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写起中国史就像一个母亲向人介绍自己的儿子，我们因为和她的儿子沾亲带故，所以听起来大为惬意，然而在外人听来，却不由得不对其可信度抱有几分怀疑。比如我们读钱穆的《论语新解》，简直不觉得这是当代学者的话，而是一位正统的儒家老经师怀着敬畏之情在向我们传道。在他的书里读不出聪慧，却时时遇到满腔的赤诚，这归根结底都是对中华文化优越性牢不可破的信念。
钱钟书完全没有这个调调。我一直相信，钱钟书在普罗大众当中的赫赫声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文风的晦涩。假如《管锥编》也像《围城》那样通俗、那样流行的话，人们一定会发现他对传统文化满是刻薄的讥讽，把一部部国学经典的光环摔得粉碎，完全像是一个热心于“祛魅”的后现代主义者。
你更偏爱哪种风格呢，是钱穆的感性还是钱钟书的理性呢？这恐怕不取决于你的专业背景，只取决于你的个人气质了。
读书人没有一个是正常的
01.
“读书人没有一个是正常的”——在大家判断这是一句蠢话之前，请允许我先把“读书人”这个概念界定一下。我有一个朋友在航空公司搞技术工作，书架上除了专业书之外再无其他。他这辈子只读过唯一的一本闲书，可就连这本书也毫不留情地彰显着他那份精英级的专业趣味——那是一本小说，书名叫做《和空姐同居的日子》。
对这位朋友，我们显然不该把他纳入读书人的范畴。这里所谓的读书人，是指那些始终保持着浓厚的阅读趣味，并把阅读仅仅当做一种趣味的人。阅读对他们而言是毫无功利性的，也就是说，书籍就是目的本身，而不是某种提升或装饰自己的工具。
接下来我们还要排除一种人。我的另一个朋友曾对我讲起自己的女友，说正是她的阅读品位点燃了他的熊熊爱火：“她只看排行榜上的书，真是太纯了！”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洋溢着一整个春天的幸福。但当时环境嘈杂，我错把“纯”听成了“蠢”，直到多年之后的一次旧事重提我才知道了自己这个尴尬的耳误。好在朋友丝毫不以为意——他先是怔了一下，随后很豪放地说：“这不就是同义词嘛！”
无论如何，说出这等振聋发聩之言的这位朋友本人可一点也不“纯”。他是一个资深的图书策划人，他说他的工作是针对大众市场来策划图书，如果换成专业术语来表达，就是专门欺骗那些辨别能力较弱的读者。“以前我们相信读书是促人思考的，”他曾经这样总结过自己的职业生涯，“而我和我的许多同行们在做的事情其实却是使人放弃思考并接受劣质的知识。没办法，生存压力呀。至于我们是怎么做的，咳咳，请允许我保留一点行业秘密。”
我一直记得后来他以一种颇为复杂的语气对我说过：“我做的书，即便讲的是你完全陌生的领域，也很难骗得到你，因为你是个读书人，我也是，我们都不正常，我们都是反人性的，聪明但不快乐。我老婆那样的才是正常人，对生活充满了庸俗的爱，从来不会自讨苦吃。所以，要做好图书市场，就要把握一个大原则：书，一定要做给不读书的人。”
后来，直到我告辞回家，洗脸刷牙睡觉，起床穿衣吃饭，上班下班，下班上班，才突然理顺了他这番话里的逻辑关系。我承认，读书人的确不正常，心理不正常，而且越读书就越会远离正常。
02.
