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的行囊 / 比尔·波特 著 ]
书籍介绍:
2006年春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仰慕者和研究者，比尔波特横穿从北京到香港的大半个中国，追寻六位禅宗祖师的足迹，拜访了他们开创的六个禅宗道场。《禅的行囊》就是这次旅程的全景记录。在这本书中，比尔波特将相关的历史背景、与禅宗大师的访谈实录及有关禅宗最早的记录和自己的经历结合起来，描述了中国宗教中心发生的各种变化以及在世事变迁中保留下来的宗教遗产。比尔波特用充满智慧和幽默的语言描述着他遇到的每一件事。不管是参观中国最古老的藏经洞，参加持续六个小时的宗教仪式，还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寻找鬼魂却一无所获，吵醒了少林寺负责艺术的和尚，再或者是拜见中国第一禅庵的主持。比尔之前的作品《登天之道：邂逅中国隐士》（即《空谷幽兰》）已经成为了美国各禅宗中心和各大院校的推荐读物，在中国，其中文译本（《空谷幽兰》）也广受欢迎。《禅的行囊》也必将步其后尘，成为一本有影响的禅宗畅销书。
美国亚马逊五星评价！
第一章不立文字
终于到家了。美国西北的夏日，天色向晚，黄昏悠长。几个小时之前，我坐在飞机上，从自家所在的小镇头顶低低掠过，透过舷窗，分明可以看见家门口的那片黄杉林。离开了两个多月，院子里的草坪大概已是芜蔓不堪。机身在空中转过一个弯，小镇慢慢消失在了舷窗外。半小时后，飞机在西雅图着陆，我从机场出来，打车去了科尔曼码头，坐轮渡过普捷湾，再换两趟公交车到达汤森港的喜互惠超市。我的老伙计费恩?威尔克斯在超市门口接上我，然后开车穿过那片两公顷大小的黄杉林，把我送回了家。
今天是中国的阴历四月初八日，佛陀诞辰。在这一天，佛教徒要为悉达多太子立像沐浴香汤以资纪念。我躺在楼上浴室的猫脚浴缸里，开始回味刚刚结束的旅程——这大概是我的私人庆祝方式。爬出浴缸，我上了床，想睡上一觉，可是心绪还停留在中国。我又从床上爬起来，开始写这本书。
这次旅行始于2006年春天的北京。在中国，农历新年标志着春季的开始，这一天新月初升，距离冬至日（太阳直射南回归线）与春分日（太阳直射赤道）的等分点最为接近。2006年的农历新年是公历1月29日，而我到达的那天是2月26日——也就是说，春天已经开始了将近一个月。但是，决定春天何时开始的中国古人居住在黄河流域，北京则远在他们北方千里之外。在北京，现在仍是不折不扣的冬天。到达时天色已晚，站在机场航站楼外的寒风里等出租车的一会儿工夫，我竟不得不打开背包，拿出大衣套在身上。我真正想穿的其实是秋裤，但显然我不能不顾体面地在大庭广众之下穿秋裤。
通常我会去找一家旅馆住下。不过这次，我的老朋友泰德?伯格让我住在他那儿。他的住处位于北京城东部一个漆黑小区里一座漆黑的六层公寓楼漆黑的顶楼。出租车司机成功地找到了小区的大门，然后便迷失在黑暗的楼群之中了。没有路灯和门牌号的指引，在多次尝试碰壁之后，我终于找到了那座楼，爬上了正确的楼梯。
泰德不在家，他正在美国参加电影节，展映他那部关于中国隐士的纪录片《共坐白云中》。他的美国室友给我开了门。公寓很小，陈设简单——年轻人的家都是这样，大概是因为不打算长期停留，所以能省则省，就算有钱也宁愿花在更直接的享乐上，比如买瓶好酒。不过屋里暖和极了，每个房间都装了暖气片，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不得不开着窗户。泰德给我安排的房间属于他的另一位中国室友，因为我的到来，她暂时回父母家住了。房间里除了一张床，一只床头柜和一个衣柜之外别无长物。我的旅程就将从这个朴素的小房间里开始。很好。
这将是一次朝圣之旅。我的目的地是禅在中国的发源地，其中最重要者，包括了禅宗六位祖师——初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和六祖惠能——开创的道场。禅的历史地位由这六位高僧所建立，他们都没来过北京，不过，在向古代大师们致敬之前，我还有些基本问题需要解决，语言是其中之一。从北京开始是必要的。
禅素以轻慢甚至蔑视语言著称。禅师们常说，“不可说，不可说”，“一说便错”。然而禅宗的文献却远远多于其他任何佛教宗派。对于这样一种特别倡导“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教法，西方和东方却都有大量著作行世，这本身看上去就是个自相矛盾的难题。我并不指望解决它，只想绕到它的身后做一番试探，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第二天一早，我给明尧打了个电话。明尧是佛教刊物《禅》的主编。
“禅”的发音在英语（Zen）和汉语（Chan）中略有不同。在中国，每次我说到“Zen”，人们总是纠正我：“应该是‘Chan’。”他们说，“‘Zen’是日本的禅。中国禅和日本禅是不一样的。”这可以算是一种文化现象。但不管是中国的“Chan”，日本的“Zen”，还是朝鲜的“Son”，它们都指向同一种心境。
我愿意说“Zen”而不是“Chan”，是因为我更习惯“Z”的发音。而且这也是禅诞生时人们的念法（语言学家对“禅”字古音的订正倾向于“dzian”）。在禅宗得以发扬光大的中国南方，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江西赣江流域，今日当地人的方言依然把“禅”念作“Zen”。十七世纪满洲人入主中原，建立清帝国之后，他们按照自己的方言规定官话的标准，禅在官方语言里的发音才变成今天这样。更何况，禅早已不再是中国的或者日本的，它属于一切发愿见性成佛的人，一切心无所住、笑对如此疯狂时代的人。
在电话里，明尧邀我一起吃午饭。他的妻子明洁也会来。明洁是我上一本书的中文版译者，所有人都喜欢她给中译本起的名字：《空谷幽兰》。在此之前，还真没有人写过一本关于中国隐士的书。《空谷幽兰》的出版产生了一些影响：在西安，居然因此形成了一个隐士协会。隐士协会将终南山区的茅篷和洞穴位置登记造册，定期派人到山中分发药品和食物，甚至邮件。
明尧和明洁约我在一家素食餐厅见面。餐厅在北京城东北部的柳芳南里，取名“荷塘月色”。净慧法师的一幅字挂在门口醒目的位置：“日日是好日”①。净慧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明尧、明洁，还有这家餐厅的主人夏泽红居士，都是他的弟子。餐厅的主人过来打了招呼，然后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包间。明尧后来告诉我，夏居士是他主编的刊物《禅》的主要资助者之一。
我找明尧的目的正与他这本刊物有关。我想知道，在中国出版一本与禅有关的刊物需要涉及哪些资源和努力。就着一桌子素食和一种用新鲜梅花酿制的饮料，明尧向我娓娓道来。
是净慧创办了《禅》。他在媒体领域的另外一项成就是把《法音》缔造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佛教期刊。这本杂志的内容包括佛教哲学和经典的讨论，以及佛教界的新闻故事。1989年之后，净慧决定创办一本新刊物。他本人是一名禅师，禅的要义在于将修行与生活融会贯通，他觉得中国需要一本专门讨论这种修行方式的刊物，这本刊物的名字就叫《禅》，明尧主动参与了它的编辑工作。
《禅》最初是一本发行量仅三千册的季刊，随后改为双月刊，发行量也增加到两万五千册。如此规模的杂志，每期需要投入大约六万元人民币用于编辑、印刷和发行，折算下来，每册的成本差不多是两块五。杂志是免费赠阅的，它的经营完全依靠外界的资助。主要资助人包括荷塘月色餐厅的老板，以及拥有服装品牌“真维斯”的一个香港家族企业。不过普通读者也会捐助一些钱。
印刷和邮寄费占去了绝大部分成本。杂志社在河北的柏林寺有一间办公室，但明尧基本上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编辑工作。杂志被分发到各地的寺庙中供人取阅，同时，人们也可以写信给明尧告知他们的通信地址，收到信后，柏林寺就会把杂志按地址寄过去。
这本杂志从未在审查方面遇到过麻烦。明尧并不需要在出刊前将稿件送审，只要在杂志印出之后寄几本给宗教管理部门。明尧告诉我，政府其实对这本刊物相当赞赏，把它视为其他宗教组织都应效法的榜样。
内容方面，《禅》接受来自全国各地的佛教徒作者投稿，不过大多数文章还是出自净慧的出家和在家弟子。他们的共同点在于着重推广“生活禅”——一种不论在小区公寓还是寺院里都能实践的修行。
明尧告诉我，中国人正在重新点燃对佛教的热情，但这种热情还很肤浅，并经常是出于误解。他说：“大多数人要么是被密宗的神通异能吸引，要么是在净土宗里寻求逃避，他们并不对完全的解脱感兴趣。但其实任何修行都要立足于禅，包括密宗和净土宗。禅是佛心，学佛的人早晚都会走向禅修这条路。禅在中国曾经濒临灭亡，这两年刚刚有点好转，将来怎么样还很难说。”
“对禅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年轻人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但是要让人们真正理解禅，还需要更长的时间。禅宗的寺院现在也越建越多，但更重要的是重建禅的精神。这就是我们的杂志想做的事情。重现唐朝时的繁荣是不可能了，现在需要的是让人们理解：怎样在现代世界、日常生活里实践禅的思想。这是禅的根本，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可以修行。禅关心的是我们当下的生命状态，而不是那些形式上的东西。”
尽管对禅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但明尧认为，缺少合格的导师是个很大的问题。人们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怎么开始。而《禅》可以在这一点上提供帮助。它提供相关的知识和必要的鼓励，但它不能代替导师的作用。明尧承认，真正有资格教授禅的人实在太少了。许多自称能教人学禅的人其实不能，他们只是在空谈。
