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上次与父亲谈论他刚确诊的前列腺癌一周后，我再次按下父母家的门铃。
“又是你，这次这么快就来了。”父亲说。
母亲对父亲说：“嘘！”接着对我说：“你看起来很累，吃了没有？”
“我没事，”我说，“你做好决定没？”
“你不是说不用急吗，怎么？我得的病很严重，快要死了？”父亲隔着餐桌朝我伸出手来，手心向上。
“我只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考虑这件事。”
“不是说过了吗，你说咋办就咋办。”他视线避开我说。
“你再想想吧。”我说。
接着，可能是我潜意识中想弄明白自己得癫痫病的病因，便在前述第一次癫痫发作过了好多年后开口问父母：“我小时候有没有跌倒过？我是指头部受到重击，也许昏过去几秒钟？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你小时候是常生病，”母亲说，“流行的病你都得过，可是你以为我们是那种父母……让你摔个跟头撞到头？”父亲则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双手紧握成拳状。
“为什么问这个？”母亲说，“怎么了？”
《》第二部分 无法遗忘的创伤（6）
“没事没事……只是想要了解一下我过去的病史。”
“真没事吗？”母亲急切地问，“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没事。”我起身要走。
“你需要减减肥。”父亲说。他把抱拳的双手举到嘴边，朝着拳眼吹了两三次，这是他紧张时的习惯。
医生往往无法免除照顾朋友或家人的责任，照顾这些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自己病人的人。美国医疗协会称这些是“非病人”，严厉告诫医生不要治疗这些人。理由很充分——医生给亲友看病可能无法维持专业客观，个人情感可能会影响其作出客观的判断。美国医疗协会这样描述为亲友看病可能引起的后果：
查问病史时无法探查敏感部分，或者可能无法检查身体的私密部位。当医生治疗直系亲属时，可能会影响乃至剥夺病人的自主权与告知后同意权。亲属也许不愿表明他们偏好其他医生，或者碍于情面而难以拒绝。
这些理由合理而正当，但多数医生并不放在心上。有调查表明，治疗“非病人”的情况相当普遍，有些研究报告指出，几乎百分之百的医生会为亲友看病。
上次探望父母后没多久，我在医院拦下比尔，他是父亲的泌尿科医生，也是我的老朋友了。比尔穿着绿色手术服，忙得焦头烂额，显然又有病人等着马上处理。
“你父亲开始做化疗了吗？”他问。
“他还没做好决定呢。”
“他在等什么？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替他开刀，就排下星期。总之，手术的成功率比较大。”他说着已经走很远了。
“杀死他的几率也比较大。”我低声对自己说道。
“我见《读者文摘》上说，得前列腺癌的人应该先开刀。在这里，你读一下。”父亲见面告诉我说。
上次看望父母已经是两周前的事了。我大致看了看父亲拿给我的文章。
“爸，”我说，“写这篇文章的人是个外科医生，他不认识你，不知道你心脏不好，我想我们不应该动手术……”
《》第二部分 无法遗忘的创伤（7）
“我也还没有做任何决定呢！”
“别急——我以为做切片检查的时候，你和内科医生已经讨论过这件事了，他也认为你这个年纪不适合动手术……”
父亲又对着拳眼吹气。“我的内科医生也是你的同事！也许我应该听听另外的意见。”
“也许你应该这么做。”我说。
一个星期后，我正在看诊，诊室坐满了等待看病的人，进度比往常几乎慢了一小时。秘书通知我比尔来电话。
“我刚才在办公室见到你父亲了，”他说，“他来看诊，想知道手术的事。”
