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香蕉共和国（Banana Republic）、盖普（GAP）、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以及阿贝克隆比 （Abercrombie）等。甚至在这些衣服运离印度之前，其条形码和价格标签就已经被粘好。
兴都喇训练有素的员工能生产出900种不同风格的衣服，他们能随着西方流行时尚的变化而改变制衣的技巧。他们为老一代人缝衣服时会在特制的织布上绣花、镶边，而做年轻人的牛仔裤时又会在上面猛烈拍打、再撕几道口子。看着这些工人带着一脸的困惑在粗斜纹布上跳来跳去，使它们变得不堪入目，我的这次工厂之行变得颇为有趣。“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在做好一条牛仔裤后又必须将它扯成不像样子，” 兴都喇说。他拿起一件精致的棉质衬衣，上面已经粘好了85美元的价格标签和玛莎百货的商标，“如果这件衣服是在英国缝制，它的成本至少是300～400英镑，”他说，“今天如果你的竞争对手将他们的生产外包给印度或者中国，那么你别无选择，只能追随他们而去，否则你就会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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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标准来看，兴都喇的工厂可以称为“复杂制造业”。印度的出口成衣不是像中国一样在那些大型的劳动力密集的工厂里生产，需要雇用几百万人，而是在像戈卡尔达斯出口公司一样的小型工厂里生产，仅需雇用几万人。兴都喇雇用了3.3万人。他说如果在有数百万有文化的劳动力的中国办厂，那么他的职工总数将接近20万。他的工人大多是女性，工厂还带有一个医疗中心和托儿所。“我们尽量不雇用男人，相比之下，女人更可靠，” 兴都喇说，“有过这样一个案例，我们曾有一个男工，他是个酒鬼，于是我们把他开除了。他提起上诉，我们花了15年和大量本可以用来经营企业的时间才赢得了这场官司。”
迪内希·兴都喇在复杂制造业上的竞争优势是印度经济矛盾的贴切例证。他可以雇用许多高质量的毕业生，这些人能立刻熟练掌握时装设计软件，于是他们就可以在电脑上设计时装。由于他们还能说流利的英语，因此可以在巴黎、纽约、伦敦和米兰大型的时装发布会上推销自己的设计。结果，兴都喇就会比他的中国同行挣到更多的钱。但是他会注意尽量不扩大职工规模，因为在印度劳动力是一种沉没成本。在印度，做出雇用职工的决定之前，你必须确信自己拥有足够的耐心来应对长坐绝食，还必须准备充足的诉讼费用。“如果我要扩大规模，一定是按照资本密集型的方式而不是劳动力密集型的方式，”他说。
兴都喇先生的经营还有另外一个特点，这在印度其他纺织企业也非常普遍。由于小规模的家庭手工业往往能得到大量的财政支持和定期的激励机制，为了使它们维持在较小的规模，兴都喇要把他的生产线分解到遍布班加罗尔的各个小型的生产单元中。与他的中国同行相比，他还必须为除了棉布以外的所有布料支付更高的特许权税以及关税，棉布则作为印度民族身份的象征而得以幸免。而他的中国竞争者不需要支付这些税，也不用将生产线分解，兴都喇别无选择，只能生产高级成衣，即意味着必须使用更多的复杂技术。因此，他已经被迫向高附加值链买进了。“我们这样发展是因为比中国拥有更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说英语的大学毕业生，”他说，“我们在生产廉价成衣方面无法在价格上与中国竞争。”
我的第二次有趣的工厂之旅是到一个位于清奈的印度成衣工厂。清奈是印度最南端的泰米尔纳德邦的首府，泰米尔纳德邦与斯里兰卡岛相隔一衣带水。这家企业为美国最流行的女士内衣“维多利亚的秘密（Victoria’s Secret）”和其他内衣商生产内衣。同样，这个工厂的员工几乎都是女性。他们的工作服保守而拘谨，但他们生产的胸罩和丁字内裤却远不是这样。和戈卡尔达斯出口公司的职工一样，这家德国与斯里兰卡合资的企业——内衣时尚（Intimate Fashions）——的工人也必须时刻注意调整缝制的技巧。而且它们的大部分材料都必须从国外进口，从法国进口蕾丝和从德国进口布料。“我们有情人节装、夏装然后是冬装——订单一直在变化，”经理说。与印度的北部诸邦不同，泰米尔纳德邦几乎所有的劳动力都是受过教育的。这是一个管理相对完善的邦。泰米尔纳德邦政府还成功地在当地放宽了一些劳工法令，因为印度的联邦宪法给了印度的各邦首府相当大的调整空间。因此，内衣时尚可以更快地扩大它的员工规模，而如果它的厂址设在其他地方，这就不可能实现。令它的许多身材匀称的女裁缝师们感到困惑的是，她们缝制的内衣正变得越来越小。
印度不断壮大的制造业也可以从它的制药业和生物科技业略见一斑，这两个行业的人才同样来源于这个国家为数众多的理科、工科和技术方面的大学毕业生。在印度西部城市普纳，普纳瓦拉集团（Poonawallah Group）拥有的血清研究中心（Serum Institute）每年为联合国提供近一半的牛痘疫苗，用于为发展中国家数百万名儿童接种。这个研究中心最初是从普纳瓦拉家族的养马场分流出来，位于这个城镇的赛马跑道附近。马匹能够自然产生用于人类破伤风接种的血清。今天，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儿童中每两个就有一个接种了这个研究中心生产的各种疫苗，如：狂犬病疫苗、脑膜炎疫苗、麻疹疫苗、风疹疫苗和破伤风疫苗等。这个全球性的重要研究中心的员工仅有几百人，几乎全是大学毕业生。但是印度医药业的优势不仅仅在于生产比西方便宜的普通药物。印度制药企业正在向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申请的专利多于其他任何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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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最大的汽车配件厂商巴拉特铸造公司（Bharat Forge）距离血清研究中心仅几英里。这家企业向欧洲、中国和美国出口汽车引擎部件和底盘，它将自己的优势立足于其员工中的软件和工程技术人才。在中国车间里的工人比他们的印度同行创造的产值多，但是得到的报酬却比他们低：中国基础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要低许多。与戈加尔达斯出口公司一样，为了在竞争中占据有利条件，巴拉特铸造公司已经转向需要更高技能的生产。由于使用了信息技术和工程技能设计更复杂的汽车部件，它具有更强的竞争性。这是整个汽车部件制造业的代表性趋势。印度的汽车部件出口产值很有希望从目前的30亿美元跃升到2012年的200亿美元。 但它仍然是资本集中型的企业。巴拉特铸造公司证明了印度可以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但是它还无法证明印度能使它的广大民众脱离贫困。
印度有着极为与众不同的经济。它的联合钢铁工厂已经成功地将美国和日本的同行挤出印度。它最好的私营医院能成功地为富裕的阿拉伯患者实施大脑手术，也能为年老的英国“医疗旅游者”置换髋关节，这些人为在英国国民医疗服务机构的长时间审批备感沮丧，因此选择到印度进行手术。呼叫中心的员工通过电话或电脑授权，就可以接收或拒绝来自地球另一端的美国投保人高达10万美元的保险索赔。它的医药部门依赖印度本土的研究和开发就能生产世界顶级的新药品。但是大量的印度农民依然生活在如非洲般的生活水平上。不到100万的印度人在IT和软件业创造的外汇收入，远多于几亿农民在农业出口方面创造的收入。
与前几十年相比，近15～20年印度经济的高增长率的确已经成功地帮助更多的人脱离贫困。根据印度政府的统计数据，1991～2001年，印度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中的人口比例已经从35%降至25%，而且自2001年以后这个百分比降得更快了。印度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在普遍认为有更高行政效率的南部各邦以及西部地区，在有组织性的和非组织性的服务业以及制造业，创造出了比以前更多的就业机会。正如印度的许多情况一样，印度的经济画面也不能简化为一个单纯印象。
