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卧游记》
缘起 深宅
01.
接收邮件，上午10点29分。
删除那些“为您提供发票”的、推销产品的，所有莫名其妙的垃圾邮件，例行公事地把发件人拖进黑名单，剩下的新邮件只有两封，一封是海盗路飞发来的，附件里堆满了照片，告诉我他正在希腊旅行；另一封是卓越网的订书反馈——自从我注意到卓越网的图书销量不如当当网之后，就更多地在卓越网订书，我希望它们永远都是两个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
从椅子上站起来，拉开窗帘，致密的阳光呼啸一般奔涌进来，像一大群发疯的蜜蜂，带着刺眼的亮黄色和蜇人的刺，一点都没有被我惨白的脸色吓到。冲一个澡，小心地不让水漫到屋子里，只擦一下脸，戴上眼镜——用英文来描写这个场景会更有修辞色彩，全部“wear”[1]上身的只有一副眼镜，除了在中午时分旁边的小面馆会照例送上一份盒饭，我必须穿上衣服开门来取，其他时间我都像亚当一样缩在我的伊甸园里。这只是一套不足30平方米的伊甸园，除了没有夏娃之外，当然也没有任何其他人。
需要回复一下邮件了。感谢互联网，这几乎是我全部的世界。有时我会想，如果我不幸生活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会不会抑郁得死掉？也许会的，这世上再没有比活生生的人更让我感到恐惧的东西了。
海盗路飞在邮件里用了无数极尽夸张的形容词来形容希腊之美，以至于让我相信，如果不是跪拜礼在今天看来过于怪异的话，他一定会对着希腊的石头和海洋三拜九叩，还会把这“感人肺腑”的造型用他的梭哈拍下来发给所有朋友。他说他在希腊的土地上终于真正理解了拜伦，于是我在回复中假装关切地问他是不是摔跛了脚，我说除了这种可能性之外，我实在想象不出他和拜伦能有任何相通之处。
好吧，我承认我是个刻薄的人，整天以讽刺别人为乐。但这不全怪我，谁让他们总是争先恐后地摆出各种准备挨踢的姿势，满怀渴望地等待我奋起一脚呢？不，请你千万不要误会，我并不喜欢揶揄笨人，如果一个人的智商不足以理解我的讽刺，那么我是没兴趣，更没耐心和他多费口舌的。我只喜欢和聪明人交往，一个人只要智商够高，教养够好，就会是我所喜欢的聊天对象，无论我们的想法存在着多大的差异，也无论他的心肠其实有多么歹毒。
当然，海盗路飞的心肠一点都不歹毒，他是个单纯善良的富二代。今天一提起“富二代”这个词，人们总会立刻联想到一大堆负面的东西，事实上我接触过的富二代都很不错，他们很聪明，教养也好，无一例外地受过最昂贵的教育，而且因为再不用努力讨生活，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所以总是单纯质朴，毫无心机。当初我还在上班的时候，最喜欢的同事就是一个富二代，他是最善良的一个，完全不会算计你，因为你根本不值得他算计。
海盗路飞是个活得更脱俗的富二代，他没参加过任何工作，由于受到这些年旅游时尚的蛊惑，他立志要把全部生命投入到周游世界的伟大壮举当中。父母完全支持他的这个辉煌理想，既然赚了那么多钱，为什么不让下一代舒舒心心地生活呢？据海盗路飞说，父母对他的要求非常简单：只要不嫖不赌，一切随意。
这样的生活方式即便不是多数人都赞同的，至少也是多数人都羡慕的。海盗路飞自诩“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副古代贵族文人的典型做派。他也总会找机会来讽刺我一下，说什么“闭门读书的人，至多只能读成个书呆子”。我回答说：“赶紧上路吧，你一定还没到过加里宁格勒。”
加里宁格勒以前叫做哥尼斯堡，只是个巴掌大的小城，康德在那里住了一辈子，连短途旅行都不曾有过。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只是名气和成就不如康德罢了。
海盗路飞不断揶揄，我也不断反唇相讥，在我们的交往中仿佛一直都是以斗嘴为乐。我给他留言说：“有了旅行支票、护照和牙刷，你就春风得意，活似神仙了。柏油路、铁路和轮船使旅行失去了旅行的滋味。人们稀里糊涂地突发奇想而外出，闹闹嚷嚷拥向外国旅游，因为出国旅游之方便，与上影院、翻杂志并无多大差别。这样的人从未真正脱离过他们因循守旧的无知觉的路子，也从未到过任何新的地方。”
“哈哈，”海盗路飞说，“这是何等的酸葡萄心理啊，难得还写得这么有文采。”
我说这不是我的话，是麦克卢汉说的，在他那本叫做《理解媒介》的书里。
海盗路飞不屑道：“你还是多看一点游记和旅游画册的好，我这里多得很。”
我说麦克卢汉那本书里把照片一类的在市场上批量复制的东西叫做“没有围墙的妓院”，他说“大批量生产的商品一向带有娼妓的属性”，就拿照片来说吧，“照片使人的形象延伸并成倍地增加，甚至使它成为大批量生产的商品。影星和风流小生通过摄影术进入公共场合。他们成为金钱可以买到的梦幻。他们比公开的娼妓更容易买到，更容易拥抱，更容易抚弄。”
海盗路飞打出一个惊叹的表情说：“这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多的奇谈怪论！看来秦始皇焚书坑儒还是有道理的！”
当然，我只是为了斗嘴才引述了麦克卢汉那些惊世骇俗的观点，他说得虽然不无道理，但从来都是那么语不惊人死不休，非要把三分的事情用十分来表达。听说麦克卢汉的书今天仍然是传媒行业的必读书，只是那些专业人士都像政客们读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一样来读麦克卢汉的书。
02.