“比尔，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谈过……”
“我知道，杰瑞。我当着他的面给他的心脏科医生打了电话。”
“怎么说？”
“医生说如果我动手术，他会率先提出医疗失误的诉讼。”
“那你怎么跟我父亲说？”
“我告诉他，他最好开始接受化疗，我会安排明天就开始。”
“太好了！那我父亲又怎么说？”
“你父亲说：‘我想跟我儿子商量商量。’”
“爸，”那天晚上我跟父亲商量说，“是时候了，前列腺的事你应该做个决定了。我听说你今天去看过泌尿科医生了。”
“他已经打电话给你了？”
“你走后他就打了。你做了决定没有？”
他静静坐了一会，手臂搁在桌子上，头埋在手臂里。
“嗯，”父亲沉默半晌才说，“你的医生朋友催促我做化疗，可你妈担心一旦做了，接下来麻烦一大堆……可是你好像在告诉我应该这样做……”
《》第二部分 无法遗忘的创伤（8）
“杰瑞，放射线治疗会不会带来很多麻烦呀？”母亲说。
“妈，你要知道，重点不是麻不麻烦。如果以后爸的肠子出问题，我们可以雇个人帮忙，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爸究竟想不想做。我们可以等到真的出问题时再治，或者我们可以用药，比如荷尔蒙……”
“我才不要吃荷尔蒙！”父亲大喊，我们两人中间隔着半个世纪之久的纵横交错的分水岭。
“别急呀，爸！我们现在甚至可以不必想吃药的事，目前我们应该讨论的是放射线治疗的问题。你的医生认为，这是目前对你最好的治疗方法……”
“即使明天起我就会给人添麻烦……”
“我的天，爸，你可不可以赶快做个决定！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你的身体、你的人生……”
“杰瑞，别那么大声嚷嚷，”母亲说，“你爸只是希望你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毕竟家里面只有你是做医生的。”
我长出一口气，眼睛盯着餐桌说：“那好，爸，就做放射线治疗吧。”
“那你可得负责任。”父亲说。
“那你保证，做了不会生出一堆麻烦来。”母亲哀求道。
***
那天夜里我回到家时，脱口秀主持人卡森刚表演完个人秀。我将身体重重地投到床上，躺在妻子身旁，我听见她叫我脱掉鞋子，接着就什么也不记得了。大脑一片空白。我只记得开始时挣扎着想击退什么，然后就干脆放手不管了……
我再度被送进急诊室。妻子受了惊吓，这次癫痫持续得比上次还久。她打电话给我父母，我们全挤在窄小的诊察间。母亲拿着面巾纸擦拭眼泪，睫毛膏都晕开了。父亲则低头站在一旁的角落，对着拳眼吹气。史蒂夫再次来检查我的生理反射动作。
“你停药啦？”他问。
“当然没有！检查我的狄兰汀指数就知道，要是剂量低，开成高剂量的即可，然后签字让我马上离开这里！”
“我想你今晚最好待在这里观察。”史蒂夫说。
《》第二部分 无法遗忘的创伤（9）
“听医生的话。”母亲说。
父亲没说话。
隔天上午，我出院时刚好赶上上班时间。
父亲做了一系列放射线治疗，其间出现若干问题，比如皮肤灼伤、便血性痢疾、暂时性尿失禁。这些都是不难解决的小问题，父亲的前列腺癌自此没有再发作。
几年前的一天，父亲与我一起坐在餐桌前，我告诉他诊所发生的事情，随口说到加护病房我担心的一个病人，那位妇人有严重的中风和癫痫。我本来想让父亲分心，想让他多吃点母亲做的炖牛肉和马铃薯片。
没想到父亲突然说道：“你的癫痫是我的错。我当初实在不该把你交给你妈那个愚蠢的表弟。你做割礼的时候，从他怀里掉下来，就像橄榄球员传球传坏了……”
我大吃一惊。父亲的脸色发白，我把手伸过去放在他的手臂上。
“我赶紧把你从地上抱起来，”他继续说道，“你翻着白眼，但我摇摇你后，你好像就没事了，跟别的婴儿没两样。我不知道过了这么久之后还会出事……”他开始哭泣。
