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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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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人眼里，我们的文明是高深的玄学，恰如演奏钢琴在双耳失聪的人看来，只有指尖的跳动而没有乐声。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印度最伟大的诗人，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在遇到安德烈之前，我已在印度生活了四年多。这位63岁的法国老人将一头花白长发梳成马尾辫，是吠檀多哲学的忠实追随者。我与他虽是初次见面，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时我到位于印度南部的奥罗新村做短暂探访，这个国际新村是由一位年逾九旬的法国夫人米拉·阿尔法萨（Mira Alfassa）于1968年建立，在这里每个人都尊称她为圣母。她用奥罗宾多·高士（Sri Aurobindo）的名字给这个村庄命名。奥罗宾多是印度最着名的精神领袖之一，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从早年求学剑桥到后来参加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地下活动，最终在印度半岛景色宜人的东南海滨成为学者兼教授，这本身就可以用一两本书来记述。安德烈告诉我，圣母米拉于1973年“脱离了她的肉身”，当时距奥罗宾多逝世有23年。但幸运的是，这位富有探索精神的法国老人与圣母米拉一起度过了她在奥罗新村的最后几个月。
自安德烈移居奥罗新村以来，这里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型精神修炼所，居民已扩展至几千人。其中大多像安德烈一样是西方人，来这里寻求印度哲学的真谛。像安德烈一样，他们大多认为印度是个与众不同的国度，拥有独特的道德和精神力量。安德烈说，印度是人类得以生存下来的关键所在。而我此行来奥罗新村就是想知道印度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人们产生这样的信仰。安德烈把我迎进他那宽敞洁白的屋子，饮着洛神花汁，然后对我说：“在欧洲，你感觉自己是完全迷失的。在西方，你是属于社会的，只能亦步亦趋地追随固定的模式，你应该拥有一套房子、一份工作，你的整个生活都得以金钱为中心。而印度不一样，印度是个独特的国家。”他强调说，“要是没有印度，这个世界将会贫穷到只剩下物质。”他的话赢得了在坐各位的一致赞同。
安德烈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起在北非的抗法战争时期去阿尔及利亚服过役，但没有染上士兵的那些不良习气。退役后，在巴黎的某个下午，他听说有一个关于奥罗新村的会议。当时他已试着阅读了流传最广的印度教典籍《薄珈梵歌》（Bhagavad Gita），对印度哲学略有了解。不久他便离开法国前往印度。安德烈的这些描述都是坦率的，但他没有解释究竟是什么把他吸引到印度来的。“对于我来说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别人不能理解”，安德烈说，“几千年来，印度一直在调和种种分歧和差异，并将它们融汇在一个统一体之中。印度有一种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精髓，它会告诉你在林林总总的生命背后，有种叫做‘统一体’（unity）的精神现实。”可能是看到我一脸困惑的神情，安德烈又接着解释道：“今天的人类正面临着一场全球危机，只有印度才能化解它。印度能够解释生命的轮回和万物的融合，指引人类通往超意识的道路。”他说道：“除了印度以外，没有哪个国家能接纳奥罗新村，它无法在西方世界存活下来——在西方，人们只会将它变成一种狭隘的宗教团体。”
圣母米拉希望奥罗新村不只是一种狭隘的宗教团体。然而关于她的各种记述五花八门，我们无法真正感知她的真实面目。她一生留下了许多神谕般的、晦涩难解的言辞。1878年，米拉·阿尔法萨出生在巴黎，父亲是土耳其人，母亲是埃及人。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米拉就有一种“与大自然交流”的倾向。她还能跨越时空，与“未知世界的神灵和生灵交谈”。长大成人后，米拉开始不倦地游历不同国家，感受多样化的文明，探索人类生存的奥秘。最终，她于1916年来到印度并遇上奥罗宾多·高士，正是奥罗宾多给了她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们共同发起了一场新的精神运动，旨在告诉人们印度将帮助人类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他们将这场运动称之为“超意识主义”（supramentalism）。在印度，还有其他类似的精神运动和其他圣母级的人物。但是作为精神修炼所，奥罗新村有着更为深厚的根基。
在遇到安德烈之前，我曾参观过马特里曼蒂尔庙（圣母庙，Matrimandir），那是一座高耸的球形建筑，直径大约为150英尺，通体覆盖着金色的花瓣状的圆片。这一奇特景观不由让人联想到好莱坞电影中的宇宙飞船降落在这片热带土地上。在清静宽敞的庙内，大约有二三十人散落在一棵高大的菩提树下，彼此相隔一段恰当的距离，在落日余晖中做着瑜伽的伸展动作。他们大多是白人，有一两个可能就来自洛杉矶。奥罗新村有两三千名居民，大多过着和安德烈类似的生活，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其中不乏俄罗斯人、韩国人、日本人、拉丁美洲人和欧洲人，只要浏览一下电话本就可一目了然。我的向导迈诺布·泰戈尔（Manob Tagore）是一位嗓音柔和并极具亲和？的孟加拉人，他告诉我，单从电话本判断可能会高估这里的本地人的数量，因为很多西方人已经改用了印度名字。迈诺布告诉我，他很小的时候被带去见圣母米拉。“她总是那么平静，她那种平静也使我平静下来，”迈诺布说，“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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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让我解释我是谁，我想要问他什么问题。我告诉他，我是一名英国记者，在印度生活了许多年，我的妻子普莉娅也是印度人。我想知道为什么印度对如此多的外国人有如此强大的精神感召力，而我却感受不到这种力量。我没有说的是，在我看来，几百年来印度一直生活在西方人强加于它的“精神圣殿”的重轭之下，印度人也早已习惯于草草应付西方人的这种期待，只是有时会稍加点缀而已。几个世纪以来，尤其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期间，许多印度人或多或少将印度视为独一无二的超自然文明体。较之许多殖民统治者的蔑视态度，大多数印度人当然更愿意接受这样的自我形象。曾制定印度第一部刑法典的麦考利勋爵（Lord Macaulay）曾写过一段引起公愤的话：与西方人的成就相比，整个印度的文学与哲学全都不足挂齿。温斯顿·丘吉尔的评价则更为恶劣，他说，印度“是一个有着野蛮宗教的野蛮国家”，“就像赤道那样，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 更不幸的是，持这种想法的人还不在少数。
与此相反的则是另一派同样具有代表性但根基更为深厚的观点。法国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写道：“印度在梦想和时间上与我们相距遥远，它属于我们灵魂所附的古老东方。” 与他持相同见解的大有人在，德国哲学家阿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曾说，基督教的《新约》应该来自印度，因为这个国家有着人类最温雅和善的文明。 如果要在麦考利和马尔罗，或是丘吉尔和叔本华之间做出选择，人们自然会选择马尔罗和叔本华。虽然在过去的250年中，西方学术界对印度有过许多公允的评价，但是普通西方人的看法仍分为两派，或不屑一顾，或充满浪漫幻想，这样的看法延续至今。印度人大多倾向于浪漫派。印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曾写道：“在印度有很多人津津乐道于欧洲人对印度的浪漫诠释或赞扬，这是因为长期的殖民统治极大地摧毁了人们的自信心，故而对这样的评价尤为喜欢。”而这样的想法不只限于欧洲人，也绝非属于遥远的过去。当阿玛蒂亚·森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来到哈佛大学后，他发现在着名的“哈佛书店”中，所有关于印度的书都被放在“宗教”栏目下。