然而，与许多人口统计学家的期望相反，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不同的是，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加快时，它的城市化进程却减慢了。1981年，印度城市人口的比例是23.7%,而到2001年，这个比例仅增加至27.8%。 当然，按照其他国家的标准来看，移居到城市中的人口数量依然很大：1991～2001年间，有7 000万的印度农民迁移到城市中。然而，“让人感到吃惊的是，当大家都在期望城市化进程加快时，它却放慢了脚步，”印度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印度中央银行副行长拉凯什·莫罕（Rakesh Mohan）这样写道。“原因之一是印度不完善的经济政策，它使城市就业率的增长受到抑制，另一个原因是僵化的政策阻碍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
印度的一些商业领袖认为，印度农村与城市间的经济鸿沟最终会对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2004年，曼莫汉·辛格邀请印度最成功的IT企业之一、印度软件服务公司Infosys的首席执行官南丹·尼尔卡尼（Nandan Nilekani）加入一个有关城市化的特殊工作组。在印度的领导人中，辛格认为更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以及更强大的制造业对印度未来的成功至关重要。尼尔卡尼曾将他自己的100万美元投入到一个改善班加罗尔（Infosys所在地）的城市化管理项目中，这次他又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辛格的请求。
“印度的许多精英人物依然太过看重农村，尽管事实上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生活在农村的。” 尼尔卡尼坐在他在班加罗尔的办公室里，边喝茶边说。
在我看来，他们犯了非常危险的错误。印度必须以比我们目前做到的更快更好的速度城市化，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是这个星球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的。印度无法超越这种趋势。而即使它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应该这样呢？印度农村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农村无法为人们提供工作，而且永远也不会。因为农业改革意味着机械化耕作和工作岗位的减少。农村是低种姓人们的一个陷阱，它是一种监狱。除非我们以比目前做到的更快更好的速度城市化，否则我们将无法完成印度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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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到过印度游览的人都会震惊于城市贫民窟的悲惨景象，这些贫民窟在走出机场的那一刻起就刺激着他们的感官。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印度人主动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而这些人完全可以回到农村过着给牛挤奶的生活。但是绝大多数的印度人却甘愿这样做 ，虽然有些人是因为自然灾害或修建大坝而被迫搬到城市。在他们看来，即使生活在最肮脏的贫民窟也比生活在农村强。尽管印度的城市规划欠科学，也无法提供大量稳定的工作，但是在许多生活在印度农村的人看来，城市为穷人以及低种姓的人们提供的经济以及社会机会依然是难以想象的。超过1亿的印度农村居民没有任何自己的土地，其中许多人在未来几年想要搬到城市中，不管贫民窟的情形是否已经得到改善。
“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是将人们送回到农村，这在一个民主社会是行不通的，” 南丹·尼尔卡尼说。
问题的关键在于改进城市管理的质量以及为穷人提供真正的工作岗位。城市中的精英阶层用最先进舒适的设备装饰他们的家，然后他们想把当初帮他们的梯子撤走，剥夺其他人享有类似生活的权利。除非我们为民众提供大量的工作，加快经济的增长率，否则每个人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我们必须面向未来。
印度的经济呈现出一幅分裂的画面，一边是中世纪的穷困，一边则拥有21世纪的高科技。令人更为困惑的是印度的精英阶层是1991年经济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但你会发现他们是旧式思维的最坚定拥护者，这种思维可以被称为特权阶级现代化、农民阶级封建化。阿茹娜和尼克希尔对印度农民的观点集中于普通民众的“共享民主”，如果将他们归为封建主义的拥护者，则不免有失公允。在各种类型的农村浪漫主义者中，他们站在进步的一端。这些人中有来自高种姓阶级的行政人员，他们的观点阻碍了人们对城市进行更好的规划；也有IT行业中南丹·尼尔卡尼的同事，他们认为如果数字革命扩展到农村，人们就不需要迁移到城市了（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观点）。 然而众多的迹象表明农民——包括印度北部的农民——都不赞同这种观点。许多穷困的农民在城市里找到临时的工作，于是他们可以往家里寄钱，而他们的家庭还留在农村。这就是为什么印度官方统计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减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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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德里最高政府部门的走廊到昏昏欲睡的地方官员的法庭，印度的政府机构和法律部门有着一些明显的共同点。它们从不会在你的生活缺席，除了真正需要它们的时候。如果你仅浮光掠影地观察政府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状况，那么你绝不会想到它正在经历一场软件业的革命。你看到的不是电脑，而是成群的人们在漫不经心地翻阅着文件；不是真空吸尘器，而是低种姓的清扫夫在小心翼翼地擦去你脚边的尘土。如果你想见某位官员，不是具体安排一次约会，而是告诉你“只要来就行。”是的，但是在什么时间？“别担心，只要来就行。”你不可能在等候室里坐着等，来这里请求办事的人排的长队已经溢出屋子，塞满了走廊和外面的庭院。每个人都期望着抓住那些大人物的几分钟时间，因为只要他们的几句话或是一个签名，就能为你的几百个无眠长夜或是几千个毫无意义的电话划上句号。你见到的不是公仆——无论是市政的还是其他的——而是主子。
这就是为什么我去拜访印度行政局的一位高级官员——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的公路局局长库里安（V. J. Kurian）时，问了两遍才确信自己找对了地方的原因。库里安备受尊敬的功绩之一是修建了科钦（Cochin）国际机场，科钦位于印度最南端，殖民时期曾是一个港口，我此行就是要与他谈论一些关于机场的话题。刚走进他的办公处时，我确信一定是弄错了地方，这里没有雇工在搬动那些用线捆住的布满灰尘的文件堆，没有嘈杂且古老的电传打字机，取而代之的是时髦、宽屏的电脑；这里也没有请愿者等候在这位大人物的办公室外面，寻求机会见他。库里安从他的办公室里走出来，对我说：“对不起，让您久等了，快进来请坐”，这时，我的两个疑惑都打消了，但同时又有了一些新的困惑。两分钟以后，采访就正式开始了。幸运的是，库里安愿意让采访大大超出原定的时间。同样幸运的是，库里安先生和许多印度人一样，在接受一名外国记者采访时不会保持沉默。这一直是个让我很欣赏的特点。
在印度，如果你不是对贪污过于敏感，并且不是很在意工程的最终质量，那么负责修建一个机场或是一个公共项目，都是很轻松的。因此在这方面，负责1992年科钦国际机场的库里安曾经是并且现在也是一个异类。由于他顽固地拒绝遵循这种游戏的一般规则，科钦现在拥有了一个干净且高效的国际机场。与印度其他机场不同的是，它还是个盈利的机场。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库里安不得不去解决一系列充满攻击性的障碍。“最艰难的时候是我被一位高级官员召唤过去，”当我们大声咀嚼着香蕉片、喝着加糖的办公室茶时，库里安告诉我，“这位官员要我放弃修建机场跑道的最低投标，而选择稍高的投标。在我说我不会违反规则时，他说我可以得到1 000万卢比（相当于20万美元）。我坚持自己的立场，这位官员最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不久，不出人们所料，库里安被调到一个不起眼的没有任何吸引力的岗位上。在印度，你不能随便解雇一名政府公务员，因此如果引诱不成，政客们通常会将公务员调到一个偏僻的地区或是安放到一个不起眼的部门。但是不到两年，由于机场严重亏损，库里安就被重新召回。到2005年，机场利润率达70%，主要是通过将零售商店签约外包给私人公司，收取高额费用，获利最丰的是免税商店。