我可怜的父亲。他遗忘了我们之间多数的欢乐时光，却对养育儿子及他自己人生中的错误（不管是真实或想象的）耿耿于怀。我发现这是失智症患者常有的状况：病人最珍贵的回忆没有了，残留的净是些被放大了的恐惧与妄想的记忆。
我轻轻按按父亲的手臂。“爸，别提了。我很好，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发作了，你永远是我的好父亲。”
那晚我看着他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光。小时候，他在当铺忙到半夜回家后，我就经常陪他坐在同一张餐桌前。那时候母亲、弟弟与我早已吃过晚饭，但我仍愿意陪父亲坐着，等着他告诉我当天发生的事，也许只是说说那天早上他在庭院新发现的小鸟，或他正在准备的钓鱼计划。只不过那时候，多半是他在说话。现在，则多半是我。
我和父亲再也没讨论过我这段病史。也许他终于忘了，那再好不过。
《》第二部分 父亲迷路了（1）
父亲迷路了
母亲自从1977年与父亲一起搬到圣安东尼奥居住后，便到我的诊所工作，当时她53岁。此前她还没用过多路电话，像“保留来电”这样简单的动作可难倒了她。但她对来诊所的病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很客气，乐于提供帮助。几年下来，来诊所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母亲也学会很多新技能，她率先用电脑记账，还指导之后使用的每个人。后来由于眼球黄斑部退化，才不得不退休，那时她已将近80岁，在我的办公室工作长达26年之久。至今我的病人依然想念她。
母亲在诊所工作的那些年，账算得清楚准确，还负责与保险公司交涉，和护士、技师及秘书相处也很融洽。父亲平时都是独自一人，他读读书、画画或上图书馆。有好几年时间，他负责接我女儿放学，把她们带到他那里吃点心，陪她们画画，或一起看电视。他以耐心与爱心照顾她们，直到我们结束一天的工作。
母亲每天在我这里工作到很晚才回家，到家时已经很累了，父亲又始终不曾学习做饭，所以他们通常开车出去吃晚饭。他们也不去什么高级馆子，只去一两公里远的卢比自助餐厅，或者是附近的中国餐馆。有个晚上，母亲打电话给我说“你爸好像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他怎么了？”
“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们在卢比吃完饭开车回来，他开着开着就迷了路，我告诉他转错方向了，他还对我发脾气。他开车绕来绕去，几乎花了一个钟头。我后来就干脆闭嘴不说话。好不容易摸到家，他又没办法开门，不是找不到钥匙……而是好像完全忘记了钥匙是做什么用的。”
“我这就过去。”我说。
到了父母家，母亲正坐在客厅看电视，父亲在自己房间看书。
“妈，”我说，“爸出现这种情形多久了？”
“有几个月了。我怕你担心所以一直没告诉你，我以为他只是最近比较固执。”
《》第二部分 父亲迷路了（2）
父亲没听见我走进他房间，他几乎不戴助听器。
“嗨，小杰，”他抬头说，“这么晚你来做什么？”他身旁的床上有本凡·高画册，摊开在他眼前的则是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本书他肯定读过不下十次了。
我拉过一张椅子在父亲床前坐下。
“爸，”我说，“妈把今晚的事情都告诉我了。”
“啥事呀？”他问。
“你从卢比开车回来时迷路了。”
“胡说八道，”他说，“你妈总是夸大其词。我转错弯，走了另一条道，天色又很暗。所以多花了一点时间。”
“爸，你绕来绕去，开了一个钟头才找到家，却又想不起来大门要怎么开。你得去做做检查。”
“我好得很，没问题呀，让我一个人待会。”
