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革命
第一章：新儒家青年
1945年8月15日近午时分，在迭遭战火摧残、炽热的重庆，一名助手带著一台短波收音机进入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宽敞但简朴的办公室，打开东京电台频道。几分钟后，通晓日语的蒋和日本人民一样静静地听到裕仁天皇首次“御音”广播。代表日本灵魂神圣化身的裕仁要子民“忍其不能”，为了保护无辜性命不再受敌人“残忍”的炸弹伤害，他接受了盟国领袖的波茨坦宣言。换言之，伟大的武士之国接受无条件投降。
终于，大战结束了。中国人民在蒋领导下浴血抗战八年，有一半的时间更是孤立无援。其实自从1931年日本侵占满洲以来，抗日战争即已间歇性地开打。经过十四年的冲突，中国士兵至少伤亡三百万人，可能另有一百万人因病及营养不良而亡故①。阵亡的士兵有极大多数——九成以上——是蒋的部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部队。死于战乱——炸死、烧死、饿死、淹死、被枪打死——的中国人民还有九百万人。不同时期，前后有数千万人成为难民，很多人颠沛流离死在路途中，不少人则在难民营过世。逃出上海等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家庭几乎失去了一切。数百万个农村家庭是日本皇军“烧光、砸光、杀光”三光政策的牺牲者，沦为赤贫；整个城市被夷为平地！有些城市，如长沙，还不只一次遭到焚城噩运。
① Michael Clodfelter, Warfare and Armed Conflicts: A Statistical Reference, vol. 2 (London: McFarland and Company, 1992), p.956.
当天傍晚，蒋来到重庆酷热不堪的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宣布这个消息。他在麦克风前和平常一样笔挺地站立，穿着朴素的军服。他的秘书陈布雷当天生病，因此他本人亲自撰写讲稿。他调整了一下眼镜，用他清晰的尖嗓子向全国同胞报告日本投降了，赞扬中国人的英勇抗战，但也不忘褒奖盟国①。他说：“正义必然胜过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他最后的证明，这亦就是表示了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绝大部分中国人听不懂他浓厚的宁波腔，但大家晓得是他在讲话。接下来他谈到未来：“如果这一次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的战争，那么我们同胞们虽然曾经受了忍痛到无可形容的残酷与凌辱，然而我们相信我们大家决不会计较这个代价的大小和收获的迟早的。”然后，他迂回暗指内部敌人，提到说：“相信我们武装之下所获得的和平，并不一定是永久和平的完全实现，一直要作到我们的敌人在理性的战场上为我们所征服，使他们能彻底忏悔，都成为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分子，像我们一样之后，才算达到了我们全体人类企求和平及此次世界大战最后的目的。”②
① Theodore H. White（白修德）, Theodore H. White at Large: The Best of His Magazine Writing, ed. Edward T. Thompson (New York: Pantheon, 1992), pp.118-119.
② 蒋介石广播谈话全文，见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2639-2643。
新闻先由有收音机的人传开来，不久全国大小城镇人们走上街头奔相走告。中国大部分农村没有收音机，但似乎不到一小时，大家都知道抗战胜利了。从上海到重庆的城市，以及全国农村，数亿男女老少举国欢腾，而日本士兵守在营房里呆若木鸡。数百万爆竹彻夜点爆。在重庆，美国人也加入庆祝，群众“抓住他们的制服，向他们欢呼，高喊‘美国顶好！’”①这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欢庆，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刻。美国人和原子弹击败日本人的事实，一点儿也没减损中国人大胜的感觉。中国人觉得，毕竟这么多年来他们英勇抵抗日寇，牵制住上百万名日本劲旅和上千架敌军飞机。
① Theodore H. White and Annalee Jacoby, Thunder out of China (New York: William Sloane Associates, 1946), pp.277-278.
蒋介石在广播中告诉国人，日本人民不是敌人，我们“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①。当天晚上当他走出广播电台时，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注意到，一下子“这位当今之世的大人物平静的外表彷彿被刺穿了，多年来的疲惫与紧张全都浮现上来”。然后，“西方人称之为大元帅的他，面容严肃地点头致意，走过欢呼的群众，回到他的指挥中心。”②
① 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词，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2639-2643。
② White and Jacoby, Thunder, pp.118-119,277.
