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力作全新概念主题书：鲤·因爱之名>
鲤 因爱之名 态度部分 卷首语
文/张悦然
这是一本让人难过的书。当然《鲤》书系之前所选的主题——孤独，嫉妒，谎言，都是探向内心最阴冷的角落。但与这期相比，还是显得轻松一些。那些角落之所以阴冷，是因为它们被隐藏着。所以我们做这些主题，我们探讨，我们承认，我们分享，这些都是疗治，是让光线照进黑暗里。但这一次，我们丝毫没有把握，这些探讨是否有效。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件无能为力的事。
在制作这本书的时候，无数次在文档里键入“爸爸”“妈妈”这两个词，我变得非常想念他们。但我却不那么想回家。因为我在想念的，不是现在的他们，而是很久以前的。很久以前，久到我还是个不记事的孩子，久到我根本不存在。我脑子里都是一本黑白相册，锯齿边沿的照片，覆了一层朦胧的牛油纸，上面的他们，都还是孩子。和所有的孩子一样，他们流露出渴望。但他们非常陌生，既不像现在的父母，亦不像我们。这些孩子被永远封存在牛油纸底下，夹合在历史书页里，像脆弱的昆虫标本，始终保持着飞翔的姿势。但飞翔，不过是个梦罢了。早夭的翅膀根本载不动几缕的风。
我小的时候，母亲偶尔会说，妈妈小时候经历的事可多呢，等你长大了，可以把它们写下来。彼时她只是拿着我获得高分的作文本，随口感慨一下。她没有想过我会写作，甚或她根本不要我这样做。但我好像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比其他表姐妹，更需要把这些陈年的故事听仔细。我知道我要把它们记录下来，哪怕没有人看。世代流传，这句话，我总会冷不丁地念出来。每次我念出它的时候，都觉得世界变得近了一些。
世代流传，并且因为爱的缘故，我们做了这个困难的，也可能徒劳的主题。
鲤?因爱之名 态度部分 我们不能偿还你们的青春（1）
鲤编辑部
在做这一期主题的时候，我们编辑部设计了一个简单的调查问卷，谢谢参与了我们这个调查的2000位读者。
他们的出生年代从1976年到1996年，主要集中于1982年到1988年，有62%的人是独生子女。父母大多经历过*，但是在恢复高考以后，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参加了高考，有50%左右的父亲和35%左右的母亲有专科以上的学历。他们大部分很少谈起*，61%的父母，只有在被问起的时候才会说，又有7%的父母回避谈论这个问题。尽管有这样一个比例的存在，25%的人觉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着父母，却也依然有27%的人觉得*对父母的影响一点也不大，
有个附在后面的回答很好玩：“妈妈小时候的课本，第一页就是“开国大典”的相片，有天，她看到“毛主席”的脸上有一点污渍，于是拿橡皮去擦，结果把头给擦掉了……她被吓哭了，姥姥看到后，直接把那页撕了，烧掉……真不敢想象。我们这些80年代之后出生的人，几乎每个都在小学或初中时，随意在历史书上涂画过。”
在与父母之间的冲突方面，集中体现在生活习惯方面，45%的人选择了这一项，其次25%的人选择了教育。当然还有很多人补充关于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的冲突，比如说父母一代理想的缺失，以及时代所赋予的差异等等。也有一个答案说：“没有冲突，因为我的隐藏和谎言。”
大概由于人生观的冲突存在，父母对于我们所寄予的希望，只有少于5%的人选择了与众不同的个性，独特性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如此重要，而父母很少会谈起，有一个答案补充说：我多么希望我能够选择“与众不同的个性”这一项。60%的选择是平安健康的生活，嗯，这确实是最重要的事情。
关于那些出生在50-60年代，并且经历过*的作家们，比较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有多于20%的人说他们不看这些作家的作品，从来不看，并且不了解。而在另外那80%的人群里，余秋雨被提到的次数最多，其余还有巴金、鲁迅这样并没有出现在这次主题里的作家们。当然余华、苏童，王安忆、史铁生，王朔等也被反复起提，零星还有人提到张承志，尽管如此，20%这个数字依然让我们感到有点难过。
有人在调查里附了这样一段话，他说：“父母有他们的局限，但我们何尝不是。试图去谈*这个话题，我有一种先天性症状的反感，因为无论是我们的愤怒与叹息，或者试图意义上的客观都不能捕捉到它的真实气味、真实的历史的气味。而这一切都可能陷入一种空乏与空洞中。举我们父母的例子来说，无论如何生活是变好了，但生活的压力更宏大，而他们对苦难的记忆，基本上是一种无知觉的，他们关注的更是自身。”
我们想从上面的那些数据里看到一点现实，这现实更多是关于现在，而不是关于历史。历史已经过去，但是对于我们的父母，对于时代，我们依然有话想说。
用哪些词语来描述他们
爱我、无条件爱我、平庸、盲目、过度保护、温暖、内敛、沉默、无私、不揣梦想、没有企盼、没有安全感、克制、脆弱、小角色、市侩、固执、木讷、距离感、正直、幼稚、头顶的整片天、与世无争、春蚕到死丝方尽、生疏、很少落泪、我爱的、节约、孤独、胆小、勤劳、限制、坏脾气、息事宁人、天、伞、无所不在
鲤?因爱之名 态度部分 我们不能偿还你们的青春（2）
他们曾经天真，我们已被催熟
哪怕是断断续续，哪怕是半遮半掩，哪怕父母们更愿意让那个时代烂在他们的记忆里，我们还是多少都听他们描述过那个时代。他们说红卫兵冲进了隔壁邻居家的屋子，于是他们把门关拢起来不再出声，他们去牛棚探望老师，看到老师正被打驼了背，握着扫帚背对着他们扫地。他们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大概就是，我们都是被时代耽搁了。
可是有时候我们也会想，他们都是旁观者，他们都是无辜、迷惘的人民大众，他们是被耽搁，被影响，被错误引导的一受害者，他们全部都是那么地清白，可是那些在影像和资料中出现的红卫兵，又是谁呢？现在再不会有人站出来责备他们，错误最终被指向了“四人帮”，而“四人帮”粉碎的那天，万人空巷，他们始终只是时代的追随者，又被时代的车轮滚滚碾过，并且到了最后把这一切解释为年轻时候的天真无知。
是因为这样的天真无知携带了太多的残酷，暴力，恶，所以他们才不再向我们提起么。就好像那段时间应该要被略过，应该被埋起来烂掉，应该从此闪烁其辞，唯恐被挖掘太深，唯恐被从受害者的队伍里拖出来，重新去面对，反省。对，从头到尾，他们都没有反省过，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年轻的时候本来是应该要天真的，但是他们，因为天真，而过早触碰到了残酷，于是现在，他们不会再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也理所当然地拥有天真。80后是被催熟的一代，就像所有被催熟的果实一样，我们的果肉和汁水里，缺乏与天地，与岁月相连的甘甜，却有一种被“附身”的麻木和僵硬。我们与父母一样，都是具有反抗精神的，只不过他们反抗的是时代，他们讥讽，抱怨，抗议时代对他们的不公平。而我们的反抗却直接地指向他们，80后被定义为是拒绝长大，并且逃避责任的一代人。现在想起来，在童年里的每一天，我们被书本，电视，老师，父母要求着，必须要成为一个听话，守纪律的大人，并且要去承担这份责任。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变成一个听话的大人，为什么我们要去承担他们在少年时不曾承担的责任。
他们已有足够的恐惧，我们需要更多的爱
我们这代人，每个人，在我们小的时候，父母对我们说过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听话。做一个好孩子的首要条件就是要听话，不听话的后果是很惨的，任何的违背都是行不通的，都会受到惩罚。他们甚至会因为一次无关痛痒的谎话，而痛心疾首地说：你再这样下去，是要被送进工读学校去的，是要被送进少管所去的！
他们从来不曾对我们解释，这个世界的规则到底是怎么样的，他们只是把一切都往最严重的方向去说，而我们就在这样没有道理的规则里长大，渐渐地学会不去问为什么，因为他们其实也并不知道规则是怎么样的，他们只是要预防最最坏的后果发生，因为他们或许曾经目睹或者参与过太多的后果。
我们当然应该知道感恩，父母是为了我们好，他们有着太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太丰富的过往记忆，以至于他们无法描述，唯一能告诉我们的，就是听话。
我们到底要听谁的话？我们怎么样做才算是听话？这些他们是不能告诉我们的，他们只是太想要保护我们，太希望我们安全，所以我们最好温顺如羔羊，紧跟着牧羊人的步伐，一步也不离群。
鲤?因爱之名 态度部分 我们不能偿还你们的青春（3）
但是他们真的把安全给了我们么？安全是来自于爱，而不是怕。可是我们从他们那儿看到的，明明只有太多的恐惧。
他们怕的东西太多了，他们怕混乱的时代再来一遍。他们从少年时代起就已经不再有信任，也不再有安全感，他们担心我们涉及政治，他们警告我们不许随便发言，不许质疑，不许提出问题，没有问题的世界才是安全的世界，他们已经不会再做那只出头鸟，他们也不许我们做任何形式上的出头鸟，他们自己都是普通人了，他们希望我们全部都做与他们一样的普通人。