他的目光游移到眼前的那本书。“对了，这是本好书。你拿去看看。”他说。
“不了，我读过了……顺便说下，你也读过了。”
“哦，我的记忆没有以前那么好，每次读都像第一次，读着读着就想笑。”
“爸，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事。你的记性越来越差了，你最好到医院让嘉伦医生检查看看。”
“你是在给我找麻烦吗？”
“我只是希望你去做个检查……”
“别跟我再提这件事了。”他说。
当配偶或父母的心智能力开始退化，多数人要等到他们做出离谱的事情时才会注意到。此前，母亲并不知道父亲患了失智症，还以为他的固执和退缩是故意跟她唱反调，因此心生责怪。成年子女往往同样缺乏洞察力，毕竟我们指望父母持续扮演父母的角色。
《》第二部分 父亲迷路了（3）
事实上，我怀疑父亲患失智症已有些日子了，直到那晚父亲迷路、无法用钥匙开门，才发现父亲是真有问题了。他比以前更内向，也更容易激动，尤其在社交场合。如果只是简单的交谈，比如我问“爸，你好吗”“这样的温度可以吗”或“小孩很好”，父亲的回应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我问起有关他阅读的书籍的任何明确问题，他永远会回答说“我还没看到那里”。他不再看电视上播的电影，一开始我以为是听力的关系，弟弟还给他买了一副耳机扩音器，如果他记得使用的话，效果是非常好的。不过他往往改看运动比赛或游戏节目，猜谜节目是他的最爱，当他想出正确答案时，我总是很惊讶。他不再看需要了解剧情的节目。
父亲具有许多罹患失智症的危险因素：他是“老老人”、未受过高等教育、有高血压与心脏病病史、生活方式单调呆板、几度意气消沉。尤其是，他在壮年时便退休，早早脱离了社交活动。可以说，父亲晚年认知能力的受损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造成的。
可是，对于失智症的根本起因，医学上尚不能给出完全的解释，毕竟父亲六七十岁时，也曾追寻过艺术梦。他自修艺术史，尝试各种绘画技巧，画了几十幅油画，看了数百本书籍，给还住在巴尔的摩的哥哥姐姐与侄儿写过无数封信。也许父亲只是运气不好，也许像他这样心智退化，乃至丧失个人特质的人，是一出娘胎就注定了有此劫数的。
父亲真到医院做了检查。父亲和嘉伦医生在诊室，我敲敲门，听见他们齐声哈哈大笑。我把头探进去，父亲问我：“小杰，你来这里做什么？”我不知道他这么问是因为他难得与人聊得起劲，却被我打断，还是他忘了我与嘉伦医生就在同一栋楼里上班。
“我只是顺路过来看看。爸，晚点见。”我朝同事点点头。
看诊结束后，嘉伦医生和我讨论父亲的状况。
“坦白说，我没发现什么大问题，”嘉伦医生说，“你父亲有方向感，反应适当，有幽默感，回想单字时有点困难，不过也就这点小毛病。我照例安排了几项检查，比如甲状腺功能检测、维生素B12值测定。对了，你爸同意做脑部扫描，不过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
“你觉得他抑郁、情绪消沉吗？”我问。
“好像没有吧，他刚刚在这里还挺活泼的，也很会开玩笑。”他说。
《》第二部分 父亲迷路了（4）
初期的失智症不易发现，有多达95%的轻微失智症患者难以被医生察觉，中度患者可能70%以上被漏检。许多民众和我父亲一样，到诊所检测时表现很好，尤其当他们的社交能力未受太大影响的情况下。我把父亲在家里的情况讲给嘉伦医生听，他相当关切，庆幸已经交代再做其他的测试。如果家人不提供重要的事例，临床医生就缺乏判定失智症所需的资讯。
父亲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各项指标符合他这年纪的通常水平。脑部扫描显示若干器官萎缩、动脉硬化，对于将近八十岁的老人，这并不罕见。没错，扫描结果符合失智症诊断结论。不过像他这样的年纪、认知能力完好的许多民众，也会有这样的扫描结果。可测试并不算白做，因为我们排除了其他一些可能的致病因素，例如脑积水、脑肿瘤、严重的动脉阻塞，或头骨下有淤血压迫脑质（多见于曾经跌倒而并不知晓的情形），排除了某些也许可以根治的病因。
