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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与教育》——李镇西教育手记

_4 李镇西(当代)
听了几位女生的诉说,我首先感到的是内疚:以前我只知道伍建学习成绩较差,却不知道到他竟有这么大的困难!
我又问他们:“这的确是件好事啊!为什么怕让我知道呢?”
她们说:“我们想自己做成功一件好事,让您高兴高兴。再说,您太忙了!”
我又给她们开玩笑了:“哼,这么好的事就把李老师给忘了,还说喜欢李老师呢!”
她们天真而不好意思地笑了,我们开始商量起来……
伍建平时住校,周末才回到乡下家里。这个星期六下午的班会课前,我借口伍建回家路途太远(得步行30多里山路),便叫他提前离校了。然后,我和全班学习一起开了主题班会:《让伍建因为有我而感到温暖》
在班会课上,马庆同学向大家讲述了伍建家的不幸之后,号召同学们向伍建神出援助的手,他在发言中说:“李老师最近刚为我们读完《爱的教育》,大家都很感动。同学们想想,资本主义国家的儿童都知道关心同情别人,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少年更应关心别人,富有同情心。”
班会的气氛极为热烈,大家一致决定为伍建下学期的学习费用捐款。很快地,讲台上便堆积了一座钞票的小山。经过清点,学生们和我共捐款37.76元钱!
这笔钱在现在看来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在80年代初,这几十元钱却是一笔不小的资金。下学期伍建的学习费用只需8元钱,大家决定把其余的钱拿来为伍建购置生活用品。
韩军同学说:“为伍建买一个闹钟吧!他家里没有钟,有一次星期一早晨他估计着时间从家里出发,走到学校时,大门都还没开,因为天都还没亮。”
张海波同学说:“还应该给他买一个开水瓶。他平时住校经常喝自来水。”
张春银同学说:“还应该为他买些学习用品。我看见他的钢笔都坏了,可他还在用。”
…… ……
我提醒学生们:“除了生活上、经济上的帮助,伍建还需要什么帮助?”周涛同学说:“伍建的数学比较差,从下周起,我帮助他的数学!”王红川说:“我帮助他的英语!”更多的学生纷纷举手:“我帮助他语文!”“我帮助他物理!”……
在这以后一直到放寒假的两个星期里,伍建的桌子上、抽屉里经常出现一些物品,老实的伍建每次都要拿来交给我:“李老师,不知谁把新钢笔丢在我桌上了。”“李老师,我在我的抽屉里拾到一个新笔记本。”“李老师,这文具盒不是我的,请您帮查一查是谁掉在我座位上了。”……
而我心里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又不好说明,只好含糊地说:“嗯,我在班上问问。你暂时先用着吧,等找到失主,你再还他。”
两周以后,学校放寒假了。在春节前的一个冬日高照的上午,我和马庆、吴蔚、姜茹、龚驰群、何静红、韩军、王红川一起,带着我们为伍建的捐款和许多生活用品,用了半天时间跋涉30多里山路,来到伍建家所在的小山村。刚拐过一个山坳,我们就远远地看见他在地里劳动着。我们悄悄地一直走到他面前时,他仍在弯腰劳作,竟没有觉察到我们。
我们在田埂上站成一排,齐声大喊:“伍、建、你、好!”
他猛然抬起头,惊呆了的脸上泪水夺眶而出……
一晃15年过去了,当年的伍建和他的同学们也已长大成人。前不久,我意外地收到伍建的来信。他在信中提起那年春节前夕同学们给他的温暖时,我从字里行间仍可感受到他的激动之情。多少有些令我吃惊和欣慰的是,他在信中自豪地写道:“李老师,现在我也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了!”
1990年1月,我发现班上一位叫胡国文的农村同学情绪低落,精神不振。一了解,原来他以前就有的肠胃病最近复发了,同时,由于学习紧张,他患上了失眠症。这使本来就性格内向的他更加郁闷了。虽然我找他谈了几次心,安慰他,鼓励他,但他终于没有坚持到期末考试,就回家养病去了。
放假的那一天,我和学生们给胡国文写了一封慰问信,然后,全班每一位同学都给他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满了温馨而真诚的话语。我们希望,班级的温暖不但能使他过个好年,而且能使他乐观起来,振作起来,战胜疾病,回到我们这个可爱的集体。
寒假后开学第一天,见到胡国文来报到了,我还挺高兴,热情地问他:“病好了没有?”他却不说话,低着头,泪水渐渐从脸上滴到地上!在我的一再安慰和追问下,他才向我断断续续地诉说了春节期间他家里遭到不幸——家里失火,房子被烧成一片灰烬!
最后,一向不会言辞的胡国文居然说了一句让我感动的话:“最让我心痛的是,同学们给我寄来的明信片没抢出来,全被烧了……我本来是要终生珍藏的!”