到达科钦机场的感觉和初到库里安的办公室的感觉一样，让我充满了困惑。德里和孟买的那些机场曾让许多刚到达的外国客人对印度留下糟糕的第一印象。而科钦机场不同，它干净、光鲜、现代，这里的候机大厅并不需要24小时的人群疏散。但是，尽管有着专业化管理的名声，库里安仍然不时地受到一些来自部长们以及公务员们的“请求”的困扰。“有一次，当我拒绝雇用200个企业与电力部长推荐的人做机场员工时，他对我大发雷霆。我告诉他我已经把机场几乎每一个职位都外包给了私人企业，因此我没有权利雇用或解雇任何人。”还有一次，国有的印度航空（Air India）公司说如果不将地面保障控制——历来的赞助来源——承包给它，它就拒绝往来科钦的航线。这一次，库里安别无选择只能让步，但他在其他情况下总能成功。“如果你立场坚定，并且不介意他们把你调到任何地方，那么他们常常会对你无计可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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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印度，像库里安这样的例子极为罕见——一位政府高级官员有意识地约束自己及其同事们的权力，因此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我向他提起一个在印度广为流传的公式：M+D=C，即垄断+权力=腐败（Monopoly Plus Discertion equals Corruption）。对于一个每月挣42 000卢比（大约为1 000美元）的45岁的年轻人来说，完全可以从私营企业那里收取一小部分贿赂，提起这个爱因斯坦式的公式就等于暗示他打开话题。和印度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人一样，他提到了神的话题。“我只能将幸运和侥幸存活解释为命运以及神灵的眷顾——我是受神保佑的，”他说。我说他本来也可以拿走别人给他的东西，为什么很少有印度行政局的官员像他一样做呢？“这很难说，”他解释道，“正直的印度行政局官员为了不涉嫌贪污就什么都不做——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你就没有什么可贪污的。问题是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去做。”他说在喀拉拉邦有些人甚至崇拜受贿的官员，“他们认为如果你不想点生财之道，你就是个十足的傻瓜。”喀拉拉人甚至创造出一个词来描绘那些正直的官员——“潘文格尔”（pavangal），意思是心地善良道德高尚的人，但同时也有天真和容易受骗的意思。同样地，那些懂得如何给人贿赂的人被称为“布迪”（buddhi），意思是狡猾的，但同时也暗含着“将成年人与孩童区别开的辨别能力” 的意思。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词汇。
库里安认为，许多人低估了清理印度行政系统过程中的困难。
当我和左翼的朋友交谈时，我会告诉他们：他们的见解是错误的，“印度真正的剥削阶级是官僚。虽然他们是靠人民养活的，但其中大约有1%～2%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是人民真正的剥削者。”如果你看看新招入行政管理局的人，你会发现他们比我们那一代人更糟。他们会用直截了当的方式向你要钱，他们会要求你带他们到最具异国情调的度假村去吃喝玩耍，他们从不试图掩饰对金钱的热爱。现在他们总看到自己的朋友以及同辈们能在私营部门挣到多少钱，这就使事情变得更糟了。
似乎是为了使他的良心得到折磨，在我们的交谈过程中，库里安经常被电话打断。其中一个电话是另一部门的官员打来的，他要求库里安用他的权力，将那天下午他要乘坐的航班的公务舱座位升级。还有一位来自声名狼藉的进口税以及消费税部门的官员，他将要参加在机场举行的晚间招待会，因此打来电话要求让他及其同事享受免费的停车服务。库里安两个要求都答应了。“你能怎么做呢？”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说，“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而且于别人无害。”我对这些打扰来的正是时候感到好笑，也为库里安的诚实感到好笑。如果他不得不处理这些“很小的事情”，至少他是透明的。
我们的谈话也引发了一种思考，即在印度要驯服某种在许多方面仍然处于控制之外的力量是何其艰难，尽管自1991年曼莫汉·辛格废除了许可证制度以来，中央许多政府机构的权力已经有了极大的收敛。这同样让我想起了曾在1999～2002年任行政改革部部长（Minister for Administrative Reform）的阿伦·舒里（Arun Shourie）的一句评论。在谈起他在政府机构改革中所作的努力时，他说：“这就好像是要在南美洲的亚马逊森林中铺出一条道路来，我们刚前进了100码，丛生的灌木又会将它遮盖。”
人们努力改革一种体制，这种体制哪怕只有一点点改变，也会被某些势力竭尽所能阻挠，这样往往会产生一些闹剧似的效果。舒里就曾说过一个这种例子。 1999年4月，印度的钢铁部（Ministry for Steel）向舒里先生的行政改革部递交了一份正式的询问书。这个用了几乎一年的时间去解决、花费了印度一些最高级官员宝贵精力的严重问题，就是是否允许印度的公务员使用绿色以及红色水笔，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批注文件用的是蓝色或黑色水笔。
经历了几周的会议、磋商、做了备忘录以后，舒里部门的官员得出结论，认为这个问题只能由印刷局解决。又经历了三周颇有深度的讨论后，印刷局将文件返还行政改革部，并且建议说这个问题应该咨询培训与人事部（Ministry for Training and Personnel）。在这份文件送到该部门之前，又经历了三周的时间，因为勤勉的行政改革部官员需要花时间去考虑委婉措辞以应对印刷局。于是这个政府的问题历经曲折，经历了几周又几月，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开了一次又一次讨论会，最终得出了一个所罗门式的折中结论：“初稿起草时要用蓝色或黑色水笔。以后的修改过程用绿色或红色水笔，以区分最终的正确版本。”同时还规定了具体的等级制度：“只有联合秘书级别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在少数情况下（适时的宣布警告）使用绿色或红色水笔。”正如舒里注意到的，这是“一个贴切的官僚政治的解决方式：即使权力受到约束！”如果弗朗兹·卡夫卡把这种情形写入他的小说，批评家肯定会指责他过分夸张。
曾经有多家印度私营部门中的公司邀请库里安加入他们，并且提供了不错的薪酬。但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接受任何一家企业的诱惑。“在当今的时代，如果说我愿意为公共事业服务，听起来似乎有些傻，但这是事实，”最后当我要离开时，库里安说。有一度我在想，是否可以请库里安先生为我升级第二天飞回德里的航班座位。但是这种念头仅一闪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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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多年来，英国的地方行政区官员总自喻是“柏拉图式的卫士”， 他们是有意识地远离民众、但又护卫着民众利益的精英阶层。这完全符合皇家的目的，因为这是一种征集税收、维持法律和秩序的有效途径。但它留下了一种超然于民众之外的家长式作风传统，这在今天依然很明显。对于大多数印度人来说，以下这段着名的印度作家回忆自己童年时代的话，对描写19世纪的印度仍然很贴切：“在我们的头顶，是永恒不变的正义与秩序的苍穹，每时每刻都笼罩在下面所发生的一切之上。” 其他人则发现，人们对今天的印度的一种更为流行的看法，是将政府看成“像季风一样，是自然的一个方面”。 很少有人认为他们能战胜自然。