我终于等到了真正想问的问题：如何解决语言的问题？禅宗大师们的确一贯看不起语言。他回答我：“不用语言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杂志会尽量用普通读者能看懂的语言。语言是为了区别事物才产生的，但真正的道超越了语言上的区别。从这一点看，语言是需要跨越的障碍，但是在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之前，需要有人用语言来告诉我们怎样才能意识到这一点。自己悟道和教人学道都离不开语言。当禅宗大师们直指人心，告诉弟子不要受制于语言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道并不在语言之中。他们并不是要我们不看书，不读经。以文字见道，就如以手指月。语言的作用如此，我们的杂志作用也如此。它为人指示正道。如果人们想知道月亮的样子，他们还是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这顿饭吃了很长时间。明尧还谈到别的事情。饭后，他带我去见了一群比丘尼，大约有十几人。这些比丘尼也是净慧的弟子。我和净慧相识于1989年，如果不是他为我指点中国隐士的踪迹，我不可能写出《空谷幽兰》。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也接受过净慧“传法”，也可以算是他的弟子。
比丘尼们暂时借住在北京的一处公寓楼里。她们的庵院眼下正在南方一千公里外的湖北黄梅兴建，那里离禅宗的四祖寺很近。在公寓门口，我们换上拖鞋，跟着比丘尼宏用进了前厅。几位比丘尼在给我们沏茶，是那种放了龙眼和红枣的清真茶。宏用告诉我，她们正在准备参加念诵《大般若经》的法会。长达六百卷的《大般若经》在七世纪中叶由玄奘（602－664）从印度带回并译成中文，它是大藏经中篇幅最长的单篇佛经，是所有讲授般若的经典的老祖宗。念诵法会是净慧组织的，将在两天以后举行。地点是赵州柏林寺。
宏用对我说，她希望我能给比丘尼们讲讲般若。我一时无语。出家人请在家居士开示，这是非常罕见的事。有些寺院甚至明确禁止居士开示。我想她大概是出于对远来客人的礼貌，让我简单说几句，于是答应了。宏用站起身，带我们走进客厅，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一间禅堂。比丘尼们跟着进来，各自在蒲团上坐下。宏用重复了她的请求，我只好就《心经》发表了些看法。《心经》是所有关于般若波罗蜜多的经典中篇幅最短的。我实在讲不出太多，而比丘尼们也慈悲为怀，没有继续为难我。
基督教时代开启之前，大乘佛教已在贵霜帝国（范围大致覆盖了今天的北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形成，般若是它的核心概念。般若，指的是“超越知识的”，没有被知识或者分别心所污染的本心——相当于吃下善恶果之前的亚当、夏娃。简单地说，般若的意思是“智慧”。再加上“波罗蜜多”，意思就变成“无上的智慧”或者“完美的智慧”。获得这种智慧能令人看见事物的本来面目，看见自我的存在原是空，是心中生起的幻境。
般若波罗蜜多一系的佛经在公元二世纪到三世纪传入中国，为其后禅宗的形成奠立了哲学基础。随着这些强调智慧的经典一同传来的，还有教授禅那的经卷。“禅那”，是梵语“dhyana”的音译，它指的是进入禅定的修行。禅那随后就被简称为禅。但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禅，则是般若与禅那相结合所产生的体系。这一切并没有随着般若和禅那传入立刻发生，而是一直等到几百年后的五世纪末，禅宗初祖菩提达摩来到中国之时。在这之前，禅那和般若还是两码事，有人打坐入定，也有人追求般若智慧，但没有人修禅。禅修意味着将两者合二为一，行住坐卧，了无分别。没有禅那的般若是口头禅画饼充饥，而没有般若的禅那则是无本之木。修禅意味着取消般若与禅那之间、智慧与静虑之间的分别，同时它又必须以二者为基础。
我如此简略地解释了般若之后，又把《心经》逐句解说一番。宏用和众比丘尼向我躬身致谢。正要离开的时候，宏用告诉我，净慧托她带话，邀请我参加念诵《大般若经》的法会。我本来另有打算，但这样的邀请是无法拒绝的。于是约好，第二天下午我们一起去柏林寺。
我回到泰德的公寓，等我的朋友莫德伟下班后来接我。莫德伟是美国驻华使馆的一等秘书，曾经和我一起在台湾待过。他接上我，开车出城，向机场方向驶去。德伟的儿子在北京顺义国际学校读书，今晚他要参加一场学校举办的音乐会。一百多个孩子演奏着各种西方管弦乐器，虽说这是在中国，可是根本看不见古筝、琵琶和二胡之类的乐器。德伟的儿子演奏的是鼓。他们的水平都不赖。五年级的时候我也学过小提琴，不过我真正的爱好是玩弹球——尘土飞扬的户外，铺着地毯的客厅，都是我战斗过的地方。我不禁回想起心爱的玛瑙石弹球，想起当年令人难忘的告别赛。它们曾经带给我太多快乐。我把它们都扔哪儿去了？我不禁出神痴想，自己当年是因为什么抛弃了它们。大概是电视罢。不太可能是小提琴。
从音乐会离场的时候，我见到了德伟的妻子懋华。她坐在音乐厅的后排，一开始没看到我们。我们都有点饿，没有坚持到音乐会结束便中途离场，去了附近的一家马来西亚餐厅。懋华在惠普公司上班，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她就在那儿，现在已经做到了中国区市场部经理的位置。她总是能同时做两件事——我指的当然不是一边走路一边嚼口香糖，而是同时跟两个人对话。这会儿她正同时跟三个人对话：她老公、儿子，还有我，而且三场对话之间毫不相干。如果我试着这么做，就会觉得自己的魂丢了一半。我一直没能学会那种轮流把三四个球抛向空中的杂技。我已经完全不记得那天晚上我们说了什么，吃了什么。当然，除了美味的沙嗲。对了，还有椰子布丁。
吃完饭已经很晚，赶回泰德那间热得要命的公寓不太现实，于是德伟夫妇留我过夜。他们就住在附近的一处别墅小区里，这个由一百多幢带花园的独立住宅组成的居住区有个英文名字，意思是“河畔的花园”。开发商是个台湾女人，她自己也住在小区里，她的房子占了整整一个街区。我们开车经过她门前，看到卧室还亮着灯。懋华低声告诉我：那女人离过婚，而且还很漂亮。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而且还要压低声音。不过他们没让我就地下车——我只能按着他们的提示往下想，想象自己敲开房门，跟女主人搭讪说，能跟你喝杯酒么？
第二天一早，我在德伟家的客房里醒来，跟他一起回到城里。下雪了，北京城一时之间安静了许多。在泰德的公寓门口，德伟把我放下，我上楼待了几个小时，然后出门打车去找明尧、明洁和比丘尼们。我们乘着由三辆黑色奥迪组成的车队离开了北京。司机们在高速路上的车流里以一百二十公里的时速呼啸穿梭。三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位于赵县的柏林寺。
公元858年，从谂和尚结束了他二十多年的云游生涯，驻锡赵州城弘法，成为禅门一代宗师，世称赵州禅师。赵州就是今天的赵县。从高速公路上下来，我们得知通向柏林寺的大路因为修下水管道而封路了，只好迂回至县城南面，恰好路过赵州桥——这是世上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建于公元600年。关于赵州禅师的公案里曾提到过此桥，有人问赵州：“如何是石桥？”师曰：“度驴度马。”——这就是我所说的禅宗对待语言的态度。语言在此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可是仍有成千上万的禅门弟子坐在蒲团上冥思苦想，试图领会禅师给出的答案之中的微言大义。或者再举一个著名的例子，有人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赵州回答说：“无。”在另一个场合，有人问了同一个问题，他的回答却是：“有。”过了赵州桥，我们开上了一条土路，钻进县城里的一片旧城区，七拐八拐之后，终于到了柏林寺。
下了车，就有一名僧人引着我们走过错综复杂的长廊，来到寺院最里面方丈居住的院子。柏林寺的方丈明海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不久，他就出家做了和尚。他的才华很快得到净慧的赏识，2003年，净慧把方丈之位传给了当时年仅三十五岁的明海。此刻，他站在门口欢迎我们，把我们带进客堂。
净慧正在房间的最里面和几个富有的施主交谈。他一看见我，就站起身冲了过来，拉着我在他身边坐下。净慧总是抓着我的胳膊，带着我到处走，就像我奶奶。
净慧问我最近在干吗，我告诉他自己刚刚翻译完《六祖坛经》。我还主动提到，译稿参照了新出的杨曾文编《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净慧闻言皱起了眉，并且大摇其头。于是，突然之间，我想起他曾经写过一本关于《坛经》的书，去年还送了我一册。
《坛经》的关键在于一则偈子。禅宗五祖弘忍大师有一天交代弟子：谁能作出体悟佛性的偈颂，就把禅宗的衣钵传给他。弘忍的大弟子作了一首：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
勿使惹尘埃。
另一名负责舂米的初学弟子看见这首偈子，也回了一首。这名目不识丁的弟子名叫惠能，他的偈子是这样的：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佛性常清净，
何处惹尘埃。
弘忍从惠能的偈子里看到了真佛性，于是惠能成了禅宗历史上最著名的第六位祖师。他的道场将是我此次朝圣之旅的倒数第二站。突然之间，在我满是尘埃的心中分明看到，朝圣之旅上尘土飞扬。
正文 第一章 不立文字（8）
9:36:56 1351
净慧打断了我的走神。他告诉我，敦煌发现的《坛经》所录惠能诗第三句是错的，正确的版本应该是“本来无一物”（晚出的版本都写作此）。这一句是禅宗的根本。但是，让净慧烦恼的是，敦煌发现的两个《坛经》手抄卷子比后世通行的版本更古，都写于惠能圆寂后一百年之内。这里出现的分歧基本上就是后世佛教大乘空宗与唯识宗之间争论的关键所在，可现在净慧批评我翻译了“错误”的版本。我一时无语。他却突然再次抓住了我的胳膊，大笑起来，仿佛是在说：“跟你开玩笑呢。上当了吧！”
幸运的是，寺院里宣布开饭的斋板突然响了起来。我们全都站起身，向专供方丈的客人使用的斋堂走去。自助式的午餐十分美味，我吃完一轮又去盛第二轮。以前来中国旅行总能让我减肥，现在不会了。饭后，一名僧人领着明尧和我，还有另外两名居士到房间休息。这几个房间通常是给挂单的僧人准备的。时间还早，但是因为房间里太冷，所有人都上了床。我把身体紧紧蜷缩在一床十斤重的厚棉被下面。窗外，有人在燃放鞭炮庆祝即将来临的般若法会，但我还是很快就睡着了。明天将会忙个不亦乐乎，早课凌晨三点开始，预计会有数千人参加。我决定行使自己作为客人的权力，睡个懒觉，等到太阳出来，外面暖和了之后，再去参加《大般若经》的集体念诵不迟。
