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废除交钞，天下动荡将更加加剧，朝廷若能卧薪尝胆五六年，并非不能恢复元气。但在这种情形下，我也没有信心是否能在做五六年宰相。”石越说的这些，并非是危言耸听。情况如果更加恶化，石越也罢，司马光也罢，他们的相位并非就是铁打的。
司马光当然并非是在乎相位的人，但无论是“加税”，还是“抢劫百姓家财”，却都绝非他所能接受的事情。对司马光来说，宁肯不当宰相，这些事他也是断断不肯做的。不过，这一次，石越也并非是故意算计司马光的好恶，他只是据实直言。
“既然有这四不可，那还有甚可说？”司马光平静的回道，“无非是背水一战罢了！”
“背水一战？！”石越猛地睁大了眼睛。
“难道还能有别的选择吗？”司马光已经完全洞悉石越的心情，石越的确在动摇，他缺少信心，但是他心里，却依然反对废除交钞。“子明是领过兵的人，其实行军打仗，亦是如此。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幸运的只打有必胜把握的仗。有时候，亦需要背水列阵，置之死地而后生！当此之时，惟意志坚定者，方能是最后之胜者。”
“但事关国运，也能用来关扑吗？”此时此刻，石越竟反比司马光保守了。
“自然不能关扑，关扑全凭运气，岂足为法？”司马光摇了摇头，“当年韩信背水列阵，可不是博运气，他庙算之时，已有胜机，不过是将士卒置于死地，激发其求生之斗志。后人若不明此理，便加效仿，必然兵败身死，为天下所笑。”司马光望着石越，又说道：“子明难道以为坚持交钞，竟已全无胜机吗？”
石越摇了摇头，司马光的话，并未能让他更加有信心，但是他至少已明白司马光的心意——司马光是希望他能够坚持交钞的。这对于处于动摇中的石越来说，亦是一个很大的支持。自从做到右相之后，石越一直想要避免的，就是朝局再次陷入你死我活的党争。尽管改变人们的思维习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石越自登上相位之日起，就下定决心，要身体力行，让新、旧两党都看到合作的好处。无论是新党、旧党，还是所谓的“石党”，三派之间的政治主张，都绝不是完全对立，水火不容的。石越相信，在三者之间，存在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就是三党都相信必须寻求改变，必须做点什么来挽救这个国家。目标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方法。既然如此，那么妥协与合作，就存在着基础。石越不断煞费苦心地像三党的重要官员们灌输这种思想，但他也知道“调和”之不易，在他了解的“历史”上，就曾经有过“调和”失败的例子。石越深知，目前在三党之间建立起来的互信，是非常脆弱的——它一方面是因为吕惠卿执政后期带来的惨重教训让人们依然还记忆犹新；另一方面，却几乎完全依赖于司马光、王安石和他本人三人的政治智慧，并且凭借着三人的威信维持着。记忆会随着时间而淡化，司马光、王安石、石越也不可能一直活在世上，特别是司马光、王安石年岁已高，如若他们去世，这种互信很可能会崩溃。
在这样的情况下，三党任何一方任何方式的傲慢，都会在这脆弱的互信间留下相互忌恨，相互不信任的种子。石越的目光绝不会只停留在眼前，他也不认为目前的情况是理所当然，并会永久持续的。所以，每一件事，他都必须谨慎行事。绝不能让就旧党或者新党认为自己傲慢。
但此时的石越，看到了远方，却似乎忽略了脚下。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支持者、追随者，心态也渐渐发生了变化。这些人，自潘照临以下，都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得到更大的主导权，或者说，他们希望得到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全面领导权。石越在无意中忽视了，他的追随者，并不曾如他一样，对于党争的危害，几乎是有一种心理上的阴影，他们的经历与他不同，因此，对事物的看法，也难免会有偏差。
然而，此时此刻，石越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了如何应付目前的危机上。
“我有一个习惯。若是一件事情过于复杂，以至于看起来用任何办法也无法解决之时，我便会回到事情的起源，从最基本的地方开始思考对策。”石越拿起筷子，夹了一口点心送到嘴里，似自言自语一般，开始向司马光说明他的设想，“用这个法子，我终于想明白，今日钱庄只危机在于交钞，交钞之危机，其实只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算术题？”司马光的脑子里，仿佛有什么东西被碰了一下。
“正是。”石越点点头，道：“便只是一道算术题。交钞之问题，便是无本发行。只要将这本金筹足了，交钞便终能稳定下来。”
石越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对不对，但是，这已是他能想到的唯一出路，而这，也是司马光能完全理解的，从这一点来看，石越甚至不能说自己比司马光懂得更多。
“但我亦知道，这本金却是一笔巨款。”石越坦率的说道，“交钞发行的总额，连交钞局都是一笔糊涂账，张商英大概算了一下，大约在三万万贯到三万五千万贯之间。而各路的交钞也不尽相同。具体之情况，亦无准确之数目。至于交钞在各地之间的流通情况，那更是弄不清楚。其实，无论在农业、工业，还是在商业上，大宋都并非一个整体。食货社有一重要之主张，大略是说，在大宋朝之疆域内，至少可以又分成京畿、西北、东南、京东西、两湖、川峡共六个相互独立的区域，这六个区域，虽然互有联系，却又自成一体。甚至还有人说，这个自成一体之区域，还可以细分到路，甚至是州。这种观点，确有其真知灼见之处。便以这次交钞危机观之，对各种各州之影响，全不相同。我亦不知此究竟是福是祸；燃又赖于此，这次风波中，才有些路州竟能独善其身，受波及较小。”
大宋朝实际上是由若干个亚经济区域组成的，而讽刺的是，明白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的人其实并不多。王安石变法之失策，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忽视了这个重要的事实。但在这个时代，却也有人能和石越一样看到这一点。对于司马光而言，这种论断虽然新鲜，却也并非无法接受。毕竟他做了多年的户部尚书，对于这个国安家的经济状况，可以说了如指掌。
“食货社的这个判断，于我们当有所帮助。我们可以据此来判断各路之轻重缓急。但究竟要筹集多少本金，不瞒相公，我心里也没有谱儿。我估计首次大约要五千万贯铜钱或者等价之金、银，先用这笔钱，在杭、扬、福、泉、广等地，进行充分兑换。一贯交钞换一贯铜钱，有多少换多少，再将此消息在各路宣扬，交钞当能渐渐稳定下来。此兵法之所谓‘先声后实’者。然后再筹五千万贯，运往各路。若是运气好，一万万贯便能将交钞彻底稳定下来；若运气不好，便只得再筹钱，最多可能要两万万贯。”
石越的想法简直令司马光目瞪口呆，一万万贯铜钱，超过了大宋朝最好年份的一年中央收入，这么一笔巨款，他要如何筹措出来？
“子明。”司马光几乎是在苦笑，“这道算术题，可非比寻常。”
但石越的回答却在再让司马光惊讶。
“这笔钱是筹的到的。”
