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是如此的突然，石越在得知萧佑丹坏事后，还曾经建议司马光与王安石，要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宣传大宋最惧怕的就是萧佑丹，以此来帮萧佑丹一把。但是，他这么也没想到，司马光与王安石还在犹豫，萧佑丹就已经变成了刀下冤魂。
仿佛是嫌这一盆冷水还不够冷，绍圣七年正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在唐康在廷对时宣传辽国必将南侵的第二天，石越又接到一个噩耗。
王安石于前一天晚上逝世！
对石越来说，这件事可以说突然，也可以说不突然。
以他所“知道”的来说，王安石早就“应该”死了六七年，司马光也是如此。但是，当这两个人在“应该”死的那一年没有死，而一直又活了六七年后，石越就产生了一种错觉，谁说他们就不能和几年前去世的文彦博一样，活上个九十多岁？
可就在石越开始这样以为之时，王安石却突然死了。
没有任何征兆，上午，王安石还参预了小东门召见唐康。回府之后，一切如常，按时就寝，然后就再也没有醒来。
得到王安石的丧报之后，石越有好一阵子不肯相信。范纯仁拉着他一道禀告高太后时，他依然失魂落魄，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直到他奉旨到了侍中府，亲眼看见王安石的遗体，他才意识到，王安石真的死了。
即使到现在，时间已经又过了一天，石越仍然很奇怪自己的反应。
因为他与王安石其实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相反，两人在很多时候，还是政治上的对手。
他不知道他为何如常反常。
是因为他觉得如王安石这样的人物，不应该有这样平凡得到极点的死法？
不，石越心里知道，这样的死去，对于王安石来说，是一直奢侈。
那么，石越能够给自己赵栋栋理由，便只有一个了。
便如担心萧佑丹死去辽国会失去控制一样，他也直觉的意识到，王安石一死，新党也会失去控制。
不管这是不是真正的理由，石越让自己接受了这个解释。
判太原府吕惠卿，已经在河东路那个“穷乡僻壤”呆了整整八年。王安石曾经希望将他调到一个好点的地方，但被司马光一口拒绝——能够符合吕惠卿的身份，离汴京又够远，还要偏僻穷困，同时还能保证吕惠卿生不了什么事，这样的地方，也只有太原府——这是石越心知肚明的。如吕惠卿这样的人，丢在边境，他能立军功，赶到南方，他能剿蛮夷，若在江淮，他能把地方治理到你不注意他的政绩都不行的程度。若给了他这样的机会，到时候顾念旧情的王安石再说说情，司马光和王安石那才是真不好回绝——既然是合作，总不能老顾念旧嫌，但这个旧嫌，却又的的确确是拔不掉的心头刺。
石越心里清楚，他相信司马光也肯定知道，这八年，吕惠卿把太原治理得井井有条。换了别人，早就美誉如潮，荐章迭上，召到京师重用了——事实上，太原府也已经接连有两任通判考绩卓异升迁了。这是司马光用另一种方法宣传，太原府的政绩，是那两位通判的，建国公只是在太原府养老的。
可惜的是，吕惠卿自己却未必甘心在太原养老。
蒲宗孟、曾效宽这些新党名臣一个接一个的去逝，章惇、曾布们又俨然与新党分清了界限，如今朝廷中，被人视为新党，而自己也承认是新党的宰臣，实际只有枢密副使许将一人而已。
但许将的个人魅力，完全无法与吕惠卿相提并论。而在“和衷共济”的大策下，被调任回本土担任江南路转运使的另一位新党名臣蔡确，因为长期在海外，回国后又没能进入中枢，影响力也非昔日可比
因此，石越的担心绝非空穴来风——如若王安石一死，新党中的一些官员转而支持吕惠卿，那么绍圣以来的局面，就将不复存在。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新党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在高太后垂帘的情况下，两府六部学士院各寺监的主官中，新党可以说屈指可数，几乎已经完全无法影响朝廷的决策。但石越心里却是清楚实情——这七年来，所谓的“新党”的势力，并没有削弱、分崩离析，反而渐趋稳固，隐隐的更像是一个真正的政党了。
首先是做为对王安石的妥协，这七年中，凡是王安石举荐的人，绝大部分都得到了相应的任命，如今大宋朝，至少有二到三成的知州、知县，是属于新党阵营，或者同情、支持新党的政策的，这个比例在在路一级的官员中，也占到二成左右，而在朝中，侍郎、少卿以下，这个比例至少也有两成。
而这个所谓的“新党”，还只是指你几乎可以将他们毫无疑问的视为“新党”，而政治上绝对支持王安石的人，但自绍圣以来，有许多人，连石越也分不清他们是不是“新党”。
从韩维、韩仲彦这样的顾命之臣，到章惇、李清臣、曾布、张商英们，还有地方上如陈元凤这些人这些人究竟是不是“新党”，完全只在于你对“新党”的定义是什么。