抛开斗嘴时的逞强不谈，我倒也有几分羡慕海盗路飞。我曾想过，如果我有幸生在海盗路飞那样的家庭，我会怎么选择生活呢？我一定会给自己置办一个私人图书馆，我就老死在这里，除了定时给我送饭的人，没有任何人可以走入我的空间。我不喜欢旅游，观感的快乐远不足以提起我的兴趣，只有新鲜的知识才会刺激我懒洋洋的神经，让我感激生活也为我这样的人保留了一条快乐的通道。我像一只家养的却失去了主人的猫，每一本书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特殊颜色的线团。
也许说树熊更合适些，小雯抄给过我一首顾城的诗，说写的分明是我：
最后，在纸角上
我还想画下自己
画下一只树熊
他坐在维多利亚深色的丛林里坐在安安静静的树枝上
发愣
他没有家
没有一颗留在远处的心
他只有，许许多多
浆果一样的梦
和很大很大的眼睛
他们都说这首诗写的是我，因为没有人比我更像一只发愣的树熊了。从那以后，朋友们给我寄礼物都爱快递各种浆果，就是草莓和樱桃一类的。为这件事我要感谢顾城，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一定没想过浆果在今天会卖得多贵。
我的书就是我的一枚枚浆果，我在漫长的日子里慢悠悠地啃噬着它们，除此之外，除了不时给报纸、杂志写点稿子以维持基本生活之外，除了在虚拟世界里和狐朋狗友聊聊天之外，除了偶尔接待几个老朋友之外，我几乎不做其他的事情。
是的，不很光彩地说，我是一个患有自闭症的人。早在“宅男”这个时髦词汇出现之前，我就已经很宅很宅了。当初上班的时候，领导说我的每一句话都含有同一个言外之意，即“到此为止吧，能不能不要再和我说话了”。我终于租到一处偏僻而廉价的房子，有时也会出去转转，但我相信小区里的任何一只狗都比我到过更远的地方。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篱笆对于那些并不喜欢外出的人来说实在算不上什么障碍。
互联网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虽然不能适应面对面的交往，但在网络上却可以谈吐自如，甚至像一个外向的活跃分子。真要庆幸我没有生活在互联网发明之前的时代啊。
我喜欢这样的日子，让我尽情地在纸面上周游世界，周游于古往今来，文字是最能让人发挥想象的东西，正如佛祖看到了“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乾坤”，我在抽象而闭塞的文字里看到了一个个浆果一样的梦。海盗路飞走得遍他的世界，但他走不遍我的世界。
如果换一个时代，也许我真的会拿出勇气出门转转的。比如在哥伦布和麦哲伦的时代，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未知的地方，就连大地是不是球形都还不很确定；我还相信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并不是出于帝国霸业的考虑，而仅仅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年轻人渴望探索未知的疆域罢了。
但是，在今天，一切都没有悬念了，就连复活节岛和百慕大三角的神秘光环也被细心的研究者们摔得粉碎了。我们的旅途上再也不会担心遇到怪兽或食人生番，不会担心漂流到某一个卫星航图上未存记载的岛屿，我们明明白白地知道地极处既没有通天的柱子，也没有磅礴的旋涡，也知道没有任何一处岩洞可以把我们带到儒勒·凡尔纳所描绘的那个地心世界。除了小小不言的惊奇之外，我们的地球已经是一个毫无悬念的世界了。如果旅游仅仅意味着在户外的风景里散散心，在异国的土地上逛逛街，在各大风景名胜的大门前摆个pose照照相，我觉得还不如待在家里看看书呢。我喜欢悬念和惊奇，我觉得最好的娱乐就是最能刺激智力的娱乐。
03.
旅游爱好者当然也会看书，海盗路飞就说他最爱《庄子》，但我知道他其实只读过《逍遥游》，而且是蔡志忠版的。我对海盗路飞说，你的逍遥不过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完全不是庄子的逍遥；庄子追求的是“心有天游”，一切的纵横无垠都只在自己的心里发生。海盗路飞不服气，他说你为什么不看看谢灵运他们呢，寄情山水，深得庄子之趣。我说你为什么不看看《庄子》的古注本呢，清朝有个叫宣颖的，写过一部《南华经解》，说谢灵运那些所谓的名士们只有通过游山玩水才能让心情舒畅一些，否则就会郁郁寡欢，那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心胸狭隘之辈，只有借助外物才能稍稍缓解情绪，哪里读得通《庄子》呢？真正懂得《庄子》“心有天游”的人，就算被放在写字楼的格子间里，被抛在孤岛上，甚至被关在牢房里，一颗心也仍然是逍遥无际、毫无滞塞的。
我不介意自闭在这个窄小的房间里，我说，带着舞台腔：“倘不是因为我有了噩梦，那么即使把我关在一个果壳里，我也会把自己当做一个拥有着无限空间的君王。”
海盗路飞问：“你何时变得这么诗意了？”
我说：“这不是我，这是《哈姆莱特》的台词。”
海盗路飞半带讽刺地说：“好悲剧！”
我说：“至高的幸福就是建立在幻想之上的幸福，因为它的代价最低，在想象中当一个国王要比真的当一个国王容易得多。”
海盗路飞说：“还是《哈姆雷特》？”
我说：“伊拉斯谟，《愚人颂》。”
海盗路飞说：“我喜欢这个书名。”
我说：“也许这只是作者的反讽呢，人家是把真信仰当做伟大之愚痴的啊。”
海盗路飞打出了一个笑脸说：“好吧，你读书多，我说不过你。可我怎么觉得你是在狡辩呢？”
也许吧，有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狡辩的嫌疑，就像古希腊那些博学多才却无立场、无原则的智者们，可以轻轻松松地引经据典证明任何观点，或者反对一个刚刚被自己证明过的观点。对我而言，辩论问题往往只是一场智力游戏。
所以喜欢看到不同的观点，然后一起讨论，挑战对方的每一个论据和每一线逻辑，希望自己能被一番无懈可击的言辞说服。就像我喜欢读推理小说，渴望小说作者用缜密的谜题彻底把我难倒。遗憾的是，有严密思辨能力的人实在太少了，大多数人不仅思维混乱，而且罕有开放的心胸，他们捍卫自己的观点如同一个愚昧而虔敬的信徒在誓死捍卫神圣的信仰，哪怕那其实只是一个小小不言的问题。
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朋友们总是像海盗路飞那样过早地缴械，他们那宽和、无辜，甚至带有几分怜悯的表情粉碎了我任何穷追猛打的企图。直到那一年好熊出现，我才算找到了一个足以令自己血脉贲张的对手。这个狡诈的家伙非常擅长挖陷阱、下圈套，而且小心限定自己的言辞，不给我任何空隙可钻。我们的交手从来没有任何废话，从来没有出现过网络上常见的“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的情形，这真是太难得、太过瘾了。
但可恨的是，我和好熊在很多问题上经常观点一致，但我可不想让他做我的朋友，只想让他做我的敌人。他说他也是这么想的，但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04.