安德烈自然同意后一种观点。然而我最想问他的是，他对印度的这种纯精神化的看法是否因为印度有如此众多的贫困人口而动摇过。每一个到印度的人都不难发现它浓郁的宗教文化与骇人的贫困景象并存。在印度，敬神与渎神似乎总是联系在一起。一些印度哲人将贫穷归因于人们在前世犯下的错误。灵魂转世的信条则似乎可以让人们忽视现今的贫穷悲苦，甚至成为一些人安于贫困的精神支柱。面对身边四处可见的贫困景象，安德烈真的可以不为所动吗？他望着我，有些恼羞成怒，“印度是最富有的国家，只有印度才能理解物质主义的虚幻。”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念头，于是再次强调了这个观点。在如今的印度，崇拜财富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这个国家至少有一半的人在追求财富。“但即使印度拥有了电视频道、手机和其他现代化生活设施，它也决不会滥用它们，沉溺于其中。”安德烈说，“对此我毫不担心，因为这是印度。”
不能简单地将安德烈的这些说法看成是嬉皮士的奇思怪想，或者狂热信徒的胡言乱语。显然，这个法国人研读过艰深的《梨俱吠陀》（Rig Veda）、《奥义书》（Upanishads）和其他印度教典籍，他不是嬉皮士，也不是西方人眼里那种信徒。他的信仰里没有狂热、最后审判日以及虚妄的幻想。大多数奥罗新村人既不饮酒也不吸食大麻，他们不需要遵循任何具体的信条或教义。他们只需要认同印度对未来世界有着独特的哲学和道德重要性，这也是许多印度人认同的观点，无论他们有无文化修养。
虽然奥罗新村的居民绝大多数是外国人，但在今天的印度，类似的情绪也甚为普遍。同样，安德烈的很多观点，尤其是关于印度超凡脱俗的观点，即便在伦敦诺丁山、巴黎蒙帕那斯区或是好莱坞贝佛利山的聚会中，也会得到人们的一致认可。简而言之，一种浪漫精神仍在主导着外国人和印度人自身对印度的看法。实际上，在代表印度的那些传统形象、符号和词汇里，认为印度超凡脱俗的观点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就算那些有意识地拒斥该观点的人，有时也会不自觉地成为它的宣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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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别时安德烈拥抱了我。他说，尽管我是英国人，但他仍然喜欢我。他略带歉意地说，绝大部分英国人他都不喜欢，因为他们过去在印度的所作所为，也因为他们总喜欢显得与众不同，比如靠左行驶和拒绝加入欧洲货币联盟，还因为他们的优越感。他说：“印度将引领世界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每个人都应该明白这点，即便英国人也不例外。”
最近10年来，印度在世人面前树立了全新的形象。这主要得益于信息技术领域和离岸呼叫中心的成功，宝莱坞在海外广受欢迎，无论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印度社团正变得更加富有和显赫。这还得益于1998年公之于世的深思熟虑的核武器计划。单纯从宗教的角度去观察印度会扭曲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理解，进而使我们从根本上误读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件。同样，单纯从这些新形象来理解印度也会产生误读。按照以前的标准，印度的经济的确变化巨大，但这种变化的性质和规模往往被过分夸大了。印度人也养成了过于乐观的心态。例如近年来印度人就普遍认为，他们的国家即将成为超级大国。
也许从另一个角度看印度会更有代表性，也更具启发性，那就是印度根深蒂固但又变动不断的政治文化。20世纪90年代末，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访问了印度，他此行的目的是考察印度日益增长的英语市场，探讨在印度开办卫星和有线电视合资企业的可行性。在新德里会见了所有的政府部长后，他飞往印度的商业中心孟买，与印度最大的民营企业信诚工业集团（Reliance Industries）的总裁迪鲁拜·阿巴尼（Dhirubhai Ambani）会面。阿巴尼被誉为是他那一代印度人中最精明的商人，他问默多克在新德里见到了哪些人，默多克说他曾与总理、财政部长和其他官员见面。“噢，你见到了所有该见的人，”阿巴尼说，“但是你想在印度发展，就必须见所有不该见的人。”
阿巴尼说的实际上是那些腐败的政客（或许还包括一些和他们合伙的政府官员）。在印度，品行不佳的人往往会从政，而正直善良的人在政界成功的可能似乎更为渺茫。在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时，比尔·克林顿曾提醒自己，“关键是经济，傻瓜”。而在印度，在更多的情况下，“关键是政治，傻瓜”。如果不能正确地理解印度无所不包的政治文化以及政府的作用，你就不可能透彻地领会印度的经济和宗教特性的变化。
许多人预计，印度正奋起成为21世纪的强国，本书将以此为背景，对当代印度做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第一章关注印度发展迅速而又极不平衡的经济，然后评析印度无处不在的政府和主要的政治运动。接下来，我要考察的是反复无常的印巴关系，以及印度对本国穆斯林的暧昧态度，同时分析它在美、中、印三边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这种三边关系将左右21世纪的世界格局。最后，本书将探讨印度正在经历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它的宗教价值观充分体现出极强的适应力，旧貌换新颜，自我包装成现代的形式示人。在本书的末尾，我将分析印度会如何在以后的岁月中持续崛起，以及此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种种挑战。
在这里，我将简略考察20世纪印度最重要的三个人物产生的深远影响，他们是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 Gandhi）、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和安培多伽尔（Bhimrao Ambedkar）。对印度的国家性质和发展方向而言，即使将印度所有的神灵、软件经理人以及核科学家加在一起，也不及这三个人的影响大。他们三人都与印度的传统宗教角力，其中的两位最终抛弃了宗教，而甘地则善用民众的宗教情感，来实现了印度独立的目的。
1947年8月15日，印度在“午夜钟声”中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获得自由，至今已经历了三代人。1948年1月30日，独立斗争的领导者、印度国大党的精神领袖和战略导师甘地，在前往新德里做晚祷的途中被一名印度教右翼狂热分子南度拉姆·高德西（Nathuram Godse）刺杀。然而甘地至今仍然影响着现代印度人的梦想，他成功地领导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彰显出崇高超凡的人格魅力。他仅凭一己之力就使争取自由的斗争深入到广大目不识丁的民众中，激发了他们的积极参与，这种奇迹般的感召力至今仍引人瞩目。甘地用通俗的大众语言改变了这场斗争的性质。最初，这场斗争不过是一群受过英式教育的衣冠楚楚的律师追求的“没有英国人的英式治理”，而甘地将其转变成了全印度人参与的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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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是政治战略和战术大师，这已广为人知。然而，甘地的反物质主义哲学对印度1947年后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却鲜为人知。在许多方面，这种影响历久弥新。社会就像人一样：在童年时期发生的一些事件会影响它的性格和决策，即使这些事件已经过去很长时间，其影响依然存在。如果现在甘地转世重生，他必会惊讶于所看到的一切。进入21世纪的印度已经成为一个日益自信、更加物质化和全球化的国家。1991年，印度废除了独立后开始实行的严格的管控制度，即所谓的“许可证制度”（Licence Raj），对经济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此后，印度经济明显呈上升态势，它在美国和欧洲的软件市场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并开始发展出有能力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制造业部门。印度还获得了向超级大国迈进的军事象征：它的精英阶层公开谈论的已经不是要不要研发洲际导弹的问题，而是何时研发。普通市民，说英语的中产阶级则迅速融入消费文化和品牌文化中，就像追随一种新的宗教。如果甘地泉下有知，一定会深感不安。