我的如意算盘落空了。2:45，明尧把我叫醒。到时间了，他说，法会开幕的仪式就要开始。我不想动，但是作为一名客人，是不可以说“不”的。看见我还在磨蹭，明尧又说，“老和尚”，也就是净慧，特别说明希望我能参加。我赶忙钻出热被窝下了床。我是穿着袜子睡的，所以只要套上裤子和鞋，就可以抓起衬衣和大衣一边穿一边半梦游地向外走。不过刚走到室外，我立刻醒了。空气冷得彻骨，漫天繁星都仿佛被冻得直哆嗦。
我扣上衬衫的纽扣，拉上大衣的拉链，跟着明尧穿过一个足球场般大的院子，来到一座巨大而冰冷的佛堂。里面已经来了上千人，还有更多人在我们身后陆续赶来。大殿的一端靠墙立着五座巨大的鎏金佛像，另有一万尊一尺高的佛像布满了所有墙面。这是我见过的最大佛殿，建造它据说花费了三千多万人民币。
我很快发现，净慧确实是希望我来参加。佛堂中间放了一百零八张小桌子，每张桌子都铺了黄色的锦缎，上面放着一套三只细致的瓷钵：中间那只用来烧香，左边那只放着檀香粉末，右边那只装着整支的檀香。瓷钵后面是一只木制的读经架。除此之外，每张桌上还放了一张卡片，上面用汉字写着人名。我被人领着来到一张桌子前面，看见卡片上写着：“比尔”。这下逃不掉了。
我痛恨仪式。小时候，我痛恨教堂；后来，我痛恨军校；再后来，我痛恨军队。1967年3月，在撤军回国前的最后一天，军士长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我是他见过的最差劲的士兵。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我不喜欢仪式。在我看来，所有的仪式都跟巫术差不了多少，虽然也许并不都是又唱又跳。而现在，我坐在一万尊佛和数千名也许即将成佛的人中间，向十方神灵祷告，乞求法会得到佑护。我后来听说，佛堂里挤进了三千人，门外还站了一千多。我猜想所有的仪式目的都在于此：聚集更多的参与者，让众人形成一种集体归属感。而我一旦意识到自己成了集体的一部分，就立刻生起夺路而逃的念头——这一定是我前世的业障。
正文 第一章 不立文字（9）
9:36:57 860
一开始还不算太糟糕。所有人都还在从睡意中醒来。我忙着点燃檀香，把它们插进香炉，然后在上面铺撒檀香末，时不时还要停下手里的忙活，跟着大家一起诵经和顶礼。过了一会儿，我决定把檀香像点篝火那样层层叠叠地架起来，好让它烧得更旺些。一名和尚发现了我的小动作，走过来把篝火扑灭了。仪式期间不准贪玩。
一百零八只香炉里升起的檀香烟雾和几千人呼出的水汽充满了黑洞洞的佛堂。按理说，这么多人的身体应该能让佛堂里渐渐暖和起来，但我的手脚在第二个钟头完全失去了知觉。唯一让人感觉到些许放松的是顶礼的过程。伏下身，让前额贴住蒲团，眼睛盯着蒲团上刺绣的荷花，我的意识仿佛也因此出淤泥而不染，带着荷花的香气慢慢升起，消失在烟雾缭绕的空中。偶尔，我能跟上众人的节奏，念一段经文，但大多数时候我只是摇摇欲坠地干坐着，等着仪式结束，仿佛一朵夏日将尽时的残荷。经过漫长的三小时，仪式终于告一段落——但只不过是中场休息。接下来是一小时的早饭时间。
早饭吃完，所有人重新回到佛堂，开始念诵六百卷的《大般若经》。我匆匆跑去卧室，穿上我的秋裤，又匆匆跑回，刚好赶上钟板敲响，法会正式开始。至少这回不会被冻僵了。
放在我面前读经架上的《大般若经》是第五百一十至五百一十三卷，旁边几张桌上放着跟我同样的经文。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如果有人走神，诵经不至于中断。我开了一会儿小差，读了第五百一十卷中的几段，它们在标准版《大藏经》里位于第604页的最下方：
尔时，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欲界、色界天子，各以种种天妙花香，遥散世尊，而为供养。来诣佛所，顶礼佛足，却住一面，俱白佛言：如来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何为相？
尔时，佛告诸天子言：天子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空、无相、无愿为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造作，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性无相。非断非常，非一非异，无来无去，虚空为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如是等无量诸相。天子当知，如是诸相，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依世俗说，不依胜义。
正文 第一章 不立文字（10）
9:36:59 505
我反复读了几遍，特别是最后一行：“天子当知，如是诸相（也就是前文所说的那些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的无相的相），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依世俗说，不依胜义。”佛祖使用语言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放弃语言。如果佛祖根据般若波罗蜜多的“胜义”来教导我们的话，他必定不会使用语言，那样的话，眼睛、耳朵、鼻子、舌头将一无用处，佛堂里也就不会有数千名想要成佛的听众。这一切不过是某人茶杯里的幻影。很可能是赵州禅师的茶杯——赵州禅师不仅修建了柏林寺，还把茶引入了禅。
就这样，在我们用世俗语言表达胜义的集体诵经声中，世俗与神圣融为了一体。接下来的一段按规定是众人在心中默念，可以站着也可以以跪拜的姿势，快慢任意，只要自己觉得舒服就好。没过多久，默念变成了喃喃自语，然后喃喃自语声越来越大，很快，佛堂里喧闹起来，仿佛变成了宠物店。念诵《大般若经》的进度比我想象中快得多，不到两小时便已结束。不过接下来又念了一小时，念的是为法会捐钱捐物者的名字：“无量功德保佑某某某。”然后是三鞠躬。数百名供养人的慷慨由此得到了回报。
终于结束了。僧人们鱼贯而出，我紧跟在他们后面，搭车回了北京。
正文 第二章 不见如来（1）
9:37:00 1076
第二章不见如来
尝试过以语言体悟佛心之后，接下来该试着感受一下具体的形象了。这项任务在北京也能完成，但是我想去见识一下中国人迄今为此所做的最伟大的尝试。
佛祖曾经问他的弟子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不？”（《金刚经》）他是在提示弟子注意观照自己的内心。但是对弟子们来说，观瞻佛祖真容远比观照内心要容易得多。面对佛像，弟子们想象着自己仿佛也拥有了种种妙相：金色的皮肤，整齐的仪容，目光清静，光照身而行——对外表的执著不仅令普通人烦恼，也同样烦恼着那些想要从欲界红尘中解脱出来的修行者。佛陀入灭后一千两百年，禅门临济宗的开山祖师临济义玄如此教导弟子：“逢佛杀佛，逢祖杀祖。”这也许是个办法。但我和佛祖没什么过节，我不介意见到他。北京以西约三百六十公里之外，长城脚下的边塞古城大同是我这次打算探访的地方。
我考虑过坐火车前往。但是在中国乘火车总是麻烦多多——并不是火车旅行本身，而是买票的过程，尤其是如果你想买到一张座位票的话。长途汽车的票价要贵一点，但是往往更快，更舒适，班次也更多。北京城里的长途汽车站有六七个之多，我打过问讯电话，找到了正确的那一个：六里桥长途汽车站。但我发现，从泰德的公寓到六里桥，要穿越半个北京城，而且那地方没通地铁。出发前，泰德带我去了趟女人街附近的旧货市场，花八十块钱买了部旧手机，又充了八十块钱话费。跟泰德道别时，我祝他好运——他正打算拍一部关于皮影戏的纪录片——然后奢侈了一把，打车去了六里桥长途汽车站。司机选择走三环，因为这样虽然绕远可速度快。他说的没错，我们开到六里桥只用了半个钟头，但车费达六十元之巨。
车站刚刚翻修过。它的表面被玻璃幕墙包裹了起来，而内部的装修更是气派，售票处已经是电脑联网的了。不到一分钟，我买好了车票，十分钟以后发车，刚好还有时间上趟洗手间，再买瓶茉莉茶饮料，一包花生。开往大同的长途车每小时一班，票价不过八十一块钱。
与车站相比，大巴的崭新程度不遑多让。尽管是周末，车上却只有十来个人。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在中国能遇上一辆空荡荡的大巴实属难得，一辆崭新而又空荡荡的大巴则无疑是稀世之珍。大巴的后排座位都空着，我走过去坐下，几乎有受宠若惊的感觉。然而紧接着，我抬眼看见了前方高悬的车载电视和DVD播放器，更注意到每个座位都安装了微型扬声器，心中大呼不妙。不出所料，我们刚一出发，电视里就开始播放电视剧，但总算老天有眼，司机把音量开到足够低，随着车速越来越快，公路上传来的噪音迅速淹没了它。
正文 第二章 不见如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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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巴从三环的西段开向北段，然后拐上通往张家口的高速公路——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就是在张家口拍摄的。出城不久，高速公路进入山区，开始蜿蜒起来，八达岭长城在窗外闪现。旅游部门统计过，八达岭每年接待的游客都在四百万到五百万之间。如果把这些游客全都抓了壮丁，让每个来访者为长城添一块砖，只需一块，就可以迅速重新修建一道东至大海、西抵大漠的长城。我在车里胡思乱想着。经过过去几天的奔波和一场小感冒，我的身体还没从疲劳中恢复。大巴驶过八达岭出口，我试图读一本中国佛教造像史方面的书，但很快便告放弃。最后，我拿出国航赠送的小枕头，靠在车窗上睡着了。
没有人知道佛陀的追随者何时开始为他们的导师造像。根据一部被许多人认为是佛教早期大众部传本的佛经记载，佛陀成道后，曾升至须弥山顶的天界，为他的母亲说法三月。在此期间，附近的两位国王命令手下工匠造佛像两躯，以此稍解弟子们内心之中因佛陀的短暂离去所带来的空虚与不安。两座佛像均与佛祖等身大小，一座以牛头旃檀木雕就，另一座为黄金铸成。（《增一阿含经》卷二十八）
佛陀入灭于公元前383年①，而《增一阿含经》修成于此后的二三百年间，其中所述事迹真假难辨，但不管怎样，我们仍能由此看出佛陀的形象对于他的追随者而言有多么重要。从已知的考古资料来看，最早被用来象征佛陀的并不是他的肉身形象，而是那些暗示其存在的事物：佛陀于菩提伽耶成道时为他遮阴的那棵无花果树，说法时趺坐其上的狮子座，象征佛法“八正道”的有着八根辐条的法轮，装有佛骨舍利的堵波，或者象征他已出离尘世的脚印等等。直到公元前一世纪，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的工匠们才开始逐渐从这些含蓄的象征转向直接刻画佛祖肉身形象，大夏（今阿富汗）和秣菟罗（今印度北方邦）的工匠们也在公元一世纪和稍晚些时候分别步上犍陀罗的后尘。