这段期间，母亲又开始做晚饭，不想因父亲开车迷路而吵架。白天父亲还是自己开车到处转悠，去逛购物中心与图书馆。偶尔去去美术馆，比起平日常去的地方，这算是辛苦的远行了。他告诉我他要上哪里去时，我表示担心，给他讲了一个男病人的故事。这人一大早开车出门，只是想到附近的杂货店买些报纸和牛奶，结果到了傍晚才被人找到。被发现时他把车子停在州际公路旁，整个人已经神志不清、全身脱水。原来他一整天都在城里绕来绕去，搞不清楚身在何处，不知道怎么从公路上下来，最后没油了才熄火在路边。
父亲听了只是耸耸肩。“你以为我怎么了？发疯了还是什么？”
我知道父亲不应该再开车，那不仅会给自己和路人带来危险，也会让坐他车的母亲面临同样的风险。而母亲由于视力关系已不能再开车了，尤其是在晚上。
“我们要怎么处理爸爸开车的事？”弟弟和我发出同样的疑问。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可是害怕去做。
一个周日午后，我到爸妈家去。父亲正在餐桌前研究报纸的填字游戏。“爸，”我说，“今儿天气很好，我们何不开车出去走走？去布雷根里基公园怎么样，说不定会看到什么鸟？”
“哦，好啊，”他说，“我们好久没有一起观鸟了吧，小杰？”
《》第二部分 父亲迷路了（5）
他戴上帽子，穿上母亲最近给他买的夹克。他已经连续几次把夹克忘在餐厅、书店或图书馆，母亲每次都得重新给他买一件。我俩走到外面的车道。
“不如开你的车吧，爸？”我说，“我的车快没油了。”
“好啊。”他说。
我和父亲站在他老旧的福特金牛车两侧车门前待了一分钟，我注意到车顶和车盖的烤漆已经片片剥落，这是得克萨斯州南部烈日照射的结果。有只轮胎气不足。父亲拿着车钥匙在手里摆弄。
“爸，开门呀。”我说。
他启动了警报器，警笛响起来，他不知如何是好。我走过去，从他手中拿过钥匙，打开车门，插入点火器，声响立即停止。
“我最讨厌这破玩意儿。”他说。
“赶快上车吧，爸，我们看鸟去。”
终于出发了，父亲双手紧握方向盘，头几乎没高过方向盘。他好像忘了如何使用后视镜，差点忘了遵守街角“停车再开”的标志。当我大喊对面有车，他才慌忙踩刹车。又经过两次惊险的操作，10分钟后，父亲把车停到我诊所空旷的停车场上。
“我以为我们要去公园观鸟。”我说。
“噢，是呀，”他说，“我忘了，我好像不由自主地就开到这里来了，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常来这里接你妈。”
“爸，你不能再开车了，你可知道就刚才这一小会儿你有三次差点让咱俩报销掉，我希望你答应我不再开车了。”
“没那么夸张吧，”他说，“是你妈叫你这样做的，对不对？”他的指关节变白，手依然牢牢抓着方向盘。
“爸，求求你了，这跟妈没有关系。我担心的是你。要是你撞伤或撞死人怎么办？”
《》第二部分 父亲迷路了（6）
“我开了大半辈子车了还没出过车祸呢。我开车几十年，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
“凡事有始就有终，”我说，“现在到了你不能再开车的时候了。”
“我17岁就有车了……我不想像个犯人一样闷在屋子里……”
“你想去哪里，我和麦可都会开车带你去，也可以雇车送你去参加老年人活动。”
“我才不要跟一群老人坐在一起。”他说。
“爸，”我尽量让语气变得柔软起来，“我们会想办法的。许多岁数跟你一般大的人都不再开车了，可照样过日子啊……”
他坐着不动，脑袋无力地耷拉在胸前，手还搁在方向盘上。“你到这儿，你来开。”他打开车门走出去。
“你不去公园了？”
“带我回家就好。”