我曾经参观过许多粉刷得雪白的殖民时期的平房，现在是印度众多的地方“收税员”的办公场所——这些地方成了官员们在当地的总部，在那里他们既是当地的行政长官，又是上级主管在地方的左膀右臂。尽管在他们的办公室中悬挂的画像是甘地，而不是乔治四世，但如果一名19世纪的英国殖民官员来到这里，他的感觉肯定会像回到本国一样。这位官员的周围围绕着一群日工，而且如果没有一窝蜂似的随从人员跟随，他是不会到这个地区的任何地方去的。每到一个村庄，他（或是越来越多的她）都会被戴上一个由康乃馨、茉莉或是金盏草编织而成的花环，看起来就像电影明星一样。由于印度每个区（district）的平均人口几乎都是200万——比美国许多州的人口多——村庄很少有机会招待地方官员，因此村里的领导会竭尽一切能事，在短暂的时间中给他们的上级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便是这位官员的座驾——殖民时期的上面有红灯闪烁的白色大使牌轿车——自英国殖民统治后期以来也从未改变过。
今天印度行政管理局的许多官员眼光都很高，也常怀有提高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愿望，并以此激励自己。但是极少有人坚持住这一工作之初的理想。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地方官员将他们的工作描述成是打一场必败之仗，总是尽力挡开永无穷尽的恳请者、抱怨者、起诉者以及奉承者。就像克努特国王（King Canute）一样，他们无法让涌起的浪潮退下。和他们的英国前辈一样，他们往往来自其他地方，远离自己的朋友以及同辈人。他们整天甚至整夜地工作，因为在印度农村几乎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当腐败在印度越来越被人们当作正常状态接受之后， 也开始变得腐败。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他们工作的合理的一部分。由于在印度这些官员是不可解雇的，即使当地的人们确信一位腐败的行政管理局的官员做了某些不正当的事，他们对他往往也无计可施。
在上一章中，我们提到了阿茹娜·罗伊，尼克希尔·德，以及他们在印度一些最贫穷的地区组织的抵制腐败的机构——工人和农民权力组织。他们发起的使印度公务员承担起自己责任的运动，是到目前为止对深受殖民时期影响的官员的最大挑战之一，虽然那段时期谢幕距今已经超过三代人的时间了。我陪阿茹娜和尼克希尔到他们在拉贾斯坦邦的主要阵地贝阿瓦尔的一个大广场去，他们为了给当地政府制造压力，向公众公开政府开支，在那里分段进行了长达40天的长坐绝食。这项引起全国关注的运动远不是书呆子们所能想象的。在这样一个某些地方的公共救济资金会成为人们饿死与幸存的区别的国家，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妇女在进行了几个月艰辛的体力劳动后，依然得不到每天73卢比（大约1.73美元）的最低工资。另外一些人什么都不用干，名字却已经登记在政府的薪水簿上了。腐败的官员们将这些“幽灵工人”的工资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全当这些幽灵工人已经做过某些劳动，比如填公路上的坑洞，或是修建小型的“水坝”，而这些通常都是虚构的。在强迫当局公开政府开支的详细清单后，工人和农民权力组织开始核实政府提供的信息。他们发现，在一个负责管理好几个村庄的政府分支机构，650万卢比的公共费用中有450万完全是捏造的。这个村务委员会的名字叫做贾纳瓦德（Janawad）。
“那真是太具喜剧性了，”尼克希尔说，“那些政府官员把我们带到一座拦河坝，我们事先已经知道在他们的支出帐目上，这座大坝已经被写成了四座。而他们又带我们从另外三条不同的路去了三次，却希望我们没有发现这是同一座水坝。我们甚至都无法生气，只是感到太可笑了。”他们的调查发现了伪造的薪水簿、虚构的医疗诊所、根本不存在的学校以及成千上万付出了劳动却未得到报酬的劳工。由于被媒体大量曝光而备感尴尬的拉贾斯坦邦政府，极不情愿地承诺对所有的质疑进行调查。尽管这证实了工人和农民权力组织的发现，却没有一名公务员被解雇，更不用说被判有罪。尽管如此，在拉贾斯坦邦，贾纳瓦德一案已经成为怎样与官僚受贿作斗争的象征。“我们从不绝望，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步，”阿茹娜说，“将来的官员想要腐败会更难，我们已经提高了腐败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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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定期的抗议活动和集会中，尚卡尔·辛格这位木偶艺人和民间歌唱家创作了一些供农民们娱乐的歌谣，在拉贾斯坦邦的很多村庄已经广为流传。“他们（官员们）像西瓜一样胖，” 尚卡尔·辛格用北印度语向抗议的人群唱道，“他们的脸像西红柿一样红。他们所知道的是怎样做虚假的保证。把这些高鼻子人物的鼻子砍去。他们用薪水簿上的假名字领钱，他们偷去了我们养家的钱！”尚卡尔的演出中准备了割去鼻子的木偶，常常逗得村民们捧腹大笑。这是人们在活动中对印度民主的一种富有幽默感的不敬的展示。在印度，越是在基层，腐败的现象就越严重，政府公务员对人们的生活就越有控制力。这可以反映在投票人数上，越往地方一级，参与投票的人数就越多，而很少有人对全国大选有兴趣。仅仅管辖少数几个村的村民委员会的投票率，往往超过全国性选举的投票率。当我去拜访维仑德——我岳母的司机的家乡时，我吃惊地发现那里没有人知道他们下议院议员的名字，但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在邦立法委员会的代表是谁。
尼克希尔带我到附近一个叫做维杰普拉的村务委员会的办公室，这个村务委员会的领导卡鲁·拉姆（Kalu Ram）是工人和农民权力组织的一名成员，他属于“不可接触”的贱民阶级（Dalit），和政府中所有的政治党派都没有交往。他的办公室里有几把塑料椅子和一台不稳定的电扇。我们一直被不断渗漏的奶茶罐困扰。拉姆告诉我：“当我刚开始这份工作时，我一个人去见地方行政官，并向他索要划分给村务委员会的款项，他告诉我‘让我们商量一下’，我意识到单枪匹马去找他是毫无用处的。如果你和一群人一起去见某位官员，那么他就无法否认他刚答应过的事。”
在他将要待四年的办公室外面，有一块浅黄的布告牌，上面列举着当地所有的公共建设工程，包括道路维修、妇婴医院、新挖的水井以及娱乐中心建设等的费用。每个项目都清晰地注明所花费的金额和竣工的日期。同时，墙壁还被用来充当薪水簿，上面写满了名字，于是人们可以检查自己的名字是否在上面，以及他们得到的报酬是否正确。所有这些都是这个群体的资讯权利运动（Right to Information，RTI）的成果，这项运动迫使拉贾斯坦邦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末颁布了一项法令。这项法令很快在其他邦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于是2005年新德里通过了一项面向全印度的资讯权利法。如果阿仑·舒里这位前行政改革部的部长看到官方文件中通过页眉和脚处的注解（丝毫不顾该用哪种颜色的水笔），将新德里从这项法令的某些条款中排除在外，他一定会感到非常好笑。阿茹娜和尼克希尔却并不觉得好笑，因为官僚主义的昏庸常常活跃在页边的空白处。
“很难让人们摆脱为他们有权利得到的东西付款的习惯，”卡鲁·拉姆说。比如，人们经常需要一份有关自己出生证明的复印件，这样他们就可以得到一本粮食配给登记薄——这本是他们应该免费得到的东西。但他们仍然例行公事地设法塞入300～400个卢比。同样，一名寡妇常想尽方法去贿赂官员，以得到她丈夫的死亡证明，从而有资格受援助。当我们正在交谈的时候，两名戴着白色穆斯林头巾的惊慌失措的男子跑进来寻求帮助。他们是当地的小官员，因为把公共财产放错了地方，怕被警察控诉。这份出现问题的公共财产是一张很长的纸，上面写满了下一个月要领薪水的人的名字。他们说这张纸被邻居的羊吃了。我发现这样一个类似于“狗把我的家庭作业吃了”的笑话后，很难忍俊不禁。但是其他人似乎都相信这个故事。“邻居的羊很可能会吃了他们的薪水簿，”尼克希尔说，“在季风到来前的这个季节，这里没有草，羊会吃任何东西，包括纸张。”显然，这并不是拿替罪羊开玩笑的时候。