“其实蔡元长早先便曾经向我建议过，然当日我却太急于求成，只想将交钞危机控制在汴京，不料欲速则不达。可笑如今既然各路州郡乱成一团了，我反而没那么束手束脚了。”石越自嘲地笑了笑，又道，“此番是曾布、蔡京、李敦敏又一道向我建言……”
司马光望了石越一眼，试探着问道：“这笔钱究竟要如何去筹？”
“借钱！”石越迎着司马光的目光，平静地说道。
“借钱？！”
这在司马光看来，实是匪夷所思。
“不错。”石越把心里的想法全部说出来后，竟连信心也莫名其妙的增加了，“自古以来，如若国家财用不足，又不想加税，往往便会卖官卖爵，百姓拿着钱和米，便可以买到官位、爵位。此法固不足取，然其之所以常常实施，却也是因为当国家财用不足之时，富民却颇有余财。所谓卖官，究其实质，卖的是未来的税收。只不过国家不肯担加税的名声，这‘税收’是由那些买官者通过刮地皮来收取罢了。这等行径，最是虚伪恶劣，相较而言，国家财用不足时，向富民立契据借钱，规定担保之物、利息，到期偿还，窃以为更为光明磊落……不瞒相公，自张商英上钱庄兼并之策后，我才真正知道，当今之富室巨贾究竟多么有钱。只需方法得当，像彼背借一万万贯缗钱，绝非异想天开。”
司马光听得入神，但他却绝不相信商人们会把钱借给官府——即使是司马光也知道借钱容易讨债难，更何况还是借给官府，更何况要借的，将是总额高达一万万贯的巨款。司马光的心里，对官府的信用，也是心知肚明。
他忍不住摇了摇头，道：“子明所言虽然有理，却只恐商贾断不会借钱给朝廷，何况是如此巨款。”
“原本我也担心借不到。但相公请看这个，这乃是曾、蔡、李三人给我写的信。”他一面说着，一面从袖中抽出三封信笺来，递给司马光。
司马光打开信来，仔细读去，原来三人信中之意，竟都大同小异。都是力劝石越向南海海商，东南巨商举债，以渡此难关。三人在信中，举出许多例子，说明东南、南海的巨贾是如何富裕，而这次交钞、钱庄的双重危机，对东南、南海的巨贾们影响最大，他们对此亦最为敏感，若朝廷有合适之方法来应付，这些巨贾们定会支持。而三人都认为，目前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国库没钱；故成败之关键，便在于借重执政三公的声誉，由朝廷向商人们借钱。在蔡京的信中，甚至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方法，他自称受到秦观与高丽在杭州谈判之启发，想出此策——即朝廷向商人借钱，约定之还款时间、还款利息，可以各不相同，如此安排合理便可以减轻未来朝廷之还款压力……
石越知道司马光对于这种事情，定然非常谨慎，又道：“对商贾来说，此番名是帮朝廷渡此难关，其实亦是自保。何况据我所知，南海海商还有求于朝廷。只须朝廷妥善行事，钱一定是借得到的。”
司马光并没有着急表态，只是将信折好，还给石越，沉默了一会儿，才简单的问道：“如此子明想以何物为担保？”
“盐税与盐场租金。罢榷盐之后，朝廷每岁在盐税、场租上之收入，可达一千万贯，且这个数目还在增长。每年便用这笔收入来还债。虽说如此一来，以后十年，每年朝廷之税收便要少一千万贯，但这亦只好另想他法。”
改革盐政后，食盐产量大增，食盐需求更加旺盛，这是有目共睹的。这亦是蔡京最大的功绩。若单从每年在食盐上一千万贯的账面收入来看，熙宁初年榷盐的平均收入，都在每年一千二百万贯左右，这笔收入较榷盐要少。但是，虽说食盐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但这中间官府要为此付出的各种成本开支，却也不容忽视，即使工艺最简单的畦盐法，生产周期便要超过半年。这样折算下来，反倒是通商法的收入更多。
实行榷盐法时，尽管熙宁初年全国食盐总产量较之过去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最高曾经达到三万六千四百五十万宋斤，但却仍然不能满足国内食盐需求，官盐每宋斤要卖到四十多文，有些地区甚至贵达四十七文，不仅缺斤少两，质量亦极差。而贩卖私盐不仅质量好，而且每宋斤才卖到二十文，有时甚至一宋斤半才卖到二十文，是以虽有严刑峻法，亦无法禁绝。而改革盐政后，虽然官府的盐税、场租成本，每斤高者二十文，低者亦要十文十五文，但盐场主通过各种方法控制成本，竭力提高技术，增加产量，盐价在各地亦低至二十五文至三十五文，食盐质量远远要比过往的官盐要好，甚至还出现了各种精加工的精细盐，大大积压了四私盐贩子的生存空间。而食盐产量在几年之内，更是迅速暴增，全国每岁产盐超过六万万宋斤。
更让人吃惊的是，宋盐还成功地将便宜的契丹盐赶出了河北路，甚至还一度反攻契丹市场。在契丹境内，原本有两个天然的大盐场，不仅开采容易，而且几乎不用加工，便可食用。因此盐价极其低廉，其在宋朝河北路通行一百多年，宋朝都无可奈何——过去宋朝在全国各路都榷盐，唯独在河北路，却只能实行通商法。一百多年来，宋人根本想不到，有一天他们竟也会迫使辽主禁止宋盐入境。
这件事情在司马光的印象中最为深刻，盐税与盐场收入，不仅超过朝廷岁入的一成，而且还是一笔非常稳定、并且持续增长的税收。连司马光都相信，迟早有一日，宋盐能通行周边各国，盐税超过两千万贯，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要将这样一笔收入挪腾出来，而且时间长达十年，这令司马光十分心疼。他并非蔡京，随时都抱了个赖账的心思。在司马光心里，官府信用不佳，借不到钱是一回事，但既然借了钱，那就一定要准时归还；而既说了盐税是担保，那么朝廷就不能再挪用这笔钱。这些在司马光心里，都是天经地义的。他对商人的确抱有一些成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就会随意欺侮商人。
“先发行五千万贯盐债，以一百贯为面额。还款期限与利息，可着太府寺商议以闻。为策万全，我还有一个想法，凡是购买两万贯盐债者，可以请朝廷赐其祖母、母三代以内亲诰命；十万贯者，可请朝廷赐其本人或三代以内亲男爵；五十万贯者，赐本人子爵。无论这命妇，或是男、子二爵，皆不受俸禄，仅为荣衔……”
“这……”司马光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石越生怕他反对，不待他继续说下去，又说道：“此不过都是些虚衔，并非卖官鬻爵。如此亦不过是投其所好。那些富商巨贾，一生最为耿耿为怀者，便是地位低下。如今买点盐债，或荣及高堂，或得封爵，亦觉体面。人好攀比，比如若有两家商贾，同在一城，家产相当，一家若买了这盐债，封了爵位，另一家不买，不免便觉低了一头。皇上常说，为政者当弃虚名而取实利。朝廷重名爵，不以之轻许人，此为正理。然今日之事，却不得不从权，只取实利。况且，费五十万贯巨款，而只得一虚名子爵，亦能使天下知真子爵之贵。”
“老夫所虑者，是惧为后世开一坏的先例。无论是借钱、封爵，在今日看来，自无不可。然奈后世何？”
“正因如此，我才望能与相公、荆公同心协力，为后世留一典范。”石越诚声道，“为政者不能不顾及天下后世，但亦不能因为担心后世，便束手束脚，不敢为天下先。愿相公思之！”
司马光一时默然。
石越也只是默默地望着司马光，耐心等待他的回答。他并没有想过司马光马上便会给他答复。这些办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会留下什么样的后果。他甚至想过发行国债筹钱，但在这个时代，想要普通的老百姓购买国债，那简直便是异想天开，而且最后肯定会演化成另一种苛捐杂税。那样的方案，不仅无法说服司马光，连他自己也说服不了。但是他却知道，宋朝朝廷向商人借钱，是有“先例”的，不过这发生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罢了。而他提出来的方案，更加完善，更加负责任，但数额却也更加庞大。所以，如果司马光最终反对，他也不会觉得意外。他已有心理准备，如若司马光能答应考虑几天再答复，便已经是巨大的成功。