他们也害怕被时代抛弃，害怕改变，因为任何改变都让他们担心失去现在拥有的那一点点现实。他们就是这样紧紧地抓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其中一些人急功近利，不择手段，因为他们只看到现在，而无法留待明天。“明天是新的一天”，这句话在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是一句鼓舞人心的话，让人充满了期望与幻想，但是这样的话却让我们的父母感到极大的不安和恐惧。因为在经历了坎坷的大半生以后，在经历了下岗，下海，股票，房子突然涨价…各种对他们的人生造成影响的变革，他们只想停下来，歇一歇，世界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可能变得更新了，或者说，就算是再新，再新，对他们来说，也已经是毫无意义了。
他们的伤痕，我们能治愈么
有一个叫《死亡实验》的电影，讲一次科学实验，找了二十个普通人，随机分成两个组，八个狱卒和十二个囚犯，来模拟一周的监狱生活。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嬉笑玩闹，后来狱卒开始使用权力维持秩序，随后就发展为滥用权力，私刑，发泄个人情绪，最后他们把组织实验的科学家也杀了。
这个电影根据广为人知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改编，是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PhillipZimbardo)在1971年组织的社会试验。它最终给志愿参加试验的学生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心理影响，并且因为场面失控的缘故，不得不在第六日的时候就叫停。很有意思的是，这件事情发生在美国，把它拍称电影的却是德国人。同样发生在美国六七十年代的的著名的真人教育试验RonJones试验，也被德国人拍成了电影《浪潮》。在这个课堂实验中，教师RonJones让学生模拟一个极权政治的社会，由他本人当*领袖。最后也是发生了场面失控，学生完全被煽动起来的情况。德国人喜欢改编这些社会事件，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中有一股“反思”的思潮吧。
我们也会问自己，到底人是有多容易被环境所影响，人性的恶又是有多容易就泄露了出来，即使是在有了父母这一代人的前车之鉴以后，我们也怀疑，到底我们有多大的坚持，能够永远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在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大概总是多少会碰到过一个这样的老师，他就跟我们的父母一般年纪，甚至还比他们更年轻，他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对这个世界很不满似的，也对他所有的学生不满，他相信没有一个孩子是自觉听话的，于是他鼓励同学们互相揭发。于是我们被叫到了办公室里，笔笔直地站在他的办公桌边上，被逼问着，我们最好最好的那个朋友，最近有没有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有没有犯过错误。他强调着，哪怕是最最小的错误，也要告诉他。于是我们开始犹豫，到底该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出卖好朋友的话，我们自己就会得到暂时的安全，可是我们也知道，这种安全是暂时的，所以我们在办公室里反复地想，其实根本不知道，到底怎么样才是对的，我们的立场又是在哪里。
鲤?因爱之名 态度部分 我们不能偿还你们的青春（4）
不过在若干年后，我们也会想，那个大家都碰到过的老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那个时代遗留给他们的伤痕，他们曾经彼此揭发，反目成仇，划清界线，越战越勇，他们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或者他们根本没有想过这对与不对的问题，反正当时大家都是这样的，没有对和错，更没有反省。我们希望之后的孩子，在他们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不再遇见这样的老师，但是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希望会不会真的彻底实现，恶在产生之后，或许就会代代蔓延。
这个问题有点令人害怕，如果真的站在某种强大并且具有煽动性的力量前，我们仍然可能被诱导，并且释放自己身上的恶，有多少曾经站在老师办公桌前的我们，没有任何犹豫地说：我们的好朋友没有做任何错事。这个伤痕，我们并不知道能不能真的去治愈，因为治愈，需要过分巨大的爱与希望，以及很多很多的时间。
他们会有多孤独，我们会有多难过
现在每每想起父母，早就不是畏惧，亲密，抗拒，爱，这些词语了吧，更多的时候一定是难过。比如有一天突然收到母亲发过来的短消息说：唉，马上就要退休了，心里还真是感到有些失落。于是我们的心脏便立刻就抽搐了一下。
小的时候我们羡慕那些有兄弟姐妹的童年，因为那热闹，争吵，手足之情，现在我们依然羡慕那些有兄弟姐妹们的家庭，因为至少这样的家庭，会比我们这些独生子女的家庭更热闹些，哪怕是像《饮食男女》里这样的也是好的啊，我们的父母连准备一桌子菜等所有的小孩们回家吃饭的机会都没有，在他们赶上无数政策的人生中，他们恰巧也赶上了独生子女政策，他们现在一定也已经意识到，在经历了那么多坎坷，跌宕之后，到了歇一歇的时候，却也同时迎来了孤独。
有时候多希望我们也能够做些弥补，这种弥补并不是多回家看望他们，多给他们打打电话，多吃吃他们做的家常菜，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弥补完全是不够的，完全是假的。可是更多的，我们却做不了，我们没有办法使得时间倒流，没有办法在母亲年轻的时候陪她一起逛街，与她讨论衣服搭配，香水口红，他们那时候都还穿着一样颜色的的确良衬衫。我们没有办法告诉他们的事情太多了，总得来说，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所经历的青春，以及时代中，最精彩的东西告诉他们，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也只是听过就算了，他们无法再经历一次了，属于他们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我们现在当然也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给他们更多的陪伴，可以给他们更多的钱，可以给他们更多的保证，可以像过去他们哄我们般，哄他们。但是令人难过的是，他们的心永远都是失落的，因为他们总是处于那个被他们所认为的，不公平的时代中，他们的青春已经一去不复返，对于他们来说，能够让他们得到安慰的，只时光倒流，而如今，不但这一切不可能实现，他们还需要去面对接下来，难以想象的，漫长的，孤独岁月。
我们想靠得他们更紧一些，以不管怎么样的方式，我们想站在他们的身边，这并不完全是因为孝心，而更多的是因为，我们对他们的理解，以及我们想给与他们的爱与支持，我们知道，亲密对于渐渐老去的他们来说是多么地重要。所以这一席话，不管是谴责也罢，怨怼也罢，它归根结底，是一次我们希望跨越巨大的沟壑，贴近他们的努力。
鲤?因爱之名 态度部分 听他们讲那过去的故事（1）
鲤编辑部整理
丁丽洁出版社编辑
陈家渡27号门前的小巷，我的父亲从这里走出去，抱着他的课本，走下几个台阶，去到不远处的小学念书。那所小学是由一座破败的寺庙改建的，尽管简陋，却也有课间餐提供。每天上午两节课后，父亲用搪瓷杯子盛来课间餐的豆浆，小跑着送回家来给他的奶奶，然后再回去继续念书。我父亲三年级的时候拥有了他人生中第一双回力牌网球鞋，十分结实，他很喜欢。比起夏天光脚跑在这条小巷子里要欢呼雀跃得多。在此之前的夏天，他们兄弟好几个人都只能光脚在门口撒野。穿了一个春天的鞋子，光脚触地的时候，是非常疼痛难以继续的，并且有突然暴露的微微羞耻。于是他们就把脚丫子在地上来回蹭上几下，一溜烟就地跑开了。
陈家渡27号的老房子里有一间幽暗的堂屋。每年暑假，返校的早晨，父亲和他的几个兄弟就会趴在那张乌黑油腻的八仙桌上飞快地补着暑假作业。桌子中间放着一锅泡饭，并放在一脸盆水里。他们少年时代的夏天总是这样匆忙而欢腾。在傍晚时分，家家户户把竹床搬出来乘风凉。他们把竹床首尾连结起来，像表演武侠里的轻功一样在上面追逐打闹。时常跑着跑着，某家的竹床就坍塌了，以沉闷的响声宣告一个夜晚狂欢的结束。
周嘉宁作家
前段时间与爸爸通E-mail的时候，他写给我一段话，关于很早很早以前发生在我们家弄堂里的事，我想那时他还是个小孩。我的爸爸年轻的时候是个文艺青年，现在是个文艺中老年，其实那天我看到他写的这段话的时候，哭了一会儿，他是这样写的：