大厅里熙熙攘攘的，似乎是某个商家正在搞着什么促销活动，主办方一头大汗地向人们发放礼品。礼品共有两种，巧克力和马克杯，价值大体相当，随机发放，不许人们挑选。可想而知的是，肯定会有不少偏爱马克杯的人却拿到了巧克力，另一些人则相反。所以，在所有礼品发放结束之后，主办方给了大家一个很贴心的建议：可以随意用手中的礼品去交换另一种礼品。
现在，各位读者，你们已经了解了整件事情的经过，你们认为会有多少人做了这种交换呢？
很多被问到这个问题的人都会回答说，大约会有一半人交换了礼品。很好，这在概率上也许是没错的，但事实是，交换了礼品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
这项活动的“幕后黑手”其实是几个心理学家，他们用这个实验证明了人们维持现状的动机有多么强大。约翰·哈蒙德和他的合作伙伴们把这种心理称为“维持现状陷阱”（Status-Quo Trap），并提醒人们注意，一个人面临的选择越多，维持现状的吸引力也就越大。他们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98年，是《哈佛商业评论》创刊以来重印次数最多的文章之一。
那么我们接下来试想一下，一个人的手里到底拿着的是马克杯还是巧克力，这个“现状”仅仅是几分钟前才随意形成的罢了，其影响力就已经如此之大，如果换成积年累月形成的“观念”，人们又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一些和读书有关的事情，比如，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对历史翻案文章深恶痛绝，他们还总是乐于怀疑文章作者到底是何居心。而读书人的态度则往往平和得很不正常，如果哪个翻案话题足以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就会仔细检视文章作者的证据和逻辑，只要检视无误，大脑里的相应部件就会马上作出更新升级；“维持现状陷阱”于他们而言即便不是全然无存，至少所发生的效力要比正常人弱上很多。
但所谓陷阱，只在少数时候才会对人们的决定产生负面的影响，作为千万年演变下来的“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心理定式，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积极作用肯定要更大一些，读书人其实只是在用理性违逆天性罢了。
这也许是阅读习惯在潜移默化中造成的影响吧，因为读书越深入，就越是容易体会到我们的许多知识并不是得之于事实，而是从一些公认的假设当中推演出来的。可想而知的是，如果哪一天发现了新的材料，推翻或者修正了原来的假设，那么原来的结论自然也会随之修改。以史学为例，比较准确的表达方式大致是这样的：“根据某某史料，则……”看上去言之凿凿，但其实这样的表达方式只是一种简化的版本，其完整形式是：“若某某史料为真，则……”
所以，读书人的心里装着的往往不是一些确定的知识，而只是某种确定的方法论罢了，这就导致他们心里那种不踏实的感觉要比其他人更强。一个不通文墨的乡下少年会用真诚而笃定的口吻说：“岳飞是我的英雄，我的偶像。”而一个读书人的说法却很可能是这样的：“若现有史料为真，并且基本完善的话，那么岳飞是我的英雄，我的偶像。不过，如果将来有新材料出现，我也会相应地修正我的看法。”假若现在发起一个投票，问大家在这两个人里喜欢谁、讨厌谁，结果一定毫无悬念。
现在，就让我们顺势把话题转移到岳飞的这个例子上来，上述读书人的说法之所以令人厌恶，显然还有着另外一个原因，这也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岳飞已经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了，是一个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符号，即便真有什么新材料出现，搞这种研究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要把我们的英雄一个个地毁掉不成？
可悲的是，读书人还真就会有这种掷玉毁珠的勇气和焚琴煮鹤的情调，对毫无意义的事情抱以比正常人更多的偏好，而这正是他们的第二点反常之处。
03.
一般所谓的“有意义”，时常同义于“有用”，也就是具有功利上的价值。但是，一个读书人往往不大可能同时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反之亦然。读书人会有追问的习惯，会把问题逼到证据和逻辑的极限，不经意间就会使好奇心远远压倒了功利性。现在不妨让我们假设一个情境，如果真的发现了可靠性很高的新材料，或者根据一种崭新的价值观，证明岳飞原来不那么光彩，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也许有点匪夷所思的是，对于这类问题，新论调的说服力越强，大多数人往往反而越是加固原有的立场。是的，如果主动接受了新的论调，前后不一致的感觉会让人很不舒服，而为了消除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最常见也是最自然而然的情形就是继续保持原有的一致性。事实上，这就是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在1959年提出的经典的认知失谐理论的核心内容，但在岳飞的这个具体问题上，该理论的解决能力比之它的预测力与解释力似乎要逊色许多。