在重庆北方约五百英里，毛泽东的延安总部对于抗战胜利却少了薄海腾欢的激情。驻在中共基地的美国人员注意到，中共以看起来匆匆凑集、无精打采的游行来迎接胜利的消息。毫无疑问，中共领导人认为全国人民视抗战胜利是蒋介石的胜利。
但不管是蒋或毛当天夜里都无心庆祝。国、共两党已经断断续续交战近12年，究竟哪个党、哪个领导人能带领中国实现强国富民的梦想。两位领导人都说要进行谈判，以达成和平、统一的中国，但他俩心知肚明，一场殊死战已经开始。钢铁般的意志和顽固的坚忍，让两人走过大败岁月、熬过敌人势力比他们强大不知多少倍的艰巨考验。在这一刻，蒋似乎在军事、经济方面占尽上风，比起以往任何时刻，他更孚民心、更有实力。美方正在替国军组训、装备三十九个师的兵力，使蒋对即将来临的国共之战充满信心。但是毛比蒋更乐观。美国人员派驻延安，象征蒋一个潜伏但严重的问题——美国政府内部厌恶蒋的领导。与此同时，长久以来蒋本人也私下相信，共产党部队官兵以及文职干部，整体而言比起国民党的部队官兵和文职干部，更尽忠职守、更有纪律——这个结论使他即使在此胜利的时刻也感到前途黯淡。
蒋拍发电报给毛，向他担保“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特请他惠临陪都共同商讨“国家大计”①。毛很清楚，蒋的邀请不仅是在国共斗争中显示亟盼团结与和平的一个诡计，也证明他长久以来的看法：蒋不正直，又一直自命仁义道德——更不用说这也是蒋的政治手腕和危机处理的伎俩。
① 蒋1945年8月14日致毛之函件，见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2639。
蒋介石的崛起是一个坚毅、忠诚、胆识、正直的故事，也是愿意承认众多降临在己身与中国的悲剧，超乎自己控制的故事。仅在军校预备班受过一年教育，他却从一个见识偏狭的军官，一步步成为具有战略观、能了解中国和世局的动态关系、也知道如何以弱克强、以柔制刚的国家领袖。他以战事紧急和达成国家目标需求为由，在大陆合理化他冷酷的战略和军事决定；在台湾则以无情的军事行动和秘密警察的镇压，令数千人丧失性命。他和其后不民主的强人领导一样伪善，但他不是个犬儒之人。就像同时代的一些人（包括共产党在内），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和秘密的政治、犯罪团体关系密切，对鸦片课税则是他在大陆执政时期政府部分税收来源。不过，他仍自认为是个道德、真诚且与时并进的儒家基督徒；他比较少受个人权力欲驱使，反而着眼于一个统一、现代和独立的中国。毛泽东当然也同样以必须彻底破坏旧秩序，来合理化他残杀地主百万人的行为及其他类似的暴行，声称这样才能达成建立平等的、乌托邦的社会理想。
一
十九世纪末，蒋介石的祖父玉表公在上海南方150英里的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外拥有30亩（约5英亩）的农地。不远之处即是云雾缭绕的山岭，有著“屠虎”、“雪窦”等戏剧化的地名，层层瀑布坠泻入谷。本地所产的武岭茶，迄今仍是中国上好茗茶。
蒋家的地产包括山麓竹林、梯田和茶园。这30亩地使蒋家在溪口镇成为五大首富之一，可谓地方菁英，不过还称不上乡绅阶级①。1860年代太平天国反满乱事平定之后，隔了几年，玉表公把农地出租，在村子里开了一家盐铺。盐当时是政府专卖，玉表公透过某种关系或服务（或许与平定乱事有关），取得贩盐执照。
① 1890年代在中国稻作地区，拥有5英亩地就可列入“富农”。1922年政府调查显示，全国农户平均拥有3.6英亩土地，但浙江农户平均只有1.2英亩。见R.H.Tawney, Land and Labor in China (London: Allen & Unwin, 1932), p.40。
小店生意直到蒋介石的父亲肃庵公接手经营，且又取得贩酒执照（另一项官方专卖生意）才开始兴旺。蒋家三代一起住在小店楼上，店铺面临剡溪；平常平静的溪流，每到春天水位升高，偶尔会淹了小店一楼。肃庵公元配早逝，遗下一儿锡侯、一女瑞春。二房无子女，亦过世。1886年，他娶进年轻的王采玉为继室；当年她22岁，嫁给42岁已有子女的肃庵公。蒋、王两家的一位亲戚记得，王氏来自“山区一个很穷的村子”，当地主要作物就是竹子。她和当时多数中国女子一样都是缠足①。（这原本是富有人家的一种虚矫习惯，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中国相当多数父母——满洲人则不——都让女儿缠足，这种做法很痛苦，把足背绑紧，可使脚小了约三分之一。）不过，王氏很精明干练，对子女前程颇有野心。
① 1996年5月4日和1996年6月30日，孙义宣在台北受访。孙在1930年代、1944至1949年，以及1950年代中期，担任蒋的秘书。他要叫蒋介石的妹妹姑婆，太太则是蒋介石母亲王太夫人的亲戚。可是，溪口当地的研究人员说，王太夫人曾经在家学习，略能识字。（1996年6月9日，王舜祁在奉化接受的访问）。
1887年10月31日，婚后一年，王氏在盐铺上方一间房里产下男婴。祖父玉表公替孙子取名瑞元，学名志清；但是依循中国传统，瑞元后来以字行，称为介石。数十年后，因为革命领袖孙中山以广东音称呼他这个名字，外界遂跟著喊他“介石”。
蒋家的小铺生意兴旺，1889年全家搬到100呎迟外位于武岭街上的一座两层楼商房。接下来，王氏又生下两个女儿，但只有瑞莲一人存活。1894年，玉表公去世，同年王氏又生下男儿瑞青。瑞青长相俊秀、脾性可爱，深得母亲宠爱。长子介石既不英俊，书也没念好，而且越来越有叛逆性格、脾气坏。据蒋自述，幼时母亲“一再责打，才不会使我变坏”①。可是他能言善道，个性浮躁又好发施令。1896年，年方五旬的肃庵公突然去世；不久，介石的同父异母兄长锡侯过继给一位伯父，并继承了盐铺。九岁冲龄的介石继承了住家的房子，以及每年可有四、五十银元收入的竹林及水稻田②。家里的女子分不到什么财产。
① Pichon P.Y.Loh（陆培涌）, The Early Chiang Kai-shek: A Study of His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1887-192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p.7.
② 虽然清廷政府也发行银两和铜币，墨西哥银元和西班牙银元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值钱的钱币。袁世凯政府和一些军阀也铸造银元（俗称袁大头），1933年国民政府铸造孙大头银元，废止银两。蒋介石日记及本书所用的材料通常没讲清楚是什么银元。见Zhaojin Ji, A History of Modern Shanghai Banking (New York: M.E.Sharpe, 2003), pp.33-35, 184-185。关于蒋锡候过继，以及盐铺和竹林分产的故事，来自1996年6月5日蒋纬国在台北接受的访问。王舜祁补充说，蒋家依然保有稻田，在协调后归蒋介石所有。（1995年9月30日，王舜祁在奉化接受的访问。）王舜祁说，蒋介石还继承了蒋氏房子隔壁的一、两户老房子。关于中国人传统分财产的研究，见David Wakefield, Household Division and Inheritance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8).