“我小时候一直和外婆住在二楼的亭子间里。对面三楼有一家人，一个白发的老太和两个女儿。老太太每星期天要去做礼拜，听说是礼拜堂唱诗班的。我去三楼晒台晾东西，总看到她坐在摇椅里静静地看书，腿上总是盖一条毛毯，很少看到她出门。她的两个女儿听说都在音乐学院，一个是弹钢琴的，一个是拉小提琴的，我住在亭子间里经常能听到钢琴和小提琴的合奏，真是太好听了，大概是巴赫的音乐吧。
后来*来了，好听的琴声中断了，我知道那个时候巴赫的音乐是不能听的。弄堂里有一阵子气氛很紧张，说要开始抄家了，说来抄家的人都很凶，要砸东西的，要用皮带抽人的，还要挖出藏在地下的金砖。我心里想老太太家不要抄呀，来的话肯定会把钢琴和小提琴砸了，将来就没有好听的音乐了。
可是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天的半夜对面三楼动静很大，灯开得很亮，亮得有点吓人。接下来是老太太很凄惨的叫声，造反派的吼声，我想这种叫声整条弄堂都能听到，我还听到两个女儿嘤嘤的哭声。后来一直持续到天亮。第二天半夜，我又被吵醒，是对过三楼的敲门声，很猛烈的，还有叫骂声。我朝上看，对过没有开灯，我看到一条白带从窗口垂了下来，很长的，是用被单布撕开再连接起来的，叫我惊骇的是白发老太太竟从窗口爬了出来，死死地抓住带子朝下移动，我看不下去，心想主会保佑老太太的。
几天后在小菜场听几个阿婆说，老太太家给封了，抄出了许多东西，老太太也消失了。”
李鸣燕留学生
有天一家三口坐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不知怎么就说起了每个人的儿时理想。爸爸说，你知不知道我小时候顶顶羡慕的是什么人，是邮递员！
鲤?因爱之名 态度部分 听他们讲那过去的故事（2）
那时刚刚学会了骑自行车，每天就盼望能骑着辆车在外面到处兜风。可那个时候家里哪能买得起一辆车呀，三个兄弟个个嘴上不说，可一看到邻居家门口放的那辆二八寸大自行车，就忍不住在附近转来转去。于是我想，要是能当上邮递员，就可以每天骑车送报纸，工作时间就是骑车骑车，这简直是天下最好的工作了。我和妈妈都笑得钻到了桌子底下。然后我问妈妈，那你呢？你小时候想干什么？妈妈想了很久，说，好像根本也没想过，只是觉得，要是能有一台缝纫机，让我每天踩踩，做几件衣服，就不错了。大概过了十年之后，爸爸终于买了他人生第一辆自行车；而妈妈，用她的缝纫机，给我做了所有我童年时代和长大以后依然能记起来的好看衣服。
葛希学生
妈妈有好多个兄弟姐妹，他们小的时候住在虹口区四川路的老房子里面，四个女孩挤在亭子间睡上下铺，舅舅作为唯一的男孩睡在外公外婆的房间里。那时候那么多孩子的家庭都过得很不宽裕，所以他们晚上洗脸的时候，只用一个脸盆的水，舅舅第一个洗，然后轮到妈妈时经常已经是最后一个了，妈妈说那水上都已经浮满灰白色的泡沫；而在她洗完以后，这水还不是就这样倒掉的，他们还要用它来冲马桶。所以在妈妈还是个少女的时候，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赶紧出嫁，可以用干净的水洗脸。
Rah上海小青年
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在崇明岛学农。学农的时候很无聊，但是他又有很多荷尔蒙需要释放怎么办？我猜测，*他肯定是打了不少了。但是他有一件我妈妈并不知道的小秘密，就是他小青年时候的恋爱史。
他在去崇明的路上认识了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姓沈的小姑娘，这个小姑娘比他大了一岁。长得很标致，我估计是发育得比较早吧。我爸爸就三下两下把人家的地址要过来了，要跟人家做笔友什么的。
大概我爸爸那个时候的字写得比较好看吧，后来人家小姑娘和他写了好长时间的信，后来有一天，我爸爸实在忍不住，他觉得想要去那个小姑娘所在的农场见见她。就像现在的网友见面一样的。他给那个小姑娘写了信，小姑娘很快就热切地回复说，希望他早日过来。
我爸爸很起劲地从崇明岛的南面骑自行车骑到崇明岛的北面。他从早上出发，快下午了才到那里。和小姑娘匆匆见了面，和她聊了聊革命友谊（当中发生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也表述不出来）之后，爸爸就匆匆地骑着自行车回到了他自己的农场。
到农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的样子了。
爸爸说到这里，嘴角露出一丝甜甜的微笑，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很浪漫的。如果能在那里陪那个女孩子一起看日出就更加浪漫了。
张怡薇作家
去年陪母亲回了一次她下乡的地方，由于当年田林地区隶属上海县，所以她的经历算不上大磨难，被分配到了塘湾镇，后来又调去文艺分队。我们坐公车一路颠簸，母亲一直问我，这是第几座桥了？我一顶顶数，但恍然走个神就乱了。我问她：“为什么要数桥？”她说，“从塘湾骑自行车，过了十二座桥，就到上海了。”我问她是不是常回去？她说有时两周、有时一个月，屏不住，实在想家。我又问单程要骑多久，她答三四个小时吧。
我骑车最远，是从复旦到徐汇的家，那时也是头脑一热，与同学闹着玩的。穿越4个区，一路沿火车站路过最繁华的闹市，哪热闹往哪窜，当时还和同伴说，我们这也能算上“旅游N号线”吧。到家花了4小时，浑身骨头骨脑都散了架。还是走马观花，全无一鼓作气的决心，到后来实在骑不动了，进退两难，总不见得将车撂在路边，只能硬着头皮上。事后想想，再也不敢做这样“浪漫”的事了。
鲤?因爱之名 态度部分 听他们讲那过去的故事（3）
上大学之后，我总嫌大学离家太远而赖在学校不想回去。车程不顺利的话要一个半钟头，来回就是三个钟头，苏州都能到了。所以我不怎么理解母亲为什么这么远一定要回去。我全当她是骑车能手，她也一度自嘲自己屁股大，就是插队时骑二八寸大自行车骑出来的。我小的时候，她总是载着我去这去那。我们家门口必经的就是宜山路中山西路那座修了十多年的桥。从前她上坡很轻松，发力起来如风驰电掣一般，有时竟比下坡更有劲。我靠在她身后很少同她聊天，因为她总是很专心，卯着股吹不破的劲，猪突猛进似的。下坡遇到路面不平整处就是实打实吃一只“弹簧屁股”。我坐在这样的主驾身后，没少吃苦头。我想我要是屁股大了，那就是吃“弹簧”吃出来的。
宜山一带是我最熟悉的风景，中小学12年都在那里，从不知觉到知觉，生活的艰辛、漫长和无奈，似乎就是这么笨拙地踩踏出的经验。我考上复旦那一年，母亲很兴奋，周周都要送我，还是用她那吃苦耐劳的座驾，经过中山西路那座桥，载我到桥下的轻轨站。大二时的某一天，母亲送我出来，车把上挂着我的包裹，我很熟稔地跳上车，她载我到桥下，忽然停住了，我踮着地，问：“怎么了？”母亲说，“你自己上桥好吧”，额上有汗。大二下时，她改用推的，不肯让我背任何包，车篮里、车把上全是我的东西。
后来我坚决不让她骑车，她送我到小区门口，嘱咐我少走路，坐一站车去坐轻轨，我都满口答应。但我并不坐车，这一站路对我而言实在宝贵，上坡时鼻头会酸，下坡时又会想到弹簧屁股。但那个可以骑过“十二顶桥”回上海的母亲，在我心里，永远是个神话。
于是作家
我没有办法得到精确的星盘，因为谁也不知道我是几时几分出生的。
妈妈讲起我出生时，她进了医院后经过了消毒程序，赤身*躺在产床上，被推入了产房，很痛，但我显然还不打算出来，我妈那时就说我很懒。等了很久很久，因为产房里没有钟表，她不知道自己等了多久，只知道很冷，十月天，太阳已经下山了。她很奇怪，这么久都没有医生护士进来。等得越久，她越觉得生产是受罪。
得知我妈妈进了医院，我爸爸回家打点住院用的东西，我姐姐当时七岁了，隔壁阿婆帮忙，炖了一锅黑鱼汤，等汤好了，她就坐上我爸爸的自行车后座，手里提着一锅汤。她说，去医院的时候满街还能看到*时期司空见惯的标语。但回来时只见标语都被游街的人从墙上撕下来，踏在地上。连我七岁的姐姐都记得，那天有活动，满街都是跑来跑去的人，还有新贴的大字报，第一次出现要粉碎“四人帮”的大字标语——当然，这是我爸爸才看得懂的。
我妈妈等了很久是因为医护人员倾巢而出、上街表达对粉碎四人帮的激动心情去了，不知道、或是忘记了还有一名产妇在等。或许只是因为游街队伍当时刚好经过那个地段，所以我在妈妈肚子里也很明白，并不是懒——或许我才是最有耐心的人吧。*走过，人们回医院继续加班，我也顺其自然地出世了。据说，我妈妈流了很多血，浑身冰凉。我有八斤半重，她生得很艰难。
所以我不知道确切的出生时间。我姐姐不记得，我爸爸也不记得，医生护士和我妈妈都在产房里奋战。那时候的出生证上不写分秒。甚至出生证本身也不知道在哪里了。我只知道，*彻底结束时我才出生。
我得Google才知道，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但小道消息不胫而走，中央宣传部门确实是从14日开始“誓同一切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的提法。而我妈妈巨痛时，消息刚好传到了上海大街小巷，“上海老百姓，特别是干部和知识分子非常振奋。徐家汇、康平路市委机关办公的地方，群众已经开始冲进去贴大字报……”
鲤?因爱之名 态度部分 他在我到来之前
文/刘琪鹏
在母亲来北京照顾我的几个月里，我时常幻想着，如果自己换成母亲，是否有勇气跨过往北地图上那一点点的距离，只为了和他见个面。二十年前，那个帅气而挺拔的男子曾站在我面前，当时的我只有五岁，可是小小的我依然能感觉出母亲异样的表情和父亲对他的厌恶。