接下来事情的发展究竟怎样?这个问题还是让胡国文当年写的一篇作文《谢谢您,亲爱的班集体》来“回答” ——
…… ……
第二天下午读报课,我刚走进教室,就觉得气氛不对。抬头看黑板,几个大字映入我的眼帘:“国文兄,我们永远在你身边!”一股暖流闪电般传过全身,泪眼模糊了我的双眼。原来同学们正在李老师的主持下,举行安慰我的主题班会。我真没想到同学们这么快就知道了我的困难,也没有想到他们会用如此庄严隆重的方式来给我以慰藉。不过,这又像是在意料之中,因为我们这个班的同学向来就团结、友爱。黑板上,还有何英同学写的一段话:“一份痛苦,两人分担,便只有半份痛苦;一份欢乐,两人共享,便有双倍的欢乐。你只有1/60的痛苦,却拥有60倍的欢乐。”是的,同学们把欢乐给予了我,却把痛苦给我驱走,我还有什么痛苦可言呢?王英浩同学还深情地朗诵了一首他专门为我写的诗:“哦,国文/不要悲伤/让我们温馨的友情/在你心间,投下一丝金色的阳光/带给你更多的温暖,更多的坚强……”他的诗,像是给我注射了兴奋剂,让我浑身热血沸腾,充满了力量。接着,团支部书记郑洁同学把60张明信片(包括李老师写的)送给我,她说:“大火烧毁了我们以前给你写的明信片,但烧不毁我们的真诚友情。今天,我们每人再给你写一张明信片!”我看到每一张明信片上都写有鼓励我的文字,每一位同学都有一段暖人的话语鼓励我,安慰我,带给我一片真诚,让我本来压抑的心轻松起来,又获得了勇气和希望。我真正感到这友爱的丰厚崇高了。随后,班长周强又把几百元钱送到我手中。这钱是同学们决定这学期不看电影而捐给我的,这真让我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同学们作出这样的牺牲,是在用真诚的心抚慰我,让我重新对一切充满希望。班会结束时,同学们还送来了慰问信、钱、粮票、笔记本、衣物、脸盆……李老师也送来了他捐给我的钱。到最后,我的桌上堆满了东西……昨天回到学校时那种伤感和悲痛,这时已烟消云散了,我的一颗冰冷的心已被同学滚烫的真情融化了!
…… ……
需要补充的是,当时我班任学校学生会主席的杨嵩同学,还在全校师生中发起并成功地组织了为胡国文捐款的活动。
师生之爱,同学之爱,都不应仅仅止于班级内部,而应该有爱的扩展和升华。这种爱的扩展,是对周围其他人的爱——同学、邻居、以及一切素不相识但需要帮助的人;这种爱的升华,是对我们祖国的爱!
这才是爱的教育应该达到的最高境界。
1990年10月,我教高93级一班的时候,了解到学校附近有一位90多岁的老太太,唯一的儿子及儿媳在几年前因车祸双双身亡,现在和她9岁的孙子相依为命。同学们知道后,不但为老太太捐献钱物,还把自己的学习用品和一些书籍送给那个可怜的孩子。而且,学生们还组织起来,每周都派一个小组去老太太家为她做家务事……
1983年,在未来班的成立大会上,我们收到了一位家长寄来的一笔钱,同学们当即决定,把这笔钱寄往北京圆明圆管理处,用于整修圆明园遗址。捐款寄出20多天后,我们收到了圆明园管理处的回信:“……同学们长大后能到北京读大学或旅游的机会是会有的,到那时请你们一定来圆明园。请同学们放心,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将加倍努力,有全国人民的支持,不久的将来一处大型古典园林遗址定会在祖国首都——北京出现。……”
1987年5月,大兴安岭火灾的消息传到我们班,还不用我动员,同学们就行动起来了。班长程桦、吴涛代表我们班率先在校园贴出了一份《倡议书》,倡议全校师生为扑灭大兴安岭火灾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在那次活动中,我班采取无记名方式捐款,所捐金额居全校第一。
1996年,我任成都玉林中学初98级5班和6班的班主任,恰逢成都市人民政府开展府南河综合整治工程。我和学生们积极参与,同学们用自己节约的零花钱买来珍贵的银杏树和女贞树的树苗,种在府南河边。而且由此成立了“府南河红领巾志愿者中队”,每周星期五下午放学后,都去河边护理我们的小树,一直坚持到现在。
…… ……
在我教过的班级中,类似的活动,学生们究竟参加过多少次,现在已很难准确统计了。有时是我有意组织的,有时是学生自发开展的。这是爱心的教育,也是童心的教育。而最能体现爱心和童心和谐同一的,是那一次我班为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建造烈士群雕的募捐——
从1982年2月刚参加工作起,我便利用每天中午的休息时间,为学生朗读《红岩》。到了第二学期的11月13日,我便读完了《红岩》最后一节,可是学生们还沉浸在渣滓洞、白公馆那悲壮的场面之中。
我对表情庄重的学生们说:“明天是11月14日,星期天,同学们将度过愉快的一天。可是大家是否知道,33年前的11月14日,江姐正含笑走向刑场?再过两周,11月27日,是‘中美合作所’最后大屠杀的日子!……为了纪念这些先烈,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正在筹建渣滓洞、白公馆《烈士群雕》的塑像。”
“我们为建造《烈士群雕》捐点款吧!”
“对,向先烈表示一点我们的心意!”
学生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说出了我本来准备提出的建议,我非常高兴,说:“同学们自愿捐款当然很好,可钱从哪儿来呢?回家向爸爸、妈妈要吗?”
“不,我们利用星期天去拾废品卖!”学生提议道。
“好!”我同意了大家的要求,并补充说:“当然,也可以清理家里的废品——如废书、旧报、牙膏皮等等去卖。总之大家要注意:所交的钱必须是卖废品所得,决不能因此向家里要钱。只有通过自己劳动所得来的钱,才最能表达真诚的心意!”