好在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历史总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经验。是的，同类的并且更难解决的问题古人早就遇到过了。事情发生在两千年前，在汉景帝的朝堂上，两位学者型的大臣正在争论着一个看似和时政毫无关系的纯学术问题，即商汤王和周武王到底是好是坏。
商汤王和周武王分别是商、周两代的开国之君，向来被儒家知识分子尊为受命于天的万世楷模，谁能想到这时候会突然有人为之翻案，并且玩的是180度的大逆转呢。根据《汉书·儒林传》的记载，黄生和辕固在汉景帝面前争执不休，黄生说：“帽子就算再破，也该戴在头上；鞋子就算再新，也只能穿在脚上。所以，夏桀王和商纣王虽然都是暴君，但毕竟是君上；商汤王和周武王就算再怎么圣明，原本都只是这两大暴君的臣子。君上有了错，臣子不但不去劝谏引导，反而造了反，这不就是乱臣贼子吗？”辕固反驳道：“照你这么说，本朝开国皇帝（刘邦）本来是秦朝的臣民，却起兵推翻了秦朝，难道他老人家也是乱臣贼子不成？”
看似一个简单的“纯学术”问题，实则大大关乎世道人心，更关乎刘氏政权的稳定性。但到底判定谁对谁错呢，这可真让汉景帝左右为难。如果支持黄生，就等于承认自家的汉王朝是祖上篡夺来的，其合法性马上就会轰然倒塌；可如果支持辕固，又等于给那些对朝廷心怀不满的人提供了作乱造反的理论依据。如果展开一场范围更大的讨论，让学者们自己辩出个所以然来，皇帝置身事外，这样好吗？不，所谓理越辩越明，无论最后是否真能辩出个所以然来，显而易见的是，这个辩论的过程只会使正反两方的观点中所包含的危害政权稳定性的毒素越发明朗起来，也越发深入人心。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不愧是缔造过“文景之治”的一代明君，汉景帝作出了一个高瞻远瞩、影响深远的结论：“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懂吃；做学问的人不谈‘汤武受命’，不算傻。”
这话如果再解释一下，意思就是，对一位吃遍天下美味的美食家来说，没人会仅仅因为你没吃过马肝就认为你不配称为美食家；同样，对一位学者来说，没人会因为你不谈商汤王、周武王闹革命的事就认为你不配称为学者。
如果继续阐释的话，汉景帝这是在告诉我们：你们该打酱油的去打酱油，该回家吃饭的回家吃饭，纠缠这种问题有意义吗？
但是，一个读书人的（悄悄地）回答会是：管它有没有意义呢，反正很有意思。
相应地，汉景帝的支持者们也会抛出下一个观点：就算有意思，但这种问题会有结论吗？在一个明知没有结论的问题上花那么多的工夫，这有什么意义呢？
意义，归根结蒂还是意义，是那个作为“功利性”的同义词的“意义”。但是，对于读书人来说，没有意义并不重要，没有结论也不重要，反正他们的心里早已经装满了没有意义、没有结论的东西。不必经过很仔细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不爱读书的人，观点和知识常常是鲜明的、整体的、确定的，一个读书人则恰恰相反，是太多模糊的、散碎的、不确定的，这也正是接下来要谈的读书人的第三个反常之处。
04.
读书人多少总会有一点博闻强识，记忆力常会被人夸赞。但是，这仅仅是因为他们读书较多的缘故吗？也许还有一些别的原因。
即便不是全部的，至少也是绝大多数的餐厅服务生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即便在非常忙碌的时候，也总是能够很清晰地记得那些尚未结账的顾客们的账单上的一些细节，但顾客一旦结账离去，账单上的内容很快就被忘得一干二净。
这个太过平常的事情看似只是一个简单的注意力的问题罢了，但是，在大约一百年前，格式塔心理学的前辈库尔特·卢因却小题大做地反复琢磨着这个场景，总觉得这事情的背后应该还有一点什么。
多年之后，卢因的弟子布鲁玛·塞加尼克做了一个很著名的实验，她给被试者们分配了一些简单的任务，比如解数学题，或者做个简单的手工模型，但她经常打断他们，让他们停下手里的活计，听从某个新的安排。结果可想而知，到了结束的时候，很多任务都不了了之。但真正的重头戏是在几个小时之后——塞加尼克开始让大家回忆方才做过的那些任务，这才有了那个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所谓塞加尼克效应（Zeigarnik effect）：当一个人着手完成一件事的时候，如果因为中途被打断而导致这件事没能完成，那么比之做完的事情，他对前者的记忆会比后者清晰一倍。