父亲和母亲年龄差距很大，在父亲面前，母亲似乎永远都像一个少女等待着他的照顾与呵护。父亲是南方人，而母亲是北方人，他们俩故乡之间的距离遥远到至今没有直通的火车可以抵达。因此经常有人好奇他们俩为什么会走到一起，每次母亲只是笑笑。
不记得是什么缘故，无意中问到母亲的初恋，母亲说其实五岁的时候，他曾来我家拜访过一次。记忆中，那个男人很高大，有黝黑的皮肤和挺拔的鼻子。年幼的我，就很懂得察言观色，看到父亲冷淡的样子，不自觉也表现出对他的憎恶。但很快我似乎就转变了态度，与这个好看的叔叔玩得不亦乐乎。不得不承认，孩子天性中就有以貌取人和健忘的一面。
母亲和他绝对可以算得上是青梅竹马的，既是邻居又是同学，双方父母还是世交。但高中以后，那个男人考上了外地的学校，母亲则留在老家，除了写信便很少见面了。后来，母亲因为外公打成右派，工作也随之调动，一家人从东北搬到了南方的城市，在那个没有手机和E-mail的时代，失去一个人的联系显得那么容易，还身在大学里的男人写了很多信，皆因母亲的地址改变而石沉大海。再后来，母亲遇到父亲，恋爱、结婚、生子。母亲说，我在她肚子里六个月大的时候，那个男人才从同学口中得知母亲结婚的消息，请了假从北方连夜坐火车赶到南方。那天，他提着行李站在母亲面前，看到母亲微微凸起的肚子，有眼泪滚落下来。只是他很迅速地转过身去，甚至没有和母亲说任何话，就这样离开了。
母亲谈起这些，神色很平静，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后来呢？我脱口而出，但马上便后悔了，怎么还会有后来呢。无论我表面上有多么的不屑和不情愿，内心里的我还是不得不承认，母亲的故事如此迷人。母亲从未和我说过关于这个男人的任何细节，也因此我会不断在自己想象里不断地丰富这个故事，想象他们失去联系后那个男人如何打听我的母亲下落，想象那个男人站在怀孕的母亲面前是怎样的百感交集，想象他离开以后的种种……
而对母亲，我一直是愧疚的。
在知道这个故事后，母亲曾接到过北方同学的电话，邀请她参加同学会。那时的我如此惶恐，我坚定地相信母亲必定是会遇见那个男人的，我用尽各种理由央求母亲不要去。可是母亲的态度很坚决。绝望的我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哭喊和尖叫着，如果去了，你就不会要我了，也不要爸爸了。我不知道，孩子的哭喊与泪水对一个母亲来说有多么巨大的杀伤力。一直以来看到母亲落泪，我总是会心疼得要命，唯独那次，母亲的泪水流得如何恣意如何决堤，我都不曾有丝毫的怜悯。看到母亲终于还是拒绝了他们的邀请，我露出了胜利的笑容，那是一种救世主的感觉，我觉得自己挽救了整个家庭，包括我的母亲。
自那以后，年幼的我变得异常敏感，只要接到来自北方的电话，如果不是亲人，我都会变得高度警惕。偶尔还会神经质地偷偷翻开母亲的衣柜，想象着也许会有那么一两封那个男人寄来的信件藏在某个角落，可是始终没有翻到。
后来，和母亲依然无话不谈，母亲依然对我很好，不过我们再也没有提到过这个男人以及母亲的过去。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才渐渐意识到当初自己做了一件多么自私和残忍的事情。
鲤?因爱之名 态度部分 地球太危险了
文/张丛
我与妈妈的最后一次出游是在几年前的夏天，我们一起去了青岛，跟料想的一样，整个过程里，我的妈妈始终都在抱怨，手里一直拿着一小罐酒精棉花，没有任何乐趣可言。这就是为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抗拒与妈妈一起出游，甚至在出门前，我也始终在担心，接下来的那么多天朝夕相处，面面相觑，我们之间并没有像其他母女般的亲密感，我也很久没有与她睡在同一间房子里，所以心里的忐忑和局促让我自己都惊讶。现在想来，这次出游就好像是还了一次多年来的债，让我在剩下的很多时间里可以心里得到些平静——说起来，我终于是陪着妈妈出去玩了一次，陪她坐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次飞机。
与妈妈一起出游，是一定要报名旅行团的，在这之前，我已经当过很多年的背包客，住过很多次的青年旅馆，自己攒了机票的钱飞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到欧洲，辗转挤在各种朋友的屋子里用最少的钱玩乐。
她都知道这些，可是因为这些事情从未在她眼前发生过，所以她就只当作不知道。对她来说，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太多艰难险阻，太多的欺骗，太多的暴力，太多的不可知因素，唯有旅行团是安全的，因为那是一个团体，妈妈习惯性地想与团体在一起。但是同时团体也让妈妈厌恶，她看不惯旅行团里的这个人那个人，从内心里来说，她讨厌与太多不认识的人呆在一起，寒暄、坐在一个饭桌上吃饭。
妈妈从进宾馆开始就把她的那一罐酒精棉花捏在手上——为了更舒适，我们已经报了很昂贵的团，住的也是非常好的宾馆，但是她始终坚持她的逻辑，那就是外面的东西是不可以用的，那些浆洗过的毛巾和浴衣她全部都不用，一定要自己把装在塑料袋里的洗漱用品拿出来，她觉得外面的东西很肮脏，她甚至不想用宾馆里的马桶，谁知道之前这里住着的是什么样的人，谁知道是谁用过这里的马桶和浴缸，她带着牙刷，杯子，数不清的纸巾，消毒药水，拖鞋，毛巾，睡衣，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刀枪不入。与她在一起住宾馆，我是绝对不能不穿睡衣就睡觉的，她觉得哪里都是脏的，包括床单，明明白到刺眼，她还是觉得是种威胁。
接下来的几天，她都是在对外面世界的极度不信任中度过的。她的这种不信任其实一直都有，一直都存在于她的生活中，只不过她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已经行成了一种既定的秩序，长久以来都照着这样的秩序在运行，我便觉得见怪不怪。比如说，她是绝对不会去银行的ATM机上取钱的，她觉得机器不安全，哪怕是取很小额的钱，她也要跑到银行去，站在柜台前面才行；买东西的时候，她也是绝对不会刷卡的，她还一直跟我唠叨叫我也不要刷卡，她说，你根本不会知道，他们到底刷走了你多少钱；再或者，家里有三室一厅的房子，她却根本不愿意去请一个小时工来打扫卫生，她害怕家里有一个外人，一个陌生人，她觉得陌生人会威胁到她的安全，她说如果家里有一个小时工来打扫卫生，她也需要时时刻刻地盯着这个人，这只会让她更累。于是我根本就不敢告诉她，当我在外面租房子的时候，我把房子的钥匙都配给了小时工，无非是希望她在我不在家的时候才来打扫卫生，这样对我来说才不会是一种打扰。我对外面的世界过分信任，简直是妈妈的极反面。
而妈妈的这种不安全感，一旦脱离了她的生活环境，就被无限放大，她的所有警觉雷达都被打开，时刻处于一种警戒状态。每当导游带着我们去一个景点，若需要买票，妈妈一定反复琢磨，她担心的并非这个景点值得不值得去，而是导游是不是在骗我们的钱，所有社会阴暗面的报道仿佛都存于她的心中，她就是一本活生生的安全手册，时刻提醒着那些我所根本看不到的危险。晚上的海鲜大排档更是想都不用去想，妈妈从来不会去那些看起来有点脏的地方吃饭，于是我们终于脱离了团体，我带着她在商业区的马路上游荡，结果居然去吃了一家杭州菜，嗯，她只吃她吃过的东西，对于新鲜的，她所不知道的东西，她都觉得是危险的，她已经不愿意再去做尝试，那些能够让生活更轻松也更愉快的尝试，她全部不愿意去做。
我现在想起来，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妈妈就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任何有关这个世界的美好，她只是反复地提醒着我，这个世界是多么地危险、可怕。马路上任何搭讪的人都是不能理睬的，没有人是值得信任的，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而活着的，只有家里是安全的，只有父母是不会伤害我的。我很奇怪为什么她这样的教育，却能够养育出我这样的孩子，大概是因为那些恐惧是她的恐惧，而不是我的，我不知道在她年轻的时候，她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她从来也不跟我说起这一部分，这也是她的安全措施之一，她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是怎么样的，因为她觉得这不能说，她觉得对政治感兴趣是件很麻烦的事情。毕业后我去报社工作，她最担心的事情也是，不要跑任何与政治有关的条线，不要触碰到政治。我知道，在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有块阴影，这个世界一定从某种程度上伤害过她，让她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畏首畏尾，像只蜗牛一样躲在自己所谓的安全堡垒里。
但是我，我从未受到过任何伤害，这个世界一直善待于我，周围的人也都是善良的面孔，所以我不能理解和接受她的恐惧，因为那是她自己的恐惧，她生育了我，可是她不能够把她的恐惧也遗传给我，这是不公平的，我不需要去接受这些。