也许你会觉得我是一个性格阴沉的人，其实不是，我也有我的社会、我的社交、我的朋友们。我和朋友们开开心心地来往，他们不但不觉得我有多么自闭，反而觉得我是心理最健康的一个。
当然，我所谓的“朋友们”，虽然也有寥寥几个日常生活中的朋友，但更多的是素未谋面的网友。因为我几乎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所以他们对我来说几乎都是一样的朋友。即便是日常生活中的朋友，我们也多是通过网络来交谈。我自己都难以相信，在现实当中笨嘴拙舌的我，一旦到了网上，怎么就变得那么能言善辩。
说到这里，你也许想看看我的博客。但我没有博客，真的没有。没有人相信我没有博客，但我真的没有。我不喜欢博客，不喜欢把自己的私密公布到大庭广众之下，我也不喜欢爱写博客的人，他们总是自恋的，爱把小小点点的伤心和优越感放到显微镜下，比水仙花（Narcissus）更爱自己的倒影。
我也不愿意把自己为报纸杂志写的稿子贴出来，就连刊发的时候我都是胡乱起些笔名。为了顺利发表以便混到微薄的稿费，我必须采取“只谈风月”的策略，并且连风月都不能“无边”，还必须迎合读者趣味。所以我认为自由撰稿人的差事是一种“贱役”，除了必须牺牲自己的品位之外，有时候还必须牺牲自己的良知。
海盗路飞问过我：“难道区区几百块钱的稿费就可以让你出卖良知？嗯，要想让我出卖良知，至少也要一千万。”
我冷冷地回答他说：“这就是俗话说的‘物以稀为贵’。”可是，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啊，也许你读过的某个抚慰人心的名人逸事就是我编造出来的，如果你知道一些感人肺腑的励志训诫出自我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之手，你还会对它们信以为真吗？也许你读过的某一本绘声绘色的游记也出自我的手笔，但你知道，我这个自闭症患者连小区都很少出过；还有那些佛教故事，禅宗机锋，一切可以引申为心灵鸡汤的东西，作者娓娓道来，劝你应该知足常乐、吃亏是福、云淡风轻、禅意生活，其实他自己正在酷暑的季节缩在一个没有空调的房间里，为了挣出下个季度的房租在一台破电脑前没日没夜地赶工，同时还很窘迫地和出版社商量能否预支一点稿费。
别以为这些出版物你只会在地摊和盗版书摊上看到，不，它们明晃晃、亮晶晶地摆在报刊亭和书店里，这确实都是大众读者们想看的内容，何况还配上了华丽丽的包装呢。没有人愿意刊发我认真写下的作品，它们毫无市场价值。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市场价值的文章就是坏文章，没有市场价值的作者就是没水平的作者。既然大家都这么想，我还是不要假扮清高的好。
05.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变成了朋友们当中读书的权威。这算不得什么意外，在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我就一直过着自闭的日子，整日以读书为乐，间或打些零工，但都不长久。除了读书之外，我也会下载一些视频来看，电影或者电视剧，但我从来不看电视，房间里虽然摆着一台，那是房东留下的，在我这里它就像陶渊明的房门，“虽设而常关”。
我不喜欢看电视，甚至不喜欢任何影视节目，我只喜欢文字。我不太喜欢市场艺术，而电影、电视正是最标准的市场艺术。曹雪芹可以用一辈子时间雕琢一部《红楼梦》，只对自己的文学天才负责；凡·高可以一辈子不被市场接受，只对自己的艺术天才负责。文学和绘画都是相当个人化的艺术，只要一个人耐得住寂寞，就可以默默地创作；他可以大胆地走在时代审美趣味的前边，但是，没有哪个导演能做到这一点，就算他自己甘愿如此，也不可能说服剧组里那么多人，更不可能说服投资方支持自己可能永远赚不到钱的毕生事业。
即便纯粹从审美的角度来讲，我也觉得影视是一种低劣的艺术，过于具象化的表现手法完全制约了你的想象力，而且你只能随着它的节奏亦步亦趋，不像读书，节奏的自主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你会是作者的伙伴、合作者，在他留给你充足的想象空间里完成对作品另一半的创作。
所以，如果可以读剧本的话，我是不愿意看电影的。看着剧本，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导演，想象着自己应该如何安排角色，哪些地方用怎样的镜头，哪些场景配怎样的音乐，这个过程可比呆呆地对着银幕有趣多了。
据我观察，爱看电影、电视的人总是些懒于思考的人，我只是不知道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是因为他们懒于思考才选择了电影、电视，还是长期观看电影、电视的习惯使他们慢慢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和想象的能力？
海盗路飞就是一个影迷，他从来都不服气我的这些道理，于是有一次我问他：“你有没有注意过，艺术片和商业片在运用音乐的方式上有什么不同？”他答不出，我说：“商业片总会大量地使用音乐，艺术片则相反。商业片需要借助音乐帮助观众理解画面的意思，是伤感的还是悲痛的，是欣喜的还是狂喜的，容不得观众去细细品味，拒绝任何朦胧的美，导演代替你去思考，好像就在你旁边用手指戳着银幕，清清楚楚地告诉你这一个镜头是什么意思，那一个镜头是什么意思。音乐一旦结合画面，就会成为最有力的表达手段。所以艺术片总会慎用音乐，导演会给你留出更多的思考和想象空间。这个区别，其实就和文字艺术与视觉艺术的区别一样，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海盗路飞不大服气，举《黑客帝国》为例，说这部影片有着多高多高的思想深度。
我说：“你只要稍微看看西方哲学史，就不可能从你刚才所谓的思想深度里挑出一丁点新东西来，那全是被两千年来的哲学家们讨论到滥的话题，只是对东方观众比较陌生罢了。再说，思想深度对于文艺作品来说只是锦上添花的东西，真正要紧的是艺术深度，你不要把它们混淆了。”
“管他呢，”海盗路飞想了大约一个世纪，终于无所谓地说，“反正我可不爱看费脑子的东西。”
“当然，”我揶揄说，“就像286不愿意运行3D游戏一样。”
其实我知道自己有点过分，毕竟这是一个快节奏、高压力的社会，无数的奢侈品在刺激着人们贲张的血脉和孱弱的神经，谁还有心情在忙碌之余慢慢消遣一本需要消耗脑细胞的书呢，更不可能花上一两个月时间静静来读。一场电影只需要人们拿出九十分钟的时间，如果我们可以把时间当做货币的话，那么书籍才是最大的奢侈品。
好几次都有朋友满怀好奇地问我，说凤凰卫视有个叫梁文道的家伙，主持一个叫做《开卷8分钟》的读书栏目，他曾认认真真地号称每一本在节目中介绍的书他自己都至少通读过一遍，而他每周要介绍四五本书。朋友们想知道我和梁文道谁读书更多。当然，这是一个略嫌僭妄的比较，梁文道名满天下，而我只是被疯涨的房价逼到城市边缘的一个……嗯，一个什么呢，用《水浒传》的话说，一个泼皮破落户吧。
当然，朋友们的问题也会勾起我的好奇，我便下载《开卷8分钟》来看。结论是：实事求是地讲，我读过的书应该没有他多，我实在没有那种不可思议的速度，而且我也喜欢慢慢地读书，只要基本生活还维持得下去，我就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陪伴书籍了。我用过两年的时间慢慢地读完钱钟书的《管锥编》，即便对于小说，我也用过大半年的完整时间读完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甚至一首短诗也足够让我消磨一个暖洋洋的下午。
我喜欢仰靠在床上，读上一会儿便把书扣在肚子上，发一会儿呆，想象着书里的情境，或者当作者提出问题的时候，我喜欢自己先想上很久，然后把自己的答案和作者的说法印证。我喜欢挑剔逻辑，看作者是不是真的能够自圆其说。我还会时不时地检查作者的举证，对一切让自己生疑的地方都会认真地考索一番，为了一两页的内容花费很多天去查阅资料。小雯曾经说我就像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老小姐，用慢吞吞的文字谋杀慢吞吞的时间。
是的，我永远这样慢吞吞的，就算是看推理小说，我也喜欢不断地把书放下，不断地思索那些狡狯的凶手们精心设下的诡计，我总是希望自己会比书中的侦探更早一步地破解真相，尤其当作者突然站出来郑重宣告“挑战读者”的时间到了，说所有的线索都已经交代出来了，说自己绝对没有向读者隐瞒任何线索，书中的侦探所掌握的材料并不比任何一名读者所掌握的更多。每到这个时候，我总是会兴奋得不能自已，用我的“灰色的小细胞”（这是大侦探波洛对脑细胞的经典戏称）重现每一个犯罪现场，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还会借助纸笔。
这些工作有时候会耗费掉整整一两周的时间，当我真的解决了谜题，那种喜悦的感觉应该并不亚于一个金牌推销员领到年终奖时的心情；当然，我更希望作者彻底把我骗到，给出一个逻辑严密、证据确凿，却会令我大跌眼镜的答案。
遗憾的是，能够骗到我的推理作家已经越来越少了，即便有一些答案我真的没有破解，那也往往只是因为作者貌似合理的推理过程其实并不能够自圆其说。所以，只有当我愿意忍受更多的失望，才有机会赢得吉光片羽的惊喜。
这个规律其实适合于大多数书籍，这就意味着，当你有任何“好书”想要推荐给别人的时候，你一定已经为了它付出了忍受了许多本“平庸的书”甚至“坏书”的代价。所以我对朋友们坦承，如果这个规律也适合于《开卷8分钟》这个节目的话，那么我读过的书就更没有梁文道多了。
06.