然而司马光却让他惊讶了。只是考虑了一小会儿，司马光便抬起头，望着石越的眼睛，平静地说道：“既然此前已经议定，由子明来负责此事，那子明便放手去做吧。”
“多谢相公！”一时间，石越的眼眶都湿润了。没有人知道这段时间他承受着多大的压力，他万万没想到，会如此容易得到司马光的支持。
司马光轻轻点了点头，端起炉上温着的酒壶，给石越和自己斟了酒，双手捧起酒杯，温声道：“国虽多难，亦能兴邦。”
“国虽多难，亦能兴邦……”石越默默念着，举起酒杯来，一饮而尽。
第十二章三朝元老心方壮（三）
国虽多难，亦能兴邦。
然而石越与司马光，在熙宁十八年一月二日的时候，并不知道次日会接到什么样的报告。面临着一系列可能葬送十八年励精图治的成果的危机，石越与司马光前所未有的赤诚相见。司马光许诺全力支持石越的危机政策，石越也接受了司马光全面战略收缩的建议。
为了打消司马光的疑虑，石越痛快的接受了司马光提出来的三项主张：节省朝廷开支，立即结束对西南夷的用兵，与西夏议和。后两项主张在本质上，其实也是为了节流。
石越知道，在司马光心里，解决财政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永远都是裁减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尽管司马光已经在很多地方表露出他改变的一面，但他同样明白，一些形成了很久的思维定势，几乎是不可能改变的。
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司马光已经六十七岁了。
他必须尽可能地安抚司马光，以尽可能避免在将来的某一天，司马光突然出现动摇。而且，适当的战略收缩，在石越看来也是必要的。尤其是司马光主动提出接纳西夏使者，与西夏议和，更是中石越下怀。石越在取得战略优势后，并无对西夏赶尽杀绝的想法。而宋朝却在灵夏地区驻扎了太多的军队，使得军费开支一直居高不下，倘若能与西夏议和，便可以减少在灵夏地区的驻军，化兵为农，裁减西北军队数量......可以说，只有实现这一点，当年与西夏战争的目的，才算是彻底达到了。宋朝财政状况可以因此得到立竿见影的好转。
司马光提出的严禁边将生衅，减缓两北雄心勃勃的塞防工程进度，加快厢军屯田与裁汰厢军的速度等事，也是石越能够接受的。
但是司马光对益州，尤其是对西南夷的态度，却让石越心里感到不舒服。
司马光一面坚持镇压陈三娘之乱，但在西南夷的态度上，却出现了大动摇。他要求果断结束对西南夷的战争——这个主张，背弃了此前王、马、石三人达成的先取得军事胜利再体面议和、结束战争这一共识。司马光并非不明白在军事胜利后再谋求妥协是正确的，但交钞危机爆发、扩大，却还是让司马光改变了态度。
人人都知道西南用兵是目前最大的开支。
石越知道司马光素来立场鲜明地反对劳民伤财的开疆拓土。在司马光眼里，大宋现有的疆域足够大了，民众的赋税也足够重了。任何战争，除非有足够的胜算，并且有显而易见的长远好处，否则，司马光在骨子里都是反对的。如果说司马光认为“利不百，不变法”，那么在司马光看来，便是“利不万，不打仗”！
儒家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将战争主要视为一笔经济账的倾向。甚至早在盐铁会议之前，追溯到汉武帝时期儒生第一次对政治发生直接影响的时代，他们就已经异常鲜明地表露出了这样的倾向。从汉武帝时代的儒生们开始，一直到魏徵，为了弥补对外战争带来的经济损失，不断有人主张将异族的俘虏变为汉人的奴隶——而在国内议题上，儒生们一千多年来，却始终都可以被视为“废奴者”。
这种刺目的矛盾或者说是双重标准，格外彰显了入胜闷在政治上的最基本的立足点。
真正的儒生，一定是将国内的民生问题至于最重要的位置的。
而司马光正是真正的儒生。
所以，石越能够理解司马光的心情。西南夷的问题，在司马光那里不是原则性的。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的放弃那里，以节省大笔的开支。
甚至连一个春天他都不愿意再等。
因为这对于司马光来说，这是一道轻重之别非常明显的选择题。只要结束在益州路的军费开支，就算石越真的借了两万万贯缗钱，四五年内，他也能有办法连本带利还清这笔债。那笔总额将高达两万万贯的盐债，在司马光心里，实是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但对于石越来说，他脑子里的观念也是根深蒂固的——在司马光心中，那里可能不算是“中国本土”，而只是“化外之地”，是可以抛弃的；但在石越心中，那里毫无疑问就是“中国本土”！这道选择题对他来说，没那么容易取舍。
所以，十月不动声色地答应司马光，他将与他一道说服皇帝与两府，“尽快”结束对西南夷用兵。一定要抢在说服皇帝之前，督促王厚与慕容谦尽快出兵进剿。
当天一回到府上，石越就立刻修书一封，派人五百里加急，送往王厚\慕容谦军中。一面又筹划着要尽快与曾布等人商议发行“盐债”的细节。
然而，一月三日从辽国传回来的急报，却给了石越与司马光当头一击。
职方馆河北房侦知，大约从去年十二月十日起，辽军开始大规模地向西京道与南京道集结！职方馆的细作更言之凿凿地说，辽军还在南京道集结了十门以上的火炮！而种建中调阅陕西房的情报后，赫然发现辽国名将耶律信在熙宁十七年十一月，已经离开河套，前往大同府。更往前，陕西房的细作还侦知，熙宁十七年秉常征高昌之役中，军中竟有辽使随行。
种种迹象显示，辽国将有大规模的佣兵，而兵力集结于南京，西京两道，目标所指，不言自明！
雪上加霜的是，就在一月三日这天，宫中又传来坏消息，皇帝一度出现昏迷。
两府宰执们聚集在禁中政事堂内，新年才刚刚过了，但宰执们都已经感觉得到，最寒冷的日子终于到了。
“此时暂时不能公开。”司马光并不是在和众人商量，而更像是在颁布命令，“先选一批可靠的使者，昼夜兼程，前往两北各镇，令诸守牧将帅暗中加以戒备。禁军立即以演习的名义，取消休假！还有，派人快马去杭州，告诉秦观立即将细节谈妥，无论他用什么法子，在二月十五日之前，他必须出现在开京！”
司马光的态度，令石越大感惊讶，亦让他感到振奋。他从未想过，在关键时刻，司马光竟会有如此魄力，敢于直接向两府的宰执下达命令。要知道，在座的宰执中，还有王安石。他看了一眼王安石，发现王安石竟没有表露出任何不快之意。这不禁又让石越对王安石刮目相看。
“若有必要，我可以找个借口，亲往大名府。”石越本不愿意此时离开汴京，但如果辽国果真想要南侵，那么他就必须亲自去一趟河北，才能放心。
“暂时尚无此必要。”石越发现正在记录会议内容的李清臣忽然停下笔来，惊讶地抬头看了司马光和自己一眼，或者，李清臣原本以为能让石越出外，司马光应当会顺水推舟。
却听司马光又说道：“契丹部族分散，其果真大举南侵，从聚集军队到出兵犯境，只有至少要两三个月。子明此时当留在朝中，不必如此着急去河北。郭公，此事须得劳烦足下跑一趟，去大名府巡视诸城寨修建进展，检阅河北进军训练。”
郭逵为难的看了韩维一眼。枢密副使郭逵并不是司马光的下属，但司马光的语气，却让他一时无法拒绝，但他也不敢答应司马光，尽管他心里面或许更盼望着与辽军打一仗。
“某去河北，自是义不容辞。然此事恐还须皇上许可......”