两个星期过去了,全班大多数学生都陆续交来了自己的捐款。我一一清点着由一分、两分、一毛、两毛汇集而成的捐款,心中无比欣慰。
不知怎么的,在清点捐款的过程中,我心里突然闪过一丝怀疑:这些钱都是学生卖废品所得吗?虽然每个学生在交钱的时候,都说是“卖废品换来的”,但凭我对学生们的了解,我估计可能有少数学生并没有卖废品。想到这里,我隐隐感到不安:怎样才使这一笔献给先烈的捐款真正纯洁无暇呢?
我当然不好为我这个想法而在班上搞“清查”,但我想至少应通过什么方式提醒或教育一下学生们才好。怎么办呢?
正好,何静红、龚驰群、王薇三个同学来交钱了。我收下钱,照例问道:“卖的是什么废品啊?”
没有回答。
我把询问的目光投向班长何静红,她不好意思地回答:“我们,没有去拾废品。”“那么,这钱是向家里要的喽?”“不是,这是我们平时积攒的零用钱。”几个人的声音很小,充满了惭愧。
我踌躇了:收不收呢?她们这样做,显然不符合“必须交卖废品所得的钱”的要求,似乎该受批评。;然而,他们没有撒谎,这却是很可贵的。再说,这钱并非向家里要的,而是她们节约下来的,仍然能代表她们的心。
于是,我表扬了她们:“你们很诚实!”
上午最后一堂课快下课前,我在班上讲了何静红几位同学的捐款的事:“她们没有拾废品,当然不对;但她们有一颗诚实的心!让祖国的新一代具备诚实纯正的品格,正是先烈们的希望。我请同学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在捐款时撒了谎,这难道仅仅是欺骗了老师吗?不!这是欺骗了先烈。我们不希望这笔捐给先烈的钱里包含有哪怕是一颗不诚实的心。”
放学后,又有几位学生来交钱,他们都如实地说明这笔钱是自己节省的零花钱。
中午,我到教室去,许艳同学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李老师,那天我交的七角二分钱,并不是卖废铁得来的,而是妈妈给我吃早点的钱,可我在交钱时,却说是……”
“别说了,你今天做得对。你仍然是诚实的孩子!”我拍了拍她的肩膀。
不一会,刘春华、文丽、陈建等同学也来向我承认自己交钱时说了谎。下午上课前,我又在班上表扬了许艳等同学:“能主动用诚实行动来改正不诚实缺点的同学,仍然无愧于先烈!”
课后,又有两个学生来到我跟前。
“李老师,我昨天交的六角二分钱里,只有六分钱是卖牙膏皮得来的……”
陈晓梅低着头说。
“李老师,那天我交的两角四分钱里,只有一角七分钱是卖废品的钱……”张帆红着脸说。
…… ……
凝集着学生们对先烈真诚敬仰之情的捐款寄出去了。在填写汇款单时,我在寄款人姓名一栏里写的是——
“献给先烈的五十三颗爱心和童心”
用心灵赢得心灵,不只是教育的条件,更是教育本身:当我们自然而然地走进“后进学生”的心灵,而他们也乐于主动向我们敞开心扉时,我们的教育之舟便已驶入了成功的港湾。
手记二:与顽童打交道
??“后进学生”的转化
⊙教育呼唤民主、科学与个性!
??转化“后进学生”的指导思想
不客气地说,离开了对“后进学生”的研究与关注,“素质教育”不但是虚假的,而且是虚伪的。
理由很简单:“素质教育的要义第一是面向全体学生。”(柳斌)而对多数学校的多数班级来说,“面向全体”就必然面向为数不少的“后进学生”。或者换句话说,只要有哪怕极少数的“后进学生”在我们教育者的视野之外,那么,我们所标榜的任何“素质教育”都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素质教育,而只能是我们社会主义教育的耻辱!
转化“后进学生”的途径、方法当然是很多的,但其基本的教育思想却应该充满“民主、科学和个性”的精神。
一、民主:用心灵赢得心灵
爱,是教育的前提;但是,对“后进学生”来说,这种“爱”应该是真诚的。换句话说,教育者对“后进学生”的爱,决不应是为了追求某种教育效果而故作姿态的“平易近人”,而是教育者真诚人道主义情怀的自然流露。当我们自然而然地把“后进学生”看作朋友时,这些顽皮的“后进学生”也会不知不觉地把我们视为“哥儿们”。我喜欢与“后进学生”们“吃喝玩乐”:星期天,和他们一起去公园,在草坪上摔跤、斗鸡;假期,和他们一块儿徒步去郊外旅游,在田野追逐;他们有了学习上的进步,我带他们去吃火锅以表庆贺……也许会有教育者指责我的教育“太庸俗”,但我认为教育能够真正走进学生的心灵,不但是无比幸福的,也是无比高尚的!也可能会有人敬佩我善于给”后进学生”们带去欢乐,我会说:“不!不是我给他们带去了欢乐,而是他们给我带了欢乐;或者说在没有师生界限的交往过程中,我们获得了共同的欢乐!”
