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的地方在哪？”我问。
她看起来放松了些。“你是不是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坐起来，把手臂举高过头。”我说。
“我正是举手时才会摸到。”她说。
我仔细观察她的胸部，发现左侧乳头外缘附近有一小块凹陷，我用指尖捏起这个地方，摸到了不规则的硬块。
“就是这里，我告诉你我的胸部有问题了，医生。”
“我请住院医生帮你看看，我只是个医学院学生。”
“我把行李都带来了。”她说。
我离开她的房间，把病历交给住院医生。
“干得还不错。”他说。
“我不敢肯定是不是癌症。”我知道一定是，只是不想对病人或自己承认这一点。
“一起去看看。”住院医生说。
他没有再问病人问题，直接检查她的乳房。
“你可能得了癌症。”住院医生说。
“我早就知道有问题，”她说，“我把行李都带来了。”
“很好，这位年轻的医生会安排你住院。我们将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你，医生。”
“恭喜你，为院里淘了一块金。”住院医生对我说。
“她自己发现问题的。”我说。
《》第一部分 参加“新生临床实习项目”（7）
手术室的护士知道我是新手。她帮我穿手术袍时，我笨手笨脚，帮我拉开乳胶手套时，我十根手指竟然插错位置，于是她吩咐我：“双手紧握放在胸前，别想着动手术台上的任何东西。”她全身上下只露出一双严峻的眼睛。我乖乖地回答：“遵命，师姐。”尽管她年龄比我小。
这是一次骨科手术。病人的髋骨患了关节炎，需要替换成不锈钢的人工关节。一个白发苍苍、声音洪亮的高大男医生正在处理一道长切口，那里面应该是病人的外侧大腿骨。病人的其余部位不是被厚重的蓝色无菌被单覆盖着，就是完全让手术区的帘子挡着，乍一看根本不会发现底下还躺了个人。
护士把我引导到外科医生旁我的位置，手术台另一侧还有一个医生在工作。
“记住，”她说，“两手紧握放在胸前。”
“啊，原来今天上午有实习生跟我们一起进手术室。我是格雷森医生，那位是利昂医生。”两人的目光都没有离开手头的工作，继续拿不锈钢凿子和锤子敲除多余的骨组织。“是。”我说。
他们继续进行手术，需要各式器具时，护士就递上去，有锯子、螺丝起子、槌子、刨子、钻子，等等。外科医生们对这些工具有更有趣的称呼，不过在我看来，它们只是工具而已。
手术室有一股气味，跟我用家里老旧的电钻在木片上刻名字缩写时发出的相似。
他们锯掉髋骨的顶端，把新的金属柄和球放进去。格雷森医生似乎对自己的工作成果很满意，一面继续东凿凿、西钻钻，一面对我说话。
“新的髋骨放进去的这个凹处的名字叫什么？”问过我，他像跟一侧的利昂医生悄悄说道，“病人的寿命应该没有这人工关节长吧。”
“这样的结果好像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是吧，主任？”利昂医生说。听到利昂医生的声音，我才发现她是女的。然后他们都笑起来。
“喂，那叫什么？”利昂也问我。我知道答案。进入手术室前，我花了十分钟在水槽前洗手，当然，我是在看水槽上方墙上用大头针钉的一张简图。
“我想是髋臼吧。”我回答。
“什么叫‘我想’？”她说，“你的解剖学知识都忘到爪哇国去啦？”她正专心刨去一截骨头。
“我还没上过解剖学，”我说，“我参加的是特别临床实习小组……”
《》第一部分 参加“新生临床实习项目”（8）
“真是疯了，”她说，“我听说过这个小组，这个医学院要完蛋了。护士，把咬骨钳再递给我一下。”
“喂，”格雷森医生补问了一句，“你以前看过别人做骨科手术吗，小子？”钻子钻进骨头，散发出一股烧焦的味道。
“没，没有……不过我帮父亲修葺过地下室。”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格雷森和利昂医生都停下手边的工作看着我。
“离开我的手术室，现在就滚！”格雷森医生对我怒斥道。
“可是……”
“还不快滚！”
到了走廊，我无力地靠在墙壁上，感觉有一把钢斧当头劈下来。帮我穿手术袍、戴手套的护士走上前来，对我眨眨眼，脸上的手术口罩还没摘呢。“不要担心，”她说，“他们又不知道你是谁，我也不会告诉他们的。”
“谢谢你。”我说。
“用不了多久，你也会很棒的。”她鼓励我说。
这一年就在这类似的经历中过去了。我知道了一点东西，但我应该知道的还更多。对我而言，看病的人不是“病人”，不是“有趣的病例”，也不是“迷人的疾病”。他们都是惊慌的，生了病的，期待疗愈的个体。我与他们感同身受，而对身披白袍的医生同僚们没有多少认同。我和病人一样惊慌，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已不再有“新生临床实习项目”，可是我今天之所以能成为这样的医生，多半与那一年的经历有关。从那时起，我就总是先从病人的角度出发，并且常常用怀疑甚至惊骇的眼光审视当前的医疗体系，清楚地意识到其中的问题。