若认为“新党”只是隶属于王安石个人的政治势力，那么这些人都可以从“新党”中排除。但若以一定之政治主张来定义“新党”，那么这些人仍然可以算是不折不扣的“新党”。甚至如曾布、张商英，石越虽然可以确定他们算是自己这一派，但是若论他们的主张，仍然是新党的。
石越暗地里分析过绍圣以来，经过改变的新党的政治主张。
在石越看来，如今的新党，他们的政策主张其实是以“富国强兵”为基础，鼓吹继续变法。他们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强调由官府直接管理大量经济部门，主动对经济进行调节，以谋求在不增加赋税的同时，让国库丰裕。除此以外，在这方面，他们还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目的论，以国库是否丰裕为主要是非标准。除此之外，他们还普遍主张进一步改革役法，坚持推进免疫；要求提高吏的待遇，增加雇佣，让承担更多的义务；赞同以激烈手段铲除如宗室、冗官等特权阶层，反对荫官等等。而军事外交上，绍圣新党几乎全部持扩张与强硬政策，甚至他们经济政策之目的，就是训练精兵，对外扩张。但他们的目的色彩太强烈，以至于在这方面并没有清晰的政策，有时候反而自相矛盾——他们既支持现有之兵役制，同时又仍然鼓吹恢复全民皆兵的古制
从本质上说，绍圣新党与熙宁新党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他们明智的摒弃了一些已经证明不成功的东西而已，而这让绍圣新党更加具有吸引力——人们是善忘的，既然熙宁王安石与吕惠卿的变法并没有造成真正严重的后果，那么所有的过错，很容易就被遗忘，甚至被巧言辩护。
如果说凡是持这种政策主张的人，都算是新党，那么石越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将章惇、曾布、张商英们排除在外。也许，连唐康也得算进去。
石越心里也很清楚新党在这七年间能够形成真正稳固的政治势力——而不是如熙宁年间一样充斥这政治投机者——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王安石的让步。一方面，王安石在杭州的五年多时间，重建了他的声誉；另一方面，司马光的全面战略收缩，在国力已经增强的情况下，也并不是那么得人心，朝野之内，对此不满的人，比比皆是。特别是与契丹的条约，连事业也让许多人倍感失望。
旧党如今还能够继续掌控这个国家，主要依靠的，不过是高太后与司马光的个人威信而已。
绍圣以来，虽然新党实际上分裂成王安石派、吕惠卿派、极端派这三派，但王安石派在这七年来一家独大，使得新党相对稳定。而的旧党，内部却是矛盾重重，而且其冲突更是公开化。这些君子们，既有范纯仁为首的温和派与刘祗为首的台谏派之争，还夹杂着一些极端的守旧派在其中兴风作乱，同时，还有以地域和师门划分为的洛党与朔党之间的人事矛盾、意气之争搀杂其中总之，其内部关系之复杂，连石越有时也搞不清楚。这七年来，这些君子们因为小事反目成仇，互相指斥对方为小人，恨不能将对方赶到凌牙门去——这样的闹剧，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发生了。
但若司马光也死了，石越几乎敢肯定，不待新党来收拾他们，旧党自己也就会斗个头破血流。
不过，毕竟大宋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君主虽然不能为所欲为，但只要有高太后在，旧党就可以保住他们的地位，这一点是没有人能够挑战的。
所以，幸好现在暂时还不要操心旧党的事。
新党的即将失控，已经够了。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辽国的即将南侵，石越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要求对辽国强硬，甚至要求北伐，几乎可以肯定是没有王安石压制以后，新党将首先发难的目标。这是他们不满已久的事情。
如果辽军南下——虽然这仍然会成为一个被攻击的口实，新党一定会痛骂这是司马光与他长期对辽绥靖、软弱的结果——反正都到了那种情况，也没什么号在乎的了。
聊足安慰的是，至少这些新党官员到时候应该都会是主战派。
可是，石越却丝毫没有办法感到庆幸。
他脑子里不断浮现的，是王安石写给他的一封遗信。
可能王安石事先有所预感，也可能只是他这个年纪的人未雨绸缪，总之，王安石预先留了四封书信札子，一封是遗表，一封是给司马光的，一封是给石越，还有一封给家人安排后事的。
写给石越的这封信，王安石只说了一件事情。
“惟愿公等努力，使朝廷三十年不削藩”
使朝廷三十年不削藩！
这是王安石在死前，对他的拜托。
石越只要一想到这句话，脑子里就会冒出熙宁三年的九月，在迩英殿第一次见到王安石的情形，他甚至还记得王安石紫袍上的那块不显眼的油渍
他也还能清楚的记得七年前，当他请王安石去杭州时，王安石对他说的话——“火坑我是不拍的！”