当孩子们与教师产生了朋友般的依恋之情后,点燃学生心中“想做好人”的愿望,便是教师实施教育的关键。苏霍姆林斯基多次谆谆告诫教育者:不能让儿童那种“成为一个好人”的愿望的火花熄灭。而且长期与顽童们打交道的经历告诉我,即使是某些教育者心目中“一无是处”、“不可救药”的学生,其心灵深处或多或少也有着美好道德的萌芽,因此,对”后进学生”的成功转化,与其说是教师向他们“灌输”(即使是很巧妙的“灌输”),不如说是引导他们发现自己身上的善良之处、高尚之处,帮助他们树立“我是有缺点的一个好人”的道德自信。我经常与”后进学生”谈心的话题,便是让学生谈“我有什么优点”;如果某一“后进学生”因为长期受斥责而丧失了道德自我肯定的勇气和能力,我便让全班学生帮他找优点。注意,教师这样做,决不是仅仅是一种教育技巧,而首先是一种对“后进学生”由真诚热爱而产生的真诚信任。
当然,比起其他学生,”后进学生”犯错误的时候要多一些,教育者很难做到不对他们发怒;但是,“一个好的教师,就是在他责备学生、表现对学生的不满,发泄自己的愤怒(教师也有权发泄他的愤怒,任何一个有涵养的、受过教育的人也在所难免)的时候,他也时刻记着:不能让儿童那种‘成为一个好人’的愿望的火花熄灭。”(苏霍姆林斯基)我这里还想强调的是,在批评教育的问题上,师生同样是平等的:教师当然可以批评学生,学生也可以批评老师;教师如果批评失误,应该尊重学生申辩或解释的权利;如果冤枉了学生,教师应该公开主动认错。有一次上课,我看到一位因平时上课极爱说闲话而被我经常苦口婆心教育的学生,又在向周围同学说着什么,我一怒之下声色俱厉地把他痛斥了一顿,当时他红着脸低着头承受着我的批评;可是课后,有学生来告诉我,说那个同学刚才是为同桌念黑板上的板书(同桌眼睛近视而又忘戴眼镜了),并不是有意说话。我顿时惭愧极了,立即回教室当着全班学生向那个学生认错,并决定替他当一天值日生,以表达我的歉意。这事让学生们很感动,我却说:“学生认错,大家习以为常;为什么老师认错,同学们就格外感动呢?错误面前,也应该人人平等!”
二、科学:把教育主动权交给学生
前面谈到的学生心灵深处美好道德的萌芽,是学生自我教育的内在依据。但是,对“后进学生”而言,这些“萌芽”往往被各种缺点的“杂草”掩盖着。教育者的明智和机智,在于引导”后进学生”经常进行“灵魂的搏斗” ??不但善于发现自己的可贵之处,更勇于用“高尚的‘我’”战胜“卑下的‘我’”。
要求”后进学生”在一个早晨就根绝所有坏习惯,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让他们通过自我控制而逐步减少犯错次数。有一位”后进学生”上课特别爱唱歌(虽然有时候只是小声哼哼),他知道同学们对他这个坏习惯很反感,自己也很想改正,但缺乏信心。我对他说:“你现在是每堂课都要唱歌,影响同学们学习。这样吧,你先试试尽量争取每天有一堂课不唱歌。如果没做到,我暂时不批评你,但如果哪一天做到了有一堂课没唱歌,你就来给我报个喜,好吗?”第一天,他没来报喜;第二天他来报喜了,而且特别兴奋;第三天和第四天他又没来报喜,我知道他未能战胜自己,但仍然耐心期待着;第五天,他又来报喜了。尽管一周之内他只有两天报喜,但我仍然给他以热情的鼓励。就这样,他犯这个错误的频率逐渐减少;半期过后,他基本上改正了这个坏习惯。在表扬他的时候,我向全班强调的是,他有“战胜自己”的勇气和毅力。
引导学生自我教育,也包括利用学生集体的健康舆论对集体中某个或某些“后进学生”施予积极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要善于巧妙地把自己表扬或批评转化为集体舆论的褒贬,让集体的每一个成员(不只是”后进学生”)都意识到:自己有了进步,是全班的光荣;自己犯了错误,是全班的耻辱。我多次在新学期第一天开始让几个“后进学生”中进行“看谁进步大”的比赛,半期语文考试时,让全班学生以《××进步大》的作文进行投票??由于学生们的作文只能写一位同学,这就使参加”后进学生”的比赛具有了竞争性,而且这种竞争随时是在学生集体的监督之中;由于学生的“选票”是考试作文,他们自然会认真对待,而这种“认真”必须体现为平时对那几个“后进学生”的细心关注。这种教育技巧,我在对历届学生的教育中都运用过,可以说是屡试不爽。其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其中蕴含着一条朴素的教育科学规律:“真正的教育是自我教育。”(苏霍姆林斯基)
但是,必须指出,”后进学生”的“自我教育”很难一劳永逸,相反,这是一个充满反复的长期教育过程。教育者期望通过一次谈心、家访、班会或听英模报告,便使”后进学生”从此成为一名优秀生,无疑是把教育想得太简单了。“犯错??认错??改错??又犯错??又认错……”这是”后进学生”普遍存在的循环。教师因此斥责学生“屡教不改”、“光说不做”、“本性难移”等等,是极不公正的。教育者应该容忍“后进学生”的一次次“旧病复发”,与此同时,又继续充满热情和信心地鼓励学生一次次战胜自己,并引导学生从自己“犯错周期”的逐步延长或者错误程度的逐渐减轻的过程中,看到自己点点滴滴的进步,体验进步的快乐,进而增强继续进步的信心。我从来不对“后进学生”提“下不违例”之类他不可能做到的要求,相反,我专门印制了“报喜单”,如果某位“后进学生”觉得自己在某一周犯错误的次数减少了甚至没有犯错误,都可以主动到我这儿来领一张“报喜单”,拿回去向爸爸妈妈报喜。
实践证明,把教育主动权教给“后进学生”,让他们在自我教育的同时有接受集体的监督,既允许其反复,又鼓励其进步,这最能体现“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科学。
三、个性:不以分数论英雄