***
医学院二年级的第一天，我第一次走进解剖实验室。往后要再过十二个月，我才能再见到活生生的，还呼吸着的病人。我身处一群刚刚大学毕业，有些忐忑不安，嘴里说着俏皮话的医学院新生之间，简直忘了自己也曾那样年轻过。
我揭开塑胶床单，掀去福尔马林浸泡过的亚麻布，眼睛微微感到灼热，可是不如想象中那样难受。这是个老妇人，消瘦佝偻，皮肤蜡黄，跟我死于胰脏癌的外婆一样。看着她，我知道，临终前她也与癌症搏斗过。诊断出来了，治疗过了，最后还是没能治好。医者大多在面对生者之前，先踏入死者的世界，而我则走了相反的方向。
我碰了碰她的手，继续赶自己的路。
《》第一部分 直面医学伦理（1）
直面医学伦理
那一年实习快结束时的某个周一上午，住院医生对我说道：“你准备好星期五在‘M＆M’讨论会上报告里瓦斯病例。”我全身的肌肉一阵紧张，我知道我将要面对什么。
“里瓦斯？”我疲倦地在脑海中搜索着这个病人。我明白，一旦我被要求在每月一次的“双M”（死亡与并发症）讨论会上报告病例，那我肯定是在某个环节上出问题了。我自认还是记得那一年犯下的每次错误的，那是我在医学院外的第一年，也是我可以合法地称自己为医生的第一年。
我从医学院毕业了，还算不上训练有素，然而在急诊室、门诊、病房与我所工作的加护病房，由我照料的病人我都要负主要责任。我当时口袋里总带着一沓索引卡，每张卡片标有一个病人的名字与病历号，对于我被指派去提供某种医疗服务的每一位病人，我都在卡片上密密麻麻地亲笔记录下来。现在，我反射性地拿出索引卡开始翻找。
“彼得·里瓦斯，”住院医生说，“你大约六个月前在‘绿岛’为他看过病。严重高血压，上周因肾衰竭入院，现在七楼。”
“我一点也想不起来这个人……”我说。
“查看一下他的病历，准备做报告。”医生摇着头走开了。
“绿岛？”我想起来了。这个地方很久以前也是医院，现在（1974年），这幢破旧的建筑几乎完全废弃，只剩下一间全天24小时不休的现场挂号“急诊室”。之所以加了引号，是因为这“急诊室”不过是一条摆放了五十几张橘色塑胶椅的走廊，走廊的尽头是两间破旧的诊室。患者几乎全是讲西班牙语的底层平民，他们要坐在那里好几个小时，等待被派来轮班的两个实习医生。重病号不归这里管，救护车会将他们送到离这里很远的郡立教学医院。当然，不时有病情危急却不自知的患者，与其他患感冒、喉痛、头痛等小毛病的病人一起坐在“急诊室”等候。
有天凌晨三点，我总算要看完排着长龙的病人，架子上只剩下一份病历，我还有最后一个名字要喊。而那个可怜虫竟然睡着了，张着嘴巴，沉沉地坐在橘色椅子上。我大声叫他的名字，没有回答。我走到他身边，发现他已经死了。他被直接送进停尸间。要我在“双M讨论会”上报告的病例肯定不是这个，因为他根本没来得及接受任何照护或者治疗。
《》第一部分 直面医学伦理（2）
实习期间，我需要到“绿岛”三次。此时我已完成两次任务。每次任务为期三周，按工作三十六小时休息十二小时轮休。“绿岛”没有老资格的医生和工作人员，我们这些实习医生只能自力更生。
我讨厌到这里轮班，事实上，所有的人都讨厌来这里。那些日子里，“绿岛”代表着医学院训练中最大程度的盘剥——盘剥需要医疗服务的患者，盘剥被派去提供医疗服务的实习医生。
记得第一次到“绿岛”轮班的那三个星期，我简直要崩溃，被一群讲西班牙语的病人围绕着，根本无法沟通。每次高喊一个名字（往往还念错了）——不管是希梅内斯、萨拉查、爱思喀米拉，或安吉拉——我得想方设法找个能说双语的职业护士、注册护士或者护士助理帮忙，请她们陪我去诊室。这样我才有可能了解病人的病史，而80%的诊断结果都是靠病史做出的。可是这些工作繁忙的护士助理总有别的事要做，难得有空帮忙。
所以到第二次轮班时，我不得不做了许多额外的准备，学了足够的基础西班牙语，以便能大概了解病人的病史；掌握常见的身体检查用语，比如用西班牙语问：“你哪里痛？怎么痛？”可即便如此，我仍然感觉没能完全听懂病人的陈述，漏掉了不少重要的信息。
我开始将诊疗过程记录下来：看了多少病人，其中多少人只说西班牙语，他们有什么症状，我做了什么诊断，谁需要到走廊后方那间只有八张床位的狭小观察室接受治疗，谁被送到了郡立教学医院。
手头有了这些资料，我约时间与“绿岛”主管见了面，对他描述了我的困境，告诉他自己恐怕无法胜任工作，可能漏掉重要的病症。我建议请个英西双语员工来急诊室翻译。主管看了一眼我带来的资料，似笑非笑地听着，仿佛这些话他早就听过。
