黯淡。
① 11月18日，共产国际说它将分批汇钱，每5万美元为一批。RGASPI, cooection 514, inventory 1, file 759, sheet 105;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84, file 54, sheet 69;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84, file 36, sheet 263; and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84, file 54, sheet 57.
和毛泽东不同，蒋介石根本没有外国的军事或经济援助，还得自掏腰包向德国买武器和支付训练。但是此时他相信他统一中国的整体战略是有效的：他可以暂时姑息日本，同时打造兵力扑灭外国支援的共产党。
普鲁士的典范令蒋介石大感兴趣，在他听说希特勒这号人物之前，就已透过阅读以及实事求是的德国顾问晓得，德国重纪律、守秩序。他特别敬佩德国，日本、土耳其近年提振其“国民精神”的做法。在送蒋纬国赴慕尼黑军事学院就读之前，他告诉养子：“德国是唯一一个国家，我们可以从它学到东西。它可以给我们基础，进而发展出我们自己的坚实风格。”①
① William C.Kirby（柯伟林），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47; 1996年6月5日蒋纬国在台北受访。
但是，钟情德国的成就并不就是要全盘抄袭纳粹主义。蒋和日本人不一样，没有兴趣复制纳粹思想的主要面向，如种族优越论、领土扩张和征服世界。他的日记中从来没提过、更不会有欢迎字句记述德国法西斯主义崛起的任何里程碑事迹，如希特勒出任总理、国会大厦纵火事件、德国成为一党专政国家，或是希特勒被封为国家元首。无论就目标和手段而言，蒋都不是法西斯分子。
1930年代，一个半秘密的政治势力——俗称“蓝衣社”的“力行社”，的确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扮演短暂但声名狼籍的角色。许多作家也以蒋支持这个组织做为他具有法西斯倾向的证明。蓝衣社和纳粹党的冲锋队，以及意大利的对应组织一样，源自于一小群全力效忠国家主义及最高领袖、具理想主义却又颇有挫折感的军官。和他们的日本法西斯和中国共产党敌人一样，这群人的狂热使他们以为，其目的能为其极端手段（包括暗杀）提供合理根据。但是，“褐衫队”（Brown Shirt）人数高达200万人，担任希特勒的私人部队；蓝衣社门户森严，1938年解散时，成员只有300人左右。附属于它的群众组织，人数或许有数十万人，但是他们没被派上街头担任冲锋队①。
① Joseph J.Heinlein Jr., "Political Warfare: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Model," Ph.D.thesis, American University, 1973, pp.303-312.
蓝衣社的任务是在全国各级学校灌输军事纪律和爱国精神，包括效忠“领袖”。种族主义和征服野心不是他们要教的科目。有些蓝衣社成员力主正式宣告蒋介石为绝对领袖，但并未成功。尽管蒋时常自我批评检讨，他的确十分自大，但是在他的演讲或日记里从来没有迹象显示，他同意自己被像法西斯或共产党领导人那样崇拜。他不准外人替他立碑塑像。他在大陆的近身文职幕僚依然称呼他“委员长”，不是充满敬意的“领袖”；到了台湾，他只被简单地称为“先生”或“总统”①。
① 2003年4月和10月，访问了多位蒋氏的助理和秘书，有些人自大陆时期就追随他。他的黄埔学生称他为“校长”，军人称他为“先生”或“总司令”。
据传蒋在1932年曾经有一次被广泛引用的“秘密演讲”，歌颂外国“法西斯”并宣称中国“必须建立独裁”，言外之意，就是建立法西斯领导。据说这段话是引述一卷1930年代日本政府文书“特辑”当中的说法，这些材料辑录蓝衣社的种种反日活动，以及针对日本傀儡“满洲国”的地下工作①。这些话很可能是印刷、发行这本特辑的日本宣传机构所编造的。然而，有些知名学者还是引述这些字句，以证明蒋对法西斯主义的向往。