有谁不想与自己的妈妈亲密地在一起呢，可是阴影让两个人的距离变得好远。我希望的是，她放下她手里的酒精棉花，与我一起到海边去吃一次海鲜排档，在那些脏兮兮的地方，吹吹海风，喝喝啤酒，我想告诉她，人生中有很多很多的快乐，有很多很多的微笑，还有很多很多善良的人。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不能告诉她这些，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驱散，她心里的那块阴影。
鲤?因爱之名 态度部分 一个中学生的材料归档
文/熊小默
我确实在我的叔伯辈中，发现了一些愿意将他们经历的*浪漫化的人。在他们眼中那十年贫穷却信仰坚定，艰苦却刻骨铭心，甚至在看过《阳光灿烂的日子》之后，不禁引为银幕自传。而最容易被这一拨人说烂的四个字，便是“青春无悔”，真让人啼笑皆非。我爸每每看见此类诸君在各类电视节目中忆往昔峥嵘，都有种拉他们去鉴定是否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冲动。
作为一个乡绅和旧政府职员的儿子，我爸一直没机会戴上红领巾。这是个挺糟糕的情形，不正是这样吗？即便在今天，大家仍然时刻担心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担心自己显得格格不入，或者“不正常”。年轻人们有同样的偶像，听同样的歌看同样的综艺节目；被同样的话语鼓动，好恶着同样的事情，乃至同样地盲目同样地虔诚。我们好歹都还是同一批次的思想产品，以胸前飘扬的红领巾为记，除了我爸。
他坐在课堂里，猜测他为什么不能拥有一条光荣的红领巾，这用烈士鲜血染成的圣物。我爸肯定幻想过能有幸拥有这块布的部分边角料，以期和其他革命少年站在一起，而不是坐在教室角落里。其实在我念小学的时候，我遇到的入队宣传也是同样的说辞，可见这几十年来都没有换过宣传文案。以致于我产生了和我爸当年一样的，对该产品如此复杂工序的疑惑。
可能就和我学生时代的各色兴趣小组一样，我爸的学长们自发组织成各色红卫兵组织，四处抄家。从淮海路旧宅的窗口，爸爸可以看见这些制服少年冲入他的某个同学家，四处搜查，并找到了两把宝剑——雕龙画凤，MadeinChina的那种。“这是不是日本指挥刀？”红小将愤怒地质问，黑五类百口莫辩。“你是不是汉奸翻译官？你说！”反革命哑口无言。在很多年之后的同学聚会上，我爸爸讲起这段窗台偷窥往事仍然回味无穷。
虽然没资格成为任何革命少年组织的成员，但是他至少也没留下污点。没有抄过别人家、没有砸过圣人碑、没有打过校长、没有揭发过别人的牢骚，如果我爸真有什么少年时代是值得纪念的，他才更有资格说“青春无悔”。
那年尼克松在中南海吃完国宴，转身又来到上海参观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两报一刊上印的自然是含蓄的相关新闻，而班主任在课堂上对我爸爸和他的同学们念的则是另外一份“注意保管，不可外传”的内部学习文件，分析时政要闻的深层含义，大意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子，美帝总统尼克松眼见历史潮流势不可挡，只好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跑来我国求饶云云。这时候，我爸当堂举手了：
“报纸上说，他是应我们周总理的邀请才来访问的啊！”
大概有三秒钟的时间，班主任什么都没干，只是努力向脸部*，就像一条被激怒的河豚：
“姓熊的，你总有一天要去坐牢！”
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了，只不过在三十多年后，偶尔会被我爸爸讲起，用来炫耀他当初是多么的刻薄，并有足够的天资去实现这种刻薄。这绝对不是一个初中生对政治事件表现出的天真懵懂，而是我们熊家的一种神秘遗传：对现实不满，并伺机挖苦，时刻准备着。
在当年，“对现实不满”可是一桩重罪。这种危险的遗传给我爸（以及我）惹了不少麻烦，几乎让他班主任的预言成真。在所有被打倒的反革命分子的罪状中，永远漏不了这五个字。十年*时期，社会虽说混乱归混乱，淮海路上大字报满天飞以至于环卫工人可以天天发横财，但是合法的“对现实不满”只有一种统一的格式：只许火上浇油，不许逆潮流而动。你可以锦上添花，但是切忌别出心裁。你可以是一万个起哄声音中的一个，但是别当在平静课堂里举手提问的那个白痴。
那年人们口口相传的，是关于曾经的“林副统帅”的消息。这种大规模的信息蔓延，与报纸上的风平浪静相映成趣。我爸说他当时倒无所谓，没明白“亲爱的林副统帅”这一称谓从新闻广播里消失的微妙含义。直到一份编号以“中发1972”开头的秘密文件传达到了他所在的学校，这一问题才开始公开。
这份秘密文件从高层干部传达到中层干部，再传达到各级单位，再传达到各个地市的各个党委，一直到某市某区的某所中学。当校长通过大喇叭朗读这份文件的时候，“秘密”二字依然光彩熠熠——也就是说，虽然它的内容早就家喻户晓有口皆碑，但是你将其复述转达给任何其他人都是泄密行为，那真是一个黑色幽默的时代。
文件的内容大致是通报了*反革命集团一贯反党反毛主席的罪恶事实，以及他们应有的可耻下场。同学们心领神会，偶尔打打瞌睡。是的，不会有任何人产生“啊！天啊，毛主席真是看错了他！”或者“*这个反革命怎么可以这么辜负毛主席？”的疑问，因为孩子们都不会质疑。
同样性质的事情，我们不也是从小就在做吗？时代不会走得太快，它会留有尾巴，让下一代去踩。我小学时候，旧课桌上甚至还能依稀找到前辈学长镌刻在上面的革命豪言壮语，让我颇受感动，甚至有发现死海卷轴一般恍若隔世的错觉。父辈们少年时代是白纸一张，绝密的爱恨情仇任人填写。
嗯，祝你们永远健康。
鲤?因爱之名 沙龙部分 再见，我们的少年偶像
鲤编辑部
特邀
AT：诗人，评论者
张定浩：《上海文化》杂志编辑
鲤：先说说在中国那批经历过*的作家中，曾经影响过你们的，或者让你们特别喜欢的是谁？
张：我喜欢食指，他身上有一种王气，相信未来。还有顾城，他创造出了一个幻想中的未来。而在小说家里面，我喜欢汪曾祺，但是他其实应该不算是那代经历过*的作家，因为他的性格定型早在解放之前，因此知识教养也要好很多。
鲤：所以你觉得是因为*导致了他们这代人知识教养的欠缺么？
张：如果说是因为*的话而造成这些的话，那他们就变成了受害者，但是似乎不是那么简单。真的要总算帐的话，我觉得大概从四十年代中期，建国之后，就已经开始有影响了，或者说，推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就已经对传统文化造成一种摧残了，如此一代代的变化，产生了他们。但是反观一下俄罗斯的话，他们与我们的体制很相似，却产生了白银时代。那或许是因为俄罗斯有一个宗教传统在支撑着他们，这个宗教传统没有因为斯大林而毁灭，但是中国的作家们到了五四以后就不再相信道家或者儒家的传统了。
鲤：那张承志在那代作家中算是异类么？
张：他只是另外一种表现形式而已，他是红卫兵这个词的命名者，所以他一直在保卫着什么，保卫是向内的，这也是自恋的一种。但是一个时代应该是要向前走的，要去发现生机和缺少的东西，要一直向上。过去的种种问题，不是说不谈或者回避，而是需要一种向上的力量去解决，就像一个圆环一样，在向前滚动中保持稳定。
AT：关于传统，我觉得中国的作家们其实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文化之间徘徊不定。如果说有什么例外的话，那大概就是我最近看到的残雪的新小说，你们也可以从她的博客上看到。她的语言并没有故意要去继承中国的古典，但是很明显她的语境都是毛泽东时代的，她很直接，她直接用语言表达了她所处的时代。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古典文化过度到现代文化的一个过程，残雪正视了这个过程，她没有绕圈子。
鲤：那你怎么看待格非呢，他的《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出来以后，对他的评价就一直是与传统联系在一起的。
AT：格非的这两部小说都很传统，传统到我已经不想再说什么了。但是他其实始终在回避问题，他采取欲言又止的口吻在所有的小说里打着隐喻。他的故事背后总是有个过分庞大的东西在操控一切，他的故事，他的情绪，就都被这个庞大的东西给扼杀了。
我记得在第五届新概念颁奖的时候格非说，写作是要站在一个立场上的，他很在意他站在一个谁的立场上，一个怎么样的立场上，可是偏偏他从来没有站在过他自己的立场上。
鲤：我们这些年轻的诗人也好，作家也好，其实都已经羞于提起自己曾经或许也喜欢过格非他们这一批作家。我们在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的确也肯定是受到过先锋派的影响的，因为先锋派讲故事的语言色彩与过去的现实主义完全不一样，苏童的阴冷，格非的恍惚，都是以前所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后来却发现他们并没有把他们的世界观表达出来。如果说先锋派是一段歧路的话，那他们走得还不够远，不够歧。
AT：我最喜欢的应该是阿城，一部分原因是他的真实。他写的是一个人，几个人的事，他写的不是时代，所谓抒写时代的小说，是非常可疑的，因为在这背后，总好像是有一个幕后黑手在操纵。比如说他在棋王里选择的这个主题，他是有意地偏离开大问题的，而是只谈棋和吃。时代造就了他的饥饿，但是他却用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他的喜怒哀乐没有被时代填满和左右。其实我觉得他们那一代作家，在潜意识里，他们始终想把*这段时间作为一个整体遗弃掉，于是就会选择一个相似的立场去反抗它。