他脑海里，这两幅画面，不断交替浮现。
使朝廷三十年不削藩！
休说这也是石越自己的理想，便算只是王安石自己的，石越也断不能辜负。
此时此刻，石越才深深的觉得，失去王安石，对于他，对于大宋，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尽管本人不太喜欢王安石，但高太后还是以最高的礼节，下旨罢朝三日，以示哀悼。除了派出韩忠彦亲临吊丧外，还赐给王旁十万贯交钞，做为治丧之用，又特别吩咐不遣内侍监护葬事（注1）。此外，议谥、追赠、陪祀高宗，还有王安石子侄的荫封无一不是极尽荣宠。甚至太常寺与礼部已经开始议论，要将王安石配享孔庙——此事或者还将会争论，但是最起码会入祀先贤祠。
而遵照王安石的遗嘱，他的灵柩，将送往金陵，与他的长子王雱葬在一处。船只车马，皆已经准备就绪，王安石的灵柩，将只在宝相寺停放七天，然后，就会永远的离开这座城市。
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石越并不是很想去面对王安石的灵柩，但是他知道，他是必须去那里的。就像是演戏一样，他去那里，不是给王安石看，也不是为了安慰他的家人，而是给更多的人看。
他磨磨蹭蹭的拖了还一会，终于，还是吩咐亲随准备马匹。自从让侍剑做了石府的管家后，石越身边的亲随、护卫就不断的更换，很少有能追随他三年以上的人，因此也没有他特别信任的人，亲随现在都是侍剑帮他挑的，大多是依附石府或者桑家的客户佃农的子弟，护卫则是高太后派来的班直侍卫。
绍圣以后，高太后在宰相制度上做了两件事，一是将左右仆射改为左右丞相，在名号上加以尊重，但实际上绍圣朝的左右丞相，与西汉的丞相，不可同日而语，根本没有开府辟官的权力。
另一件事，就是下旨从殿前侍卫班中，派出班直侍卫，给两府宰执充当护卫随从，这些班直侍卫两年一轮换，完全是官派的差遣。
虽然这给人联想，但石越倒并不介意。也许高太后的确别有用意，但这的确也是一种恩宠。因为宰执们的护卫，原本记应该是禁兵厢军，升到班直侍卫，没有什么不妥，以宋朝宰执的威严，差使班直侍卫与差使禁军厢军，其实没有任何区别——兵部尚书章惇的侍卫不过顶撞了他一句，当场便被章惇援引军中“阶级之法”给斩了，连卫尉寺都不送，事后高太后反而下旨褒扬章惇，被他杀了的侍卫的家属不仅没有抚恤，还成了罪人家属。此事之后，好长一段时间，石越的十几名护卫见着他战战兢兢，说话声音也不敢太大。
惟一不便的是轮换制度，虽然石越大可对这些侍卫不闻不问，但隔两年就要与新面孔打交道，仍然是一件麻烦事。不过这个制度高太后看起来也没有认真执行的意思，韩维、司马光在议事时提了一句，他们两人的侍卫就一直没换过。所以，石越甚至都觉得自己的那一点点怀疑也是想得太多了，只有盘照临对此嗤之以鼻。但不论如何，石越并不想试着去请求自己的护卫也不要轮换。
这样，他就必须忍受些许的别扭。
7楼
他的侍卫对他尊重有加，绝不会违逆他的命令，但是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亲近信任的感觉。而那些亲随做事也不够机灵，没有谁能如侍剑那样，事先就想到他要做的事，安排得妥妥帖帖。汴京一带的人，虽然聪明机灵，但却不太老实，让人无法放心，从桑家蜀中老家找来的人，却往往连言语都不太通。
也许是自己太挑剔了。石越偶尔也会这样反省，但那种别扭始终存在，无法消散。
石府的下人，实际上却比石越想得要能干得多。马匹很快就准备好了，每个人都换上了更加合适的衣服，一切都妥妥当当，没有任何毛病可挑。
这让石越再也没有拖延的理由。
宝相寺位于瓮市子的西边，始建于后唐元年，因为寺内的慈尊阁内有一尊弥勒佛大像，因此开封府的老百姓便称它“大佛寺”。在这寺内，还有五百罗汉像，以及始建于仁宗时，至熙宁年间才竣工的高达二百二十尺的感慈塔两处闻名遐迩的名胜。
石越知道宝相寺，也是因为这感慈塔，当年司马光曾经写过札子，请求罢修此塔。而主持修筑感慈塔的人，石越也不陌生，那是熙宁年间将作监最著名的木匠之一杨琰，此人是大宋朝许多水利工程的实际主持者，石越还曾经咨询过他的意见。当年曾经有人献策，请求重新考虑太宗年间的一项运河修筑工程，那项工程的目的旨在沟通惠民河与白河，从而通过襄阳水路，使得汴京的惠民河坐船，可以不走陆路，直接南下，抵达长江。这条运河长度区区百余里，若能建成，即使耗费再大的人力物力也是值得的，但是其中却有无法攻克的技术困难，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因为火药的成熟，这些年来不断被应用与修路与开山等公共工程中，有人便想到过去无法挖开的大山，是否可以用火药来炸开，于是又重提此项工程。这件事最终因为杨琰的坚决反对而作罢。但也因为有了这些渊源，石越虽然以前从未来过这宝相寺，却也知道了这座感慈塔。
而这宝相寺在开封府，大约也就是比分别为左右街鬙寺首领的大相国寺与开宝寺，以及建国初重建的太平兴国寺要稍逊一些。其刑事制度，剞劂丹青，亦可称得上是壮丽梵宫。