郭逵话音刚落，早就心怀不满的王珪已接着说道：“郭公说得不错，非止是郭公去河北，便是派使者去两北、杭州，下令禁军以演习的名义集结，这些事都事关重大，若不请旨，恐不得独断。权出于上，不出于下，皇上虽抱怨，为人臣者，岂可遂以欺君？”
王珪话音一落，政事堂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站在“三旨相公”的立场，他说这些话自是大义凛然。众人一时也反驳他不得，“架空皇帝”的罪名，岂是轻易担得起的？
连韩维都不禁迟疑道：“或当迟一两日，待皇上稍愈，在从容奏秉，亦不至于误事。”
石越感觉苏辙望了自己一眼，他连忙向苏辙悄悄递了个眼色。他想看看司马光会如何应对。
司马光依次看了郭逵、王珪、韩维一眼，正待说话，却不料一直坐在一旁不做声的王安石忽然斥道：“持国恁地糊涂！皇上要宰相何用？宰相便是为代行君权而设！国事如此，所谓兵机贵速，此时正当用权。持国身为枢使，反说什么待从容奏秉，如此岂是忠君？直是庸相误国！”
韩维被他骂的满脸通红，亦不反驳。但王珪却不认账，辩道：“荆公此言，某不敢苟同。这等军国大事独断专行，要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又有何难？只是这般做法，与古之权臣又有何异？诸公纵是舌灿莲花，若不请旨而行，终非正理。”
石越知道王珪行事素来玲珑，这时候他不惜公然与王、马唱反调，无非是为了借机向皇帝表忠心。吕惠卿罢相后，王珪既无法依附王、马、石任何一方，有没有足够的实力与众人抗衡，他固位生存的唯一法门，便是只有更加卖力地做好“三旨相公”。这时候他要借机大做文章，亦是理所当然。而他毕竟是仅次于王、马、石的吏部尚书，他若坚决反对，众人也不能置之不理。
石越并不将王珪放在心上。当年能入学士院者，自然不可能是无能之辈，且不论人品如何，会不会治国，至少书读的肯定不少，文采学识，亦必出人之上。王珪以久任翰林学士而拜相，那就一定是个聪明人。但这时王珪却已经六十七岁，人生有时极为讽刺，王珪虽然安享富贵尊荣，养尊处优，身体反倒不及生活朴素的司马光和王安石健康。别看他此时衣着整齐干净，雪白的头发与胡子梳理得一丝不苟，看起来颇有几分神仙气度。但石越却知道，他经常会看不清眼前的东西，有时候会突然犯糊涂，便在元旦大朝会上，石越还看到王珪悄悄擦拭口水......到了这个年纪，身体状况又如此，王珪竟然还不自请致仕，贪恋爵位，确实有点不知好歹——只要石越将他在元旦朝会上流口水的事情随意宣扬出去，台谏与清议，便马上会赶他致仕。
“王公所言，只恐亦不见得是忠君！”石越方想着这些事情，范纯仁早已接过话来，用带着淡淡讥讽的语气说道，“便是皇上病情有所好转，这些事情只恐亦对皇上康复不利。若果真是契丹大举犯界，为宗庙社稷，迫不得已，也就罢了。但今日之事，究竟如何，却还不一定。君实相公之布置，不过是以防万一。一有风吹草动，便用这些事来烦扰皇上，恕某直言，某实是看不出忠君在何处！诸公若以为为人臣者需有所以避忌，何不以此事请示太后而后行？太后与皇上母子一体，又素有德望，既得太后许可，便就是皇上许可了！”
范纯仁说这些话，连看都不看王珪，只是望着王安石、司马光、石越。石越心中暗暗称赞，不待王珪反应过来，便点头说道：“范公所论，颇为妥当。”
众人也纷纷跟着同意，王珪心中大恨，却又不敢出言得罪太后，留下后患，只得勉强同意。
范纯仁又道：“以在下之见，一面固然要如君实所言，暗加戒备，以备非常。但契丹这么大动静，苏轼、朴彦成不可能一无所知。还是要等二人奏疏，方知详委。朝廷固不畏战，然国家正处多事之秋，若能化解战事，哪怕是设计缓一两年，亦要争取。”
“话虽如此，但辽国是狼虎之邦，只怕......”郭逵摇了摇头，他显然不愿意对辽国抱有幻想。
众人顿时也低声议论起来。范纯仁却只是望着石越，并不多说，石越越发觉得范纯仁聪明过人，不由轻轻叹了口气，道：“还是先按君实相公所说，上奏太后施行。其他的，待我见了韩拖古烈再说。”
辽国将要大举南侵，皇帝一度昏迷......同样的消息，对于司马光与石越来说，是当头重击；但对于赵颢来说，却几乎如同天降甘露。
作为一个传统的探事机构，皇城司向来都有它一些秘密的渠道；而赵颢无论在宫中朝中，也有他苦心经营起来的人脉。一直密切注意着宫中与两府动静的赵颢，在得知两府宰执们忽然停止休假，齐聚政事堂会议时，马上变料到发生了大事。在司马光与石越离开太后所居的保慈宫后不到一个时辰，赵颢便已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这让赵颢欣喜若狂。
“此乃天意！此乃天意！”他对李昌济与吕渊再三说道。元旦朝会后，二人都出现了动摇，高太后的举动，让他们感到沮丧。只有赵颢不当回事，他始终坚信高太后会站在自己这边，他坚信几十年的母子之情，绝不会一朝而改。高太后在元旦朝会上的举动，不过是因为她不知道自己的计划，那只是很自然的一种政治行为。在感情的天平上，那个不到十岁的侄子，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与自己相提并论的。而赵颢坚信，高太后再怎么厉害，也终究是个女人，是个母亲，决定女人和母亲的行为的，除了感情还能有什么？更何况是至亲的母子之情！
李昌济是个道士，石得一是个宦官，自然不懂得女人与家庭。而吕渊一生漂浮浪荡，虽然是宰相府的衙内，却喜爱到处结交豪杰，喜欢谈仙论道，阴阳纵横之术，他与她的母亲方氏关系并不亲密，也不曾娶妻生子，或者去认真地理解一个女人，女人对他而言，仅仅只是一种需要，再无其他——这几个人，当然不可能明白女人。
在他们眼里，高太后是高高在上，母仪天下的太后。而在赵颢眼里，高太后却是一个宠爱自己的母亲。
在赵颢看来，谁真正了解高太后，这是不必多说的。