与此同时，今天的印度仍有全球近三分之一的慢性营养不良儿童（根据联合国的调查数据），它的人口平均寿命和受教育率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差距尤为明显。11亿印度人口，大约有7.5亿人生活在68万个村庄中，其中近一半的村庄没有全天候可通行的道路，大部分村庄没有合格的初级卫生保健中心和小学。将近一半的印度妇女是文盲，而很多所谓识字的人其实只能拼写自己的名字而已。
而印度的精英阶层仍然死守甘地的信条，认为农村应该成为印度社会的主体，这样的信条早在独立战争时期提出，当时是为了扩大独立运动的影响，吸引更多人加入。然而其他许多人，包括印度第一任总理、甘地的继承者尼赫鲁，其实是反对这种见解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印度正在经历缓慢的城市化，城市的不断扩张似乎势不可挡。但是许多甘地主义者仍然认为，农村应该在印度占据神圣的地位，他们阻碍了更好的城市规划。
在给尼赫鲁的一封信中，甘地写道：“我确信如果印度要获得真正的自由，以及世界要通过印度得到真正的自由，那么大家迟早会认可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将生活在乡村而不是城镇，居住在棚屋而不是宫殿。生活在城镇和宫殿里的人们无法和睦相处，他们的生活将暗无天日，只有暴力和谎言。” 在甘地最重要也是今天引用得最广泛的《印度自治》（Hindu Swaraj）一书中，他写道：“如果村民们能脱离长期笼罩着他们的贫困，远离文盲状态，那么他们将成为有文化、有教养、自由的公民……遵守道德是为了驾驭心智与激情，这样做即能自省。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正如许多作家所言，印度已达到一种完美境界，无需向别人学习。”
在历史作品中，甘地的这种文化自豪感及其对现代主义根深蒂固的蔑视，机智有力地还击了殖民主义者所谓“愚昧的印度人”的侮辱，同时也鼓舞了民众的自尊。甘地亦擅长于这样的斗争。他出生在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邦，19世纪90年代在伦敦学习法律并取得律师资格。在1913年回到印度之前，甘地在南非已经颇具声望了，他在南非参加了当地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在此过程中被捕。正是在那里他发起了后来在印度影响深远的非暴力不合作抵抗运动。
然而甘地主义不只是独立斗争的战术，它同时也是一种关乎社会组织形式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哲学。时至今日，它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印度知识分子的思想。举一个常用不衰的例子，如果不能正确评价甘地对人们经济思想的影响，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当今印度的纺织业严重残缺，始终不能形成与它自身潜力相匹配的规模。每个学习过发展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纺织业在许多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18世纪的英国到21世纪的中国，无一例外。甘地遗留的影响表现在，印度为了保护棉织品而对合成纤维长期实行关税歧视 （但出口需求主要是合成纤维），还有各种阻碍纺织企业超越家庭手工业规模的规章制度，这些都是惩治成功者而保护失败方。
自1991年印度进行经济改革以来，许多政策已经放宽，那些拒绝进一步放宽的政策不是因为甘地主义的影响，而是因为它们代表了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而印度的那些更具活力的竞争者们，尤其是中国，无需与某位现代圣人的思想遗产角力。印度的自由战士萨洛基尼·南度（Sarojini Naidu）曾说：“维持甘地时代的贫困状态让我们代价惨重”，这句话虽然常被引用，但仍值得在此重复，因为它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从甘地那里继承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尊重，这是今天的印度要重新发现并做好的事情，我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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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培多伽尔在印度之外的知名度要远逊于甘地，然而，对数百万的印度人来说，他似乎更为重要。安培多伽尔戴着眼镜的雕像在这块人口密集的次大陆的村庄里随处可见。与甘地不同，安培多伽尔接受现代科学技术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作为第一个得到认可的贱民领袖（贱民过去称之为“不可接触者”现在叫做“达利特”，意思是“被压迫的”或“被污染的”） ，安培多伽尔给印度最边缘的人群带来了第一线曙光，使他们看到了摆脱自己所处阶层的希望。他将印度的种姓制度视为印度社会最大的罪恶，因为它使数百万的人仅因其出生而受到非人的待遇。他给达利特带来的希望远未成为现实，尼赫鲁在独立讲话中勾勒的图景依然遥不可及。但是对于印度近200万贱民来说这已足够，自1947年始，他们开始真正品尝到了自由和自主的滋味，长期以来，他们经历了各种有形无形的压迫，习已经惯于顺从和服从，这样的改变显得不可思议。
安培多伽尔是第一个在国外接受教育的印度贱民，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并于1916年在伦敦取得律师资格。他是印度1950年宪法的主要起草者，这部宪法保证了不论种姓身份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并赋予每个成年人投票选举的权利。这位身着蓝衣的律师在起草这部法律的过程中，用出色的法律知识调和了印度教高种姓阶层的要求，巧妙回击了那些反对他的甘地主义者。他成功地将宪法中一些强制性的条款，包括禁止杀牛、禁酒以及将乡村置于社会生活的首位等，从“基本权利”部分移植到了没有强制性约束力的“指导原则中”。
安培多伽尔对乡村的看法源于他的亲身经历，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遭受过种姓歧视，理发师拒绝为他理发，路边的咖啡馆也禁止他入内，直到在孟买获得求学的机会后，他的这种羞辱感才有所减轻。印度的许多读者应该还记得安培多伽尔对印度乡村的描述——这些语言多少有些不是那么动听——“印度知识分子对村落社会的热爱是一种轻蔑的同情……什么是乡村？地方主义的泥潭、无知的深渊、狭隘的思想和共产主义？”
甚至时至今日（事实上今天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安培多伽尔的雕像在哪里落成就会在哪里引发一场骚乱。他曾这样描述种姓制度，“歧视日渐消退，转为日益膨胀的怨恨。”公元前300年，麦加斯特尼斯（Megasthenes）作为塞流考斯的外交使节，被派驻到孔雀王朝的首都华氏城，他曾这样记录印度的种姓统治：“人们不得与自己种姓之外的人通婚，不得从事非自己种姓的职业和手艺。” 这种状况持续了两千多年，而现在这样的描述已经不再准确。
安培多伽尔的诸多作品清晰地表达了他希望通过民主去分解种姓制度，然而这样的愿望没有实现，至少没有以他所希望的路径实现。在今天的印度，虽然种姓已与它的历史和经济根源脱离，但作为一种政治身份，它依然长盛不衰。如今，在印度一些地区，尤其是人口密集、相对落后的北方各邦，低种姓政治盛行，一些黑帮人物和有犯罪背景的人物登上政治舞台。倘若这位贱民律师有知，定会颇为震惊。他同样会很失望地看到今天印度的许多低种姓党派不是努力消除种姓制度，而是通过煽动民众以扩大他们各自的权力，或通过为他们的领袖、神灵建碑立庙，凡此种种来巩固自身地位，与其他种姓对立。从政治忠诚方面讲，种姓并非如大家所愿地让位于阶级。正如一则笑话所说：“在印度你不是投选票而是投种姓”。
然而，种姓制度规定的各种世袭职业已经逐渐分解。在城市中，甚至在农村，尽管有人仍然从事世袭职业，但这种从事已经不再具有强迫性。比如，许多高种姓的婆罗门开始从事皮革业，对他们而言，这曾是一个避讳的行业；而贱民也可以为其他种姓的人们烹调食物，即使在今天许多人仍觉得这不可思议。尽管在大约有三分之二人口的广大农村，种姓间的通婚依然极为罕见，但这种情况日益增多。可以相信，历史终将站在安培多伽尔这边。