石越远远的便听到这宏亮整齐的梵音从宝相寺方向传来，他知道这是高太后调集了上千名僧人到宝相寺做道场，此事司马光不以为然，但是王安石本人也信佛，而高太后实际上也是信佛的，因此也无法多说什么。石越原本对此无可无不可，虽然他全然听不懂那梵音唱得是什么，但是渐渐竟也能感觉到那声音里的悲悯与抚慰，心情竟奇妙的变得平静。
他在心里认同了高太后的这种安排。在这样的环境中，与王安石道别，的确能让人多出一些从容。这对许多人都是必要的。
但这种平静并没有维持多久，到了宝相寺附近，石越惊讶的发现，整个寺庙周围，隔着两条街起，便已经戒了严，街面上到处都是禁军与开封府的逻卒。
这可不是安排的一部分。
石越在街外面勒住马，皱了眉头，“去问问，怎么回事？”
“是。”一个亲随应了一声，翻身下马，小跑过去，拉住一个逻卒打扮的人，嘀嘀咕咕的打听着。没多久，这个亲随有跑了回来，到石越马前，低声禀道：“禀相公，圣驾在此。”
“你说什么？”石越惊得差点从马上掉下来。
“相公，那个逻卒说，是皇上来了”
“太皇太后与皇上来了？”石越忍不住又问了一句，这几年，凡是要面见外臣之时，高太后与小皇帝总是寸步不离，连经筵高太后也会在旁边旁听。他仍然是不太敢相信——他才不相信高太后会亲自来吊唁。
“那逻卒没有提太皇太后，他说是皇上来了，护驾的是武城侯与阳信侯。”石越张了张嘴，但是终于没有“啊”出来
第二十二章：君王有意诛骄虏（三之全）
来宝相寺的，的确只有小皇帝赵煦。
高太后会礼遇王安石，但是对她来说，那只是她身为君主对一个老臣重臣所应尽的义务。
但对赵煦来说，王安石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大宋的中兴，是从他父亲重用王安石变法开始的。虽然这个人犯了很多的错误，但是没有他们君臣勇敢地开始变法，就不会有以后的一切。
赵煦很喜欢听人讲熙宁变法的故事，虽然那还不是历史。但了解前期的政事典故，这对他将来做一个明君是很有益的，因此高太后与两府宰执们都鼓励他这个兴趣。但没有几个人知道，赵煦并不信任经筵上的大臣们所描叙的一切，他宁可偷偷看桑充国给他写的熙宁故事。
在这个十六岁少年皇帝心中，他的父皇就是一个榜样。他根本不相信那些学士们所讲的尧舜禹汤的圣迹，也不想向那些虚无飘渺的先王学习，他只想做个他父皇一样的皇帝。
并且，完成他父皇所未完成的事业！
如果他不能做到他父皇那样出色，那么，他的皇位就会被人夺走。
从十三岁起，他就很喜欢读史书，并且特别关心那些废立篡位的历史事迹。他发现，软弱仁慈的君主与暴虐残酷的君主一样不安全，而臣子们大多不可信任，连霍光也会冠冕堂皇地废掉昌邑王。至于太后，废立篡逆，如果不是她们亲自动手，也免不了以她们的名义进行。他还发现，如果一个君主有足够的功绩，臣子们就会慑服于他的威信，如唐太宗弑兄杀弟，也能是千古明君；若不幸失败，就会落到隋炀帝的下场，还被后世耻笑……
但赵煦不会告诉任何人他这些心得。因为他没有时间与精力慢慢的从《史记》、《汉书》一部部读起，他就只能读《资治通鉴》来了解历史，事件太乱理不清楚，他就让臣子们把《资治通鉴》改成纪事本末体，写一篇进呈一篇。
宫中朝中，上到太皇太后，下到文武百官，对于他如此聪明好学，都非常的高兴。
而对赵煦来说，《资治通鉴》读得越多，他就越明白事理。
他知道他还没有亲政，因此，即便是他很想做的事，如果太皇太后不高兴，或者两府的宰相们反对，他就马上忍气吞声，绝不反抗。他知道，当他这样的好名声被臣子们广为传颂之时，就算是太皇太后或者别的人再想对他不利，他也不必害怕，好名声就是他的护身符。
反正他想做的事情，迟早都能做。他绝对不会给他们任何借口。
而且，偶尔，他也会做一些明知道太皇太后会不喜欢的出格之事。他知道这样是安全的。
比如今日，他没有禀报，便带着杨士芳与田烈武出宫，来吊唁王安石。
赵煦觉得，这是他一定要做的事。
这个十六岁的少年皇帝，长得又高又瘦，白白净净的脸，看起来文弱温柔，从他的相貌来看，长大了的赵煦，并不太像他的父皇，反而更像是仁宗皇帝——虽然他并不是仁宗皇帝的亲曾孙。
每个人都相信他会是一个仁厚的君主，这一点尤其令司马光与旧党欣慰。
赵煦并不知道他的外貌给别人的感觉，如果知道的话，他多半会感到恼怒——他一点儿也不喜欢仁宗，比起他父皇一举收复河西，将党项人打得落荒而逃，仁宗却连个范仲淹也用不好，竟被李元昊逼得纳币求和。做皇帝做成那样，还不如一头撞死的好。他无法理解太皇太后与一些君子整天唠叨仁宗皇帝如何如何圣明，竟然还想让他学习仁宗皇帝的风范！赵煦不知道要学他什么，难道要学他以后继续向李秉常纳币么？！
此时，赵煦站在王安石的灵柩前，心里想的，便是与那个仁宗皇帝的所作所为背道而驰的事。
对于司马光的“和辽”，赵煦心里愤怒到了极点。但是，在宫殿之上，他只不过是一个傀儡，没有他说话的余地。真正做主的，是帘后的太皇太后。他的权力，甚至还不如那个低眉顺目，对谁都小心谨慎，轻易不肯说半句话的清河姑姑。