他真正担心的，反倒是士民间舆论的转向。突然之间，六哥的风评变好了，这令得赵颢坐立不安，赵颢是靠着经营自己的声誉，一步步才有了今日的实力，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格外看重清议的力量。他担忧着，如此下去，用不了几个月的时间，赵佣的声望，会提高到令他丧失斗争的勇气的地步。
赵颢在心里将此视为腹心之患。
但看来自己真是天命所归！契丹人帮自己，连天也在帮自己！
如若皇帝病逝之时，大宋内有益州、交钞之患，外则面临契丹大举南犯的险境，这样的时刻，人心自然会思立长君。赵颢发动兵变，就会有更大的正当性，遭遇更少的阻力。
这不是“天命所归”又是什么？！
此时的赵颢，已看不到李昌济与吕渊的苦笑。
李昌济与吕渊可并不如赵颢这般乐观，他们只知道形势正在朝向自己不利的一面发展，但二人也都知道，赵颢之意已决，已无法再劝。但而人对石得一等人的说辞，却不是赵颢所想的“母子之情”，他们说的非常简单，也非常现实——众人谋划已久，即使此时退缩，将来也终有事发一日，到时都免不了族灭之罪。与其如此，还不如搏一把富贵。
所以，在李昌济与吕渊看来，这的确是个好消息，但意义却完全不是赵颢所想的。二人只知道，辽人聚集兵马意图南侵，这种大事，自然会吸引两府诸公的注意力，令他们一时无暇他顾；而皇帝早一天死，那些犹犹豫豫想要背叛、告密的人，就会不敢轻举妄动，而他们也能抢在众叛亲离之前，发动兵变。
只要牢牢绑住石得一，令他没有退路可走，那就并非没有胜机。而如若能将守义侯仁多保忠拉拢过来，形式便会更加乐观——无论是李昌济，还是吕渊，都对西夏人抱有极深的成见，在他们看来，夷狄之人见利忘义，不知恩义，是唯一有隙可乘的四重、五重班直。只不过这个守义侯看起来一直在待价而沽。
但此时皇帝随时可能大行，却实在也拖不得了。李昌济与吕渊悄悄交换眼神，而人都明白，这时候，已经没有再留筹码的必要！
“若仁多能顺应天命，孤自当不吝爵赏。他是想做太仆寺卿，掌管天下马政？还是欲进密院？或者想要钱财，孤都可以许他。”这是赵颢慷慨的许诺。
“这......贫道以为，要说动仁多，除非许他做第二个河东折家，世世方镇......”
“他事好说，此事孤却不能许他。折氏世代忠义，于国家是特例。似仁多家，若纵其回灵夏做大，焉知不是第二个河西李氏？”赵颢断然拒绝。
吕渊悄悄拉了拉李昌济的袖子，摇了摇头，止住了还想说服赵颢的李昌济。
“大王放心臣曾游历天下，早年亦认得几个河西番僧，恰巧与仁多家交好，正可游说。世人莫不爱高官厚爵，何况仁多保忠一夷狄？亦不必非裂地侯之不可。”
李昌济在心里叹了口气，他已猜到吕渊的心思——雍王虽不答应，但诳一诳仁多保忠，又有何妨？想到这里，他也不由得把想说的话吞了回去。他想出一石二鸟之计，政事堂诸相既然将契丹南侵之事瞒着皇帝，却去奏秉太后，那他也可以叫石得一将这些事悄悄禀报给皇帝知道，日次以来，既可以离间皇帝与太后、两府之间的关系；以皇帝的性格，得知这个消息，说不定就此一命呜呼亦未可知。但这样的事情，似也没必要再烦扰雍王了。
第十二章三朝元老心方壮（四）
的确如李昌济、吕渊所料，辽人的异动，几乎吸引了两府诸公的全部注意力。自一月三日当晚起，石越与司马光在禀报太后、皇帝后，便以皇帝疾重，宰相须宿卫之名，二人开始轮流在政事堂守夜，以备“非常”。他们防范的，当然不是雍王，而借着这个名义，可以迅速地处理一些突发事务。不仅进奏院、通进银台司的奏疏都在记录后直接送到政事堂，两北沿边州军、职方馆、驻外使节的报告，也径送政事堂，以免耽搁时日。
这些举措并没有招来怀疑，皇帝的病情已向天下公开，朝野都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两府的举动，不过是让世人知道皇帝的病情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京师中必会因此有些谣言出现，人们也会心怀忐忑，但汴京年纪稍大一点的人，都经历过两代皇帝的去世，倒也不至于回惊慌失措。
这个时候，只有知道内情的宰执们，才会感到紧张。契丹始终是大宋最大的威胁，尽管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宋军一雪前耻，重振威名，人们有时候也会产生一种宋军天下无敌的妄想。但是，一旦听到契丹有可能真要南侵的消息，即使是两府的宰相们，心里也会显得底气不足。辽国不仅在军力、国力上，远非西夏可以相提并论，而且君明臣贤、名将如云，又占有地利——西夏最鼎盛时，也只能威胁到渭州、延州，但辽国一旦发难，河北、河东诸路，乃至于开封都会沦为战场，二者之不能相提并论，自司马光、石越以下，都心知肚明。
因此，当一月三日的晚上，回到府中的石越听到下人禀报范纯仁前来拜访事，也没有感到特别惊讶。
雪后轩同时亦是石府的暖阁。范纯仁见着石越的第一句话便是：“方才听贵府的下人说，子明从明日起，便不再来这雪后轩了？”
石越一愣，范纯仁又打量了一眼雪后轩中富丽堂皇的布置，意味深长地说道：“这可真是可惜了。”
石越笑着摇摇头，道：“再也不能住了。昨日去君实相公府上，才走得几步路，便受冻不住。若能一直待在汴京，倒也罢了。万一要去河北，岂能还这么讲究？将帅若不能与士兵同甘共苦，最易离心离德。不早点改改习惯，到时候就晚了。”
范纯仁望着石越，道：“我却是但愿子明不要去河北。”
石越听出范纯仁话里有话，却装作没听出来，笑道：“总不能叫君实相公与荆公去，他们年纪大了，让他们受这颠簸之苦，我却过意不去。”
“若果真契丹南下，自是非子明不足以安定局面。君实相公也罢，荆公也罢，统率三军，非其所长。”范纯仁直率地说道，“但子明果真以为，此事再无挽回余地了吗？”
“范公之意是……”
“子明府上可有地图？”范纯仁忽然问道。
“地图？”
范纯仁点点头，道：“去年白水潭除了一部天下四夷图，不知……”