“医生，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假如向‘绿岛’派驻双语翻译员，你觉得到你值班时能多看几个病人？”
我尽力按捺住自己不平的情绪。刚才我已让这位主管医生看了我细心收集的数据。资料显示，在我三十六小时的值班时间里，平均要看一百五十名病人，另一名实习医生也一样。
“我将减少接诊的病人数量，”我说，“我可不想把来你医院的人当成牲畜一样看病！”
“不要再跟我提翻译员的事情。”他怒气冲冲地回答。
《》第一部分 直面医学伦理（3）
我火冒三丈地离开他的办公室。然后，给医学院院长，也就是我的课程主管，写了封信。院长说了好多话回复我，大意就是让我闭上嘴继续干下去。我也想过给当地报纸写信反映情况，但我当时已心灰意冷了，而我的精力也只够让自己撑过每一天。
这时，我想起了父亲告诉我的他早年在当铺工作的情形。我决定像他那样，克服困难，好好利用这段实习时间。我还记得父亲是这样告诉我的：离高中毕业还有六个月的时候，你奶奶硬是把我从学校拖出来，要我去当铺工作——我书虽然读得不好，但也只差六个月就读完了。可是你奶奶不让，我从此就再没回到学校……没多久我就想通了，我对自己说：“既然我的人生命中注定是这样，那我就应该好好把握它。”儿子，我领悟到的这人生功课希望你将来用得着……
父亲坚持过了，应对过了，工作过了。比起他的人生，我在“绿岛”遇到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在贝萨尔郡立医院的七楼护理站找到里瓦斯先生的病历。他几天前因为血压高到280/130住进医院，年仅五十岁。他没有糖尿病，也未曾发作过心脏病或中风。我快速浏览了他的体检报告，发现他的肾功能很弱，只能达到正常情况的25%，估计很快就得洗肾，最终可能需要进行肾脏移植手术。但他的血压为何如此之高？
我在体检结果的下一页找到了答案。二十四小时尿液采集分析结果显示，里瓦斯先生患有一种少见的腺肿瘤，这是一种良性的嗜铬细胞瘤，但是会产生高浓度的类肾上腺素，导致恶性高血压。患者如果一直未被诊断出来并接受治疗，这种畸高的血压会伤害肾脏，最后引发中风、心脏病与肾衰竭。如若能在早期发现肿瘤将之切除，这种病倒是能百分之百治愈。
因为我没能诊断出这种病，里瓦斯先生失去了治愈的机会。病历表的最后一页是我六个月前在“急诊室”做的记录副本，那是我第一次在“绿岛”轮班。里瓦斯先生那天来看诊，主诉是头痛，血压值是220/110。我的记录里，没记载我曾询问他是否出现嗜铬细胞瘤病人的其他常见症状，如潮红、盗汗、心悸。我没有问，是因为我不知道要问，还是因为我不会用西班牙语来提问？
当时，我将里瓦斯先生带到观察室，先静脉注射以降低血压。几小时过后，他的头痛症状消失，血压也正常。然后，我让他服用了口服药物，又观察了十二小时。他的血压维持正常值，肾功能也一样。我没有要求采集尿液。
诊治完毕后，我打电话到门诊部，要求秘书为里瓦斯先生安排两周内复诊的时间。这种新病号的复诊安排一般要等上好几个月。里瓦斯先生离开“绿岛”时带了三张处方，还有门诊的预约复诊单。里瓦斯先生并没有来复诊。按照在同样环境工作的医生们的习惯说法，里瓦斯先生“主动与我们断线了”。假如他当时如期复诊，其他医生（经验应该会比我丰富许多）也许就会发现他的血压高的问题应该做进一步的诊断。
《》第一部分 直面医学伦理（4）
我到病房看望了里瓦斯先生，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三个女儿和一个小儿子）围坐在他的床边看电视。里瓦斯先生显得很放松，他的血压目前已恢复正常，只等着把肿瘤拿掉。我再次做了自我介绍，我们都没有认出对方。我握握他的手，用西班牙语告诉他“保重身体”。
周五上午的“双M讨论会”很快到了，我累得都忘了紧张。此前整整一晚我都在心血管加护病房待命。我太累了，知觉都有点麻木，感觉主管也不再那么可怕了。
在研讨会上，我从“绿岛”初次为里瓦斯先生诊治开始，报告了这个病例。身穿白大褂的各色医生纷纷起身，问我早已料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不错，我知道在有持续性高血压症状的患者中有极少数人长了嗜铬细胞瘤：美国当时大约有两千万到四千万高血压患者，其中每年会出现五百到一千一百例嗜铬细胞瘤患者。不错，我当然知道寻找出高血压患者的可治愈病因很重要，即使发现的几率小之又小。不错，因为我的失误，我的病人将需要进行肾脏移植手术。
我在一屋子白大褂面前作完报告后，主管发话了：“医生，我想你从今天起不会再误判这个病状了吧。”
他想要我怎么回答呢？