我的读书方式还很不“专业”，因为一来我一点也不打算学以致用，二来也无意去考什么学位或文凭，只是消磨自己的时光与好奇心罢了。一个读中国哲学的博士说过，他考博的标准读书程序是先读哲学史，再读原著选编，最后再读原著。他的话令我十分诧异，因为我心中的阅读序列恰恰是反过来的，先把原著通读之后，再找几本哲学史梳理一下。我之所以会这么想，因为这可以最大限度地排除先入之见的干扰——哲学史在带给你便利的同时，更会带给你太多的先入之见。博士的说法也不算错，因为对于考试来说，他的办法确实是最有效的，而且很快就可以入门。
是的，读中国哲学，仅仅把最基本的“十三经注疏”和诸子书粗略读过一遍，就怎么也得有七八年的工夫，事实上就连古代考进士都不需要把这些书都啃下来。如果一个人甘心在慢时光里默默消磨，这些书倒真是不错的材料。但我至今也不曾把它们读完，因为我的兴趣总会被吸引到旁的领域，像一个不安分的海盗那样。
我的注意力经常漫无边际地徘徊在某一本书上，也许只是很薄的一本书。有时我会觉得，书籍对于我就像日本人的茶室。茶室，日语发音为sukiya，汉字有好几种写法，具体怎么写就取决于茶道师的个人趣味了。我喜欢“空屋”这种写法，一座茶室就是一处极简的空屋，除了为某种暂时的目的而做的简单装饰之外，是空无一物的。冈仓天心这样解释过空屋的含义：“人不能同时倾听多首乐曲，只有把注意力集中在主题上，才能实现对美的真正理解。于是人们将会看到，我们茶室的装饰法，与西方流行的方式恰好相反。在西方，人们总是把室内装饰得像博物馆一样。对于习惯了装饰的简单和装饰方法频繁变化的日本人而言，西方人那永远充斥着大量绘画、雕刻和各式古董的室内装饰，只不过是一种恶俗的炫富。哪怕只是持续不断地观看一件杰出的作品，要想欣赏它的美，也需要丰富的鉴赏能力。何况那些欧美家庭中的人们，天天面对各种混乱的色彩和形状，的确需要无限的艺术感受能力。”
冈仓天心最后的那句话颇带反讽的意味，他才不认为欧美人家真的有什么无限的艺术感受能力。其实这个道理在所有的审美问题上都是适用的，我喜欢在朴素中默默静观，而不是在丰富的视听效果中放肆地哭笑。
所以我喜欢读书。所以我读的书其实并不很多。
07.
与那些专心做学问的人相比，我的阅读量就更是少得可怜。我没有什么学问要做，如果为了解决某个问题而去大量查阅参考资料，那也仅仅是出于单纯的好奇心罢了。每次遇到一本喜欢的书，我也总是舍不得把它快快读完，愈是逼近结尾就愈是增加伤感。
我也会特意去找排行榜上的书来读，这虽然是一种太没品位的事情，但好在也没有什么人会因此而嘲笑我。当然，对于我这样一个终年都沉浸在缓慢阅读的趣味里的人来说，如果欣赏层次还停留在大众水平，那可真有点愧对智商了。只不过因为我很少与外界交往，于是就想通过畅销书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潮和风尚罢了。而且，总有一些朋友拿畅销书来征求我的意见，或者兴致勃勃地向我推荐，于是，一时心软，也为了聊天时有点谈资，为了表现得合群一点，为了不被人当做一个“完全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我也会咬着牙看上一看。
另外还有一个很实际的考虑：虽然我的生活成本和物质欲望已经低到了让所有人无法置信的程度，但是，要维持基本的生计，就不得不委屈自己写一些狗屁文章。畅销书会帮助我了解人民群众的阅读口味，会帮助我掌握一些蛊惑人心的说服技巧，会泄露给我同行们的种种欺诈手段——别以为只有牛奶里才有三聚氰胺，别以为只有生姜才会用硫黄来熏，精神食粮的卫生状况即便不比物质食粮更糟，至少也丝毫不会亚于后者。有多少冠冕堂皇的名家信誓旦旦地向我们传授假的知识、一知半解的知识和真伪莫辨的知识，还有多少像我一样的作者为了生计而编织谎言。
我们怪不得编辑，因为编辑总是很体面地辩解说：“我们有什么办法，谁让读者就喜欢这些！”我们更怪不得读者，他们只是读书太少，缺乏必要的鉴别能力罢了，雨果若是当了幼儿园的老师，总不能因为小朋友们欣赏不来《悲惨世界》而仇恨社会吧？
08.
我自己也不曾仇恨社会，毕竟在任何社会里都会有一些不适应这个社会的人，倘若迎来了一个能让我这样的人如鱼得水的社会，肯定就意味着有另一批人被排挤到边缘地带。我想得开，否则这么多书岂不是白读了。但朋友们总说我有点愤世嫉俗，这真是天大的冤枉。
他们不曾认真地了解我，只是把心理学所谓的刻板印象直接套在我的身上，认为像我这样一宅到底的底层分子一定是郁郁寡欢的。他们认为，因为我没有房、没有车、没有正经工作、没有固定收入、没有女友，存款从没超过一万元，所以我一定得是牢骚不断、郁闷不止的。只有和我接触的时间长了，才能看到我身上那不可救药的乐天主义。
书籍带给我的快乐，就像女人带给唐璜的快乐，就像地位带给于连的快乐，就像金币带给老葛朗台的快乐。只不过，理解唐璜、于连和老葛朗台的人太多，理解我这种快乐的人实在没有几个。
也许只有好熊，他也是一个自闭的、爱读书的乐天的人，只是因为拖家带口，所以忧愁比我多些。是培根说过，一个人只要有了家，就等于向命运送交了人质。
是的，这还让我想起张章，是一个曾经散淡无争的朋友，一个诗人，却终于为了家庭改变了自己，变成了积极进取的人，挣房子、挣车子，劳累之余总会虚情假意地对我这种生活表示无比羡慕。记得那天张章开着新买的车子来找我，聊起书来，聊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出的一套《周作人全集》。他很爱周作人的文章，但说起那套书要两三千元钱，他犹豫了一阵，终于没舍得买。我问他那辆新车多少钱，他说38万，我惊叹了一下，说可以把车卖了，能买的书都够看一辈子了。
他说不能卖，因为书只是内涵，车却是脸面，人在社会上混，脸面永远比内涵重要。
那一刻我对他刮目相看，他真不愧是一个曾经的爱书之人，就连庸俗起来也不失读书人的趣味。真的，书才是真正的奢侈品，因为它最耗费时间，也最需要心境。但张章终于抵制住了这种奢侈品的诱惑，他以后也许只有靠CK（CalvinKlein卡文克莱）内裤来提高内涵了。
09.