张：你说到了反抗，其实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是与反抗有关的。我觉得他们这代作家其实是非常自恋的，这种自恋是他们始终沉迷于那个过去的辉煌时代，他们在怀念自己创作的黄金时代，同时也在怀念当时他们的反抗情绪。*让他们养成了一种反抗的思维模式，就像一把锉刀。而随后，这个时代慢慢进入了市场化，他们就开始找不着北了，政府和老百姓都栓在一根绳子上忙着挣钱，他们如果再反抗就要开始反抗人民了，所以他们也很迷惘，只能陷在过去的情绪里，怀念，止步不前，有不少人因此而选择了搁笔。作为批评家也好，作家也好，我们应该是要向前看的，他们看不到未来，所以现在年轻的一代也就不带他们一起玩了。
鲤：可是自恋这个词语常常是被用来形容现在我们的这样的年轻人的。
张：如果我们的自恋，能够不作为一种逃避和抵抗的姿态，而是与自己的天性相通，那就没有什么，所有的人都是自恋的。但是如果这种自恋是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是抵抗与逃避外在世界，是不再成长，不再有希望，并且用嘲讽作为盾牌，那么肯定是不对的，而这种自恋并非出现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却恰恰出现在经历过*的他们那代人身上。我最近看日本80后那本被骂得很凶的《裂舌》，那简直就是自恋发展的极端，但我还是喜欢那个小说。它的好处在于，它自始至终不是以一个叛逆者的姿态出现的，而是极其自然，那就是它的存在，它是自足的。
鲤编辑部最后想说的话：
在这次沙龙的文章里，有作者提到一句话，他说：“也正是这些愤怒、怀疑、批判和嘲讽的声音，构成了在我们之前的当代文学史，作为我们的父辈，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受到尊重，但在我们自身的成长年代，在我们于迷惘中急切盼望精神导师的年代，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有资格站出来，教给我们一些关于爱、善良乃至幸福的真理。”
这句话我们看到的时候都觉得激动，很想说，对，就是这样的！但是转过头去想想，又有点难过。那些曾经作为我们少年偶像所存在的作家们，如今他们已经淡出了我们大部分人的视线，而几乎没有一个中国的年轻作家，会大声地说出，他们的精神导师是他们那上一代人中的一个。我们为此而感到难过，因为从潜意识里面，我们会觉得，如若有这样的精神导师存在，是一种骄傲，也是一种需要。
现在想来，我们不需要从他们那儿感受到怕，恐惧，抗拒，我们需要的是爱，真实，希望，以及更多的未来。很遗憾，这一切没有在他们那代人身上实现，所以，再见，我们的少年偶像，我们要去描述的世界不再是这样的。
鲤?因爱之名 沙龙部分 伤痕图腾
文/Waits
好几个月前，我第一次读到施特劳斯的《论僭政》，没有完全读懂，但他在文章开始前抄录的一段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的话，却轻易地打动了我。
“反政府的写作习惯本身对人格有一种不利影响。因为，凡有这种习惯的人也就倾向于违法，违反的即便是一种不合理的法，也倾向于使人们变得完全无法。”
这段话让我立刻想到的，是一批颇负盛名的当代中国作家和艺术家（请原谅我不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因为这不是一篇声讨和指责的檄文，对他们的谈论只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我们自身），他们都在“*”期间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或青年时代，在那样一个需要违法和认同违法的*年代，作为一个青年的天然反叛热情和作为一个人的反抗不合理社会的勇气，在他们身上自然结合成激动人心的伤痕，借助文学的名义，这伤痕成为他们共同的图腾，闪耀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紧接着，他们以为在“星星的弹孔中”，仍将能“流出血红的黎明”，然而没有，随后就是流亡、沉寂，或消失，或转型，多年后，面对一个全新的时代与社会，他们再度归来，只是依旧愤怒、怀疑、批判、嘲讽，岁月和成功只让他们多了一丝傲慢与刻薄，和对过去的热切怀念，好像过去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也正是这些愤怒、怀疑、批判和嘲讽的声音，构成了在我们之前的当代文学史，作为我们的父辈，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受到尊重，但在我们自身的成长年代，在我们于迷惘中急切盼望精神导师的年代，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有资格站出来，教给我们一些关于爱、善良乃至幸福的真理，这是否正因为从年轻时期养成的“反政府的写作习惯”，影响了他们的人格成长呢，以至于他们自己尚一直处于迷惘之中。他们是年老的迷惘一代，自顾不暇，以至于初涉海洋的我们必须从翻译文学中寻求各自的风帆和船舵。
“你们是迷惘的一代。”当迈入老年的格特鲁德·斯泰因说出这番话之后，年轻的海明威并不赞同，他在夜里走回家的途中，想到斯泰因老小姐的以自我为中心和思想上的懒散，以及自己这一代作家强烈的自我约束，他迷惑地想，是谁在说谁是迷惘的一代呢，或者“所有的一代代人都让一些事情给搞得迷惘了，历来如此，今后也将永远如此”，他坐在丁香园内伊元帅的雕像下，喝了杯冰啤酒，“让什么迷惘的一代那一套跟所有那些肮脏的随便贴上的标签都见鬼去吧”，他起身回家。虽然很多年后，他开枪自杀，但那并不是迷惘的后遗症，那个有力量将“迷惘”与传道书并列的海明威，和那个写下《老人与海》的海明威，是一致的，他一定会同意他的同时代作家福克纳（虽然他们关系并不好）说过的一段话：“他必须使自己明白世间最可鄙的事情莫过于恐惧。他必须使自己永远忘却恐惧……诗人和作家的特殊光荣就是去鼓舞人的斗志，使人记住过去曾经有过的光荣——人类曾有过的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与牺牲精神——以达到不朽。诗人的声音不应只是人类的记录，而应是使人类永存并得到胜利的支柱和栋梁。”
能说出这番话的诗人和作家，能按照这样的肯定性精神去创作的诗人和作家，即便最终酗酒而死，用猎枪射穿自己脑袋而死，或精神疯狂而死，却要胜过那些终生只懂得怀疑、批判、揭露、嘲讽的清醒者百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更热爱食指和顾城胜过他们的同时代诗人，因为这两位是那个贫困时代里真正曾诉诸爱、同情、希望等人类光荣的情感来打动读者的人，在一个诗人赖以存在的文字而非现实生活中，他们小心掩藏好不幸和怨恨，忘却恐惧，呈现给我们一个值得生活的世界，虽然那世界还不够广大。
没有人能单纯通过怀疑和否定达到不朽，就像没有人能单纯通过暴力和性器官来达到不朽，从古至今，都是这样。那些古典作家深知这一切，因此他们总是颂扬高贵、德行和智慧，并对人性的肮脏和邪恶保持沉默，这沉默不是懦弱的逃避，而是最高意义上的拒绝。从古希腊到先秦，从荷马的英雄礼赞到三百篇“温柔敦厚”的诗教，从苏格拉底谈论的“最高的善”到春秋左传里所谓的“立德、立功、立言”，都是这样。
没有一个完美的社会。但古典作家懂得，唯有通过颂扬和描述美好，才真有可能对一个不好的社会有所改善，而作为我们父辈的那批中国作家，多数只知道通过反抗和批判丑恶的方式，以求速成，这之间的差距，又不仅仅是时代使然，政治境遇使然，作为参照，20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白银时代作家群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为20世纪50年代生人的刘小枫，曾经写过一篇叫做《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重温〈金蔷薇〉》的名文，向那些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饱受蹂躏却依旧能奉上同情、温柔和祝福的俄罗斯灵魂致敬，只是他过高地估计了《金蔷薇》对他们那一代人的影响，他们那一代的很多人，在“怕”之后接踵而至的，并不是“爱”。
鲤?因爱之名 沙龙部分 少年情事老来悲（1）
文/小米
能够被一辈辈的少年反复临摹的故事，它讲述的体验虽然是个人化的、独特的、带有时代特征的，但它的主题已不属于个人——所有实现了从个体经验到群体经验的跨越的文艺作品都并非盲目，往往内含真理。
就象三十多年前那个夏天的夜晚，一个被欲望焚烧得难以入睡的十四、五岁的少年独自爬上泳池的高台跳水板，他纵身一跃，随后溅起的每一滴血都带上了他的痛感，向人们扑面而来。那时他的故事只属于他自己；后来，有人用这个素材写了小说，再后来，有人拍了电影；再再后来，某个午后，腻味了网络游戏、不想看好莱坞大片、也不知要做点什么打发时间的“某零后”少年无意间点击网络上的“下载”和“观看”，这疼痛将又一次直击他的心脏——成长之痛，远甚于第一次被拔牙。