苏霍姆林斯基告诉教育者:“不要让上课、评分成为人的精神生活的唯一的、吞没一切的活动领域。如果一个人只是在分数上表现自己,那么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等于根本没有表现自己,而我们的教育者,在人的这种片面表现的情况下,就根本算不得是教育者??我们只看到一片花瓣,而没有看到整个花朵。”因此,我们不应该把的“后进学生“看作思想品德坏、学习成绩差的群体,而应该视为一个一个具有自己丰富而独特精神世界的“个体”。没有健康愉快的精神生活的人,是不幸者;而我们眼里的“后进学生”,几乎都是这样的不幸者!由于在智力水平、行为习惯、知识基础、家庭背景等等方面的差异,“后进学生”很难在短时间内与班集体同步,于是心灵的悲剧便发生了:自卑自贱但表面上满不在乎,上课无法听懂又不得不日复一日地坐在教室里,作业往往做不起便只好胡乱应付因此自然常被各科老师斥骂,受尽了同学们的白眼于是处处与集体作对……
“尊敬的教育者们,请时刻都不要忘记:有一样东西是任何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任何教学方式都没有作出规定的,这就是儿童的幸福和充实的精神生活。”(苏霍姆林斯基)要求所有学生必须在同一时间内,达到思想道德、文化学习的统一标准,这是许多“后进学生”根本没有“幸福和充实的精神生活”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转化“后进学生”,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还他们以本来应该拥有的“幸福和充实的精神生活”??这,又必须从每一位“后进学生”独特的精神需要入手。平时上课老坐不住的陈元兵,有一次课堂上居然偷偷地在抽屉里“研制”炸药,结果引燃了书包,差点儿造成恶性事故。我严肃批评教育他后,主动给他介绍一位化学老师,让陈元兵“好好从基础学起”,结果他不但课堂“老实”多了,而且居然逐渐迷上了化学。伍锐课堂上耍蛇,吓得得全班同学不敢进教室;我介绍他与生物老师交朋友,后来生物老师叫他当科代表,还让他参加了生物课外兴趣小组。文建国上课从来不听讲,说是“听不懂”,但他对小制作特别入迷,所有的零花钱几乎都用来买车模零配件,于是,我专门嘱咐物理老师,叫他指导文建国搞各种小制作,并让其参加各种小制作比赛。郭华威一上课便睡觉,我也看不出他有啥兴趣爱好,于是,我给他推荐既有教育意义又有精彩情节的长篇小说《烈火金刚》,叫他在课堂上抄这部小说;两年过去了,他已抄了11本作文本……
曾有同事对我的这些做法不理解:“这些学生的学习本来就够差的了,你还如此迁就他们,毕业考试怎么办?”我的回答是:“我不这样做,他们仍然毕不了业;而根据他们的个性,发展其爱好,这不但能使他们或多或少学点知识,而且还能引导他们的做人之道。”后来这些学生的表现和发展,不但证明了我的这些尝试的成功,更进一步印证了苏霍姆林斯基的这段精辟论述:“我在学校里对儿童、少年和青年的几十年工作,使我得到一条深刻的信念:人的天赋、可能性、能力和爱好确实是无可限量的,而每一个人在这方面的表现又都是独一无二的。自然界里没有一个这样的人,我们有权利说他是‘无论干什么都不行’的人。共产主义教育的英明和真正的人道精神就在于:要在每一个人(毫无例外地是每一个人)的身上发现他那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劳动的源泉,帮助每一个人打开眼看到自己,使他看见、理解和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人类自豪感的火花,从而成为一个精神上坚强的人,成为维护自己尊严的不可战胜的战士。”
⊙把更多的关注投向他们
??我对“后进学生”认识及转化
多年的教育实践告诉我,“后进学生”的产生主要原因有:
1. 家庭方面的原因
①教育方法不当:要么是溺爱,让孩子从小就在百依百顺的“温柔”中习惯于“朕即真理”;要么是粗暴,使孩子在呵斥和棍棒中学会仇视一切“教育”;要么就是放任,孩子在“自由”中疏远了棍棒也疏远了感情,养成了懒惰也养成了散漫。
②家长行为不正:“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已是人人都懂的道理,但为数不少的“第一任老师”却不知不觉地以自身并不美好的言行影响着孩子。胸无大志、工作懒散、趣味低级、生活平庸、言谈粗俗、热衷赌博、沉迷色情……如此等等都是在对孩子进行启蒙教育。
③家庭离异:真诚和睦的家庭,不但是孩子生活的温馨港湾,而且从教育的角度看,更是他们健康成长必不可少的良好环境。相反,夫妻经常打架、吵架、无疑会在孩子心中投下生活的阴影,扭曲他们的道德是非观念。由父母离异而造成的家庭破裂,使一些子女失去了应有的家庭温暖和教育,心灵的创伤、感情的失落、畸形的教育,是不少孩子渐渐成为学校中的“后进学生”。
2. 学校方面的原因
① 教师的歧视。这是我在一次对“后进学生”的学生的问卷调查中获得的“惊人”发现。相当多的“后进学生”诉说,他们从小学起就被老师冷落、辱骂、甚至体罚。这种歧视,不一定是教师的自觉所为,但后果却是不但使这些学生丧失了自信更丧失了自尊,更严重的是在他们心中播下了对教师乃至对教育的敌意。
②教学的失误。这主要表现在教师教学上的“一刀切”。“因材施教”是古已有之的教学优良传统,但一些教师在教学中总习惯于让所有学生“齐步走”,必然出现并不断积累的的学习成绩差异使越来越多的学生沦为“后进”。
② 多次尝试失败。人们常说:“失败为成功之母。”但对相当多的“后进学生”而言,失败是失败之母。面对他们第一次“失败”,教育者并未予以应有的心灵抚慰和学习帮助,以至是沉重的自卑感成了第二次失败的前奏。如此恶性循环,本来可以学得不错的学生,成了教师眼中的“瘟猪子”!