我自己是没兴趣提高内涵的，我读书仅仅因为我喜欢读书。海盗路飞建议我写一部游记，记述自己是如何单枪匹马地从书的港口到书的城市，从书的山到书的海，从先秦到明治，从长安到伦敦。他说他也会写一部游记，是真实的“行万里路”，还要拍很多照片。他带着价值几十万元的照相器材，而我的小房间里只有一堆廉价的纸张以及硬盘里免费下载的电子读物。海盗路飞要和我比一比谁的游记写得更好，这真不是他这个年龄应有的单纯啊！
我的游记大概可以叫做卧游记——南朝有个叫宗少文的人，一生爱好远游，后来身体不行了，没力气再去寻山访友，于是遍画名山大川，挂满了家里的墙壁。宗少文从此每天在家抚琴自娱，尽使纸上的群山发出回响。
宗少文的卧游不得已而求其次，我的卧游却是我所能够想象的最好的旅行方式。有的人喜欢真枪实弹地冒险，所以我们总是能在新闻里看到“驴友”在山中遇险的报道，甚至还有这样一种专为富豪打造的旅行项目，让他们带着超豪华的装备去挑战世界上最危险的一些地方，富豪们在出发之前要签署生死文书，还要缴纳一笔处置尸体的准备金，如果自己遇险丧生，组织这个项目的那家公司就会用这笔钱把他的尸体送回老家。我在网上和这样一位富豪聊过天，他说他刚刚从亚马孙丛林回来，他每次出发都是瞒着家里人偷偷去的。
小雯当时主编一本旅游杂志，我就把这个富豪介绍给了她，让她做了一期专访。小雯说在采访之后久久惊魂未定，问我敢不敢参加这样的活动。我说这不是敢不敢的问题，而是我全然没这个兴趣。你知道英国的湖区吧？大诗人华兹华斯住过的地方，那里有着全英国最美丽的自然风光，但是有一天，拖着一个臃肿大肚子的波洛先生，那位比利时人，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最著名的侦探，因为案件的关系跋涉到了湖区，当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风景如画的泥泞中时，愤愤地抱怨说：“是的，这里风景很美，但这真不是人待的地方。这不就是我们付钱给画家，让他们把这些风景摆到画廊里供我们欣赏的原因吗？”
波洛一点都不懂得美学，康德先生一定会对这种愚蠢论调嗤之以鼻的，但是，这种蠢话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我的心声，何况我像波洛一样，喜欢智力刺激的人难免会轻视感官意义上的肤浅审美。——我是不是又把话说重了呢？请原谅，我到底不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小雯说我情商为零，我相信她的判断。
10.
一些朋友总在鼓励我好好写完这部游记，他们的语气是如此古怪，以至于我很怀疑，他们是不是把我当做一个抑郁症患者，认为写作会对心理宣泄有所裨益。我甚至不能辩解，因为我的任何辩解都会被他们当做“病情”加重的表现。唉，我只是一个和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不符的人而已，所以，虽然我并不全然赞同福柯的观点，但也无奈地把他的《疯癫与文明》推荐给这些朋友看。
令人丧气的是，他们不是嫌太深奥了，就是嫌太枯燥了，抱怨一通之后便对我说：“反正你会在游记里走到这本书的，不是吗？比之福柯的原著，我们更期待你的二手货。”——这也算是鼓励吗？
最后令我决心下笔的是好熊的一番原本无关的话。好熊喜欢读书，说话既缜密又很幼稚，所以我很喜欢他。记得有一次在论坛上，有人问起好熊怎么读过那么多书，好熊便讲起了茨威格的小说《象棋》，一个纳粹时期的可怜的囚徒在难挨的监禁生涯里以想象大师对战的棋谱来打发时间，他的世界里从此只有象棋，好熊说只要把小说里的棋谱换成书本，就是他自己的处境了。
那一刻我真觉得和他心有戚戚，是的，如果有人来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也会答以同样的故事。所以我想，索性就写点什么好了，就像那个棋手不该与人对弈，只该找个地方默默编写自己的棋谱。
随着闲散的阅读时光慢慢积淀，许多的书、许多的问题，都渐渐被串在了一起，就像板块漂移中的各个大陆和岛屿被漫无目的的航海家一一走遍，在海图上增添了许多新的地标和新的经纬，当我重新在这纵横交错的连线上穿梭往还，发现某个岛屿应当是从某座大陆上分离出去的，某个海岬原本只是一座大陆中间的一处裂谷……世界就是这样在眼前渐渐清晰起来，像一个拿着高倍望远镜的人终于在来来回回中调准了焦距。
有时我会觉得一类类的学科就像是一座座的大陆，而我的航船要比麦哲伦的航船快上不知多少倍。我一直不曾被“专业训练”固定为某一座大陆上的土著民，我没有故乡，没有国籍，没有户口簿和身份证。
我的读者朋友们啊，我不知道你是否跟得上我的游踪，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这样的游记，但至少我希望你懂得，写下这部游记的人并不是什么屋顶间的哲学家，在他那窄小、逼仄的屋顶间里，他其实并不比你们更少愉快。
[1]这里有“戴着”的意思。
程雨城
2011年5月
那些从来没人见过的风景 乌托邦的旅行线路图
00.引子
那天大家在兴致盎然地讨论韩寒的一次演讲。大概韩寒那次对创作的自由度发了一些抱怨，然后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只有在宽松自由的环境里，才能诞生文化艺术的杰作。
这好像是一句老生常谈，但那又怎么样，大家还是觉得这话很对，是每个人都想说而不敢大大方方说出来的。可是，事情明明不是这样啊！——我插了一句：难道你们都没看过苏联文学吗？没看过苏联电影吗？就算都没看过，至少也听过苏联歌曲吧——《红莓花儿开》《山楂树》，这些总该听过吧？
即便是从没读过《古拉格群岛》的人也不会对苏联的社会空气一无所知，但那么多诞生在苏联的艺术杰作就算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依然是当之无愧的经典。还有那个莱妮·里芬斯塔尔，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她为纳粹歌功颂德的片子直到今天还是多数电影学院里的学生必修的经典之作——当然，仅仅是从艺术角度来看。
里芬斯塔尔的故事告诉我们，在纳粹那样险恶的环境里，领袖的文化素质决定了艺术的高度；而在苏联的故事里，是的，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的确饱受迫害，尤其令我心悸的是茨维塔耶娃，这位卓绝的诗人，讨一份洗碗工的工作而不得，只好选择了自杀。
还有个再近不过的例子，每个人都不陌生：在清朝这个满是文字狱高压的时代，至少还出了一部《红楼梦》，还有被王国维推崇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纳兰性德。
我承认，宽松自由的环境是人们想要的，文化艺术的杰作也是人们想要的，这都没错，但这两者真的存在必然的联系吗？除非把数不清的反例一一解释为特例，并且解释清楚。
我就是这么发言的，但没有人附和我，也没有人反驳过。对他们来讲，我的问题似乎突如其来，既让他们不甚喜欢，也让他们来不及反应。然后，没有人愿意继续这个话题，大家就这么不欢而散了——我的出现经常导致这样的结果，所以大家叫我“气氛破坏者”。
我的看法总是和大家不同，他们觉得我喜欢故意搞怪，我觉得他们经常逻辑短路。我发觉大家总有许多约定俗成的观念，既没有清晰的来由，也不曾被清晰地整理过，但这些都是每个人心灵的根须，坚定地拒绝着任何一把喜欢刨根究底的铲子。
我发现作家在讨论社会问题的时候，总是容易顾此失彼，喜欢诉诸直观的感觉，而不是细致地加以论证。我这么讲，完全没有鄙薄他们的意思——事实刚好相反，我觉得这正是作家们可爱的地方。作家不需要接受任何学术训练，不需要掌握严密的逻辑思辨技巧，那都是学者们的事情；作家只要有自己独特的眼光，细心加工出一个奇幻的世界给我们看，供我们尽情想象，尽情批判，而学者式的严谨恰恰会扼杀这一切。