在这些最早的造像中，佛陀头盖骨中部的隆起被刻画为螺发盘旋的肉髻，耳轮模仿年幼大象的特征，双臂颀长宛如猩猩，眼廓的形状则像莲花瓣一般。佛陀穿着通肩式的袈裟，他通常站着而不是坐着，右手施无畏印，仿佛在跟众生打招呼。学者们至今仍在争论这类人性化艺术造型的文化渊源（是印度本土的还是源自希腊？），而在此之前，印度次大陆的造像仅限于刻画地方神。尽管《增一阿含经》这类早期大众部经典中记述了为佛陀造像的事迹，但在佛陀最初的教导中，教法是比导师本人更为重要的。我们在另外一些早期佛经，比如《相应部》之中，就可以读到这种对偶像的回避态度——佛陀对弟子跋迦梨说：“见法则见我，见我乃见法。”（上座部巴利藏经《相应部?犍度篇?八七?第五?十三》）
正文 第二章 不见如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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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佛陀还告诉弟子，在他入灭后五百年，佛法的追随者们就会从教法本身转向对形象的痴迷。他说对了，而且他们并没有等那么久。仅仅到了公元前一世纪，犍陀罗和大夏地区的印度希腊王国以及贵霜王朝的统治者就在他们的棺材和钱币上浮雕了释迦牟尼的形象。随后的两个世纪里，秣菟罗地区又涌现出更为精致的石雕佛像。
这一切并非偶然。大乘佛教就崛起于大夏、犍陀罗和秣菟罗所在的这片土地，这一派的佛教徒倡导通过积累功德，而不是寂寞艰苦的修行，最终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当地的统治者和商人很快开始资助这种新兴的、向世俗开放的佛教运动，佛陀的形象也随之变得典雅高贵起来。到了四、五世纪，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神，而是作为宏伟而万能的超级偶像出现了。如今，阿富汗巴米扬的大佛已经化为齑粉，佛教徒早年为佛祖树立的巨大造像，也就只有在大同还能一窥究竟。我一路向着它飞驰而去，直到售票员把我从梦中叫醒。
开出北京两小时之后，大巴停在一个中石化的加油站，让乘客下车放水。尽管中国的石油工业已经向民营资本开放，中石化仍然基本垄断着华北市场，不过它的加油站总算也开始提供抽水马桶了。在过去，厕所的全部只不过是一道墙围着一条沟。同车的乘客们都抓住机会向厕所冲去，我换了个姿势，打算接着做梦，但没能成功。通常，长途汽车中途停车，会至少给乘客留出一根烟的时间，可是人们刚刚从厕所冒出头来，这辆车的售票员就大喊着把他们赶回了车上。于是我们继续赶路。
快到宣化出口的时候，我们离开京张高速，进入宣大高速往西南方向驶去。在中国的路牌上，高速公路对应的英文是“expressway”，而不是“freeway”①，因为一切重要的交通线在这里都是收费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才得以如此迅速地建成完善的道路系统。无论收费几何，我相信物有所值。当然，那些超载的大货车一刻不停地摧残着这些高速路，但普通公路的状况更糟，常常满布陷阱。以前在中国乘车旅行，平均时速能达到四十公里我就谢天谢地了，如今有了高速公路，大巴轻易就能开上九十公里，而私家车常常时速超过一百公里。虽然高速公路让旅途少了几分探险的乐趣，但同时也的确让长途旅行变得更加靠谱。
继续前行，公路将泥河湾盆地干枯而广袤的地表撕开，横穿而过。在最近几年里，这里成了古人类和古生物学家的乐园，对于学者们来说，泥河湾已成为比周口店更为重要的地点。就在这距离北京一百二十公里的高速公路旁边，考古学家将中国境内早期人类活动遗迹的出现时间前推至一百七十万年前，比周口店早了一百多万年，从而成为世界范围内已知最早的人类起源地之一。
正文 第二章 不见如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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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与路旁的景致同样荒凉。路上甚至看不见一辆大货车。一片死寂。偶尔，窗外冒出一两条河流，它们出现在这不毛之地让人感到惊讶。河水还没化冻，黑白两色的喜鹊在冰面上蹒跚跳跃，寻找着冰层的裂缝。在一条河中央，有个老头把冰面凿了个洞，坐在马扎上垂钓。过去曾经啸聚于这片土地的游牧民族对于开春的第一场渔获非常重视。吃了一冬天的羊肉，这时候能来条鱼当然是打牙祭了。
除此之外，枯黄的视野里仅有的变化就剩下去年秋收之后农田里残留的秸秆和随风飘散的塑料袋了。进入大同之前，我们终于看见了一点绿色的东西。那是一片绵延数公里的松树林。它看上去简直不合时宜。驶过松林，我们又重新回到枯黄的世界。
自从印度板块向北漂移切入欧亚板块，将中亚抬升起来之后，季风就再也没有光顾过这片土地。它变得一天比一天更为干旱，但这并不是一片沙漠，或者至少还没变成沙漠。它位于一片曾经广阔无垠的大草原的最南端，游牧民族曾在这里逐水草而居，同时觊觎着附近那些居住在土黄色城市中的居民拥有的财富。中国的早期历史就是这两群人的关系史。
游牧民族并不是由新石器时代的采猎者演化而来，他们形成于成熟的文明社会，或者至少是在文明出现之前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人类学会了驯化动物，开始豢养家畜，而马、牛和羊这类家畜的饲养需要广阔的草场放牧，游牧民族由此出现。农业文明与游牧社会长期处于紧张关系之中，但他们却又互相依赖。游牧人需要文明世界出产的谷物和诸如织物和金属器具一类的产品，文明世界则渴望获得游牧人拥有的马匹和皮革，但他们更渴望得到的则是游牧人的军事技术。游牧民族正是靠着他们的军事才能，才从农业居民那里掠得物品和财富，而定居在黄河流域的农业中国人也同样依赖游牧民族的军事技术与敌人抗衡——他们的敌人不仅来自北方草原，也来自农业文明内部。
公元前三世纪，当中国在秦帝国的统治下第一次结成统一的政体，它的游牧邻居也缔造出了第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匈奴。随着中原王朝的兴亡，草原上的部落联盟也经历着分分合合——匈奴之后是鲜卑，鲜卑之后还有突厥 大多数时间里，中原的王朝总是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拓跋鲜卑首次打破了这一局面，他们不仅攻破了农业文明的防线，并且征服了中原，在公元386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非汉王朝——北魏。拓跋氏的鲜卑人早已湮没于历史，但在其故地，鲜卑人的遗产依然有迹可寻。离开北京四个半小时之后，我们终于抵达了拓跋鲜卑王朝的故都。
正文 第二章 不见如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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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大同汽车站之前，我先在车站里找人打听了下一个目的地——五台山的发车班次。先把退路找好，这是我老早就养成的习惯。售票窗口里的女士说，每天只有一趟去往五台山的班车，早晨七点半出发，上车地点在另一个车站。我把这些都记在小本上，出了车站，把背包扔进一辆等在门口的出租车，告诉司机：给我找间像样的旅馆。旅途才刚开了个头，我的内心正豪迈得不行。
大同已经完全变了样子。我上次来访时还是1989年，那会儿的人们如果要乘公共交通工具，可以在马车和公共汽车之间做选择，它们的共同之处是车身上都刷着诸如“在党的领导下阔步向前”之类的大字标语。
出租车司机显然过高地估计了我的实力。他带我去了花园大饭店——他眼里的“像样的旅馆”。这家四星级酒店一晚住宿的价格是四百二十元人民币，大大超出了我这名“老外”的支付能力，两位年轻的前台小姐对此大感惊讶，不过她们依然热心地帮我联系了云冈宾馆——三百六十元，还是太贵。最后，她们带着几分不情愿，向我推荐了泰和春，但又忧心忡忡地指出，那只是一家三星级宾馆。她们几乎要为让我如此屈尊而感到羞愧了。泰和春一晚只要二百元，而那正是我心目中的理想价格，它位于大同城的东边，不过反正城市也没多大。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到了。办完入住手续，我回到车上拿我的行李，然后跟司机商量包他的车。最终谈好的价格是一天一百六十元，大约相当于北京的三分之一。
二百块的房间相当超值，连地毯都是干净的，一个烟疤也没有。饮水设备已经和中国的大多数旅馆一样，不再是从前的暖瓶，换成了电热水壶。恭喜过自己之后，我用水壶烧了点开水，一边等水开，一边打开行李，拿出茶具：一只橘子大小的陶壶，两只小瓷杯——一只给我自己，一只留给客人，或者两只都给我自己。茶叶是一包台湾乌龙。除此之外，还有我从西雅图对面的班布里基岛上一家两元店里淘来的圆形手工木托盘。盘底上刻着一座山，山上立着一间俯瞰瀑布的小亭子，还有一首到现在我也没看明白的日文诗。做这只托盘的人大概和我一样，总在幻想另一个世界。这是我在旅馆度过的第一个晚上，我尽情享受着眼前的奢华。
第二天早晨，为了通便，我改喝了咖啡，并准备好去见识拓跋氏鲜卑人的成就。和许多游牧民族一样，鲜卑人的宗教信仰中充斥着萨满的成分，但是也像其他征服了定居居民的游牧民族一样，作为征服者的鲜卑接受了被征服者的信仰。拓跋氏尤其看重佛教。他们不仅支持佛教僧侣的活动，更宣称“皇帝即如来”，以此牢牢控制了笃信佛教的子民。