读书也有同样的问题，越是资深的读书人，大脑当中未完成的项目也就越多。比如我们读一部先秦时代的古籍，主要版本要看完，从古到今所有重要的乃至不太重要的注本、论著也要看完，相关的考古发现要跟进，学刊上的重要论文也要跟进，而读书每深入一步，增加的问题往往会比解决掉的问题更多，无解的问题也比有解的问题更多，思考总会山穷水尽，于是存疑、存疑，再存疑，许多问题都变成了顾客尚未结清的账单，相关的记忆始终不能闭合，塞加尼克效应也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最要命的是，这样的读书方式会浸润出一种非常有害的生活习惯，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更重要的往往是快速处理信息，而不是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追求顶级的信息精确度，所以秀才造反才会三年不成。
是的，对于日常生活而言，脑子里悬而未决的东西太多，这怎么看都不像一件好事，毕竟人类的天性是“完形地”来观察世界的。让我们来设想一个场景：一张纸上画了三根直线，这三根直线构成了一个近似的，并没有完全闭合的三角形，虽然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个三角形而只是三根直线罢了，但绝大多数人都会把它看做一个三角形。三角形没有封闭的部分是我们在自己的心里给它封闭完成的，是我们的意识把这三根直线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三角形的——这就是格式塔心理学所谓的“闭合律”。
“格式塔”是一个德语单词的音译，意思是“完形”，完形填空的那个完形。世界就像一张永远也做不完的完形填空试卷，而我们在看到这张试卷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地把那些空格填满，让这张试卷看起来完整、通顺而有意义。
一个催眠术的实验可以给我们另一个角度的启发：催眠师在把被试者成功催眠之后，命令他去打开房间的窗子，被试者完全服从了这个命令，当实验结束以后，被试者醒转过来，催眠师问他刚才为什么要打开窗子。受试者疑惑了一会儿，很快回答说：“因为觉得房间里太热。”
这并不是什么特殊情境之下的特例，帕累托在《普通社会学》里用过很大的篇幅来论述人类是多么乐于给自己毫无逻辑的行为赋予合乎逻辑的外表。的确，他说得在理，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这毕竟是人类的天性，在千万年的繁衍历程中发展出来的使人类适于生存的天性。读书人却时常逆天性而动，不但让自己的太多记忆无法闭合，还总是把别人已经整合过的记述打散开来，在阅读历史类书籍的时候似乎最容易发生这样的尴尬。
海登·怀特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一书中讲道：“史学理论中有一种老生常谈，说的是由事实而得出的故事是一种浓缩，即将行为经历的时间浓缩为讲述的时间，将人们有关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所知的一切事实缩减成只剩那些重要的事实。”的确，这正是古代史家的典型风格，但事情的另一面是，浓缩虽然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而细心的读书人总是会把浓缩的东西再稀释回去。他们宁可忍受支离破碎的史料杂俎，也拒绝接受那种过于完美的历史叙事。
《左传·隐公元年》里有一段“郑伯克段于鄢”，这是一篇为大家熟知的名文，是说郑庄公如何处心积虑地助长弟弟的骄横跋扈，然后再名正言顺地把他除掉。古往今来，人们对这段故事作了太多的议论，但往往忽略了《左传》对这件事作了多大的浓缩。的确，《左传》的叙述看上去很详尽，而且精彩得如同一幕短剧，但正是这样的叙述方式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认为故事里的各个事件都是前后紧紧咬合着接二连三地发生的。而事实上，《左传》在追溯克段缘起的时候，说“初，郑武公娶于申”，这一个“初”字就追溯了足足几十年，而克段时的鲁隐公元年在郑国是郑庄公二十二年，也就是说，郑庄公从即位到克段，足足经过了二十二年的时间。
只要清楚了克段一事巨大的时间跨度，围绕着它的种种阴谋论便开始显得可疑。郑伯克段并不是一场短暂迅疾的宫廷阴谋——如果这是一场丝丝入扣的阴谋的话，那就意味着郑庄公花了毕生的时间处心积虑地翦除自己的弟弟。即便可以假定《左传》的记载全部属实，那被浓缩出来的“重要的事实”也只不过是二十多年漫长过程中的电光石火，而其他种种未被记录在案的有可能直接影响克段事件的因素我们是全不知情的。归根结蒂，这毕竟不是一幕短剧。
谈到这里，想来一定会有人带着不屑的腔调说：“读书而已，有必要搞得这么烦琐吗？大道至简，搞得这么烦琐的一定都是腐儒！”这的确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意见，但问题是，大道至简或许不错，要证明这个至简的大道却往往很不容易，而不爱读书的人更喜欢直接接受简单明确的答案，读书人却无法忽略那复杂烦琐的证明过程，并且仍然会信者存信、疑者存疑，让太多的记忆保持在紧张的、无法闭合的可怜状态。
