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浩然之气。
一九五四年暑假，我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进台湾大学法律系司法组，读了不到一年，又
不想念了，乃重施故技，自动休学。痛快了几个月，然后考入台大历史系。
历史系是一个神秘的系，它可使狂者愈狂，捐者愈猖，笨者愈笨。在我没进去以前，我
听说这系最好；等我进去了，我才发现它好的原因。原来它是台大那么多个系中，最容易混
的一个系：上上课，抄抄笔记，背一背，就是成绩甲等学生；逃逃课，借抄笔记，背两段，
就是成绩乙等学生；不上课，不抄笔记，不肯背，也不难及格，就是丙等丁等学生，李敖之
流是也！
到了历史系，我真的安定下来。除了每学期终了要硬着头皮敷衍一阵考试外，其他时
间，我就乐得自由自在自己读书，或是跟一些好朋友游山、玩水、喝酒、吵架、深更半夜坐
在校园草地上，直谈到天明。然后诸豪杰一一困了，由宣告不支者出面，掏出烧饼油条基
金，大家再共襄盛举，最后的早餐一毕，纷纷做鸟兽散，各梦周公去讫，或是留给潜意识去
做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革了。
历史系毕业后，我开始做预备军官。一年半的军队生活更凝固了我个人的思想与悍气，
我在野战部队中吃过一般预备军官不太容易吃到的苦，可是我很坚强。快退伍的时候，姚从
吾老师正好做“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研究讲座教授，问我愿不愿意给他做助理研究
人员，我那时正愁走投无路，当然表示愿意。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我坐上回程的军舰，九
天以后，又回到了台大。
台大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走回来，大有物是人非之感。过去的老朋友、老情人
都已高飞远扬。我徘徊了一阵，在学校附近找了一间小房，四个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
上举，我订名为“四席小屋”，颇得俯仰之乐。晚上从研究室走出来，整个的文学院大楼一
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负，忍不住要叹一口气。有时候，陈宝琛那两句诗就从我嘴边
冒出来，正是：
委蜕大难求净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我的“四席小屋”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最多时候一天有十四个客人，附近环境又
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孩子一大堆。我虽在陋巷，但自己却先“不堪其扰”起来。熬了四
个月，决定下乡。选来选去，在新店选到了一间小房，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于是我装满
了一卡车的书，开始搬家。
新店乡居是我二十六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给了我深刻思
考的机会，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我曾细想我该走哪一条路，怎么走这条路。
我从小在北平长大，文化古城与幼时环境使我在智力上趋向早熟，我在六岁时已能背
《三字经》，十岁时已遍读《水浒传》等旧小说，十一岁时已看过《黑奴魂》（《黑奴吁天
录》）等翻译小说，小学六年级时我已有了私人的理化实验室，并做了全校图书馆馆长。
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课外书的习惯，也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一九四九年到台湾时，
我的全部财产是五百多本藏书，（其中有许多东北史地的材料，因为那时候我不自量力，竟
想著一部“东北志”！藏书中还有李玄伯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是我初一时买的，
我万万没想到在七年以后，我竟在李先生的课堂上，用这书做了教本！另外还有一册郑学稼
先生的《东北的工业》，是我小学六年级时买的，我也万万没想到在十四年后，我竟被这书
的著者大骂，直骂到我的“令尊堂”！）这些早熟的成绩，使我很早就对教科书以外的事务