再次向这两个人保证羊应该替他们承担责罚后，拉姆迎来了一位老妇人。她说话时是如此气愤，以至于她的面纱总是从脸上滑落下来。拉姆花了一会儿功夫才让她平静下来，并且弄清楚是什么把她惹得如此勃然大怒。她让我们看她的食物配给手册，告诉我们平价商店（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们可以在这种商店得到救济的面粉和大米）的经理撕去了四张息票，而只给了她价值一张息票的粮食。拉姆开始记笔记。“当你在为你愚蠢的手续担心的时候，”这位老妇人嚷道，“我的胃该怎么办？”于是我们站了起来，跟随她到平价商店。最初，甘迦·辛格这位被调查的粮食商拒绝承认偷了息票。但在意识到我们不会就此罢休后，他改变了态度，笑着递给老妇人另外三张息票的面粉。但是这些面粉的质量非常糟糕，就连当地的骆驼在吃之前都会犹豫再三。像许多这样的食品商一样，辛格把政府提供的质量好的面粉拿到黑市上卖掉，取而代之的是这些不能吃的谷糠。在更进一步的交谈后，辛格高高兴兴地承认了这种做法，因为他完全知道在场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吊销他的执照。最终，这位老妇人带着四份好的面粉离开了。这是在拉贾斯坦邦一个典型乡村的普通的一天。“这就是印度穷人的生活，”尼克希尔说，“政府没有好好对待他们。”
3（1）
在苏联，有一则关于政府公务员的笑话是这样的：“你假装工作，而我们假装给你付钱。”在印度这则笑话应该改成：“你假装工作，而我们会给你不错的报酬。”现在的确存这种情况，与他们在私营部门的同辈们越来越高的薪酬比较，印度行政局的精英人物们的报酬相对低了许多。但是与大多数私营企业的员工不同，他们有许多额外的津贴，包括免费的住房、电话、用电、一流的旅行服务等。在印度2 100万公共部门的员工中，90%以上不是精英人物，而是属于三级或四级公务员，如下级官员、教师、政府司机和日工等等。他们的薪酬是在私营部门中做相同工作的同辈们的近三倍。只有非洲的加纳以及科特迪瓦有比这稍高的比率。 另外，公共部门的雇员有绝对稳定的工作。在印度宪法奇怪的311条款的保护下，根本不可能使一名腐败的政府公务员降职，更不用说将其解雇了。
对于大多数公务员来说，最大的非薪酬收益也许是有许多另外的生财之道。1984年，在英迪拉·甘地被刺杀以后，拉吉夫·甘地继他的母亲之后成为印度总理，他于1991年被刺杀之前一直是政府腐败的最严厉批评者之一。他说在印度有85%的发展资金流入了官员的腰包。一些人指责他过于夸张，另一些人责怪他误导了对具体金额的估计。但是那些最熟悉这个体系的人们，即那些公务员们对他的话并没有反对。前印度内阁秘书长（这是印度最高级的文职官员）纳热西·乾德拉 （Naresh Chandra）在一次采访中告诉我，“在印度，腐败已经泛滥成灾，我有时在想我们对它究竟还能承受多久。”另外一位前内阁秘书长苏帕拉马尼亚姆（T. S. R. Subramaniam）告诉我，“许多人，尤其是外国人，并没有正确评价腐败在印度蔓延的程度。他们认为这只是原有体制的一项附加的有害的东西。他们没有意识到在许多方面，在印度的许多地方，腐败本身就是一种体制。”也许对此最精辟的描述来自普拉塔普·巴努·梅赫塔（Pratap Bhanu Mehta），印度最受尊敬的政治学者，新德里卓越的智囊团的领军人物，他说：“在公民和政府打交道的每个地点，在他们被记录、登记、征税、采集信息、获得许可、被批准或被评估的每一个场所，人们都会有一种公开的讨价还价的印象。”
这样的腐败没有引起更大愤怒的原因在于，1991年许可证制度被废除后，绝大多数的印度中产阶级以及这个国家大部分的私营企业都经从政府的过度干涉中解放了出来。那些处于精英阶层、控制着媒体并拥有塑造公共舆论的力量的人们受腐败的影响微乎其微。有些人甚至认为自1991年后，腐败已经逐渐消退。印度关于配额的许可证制度更受大家诟病，它那些划分过分琐细的规章仍然存在于印度有组织的经济之外。除了齐整的印度中产阶级，许可证制度的触角依然延伸向广大的印度穷人。
比如，据估计在新德里有50万名人力车夫，而其中最多只有9.9万个有允许经营人力车的执照。他们都是最贫困的贫民窟居民，但政府并没有提高许可证数量，或是彻底取消配额制，而是默认超过40万的人继续非法经营。为了能继续经营，人力车夫们每个月都必须定期向警察交纳贿赂。 更为糟糕的是，德里的一项法令具体规定人力车执照的拥有者必须同时是它的驾驶者。这就意味着这些来自贫民窟的车主只能维持现状，而不允许购买更多的人力车雇用其他人进行经营。自然，那些拥有多于一辆人力车的车主为了让警察对他们熟视无睹，肯定也给了他们不少好处。
出于同样的原因，新德里60万沿街叫卖的小贩也被故意地安置在法律的边缘地带。许多城市的中产阶级抱怨小贩们免费地侵占了城市的公共空间。但是这些小贩每月都花费大约800～1 000卢比用于行贿。 尽管这样已经使他们微薄的收入损失了近三分之一，但他们还是经常遭遇警察或海关以及税收部门的突然袭击。他们的商品，如果汁、太阳镜、萨莫萨三角蒸饺、进口香烟以及T裇等会被“没收”，而他们几乎从未能取回这些东西。这些没收商品成了警察或海关检查员的工作好处。在印度生活对于穷人是非常残酷的。
3（2）
正如阿玛蒂亚·森所说的，印度自独立以来能成功地摆脱饥饿，主要归因于它的民主政治。在每一次粮食严重短缺或是作物歉收的时候，选举的压力以及自由的媒体都会促使政府尽快分配救济物资。印度最近一次大规模的饥荒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英国统治时期，当时数百万的人饿死。虽然这个国家自独立后的饥荒记录与中国比，比中国 “大跃进”时期，有近3 000万的人死于饥荒要好，但印度的民主政治与中国相比，在为穷人解除其他痛苦，如消除文盲、肺结核以及营养不良方面，可没有留下让人印象深刻的记录。印度政府最重要的职能之一，也是在1950年宪法中明文规定的职能，就是消除饥饿和向所有的人提供干净的饮用水。新德里在这项任务中的失败现在已经远没有二、三十年前明显了。经济的高增长率使贫困人口的比重稳步下降：生活在印度官方划定的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40%降到2001年的26%。但这同样意味着在2006年仍然有近3亿的印度人上顿不接下顿。而每个家庭至少还有一个孩子死于很容易预防的水传染的疾病。每年几乎有1百万印度婴儿死于腹泻。
印度政府在这方面的失败与资源短缺毫无关联。比印度更贫穷的国家，如孟加拉国和博茨瓦纳，其人口发展指数都要好于印度。 新德里不仅有充足的资金发展和维持核弹头军火库，并且还有能力与中国展开发射无人驾驶飞船登月的竞赛——两个国家都声称要在2010年实现这个梦想。
但是，印度政府似乎没有能力向它的大部分穷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比如为城市的贫民窟修建公共厕所，为乡村的小学老师们提供粉笔，为乡村诊所的医生们提供干净的耳咽管。在印度越来越严重的艾滋病的威胁下，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农村诊所糟糕的质量确实令人担忧。印度初级医疗费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低于几乎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
印度政府诸多失败中最为严重的一个，是为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们设定的粮食补贴机制。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在饥荒时期，印度的粮食分配是非常高效的。但是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有近47%的五岁以下的印度儿童患有“慢性营养不良”症。 一个营养不良的儿童，智力和身体发育都会受到阻碍，从而影响到他以后的生活——印度大多数营养不良儿童是女孩。当她们长大成人做了母亲以后，会把某些矿物元素的缺乏遗传给她们的孩子。
一个在科技实力上取得真正成就的政府，怎么会在这种最基本的目标上失败呢？仔细观察印度粮食补助系统的工作会让我们了解问题所在。问题不在于缺乏粮食，独立后，印度的粮食产量翻了4倍多，而它的人口仅翻了3倍。而且印度政府还储存了大量的剩余粮食：在2003年的一个时期，印度政府在公共粮仓里储存了超过6 000万吨的谷物，足够为每个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家庭提供1吨大米或面粉（印度的谷物储量超过当时世界谷物储量的五分之一）。同样，问题也不在于经费的限制。印度的国防经费和所有消除贫穷项目的经费的总和一样多。不幸的是，问题既在于印度公务员的思想情况，也在于公众不能将对官僚机构的失望，通过投票箱转化为对这个体系的真正的改革。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如果印度能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将暗示着会超过其他国家。