进化论就是一个很著名也很典型的例子。2009年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也是《物种起源》出版的150周年，美国的《科学》和英国的《自然》这两家科学界的头牌杂志都出了纪念特刊，《自然》的卷首语一开头便是这么说的：“本期专辑里的这些论文无不证明着查尔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的成功。该理论是由150年前的《物种起源》一书精心阐述出来的，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简洁——只要有了可遗传的变异、大量的繁殖和环境的改变，那么自然选择就一定发生，进化也就随之而来。”
进化论的“大道”就是这么“至简”，可为了证明这个“至简”的道理，已经花费了多少代研究者们多少“至繁”的气力，而且这个过程直到现在也还远远没有终结，于是在那些满怀好奇心的读书人的心里又一次种下了太多必不可免的遗憾。
烦琐、支离而充满不确定的证明自然不比简单明确的结论来得舒服，读书人之所以热衷于自讨苦吃，主要取决于他们的第四种反常心态，即逻辑洁癖。是的，读书人或多或少地都有一些逻辑洁癖，对理性的真实倾注了太多的注意力，以至于忽略了感性的真实，这实在是一个很招人讨厌的毛病；而太多理性无法解决的问题在心里迟迟不能闭合，以至于不能安然舒适地在宗教里寻找寄托，这也给他们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困扰。
05.
古往今来的痴男们始终保留着一句经典台词，“女人都是水性杨花”；古往今来的怨女们也同样爱说一句“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人们对归纳法有着一种近乎狂热的偏爱，以至于说出以上台词的痴男怨女们的平均异性经验也许大大低于一个保守主义者的最保守的估计。但是，当一个人发出这样的抱怨时，这虽然是理性上的谬误，却不失为感性上的真实，正常人此时自然会站在逻辑之外，用一副好人心肠来理解这句话背后的意思——不，它传达的不是某种“意思”，而是某种“情绪”。
但是，具有逻辑洁癖的读书人往往缺乏这种好人心肠，他们下意识的反应就是一把抓住这句话里太过明显的逻辑漏洞，尽管这个不够友善的举动也许仅仅是在心里悄悄完成的。
痴男怨女们的确是在以偏赅全，但这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心理，因为正常人往往都是根据个案历史信息而不是统计信息来得出自己的结论的，所以迅速而鲜明。
不但个案历史信息比统计信息更容易影响人们的判断，而且，S.E.泰勒在1982年的《心理学评论》上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当人们既掌握了统计信息，又面对着生动鲜活的个案历史信息时，即便后者的内容与前者相反，人们也往往会依据后者作出判断。彩票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即便从统计信息上看，小概率事件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人们还是容易被那些中大奖的个案历史信息激动得意乱神迷。
这样的事情实在屡见不鲜，比如仅就读书而言，举一个切近而当红的例子——易中天在讲评诸子百家的时候作过这样一段评论：“贫穷落后才是万恶之源。台湾有个作家讲，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台湾街头，两个骑自行车的人撞了以后要打架，那个时候自行车值钱。现在呢，小轿车撞了，双方走下车来，互相交换一下名片，拜拜！让保险公司和律师去管吧！这是什么？这是文明了，富裕了，进步了……”
也许并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贫穷落后到底是不是万恶之源，这并非撞车这个“生动鲜活的个案历史信息”所能证明得了的。我们当然也可以很轻松地找出同样鲜活生动的例证，来证明贫穷落后不是万恶之源，或者金钱才是万恶之源，尽管再强大的个案也不足以证明任何一个普适性的结论。
但是，易先生这么讲，尽管缺乏说服力，却有着毋庸置疑的感染力，同样不失为一种感性上的真实——是的，就像我这篇文章的标题一样。我承认这是一个会让读书人鄙视的标题，但编辑在约稿的时候特意叮嘱过我，要我想象自己是在向许多人讲话，一定要带动起他们的情绪，至少在拟定标题的时候要有这个意识。
难啊，我知道自己一向最不擅长此道，无奈之下只好去向勒庞先生寻求专业援助，这位群体心理学的祖师爷是这样告诉我的：“我们已经证明，群体是不受推理影响的，他们只能理解那些拼凑起来的观念。因此，那些知道如何影响他们的演说家，总是借助于他们的感情而不是他们的理性。逻辑定律对群体不起作用。让群体相信什么，首先得搞清楚让他们兴奋的感情，并且装出自己也有这种感情的样子，然后以很低级的组合方式，用一些非常著名的暗示性概念去改变他们的看法。”（《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勒庞先生似乎应该庆幸自己已经早早地作古了，否则，这般直犯众怒的表达方式一定会给他招来数不清的麻烦。而作为向往着正义阵营的一名积极分子，我本人当然不会对此表示丝毫同情。不过，还有一件谜样的事情也许值得顺便提及：勒庞的这本书是我在那个图书策划人朋友的家里借到的，这书经常出现在他的床头。他说这是他的专业书，但我记得他读的是中文系。