问题是，这个医学教育体制想通过胁迫和内疚使初学者获得教训。里瓦斯先生之所以会肾衰竭，真正原因正是这个充满缺失的医疗系统。在经费不足、设施短缺情况下工作的实习医生（现在称为第一年住院医生）过度劳累、筋疲力尽，他们不光要应付专业知识不足的困难，更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克服语言与文化的沟通障碍，怎么能够完美地执行任务，尤其是在缺乏督导与监管的情况下。今日的情况比起三十年前或许已有所改善，然而并不是因为医学院自身进行过检视与改善。如果说教学医院的医疗服务水平有了提升（最近一份研究显示，受训医生所犯的错误中，半数以上都是由于缺乏监管），应该说直接源自患者对这些机构所提出的诉讼，控诉由于超负荷工作的住院医生所导致的伤害与死亡事件。
当然，在我长达七年的医学训练期间，从未揭露过这种体制上的弊端——未曾在“双M讨论会”上讨论过，也未曾在我参加过的其他讨论会上讨论过。
《》第一部分 直面医学伦理（5）
我现在决定直言不讳，以我久处医界所积累的直觉与观点。至今，我仍然自责没有对里瓦斯先生的病情做出正确的诊断。我当时应该让他住院，尽管在强效降血压疗法出现前，我为许多血压像他一样高的人看过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很想让我的前主管知道，我行医数十年，检验过数百位病人的尿液，社会也为此付出无法计算的成本，却再未发现一例嗜铬细胞瘤患者。即便这样，我还想让我的前主管知道，我会继续检查下去，不论管理人员会怎么说，不论保险精算师怎么抗议“多余化验”，这都是医生的职责所在，是正确的作为。
每年秋天，我会与一群新入学的医学院新生见面。他们要上的第一堂课是医学伦理课，由得克萨斯大学健康科学中心（位于圣安东尼奥）的医学人文教育与伦理中心教授。他们将被要求阅读和讨论英国诗人W.H.奥登与美国诗人W.S.默温的诗歌、蒂莫西·奎尔医生与葛文德医生探讨医患关系的散文、俄罗斯作家契诃夫和美国医生作家理查德·塞尔泽的短篇小说。我们通过一些特别典型的病例，让新生知道医学伦理的四大原则——病人的自主选择权利、有益性、不伤害、公平正义——这些将指导他们日后与病人及其他医护人员形成良好的关系，指导他们在医护系统、医学研究活动中正当、合法地行动。
接下来我们会给他们讲丹科斯·柯瓦特的故事。柯瓦特年轻时是个空军飞行员，在一次突发事故中严重烧伤，双目失明且肢体受创。柯瓦特意识到这将对自己的生活造成难以承受的困难，于是明确表示拒绝治疗，以求尽快离开这个世间。可是不管他如何抗议，各方还是无视他的请求。三十年过去了，他仍然健在，并且持续不断地讨伐医界。现在，他是名律师，为给病人争得自主权而奋斗。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医护系统仍然经常忽视谁才是最重要的角色。
在课堂上，我们还会一起观看《心灵病房》这部电影。我们会越来越恐惧地发现，薇薇安·贝宁教授，这位志愿参与实验性卵巢癌化疗法的学者，是如何在主持实验的医生们对自我利益的追逐中，从活生生的个体变成了冰冷的实验样本。从这部电影中我们发现：医生“寻求解药”的这种热情，也就是“有益性”原则，往往会与另一个原则“不伤害”发生冲突。
《》第一部分 直面医学伦理（6）
接下来，讨论医学伦理的第四条原则：公平正义，也就是社会和分配的公正性。新生不久就会到一所照顾贫困病人的郡立医院工作，那里肥胖症、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癌症患者络绎不绝。这个医疗机构不仅资金缺乏，所处的州也是医疗资源缺乏得很，每四个公民中就有一个没有健康保险，比例居全美之冠。2006年的医护资源报告中，这里的医疗状况是亮红灯的。其实，美国所有的公众医疗系统都面临类似的财务问题。
主要课程结束后，我会与二十人上下的小组互动，请他们讲讲自己与医生，与我们的医疗体系接触的亲身经历。他们会谈到过世的祖父母或是生病的父母的故事，谈到上门服务或在病房看诊的爱心医生，谈到与不苟言笑、冷漠或能力不足的医生接触的经验。这些有抱负的新生多半希望从事家庭医学、内科、小儿科或老年医学，自愿到西班牙裔社区的卫生所服务，或是前往美墨边境的工厂。暑假期间，他们会到更远的印度、非洲、墨西哥、南美洲的健康机构工作。
我还与这些年轻的学子们谈内疚，谈我们的医学教育体制是如何通过严格的军队般的等级制，把造成恶果的责任想方设法推卸到下层。医生这个行业有其加深内疚的方法。在我受训的那几年，从没有人告诉过我，别指望自己不犯错。事实上，我一再接收到相反的信息。我认为，指望医学训练和医疗实践完美无缺是一种有害的态度，只是这种态度至今仍然盛行医界，也许，在这个诉讼连连的年代更是如此。