第二周周末，弟弟把老旧的福特金牛车卖了，父亲对我们每个人发了一个月的火，我去看望时还故意避着我，不是假装睡了，就是不肯出房间。
不久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全家一起外出吃晚饭，庆祝母亲生日。我为自己和父亲点了啤酒。“爸，”我问他，“你没车了，会想念它吗？”
他放下喝掉一半的大杯子，盯着看了半晌。“我想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情。”他说。
《》第二部分 父母是我们的孩子（1）
父母是我们的孩子
我的诊所里有个房间专门用来存放病历，大小跟能停两台车的车库差不多。这里始终静悄悄的，对我而言，是个庄严的地方。
高4.5米的房间四围竖立着直顶天花板的不锈钢置物架，架子上放着档案箱，箱子内装满病人的病历，我估计有一万五千份。这些病历记录了我行医几十年以来与病人多达二十五万次面对面的接触，有笔记，也有录音。
根据法律规定，这些病历我只需保存7年，可是我不曾丢弃任何一份。病历中记录了病人自述的病痛、忧虑和恐惧，也保存了体检、化验与X光检查结果与会诊意见，还往往（非常频繁）记载着数以百计的病人（有的和我认识几十年）所经受的病痛折磨和死亡经过。这些或男或女或老或少的病人委托我照料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病史与人生故事，允许我探查他们的身体或从血管抽血。他们信赖我，所以愿意接受许多更进一步的检查，愿意忍受不适、痛苦与有失尊严的治疗，相信我能减缓他们的痛苦，消除他们的恐惧，让他们恢复勇气，相信我能治愈他们的病痛，甚至相信我能挽救他们的生命。
虽然许多病人走了，但他们总留在我的记忆中。每当我翻阅一份病历，就会想起这个人。如同跟家人相处，我对某些病人特别喜爱。当然，有的病人不喜欢我，因为我可能令他们想起以前的医生，抑或是和他们以前的医生很不一样。有人不喜欢我，因为我必须向他们传达各种坏消息。有的人是因为接受我的建议，病情却不见好转。有人不喜欢我的直言不讳，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我又不够坦白。有人厌恶我，因为他们起初很崇拜我，不久就发现我不过是个凡人。无疑，我无法看好所有的病，无法让所有的病人满意，可是仍有许许多多的病人年复一年地找我，一个十年过了，又一个十年。他们来自各行各业，现在多半也老了。他们信赖我，我对他们的感觉仿佛是对自己父母的感情。假如我说我其实很爱他们，大多数同事会嘿嘿一声嗤之以鼻，笑我很假很做作，甚至认为我难以理喻。
《》第二部分 父母是我们的孩子（2）
我和第二任妻子丽结婚9年了。记得刚认识那会，她是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成功律师，我则是得州小有名气的医生。我们就这样谈了一阵子远程恋爱。她希望我离开得克萨斯，到她那边过安逸的退休生活。她收入颇丰，也愿意负担家计。她很热爱查尔斯顿，那里有她许多朋友。我如果去她那边，我们可以在湿地旁的富丽海滩买栋小屋。每天早上，草地上红翅膀的燕八哥会啁啾啁啾地唤醒我，日子就在观赏大苍鹭和白鹭在浅滩上行走中度过。我可以写作，愿意的话（没人强迫我），我可以找个诊所兼职。丽交友广泛，机会多的是。
我考虑过离开父母、离开病人，到东部去，不过也就考虑了一分钟，或者多一点。反正不久，我的未婚妻就搬到西部来了。
不久前的一个早上，天还未亮，我的闹钟响起来了。半睡半醒的我摸索着按下闹钟，可是哔哔声并未停止。拿过闹钟一看，才清晨五点，比平常起床时间早了两个钟头，这才发现那声响来自床边桌上的手机。我的床边桌上除了闹钟还有电话、呼机和手机，每晚睡觉前我得把每一样都放好，以便有急事的人找我。在圣安东尼奥，这种等候召唤、随时待命的日子我已经过了将近30年了。