少年蒋介石的教育就是追随通过最低层级科考、成为“生员”的私塾老师学习。据说，九岁之前，他已念完四书《大学》、《中庸》、《论语》与《孟子》①。可是，这些书都以文言文写成，对现代的华人学生大都是不知所云，只能默记强背，每天要花好几个钟头去齐声朗读②。
① Loh（陆培涌）, Early Chiang Kai-shek, p.14.
② Sally Borthwick（鲍雪侣）,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3), p.32.
蒋介石十四岁那年，王太夫人基于种种理由决定给儿子成亲。在亲友建议下，王太夫人希望给自己找个身强体壮、顺从听话的媳妇，也可服侍儿子①。她挑选了邻近岩头村一位十九岁、半缠足的姑娘毛福梅为儿媳妇。婚礼在1901至1902年的冬天举行，婚后，福梅搬进蒋家那栋两层楼的房子②。毛福梅要到八年之后才怀孕，足证夫妻婚姻并不和谐③。
① 1996年5月14日，孙义宣在台北受访；1996年6月19日，王舜祁在奉化接受的访问。
② 王舜祁，《蒋经国年轻和学生的二记》，1995年未刊文章，作者手中有副本。
③ 王舜祁，《蒋经国年轻和学生的二记》。
1903年，蒋介石参加童子试，未考取。但王太夫人并未气馁，立刻让儿子入奉化县城凤麓学堂，学习英文、算术等西学，但传统经史仍占相当大比重①。奉化虽是个小城，已远比溪口先进；介石在城里首次见识到“大鼻子”的外国传教士，也开始嫌弃替他料理家室不识字的糟糠之妻②。根据种种转述，毛福梅向朋友抱怨不时遭到先生殴打③。但据乡人传说，她仍然和蔼可亲。蒋后来在日记中写说，他母亲常常护着媳妇④。
① S.I.Hsiung（熊式一）, The Life of Chiang Kai-shek, trans. Pete Davies (London: Pete Davies, 1948), p.41；谢寿康，《蒋总统之幼年及少年生活》，（台北：中央文物，1954），p.52。
② 1996年7月，王舜祁回复我的书面问题。
③ 1995年9月27日，作者在奉化与一群当地研究人员及有兴趣了解蒋氏家族历史的人士会谈（其中一人是毛福梅的远亲），大家认为殴妻之说可能确有其事，但是没有人晓得当时的家人是否留下关于此事的记载。当年的中国，殴妻并非不寻常，今天则不然。
④ 1995年9月27日，一群人在奉化接受的访问。亦可参看蒋介石1921年4月19日日记，《蒋介石笔下的家庭与婚姻——蒋介石日记再编》，《民国档案》（南京）1（199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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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母亲王采玉
二
蒋介石在成长阶段的认同与人生观受到两股力量影响。第一个影响是儒家教育，或者更重要的是新儒家精神——它起源于因应13世纪蒙古人入侵中原的灾祸。经过这场剧变之后，汉人学者、官员心心念念要恢复、保护中国文化传统，到了19世纪蒋介石就学时，背诵死记两千多年来的古籍以及撰写八股文，还是被认为比艺术、音乐和算术来得重要。
但是新儒家精神最影响少年蒋介石的，是它对修身养性、自律和自省的强调，并且注重责任、勇气、荣誉和积极进取，而非消极冥想。能培养这些原则，方能成为人上人。新儒家同时亦鼓励传统儒家有关道德行为及社会责任的观念。儒家看待道德是以政治秩序为基础，具有政治目标——创造和谐、有序的大同世界。这套信念历经数千年的打造，使得大家庭生活在拥挤、以血缘为基础的农业社会里，虽有独立、家户的耕作，也要靠社区共同维护基础建设和秩序。
影响蒋介石的政治观点和生涯，甚至影响到20世纪所有其他中国领导人的第二股力量，是前此60年内，人民心目中居于世界文化中心的中国竟一再丧失领土、主权和自尊的惨痛经历。蒋介石出生时，原本在长城关外的游牧民族满洲人，入关统治中国已近250年。这些外来统治者虽然保持自己的通古斯人语文、禁止满汉通婚，却采纳了许多中华文化。就和从前的外族朝代一样，他们的统治体系要靠汉人大臣、农村菁英仕绅的合作。可是，1840年代的清朝，面临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屡战屡败；这些西方人不仅相貌迥异于汉人，也不像满洲人及中国周围的夷人接受中华文化的优势地位。
一连串战败和丧权辱国的纪录，实在可怕。19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凭恃军事力量逼迫中国接受种种屈辱，包括准许鸦片进口；到了1900年代初，吸食鸦片的中国人已经达数千万人之众。孱弱的清廷被迫接受“治外法权”，把西方人在中国犯罪的司法管辖权让渡给列强驻华使领馆，并且开放通商口岸，准许西方商人及传教士进出，他们享有即使最富有的中国人也不具有的特权。此外，列强还接管中国海关税收之管理，俾能榨出他们“被迫”和中国交战而取得的赔款。
英、法、德、俄全在中国境内取得特殊权益或租界及租借地。美国西部爆发反华暴动，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禁止华人移民。接下来，脱离封建孤立状态仅只40年的日本，也加入掠夺行列。经过一场短短的战争，它强迫中国付出巨额赔偿，并且“永久”割让台湾。中国人大吃一惊，文化抄袭自中国的“倭寇”而今竟也拥有可与欧洲列强媲美的现代化海军和陆军。即使最食古不化的大臣也感到势必需要激烈改革，可是大权在握的慈喜太后和清廷却弹压光绪皇帝发起的“百日维新”。
1887年，亦即蒋介石出生那一年，在香港学医的21岁青年孙中山，怀抱建立现代、民主中国的理想。孙中山幼时曾与大哥住在夏威夷，1892年从医学院毕业，但两年后决定全力投入推翻满清的革命事业①。孙中山第一次广州起义很快就失败、逃亡出国，辗转来到日本。他在日本得到日本自由派及激进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他们预见到中、日应携手对抗西方。孙也认为日本是中国理所当然的盟友。
① Harold Schiffrin（史扶邻）,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3, pp.170-172.