接着，我告诉他们我自己的故事——我在“绿岛”的经历。
《》第二部分 医生的墓园（1）
医生的墓园
父亲从未希望我上医学院。
1967年，我刚念完大二。经过过去一年的种种波折，我开始步入正轨，各门课程也有了起色。这时候，生态学这个当时还比较新的专业进入了我的视野。我选修了“进化生态学”这门课。任课的教授对我颇有好感，他那时刚好申请到一笔资金，准备研究亚利桑那州沙漠的啮齿类动物生态情况，所以邀请我暑假期间担任他的研究助理。我一口答应下来，暑假到亚利桑那州与他会合。我那时才十九岁，还从来没坐过飞机。
这件事我暂时没有告诉父亲。暑假我在家待的日子不过一周多，每天跟父亲到当铺工作。当铺关闭前的那几年夏天，我都是这么过的。
周六晚上将近10点的时候，我们总算忙完一天，开车到雷斯特镇路的曼德尔商店停下，准备买点东西回家路上吃。我要的是咸牛肉黑麦三明治，里面夹有卷心菜沙拉与俄式佐酱。父亲则要了硬面包圈与犹太丸子汤。
“儿子，说说你在学校的情况吧。回来好几天了，你还没跟我好好聊过呢。”
我知道机会来了，就说：“上学期选修了生态学，我发现自己挺喜欢这门课的。”
“这个我知道，我看过相关的文章，”他说，“好像是讲生物如何适应环境……反正是类似的东西。”
“没错。爸，我知道了好多东西……”
“那最好不过。儿子，你应该考虑干这行，去当大学教授，别上什么医学院了。当医生有什么好，永远都没有自己的生活，身边一天到晚总是些病人和快要死的人……”父亲毫不讳言他对医生的反感。
“爸，”我趁机说，“教生态学的教授给了我一个机会，邀请我暑假到亚利桑那州和他一起做研究，为期两个月，可是我知道，咱们的当铺是多么需要我的帮忙……”
《》第二部分 医生的墓园（2）
“你跟这位教授一起吗？”
“我将跟教授和他的家人一起。他已拿到研究费用，并答应给我报销机票钱，而且还有补助。”
“你喜欢这个人？”
“很喜欢。而且他也喜欢观鸟，认识好多好多鸟类。”
“嗯，那就这样定了，”他说，“你去亚利桑那吧。”
两年后，当我必须在生态学和医学之间做抉择时，家里的当铺没了，而我最终成为一名医生，走上了照护他人之路。
在我行医的最初几年里，我只坚持这样两个信念。一是我希望自己成为“真正”的医生，任何成人可以到我这里诉说他的不适与病痛，然后得到完整的评估——一个准确的诊断，最起码给出可能的病因或“DDx”诊断清单，以及一个后续计划，直到找出确切的病因，给出详细的治疗方案。我希望在最艰难的时刻，仍然能陪伴在病人的身边，不只是值班的那24小时，是一生一世。简言之，我要当一名真正的医生，而不是技术人员。
我当时确信的第二个信念是，我绝对不要当“LMD”（LoaclMedicalDoctor）医生。我的导师用这个词来戏谑那些自行开业的医生，他们时时误诊、虐待病人，抛弃他们，最糟的是看一次诊就收费一次。当然，这里有偏见，因为教育年轻医生的医学科学家多数是术有专攻的专科医生，在自己的领域中有特定的研究兴趣，当真看诊的话，也不会替大量的病人看病。
这个偏见根深蒂固。如果我受训时没有忙得焦头烂额，或者出身医生世家，我也许会看穿这个偏见。可是我那时就像一块医用海绵，忙着吸收知识、效仿态度，完成医学训练。无论对错，当时我打定主意，绝不走开业医生的路。
我做住院医生受训的日子已经过去足足三十年了，现在的我，不折不扣地就是一名开业医生。事实上，自从在离受训的大学附属医院不到1英里远的地方租办公室，看第一名病人的那一刻起，我就当上了开业医生。尽管当时我并不承认这一点，认为自己绝对不是良师们嘲弄的那种医生。而且我知道，在我所居住的城市有成千上万像我一样的医生，他们大多都能为病人提供良好的医护服务。多年以来，我与众多同行一样，以身为开业医生为荣，尽管有时我会对自己的专业能力有些不自信。
《》第二部分 医生的墓园（3）
我在医学院结识了我的第一任妻子莱斯莉。那一年，我们这一班总共录取了150名学生，仅有7名女生，她便是其中之一。莱斯莉聪明可爱，个性狂野，我不敢相信自己竟能赢得她的芳心。念医学院的第二年，我们便结婚了，毕业后又一同到圣安东尼奥，在同一间医院当住院医生，她在小儿科。我们选择就业的医院的一项重要原则是：各自所在的科室允许我们调整自己的值班表，以便我们每周能选择一个晚上或周末在一起度过。大多数医院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请求，因为他们倾向于认为，婚姻和家庭对医生来说是次要的。
莱斯莉在第三年怀孕，临产前才请了一星期的假，生下了我们的第一个女儿贝琪。有了宝贝女儿需要照顾，那年的下半年我们都在手忙脚乱中度过：妻子在医院待命时，我就留在家里照顾女儿，隔天我上班时她就留在家里，第三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团圆。那是我们婚姻生活中最甜蜜的时刻。