发生极大的兴趣，使我很早就有了“优宗周之陨”的孤愤。
初二以后我就读台中一中，我的大部分时间全部消耗在这个中学的图书馆里。这个图书
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我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对一般书籍有了不
少的常识。最使管理员们惊讶的是，我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就可以鉴定一本书是上
海哪个大书店印的，这是我在teen－age中，最得意的一门绝技。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长大，也慢慢对中学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观环境来说，我总觉得
我所经验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平时的残余记忆，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平的中学生不
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就主观感受来说，我读的课外书愈多，我愈觉得
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更不要提高IQ较高的学生了。中学的教育制度、教
授法、师资、课程分配等等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我在十年前高一的时候就给《学
生》杂志写过一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在那篇文章里，我曾对杜
威那种“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有着极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
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决心不想拿这张中学文
凭。
以“在野”之身，我开始向往台大，向往大学教育会带给我一点补偿或安慰，一年以后
我走进这个学校的校门，呼吸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我一度感到满足。
可是，很快的，大学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谓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
等教育尤有过之，尤其是我身历其境的文法学院，其荒谬、迂腐已经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
六七个大学外文系的大一英文的教师甚至搞不清William Saroyan是准；而法律系的一些师
生，却连Hugo La Fayette Black都不知道！
我在学院里生活，可是却对学院的空气感到十分不满，大学教育带给人们的不该是读死
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它应该真正培养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
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是，事实上，大学教育在这方面可说是失
败的。今天的大学生很少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他们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
义，然后走进教堂或舞会，在教堂里，他们用膝盖；在舞会里，他们用脚跟，他们的神经系
统已经下降，他们不会用脑筋！
带着失望的心情我走出大学，进入军队。一年半从戎投笔的生涯在我的生命里掺进新的
酵素，它使我在突然问远离了学院、远离了书卷、远离了跟民间脱节的一群。在军队生活
里，我接触到中国民间质朴纯真的一面，而这些质朴与纯真，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
早已是教科书上的名词。这段经验使我愈来愈感到大学教育的失败，在退伍归来，我写着：