当中国因一场爱国但荒谬的血腥仇外运动把脸全丢光了，蒋是个敏感的13岁少年。义和团矢志消灭在华所有洋人及信奉基督教的华人，他们不分男女老幼残暴地杀害数千名教徒以及数百名外国传教士。慈喜太后忌惮义和团，但更恨洋人；义和团一开始的成功也使她相信他们具有刀枪不入的神奇力量，因此支持他们“扶清灭洋”。
但是，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一支八国联军轻易地击败义和团和满清军队，并及时打到北京，救了数千名教徒和洋人。八国联军亦展开奸杀掳掠行径，逼迫中国赔偿令人惊诧的大把银子——大约等于2002年币值的五十亿美元，并且还要同意不在沿海设防①。
① 参见Diana Preston, The Boxer Rebellion (New York: Berkley, 1999).
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最蒙昧的大臣、清廷以及不识字的大众，现在都了解到西方与日本不只军事上比中国强，在科学、技术、医学、教育、公共服务乃至生活水平上都遥遥领先中国。紫禁城颁发一系列谕令，建立推广数学、工程和现代科学的公立学校新体系。可是，改革的步子出奇痛苦的慢①。此时，日本和俄国已经觊觎中国东三省（西方人称之为“满洲”）。满人这片广袤的老家，面积约为大不列颠的四倍半，矿产丰富；虽然朝廷有令禁止汉人移入，东三省的汉人人数早已超过满人。1905年，日、俄双方在东三省爆发战争。五月间，东乡平八郎大将率领的日本海军舰队，歼灭俄国由波罗的海调来参战的大型舰队。
① Borthwick（鲍雪侣）,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pp.70,86.
对于消息灵通的中国人而言，日本能击败欧洲大国是个令人鼓舞的大事，这也可能是蒋介石决心投笔从戎，立志做革命党、不去保卫清廷的主要触媒。1903年2月，他转入宁波箭金学堂①。毛福梅陪他读书，但隔了几个月，蒋嫌她土里土气，要她回溪口侍候婆婆②。
① 根据毛思诚（1936）的说法，蒋介石因带头抗议古文课程太重，被凤麓学堂退学。鉴于蒋深刻的纪律和忠诚观念，此说恐怕不真确。见Loh（陆培涌）, Early Chiang Kai-shek, p.16.
② 1996年7月，王舜祁回复我的书面问题。
1906年2月，蒋显然是仰慕既是新儒家却不守旧的老师顾清廉之名，决定再转回奉化龙津学堂。顾鼓励这个新学生研读王阳明（浙江人，1472至1529年）及曾国藩（湖南人，1811至1872年）的著作。王阳明主张能自知，才能有道德实践，知而能行，道德才有意义。但是身为“儒绅”，他也强调正直、诚实、忠诚①。王阳明的哲学似乎颇能引起青年蒋介石的共鸣。董显光是龙津学堂老师，宿舍恰与蒋同一层楼；他记得这个18岁的学生每天早起，在寝室前走廊上立正半小时，抿紧双唇，眼神坚定，双臂抱胸，全神贯注在他的目标上②。
① Wm. Theodore de Barry（狄百瑞）,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571-573,711.
② 董显光，《蒋介石》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1938），p.vii。
在龙津学堂仅仅数月，蒋向家人报告，他要东渡日本。他剪断发辫以示坚决反清，此举令亲友、邻居大惊。18岁的蒋介石已经是个革命青年。
三
一年之后，各个反清组织领导人和一群学生在东京集会，组成一个新的革命团体“同盟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此时，孙已发展出其集现代政治理论及实践大成之“三民主义”，强调民族、民权与民生。它是中道、温和的政纲，反映出当时西方的知识潮流。
年轻的蒋介石又把妻子丢在家乡，自费前往东京学习日文，见识到这个格外整洁且井然有序的国家，似乎不论在铁路、警察、公用设施，当然也包括军队，样样运作都有效率①。蒋这段期间能自费念书，显示他除了继承田产之外，一定还颇有积蓄。但是他无法进入向往的军事学校学习，因此折返国内，报考竞争颇烈的保定军校。蒋考取后入保定接受军事教育约一年，旋即又获取官费赴日本就读军校。他再度到东京，进入专收有志到日本军校研习的中国学生之预备学校振武学校。
① 黄自进，《蒋介石眼中的日本》，根据蒋对日本的313篇文章和讲稿整理出来的未刊文，（台北：2003），p.917；谢寿康，《蒋总统之幼年及少年生活》p.69；Loh（陆培涌），Early Chiang Kai-shek, p.18.