夫妻俩一起开业行医是我的主意，莱斯莉对此持怀疑态度，担心得从此忍受长时间的工作与压力。我却是这样想的：共同经营一间诊所可以维持我们对事业的热情，在那里，她照顾新生儿与小朋友，我负责照护家长和祖父母，她的病人长大以后也将由我负责。我们俩合作是天衣无缝，哪有失败的道理。
住院医生训练结束后，我们放了两周假，回东岸探望家人。我们回来后，1976年7月12日——这一天也是我们结婚六周年纪念日，我们的诊所开业了。开业的头一年，我们的第二个女儿埃米莉出生了。在这每周需工作80小时的时期，急诊室不时传唤我们，晚间总有几十通电话彻夜不停，周末还要加班待命。不用说，我们还得带俩孩子。等到所有这些事情做完后，我们夫妻俩能留给彼此的时间简直没有。唯一让我们感到慰藉的是，诊所的生意相当不错。
我们建立起这个小家庭的头几年，莉娜姨婆（她是我外婆的妹妹）每年冬天会到圣安东尼奥待一个月左右。贝茜外婆是家族的大家长，勤勉、坚强而又温柔体贴，对我的关爱更是毫无保留。贝茜、莉娜姐妹的家族聚居在波兰边境附近的犹太村落，1909年，姐妹俩一起来到美国，莉娜当时才7岁。莉娜姨婆与她那做裁缝的丈夫朱利斯住在纽约皇后区，朱利斯因患慢性肾炎而早逝。莉娜和朱利斯育有两个孩子，艾琳与阿尔文。朱利斯死后，莉娜靠为附近的有钱人家带孩子，撑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第二部分 医生的墓园（4）
一直以来，莉娜姨婆都是我最敬爱的女性长辈。贝茜外婆（只有贝茜外婆能透过我当时那容易紧张、瘦巴巴的小孩的脸，看出潜藏在我身上的某些特质）过世后，莉娜姨婆成了外婆的替身，每到冬天，我们家就引颈期盼她的到来。莉娜姨婆一来，我们一家就能过上顶幸福的日子。她住在客房，不仅负责照顾我那两个年幼的宝贝女儿，还为我们准备美味可口的羹汤、炖鸡、犹太布丁和面包。每当我们结束一天的工作，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时，飘溢着香气的美味早已准备好，就待搬上饭桌。这样的日子从莉娜姨婆71岁、我32岁时起，持续了好多年。之后她有一两年没来，推说自己太累了。莉娜姨婆87岁时，我说服她再次来看我们。她第一次看起来与她的年龄一样老，拖着脚步走动时，两腿一直颤巍巍抖个不停。为了表示对她的敬重，她一来，我就带她和在圣安东尼奥的所有亲人去餐馆吃饭。她舍不得我为那些昂贵的菜肴掏腰包，只点了沙拉。我们吃完饭向车子走去时，她一直挽着我，哪知才一放开就因路面的坑洞跌了一跤，肋骨折断，刺穿了一边的肺。
她必须在加护病房躺一个星期，等到返回纽约还需要更多的休息，才可完全恢复。每天巡房，我会检查她的状况，听听她的心音是否正常，查看肺部有没有积水，摸摸肝脏和胰脏问她痛不痛，捏捏小腿的肌肉找寻血块。
“你是要看遍我的全身呀。”她假装埋怨道。可是她不觉得难为情，让她的外甥孙伺候她，她觉得是件骄傲的事情。
莉娜姨婆的身体状况发生了许多变化，比如走路时步伐改变，身体总微微颤抖，脸部表情越来越僵硬，我怀疑这些是帕金森氏综合征引起的，所以开了些药给她吃。此外，我让她停掉她所居住的纽约皇后区那一大堆所谓“专家”给她开的药。终于，她准备回家了。
“我想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们了，”她说，“现在我也成了无用的累赘。本来我可以帮你们做饭，烤藤蔓饼，还有点用处，现在我总给别人带来麻烦。”
“莉娜姨婆，”我说，“我们每年请你过来，不是只要你做饭给我们吃！孩子们很爱你，我也只剩你这么一个‘外婆’。”
她想了想说：“好吧，看在贝茜的分上，到时我还走得动的话，我会再来。”
第二年她并没有来，她女儿艾琳打电话给我说：“你见到她肯定认不出来了，她现在是个老太婆，吃不下也睡不着，成天坐在那里发呆，不可能再去看你了。”我挂念她的状况，不久就找了个机会，请了几天假飞去纽约。
《》第二部分 医生的墓园（5）
见到莉娜姨婆的模样，我着实吓了一跳。穿在她身上的衣服就像挂在衣架上一样，她的表情空洞，头发如乱草。本来就矮小的她显得更加瘦弱。我俯身拥抱她。
“让你看到我现在这副模样，真让我难为情，”她说，“知道你要来，但我实在没力气再为你做一顿饭，连只炖鸡也做不了了。”
“莉娜姨婆，”我说，“我来你这里不是为了吃饭的。你的外套在哪里？来，我们像以前一样去公园散散步。”我在壁橱里翻找。
“我不去，”她说，“我不想让邻居看见我现在的样子。”但她的手却伸到柜子里，使劲抽出那件老旧的棕色大衣。
“穿上它，现在跟我去外面走走。”我紧紧挽住她的手臂。