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成愈冷淡。大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
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
不论我怎么苦恼，我毕竟是学院出身的人，学院的影响在我身上留下了巨大的烙印，使
我的职业与方向不能有原则性的修改。所以在一年半的民间生活之后，我又回到学院里，翻
开了《大藏经》，摊开了《宋会要》，找出了《东方学报》（ACTA
ORIENTALIA），想用坐拥百城的丹铅方法，掩埋我内心的波澜与寂寞。
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上的皱纹与稀疏的
白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我忍不住油然而生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
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我似乎不该不跟他走那纯学院的道路，但是每当我在天
黑时锁上研究室，望着他那迟缓的背影在黑暗里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间我自己：“也许有更
适合我做的事，‘白首下书帷’的事业对我还太早，寂寞投阁对我也不合适，我还年轻，我
该冲冲看！”
于是，在寒气袭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桥头，天空是阴沉的，没有月色，也没有垦
光，山边是一片死寂、一片浓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像要压到我的头上来，在摇撼不定的
吊桥上，我独立、幻想，更带给自己不安与疑虑。但是，一种声音给了我勇敢的启示，那是
桥下的溪水，不停的、稳健的、直朝前方流去、流去，我望着、望着，不知刊。么时候，出
现在我眼前的溪水已变成稿纸，于是我推开《窃愤录》，移走《归潜志》，拿起笔，写成了
投给《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是在去年十一月一号发表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十三个月了。十三个
月来，我给《文星》写了十五篇文字，给《传记文学》写了一篇，总数虽不过十六万字，风
波倒惹了不少，不虞之誉和不虞之毁一直朝我头上飞来，大有“折杀奴家”之概！
我是本性嘻嘻哈哈的一个人，嘻嘻哈哈的性格使我不太能用板着面孔的方法去做人处世
写文章。在认知上，我有相当的理智训练，但这种训练不太能驾驭我情绪上的自由自在，在
情绪上，我是有宗教狂热的人。表现这种狂热的办法在我有两种：一种是强者的豪迈；一种
是犬儒式（Cynic）的愤世嫉俗。在前者，我喜欢有几分侠气的人物，田光、侯赢、朱家、
郭解、王五一流人，他们虽然不属于这个时代，但他们的片羽吉光却是我们这一代的最好营
养；在后者，我喜欢第欧根尼（Diogenes）、喜欢伏尔泰（Voltaire）、喜欢斯威夫特
（Swift）、喜欢萧伯纳（Bernard Shaw），喜欢他们的锋利和那股表现锋利的激情。
这种激情使我对传统的伦理教育感到不耐，我们的传统是“君子”式的“儒”，在这种
传统底下，为一般人所称道的人格标准竟是态度颧预的厚重、庸德之行、庸言之谨、逆来顺
受、知足安命、与世无争、莫管闲事、别露锋芒、别树敌、别离经叛道。要敬老……这些标
准上铸造出来的人格是可以想像的。所以在中国社会中，我们看到最多的是三种人，第一是
乡愿，第二是好好先生，第三是和事老。至于等而下之的巧言令色之徒、巧宦、走狗、奴
才、文警、小人、马屁精、笑面虎，那又更不知道有多少。痛快的说，这些人绝对不能把咱
们国家带到现代化，咱们若要真的振作起来，非得先培养愤世嫉俗的气概不可！愤世嫉俗并
不是什么要不得的事，尤其我们这个死气沉沉的老大民族，我们怎么配说愤世嫉俗要不得？
社会给青年的教育，不该是先让他们少年老成、听话、做烂好人。应该放开羁绊，让青年们
尽量奔跑，与其流于激烈，不可流于委琐；与其流于狂放，不可流于窝囊，老一辈的人自己
做了“德之贼”，怎能再让青年人做乡愿？不让生龙活虎的青年人去冲、去骂、去诅咒、去
上当、去摔跤、去跌倒……试问我们哪里去找朝气？社会上不让青年来做急进的、爽快的、
大刀阔斧的言论与行动，试问哪个持盈保泰的老头子还有这种劲儿？苟能使整个国家年轻活
泼到处是朝气，其中有一些青年发几句狂言、道几句壮语、做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傻事，这