3. 个人方面的原因
① 街头结交。不正当地交友,因而染上社会恶习,是一些孩子成为“后进学生”的重要原因。
②身体状况。体质较弱或身体某些方面的疾病,自然会导致孩子的学习成绩不佳,以至成为“后进学生”。
③智力状况。个别学生反应迟钝、接受能力较弱,也是他们学习落后的原因。
以上只是粗略地将“后进学生”的成因作了个大致的划分。我认为,在家庭、学校和个人三者中,来自家庭和学校的原因占主要地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首推家庭。但作为教育者,我们在研究“后进学生”时,却应该也必须把着眼点放在学校教育方面。
就班主任工作而言,我们在转化“后进学生”时,必须把他们放在整个集体教育中来考虑。根据我多年工作的体会,转化“后进学生”务必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注重感情倾斜。教师对“后进学生”真诚的爱,是转化他们的第一剂良药。“后进学生”们几乎时从受教育起就伴随着呵斥、嘲笑、辱骂甚至体罚,因此,教师应怀着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给他们以心灵的呵护,帮助他们树立起人的尊严。我要特别强调的是,首先这种“爱”不是故做的特殊的“偏爱”,而是自然而然的和其他学生一样平等的爱。不然,“后进学生”仍然会觉得老师对他是另一种形式的“另眼相看”。其次,这种“爱”不应该仅仅来自老师,还应来自学生集体,要让“后进学生”感到不但老师没有歧视他,而且同学们也在真诚地尊重他,进而唤起他对集体的热爱之情,并把这种感情转化为上进心。
第二,唤起向上信心。苏霍姆林斯基有句名言:“真正的教育是自我教育”。我想,这对“后进学生”同样适用。每当我自己感到学生不听我的话时,就问自己:“我的这些话,是否点燃了他心灵深处向上的愿望个信心?”无数事实证明,只有当学生自己有强烈的上进愿望和信心时,他的进步才会出现并得以持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转化后进生”,更多的时候就是不断设法唤起他向上的信心。
第三, 引导集体舆论。每当读到或听到关于某一为班主任如何如何长期无微不至关心或苦口婆心帮助某一“后进学生”的经验时,我总是纳闷:怎么帮助“后进学生”成了教师一人的孤军奋战呢?集体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呢?事实上,比起教师单枪匹马的操心,学生集体的健康舆论更有利于“后进学生”的转化。教师要善于把自己对某一学生的批评、表扬、鼓励、关心、帮助便成集体对这个学生的批评、表扬、鼓励、关心、帮助。
第四, 讲究有效方法。我这里没有说“科学方法”而说“有效方法”,当然不是不讲“科学”,而是更强调“有效”:“有效”的方法往往包含有“科学”的因素,但有时“科学”未必“有效”(比如:缺乏可操作性、缺乏具体针对性等等);另外,这里的“有效”,还包含有“艺术”的意思(让我们的方法更新颖而使学生易于接受)。总之,转化”后进学生”除了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还必须有“十八般武艺”的行为引导、规范甚至必要的制约。
在我与“后进学生”长期磨合的过程中,我采用过的比较有效的具体方法有:
1. 写《家校联系本》。让“后进学生”为自己确定一个“帮助人”,让这个
“帮助人”每天将“后进学生”的当天表现(纪律、作业、进步、问题等)写在《家校联系本》上,然后让“后进学生”带会去给家长看。
2. 填《报喜单》。每当新学期开始,我便印制好一叠《学生进步报喜单》,
然后在每周末发给本周进步明显的“后进学生”,让他们带回去向家长报喜。
3. 游玩。我常常利用节假日,邀约班上的“后进学生”和他们的“帮助人”
一起去公园或野外游玩,有时我还把这样的活动当作对进步同学生的奖励。当学生忘记了我是他们的老师而和我摸爬滚打时,我的教育已成功了一半。
4. 集体评议。不定期由全班学生评选“最近表现最差的同学”,再让班长当场公开结果,并对有关同学提出批评和希望;然后过一段时间,再在班上评选“最近进步最大的同学”,仍由班长当场公布结果,并对进步大的同学发奖或《报喜单》。根据我的体会,这样前后两次评选活动的当选者往往是同样的学生。
5. 写“每日九问”。引导“后进学生”养成每天“自省”的习惯:一问今天影响同学学习没有?二问今天上课开小差没有?三问今天学习上提出什么问题没有?四问今天的功课复习预习没有?五问今天做过什么不文明的事没有?六问今天说过脏话没有?七问今天战胜弱点没有?八问今天有进步没有?九问今天有什么遗憾没有?