越读书 越落后
00.引子
尽管有可能惹人不快，但我还是想谈一点这些年来一个特殊的阅读体会。年轻时的我只晓得开卷有益，而今鬓已星星，才发现读书原来是可以使人落后的。而且，这个现象发生在几乎所有人的身上。
似乎不言而喻的是，在一个信息可以自由传播，并且传播渠道相当发达的社会里，知识的更新换代会非常快捷地从专业圈普及大众读者。但事实一再结结实实地反驳了这个“不言而喻”的道理，那些盘踞在我们脑海里的陈旧知识往往顽固得超乎我们的想象。
我曾和好熊聊到这个话题，我举出头脑风暴和循证医学的例子，他举出《梦的解析》和《道德经》的例子，现在我把这四个例子统筹在一起，这篇内容也就算作我和好熊的联合创作了。
01.易于接受的知识，以头脑风暴为例
Alex Osborn，一位广告公司的经理，提出过一个我们如今已经再熟悉不过的群体讨论技术，即头脑风暴（brainstroming）。这个词在1990年代的中国很是流行过一阵，直到现在仍然是许多企业在集体讨论问题的时候所采用的一种专业策略，那些走在管理最前沿的培训师们也最喜欢把这个词挂在嘴边。当然，不仅在中国，头脑风暴早已经获得了普世性的经典地位了。
很多人都认为头脑风暴是1990年代方才出现的新生事物，事实上它的历史还要更长一些：Alex Osborn是在1957年撰文阐述这一概念的，而最富戏剧性的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了——仅仅在一年之后，《管理科学季刊》便发表了一篇研究，题目是“当应用头脑风暴的时候，群体参与是促进了还是抑制了创造性思考？”。（Taylor, D.W.，Berry, P.C.，＆Block, C.H.，1958）
这项研究的结论彻底否定了头脑风暴技术的有效性：在严格的实验观测下，主试发现人们在单独思考的时候，其创意的总和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明显好于他们聚在一起大搞头脑风暴的时候。
这个结论不断得到后续研究者的巩固，于是被关注的焦点便不再是头脑风暴的效能究竟如何，而转向了为什么头脑风暴的效果反而更坏。到了50年后的今天，就连这个问题也已经不再成为问题了，而更加耐人寻味的问题是：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反对者的声音为什么完全没有从专业圈里被传播开来；而早在1958年便已经被确诊为效率低下的头脑风暴技术为什么影响力反而不断扩大，甚至变成了普世性的常识？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Alex Osborn为头脑风暴技术设定的四项原则：
（1）所有的参与者都尽可能地随心所欲，畅所欲言。
（2）哪怕对最疯狂、最荒谬的想法也不能有批评意见。（3）想法越多越好。
（4）尽量对别人的想法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意见，或者把别人的若干想法整合成一个新的想法。
这些内容看上去似乎没有任何问题，而且非常符合我们的文化传统，比如“集思广益”、“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这都是古老相传的智慧结晶，而另一方面，头脑风暴技术之所以发展到拥有了现在的地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许多企业在照方抓药的时候确实感觉行之有效。尤其在那些更加强调创意的企业，比如著名的IDEO[1]，认为头脑风暴技术为他们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利益”。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在评价头脑风暴技术的效用时往往不自觉地作出一种不公正的比较。也就是说，头脑风暴的结果无疑比任何一名参与者“个人”所能贡献的创意更多，也更有价值，然而真正应该与之作比较的其实是所有参与者在独自思考的时候所提出的创意的“总和”。在上述Taylor等人的实验里，后者比前者高出一倍，具有无可争议的统计上的显著性。
但现实的情形是，人们接受了他们最易于接受的、对传统认识改变不大的知识，不曾费心去怀疑什么，并因为它的“行之有效”而乐此不疲。尽管这种知识常常会披上一件颇具时尚感的专业外衣来吸引那些素以格调自诩的时尚追慕者，但它们毕竟是陈旧的，并且是错误的。
02.满足期待的知识，
以《梦的解析》为例
恐怕再没有哪个人会像弗洛伊德这样，在大众文化中始终盛名不衰，在专业圈里却饱受批判。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作品始终是书店里的长销品种，而借用他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文字更是层出不穷，尤其是有着文艺趣味的读者很难在这样那样的文艺理论读物里完全避开弗洛伊德的身影。很多人都知道弗洛伊德是人类文明史上最著名的三大里程碑之一：哥白尼发现了“我们在哪儿”，达尔文发现了“我们从哪里来”，弗洛伊德则发现了“我们是谁”。非凡的人物会有一些非凡的自信，这个排名原本是弗洛伊德自己搞出来的。