如今主政之大臣，没有几个信得过的。他们名为“绍圣”，实际上已经将先帝的遗命抛到了脑后，谁想过要收复燕云？只会在辽人面前唯唯喏喏，一让再让！都说“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可是如今，非但大宋国内有二主，这天下，居然也有两个平起平坐的皇帝，而这些饱学的大臣，号称是圣人门徒，却对此视若无睹，甚至还欣然接受。
赵煦对司马光的不满一日一日的积聚着，只是不敢向任何人吐露。他也不喜欢石越，即便他此时还没有亲政，他也已经明白，他亲政之后，年老力衰司马光不是问题，他可能和王安石一样，甚至等不到他亲政的那天。但年富力强的石越，却将会成为他使用权力的最大障碍——这和政治主张无关，他不喜欢任何权相，或者有可能成为权相的人。何况，赵煦觉得石越已经不像是熙宁年间的那个石越，他越来越像是另一个司马光。便如仁宗时期的韩琦、富弼，到了英宗之时、先帝之时，就变得畏畏缩缩，不思进取。
也因为如此，如王安石这般，从年轻到死，一直都充满锐气的人，才是如此难得。
他望着王安石的灵柩，心里在想：不知道联的王安石在哪里！
宝相寺的正殿内外，密密麻麻的跪满了人，数不清的僧人，跪在殿中继续喃喃诵经，王安石的子侄披麻戴孝，泣不成声，还有一群前来吊唁的官员，也跪在殿外，头都不敢抬。
赵煦默立一会，让杨士芳代他上了香，便信步走到王家的家属跟前，目光扫过众人，停留在一个女子身上。
庞天寿连忙趋前一步，在他耳边低语几句。
赵煦点点头，走到那女人跟前，温声说道：“你是桑先生的夫人？”
他一开口说话，殿内的梵音便如得到什么命令一般，突然便停了下来。
“臣妾王氏，叩见官家。”王昉没有如一般女子一样，行万福礼，反而似男人一般向着皇帝叩首跪拜。
赵煦有点好奇地看着她的这个举动，这个桑夫人的确与众不同，原本嫁出去的女儿，也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地方……但他并没有多问，只是点点头，道：“夫人节哀顺变。”
“谢官家……”王昉才说得三个字，就又忍不住抽泣起来。
“国失良人，是国家之大不幸。但生死荣枯，亦是天理，故侍中达天知命，若夫人与诸兄弟、桑先生能绍绪先生遗志，不堕先人之志，则故侍中虽死犹生。”赵煦字斟句酌说完这段话，又转过头对杨士芳、田烈武说道：“咱们该走了罢。”
庞天寿听到这话，连忙快步走到正殿门口，正要吆喝起驾，却见赵煦微微摇了摇头，他梗了下脖子，把这一声吆喝咽了回去。一面小心翼翼地退回几步，不动声色地落到了皇帝的身后，伸开手中的柱拂子，虚拦了拦拜倒送驾的殿中诸人，一面小声对王旁兄妹说道：“王大人、桑夫人，请节哀顺变。官家的意思，是不必太惊扰了。”
他稍停了一会，等着王家兄妹谢了恩，才最后转身出了正殿，赶紧跟上已出了宝相寺的小皇帝。
但才出了宝相寺的寺门，庞天寿便呆住了。
在寺门之外，赫然立着右丞相石越、参知政事兵部侍郎章惇的仪仗。而石越、范纯仁、章惇正领着上百个随从护卫，齐齐地跪在外面的青砖石铺成的街道上，回避圣驾！
他心里暗暗叫了声苦，已知回去一顿板子是免不了了。他偷偷瞥眼去看小皇帝的神色，却见皇帝脸上也闪过一丝惊慌，但马上镇定地上了车驾。庞天寿再不敢耽搁，连忙跑到车舆旁边，尖着嗓子叫了一声：“起驾回宫！”
便听一阵车马忙乱，瞬间，宝相寺周围的侍卫、禁军，如潮水退去一般，走得空空如也，只留下各怀心思的三位宰执在那里发呆。
石越、范纯仁与章惇三人，原本只是偶遇。
但这一番偶遇，却让三人在吊祭完王安石后，都互相有默契地都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在宝相寺主持的引导下，登上感慈塔。
三人一路之上，只听宝相寺的主持几乎是受宠若惊的介绍着这感慈塔的来历，聊了偶尔嗯上一声外，谁也不说话。直到了塔顶，章惇才挥了挥手，请主持回避。一直目送着那主持下了塔，章惇才终于率先开口说道：“丞相、范公，皇上这是对北边之事不满啊……”
他直言不讳地一开口，石越不由吃了一惊，连忙去看范纯仁，却见范纯仁铁青着脸，道：“子厚，休得信口乱说。”
章惇却不买他这个账，冷笑几声，顶了回去，“范公，我是不是信口雌黄，你我心照不宣。范公莫要忘了，与辽人的协议，是我签的。”
“说这些做甚。”石越知道章惇性格，怕他让范纯仁下不了台，连忙打圆场道：“我辈只要操心国家命运，管不民皇上高兴不高兴。”
“子明相公说得极是。”这句话却是很入范纯仁耳，他脸色稍稍缓和一些。其实这三人都是极聪明的人，小皇帝出现在宝相寺，究竟有什么含义，而究竟能有什么事可以让小皇帝抛开太皇太后来到这里，很容易就可以猜个不离十。但范纯仁心里虽然不是滋味，却绝对不愿意因为这点点事情，就认定皇帝心中是有什么不满。在他看来，皇帝仍然还小，仍然可以善加引导。
但章惇却大不以为然，只是不能不给石越几分面子，轻轻哼了一声，冷冷地说道：“我章惇也不是奉承上意的小人。不论如何，北事总须得有个章程。”
范纯仁默然不语，石越也沉默了一会，才试探着说道：“此事仍须君实相公拿主意。”
却见范纯仁摇了摇头，道：“君实相公以为唐康时的话不足为信。”
“为何？”石越一愣。