6. 写《灵魂的搏斗》。引导“后进学生”自己战胜自己并体验其中的乐趣。我常常在某一“后进学生”做了一件他以前不容易做到的事之后,请他写《灵魂的搏斗??记一次“战胜自我”的经过》,然后在班上朗读,以激励更多的学生。
7. 安排当干部。为了让“后进学生”也有体现自己尊严和才能的机会,我有时鼓动班上同学选他们当班干部,或者给他们安排一个“助理”、“干事”之类的“职务”。他们一旦有较好的工作成绩,即使让全班同学给他们以褒扬和鼓励。
8.对手竞赛。让每一个“后进学生”都找一个与自己各方面情况接近的同学作为竞争对手,在纪律、学习等方面展开比赛,并定期让全班评比。
9. 学生作文表扬。经常向全班学生布置写《××同学进步大》的作文,后在班上大张旗鼓地朗读或张贴这样的作文,以形成一个催人向上的集体舆论氛围。
10.推荐好书。有针对性地给有关学生推荐有益读物,并定期和他们一起讨论阅读体会,以引导他们形成健康的精神生活。
下面,我想以我和一位名叫“万同”的“后进学生”打交道的经历,来展示一下我转变“后进学生”酸甜苦辣、喜怒哀乐……
⊙我和万同的故事
—— 我当了一回福尔摩斯
下午,学生们正在上体育课时,游贤来向我报案:“李老师,我的‘随身听’被人偷了。”
我问:“怎么回事儿?说具体些。”
“今天,我背着家里把‘随身听’带到学校来。上体育课前,我把它放在教室里我的课桌抽屉里。刚才我回教室拿乒乓球拍,发现‘随身听’不见了。”
我又问:“你想想,有谁知道你带了‘随身听’到学校来?”
他说:“好些同学都知道。”停了一下,他又说:“李老师,我的‘随身听’可能是社会上的人偷了。”
“为什么呢?”我感到有些不解。
“万同说,他刚才看见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在我们教室外面游逛,可能是那几个人偷了。”
“现在万同在哪儿?”
“他说他去帮我追那几个人去了。”
我想起来了,上体育课不久,万同就来向我请假,说他病了,要提前回去打针。我便同意了。
“他怎么追得上?”我又对游贤说,“你看,这怎么好清查呢?记住,以后不许把这些贵重的东西带到学校里来!”
这是学生进初中第一天上课发生的事。游贤在这第一天便损失了一部价值几千元的“随身听”;我在这第一天,便遇上了这么一桩“大案”。
第二天早晨,游贤又来向我报告:“今天万同一到学校便叫我把‘随身听’的使用说明书送他。他说他奶奶也给他买了一个‘随身听’,但说明书弄丢了。”
我一下来了兴趣:“万同还说了些什么?”
“他说:‘反正你的“随身听”都被人偷了,说明书也没用了,干脆就送我算了。’”
我猛然茅塞顿开!遂当机立断:“你马上把万同叫来。”
一分钟之后,万同坐在了我的面前。我请游贤退出办公室后,便仔细打量起万同来:蓬乱的头发,似乎从来没有梳理过;黑黑的脸庞,好像左脸颊上还隐隐约约有一块疤痕;由于下嘴唇比上嘴唇突出,所以随时都给人一种赌气的感觉;眼睛不大,眼神看不出有半点天真,却闪射着与他年龄不大相称的老练。此刻,这双老练的眼睛正坦然地迎着我对他审视的目光也审视着我。
“今天,公安局的到学校来了。”我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万同,严肃而缓缓地说道。
他老练的眼光顿时闪烁出一丝惊慌,但仍然死死地与我的目光对视。
我继续不紧不慢地对他说:“昨天,游贤的家长去报了案。公安局的人来学校后,先到政教处……”
万同的眼睛仍死死地盯着我,但眼光已是一片呆滞,仿佛他已没有了知觉。
他的眼睛已完全告诉了我他此刻的内心。我于是接着说:“公安局的人说,破这个案子不过是小菜一碟。”
他终于垂下眼帘,说:“我是与游贤开玩笑的。”
我顺着我的话说:“就是嘛,我也在想,这里面肯定有些误会。所以,我才对公安局的人说,先让我来处理这件事。”
他于是急忙申辩:“我的确不是想偷,我真的是和他开玩笑的!”
“我也想万同是不会做那种事的。”我语气更加缓和了,“但是,你这个玩笑可开大了,把公安局都惊动了。这样吧,我去向公安局的人澄清这个误会。你呢,下午一定记着把游贤的‘随身听’带来交给我,由我还给他。好吗?”