我接过来一听，打电话的是个警察。
“是医生吗？”他问。
“是。”我回答说。这时我已完全清醒了，一颗心怦怦直跳。我所担心的除了众多日益老迈的病人，还有我的子女和双亲。
“我是圣安东尼奥警局的贾沙警官。南希·温德斯是你的病人吗？”
“是……出什么事了？”我认识南希超过20年，她岁数跟我母亲差不多，已经80多了。两年前我诊断出她有卵巢癌，经过手术、放射线治疗与化疗，恢复情况相当好。几年前丈夫去世后她便一直过着独居的生活。她常参加一群朋友组成的妇女团体的活动，团员都是我的病人，只是人数一天天减少。有时候她们会在我常光顾的一家海鲜餐厅吃早餐，我碰见了便过去打招呼，她们一起笑着说她们是我的老病人了，我跟她们一样都在变老。
“她女儿无法联系到她，所以请我们帮忙，我们获得允许进入温德斯太太的屋子，发现她躺在床边的地上，已经死亡一段时间了。她女儿不希望解剖验尸。”
《》第二部分 父母是我们的孩子（3）
这就是警官打电话找我的原因。假如我能合理地用医学道理解释病人的死因，那么他转告法医后，也许就能免去原本要强制执行的调查。
“是这样，”我说，“我上周还替她看过病，她的癌细胞出现转移。你叫法医打电话给我，如没有其他可疑之处，不必解剖验尸。”
“医生，没任何可疑之处。我会把你的话记录在报告里，谢谢你的配合。”
我挂断电话，思忖着南希可能的死因。假如癌细胞侵入主动脉，大量出血可能流入腹腔。也许她中风或心脏病发作。不管她是怎么走的，整个过程相当快。她不用离开这座城市，离开她仅有的朋友，搬去与女儿同住了。南希的女儿忧心忡忡，一直想让她搬过去住。她上次来找我看诊时，谈起搬家的事，谈到自己时日不多。她左右为难，不知道是该听孩子的话，还是想办法一个人过下去。
“南希，”我告诉她，“我知道你很为难……不过时候也要到了。”
“医生，我知道你说得对，”她说，“很快，我很快就会做决定。”
她当时还没准备好，我便不再催她。
警察来电后，我犹豫该不该通知南希的友人，转念又想到由她女儿自己通知比较好。我也纳闷，当初有没有能注意的地方、什么能做的事情，我却没留意到，使她无法多活一些日子？她看诊时有没有抱怨异常的疼痛呢？她的粪便有没有出现变化呢？
人都有一死，死法却难以预料，尤其当我们年老、受慢性病折磨时。心怀悲悯的医生经常忍不住对那些病情急转直下、发生意外结局的病例反复探究。这一回，以南希的例子而言，我自认问心无愧。
这天我刚好休息，感觉很疲倦，却再也睡不着。想继续读前晚刚开始看的小说，也是无法专注。想吃点东西又没什么胃口。整个早上都忙来忙去，整理那永远做不完的待办事务清单，做完一项删除一项，比如更换空调的过滤罩和清扫车库等不用大脑的项目。我一天都不想说话，连电话都交给别人去接。
下午，丽问我怎么了。我回答说“没事”，她不信，我只好说“我累了”。过了一会，她又问，我干脆答道“我不知道”，因为我确实不知道。
《》第二部分 父母是我们的孩子（4）
最后我明白哪里不对劲了。南希·温德斯死了，这才是早上那通电话对我最重要的信息。丽没听见电话响。我们结婚不久，她就锻炼出一种能力——即使电话、呼机响了或是我接过电话说话，她也能不受任何影响继续睡觉。
我把南希的事情告诉丽，提到这几年给南希看病的情形，她的病痛、她的挣扎、她的幽默感、她的自尊与独立。我提醒丽，有次她在海岛餐厅见过南希。
“我还是搞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难过，”我说，“我已尽力治疗她，挽救她了。我以为这么多年过来了，那么多人走了，我应该看得开了。”
“难过没有错，”丽说，“那是你在哀悼她。”
这点我当然知道。精神病学家、生死学大师库伯勒·罗丝博士说过，悲痛有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接受几个阶段。数十年来，我把这个理论重复说给无数的丈夫妻子儿子女儿听，重复说给死者活着的家属听，我几乎在梦中也能像念经一样背诵它。只希望我给予病人家属的协助，多于我给自己的帮助。