青春期是一次死去之后从头再来，昨天的少年们都有体会。
一九九五年，《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国内公映，成为当年票房冠军。十年后，这部回忆青春的片子本身都成了值得回忆的话题。2005年，小说原著《动物凶猛》的作者王朔、坚持拍到一半的原制片人文隽都为此写了纪念文字；有影迷写公开信呼吁姜文出该片的纪念版DVD；影片中两个出彩的配角的饰演者方化和姚二嘎已经离世；夏雨、陶虹、宁静……一班当年的“半大小子”则已成为影视“大腕“，均可以站在各电影节“颁奖嘉宾”的位置上。姜文，更因该片的横空出世而脱胎换骨，他的称谓从《红高粱》中的“男主角”一跃而成“阳光灿烂”的导演。在1995年出生的人到今天又是马小军的年纪，又一代人的青春逝去，又一代人的青春到来。那些发生过的事，有着无比的魅力。
《阳光灿烂的日子》取材于*时期的一些真实事件，比如前面提到的那次跳水。在1970年前后的一个夏天，在北京西郊的某军区大院里确实发生过这么一起“非正常死亡”，一个半大小子深夜从泳池的高台跳板跳下，他不知道，（或者他知道？）泳池晚上是要放水的。于是他等于是高空自由落体。他摔死了。这起事故在家长们的教导中仅为“不可擅自跳水游泳”的规则释例，但类似年纪的少年们多少风闻，他的死和一个年长于他的女人有关。
女人，在那个年代的少年词典里，说出口就等于犯了罪。在那个空气中都看似没有杂质的时空点上，少年们宁可在群架中被砖头拍死，被菜刀砍死，被车锁链子抽死，也不能与女人发生瓜葛。（此处的“瓜葛”包括幻想。）更不能因此而被同伴嘲笑。这事关一个少年的荣誉感。这种“价值观”在完整版的电影中有专门的一幕来说明：一场群架之后，马小军和刘忆苦、大蚂蚁等一起到公共澡堂冲凉水澡，于北蓓这个有点缺心眼儿的女孩在更衣室里以缺心眼儿的方式傻笑，笑声传来，羊镐的毛巾挂在胯间，“硬了，硬了嘿，”少年们纷纷露出鄙夷之色，“你丫怎么这么流氓？！”
什么样的性教育能做到让少年在知道真实的硬核（Hard-Core）的性之后后还能保持美感？最大的可能是这一点始终无法做到。就象过去一辈辈的少年在厕所墙壁上的涂鸦、手抄本、禁片、*、春宫画上看到的真实的性一样，今天的少年或许只是更容易在网络上看到男女生殖器的模样和*姿势——改变的只是手段，有一点很难改变，少年的第一反应是血往上涌，感觉恶心、震惊、晕眩、罪恶、羞耻……然后，他/她就要接受这就是美丽的爱情最后的目标，如此丑陋而且原始。他/她需要说服自己接受这种真实，不再对此报着圣洁的幻想，甚至可以任由欲望驱使，克服心理上的不适释放身体感受得到满足。这样的长大是残酷的，古今中外，无不如是。无论男女，当这种和动物无二的欲望一旦出现、膨胀、实现，那么，少年的纯真和美好就成为翻过的一页。曾经说的再熟练的脏话：我操、你MBD、狗娘养的、Y挺的、傻B……只在具备了这种认识之后才会变成真正的脏话，而不仅仅是鹦鹉学舌而已。
鲤?因爱之名 沙龙部分 少年情事老来悲（2）
在《动物凶猛》中，当王朔将自己化身为那个少年，他重现的成长故事讲的还不只是禁欲之难，而是凶猛的原始欲望的觉醒与不承认这欲望有任何正当性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对立，是认识到自己的胆怯与冲动之间的对立，是个体的孤独疏离感和渴望团体归属之间的对立，是超现实的美和现实中的丑之间的对立，是自卑心理的投射和实际能力之间的对立，是少年与成年之间的对立……马小军在这些重重叠叠的对立中忍受煎熬，他心神不安、度日如年，犹如笼中困兽，不把利爪伸向自己，伸向引逗起这欲望的女人，不把自己树立起来的女神亲手推倒、撕碎、毁灭，就无以遁形、无处可逃、无法解脱。
这是一个坎儿，不是所有人都能迈过去。前面跳水的那个少年，以他赴死的勇气也未能做到，电影里高大英俊的刘忆苦也没能迈过去；但所有的成年人都迈过去了，马小军迈过去了，后遗症是他的记忆被反复涂擦修改。这个当年的“小屁孩”让我们想起，在动物欲望苏醒的时节，我们心里各自隐秘保存的情欲汹涌的片段，提醒我们曾经经历过的煎熬，重重的矛盾逐渐充溢每一个细胞，迫使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考虑“生存，还是死亡”这等哲学命题。等到这煎熬终于褪去，我们终于又恢复正常的食欲、思考能力、也能够调和*和罪恶感之后，和成年的马小军一样，我们已无法把这些片段连缀成篇，谁也没有勇气重新经历。少年们，成年人以这部影片向你们坦承，承认我们并非生来就有看穿童话的能力，承认我们也曾在真实面前的时候惊慌失措，这是否能让你们在经过这个坎儿的时候好受一些？
对马小军来说，从那个夏天之后，再不会有米兰这样的女人，将过去不曾感受到的美丽集于一身；再不会有米兰这样的女人，仅仅触摸到她的一根头发就能让他浑身战栗；再不会有米兰这样的女人，为了博她一笑他可以爬上高塔般的烟囱再掉下来也欢喜无限；再不会有米兰这样的女人，让他踩着《屋顶上的轻骑兵》的节奏如猫一样日夜潜伏、汗如雨下却乐此不疲；再不会米兰这样的女人，她对别人的笑语如一把尖刀可以瞬间将少年扎得浑身通透，整个世界失去颜色。米兰，这个在马小军的脑海里宛转千回的名字，这个比维纳斯更深刻地代表了美的符号，这个在口唇默念时舌头的轻巧一弹就让他心荡神怡的咒语，她曾有的魔力和后来失去魔力的种种合并而成少年心上那道深刻的伤痕，伤疤凝结之后，那个少年死了，马小军成年了。
在小说和电影中，故事情节进展了三分之一米兰都没有露出真容，只有一张照片、一个名字、一把锁、一根头发、一顶蚊帐、一袭背影……但这些琐碎证明米兰这样的女人是存在的，这对少年来说已经足够，已经可以让他在燥热难当的夜里做着美梦沉沉睡去。在梦里，他主动地压制住“流氓”念头，让整个画面只有她，和配得上她的点点滴滴：自行车、长辫子、墨镜下闪烁的大眼睛、吉他伴奏的和声、烧荒草的味道、明媚耀眼的阳光……
同样的明黄色背景，同样是一辆自行车居中的风景画中，在另外一个国度，另一个时空点上，也出现过一位丰满的女人和一个成长中的少年。在2009年出品，名为《朗读者》的影片里，少年迈克因为猩红热意外邂逅中年女人汉娜，她帮他清扫呕吐物，他病好之后带来鲜花向她致谢，她不经意地熨烫着自己的内衣，他无法遏制住偷窥她穿丝袜的样子，他笨拙地为她挑煤核弄成黑猴一般，她为他洗澡擦身，在他的狂乱中轻声细语“慢一些、再慢一些”；他为她卖掉心爱的集邮册，她在多年后又听到他的朗读而慌乱失态……当然，二战后的德国不是七十年代的中国，迈克和汉娜可以坐在单人浴缸里读《奥德赛》，马小军和米兰只能在屋顶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迈克可以拒绝同班女孩的生日会邀请，飞奔回来对汉娜说“我爱你”，马小军在瓢泼大雨里大喊米兰的名字，见了面却只敢嗫嚅地说“我的车掉沟里了”；汉娜在决定结束和少年的不伦恋的时候可以在一夜间做到“人去楼空”，米兰则无法以搬家来阻止马小军要证明自己“男子汉”的侮辱行为。但我还是想忽略所有的“国情差异”，将《阳光灿烂的日子》和《朗读者》进行对比，因为它们都讲述了成长的痛苦，这种痛苦都体现在被环境禁止表达的爱，体现在少年内心强烈的挣扎之中。
鲤?因爱之名 沙龙部分 少年情事老来悲（3）
《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转折点在于马小军真正结识了米兰，并把她带给自己的大院子弟这个“小圈子”之后发生的一切。“女神”慢慢消解了，现实逐渐呈现出来——米兰对马小军那种“做我姐姐”式的“告白”感到好笑，她对他的态度始终是戏谑还夹杂点好奇和不屑；米兰从来没有象女人对男人那样“欣赏”过马小军，他看到的微笑后面的“含义解读”本来就出于少年一厢情愿的臆想。就在马小军随母亲回唐山的空档里，她和刘忆苦的关系突飞猛进，马小军再次见到她时“背叛”已成事实。
成年后的马小军对此可以有种种解释，比如米兰的势利，电影里透露出刘忆苦父亲的职位更高，连带刘忆苦和刘思甜兄弟俩在大院子弟中的影响力也比较大；这也可以解释为米兰的现实利益使然，从谈恋爱的角度来看，年龄比马小军大、更加高大英俊、前途更有保障的刘忆苦当然比“小屁孩”马小军有吸引力；或者，真实的米兰早已是情场高手，这一次只是想利用军人子弟的关系参军、离开农场、改变前途……成年后的马小军可以为米兰找到无数合情合理的借口，但当时的少年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他一直供奉的女神其实并不美丽，也不端庄，她只是……*。
那么，他也不必再为她“端着”了，长久以来被正统教育、社会环境、小团体中的“禁欲”价值观所压抑的动物欲望也到达顶点、喷薄而出。改变了视角的马小军终于可以打破“米兰咒语”，她的光环迅速消失。他开始以成年男人的眼光看她丰满的屁股——那肯定是被别的男人操圆的；她根本就不纯洁，在泳池边上，她过去的“情人”不就现身了？当初吸引他的*变成了肥胖；他甚至学会用那个“拔钢蹦”的笑话让她在众人面前出丑；最后，让所谓的“纯情”见鬼去吧，他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他是个男人，为了这个，他要冲到她的屋里，办他一直想办的事。