正文 第二章 不见如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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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安排也有不利的一面。僧侣和寺院因为免于征税，成了许多人逃避赋税的避难所，而那些没有选择逃避的人则因此背上了沉重的负担。终于，在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忍无可忍，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灭佛运动。寺院被捣毁，没来得及逃走的僧尼被强迫还俗。然而就在452年太武帝去世之后，他的孙子，继位的文成帝立刻掉头开始修复那些被他祖父毁掉的寺院。他还在都城西面的砂岩峭壁上启动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佛教艺术工程。这片名叫云冈的山崖被当地人视为圣地，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寻找神迹的地方。文成皇帝则在这里用石头雕刻出了自己心中的神迹。
最初的方案由文成帝指派僧人昙曜负责筹划，这一方案包括开凿五座洞窟，每窟中供奉不同的佛像，以此象征佛祖拥有的五种智慧：法界体性智，大圆满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和成所作智。因为石窟由皇家出钱开凿，于是窟中的五座佛像分别按照拓跋氏已逝的四位皇帝和文成帝没能当上皇帝的父亲的容貌雕刻。正所谓“皇帝即如来”，这些造像用石头重申了鲜卑人的主张。根据皇家的记录，有超过四万名工人参与了工程，招募的工匠来自丝绸之路沿途各地，甚至远达印度。工程开始于460年，到了全部完工的524年，云冈的峭壁上已经被凿出五十多个洞窟，里面雕满了五万多尊佛像。到了唐朝，来自中原的工匠又为云冈增添了一些佛像，但除了其中的一尊巨型阿弥陀佛造像，其他都无法与拓跋氏的成绩比肩。
正文 第三章 无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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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无山
收拾好行李，下楼退房的时候，值夜班的前台还在睡觉。六点刚过，三月初的大同依然笼罩在夜色之中，只有东方地平线上泛出微弱的曦光。开往五台山的班车七点半出发，但我有了一项临时计划。昨晚，我在旅馆房间里的一本旅游手册上看到，大同城北五公里处有一座鹿野苑石窟，又被称为“禅窟”。
中国人说到禅，通常指的是入定冥想的禅修，而不是菩提达摩所开创的禅境。这并不奇怪，禅最初的含义就是入定。也许中国禅宗的创始人在此曾留下足迹？我的好奇并非全无根据。根据唐朝和尚道宣（596－667）留下的记录，菩提达摩于公元475年前后从印度南部渡海到达广州。在南中国当时的刘宋朝廷，他没有获得期望中的礼遇，于是一路向北行去。如果文献记载无误的话，五世纪晚期访问中国北方的达摩肯定来过大同，因为此时的大同正是占有整个北方的北魏王朝之首都。直到公元494年，鲜卑人才将都城迁至洛阳，达摩很可能也在那时随着他们一道去了洛阳。不管怎样，前往禅窟拜谒一番是必要的。
旅馆门前的大街上阒无一人，等了二十分钟，终于驶过一辆出租车。司机虽然听说过鹿野苑石窟，但他从没去过。我们共同掌握的唯一线索是它在城北。于是，我们就沿着城外向北的大路开去。这是一条还没有完全修好的公路，一路上异常颠簸，而且路程显然远远不止手册上宣称的“五公里”——如果它不是谎报军情，那就是从市区最北的边界开始计算距离的。
大约开了十公里，公路在小石子村外分出两条岔路，左边是铺好的公路，右边是土路，我们选了左边那条。路牌显示这条路通向新荣——天知道那是哪儿，连司机都没听说过这个地名。公路进入了一座山谷，并开始爬坡，我开始担心，照眼下的情形，别说找不着达摩用过的蒲团，连五台山的班车也赶不上了。又开了两公里，路边出现了一个不起眼的标志。停下车仔细观瞧，上写：鹿野苑禅窟。路标后面，就在山路转弯处上方的一道山崖上，立着一座小庙。
司机告诉我，他之所以听说过这地方，是因为有朋友到这儿来上过香。与大多数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一样，司机本人仅有的宗教活动只包括逢年过节时给自己的祖宗上几炷香，烧点纸钱。对他来说，一个人跑这么远来烧香是件不可理喻的事情——干吗不在家烧呢？这是个好问题，但眼下没有时间深入探讨了。我感兴趣的是那座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庙里的石窟。
司机又说，他那些来过的朋友曾经告诉他，石窟在庙后面的山谷里，有的石窟里面有佛像，有的没有。我一面猜想着到底有佛像的石窟是禅窟，还是没有佛像的是，一面从背包里掏出闹钟（我没带手表，看时间和按时起床都得靠它）。已经6:50了。也就是说，出租车开到这里花了半小时。达摩也许会在这儿停留更长时间，但我必须撤了。我拿出GPS，记下此地的坐标，决定下次再来。回到车上，司机在坑洼的路面上一路狂奔，赶到长途车站时，才7:15，去五台山的大巴正在车场里停着。我额外给了司机一笔小费，然后跑到售票窗口，花六十二元钱买了张车票。还有几分钟时间，我又在路边的早点摊上买了张刚摊好还热乎的鸡蛋灌饼，这才跟着其他乘客一起上了车。
正文 第三章 无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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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还在热车，我走过去问他，为什么每天只有一班车去五台山。他告诉我说，从四月到十月是五台山的旅游旺季，那时候每天有四班车，而这会儿才三月。车上装着大概十名乘客，没有一个人是去五台山旅游的。我在车厢后部一人占了两排座位——一排给我自己，一排放行李。大巴的最后两排座位和中间的过道都埋在了堆积如山的纸箱下面，纸箱里装着素虾、素蟹、素干贝、素鲍鱼、素肝、素糖醋排骨……一切以豆制品和面筋制成的素斋美食应有尽有，它们都来自深圳的一家工厂，是为香客们准备的。
五台山是黄河以北最为著名的佛教名山，也是所有佛教徒朝圣之路上必不可少的一站，但三月显然不是理想的季节。大多数朝圣者选择在夏季造访，而石家庄、太原或者大同则是他们经停中转的主要驿站，五台山与这三座城市的距离都在二百公里之内。也就是说，我乘坐的这趟班车将在中午之前到达——但这只是在途中一切顺利的前提之下。
开车后没多久，我注意到地板上有裂缝，透过裂缝可以直接看到车下的路面。还没出城，两条腿已经冻得失去了知觉，我从背包里掏出羊毛袜套在脚上，总算聊胜于无。几分钟之后，车厢里传来一股燃烧橡胶的怪味，紧接着，靠窗的座位下面开始散发热量。看来是有人向司机投诉过了。然而好景不长，脚趾刚开始恢复知觉，暖气就消失了。接着，大巴开始不断抛锚，大概有六七次之多。每次抛锚停车，司机就把驾驶位旁边的发动机罩掀开，在变速箱或者连杆上拨弄几下，我看不太明白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以前在军校里学过的汽车机械常识，自从我逃出军队之后就全忘了。我曾经在佐治亚州本宁堡军事基地的吉普车机械学校当过汽车兵。培训期结束前的一个星期，我们全班接到了被派往越南的通知。所有人都欢呼雀跃。一帮半大小子就要上阵杀敌了，而敌人都是些看起来比隔壁邻居还要安详的人。同学们为此表现出的热情让人难以置信。那是1964年夏天，电视里还没开始出现大批尸体袋被运回的镜头。那年春天，我刚从大学里退学（这已经是我第三次退学了），正好接到服兵役通知。国家规定的服役期限是两年，而我主动要求多待一年，条件是把我派到德国去。在当年，服兵役是可以谈条件的：只要答应多干一年，就可以挑选地点和专业培训项目。结果人算不如天算，突然冒出个越南，之前谈好的一切自然只能作废。第二天，我就离开了本宁堡基地，那天刚好是发饷日。
一名二等兵的月饷在当时是七十八美元。有了这笔钱，再加上头两个月的节余，足够我逃出佐治亚州，搭顺风车横穿美国了。过了不到一个月，在经历了一场车祸、一次拘留和一个女色狼的骚扰之后，我被八月下旬的一场暴雪困在了蒙大拿州的公路上，饥寒交迫，穷困潦倒，风雪中一辆车也看不到。最后，我只好步行至附近的小镇，到警察局里去自首。局里的号子每间有两张上下铺，上铺已经有人了。我在下铺安顿好，转头要跟室友攀谈，结果他那副尊容把我吓得差点越狱。那是个已经几乎不成人样的流浪汉，他的脸上和身上布满了划伤、淤青和肿块。铁路警察把他从一列全速行驶的货车上抛了下去，后来，有人在铁轨边发现了他，于是送到警察局。医院才是他该去的地方，但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正文 第三章 无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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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警察开车把我送到蒙大拿州东部大平原上最大的城市迈尔斯城。接下来会怎样，我一无所知，只能做好最坏的打算。事实上，最坏的情况就发生在迈尔斯城监狱，那里面根本没有床，只有一排铁架子。运气好的话，你能找到几本杂志当枕头。这儿的人都不喜欢流浪汉。过了一个星期，军方才派人来把我领出去。那是无比漫长的一个星期，整整七个寒冷难捱的漫长夜晚——每天晚上你都会被监狱对面射击场上的枪声惊醒——和七个无所事事的漫长白天。我翻来覆去地看那几本兼职做枕头的杂志，里面尽是些关于怎样打猎、垂钓和到海底寻宝的文章。我打定主意，如果有朝一日能离开军队，定要如此享乐一番。
带我出去的人来自附近的一处空军导弹基地，他把我送上了火车。因为我是主动自首，所以军方也懒得专门派人过来押解我。四五天之后，我又回到了本宁堡，向我所在的小队报到。军士长问我为什么擅离职守，我一一坦白了我的理由。奇怪的是，他不仅没把我送上军事法庭，反而居然遵守了之前的约定，即使后来我在他手下依然吊儿郎当也没为难我。我先是被派到炊事班干了一个月，接着又去接受文职培训，然后就被派往德国的一个医务营总部服役。我的汽车机械知识也就此停留在开小差之前的水平：变速箱、连杆，不是变速箱就是连杆。
司机修着他的车，我胡思乱想着我的往事。在中国，我从不担心汽车抛锚。中国司机能自己解决所有故障。我们这位一开始只是用螺丝刀鼓捣了两下，车就又能走了。后来情况越发严重，他也认真起来，拎着钳子、扳手和一股金属线消失在车轮下面。半小时之后，他钻了出来，跳进驾驶室，车子又继续盘旋在山路上，翻过一座又一座巨大枯黄的山峰向大同东南方向开去。
开进第二道山脉的时候，我们在峡谷里看到了悬空寺。顾名思义，那是一座建在半空之中、悬崖之上的建筑。这里是所有前往山西的旅行团都会停留的景点，我自己就已经来过两次。尽管看起来像座寺庙，它的修建其实是出于军事目的：过去驻扎在附近的戍边军人常到此焚香祷告，祈求上天神灵保佑边疆安宁，免受游牧民族侵扰之苦。我们的车不是旅行团包车，因此并没有停下。从车窗向外看去，悬空寺的空中楼阁在晨曦中凌空危立，不似人间。