“君实相公以为，辽国亦是大国，并非无信义可讲的小邦。辽主若果真有南下之意，他兵马一动，也瞒不了我们。既然如此，他又何必答应更立新约，让自己落个背信弃义的名声，取笑于天下？”范纯仁平静地说着，他心里既觉得司马光说得有道理，但是直觉上，他又觉得唐康的话是可信的。
章惇听到这话，也不作声，只是嘿嘿冷笑。
范纯仁看了他一眼，不由有几分着恼，但他是讲宰相风度的人，不便轻易动怒，只淡淡问道：“子厚这又是笑什么？”
“我不笑什么。”章惇讥道，“但若是某，若要对辽国用兵，那不管辽国会不会知道，能多瞒一天也是好的。信义不信义的，打输了才会被笑，若是赢了，便是妙计。”
他见范纯仁一时不说话，又转身石越，问道：“丞相又是何主意？”
石越望望章惇，又望望范纯仁，苦笑道：“只怕这回康时是对的。”
“那……”章惇方松了口气，但石越马上打断了他，又说道：“但若说服不了君实相公，便说服不了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不下旨，枢密院便不会发兵符，子厚以为谁能调动得了一兵一卒么？”
他泼了章惇一头冷水，又转而对范纯仁问道：“范公，你自己如何看法？”
范纯仁坦然回道：“我以为君实相公和子厚各有道理，各在五五之间。”
“五五之间！”章惇气得直冷笑，半晌，才恶毒地丢下一句话来：“丞相、范公，莫谓我言之不预，若我等这般坐等契丹南下，日后休要后悔今日自掘坟墓！”他说完，尚觉心里犹有余怒，又冷语道：“二位且记住了，今日皇上是为何来的宝相寺！”
说完，抱抱拳，也不告辞，竟转身下塔而去。
范纯仁默默地望着章惇怒气冲冲的背影。他又要下注了！他在心里鄙夷地说道。他对章惇不无欣赏，在大宋朝的宰执中，他都算出类拔萃的人才。但是章惇因为王安石的赏识而发迹，又审时度势，极其有先见之明的转而支持石越，终于在绍圣以后，得以进入政事堂。可他不会就此满足！
虽然不愿多想，但是王安石的突然去世，却让一切变得现实起来。将要死去的，不仅仅是王安石。太皇太后、司马光，都已经是风烛残年，随时都可能和王安石一样，一觉醒来，就阴阳殊途。
这对于范纯仁来讲，是一种不幸。但对于章惇来说，却是一个机会。
如今挡在章惇面前的，表面上只有司马光、石越、韩维、范纯仁四人，以目前的形势，他是无法动摇这四人的。而实际上，他想更进一步，难度却还不止于此，他的地位也不如韩忠彦牢靠，甚至未必及得上吕大防、苏辙们——如若司马光、韩维去世，石越必然是左相，韩忠彦也许会接任枢密使，范纯仁有更多的机会做到右相，然而，在吏部尚书的选择上，章惇甚至会排在吕大防与苏辙之后。但是，若是太皇太后也死了，那么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范纯仁看了一眼石越，章惇也许已经开始怀疑石越。石越还能不能带给他进一步的权力？还有，章惇甚至还不是一个只要有权力就可以满足的人，他还会衡量石越是不是真的能给他实现他政治抱负的机会！
皇帝今日出现在宝相寺，在章惇心里的震动，一定比他和石越更大。他一定看到了重新下注的机会，但刚刚说的话也透露了他内心的懊恼——几年前，是他与辽人谈判达成的协议！
范纯仁又有点不快地想起几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陈元凤从河北路寄来了一封奏折，在奏折中，陈元凤表达了他对国家内外之事的一些看法，并提出改革之法。他对益州之事耿耿于怀，再次力陈当年的“熙宁归化”不可因为失败而全面否定，宣称当年的失败只是因为时机与策略的失误，并再陈进取之策。他还公然指责司马光与石越耗费国力构建大名府防线，是“不思进取”毫无用处，建议加强对河朔禁军的训练，积极谋划规复幽蓟之策，以图“万世之利”。此外，他还措辞强烈地批评现今的食盐政策让国家流失了大量的收入，而利益全被商人垄断，要求恢复禁椎，以筹略更多的军费……
但那份奏折中最重要的内容，还是陈元凤提出的变科举之法以革吏治。
陈元凤在奏折中献策，变革现今的科举之法，部分恢复唐代的办法。即在考中进士之后进士还要再次参加吏部举行的考试，才能真正做官。而吏部的考试，则要考法律条文、钱粮支用之法、公文格式等等，使这些进士们不至于到了地方州县后，一无所知，空有报国为民之心，却经常被胥吏所欺。另一方面，他在建言在各路举行“路试”，这种路试只考法律条文、钱粮、公文格式等庶政之法，通过这些考试的读书人，即委派回本州本县，担任胥吏。陈元凤认为，只要继续执行熙宁之法，进一步提高胥吏的俸禄，那么就可以吸引大批的读书人加入，从而既解决了许多考不上进士的读书人的出路，也能提高胥吏之素质，是国家大治之良策。
并且，按大宋现行之规定，胥吏虽然积功累劳，也有机会升迁到主簿，甚至是县令，但实际上却是万中无一能有此幸运。因一无升迁之望，二无优厚俸禄，胥吏欺上瞒下，虐民，也是情理之中。但陈元凤认为，若推行他所献之策，则读书人做胥吏，不仅本身更有节操，而且因为还有继续参加科举考进士的机会，也就是实际上打通了官、吏这两个阶层间流通之关节。会有不少读书人将此当成暂时谋生之法，而当他们真的考上进士后，也是为国家造就了一批深知下层情弊的能吏。