① Lloyd E.Eastman（易劳逸），"Fascism in Kuomintang China: The Blue Shirts," China Quarterly (January-March 1972): 1-31. 据说这份材料出现在“东洋文库”上。同一段引述文字也列出由岩井英一执笔的一份日本外务省文件。我们不禁忖想岩井的资料来源会不会也是此一“特辑”。值得重视的是，易劳逸教授15年后发表一篇评论文章——"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lue Shirts: A Review Article," Republican China 13, no.1 (November 1987)——指出新材料已经更正他原先对此一主题的若干观点，他也没再重新提所谓蒋当年有此一说法。
另一个可能不实的说法，指蒋曾说过“日本法西斯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成功是因为”两国恢复了民族精神，如果中国革命要成功，“我们必须打造党的独裁”。这一可疑的引用中，蒋也在赞扬了日、意两国的法西斯主义之后，接着强调中国必须振兴的民族精神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义、廉、耻”①。这些可不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法西斯，甚至中国共产党所想要恢复的精神美德。
① Wilbur Burtton, "Chiang's Secret Blood Brothers," Asia (May 1936): 309. 我在国会图书馆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材料来核对柏顿（Burton）自身的引述。我们有理由合理的怀疑。柏顿的引句又被Frederick Wakeman Jr.（魏斐德）教授引用，纳入"A Revisionist View of the Naking Decade: Confucian Fascism," in Reppraising Republican China, ed. Frederick Wakeman Jr. and Richard Louis Edmonds (Oxford, E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41.
蒋固然有时也无情无义、残暴不仁，但他缺乏一个极权主义独裁者病态的狂妄自大和绝对意识形态。他不断对自己重申的善意目的，其实是自我妄想多过于伪善，而且（诚如毛、周所相信）蒋对德性与伦理的宣扬，不是假意做作——他是一个诚恳的人。
在大陆时期，不像他的法西斯主义和其他极权主义敌人，蒋必须忍受报界和政治对手不断的批评。蓝衣社经常被报界谴责，不当行为也被揭发。蒋最初对蓝衣社的热衷，反映出他体认到国民党的贪渎、派系斗争和一事无成。起初，他希望在蓝衣社找到他忠实、理想的追随者，类似毛泽东阵营的忠贞干部。蒋直到1932年1月才知道蓝衣社的存在，接连好几个月他拔擢其青年成员为助手。但是到了7月，他已经在抱怨蓝衣社的“不成熟”，并于致函《大公报》时问道：“如果我要模仿所谓的意大利法西斯……我和共产党有何差别？”到了1934年，他“对这个组织彻底失望”①。
① Eastman（易劳逸），"Rise and Fall of the Blue Shirts," pp.34-35,40.
和共产党地区不同，在国民党辖区要对报章杂志实施新闻检查，并不一定十拿九稳。想在外国租界或条约口岸査封中文报刊杂志，更是十分困难。有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生活》週刊，它不断抨击蒋姑息日本，在1933年遭到査封，改名《新生》再出刊，直到1935年7月停刊，然后事隔数月又改名（刊名中还是有生活）继续出刊。其他批评政府的报纸，如《大公报》、《光明日报》在南京时期的国民党辖区都可买得到①。根据共产国际的文件，中共秘密利用莫斯科的钱资助上海、天津、香港，甚至日本统治下东北某不知名城市的报纸②。
① 2004年10月16日，许倬云在台北受访。
② 中共中央1930年10月20日自上海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9, file 117, sheets 35-37a.
反政府的评论也继续由军阀控制地区的媒体流出来，例如云南的《观察日报》。中国的小报同样也难以管束。这些小报固然专注于歌伎名伶的社交绯闻和新闻动态，偶尔也报导国民党贪渎失政的新闻——有真有假。更不受管制的是传单，其中充满着各式各样政治言论①。在大部分城市里，中国读者从来不愁找不到反政府、反蒋的材料；在共产党地区则绝对见不到反共产党的作品。两者天差地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