继续向前，车子开进了一条隧道，悬空寺消失在黑暗中。从隧道另一端冒出来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一座水库。冰冻的水面一片洁白，如同我在黄河源头见过的那些盐湖。冰面上没有轮胎印，也没有钓鱼或者滑冰的人，空寂的群山和肃杀的冰面之间一片苍凉。再往前行去，路边的田野中出现了几个挥着锄头，在去年残留的秸秆之间翻地的农夫，苍凉之气稍减。田边站着几头牛，眼睛正望着农夫，大概在猜想何时会轮到它们上场，开始新一年的劳作。我们还经过了一大群黑白相间的山羊，大概有五百只。羊肉是中国北方的无上美味。
正文 第三章 无山（4）
9:37:17 1073
在七十公里界碑处，我们经过青瓷窑煤矿拥有的一座附属矿井。农闲时节，农民们会到矿上挣点外快，还有些倒霉蛋一年到头在这里挖煤。蜿蜒的山路终于把我们送出这道山脉，然后向西进入一条无比宽阔平坦的山谷，那一定是远古冰川运动的杰作。司机突然又把车停下了。他跳出驾驶室，在一个车轮上踹了两脚。那条车胎在慢撒气。但仍然不必担心——中国的道路两旁，哪怕是再荒凉的地方，补胎的小铺子也随处可见。果不其然，前方几百米外的一座土坯房门口挂着块牌子：补胎。
司机找出千斤顶撬起车身，卸下轮胎，一路扶着它滚向土坯房，其他人都下了车，站在路边抽烟、放水或者活动着腿脚。我跟坐在我前面的一个男人聊了起来。这是个八十多岁的蒙古族老汉。在他干瘪的嘴里，我只发现了两颗牙齿。大概他每天只能就着稀粥吃点馒头了。他以为我是维族人，我以为他是藏族。互相搞清楚对方的身份之后，他告诉我，他认识五台山上一座庙里的喇嘛。每年春天，他都会去庙里修行一段时间，秋天再回大同去，如此坚持了七年。我跟他打听山上的住宿情况，他推荐了几家比较适合香客的旅馆。
我们正聊着，另一个蒙古族人走了过来，递给老汉一瓶白酒，老汉又递给了我。我笑着把酒瓶推了回去。这么一大早就喝酒太奇怪了，更何况还是在车上。另外，中国白酒是最让我难以接受的酒精饮料，只要想到它，我就能浑身一激灵。把酒还给老汉之后，我走开去和旁边的一名僧人聊天，他一个人站在路边，手里默默转动着念珠。僧人来自五台山的宝华寺，几天前到大同的华严上寺见了一些同修，现在正要返回五台山。宝华寺在北台的山脚下，靠近碧山寺。我告诉他我去过碧山寺，但从来没听说过宝华寺。他解释说，宝华寺里僧人不多，因此也没有多少香客——清静的道场好修行。他邀请我到庙里住上一段时间，但我已经有别的安排了。也许下次吧，我说。
司机回来了。装好轮胎，我们继续西行，开进破烂不堪的砂河镇，从满街的行人身边呼啸而过。每天有两趟从北京出发的列车经停砂河镇，卸下那些去五台山朝圣的香客和游人之后，继续开往终点站太原。1989年，我曾来过砂河，如今十几年过去了，镇上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一条大街从镇中穿过，镇上的一切都杂乱无章地堆在大街两边。有人向司机招手，但司机没有理会，继续向前开去。正常情况下，中国的巴士总是尽可能的拉客，也不管车上还有没有座位。现在碰上这么一位高傲的司机，让我感到很困惑。我自言自语地嘟囔了几句，被坐在前面的蒙古族老汉听到了，他转过头来为我解惑：在砂河镇坐车的人，只能坐砂河镇的车，这是这儿的规矩。
正文 第三章 无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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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循规蹈矩地开出了砂河，然后转而向南，沿着一条河往山里开去。道路在五台山北坡蜿蜒爬升，路旁开始出现积雪，河里的水变成了冰，再往前，路旁的积雪渐渐扩展到了已经结冰的路面上。每隔十几米就能看见一个沙土堆，大概是用来融雪的。也许本该接受老汉的好意，来上两口白酒的，我心想。就在这时，一辆微型越野车从山上冲了下来，将要会车的时候，它好像突然失去了控制，猛然转了一个二百七十度的弯，堪堪停在落差超过百米的悬崖边上。我们的司机为了躲避来车，也向道路内侧急打方向，一头栽进了路边的积雪堆里。
所有人都下了车，聚在一起察看险情。越野车里也钻出四个和尚，三个年轻的和一个年长的，他们都穿着正式的黄色僧袍。和尚们自我介绍说是竹林寺的，老和尚和其中一个年轻和尚要去砂河镇赶火车。四个和尚一边察看事故现场，一边不停地念着西方极乐世界教主的名号：阿弥陀佛。这是中国佛教徒用以应付一切场面的标准用语。大事不妙——没关系：阿弥陀佛。有好消息——别太激动：阿弥陀佛。一切境由心造，如梦幻泡影：阿弥陀佛。五台山也不例外：阿弥陀佛。开车的和尚钻进驾驶室，挂上倒挡，旁边的六七个人一起帮忙把车推回了路中间。另外三名和尚合掌行礼，向我们道谢，然后上了车，继续向梦幻泡影组成的五台山下开去。
送走了僧人，回过头继续解决自己的问题——人们先试着把车往前推，可陷在雪里的车轮打着滑赖在原地不肯动。我们又把车轮下的雪挖开，垫上沙土，还是打滑。最后，司机挂上倒挡，所有人一起使劲把车往回推，终于动了。我们回到车上，继续赶路。
越往上走，结冰的路面越多，车子开始明显出现侧滑。考虑到路边就是百米悬崖，没有人愿意继续待在车上了。所有人都重新回到路面上，跟在车后面步行，时不时还得推它两把。
结冰路面终于消失了，我们的运气开始好转。没过多久，车子翻过山口，进入到冰消雪融的五台山南坡，路况相当不错。一路蜿蜒而下，到了半山腰的五台山风景区售票处，车又停下了。门票七十五块。和尚、尼姑、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以及所有那些在五台山居住和工作的人都不用买票。而车上所有乘客都恰好符合这些免票条款，除了我。卖票的接过我手里的钱，热心地告诉我，再过不到两个月，进入旅游旺季，票价将会翻一倍。二十分钟以后，我们终于到达了坐落在五个“台”怀抱之中的台怀镇，其时已是下午三点多。路上一共用去了将近八小时。但不管怎样，总算到了。
室外的空气非常寒冷，呼啸的风声更格外增添了寒意。镇上人迹寥寥，除了三五个匆匆走过的出家人，就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还在坚持营业的当地生意人了。这时节即便有游客，此时多半也已乘车离开，或者钻进旅馆躲了起来。我谢过司机，向大街旁边的小巷里走去，去给自己找个地方落脚。不幸的是，看过的几家客栈都没有带浴缸的房间，而我实在是太想泡个热水澡了。最后，我放弃了在镇上寻找，往东过了一座桥，来到镇外。
正文 第三章 无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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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台怀镇隔河相望的山脚下，盘踞着三层楼的金界山庄。这是个二星级的宾馆，拥有上百个房间，门市价四百块。我显然是今天上门的头一个客人，因此即使还价到一百六十块，他们也爽快地接受了。把行李放在房间，我转身出门回到镇上，在书店里买了两本关于五台山的书，又去邮局发了封信——邮局居然礼拜天也开门——然后在小巷子里找了个网吧，上网查了查邮件。网吧里坐满了玩游戏的年轻和尚和半大小子们。
出了网吧，开始到处找饭馆。大街上走过来两名比丘尼，一来二去，跟我聊了起来。年纪大一点的比丘尼告诉我，她们来自中国最著名的尼众学院：五台山普寿寺。至于吃饭的地方，她们推荐了山西饭店，并且主动为我引路。到了饭店，两名比丘尼陪我一起坐了下来。她们已经吃过饭了，但并不介意跟我聊天。我于是拿起菜单，为自己点了一盘蒜蓉菠菜、一盘洋葱木耳炒土豆。
我问两位比丘尼：五台山上冬天如此寒冷，夏天又挤满了游客，为什么要在这儿修行？她们回答说，冷不是问题，多穿些衣服就好了；而游客从来不去她们的寺院，那里相当清静，是个修行的好地方。但这些其实都不重要，让她们选择五台山的最根本原因，是因为这儿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我问她们是否见过大智文殊菩萨本人，她们说不仅见过，还见过两次呢。她们还见过五台山著名的佛光。我问佛光和北极光有何不同，她们解释说，佛光更明亮些，而且它们主要出现在五台山的五座峰顶，尤其是南台。
饭馆的老板娘听见了我们的谈话。当她听说我打算明天上山，立刻插话说她的一个朋友有辆越野车，可以明天一早来接我。包车的价钱她不太清楚，我可以跟她的朋友直接谈。两位比丘尼在半年之前跟随她们的方丈、还有六十五个来自内蒙的居士一起，步行朝遍了五台山的每一座主峰。但毕竟她们是夏天去的。
吃完饭结账，花了二十七块，就五台山而言，价钱算是相当公道。我在饭馆门口和比丘尼道了别，目送两人穿过大街，消失在对面的一条巷子里。普寿寺在山上，但她们明天一早要搭长途车下山，所以今晚就在镇上的一座小庙里过夜。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西边天际泛起一抹紫色。我顶着满天星光走回了旅馆。
正文 第四章 无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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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无家
售票员把我从梦中唤醒时，我们已开出太行山，行驶在一望无际的黄河冲积扇上。这片平坦的冲积平原西起太行，东到渤海，北达北京，南抵洛阳，是华北平原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完全由黄河中的泥沙堆积而成。一百多万年以前，青藏高原的猛烈抬升造就了黄河，从那以后，它每年从黄土高原携带大量泥沙入海，最终填成这块三十九万平方公里的陆地。此时，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只无人看管的消防水龙，它以每年十亿吨的速度向大海喷射黄泥浆。公元前3000年左右，华夏文明就在这稳步扩张的泥浆帝国之中诞生。
车子开进了一家中石油的加油站。穿着蓝色制服的售票员宣布，下车放水的时间到了。我跟着她下了车，外面刮着漫天黄土，加油站看起来如同一部火星电影的外景地，又像是在做梦。我低下头，眯起眼，跟着售票员的黑色高筒靴向洗手间走去。