时至今日，依然对印度有着广泛影响的或许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甘地以及安培多伽尔一样，他的影响多样而矛盾，但是，在塑造代表印度的现代特征方面，如政府、民主和公民社会等，尼赫鲁的角色远比另外两位重要。从1947至1964年，尼赫鲁一直任印度总理，除了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她曾任印度总理达14年）以外，没有一位印度领导人在最高权力位置上停留如此长时间。今天，印度许多令人困惑的矛盾可以追溯至尼赫鲁时期。尽管尼赫鲁是现代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却统率着近代印度的封建皇族尼赫鲁－甘地王朝。 事实上，他的父亲莫提拉尔·尼赫鲁才是这个家族的创始者，此人曾任国大党主席，并且是1885年成立的国大党的元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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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遇刺后，尼赫鲁成为印度最重要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他仍半开玩笑地自称为“统治印度的最后一个英国人”。他曾就读于英国最纯净的贵族子弟学府哈罗公学，后考入剑桥大学，并最终在伦敦取得律师执照，尼赫鲁和他的父亲是典型的英式律师，在甘地使国大党染上甘地主义色彩前，他们支配着该党。离开剑桥去巴黎度假时，尼赫鲁在信中向他父亲描述了一出在法国看到的莎士比亚戏剧：“我想这些演员并不清楚这是一出舞剧，还是一部悲剧！” 虽然他认同甘地穿土布衣服的哲学，也表现得像一个印度人，但尼赫鲁的行为举止从未失去爱德华时代绅士的风范。即使在被英国当局逮捕，并投入监狱时，他吃的仍常常是脆玉米片、煎蛋、牛肉和土豆，而甘地只是喝点酸橙汁和羊奶。
另外，尼赫鲁的恋英情结远远超出了个人品味之外。1947年成为印度总理时，他决定保留印度的皇家公务员职位，其中大约有一半是印度人。而在那个时代，亲英国皇室的人在新独立的殖民地都会被驱逐、送到劳动营、到处流放，或者至少剥夺了他们的工作，尼赫鲁却邀请他们一起喝茶，阅读他们写的简报。他甚至说服了英国驻印度的最后一任总督蒙巴顿勋爵，在印度留任一年。
尼赫鲁的英式作风遗留的影响，在21世纪初的印度随处可见，也体现在几乎没有改变的区税收长（district collector）体系上，这种体系使得印度的邦以下的行政区域内执法与司法未能实现彼此独立。这既是优势也是缺陷。优势在于印度的行政局（Indian Administrative Service，IAS）能像胶水一样将文化和民族如此多样的一个国家牢牢粘连。作为缺陷是因为行政局的官员都属于无法解雇的精英阶层，他们无法容忍民主。而各邦领导大多是由选举产生，教育程度较低，他们与行政管理局间这种动荡、离奇的关系将是本书一个重复的主题。
一直以来，信奉政府应该无所不在的思想也是尼赫鲁的爱德华式印迹的体现。尼赫鲁曾深受一些英国上层阶级左翼人物的影响，对费边社会主义心驰神往。费边论者认为，社会主义应该由国家中柏拉图式的专家政治论精英阶级领导，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印度应该庆幸的是，尼赫鲁受费边主义的影响远甚于受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尼赫鲁的经济模式认为政府应该领导国家的工业化，消费无足轻重，还有可惜无法以民主方式完成的土地改革，这二者都是工业化的代价。但是直到1991年开始废除声名狼藉的“许可证制度”时，这种模式都未能实现。
尼赫鲁对私有企业和金钱膜拜深恶痛绝，他的这种观点至今仍有许多响应者，当然在1991年以后声势已经逐渐减弱。尽管尼赫鲁对种姓制度的厌恶真挚诚恳，但他仍以潘迪特·尼赫鲁（一种暗示他出身的敬称）着称。作为一个婆罗门出身的人，尼赫鲁性格的复杂性可以从现代许多高种姓印度人对他的态度上略见一斑。尼赫鲁曾以贬损的口吻写“商人文明”，并且说社会主义将引导人们走出“营利社会”（商人是小零售商和放款人，他们在种姓体系中的地位要远低于婆罗门）。当代印度对于金钱与金钱膜拜极为矛盾的心态，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尼赫鲁。
然而尼赫鲁最为重要并且至今仍完整无损的遗产，是他的世俗主义以及他对地方自治主义的强烈鄙视。他公开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并且对宗教及其礼拜仪式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厌恶。同样，这种倾向在当时的许多上层英国人士中非常普遍，然而他的这种对精神性和神学的不信任，在遭遇他的前辈与导师甘地时，情形就不免有些尴尬了。
尼赫鲁写道：“宗教在印度已经无法摆脱，它不仅残害我们的身体，而且抑制甚至扼杀了我们头脑中的许多创意。”在很大程度上，尼赫鲁容忍了甚至是敬佩甘地使用普通民众的语言的能力。但是当圣雄说要按照神的旨意做时，尼赫鲁会突然说：“他（甘地）总是提到神——神让他做这做那，神甚至暗示他举行斋戒的日期——这真让人感到愤怒。”
令几乎所有印度人，包括尼赫鲁感到绝望的是，1947年这个国家被一分为二，印度的穆斯林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于是暴乱接踵而至，造成近100万民众丧生，同时还触发了新划定的边界线上1 200万民众的迁徙。尼赫鲁曾坚决主张穆斯林在稳定、独立的印度拥有平等的权利，这项主张使他备受右翼印度教复兴者的仇视。与甘地不同，尼赫鲁是在自己的床上安静地逝去的。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一贯的主张却多次遭受印度教复兴者的攻击，有时他们甚至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印度教复兴运动的政治组织——印度人民党（India People’s Party）——最终上台，并带领印度步入21世纪，它曾经发起选出印度着名民族人物的活动，甘地和安培多迦尔位列其中，而尼赫鲁在他死后40多年后仍然是印度教右翼人士最憎恨的人物。这种感情完全是相互的，尼赫鲁就曾写到：“据说，印度有近520万苦行僧和乞丐。其中？然有些人是诚实的，但是毫无疑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毫无用处，他们只会欺骗他人，靠不劳而获得来的施舍来维持生活。” 此后，印度的人口翻了三倍，现在印度究竟有多少苦行僧也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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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本书的题目《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神奇崛起》，其灵感来源于尼赫鲁。他曾说印度最大的优势与自己的宗教传统并没有专门的、甚至必然的联系。印度的优势在于尚未稳固的民主，它在印度存活了下来，并且牢牢扎根于印度文化之中，人们对它有着复杂的期望。这种期望也存在于印度多元化的传统中，由于它的多元化，几百年来，这个国家在处理社会冲突时不会自动转向暴力。由于宗教原因，印度被一分为二，随后的各种暴动造成许多流血死亡，但是欧洲所遭受的大屠杀比印度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都更残忍。印度的优势还在于它的充足的人才资源和科技实力，它们最终将推动这个国家以与它的规模相符的角色登上世界舞台。
然而，正如本书副标题所述，印度的崛起是神奇、或者说不同寻常的。它正在崛起为世界舞台上一支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印度社会却仍然笃信宗教，崇尚精神性，在某些方面甚至充满迷信色彩，按照许多国家的标准判断，这的确与众不同。同样，在众多大国中，印度尚未拥有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或大量有文化的选民，就已完全实行民主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都独一无二。
印度经济未经历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却发展迅速，这是又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印度的大量劳动力仍然生活在农村。印度经济引擎的主要动力在于有较强竞争性的服务行业，而非来源于众多工厂、制造业或者劳动力密集行业。这种情况正逐渐得到纠正，印度的服务行业在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使它与一些拥有更发达、成熟的经济体的国家，如美国、英国等，有了更多相同点。