在行医生涯中，我尽力以医学院与住院医生时期遇到的良师为榜样，慎之又慎，却仍然犯下至今仍萦绕心头的错误。我尽力从这些良师身上学习。即使那些我身为人子对父亲所犯的错误，也从反面鞭策我，使我日后成为更好的医生。我相信，父亲听见我这番话一定会很欣慰。这也是我唯一想告诉父亲的，可是已经太迟了。
医学院毕业后，我在教学医院的内科受训，任何想象得到的医疗问题，都有人比我更了解，都有人比我更有经验。看病的人排着长队，有的生病，有的垂危，我们总能从中学到东西。
那段日子我时时感到自己处于一种“不适”的状态。我担心那些不知道的事情，尽力使自己免受失误的影响，我努力不让这身上浆的白袍成为我面对人类痛苦时的盔甲。当时我并不知道，此后的医生生涯我依然处于这种“不适”状态中。
《》第二部分 父母是我们的孩子（5）
唯一不同的是，我的旧的熟悉的“不适”逐渐被另一种“不适”所取代。美国医疗界的丑恶现象让我心痛。你一定听说过这样的报道或故事：医学科学家为了继续拿到研究费用，不惜卷入与企业的可疑关系及药厂赞助的非法研究中，做出违反医疗道德的行为。私家医生争先恐后地炮制出吸脂机、血管遥控器和各种身体机能增强法等等挣钱的花招。我们需要训练多少医生去做消眼袋、抽脂，或丰胸手术？只要翻翻地区电话簿的“医生”分类就知道了。医疗辅助计划中的病人在疗养中心因长期卧床生了褥疮，我想找个愿意帮他治疗的整形医生，却是难如登天，让我这长期从事基层治疗的医生感慨不已。
越来越多从事全科基层医疗的同行不再替医保病人看诊，有同行这样告诉我：“他们光是脱衣服穿衣服，从助行器、轮椅爬上检查台再爬下来，就花了太多时间……根本不划算。”另一同行在批准老年病人入院之际，一定会问他是否预立医嘱，否则根本不会探问主诉或把听诊器放入耳朵——病人预立了医嘱，他就可以在病历第一行直接写上“不予急救”。
目前的管理式照护模式使医患关系变得更为商业化：医疗人员更为谨慎行事，医患关系降格成商务契约，医生病人间的关系变得随机、松散。
然而，尽管我对医疗行业的过度商业化颇感担忧，但对于我那些日复一日尽力照料病人（是我的也是他们的）的同事们，我只有衷心的感谢和赞美。没有他们，我将无所适从，难以进行工作。我的病人由于急性心肌梗死而痛苦万分的时候，是我那强壮坚韧的心脏科医生，几十年来三更半夜跑到急诊室和我碰头，然后迅速将病人送入手术室，为他切开阻塞的动脉。假如手术失败，病人需要进行心脏搭桥手术，那么下一个得醒来的是心血管外科医生。我也忘不了老朋友骨科医生。记不清有多少次，骨质疏松的老人跌倒，摔断了腿，是我那骨科医生紧急为他们做手术。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我们共同见证了这样一件事情：我们这一行，从最具声望的医学院，到街角随处可见的小诊所，全都辞却了替病人代言、为病人着想的角色。
读医学院时，有个内科教授给我的评语是“该生对病人关切极深”。他没说我是他教过的最优秀的学生，因为我不是；他没有评论我的专业知识，没有夸我的诊断技巧高明，因为我确实担当不起。那时我还是个有点稚嫩轻狂的医学生，以为教授轻视我，事实上，这位教授深知“好”医生要逐渐明白的道理：长远地看，医者唯一有意义的特质就是对病人是否真心关切。只有具有这颗关切的心，我们才会时时谨慎用心，思虑全面，面对矛盾数据时才会有压力感责任感，待到病人有了明确而正面的反应，我们才能安心。
《》第二部分 父母是我们的孩子（6）
家庭医生暨诗人威廉斯曾如此描述自己与病人的关系：
我把自己投入到他们的思绪中，想象我就是他们，至少
眼下的我确实变成他们……这样，当我脱离他们，变回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