一个钟头之后，也就是离开五台山八个钟头之后，石家庄到了。我曾经多次乘车穿过这座千万人口的省会城市，却从没想过要在此停留，这次也不例外。石家庄只是我前往赵县柏林寺的必经中转之地，但此时天色已晚，我渴望着回到暖和的房间，洗上一个热水澡。我出了车站，拦下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帮我在河北省博物馆附近找间旅馆。每次路过石家庄，我都会冒出访问省博的念头，但从未付诸行动，这次机会来了。出租车开到了石家庄国际大厦，硕大无朋、装满河北省各种奇珍异宝的博物馆就盘踞在它对面的广场上。
国际大厦是一间四星级酒店，它那满铺着大理石的大堂令人望而却步，不料价钱却格外公道：二百九十块人民币。房间里甚至还配了台电脑。我试了试上网，没能成功，但好歹也算是见识了四星级的待遇。除了电脑之外，四星级的享受还包括一套细瓷功夫茶具和一只电茶壶。我立刻拿出乌龙茶，为它们找到了用武之地。正在烧水的时候，服务生敲门进来，送了我一盘水果。这种事情在我通常下榻的那些低星级甚至没星级的旅馆里可从来没发生过。
我手端茶杯凭窗眺望，为自己终于逃离尘土飞扬的室外感到欣慰。但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八个小时的长途车貌似让我的后背发生了点故障，我没办法挺直腰杆，只能弓着身子行动，而且必须咬紧牙关才能做到。问题不解决，还是不能踏实的休息。我出了门，下楼向门童打听附近的盲人按摩——这是中国盲人最为擅长的行业，中国的每座城市里都有一条街上汇聚着一群长于此道的盲人，但不幸的是，石家庄的盲人按摩一条街离国际大厦太远了，门童给我推荐了附近一家普通的按摩中心。
正文 第四章 无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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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穿过大街，向北走了几个街区，看到一块写着“健康洗浴”的招牌。推门进去，五个穿着白色短袖工作服的女人正挤坐在一张橘红色人造革沙发上。我的第一印象是，这里看起来像个妓院。我问她们“有没有按摩”的时候，自己先心虚起来。“当然有”，女人们回答道。真是明知故问，难道她们会说“不，我们这儿没有按摩”？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便推说我不想让女孩子给我按摩，便要转身离开。其中一个女人笑了起来，对我说她们不是女孩子。她说话的样子好像这事很可笑，于是我又回过头问价钱。她说按摩一节四十五分钟，十五块钱。我对自己说，这个价钱只可能是按摩，不可能是别的。给我报价的女人掀开一块白色门帘，把我带进房间，里面是四张铺着白色床单的按摩床。我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掏空口袋里的东西放在旁边的板凳上，然后脱鞋上床趴下。我向按摩女简单报告了后背肌肉痉挛的病情，接着她便投入了工作。
我们聊了几句。她的口音听起来与众不同，不像普通话那么硬。她说她的家乡是靠近朝鲜边境的一个小城。我问她为什么到石家庄来，她不肯说。按摩女的按摩手法极其娴熟，她看起来将近四十岁，绝不像刚入行的新手。她说做这行已经七年了。我开始琢磨，七年前她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让她走上另一条谋生之路？最先想到的是婚姻失败：她和老公一起来石家庄打工，离婚，于是不愿意再回家乡。但这也太烂俗了。我又突发奇想：会不会是牢狱之灾？那也太惨了点。而且她看起来性格开朗，不像是有过那种经历的人。我又重新回到婚姻失败的小事故上，继续推演着。
终于，按摩女打破沉默，把我从胡思乱想中解救出来。她问我是哪儿人。我本以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但看来并非如此。当我告诉她我是美国人时，她十分激动，立刻把她的四个同事都叫了进来，让她们猜我的身份。她们全都说“新疆人”。我再一次被误认为维族人，这都是那把大胡子的功劳。按摩女得意地笑起来，说她们都猜错了，我是美国人。她们不肯相信，直到最后付钱时，我拿出护照给她们看过方才信了。这家按摩中心离国际大厦咫尺之遥，我以为肯定曾有其他外籍人士光顾过，但她们说我是头一个。她们还特别留意了我的出生日期，然后说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至少年轻十五岁。听了这话，再加上刚才的按摩，我感觉浑身骨头大轻。弯着腰进来，挺直着出去，老夫焕然回到了四十五岁。
出门之际，我请按摩女推荐一个吃饭的地方。她跟我一起走到门外，隆重推荐了按摩中心隔壁的饭馆。那儿看上去挺干净，还铺着地砖——根据以往的经验，这说明饭馆很靠谱。它看起来像是家新装修的餐厅，以前可能只是个面馆，而现在则供应各种炒菜。屋里放着五张橘红色桌面的饭桌，一对年轻人占用了其中一张，一个小姑娘坐在另外一张前面做作业。小姑娘的母亲就是饭馆的老板娘，她站在柜台后面。我挑了张桌子坐下，她拿来了菜单。
正文 第四章 无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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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不知道如何在中国饭馆里点菜了。哪怕是街边的小吃店，也能拿出一本密密麻麻好几页的菜单，所有的菜名都让人眼花缭乱，只有熟客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实在懒得一道道菜问过去，就让老板娘建议几款。她推荐了一道煎蘑菇和一个青椒腐竹。听上去不赖。
老板娘下单去了，她女儿走过来，自我介绍说，她今年十岁，已经开始学英语了。她的词汇量还不足以向我发问，但并不因此胆怯。她用中文问我从哪儿来，在中国干什么 几乎什么都问到了。看得出来她是真的对我感兴趣。我很享受这样的谈话，巴不得饭菜慢点上。可惜事与愿违，我的菜很快端了上来，小姑娘也乖乖地回去继续写作业了。
老板娘的推荐棒极了，尤其是煎蘑菇。我向老板娘致敬，而她则向我传授了秘诀：她用的是特别适合油煎的双孢菇，而不是香菇。一盘煎蘑菇、一盘青椒腐竹，加上一碗米饭，一共十五块人民币，跟按摩的价钱一样。
已经节约了一晚上，现在该奢侈一把了。在国际大厦楼下，我走进一家哈根达斯，挥霍掉当日预算中省吃俭用出的二十八元人民币，换来一个抹茶口味的冰激凌球。我一面享受着这豪华的自我犒赏，一面恭喜自己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从五台山来到此地。我的腰板挺得很直。接下来的热水澡和我想象的一样热气腾腾。更有甚者，我终于又能洗衣服了。我是个快乐的旅行者。
次日醒来我依然快乐，腰板依然挺直。我为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感到幸运：这个时代的朝圣之路上，有按摩，有热水澡，甚至还有冰激凌球。喝完例行公事的早咖啡，又在马桶上写了日记——旅行者的一日之计全在其中了——我下了楼，穿过大街和广场，来到期待已久的河北省博物馆。
广场中间，一群系着红腰带、挥舞着红绸子的人正整齐有致地扭着秧歌，旁边还有一个人敲着一面大鼓为他们伴奏。中国各地的城市广场上都活跃着这样一批人，他们除了扭秧歌，还跳交谊舞，曾经活跃一时的各种气功反倒日渐式微了。不过，与气功类似的太极拳如今还有市场。此刻，博物馆广场上的秧歌队旁边就有两群打太极的人，其中一群看起来敷衍潦草，另一群则气定神闲，一招一式慢得简直让人难以卒睹。
博物馆建筑是典型的苏联风格，类似的建筑盘踞在中国的每一个省会城市中心。它们体量巨大，充满压迫感，设计者的意图显然是要令外来者心中产生这样的印象：房子里面装着很重要的东西，闲人勿扰。就此而言，这是非常成功的设计——博物馆里除了保安和我之外就再没别人了。我在各地旅行时曾经一再碰到这样的情况：我想看的那座石碑、造像或是石棺已经被文物部门移送至省博物馆保存起来，看来今天终于可以一睹为快了。
正文 第四章 无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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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幸，我的期待落空了。河北省博的底层被“今日河北”所占据：这里展出着从摩托车到拖拉机，从化纤到电器的所有事物。我把它们抛在身后，径直向二楼的“古代河北”走去。看得出来，这里也是经过精心布展的，但这仍然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省级博物馆。要知道，河北处在中国古代世界的核心地区，紧挨着那个巨大的喷射黄色泥浆的水龙头。而它的省级博物馆就只有这点东西？出门的时候，保安为我解惑：所有我想看的东西都在库房里藏着，要等到若干年后新博物馆建成才会展出。原来相见恨早。
回到酒店，正式与四星级享受作别。退了房，重新回到火星般的天空下，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再去做一次按摩，最后还是决定赶路要紧。天气已经比前几天暖和了，但天空完全被黄土笼罩。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华北的三月，我本以为漫天沙尘只是暂时的气候现象，但事实上，一直到我几天之后离开黄河冲积扇，进入洛阳地界，才彻底告别了黄色的天空。
我从国际大厦楼下打车去汽车南站。五分钟之后，上了一辆去赵县的公交车。赵县在东南方向，距离石家庄只有四十公里。我热爱中国的公交系统，它能把你带到任何地方。当然，这是因为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但不管怎样，它是我喜欢在中国旅行的原因之一。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如今每个人都想买辆车。另外，原来那些自行车怎么都不见了？幸好公交车还在，而且比以前更多了，公路也修得更多更好了。从国际大厦出发后不到一个小时，我已经进了柏林寺的山门，沿着东廊向客堂走去——要想在寺院挂单，必先去客堂报到。