我们走得很慢，因为她的步伐颤巍巍抖得厉害，我随口说这里看起来永远都一样，“好像不会老”，以为她会开玩笑说居民们都老了。可她并没搭腔，只是点了点头。由于是残冬，寒风还凛冽地吹着，我们一同坐在公园长椅上，我揽住她的肩膀。
散步归来后，我要求看看她吃的什么药。我才发现，她不再服用我开的药，又回头吃一大堆我认为她不需要的药丸。
“莉娜姨婆，”我说，“我不会放弃你的！你需要好的医生，还得看看心理医生，你整个人都变了，成天闷闷不乐的。”
“我才不需要什么心理医生！艾琳为我和她自己已经找过好多心理医生。可她的神经焦虑一点没减轻，而且抽烟厉害得像个烟鬼。”
“现在讨论的不是艾琳，”我大声喊道，“我要看到你得到治疗！”我试着让自己平静下来。
“你不用管我这个没用的病老太婆了！”她说。
当我走进浴室，把她现在吃的所有药丸——堆积如山、令人眼花缭乱的止痛药、安眠药、利尿药，还有非处方的药草——统统扔进马桶冲走时，莉娜姨婆知道我是认真的，她从没见过如此浪费的行为。
我开始打电话，很快就找到两三个我曾经接触过，感觉医术还不错的精神科医生。在艾琳的协助下，我们安排好莉娜姨婆到老年科、神经科、精神科看诊的时间，同时处理好交通问题。我要这几位医生务必将治疗的情况随时通知我。偶尔，我会在配药等事情上提点小意见，这些药我手头一有，便从诊所寄过去——告诉莉娜姨婆这些是用来“弥补我用马桶冲掉的药丸”的。
《》第二部分 医生的墓园（6）
不到半年，莉娜姨婆就恢复到过去我所熟悉的那个样子。恢复健康的她又开始忙碌起来。她到当地医院做义工，替病人推轮椅，帮忙喂食食欲不振或无法自行进食的人，而且乐此不疲。她还加入附近犹太教堂的妇女团体，出席午餐会，旁听演讲与讨论会，再次严格遵照犹太教规烹煮食物。
次年冬，她将满89岁，我邀请她再次来圣安东尼奥。那时，她正忙着参与妇女团体的义卖活动，但答应很快就来。她告诉我她非常享受现在的这种生活：“过去那么多年，我都替有钱人家的太太们照顾小孩，错过了那么多好时光！现在我要好好享受享受了。”
生日临近时我给她送了玫瑰，她打电话来道谢，同时又对我说：“以后不要再送了，我已经过了太多的生日！”
“你要是答应明年来看我们，我就不送了。”我说。
“如果我还能活到那时候，我就去。”
“好，我需要你。”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有多么需要莉娜姨婆。
现在，我要讲一件至今不能释怀的憾事。那是我当医生的第十八年，一个星期五早上，我接到一位资深女病人（我为她看病好多年了）的来电，说她30岁的儿子杰森病了，请求我先帮他看看。
“求你了，温诺克医生……我很担心他，他现在没有固定看诊的医生。今天给他看看吧！”
我为杰森看了病。他有糖尿病，可是当天症状并不明显：有点恶心和肠胃不适。他的体检结果正常，各项化验值也无异常。
“杰森，”我对他说，“也许你感染了某种病毒，但我现在还没发现什么严重的问题。这几天还是只能吃流食，周末时吃泰诺。周一我再看看你的情况有无变化。万一出现什么状况你赶紧去挂急诊，那边的人会打电话找我。”
“好的，医生，谢谢你今天替我看病，我妈妈也非常感激你。”
星期一早上，当我正要穿上工作服时，杰森的母亲打电话来。杰森年轻的妻子发现丈夫死了。“天啊，很抱歉，真的很抱歉……”我只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冲到我的办公室，耳际的脉搏猛烈地跳动，胆汁几乎涌到喉头。我重新检查了记录和化验结果，没有发现异常之处。他们验了尸，还是没发现问题。直到现在，我依然不明白杰森死于何种疾病。我参加了他的葬礼，陪他母亲一起落泪，拥抱了一下他的妻子，再次告诉他们我很遗憾。
《》第二部分 医生的墓园（7）
这件事使我毫无胃口，而且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体重一下子掉了20磅（约9公斤）。我变得郁郁寡欢，连孩子们也无法让我开心起来。我每天虽然照常工作，但每个病人都使我困扰，我对自己做的诊断也变得怀疑起来。回到家里，我常常直到深夜还坐在客厅暗自神伤。妻子终于受不了我了。“你该振作起来了，”她说，“你看你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于是我预约了精神科医生。
接着，我收到一名当地律师的信。这名律师的肖像被印在室外广告牌上，俯视着人群，也出现在电话簿的封底，下面写着一行红色的粗体字：“你或你的亲人遭受了不当伤害吗？”他要求我提供杰森的病历资料。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解脱——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接受惩罚——尽管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可是一定有某个地方出了问题。有人起诉我，肯定知道问题在哪里。