在小说里，他确定无疑地是“办了”；在电影里，他还是临阵脱逃了。尽管十多年来的电影评论者对这一处主要改动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和评价，大家都同意，马小军亲手推倒米兰女神这一标志性动作让他迈过了“成年”这个坎儿。日后，马小军只能在修改涂擦和选择性记忆中回想起那年夏天、阳光灿烂的日子、惊鸿一瞥就让人难以忘怀的女人、由她们点亮天空中明朗无比的色彩……依然美得让人惊叹，但是，大院门口骑扫把的傻子都不再重复“古伦木”和“欧吧”，那些真心相信着纯洁、伟大、崇高的岁月，因为有了这些信仰而倍感充实的青春，都成为过去，永不再回来。
我同意，这样一条关于少年成长的主线已经足够精彩，它实现了从个体经验到群体经验的跨越，当年就被称为的“*之作”得到威尼斯“最佳男主角”，到现在还可以跻身于中国电影中的前三名。但是，十四年之后，在中国人可以以各种方式看到其他影片的现在，除了对《阳》片表示赞叹，我们也有了更多可以对比的参照。前面提到的《朗读者》就没有局限于“少年情事老来悲”的感慨，而给出更让人深思的情节。《朗读者》中的汉娜离开之后，迈克同样为这段“不伦之恋”备受煎熬，他尝试过和同龄女友约会却屡屡失败，虽然也已成年，也有了女儿，他却无法维持婚姻，他一直郁郁寡欢、性格孤僻。但和成年的马小军无限追思青春的伤感情怀不同，成年的迈克除了要克服隐秘的“不伦之恋”带来的伤痛，还有更强的罪恶感。作为法学生的他在一次公审中，发现了汉娜曾经是一名德国纳粹集中营的看守的事实，听到她承认曾在教堂失火事件中作为恪尽职守的看守之一眼看着成百犹太人被活活烧死；他无法遏制地颤抖，尤其是听到证人说汉娜也曾经让集中营的年轻女孩们为她朗读，一瞬间，过去的美好无比的情爱画面与纳粹暴行发生了重叠，他不知道爱上一个无知的纳粹看守在多大程度上加重了不伦之恋中的耻辱和罪恶。他只知道，作为一个德国人，即使没有亲手施加罪恶之举，他也无法把自己与历史完全割裂。
《阳光灿烂的日子》本来也有类似的元素。1970年前后，少年马小军认为最自由、最值得回忆的那段日子，对当时其他的中国人来说，正是乌云密布、阴霾满天的“*”中期。众多的无辜者不仅从肉体上要接受“劳动改造”，在精神上也被严密控制，处境不比集中营中的犹太人好多少；在马小军混进大院礼堂看首长才能看到的“内部电影”的同时，无法得到配给的农民们刚刚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饥荒；苏联歌曲和芭蕾舞对少年来说，不仅仅是美学上的启蒙，更是当时“优越身份”的象征。和《朗读者》不同的是，马小军从来也没有表露过知道了军队大院的外面发生什么之后的心情——罪恶仿佛与普通人无关；成功地激起“半大孩子”们的“英雄梦”造成了什么样的恶果，这些是否真的会远离下一代的少年？这些也无需由普通人杞人忧天；从最个人化的角度来说，成年后的马小军理应对当年向米兰所做的一切说一声抱歉，但他没有。是做不到，还是根本不想？
在《朗读者》的后半部分，苍老的汉娜站在书籍中上吊自杀，这个大半辈子都是文盲的人终于在爱里意识到了罪与罚，然后用一以贯之的严谨和认真完成了自己的赎罪；迈克面对犹太幸存者的女儿咄咄逼人的提问也终于回答了真相：我和她曾经发生过肉体关系。他还选择诚实地告诉他的女儿所发生的一切，即使那是多么地难以启齿；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结尾，成年的马小军在北京的高速路上开车飞驰，他和这座城市一样表面光鲜和现代，但谈到过去，他还是没有力量面对那个让他刻骨铭心的女人——米兰。
米兰没有出现在电影的结尾，最大可能是马小军根本不想见到只在记忆中夺目耀眼，现在必定年老色衰的她。他选择无尽的逃避，与此同时在无尽的追思中找寻当年健康美丽的身影，她们代表着他的青春岁月，她们见证过他的信仰和充实。但是，当信仰被证明是荒诞，当充实只说明了幼稚之后，他是否意识到他还不是以真正的成人的态度来面对现实？成年没能改变他要靠逃避和幻想才能获得自信的习惯，他终于心安理得地和当年让他压抑得无法入眠的环境融为一体。于是，那个夏天，在被扭曲过、涂擦过、修改过的记忆里，永远都是阳光灿烂。
鲤?因爱之名 沙龙部分 我是怎么替自己前先锋派文学迷身份洗底的（1）
文/sweetii
现在承认以前读过陈染，是很有些丢人的事情。但是也没关系——我今天看吴山专的访谈，他年轻的时候乃至到现在也还忘不掉安迪·沃霍尔尔，“ToBuyIstoCreate”的意思和“最好的艺术品就在布罗明代尔”是一样的，甚至还没有人家来得生动和强烈。我现在至少不喜欢陈染了，已经成功洗底，是该反攻清算的时候了，搞搞光复运动。
我有时候很像九斤老太。比如说我侄女，是个小八婆，现在有十*岁，在念大学，梳个野鸡头，穿条短到屁股露出的格子学生裙，一副东热素人试镜的派头，还经常捏着粉红色的韩国手机发短信发个眼迷离，我就很看不惯她。经常想要教育她。但其实我也不比她好多少，*灰丝买了无数双，要搭配七厘米漆皮水晶坡跟鞋，用我哥们的话说，“五十步笑五十步”。问题是步子大小不一样啊,但方向是一样的，都是走投无路的下场。那比如说我男朋友的妹妹，那天我陪她去买书，帮她选了一本卡波特的《蒂凡尼的早餐》，告诉她这也是言情小说，但是是美国现代著名文体家的代表作。她一听是言情小说，本来还有点兴趣的，但一有文学史地位，就不要看了。然后，她除了那些垃圾爱情故事，不小心挑中一本岩井峻二《情书》，我看见，表示了肯定，还告诉她有同名电影可看。结果她因为我肯定了这本书，就立刻换了一本。一定要选的全都是垃圾才肯罢休。这些小丫头片子，没出息，还不听劝，一旦发现有一丁点儿绝处逢生的可能，都要立刻消灭干净。这种时候，我觉得金刚那个大拳头捶胸脯“梆梆”响的形象真是生动，周星驰揸开手指抠紧下门牙的动作，实在是不夸张。
当初我们的大学老师大概也是这样被气得要发疯的。想想看，中文系近百号人，学个文学史，要写几个读书报告，那么多大好的作品值得细读分析：中古的不认真思考盛唐气象，要去研究唐人传奇里面的女性主义倾向，近现代的不好好读完长河文学，偏要从李金发的翻译体里找出意象派的中国制造，当代的不考察样板戏，却去抱着陈染林白要分析出些现代性和语言颠覆……这种固执，是无论怎样软硬兼施都没法挪动半点的固执，因为这是最坚定的那种固执，是愚蠢的固执。
后来，我有个朋友对我说：读书人最愚蠢。因为他们读了那么多书，还那么愚蠢。这个话我最喜欢。大概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开点窍了。就是知道自己很蠢了，还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那多半是和我有相通之处，也比较蠢。所以我现在要跟人推荐什么东西，那一定要先说明背景：我不知道这个什么东西好不好，但知道这个什么东西和我气味相投。不要扯远了，继续说读书人愚蠢的话，接下来我就想到：中文系的人最不懂文学，因为他们学了文学史还不懂文学。陈染的毒是非文艺爱好者不会中的。
我今天费了好大的劲找到陈染的作品来看，真可怕，原来我大学的时候居然看这样的书。原来我大学的时候，大家都热衷于看这种书。比如这一段我还有印象：
“我从小就有一种特殊的消解、转移或忽略事物悲剧成份的本能。任何一种情形都是如此，我总是习惯在事物的对抗性质上膨胀自己的情绪，有一种奋不顾身地在死胡同里勇往向前的劲头，那种不惜同归于尽的毁灭感，很像一个有当烈士癖好的人。但一遇到悲伤，我便自动地想办法调转自己情绪的脚步转弯。比如这会儿，我对自己脚趾缝隙的泥巴的专注，就很能说明这一特点。”
鲤?因爱之名 沙龙部分 我是怎么替自己前先锋派文学迷身份洗底的（2）
这些意思用简明一点的话说，就是喜欢跟自己较劲，用术语一点的话说，就是有偏执型自虐倾向，但是文艺青年要用文艺青年喜闻乐见的话来说。消解……转移……悲剧……对抗……情绪……毁灭感……癖好……专注……要把一个故事会题材写成当代艺术论文。如果用同样当代艺术论文体来评价这句话，就是要为文学史写作，为艺术史写作。不过这又要高级一些了，因为讲的是历史书写，这是新历史主义的腔调。前面那个是存在主义文论的腔调，有几十年的时间差。要赶英超美，一定要跟上时代步伐的话，那就该说，要与时俱进。这也是一种腔调，就是反讽。但反讽也过时了，现在要尝试语法的可能性。也不对，凡是我已经想到的，就都不够时髦，现在也许该不说话？
什么样的先锋派才是彻底的先锋派呢？这个在大学的时候，大概是不会考虑的，那时候连先锋派在哪里都搞不清楚。先要找到革命队伍，努力混进革命队伍，再研究该不该加入的问题；如果一时研究不清楚，那就抓紧时间另起炉灶，研究从队伍内部造反倒算的问题——这就是先锋派的正道。但陈染不是这样的。
陈染这种作家热衷于宏大叙事，虽然她写的是私人生活，但那个阵势仿佛这是全世界最严重的事情。宇宙的核心就在她的肚脐眼五毫米深处。如果要撬起地球，这里就是阿基米德点。的确，只有坚持这种态度，才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写出那样危言耸听的小说：
“她常常一个人久久伫立在学院顶楼的窗口处，呆呆痴痴地凝望着幽蓝的夜空，她的被无限透明的苍穹浸染得瓦蓝瓦蓝的心，也如同大海一样波涛汹涌，那狂热、庞大然而却没有准确目标的情感一泻千里，把青春期所有莫名的单相思都寄予诗中。”
按照古老的修辞学，比喻是使难以理解的事物变得亲切具体，当然也可以用抽象的事物来比喻日常生活，使日常性获得更多重意蕴。那么，没有这种对比的时候，比喻还有什么意义呢？那就是比喻行为本身了吧。为修辞而修辞，甚至不是诗歌的事情，而只是文艺青年的*。而且不是高级*。高级*是一种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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