印度崛起的独具一格还在于它不稳定的、有时甚至是粗糙的政治体系。印度的某些联合政府由24个政党组成，这在民主政治体中绝无仅有。可以预见，分散且不连贯的政府将是印度的一大特色。于是，由此产生的腐败和行政上的犬儒主义将减缓印度的发展进程——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在情形极其类似意大利，那里流传着一则笑话：“经济在晚上增长，而那时政府正在睡觉。”不过在过去的20年中，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仅次于中国。
最后，印度崛起的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一些国家明确期望它崛起，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为它推波助澜。面对日益提升和壮大的军事力量，世界上许多国家心存忧虑，无论这种担心是否必要，并且它们认为，在国土面积以及思维模式上，只有印度能与喜马拉雅山脉另一侧的中国旗鼓相当，可以牵制这个庞大且不断发展的邻国。对于这种既定的角色，印度时常感到恼怒。然而无论它喜欢与否（或只是表面不喜欢），印度的确享受了这种关注，它作为中国的潜在的平衡力量，是西方以及其他国家政策制定者考虑的重要因素。在地缘政治棋盘上，印度最为重要的一个棋子或许就是其不断增长的核力量。
在印度，事情往往以最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这常常是你在印度生活最快乐也是最感到挫败的原因所在。我曾请求采访印度总统阿卜杜尔·卡拉姆（Abdul Kalam），向他了解连接印度各大河流的巨型工程。这个项目的反对者们（在我写作该书时反对活动仍然在继续）将它称为“法老的幻想”，支持者则说它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期困扰印度的旱涝灾害。
作为总统，卡拉姆的权力严格地限制在威斯敏斯特式的印度议会体系中。他是这个项目的支持者，我非常渴望听到他的见解，然而他的秘书在电话里告诉我：“采访总统阁下是绝对不可能的，印度的总统不接受采访，”在我感到万分沮丧并想挂断电话时，他接着说道：“但是总统非常乐意邀请您喝茶闲聊。”
卡拉姆是工程师和科学家，在印度被誉为“核导弹之父”，因为他多年来一直主持印度的导弹发展项目。1998年，印度首次公开试验核弹头时，他还是国防研究和发展组织的负责人。 在一些人（但不是多数）的忐忑不安中，西印度的拉贾斯坦邦沙漠地下进行的核试爆取得了成功，卡拉姆兴奋地写道：“我听到土地在我们脚下轰鸣，然后沙尘猛烈地升腾到我们上空。那真是一个美丽的景象。”
在印度，人们纷纷在街上载歌载舞，分发糖果欢庆这三次试爆的成功，而华盛顿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则深感不安。不久，巴基斯坦紧随其后，那里的人们以更盛大的场面庆祝。此后，尽管印巴双方努力使双边关系“正常化”，也试图解决双方关于喜马拉雅山脉克什米尔地区的争端问题，但印度次大陆仍然常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核闪点”——克林顿总统最先使用了这种说法。直到2001年布什政府开始执政后，美国才开始修改并最终改变了对印度核地位的评价。
8
尽管这个地区仍存在误解或意外的风险，但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而言，核战争的爆发依然难以想象。这并非是因为巴基斯坦，它由军人统治并且将其核武器视为真正的军事工具；而是因为印度，它仅将其核威慑力看做一种观念意义上的标志，使自己的大国地位得到认可。“噢，我们不谈论核武器，”他说，这位七十多岁的总统梳着他标志性的拖把头，“想要点饼干吗？”总统毫无新意地谈论着那些河流，我很快就感到谈话的无聊，可这是一次非正式的谈话，他所说的一切都可以无关紧要。然而作为一名记者，我感到如果不尽快把谈话转向一些稍微敏感的话题，就是玩忽职守了。但我的努力并不成功。
我第二次见到总统是在印度每年一次的国庆游行上，当时距他较远。1930年1月26日，甘地、尼赫鲁以及国大党的其他重要人物第一次公开展示了印度的三色国旗，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发起挑衅。75年后，我看到阿卜杜尔·卡拉姆坐在总统席位上，和来访的许多高级官员一起检阅游行。在连接总统府和印度门的那条宽阔长道上，呈现出一幅壮丽宏大的景象：坦克、飞机、各种大炮以及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威严地行进，同时，坦诺伊扩音系统中传出一个柔软的声音——这种声音或许用在选美游行中更恰当——“这是阿格尼Ⅱ系列可携带核弹头导弹，射程达1 500公里。”我无法看到总统的表情，但我想一定是快乐的。
甘地发起了非暴力不合作抵抗运动，并将之发展为这个新兴国家的标志。此后，印度的民族主义发展迅速。甘地当然不会乐意看到印度拥有核武器，也不愿看到它的导弹以古老的印度教神灵命名，比如，阿格尼就是吠陀神中的火神。但尽管如此，今天的印度依然保留了甘地、安培多迦尔和尼赫鲁时期的一些印记。
尽管本书并不想轻率地预言未来，有一两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印度许多人将继续为他们的核地位感到骄傲，因为这证明了他们完全有能力在没有多少外界帮助和鼓励下完成科技的壮举。相反，巴基斯坦的大多数核技术直接来自比邻的某个国家。这种核地位也使印度成为世界大国中的一员，虽然这也许是一种错位的虚荣，但至少是一种威慑。与周边许多其他国家不同，印度已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国家，并没有试图寻求或是侵占新的领土。正如外交家所说的，印度是一个“现实的强国”。
进一步说，未来印度崛起为一个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体，会更有利于全球局势的稳定，而非增加动荡。我承认，这似乎有些预言的味道，通常情况下只有安德烈、圣母米拉及其他人才会那样说。印度依然存在诸多弱点和缺陷，本书将关注其中的重点，然而领土的扩张几乎可以从这张清单上剔除。正如上文所述，精神扩张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1（1）
几乎和圈子中的每个人一样，20世纪80年代阿洛克·科日瓦尔（Alok Kejriwal）在孟买一所英语学校上学。尼赫鲁曾尽最大努力使印度远离英国经济的影响（至少是在费边主义出现之前），但是由于有了他称之为“印度的胶水”的英语，这个他在独立后仍将其规定为政府和法庭的主要用语的语言，他与英国的恋爱便维持了一生。20世纪80年代，当他还在学校的时候，阿洛克就接触过《发现印度》（The Discovery of India）、《自传》（Autobiography）和《世界历史一瞥》（Glimpses of History）这些用英文写成的书，大部分是尼赫鲁在英国的监狱中完成的。尼赫鲁的一些散文写得非常优美。
但是这位伟大的印度政治家一定会对阿洛克以及成千上万像他一样活跃在今天印度的年轻人感到困惑。36岁的阿洛克已经成为百万美元身家的富翁，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他的母语是印度的前殖民统治者的语言。印度的中产阶级使用流利的英语，使印度在服务行业相对于中国有了很大的竞争优势，因为在这个行业中，能否用世界通用的商业语言进行交流对结果有天渊之别。
尼赫鲁拥护英语也在无意之中给印度留下了另一笔遗产：他的政府创建了5所着名的工程技术大学，其中包括印度理工学院（IITs），这所大学的许多毕业生现在在加利福尼亚的硅谷成了领军人物。印度正期望着通过这些有雄心大志的工程师们建立重工业，带领印度走向经济自立。在硅谷有好几千印度的百万富翁，其中许多曾就读于印度理工学院。
阿洛克出身于一个传统的商人家庭，父亲是一个制袜商，他没有进过印度理工学院，但是他发现经营制袜业以及和那些有组织的工人们打交道没什么意思，于是在他父亲的担心和怀疑之中，他决定另起炉灶自己干。阿洛克公司办公室的墙壁用原色粉刷，上面装饰着早期的宝莱坞电影海报，这些生动活泼的墙壁折射着今天印度的新经济。阿洛克的公司位于孟买市中心区，这个区以前曾集中了大量的纺织工厂，其中绝大多数已经在20世纪80年代破产。阿洛克的办公室让我想起伦敦的克勒肯维尔区或者旧金山的嬉皮区。这种装饰的风格被有些人称为后现代主义。我和阿洛克谈了很久，也和他的C2W.com（意思是为胜利竞争）公司的60名员工中的许多人进行了交谈，他的公司服务范围横跨因特网、手机、交互电视以及其他新兴技术。