蒋因自视甚高，在同学中人缘不好，但也结交了几个朋友，其中有位同样来自保定军校的四川学生张群，后来是他终身密友；另外一位贵州学生何应钦，一直是蒋的重要将领。放假日，蒋和同伴会到餐馆饮酒，偶尔也会逛窑子。蒋在这段时期养成喜欢漂亮妓女的嗜好，美女往往令他神魂颠倒。
不上学的日子里，他也会在东京跟来自浙江的同盟会要角陈其美来往接触。蒋初次到日本时即结识陈其美，经由陈其美介绍，蒋及其朋友加入同盟会，陈成为蒋的“大哥”，一路提携他①。蒋也结识在日本法政大学研习法律的青年戴季陶。戴是个意志坚决、早熟的青年，对于恢复中国国格的热情，令蒋大为折服②。
① 董显光，《蒋介石》第一册，p.15。
② Herman Mast III and William G.Saywell, "Revolution Out of Tradition: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Dai Jitao,"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4, no.1 (November 1974): 73-98;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3, p.200.
这段时期，蒋接触到流传于旅居日本华人圈中之《民报》，认识了从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到弥尔（John Stuart Mill）等西方思想家。《民报》有两位重要编辑和写作者——汪精卫和胡汉民。他们俩都来自广东，日后都成为国民党的重要领导人。汪精卫自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口才便给、思虑清晰，和戴季陶在留日革命党人中都是翘楚。《民报》不仅鼓吹不惜一切手段（包括暗杀）推翻满清，还主张土地国有化，以及支持世界各地的革命事业。
这种明确的左派世界观得到许多中国留学生（包括蒋在内）的接受，因而逐渐受到日本统治当局的关切；1907年，日本政府要求孙中山离境。许多中国留学生也越来越警觉日本人的帝国主义行径，尤其是在朝鲜的活动。可是同盟会领导人并不打算批评日本，仍然以与日本合作为主要目标。在离境之前，孙甚至在东京发表演讲，表示日本如果因协助中国革命觉得应该取得北满洲，他也不会抱怨①。
① Marius B.Jansen, Japan and China: From War to Peace, 1894-1972 (Chicago: Rand McNall, 1975), p.122.
同年，陈其美由东京迁回上海，成立秘密总部，预备在江苏、浙江起事。蒋在暑假时回到上海，协助陈其美。1909年夏天，蒋决心休妻要和毛福梅离异，但王太夫人听算命先生铁口直断，说蒋介石元配生下的儿子，日后必是大官、贵人。王太夫人决心介入，带著媳妇到上海。蒋起先不肯听从母亲的安排，王太夫人哭著以自杀威胁，他才不得不从。毛福梅与夫婿在这个夏天共处了一段时间，总算怀了身孕。她告诉蒋，蒋旋即要她回家①。
① 1996年7月，王舜祁回复我的书面问题。
1910年4月27日，毛福梅临盆。很可能是王太夫人记起算命先生的预言，替孙子取名“经国”。“国”遂成为蒋介石未来或许还会再生下儿子时的辈分之名①。经国周岁时，他父亲根本没提到这件事②。蒋不注意自己的亲生儿子，反映出他不仅和孩子的娘感情不睦，也显示他愈来愈投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
① 1999年2月10日，蒋氏家族给作者的信。
② 1999年2月10日，蒋氏家族给作者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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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张群摄于1909年，为赴日求学期
1909年11月，蒋从东京振武学校毕业，和友人张群奉派到驻在高田的日本陆军野炮兵第19联队实习——凡要入日本军校接受军、士官养成教育，都需先经历实习阶段。军营生活非常清朴，训练严格，部队经常在风雪中操课。蒋积极接受挑战，但是他仍被认为冷漠，以坏脾气出名，自己也承认①。他的认真、专注或许赢得师友勉强尊敬，不过整体成绩并不突出，在预备班同期62名中国学生当中，排名第64名②。
① 黄自进主编，《蒋中正先生留日学习实录》，（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2001）p.917。
② 黄自进主编，《蒋中正先生留日学习实录》，（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2001）pp.742-752。
然而，在19联队中认识蒋介石的日本军士官，却记得他愿意服从严格的纪律，也表现绝对的忠诚。有个士官记得他“仪表堂皇”①。20多年之后，蒋已成为国民党领导人、展开清共，他拜访昔年的日本师团长长冈外史将军。告辞时，蒋留下一幅题字“不负师教”给长冈。长冈认为，这正是蒋成功的祕诀：“忠诚、感恩”②。
① S.I.Hsiung（熊式一），Life of Chiang Kai-shek, p.61.
② 董显光，《蒋介石》第一册，p.12。Brian Crozier（柯如齐），The Man Who Lost China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6), p.40.
1911年夏、秋，陈其美忙著策划在长江流域各城市（包括武汉）起义，蒋以低阶助理身分参与的计划是攻占浙江省。10月9日武汉革命党人秘密的炸弹工厂有一枚炸弹意外爆炸，引起清廷注意，蒋当时仍在日本。清廷侦骑查获同盟会会员名册，开始逮捕新军中的革命党人。10月10日，陆军第八镇革命党人官佐鸣枪起义。
革命因而爆发①。各省新军高级军官纷纷响应，成为实际上的政治领导人或都督。也有少数情况是由帮会头目与军事单位合作抢下控制权。虽然尚未正式得名，中国已迈入“军阀时期”。蒋介石听到武汉新军起义消息，与张群等120名中国籍士官学校学生立刻离营，把制服寄回联队，设法尽快回国。
① 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 1901-1949 (New York: Longman, 1995), pp.32-39.