其实哲人们也常常说一些可爱的蠢话，像孩子或诗人一样。我爱他们的真理，更爱他们的谬误，那些谬误的确缺乏细腻的论证，表达着哲人们最直观的感受和最本真的好恶，像一只拒绝变色的蜥蜴，不谙世事地在掠食者的世界里展现本色，不假任何遮掩，静候天敌的吞噬。在无怨无悔的固执里，总有一种悲剧的美，让人在窒息中迷醉。
最早迷住我的正是这样的一些书，各式各样的乌托邦，在古往今来中被幻想出来的理想世界。我觉得那些为人类设计乌托邦的哲人们就像我自己一样，耽于幻想，在一个个晴天的云卷云舒里，在一个个夜晚的星移斗转里，飞升至天国的高度，或者像庄子那样“登假于道”，在云彩与星空的图纸上寄托自己云母一般的才思与哀愁。
我要讲的第一个乌托邦，第一本书，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它是我这一旅程的起点与终点，是我少年梦想的摇篮与坟墓。当海盗路飞在雅典的街市上挑剔着旅游纪念品的时候，我的旅行却从两千多年前的古代雅典悄悄开始。
01.第一站：柏拉图的《理想国》
世界上恐怕再没有哪件工作比设计一个乌托邦更有趣、更有魅力了，因为这件工作意味着你将亲自扮演上帝。在基督教神学里有一种设计论，是说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后便彻底袖手旁观，再也不干涉他的作品了；世界的一切演进，包括牛顿发现的物理规律、达尔文发现的进化规律，都是在创世之初就预先安排好的，世界就是上帝的钟表，齿轮扣着齿轮，按部就班地走下去……这一派的神学家们相信，上帝既然是全能全善的，怎么可能设计一个充满着缺陷的钟表呢，屡屡要逼得他亲自出马，用神力施加干预！
乌托邦的设计者就像是设计论神学中的上帝，他必须预先计算好一切，预先就堵住将来可能出现的一切漏洞，让世界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严格按照自己的意图，齿轮扣着齿轮严丝合缝地运转下去。一旦设计完成，设计师将没有任何机会去干预或修改自己的作品，如果哪里出了纰漏，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一步步地走向毁灭。
这也正是这个“游戏”最大的魅力所在，如果你自信智力不差，并且心思缜密，不妨也设计一个乌托邦看看。
女孩子们做着琼瑶的梦，男孩子们做着武侠和战争的梦，哲人们做着乌托邦的梦。
在哲人们看来，爱情缺乏刺激，武侠和战争同样缺乏刺激，能让他们的大脑皮层兴奋起来，并使肾上腺素迅速增加的，恐怕莫过于乌托邦的世界了，那是上帝才能享受得到的乐趣，不是任何凡夫俗子可以分享的。
张章喜欢在女生面前高谈阔论——你知道，这是诗人的通病。那时候他还是个诗人——有一次谈起了柏拉图，他那推崇备至的神气简直到了谄媚的地步，谄媚一位死去多年的大师对于一位诗人来说绝不是什么丢面子的事情。张章嘴里的理想国彻底挑战了我的知识底线，我真怀疑他看的和我看的是不是同一本书。终于，当他幻想起自己和那个女生在理想国可能发生的美满生活的时候，我忍不住问了一句：“诗人不是进不去理想国吗？”
张章顿了一下，好像很诧异的样子，问我：“为什么？”
我说：“因为诗人只会教人败德。”
张章释然，大笑：“哈哈，你这是忌妒。”
他一定以为是我在开玩笑，或者以为我真的出于忌妒而编造了这种说法，其实不是的，柏拉图真的把诗人逐出了他的理想国，理由也真的是因为担心诗人会败坏国民的良好品德。在后来漫长的基督教时期里，一次次封闭剧院的政策，一个个出版审查制度的出台，都是由柏拉图的《理想国》发轫的。就连伟大的莎士比亚也曾深受其害——莎士比亚是个剧作家，而他的许多戏剧都是用素体诗写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当然也是个诗人。
所有诗人的祖师爷就是写下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荷马，今天的学者一般认为所谓荷马其实是绵延几个世纪之中的许多位诗人，但柏拉图那时候还缺乏这种考证精神，这无所谓，反正他不喜欢诗人，不喜欢荷马。尽管荷马在当时的雅典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每一个雅典人只要不很愚笨，都会或多或少地背诵几段荷马的史诗，就像我们都会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一样。再愚蠢的中国人也不会想要把李白逐出国境，但是，无比聪慧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却要这样残忍地对待荷马。
我们搞不清在这部对话体的《理想国》里，主人公苏格拉底究竟有几分是真实历史中的苏格拉底，又有几分是柏拉图塑造出来的苏格拉底；是作为学生的柏拉图忠实记录了老师苏格拉底的原话，或至少是原意，还是柏拉图创造了苏格拉底这个角色来代替自己阐述观点。总之，书中的苏格拉底是这样说的：
……但是，格劳孔啊，如果荷马真能教育人提高人的品德，他确有真知识而不是只有模仿术的话，我想就会有许多青年跟他学习，敬他爱他了。你说是吗？既然阿布德拉的普罗泰戈拉、开奥斯的普洛蒂卡斯和许多别的智者能以私人教学使自己的同时代人深信，人们如果不受智者的教育，就不能管好家务治好国家；他们靠这种智慧赢得了深深的热爱，以至他们的学生只差一点没把他们顶在自己的肩上走路了。同样道理，如果荷马真能帮助自己的同时代人得到美德，人们还能让他（或赫西俄德）流离颠沛，卖唱为生吗？人们会依依难舍，把他看得胜过黄金，强留他住在自己家里的。如果挽留不住，那么，无论他到哪里，人们也会随侍到哪里，直到充分地得到了他的教育为止。你说我的这些想法对吗？（[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p.396.）
这真的是很有说服力的意见。荷马的颠沛流离是众所周知的，如果他真的是一位对人们有大用处的人（即便不是真能帮助自己的同时代人得到美德），人们必然会竭力挽留他的，他应该过得像明星一样。让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海子复生，人们会在他那个凡人的脑袋上套上多少花环呢？
但这么一想，苏格拉底的说服力却大打折扣了，海子生前可曾被戴上过一顶花环？
国人比较东西方的诗歌传统，经常不自觉地混淆了一个事实：东方的传统是抒情诗，西方的传统却是史诗。荷马史诗里描写奥林匹斯诸神的生活，那所谓的“诸神”只是一些拥有了超能力的凡人罢了，他们的性格与道德品行甚至比社会平均值还低，柏拉图担心这样的内容不但起不到任何教育作用，反而会败坏人们的德行。
所以，当我们说诗人总是败德的，在东方传统里是指诗人的感性气质或孩子气，在西方的传统里却是指史诗人物们的榜样作用。柏拉图甚至担心，诗剧里既然总要有反派，让正直的人去扮演反派怎么看都算不得什么好事。今天我们会认为演技派高于偶像派，如果请柏拉图来写影评，他一定会持相反的论调。
在理想国里，一切为了美德。但今天如果有人拿着《理想国》的主张到处宣讲，一定会被唾骂为斯文败类、道德沦丧的。在柏拉图的社会蓝图里，不仅财产是公有的，就连妻子和子女也是公有的——百年前的反动派叫人们提防共产主义思潮，宣称共产主义是教人共产共妻，我当初读历史的时候很不理解这些反动派怎么有如此卓绝的想象力呢，读过《理想国》才知道，在这部一切公有制的理论鼻祖里，柏拉图还真就是如此设计的，后来的乌托邦设计者们居然也真的继承并发扬了这个传统。
今天的人们不会理解共产共妻怎么会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美德样板，这简直骇人听闻。还是找一个稍微温和些的问题好了：如果柏拉图问你“说谎算不算美德”，你会怎么回答呢？
不，不是撒一个小小不言的谎，而是撒一个弥天大谎，要骗过理想国里的所有人才行。可是，这算不算一种美德呢？
诗人总是撒谎的，柏拉图不喜欢诗人，可他撒的谎比所有诗人撒过的所有谎都大。