但陈元凤的这份奏折，被司马光断然拒绝。
司马光坚持官司与吏是清浊两流，朝中也有不少大臣指责这是将士大夫与胥吏们混为一谈，“大乱国体”，他们并且宣称这个献策，未见其利先见其害——改革是不是能取得成效不好说，但是若用此策，则各路增加考试，增加胥吏的俸禄，单是就这两样，国库就又要支出一大笔钱财，因而不肯接受这个建议。
但是范纯仁心里知道，这个建议之所以被拒绝，除了这些原因，还因为陈元凤所献之策，乃是“王安石遗法”。
这实际上是当年王安石致力于改革胥吏把持县政的继续。
若论此策本身，范纯仁是赞同的；石越虽然态度微妙，但是范纯仁知道他也是支持一试的。
但是，二人也深知此事在朝中反对的声浪会有多大。已经中了进士，摇身一变成为“士大夫”的人，绝大部分不愿意和声名狼藉的胥吏们沾惹上任何牵连的。只要一想到将来会出现一大批胥吏出身的士大夫，他们便已经恨不能把陈元凤活吃了。
而这些“士大夫”们，至少太皇太后坚信，他们才是大宋朝长治久安的根基，因此这份奏折最终被束之高阁，太皇太后反而下旨将陈元凤训斥了一通，要他安份守己。
然后，范纯仁知道小皇帝却对陈元凤的这份奏折公开表示过欣赏之意。那就是在他主持经筵之时，那天讲的是汉朝吏治，小皇帝似乎知道陈元凤与他往来甚密，因此突然提出了这个问题，询问他的看法。当时太皇太后、所有的宰执、翰林学士都在场，范纯仁被小皇帝问得汗流浃背，好不容易才应付过去。
但他当时，分明看到了小皇帝眼中的不满意。他也看到了王安石眼中的欣喜、许将的得意、还有章惇的异样……
也许真是冰冻三尺！
范纯仁转过头来，看到石越正在望着他。他不找算告诉石越他在想什么。尽管这些年来，两人在政事堂内合作无间，互相欣赏、敬重、体谅，也相互影响着。但也是正因为如此，范纯仁在石越那里学会了妥协与保留。
君子爱人以德。如果石越身边真有形成一种朋党，对石越来说，可未见得是好事。身处朋党之中，哪怕你是被他们奉为首领，但有时候，你是会被这朋党裹胁着，做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情的。而且，朋党的势力越大，就越是祸害。
范纯仁自己就努力地与所谓的“旧党”们保持着距离，只是秉承自己的理念来做事。他觉得，如果章惇真的与石越分道扬镳，对石越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
他让自己不再去想这件事，让思绪回到刚才的话题上，“子明相公，若是君实相公判断失误，辽人真的南下，你以为我们付得起这个代价么？”不管怎么说，范纯仁还是有些担心的。
石越知道他的心意，沉吟了一会，道：“也许我们得做好辽人已经攻到大名府的准备。”
“啊？”范纯仁吃了一惊。
石越知道范纯仁与此不太熟悉，又解释道：“范公，河北防线，要防的地方太多，而有险可守的地方太少，因此就必须屯集更多的兵力方能形成有效防御。而最糟的是，大部分所谓‘关隘’，竟然是辽军可以设法绕过的。除非我们处处布置重兵，否则总有兵力薄弱之处，但我们也不可能有那么多兵力。因此，除非辽军蠢得见城就攻，逢寨必战，否则就算辽军一动我们就得到消息，并且马上下令征调西军，西军还要安排防务，还要进行必要的行军前的准备，等他们赶来支援，最快也要两个月，若有意外，花上三个月也有可能。那时辽军多半是攻到大名府了。”
“那河朔禁军？”
“河朔禁军重兵集结于大名府防线，不管是对是错，这是既定策略。临战变阵，兵家大忌。因此绝对不能轻举妄动。”石越其实只是不信任河朔禁军的野战能力，害怕未疏战阵的河朔禁军碰上辽军崩溃，从而导致无法收拾的后果。但他却不便将这些话说出来，“我们到时候能依靠的，只有前线州县驻军将领的才具，还有驻扎在汴京附近的禁军。但是……”
石越的“但是”后面是什么，范纯仁心里也是知道的。要调动拱卫汴京安全的禁军，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他不由得叹了口气，用询问的语气问道：“若是现在开始准备……”
“那我们就可以马上安排西北防御，令将要抽调的西军、蕃军预作准备，吩咐沿途诸路做好供应军粮之准备，一旦有事，西军就能迅速驰援。”石越迅速说完，停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甚至，辽人知道我们有备，也许就会打消南犯的主意。”
那可未必是好事。范纯仁在心里苦笑了一下，若是劳师动众，而辽人却不来了，到时候谁来承担这政治后果？毕竟，谁也不能证明辽人原本是准备南下的。
他看了一眼石越，突然想到，石越不肯在这件事上过于坚持，而是希望能够说服司马光，是不是也是因为知道这个后果呢？
反对司马光，最后还注定会被证明司马光才是对的。就算是石越，也不会愿意做这种大损威信的事吧？
“此事朝会还会再议。”范纯仁决定再去找一次司马光，但他也不必向石越承诺什么，“我以为朴彦成的意见送回来之前，不会有结论。在此之前，只能是责成职方馆多刺探点有用的情报。”