阿洛克的公司的主要客户是全球性的跨国公司，这些公司迫切地在印度新兴的消费人群中寻找皈依者。阿洛克说，印度的消费者已经厌倦于粗糙的电视广告和其他传统的营销策略，他们希望自己的市场变得灵活而有个性。阿洛克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他的话让我想起20世纪90年代初可口可乐并不走运地回归印度时（它曾在20世纪70年代被踢出印度），美国人大声宣告“我们回来了！”印度人耸耸肩，然后继续喝他们的印度可乐（Thums up）——可口可乐在印度的模仿者，一直是最受印度人欢迎的饮料。
阿洛克的启动资金来自花旗银行和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本身就是一个他的市场策略的典范。法国化妆品公司卡尼尔想要在印度引入头发护理服务，而这只是一小部分经常旅行的上层人物的习惯。于是阿洛克为卡尼尔的印度网站策划了一个竞赛，赢得该项比赛的人可以免费享用一年欧莱雅的产品。这项竞赛是一种交互式的游戏，参赛者要沿着神话故事中被关在一个塔里的长发公主拉佩泽的头发爬上去，如果她的头发太干或者太油，你都不能成功。
C2W为着名的内衣品牌约克（Jockey）开发的另一个游戏，是脱去模特身上穿的短裤，成功完成后即可以听到从电脑里传出的一阵电子笑声。第三个游戏是为雅马哈摩托设计的，要求参加游戏的人在一条窄道上急转弯，然后接女朋友上车，当你成功地使动画制作的女朋友坐上车后，屏幕上就会出现一行黑体字“小心曲线”。在印度这样一个到现在仍然信奉甘地信条的国家，上述的做法多少有些冒险。但它们同样是空前的商业成功，极大地拓展了印度的市场。斯坦福大学甚至已经对C2W的一项手机营销策略进行了案例研究。
我问阿洛克，他是否在刻意违背父辈们所信奉的甘地主义信条。“事实上我并不在意甘地——甘地已经过时了。”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他边喝咖啡边告诉我，“那些反对超短裙和外国影响的人都是伪君子。他们中至少有一半的人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英国的私立学校，当他们需要进行手术时，他们会尽量选择到国外，这些人是倒退的。”阿洛克谈话时有些激动，似乎他面对的是一个潜在的客户，他使用了诸如“生态系统”、“最末英里”、“知识成果共享”以及“最优化空间”等经常用到的术语。当我问洗手间在哪儿时，他指向一扇上面用网址的方式写着“绅士请进”（m）的门。当我问他，对他而言这是？是一份在智力上足够有挑战性的工作时，他回答道：“哇，这是个可怕的问题。”事实上他一直没有真正回答这个问题。
1（2）
不过，阿洛克相对有优势的部分——因特网、信息技术、软件维护和呼叫中心、后勤办公室处理单位、产品的研究与开发中心等——从某种角度来说又是非常严肃的。印度的IT企业成功地吸引了大批来自海外的美国和欧洲企业的交易，这种成功的影响波及班加罗尔、海德巴拉、德里、孟买甚至其他地方。它让印度所有的怀疑主义者认识到，自己的企业也能够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并赢得利润。而由于受尼赫鲁抵制英国货的哲学的影响，这些人曾陷入经济学家所谓的“出口悲观主义”的思维方式中。IT企业的成功，对印度的制造业、以及与IT或服务业无关的行业都有着越来越明显的示范效应。
印度软件业的威力同样使这个国家的外汇储备状况得到了彻底改善。在1991年，印度不足1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几乎摧毁了整个国家经济，而到2006年，其外汇储备已经攀升到1 400亿美元。这赋予了许多印度人新的信心。2003年，印度的软件业达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高度，就在那一年，软件业的收入超过了印度全国进口石油的费用——为石油买单是长期困扰这个国家的噩梦。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对伊拉克的入侵，伊拉克的局势不断恶化，石油价格一路上涨，从2004年到2005年印度的石油账单也达到新高。但是这次，它对印度的贸易支付状况的影响不大。
20世纪90年代末，当西方人为千年虫问题焦虑万分时，尽管印度的IT以及与IT相关的行业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却获利匪浅，为印度软件行业的起飞铺平了道路。IT及相关产业的繁荣兴盛甚至改变了印度城市经济的面貌。这些企业雇用了几十万年轻的工程师、科学家、经济学家以及英语专业毕业生，他们的薪金标准通常超过接近退休年龄的父母，于是产生了新一代的消费群体。他们几乎无暇顾及印度的传统生活方式，同时也对父母长期以来当做真理的信条感到不耐烦：对老板要礼貌，好好工作争取荣华富贵，不要花的比挣的多等等。
阿洛克说，他的绝大多数员工穿得和他们在旧金山的同行一样，谈起钱从不用现金这样的字眼。他们都用按月分期付款（EMI）衡量自己的收入，即每月银行都会从你的账户扣除一部分的钱，一直延续数年，用这种方式让你在还没有挣到足够多的钱时就能购买轿车、摩托车、微波炉、冰箱、空调以及公寓。你甚至可以拥有一个分期付款的假期，许多人去泰国或者马尔代夫。广告是这样说的：“现在度假，以后付款”。你拥有的分期付款数取决于你的收入以及你想提前购买的物品。公司在股票市场上市之前，阿洛克还提供了股票期权
作为一种防止员工流失的激励方式，这在每个人都忙着跳槽的今天是非常有效的，频繁更换工作在印度也是一个新现象，以前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是人们梦寐以求、终身不放的。但是，股票期权对那些将大量收入投入到更现实的按月分期付款中的员工（阿洛克公司的员工中近一半是女性）也并无太大的吸引力。“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储蓄是他们最后考虑的事情，”阿洛克说。
阿洛克的员工以及印度大都市中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迅速富裕起来，使印度很快成为一个西方及亚洲出口商不容忽视的市场，因此不论在刚进入印度市场时要忍受多少官僚政治的折磨，他们仍然想方设法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我刚到印度时读到过一篇某家英语日报的文章，抱怨说印度移动电话市场的规模太小。2000年印度仅有300万移动电话使用者，这个数目是与它邻近的中国每月增加的移动电话使用者数量。而到了2005年底，印度每月增加的移动电话使用者就达到400万，全国共有超过1亿的移动电话使用者。像这样突然兴盛的销售案例并不多见。
我和阿洛克谈得很愉快，但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他专一的野心。他所想做的一切就是赚更多的钱。“我的目标就是使C2W成为一个拥有10亿美元资产的企业，”阿洛克说，“我是贪婪的，我一点也不掩饰。”我和他回到他在孟买最时尚的社区毕打路的公寓。公寓的墙壁由现代印度艺术作品装饰，阿洛克的妻子琪哈薇对现代艺术有一种长久的热情，琪哈薇每天上午在C2W上班。“这是一份轻松的工作，”阿洛克说，“琪哈薇没有重要的负责事务。”他们的两个可爱的女儿正在起居室玩耍，其中一个穿着一件T裇，上面写着“Miss Behave”。
我想，阿洛克在生活中的真实角色就是向印度人出售全球化，也许可以按他的方式简写为G2I。“人们的饮食起居都离不开品牌，如果你了解这些品牌，并且知道人们需要什么，那么你就站在了合适的位置上，”他说，“在当今世界，品牌是一种新的宗教。”我告诉他说：“我曾认为自己是个不可知论者，但是现在你让我别无选择，只能是个无神论者。”他笑道：“你知道，37岁已经在我们的目标年龄群体（17~35岁）之外了”。20年前，阿洛克对金钱明目张胆的追求，以及毫不掩饰的承认，即使是在孟买，这样一个自维多利亚时代起就是印度商业中心的、至今仍然是亚洲最古老的证券交易市场所在地的城市，都会使人们把他看成是一个低级趣味或者不正常的人。但是自1991年以来，印度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有些方面甚至变得非常激进。“你知道我有一些朋友来自泰米尔纳德邦（印度最南部的邦），那里的人们在你谈起钱时仍然会皱眉头，”阿洛克说，“但是他们到今天已经成了特殊人群。”我告诉阿洛克说，现在是“采访结束时间”（me），他笑了，但这次是礼貌的笑，因为我重复了他刚才的玩笑。
2（1）
德弗东德里是位于拉贾斯坦邦干旱的西部的一个小村庄。拉贾斯坦邦是印度29个邦中面积最大的一个邦，人口却相对较少，为5 200万，其中绝大多数依靠每年变幻无常的季风栽种庄稼。这个邦靠近新德里的东部地区拥有很好的灌溉系统，但是在德弗东德里附近的区域，即西部地区，土地却干燥贫瘠。那里有美丽的阿拉瓦利山（Aravalli Ranges），却三年中才有一年有丰沛的降雨。政府未试图弥合东西部差距，在灌溉方面投资甚少。2005年7月，在我走访这个地区时，当地饱受干旱之苦的村民正在祈雨。他们的祈祷只得到了部分应验。