24岁的蒋介石，在日本已居留3年，读日文、说日语都不是问题。除了一夜情，他大多在华人圈中生活，并没有结交真正的日本友人，但是日本对他影响很大，加强了性格里与生俱来的一些倾向，他从此保有强烈的军事纪律感、革命热忱，以及对主义与领袖忠诚。这些特质加总起来，使他格外坚持政治信念、个人勇气和诚实。他认为武士道至死不渝的精神是日本军事成功的主要原因，但是他也认为关系到日本现代化的是，日本生活中，从铁路系统、教育和生产制造，样样讲究纪律、效率。终其一生，蒋认为爱国和民族精神——尤其是认同国家高于家庭、个人生命及财产——是恢复中国尊严及世界地位的关键。问题出在，中国似乎缺乏建立这样一支大军所需的公众意志力以及热切的民族主义。孙中山即慨叹中国犹如“一盘散沙”。
蒋介石、张群等人从长崎搭乘日本货轮，在上海日本租界码头上岸。上海市有3/4是外国租界，但中国人仍占全市人口的95％。洋商汇集的黄浦江畔江湾，以及商业街道南京路等主要道路，形形色色的中国人熙来攘往：洋买办穿梭其间，留长发辫、穿长袍的本地商贾亦出入市井。西方金融家、日本生意人穿著黑色西装，点缀其中；少数洋人已有了新兴时髦的汽车，和推板车、拉黄包车、以竹竿挑重荷的苦力争抢空间。但是，上海的生命线是市区里数以百计的胡同巷弄，直到午夜，任何时候都有上万名商贩、工人、家庭主妇、工匠、学生、店员和失业者，川流不息穿梭在一排又一排的水果摊、面摊、饺子摊、作坊、菜市场与茶室之间。店家坐在凳子上和邻人、行人闲扯。蒋、张两人走在人潮中，十分失望，因为根本看不到大革命正在进行的丝毫景象。
他们抵达同盟会秘密总部时，陈其美正在计划攻打位于上海华人地界的兵工厂（江南制造局），以及90英里之外的浙江省会杭州之巡抚衙门。杭州方面，支持革命的官兵已经准备好了。陈其美命蒋率领由奉化县渔民及上海青帮、红帮会众组成的“敢死队”①。
① 1996年7月，王舜祁回复我的书面问题。
这些“秘密会党”是地下、革命、准宗教性质的歃血兄弟。各自独立的会党后来逐步涉入而且控制了今天称之为“组织犯罪”的活动，同时也往往经营合法事业。但是，会党强烈的反满根源使它们坚守中国的民族主义，其成员包含红顶商人、银行家和其他值得尊敬的公民。孙中山本人即与广东省会党有密切关联。
蒋对于生平第一次作战任务十分兴奋。他一直憧憬这一天的到来，写了一封信给母亲，声称献身革命，请她原谅不能尽孝①。其实蒋在浙江起义事件只是小角色。1911年11月4日，起义的新军占领省城重要建筑物，蒋率领的敢死队虽也参加攻击，却没遭遇太大抵抗；清廷巡抚已逃往上海，驻军守将在最后关头也决定加入革命。蒋的表现或许不错，但详载起义规划、执行内容的省城公报，当时根本没提到他②。
① Crozier（柯如齐），Man Who Lost China, pp.40-41.
② R.Keith Schoppa（萧邦奇），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146-147. 西方作者，包括我本人——见Taylor, The Generalissimo's Son（蒋经国传，中文版为时报出版）: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7——一般都重复说，蒋介石英勇作战，令陈其美赏识，要蒋出任浙江都督。不幸，我在写《蒋经国传》时，没有拜读萧邦奇的著作。他读遍了当时绝大部分的浙江省公报。萧邦奇指出，紧接着杭州起义之后，公报提到许多人参与举事的规划和执行，但都没有蒋介石的名字。公报也没有提到陈要蒋出任都督此一更不可信的说法。2001年10月30日，萧邦奇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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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打杭州的前一天，陈其美率领的部队（包含三千名青帮会众）攻占上海抚衙、警局和江南制造局。革命党的“五色旗”一夕之间掛满上千座屋顶，兴奋的民众挤满街头。不久，即有五十万男子剪断发辫①。
① Stella Deng, Shanghai: The Rise and Fall of a Decadent City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2000), pp.86-87.
蒋回到上海，发现大哥陈其美已被拥立为沪军都督。据说，陈任命蒋为沪军第五团团长。但是有那么多日本军校生回国参加起义，比较有可能的是，陈交代蒋设法尽量留住他那支敢死队里的渔民和会众，再招募兵员，试图打造一支有纪律的部队。陈也指示手下指挥官自筹军饷，维持部队①。
① 董显光，《蒋介石》第一册，p.23。他所带领的单位据说是第五团，后来改番号为93团。
武汉双十起义时人在美国的孙中山，终于在湿冷的圣诞节搭船返抵上海，直接前往法租界的住所。各方访客纷纷上门，其中有一名替《纽约前锋报》（New York Herald）担任记者的澳洲青年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他从1908年起就是同盟会的顾问，眼光远大、充满理想的孙中山和务实的端纳立刻结为好友。数十年后，端纳说他的角色是“导引”孙、“像个荷兰大叔对他训话”；但国民党高阶人士形容端纳主要参与公关事务，有些人甚至怀疑他秘密替英国人工作①。无论如何，他将是往后25年许多事件的密切见证者。
① Earl Albert Selle, Donald of China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8), p.111; Zhang Xueliang（张学良）, Columbia interviews, vol.19, tape 12, pp.929-932.