可我把相关资料备齐送出去后，就再没接到后续消息。显然，律师和他聘请的专家团队没有找出控诉我的理由。按说，我应当高兴才对，可我就是不能原谅自己。这样的事情居然发生在我的病人身上，我算什么医生呢？杰森的母亲继续过来看病，每来一回，我们就一同哀悼一回。我的体重依然在下降，我依然无法成眠。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莉娜姨婆再来看我们的时候到了。90高龄的她竟然独自前来，我带着轮椅在候机室入口处迎接她。一见面，莉娜姨婆就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
“你这是怎么啦？生病了吗？你工作也太不要命了！纽约的医生从来不这么玩命！”
我想转移话题。“你看起来气色真好！”我说，“比上次好多了。”
“我这条命可是你从鬼门关带回来的，”她用力亲吻着我的双颊说，“所以不要说我的状态看起来有多好，小心夸出什么毛病来。倒是你——你怎么变这么瘦了！”
“饶了我吧，莉娜姨婆，”我说，“我正在减肥，想减掉几斤肥肉，降降胆固醇……所以吃得跟素食主义者差不多……”
“那好呀，我刚好有手绝活，可以用青豆做素肝片，很好吃，”她说，“味道还跟真的一样。”
紧接着，她问我：“拿个轮椅来干什么？”
“我带这个来，是怕你万一太累或没办法走动的时候用。”我说，
《》第二部分 医生的墓园（8）
“我想你是不需要它了吧？”
“空姐也问我需不需要轮椅，我回答说:‘在我两条腿可以走路的时候干吗需要轮椅？’”
我伸出手臂让她挽着，短暂的拉扯后，将她手上的东西接过来，然后朝行李区走去。为避免谈到我，一路上我告诉她家人的近况：两个女儿即将上大学，当然还有我的父母亲。“我父亲不能见到你了。”我说。
“他真的很体贴，”莉娜姨婆说，“我所有的外甥女里面，就弗朗西斯嫁得最好。”接着又哀叹道：“唉，我的艾琳，我不敢相信我还有个70岁还没结婚的女儿。”这时我们已走到了行李提领区，刚好我这时也没有精力讨论艾琳的事。
“莉娜姨婆，你的行李是哪个？有多少？”
“就一件，一小件行李。一个人两星期哪能穿多少衣服？我可不是艾琳——她要是去哪里待两周，得带五大包行李——我的行李就是这个。”就是她坚持自己提，我已经抢过来的这件行李。
自那次病人死亡事件后，我每周都去看心理医生，持续了6个月。我开始服药，不断对医生谈起我的父母、我的童年时光，以及失去贝茜外婆时那沉痛的悲哀。我坚定地告诉医生我的婚姻生活毫无问题，我对我的职业也很满足，除了压力大外。
“我不知道自己对这件事为什么始终无法释怀。”几乎每次去看诊，我都对精神科医生这么说。
一天谈话结束时，心理医生向我靠过来。
“我想告诉你一个人生秘密。”他轻声说。
我在椅子上坐直，洗耳恭听。我一直等待有人来为我指点迷津，现在我就要解脱了。
“这辈子，”他说，“你无法为别人的幸福负责，除了你自己的。”
我静坐了一会，仔细琢磨他说的这句话。真有道理！我觉得心底深处有什么东西已经改变了。
“好，”我说，“没错。”我站起来与他握手，他说下周同一时间见。
当我走到停车场的汽车前时，已经想不起他对我说了什么。
《》第二部分 医生的墓园（9）
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莉娜姨婆接的，我说：“我赶不上了，晚饭不要等我了。”
“我们会等你，”她说，“今天是安息日。”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放下车库的卷帘门时，已经8点多了。我走进厨房，看到了其乐融融的场景：一位银发老妇人正用长勺把犹太面丸汤盛入碗里。家传的黄铜烛台点起了烛火，烤鸡的香味从烤炉飘出来，白色餐布覆盖着面包，等着配上作料。
“快洗手准备吃饭，你一定饿坏了。”莉娜姨婆说。
莉娜姨婆在一旁看着我吃。她好像随时准备跳起来，拍一下我的肩膀，好让我把食物吞下去。我一直吃，直到感觉肚子塞满了，可是还剩下大半的食物。
又一个不眠之夜。我独坐客厅，根本没发现莉娜姨婆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她放下手里的托盘，上面有鸡肉三明治、茶和藤蔓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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