有一段时间，我曾经去访问印度最受人尊敬和最卓有成效的社会活动家阿茹娜·罗伊（Aruna Roy）。20世纪80年代末，她定居在德弗东德里。尽管她来自母语是英语的上层种姓家庭，并且曾于1969年进入印度行政局工作，但是她放弃了这一切，选择和广大民众生活在一起。罗伊女士是一位彻底的甘地主义者：她的纱丽几乎都是土布的；她是一位素食主义者；她像苦行僧似的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她有时也会使用绝食斗争的方法，通常是长坐绝食或者静坐抗议，以对政府当局施加压力——这两个策略都是甘地为反对英国殖民者最先使用的。而且，尽管她承认在农村脱离种姓身份要远比在城市困难，但是她仍然将农村视为印度未来的中心。
我来自新德里的一个有空调的住所，这与阿茹娜所处的环境差别太大了。她的家是几间矮小的土屋，在几个月之前还是用自己烧制的瓦片作屋顶，现在已经用机器制成的瓦片替换了。她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这是因为晚上眼镜蛇在屋顶捕食老鼠，有时会掉到地面上来。但是在季风来临前的时期，屋子里奇热难耐，我们都一排地睡在屋外的地上或者印度的轻便床上——这是一种传统的用黄麻编织的线捆起来的木床，印度农民喜欢在上面午睡，我的出现是对这里的蚊子的重大奖赏。每顿饭都是营养的速食搭配：米饭、印度面包、小扁豆，有时会换成土豆、茄子、黄秋荚，和一杯白脱牛奶。摆好食物后，我们会在很小的水流下洗手和餐具，由于这个地区经常缺水，用水都是严格节约的。然后我们开始盘着腿坐在地上用手吃饭。
阿茹娜的助手是尼克希尔·德，这是一个四十出头的聪明且通情达理的男人，自从阿茹娜搬到德弗东德里以来，他就一直跟随着她。他也来自城市中一个显赫的家庭，父亲是印度空军的副总指挥。还有许多像他一样的人，他们在这里就像生活在一个紧密联系、却又无限扩展的家庭。阿茹娜的追随者们见面相互问好时，会抱紧拳头然后说“万岁”，而不是用印度人更传统的问候方式，行印度教的“合十礼”或穆斯林教的“额手礼”。他们的组织叫做工人和农民权力组织（MKSS），为普通的农民向难以接近的官僚机构争取基本权利。
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激发阿茹娜这样做，因为我认为这大概有助于解释她对农村的态度。阿茹娜说：“我曾经和朋友长谈，问他们政治家和政府公务员相比，谁更腐败？”阿茹娜已经50多岁了，但她的热心和激情绝不亚于一个比她年轻许多的妇女。有时她那严肃的、有些像女校长似的表情会被有感染力的笑声取代。早些时候，她的一位追随者读了一封来自一个小城的学术机构的信，信里充满了阿谀的话语，写信者小心翼翼地请求阿茹娜允许他为她写传记。“这些要命的人，”她说，“他们是从哪儿来的？”阿茹娜说在她看来，政府公务员更应该因为腐败受到责备，因为他们拥有比政治家更有特权的背景。“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离开的原因，”她说，“我无法继续那样的工作，我想要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和他们一起干活，加入到他们为改变命运而进行的斗争中。”
尼克希尔把我带到索罕加尔——拉贾斯坦邦一个典型的村庄，和德弗东德里在同一个地区。工人和农民权力组织对该村的800个村民进行了一项有关收入和生活水平的调查，这项调查公正准确地描绘了印度北方农民的生活情况。和许多这样的村庄一样，村庄中心有一块小型的泥地的公共广场，有时圣牛会在上面进行午后漫步。村庄里分布着几个供奉印度教神灵的简朴的神殿。一些较为富裕的农民能用电，但每天最多也只用3～4个小时。大多数村民晚上只能使用马灯。那里水很稀少，因此人们只能每隔几天换洗一次衣服。和印度其他地方一样，你可以看到这里的成年人擦洗身子时仍穿戴整齐——男人通常穿着白色的束腰上衣，女人则穿着五颜六色的纱丽。平均每家拥有的土地只有半英亩，生产的粮食几乎不能养活家庭，更没有剩余粮食提供给市场。每块田地都会在下一代的几个儿子之间分配，因而日渐缩小。稍有常识的人就会看到，这样小面积的农田无法给未来日渐增多的村庄人口带来物质上的保障，更无法达到富足。除非人们大量地迁徙向城市，然后自愿出售土地，这样人们拥有的土地就可以合并起来经营。而一代接一代地分配原有的土地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2（2）
村民们常外出打工，挣取微薄的收入。他们常到当地的一个城镇贝阿瓦尔，或者是拉贾斯坦邦的首府斋普尔，或者拉贾斯坦邦以外的大城市，当仆人或做些临时工，挣周薪。人们对印度的传统印象是，那里的农民完全依靠土地生活，其实与此相反，这里的人们都设法逃离村庄，因为土地无法养活他们的家庭。在2001年，超过三分之一的印度农民家庭要靠非农业的收入来维持生活。 这反映了人们压抑已久的移居到城市的愿望。根据阿茹娜的调查，索罕加尔村去年的总收入是510万卢比（大约12万美元），平均每人150美元。平均每人每天得花费6卢比（大约10美分）购买额外的食物上，其中3卢比用于尼克希尔笑称的非甘地主义的习惯——喝茶和抽印度雪茄，这是一种印度穷人们普遍抽的手卷香烟。
尼克希尔召集了一些当地的男人向我们讲述他们的生活。村里的女人们躲在后面，离我们有一段恰当的距离，好奇地偷听我们的谈话。大多数男人戴着醒目的红色穆斯林头巾，留着翘八字胡，这些都是拉贾斯坦邦农民标志性的打扮。在尼克希尔的要求下，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通报自己的职业。这是一份标志农业失败的登记表。第一个是个挖井人，他常常从一个村庄跑到另一个村庄为人们打井。另一个是信诚工业的保安人员，信诚集团是印度最大的企业之一，总部在德里。第三个是个织布工人，他刚在城里失业。第四个几年以来一直试图去参军，但总未成功。接下来的两个在邻邦古吉拉特的艾哈迈达巴德市一家宾馆做仆人。其余人也大体一样，几乎没有人留在村庄里，因为农业无法维持生计。他们离开后，女人和孩子就留在家里饲养牲畜，耕种田地。但是这些男人中很少有人能在城市里找到稳定的工作。他们既没有稳定的就业合同，也没有充足的收入，因此城市里的工作不足以说服他们卖掉自己的土地，移居到城市中。索罕加尔的男人们以及和他们一样生活在成百上千的乡村中的人们，仍然坚守着自己那一小块土地，因为这是他们所拥有的最好的保险。
我问尼克希尔，他是否相信索罕加尔或者其他类似的乡村能为村民提供经济出路。和阿茹娜一样，尼克希尔是印度大城市中不断涌现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激进分子之一。甘地主义者也许是非暴力主义者，但有些却非常顽固。“这似乎有些可笑，”尼克希尔说，“但是当我还是个少年，住在德里父母的家里，享受着拥有一切现代化生活设施的奢侈生活时，我就想住在一个农村里，做一些我现在所做的事。我并不觉得搬到农村住有什么不好，事实上，当我回到父母家住时，我会发现很难适应。我不需要空调和电或者其他丰裕的生活方式所提供的东西。”“但如果农民搬到城市里，他们就会牺牲他们的文化吗？”我问道。对于这个问题尼克希尔想了一段时间才回答。“这样说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他说，“但是我想我们不应该冒险失去这些（他指向村庄）。我们可以通过更好的耕作和做家庭手工业使村庄变得更好。如果人们离开村庄，他们就会失去与自己长期生活的地方联系在一起的根基以及从那样的生存环境中得到的力量。”
我越与阿茹娜和尼克希尔交谈，就越感觉到尽管他们的确非常关注农民的福利，并且已经做了很多努力，给农民以勇气，鼓励大家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但是他们的工作还是可以变得更加伟大一些。他们对社会有一种见解，认为虽然在基层已经发生了许多深刻的社会改革，但大部分人还是需要依赖土地。也许“抵制英国运动”最能概括他们的观点：他们希望印度能越过这个普遍的趋势，即社会在发展的同时进行城市化。“在某些方面我们是甘地主义者，在其他方面我们是社会主义者，”尼克希尔说，“但我们希望别人不要给我们贴上任何标签。”但是，很难想象村民会主动放弃电力和像样的消费生活方式提供的其他舒适条件。同样，很难设想一种农村经济模式能为7亿印度农民提供物质保障以及一种社会文明的风气，而这正是阿茹娜和尼克希尔他们所为之奋斗的。印度人将会继续向城市迁移。如果能找到更多的工作，那么迁移的人会更多。
印度的文明同样存在于它的城市之中。100年前，法国也是一个农村占支配地位的国家，而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是城市，但法国的文明仍在延续。然而在阿茹娜和尼克希尔看来，现在的世界是由那些想要剥削印度人、攫取其资源、得到利润后就离开的跨国公司组成的。本质上，当今世界上的企业是18世纪利用皇家特许权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现代版，这是一个通过欺骗和压榨发展中国家的穷人获取利润的“新自由主义”世界。因此在阿茹娜和尼克希尔看来，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今天许多印度人无论是从索罕加尔还是从其他乡村迁移到城市，他们都不是自愿的，而是被新科学技术和利润动机连根拔起的。这种资本主义新的全球形式，通过使用大机器替代人们的技能和传统劳动，迫使人们移居到城市。一旦实现城市化，这些人就会变成全球化大机器上用显微镜才能看到的小齿轮。简而言之，他们认为印度能够而且应该抵抗现代化和都市化的压力。