第二十二章：君王有意诛骄虏（四之全）
宝相寺感慈塔上的短暂交谈，没能带给石越什么积极的信号。反倒是小皇帝亲临吊祭王安石的事情，迅速的在汴京传开了。这虽然并不出乎石越的预料，而且他也料定这会大大鼓舞新党机器支持者的士气，但他原本是认为新党带来的切实烦恼,至少要等到高太后去世，小皇帝亲政那一天。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虽然高太后刻意低调的处理小皇帝亲临吊丧之事，论战却率先在汴京的一家叫《天下纸》上开始后，并且迅速的蔓延到《汴京新闻》，《西京评论》等大报。
自熙宁以来，虽然汴京一直是『汴京新闻』独大，但也不断有其他的报纸出现，倒闭，少有能坚持下来的。但情况渐渐发生改变，慢慢的，从各州县陆陆续续出现的小报纸中，汴京的办报人们吸取了经验，他们发现，经营一家报纸，如果不去幻想做成《汴京新闻那样的规模的话，就会变的非常容易，而且非常有利可图。
成本是简单的。一份小报，以每期三至四万字计算，每份报纸在纸张上的成本还不到两文钱而印刷费用也极其低廉，选择雕版印刷，每期不过一贯，若交给活字印书坊，每期只要八百文。每份这样的报纸定价六文，由送报者送到订户手中，每份要给送报者一文钱，交给卖报者也是一样。只要能够保证一千份的订户，每期就有五贯的收入，除去三贯的成本，每期的利润有两贯。以五日刊一期计算，每月能刊发六期，则每个月的利润在十二贯。通常这样的报纸最多只会雇佣一个人，每月俸钱不超过三贯。
绍圣年间，就算在汴京，每个月九贯的收入，即使需要养活五口之家，也可以达到中等人家的水平了。更何况，实际收入比这多得多。
于是，绍圣以来，在汴京站稳脚跟并且活得有滋有味的小报纸越来越多。
这家《天下纸》就是其中之一。它始创于绍圣二年，五日一刊，发行量极小，从未超过2千份，但是读者稳固，以订阅读者为主，竟也从未跌下去一千份。因此，在汴京，尽管许多人可能从未听说过这家报纸，但它却也生存了五六年。
这家报纸只有两名固定成员，主笔叫卢之翰，是福建人，他的副手叫安原，是河北真定人。两人因为累试不中，遂办了这份报纸，在汴京某个生计。但『天下纸』原本并不关心政治，他每期报纸只有永恒不变的三个内容：其一，对汴京外城南城地区某个家庭的采访，内容不外于教子有方，贞洁烈女之类；其二，汴京外城南城地区之讣告，以及任何家庭之喜庆之事———这是需要收费的，这一类的服务，无论你花多少钱，《汴京新闻》之类的大报也是不屑一顾的，但是汴京市民的确有一种虚荣，他们愿意花上百十文钱，在某家报纸上登上《某某坊某府某子喜中进士……》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似乎也没有报纸读者会介意这些，相反，许多人很喜欢这些东西；其三，关于天下各地的奇趣之事，尤其是南海诸候的———《天下纸》的读者们特别关心这些赵氏子孙在海外的命运。
此外，《天下纸》还有个小栏目，就是读者投书，内容是读者对前一期报纸内容之评论。这样的内容能够增加订户的参与感，并且可以有效的减少卢之瀚与安原的工作量———虽然经常必须有他们自己揣测读者的心思，编造读者投书。这是一个比较的伎俩，根据卢之瀚与安原的经验，有时候刻意挑起对一些问题的争论，对于报纸的销量有显著的好处。
绍圣七年正月三十日，《天下纸》照例刊登了两篇《读者投书》，这两篇《读者投书》没有评论上一期报纸之内容，而是对于刚刚去逝的王安石一生的功绩进行了评论，一篇批评，一篇维护。但是批评的那篇文章用词非常刻薄，不仅对王安石的政绩极尽讥讽之能事，而且还恶毒的批评了太常寺谥王安石为“文”之事，讥笑王安石“文则文矣，然生平好谏诤，当加一献字”才能称得上『“者之尽也”。
连卢之瀚，安原也没有想到，这一篇骂王安石的《投书》，得到了他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当期的一千五百份全部售罄，一天之内，他们前所未有的收到了近五十封真正的读者投书，而且大多是帮着痛骂王安石的。
二人欣喜若狂，于是决定连夜赶出一期增刊，除了尽量公正的介绍王安石的一生外———这当然只是为了避免麻烦———然后更是精挑细选了十封读者投书刊登。二月二日，他们如愿以偿的卖出了印发的全部一千份增刊。
同时，他们还明智的宣布，《天下纸》对任何话题的讨论都保持适可而止的态度，因此，他们从下一期开始，就不再接受这个话题的投书。就这样，他们成功的多赚了两贯钱的利润，然后全身而退。
但这件事却让王安石的支持者怒火中烧，无法就此罢休————毕竟《天下纸》也是一份报纸。而想骂王安石的人看见王安石死后被极哀荣，心中的不平也不是这么容易就消除的。
很快就有另外的小报抱着各种动机参与进来，接过了《天下纸》未完的争论。到了二月五日，就终于演变成了《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领头的两个阵营的大骂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