又算得了什么？
在这种认识之下，我觉得上了年纪而又没有朝气的人，实在应该有鼓励青年的雅量。我
说这话，并不是建议他们纷纷走上日本传说中的“姥弃山”，自杀以谢国人。我只是觉得他
们大可不必大惊小怪神经兮兮，中国绵羊性格的青年人再狂妄，也可以使这一代的老不争气
的人颐养天年的！老不争气的人实在应该痛感于他们的落伍与失败，死心塌地的缴出棒子或
收起老调，至少不要再想拦路，大模大样的教训人。何况在目前的现状下，由于人浮于事粥
少僧多，青年人施展抱负的机会实在受了很大的限制，十年代、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稍后的
青年人，摆在他们眼前的道路与境界比较宽广，一个学成还乡有志教育的人，弄到个中学校
长干干并不是难事（我父亲就是一例）。即使做中学教员，生活的优裕也远非今天所能比，
钱穆做中学教员时代的薪水，已不是今天的中学教员所能想像。在整天想尽办法为衣食奔走
的清苦主活里，我们不能苛求为什么今天的中学教员不能进修、程度低落。何况一个青年
人，大学毕业出来，找个中学教员也非易事（我个人就是碰壁的一个），运气或关系好的找
到了，哪里还敢不在“教学进度表”下诚惶诚恐的帮忙执行制式教育？哪里还谈到什么学术
研究？偶尔有力争上游的人；能出境的要为一日三餐出卖廉价劳力，仰洋人鼻息、度苦闷岁
月；不能出境的挤进高等学术机构，每月静候救济金式的补助，恭恭敬敬小小心心的在老前
辈集体领导下做小学者，甚至参与“学界分赃”，逃避现实，等待升迁，可是他们能等到什
么时候？在老不倦勤的“照顾”之下，他们一点也没有施展的法子！
以上举的例，只不过是青年人中在知识上智慧上比较优异的，而他们的前程就已如此胶
着、如此晦暗，其他更广大的一群的彷徨与苦闷，自然更别提了！
从我十四岁到台湾开始，我亲身在这种世风、学风与文风里长大，并且亲眼看到这一代
的儿童、少年与青年如何在长大，在恶补化的小学教育里、在模子化的中学教育里、在毫无
性灵的大学教育里、在一窝蜂的留学考试里，我依稀看到这是一个悲剧的起点，一个恶果的
下种。这个悲剧和恶果也许必须在这一代“当家”的时候，才能明显的看出来。我们的上一
代承受了老祖宗们留给他们的悲剧的恶果，现在我们又要承受上一代，眼睁睁地静候他们的
导演和耕耘。十三年来，我对上一代的所作所为已经肤尝身受，我要但白说，我失望透顶！
在《老年人和棒子》里，我爆发了我的忍耐，对上一代，我提出了三点疑虑：
第一、从感觉上面说，老年人肯不肯支出这一棒？
第二、从技巧上面说，老年人会不会支出这一棒？
第三、从棒本身来说，老年人交出来的是一支什么棒？我担心的是，老年人不但不肯把
棒支出来，反倒可能在青年人头上打一棒！
这些疑虑对我说来，不但完全应验，并且更有“亲切感”——在我继续写文章的时候，
各种号码的棒子就纷纷朝我头上打来！
第一号棒子打过来的是某国立大学文学院院长所声言的：“李敖骂我们不交棒子！其实
李敖有什么东西？我们要交，也不交给李敖！”这话由朋友转述给我，我听了，忍不住好
笑，我说：“交棒子的意思是上一辈退位，这一代抬头，岂是狭义的给我李敖一杯羹？我李
敖也许如他所说一无所有，如果有，那我唯一的东西就是证明他们的东西不是东西！也许我
可以用莎士比亚Othello里那句I am nothing if not critical来骂我自己吧！”
三个月后，我的一段话最能道出我这点微意。
我从来不敢说我的文章是“学术性”的，我也从来不敢说我讲的是“中外君子标准的词
令”。我写文章的目的之一是想告诉人们：那些有赫赫之名的“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人物和
他们那些一洋洋就数万言的大文章，似乎也非学术性和君子级。他们只是使一些浅人们以为
他们那样的“文字”才是“学术”、他们那样的“词令”才是“君子”。从而尸居大专教
席，把持君子标准，装模做样的教训年轻人，这种伪善我看得大多了，也实在看不惯了。因
此我要写些文章去撕破他们的丑脸，告诉他们李敖因非似“学者”、“君子”，阁下亦不类
“君子”、“学者”，还是请下台来，给学术宝座、君子神龛留块净土吧！
这段话看来虽然不太斯文，但却真是实情。我最讨厌装模做样，如果在“伪君子”和
“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事情上表现
得“一马当先”——当先去做“坏人”。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我二十岁时父亲的去世。我父
亲死后，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可是我不肯这样为“吊者大