正文 第五章 无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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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无始
在客堂背后的停车场，明海帮我把行李塞进一辆黑色轿车的后备厢，然后介绍车里的其他人给我认识。我们再次道别。“一路平安。”明海说。黑色轿车径向万丈黄尘中飞驰而去。
扬尘的天气已经持续了许多日，而今天干脆不辨东西了。我们仿佛身在蒙古。如果不是万有引力在起作用，我大概连上下也分辨不出了。眼前的能见度不超过百米，但司机毫不在乎，他轻车熟路找到了高速入口，然后立刻提速飞奔，轻快得如同一匹驰骋在蓝天之下碧草之上的骏马。我坐在后排，左边是名穿黄色袈裟的僧人，右边是个佛协的干部，两人把我紧紧卡在中间。我的病情变得越发严重，鼻腔里像是在开闸行洪。这可比长途车遭罪多了，但我又怎能拒绝方丈的好意呢。
坐在我左边的僧人四十岁上下，身体粗壮。他来自北京附近的一座寺院，这次来柏林寺是和明海商量一些与世界佛教论坛有关的事情。一个月之后，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将在杭州举办，据说将有数百位来自海外的僧侣参加。他希望能和他们探讨在全世界弘扬佛法的思路。只在中国恢复佛教是不够的，他说，我们要把佛法传向海外，传向世界。他准备在杭州的论坛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广传教法的最佳途径是修建寺庙，他还准备在论坛上发起一项募款的倡议。
僧人问我有什么看法。我正被出了问题的鼻子折磨得不知如何是好，顾不上礼貌，便直接告诉他这是在浪费工夫——在西方，修庙只能吸引到一些发烧友和好奇的人，还不如派遣一些会讲英语的僧人到西方传法，场所并不需要太隆重，在私人住宅或者公寓里也没什么不好，气氛要随意，同时也方便僧人们熟悉西方人的特点，找到他们的需求。我甚至觉得开世界佛教论坛还不如组织西方人来中国打禅七有意义。我还对他说，中国的僧人向西方传法时，不注意变通，往往执著于其固有的外在形式，所以对西方人无法产生吸引力。但这位僧人显然主意已定，我说了半天丝毫没能影响他。
坐在我另一边的是河北省佛教协会的副会长高士涛。他刚才一直在听，这会儿我转过头来，开始对着他唠叨：如果中国僧人去美国修庙，对美籍华人和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倒是件好事，但对于那些他们原本想吸引的西方人来说，则依然没有解决门槛高企的问题，即便这些西方人有脱离苦海的想法，文化壕沟和语言吊桥依然令他们不能得其门而入。令我惊讶的是，高士涛居然同意了我的看法。他也觉得如果要把佛法传到外国，必须先尽可能地清除文化上的障碍。西方人需要佛法，但不一定需要中国的寺庙。于是我又转过头对僧人说，如果他决定去外国修庙，最好建成没有院墙的那种。然后大家都不说话了。这正合我意。
正文 第五章 无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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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货车之间像穿花蝴蝶般钻进钻出了九十分钟之后，我们终于从邯郸出口下了高速，沿着一条省道向东又开了约二十公里，到了成安县城附近，司机在一座外墙刷成粉蓝色的基督教堂门口拐上一条向南的小路，继续驶出不到二百米，把车停在匡教寺的山门外。
我的目的地到了：这里就是禅的第一位中国传人驻锡弘法的地方。中国佛协的前任会长赵朴初说过：“没有慧可，就没有中国禅宗。”一千五百年前，印度僧人菩提达摩把禅带到中国，慧可正是他的衣钵传人。可惜我们对禅宗二祖的生平事迹所知极为有限。关于慧可，目前已知的最早记载说他于公元487年出生于洛阳以东大约一百公里外的荥阳。慧可的父母信仰道教，他本人则从小熟习儒家经典，立志走上仕途。然而父母的突然亡故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慧可从此对世俗功名无心恋栈，开始转向佛教。
公元519年，三十二岁的慧可皈依佛门，依止在洛阳龙门香山寺宝静大师门下学法。当时在此地流行的北朝佛教，是一种混合了小乘佛教和一些早期大乘教法的修行流派，慧可对自己所学并不十分满意。跟随宝静八年之后，慧可决定离开香山寺寻找新的启示。他并没走太远。听人说，嵩山少林寺里有位印度来的高僧菩提达摩，而著名的嵩山就在离香山寺两天脚程的地方。于是慧可向少林寺走去。
关于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流传最广的版本出自唐代僧人法琳于公元634年所撰《慧可碑》碑文：慧可沿着少林寺后山的小径走到菩提达摩面壁入定的山洞前，请求祖师传授教法。达摩祖师对他完全不予理睬，于是慧可便站在山洞外面等待。他一连等了几天。山中下起雪来，他依然站在原地等着。
为了证明诚意和决心，慧可将自己的左臂砍了下来，献给达摩。祖师见此壮举，便问慧可所来为何。慧可说，他无法做到息心止念，需要祖师的帮助。达摩说：把你的心拿来，我帮你息心止念。慧可愣住了，回答说：我找来找去，都没找到我那颗心。达摩于是说道：既然如此，便是你已经安心了。慧可闻言，幡然有所悟，从此成为达摩的弟子。
慧可跟随达摩学法六年，到了公元534年，得传达摩衣钵，就此成为中国禅宗二代祖师。达摩还传给他一部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罗所译的四卷本《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并嘱咐他将所学禅法发扬光大，然后便遣他下山自去了。
正文 第五章 无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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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已是北魏末年，中国北方正陷入一连串大规模的动乱之中，各地割据势力纷纷起事，中央政权岌岌可危。就在慧可离开嵩山的这一年，朝廷内部发生的一场政变终结了北魏王朝，篡权的两股势力将北中国一分为二：一支鲜卑人势力控制了长安，以此为中心占据西部，史称西魏；与之相对应的东魏由汉人统治，出于军事安全上的考虑，他们将都城从洛阳迁到了离邯郸不远的邺城。
兵荒马乱之间，菩提达摩继续留在洛阳，直到两年后圆寂。慧可的下落则莫知其详。有记载说，他在少林寺做过几年方丈，后来去了邺城，在城中及附近各地传法达三十多年，但所有关于这一时期的记载都在具体的纪年上语焉不详，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慧可在邺城传法时，招来了当地僧人的仇恨。这名少林寺来的和尚所传之法，在邺城的僧侣看来简直迹近左道邪术，荒谬无伦。他居然说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佛？人人都知道即使精进虔诚也要轮回许多世才能求得解脱，而他居然说一念之间便可证得涅？更令他们恼羞成怒的是，如此不可理喻的教法居然吸引了大批追随者，甚至连他们自己的弟子也跟着慧可跑了。
如果这种说法属实，那么慧可能够活下来实在是个奇迹。事实上，根据唐代高僧道宣所撰《续高僧传》记载，慧可正是在离开嵩山来到黄河以北的邺都附近时，因为遇到盗贼而失去了一只胳膊的，而不是像法琳《慧可碑》所说，自断左臂。如果这条记载属实，那么很有可能，所谓的盗贼不过是那些妒火中烧的邺城僧侣雇来的杀手装扮的。此一时期，以崇尚苦修、咒语和神通为特征的北朝佛教仍大行其道，初露头角的禅宗处于重重包围之中，举步维艰。强调实修，重视果报的北朝佛教徒无法理解看上去“空空如也”的禅宗，在他们看来，禅宗即使不是危险的，至少也是疯狂的。而禅宗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则在于：它质疑了北朝佛教徒对佛法的理解，使他们自诩的“解脱代理人”地位受到了威胁。据说，公元536年的达摩之死，就是仇家第六次投毒并终于得手的结果。刺杀行动即使在宗教界也是家常便饭。
南北朝的乱世还在继续。在西北，西魏为北周所灭，而在邺城，则是北齐取代了东魏。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宇文邕下令，境内禁佛、道二教，三年之后，北齐也被北周所灭，这场迫害运动遂推广至整个中国北方。在邺城传法的慧可这时意识到，北方已经不能再待，于是逃向南方，到了长江流域。此时的南方，已进入南朝最后一个王朝南陈（557－588）的统治时期。
正文 第五章 无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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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80年，由比丘尼抚养长大的北周大将杨坚推翻了北周的统治，并理所当然地终止了灭佛运动。他建立隋朝，定都长安，结束了中国长达三百年的割据战乱局面。对于佛教徒和普通人来说，生活在逐渐开始好转，于是慧可重新回到了北方。所有的佛教文献对慧可的这段经历依然语焉不详，我们只知道，他渡过黄河，重新回到了邺城，而邺城已经在北齐亡国时化为一地瓦砾。不过，他当年的弟子有的还在，于是慧可决定留下来，继续传法。
从邺城废墟向东北行进六十里，便是匡教寺所在之地。一日，慧可来到匡教寺，意外地受到该寺僧众的热情款待。住持方丈甚至决定为他建造一座讲经台，以便向大众传法。慧可的传法大获成功，却遭到了一名僧人的嫉恨，这名僧人法号辩和，他向邑宰进言，说慧可以妖言邪术惑乱众听。其时隋朝虽已大局初定，但地方上仍然法度混乱，官员草菅人命之事时有发生。据说，在慧可听说有人陷害自己时，以及后来获罪临刑之际，都毫不为所动，坦然而受。公元593年，已是一百零七岁高龄的慧可被处以极刑。与他的师父达摩一样，慧可也将自己所承受的痛苦乃至死亡视为不容回避的业障而怡然顺受。所幸他在南方时已将禅宗衣钵传给了弟子僧璨。这位禅宗的第三代祖师一直留在南方，将禅法发扬光大。那是后话了。
正文 第六章 无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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