我最痛苦的经历之一是拜访桑德纳格里的贫民窟，这个在新德里的贫民窟的名字意为“美丽的城镇”，真是绝妙的讽刺。桑德纳格里距20世纪20年代埃德温·鲁琴斯（ Edwin Lutyens）设计的德里那美丽与宏伟的政治中心建筑仅几英里，却是好几万生活条件十分恶劣的人们的收留所，这样的生活条件在很久以前就应该得到改善。一个被称为“革新者”的团体的一些成员陪同我参观，这个团体对于这座首都城市的官员来说，就像阿茹娜他们的组织对于拉贾斯坦邦的官员们一样令他们厌恶。他们把带我去见一些当地的妇女，我们到了这个贫民窟一条狭窄的小巷旁的一个小屋里，小厅装饰得颇有特色，厅的中央是一个巨大的标志，上面用北印度语写着：“沉默就是死亡。”
这里的每个妇女都有令人难以想象的悲惨经历。其中一个妇女到警察局登记自己被强奸的案子，她被带到一个单间，被本该救助她的人又强奸了一次。另外一个妇女失去了一个孩子，她的孩子正在外面玩耍不小心掉进下水道，溺死在污水里。德里立法委员会的一名官员答应介入此事，但是从那以后，他就杳无音信了。还有一个寡妇，几年来她一直在争取得到她丈夫的死亡证明，这样就可以得到政府的一份微薄的津贴，但总是未能成功，原因是她承担不起保证得到证明应交的贿赂。这些都是她们独自的悲惨遭遇。
3（3）
我不想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认为印度的穷人除了委曲的忍受，什么都不能做。和其他许多参观者一样，我常常被在印度贫民窟里看到的团体的精神、鲜艳的色彩以及笑声所震撼，这里居民对外人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那种慷慨，常常令我感到羞愧。然而，许多和我交谈过的妇女，以及我在印度的农村和贫民窟里遇到的许多穷人，都被剥夺了获得粮食补助的权利。印度政府可以忽视或者漠视这些问题，但是就像做大量独立的研究一样，印度政府的众多统计学家会定期地、艰难地发表证明自己罪行的报告。 这些报告在具体的细节中会有所不同，但是都指向公共粮食的醒目而巨大的“转移”，从那些应该得到救济的人那里被转移走了。不同的邦偷窃粮食的比例各有不同，在情况稍好一些的喀拉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超过80%的补助粮可以分配到穷人手中。但是在北部拥有7 500万人口的印度第二穷的邦——比哈尔邦——超过80%的粮食被偷窃了。据调查，全印度公共粮食被“转移”偷窃的平均数额介于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一半之间。它展示了这个国家不同层次的一种偷窃模式。
一位妇女描述了她怎样去争取一张“低于贫困线”卡（BPL），有了这张卡她就可以得到补助的谷物、煤油和糖这些自己的家庭本来有资格获得的东西。政府调查显示，多达40%的拥有BPL卡的人本身并不贫困；他们通过行贿得到了这些卡。因此，印度接近一半的补助粮都被偷窃了，而剩下一半的人要得到这种卡就必须去行贿。“如果我不贿赂他们，他们连正确的申请表都不会给我，”这位妇女说，她是从比哈尔搬到德里的一名移民，“然后当我贿赂了他们后，他们给我一份英文表格，我不懂英语。于是我又得花钱请坐在办公室外面的一个人帮我填写申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她最终得到了那张卡，于是她可以到当地的平价商店去购买。但是这里的平价商店几乎从不开门，开的时候只有发霉的陈面粉和谷物。这个妇女抓了一把给我看，上面爬满了虫子。
这次我忘了问这些妇女当她们的孩子们长大以后，她们希望儿女们从事什么工作，但是我敢确信她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政府部门工作。有这种抱负的人一直都在宽恕他们往往是其受害者的腐败，因此对这种普遍的抱负实在没法说什么。普拉塔普·巴努·梅赫塔曾将印度人对政府的这种矛盾心态描述成为：“我们灵魂内部的战争……在一个并不经常承认个人价值和能力的社会，在一个只有少数人能通过取得巨大的成就证明自己价值的社会，腐败是证明你是个人物的一种方式。” 一份政府的工作会给予他们地位、金钱和机会。对那些居住在像桑德纳格里这样的贫民窟的人们而言，这是上升到一个更高阶层的最显而易见的方式。对穷人来说，政府既是敌人也是朋友。它用一把承诺使他们爬出贫穷的梯子诱惑他们，但当他们向它求助时，它经常又会公然将他们踢开。它会既给他们承诺又让他们恐惧。对印度的穷人来说，政府就像一位虐待你的父亲，你永远无法背弃它。它的罪恶正是在你的身上延续。
4（1）
“没有一个枕头比一颗干净的良心更柔软”，一幅海报上写着这样一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圣城麦加的图画。这幅海报悬挂在阿伦·加夫利在孟买纺织区中心总部的一座五层楼房的客厅墙上。加夫利的支持者大多来自工人阶层，他们将他视为一个英雄，一个慈善家，甚至将他称为“父亲”。在他的总部后面是一片分间出租的宿舍，住满了工人阶层的住户，破产了的成衣工厂的废船壳里也住满了工人。这些单间宿舍每间大约长12英尺宽10英尺。10个人左右的一家人一个挨一个地挤着睡在一个大约比普通美式亚麻橱柜还小的空间。
这片分间出租宿舍里的年轻人在一个充满汗臭的体育馆里锻炼，这个体育馆是加利夫捐赠给社区的。在他同时作为总部和住所的楼房前面，是他支持的一个医疗诊所，这个诊为所想来这里的人们提供免费的抗生素和其他药物。诊所的前面是一个湿婆（Shiva）神庙，庙里的祷告钟声每一个或两个小时响一次。加利夫还维持着一个小型的牛庇护所。于是吹向他住所的微风中就混合着牛粪、庙里的薰香、花香、汽车尾气以及一种让人垂涎的烤面包的气味。
我被带到顶层，加利夫在那里就寝和祈祷。房屋外面的露台上有一个人工花园，花床被堆积成伽拉萨山的形状，伽拉萨山是湿婆在喜马拉雅山上的住所。这座假山上有一个小型的瀑布，流入下面的水池里。露台里面屋子的墙壁上挂满了克利须那神（Krishna）、湿婆（Shiva）、拉克西米女神（Lakshmi）以及其他神灵的画像。还有巨大的清真寺的图画。如果没有人在我的肩上拍了一下，指向加利夫说他进来了，我一定会把他误认为是一个侍茶者或是清洁工。他五十多岁，矮小的身材，穿着白色束腰上衣，一点也不引人注目。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当我问加利夫他是否是黑手党人物时他这样回答。“那么你的钱是怎样得来的呢？”“我父亲曾经有一个很大的养牛场，后来孟买禁止养牛，于是他把地卖了得了很多钱。这座楼房就是建在其中的一小块地上，”他说。听到有关他的收入的这种离奇的描述，甚至是那些和我们一起坐在露台上的仆役都感到惊讶。然后加利夫声称在他的一生中曾经有两次被错误地关进监狱，又两次被宣告无罪释放。他花了很长时间解释哪个黑手党人物进了监狱，哪个又从监狱释放，谁杀死了谁、在什么地方以及为什么。我很快就被这些细节弄得摸不着头脑，他的谈话中包含了太多的名字。而故事的主旨却明白易见。
在20世纪80、90年代，当孟买的纺织工业走向崩溃时，许多像加利夫一样的实权派人物开始兴盛起来。管制政策与情绪激动工会的结合，给工厂主们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被逼得走投无路，于是就起用加利夫这样的人去破坏罢工，和招募临时工人进行替代。在西方他们被称为“工贼”。
在印度那些有特权的工人阶级（那些拥有正式工作的人）背后，有着一个没有工作的庞大的劳动力大军，只要有条件他们就非常渴望进入正式部门工作。印度社会分裂的特点，使大雇主们很容易将工会离间。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工会自身不断地分裂引起许多混乱，加重了工厂内部的无纪律性。在印度几乎没有一个车间的工人是真正团结的。安培多迦尔就曾经抱怨，在20世纪30年代，那些支配着工会的左翼人物控制着纺织工厂车间，拒绝与贱民阶层一起工作。这是因为在工作中需要用唾液将线沾湿，而其他种姓的人认为贱民是不洁净的、会传染的。
被极易分裂的工人阶级腾出的政治空间大多由湿婆神军（Shiv Sena，即湿婆的军队）填满，这是一个右翼的印度教沙文主义政党，他们的战斗口号是“孟买是孟买人的”。 其余的政治空间则由像加利夫这样的人填充，他们虽然是讲着工人阶级的俚语，但目的是金钱和权力。纺织工业崩溃以后，工厂主们想要出售他们的土地，这些土地都是在孟买市中心的黄金区域，地价非常昂贵。孟买强大的房地产开发商阶层，需要像加利夫这样有实力、可信赖的人物去规避开这个城市土地管理和重新开发的规则网络。加利夫可以“劝说”贫民区的居民离开，于是土地可以重新开发而更加有利可图。然而在那些分间出租的宿舍里，加利夫仍然是一个工人阶级的英雄。“他们是我的人。我向他们提供免费的水、电以及医疗，因为政府什么也没给他们，”他说，“我是印度教徒、穆斯林以及所有工人阶级的朋友。”但是他进入政界是为了保护自己在更多的犯罪案件中不受牵涉吗？“穷人是无知的，但是他们遭受着巨大的痛苦，”他说。“他们需要有人在政治领域为他们说话。所有在政界的官员只是为了自己赚大钱。”