悦”去做“伪君子”，我的丧礼改革在二千人的送葬场面前挨了臭骂，可是我不在乎——我
是“真小人”！
可是，在咱们这个伪善的社会，做“真小人”也良非易事。在“伪君子”的眼中，“真
小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觉得，这个“真小人”的人并不小，他后面一定有后台大老
板。于是，他们开始猜。
最先猜是胡适，后来觉得不像是胡适，乃是胡适的第二代，是胡适的学生姚从吾；后来
又不是姚从吾，是姚从吾的学生殷海光，而殷海光就是《自由中国》杂志上的反调分子！后
来又觉得殷海光也不对；于是又拉出一个吴相湘，最后，吴相湘为流弹打着，躺在地上变成
了“社会贤达”，他们好像有点抱歉了；于是，“祸首”转移，又变成了陶希圣！
陶希圣是“现任”幕后主使人，看着吧！不久他还要被他们解职洗冤，另外替我换一个
老板！
我有这么多的老板，我真“抖”了！
这就是我所亲自领教的上一代的君子们对我的可耻手段。这种手段，不管是“传统派”
的、“超越派”的，乃至“托洛斯基派”的，都是异曲同工的大合唱！
真是合唱！想当年胡秋原和徐复观互骂，现在他们又眉来眼去了！郑学稼和任卓宣斗
嘴，现在他们又眉目传情了！他们这些同床异梦的人儿如今按捺住性子举行“联合战线”，
目的说破了，不过在打击李敖和他们选定的背后靠山而已！我看他们带了一批唆暖一窝蜂地
写文章、一窝蜂地下馆子、一窝蜂地涌进司法大厦，我真忍不住窃笑！恍然大悟我活了二十
六年，今天才知道什么叫做“疑神疑鬼”！他们这样子乱棒围剿、恶言栽诬，我只觉得他们
可怜。我在答吴心柳先生的信里，曾这样的批评他们说：
就是这些人，他们居然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扮演了一副角色，直到六十年代的今日，还
在跑他们的龙套。这是何等可怜！又何等可悲！
他们代表上一辈中最好勇斗狠言伪而辩的一群，也是既不择手段又神经过敏的一群。以
他们那种悲惨的身世与遭遇，他们已经无法了解什么是独立的人格，更无法想像真正的男子
汉是一副什么模样？他们总以为一个六十年代的年轻人一写文章，就一定有后台老板的撑
腰，他们自己靠大树靠惯了，看到别人独来独往，他们就觉得别扭了！
从某些角度看，这些爱舞文弄墨的上一世代的人儿还算是高明的，因为他们比起另外一
批老顽固来还算不顽固。另外一批老顽固是义和团式的国粹派，这批人的迂腐与酸气，简直
使人吃不消；与这些老顽固相映成趣的是一批新顽固，在新顽固的编织下，台湾变成了十足
的“文化沙漠”，报纸上的陈腐舆论、文坛上的八股文艺、杂志中的烂套掌故、学校里的肤
浅师表……到处被他们搅得乌烟瘴气！
在这种世风、学风与文风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是可怜的！他们缺乏营养、缺乏气魄。可
是这不能怪他们，该怪的是环境与教育。充满了失败经验的上一代人们没有理由责备这一
代，像郑学稼先生所高调的：
今日台湾的同年龄的青年，不能想像〔有“浪子”气质的〕那世代人所干的事。一个国
家的青年，骑单车，以太保太妹的姿态驰骋于西门町和衡阳街，总不是这国家的需要！
（《文星》三十八号，《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镜子》）
不错，就算这一世代中的“太保大妹”“不能想像那世代人所干的事”，但是我们却知
道“国家的需要”似乎也不是“那世代人”的盲动与乱来，那一世代的英雄们曾为国家乱播
了一阵种子，如今他们虽然表面上以“浪子”回头的姿态出现，并警告这一世代说：“老子
过去的事不准研究！研究就是帮助敌人，破坏团结！老子就要告你诽谤！”但是这一世代的
青年人并不在乎。这些，他们知道，他们是清白的，他们没为国家做过孽！他们今日的缺乏
营养与气魄，是战乱流离的必然结果，这个责任，要由上一代来负！
什么样的环境与教育便会造出什么样的人才：在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中，我们已经找不
到像十年代蔡元培一般的典型人物，死掉一个蔡元培，我们便找不到第二个人能代替他；在
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中，我们已经找不到像二十年代傅斯年一般的典型人物，死掉一个傅斯
年，我们便找不到第二个人能代替他；在六十年代的环境与教育中，我们不能苛求为什么这
一代青年竟表现得如此缺乏营养与气魄，“太保太妹”这么多！我们要追问：“此水本自
清，是谁搅令浊？”
在上一代人的午夜梦回们心自问的时候，他们不能想像他们一手造成的“文化沙漠”
里，竟会长出仙人掌。但是令他们吃惊的是，即使在这种风气底下，一些仙人掌居然能挣扎