12月29日，革命党人在南京召开由同盟会主导的临时国会。光复会首脑陶成章想当浙江都督，但陈其美坚持要由同盟会人士出任①。双方争执激烈，陶成章深恐性命危险而退出，躲进一家医院，然而还是被蒋査出下落。陈派出杀手于1月12日潜入陶的房间，将他杀害。蒋曾暗指他没有策划暗杀案，但“负起责任，以免牵连陈其美”。当时的报纸没提蒋涉及此一谋杀案，这代表说不定事发时他并不在场②。
① 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pp.1-10。
② 同上注；Schoppa（萧邦奇），Chinese Elites, pp.148-149；2001年10月30日，萧邦奇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1月6日，南京临时国会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此时，孙与清廷派任的内阁总理大臣、控制华北的前军事领袖袁世凯，长期的政治对峙似乎已不可避免。除了日本之外，列强都希望孙下台。后来事情有了意外的发展，在达成终身之梦、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只16天后，孙中山答应辞职让位给袁世凯。孙愿意以此一痛苦让步，组织联合政府成就国家的统一；这个无私无我的伟大动作反映出他的高度理想性和天真。蒋介石和陈其美一样，强烈不赞同孙辞职的决定，但是以大局为重胜过个人权位考量的孙中山，令蒋大为佩服；他后来一生亦多次效法引退。3月12日，袁世凯正式接任总统，但只对半数的满清军队有明确的指挥调度权威。孙中山做了事后看来为重大错误的决定：同意以北京为国家首都，且临时政府应该北迁。
陈其美继续留任沪军都督（最重要的省级位置之一），蒋也继续在上海练兵、筹饷。革命的激情已止，这位年轻军官把很多时间花在与陈其美、戴季陶和少数留日同僚讨论政治。蒋的急性子逐渐变成口耳相传的话题。陈其美的家座落在公共租界跑马场附近的马霍路，有一天蒋去探望陈，一名卫兵不让他进门，蒋竟动手殴打卫兵。陈痛责蒋此一行为，“有些人”也劝他甩掉这个年轻人，但是陈其美显然认为军事领导人如此好勇斗狠并不妨。蒋本人也知道急性子是个麻烦，一再自责对黄包车夫等平常人发脾气①。
① 关于蒋殴打卫兵的故事来自陈立夫。Chen Lifu（陈立夫），Columbia interviews, December 1958-February 1959, p.61. “有些人”之说来自蒋本人后来在1916年悼陈其美的祭文。见S.I.Hsiung（熊式一），Life of ChiangKai-shek, p.91. 关于黄包车夫之说，见Loh（陆培涌）， Early Chiang Kai-shek, p.33。
这段时期蒋个人生活有几项重要的变化。有一天，他在青楼邂逅非常有魅力的年轻女子姚冶诚，姚出身苏州，是座以古老运河和美丽女子闻名的城镇。蒋对她一见钟情，带著她于法租界的小公寓同居①。大约在此时，蒋也结识陈其美十八岁的侄儿、助理陈果夫，以及12岁的陈立夫两兄弟。他俩都住在马霍路陈其美的家。多年之后，陈氏兄弟组成国民党内著名的CC派。透过陈其美，蒋又结识古董商人张人杰——非常支持孙中山的一名浙江人。张人杰个子瘦小、瘸了一只脚，虽出身富有的丝绸商贾之家，但思想上倾向于无政府主义、而非右翼保守派。这个关系使蒋更接近内圈，但是他仍未得到孙本人的注意。
① 张宪文、方庆秋，《蒋介石全传》，（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p.55；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1, p.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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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早年蒋介石影响很大的神秘商人张人杰
同时，蒋留日时期学问最好的朋友戴季陶，成了中国革命之后的潘恩（Tom Paine），创办《民权报》，成为“中国新共和政治的良心”①。孙中山辞职后，戴仍继续批评袁世凯，以及个人与省区利益挂帅、取代国家利益的政治风气。戴的思想左倾，不仅强调经济发展，也反帝国主义和进化的社会主义。蒋天天拜读《民权报》的文章。
① Mast and Saywell, "Revolution," pp.73-98；另参见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3, p.200.
孙中山的同盟会此时与另四个政团合并，组成国民党。曾经参与广州及武汉起义的宋教仁负责国民党党务，在新国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席次。可是8月间，历经在北京四个星期的谈判，孙中山宣布应该让袁世凯做十年的总统，并且立刻接受袁给他的全国铁路督办官职①。
① Ernest P.Young, 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kai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 pp.87-88.
此时，陈其美也辞去沪军都督这个重要权位，偕蒋介石一起东渡日本。两人可能是担心遭暗杀才出国。他们虽然坚决不同意孙与袁合作，但是仍请示孙且得到同意后才出国。陈、蒋此时已在考虑有必要发动“二次革命”，可是孙、袁的政治协议还有好多年要走。蒋一度匆匆、秘密回上海，带姚冶诚一起回日本①。
① 蒋说他在1912年底回上海接姚冶诚。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朗文，1965）卷一，pp.4b-5b。
四
1913年3月，国民党在大选中赢得对国会的控制，与袁世凯的紧张上升，结果造成干劲十足的代理事长宋教仁遭人暗杀身亡，显然是袁政府的特务所为。脆弱的联合政府迅即瓦解，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开始启动。陈其美、蒋介石潜回上海，号召蒋的旧部（包含青帮会众）组织讨袁军。但是这次青帮被袁方，或许也被上海的欧洲人当局收买，不肯参加讨袁革命。帮会毕竟只是反满，并非支持民主，而且满清不是已被推翻了吗？根据友好的传记家之记载，蒋英勇攻打江南制造局和吴淞要塞失利，差一点被俘，但是他和同伙仍设法乔装沿江奔逃。袁展开捜捕行动，杀了数千名支持国民党的人士，就连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也不放过。他下令国民党全面解散，并要缉拿陈其美及国民党其他领导人。蒋名气不大，还上不了通缉名单①。
① 关于蒋号召旧部，见Li Shoukong（李守孔），"Chinag Kai-shek and the Anti-Yuan Movement,"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21, no.1(1987): 71；关于青帮之说，见Ernest P.Young, The Preidency, pp.131-133；关于通缉名单一事，见Keiji Furuya（古屋奎二），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1981), p.52-53, 55。
蒋、陈又逃回日本。1913年8月，曾经满怀乐观壮志的孙中山亦在破碎中流亡横滨。他恢复使用原来的日本名字“中山”①，住进由日本极端民族主义“黑龙会”首脑头山满提供的秘密住所。孙立刻召集东渡党员重组讲究纪律的秘密组织“中华革命党”。党员必须宣誓效忠孙中山做为党无可争议的总理及革命军总司令。汪精卫等人拒绝接受这个条件，离开日本，但陈其美、蒋介石认同有必要全面效忠，遂宣誓入党。新的党纲采纳孙的原始构想：革命运动取得权力之后，要先经历一段时期由革命党及军事统治的训政时期，才可过渡到民主宪政。换句话说，中国要经历一段时间不明确的威权、军事统治②。
① 编注：孙一生只用“孙文”为名，中山是革命期间在日本的用法。中山为日本姓，同志称他为“中山先生”，他不自称“孙中山”。
② 关于黑龙会，见Jansen, Japan and China, p.170；关于宣誓效忠，见1941年10月20日，蒋介石，《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关于训政，见K'ung Hsiang-hsi（孔祥熙），Columbia interviews, part 1, p.42.