但我们并不觉得他不够谦虚，的确，就算在心理学本专业的教科书上，弗洛伊德也总是占据着相当的篇幅——尽管在这里更受关注的是他的历史意义，而不是精神分析理论本身的价值。在专业圈里对弗洛伊德最大的责难是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尤其在心理学日趋成熟之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开始感到恼火，因为他们发现，弗洛伊德那些丰富而饶有兴味的理论基本都是无法验证的。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科学哲学的奠基人波普尔把弗洛伊德和他的一位著名同胞一起打上了“伪科学”的标签。
当然，波普尔的论断也许概括不了弗洛伊德那卷帙浩繁的等身著作，但精神分析理论当中迄今仍然能够立得住脚的内容确实已经不多了。
《梦的解析》，这部弗洛伊德最著名的作品，出版于1900年（他特意选择了这个跨世纪的年份），书中的释梦手法和一些专有名词如今依然被人们津津乐道，我们迄今还在相信着梦境是对我们自身的一种揭示，是对我们潜意识的一种表达，就像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的那样，而站在弗氏对立面的研究成果却久久疏离于大众读者之外。
《梦的解析》出版的70多年之后，Allan Hobson和Robert McCarley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激活—整合假说”，认为人在熟睡的时候，大脑中的一个相对原始的部分会发生一种自我激活的现象，但这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神经冲动罢了，而当一些神经冲动触及了大脑中其他一些负责着推理思维等高级功能的部位时，大脑就会把这些毫无意义的信号整合为多少有一点条理的梦境。正是因为这些神经冲动是随机的，赋予意义的过程是勉强的，梦境才总是会呈现出一种荒诞不经的神秘感。
Allan Hobson和Robert McCarley把这个研究发表在了1977年的《美国精神病学杂志》上，并在1989年出版了专著《睡眠》，更加详细地阐释了这一新的梦境理论，而他们阐释得越是详尽，精神分析学派的生存空间也就越窄。尽管激活—整合假说伴随着不断的争议和未决的疑问，但在这二三十年来，它的地位的确越来越稳固了。那么我们的问题是：比之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在大众文化当中将近百年的大行其道，激活—整合假说除了在专业圈里兴风作浪得无人不知之外，绝大多数的圈外人为什么甚至都不晓得它的存在呢？
答案或许有四：
（1）正如人们对头脑风暴技术的接受一样，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比之激活—整合假说更加接近人们的传统认识（后者则完全与传统认识相左），也就是说，人们总是更容易接受熟悉度更高的东西。
（2）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给了人们一个在科学的面纱下谈论性话题的机会，传统社会规范下的禁忌被暂时打破了，这实在要算是一件刺激而愉快的事情，也就是说，人们总是更容易接受他们愿意接受的东西。
（3）激活—整合假说彻底消解了梦境的神秘感，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则恰恰相反，而富于神秘感的东西更容易激发人们的热情。
（4）如果激活—整合假说成立，那么释梦的实用性也就毫无容身之地了，而释梦的这种实际指导意义即便仅仅是一种心理安慰，也是人们确实需要的。
总而言之，即便在一个非常需要理性的问题上，人们也总是依靠思维的惯性和情感的好恶来决定取舍，换句话说，专业研究诉诸理性，大众传播则诉诸情感，而情感之好恶往往拒绝理性之真伪。那么，如果向大众推广一种知识，只要照顾到人们的熟悉度，尽量诉诸情感而非诉诸理性，带有一些超越逻辑之上的神秘感，又可以带给人们快感和实用性指导的话，成功的概率自然就很大了。至于这种知识是否陈旧，是否站得住脚，这倒是无关紧要的。而一种知识若是不符合这些条件，除非它是人们必不可少的，否则的话就很容易获得滞后的待遇，而滞后的时间往往相当惊人。
令人担忧的是，大众传媒的从业者们若当真有意无意地存了这种认识，那么无论是Taylor等人对头脑风暴的研究，还是Allan Hobson和Robert McCarley对梦的研究，自然都会因为无利可图而不会被提到推广传播的日程表上，大众知识的滞后性自然也就越发明显了。而事实上，许多大众传媒的从业者们正是这么做的。
的确，即便在信息自由传播的现代社会里，公众获得的知识也往往会比专业研究滞后几十年甚至更长，而大众传媒在理所当然的市场导向当中对目标受众的刻意迎合更是大大加剧了知识了滞后性。