出来，朝他们讥讽、向他们抗议。他们的感情上处心积虑的想把这些奇花异草压抑、铲除，
甚至“捉将官里去”！但是在理智上，他们不得不纳闷，纳闷地寻思：“这真是奇迹！”
同样感到是奇迹的，是这一代青年人自己。他们没想到在浑噩的环境中他们竟聪明；在
催眠的教育中他们竟苏醒，他们从浓妆艳抹的上一代的手中拿到了脂粉，但他们却不跟着老
妖怪们学习美容，他们知道如何打扮自己、如何淡扫蛾眉！
当然他们很警觉，他们知遣现在是一个帽子乱飞的时代！他们知道三十年代的文人陷害
异己是不择手段的——这种人最喜欢把自己戴过的帽子朝对方头上戴。这一代的青年们对跟
那些时代的泡沫们穷缠并没有兴趣，因为他们志不在此！他们有他们真正的远景和抱负，有
他们现代化中国的蓝图。他们只愿意跳过这些时代的泡沫，希望这些大老爷们别来绊脚，如
果大老爷们硬不识相，有时也必须在他们脑袋顶上拍一拍，好教他们清醒点，把路让开！
在宽广浩瀚的前程中，老不成器和老着脸皮的上一代们，都不是新时代知识分子的“敌
人”，因为他们早该是旧时代枝头的落花飞絮，早该凋谢、早该销声敛迹、早该躺在床上，
背一句臭诗一一“看射猛虎终残年！”
迷失一代的青年人必将回归到愤怒的一代，他们之中，浑噩的终将聪明；沉睡的终将苏
醒；缺乏营养与气魄的终将茁壮。这些转变的酵素不待外来，他们必须靠自己！
做为一个现时代知识分子的小角色，我自知我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热心的小人物，一颗满
天星斗的小星。能力与际遇的安排也许只能使我做一个吵吵闹闹打打前锋的小战士，在愤怒
的青年人中，我深信会有大批的主将到来。如果我有点自知之明，我会知道我不是一个“勇
士”。有多少次，在深更半夜，我笑着对自己说：“我不是‘勇士’！从某些观点来看，也
许我是‘懦夫’。如果我不是‘懦夫’，我不该向那些时代渣滓们消耗我的精力！在‘水深
波浪阔’的时代里，我是多么渺小！多么无力！又多么短暂！我只能在环境允许的极限下，
赤手空拳杵一杵老顽固们的驼背，让他们皱一下白眉、高一高血压，大概这是我最大的能耐
了！我还能怎样呢？”
这低调，实在是我的基本态度。这种基本态度的形成对我来说是很当然的事。我在忧患
里长大，精神上，我经历过“太保太妹”们不太能经历的苦痛。个人的理智训练与宗教狂热
在我所经历的环境底下，已被我浓缩或转换成大多的消极与愤激，多少还夹杂着一点玩世和
不恭。另一方面，生活的压迫使我接二连三历经着苦恼的副业——从写蜡板到送报、从进当
铺到案牍劳形……这些生活未节在无形中增力，我精神上与精力上的负担，虽然起码的坚韧
使我不会倒下去，但是我也不太容易站起来，这大概也是我低调的一个来源。大概以我的能
力与际遇，我一辈子也不会喊“后来居上”、“超越前进”的高调，这是非常不可救药的！
但我的低调也有好处，这就是可以满足一个小人物的自我清高。一个低调的人经常的表
现是消极的不合作主义、杯葛主义、麝一般的自毁主义、宁为玉碎主义、不妥协主义、陶渊
明主义。在乱世里，这种低调而坚强的态度也未尝不是既苟存性命又勉强做人的一法，有时
候在我看来，这甚至是唯一的方法！可叹的是，今日洁身自爱的知识分子中，连陶渊明那种
可以，‘养廉”的“将芜”之“田园”，都不可得了！
虽然是穷光蛋，可是也要穷得硬朗，老一世代的人们也该想到新一世代的青年人中，也
会有“贫贱不移”、“风骨嶙峋”的硬汉，不要光是拿细人之心度人！只要老一世代的人不
老眼昏花而死，他们总会看到这一代卓越知识分子的人格与风范。这些并不是他们身教的结
果，这是他们的造化！
十三年来，我从儿童变成少年，从少年变成青年，困扰与苦难并没有使我忽视这十三年
来的众生相，也没有使我这低调人生观高调一点点。我的消极是：自己不做乡愿，中国少一
乡愿；我的“积极”是：打倒几个”伪君子”，宣布几个“伪君子”是乡愿。如此而已。我
深信的人生哲学很简单：能少做一分懦夫，就多充一分勇士；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戴一次
假面；如果与覆巢同下，希望自己不是一个太狼狈的“坏蛋”；如果置身釜底，希望自己不
做俎肉，而是一条活生生的游魂！
由十三年来的沉思默察转到十三月来的文坛争战，我已经饱受攻击和低毁，不管流弹和
棒子怎么多，我还是要走上前去。两句改译的印度古伽拉德青年诗人的话经常在我的耳边响
起，那是一一
你已经吞了不少苦药。
请再勇敢的喝了这杯毒酒吧！像一个卖药游方的孤客，我走到这社会里来，十字街头是
那样晦暗，我打开背囊，当众吞下了不少苦药。观众们说：“恐怕药太苦了！”我说：“怕
什么呢？我吃给你看。我还有一杯毒酒！”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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