柏拉图把理想国的公民分为三种人：普通人、士兵和护卫者。只有护卫者才掌握着政治权力。这三种人的身份都是世袭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遗传的：普通人之所以是普通人，用今天的概念来说，是基因决定的；士兵和护卫者同理。虽然遗传的规则有时也会出现例外，但只要例外情况例外对待就好。当然，这种遗传决定论我们都不会相信，连柏拉图自己都不相信，这是他刻意编造的谎话，因为他认为国家秩序的稳固需要某种意识形态的支持，这种意识形态只要“有用”就好，真假倒不重要。于是，在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对话里边：
苏格拉底：……我们在故事里将要告诉他们，他们虽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但是又由于同属一类，虽则父子天赋相承，有时不免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变化，不一而足。所以上天给统治者的命令最重要的就是要他们做后代的好护卫者，要他们极端注意在后代灵魂深处所混合的究竟是哪一种金属。如果他们的孩子心灵里混入了一些废铜烂铁，他们绝不能稍存姑息，应当把他们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安置于农民工人之间；如果农民工人的后辈中间发现其天赋中有金有银者，他们就要重视他，把他提升到护卫者或辅助者中间去。须知，神谕曾经说过“铜铁当道，国破家亡”，你看你有没有办法使他们相信这个荒唐的故事？
格劳孔：不，这些人是永远不会相信这个故事的。不过我看他们的下一代会相信的，后代的子子孙孙迟早总会相信的。
苏格拉底：我想我是理解你的意思的。就是说，这样影响还是好的，可以使他们倾向于爱护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相互爱护。我想就这样口耳相传让它流传下去吧！（Ibid.，p.128.）
柏拉图觉得，倘若没有这个“高贵的谎言”，理想国的稳定秩序便无法维持下去。阅读《理想国》的时候，这段内容才是我感到震惊的。理想国巨细靡遗的社会蓝图竟然全部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柏拉图显然是这么想的：既然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何不痛痛快快地撒个谎呢？
我不免会想，假如我自己投生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还偏偏当了一名研究神话学的学者，又偏偏识破了这个谎言，那么我该怎么办呢，那些世袭的、威严的、无私的护卫者们又会如何处置我呢？既然为了维护理想国的稳定，那位“开国元勋”不惜对全体国民撒下一个弥天大谎，那么为了把稳定局面继续维持下去，杀了我这个小人物想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就这样，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我会被扣上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然后被正义地处决。
一定会是这样的结局，谁让我是一个情商为零的人，从来都不知道怎样掩饰自己。
这“高贵的谎言”今天当然还有，诸如炎黄子孙、中华民族、龙的传人……今天不再有任何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还会相信这些了，但是，也许会出乎柏拉图的意料，人们颇为默契地在实践上，而不是在理智上接受了这些谎言，把它们当做自己的文化母体来小心守护。我们被“高贵的谎言”凝聚而成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把谎言戳破，结局并不像柏拉图所担忧的那样可怕。而如果柏拉图的担忧确乎有理的话，那只能说明他的理想国存在着严重的设计缺陷了。谎言也许并不算错，但是，为了维系社会不平等的秩序而编造出来的谎言，难道还能说是高贵的吗？
02.第二站：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
《乌托邦》只是这本书的简称，它的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在英国的传统里，议论性的文字常常要取这样一种过于严谨的题目。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正在学英语，那些阅读材料实在不合我的胃口，于是我想，自己既不升学，也不拿证，又何必守着这些无聊的教材呢，直接找自己想看的英文原版书去看好了。这也许是个不错的想法，反正我就是这么读的《乌托邦》，英文版的。
缺少师友的提点，人总是容易犯错误的。英文版的《乌托邦》并不难读，我真想不到四五百年前的英语竟然和今天差不太多——可是，不会吧，以前草草翻过英文版的莎士比亚，好像完全看不懂似的。这时候我心中一凛，突然想到自己错了，《乌托邦》的原版是拉丁文的，我看的这个英文版只是当代的英译本而已。这种错误在大学校园里就不可能犯，后来每当有人或真或假地艳羡我这样闭门读书时，我最喜欢把这个例子讲给他们。唉，如果我不是这样自闭的话，即便读书的兴趣不变，其实也想钻到人群里去的。
今天来读《乌托邦》，其实一点都不感到有隔膜，因为书中的乌托邦的场面简直如同城市建设类的电子游戏，甚至是《帝国时代》之类的即时战略游戏。四四方方的城市，纵横有序的街道，豆腐块一般的民宅，穿着一模一样衣服的居民……城市和城市一个样，街道和街道一个样，房屋和房屋一个样，连人和人都一个样……
凡是乌托邦，都是被某位智者独立设计出来的，或许是出于设计的便利或审美的需要，强大的秩序化总是必不可少的，每一座城市都像是安迪·默霍尔的一件波普艺术，每一处风景和每一张脸都是其他某一处风景、其他某一张脸的复制粘贴。对于欧几里得和毕达哥拉斯来说，这一定是最具魅力的场所，数字和几何线条，整齐的美感。
莫尔的乌托邦里一共有54座一模一样的城市，每座城市一模一样地住着6000户人，家庭规模要比今天所谓的核心家庭大些，却比传统的聚族而居的家庭要小，每一户有10～16名成年人。这样的人口规模保持始终，一旦人口增长，他们就会在岛上另外找个地方新建城市，当然，新城市的规模一定还与旧城市一样。
至此我们会发现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柏拉图的理想国和莫尔的乌托邦无论从疆域还是从人口来看，规模都不太大，事实上，这是西方传统里一切乌托邦共同的特点，哲人们不喜欢幅员辽阔的伟大帝国，却始终倾心于小国寡民。
小国寡民，这是《老子》的乌托邦理想，在中国传统里从不曾得到过认真对待。中国人更喜欢大汉王朝、大唐王朝，即便是大元王朝从来也不缺少狂热的粉丝，我们不喜欢小国寡民，我们喜欢的、自豪的总是“泱泱大国”。
这也许是文化传统所致吧，西方人总是向往着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和城邦国家，自从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国家的疆域应该以一名传令兵的声音所及为限，小国寡民便成为哲人们永恒的憧憬。
他们不喜欢“泱泱大国”，因为在他们看来，大国总是和专制联系在一起，而专制必然意味着暴政，所以有德行的生活总不会繁荣在大国里。1957年，一位犹太裔的美籍学者魏特夫出版了一本《东方专制主义》，在汉学界名噪一时，他提出了一个“治水社会”的理论，说中国古人需要治理水患，而治水这样的浩大工程绝不是小国寡民可以愉快胜任的，必须在最大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调动人口，还必须形成金字塔式的严密的组织结构，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也就由此而生了。