石越把目光转向侍立在身后的侍剑，侍剑忙笑道：“我记得藏书楼里有一张，但不知是否便是范参政所说的那张……”
“那还不速去取来。”石越吩咐道，一面疑惑地望着范纯仁。此时下人已将汤酒、各色点心果子送上来，范纯仁却看都不看，只望着石越，又问道：“子明可知道白水潭有一个天下社？”
“略有耳闻。听闻这天下社是大程先生倡立的，原打算叫‘契丹、西夏研究院’，苏子容以为这个名字不妥，这才改名‘天下社’。”
范纯仁点点头，道：“天下社之宗旨，是专门研究四夷外国之情实，帮助朝廷决策外交用兵等大事。天下社的成员，有不少人曾经持节出使外夷，他们亦专门拜访曾出使外夷的官员、远赴四夷贸易的商贾，请他们口叙见闻。还有人整理有关四夷之史籍，有人甚至苦学胡语，欲译介契丹等国著述……”
石越惊讶地望着范纯仁——他并非为天下社的抱负而惊讶，而吃惊于范纯仁竟对天下社如此了解。
范纯仁又道：“据我所知，天下社刚刚出了一册小集子，不过坊间可能买不到。他们没有刻印，只请人手抄了十余本。除去送了一本给枢密院以外，其余的都是在亲友之间流传。只不知子明是否见过这本小册子？以我之见，其中有几篇字，颇有可观处。”
石越摇摇头，道：“我算是孤陋寡闻，若非范公提起，断不知还有这等事。”
“此亦不足为怪。他们行事谨慎，若非犬子正思恰好也在天下社，我亦不会知晓此事。”范纯仁一面说着，一面从怀中取出一本寸许厚的小册子，递给石越，又说道：“这是我特意到书肆雇人抄的。子明可看看第十页与第二十五页的两篇文字。”
石越忙接过书来翻开，却见书中全是蝇头大的文字，写得密密麻麻，但字写得甚是整齐可观。他知道当时虽然印刷业已经比较发达，但还有很多书，或是出于各种原因不能刻印，或者刻印较少，因此在书肆中，便专有一些家境贫苦的书生，给人承揽手抄书卷的活计，以此糊口。范纯仁找人抄书，自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倒也不以为异。
当下他依言先翻道第十页，却见那篇文字讲的是作者拜访十余位曾经去契丹贸易的商人后所听到的讲闻。文中大都是些契丹百姓平常的生活细节，而其中有一段，被人用醒目的朱笔圈出。他轻声念道：“近常有高丽客商至，言南朝法禁日严，一奴婢价至一二十万。”一面不解地望了范纯仁一眼。
“所谓法禁日严，当是指熙宁十四年后，朝廷颁布的三条主奴敕令。”范纯仁解释道，“主人殴奴婢死，以凡人论；彻底停止籍没犯人家属为奴婢；广州等地富人所蓄鬼奴，责令限期释还，逾期以卖良为贱论。”
石越这才恍然大悟。
其实这三条敕令，石越背后推动之功，亦绝不可没。
历史上，宋代奴婢地位提高，是一个渐进的果成，其中甚至出现过反复，比如在当时，主人杀害有过五年以上主仆关系的奴婢，最重的处罚不过是流刑。虽然这比汉唐已经是极大进步，但较之南宋中后期主人杀害奴婢必须抵命，奴婢的地位还显得过于低下。而其时籍没犯人家属为奴婢的事虽然大幅减少，却还依然存在，这个弊政一直道南宋初年以后，才彻底取消。石越一直暗中致力于推动从法律上给予雇佣奴婢彻底的“良人”地位，虽然阻力重重，但这两条敕令的颁布，却无疑已是意义重大的变化。当时法律已经准许奴婢与良人通婚，而且社会上亦以雇佣奴婢为主，所谓卖身为奴为婢，都有一定时限，已经更近似于一种劳动力的买卖；而奴婢死在主家，官府也必须进行调查……加上这两条敕令，可以说奴婢之地位，终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至于范纯仁所说的第三条敕令，却正是范纯仁本人的杰作。宋代广州富人蓄黑奴，是早已有之之事，当时广人称为“鬼奴”，至熙宁间海外贸易繁荣，从广州至南海，蓄鬼奴更是蔚然成风。宋朝法律严禁人口买卖，尤其是卖良为贱，最严厉者将被判处死刑，所以当时曾布才闹出这么大风波来。但当时南海地区急缺劳动力，人口买卖屡禁不绝，地方官员便也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广州一些富商尤其骄奢，对本国雇佣奴婢，他们还有所忌惮，对鬼奴却是毫无人道可言。这条敕令便是由一起殴奴致死的案件而引发的，一富商无故打死家中鬼奴，贿赂地方官后，竟被判无罪。当时范纯仁还在吏部，他的一个学生在广州某县做主簿，听闻此事，便写信给他鸣不平。范纯仁勃然大怒，立即具章弹劾，皇帝令大理寺按问。当时“主人殴奴致死以凡人例”的敕令尚未颁布，大理寺便定了个无故杀奴的罪名，拟了流刑。但范纯仁却不肯善罢甘休，再三上疏，要追究卖良为贱之罪。最终大理寺说他不过，定了那富商死刑。并因此颁布敕令，无论鬼奴原本是良籍还是贱籍，因其国绝远，难以验问，故都视为良籍。凡过去蓄鬼奴之商人，一律赦免其罪；而要雇佣鬼奴，也必须重新签订契约，与宋朝之雇佣奴婢具有同等法律地位。
此敕一出，南海地区天高皇帝远，还可以缓缓拖拖，但对广州等地的富商来说，却是绝大的打击。当时雇佣一个奴婢，以五年为期，价格平均大约在两三百贯。而鬼奴力气很大，干活更是一个人抵两个人，改为雇佣的话，不仅以前买奴的钱打了水漂，平均每年六十贯的雇佣费用，即使不发月钱，至少也要管吃管住。这蓄奴的成本一下子就变得高昂起来。
明白了这些原委，范纯仁用红笔全出来的这段文字，就很容易理解了——这一定是南海的海商开始钻法律孔子，打起了辽国奴婢的主意。无论范纯仁所说的三条敕令也罢，还是许多有贯保护奴婢的法令也罢，主要保护的，是雇佣奴婢，这在大宋而言，亦是最主要的奴婢。但同时宋朝也存在极少数贱籍奴婢——即是罪犯活罪犯家属、战俘等被籍没为奴，这些贱奴婢地位远低于雇佣奴婢，也很难改身自己的身份，更加不会有雇佣期限之说。虽然这种奴婢在宋朝极少，但在北方的辽国却多的是，而更重要的是——宋朝是承认辽国的契约文书的！