在我们下面的街道上，湿婆神庙里的钟声开始响起，已经是日落时分了。加利夫礼貌地问我能否允许他离开一会儿去做晚祷。他消失了几分钟以后，整个露台淹没在檀香的香雾之中（檀香传统上用于印度教的礼拜仪式）。我站在露台上看日落，如血的残？慢慢滑落向孟买拥挤的地平线。那里延伸着乱七八糟的贫民窟、豪华的高层建筑，使这座城市显得混乱而充满活力。我们周围十几个清真寺的塔尖上有时会突然响起呼唤穆斯林做晚祷的声音，加入到湿婆神庙的钟声中。各种各样的声音融汇成一种奇怪的刺耳的音调，萦绕在深红色的天空中。这是一种你只能在印度找到的混合物。
4（2）
“我的生命和成功都归功于湿婆的保佑，”加利夫回来时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印度我几乎没有遇到一位政治家或实权派人物不声称他是受神灵保佑的。加利夫同时也把神灵的意旨转达给他的委托人，让他们在开斋节时向当地的清真寺做慷慨捐赠——开斋节在每个斋月的最后几天；同时也要向在街道举行的象头神（Genish）游行进行捐赠。“人们需要这个，”他说。“宗教对他们很重要。”一会儿进来了两个高大、穿着西装、带着两个大公文包的人，加利夫介绍说这是他的律师。他们帮助他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做我这行的工作需要许多律师，”他说。“全都是文书工作。”
孟买刚遭遇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洪涝灾害，单天的降雨量就达947毫米。政府当局花费了几年宝贵的时间却未能使城市卫生系统升级，开始担心瘟疫流行而力求万全之策。和往常一样，媒体和社会活动家早已重视到这个问题，可政府醒悟得太晚。檀香的余香突然就被楼下小汽车喷向街道的尾气的那种工业杀虫剂的味道取代。我们一会就被烟雾吞没，不得不退回到屋内。烟雾散去后，加利夫把我带到电梯边，用印度传统的告别礼——双手合十和我道别。“这是一件乐事和一种荣幸。愿湿婆保佑你，”电梯门正在关上时他说。
1
这是我第二次与拉鲁会面，而且我有点紧张。几年前，我第一次采访他以后曾经写了一篇公开批判拉鲁的文章。当时是晚上，他正和一大批亲信坐在花园里。和他们开着善意的玩笑，引起了阵阵笑声，而我写道：“空气中毫无疑问飘着一种大麻的味道。” 我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气味很难被混淆，而且陪我去的人也赞同我的看法。但是拉鲁并没有善意地对待它。 他告诉当地媒体以及那些在意听他讲话的人们，说那名西方记者是在公开诽谤他，“他们是婆罗门的同盟，”他声称。
然而这次，进入拉鲁的院子显得颇为困难，尽管不是因为我先前的那篇文章。他的住所被好几百呼喊着口号的人包围了。那是一个冬天的傍晚，空气里弥漫着浓雾。由于怕撞到人，我们的车不得不缓缓蠕动。很难听清楚他们口中正在喊叫什么。我发现拉鲁被包围在重重的麦克风和照相机中间，他正在花园里召开记者招待会。他一解散了他们，就把我接到他和妻子坐的阳台上的火炉边。拉鲁躺卧在一把藤条椅上，用一条毯子盖到肩部，偶尔把手伸到火炉上方取暖。拉伯莉·德维给我们端来柠檬茶和比哈尔糖果。我问拉鲁在过去的十五年中，他为比哈尔做出了什么样的业绩。“我们最大的两个成就是社会公平以及共生和谐，”他说，“我们给了被压迫的人们勇气。达利特现在可以将他们的头昂起来。他们现在不再被婆罗门和地主压迫。而穆斯林也是安全的。我们已经击败了印度极端民族主义者。”他的这些话许多都是事实。但是比哈尔没有法治。拉鲁说：“任何人在提起比哈尔时总会谈论法律和秩序的问题，或谈论种姓暴力。那是因为我们在印度有一个高种姓人控制的媒体。即使外国人也会被这些报道蒙蔽。”然后他谈起，两年前有一名伦敦《金融时报》的记者写他在场时有人吸大麻。“那就是我，”我告诉他。“不，不，绝对不会是你，”他说，表情有点狼狈。“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你，他是，他是……”“但确实是我，”我坚持道。“噢，没关系，”他说，看起来的确很不舒服。“我相信这是一种文化的误解。这经常会发生。”我承认拉鲁的尴尬让我有种快感。由于他擅长别出心裁的攻击，而常常被印度人津津乐道。2004年全国大选时，他建议最终选票应该通过两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进行跑步比赛来决定，他们分别是拉鲁结盟的索尼娅·甘地，即五十九岁的有着意大利血统的拉吉夫的遗孀，和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Atal Behari Vajpayee），七十多岁的印度民族主义总理。当时瓦杰帕伊的双膝刚动过手术，行走都很困难，更不用说赛跑。但连瓦杰帕伊先生的朋友都为拉鲁的玩笑感到好笑。
我问拉鲁，他住所外面嘈杂的人群是怎么回事。“他们是我的人，他们在呼喊支持我的口号，”他说。这些聚集的群众原来都是为拉鲁的政党在即将来临的选举中拉票的热心人。“当我开车经过人群的时候，”他对着那些在院子里面兴高采烈的人说，“我把车窗帘拉下来，这样可以不用看到他们的脸。”然后接下来的采访从逗趣变成了杂耍。拉鲁坚持带我参观他的庭院，他已经将其改造为饲养宠物的动物园，其中有近两百头牛，还有两匹白色的阿拉伯马。拉鲁说上世纪90年代末，当他在监狱里的时候，他看到亚达夫最敬爱的克利须那神的幻像，神告诉他要成为素食主义者并且对牛要友善。从那以后拉鲁就遵照他的指示行事。“这听起来像你正在试图成为一名婆罗门，”我说。他没有理睬我的玩笑。拉鲁出生在比哈尔农村一个赤贫的家庭，他的童年衣衫褴褛，没有鞋穿，靠照料村里的牲畜为生。现在他的九个孩子都在英语学校接受教育。他的一个女儿生活在新加坡，并嫁给了当地软件业的一名高级执行官。我们已经站在牛栏里面，拉鲁向我介绍他最喜欢的牛，每头牛都有名字。有许多专职仆人负责照料这些牛。“这是我最喜欢的，”拉鲁钟爱地拍着一头牛的头说。然后他把两只手都放在牛的前面，说：“这只手代表拉鲁，这只代表拉姆·维拉斯·巴世旺（Ram Vilas Paswan，拉鲁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当拉鲁把代表巴世旺的手举起时，牛一动不动，但是一会儿过后罕见的事情发生了，当他把另一只手即代表他自己的那只手举起时，牛慢慢地但是用力地点了点头。我试图找看是否有仆人在扯牛的尾巴或是在拉绳子，但是没有。这个表演是真实的，它一定花费了拉鲁好个几小时的时间去训练。
几个月以后，拉鲁的政党被从比哈尔的办公室里驱逐了出来，但在多党联合的国家政府中仍然保持着重要地位，而拉鲁也仍然是铁道部长。许多人将2005年的选举结果看成在拉鲁及其亲信15年的混乱统治后“为争取良好的管理”而进行的投票。但是，将拉鲁击败的低种姓和高种姓的联盟，又以与拉鲁的政党类似的方式联合在一起，而且借鉴他用过的种姓身份的手段来吸引选民。它由前铁道部长尼提什·库马尔（Nitish Kumar）领导，他是另一个低种姓尔米（Kurmi）的成员。与拉鲁的政党相比，库马尔和他的同盟者中更多的人有犯罪背景。即使被击败，但是拉鲁的哲学还是被保存了下来。我毫不怀疑他仍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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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记者，我有幸参观过许多富人的宅邸，其中阿玛尔·辛格官邸的内部装修堪称无与伦比。阿玛尔·辛格是下议院议员，同时也是穆拉亚姆·辛格·亚达夫的社会党成员，他的官邸位于新德里市中心的洛迪地产（Lodhi Estate）27号，是一座通风良好的带游廊平房，属于首都分配给最高官员的204座风格相似的官邸之一，已被列入新德里的文化遗产。和新德里的许多建筑一样，这座官邸出自埃德温·鲁琴斯的手笔，阿玛尔·辛格曾因为对它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而引起颇多争论。我和另外一位我们共同的熟人有幸得到辛格的许可参观他的府邸，在带领我们参观时，他一直强调这些改造是对原有建筑的“改进”。
尽管辛格属于相对高的拉吉普特种姓，但他是少数几个最具实力的低种姓政党领导人之一。他大约五十岁，身材魁梧，留着印度典型的小胡子。和他一起陪同我们参观的是贾娅普拉达（Jayaprada），她曾是宝莱坞影星，在2004年大选中步入政坛，尽管她自己也是下院议员，但提到辛格时她总用“阁下”相称。辛格告诉我们：“在遭到媒体的妄加评论后，我并不是很想带你们参观我的住宅。他们来到这里，受到我的款待，却在报纸上随心所欲地乱写。”