他如释重负地点了点头。
下午,我把‘随身听’还给游贤时对他说:“万同是给你开了个玩笑,你应该原谅他。而且,你一定不要对班上任何同学讲这件事,以免万同背思想包袱。”
游贤拿着失而复得的“随身听”高高兴兴地走出了办公室。我却找出了万同的家庭情况登记表仔细研究起来:在父母情况的“备注”一栏中,写着“父母已离异,现随母”一行字。
“哦!原来,这个万同是离异家庭的孩子。这种家庭,一般不会有太好的教育环境……”我不禁若有所思起来。
唉!“随身听”一“案”我倒是火速“破获”了,可我与万同的“较量”才刚刚拉开序幕啊!??放下万同的家庭情况登记表,我不由得重重地叹了口气。
“新官”未能烧到“三把火”
然而,开学第一周的周末,万同却让我刮目相看。
在第一次班会课上,我让学生们评一评:在第一周,谁为我们这个新的班集体做的好事最多?
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不少学生们都提到万同??
有的说:“这个星期的下午放学以后,万同都主动留下来和值日生一起打扫教室。”
有的说:“每天早晨,万同来得最早,来了以后便做早扫除。”
还有的说:“一次,万同还从家里拿来钉锤修理班上的椅子。”
…… ……
学生们当然不知道“随身听”的“案子”,但他们说的也是实事。所以,万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表彰。
多年养成的教育敏感使我意识到,教育良机来了。于是,放学后,我把万同留下来谈心。
我先问万同:“还记得李老师和你们第一次见面时,送你们的第一句话吗?”
“好像,好像是??”他回忆着,“是,‘让人们……’,好像什么‘幸福’吧?”
“是‘让人们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我对他说,“请重复一遍。”
他一字一顿地认真重复道:“让、人、们、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
“很好。但别再忘记了。”我又问他:“懂这句话的意思吗?”
“懂,但是说不出来。”他憨厚得笑了笑,显出了几分难得的天真。
“比方说,”我努力用他能理解的语言解释说,“这个星期,你多次主动打扫教室,同学们就因你的存在感到了班集体的温暖;又比方说,你主动帮同学修理坏了的椅子,那位同学就因班上有了你而感到了幸福!”
听了我的话,万同的脸上泛出了感动而又有些不好意思的红晕。
“可是??”我把话题一转,“那天,你把游贤的‘随身听’拿了,他就因为你的存在而感到痛苦,甚至可能对咱们班级也产生了不好的印象。你说是不是啊?”
万同不由得低着头轻轻地点了一下。
“所以,李老师希望你永远做一个能让别人感到幸福的人!”我双手拍着他的两肩,郑重地说。
他抬眼望着我,又重重地点了点头。
几天后,班里选举临时班委时,万同把又黑又脏的手举得很高很高??他迫切要求当清洁委员。于是,全班同学当然鼓掌通过。
万同就任清洁委员的第二天,便遇上“创卫”迎检大扫除。他不但“身先士卒”??为了擦干净黑板上方的积尘,他竟叠桌架椅地“高空作业”,而且打扫完本班教室后,还邀约上几位同学到其他教室去帮别班同学高卫生。
当天,我班的卫生得了个年级最高分!
然而,“新官”上任还未能烧到“三把火”,就引燃了许多同学对他的愤怒之火??
他课堂纪律实在太糟糕:不是与同学说话,就是趴在桌上唱歌,甚至还与后面的同学打闹,总之,几乎没有一分钟的安稳,真使人疑心他凳子上有钉子或者他屁股上长有疮。
第一次语文单元测验,他仅得了17分!
自然,在正式班委选举时,尽管他仍然高举要求“连任”的手臂,全班绝大多数人没有把选票投给他。
“哼!有啥了不起?老子本身就不想当这个鸡巴干部!”一下班会课,他又恢复了一脸的“痞气”。
未曾料到的“知名度”
我决定对万同进行一次家访。
于是,一天下午放学后,我揣上学生花名册骑车出了校门。
他在花名册上填的家庭住址是“华西街552号16幢三单元六楼号”,可是,我在华西街来回骑了几转仍然晕头转向:因为有“华西上街”、“华西中街”、“华西下街”,而这三条街的每一个52号都没有什么“16幢”!
我只好从华西上街开始向居民打听。华西上街52号是一家抄手铺,我先问一位老板模样的汉子附近有没有“16幢”。他反问我找哪条街啥门牌号哪个人。我只好又把“华西街52号”重复了一遍,并照着报名册上说了万同填的其母姓名“田翠芬”。他摇摇头:“不认识。她是华西上街、中街还是下街嘛?”
我当然也说不出来。这时,店堂里面一位刚吃完抄手的老太婆放下碗,转过脸来,用“分析敌情”的眼光打量我:“你,是她的啥子人嘛?”
我一下笑了起来:“我是她儿子的班主任。是来家访的。”说着,我把手中的花名册递给她看。
老太婆居然拿过花名册,贴着鼻子尖“研究”起来,大概是在鉴定其真伪吧。然而,当她抬起头来时,脸上却堆满了感动:“哦,当真是来家访的嗦?这年头,家访的老师还真难找。”接着,她又道歉般的解释道:“严打期间,不能不警惕点。”然后,好像是为了弥补什么似的,她竟主动帮我分析起来:“田翠芬,田翠芬……这个名字我倒没听到过。哎,她的娃儿叫啥子名字?”
我已不抱任何希望,但实在不忍拒绝老太婆的热情,便说:“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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