所以，从这“近常有高丽客商至，言南朝法禁日严，一奴婢价至一二十万”短短二十四字中，便透露出很多事实。一定是有高丽商人到辽国买这种贱籍奴婢，然后转卖给宋人！辽人将一个奴婢以一二百足贯卖给高丽商人，当然认为非常昂贵，要知道如今一匹马也不过二三十贯！但高丽海商将之转手卖给宋人，从南海劳动力紧缺的现状来看，即使卖到四五百贯甚至更多，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一艘大船载几百奴婢不成问题，一趟下来，仅单程卖奴婢，就可以获利近十万贯！
“这可真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石越不由得冷笑道。
但范纯仁并没有表示愤怒之意，只是淡淡说道：“子明且再看看第二十五页。”
石越迅速如言翻到第二十五页，原来这一篇文章，却是介绍辽国与国中阻卜等部族关系的。范纯仁也用朱笔圈出了好几处文字，石越仔细读去，全是有关辽军征伐这些部族后所掳掠人口的记录。其中有一处尤为醒目，范纯仁用朱笔圈了后，又在旁边特意加了朱点，这段文字记录的是几个商人在熙宁十七年的见闻——两只辽军为了争夺俘虏，竟差点内讧！
石越震惊地抬起头来，望着范纯仁，一言不发。
范纯仁在暗示什么，已是不言自明——辽军已经加入了这场贩卖奴婢的游戏。以往辽军征伐叛乱部族，往往以牛羊马匹为最大目标，而现在，他们的主要战利品，已经变成了俘虏！
但范纯仁特意告诉自己这些，与辽国即将南侵、宋廷将采取的对策这些事情又有何关系？
石越这时已是一头雾水。
难道范纯仁要把这些当成辽人的罪证公布天下？但从范纯仁白天在政事堂的态度、还有他此前所说的话来看，范纯仁是希望议和，以延缓战争的……
“相公！”便在此时，侍剑捧着一卷卷轴回到了雪后轩，“不知范参政所说的，可是这幅地图？”
侍剑将卷轴高举着，恭恭敬敬递道范纯仁面前。范纯仁接过卷轴，缓缓打开，点头道：“便是这幅天下四夷图。”一面便站起身来，走到一旁桌案前，将卷轴打开，铺在案上。
石越连忙起身，走到案边。此时侍剑早已将一盏水晶灯移到案边，石越凑着灯光望去，却见这地图绘制得并不太精细，但西至大食，东至日本，南至三佛齐，天下万国，却是标得甚是齐备。
范纯仁用手指从辽国女直诸部，一直划到西州回鹘、黑汗、花剌子模等国，说道：“要延缓契丹南侵，惟有将祸水西引！”
他语气虽然平静，声音也不高，但这“祸水西引”四个字，却如同石越耳边炸了一声雷。石越猛地抬头，几乎是瞪着范纯仁。但范纯仁头都不抬，只定定地望着地图，道：“契丹南侵，为的何事？因为他们没钱！朝廷不再给岁币，两国贸易又注定吃亏。除了掠夺，他们别无良策！辽国君明臣贤，难道他们不知道与朝廷开战是两败俱伤？实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尔。既知迟早要战，不如趁着大宋陷入困境的时候开战。若侥幸朝廷心生惧意，重提岁币，自然是上策；即便不能，若一战而胜，亦可迫使朝廷签订城下之盟。”
“但如今摆在眼前，却有一条出路，能令契丹可不与朝廷开战，而坐得暴利！”
石越这时已隐隐猜到范纯仁想说什么，但是他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这样的计策，这样的话，竟会出自范纯仁之口。若是蔡京倒也罢了，但站在他面前的，却分明是范纯仁！
“若能遣一善辩之士，说服疗主，与西夏同盟，西掠高昌、黑汗诸国，西域诸国，焉能当契丹铁骑？我素闻西域诸国财货堆积如山，秉常所欲得者，无非土地人众而已。若辽主出兵相助，我观秉常之志，必不吝啬财货。使辽夏两国，辽得财货，夏得土地，瓜分其民众，正各得其所，秉常欲速成霸业，中兴夏国，更无不允之理。而辽主可得财货充实其府库，得俘获富裕其将士。与大宋交战，两败俱伤，徒贻天下笑；而与夏为盟，征伐西域，于辽国损伤实小。若能得胜，更不必言，纵不能全胜，掳掠人口财货，亦是契丹拿手好戏。掳得一万人，获利便是一两百万贯，其与大宋交战，纵侥幸得胜，岁币亦不过如此！万一战败，则宗庙社稷不保。其利弊如此，以辽国君臣之智，说之当不难！”
石越与侍剑完全听呆了，主仆二人，几乎都是傻呆呆地望着范纯仁，半晌说不出话来。这并不仅仅是范纯仁的计策如何惊世骇俗，实是他们再也想不到，这竟然回是范纯仁亲口说出来的计策！
要知道，范纯仁曾经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鬼奴之死，不惜弹劾罢免了十余个地方官员，搞得大理寺下不了台，非将那为非作歹的富商处死才肯甘休。又影响朝廷颁布敕令，令数以千计的南海庄园主陷入困境。范纯仁一直反对虐待奴婢，主张修法彻底废除良贱之别，曾经上疏请求将天下所有贱籍奴婢放归为良人。谁要说范纯仁是一个没有良心的士大夫，石越就第一个不相信。他一直都认为，范纯仁正直而不偏激，温和又有原则。
但就是这么一个范纯仁——无论他话中说得多么委婉，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范纯仁竟然想让人去辽国游说，鼓励辽国发展奴隶贸易！
石越凭直觉就相信这个计策是妙策，他也不止一次想过，若能令辽国将注意力转移道西方，对宋朝来说绝对有百利而无一弊。范纯仁此策，虽然可能令李秉常迅速壮大起来，但却至少可以为宋朝赢得四五年的时间。李秉常的重新壮大是迟早的事，若宋朝竟然害怕这点考验，那根本就没资格提“强大”二字。所以此策最重要的，便是为宋朝赢得的这难得的时间。
撑过这四五年，便是与辽国一战，又有何惧？！到时候只怕辽国不找宋朝麻烦，宋朝还想着要恢复幽蓟呢。
“幽燕未复，何谈一统？”太祖皇帝的这句话，是扎在每个宋人心中的刺。
但是石越依然一时无法接受范纯仁的这种前后表现的巨大矛盾，呆了好久，他才近乎愚蠢地说了句：“范公，奈鬼奴何？”
话一出口，石越才意识到自己的失言，但此时覆水难收，亦只得呆呆地望着范纯仁，瞪着范纯仁翻脸。