我想，任何熟悉先秦历史的读者或许都不会赞同魏特夫的奇妙见解，但是对当年的中国学界来讲，魏特夫这本书所带有的意识形态倾向才是最令人不快的，于是对《东方专制主义》组织批判，今天我们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里边可以略窥当年的批判盛况。但要找《东方专制主义》这个靶子却找不到了——这书据说在1960年代就已经翻译了过来，但没能出版，1989年出了一个增订版，但尚未发行就遭到了强烈批判。
如果魏特夫在天堂里见到莫尔，会发生怎样的对话呢？魏特夫或许会讥讽莫尔的乌托邦纯属空中楼阁，一点都没有基于现实——魏特夫也许会检讨自己的错误，但还是坚持说：虽然我错了，但我总算用上了正确的方法，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从具体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出发来推想一个政治体制的形成，可你呢，只会空想！
很多人都会这样批评莫尔，我自己却很喜欢莫尔的空想。看看这个过于现实的世界，民工们羡慕富人的好车子，富人们羡慕民工的好胃口，千差万别的芸芸众生至少在这一点上是平等的：发白日梦。
国人当中喜欢《老子》“小国寡民”的，不妨就把白日梦寄托在西方哲人们林林总总的乌托邦之上吧。对了，这样的乌托邦当真有过一个现实版，那就是卢梭所向往的日内瓦共和国。
在莫尔的《乌托邦》里，人们每天只需要工作六个小时，我们必须知道莫尔这本书是在英国那个“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的背景下写成的，因为被马克思援引而倍加知名的“羊吃人”一语的出处正是莫尔的这本书，所以，相对于那时候的血汗工厂，六小时工作制的说法要么会被当做来自天国的福音，要么会被当做天方夜谭。
当时的读者很自然地会怀疑：每天只要工作六个小时，这样的国家根本就维持不下去。
莫尔预料到了这种质疑，所以特地作出了合情合理的答复：
可是，为了避免误会，这儿有一点你必须更深入地加以考察。既然他们只工作六小时，你可能认为其后果是必需品会有些是不足的。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对于生活上的必需品或为便利所万不可少的全部供应，这六小时不但够用，而且绰绰有余。这种现象你会理解，假使你考虑到在别的国家只吃饭而不干活的在全人口中占多么大的一个比例，首先是几乎所有的妇女，她们是全民的半数，或是妇女有事干的地方，男子又通常睡懒觉。而且，僧侣以及所谓的宗教信徒又是队伍多么庞大，多么游手好闲呀！和他们加在一起的还有全部富人，特别是叫做绅士与贵族的地主老爷。再算上他们的仆从，我指那些干不出一件好事的仗势凌人的全部下流东西。末了，包括在内的又有身强力壮的乞丐，他们借口有病，专吃闲饭。这样，你就一定发现，创造人们全部日用必需品的劳动者远比你所想象的人数要少。
现在可以估计一下，在劳动者当中从事必要的手艺的人又是多么少得可怜。因为，在以金钱衡量一切的社会中，人们不得不操许多毫不实用的多余行业，徒然为奢侈荒淫的生活提供享受。倘使现在干活的这一大群人分配到为满足生活的少数自然需要与便利的少数行业中去，商品就必然大为增加，价格就会跌落到使制造工人无法靠做工维持生活。可是又倘使目前全部不务正业的人以及全部懒汉（他们每个人所消耗的别人劳动的成果就等于两个工人所消耗的）都被分派去劳动，做有益的工作，那么，你不难看出，只需要多么少的工作时间便足够有余地生产出生活上需要与便利（甚至享乐，只要是真正自然的享乐）所必不可少的一切。（[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戴镏铃译，商务印书馆，1996，pp.58-59.）
我觉得这一段内容才是《乌托邦》的精髓所在，在这个神秘的岛国里，必须培养出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乌托邦人认为奇怪的是，一个人可以仰视星辰乃至太阳，何至于竟喜欢小块珠宝的闪闪微光”，人只要没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奢望，而且所有具备劳动能力的人都出来干活的话，那么用不着付出多少劳动就可以舒舒服服地生活。
在乌托邦的人看来，我们这个社会的人要住好房子，买好车子，穿戴名牌，财力稍有不及的人总会很不痛快，这真是吃饱了撑的。莫尔说得没错，维持生计、便利与“真正自然的享乐”的开销真的没有很大。记得我读的第一本经济学书是老前辈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当时书里的一句话让我非常吃惊，那句话是：“生物学家告诉他们，每天花费几分钱在一种稀粥上就可以使他们得到充足的营养。”
看来今天报纸杂志上的那些营养学专栏与其说是在帮助人们“得到充足的营养”，不如说是帮助人们避免摄取过度的、不适当的营养。萨缪尔森还为这句话加了一则注释：“研究结果表明，合乎标准的成年人一年的营养在1984年可以用大约300美元买到，或者每天80美分。但是，这意味着那样的伙食：卷心菜、菠菜、猪肝和面粉！（参见乔治·J.施蒂格勒：《生存的费用》，载《农业经济杂志》，1945年5月，第304—314页）此文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是对经济学和国防很重要的数学技术‘线性规划’的先驱者。”
这个注释更加令我吃惊，因为从萨缪尔森的语气来看，这个最低限度的菜谱应该人见人厌才对，而它实际上居然是“卷心菜、菠菜、猪肝和面粉”，有面有菜有肉，我今天的伙食标准也不过如此了。
当然，作为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比莫尔爵士更通人情世故，他紧接着就说：“但是，凡是掌管过家庭预算的人都知道，社会生活必需品——那些绝对必要的东西——和衣食住等生理上最低的需要并没有什么关系。大约三十年以前，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在《丰裕社会》中曾经雄辩地指出，今天美国大部分人的生活已经超过了生理上所需要的水平；消费者在购买物品时的选择取决于流行风尚和广告宣传。”
加尔布雷思的《丰裕社会》是有中文译本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译名叫做《好社会》。
广告宣传可以大大影响流行风尚，消费的欲望是被商人们处心积虑“设计”出来的，人作为社会动物，必须追赶流行风尚，这既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也会让人乐在其中。铺天盖地的广告编织了又一个弥天大谎，如果这谎言从来不曾有过，我们会生活得简单快乐一些吗？
在莫尔的乌托邦里，生活就足够简单快乐，人们竟然连最起码的忌妒心都没有，这就有点违背天性了。莫尔不曾讲什么“高贵的谎言”，但只要我们合乎逻辑地来寻找乌托邦的立国基石，就一定会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块黑色的帷幕，那里边必然藏着一个巨大的谎言，欺骗着这个小小岛国上的所有居民。他们必须相信钻石是毫无价值的，谁要是会被一块闪闪发亮的石头吸引住目光，人们就有充足的理由怀疑他的智力；他们还得相信黄金和珍珠都是耻辱的标记，除了用来打造奴隶的镣铐，实在派不上什么别的用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