03.标签的力量及接受的难度，以《道德经》为例
一个事物一旦被打上标签，它便往往不再是自己本身，而人们会非常便捷地通过标签来认识它，无论当初这个标签到底有没有贴对。
一个不恰当的标签会使我们的知识滞后多久呢？
非常久，可以超过一千年。
如果今天我们问一个对传统文化略有兴趣的人“《老子》最核心的概念是什么”，多半的回答都会是“道与德”，毕竟《老子》又名《道德经》，顾名思义即可。的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就概括说“老子修道德……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后来《老子》又被尊以《道德真经》的名号，“道”与“德”这一对核心概念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这甚至迷惑了一些知名学者，比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里就是这么讲的。《中国哲学简史》是冯先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访问教授时期的讲稿合集，成型于1946—1947年，其后几十年来都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其中译本也是在国内同类书中阅读量最大的，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但仅以《老子》为例，如果摆脱“道德”标签的影响，或者看到后来的考古发现，冯先生或许会修正自己的看法。遗憾的是，不但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是冯先生写作《中国哲学简史》的时候未曾见及的，郭店楚简《老子》在1993年出土，逼着我们的旧认识要做很大的升级，但冯先生此时已经作古三年了。
事实上，对“德”的重要性的质疑早已有之，因为这甚至可以从通行本《老子》本身推断出来。D.C.Lau（刘殿爵）在他1970年代的著名英译本《老子》序言里就直截了当地说：“德”这个概念“并不特别重要”。
2009年，易中天出版《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这是大众读物中关于先秦思想史的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其中仍然沿袭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这个讲法，并且，像近年绝大多数同类作品一样，并未依据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对旧有的知识作出必要的修订。
我们看到，正是标签的力量使道、德的配对长久以来盘踞人心，可为什么楚简《老子》所引发的新的研究成果也会在十几年来一直徘徊在大众视野之外呢？一位资深出版人的话或许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发——他向一位知名学者约请一部面向大众读者的《老子》释义的书稿，恳求他能否把版本辨析的问题略而不谈，对方的回答是：“如果略过这部分，内容就不可能可靠。”而出版人为难地说：“如果不略过这部分，读者就不愿意买单。”
版本辨析的确是枯燥乏味的，于是，过大的接受难度使得新的知识无限期地滞后下去了。
因为接受难度过大而导致的知识滞后现象不只发生在大众阅读领域。或许可以让我们大感安慰的是，即便是专业人士，也往往根据一些陈旧的知识做事。
在大约十几年前，加拿大临床流行病学家David Sackett和他的两位同道提倡所谓循证医学，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志同道合者的加入。所谓偱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强调诊治必须基于当前最佳的研究证据。这听起来着实令人费解，难道还有不以当前最佳的研究证据为依据的医学不成？
事实是，不但有，而且很多。近年西方国家的一项研究显示，医生的诊治只有15%是“基于当前最佳的研究证据”，而另外那85%是基于学生时代的陈旧知识、自己平时的经验积累、未经证实的传统做法、制药公司和医疗器械公司提供的产品信息……
造成这些专业医师知识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每年的研究成果都会层出不穷，成千上万，这时不得不令人生出庄子式的感慨：“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况且现有的知识已经“够用了”，维持现状的心理动机在这里同样发挥着强大的作用。读书而不落后，看来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IDEO是一家公司，由一群斯坦福大学毕业生创立于199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