但范纯仁只是抬起头来，望着石越，眼神中尽全是痛苦与挣扎。
“子明，奈社稷何？”范纯仁反问了一句。但这话却显然无法说服他自己，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又说道：“子明还记得你当日责我之语吗？昔日魏郑公也曾劝过唐太宗，可惜唐太宗不听，这才埋下祸根，盛唐不过辉煌了白余年，就此崩溃。我方才所说，实是背圣人之教，有伤仁道。然我既无本事兼济天下，便只能退而求其次，先求我中夏之民之太平安宁。春秋之义，亲疏有别，亲亲者，疏疏者，此亦天理人情。若有人身为汉人，而亲四夷，远中夏，吾不知其可！然我出此下策，实大伤阴鸷。我自束发受圣人教，凡事当以仁孝为先，汉人是人，夷狄亦是人，皆是父母生养，吾行此策，不知仁在何处？！孝在何处？！但我却始终记得子明当日责我之语，我身居两府，便当以天下为念，不能只顾念着自己干净。若此时令契丹南犯，纵能取胜，但却必有无数百姓惨死，朝廷二三十年内，更难恢复元气。我行此策，于神明有愧，于圣人有愧，然于国家百姓，可以无愧。”
范纯仁淡淡地、缓缓地说道，语言间不乏自相矛盾之处，但他所说的话，却句句出自肺腑，令石越与侍剑都不由惨然动容。推行这样的计策，对于范纯仁的折磨，他内心的痛苦，远非石越所能理解。对于石越而言，做这样的事，最多不过有点于心不忍，但对范纯仁来说，却是内心中信念的冲突与煎熬。
而他偏偏是一个信念无比坚定的人。
“然此策不能由朝廷公然推行。”范纯仁避开石越怜悯的目光，又沉声说道，“此亦是我来找子明的原因。朝廷不能公然行此不仁义之事，否则便是因小失大，传扬出去，不仅为万邦所轻，贻后世之讥，更无以面对天下万民。故此，若要行此策，必须择一人，此人须为布衣，最好不是汉人，且要能言善辩，可以见得了辽主或其身边重臣。此策亦非朝廷之策，不经政事堂，仅是子明与我之私谋。将来万一事发，咎谤皆由我二人当之！”
说到此处，他霍地抬头，直视着石越。
“咎谤皆由我二人当之！”石越轻轻点头，伸出掌来，与范纯仁轻轻击了三掌，又道：“便是这人选难觅。”
“此事便交给子明了。”范纯仁似是松了一口气，轻声说道，“此事为我一生之耻。秋官掌天下之刑律，必须心怀仁心，至公无偏，方能执法无碍。我再居秋台，是辱此天下公器。此事一过，我便会自请出外……”
这又是大出石越意料，“范公……”他张口欲劝，却又想到范纯仁自责颇深，这欲辞去刑部尚书的想法，亦不过是为求的一种心理上的平衡。范纯仁这类人，平素对己自律甚严，这时要劝，也未必劝得过来，因此张开口说了两个字，竟又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
而且，在石越看来，这条计策，的确是卑劣、残忍。卑劣、残忍的洞悉，难道因为是为了所谓的“国家”，便可以变得不再卑劣、残忍吗？如果抱着这样的想法，那将会是十分可悲的。
无论打着多么冠冕堂皇的旗号，卑劣、残忍就是卑劣、残忍，坏的东西永远也不可能变成好的东西。
只不过石越也有矛盾的一面，尽管他如此认为着，但到了要抉择的时候，他却不会有半点犹豫。这又究竟是一种虚伪，还是一种讽刺？
第十二章三朝元老心方壮（五）
熙宁十八年，一月六日。
雪后接连几日要阴不阴，要晴不晴的天气，令人更生烦闷。石得一的心情，但也如这天气一般，变得喜怒无常。这日清早，只因为口脂的告有点不对，他便怀疑是婢女定购口脂时以次充好，大发雷霆，将几个婢女罚着跪了几个时辰。
在汴京的贵人中，石得一的生活并不是很奢侈。内侍的生活格调，是跟着皇帝、太后、皇后们决定的。若皇帝喜欢节俭，内侍却活得十分讲究奢侈，那是非常危险的。内侍们也会拉邦结派，熙宁朝的
几大宦官，彼此间关系其实都并不如表面上的那么亲热，有个什么把柄落到别人手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石得一能有今日的地位，不正是因为他手里有别人的许多把柄吗？
但是，在干燥的冬天，嘴唇的确容易冻裂，涂上肉色的口脂保护嘴唇，却只是一种生活必须。大宋上至皇帝，下至士大夫，都有这样的生活习惯。在冬秀，口脂甚至也是禁军将士的配给。在表面上不能过太奢侈生活的石得一，心里却很向往奢华而考究的生活，因此在这些生活的细节上，石得一对自己的一些习惯，尤其存单。当时习惯在口脂中添加各种香料配方，尤其是妇人用的口脂，香料配方各式各样，这亦是她们吸引异性的一种花样——文人们喜欢用“香唇”来形容女子的嘴唇，在当时其实并不是什么夸张或者比喻，而只是纯粹的写真。涂了一些用名贵的香料制成配方的口脂，轻轻在手臂上亲一口，袖子里的香味甚至会停留一整天。
但一般来说，男子使用的口脂，是不会特别讲究香料的。这香料的作用，不过就是为了遮盖口里的异味。若是一个男子的嘴唇也被形容为“香唇”，未免就会让人怀疑他有不同寻常的癖好。
而石得一便偏偏在这方面特别的敏感。他知道哪里有汴京最好的口脂，甚至其嗅出其中掺杂香料的产地，他的口脂全部都是令商家按他亲自拟定的配方，购买指定的原料定做。一年四季，不分春夏秋冬，每天早晨，石得一都会认真地对着铜镜涂好口脂。只要闻到那种独特的香味，感觉到嘴唇的湿润，石得一便能感觉到一种全身心的愉悦。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石得一忽然感觉嘴边的香味有点不对劲，而他竟然说不上来是为什么！以往，无论口脂里搀了什么不对劲的东西，他都能轻易地羊别出来，但这一次，他却只是感觉出香味的异常，却完全不清楚里面搀了什么杂质！他并没有马上发作，而是忍耐了一段时间想要闻出来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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