在我参观辛格官邸的同月，北方邦首席部长穆拉亚姆·辛格·亚达夫任命一名官员作为他的秘书长，此人被同事评为北方该邦第二腐败的官员，这次任命立刻激起人们的暴怒。社会党的种种丑恶黑幕被纷纷揭露出来，比如将选票出售给最高价竞买人，收取公务员贿赂将他们调到舒适的岗位，凭一己私利分配工业许可证，通过暗箱操作将城中最好地段划给亲朋等等。北方邦发展委员会（Uttar Pradesh Development Council）由被媒体称为“裙带资本家”（crony capitalist）的一批政客和商人组成，阿玛尔·辛格是其创建者和领导人，其他重要成员还包括印度最大的企业诚信资讯和诚信能源的总裁阿尼尔·阿班尼（Anil Ambani），撒哈拉集团（Sahara Group）总裁苏布罗托·罗伊（Subroto Roy），该集团是横跨航空、电视以及房地产的综合企业。辛格告诉我，发展委员会已经为北方邦引入了许多新的投资项目，“如果这也是裙带资本主义，那所有人都是裙带资本家，”他说。我问，那么所有对他的政党的腐败指控该如何解释。“有些地方确实存在腐败，”辛格回答，“但你不可能对每个细节都进行检查。”
我们的参观从花园开始，辛格带领我们沿着外围墙走，墙壁用白色大理石重新装饰，上面的浅浮雕图案是嬉闹的小天使和带翅膀的爱神，完全是希腊古典艺术和现代色情文化的离奇组合。接着我们进入到一个预制房屋，这是辛格增建的一个体育馆，里面有滑雪式竞步机和跑步机等体育器材。紧邻的房屋里有一个极可意的浴缸，上面装有金质水龙头。然后辛格带领我们穿过主楼，主楼外面是一个巨大的楼梯，直接通向露台，仿佛把电影《乱世佳人》中的楼梯移植到了这里。露台上长满绿草和玫瑰，俨然一座屋顶花园。“你们喜欢这里吗？”辛格问。
接着我们走进屋子里面。主厅里悬挂着一张巨大的辛格及其家人的合影，旁边是镶满黄金和珠宝的克利须那神像。整间屋子的每个角落都摆满了各种装饰品，令人眼花缭乱：这里放着法国雅薇莎托盘，那里放着价值连城的古花瓶。然而，在所有这些昂贵的物品中，辛格最引以为自豪的是一台六十英寸的丹麦班欧路森（Bang & Olufsen）等离子电视，这是世界顶级家电品牌的超豪华产品，在印度每台的零售价为6万美元。
然而压轴戏还在后面。随着参观的进行，辛格变得越来越兴奋，他将我们带到主餐厅。餐厅的一面墙壁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间伸向花园的凹室，一块玻璃荧光屏将凹室与餐厅隔开，荧光屏后面是一个波光粼粼的小型大理石水池，一线清澈的水流汩汩往外流向花园。辛格取出一个巨大的遥控器，并将它指向餐桌上方的屋顶，我想象着大概会弹出另一个电视屏幕。他按下按钮，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沉重的鲁琴斯石屋顶缓缓地悄无声息地打开了。你根本想象不到里面究竟有什么。我们仿佛走进了007式的电影里，彻底被所见情景惊呆了。屋顶完全打开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屋顶变成了一个完全仿照巴黎卢浮宫顶建造的玻璃金字塔，上面的玻璃折射出远处绿色的露台。每个人都长嘘了一口气，我们半是震惊，半是羡慕。辛格转向我们，脸上带着抑制不住的喜悦，“现在，你们认为这是改进还是只能算改造呢？”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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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印度国民志愿团成员接触的过程往往与我的设想大不相同，通常他们都极具个人魅力。有一次，我曾到一位非常好客的国民志愿团拥护者家里做客，他家在古吉拉特邦首府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当时的另一位客人是国民志愿团在该邦的领导人曼莫汉·维迪亚（Manmohan Vaidya）。这次晚宴是为了向我介绍他们的运动而设的。维迪亚向我描述了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国民志愿团宣传干事：首先他必须立誓过独身生活，以确保只与这场运动相结合。其次，他要住在全国各地的招待所中，以国民志愿团的工作为中心，来来往往奔波。此外，他不能喝酒、抽烟、食肉。他的存在与国民志愿团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我看来，这样的生活是艰苦且自我否定的。“除了食素以外，”我说，“你们似乎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Islamic fundamentalist）有许多共同点。”听我这么说之后，维迪亚似乎有些震惊，随即笑道：“我们是非常专注的。我想你大概可以说我们有部分共同之处。但是他们太肤浅了，而我们是印度教教徒。”“只是印度教教徒，还是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我问。“我们不是原教旨主义者，我们是民族主义者，”他强调。“这完全是两码事。”
几个月后，我拜访了国民志愿团的总部，去参观他们每年一次的“长官训练营”。国民志愿团的主楼位于印度中部城市那格浦尔的市中心，俯瞰着一个尘土飞扬的巨大阅兵场，国民志愿团的志愿者们正是在这里进行日常训练。训练营是国民志愿团遍布全国的领导人的一种大型“沙卡”，持续三十天。拉姆·马达夫（Ram Madhav）陪同我参观，他是该组织全国性的发言人，非常健谈且富有个人魅力。我们看到两千人的队伍在阅兵场上来回行进，手里挥舞着一根警棍，各个年龄段的都有。他们穿着标准的国民志愿团制服：白色衬衣，黄褐色短裤，中间系一条结实的黑腰带，黄色短袜和黑鞋。他们还戴着国民志愿团标志性的黑帽——对白色国会帽的反叛。国民志愿团的敬礼显而易见是法西斯式的：立正，然后将右手放到胸前，手心向下。每天清晨，训练者都会聚集在迎风招展的藏红花色国民志愿团旗帜下，向它敬礼致敬，然后齐唱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圣歌——“祖国万岁”（Vande Mataram）。在剩下的时间中，直到晚上10点，他们将分别进行军事训练和“品格培养”，中间插入讨论会和一些传统比赛，如卡巴迪等。卡巴迪要求两个队伍的人参加，分为攻守双方，比赛过程中，双方都竭尽全力，同时要高喊“卡巴迪，卡巴迪”。 训练营不提倡进行单项体育比赛，甚至是起源于印度的项目，如象棋。而板球尽管是个集体项目，但也被禁止，因为它是一种外来运动。
观看完训练，我们回到国民志愿团在那格浦尔古城中心的官方总部。这里是高级领导人居住的地方，总领导和副领导共住一个套房。他们的卧室都是僧侣式的，简单得近乎单调，与一个狭小的客厅相邻。有些人争辩说，国民志愿团实质上不是法西斯主义，因为法西斯分子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对单个领袖的盲目崇拜上，而国民志愿团强调的是集体领导，其领导人只扮演“向导和顾问”的角色。然而在我看来，这两者并无实质差别。当然，国民志愿团的成员可以被描述成苦行者，其领导人简单的卧室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住宅就像卡尔特会僧侣或提倡苦修的主教的修道院。“领导人很可能就会在这张床上终老，”我的向导告诉我。
随后我们到了国民志愿团创始人海德格瓦的家宅。这是一个保存得很好的基特帕文婆罗门（Chitpavan Brahmin，海德格瓦的一个副种姓）的住宅，展示了富有的印度教上层阶级的生活。19世纪，海德格瓦家从海得拉巴迁到那格浦尔，当时的海得拉巴是在一个专横的穆斯林领主的统治下。 海德格瓦德的伊斯兰恐惧症或许是受这个家族史的影响。“这房子漂亮吗？”我的向导问。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如此期望得到不会拥护他们观点的人的认同。国民志愿团对世界的见解如此具有侵略性，而它的多数成员却文雅谦恭。他们鄙视外国文化和思想，却渴望得到外国人的承认和善待。这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或许远比他们的思想意识复杂。陪同我到那格浦尔采访的是索海尔·阿克巴（Sohail Akbar），一名德里的穆斯林摄影师。他不知道如果国民志愿团发现他的宗教背景会有什么反应，心里忐忑不安。然而没有人发现，或者说他们其实发现了却假装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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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我们以下的访问中，将索海尔的全名隐藏起来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印度国民志愿团最具战斗色彩的分支是世界印度教大会（Vishwa Hindu Parishad，VHP）。国民志愿团着掌控社会的整体改革，印度人民党是其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