追随孙中山东渡的人士当中有一位即是著名的宋耀如。宋耀如曾在美国念了8年书，得到范德堡大学神学学位。回到中国后，他担任数年的卫理公会传教士，后投入圣经印制业，最后又从事大量产销面粉的行业（上海阜丰面粉公司）。他因卖面粉致富，旋即成为孙的重要金主。宋偕家人抵达日本后，其长女蔼龄又恢复担任孙的英文秘书工作；蔼龄自乔治亚州梅冈市卫斯理安（Wesleyan College）学院毕业后回上海，在共和政府成立后曾一度担任孙的秘书。
12月，孙首次见到蒋，对他的投入印象深刻，旋即派他回国从事一项秘密任务①。宋蔼龄注意到这位留著小胡子的瘦削军官，额头高、宁波腔极重。她问也刚从卫斯理安学院毕业的妹妹庆龄，有没有兴趣与蒋介石来往。庆龄一口就回绝了②。蔼龄不知道孙中山已经喜欢上她，有一天还向她父亲吐露心意，想要向她求婚。孙中山和蒋介石一样，早早就娶了一名村姑为妻（卢慕贞），此时和他一起住在东京。他们育有两名子女，皆已成年。对于当时的中国男人而言，离婚休妻易如弹指。但孙和宋家人都是基督徒——宋耀如一听，大吃一惊，当下峻拒这门婚事。
① Furuya（古屋奎二），Chiang Kai-shek, p.56.
②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世纪宋美龄》，（台北：2003）。
隔了几个月，宋蔼龄嫁给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YMCA）总干事孔祥熙。孔祥熙出身山西省的富商、金融业家族，拿的是美国欧柏林学院和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文凭，是孔子后裔①。孔祥熙年轻时即受洗为基督教徒，几年后拳匪袭击其太谷老家，他被亲戚藏起来，但友人中的华人信徒、传教士及眷属多人遭屠杀。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孔并没有从事家族的生意，反而受聘主持一所教会学校。辛亥革命之后，孔成为28岁的山西都督阎锡山的顾问。后来,显然不满阎与袁世凯合作，他辞职改就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工作——证明他在年轻时并不看重金钱与权力②。
①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2, pp.265-266; K'ung Hsiang-hsi（孔祥熙）, Columbia interviews, p.4.
② K'ung Hsiang-hsi（孔祥熙）, Columbia interviews, pp.4-25; Dreyer, China at War, pp.59-60.
21岁的宋庆龄比姐姐更苗条美丽，接替她的秘书工作，服务革命领袖；他立刻又爱上她①。孙中山没向庆龄表露心意，而且既然已知宋耀如的态度，也不用再向他透露。庆龄对于大她26岁的长官之感情纯粹是政治、精神上的崇拜敬爱②。
① Selle, Donald of China, pp.139-140.
② 史诺对宋庆龄的访问记，见Edgar Snow, Journal to the Beginning (New York: 1958), pp.88-89.
此时，宋耀如可能感觉到孙中山又喜欢上他的二女儿，决定全家回上海。庆龄不肯走，但她父亲坚持一定要走。回国之后，她悄悄寄了一封信给孙；孙回信说，他在东京迫切需要她协助。有一天夜里，庆龄在家中女佣人协助下，爬窗、沿扶梯逃家，旋即搭乘日本船只来到横滨①。孙中山在东京迎接她时，已完成简易的离婚手续，并向她求婚。她才20出头，他已四十八岁。她继续担任他的英文秘书，也开始负责他的秘密电码通讯。宋耀如与女儿断绝关系，发誓再也不跟孙中山往来②。
① Snow（史诺）, Journal, pp.88-89; Lyon Sharman, Sun Yat-sen: His Life and Its Meaning (New York: John Day Company, 1934), pp.180-181.
② 同上注
1914年春天，孙派蒋到上海组织已经星散且士气低落的地下革命党人。蒋若干部下被捕，他再次间不容发地脱逃回到日本①。次月，孙又派他到满洲，探查与东北军阀合作的可能性②。名义上接受袁世凯节制的东北军阀，对蒋发动三次革命的提议反应冷淡；他只好准备回到日本。但是他在踏上归途前，上书孙中山，预测欧洲倘若爆发前所未有的大战，日本将利用局势在东亚扩张势力③。
① Furuya（古屋奎二）, Chiang Kai-shek, pp.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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