3（1）
印度庞大的劳动力大军中仅有不到7%的人被正式的经济体雇用，即印度人所说的“有组织的部门”。这就意味着在4.7亿劳动人口中，仅有3 500万人拥有稳定的工作，也只有3 500万人缴纳个人所得税。按照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来看，这也是一个极低的比例。而其余的人，从另一种意义上说都处于“无组织的经济体中”。他们或者在家饲养牲畜、给牛挤奶，或者加入到季节性变换的临时的农业工人大军中，或者经营小商店和街边的零售摊，或者制作香棒和印度雪茄，或者做人力车夫、仆人、园丁和守夜人，再或者在小城镇的汽车修理厂机械地敲打金属部件。
在这3 500万有正式工作的印度人中——那些登记在案的、进行过审查核实的、符合标准的——有2 100万是政府的直接雇员。他们是行政人员、教师、邮政工作人员、制茶工、清道夫、石油部门员工、军人、煤矿工人，以及反应迟缓的印度政府办公网络、火车站、工厂和学校的售票员。
剩余大约1 400万人在“有组织的”私人企业就职。其中，仅有100万左右的人（大约占印度劳动力总数的0.25%）在信息技术、软件部门、内勤处理部门以及呼叫中心服务。尽管印度的软件业帮助印度人民重新树立起了信心，并且使印度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中保持贸易收支平衡，但这个国家的软件业没有、也从不可能为它的劳动力大军创造大量的工作岗位。外国企业也不可能雇用大量的印度劳动力，按照不同的定义，大概有100万～200万人为外国企业工作。其余的人都在印度的私营企业就业。
理解印度的有组织企业和非组织企业之间的区别是理解印度经济与众不同之处的关键：印度经济在充满自信、欣欣向荣的同时，无法为它的大多数劳动力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按照西方的常识，人们普遍认为在跨国公司工作的印度人是靠出卖劳动力的体力劳动者，事实上恰恰相反，这1 400万在印度私企或外企中工作的人是属于特权阶级的那一小部分——他们是印度劳动力中的贵族。1983年，当印度抵制外国货的时期步入尾声时，在有组织的私营企业中工作的员工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是非组织性企业员工的6倍。到200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9倍。 员工的收入差距也与此类似。这是一个充满差别的世界，从一个世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需要良好的教育、熟练的技能以及足够的运气。而这并不会经常发生。
如果印度要在新旧世界之间搭建一座桥梁，它就必须加大在制造业上的投资，为它的没有技能或者只有少量技能的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从规模上说，印度的制造业远逊于中国。2005年，在印度的正式制造业中就业的工人仅有700万，而中国是1亿。如果考虑到尼赫鲁对工业的大量投资以及给予工业的诸多优先发展权，许多人会为60年后印度的制造业雇用如此少的人而迷惑不解。这是因为尼赫鲁的策略在本质上是资本密集型的：它的目的在于开发印度的科技实力，而不是最大限度地解决就业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印度的制造业相对疲软或缺乏竞争力。如果按照质量而不是数量衡量，印度本土的私人制造业要比它们的中国同行给人的印象更深刻。从这种意义上说，印度站的位置要比人们所想象的高。只是它的大部分人口仍然处在最底层。
这种印度式的矛盾几乎随处可见。最具代表性的是印度东部恰尔肯德邦的干净整洁、企业云集的詹谢普尔市，它位于印度内陆与喜玛拉雅山区的尼泊尔接壤的边界上。詹谢普尔是印度工业史的一座博物馆，记录了从20世纪初（远在英国殖民者离开之前）民族主义开始盛行到21世纪初的印度工业历史，电镀的钢铁从这里出口到中国，而汽车部件则出口到美国和日本。钢铁厂是由印度最大的私营企业塔塔集团的创始人吉姆舍提·塔塔创建的。在市中心保持得干净美丽的公园里，人们可以看到在吉姆舍提·塔塔先生有胡须的威严的塑像下面，四五代的塔塔员工都会去放上鲜花、稻米或者做朝拜，仿佛他仍然会感知到一样。 这种景象让人联想起鲁迪亚德·吉普林笔下那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彼此路边的神殿里不偏不倚地”做祷告。但是这些人是值得这样做的：对于穷人来说，塔塔集团的工作最值得拥有。有了这份工作，你就可以享受高质量的公司医疗保健，拥有干净的、可饮用自来水的房屋以及为孩子提供好的教育。但是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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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印度许多大型制造企业一样，自1991年曼莫汉·辛格废除工业许可体系、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以来，塔塔的经营业绩已经跃升到今天的世界水平，而它的薪水册上的名单却不断减少。1991年，这个詹谢普尔的大型钢铁厂一年仅生产出100万吨钢铁，却雇用了8.5万名工人。但到了2005年，它一年的钢产量是500万吨，工人数量却减少为4.4万。同一时期，它的销售额从8亿美元增加到40亿美元。塔塔的一名执行经理说：“我们很可能将劳动力降到2万人，并把生产量提高到1 000万吨。”
塔塔钢铁的传奇——1991年以前，它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生产面向国内市场的低成本钢铁，而今天，它为日本最先进的汽车企业生产世界级的汽车钢材——和许多其他成功的印度制造业一样。1991年以前，塔塔尽可能在国内生产它所能生产的一切，因为在印度“进口替代”的政策下，进口备件或新的机器要历经曲折磨难。自然，这样会分散企业许多精力而不能专注于它所做的事，同时增加了大量劳动力。塔塔不得不雇用一些说客和“活动者”去贿赂各部部长。像塔塔这样的企业要做出增加投资（哪怕数额很小）的决定，都要得到政府官员的许可，告诉它应该生产什么，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生产。
尼赫鲁要建立的仁爱社会的设想留下了一项颇具争议的遗产就是印度拥有世界上最严厉的劳工法，使印度企业基本上无法解雇任何一名员工，哪怕他经常旷工。尼赫鲁模式中的某些部分，如奥伦威尔式的许可证制度，已经被废除了，但是其他部分，如这严厉得近乎荒谬的劳工法（1976年在英迪拉·甘地时期变得更加严厉），却保持到现在。它意味着企业即使在扩张时期也不愿意雇用大量的劳动力，因为他们担心在下一个经济低迷时期无法解雇规模庞大的员工，这样会导致企业破产，每个人都将失去工作。但这同时意味着企业愿意尽可能地将它们的生产外包给那些小型的、无须经过审查的“非组织性企业”，这样它们就可以避开劳工法，这些法律在印度迷宫似的非正式经济中是没有强制效应的。尼赫鲁的另外一些遗产也有待废除，如“检查制度”，持续的检查使印度的企业苦不堪言。前印度宝洁公司总裁古尔恰兰·达斯（Gurcharan Das）曾这样写道：“在我三十年在印度的商业生涯中，我没有遇到过一位真正了解我的企业的官员，但是他们都有将它摧毁的力量。”
尼赫鲁另一个颇具争议的遗产是，将大量资金投入为中产阶级准备的英语教学的大学，数额与投入农村初等学校的一样多，也收到了许多意料之外的效果。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人物，不是在硅谷或马萨诸塞州工作，就是为像塔塔和信诚工业这样的大企业工作。由于印度出色的大学体系，它的科技实力已经排名世界第三， 在美国和日本之后，领先于中国。与印度不同，中国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为社会底层的人们设立的基础教育上。印度每年培养出100万名工科毕业生，而美国或者欧洲每年的工科毕业生人数不足10万人。然而印度的识字率只有65%，而中国的几乎达到90%。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工科毕业生为我们服务，”在参观完塔塔先进的生产线后，它的一位执行经理告诉我，“而且他们比日本的工程师要廉价得多。”
印度最成功的成衣供应商，戈卡尔达斯出口公司（Gokaldas Exports）的首席执行官迪内希·兴都喇（Dinesh Hinduja）的财富更加生动地体现了印度经济的矛盾。在印度和中国，像兴都喇这样的商人使许多西方国家的人对这两个相邻的亚洲经济巨人的苏醒感到畏惧。戈卡尔达斯出口公司位于印度卡纳塔克邦经济发展迅速的首府城市班加罗尔，它每个月能为世界上26个品牌生产200万件成衣。它的大客户包括：玛莎百货（Marks and Spenc
